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激扬文字，惹起闽侨是非，风波一闹几个月，幸亏，总经理、 总编辑以及半数以上员工都是福建人。风波助《星洲日报》发行量剧增，
《星对日报》打破星期天休刊惯例，特别推出《星洲日报》四大张。胡 文虎不谙 ABC，为何创办英文报？


　　前面提到胡文虎因受陈嘉庚办《南洋商报》成功的启发，而创办了《星 洲日报》。《星洲日报》是胡文虎星系报业当中的第一张报纸。由于设备较 为先进，又在香港聘有专员，每日拍发新闻专电，该报从内容到形式在新加 坡都可算得首屈一指了。
　　《星洲日报》第一年周年纪念就刊印了一部 60 万字的巨型恃刊，16 开 本，附有南洋各地风光和华侨要人的照片、插图，内文计有 900 页之多，介 绍南洋各地的风土文物，以及一年来的国内外要闻时事，材料详实，图文并 茂。特刊全部赠送给南洋各地社团和长期订阅该报的读者，深受欢迎和好评， 这在南洋报业史上堪称一件破天荒的创举。
　　由于一周年纪念特刊极为成功，《星洲日报》第二年又出了两周年纪念 特刊。
两周年特刊也是洋洋五六十万言，其中很多名家名作，如巴金、丘寂园、
罗良铸、赵景深、司徒赞、顾因明、王宣文、温雄飞、张竟生等作家、社会 学家都著有颇具社会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的作品及言论。然而，正是这本两 周年特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特刊中载有一篇题为《两年来福建军事政治述评》的万余字的长文，内
容是有关当时福建的军事政治情况。该文作者潘柔仲是湖南人，时为《星洲 日报》的编辑，曾在厦门《民钟报》任编辑多年，因此对福建的情况比较了 解。作者的本意只是客观.地叙述一些福建的现实，孰料竟会引出一场风波。 引出风波的是其中一段关于福建民俗的描述，“闽省民众习俗，亦有足 批评者。甲，吾国宿重宗法，祟尚血统，每以异姓乱宗为耻，而闽省独不然， 虽诗礼之家，亦养义儿假子，视若己出。非仅以承宗嗣，亦且以强宗族。虽 有子多人，犹且广购螟 岭。以是人口买卖之风，为各地冠。土匪以之掠劫幼 童，拐贩以之掳卖子女，离人骨肉，不可胜计，查其所以不耻异族乱宗之理， 厥端有二：一则闽人夙好械斗，每以族之人丁多，以强欺弱。而生息不蕃者， 恸己族之遭欺，遂不计及血统，嗣异姓以为后，且以多多为益善盖，如是则 可转弱为强，而图报复矣。一则闽人多好远涉异域，以谋生计，而留妻室于 故乡。妇女未有生育，寂寞无聊，每嗣义子以自慰，幼小可以承欢膝下，长
大也可以协理家政，较之借助他人，计实为得也。”
　　《星洲日报》两周年特刊也如一周年特刊一样，完全赠送给南洋华侨社 团和一些长期读者。特刊发出去不久，就有一些新加坡的闽籍侨胞暗中议论， 说《两年来福建军事政治述评》一文有侮辱福建人之意，尤其是评述民俗的 那一段。某些平素对胡文虎心怀不满的人，这时候便想借机生事。他们三番 五次开会，派人到马来亚各地，鼓动闽籍同乡，意欲召开闽侨代表大会，正 式向《星洲日报》提出交涉。
　　他们初步拟定了三项条件向《星洲日报》提出交涉：其一，立即革除该 文作者潘柔仲在《星洲日报》的编辑职务；其二，登报声明，取消该文，尚
　　
未发出的纪念册则应将该文撕去；其三，登报向福建人道歉。这三项条件如 不答应，他们即号召华侨抵制《垦洲日报》，并且进一步抵制胡文虎的永安 堂虎标良药。
　　胡文虎本人并未读过那篇文章，这时候外面已是满城风雨，他才找来文 章一读。胡文虎读过文章后，明白某些人是有意小题大作，无事生非。关于 螟岭养子之事，当时不但福建存在，全国各地也很普遍，潘柔仲言及这种普 遍存在的现实，谈不上是对福建人的污辱。胡文虎本人是福建人，《星洲日 报》的总经理、总编辑以及一半以上的员工都是福建人，如真有污辱福建人 之意，《星洲日报》本身都断不能容。胡文虎断定那些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表示决不屈服。
　　两周年特刊的风潮起于新加坡，逐渐波及到马来亚。一些人对那篇文章 不求甚解，甚至根本就没读过，只是听见风就是雨，听说《星洲日报》刊载 了侮辱福建人的文章，便愤慨不已，认为《星洲日报》不可饶恕，那个潘柔 仲不可饶恕。而闽侨中的许多有识之士却自有主见，不会轻易接受挑拨。
　　这期间，《星付旧报》再三进行针对性的辩论和解释。好在《星洲日报》 多数以上的编辑员工都是福建人，这一点比任何辩论和解释都更有说服力。 这场风波前后折腾了几个月，那些兴凤作浪的人最终没能够煽动起多数 闽侨更热烈的响应，原定要召开的闽侨代表大会也没能付诸实现。而胡文虎 的态度又很强硬，他们原拟提出的三项条件只恐《星洲日报》不会接受，也
只好作罢，免得被《星洲日报》置之不理，则更下不了台。
　　这场文字风波原是有人企图找《星洲日报》的岔子，好让《星洲日报》 低低头，可是那些人的目的没能达到，却反而帮了《星洲日报》的忙。《星 洲日报》才刚出版两年，很多人还没读过这份报纸，甚至还有的人根本不知 道有这么一份报纸，现在这场风波一闹几个月，无异于给《星洲日报》做了 一场广泛的宣传，《星洲日报》一时间在新加坡、马来亚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其发行量陡然增加了许多。
《星洲日报》创刊于 1929 年，恰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突然爆发的那一
年。如果是做别的生意，肯定是不合时宜，因为这一次危机几乎是无处不在， 尤其是主要靠国际贸易生存的新加坡、马来亚，更是在劫难逃，连“橡胶大 王”陈嘉庚都一下子濒临破产的边缘。但是办报纸却可以说是适逢良机，由 于经济 危机深重，人们密切关注与自己前途、命运和生计紧密相关的时局的 变迁、动荡，报纸不再单单是少数人的精神食粮，而成为大众不可缺少的日 常必需品。
　　但《星洲日报》能在初期的六七年中，一跃而执新加坡、马来亚各报之 牛耳，被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选为海内外十大华文报纸之一，绝非偶然侥幸 所致。《星洲日报》对南洋社会是具有相当贡献的。
　　当初，新加坡、马来亚逢星期天是没有报纸可看的，因为南洋各地的各 种报纸是实行星期日休刊的。
　　1931 年，《星洲日报》率先打破休刊惯例，星期天特别推出《星期刊》 四大张，内容除专电要闻外，另有每周评论、经济、文艺、体育等周刊，以 及南洋研究、国际问题、妇女界、新闻图片等待辑，内容相当丰富。此举乃 华文报中之创举。此后，南洋其他各报也就跟着在星期天出报纸。
　　新加坡的日报，不来是白天编印，中午前后发行。《星洲日报》却改为 夜间工作，早晨出版发行。不久，《星洲日报》又改为分早晚两次出版，早
　　
版于早晨 6 时发行，晚版于午后 6 时发行。这些改进对报纸业的更有效运作 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胡文虎创办《星洲日报》时，没想到它日后竟能取得如此的成就。这之 后，胡文虎办了一连串星系报纸。胡文虎对于办报纸如此热心，令人们感到 诧异。特别是在战后，万金油的市场比战前损折了一半以上，胡文虎却还要 拼命地办报，这更是令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这个一辈子都做着虎标良药生 意的胡老先生，难道竟要在风烛残年之际改行，而从必定是赔钱货的新闻报 纸中去谋利？
　　当然不是，胡文虎办报纸向来只为推销他的虎标良药。报纸虽然没给胡 文虎真正赚过钱，但带给他的好处却不是钱可以计算的。胡文虎在工商企业 和社会事业上起先并无什么大的建树，但不到 10 年间，就能够与创建过厦门 大学的橡胶大王、华侨领袖陈嘉庚分庭抗礼.由寂寂无名而成为南洋华侨中的 传奇人物，这种成就是报纸而非万金油带给他的。
　　还有一件事也是令人疑惑的，不懂英文的胡文虎为什么要办英文报？抗 战胜利后，胡文虎在新加坡和香港各创办了一张英文《虎报》。
　　胡文虎办英文报的原因，一是由于他自尊心极强。胡文虎希望自己的言 论和有关自己的新闻，能够得到不仅仅是国内人的注意，所以他对社会有什 么意见，除在中文报纸刊登之外，还请人译成英文，送到西报去刊登；可是 外国人对胡文虎的言论和消息，有时不加重视，不予发表，胡文虎感到屈辱， 所以就要自己办英文报。而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战争结束后，中国政权不久易 主，万金油因此丧失了国内这个巨大的市场，胡文虎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国际 市场，办英文报是为了开拓新市场。
胡文虎办英文报也许还有家族的原因。胡文虎本人虽然不谙 ABC，但他
的弟弟胡文豹却是受的英文教育，而他们的下一代则几乎是全盘西化的。

第十章 力倡体育 足球远征世界


　　做运动大会会长，做运动大会总领队，给运动员颁奖，这些都是抛 头露面很引公众注目的事，胡文虎当然乐意，五次运动大会有四次由他 主持、捐助。星岛足球队踢败球王李惠堂的华南足球队，又踢赢声名显 赫的东方足球队，远征世界，门票抢手，胡好净赚 40 万元。“中国人再 也不是‘东亚病夫’！”胡文虎听了这话，比赚那几十万元更开心。


