4 创业



一系列的市场决策，不管你是否相信，
都在叠加成对一个人品性的刻划。




——亚当·史密斯《金钱游戏》

　　随着合伙人企业的建立并开始运作，巴菲特被一种看似古怪的忧虑所困 扰着。正如他写信给“大男孩”（杰里·奥兰斯）所说，他害怕到最后自己 的企业变得过于庞大，从而金钱会将他的孩子们腐蚀。他甚至找不出“一种 符合逻辑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金钱”。


目前这还没有成为一个问题，但是乐观地来看，它是会发生的，我想了半天也没有什 么结果。我敢肯定自己的确不想留给孩子们大堆的金钱，除非等我再老点，等我有时间 看看这些孩子是否已经成材后再这样做。然而，留给他们多少钱，剩下的钱怎么办等等 诸如此类的问题让我大伤脑筋。


　　此时巴菲特有 26 岁，他有着中等的积蓄和并不稳定的收入。要是其他人 对自己尚未挣到的百万财富如此忧心的话，他一定会招到别人的暗暗讥笑。 但对于巴菲特而言，这可不是在虚张声势。他知道正如别人所做到的一样， 他一定也会很富有——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显示成功的富有，而是富有得让人 不知如何处理才好。他所担心的是如何花费他的“金钱”。确实，以前他曾 经也有过如此忧虑——而并不是如何挣到它们。
在他的业绩还只处于中等水平的时候，巴菲特这种令人敬畏的自信心正
是激励他的动力。在 1957 年的时候，巴菲特还仅只是为几个亲戚朋友掌管着 区区 30 万的数目。如果他不甘心只作一个奥马哈的平凡股票经纪人的话，他 就需要有资本，有大量的资本。而如果巴菲特要筹集资本，除了他那令人惊 愕的自信以外，有什么能使吸引投资者信任他呢？
巴菲特没有作为独立操作者的辉煌业绩，他没有任何明文表达的东西可
以说明他值得大家信任。而且他不仅仅要求能自由运用客户的资金，他还想 绝对地控制它。他不希望任何人过问他在股票上所做的决策——没有像巴菲 特—福尔克里的那种小心谨慎的客户，没有像格雷厄姆—纽曼里的那种疑虑 重重的上司。
到目前为止，巴菲特对所有现有的股票和债券都了如指掌。一行一行地，
他把每一份财务报告和穆迪的书都牢记在心；一天一天地，他在心目中建立 起了对“华尔街”的整个详细轮廓，就好像他能辨别出地平线上的每一块石 头。他相信没有任何人的分析能比自己的更好。
　　在写给奥兰斯的信中，他会评价那些业绩非凡的共同基金，会对国库券 作出一些建议，还会在一大段令人窒息的语句中抨击关于为资本或收入而投 资的传统箴言。当他把所有的才识都聚焦于一个单一的、始终执著的目标， 当奥兰斯写信就共同基金向他讨教一番时，巴菲特和颜悦色地回答他：
你在信中提及的那些目标没有任何意义，这都是负责人们侃出的一派胡言。每个人都有 着相同的目标——那就是承担最小的风险来获得远远多于投入的金钱产出。


　　假使连巴菲特内心的自信和清醒的规划都得不到公众的信任，那么还有 什么能博得信任呢？如果不是因为他性格中具有那些鲜明的方面，他又为什
　　
么要尝试进行他的事业呢？
　　1957 年的夏天，巴菲特接到了一个叫埃德温·戴维斯的奥马哈著名的泌 尿科医生打来的电话。他们从未见过面，但是戴维斯的一个病人，一个叫阿 瑟·威森伯格的纽约投资顾问，在纽约时认识了巴菲特。威森伯格听说巴菲 特正在努力筹集资金，于是他建议戴维斯打电话给他。尽管戴维斯对投资于 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新手颇感疑虑，但他还是同意见巴菲特一面。在约好的 那个星期天，他召集全家人一起对这个年轻人作一番评价。在他的第一眼印 象中，巴菲特的确令人大吃一惊。


门铃响了，走进来一个小伙子。天哪！他看上去只有 18 岁。他梳着非常短的头发，显 得过于男孩气了。他的领口敞开着，外套显得十分肥大，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他的外衣， 他讲话语速非常快。


　　这对巴菲特而言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时刻。戴维斯医生能够给他资金，而 更重要的是一种肯定。如果他能和戴维斯签约，那他就绝不仅仅是为他的父 亲和艾丽斯姑妈进行投资了，他将从此跨入职业投资者的行列。
　　但是巴菲特并没有营造出一种别人所希望的气氛。的确，他的某些语句 是想故意引起戴维斯的注意。他对他们说他不会披露他们资金的投资去向。 他会给他们一个年度成果总结，其他的便什么都没有了。
同时，巴菲特每年只有一天“对外办公”。在 12 月 31 日那天，戴维斯
可以增加或抽回资金。其他情况下，资金都将由巴菲特单独处置（巴菲特向 他们保证，他一定会遵循格雷厄姆的原则来做的）。他平静地陈述着，不带 任何修饰，但是内容非常清晰。虽然巴菲特对戴维斯资金的需求如此迫切， 他只想以他的条件来得到对方的资金。
然后他又提出了条件，戴维斯作为有限责任合伙人，可以得到巴菲特赚
得利润中不高于 4%的所有部分。余下的利润由两人分成——75%归戴维斯，
25%归巴菲特。这样巴菲特就不是让戴维斯孤身赌博了，巴菲特的资金也在其 中。如果他业绩平平或更糟，巴菲特就会什么都得不到——没有工资，没有 代理费，什么都没有。据医生的女婿李·尔曼说：“这件事情很快就定妥了， 我们喜欢这样。你知道你和他所处的位置。”
巴菲特告辞后，戴维斯从各个角度又考虑了一番。从客观的角度来说，
他们没有任何根据可做判断。但医生的妻子，多梦西表示“我喜欢这个年轻 人的各个方面”。埃德温投入了 10 万美金。
　　到了年末的时候，巴菲特已经营着 5 家小型合伙人企业，总资本有 50 万美元。就是这一年，巴菲特的第一年，他的投资组合赢利达 10%，轻轻松 松地超过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后者则经历 8%的下跌①。
由于苏茜要生第三个孩子了，同时沃伦的事业看起来也渐入正轨，巴菲 特家在法拉姆大街买了一套宽敞的五居室房子。沃伦协助他的女儿，招标出 价，告别了旧房子。以前，4 岁的“小苏茜”患了一种可怕的臆想症。她认 为屋里有一个戴着眼镜的闯入者，并把它称为“眼镜人”。每天晚上，在她 睡觉之际，小苏茜执意要求他父亲从阳台到她的房间都检查一遍，以防“眼 镜人”藏在那儿，如今，他们就要驱车搬走了，沃伦让他的女儿进屋最后看



