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刚无不关注内地的变化，随着岁月的流逝，思乡之情愈加殷切。 内地开放后，包玉刚多次与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会面。他与邓小平第 一次会面是1978年11月，当时邓小平复出不久，因此，会面是秘密进行，
传媒也未作报道。 据说两人会面时，因包玉刚对内地人偏好政治耳熟能详，故而说了一
些比较“高调”的话，说我那时太年轻，对共产党的政策缺乏正确理解， 所以去了香港，我应该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才好。
邓小平笑道：“你还是去香港做船王好。”邓小平又说：“文革期间，我
被流放到江西劳动改造。你为国民党做过事，或许还等不到文革，你遭受 的苦难一定会比我多。一个人、一个国家，都希望国泰民安。”
　　邓小平的务实作风，使包玉刚感到惊喜。他们畅所欲言，谈的最多的 问题是经济——如何使中国跟上现代化步伐。
传说是否确凿，现在很难证实。有一点我们大概可以肯定：像包玉刚
这一批内地商界精英到香港去发展，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一件好事。他们 若留在内地，难免会被埋没。
　　尽管他们当年与新政权不予配合，甚至有的人至今仍对政府持有一定 的戒心。但他们的根在内地，与内地的土地和人有割不断的联系，他们一
但发达，必有爱国爱家乡的具体表现。
因为血浓于水。 包玉刚堪称爱国爱家乡的典范。
1980年9月，为扶植中国造船工业，包玉刚向中国船舶工业公司订造4
艘货轮。
1981年7月，包氏集团投资的兆龙饭店，在京举行奠基仪式。
　　1982年6月，包玉刚赠款1000万美元，用于建造规模宏大的包兆龙图书 馆；11月，包兆龙先生病逝，包氏家属捐美金100万元，设立包兆龙中国留 学生奖学金。
　　1986年，捐赠1400万英镑，设立中英友好奖学金；9月捐赠2000万美元 创建宁波大学。11月包氏家族捐款修建的宁波兆龙路通车，包玉刚图书馆
落成。
　　1987年，包氏家族捐款重建的宁波镇海市中兴中学落成；捐款建造的 杭州包玉刚游泳馆落成；宁波黄鉴湘门诊楼落成。
　　1988年，包氏家族捐款助建宁波大学体育中心；捐款兴建宁波大学图 书馆；捐款兴建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包兆龙住院楼；捐款兴建宁波市第二
医院住院大楼；捐款赈济浙江省水灾灾民。 内地人对包玉刚的认识，最初就是源于他对内地的捐赠。 由于“船王”的名气大盛，内地人对作为“地产巨子”的包氏，恐怕
知晓的不是太多。关于包玉刚弃舟登陆，投资地产业，本书将另列单章叙 述。
（详情可参阅冷夏、晓笛著《世界船王——包玉刚传》）

第三十一章 卖药办报 父称大王女称霸

父亲胡文虎、东南亚万金油大王；女儿胡仙、香港最大的报业集团—
—星岛集团的主席。胡文虎为星岛报业的创始人，他办报的动机，仅仅是 为万金油做广告。今日报业，大概不会有人为自己的产品宣传而专门办系 列日报，此乃怪事一桩。胡仙接手办报，才二十出头。豆蔻少女，如何担 当如此重任？

香港报业杂谈


中国第一份中文报纸是香港的《中外新报》，它创刊于1858年，到1919年才停刊。 中国第一份中文杂志是1853年创办于香港的《遐迩贯珍》月刊，由精通中文的英国传 教士主办、编辑，于1856年停刊。
中国第一份彩色报纸是1960年改版的《天天日报》，这之前的所谓彩报，仅是报 名，广告，标题等套色。《天天日报》才算真正的彩报，它当时的广告词是：“全世界 前所未有，中国人争得第一”；“全彩色新闻性日报，世界性创举??中国人的骄傲！” 这之后，香港报纸进入彩色时代。
香港素有文化沙漠之称。然而、香港的报摊多似牛毛。摊档上五光十色的报纸杂 志。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初到香港的内地人，莫不叹为观止。
据199O年香港年报统计，香港有报纸63份、期刊598种。有90余家国际通讯社、
报刊和广播公司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记者站）。 若以一个城市而论，香港有这么多报刊及外来采访机构，堪称世界第一。 香港的报纸，有40家是以报道综合新闻为主的，两家财经日报，一家儿童日报，
另20家专门报道娱乐新闻。 香港报纸一般由新闻、副刊、广告三大块组成。往往是副刊的篇幅多过新闻。不
少时候，广告的篇幅既多过新闻，又多过副刊。 香港中文报纸的销量，最高为《东方日报》，日销30万份以上；其次是《成报》、
《天天日报》，日销20万份以上；日销10万上下的有《明报》、《新报》、《星岛日报》 等：其余各报只有几万或几千的销量。
香港的英文报纸，老牌有英人办的《南华早报》、华人办的《虎报》。日销长期在
几万份徘徊。读者都是上流社会人士，故影响很大。新办的英文报纸有《亚洲华尔街 日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等。进入90年代，《南华日报》的日销量直逼10万份。
香港报纸80年代的日常总销量为150万份。以人均摊，每4个拥有一份当日报纸。 以报社摊，每家报纸日销不及3万份，其中数家大报占去大半销量，若这样算，其余 各报日销仅1万份。
香港报纸的发行，不像内地走邮发渠道，而是自办发行，故日销量总是浮动的。 一家报纸若抓到独家新闻，当日销量必会大增。
　　1994年初，美国著名流行杂志《MODE》排出香港十大女富豪，星岛集 团主席胡仙小姐名列亚军，冠军为已故船王包玉刚的四位千金联手摘取。 胡仙领导的《星岛日报》，为全球第一份世界性的中文报纸；胡仙任主 席的星岛集团，为香港最大的报业集团；胡仙个人资产为25亿港元，在同 业中资产排行第二的马氏兄弟家族（马惜珍、马澄坤）、何文法家族，它们
分别持有东方报业与成报报业的主要股权，资产均是13亿，胡仙的资产是
它们的近两倍。