　　胡文虎对资助体育事业非常有兴趣。他不遗余力把钱投到体育界，当然 是有他的小算盘的，那就是贯串于他所有行动中的无处不在的一种广告意 识。
　　做运动大会的会长，做参加运动大会的总领队，给运动员颁奖，这些都 是抛头露面很引公众注目的事。人们对于热心体育运动的头面人物总是怀着 钦佩之情、胡文虎自然乐意通过体育这个大舞台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以提 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人们频频看见他这万金油大王，自然就想到万金油，想 到虎标良药，胡文虎很善于捕捉和利用这种广告效应。
　　然而，毋庸置疑，胡文虎热心体育事业，还来自他的爱国赤诚和强烈的 民族自尊心。
胡文虎多次在《星洲日报》发表文章，弘扬“体育之功至为伟大”，可
以“缎炼国民体格，发扬民族精神”，使人“奋发图强，挽救萎靡意志”。 他认为体育运动乃是洗却“东亚病夫”之耻的强国之道。
胡文虎亲力亲为，捐资兴建体育设施，主持各地的华人运动大会，对优
胜运动者给予重奖。他担任香港中华体育会名誉会长。1929 年 9 月，胡文虎 到香港主持中华体育运动大会，回到新加坡后，他以兴奋的心情写下《提倡 组织新加坡体育会之刍议》，刊发于《星洲日报》上。文章写道：“文虎此 次香港归来，满怀感想。参加中华体育会运动大会时，所见选手，均体魄健 全，精神焕发，强国之道，或即在此，体育之功，盖至伟大者??”
在胡文虎的倡导下，《星洲日报》对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体育事业的发展
和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 当时，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各地华侨，对于体育运动还不甚注意，除有足
球、网球、游泳等少数几项运动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项目。
　　1930 年，《星洲日报》发起星洲华侨排球竞赛联合会。该竞赛分男女两 组，男子队 13 支，女子队 5 支，胡文虎设立两大银盾，分别奖给男女冠军。 这次竞赛历时长达两个月之久，健儿们奋力拼杀，比赛热闹非凡，激发了许 多体育爱好者的兴趣和热情。胡文虎出席了开幕式；比赛结束后，他设筵欢 宴各队健儿。《星洲日报》为此特地编印了《华排特刊》，报道描述比赛盛
况。
　　此后，《星洲日报》发起举行新加坡华侨运动大会。大会拟于 1930 年冬 举行。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华侨运动大会，《星洲日报》一经发起，新加坡 各学校社团便积极响应，许多热心人士也自愿投入筹备活动之中。
　　首届新加坡华侨运动大会如期举行。大会隆重热烈，与会人数众多，比 赛项目丰富，整个新加坡都为之增添了一种节日般的热闹气氛。胡文虎身为 大会会长，负担大会的经费和全部奖品。
新加坡华侨运动大会取得成功，《星洲日报》进一步发动举行马来亚华

侨运动大会。那时候，新加坡还只是包括在马来亚中的一个地区。 马来亚各地华侨领袖云集新加坡，讨论商议大会的各项事宜。在长达半
年时间的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第一届马来亚华侨运动大会于 1931 年 4 月在 新加坡正式拉开了帷幕，胡文虎仍然是大会会长，大会的经费一半由他承担。
5 天的会期，马来亚各地侨领率领自己的运动健儿奔赴新加坡一试身手，各 显神威。运动大会盛况空前。
　　马来亚华侨运动大会自此每两年举行一次。大会举行之前，各地先自行 举行运动会，比赛中的优胜选手取得参加大会的资格。第二届马来亚华侨运 动大会于 1933 年 12 月在吉隆坡举行，第三届大会于 1935 年 8 月在槟榔屿举 行，都取得了良好的竞技成绩和社会影响。
　　1935 年 10 月，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行。马来亚华侨运动会根据刚刚结 束的第三届运动大会的比赛成绩，选拔出男女选手 150 多人，作为马来亚华 侨代表队回国参加比赛。这次的总领队是胡文虎，整个代表队包括选手、教 练、职员共 200 余人，所有比赛项目均有选手参加，服装整齐、阵容浩荡的 马来亚华侨队在上海受到热烈欢迎。
　　胡文虎就是在这次回国时，把他向美国福特汽车厂定制的虎头型汽车开 进了大上海。那虎头车张开血盆大口，车灯如电火喷射的两眼，喇叭发出虎 吼般的鸣叫，一向见惯世面的上海人这时候都震住了，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 围着观看。上海的报纸报道说，老虎车开进上海滩，上海人变成乡巴佬。胡 文虎不仅大出风头，而且又美美地做了一回广告。
在上海期间，胡文虎与上海大亨杜月笙相识相交，在双方朋友的撮合下，
举行了结拜把兄弟的仪式。择定良辰吉日，胡文虎和杜月笙携双方友好十几 人，一道奔赴杜月笙在浦东的家乡。在杜氏家祠祖宗牌位前，胡文虎供香献 花，行三鞠躬礼，再与杜月笙相对三鞠躬，然后交换兰谱，称兄道弟。胡文 虎大杜月笙两岁，以兄长居。礼毕，众人在祠中设筵欢庆。
此次参加全国运动会，马来亚华侨代表队在比赛中成绩不俗，其中足球
队表现尤为出色。马来亚华侨队奋力拼搏，过五关斩六将，最后是与香港队 争夺冠亚军。香港队当时由球王李惠堂任队长。这场球赛观众多达 10 万人， 战情激烈，扣人心弦。马来亚华侨队先破门进球，但后来失利，屈居亚军， 虽败犹荣。
1937 年这年，胡文虎赞助体育团体，主持了多起比赛。在这种体育风气
日益浓厚的情况下，胡文虎提出组织星洲华侨体育总会的建议，对体育总会 的组织、任务、活动范围、设备等具体事项都作了详细阐述和拟定。在胡文 虎的大力倡导下，马来亚各地的华侨体育团体蓬勃兴起，势如雨后春笋。
　　从 1930 年到 1937 年的 7 年间，新加坡一共举办过 5 次华侨体育运动会， 其中 4 次都是由胡文虎主持，经费和奖品也是由胡文虎捐资。与此同时，马 来亚举办的 4 次运动大会，也由胡文虎任会长并捐资。
　　为沟通马来亚体育界与海内外体育界的往来，使之相互交流，胡文虎还 提供一切费用赞助，邀请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体育代表团体到新加坡及 马来亚各地比赛。应邀参赛的体育健儿无不盛赞胡文虎先生的“竭诚接待”， “使人有宾至如归之乐”。
　　而说到星岛足球队远征世界的事迹，那实在是令华人感到振奋和自豪的 壮举。
胡文虎有个儿子叫胡好，年方 18，即担任香港《星岛日报》社社长，胡

好酷爱足球运动，因而他在任期间，着意搜罗了一些一流的足球名将，安排 在报社工作，不久就成立了星岛足球队。
　　星岛足球队身手不凡，在香港甲级足球赛中，踢败当时球王李惠堂的华 南足球队，又踢赢当时声名显赫的东方足球队，从此威震香港，令世人瞩目。
　　40 年代，胡文虎曾拨款 60 万元给胡好，支持星岛足球队远征世界各地， 访问比赛，远征队由香港精英华人球员组成，随队的 17 员虎将均是当时香港 球迷偶像，如“神腿”冯景禅、“佛爷”黎兆荣、“猴子”侯榕生、“龙驹” 宋灵圣、“拼命三郎”张金海”、“左脚王”许竟成、“钢门”余耀德。
　　星岛远征队在香港出发，先在东南亚各地作巡回比赛。在菲律宾六战六 胜，在马来亚囚战两胜一和一败，在泰国五战五胜，在缅甸四战四胜，战果 辉煌，使香港足球在东南亚赢得“足球王国”的称誉。由于实力雄厚、球艺 高超，星岛足球队一路凯歌，门票收入非常可观。数月远征，转战世界五大 洲，捷报频传，胡好携百万元而归。胡好奉还父亲胡文虎给的 60 万元，还净
赚 40 万元。 同时，由于垦岛足球队的远征，使得《星岛日报》也随之名扬世界，销
路上升一时间，报馆内外一片欣欣向荣，昌盛祥和的气氛。 外国记者评论道，一个报馆竞拥有如此强大的足球队，敢向国际劲旅挑
战，真是了不起，中国人再也不是“东亚病夫”
胡文虎听了这话，比赚那几十万块钱还要高兴。 胡文虎是一个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人。有一次，他得知法国人在上海租界
公园门口，挂有一块“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十分愤怒。他决定以其
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中国人出口气。胡文虎在巴西班让开设一个游泳 池，给它取名为“华人池”，在游泳池门口竖着一块醒目的牌子，上写“只 准华人入内游泳”，拒绝洋人入内。众侨胞见状，无不拍手称快。
胡好逝世后，他一手创建的足球队依然秉承他的遗志，雄风不减。
　　1966 年，星岛又组队远征澳洲和新西兰。这次远征共作 11 场比赛，战 果是五胜六和，保持不败记录。
1971 年，星岛足球队又远征美国、加拿大。这次远征的球员多属体力充
沛的青少年，攻守快捷灵活，故在球场上有“喷射机”之称誉。星岛足球队 在美国、加拿大大获全胜，受到华侨 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招待。星岛足球队严 然是世界各地华侨心目中的偶像球队。
为纪念胡好创办星岛体育会和对香港足球运动所作的贡献，香港足球总
会接受星岛公司董事长的建议，决定自 1988—1989 年度秋季开始，举办胡好 杯足球慈善赛，球赛的全部收入拨交足球总会作为慈善用途，球赛费用则由 星岛机构赞助。胡好先生虽已作古，但他的精神在香港足球圈和世界华侨心 中将永存。

第十一章 献策转款 朋友一计暴富


　　胡文虎生病去印尼开刀，李社松献计怂恿胡文豹把兄弟俩在银行的 存款全部转到胡文豹个人户头上。胡文虎雷霆大怒，李社松轻取 50 万 元。香港虎豹别墅大门上的“虎豹别墅”四字，“豹”字陡然坠下地来， 不祥之兆，果然从缅甸传来噩耗。