① 巴菲特向合伙人汇报中的道·琼斯指数额都经过调整，包括了红利在内。

一眼。他俯下身说：“‘眼镜人’就留在这里了，和他说再见吧！” 巴菲特的新家是一幢 20 年代建成的有着褐色装饰的灰泥建筑，是一幅郊
外中上等阶层的风景图。它临着一条繁华的街道，但又掩映在树丛之中。在 给杰里·奥兰斯的信中写道，巴菲特觉得房子不值一提，“这儿没什么新鲜 的。我提到过我买了幢房子。”真正吸引他注意力的是所花的费用。“巴菲 特的愚蠢的建筑，”他说，“有许多房间，在房子里和院子里都有。”但他 没有“乱花钱”——这对于奥兰斯是多余的安慰，房子花了 31500 美元。
　　巴菲特在卧室的起居处工作室中，那房间已由他的妻子用绿色的墙纸装 饰了一番。那年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彼得出世了，但沃伦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 他的精力全都被股票和债券包围了。他说当他呱呱落地之前，他就在思忖着 赚钱之道了。
　　巴菲特一家搬过来不久，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的同事，汤姆·克纳 普就飞到奥马哈来了。他和巴菲特一起开车去威斯康星的伯格依特，去听格 雷厄姆的演讲。在路上，克纳普偶然提到美国邮政正在将它的 4 分面值的总 集印花退出流通。巴菲特灵机一动——这可是赚钱的好机会！他和克纳普在 开车回家的路上在每个邮局门前都停下来，“投资”于很快将变得珍稀的兰 鹰印花。最后，他们买了价值 12000 元的印花——我的所有印花，唉！都注 定要存在克纳普的邮室里了。
巴菲特在股票上做得很出色。他的合伙企业在 1958 年赢利上升到达
41%，比升出 39%的道·琼斯指数略高出一些。到巴菲特第三年之末，合伙人 企业的原始资金已被翻了一番。
他还在招集新的投资者。他和朋友们签约，比如来自哥伦比亚的弗雷
德·斯坦贝克、唐·丹利，还有杰里·奥兰斯。他找到邻居和从前的学生， 他还和利兰·奥尔森，那个曾听过巴菲特课的产科医生签了约。当奥尔森希 望能和他母亲签约时，巴菲特开着他那辆兰色的小型大众甲壳虫车穿过一阵 伸手不见五指的暴风雪，然后衣冠整齐地到达了，仿佛他刚从一个大众汽车 的宣传广告中走下来一样。但是巴菲特不愿意屈尊或改变他的信条来接受新 的投资者。
正当巴菲特处在积聚能量的阶段时，杰里·林沃尔特，拥有奥马哈的一
家保险公司，同时也是巴菲特的艾丽丝姑妈的一个朋友，给从未谋面的巴菲 特挂了个电话，答应提供给他 1 万美元“随他玩玩”。
巴菲特回答说他指望着像林特沃尔这样的大腕能给他提供 5 万美元。这
回答让林特沃尔感觉很不愉快，但他还是重申了一遍 1 万美元。 巴菲特谢绝了。 满城人都对巴菲特的神速起步及他那不同寻常的进取心流露出惊讶的神
情。正如巴菲特的一个投资者回忆道，在奥马哈的一个大饭店——黑石饭店
——举行了一次午宴。每个人都在谈论着沃伦·巴菲特，当时鲍勃也在现场， 他可是奥马哈的大腕之一。他说：“这年轻人将来会破产，这还是一个新见 解，你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赔光所有的钱。”
　　但凡是遇到过巴菲特的人都有着完全相反的印象，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成 果，倒不如说是因为他镇定自若的自信。有一次他参加了邻居们的一次会议， 大家正热火朝天地讨论着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市政府做出的要重新规划法内 姆大街交通的提议。巴菲特站起身来以平静的口吻建议大家把这事儿忘了。
　　
就这样，人们都意识到他是对的，于是纷纷回家去了①。巴菲特在他的投资者 那里得到同样的反应，他们认为他能看穿简单的事实，而自己却往往将它忽 略了。
　　巴菲特执意不肯透露自己的股票，因为他担心别人会模仿他，如果他要 更多地买进，他就得花更大的费用。他不和任何人提及此事，他甚至害怕说 梦话，因为他的妻儿可能听到。
　　但在他的森严戒备之后，他生活在一种格雷厄姆—纽曼的幻想之中，一 个又一个地选出廉价的小股票。他的才智并没有反映在他的经营范围上，那 只局限于投资业，而是蕴藏在他精神之中，他的整个精神都凝聚在一个绝妙 的发泄中。就如同他在孩提时代分发报纸一样。他一个公司接着一个公司地 分析着，然后记在脑中。一旦某个公司变得便宜了，他便猛然出击。
　　美国国民火灾保险公司是人们所见过的最不起眼的公司，它是一个设在 奥马哈的保险公司，由银行业巨头霍华德·F.阿曼森和他的兄弟海登控制着。 它的股票是 20 年代末被分销给了内布拉斯加农场主们的，此后便被公众遗忘 了。现在阿曼森兄弟出价以 50 美元一股买回股票。他们的出价很低，但是由 于这种股票没有公开市场存在，股票持有者们逐渐开始脱手了。
　　在州保险卷宗里苦苦挖掘了一番以后，巴菲特意识到它实在太廉价了， 但是他找不到股票可供他买进。他和他的律师好友唐·莫内恩跑去参加股东 年会，但是海登·阿曼森很不礼貌地拒绝让他们看股东名单。于是就像请一 位朋友花一下午时间去寻找高尔夫球一样，巴菲特建议莫内恩开着车满州找 一遍股票。莫内恩经不住巴菲特的怂恿，驾着一辆红白相间的雪弗莱车向内 布拉斯加最远的角落出发了。不论是在乡村法院、银行或是类似的地方，他 每看到一个人就向他提出以 100 美元/股收购。事后莫内恩说：“这事听上去 像是老生常谈，反映出他会为自己的想法而奔波。沃沦·巴菲特是我见过的 离‘完美先生’（完美的译音）最近的人。”“完美先生”和他的合伙人得
到 10%的股票，赚的钱超过了 10 万美元——这是巴菲特首次击出的一记重
拳。
　　桑伯恩地图公司是另一例子，说明巴菲特从本·格雷厄姆那里学了不少 东西。桑伯恩曾一度利润丰厚的地图生意日趋没落，但是公司还拥有一个在 生意红火时建立起来的投资组织，约值 65 美元/股，而该股票仅以 45 美元的 价格交易着，这反映出公司地图生意的逐渐衰败。如同北部管道公司股票的 翻版——北部管道公司的铁路债券被格雷厄姆选中。与他的导师如出一辙， 巴菲特在整个 1958 年和 1959 年间买进桑伯恩股票，他对格雷厄姆的陈述深 信不疑，“股票迟早会上升回归到自己的价值。”
　　但是它并没有回升。公司的总裁们只拥有 400 股股份（另外有 105000 股流通在外），于是安于现状，任凭股价逐渐衰落。事实上，他们坐吃山空，
在 8 年里曾五次削减红利。然而，巴菲特注意到，委员会的成员却从来没有 因此而减少自己的薪金。
　　按照格雷厄姆的方法，巴菲特一步步地成为了一名董事。他游说管理层 去发掘投资组合里隐藏着的秘密价值，然而遭到了管理层的拒绝。
同时，尽管巴菲特披露说他的投资者们把 35%的资产投入到单一的股票 中去了，但他没有对自己的投资者提到桑伯恩，但是他和其他持不同意见的



① 会议的组织者乔治·佩恩立即打电话给巴菲特，然后报名加入了合伙人企业。

股东们开始煽风点火。在 1960 年，桑伯恩妥协了，他同意用自己的组合将股 东们持有的股票全部买回。巴菲特从中赚了约 50%的利润。他在泄秘给合伙 人的信中说：“这确实说明有必要对运作情况进行保密，而且在短时间内衡 量我们的业绩纯粹是徒劳。”
　　并不是每个人都很信服。在桑伯恩的插曲中间，一个叫约翰的纽约金融 商抱着希望加盟的念头来与巴菲特会面，当约翰知道巴菲特不愿揭示他的持 有的股票时，他决定不投资了。
　　巴菲特也曾找过一位叫唐纳德·基奥的人，他家的孩子经常和巴菲特家 的孩子一起玩耍。“唐，你有一群可爱的孩子。”巴菲特说，“你有没有想 过怎样让孩子们念大学呢？”
　　基奥是一家咖啡批发店的有望提升的经理助理。他挺喜欢巴菲特，但他 觉得奇怪的是他的邻居总是闷在家里，穿着运动裤和 T 恤衫工作着，因此基 奥谢绝了他。
　　那些凭着直觉和巴菲特签约的人认为他那种像嘉宝一样的孤僻性情正是 他的吸引人之处。当巴菲特执意强调保密时，他不仅仅是想防止走漏消息， 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受到侵犯，以此来维护完全的独立。他不想有泄露内情者 或是胡乱猜测者。对于一种有投资价值的股票，巴菲特必须说服自己，而一 旦他做到了，那么别人的意见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从本质上对提供建议者和 金融预言家持怀疑态度。如果股票是以公众的意见为基础的，而当意见变化 时，又会怎样呢？他坚信自己的分析的变化却要少得多。
巴菲特从外界只需要一件东西——“资金”。
　　1960 年，刚满 30 岁的巴菲特，遇到一个更热心的合伙人，一位叫威廉·安 格尔的友善的心脏病学家。“道·安格尔”为巴菲特做了一个火车模型放在 阁楼上，而且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沃伦问我是否有兴趣召集起十个医生 让他们每人投资 1 万，”安格尔回忆道，“于是我在道奇大街 49 号的一个饭 店里找来了一群克拉克森医院的医生。”
在公开场合，巴菲特不得不以资金管理者的身分抛头露面，而在餐馆里
——山巅小屋——他把在戴尔·卡内基学到手后又在夜课班上得到提高的说 话技巧举以示人。他的黑色轮廓被渐渐黑下来的夏天的天空所映衬着，他滔 滔不绝地讲着本杰明·格雷厄姆和莎士比亚的话语，不时地穿插几个善意的 自嘲，他讲了近一个小时。
第二天克拉克森咖啡店里的谈话都是关于同一个话题。一个产科医生
说：“我们不该把钱给那个年轻人，他会跑到外国去的。”阿瑟·格林，他 曾经听过巴菲特的课，宣布他不准备投资，因为巴菲特曾经把 AT＆T 讽刺成 “一个老妇人的股票”，而他持有 AT＆T“真愚蠢”，这些是格林后来说的， 但有十一个医生决定碰碰运气，在奥马哈，至少巴菲特业绩非凡。
　　第二年，巴菲特在一家公司身上下了 100 万美元的赌注，这是他有史以 来最大的一次投入，要是这帮医生知道了一定会目瞪口呆的。登普斯特尔机 械制造厂是在距奥马哈南边 90 英里的内布拉斯加的比阿特丽斯的一家有 80 年历史的风车和农用工具的制造厂，风车制造生意无法效仿施乐公司，因此 登普斯特尔在停滞的销售和令人担忧的利润中苦苦挣扎。巴菲特曾经在几年 前就研究过这种股票——它是一种廉价的典型的格雷厄姆式的股票。1961 年 他迫不急待地买下了达到控股的股份额，把他合伙人资产的 1/15 投了进去。 巴菲特任命自己为主席（对于投资者而言非同寻常），这一举动表明他绝不
　　
甘心只做一个投资者。 照他的性格，巴菲特把唐·莫内恩硬拉入了董事会。每个月，巴菲特和
忠实的莫内恩都会驱车来到比阿特丽斯，平原上的一个肮脏小镇，像是唐·吉 诃德和他的桑科·潘萨。但是巴菲特不能完全控制登普斯特尔厂，它需要一 次彻底的改变，但和这些琐碎的细节打交道并不是他的特长。就像在巴菲特 杂货店擦水果箱一样，巴菲特更喜欢以数字形式抽象出来的企业本身。每个 月，巴菲特都请经理人员压缩费用清点存货，而他们总是口头答应，然后等 着他回到奥马哈再说。巴菲特于是迅速地将公司标价出售了。
　　但是他对导致他购买的格雷厄姆式的前提并未提出质疑，实际上格雷厄 姆的影响渗透了整个合伙关系。除了登普斯特尔以外，资金全被分散到四十 种股票中去了——雪茄烟头，套利，企业后期工作（比如清算）都来自于格 雷厄姆—纽曼的经营手册。巴菲特写给合伙人的信里毫不惭愧地模仿他的导 师，他甚至还学格雷厄姆的缺点。和他的老师一样，巴菲特把所有的高技术 公司看作投机者而拒之门外。格雷厄姆就曾经拒绝过施乐公司，巴菲特曾在
1 美元/股的价位拒绝了数据控制公司，尽管他和计算机巨人的创造人威 廉·诺里斯是亲戚（通过一个叔叔的婚姻建立的亲戚关系），而且他十分清 楚自己的机会。
当巴菲特家到加州度假时，巴菲特在夏季到格雷厄姆家拜访了许多次（巴
菲特家住在一家非常便宜的简易汽车旅馆里）。巴菲特会呆上几个小时，他 还和格雷厄姆的妻子埃斯特尔建立了友谊。
那时候，格雷厄姆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他那有着橄榄色皮肤的法国情
人玛丽·路易丝·阿米洛斯开的一个普通公司上。埃斯特尔·格雷厄姆被此 事给压垮了。她是来自布鲁克林的一个贫穷女孩，埃斯特尔自学成才而且迷 恋上了洛杉矶的豪华生活。在洛杉矶，她和格雷厄姆在好莱坞共享过一个包 厢，举办过奢华的晚会。居住在街对面的格雷厄姆的一个堂侄，罗达·萨耐 特说：“本并不总是生活在茶和奶饼里，并不因为你是天才，你就会成为世 界上最体贴的人。”
巴菲特对埃斯特尔很友好，甚至在格雷厄姆不在时也喜欢呆在他那里。
可笑的是，格雷厄姆的妻子竟成了巴菲特最热情的信徒。尽管格雷厄姆介绍 其他人向巴菲特投资，埃斯特尔却直接和他投资。她对萨耐特感叹道：“这 个人的确已成熟了，他完全值得信赖，你应该加入他的行列。”
巴菲特自己十分沉默寡言。有一年他意识到，市场将会有一次恶变。他
警告他的合伙人说：“我们注定要有几年被道·琼斯指数超过的。”要想每 年都超过道·琼斯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在巴菲特短短的记录中（包括尚未 处理的登普斯特尔厂）显得战绩赫赫。要知道在许多年份里，绝大多数的资 金管理者甚至达不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水平。在第一个 5 年中，巴菲 特合伙企业就把道·琼斯指数远远抛在后面了。