　　在香港大坑道，有一处对公分开放的虎豹别墅。香港的私家花园，均 不对外开放。若是公园名胜古迹，除海洋公园一处外，全免费开放。虎豹 别墅私建公用，在香港当属异数。
　　虎豹者，虎乃胡文虎；豹为胡文豹。别墅实为规模宏伟的公园，大似 足球场，内有峻拔巍峨的7层白塔，富丽堂皇的楼台亭阁，游泳池碧水清澈， 崖壁连缀着栩栩如生的动物雕塑，草坪、花圃、假山、石洞莫不赏心悦目、 令人叹服。
虎豹别墅集休憩、玩乐、观赏、购物为一体。游览之人，无不缅怀胡
氏虎豹兄弟的匠心独运，及发迹暴富的传奇；自然也倍加关注将家族事业 发扬光大的胡仙小姐。
虐畜孽畜 作为报人，人们自然而然联想起文人雅士：温文尔雅，手无缚鸡之力，
若遇屠军禽兽，大多会避退三舍。老报人胡文虎与此毫不搭界，他是个满
身铜钱味、虎气生生的商人，他年轻时，还有个为文人雅士所不齿的嗜好
——虐畜成习、以此为乐。 胡氏家族祖籍福建永定县忠坑乡，乡人胡子钦，1861年，只身下南洋
谋生，凭他略知的一点中医知识，在缅甸首都仰光开了一间中药铺——永 安堂。胡子钦传有三子，皆“文”字辈，字以“龙虎豹”依序排列。长子 文龙早逝，剩下文虎、文豹兄弟两人。
　　胡文虎10岁时，父亲送他回家乡念私塾。乡下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杀 诸屠牛必会招来大批的乡人驻足观看。其中必有南洋仔胡文虎，看见白刀
子进红刀子出，胡文虎拍掌跳脚大笑。那时的“虎仔”眼里，屠夫乃世上 最伟大的人物。
耳濡目染，胡文虎玩起小刀来，若捕捉到田鼠野雀，必用小刀活虐之。
遇到猪狗大畜，或抽以柳条，或以石掷之。性如其名，虎仔在百畜面前， 硬是有几分虎威霸气。
　　胡文虎生性好动，厌恶上学，令先生伤透脑筋。一日，先生教学童念 三字经：“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人所食（饲的谐音）？胡 文虎油然想起屠宰六畜的精彩场面以及六畜烹饪后的美味香气，便忘记了 应声念经，脑海中六畜奔腾，鲜血洒地。
先生见其心不在焉，叱喝一声，怫怫然扬起戒尺，向他滚圆的头顶打
去。虎仔反应敏捷，忽地后退几步，落地之时，手中已捏着一把亮晃晃小 刀。先生本书生意气，见着小刀，顿时吓得一脸煞白，缩回戒尺，以期虎 仔刀下留情。
　　次年父亲回乡，先生诉状道：“贵虎仔如此顽蛮，当众童之面，以小刀 威吓老夫。老夫尊严扫地，无颜为师，实不敢再教。”
　　旧时代老师打学生天经地义，师道尊严至高无上。父亲气得骂儿子是 孽畜，将他转入另一间私塾。胡文虎仍顽性不改，先生若处罚，他必反抗 之。
　　胡文虎做了报人，常与人谈他童年时的顽性，说他没有打好文学底子， 甚感遗憾。
胡子钦再次回老家，虎仔已被先生逐出塾门之外，4年转两间私塾，家