　　前面说到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情同手足，堪称兄弟友爱的典范，这虎豹 兄弟自父亲去世后，接过父亲在仰光的永安堂药材店，同心同德，共同经营， 使永安堂事业日益发达兴旺；两兄弟又娶了两姐妹、亲上加亲，两家人如一 家人，让世人羡慕称道。这些都没错，但据知情人传，这兄弟俩到中年之后， 由于胡文豹一时糊涂，听信别人摆布，铸成大错，使兄弟情谊陡然破裂，险 致反目为仇。
事情是这样的。
　　1937 年，胡文虎得了一种病，遍请新加坡的中西名医诊治，都不见转好， 心里很发愁。听人介绍说印尼有个医生对这种病有办法，一开刀就好，胡文 虎便想去印尼试试看。谁知他这一去，就出了个大问题。
问题出自一个第三者名叫李社松的人身上。
　　李社松也是个华侨，与虎豹兄弟从小相识，经常在一起玩耍，后来三个 人结为拜把兄弟。胡文虎是个很重义气的人，又觉得李社松自小一起长大， 为人忠厚老实，可以依赖，所以对他极为信任和器重，视作自家兄弟般对待。 上海设立虎标永安堂分行之初，胡文虎委任李社松为第一任经理。李社 松在缅甸长大，只识得些英文，对中文一窍不通。他到上海后，人地生疏， 言语不通，而对于推销药品，又毫无经验，据说他每天就只有在楼上打坐的 份儿，根本就不敢到楼下的铺面上去。这样，他生意做得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李社松在上海不能适应，胡文虎又调他回新加坡去，由于在当时新加坡 那种特殊的华侨社会中，胡文虎用人向来是两项原则并举，一是用人唯才， 一是围人唯亲，即无才不用，不亲不用。李社松作为亲信，不久又被胡文虎 委任为新加坡虎标永安堂总行的经理，永安堂总行的钱财出入尽由他掌管。
李社松与虎豹兄弟同住虎豹别墅，饮食与共，同车出入，真是亲如兄 弟。
　　李社松是虎豹兄弟自小一起玩耍的朋友，年龄自然也与虎豹兄弟相仿， 但李社松却尚未婚娶，别人跟他提及婚姻大事时，他总是一口回绝，说要抱 定独身，一辈子不打算结婚。胡文虎听见，很感慨他说：“李社松这人何等 老实，不嫖不赌，连老婆都不要，一天到晚只给永安堂做事，我到哪里找这 样好的人啊，这是天赐给我的啊！”
　　其实，李社松暗地里有一位与他相好的女人，这女人是他的侄女，多年 来对他体贴关怀，早已超越叔侄关系。
　　胡文虎怪病缠身，无医能治，下决心要到印尼万隆去医治。万隆风景优 美，气候宜人，医院设备也很现代化，胡文虎打算开刀后在那里疗养一阵。 胡文虎离开新加坡第二天，李社松就对胡文豹说：“文虎年纪到了，这 次去印尼开刀危险相当大，万一他开刀死去，你们俩在银行里存的钱未分彼 此，就成了他的遗产。你们俩存这么多钱，抽起遗产税来就不得了啦！你最 好把银行里的钱全部转到你胡文豹的户头上，这样便成了你胡文豹的私有财
产，就算文虎有个好歹，也不必抽遗产税了。”

　　胡文豹觉得李社松言之有理，把银行里的钱暂时先转到自己名下，万一 兄长开刀不利，胡氏家族的财产可以得到保全，不致遭抽遗产税而折损，当 然他会把兄长的那一份家产如数分给侄辈们；如果兄长开刀顺利，病除而归， 他只要把钱转回到他们兄弟俩的共同的户头上便是了。
　　胡文豹如此一想，只觉此举有利而无害，便对李社松言听计从，立即办 手续，将他们兄弟俩在银行里的所有存款全部转到自己名下。也许是为了答 谢李社松的殷勤献策，胡文豹在银行转款时，还特拨了 50 万元到李社松的户 头上，李社松轻而易举便获得 50 万元存款。
　　却说胡文虎到了印尼，在医院一番检查，医生认为他无须开刀。胡文虎 在印尼游玩 10 多日，便打道回新加坡。
　　兄长突然回来，胡文豹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手足无措，他把转移存款的 事说出，不容他解释，胡文虎已气得面无人色。
　　胡文虎冲着胡文豹拍案骂道：“岂有此理！我人还未死，你就敢将所有 的钱归到你名下去，你真做得出啊！你有几个阿嫂和侄子，你分文都不给他 们，倒是那个李社松，你凭什么给他 50 万！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东西，你说说 这都是为什么！”
　　兄弟两个从未这样翻过脸，胡文豹一时吓坏了，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 内心中本来就有些俱怕兄长，这时他知道事情非同小可，只怕自己浑身长嘴 都讲不清了，他好后悔听了李社松的活！他又怕，又悔，又恨自己糊涂，一 时间说不出一句话，竟像个孩子似的哭出声来。在胡文虎声色俱厉的追问下， 他终于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说出。
胡文虎一听竟然是李社松的计谋，气得火冒三丈。他一向认为李社松为
人忠厚老实，值得信赖，他也从来待李社松不薄，委以重任，亲如兄弟，谁 想李社松竟然是这样的阴险奸诈，偏偏胡文豹还要奖励他 50 万，胡文虎恨得 直咬牙。
胡文虎立即就炒了李社松鱿鱼，把他逐出虎豹别墅，与他一刀两断。
　　李社松被赶出永安堂后，一度曾制造与万金油同类型的药品，想跟胡文 虎抢生意，但毕竟资金不足，没能成气候。
炒李社松鱿鱼容易，但虎豹兄弟天衣无缝的手足之情要恢复如初却很
难。两兄弟在办公室本来坐一个长型办公台，现在却再不见他们坐一起，胡 文虎看见弟弟走进办公室，他便掉头就走，一句话不想同弟弟说，胡文虎逢 人便说弟弟傻，不义，没良心，胡文豹有口难辩，只有暗自伤心。
胡文豹后来患了局部瘫痪之症，右脚麻痹不仁，走起路来，步履艰难，
要靠人扶持。胡文豹满世界求医，到过德国、美国、日本，看过西医、中医， 均不得治疗，医生诊断他脑神经局部中毒，致使无法指挥右脚的行动。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发生战事。胡文豹其时在新加坡，每听到敌机在 空中盘桓，他都惊得浑身颤抖，无奈他腿脚不灵，想钻防空洞却跑不动。后 来他在城郊的山谷里租了一幢别墅，在地下室里铺一张床，床的方架子上铺 了六七张棉被褥，以防炸弹碎片溅落。他整天卧于床上，听见警报就缩作一 团。“听天由命罢。”他对人说。
　　有一次，胡文豹一位很有身分地位的朋友去探望他，看到他处境如此难 堪，极为同情，遂替他向当局有关部门说情，请求准许胡文豹出境。当时新 加坡当局有限制居民出境的禁令，胡文豹因为确实有病，走警报都走不动， 加上这位朋友的身分地位，说话挺管用，当局遂准予他的申请，一家人办了
　　
手续，前往缅甸。 缅甸是胡文豹生长的地方，其时尚未遭日军的炮火侵袭。可是胡文豹一
家到缅甸不久，马来亚和新加坡便相继沦陷，敌机又盘桓至缅甸的上空。胡 文豹便又由仰光逃到乡下去。这期间，胡文豹在昆明的亲友曾派人到缅甸来 接他回国内居住，胡丈豹犹豫再三，终于没能成行。之后，缅甸全境沦陷。 在日寇的铁蹄之下，胡文豹虽避于僻隅，却终是寝食难安，郁郁寡欢，终于 病逝于乡下。临终之前，他的太太和两个儿子胡清才、胡清德都随侍在侧。 胡文豹临终之前非常想念胡文虎。胡文豹留下遗言，希望兄长对他尚年 幼的两个儿子予以照顾，他名下的钱，全部由兄 长安排，用来做善事也好，
用来做其他事业也好。 胡文虎在香港得到弟弟去世的噩耗，万分悲恸。他的《悼吾弟文豹》催
人泪下。 “文虎旷观今世，每有兄弟，不知和睦。煮豆燃箕，或亦不惜。文虎每
一闻之，辄为之怅惆终日。夫人生最难得者，厥为兄弟。由幼而长，由长而 老，相依相慰，岁月至长。以相处最久、相依最深之兄弟，岂可略因细故， 而祸起萧墙乎？且兄弟之间，情关手足，允宜互爱互让，永睦永和，庶上无 负父母之所生，下亦足示儿女之榜样。今则文虎已无弟矣，虽欲亲之，虽欲 爱之，又将何以达之那？呜呼！泉路茫茫，再见何日？人天渺渺，携手无期。 读东坡‘与君世世为兄弟，愿结来生未了因’句不禁泣然，而亦欲持之以赠。 愿吾弟文豹地下有知，怜吾寂寞，魂兮归来，有以慰我也！”
这当中有一件奇事顺便一提。当香港沦陷的时候，胡文虎是在香港。他
起先被日军软禁于一个酒店之中。香港虎豹别墅的正门上方有四个大字：“虎 豹别墅”。这四个大字金光闪闪，是木刻而成，敷以金箔，每个字两尺见方， 牢牢嵌钉于门额壁间。有一天，这四个字当中的“豹”字忽然坠下地来，人 人都觉诧异，因为这四个字钉得很牢，就算有意要取下来也不容易，何以无 人动它，它竟自己从门额上掉下来呢？没过多久，一封从缅甸辗转而来的家 信递到胡文虎手上，告知胡文豹已经辞世，胡文虎叫人一查，胡文豹病逝之 日，正是那个“豹”字堕地之时。这样奇巧的事真让人难以置信，不可思议。 胡文虎听说了弟弟临终前的遗言后，心中更加伤感和感动，他知道弟弟 对他这个兄长始终是信赖和尊敬的，过去由于李社松策划转款一事，使他误 认为文豹自私不义，对他这兄长有二心，现在他明白自己是误解了文豹，他
后悔自己跟文豹发那么大脾气，还一度冷淡了手足之情。
　　人死不能复生，胡文虎只能用好好履行文豹的遗言，尽心照顾文豹的孩 子，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歉意和对兄弟的挚爱。胡文虎把侄子胡清才送到美国 去留学，学成之后，让他在新加坡永安堂总行帮理业务，不久即升他为该行 总经理。胡文虎在新加坡发起创设崇侨银行，又介绍文豹的女婿李志城任总 经理之职。太平洋战事结束之后，胡文虎捐过不少钱做善事，其中有几笔是 用胡文豹遗产捐出的，用以纪念胡文豹。
　　
第十二章 八年抗战 捐款捐物最巨