合伙人企业 道·琼斯 1957 ： ＋ 10.4% -8.4% 1958 ： ＋ 40.9% ＋ 38.5% 1959 ： ＋ 25.9% ＋ 19.9% 1960 ： ＋ 22.8% -6.3% 1961 ： ＋ 45.9% ＋ 22.2% 而五年的累计收益 ＋ 251.0% ＋ 74.3%
这最后一对数字值得多看一眼，道·琼斯增长了 3/4，而巴菲特的证券
组合则翻了两倍半。 在奥马哈，巴菲特成功的消息不胫而走。熟人们都会逛到罗斯牛排屋来
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他是否有什么内部消息。巴菲特会非常友善地建议他 们去拿根铅笔，闭上眼睛，然后在股票图上点出几个来。他还会光顾奥马哈 乡村俱乐部，穿着黄卡其布的裤子和哈希帕皮鞋，穿着高尔夫鞋和运动衫， 比他年长的人就会像蜜蜂一样朝他聚拢来，但他们采不到任何花蜜。
　　实际上乡村里每一个其他做股票的人都在拿着一些二手的想法夸夸其 谈。吃午饭的时候，在高尔夫球课上，在电话上——每天一万次——投资的 人们吸进呼出着所喜爱的股票的名字，而且他们大多数的情报在几天内就被 遗忘到脑后，如果不是一会功夫就忘了的话，就是不久后被某种新的热点股 票所代替。巴菲特截然不同，他对股票有一种所有权感，就如同一个艺术家 对于未画完的油画一样。他津津有味地讲着他在股市里漂亮出击的故事，但 只在它们都已完成之后，而且也只限于他计划安排了的那些股票。
人们都喜欢听他讲述，因为他能使商业听起来很通俗易懂，而且他讲得
风趣幽默。1960 年，他对“数据文件公司”作了投资，这是由一名叫韦恩·埃 文斯的一个朋友和约翰·克利里（巴菲特父亲的一位前任助手）建立起来的 奥马哈账目卡片制造厂。埃文斯和克利里很快就让巴菲特当上了主席。于是 巴菲特把同在本·格雷厄姆班上的同学比尔·瑞恩和弗雷德·斯坦贝克，以 及一个芝加哥的朋友罗伯特·马洛特招进了董事会。他们在董事会会议召开 前一天的晚上飞抵奥马哈，正如有人说，他们主要是想找个借口“在罗斯店 吃点牛排，然后和巴菲特聊上三四个小时”。
他有令人吃惊的一大圈朋友，许多人同时也是他的投资者，他对人和人
的态度从来不会因人而异。他总是很迷人、谦逊、随意，走到哪里都像是个 授业解惑的尊师。他从不在工作和其他事务间划出一道界限，他到什么环境 中就会马上投入进去。罗伯特·比利格，他的一位高尔夫球伴，说巴菲特“可 以比任何人更好地处理各种建议”。当比利格告诉他如何瞄准时，巴菲特关 闭起其他任何东西，将他超人的注意力集中到高尔夫球上。比利格惊叹道： “他竟能经常做到这一点，这简直太令人吃惊了。”
　　巴菲特工作之余的爱好便是桥牌。他总是定期地打牌，牌局的成员可谓 是美国人的样本——有广告部经理、别克车经销商、法官、人寿保险员、抵 押贷款员、铁路律师以及美国汽车联合会分会总裁等等。巴菲特会拿着一盒 六罐装的百事可乐出现在大家面前，还会讲一些笑话和故事来供大家消遣。 他从不提到自己赚钱的事情，关键在于他根本不去提，他打得如此激烈，就 仿佛他不是用股票和债券而是用将牌在工作。
　　
　　巴菲特不愿失败，他不下太高的赌注，也就是说一点只计 1 美分，除非 他认为他们这方有优势，他像对待 25 美分一点的牌那样认真地去打。
　　巴菲特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打牌的方法，他会盯着一副牌，然后像一部 机器那样计算点数。“他不带任何感情，”詹姆斯·科列，一位律师和偶然 的牌友说，“它对他来说是数学。”
　　在打出第一张牌之前，巴菲特会计划好整个牌局，筛去可能出现的坏机 会。凯·克特尔，一位人寿保险员回忆说：“沃伦总是坐在那儿想呀想，直 到他想清楚整副牌中每张牌都在谁那儿为止。我带我父亲去玩过一次——他 几乎快疯了。”
　　巴菲特却一直是如此地严密分析——不同寻常地严密。表面上看起来他 情感的摆钟没有别人摆得那样远，没有什么力量促使他表现出一种情感；如： 愤怒、沮丧、莽撞，或是其他超出于他惯常的浸透着百事可乐的饱满精神的 情感。他总是很具逻辑性，而且脾气温和，总在同一条弧线划定的界限之中。 巴菲特对苏茜非常依赖，由她来付帐，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凡是他范 围之外的东西，都是由苏茜来处理的，特别是，苏茜使沃伦避开了他的母亲。 甚至在成年之后，每当他看到那老太婆，他都会战栗或变得沉默，陷入一种 令他束手无策的痛苦中。他极力避开她，在全家团聚的时候，他会在用餐完
毕之后借口说他要“小憩片刻”，然后退身而去。
　　有一次，当利拉要离开时，她和她的儿子经过一条大厅的通道。当她想 和孩子吻别时，沃伦转身走开了，剩下他妈妈满眼泪水地留在那儿。但是除 了这种很少机会的相遇外，苏茜总是护着他，替他挡驾。苏茜会去和利拉谈 话，这样沃伦就不用去了。
沃伦对苏茜的需要是可以察觉到的。一次，他们在华盛顿拜访他姐姐多
丽丝时，苏茜在早上 6 点的时候被一阵钻心的憩窒炎痛醒了。在去医院的路 上，尽管苏茜是病得很重的人，她还在极力安慰沃伦。沃伦对医院怀有一种 极大的恐惧感，因而看上去显得比她更无精打采一些。
即使在平平常常的一天，当苏茜走进房间时，沃伦的脸都会为之一亮—
—是他情感的流露。她用手指梳理着他的头发，帮他系好领带，坐在他腿上， 紧紧抱着他。她是他的支柱，有可能是指苏茜对他童年经历的抚慰性的探寻。 沃伦有一次宣称“苏茜一根根地清除了荆棘”。而苏茜提起沃伦的时候，仿 佛他是一个脆弱的孩子需要她的保护。她会对孩子们暗示，他有些方面是他 们所不知晓的——而只有苏茜才对此了解。
他们俩非常互补，沃伦是专心于自己事业的人，而苏茜则愿意结识无穷
无尽的密友和寻求安抚的人，比如正在闹离婚的朋友，与亲戚不和的邻居等 等。就仿佛奥马哈任何遇到麻烦的人都坐过苏茜的“长凳”。她不止一次地 与侍者或侍女谈得非常投入，于是她在离开餐馆时留下了他和她的电话号 码。
　　苏茜决心不让巴菲特过着单调的生活。举个小例子说，他们加入了一个 “美食烹饪俱乐部”。在这儿，一帮夫妇们会一个月吃瑞典肉丸，下一个月 吃法国油煎薄饼。但是，每次沃伦都会开心地请求主人给他做汉堡包吃。他 喜欢固守熟悉的东西：同一座城市，同一种食物，同一种单一想法的追求， 他固守着那条弧线。
　　在宴会上，巴菲特夫妇表现截然不同。苏茜会去整理房间，她会靠着某 个人，睁圆她的大眼睛问道：“每件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沃伦则自己缩在
　　
角落里，“看上去那样年青，翘着一撮头发，逗人喜欢。”苏姗的朋友尤妮 斯·德内恩伯格说道。但是人们都会朝他涌去，不费太大功夫，他就会开始 讲述一个故事，精确地选择用词，把它用得恰到好处。“你向四处环顾，突 然人们就都到他那儿去了”，他在哪里，学校就在哪里。
　　巴菲特不仅仅是一个闲谈者，他有目的地谈话。理查德·霍兰（一位奥 马哈广告经理），观察到，即使在社交场合，巴菲特也有一定的目的性。霍 兰在自己近 60 岁的时候遇到巴菲特，这时霍兰正在为一位不动产的客户作信 贷委员的职务。巴菲特曾被推荐去经营管理清算，他那时穿着网球鞋和一件
T 恤。“我想他也许已经准备好要破产了，”霍兰说。他们变成了好朋友， 而且霍兰也投资于巴菲特。他发现巴菲特不是一个闲极无聊者。“他想要谈 论某些东西”，但他在小型会谈中显得不在行，总是不时地发出神经质的轻 笑声。
　　杰里的妻子简·奥兰斯，认为巴菲特的思维以不同的方式“运转”，他 会在晚报上找出一个主题，然后问每个人对它的看法是什么，就好像他正带 着做一个研讨会。有一年，大约是 1961 年，当沃伦和苏茜在纽约拜访奥兰斯 的时候，巴菲特整个晚上都在谈论人口，说人口过剩是世界上最严峻的问题。 这就是典型的巴菲特式风格：逻辑化和数字化。同时，这个问题触及到了他 对人类生存的极大恐惧。但巴菲特并不对它表示出敌对之意，这个问题的影 响因此轻微了许多。引用简·奥兰斯的话：