族人均无可奈何。胡子钦把虎仔带回仰光，让他在自己店里做帮手。 父道尊严到底胜过师道尊严。父亲教他读汤头歌诀，识百草，悉百药，
如有散漫懈怠，必以方尺严惩。这为胡文虎日后继承家业奠定了良好的中
医底子。 胡子钦既是严父，又是慈父。虎仔毕竟年轻，除了学师习医，父亲允
许他玩乐，原则是不伤人害畜即可。仰光算不得繁华都市，多跑几个来回 便无厘头（没意思〕。胡文虎旧嗜复发，又虐畜取乐。
胡子钦笃信鹌鹑、白鸽之类的飞禽为滋补上品，这为儿子的虐畜嗜好
大开方便之门——胡文虎把屠宰活包揽下来。他先把飞禽的毛全然拔净， 飞禽通体赤红，无翅展飞，只能在地上蹦蹦跳跳，文虎甚觉好玩。玩腻了， 文虎再以刀屠之，或刎颈，或剖腹，其乐融融，胜过食畜之味。飞禽之中， 尤水骛生命力最顽强，死去良久，尚能起死回生，疾步飞走，引颈哀鸣，
令人快哉！
　　父亲发现儿子虐畜，训斥儿子。文虎问：“为何水骛久死复生？”父亲 一时对答不上，只好以阴阳五行敷衍。自此，文虎虐畜畅行无阻。有人设 想，胡文虎虐言行径发生在今日香港，必会引起公愤，被爱畜会控以“虐 畜”罪，绳之以法。在那个时代，虐人者比比皆是，虐畜也就算不得什么。
胡文虎虐畜嗜好到娶妻成家仍不泯，忽一日，他良心发现，痛改前非。
这件事，胡文虎常向友人谈及。 这一年，胡文虎生疔疮，痛苦不堪，卧在床上，叫学徒杀一只鹌鹑，
炖药羹吃。学徒深谙少老板的怪癖，拔光毛后，放其床下，取悦少老板。
胡文虎昏昏沉沉，睡了过去，待醒来时，突然发现地上有一团光亮的东西 在缓缓蠕动。胡文虎毛骨悚然，定晴一看，原来是一只脱掉毛的鹌鹑，鹌 鹑可怜兮兮，惊恐万状。
　　胡文虎一时十分难过，自己生了个疔疮，就痛苦不堪；一只小牲灵， 将毛拔光，无处逃生，等待人来虐杀取乐，岂不更痛苦！从此，胡文虎不 再虐畜。当然也不是像出家人那样不杀生、戒荤腥，他杀生食肉如故，只 是应了古人一句老话：快刀杀人，死而无憾。
　　胡文虎不虐畜，并非就把玩性彻底革掉。仰光唐人街的热闹场合，每 每都能见到胡文虎神气活现的身影。胡文虎好出风头，在闽籍华侨中口碑 不佳。其父胡子钦年迈多病，侨民私下议论：若老泰山一倒，虎仔如何支 撑得了先父开创的基业？
1908年，胡子钦不治离世。胡文虎年满28岁，身为兄长，克绍箕裘，
主理先父遗留下的永安堂。 一日，胡文虎将店里现款搜刮一空，有数千缅币，统统拿去换了港币，
然后坐一艘英国班船，去了香港。 消息不胫而走，唐人街沸沸扬扬。说胡家大公子如今没有父亲管束，
就掏空家中老底，到灯红酒绿的香港醉生梦死去了。更说胡家出了二世祖，
千年的基业，行将一朝败尽。
浪子回头 胡文虎远在仰光，虐畜成癖、游手好闲的德性已名扬海外，香港的数
家药材行均耳熟能详。

　　不过子归子，父归父，儿子再荒唐不经，也不至于影响父亲的生意。 永安堂的药材都是由香港购去的，交易久了，结下信用，香港药材行往往 是先凭单发货，然后等款汇来。
　　胡子钦大树一倒，香港的药行老板不亦悲哉，为失去一位生意朋友扼 腕叹息，更为收不到货款而寝食不安。皆以为：其子如斯，货款一定会被 挥霍殆尽，恐怕很难收回来。子败父业，这种事在有销金窝之称的香港， 屡见不鲜。
胡文虎这就来到香港销金窝，他不是来大撒银纸金币、一饱六欲，而
是用钱买回先父建立的信誉。 胡文虎替父还债，众药行老板惊喜不已，对文虎的偏见一扫而光。他
们竞相赊药给胡文虎，以维护与永安堂的友好往来。以后胡文虎购药，只 需一纸货单，就有药从香港发至仰光。
胡文虎洗心革面，永安堂亦面目一新，日营业额上升到100盾。胡文虎
后来道：“父亲在时，我与豹弟大树下面好乘凉，得过且过。父亲撒手，我 才意识到得过且过都过不下去，一大家人，全靠药铺维持。所以我就暗暗 发誓，非好好做不可。让人看看我们虎豹兄弟是叻仔（有本事的人），还是 二世祖。”
虎豹兄弟通力合作研制出万金油、八卦丹、清快水、头痛散等中成药。
“虎”为商标，永安堂生龙活虎，跃出唐人街，到仰光大街“虎踞”下来
——是为虎豹行药店。虎标药系，以万金油销路最佳。万金油药效较全， 价格较廉，很适应热带地区居民的病症及消费水平。万金油的全称很特别： 仰光永安堂虎豹药行虎标万金油东南亚许多国家，对药品不实行专利 保护，一家新药面世，其他厂商均可仿制。不久，市面上就有几种牌号的
万金油，与虎标竞争。 胡文虎非常气恼，又奈何不得。一日，胡文虎在仰光街上行走，突然
尿急。那时仰光街头厕所极少，缅民“厕所”随身携带，男女皆穿裙，蹲
下就形成一道小屏障。华人就无此便利，胡文虎疾走数步，见旁边无人， 便向隅释水。水势汹汹，冲出一个小坑，露出一个宝贝出来。
　　此宝贝，是教会医院丢弃的玻璃药樽，小巧玲珑，煞是可爱。胡文虎 童心大发，拾起擦净，拿手中抚玩。那时仰光还比较落后，玻璃器皿尚未 普及。虎标万金油是用瓷器瓶装，其他厂商也如法炮制。
　　胡文虎陡然开窍，灵感勃发：为何不用这小小的玻璃樽装万金油？他 在香港曾打听过玻璃器皿的价格，比瓷器要便宜得多。
　　不久，小玻璃樽的虎标万金油问世。因份量少，售价低廉，草根阶层 都买得起，加之便于携带，虎标万金油销量又猛窜到前头。
　　现在通行的小金属盒包装，不是胡文虎发明的。发明者，一说是上海 人，一说是东洋人。不过胡文虎是最先采用者之一，并且销量最大。老年
读者，一定会对南洋虎标万金油记忆犹新。那时的家庭，都备有这种药。
猛虎下山 虎豹兄弟，豹守里，虎主外——包揽采购推销，并且身兼家族事务掌
门人。虎标万金油在缅甸独占鳌头，在南洋诸国亦有一定的名气。仰光非 南洋海上要道重埠，胡文虎便起心打到星洲（新加坡）去。