　　英国学者说他为抗日贡献的钱财“是一个天文数字”。去官邸会见 蒋介石，上前就拍蒋介石肩膀，蒋介石一愣，侍卫们面面相觑。胡文虎 却满不在乎：“怕什么，我是见官高一级的。”看望伤兵，愧无礼物， 送每人法币 5 元。任常务委员，登高而呼，认购救国公债，20 万元，30 万元，再来 250 万元。
香凝的救护队所需。
　　1941 年 2 月 21 日，胡文虎飞抵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会议期间，胡 文虎捐献国币 250 万元，作为战伤救济款和认购抗日公债，资助政府兴建抗 战残废军人疗养院、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同时他还捐赠 6 万筒纱布、9000 磅药棉、86 捆绒布、5 大桶金鸡纳霜、300 万包虎标良药和 4 辆救护车，运 往抗日前线作为战场急救伤员之用。
　　海内外有口皆碑，抗日战争期间，胡文虎是华人捐资献物最多的一位。 为此，国民政府财政部曾颁给胡文虎一等金质奖章，军政部也曾颁给胡文虎 海陆空军一等褒状。
就是在这次国民参政会期间，蒋介石会见了胡文虎。
　　胡文虎与蒋介石在 1931 年就有过一次会见，那是在南京，蒋介石设宴款 待他，并照相留念。当时，蒋介石夸奖胡文虎热心公益事业乐善好施的精神， 井表示希望他能资助建设一座大规模的医院，胡文虎慨然答应，问需要多少 钱，蒋介石说已经预算过了，要 37.8 万元；胡文虎说愿意全部负担。胡文虎 后来捐赠了 40 万元建这座大医院。那次蒋介石与他握手的照片，胡文虎把它 冲印放大了几十张，在每个永安堂分行和虎标良药店挂上。当时，社会上常 有人跑到永安堂来敲竹杠，这张照片很能够吓唬一些人。胡文虎开心他说： “这张照片是用来吓鬼的！”
而这次，胡文虎飞抵重庆，稍事休息之后，便由《星洲日报》经理林霭
民，重庆永安堂经理胡万里陪同，乘车至上清寺曾家岩官邸拜见蒋介石。 胡文虎是个生意人，不惯于官场应酬，也不善于外交辞令。对于达官贵
人，他既有以能与他们在一起哪怕是合张影也引以为荣的一面，又有轻蔑他
们的一面，心想，我又不想当官，香凝的救护队所需。
　　1941 年 2 月 21 日，胡文虎飞抵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会议期间，胡 文虎捐献国币 250 万元，作为战伤救济款和认购抗日公债，资助政府兴建抗 战残废军人疗养院。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同时他还捐赠 6 万筒纱布、9000 磅药棉、86 捆绒布、5 大桶金鸡纳霜 300 万包虎标良药和 4 辆救护车，运往 抗日前线作为战场急救伤员之用。
　　海内外有口皆碑，抗日战争期间，胡文虎是华人捐资献物最多的一位。 为此，国民政府财政部曾颁给胡文虎一等金质奖章，军政部也曾颁给胡文虎 海陆空军一等褒状。
就是在这次国民参政会期间，蒋介石会见了胡文虎。
　　胡文虎与蒋介石在 1931 年就有过一次会见，那是在南京，蒋介石设宴款 待他，并照相留念。当时，蒋介石夸奖胡文虎热心公益事业乐善好施的精神， 并表示希望他能资助建设一座大规模的医院，胡文虎慨然答应，问需要多少 钱，蒋介石说已经预算过了，要 37. 8 万元。胡文虎说愿意全部负担。胡文 虎后来捐赠了 40 万元建这座大医院。那次蒋介石与他握手的照片，胡文虎把
　　
它冲印放大了几十张，在每个永安堂分行和虎标良药店挂上。当时，社会上 常有人跑到永安堂来敲竹杠，这张照片很能够吓唬一些人。胡文虎开心他说： “这张照片是用来吓鬼的！”
　　而这次，胡文虎飞抵重庆，稍事休息之后，便由《星洲日报》经理林霭 民，重庆永安堂经理胡万里陪同，乘车至上清寺曾家岩官邪拜见蒋介石。
　　胡文虎是个生意人，不惯于官场应酬，也不善于外交辞令。对于达官贵 人，他既有以能与他们在一起哪白是合张影也引以为荣的一面，又有轻蔑他 们的一面，心想，我又不想当官，何必巴结你们。因此，他见了那些人难免 就要故意地作出一种潇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见官高一级的。” 所以，当蒋介石走进会客厅时，胡文虎全然没把他当蒋委只长对待，而 是像见了老朋友一般地迎上前去，拍了拍蒋介石的肩膀，如此礼节性的会晤， 胡文虎竟然这样随便，蒋介石为之一愣，连侍卫们都面面相觑。但蒋介石还 是笑了笑，示意胡文虎在沙发上坐下。会谈结束后，离开那气氛森然的官邸， 回到嘉陵新村寓所，胡万里还在担心胡文虎对蒋委员长的动作过于随便，有
些失礼。胡文虎却爽朗地笑道：“怕什么，我是见官高一级的。” 也就是这一次在重庆期间，胡文虎参加了伤兵之友同乐大会。 胡文虎穿着皮大衣、戴着绒线便帽走进会场，60 多岁的人，身材壮健，
红光满面，精神矍烁，像他的名字一样虎虎有生气。当《星洲日报》经理林
霭民代表他发言的时候，他起立脱帽，向全场军人致敬。胡文虎说，华侨在 海外地位的提高，全赖祖国抗战的将士。由于他这次仓促从海外赶回祖国开 会，没能备带礼物，便当场每人送法币 5 元，并发给 1070 元。在场伤兵非常 感动，伤兵代表将伤兵之友徽章佩戴在胡文虎的皮大衣，上，表示要“尽最 后一滴血，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国民政府海外部为胡文虎的到来，在国泰大戏院举行欢迎大会。大会气
氛热烈而隆重，海外部部长致欢迎辞，胡文虎在会上发言道：“承各界热烈 欢迎，愧不敢当。抗战 4 年，吾则愈战愈强，敌泥足越陷越深，皆系铁一般 事实。胜利在望，光明在即，海外侨胞快慰兴奋，不可言喻。当今国难当头， 惟如何治疗因忠勇抗战而受伤之荣誉军人，如何救济抗战将士遗孤，如何安 慰流离受难同胞，如何救济谕市受空袭受多难胞，以及如何保育难童，皆为 当务之急。本人谨愿献呈国币 200 万元，请政府以 30 万元救济伤残将士，30 万元教养抗战将士遗孤，30 万元在重庆建筑平民住宅区，免费同空袭被难同 胞住宿，10 万元救济流离难民，100 万元保舅难童（内 70 万元捐助战时儿童 保育会，30 万元捐助新运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作保育难童用）。杯水车薪，聊 表寸心而已。”
　　胡文虎言毕，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胡文虎的爱国义举，令人振 奋和鼓舞。
　　早在 1937 年芦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成立新加坡筹 赈会，之后扩建为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洋总”，为祖 国抗战筹款募捐，胡文虎与陈嘉庚有私人齐蒂，没有加入“南洋总”，但他 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大型客属团体——南洋客属总会（简称“南客总”）会长， 在南洋客属总会所属的 53 个分会中，掀起一股抗日筹赈热潮，并以星系报业 为阵地，为抗战救国摇旗呐喊，击鼓助威。
　　星系报业在这一时期以突出版面，大力提倡认购救国公债。由于星系报 业的宣传鼓动，从“七·七事变”至 1938 年底，南洋各地认购救国公债 1300
　　
万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电胡文虎：“情没爱国，迥异寻常。”予以嘉 奖。
　　星系报业还培养了大批抗日志士、爱国青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 胡文虎支持和资助报社，组织了大批青年学生奔赴内地抗日前线，仅香港大 学就有学生百余人。
　　这年 9 月，国民政府为持久抗战，特发行 5 亿元救国公债，以作非常时 期的开支。为此特成立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由宋子文、陈立夫分别任 会长、副会长，常务委员除宋庆龄、孙科外，还有胡文虎、李清泉等 26 人， 领导海内外劝募工 作。
胡文虎带头认购 20 万元，接着又再认购 30 万元。 宋子文会长致电嘉奖，并提出：“南洋侨胞素具爱国热情，兄系总会常
务委员，登高一呼，定更踊跃认购，至盼热烈推进，为叩。” 胡文虎不负期望，在星系各报频频发表文章，号召华侨团结一心，共赴
国难，“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 胡文虎为表示精忠报国之心，再一次认购救国公债 250 万元。 胡文虎在给新加坡中国银行经理的信中写道：“??强邻压境，国势险
危，??文虎远寄南邦，责不敢忽，除前已购救国公债 20 万元外，兹愿再认
购 30 万元，聊尽国民天职。他日还本与否，尚未计及，苟得归还，即吾祖国 复兴之时，届时仍将一本初衷，将该款举办国家公益事业。”
胡文虎的信在《星洲日报》刊发出来，引起海内外轰动，人们深为他爱
国抗日的慷慨热情和赤子之心所感奋。胡文虎的言行无疑是最具感召力和鼓 舞性的抗战宣传。

第十三章 大红大紫 战争带来横财


抗战全面爆发，中国的前后方除了缺乏武器弹药、最缺乏的是药品， 万金油就在此时成为硬通货和走私品。胡文虎仍然不放松产品宣传，上 海报纸上一函一文，既骂了人又做了广告。唯利是图，但赚了钱还是汇 回国内，存进国家银行，肥水不流外人田。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胡文虎已经是著名的“万金油大王”。但是按照 当时新加坡、马来亚的水准，他的经济实力尚排不进前 10 名。南洋一带地大 物博，经济繁荣，华侨资本家多如牛毛，藏龙卧虎者大有人在，家喻户晓的 社会名流不见得名副其实，名不见经传者也许恰是真富甲。永安堂在战前无 疑是发了财，但胡文虎毕竟只有一个永安堂，毕竟只经营虎标良药，可以肯 定这财是发得有限的。
胡文虎发得大红大紫是在 8 年抗战时期，他真是发的战争财。
　　1937 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前 后方除了缺乏武器弹药，最缺乏的是药品。即使是日本和日本占领区也是如 此，因为日本的化学工业和制药厂都在忙于制造军需品。
虎标良药便在这个时候行销于整个西太平洋区域以及印度洋，包括中
国、东南亚和印度这三个人口最多的大市场。由于这场战争，使得地球上半 数以上的人都在用万金油和虎标良药，人们缺医少药、而虎标良药廉价，方 便，适用面广，这便注定了胡文虎要大发特发。在 8 年抗战期间，万金油成 为中国大后方最走俏的大众药品，也是金华一带中日两军对峙的前线大宗走 私货品之一。永安堂实现了第一次大战之后的第二次飞跃。
永安堂的第一次飞跃也是由于战争，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由
于投入一切尽可能投入的人力物力为战争服务，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一 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由于时世动荡，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人们 患了病得不到医疗，有钱难买药，有药无钱买，价格便宜、服用简便的虎标 良药就这样被时势推向了广阔的市场。
永安堂的这第二次飞跃远非第一次飞跃可以比拟，它给胡文虎带来的钱
财，其数目之多难以估计。这时候的胡文虎真如猛虎下山，报馆一间接一间 开；在香港和新加坡两处修造自行设计的万金油花园和虎豹别墅；他的抗战 捐款是“天文数字”。
战争使胡文虎发了横财，即使在日本占领香港和新加坡之后，万金油的
制造也从没有停止过。并且胡文虎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虎标良药的宣传，每有 时机，便迅即抓住。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的高潮。在上海，成千上 万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罢课、游行、宣传，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 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上海的国民党亢老吴稚晖，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行为 不但不予理睬、支持，反斥骂青年学生：“放屁，放屁，真是岂有此理！” 而在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同时，蒋介石又大力提倡“新生活运动”，以此转移 人民的视线，掩盖自己对抗战的消极态度。胡文虎对此深为不满，电示上海 永安堂分行经理胡桂庚，利用做广告的机会给予讽刺，同时达到宣传虎标良 药的目的。
时隔数日，上海一些报纸上刊出了两则极为醒目的广告，一则题为《放