他用幽默的方式谈论起这件事。他显得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逻辑性，但并不是在做讲 座。他使你觉得会和他提出相同的结论，尽管很明显地是他早已做过更深邃的思考。当 他让你觉得他控制了一个晚上的同时，你却并不觉得过得不开心。


　　巴菲特也在纽约筹集了大量资金。巴菲特家春天来到这里，既是为了看 朋友也是为了沃伦做生意。他会在旅馆——通常是广场饭店——打电话给奥 兰斯，问道：“大男孩，你能带一个 6 听装的百事可乐来吗？你简直想象不 到这儿的服务收费有多高！”这个时候，巴菲特却正在接受 6 位数的支票。 一定程度上他受益于格雷厄姆的关系网。他在纽校（NewSchool）的一次 讲座上遇到了马歇尔·温伯格（一位经纪商，同时也是格雷厄姆的校友）。 巴菲特和温伯格交上了朋友，温伯格和他的兄弟们投入了 10 万资金。另一个 经纪商朋友亨利·勃兰特，也作了投资，并且还向自己的客户推荐了巴菲特。 劳伦斯·蒂施，曾是被霍华德·纽曼（格雷厄姆—纽曼的前身）开除出来的
一个人，也投入了 10 万资金。 然后便是一个叫戴维·施特拉斯尔的纽约人，他的家族所做的生意主要
是挽救陷入困境的企业。施特拉斯尔飞到奥马哈想买下登普斯特那个风车公 司，巴菲特到机场来接他。施特拉斯尔说道：


对下人我有一种典型的纽约人的态度。我曾去过哈佛，而且在 MIT 念过书。我刚做完 一些生意，自我感觉好极了。我们开了一会儿车以后，他开始询问一些主要由我们家族 持有的公司的问题。有哈特佛的比林斯和斯宾塞公司，它做模具和金属剪切机。它只有
约 2%被公众持有。我至今仍不敢肯定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然后他又开始问我有关资产 负债表的一些问题。他对此比我在行得多，这叫我整个地发凉。

施特拉斯尔，这个“典型”的纽约人，当即决定投资。
　　以 105000 美元起家的巴菲特合伙人公司，到 1962 年达到了 720 万的资 本，比格雷厄姆—纽曼在鼎盛时期还高。总共有 100 万是属于巴菲特个人的。 他尽管还是小人物，但已经受了检验。尽 管他还尚未在整个公众中名声大噪， 但他已不是无名小卒。最初的由 7 个核心组成的投资团发展成为拥有 90 人的 投资组合，其成员从加州到佛蒙特，共济一堂。
　　由于新的账目迅速膨胀，巴菲特觉得他的起居室已经不够用了。他把几 个合伙人企业合并成了一个：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他把最小投资额扩大 四倍达到 10 万美元。而且他把办公室移到了凯威特广场，这是座位于法内姆 大街 14 层楼的白绿相间的高楼。
　　凯威特广场座落在奥马哈商业区边缘的一座小山尖上，周围混杂分布着 简陋的路边商店，公寓和一座年久的铸钢厂。巴菲特的房子只求实用，显得 单调但是单调得让人高兴。正如巴菲特向他的合伙人保证的那样，他说他不 会太挥霍。从巴菲特的观点来看，它确实像一座宫殿。他有一个秘书和一个 助手可以使他从管理的琐碎小事中解脱出来。于是，就有更多的时间花在穆 迪上。他还有地方可以租给体病的父亲。而且办公室和他家就在同一条街道 上——就好像一条两英里的过道连接着他的卧室和书房。
巴菲特终日忙于阅读年度报表和商业刊物以及在电话上交谈。尽管有越
来越多的报告要看，越来越多的股票要分析，他的心情十分乐观，但是生活 相当单调，他常常一个人吃午饭，订一份奶酪堡和法国炸鸡。他的小职员们 对他选择股票的情况知道得并不比他妻子更多。
巴菲特确实有一个办公室外的顾问——他在几里以外的地方。他在给合
伙人的信中常提到一位“西海岸的哲学家”朋友，这个笔名足可以暗示出此 人的影响力。查理·芒格，他比巴菲特高六级，也是在奥马哈长大的。他的 父亲是律师，而祖父是一名法官。他是埃德温和多萝茜·戴维斯家的好朋友， 同时也曾每周六在巴菲特杂货店工作（受奴役）过。
在大学里学了 3 年以后，加上战时缩短学制，芒格在没有学士学位的情
况下进了哈佛的法学院，他的同学们都觉得他是个才华横溢，同时又顽固地 坚持着自己错误的人。当他毫无准备地被一个教授召见时，芒格顶了回去： “我还没念过案例呢，但是如果你陈述给我事实，我就给你说出法律。”
从哈佛毕业以后，芒格在洛杉矶投入实际工作，但在 1959 年时他回到奥
马哈来关掉了父亲的企业。埃德温·戴维斯的儿子，巴菲特的投资者之一， 对两个人表现出来的想象大吃一惊，于是邀请他们俩人一同在一个颇有特色 的奥马哈俱乐部共进午餐。他们立即一见如故。
“沃伦，你都在忙着什么呢？”芒格问道。 “噢，我们有个合伙公司。” “也许我能在洛杉矶处理它。” 巴菲特凝视着他，然后说：“是的，我认为你能。”
　　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在两人一个共同的朋友迪克·霍兰家碰头，大谈特谈。 芒格整个晚上都抱着同一种饮料不放。他极度热衷于闲谈。当他举起杯子， 仰着头要下咽时，他会举起另一只手作一个停止的手势，这样别人就不会打 断他。
　　芒格的长相并不吸引人，他长着一张小妖精似的脸，皮肤苍白，戴着一 副镜片厚厚的眼镜。尽管他有点势利，而且有高度的判断力，但他对伦理学
　　
很有见地。他的精明与一种丘吉尔式的自信和无忧无虑的心境配合得极好。 有一次当有人问他会不会弹奏钢琴，芒格回答说：“我怎么知道，我从来没 试过。”巴菲特觉得他拥有一种相似的智慧和彻底的独立性。
　　当夏天巴菲特到加州去时，两个人的友谊逐渐加深了。巴菲特在家时， 他四肢伸展地躺在地板上握着电话和芒格不停地交谈。据苏茜说：“在巴菲 特的吃饭时间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噢，爸爸还在和查理谈话呢’。”她回 忆道，“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互相都明白对方要说什么。因此似 乎他们无须说什么总是‘是的——噢呣——我明白你的意思——完全正 确’。”
　　巴菲特说他和芒格的想法如此相似真是“见鬼了”，但是与巴菲特的许 多朋友不同——而且这一点正是他吸引人之处——芒格对他从来没敬畏感。 巴菲特对芒格如此着迷，于是他力劝芒格选择他这一行业，他总对芒格
说从事法律简直是浪费他的天赋，而芒格也从不否认：