　　胡文豹较保守，反对虎兄的设想。胡文虎看好星洲这块“肥肉”，虎视 耽耽，对豹弟的忠告充耳不闻。
没多久，胡文虎便在星洲构筑虎穴豹巢——药厂和药行。
家族事业的重点，渐渐移至星洲。 胡文虎的广告意识，正是从星洲创业开始的。星洲为海上通衢，商贾
游客南来北往，影响辐射整个东亚、东南亚、南亚、南太平洋等地。除常 住居民外，时间不允许这些海客慢慢接受虎标成药。
必须让他们一下子产生强烈印象。这就是胡文虎最初的设想。
　　他把虎标宣传品印好带到星洲，白天不好意思去贴，怕人笑话他。天 落黑，他就请一位力大的福建老乡做他帮手。看到好位置，老乡半蹲下， 虎腰熊背的虎大哥就踏于他肩头，老乡缓缓站起，虎大哥就把宣传品贴上。 几个晚上下来，星洲的大街小巷，处处可见“张牙舞爪”的虎标。
稍有资本，胡文虎就打报纸广告。他没什么文化，但广告却别出心裁。
如万金油广告，先是一个尽妖尽妍的女郎，众男士见她涎水长垂；女郎不 幸被毒蚊叮咬，女郎的俏丽脸蛋长出一个鹅蛋大的疱，众男士见之，吓得 逃之夭夭；女郎抹了虎标万金油，大疱消失，容貌嫣丽如故；众男士舌头 伸出数尺之长，欲抱着女郎亲吻，高喊：“虎标小姐美煞人！”漫画笔法极
夸张，让人忍俊不禁，效果自然比文绉绉的广告强烈。胡文虎不放弃任何
机会做广告宣传，是个不甘寂寞、擅长自我推销之士。一日，他上广州推 销虎标药品，傍晚时路过西关，见戏院前热闹非凡。戏院大门上悬着一只 巨大的花篮，上面写有“方便医院演戏等款”。胡文虎知是义演，票房收入 捐给慈善机构。心想：这样好哇，既做善事，又饱眼福，还可出出风头。
胡文虎径直进票房，用粤语问道：“你们最贵的位子多少蚊（元）？”
票房经理见此人“出言不逊”，想必来头不小，不敢怠慢，先招呼胡文虎用 茶，马上差人去请筹款委员的头目来。
胡文虎以破纪录的500元高价，购了一张特座，在筹委会大员的簇拥下，
大摇大摆坐到前排中央的特座。筹委会大员皆是广州名士，胡文虎一下身 价百倍，若众星拱月。后排观众皆起身探头观望，筹委会大员便把胡文虎 介绍给观众，说这位善长仁翁，就是名震南洋的万金油大王云云。话毕， 掌声雷动，连幕后粤剧名伶也掀开一角探看。
　　那天演些什么剧目，胡文虎倒没怎么留心，他一则太兴奋，二则忙于 回答报馆记者的采访。
翌日，广州许多报纸都把胡文虎的义举刊登出来。称他是南洋巨富，
与陈嘉庚先生是同乡挚友，所创虎标万金油倾倒南洋，名震华夏九州，万 金油大王富贵不忘故土列宗，常回祖国来行善捐赠，因出外携巨款不便， 昨夜区区500元，乃胡先生九牛一毛耳，湿湿碎（小意思）啦??皆是春秋 笔法，诸记者自然是胡文虎一夜间快速培训出来的。
胡文虎常对人提及此事：“我捐了500元，又有戏看，又做善事，更替
我的虎标万金油大大宣传一番，抵（值）！” 胡文虎对那一夜的奇遇终身不忘，讲述时头头是道。可恨的是他列举
的剧目析子，总是前言不对后语，每次都有创新，末了，还把闽剧戏名甚 至电影片名扯了进去，令听者吃饭时喷饭，饮茶时喷水。
从这件事，可见胡文虎拙中藏慧、好出风头的一面。在星洲，他是闽
籍华人圈里的活跃分子。胡文虎虽是万金油大王，但万金油毕竟是小额生