屁，放屁真正是有此理》，全文是一个电函，是河南省某地一用户发给永安 堂的，内容是：该用户某月某日突然肚子绞痛，吃了多种药，都不见好，后 来服了永安堂制的万金油，少顷，放了几个大屁，就舒坦了。特此致函，表 示感谢。
　　另一则广告题为《提倡新生活，必须揩油》，是一篇短文，内容大意是： 提倡新生活运动，希望大家时时揩点万金油，因为万金油可以提神醒脑，医 治百病，保你身体健康，精神焕发。
　　人们看了这两则广告，只觉开心解气，而吴稚晖之流虽明知遭到了嘲笑 和讥讽，却又无从驳击，只得忍气吞声。
　　日本仁丹一向占据四川各地的市场，使得虎标成药难以 插足。抗日战争 爆发后，全国人民抵制日货的浪潮前所未有地高涨，胡文虎明白打败日本仁 丹的时机来到了。经过一番周密策划，永安堂重庆分行组织了 5 个宣传大队， 排练出许多表现抗日主题的小话剧和小歌舞，深入城乡山区宣传演出。一时 间，巴山蜀水到处流传着宣传队员们传播的顺口溜：“小日本，太凶狠，杀 人放火不眨眼；中国人吃中国药、不吃日本小仁丹。”由于抓住了民众的抗 日情绪，又采取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演出形式，永安堂抗日宣传队的宣传深入 人心，虎标成药很快畅销四川城乡，取代了日本的仁丹。
在香港沦陷时期，虎标永安堂汇往中国内地的国币多达 3000 万元。这些
钱都是卖万金油得来的。卖万金油怎么会赚这么多的钱呢？ 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就开始禁用港市和国币，市面上准许通用的是日军
当局发的一种军票，叫做“丹”。首次公布的官方价格，一“丹”军票相当
两元港币。时隔不久，又公布了一次官方价格，一“丹”军票相当 4 元港币， 港币大大贬值。而在黑市交易上，港币更低于 1 比 4 这个比值。
当时港币有大钞小钞之分，大钞面值为 100 元、500 元，小钞面值为 1
元、5 元，由于大钞难以找赎，使用不便，人们普遍喜欢使用小钞，因此小 钞的实际价值要比大钞高得多。差额最大时，小钞和大钞的比值达到 1 比 5，
即 1 元小钞抵 5 元大钞。按照新公布的官方价格，一个“丹”即值港币大钞
20 元。而国币的价值更是每况愈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币与港币大钞 的比值为 4 比 1，国币与军票的比值为 80 比 1，即 1 元港币大钞值 4 元国币，
而 80 元国币仅值 1“丹”。
　　由于港币和国币贬值厉害，人们对港币和国币没有信心，有点余钱也不 敢存，还是买成实物比较放心。那么买什么实物呢？万金油不失为一种理想 的实物。在当时物资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万金油还能在市面上见到；万金油 可以长时期收藏；万金油要脱手时，也很容易抛出去。因此，万金油在这种 特殊景况下，就不再仅仅是一种药品，而成为人们争相购买、囤积保值的实 物了。
　　起初，香港刚刚沦陷时，永安堂的万金油存货还很多，但很快就全部批 发出去了，市场上供不应求。胡文虎赶紧招兵买马，扩大生产。连胡文虎自 己都没想到，在外侮临头、百业调敝之际，独独永安堂竟能够这样格外火爆 起来。
　　万金油的发售价格是由日军所限制，不得随意提价的。但在黑市上，由 于人们的大量需求，价格却一天一个样地直线上升，常常是早上的价格到晚 上就涨了。起初，每打万金油约值军票四五“丹”，后来竟涨到每打值军票 二三十“丹”，相当港币约 500 元，相当国币约 2000 元。
　　
　　当时万金油虽说是在香港抢购成风，但主要却还是流入内地。因为国币 贬值，人们也争相购买万金油作为存货。香港人买了万金泊转手倒卖给内地 人，从中渔利。万金油一手转一一手，包装纸盒都弄得又脏又破了，还在人 们手上倒来倒去。
　　胡文虎为便利内地客商，在韶关等处的银行开设户头，一些内地客商到 香港去采购万金油时，只需把现金存入韶关等处银行胡文虎的户头上，凭银 行开出的存款收条到香港永安堂就可以提货。这一着大受内地客商欢迎，胡 文虎的生意从此做得更欢。
　　胡文虎作为一个生意人，自然是要唯利是图的，但在爱国和民族气节这 一点上却是毫不含糊，他卖万金油得来的钱，总是千方百计汇到国内，存在 国家银行里。据计，他抗战时期存入国内银行的国币，总计达 3000 多万元。
　　
第十四章 巧服倭寇 故做亏本生意


　　胡文虎直指时弊，却又叮嘱星系报业人员：“蒋介石称我为朋友的， 请我吃过饭，照过相，我的报纸骂他不好，不够朋友。蒋介石不好骂， 其他人可以骂。”日本海军的南进公司限定永安堂只许每人每次买一盒 药，来了个日本宪兵，却偏要买十打万金油，一场冲突，在所难免，却 是胡文虎导的一出戏。香港闹粮荒，胡文虎做大米生意，为何却吃了亏？


　　1941 年 12 月 8 日，灯红酒绿的香港之夜霓光闪烁，突然，炸弹呼啸着 从天而降，惊呆了正侍入梦的城市：日军开始进攻香港了！人们遭此突然袭 击，一时手足无措。在飞机和大炮的狂轰滥炸之中，日本海陆军分头进击， 香港没几天就沦陷那时，占据了九龙的日军与英军隔海炮战，虎豹别墅后山 成为目标，胡久虎撤出了虎豹别墅，避居在亲友家中。他的太太和儿女们部 在新加坡和缅甸，身旁只有胡山和胡好夫妇。炮声不绝，胡文虎静坐花园中 观望。
　　日军全部占领香港后，香港当局的政府要员全部送进了集中营，而一些 日军认为是重要的人物则被送到告罗士打酒店。日军解释说，整个城市混乱 无序，把这些人物送到告罗士打酒店集中起来，是为了保护他们免遭误伤和 误杀，是对他们的优待。胡文虎也是被集中到告罗士打酒店受到“优待”的 对象之一。
胡文虎的确是受到了日军的“优待”，在告罗士打酒店，除了失去自由
外，饮食起居待遇都很不错。他在酒店里被“优待”了一个多月之后。获释 出来。这期间他的虎豹别墅也受到日军特别保护，胡文虎回到虎豹别墅，但 见虎豹别墅在战乱中竟完好无损，客厅里陈设的古董、玉器和家具都安然尚 在，这实在是万幸。
虎豹别墅的餐厅里悬挂着许多大幅照片，那都是胡文虎与党国要人和社
会名流的合影，其中有胡文虎与林森、于右任，孙科、冯玉祥、白崇禧、李 宗仁、杜月笙、何应钦等人的合影，而胡文虎与蒋介石的那张握手照是挂在 最显眼的位置。这些照片都是胡文虎引以为荣向人炫耀的资本。这些党国要 人都是日本人的敌人，正在和日本人对抗作战，照理日本人是不能容忍在他 门的占领区悬挂他们的敌人的照片的，但日本人并没有干涉胡文虎，并没有 令他把照片取下。胡文虎说，如果日本人不许他挂这些照片，他一定要表示 抗议。
　　胡文虎是十分讲义气的，星系报时常刊登揭露国民党政治黑暗面，抨击 当同时政的文章。胡文虎有时候还亲笔撰文。
　　直言不讳地指出时弊。但是他却对他所属的星系报业的编辑。记者说： “蒋介石称我为朋友的，请我吃过饭，照过相，我的报纸骂他不好，不够朋 友。蒋介石不好骂，其他人可以骂。”
　　当时的香港。各种物资都很缺乏，尤其是粮食和副食品，许多市民食不 饱肚。但是日军对虎豹别墅里的胡文虎却并不加以限制，胡文虎要什么就给 什么。胡文虎还独自拥有两辆私家车，自由出入，这对于当时的香港市民更 是天方便谭，因为市民的私家车多半破日本人强占了去，就算没被强占的， 也没有汽油。
那时是日本军阀矶谷廉介作了香港总督，他时常与胡文虎见面，还时常