和沃伦一样，我也有强烈的变得富有的欲望，并不是因为我想拥有法拉利——我想拥有 的是独立。我无比渴望得到它。我觉得不得不给别人发送货单确实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 我不知道自己这种概念都是从哪儿得来的，但是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我已经节衣缩食地 活了多年了，我为的是要攒些钱。


　　他开了一家法律公司：芒格，托尔斯＆希尔斯，但他很少去那儿工作。 到了 1962 年，当巴菲特搬进凯威特广场时，芒格正在经营着自己投资的合伙 企业。
那年春天，巴菲特带着一个问题找到了芒格：对登普斯特尔该怎么办？
芒格不是本的信徒，在他看来，陷入困境的公司，就易倾向于以格雷厄姆式 折价出售的那种，要治理好并不容易。
但是芒格认识一个名叫哈里·博特的年轻人，他也许是能解决登普斯特
尔问题的人。巴菲特在洛杉矶与博特进行了一次会面，六天以后博特就在比 阿特丽斯任职工作了。他采取了一系列压缩成本，关闭工厂，大幅削减存货 的措施。巴菲特在给他的合伙人写信谈到博特①时宣布：


毫无疑问，哈里正是所需要的人??他完成了一件又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博特做着——非常出色地做着——巴菲特所不能做的辛苦的工作。他从 登普斯特尔那些业绩不佳的工厂里榨出现金来让巴菲特投入到股票和债券中 去。用哈里·博特提供的资源，巴菲特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企业——它有 着多元化而且稳步升值的证券组合。这就是那种巴菲特的炼金术。他对合伙 人说：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把一度衰落的制造行业的资产，转化到了我们认为成功的企业—— 证券工业中。

劳工的重新调配成本巨大，100 名工人被解雇了。而且巴菲特在比阿特



① 巴菲特毫不掩饰地谈到了一个曾经被他控制了大多数股份的公司。

丽斯遭到了严厉的抨击。比尔·奥蒂斯，他的一位桥牌牌友，以一种玩笑的 口吻问他：“你在解雇了这么多人之后，怎么还能安然入睡呢？”
　　对巴菲特这个对自身名誉看得极为重要的人而言，这句话可不只是一句 玩笑话。
　　“如果我们把他们留下的话，公司就会倒闭的。”他说道，“我一直在 关闭工厂，而大多数人却过得比以前还好。”
　　尽管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巴菲特还是对自己被称为破产清算管理人感到 深恶痛绝。于是他发誓他“再也不会”解雇人员了。
　　但是事情的结果并不糟糕。一年以后，登普斯特尔精简了许多，但它也 有了更丰厚的利润，而且它还有了价值 200 万美元的证券。1963 年巴菲特将 它卖了，为合伙企业净挣了 230 万美元的利润，而且将它的投资翻了近三番。 三件事情促成了这样的业绩：较低的交易价格，巴菲特坚持下来的耐性和博 特采取的一系列新政策。对于巴菲特而言——就如同以前在本·格雷厄姆的 阵营里一样热情——第一点是最关键的。
　　这是我们投资哲学的一个里程碑：永远不要只想卖一笔好价钱。有如此 诱人的买入价，即便是中等的售价也能获得丰厚。
　　
5 合伙人



我无法对合伙人就结果作出承诺。


——沃伦·巴菲特，1963 年 1 月写给合伙人的信

　　索尔·帕索，在凯威特广场经营着一个男士用品商店，知道沃伦不仅仅 是个穿戴时髦的人，举个典型的例子，比如巴菲特会走进来订购 5 件衣服—
—不管帕索如何建议，他订购的 5 件衣服全是晦暗的灰色，然后留下一角钱 转身离去。
　　然而，有一天早晨，巴菲特走进店里，向他征求一些有关服装潮流的建 议——仅限于某种时装的建议。他想知道帕索对一个名叫拜尔·罗尔尼克的 制帽商的一些看法。
　　帕索解释说肯尼迪总统不戴帽子的形象曾风靡一时。“沃伦，”他说， “我是根本不想与之沾边了。现在没有人再戴帽子了。”
　　过了一会儿，巴菲特又回来了，“索尔，成衣业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这次，他没能说服巴菲特。巴菲特的合伙人以 7.6 美元/股的价格买下了 位于马萨诸塞新贝德福德的一个成衣生产线制造厂——伯克希尔·哈撒韦的 一小部分股份。到了 1962 年，伯克希尔成了吸引本·格雷厄姆众信徒的另一 种廉价股票。脆弱的美国制造商一直都在苦苦地与低成本的南部和远东竞争 者们相抗衡着。但从账面上来看，伯克希尔至少是一笔合算的交易。它有每
股 16.5 美元的营运资金，这是它股价的两倍。作为格雷厄姆和多德派的拥护
者，巴菲特喜欢上了这种股票，并且逐渐增加他的投资。 不管这项投资如何，很显然巴菲特绝不仅仅是他的老师的翻版，他比格
雷厄姆更大胆一些，更愿意在某种股票上下功夫或是参与胜者的角逐。于是
很自然，他的成果也就更好些。 有一点并不太明显，那就是巴菲特也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即不仅从
格雷厄姆所喜爱的从数量角度来考虑，还要从质量方面考虑。每当巴菲特看
到一种股票时，他开始不仅仅看资产的静止的现象，而是将之作为一个有着 独特动力和潜能的活生生的正在运作的企业来看待。在 1963 年，他投资于伯 克希尔后一年，巴菲特开始研究一种与以往他买的任何股票都不相同的股 票。它根本没有工厂，也没有硬件资产。实际上，它最有价值的商品就是它 的名字。
美国捷运绝对是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公司。美国已经进入了太空时代，
而且它的人民都处在一种未来派的思维格局之中，没有任何产品能像美国捷 运那样恰当地代表着现代生活的成就。由于乘飞机旅行已经在人们的经济承 受范围之内，所以中产阶级开始乘飞机到处旅行，旅行支票已经成了“通行 证”（《读者文摘》称之为“永不拒付的支票”）。该公司成千上万美元的 票据在流通，像货币一样被人毫不迟疑地接受着。到了 1963 年，有 1000 万 公众持有美国捷运卡，这种卡只不过是 5 年前才引入的工具，而最初公众还 都觉得有必要带着现金去旅游。《时代周刊》宣告“无现金的社会”已经到 来。一场革命即将开始，而美国捷运正是这场革命的导航灯。
　　结果出现了麻烦，正如事情经常发生的那样，在公司的一个遥远而微不 足道的领地，灾难降临——这次是发生在美国捷运新泽西巴约纳的一家仓 库。
这个仓库，在一场毫无吸引力的平凡交易过程中，接收了一批罐装货物，

据称是菜油。这批货物是由庞大的联合原油精炼公司提供的，仓库给联合公 司开出了收据作为这批所谓的色拉油的凭证，联合公司用此收据作为抵押来 取得贷款。后来，联合公司宣告破产了。债权人抓住公司的抵押品不放，至 少是想抓住不放。在这时候，即 1963 年 11 月，美国捷运发现了问题：“进 一步的调查发现油罐中只装有少量的菜油。”里面装的一部分是海水，并且 是品质非常高的海水，然而当然不如色拉油值钱。简单地说，就是仓库蒙受 了巨大的欺骗，其损失估计达 1.5 亿美元。
　　由谁来承担这项损失呢？联合公司在负有责任的各方中是首当其冲的， 但是它已经破产了。美国捷运的附属机构也已登记破产。美国捷运自己是否 有任何责任还不能确定，但是总裁霍华德·克拉克深深地领悟到对于一个大 名登记在旅行支票上的公司而言，公众的信任高于一切。克拉克于是承担了 这一份债务，他发表了一份申明，这份申明的内容足以让那些比美国捷运总 裁小一号的人物发抖：


美国捷运公司感到从道义上讲它应当全力处理此事，来确保这个过分的义务让人满意地 得到执行，这是与它所承担的整体责任相一致的。


　　换句话说，母公司将面对各种索赔，而且将包括没有法律依据的索赔， 潜在的损失是巨大的。实际上，他说，它已经“资不抵债”。
11 月 22 日，公司的股票从消息传出以前的 60 美元/股跌到了 56.5 美元
/股，当股市在肯尼迪遇刺之后重新开市时，美国捷运跌落到 49.5 美元/股。 事态日趋明朗，原来联合公司被一个叫安东尼·德·安杰利斯，被人称 作“色拉油大王”的人所经营。德·安杰利斯是美国金融界很常见的一种人， 他将智慧和道德上的灵活性结合为一体，从而产生了这样一个第一流的白领 骗徒。在他从前的身分中，他曾经控制着新泽西的一家肉类罐头厂。该厂和 政府搞僵了，于是只好关门大吉。当他重新以联合公司——一个出口色拉油 的供应商的面目出现的时候，他从前破产的劣迹使他无法得到贷款，于是他 就耍诡计把所谓的“色拉油”安排放在美国捷运的仓库里，他一旦拿到写有 如此神圣名字的收据，便可以向银行贷款。他借来了钱，把房子押在菜油期
货上下了赌注，然后惨败下阵。
　　在丑闻曝光以后，肥硕的德·安杰利斯在警察的押送下，从他在布朗克 斯的两层楼的砖房的家里来到纽瓦克接受联邦法庭的审判①。至于在 1994 年 中以来从未少发过一次红利的美国捷运，突然传出消息说它面临着无力偿付 的风险。
在这些事件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时，巴菲特专门到奥马哈罗斯的牛排屋 拜访了一次，带着与当初他拜访索尔·帕索的成衣店时同样的刨根问底的精 神。这天晚上，巴菲特所感兴趣的并不是顾客们吃的牛排，也不是他们的衣 服或者帽子，他自己跑到收款机后面，一边和店主闲聊，一边观察着。巴菲 特所观察到的是这样的事实：不论是不是谣言四传，罗斯店的顾客们还是继 续使用美国捷运卡来付餐费。从这一点他推断出，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圣 路易斯或是芝加哥乃至伯明翰的牛排屋中。