意，生意做得再大，也大不到哪里去，怎能与经营橡胶、航运、洋货、国 货的富商比？胡文虎能够赢得相当的名声和地位，与他大咧咧的性格、火 一样的热情不无关系。
　　胡文虎初来星洲不久，就攀识了南洋华人领袖陈嘉庚先生。都是福建 同乡，陈嘉庚邀请当时在星洲只算小有名气的胡文虎加入华人上流社会的 怡和轩俱乐部。胡文虎常去怡和轩玩乐，他自小就是个顽主，真正要玩西 式高级玩意，他又“黔驴技穷”，闹笑话亦是难免。不过大家都喜欢他，虎 兄赤诚可爱，肚里从不藏伎俩。
　　不久，胡文虎令众人肃然起敬，他倡仪建一座更大的会馆，首捐新加 坡币5000元。虎兄乃一间小药铺老板，此举连豪捐创建厦门大学的陈嘉庚 先生都钦佩不已。
　　胡文虎广交朋友，他不拘小节，花边新闻亦不算少，真假就不得而知。 话说一次虎兄上广州，广州朋友在酒楼为他接风，款以一道上菜——活吃
猴脑髓。猴子缚于桌底的枷锁，桌面有一圆形缺口，猴头正好顶住缺口， 吃时，伙计在猴头天灵盖凿个洞，食客便用小银匙舀脑髓吃，人一饱口福， 猴子也就在惨叫声中死去。
　　广州朋友，怕闽人胡文虎吃不惯，更忧其听了猴子惨叫声心惊肉跳大 倒胃口，就事先缚住猴嘴，使其叫不出声。胡文虎上桌，见桌面露出毛茸
茸一片，便知是甚玩意，他自告奋勇凿开天灵盖，发现猴子不叫，就探头 去看，见猴嘴紧缚，怫然不悦，便解开猴嘴。广州朋友见客人毫无惧色， 放下心来。在猴子的绝气声中，大家乐陶陶吃净猴髓。过后问胡文虎：“你 常食这道菜？”胡文虎道：“初次。”众人大惊，说：“看你熟门熟路，想不
到你头次入门，不愧是虎兄！”胡文虎道：“我从小喜欢虐畜 ——”
　　话未毕，胡文虎想起曾发过的誓言，哇地呕起来，天翻地覆。若说虐 畜，活吃猴头这道菜，最最残忍！
以后胡文虎再也没吃这道菜。修建虎豹别墅，雕塑了众多可爱的动物，
据说是自疚虐畜的过失，寄寓他爱畜的诚心。
虎披羊皮 据星岛报业有限公司1972年公开发行股票时披露的材料，胡文虎胡文
豹兄弟创办报纸，始于1909年缅甸仰光。
　　严格地讲，胡氏兄弟那时创办的报纸并非正规的新闻纸，而是药品广 告的印刷品，形式上有点模仿报纸，在空档处录了几则本地的花边新闻。 胡文虎真正起念办报，始于20年代中期。永安堂在上海设立分行，上 海规模甚大，采用传统贴宣传品的做法不现实，收效也不大。早在香港、 广州设分行时，胡文虎就做过报纸广告，这次在上海更是大手笔。广告效
果甚大，耗资也甚大，一贯手头阔绰的胡文虎都觉得心疼。
　　他常想，我若有报纸，就可省去这笔广告费，报纸还可以给我赚钱。 胡文虎常去印宣传品，了解印一份报纸的成本；也接触过一些报馆的 人，略知大概的开销和运作。胡文虎的设想是：只要报纸不亏，就算赚了
——因为省下惊人的广告费用。 胡文虎回星洲，与豹弟谈他办报的设想。胡文豹颇有顾虑，俗话说“不
熟不做”，做生是商界的大忌。胡文虎摆出他的道理，豹弟诚服。兄弟俩重

新分工，虎兄办报，豹弟卖药。
1929年，胡文虎办的第一家大报《星洲日报》在星洲诞生。 胡文虎的旧友闻之大吃一惊，虎兄乃一介虎商，写信都别字连篇，怎
越俎代庖，做起鸿儒雅士的细活来？见着胡文虎，便与他开玩笑，说他“虎 披羊皮，附庸风雅”。胡文虎道：“莫忘了，我名字中还有一个‘文’字。” 胡文虎有一个得力的拍档、江西籍的儒商邓荔生。两人合伙经营，胡 文虎任董事长，负责发行；邓荔生任总经理，负责编报。报馆仅数名编辑
记者，少量本地新闻，大部分文稿从各地报刊摘录下来编排。另外，虎标
系列成药广告是必不可少的，否则胡文虎就不会办报。 半年后，邓荔生辞职，将股票转让胡文虎。原因大概是报纸收入甚微，
真正得大利的是胡家大做不花钱的广告。这样。《星洲日报》就成了胡家独 资报纸。
总经理一职，由福建老乡林霭民接任，林氏是纯粹的文人，视办报为
事业。在林氏的不懈努力下，报馆业务蒸蒸日上。先前，星洲有一家《南 洋商报》，在星马拥有大量读者，《星洲日报》问世，打破《南洋商报》一 统天下的格局。故两报竞争激烈，不共戴天。
　　1935年，胡文虎斥资购置新式平版卷筒印刷机，增加了中午版的《星 中日报》，两报的地方特色大大加强。星报、商报，两雄并立，谁也撼不动
谁。
　　胡文虎出师大捷，兴趣盎然，决心做报业大王。从30年代起，新创的 报有：星洲的《星中日报》，厦门的《星光日报》，香港的《星岛日报》、《星 岛晚报》、《星岛晨报》，槟榔屿的《星槟日报》，香港和新加坡的《英文虎 报》，福州的《星闽日报》，泰国的《星暹日报》、《垦暹晚报》，广州的《星
粤日报》等。另外，胡文虎接办过星洲的《总汇报》，与古晋等人台办《前 锋日报》。总计有15家之多。
在中华新闻史上，一个人独资合资办这么多报纸，大概唯有胡文虎一
人。
胡文虎的万金油大王尊号之上，又加了一个头衔——报业大王。 当时中国及海外的华文报纸，绝大部分是以报纸作为宣传阵地的，或
为党派，或为国家、民族，或为宗教之喉舌。胡文虎把办报纯粹当做商业
行为，“缘药办报，以报促药，一石二鸟，报药皆赢”。 有人问胡文虎成功的秘诀，他答道：“疏离政治，不谈主义，在商言商，
办报图利。”
　　当时国难当头，民不聊生，胡文虎的坦率与超脱，遭到相当多正义人 士的指责。许多报人，为宣传主义，唤醒民众，冒着生命危险甚至抛洒热 血。与之相比，胡文虎似乎太卑鄙、太渺小。
　　但胡文虎的拳拳之心另有表示。抗日战争爆发，胡文虎回祖国捐款1000 万法币，给战时流亡学校做经费。这1000万，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指责胡
文虎的不再有话可说。 胡文虎言称他不懂政治，所以才不拿家产（报纸）卷到政治里去冒险。
他的报纸对二战战况、民众情绪、社会动态等，尽可能持客观中立的态度。 本世纪中末叶，香港的中间报纸大体也是持这种方针——走商业路线，
在报纸上尽可能避开政治倾向，这样，可以赢得各方面的读者。政治这东
西变幻莫测，迎合，可取一时之宠，却很难长久维系。香港发行量大而稳