派高级官员来拜访胡文虎。 日本人对胡文虎如此网开一面，肯定不会无缘无故，而是别有用意和企
图的。日本人对胡文虎到底有什么打算呢？ 胡文虎只是一个商人，对此中深意并不想深究，日本人既然不管他，不
妨碍他，他就乐得做他的生意，让永安堂运转起来。 如前所述，水安堂这时空前看好，把从前的存货卖光了，万金油还是供
不应求。胡文虎便招工扩厂，忙得不亦乐乎，好在从前存下了不少制药原料。 这时，有一家与日本海军有关系的南进公司，看见虎标良药销路这样好， 就想插一杠子，他们提出虎标永安堂的所有药品由南进公司总经销。这实际 是巧取豪夺，但胡文虎迫于威慑，不能不答应。胡文虎只提了一个小小的要 求，允许永安堂在门前向市民零售虎标良药，每人限买一盒。几番交涉，才
取得南进公司的同意。 听说永安堂门前能买到虎标良药，市民们一传十、十传百，永安堂门前
排起了长龙似的长队。那时候，医药极缺，永安堂能让市民一人一次买一盒 壳标良药，市民们自然很惊喜，他们在永安堂门前争先恐后，唯恐买不到， 又怕明天不发售。药买了来家常备用，心里踏实，就算用不上，还可以转手 卖给别的药铺，从中赚点小利。
胡文虎受南进公司要挟，被迫交出永安堂虎标良药的专卖权，心里是极
愤恨不平的，但他又无力与日本海军的南进公司对抗，这愤恨只能埋藏在心 里。可是不久，他就找到了一个与南进公司斗法的机会。
这天，永安堂门前来了个日本宪兵，排在长龙似的长队里买药。轮到他
买药了，他一个人要买十打万金油，永安堂的人自然不敢卖给他，南进公司 规定每人一次只能买一盒药。这宪兵不依，非要买十打。永安堂的人只好向 胡文虎请示。胡文虎马上派了一位懂日文的秘书来。秘书向宪兵解释，永安 堂的药已经由南进公司专卖，永安堂不得随便买卖。宪兵非常气愤。就跑到 南进公司去质问。宪兵这一去，才弄清楚南进公司原来是海军的一个赚钱的 机构。
日本宪兵与日本海军一向不和，两家明争暗斗已久，这买药的宪兵回去
把永安堂门前的事一讲，宪兵部正好借题发挥，马上就派人去南进公司拘了 经理来讯办。讯办的结果是，永安堂的药品归还永安堂自己专卖，南进公司 再不得插手染指。
这一出宪兵买药的戏原是胡文虎导演的。胡文虎明知永安堂无力与南进
公司硬斗，但是他知道日本宪兵和日本海军水火不容，争权夺利，这一点正 可以加以利用。胡文虎于是暗中托人向日本宪兵司令叫屈，日本宪兵当然不 容海军势力扩张，所以便有了宪兵买药这出戏。
胡文虎那时候还做了一桩亏本生意，这桩亏本生意是他有意为之。 胡文虎有个座右铭，叫做“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财，供天下
之用，以尽国民之职。”永安堂生意兴隆，赚了不少钱，胡文虎便想散散财， 做点好事。
　　当时香港闹粮荒，胡文虎便想敝大米生意，从外地购运大米来供应香港 市民。胡文虎的想法得到一帮朋反响应，不久成立起一家公司，叫中侨公司。 胡文虎投资最多，由他担任董事长。当然，在公司成立之先，已征得日军当 局的同意。粮荒使香港市民生活在恐慌之中，能够运些大米来，多少可以稳 定人心，日军也就同意。
　　
　　中侨公司买了两艘机帆船到广州市桥去购运大术。两艘机帆船分别叫做 “中侨第一号”和“中侨第二号”，从香港出发。运载着万金油、盐或其他 物品，在市桥把这些东西卖了，再购运大米回香港。
　　那个年代能够做大米生意，肯定是要赚大钱的。但是据有关人士说，中 侨公司那时运米来香港卖，的确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中侨公司卖出的米，其 价格要比市价便宜得多。中侨公司的确是在做亏本的生意，这亏本的钱全部 旧在胡文虎的名下。受益的当然是香港市民，不但有米买了，而且是便宜的 米。
　　
第十五章 东京之行 媚敌原是假相


　　胡文虎的“东京之行”为他惹下一身是非。抗战胜利后，厦门记者 公会曾有决议：“《星光日报》董事长胡文虎，曾充伪华侨代表赴东京 媚敌，现仍逍遥法外，本会决电请国防部扣留惩办。”直到 1992 年， 历史才终于有了“谜”底。


　　在胡文虎在东京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谈话记录没有找到之前，胡文虎 的东京之行，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争论不休的问题。
　　抗战胜利后，1946 年 12 月 18 日.厦门多家报纸同时刊载一则新闻，报 道厦门记者公会举行第二次会员大会的经过和决议案。其中第三项决议就 是：“《星光日报》董事长胡文虎。曾充伪华侨代表赴东京媚敌，现仍逍遥 法外。本会决电请国防部扣留惩办。”
照理，这条新闻的主题应该是大会的会议内容，但是，除《星光日报》 外，各家报纸都把重点放在了胡文虎身上。
《立人日报》做的是三栏通行大标题： 记者公会昨二次大会决议（仅用 3 号宋体） 声讨胡文虎媚敌（使用持号宋体，达到突出醒目效果。） 而《江声报》的是双栏三行标题：
新闻记者公会
昨检举胡文虎 充伪华侨代表赴日媚敌
远在这之前，国内外早已是流言沸沸，说“胡文虎和敌人妥协了，准备
在香港复办报纸和开设银行”，说“胡文虎允当伪侨代表，赴东京媚敌，准 备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堕落为大汉好了。”沦陷区的报刊则宣扬：“查胡 文虎氏前系战派中极有力之华商巨子，抱所谓爱国热忱，致力于救国捐输运 动。自大东亚战争勃发后，日军攻陷香港，胡氏在港受日军保护，因之幡然 觉悟，倾向于和平救国旗帜，致力于和运之开拓。”
厦门记者公会的决议案提出后，却未见国防部有“扣留惩办”的行动。
盖因“媚敌”和“汉奸”到底不能等同。1945 年 10 月，国民政府曾经颁布
《惩治汉好条例》16 条，对于“汉奸”，当依法惩治，但是 16 条中并未包 含“媚敌”一说，对于“媚敌”者是否当惩治，如何惩治，尚无法可依。
胡文虎是否任过香港维持会会长，这个问题容易澄清.据考证，香港沦陷
期间.就根本没有过维持会这个机构。但是，胡文虎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一 说。又的确是事出有因。
　　据说就是在日军攻占香港，胡文虎和一些被日军认为重要的香港人士软 禁在告罗士打酒店时，这些被软禁的“重要”人士曾被逼迫组织香港维持会。 胡文虎这期间受到特别“优待”，正是因为日军当局属意于他出任香港维持 会会长。
　　胡文虎身陷囹圄，无法直接拒绝，只好推辞说：“我一向做生意，对政 治一窍不通，岂能办维持会呢？”
　　日本人听他悦得在理，不再勉强他，却提出他既然是做生意的，就给皇 军做点生意，皇军正缺军粮，让他给皇军筹办军粮。
胡文虎为摆脱香港维持会会长之职，赶紧抓住这个台阶往下溜，他答应