① 他被起诉，而且被判了 10 年的刑。1992 年时，迪·安杰利斯又栽了——这回是因为使用一份伪造的信
用证骗取价值 110 万元的肉类，他又遭到了审判。

　　然后他到奥马哈的银行和旅行社去，在那儿，他发现人们仍旧用旅行者 支票来做日常的生意。同样地，他拜访了出售美国捷运汇票的超级市场和药 店，最后他和美国捷运的竞争者进行了交谈。他的一番调查得出了两个结论， 它们与公众的观点大相径庭：
1.美国捷运并没有走下坡路。
2.美国捷运的商标是世界上畅行标志之一。 美国捷运并没有本·格雷厄姆的感觉里所说的那种安全裕度，因而它也
不可能得到格雷厄姆的投资。格雷厄姆的经典信条非常清楚，购买一种股票 必须以“来自于统计数据的简单而明确的数字论证”为基础，换句话说，就 是要以营运资金，厂房和设备以及其他有形资产等一堆可以被测度的数据为 基础。
　　但是巴菲特看到了一种逃避开格雷厄姆视线的资产：这就是美国捷运这 个名字的特许权价值。特许权意味着独占市场的权力。卡迪纳尔拥有在圣路 易斯的垒球特许权，因此没有其他的队伍可以申请加入。美国捷运就几乎是 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它拥有旅行者支票市场 80%的份额，还在付费卡上拥 有主要的股份。巴菲特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动摇过它的地位，也不可能有什 么能动摇它。它的顾客群所具有的忠实性是无法从格雷厄姆那种“简单的统 计数据”中推断出来的，它不像有形资产那样会出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 比如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工厂等等，然而这种特许权是确实含有价值——在 巴菲特看来，这是一种巨大价值，美国捷运在过去的十年中赚到了丰厚的利 润，不管色拉油是不是真的，它的顾客并没有走开；而股票市场对这个公司 的标价却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它的顾客已经抛弃了它。
到 1964 年初，股价跌至每股 35 美元，华尔街的证券商如同在唱诗班里
哼着同样一个调子，一齐高唱着“卖！”而巴菲特决定去买。他将自己的 1/4 资产投入到这种股票上，这种股标可能背负着一种未知的而且潜在的很大比 例的债务。如果判断错了，他辛苦积累的财富和声誉将化为灰烬。
克拉克，美国捷运的总裁，向仓库的债权人提供了 6000 万美元以求息
讼，但他遭到了股东们的起诉，他们声称克拉克把他们的资产“浪费”在一 种似是而非的道德义务上。
巴菲特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前去拜访克拉克，把自己介绍给他，自称是
一位好的股东。“巴菲特买了我们的股票，”克拉克回忆道，“而任何在那 种时候买进的人都是我们真正的同伴。”
当巴菲特告诉克拉克说他支持他时，一位美国捷运的律师问他是否愿提
供证词。巴菲特来到了法院，告诉股东们他们不该起诉，说他们应该感谢克 拉克，因为他正努力不让这件事缠上他们，后来他解释说：


就我所关心的而言，那 6000 万是他们该寄给股东们的红利，但在邮寄途中丢失了。我的 意思是，如果他们宣布要发 6000 万的红利，每个人都不会觉得世界像地狱一样了。


　　尽管诉讼还在缓慢地进行着，但股价已经开始回升，然而巴菲特没有沿 袭格雷厄姆的模式，马上抛售股票以实现利润，他喜欢克拉克，而且喜欢公 司的产品，因此他逐渐增加了投资。
　　与此同时，伯克希尔·哈撒韦，却的的确确变得像地狱一样了。由于市 场对针织物的需求量很少，伯克希尔面临亏损，并一家一家地关闭工厂，但
　　
巴菲特还继续买它的股票，然后他在合伙关系中获得了公司控制权。如同登 普斯特厂的情形一样，巴菲特进入了董事会，并尽力想挽救它。他被粗犷的 新英格兰厂房所深深吸引，尽管处于困境之中，他还是在给合伙人的报告中 说：“拥有伯克希尔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现在他的投资组合的一半都扎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股票之中，它们是相 对的，就像一本书的两头。在巴菲特的术语中，伯克希尔的诱人之处在于其 “数量”——以价格为基础，而美国捷运则是建立在对“质量”因素的主观 评价上，这些因素包括它的产品和管理力度等等。尽管巴菲特认为主观点的 方法的作用不是那么具有决定性，他还是难以确定平衡点究意在哪儿。“主 要的条件是成交的价格，”他写道，但他同时对质量因素给予“相当大的关 注”。
　　巴菲特没有向他的合伙人披露他持有美国捷运的信息，但在他脱离格雷 厄姆进行自己的尝试的同时，他开始在信中扩大了与合伙人们的交流范围， 他写信并不仅仅为了汇报结果，而是用来谈论他的方法，然后给他的读者一 些关于投资的总体概念，仿佛开了所函授学校。
　　逐渐地，出现的声音不再是本·格雷厄姆，不是来自《聪明的投资人》 中的语句，而是巴菲特的声音，它时而清晰，时而诙谐，时而自嘲，实在比 一般人想象中的三十几岁的投资经理博学得多。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他对 自己的感觉好得让人惊讶，这是巴菲特在 32 岁时的“杂烩的快乐”：


据不确切的消息来源称，伊莎贝拉最初为哥伦布航海提供的费用约为 3 万美元，这至 少被认为是对资本的冒险事业运用较为成功的一项举动。姑且不提发现一个新的领域的 心理愉悦，必须明确的是，整个交易不是 IBM 的翻版，粗略算来，如果以 4％的年复利 投资这 3 万美元的话，到现在就会有约 2 万亿美元。


　　他正经认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数目，都应该以最大的谨慎来投资。对于 巴菲特来说，挥霍 3 万美元所代表的损失绝不仅是 3 万美元，而是潜在的 2 万亿的损失。
在另一封信中，他把合伙人斥责了一通，他认为他们避税的欲望过分地
影响了他们的财务计划。的确如此，人生中的许多错误都是由于人们忘记了 什么是他们真正要做的事情而引起的。


在投资王国里，什么是一个人真正要做的？并不是尽可能少地纳税，尽管纳税是为达到 目标应该考虑的因素。手段和目的不应混为一谈，真正要做的是得到最大的税后复利。


　　他补充道，由于人们在情感上对纳税有种厌恶从而使他们受到了蒙蔽而 不能采取理智的行动，这正是巴菲特千方百计要避免的误区。“最终，”他 摆明道理，“只有三种方法可以避税：①放弃资产；②把赢利都亏损掉；③ 带着资产进入坟墓。那对我而言过于极端了一些——甚至狂热分子也会怀着 复杂的感情来看待这种解决方法。”
　　巴菲特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这个主题的优美音符。事实上，把这些信从头 到尾读一遍，可以发现，它们是后来巴菲特旋律的预奏，单独地把每一封信 读一遍，会让人们对他的乐调懂得更多，尤其使人更了解巴菲特的发展中心。 这些写于深夜，写于其他人都熟睡的时候的信，有着一种自我发现的本质—
　　
—一种有些疙瘩，颇为自觉的忠实。这些信的作者表现出一种迷人的随意性， 和巴菲特本人的性格完全一致。
　　当然，巴菲特对他的许多读者的了解是以个人交往为基础的，如作为家 庭成员或朋友。但他和他们的群体关系，即作为伙伴的这种关系，在某种意 义上虽然是一种抽象的关系——对于他仍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他自己总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作为一个普通的合伙人，巴菲特实际 上指出了什么是他内心最关心的事。如果说他在合伙关系中的工作逐渐绘出 他的一幅自画像，那么这些信的背景主题便表现了他自身的品质。他用这些 半年一次的书信让他的合伙人做好一切准备，让他们把各种预想和考虑与他 自己的结合在一起。他在和她们交谈：


我所做的不是要预测整个股市或商界的波动变化。如果你觉得我能做到这一点，或是认 为这对于一个投资项目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你就不该参加到这个合伙企业中来。


　　对于巴菲特而言，他的合伙人对他的信任是相当重要的。他和苏茜如同 巴菲特的助手比尔斯克特一样，把他们个人财产的 90％多都投入到合伙企业 之中。“因此我们是在品尝自己种下的果子”，巴菲特向合伙人做出了保证。 巴菲特不遗余力地对他的各种运作途径事先都作出了解释，并且解释得 十分具体，那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误解会使一个团体走向崩溃。有一次，一 个合伙人闯进巴菲特在凯威特广场的接待室，想要搞清楚资金到底投向了什 么地方，巴菲特此刻正在和一位名叫比尔·布朗的银行家会谈——比尔后来 成了波士顿银行的主席。因此他对秘书说，他现在很忙。过了一会秘书又回 来了，说那人坚持要见他。巴菲特离开了一会儿，然后对他的秘书说，“抬 高价格把那家伙挤出合伙企业。”巴菲特转向布朗说道，“他们该知道我的
规矩，我一年只向他们汇报一次。”
　　巴菲特从不企图预测他的成果，但他执著地怀着这样的一种念头：他的 合伙人必须对他给出公正的判断，意思是不要感情用事，而是要根据一种不 偏不倚的数学的尺度来判断（这正是他用以自我评判的方法）：