的报纸，大都是这样。人们说某报亲台亲中，偏左偏右，多是指某报的背 景、负责人与内地、台湾的关系，而很少指报纸显露出的政治倾向。
今日香港报人谈起胡文虎，大都称他目光如炬，是真正办报的人。
　　胡文虎是1938年来香港办报的，全家迁往香港。1941年香港沦陷，胡 氏家族迁回缅甸。《星岛日报》的报馆、印刷厂被日军接管，改报名为《香 岛日报》。
1942年，日军攻占星洲，《星洲日报》也遭厄运。 时局稳定后，胡文虎又卷土重来，到40年代后期，“星系报”如日中天，
为胡氏家族赢得惊人利润和巨大声誉。

家族遗风


　　1954年9月5日，胡文虎在去檀香山旅行途中逝世。他的事业由他的子 女接替。胡文虎的子女依序是：胡蛟、胡山、胡好、胡仙、胡一虎、胡四 虎、胡四虎妹（名字不详）。其中，胡山遭胡文虎嫌弃，未列入遗产继承人 名单；一虎、四虎、四虎之妹为胡文虎妾侍所生，故未让他们分掌报馆， 估计只分得少量遗产。
胡文虎遗嘱未公之于众，但从实际状况看，胡文虎传统观念较深。令
人费解的是，女儿胡仙却继承了报业，据有关胡氏家族的传记披露（可参 阅寄丹著、广州出版社出版的《报业豪门——胡文虎、胡仙传》）：胡仙还 是胡文虎的养女，个中原因，一是胡仙聪明伶俐，深得胡文虎喜爱；二是 胡仙具有大学学历。
家族报业分配如下：胡蛟分派新马泰，主理《星洲日报》、《星槟日报》、
《星暹日报》；胡好因空难丧生，其儿子胡智东分到香港英文《虎报》；胡 仙得《星岛日报》、《星岛晚报》。
遗嘱内容不详，但胡文虎的用心却十分明显，他要子女继承他办报，
而疏离药业。比如，胡文豹的长子胡清才，名义上是星马系星报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但三家报馆的社长却是胡文虎的儿子胡蛟。这样，胡清才实际 权限只在药业。
　　翻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星岛报的头版，广告汗牛充栋，而万金油却杳 无踪迹。这说明：胡氏家族已分家产，至少是星岛报不再为销药而出报。 家族遗风断了一脉，行家认为：这样也好，报纸本应该具有独立性。 胡文虎生前，常用老话告诫子女：“疏离政治，不谈主义，在商言商， 办报图利。”胡文虎确实做到这四言真经，他赚了钱，亦名气赫赫。据考，
他未获得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荣誉。 胡文虎的子女们，是否能做到这点？ 众所周知，紧跟政治，报纸和报人都能比较快地出名。胡文虎的宗旨
是图利不图名。长子胡蛟似乎有些图名之嫌。当然，贴近政治的动机可能
是多方面的：自己不想图名，但要为报纸扬名；出于商业利润方面的考虑； 真正受理想、主义的驱使。
　　胡蛟主管星马系三家报纸，开始都能恪守父训。一年后，胡蛟聘请李 星可担任《星洲日报》主笔，每日一篇社评——评价时事政治及星马社会
问题。《星洲日报》将办报宗旨题于报头：“唯一能替华人社会服务，唯一
能替华人说话”。