道：“当然，当然，这个我内行，在出米的仰光、西贡、曼谷，都有我的分 公司，做大米生意都能用得上。”
　　日本人给胡文虎提供了运米的船只，船上插上日本旗，胡文虎便开始替 日本军队买米。胡文虎替日本人买来的米，时常偷运到中国去卖给中国人。 因此抗战胜利之后，胡文虎没被列入汉奸之列。
以胡文虎惯有的爱国之心，不应有“媚敌”之嫌。 胡文虎被软禁于告罗士打酒店，7 天之后，东京派来参谋长主持审讯被
俘人员。胡文虎是第一个被提审的。 市讯人员问：“你就是南洋华侨领袖胡丈虎？” 胡文虎回答说：“是。” 审讯人员又问：“就是你大力捐钱给中国政府抗日？”
　　胡文虎从容回答说：“是，我是中国人，爱国是我的天职，我当然要捐 钱给政府抗日。”
　　事后，胡文虎对家人说，当时他自度年逾花甲，阅尽沧桑，富贵如浮云。 身陷敌中死何足惧，志更不可屈。
　　香港沦陷期间，日军杀人如麻，灭绝人性，胡文虎忍无可忍，愤而往见 日军总督矶谷廉介，指责日本宪兵队队长野间贤 之助的疯狂行为。亲友们替 胡文虎捏着把汗，胡文虎却说：“就算招来杀身之祸，我也不能再沉默下去。” 宪兵队队长清水，嗜杀成性，素有“杀人王”之称。有一次实行灯火管 制，清水率队巡逻，发现摩利臣山道上的崇正总会楼上露出微光，欲登楼捕 人，因大门锁住，即捣毁大门玻璃。第二天又把该会秘书抓去宪兵部队。胡 文虎得知，气愤填膺，即以崇正总会会长名义致函清水，谴责他毁坏私人财
产。并索赔修理费用。清水理屈词穷，终于认错道歉。
　　在沦陷期间，日军在香港为所欲为，为筹集军饷，他们开赌开娼，甚至 要大开鸦片烟禁。1942 年秋，香港大道中荷兰行门外竟公然悬挂起“鸦片零
卖 8 所”的招牌，一些人竟获得毒品专卖权，可以公开贩卖鸦片。胡文虎对
此充满义惯，在《香港 日报》上发表文章，向日军总督提出抗议。迫于舆论 压力，日军收敛了公开贩毒的劣迹，那块“鸦片零卖 8 所”的招牌也最终被 摘下。
那么，依的文虎倔强的个性，我行我素的正义感.为什么要赴东京往见东
条英机呢？
　　在日本方面，邀请胡文虎“驾赴东京一晤”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时值 1943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转折阶段，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日趋恶化，日 军在作战中不断遭到打击，士气 大挫。面对现实，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开始考 虑接受他的顾问佐 藤贤了的建议：“展开和平攻势，以求战争体面结束。”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东条英机派出“有力人士”到香港，以解决日本占领下 的香港断水、断电、断粮等问题为由头，邀请胡文虎到东京与东条英机会晤， 实际上是东条英机企图把胡文虎纳入“和平攻势”，让他出任“香港维持会 会长”。
　　胡文虎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应邀“驾赴”。记者问及此事，胡文虎 回答说：“是因为当时香港居民没饭食，饿死了不少人。我想我也信佛，日 本很多人也信佛，我曾做过许多慈善事业，他们都说我是慈善家。为了救人， 应该想法运米来分给大家吃嘛。这里的日本军人说，要米需到东京去求，我 便毅然前去，后来也便得到救济。”
　　
　　胡文虎东京之行，轰动海内外。胡文虎自东京归来，不但外界，就是亲 友和知交也都纷纷询问他为何赴东京，赴东京又干了什么，言语间充满怀疑， 令胡文虎难以招架。这些问询连绵不断，胡文虎没法保持沉默，在无奈中，
于 3 个月之后，写了一篇短文，作一个总的答复：今春有日本有力人士，游 虎豹别墅，殷殷垂问余过去从事慈善事业经纬，及今后之所志，余以既往贡 献社会极微，尚未实现理想十之一，甚以为歉。今尤不能释于怀者，中国各 地民众战时困于粮食，缅甸、泰国、安南，皆在日控制下，三地盛产米，现 无销路，甚或投诸海，苟能出此有余之粮，运往各地，米价自跌，纵不举办 平粜，民众赖以救济者，当不知凡几。日本当局对此，如予同情，一经划诺， 可活无数饿浮也。该有力人士等闻言，颇以为是，返日后，即转述余意子当 局。六月间，复来港，谓：“先生救济中国民众恐慌之宏愿，甚为敬佩，可 否请驾东京一行。”余因事关民众问题，乃慨然乘机前往，东条首相殆以余 为救济民食恐慌而来，特款余于迎宾馆，感慰之情，无以言喻，居留匝月， 畅叙甚欢，商谈结果要旨如下：一、关于救济中国民食恐慌问题，东条首相 允拨仰光白米，无代价归余运往各地，实行救济，此事遂行，民食无忧，受 其惠者，每饭不忘。至于运输问题，苦无船舶，现正商请有关方面负责与当 局协商并期早日助成之。
二、关于华侨爱国分子自由问题，余曾率直向东条首相，慨乎言之，南
洋各地爱国华侨，多数忠直有才干，中国人爱中国，为国民天职，日本如以 兄弟之谊待中国，必不憎恶富有爱国思想之华侨，此爱国华侨必能拨其囊护 祖国之心，以爱东亚，望能恢复彼等自由，勋其将来为东亚全体努力，至各 地华侨产业，尚未揭封者，亦望从宽处理，此与恢复华侨商业，开发南洋资 源，不无多少补助，首相对此，亦予采纳。
三、关于华侨汇款安家问题，目前各地银行所订送金办法限制数目极小，
收款方法，亦多与华侨年素习惯不甚相合，余曾提议集华侨资本筹备办一银 行，由华侨自己办理汇兑，在原则上首相亦加赞许，详细办法，自当与各地 当局妥议而后实行。
四、关于香港方面，就管见所及，过去多已贡献子总督阁下，亦曾向东
条首相言及，归港后，正向当局条陈具体意见，请其实行。 关于第一问题，现仍在协议具体实施方案，一俟船只问题解决，余当趋
赴南洋，商请各地当局，同时实现第二第三两问题。现居香港，即以香港为
中心，就有利于大众之事，脚踏实地，由近及远，尽力所能及，以求其实现， 语云：“登高者必自卑，行远者必自逾。”余服膺斯语，悬为座右铭。
　　上述为余飞赴东京之事实经过，外间或未全知，故特草此，以告大众， 后此若有所问，恕不再答也。
　　这篇短文当是胡文虎东京之行的翔实注解，但是却很容易被当作胡文虎 的“一面之词”，即使在这“一面之词”中，也能读出胡文虎的“媚敌”， 诸如：东条英机首相“特款余于迎宾馆，感慰之情，无以言喻，居留匝月， 畅叙甚欢。”
　　但是，如果不拘泥于这些表面文章，而对胡文虎在抗战时期的所作所为 加以全面观照，且不说胡文虎抗日救国捐资最巨，单看他在香港沦陷时期， 当一些附敌得势者获毒品专卖权，准备向市面公开发售鸦片，胡文虎怒而抨 击，严正抗议，终致当局禁毒，除下“鸦片专卖 8 所”招牌；当许多华侨和 文化界人士滞留香港，胡文虎对数以千汁的人捐助生活费用和返回国内的路
　　
费，仅对香港大学数百名学生，就每人资助港市 500 元，使他们奔赴祖国抗 战第一线；当香港人民因为战乱流离失所，胡文虎捐款数十万元，维持香港
20 余个民间团体救济难民的工作，并在香港永安堂内特设慈善部，专门办理 救济事项；当香港缺粮，民不聊生，胡文虎筹办平价米救济贫苦人民，他售 先要呈请香港日军总督认可，再须向伪粤政权条陈香港同胞应获救援之急， 然后要拜会珠江三角洲的米商集团巨头，可说是斩关夺隘，历尽艰辛。
　　胡文虎委实不易，既要救济中国的饥民，又要拜会日本的首相；既要争 取华侨的自由，又要对付敌人的阴谋；既要维护庞大的企业，又要无损自己 的名节。一方面，他要有所不为，不隐瞒爱国，不奴颜卑膝，不出任伪职； 而另一方面，他又必须有所为，为正义呼吁，为难胞捐助，为饥民奔走。
　　从胡文虎的所作所为，我门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第一，胡文虎只是一 介商人，没有掌握国家主权，因此，无国家主权可出卖；而他在香港沦陷期 间，从未出任过伪职，因而指责他为卖国汉奸是不实之词；第二，胡文虎从 未损害民族利益，而是乐捐巨款抗日救国及兴办公益事业；他从不坐视国灾 民难，而是积极奔走，竭诚尽力。东京之行，不能抹煞他爱国华侨的本色。
历史终于有了“谜”底。
　　1992 年 8 月初，中国政协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部副主任洪仁赴日本参 加一个国际会议。他在日本友人协助下，查阅了日本战史档案中胡文虎与东 条英机的谈话内容的原始记录。自此，胡文虎“东京之行”真相大白。
胡文虎与东条英机的这次谈话，据《东条内阁总理大臣机密谈话记录》
专题档案记载。
时间：昭和 18 年（1943 年）7 月 17 日，星期六，下午 2 时至 3 时 30
分
地点：东条别墅 中心内容：东条英机要胡文虎调运缅甸和东南亚过剩的大米到中国，利
用与蒋介石的关系换运国统区钨矿（系军用物资）至日本，胡文虎以交通工
具无法解决及自己仍在软禁之中而拒绝。胡文虎抨击伪政权的腐败，胡文虎 试图探问中日战争何时结束，被在场的东条慕僚制止。
据查东条英机的全部机密谈话档案，东条英机与胡文虎的谈话仅此一
次。

第十六章 报业春秋 迢迢星系之路


在汕头报刊上做广告耗资不菲，可不但没有买来好名声，反倒遭指 责，胡文虎横下心在汕头办一张自己的报。从今后哪里设有永安堂分行， 就把报纸办到哪里。报纸屡办屡停，秀才斗不过兵。“星岛”是胡文虎 报业史上最辉煌的一笔，一流设备，兵强马壮，名家荟萃。