我崇尚在行动之前建立起一些尺度，回想起来，几乎任何一件事情都还不错。从这样那 样的方面看起来。


　　他从一开始就订下目标，要每年都以平均 10 点的优势超过道·琼斯的涨 幅。在这一论题上，他向自己的读者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他指出，道·琼 斯的企业指数反映的是由 30 种股票组成的无人经营的组合。然而大多数的公 司都赶不上它。他疑惑的是，为什么那些拥有才智，经过训练和拿着高薪的 “华尔街高僧们”，无法使自己的投资组合管理超过那些无人管理的组合呢？ 他发现问题在于这些管理人都有一种趋势，要把一种保守型的组合（类如合 理定价类）与那种仅仅是传统型的组合混淆起来。它们之间有些细微的差别， 而这些差别值得认真思考一番。通常的作法是无论价格怎样，买上一大堆流 行的股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通用电器（GE），国际商用机器
（IBM）等等，这种做法只符合后一类的标准，而绝不符合前一类的方式。巴 菲特把华尔街流行一时的运作过程和普遍的想法大大贬斥了一番：

我有一种可能带着偏见的观点，优秀的投资管理要来自于任何一种大小的组合，这几乎 是不可能的。


　　这种华尔街上惯常的规矩——达成一致以做出决策——使得一个基金会 和另一基金会之间趋于一致，这条规矩来自于这么一个误导的推论“只要是 平均分配就会安全”，因而非正统的方式有很大风险。事实上，巴菲特解释 说，所谓的逻辑推理有可能导致传统的行为，但也常常导致一种反传统的行 为。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也许还有人以为地球是方的。我们并不能因为有重要的人，能说 会道的人，或是大量的人支持我们，于是就觉得很惬意，我们也不会因为他们不赞同我 们而感到十分懊丧。


　　巴菲特的投资组合是相当反传统的，从在美国捷运、伯克希尔·哈撒韦 和其他两三种股票上所下的巨额赌注来看，这个庞大的组合只分放在 5 种股 票之中。在理想情况下，如果巴菲特能找到 50 种同等“优秀”的股票的话， 他一定会乐意将资产分散开来的。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发现他必须费尽力气 才能找到一些这样的股票。
他把那些与此逆向而行的基金管理者们——也就是说，在华尔街工作的
绝大多数人——嘲讽了一番。多元化投资变成了一种忠实的主题。基金管理 者们纷纷地把几百种不同的股票塞进自己的证券组合之中，用比利·罗斯的 话解释，巴菲特怀疑他们对所选择的证券的了解甚至还赶不上一个酋长对他 一百个女人中任意一个老婆的了解程度。


任何持有如此多证券的人??正是我所称之为“诺亚投资学校”的那种人——每件事都 做两手准备。这样的投资者应该去驾驶诺亚方舟。


　　一个囊括许多证券的投资组合在某种股票跌落的时候，不会受到明显的 影响，但同样也不会因某种股票的上涨而受影响。的确，当股票数量增多以 后，证券组合会趋向于与市场的平均值相近。对于一个新手来说，这倒是一 个安全的，而且也许是可行的目标。但在巴菲特看来，那些受雇的职业投资 家应该超出平均数，会使他们无法实现这个目的，拥有那么多股票只会使一 个人无法挑选出优胜股票。
　　这些并不意味着巴菲特是个赌徒。他像本·格雷厄姆一样尽力避免任何 损失。格雷厄姆曾坚持要有相当程度（如果不是极多的）的多元化投资，而 巴菲特认为即使不把自己篮里的鸡蛋分散开来，他也可以保护它们不受损害
①。在他表面的谦逊之下，他实际上对自己提出了一个极其自信的要求，而且 他一直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合伙人的投资收益在 1963 年一举跃到了惊人的
39％，在 1964 年达到了 28％。到那时为止，巴菲特已经掌握着 2200 万的资 金了。他的个人净财富也有近 400 万之多——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相当 大的财富。



① 马克·吐温，尽管是一个很穷的投资者，却采取了类似策略：“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看
好这个篮子。”

　　这种盘旋上升的财富积累并没有对巴菲特的生活方式产生任何显著的影 响。他依旧偏爱帕索的灰色男装，罗斯的牛排以及内布拉斯加大学的足球比 赛。每周除了偶尔有一次生意上的出差以外，他生活的横座标就是他家和办 公室的连线奔波，而他的纵座标则几乎不动。巴菲特的举止态度也没有任何 迹象表明他很富有。的确他的房子里房间多了一些，并且还增加了一个羽毛 球场，高高低低的屋顶显得错杂凌乱，但对于拥有百万财产的富翁而言，它 毕竟太普通了。房子依然紧邻繁忙的效区街道。屋外一盏闪烁的黄色交通灯 像一个哨兵屹立在那里。
　　巴菲特很少想过要把他的财富花费在物质享受上，享受本身并不是他对 财富渴求的原因，金钱只不过是一种证明，是他所喜爱的游戏的一个记分牌 而已。
　　他也曾向苏茜提出要更换他的大众车。他解释说当他去机场接人时，这 车显得太寒碜了。但他丝毫没显出对车本身有任何的兴趣。
“买哪种车？”苏茜问他。 “随便哪种，我无所谓哪种。”（于是她给买来了一辆车身很宽的凯迪
拉克）。
　　奥马哈的一家计算机卡公司数据文件（Data Documents）的副总裁斯科 蒂·霍德，在一次出差时和巴菲特一起飞往休斯顿，途中他涉及了这个问题 的核心。
“沃伦，作一个百万富翁的滋味怎么样？”霍德天真地问，“我以前从
未结识过百万富翁。” “我可以用钱买到任何想买的东西，假如我愿意的话。” 任何斯科蒂·霍德所梦寐以求的东西，不论是玩具、卡车、轿车，还是
名画、珠宝、丝绸，巴菲特都可以得到，但这些东西对他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巴菲特梦想只是在凯威特广场一天一天地堆积更多的财富。 苏茜一方面表现出自己对金钱不感兴趣的样子，另一方面却又是一个狂
热的购物者，她在家庭装修上花了 15000 美元。据巴菲特的一个高尔夫球伴
鲍勃·比列格说：“这就像要了他的命一样。”巴菲特曾向比利格抱怨说： “你知不知道如果把这笔钱累积投资 20 年以后，将会是多大一笔财产呀！” 在他变得越来越贪得无厌的同时，巴菲特依旧有着某种特殊的执著。在 他看来，每一分钱都可能变成伊莎贝拉王后遗失的财富，如果今天的一分钱 明天可以变成那么多钱的话，每花一分钱都会让他发疯。他甚至连人寿保险 都不愿意买，他觉得自己能比保险公司更快地利用这笔钱赢利①，巴菲特评价 自己说他正在“逐渐达到吝啬的地步”（然而他在赚钱方面却毫不吝啬）。 当涉及到钱方面时，巴菲特似乎具有双重人性——对他来说它什么都不 是，同时又什么都是。他对金钱所该扮演的角色怀有一种过于虔诚的观点， 似乎花钱是一种罪恶。甚至在节食的时候，他都把金钱引入其中。他会开一 张面额 1 万美元的支票给他的女儿，说好在某一天可以兑付，除非他的体重 有所下降。于是小苏茜想方设法拿冰淇淋来引诱他，或是死活拽着他去麦当 劳——但这些都没用，她的爸爸可不会像想保住自己的钱那样想吃冰淇淋。 一年夏天当巴菲特全家去圣西蒙—加州的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公寓时特别