　　该报鲜明的政治倾向很受当地华人欢迎，发行量节节上升，成为当地 第一大报。《星洲日报》批评的矛头，不仅仅限于社会底层，有时直指新加 坡、马来西亚政府。
　　1966年，胡蛟又创办英文《东方太阳报》，李星可兼这边的主笔，一周 提供一篇社评，其他日期的社评则从《星洲日报》译转。
　　1971年，新加坡发生“五月事件”，胡蛟被政府列入这起政治事件中的 嫌疑人，指控他是“来自香港的中共方面人员，接受了周息0.1％的贷款港
币720万元”、“抨击政府”等。胡蛟对政府的指控无法提出反驳，《东方太
阳报》于5月16日停刊。不久，《星洲日报》被外人接管。 现在谈谈胡好的儿子胡智东。他主管的是香港英文《虎报》。因是英文
报，影响不了占香港总人口的大多数，而少数洋人读者和华人精英，又不 会轻易受其影响。《虎报》谈不谈政治都无关紧要，读者少，报纸没多少利
润。
　　真正能吃透先父遗训的当属胡仙。香港奉行西方式的言论自由，无论 偏向哪一边，宣扬什么主义都允许存在——只要报刊不触犯法律。
　　因此，香港办报，政治风险不如东盟各国大。但是，报纸政治倾向明 显，就可能会被读者认为不客观，势必影响销量。
香港的政治气候，受内地与台湾的影响最直接。因地理等原因，香港
尤对内地的政治气候敏感，有个报人开玩笑道：“北京打个喷嚏，香港都要 感冒3天。”40多年来，内地、台湾的政治风云动荡起伏变化均较大，星岛 报能保持中立，确实不易。
正因为胡仙做到这一点，星岛集团才有今天这般辉煌的成就。
危难受命 胡仙生于1932年，家境富裕，又深为胡文虎喜欢，胡仙是含着金钥匙
成长的。
　　胡仙少年时就开始写文章，常去父亲的报馆玩，对报纸并不陌生。1951 年，胡仙进香港圣士提反女校读书，她性格内向娴静，喜欢文学、绘画、 工艺品，她的理想是做一名作家或画家。她熟悉报纸，但并不熟悉报业， 也无此兴趣。如果不是三兄胡好死于空难，香港华文星报的重任，大概不 会全压在一个少女柔弱的肩膀上。
有记者问她，在校读书时，是否想过将来要经营星报这样的大企业。
胡仙说： “没有，当时一点都没想到，也没兴趣。但是后来父亲去世了，我一
‘跳’下海20多年了，开始时学了几年才摸出一点门道来。” 胡仙受命于危难之中，她接手星报，正是香港星报第二次危机影响未
尽之时（第一次危机是太平洋战争）。
　　胡文虎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报业大王，很大的原因是处在幕后的林霭 民鼎助。林霭民任星岛日报、晚报社长，权势很大，功勋彪炳，但永远是 一个高级打工者。胡久虎是报业王国的绝对君主，俗话说：“伴君如伴虎”， 两报社长之位，不是那么好坐的。
孰是孰非，很难判断。反正他们分道扬镳了。1951年，林霭民因“挪
用公款炒股”被革职，他去职时带走报馆10余名业务骨干，另创一家《循

环日报》。林霭民与胡文虎20多年的宾主关系一夜断绝，这就是轰动香港报 业的“林霭民事件”。
星岛元气大伤，一片混乱。胡文虎代理社长，动员子女全来临时顶班
或参与管理。因创痕很深，事逾3年，报馆仍人心浮动。现在老主人胡文虎 又死了，星岛前景如何，更是难于预测。
　　胡仙走马上任，年纪才22岁，她与家族部分成员住在虎豹别墅。嫂子 怎么看都不放心，说要陪她去上班。胡仙苦笑道：“你看，经理还是个孩子，
要人陪着上班？”
　　据老报馆的人回忆，那天胡仙很朴素，提个文件袋，像一名普通职员， 来到报馆。她沉着冷静，带有一点忧郁。她没有坐在经理室椅子上，召见 各级主管，发号施令。而是去各部门造访，说话很简短，也很实在。
　　“人真奇怪得很，一个年轻女孩子，几句简单朴实的话，居然使我们 想发泄的一肚子气不知道何时溜掉了。我们觉得她虽然嫩，但很实在，她
的面部表情告诉人们需要支持，是一个可信赖的人，就这些也就够了。”一 位老星报记者回忆道，他接着又说：“当时一些人听了她的话，认为她很有 涵养，有城府，好像是一个猜不透的人。”
　　胡仙为什么这样镇定？是她以先父的办报原则为底气。她重修的办报 宗旨是：“一份能够赚钱的报纸，就是一份好报纸。”
　　她推行“事业部制”，层层负责，层层包干，指标落实，定期考核。实 施后的第一年，各部门的利润翻番。员工收益增加，对胡仙刮目相看，众 人说：
“这姑娘比她父亲厉害。” 她把报纸同时销往台湾，并增发欧美航空版。后来采取比飞机更快速
的办法，利用通讯卫星传递，当日在纽约、伦敦、巴黎、堪培拉等地开印。 若论在香港的销量，星岛逊于东方、天天等报；若论在世界的总销量，星 岛日晚两报，销量高达100万份。1962年，胡仙独资创办《快报》。
　　星岛的利润逐年上升，1973年，报业税后纯利1500万港元；进入80年 代，报业年利润逾1亿港元。这样的业绩，连欧美一些大报都自叹弗如。
　　1972年5月，星系报业有限公司改名为星岛报业有限公司，胡仙仍任董 事长。公司于6月上市，每股面额2港元的股票升水卖6港元，购者如云。胡 仙持有公司的86.7％股权，按高峰期市值计，她的股权值4，3亿港元。
　　位于港岛北角的星岛新闻大楼，实用面积19.15万平方英尺。胡仙高高 在上（办公室在顶层），管理着销量百万份的大报，还大举进军房地产。
胡仙兑现了她的理想，她身家25亿，一度被称为“亚洲最富有的女人”。
再论政治 胡氏父女，是香港商人办报的成功典范。父女一脉相承：疏离政治，
以商治报。 香港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独特，处于内地、台湾之间，要想超然物
外，根本没有可能。
　　50年代末，金门炮战。一时香港风声鹤唳，传言“共产党要对香港采 取行动”。港九人心惶惶，市景萧条，报业亦在其中。星岛每天送出报纸， 又要拉头天没卖出的回来。报业赤字飚升，员工惊慌失措。同时，海外的
　　
代理商要求中止发行合同。 星岛危在旦夕，不问政治的胡仙，在政治危机中只有迎向政治。她亲
赴内地，“刺探虚实”。回来后向员工打保票：“中共不会对香港采取任何行
动。”并在报纸上大力宣传这一观点，对稳定香港的人心，起了很好的舆论 导向作用。
　　胡仙客串了一回政治家，即告勇退。就她的政治行动而言，也是出自 商业目的。
在香港，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若一份报刊，政治上过于偏激，往往
会受到某一方政治势力的干预。星岛未遇到过这样的事。实业愈大，愈持 谨慎态度；热衷政治者，较多的是一无所有的人。
　　胡仙恪守中立。星岛在台湾销量很好，但胡仙从不在公开场合评论国 共的优劣、善恶。她始终把握一个度数——不要让人认为这是为台湾当局
办的报，要让人相信：这是为兼顾台湾读者而办的报。
　　我们翻阅各时期的星报，并未发觉星报在取悦讨好台湾当局。星报对 内地台湾的好事坏事都登，相比下，台湾的内容要多得多，不少篇幅是介 绍其经济成就的。
　　新闻本身就是政治。星岛抢新闻，在香港是很出名的。胡仙是如何疏 离政治的呢？用她常常敦促采编人员的话说：“客观报道，不带感情色彩，
更不要评论。” “少谈政治，赚钱为上。”胡仙在另一场合又这样说。
“政治，我们不是不要碰，而是希望可以走中立路线，我们只是这样
希望。”
　　“只要香港有像水门事件（美国共和党的人在民主党水门总部安置窃 听器）那样的机会，我们当然也是一样做的；只是不同意《华盛顿邮报》 和《纽约时报》处理水门事件的方式。它们应该报道，调查也对的，但是 不应该下判断，更不应在社论中说尼克松有罪，应该辞职。我觉得报纸不 可以压迫人，说某人怎样怎样，报纸没权去判罪，或控诉某人；我总觉得
它们报纸这样做是不对的。”
　　无为而无不为。胡仙淡泊名声，疏离政治，但最后，她获得的政治荣 誉最多。
她被港府任命为太平绅士。
　　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称赞她是“非凡的女社会活动家、 作家、企业家、政治活动家、报业家、经济强人。”
英皇室授予她BOE勋衔，伊丽莎白女皇称她是“女中豪杰”。 胡仙是世界中文报业协会自创办以来的主席。 国际新闻协会推举她为主席，她是出任该职的第一位亚洲人。协会在
她当选为主席时发表声明：“胡仙首先是一个报人，一个真正懂得报纸为何 物的人，她在当今报业激烈竞争中，一步一个台阶，不断把报纸推向时代
的浪峰，成为真正的喉舌，她是伟大的报业家、新闻女杰，她当选为主席， 是当之无愧的。”
　　胡仙把家族事业发扬光大。父亲胡文虎，在九泉之下，一定会为他这 个女儿深感骄傲。
80年代，香港“走资”曾一度甚嚣尘上。作为一家大集团的老板，绝
不会无动于衷。