汕头的《星华日报）是胡义虎的第二张星系报纸。
　　1930 年，胡文虎在汕头设立永安堂分行，并筹建制药厂。其时，汕头一 些报刊对虎标良药批评诸多，令胡文虎十分气恼，胡文虎每年在汕头报刊上 做广告耗资不菲，不但没有买来好名声，反倒招来指责，胡文虎便想，倒不 如把做广告的钱用来办报纸，既可给虎标良药做广告，又能与那些攻击虎标 良药的报纸相对垒。这时候胡文虎已经有了办《星洲日报》的成功经验，《星 洲日报》在新加坡办得有声有色，与陈嘉庚的《南洋侨报》平分秋色，使得 胡文虎的社会影响和地位与日俱增，胡文虎因此时办报纸更有兴趣和信心， 他甚至忽发奇想，今后哪里设有水安堂分行，就把报纸办到哪里。
　　《星华日报》经过半年时间的筹备，于 1931 年 7 月正式出版，每日出报 三大张。其规模虽不及《星洲日报》，但在汕头已是首屈一指，并且内容也 还不错，深受读者欢迎。
然而出版不过数月，《星华日报》便被勒令停刊，原因是触犯了当地军
阀之忌。胡文虎得到停刊消息，异常愤怒，当即派人去广州交涉。 派去的人持胡文虎的信谒见南天王陈济棠及当地驻军独立二师师长张瑞
贵。胡文虎的信恳请陈张二位确实保护华侨投资，取消停刊令。陈济棠和张
瑞贵经过商量，最终致电汕头有关方面，解除前令，准许《星华日报》即日 复刊。
《星华日报》复刊后，销路明显比停刊前增氏，概因汕头百姓见其正直
敢言，触怒军阀，遭致停刊，深感同情，而对其复刊表示支持的缘故。 然而仅仅放月之后，《星华日报》又触怒汕头市市长，被勒令停刊 5 日。
触怒市长的那条新闻，列举抢掠之率频繁、烟赌之风日盛的事实，指出汕头
市政无人管事的弊端。这原是新闻的正当舆论监督，但在那个专制的时代， 一市之长岂容报纸对他指指点点？
日军占据汕头时，《星华日报》宣告停刊，战后夏刊。汕头解放后，该
报人手不足，自动停刊。《星华日报》的报史就此结束。 星系报的第三张报纸是《星光日报》。 胡文虎在创办《星华日报》之时，便有了想法，那就是要在设有永安堂
分行的各大城市都办起报纸来。厦门是福建最大的通商口岸，永安堂在那里 设有分行，胡文虎感到很有必要在那里办一张报纸。
　　1935 年初，胡文虎在厦门北中山路购下一幢五层楼建筑作为报馆。半年 之后，从这间报馆里诞生出又一张星系报——《星光日报》。这张报办得没 有什么特色，到 1939 年厦门被日军侵占时便停刊。抗战胜利后，该报几经筹 划，得以复刊，然而始终办得平庸，未能在厦门的报纸当中拔尖。全国解放 时，该报主持人出走香港，《星光日报》自此结束了它平平淡淡的报史。
　　星系报的第四张报纸——《星中日报》的诞生是缘于新加坡另一家报纸 的夭折。
　　
　　这家夭折的报纸叫做《国民日报》，它迟于《星洲日报》数年问世，其 股东、董事、编辑部和经理部的负责人都是国民党党员，由国民党新加坡总 支部领导，是一家国民党党报。该报筹备多年，投资数十万，起初来势凶猛， 谁料是虎头蛇尾，由于经营不善，开办不过一年多时间便告关门。
　　胡文虎这时手头已有“星洲”、“星华”和“星光”三家报纸，三家报 纸都办得不错，尢以《星洲日报》声誉鹊起，胡文虎便觉得办报纸这件事既 有名，又有利，多多益善，看见《国民日报》倒了，便想把《国民日报》的 家当收买过来，再办一家报纸。胡文虎明白自己在新加坡社会中比较孤立， 与他敌对的人以及妒嫉他的人都很多，多一家报纸则多一份自我宣传的舆论 和力量。
胡文虎跟《国民日报》讨价还价，最后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进了所有的 平版卷筒印报机、铅字、办公用品。
　　因为《星洲日报》有早晚两报，胡文虎便把这张新报纸放在午间出版， 以午报的形式与新加坡读者见面，命名为《星中日报》。
　　当时，在新加坡一个地方，由一个人同时独资办三家各立门户的报纸， 除胡文虎外没有第二人。这也充分显示了胡文虎敢想敢做的魄力和个性。
　　星系报的第五张报纸《星粤日报》原有可能成为一张极有出息的大报， 岂料生不逢时。
1934 年 10 月，胡文虎到广州视察业务。广州是华南的最大都市，又是
广东省省会，永安堂在此设有分行。胡文虎感到很有必要在这里办一张报纸。 胡文虎遂于长堤择地，兴建馆址，筹办《星粤日报》，并向美国定购新式卷 筒印报机。
第二年馆址落成，经过半年多筹备，一切就绪，总编辑和主笔都已聘定，
《星粤日报》出版指日可待。然而广州突遭沦陷，《星粤日报》十月怀胎， 一朝夭折。日军强占该报馆址，印报机的机件多被拆去，其他设备也被搬毁 一空。
《星粤日报》未出一张纸便胎死腹中，而随着汕头、厦门相继沦陷，“星
华”和“星光”均告停刊，胡文虎损失惨重，但他办报之“贼心”不死。 那时候东南沿海遭日军封锁，香港便成为海内外的交通枢纽，文化也随
之繁荣起来。胡文虎设在香港的永安堂分行更成为永安堂的重要据点。为适
应环境形势的发展变化，胡文虎决定在香港创办《星岛日报》。 胡文虎让他的三公子，年仅 18 岁的胡好出任社长。胡好秉承父亲的旨
意，加上少年老成，为人谦和，处事精明，数月之内便将《垦岛日报》的筹
备工作迅速完成。
　　1938 年 8 月 1 日，星系报的第六张报纸——《星岛日报》在香港正式出 版，胡文虎开始写下他报业史上最辉煌的一笔。
　　《星岛日报》的规模在当时的报业中堪称一流。印刷方面，它拥有最新 型的高斯卷筒印刷机，配有彩色套印，每小时可印 5 万份，而在排字方面也 采取革新的字盘，技工大部分从上海请来，排字拼版简便迅速，其他如摄影、 制版、铸字等，都拥有自己的一流设备，此外，运输报纸的车辆及内地运送 报纸的交通网，都有精密的安排。
人事方面更是兵强马壮。
　　1938 年，香港的报业经历了巨大变化，全面抗战展开后，上海、北平、 广州各地的报业人员纷纷转来香港，《星岛日报》得以广纳人才。
　　
　　胡文虎本人对办报虽是外行，但他能信任专家和有经验的报人。这是他 办报所以成功之处。编辑部当时聘定了好几位报坛知名人士，如江亢虎、樊 仲云、冯列山、祝百英等，个个属“过江名士”。《星岛日报》初出版时， 总编辑是樊仲云，樊仲云走后是冯列山，冯列山走后为金仲华。
　　金仲华来自上海，曾办过一份国际新闻刊物，负有“国际政论家”之盛 名。金仲华当总编辑很卖力，下午返社遍阅新闻电讯来稿，晚上亲自挥笔写 时事评论，深夜后看完大样才离开报馆。
　　专栏文章是当时最受读者喜爱的版面，名记者范长江写战地通讯，乔木 写国际新闻评述，其他如刘思慕、夏衍、恽逸群等也常在专栏中露面。
　　穆时英编娱乐版。此君诸熟电影戏剧和其他娱乐性玩艺。每天的娱乐版 都有陈桑榆写的麻雀经、桥牌经。擅长漫画的张光字则是报坛有数的奇才。 副刊最初是由陶亢德先生负责，后由诗人戴望舒继任。戴望舒在上海文 坛负有盛名，与文艺界人士相熟，组稿也方便。副刊名为“星座”，除长篇 小说连载外，更有新诗、木刻画插图，名作家萧红、端木蒸良、徐纡、萧军
等，经常有精彩的文章刊出，深受新文学青年喜爱。 社会服务版是“星岛”的强项，由绰号“万能博士”黎伯挺主编。该版
解答读者来函的各种询问，还替读者服务，诸如寻人、求职、解释法律、领 请商业牌照手续等等，事务繁琐，牵涉广泛。编者不仅要有乐于助人的心肠， 还要脚踏实地地为人奔走，黎伯挺身材高大，说话响亮，性格幽默，自称天 上地下无人不识、无事不通，因此博得同人赠以“博士”头衔。
体育版编辑是李次民。香港当年的足球比赛最受市民青睐，当年的“波
经：’与今日的马经同等重要，球迷们对一场重要赛事绝不肯放过，赛前预 测，赛后批评，临场做拉拉队，其热情不下于今人之于世界杯足球锦标赛。 因此，报纸对足球新闻特别重视，并对排球、篮球及各项臼径比赛都予以详 实报道。“星岛”除注重体育版外，还自组足球队、男女子篮球队、游泳队， 拥有多名体育健将。
“皇岛”还曾聘杨潮（羊枣）为军事记者。杨潮发表的抗日战争军事评
论，内容翔实，笔调明快，立论有据，见解独到，给海外及南方各省读者留 下了深刻印象。
《星岛日报》后来成为香港的大报之一，是香港政府刊登法律性质广告
的有效刊物，每日出版对开 8—12 张不等，节日多达 20 多张，内容文字与广 告之比约为 4 比 6。该报新闻齐全、消息多，专栏、副刊适合知识分子趣味。 并且报社经常搞一些社会活动，如“环岛竞步”、“捐款济贫”、“摄影比 赛”“读者旅行团”等，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日常销量约 7 万份。
　　《星岛日报》出版后不到半个月，《星岛晚报》也接踵面世。《星岛晚 报》于 1938 年 8 月 13 日创刊。该报日后成为香港最有影响的一家晚报，最 初其销量却仅 1 万份。1948 年 1 月 16 日，广州发生了“广州市民焚烧沙面 英国领事馆事件”，该报总编辑唐碧川与编辑部主任郎荫泉知道后，马上通 知驻穗记者，雇用直升飞机采访，发回大量新闻图片报道，当天即在该报头 版刊出，从此销路直线上升，数十年来，始终雄踞香港晚报销量的首席地位， 发行量达 16 万份，每年都有巨额盈利。
　　战前的香港报业竞争较烈。日报属于大报一类，张数较多，内容文字与 论述层次较高，普通市民尤其是劳工阶层不大爱读。为满足这部分读者的需 求，“一仙报”应运而生。所谓“一仙报”是一大张，内容除新闻外，注重
　　
副刊小说，只售 1 仙港币。当时已出版的有“天光”、“成报”、“南中”、 “南强”，“星岛”此时也出版了一张《星岛晨报》。
　　经营“一仙报”有另一套手法，第一，要争取国际新闻的精华，更要报 道内地抗战局势的发展；第二，要力求抢先报道本港新闻；第三，要加强副 刊的趣味，迎合大众的追读性。报纸篇幅虽少，但信息量也要尽可能多，删 繁取精。《星岛晨报》那时的主编是叶启芳。叶启芳原在广州从政，和广东 省政要相交，对内地政治新闻来源颇有把握。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胡文虎在新加坡马来亚还办了两家报纸，其中一 家是星系报的第七张报纸——《星槟日报》。
　　《星摈日报》馆址在槟榔屿，该报于 1938 年着手筹备， 1939 年元旦正 式出版。
　　槟榔屿地处马来亚之北，暹罗之南，永安堂在那里早就设有分行。新加 坡的“星洲”、“星中”两报，虽然每天有报纸发往槟榔屿，但因交通不便， 总不能及时送到。胡文虎看准这一点，在摈榔屿办一家报纸，在当地及附近 地区是会有销路的。事实上果然如此，《星槟日报》虽没有办法和新加坡所 出版的报纸相竞争，但除了日本人攻占摈榔屿时不得不停刊外，业务一直都 很平稳。
另外一家是胡文虎接办的《总汇报》。
　　在南洋的华文报纸中，《总汇报》可算得上是老资格了。远在 1898 年， 即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戊政变”那一年，康有为在国内力倡变法图强，震动 朝野，海外有识之上，群起响应。有一位名士邱寂园，待出资创办《天南新 报》，拥护康有为的主张。其后康梁变法运动失败，华侨中的急进青年认为 满清政府腐败透顶，非推翻了不可，于是趋向民主革命之说。这一派人便合 资创办了《图南报》，倡导革命理论，痛斥康梁维新派。因此引起了两派在 海外的政治斗争。但是那时还有比较保守的侨胞，同情康梁，诸如许子鳞、 沈联芳、陈云秋等，到 1904 年，这些人创办了《总汇报》。
那时候，维新派与革命派笔墨酣战，而《总汇报》的言论竟每每倾向于
革命派，这使同情康梁的股东陈云秋大为不满。到 1906 年，陈云秋忍无可忍， 提出散伙。
当时《总汇报》的股东当中，有好几位都想承接来办，无法解决，经过
协议，只好以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议定底价，谁抽中归谁承办。 抽签结果，陈云秋独占《总汇报》。 陈云秋接办《总汇报》之后，与维新派中人朱子佩合股，使报纸成为维
新派的言论喉舌，康有为的门徒欧榘甲、徐勤、伍宪子先后被请来新加坡主 持名政，根据康有为维新图强的主张，与革命派的《图南报》展开针锋相对 的笔战。
　　后来，维新派的主张宣告失败，《总汇报》因之锋芒尽挫。到 1929 年， 该报始转入广东帮侨商之手，更名为《总汇新报》。此时新加坡又兴起多家 新报馆，竞争激烈《总汇新报》暮气沉 沉，光景大不如前。到 1938 年，因 无法维持，决定收盘。
　　严瑞棠是一位以代销报纸为业的粤侨，眼见历史悠久的《总汇新报》收 盘，甚为憾惜，便与胡文虎合作，组织广东报业公司，将该报全盘承顶过来， 继续出版。恢复其《总汇报》的原名。胡文虎长子胡蛟担任社长，严瑞棠担 任总经理。《总汇报》就这样纳入了呈系报的行列。
　　
接办后的《总汇报》并不见有什么起色，一年多之后，便自动停办了。 纵观星系报业史，可分作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抗战前。这一时期是垦系报业最兴旺发达的时期，一共有
七家垦系报先唇诞生和出版，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星中日报》、《总 汇报》，香港的《星岛日报》，槟榔屿的《星槟日报》，汕头的《星毕日报》， 厦门的《星光日报》。而广州的《星粤日报》则由于广州沦陷而胎死腹中。 第二个时期是抗战中。这一时期，因为有星系报的地方都相继沦陷于日 军手中，星系报均先后停刊。其中只有《星岛日报》停刊后，改名《香岛日 报》继续出版。而《星洲日报》是在日军侵入新加坡前夕即停刊，之后所出 版的《昭南日报》是日军利用《星洲日报》的设备而运作，与胡文虎的星系
报并不相干。 第三时期是抗战结束后。抗战胜利，各地光复，星系报也随之先后复刊，
新加坡的《星洲日报》，香港的《星岛日报》，槟榔屿的《星槟日报》，汕 头的《星华日报》，厦门的《星光日报》，都重整旗鼓，只有新加坡的《星 中日报》和《总汇报》因原本就不具特色，似乎没有复出的必要，也就不再 继续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