① 这倒有个例外，据一位保险代理人凯科特尔说，巴菲特的合伙人中有一部分人很担心巴菲特遭到不测时
会损失自己的投资，于是巴菲特买了一个保险，并命名这些人为受益人。

有趣，巴菲特表示出了他那鲜明的感情。当导游详细地介绍着赫斯特在每一 件东西上——窗帘、地毯、古董等的花费时，巴菲特听得烦透了，他抗议道： “请别再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花的，说说他是怎么赚来的！”
　　巴菲特的金钱似乎从政治的角度上对他有些影响，但绝不是人们平常认 为的那种方式。当他变得完全独立地富有时——大约在 60 岁出头和中间时—
—他终于宣布他脱离了父亲，得到了政治上的自立。与大多数百万富翁乃至 一般人不同的是，沃伦逐渐形成的政治观念并非建立在个人的经济利益基础 上的，而是建立在对规模扩大的社会的恐惧心理上的。在动荡的 60 年代他领 悟了许多事。古巴的导弹危机会让他觉得羞辱，就和广岛一样。据他的朋友 迪克·霍兰说：
　　沃伦感到有些害怕，他开始对研究导致极端国家主义思想以及如何可以 避免战争的方法产生了兴趣，他总是企图算出世界发生爆炸的可能性的大 小。
　　在这段时期，巴菲特广泛地阅读了伯特兰·拉塞尔的大量的书籍，并接 受了这位和平主义哲学家和数学家的许多国际主义的观点。作为一个像拉塞 尔一样的不可知论者，他深知自己死亡的必然，他认为这取决于整个社会共 同努力来保护这个星球免受如核战争之类的危险的威胁。与他那孤立主义和 反政府主义的父亲不同，沃伦意识到对政府的需要。
在公民权这一热点问题上也同样如此，奥马哈有很多黑人，在住房和许
多择业机会上的种族歧视非常严重。霍华德·巴菲特在公民权问题上没有任 何公开的表示，但他作为约翰·伯奇社团的一名热心成员，他便认为对这一 切不用操心。
沃伦则语气强硬地站在了另一立场上。他停止了奥马哈扶轮社的活动，
主要是因为他对它们种族主义者和人种优劣论表示反对。种族歧视与他对于 准则的信仰以及他对中立的尺度的热衷相冲突，而后者正是他工作的核心。 与此相同，他认为一些富有的人比普通人机遇更好是一种错误。
巴菲特还要面对妻子的一种理想主义看法，苏茜是“美国人组织”的发
起人和热心成员之一。“美国人组织”是由不同宗教信仰和种族的奥马哈妇 女组成的一个团体，它到教堂、学校、俱乐部等地方讲述他们所经受的种族 偏见。这个小组包括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出生在密西西比的黑人等等。苏 茜讲述美国上层白人的观点。在 60 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奥马哈，“美国人组织” 的确具有冒险精神，苏茜阵营中的妇女们渴望参加议会。然而巴菲特一家是 位于纯白人运动盛行的幸福园地区的少数几家——有时，也许是唯一一家—
—能定期地在家里招待黑人的。 由于反对共和党人对公民权的漠视，沃伦决定脱离父亲的政党成为一名
民主党人士，这对于他来说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他的父亲，同时也是他最 好的朋友，正在与癌症做着旷日持久的斗争，而共和党已占据了他生命的很 大一部分。
　　在 1964 年冬天，霍华德忍受着更重的病情。沃伦每天晚上都要去医院。 一天晚上，“他与霍华德就改变政治立场进行了一场相当艰难的谈话”。就 像他对查理·芒格所说的，在很多问题上，他不能肯定他的父亲是错误的， 但他不想像霍华德一样被“意识形态耗尽精力”，（也许为了减缓他父亲心 理上的痛苦，沃伦直到霍华德去世后才改变了党派立场，并公开承认了这种 转变）。
　　
　　到了春天，父亲的病愈发恶化了。知道这个消息后，当巴菲特在迪克·霍 兰家的乒乓球比赛中出现时，精神状态极为不佳，但是他把这坏消息埋在自 己心里。没过几天，巴菲特到家时他的女儿觉得他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愁苦。 “他非常沉默，非常悲伤，”她回忆道，“我记得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医院看 看，他说‘祖父今天去世了’，然后就上楼去了。”
　　有 500 个悼念者参加了霍华德的葬礼。两个党派的同事都缅怀着他的廉 正和热忱。沃伦从始至终都很沉默。然后，他离开了城镇，没有告诉朋友们 他去何方。当他回到凯威特广场后，他在桌子的墙上挂了一张父亲放大的相 片，但他最好的朋友已离他而去了。
　　和他父亲一样，沃伦是他的孩子们的道德典范。但是沃伦对孩子们就像 一个没有情感的分析家，如同对他的合伙人一样。他是一位关怀的父亲，而 且是一位鼓励孩子的人，但他不善表露。周六他把苏茜带到办公室里去，就 像他父亲曾经带他一样，他把足球扔给豪伊帮助彼得辅导数学。但是他很少 和他们谈起那些有可能会暴露他情感的话题——例如有关他自己的父母的事 等等。
　　他对小苏茜十分关怀，但沃伦的儿子们却多愁善感地觉得自己被他忽略 了。豪伊，他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小淘气包，对父亲的这种情感不外露的态 度深深失望。“我常常误解他的语气，认为他一点都不关心我，”他说，“正 是同样的特点使他合适作一个投资者。他不带丝毫的感情色彩。”
有许多人——尤其是权力很大的行政管员——喜欢把他们的生活划分成
几部分，他们在办公室里是老虎，而回到家里是小猫。但巴菲特是那种相当 一致的人。在小彼得看来，父亲体内有一个上着发条和齿轮的永不停息的小 钟。一天又一天，巴菲特运行在自己的太阳系中。“我记得我曾送给他一张 生日卡，”彼得说，“他只是打开了一下，然后就合上了。他读得那么快， 我猜我的反应是在等他作出一点反应。”沃伦在他的信里很有表现力，但对 他的孩子们总是保持缄默。
后来，当彼得和母亲一起在一个药店里的时候，他看见了一本书，名叫
《父亲手记》，他很不客气地说：“您应该买给爸爸看看。”于是，她买了 这本书，沃伦拿到这本书以后，他把彼得叫到书房里对他说：“嗨！出了什 么事？你这是什么意思？”彼得说没有任何他认为父亲想知道的东西是他可 以告诉父亲的，至少这是彼得当时的感觉。巴菲特显然感到忧虑了，但他没 有表现出来，他努力想补救，但彼得对此丝毫没有兴趣。
巴菲特的房子就像一个暴风中心，而沃伦则是风眼。小苏茜说她的父亲
总在读书，房子里充满着进进出出的人，朋友、亲戚，以及来和苏茜谈心的 孤独的人，小苏茜自己则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地唱歌。儿子们会从阁楼里爬上 荷兰式斜房顶，或成群结队地走进房间里，而沃伦则埋没在他的工作之中， 他会冲出书房拿走一瓶甜果汁味的百事可乐或恳求他的妻子让孩子们安静下 来。“苏珊，叫他们安静点！”
　　他心不在焉闹了一连串的笑话。一次他跑上楼来问书房里的壁纸哪儿去 了，而苏茜早在几年前就把它换下来了。
　　苏茜一直很容忍巴菲特，因为他虽然有些心不在焉，却始终有着善良的 本性。就像她对她姐姐所说的“面对一个如此有趣的人，你不可能生气的”。 而且她，甚至还有孩子们却明白沃伦肩负着一种精神上的使命，这使得他的 注意力从家庭生活的一些常规方面转移开来。他们谈及他的办公室时半开玩
　　
笑地称之为“寺庙”。他的工作是“一幅油画”——一件艺术作品。苏茜有 一次在与马歇尔·温伯格，他们在曼哈顿的经纪商朋友谈话时提到了巴菲特 那种像大师一样的自我沉醉时说：“让大家看看——我嫁给了阿瑟·鲁宾斯 坦。”
　　温伯格是个音乐爱好者，对此相当了解。巴菲特会在睡梦中轻轻地哼唱 着和音、协奏曲，甚至整段华尔街交响乐。有时，温伯格为朋友们演奏几小 节乐曲，希望把自己新的一些东西展示给他。例如有一次，他告诉巴菲特有 一种水泥股票价格相对于他的账面价值偏低，巴菲特反驳说，“但账面价值 没有任何意义，来看看过去 7 年里卖出水泥的工厂的记录吧！”
　　正如温伯格明白的，这种解释，或各部分存在于巴菲特对他自己技巧的 无比信任之上的。1965 年，当温伯格从埃及旅行回来之后，沃伦和苏茜来到 他在曼哈顿的公寓拜访他。很少有美国人去过埃及，而巴菲特总能给人留下 很深的印象，因此温伯格很急切地想把金字塔的幻灯片展示给他真正的朋友 看一看。
　　巴菲特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把幻灯片给苏茜看，我 到你的卧室里读一份年度报告不是更好吗？”金字塔不在他关心的范围中， 就和先前那壁纸一样。
巴菲特看的那份报告是有关沃尔特·迪斯尼产品的。在他拜访温伯格的
期间，他去时代广场看了一场公司最新推出的片子《玛丽·鲍宾斯》，毋需 解释，巴菲特对那个叫朱莉·安德鲁斯的电影明皇没多大兴趣，他感兴趣的 是迪斯尼的股票。
他坐在座位上，穿着花呢衣服，带着公文包和爆米花。他发现其他的观
众正盯着他看，他突然意识到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带着小孩的成年人，因此让 人觉得很奇怪。
但当灯光渐渐暗下来，其他观众都把他抛到了脑后，巴菲特看到他们都
被画面所深深吸引着，于是暗暗问自己如果拥有每一张票券的收入——今 天、明天，以及许多个使他们被迪斯尼所吸引的明天，那么到底是多么大一 笔价值。
在夏天，当巴菲特在加州时，他们和基格一家去了迪斯尼乐园。但孩子
们在乐园里玩耍时，巴菲特和基尔骑着车，一段路又一段路，从财政的角度 将它分解开来，就像一种奇异的费利尼公司资产负债表的版本。
后来，巴菲特在迪斯尼的拍摄场地拜访了沃尔特·迪斯尼本人。巴菲特
见到他时，他没有穿外衣，是个生气勃勃的人，好像永远都是那么的热情。 巴菲特被他那种孩童般的对自己工作的喜爱所深深触动了——这和巴菲特自 己是多么相似呀！
　　这时，迪斯尼的股票，以仅仅是赢利十倍的价格进行着交易。巴菲特试 图将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公司，而不是单纯的股票来分析，也许就把它当成在 奥马哈街头的要出售给他部分所有权的企业一样。在巴菲特眼中，公司最有 价值的特色是它珍藏旧的卡通画和彩片的图书馆，比如里面有白雪公主和七 个小矮人等等。要是换了本·格雷厄姆就绝对不会对这种不精确的资产发生 兴趣。但是，巴菲特估计，在按比例的基础上，仅图书馆本身就值股票的价 格，另外，他想拥有一块迪斯尼乐园的土地，让这位毫不自大的迪斯尼先生 成为他的合伙人。当计划在脑海里形成以后，巴菲特花了 400 万美元买下了
5％的份额。而迪斯尼本人在一年内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