　　夜深沉，虎豹别墅游人散去，月光下的花园如仙境一般。“走还是留？” 胡仙在月下花丛中徘徊着，徘徊着??
胡仙年轻时幻想做诗人，命运却把她推上报业集团的高位，她为她的
企业而奋斗，至今独身。现在，政治风云的变化，又迫使她再次作出重大 选择。
（请参阅广州出版社出版、寄丹著《报业豪门——胡文虎、胡仙传》。）

第三十二章 文侠金庸 执报业终成大器


　　建国初年，一位操江浙口音的香港青年兴冲冲北上进京，欲进外交部 做外交官，得到的答复是：出身地主，受过国民党教育，政审不合格。这 青年如五雷轰顶，呆若木鸡——他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 香港《明报》创始人查良镛。金庸、查良镛，如巨人之双臂，擎起两片天 地，震惊世界。

　　在香港,金庸(查良镛)有“大侠”之称号。以一支秃笔起家而成巨富， 在中国确属少有。
香港的报人，商人文人参半。 商人办报，最典型的是胡氏家族和马氏兄弟。《星岛日报》创办于1938
年8月，马氏兄弟的《东方日报》1969年方问世。他们都以较雄厚的实力，
以经商的方式，鼎立于报林不败。 文人办报，较著名的有《大公报》费彝民、《文汇报》李子诵、《新晚
报》罗孚、《晶报》陈霞子，等等。他们都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前三位， 是高级受薪人员；后一位陈霞子，文笔犀利泼辣，经营却略逊一筹，《晶报》
因难以维系而停刊（1991年）。
　　再往前溯，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一代文化知名人士成舍我、胡政之、 邹韬奋、金仲华、乔冠华、夏衍、徐铸成等都在香港办过报。他们还不是 一般性的文人办报，而是把报纸当成宣传阵地。他们的最高追求不在金钱， 而在主义。40年代至50年代初，他们均先后返回内地。
一般来说，文人办报，名气显赫，但财气往往稀薄。老一辈文人，重
义轻利。战后一代文人，通常是主义“于我如浮云”——更着重自身利益。 谁都知道在商言商，真正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文人办报，成大气候
的不多。一旦成功，那便是文名财名集于一身。
　　《信报》老板林山木60年代还是《明报》资料室管理员，后赴伦敦学 经济，回港后不久创办财经专业日报《信报》。《信报》以“信”生存，身 居老板的林山木，每天署名写《财经短评》，是香港著名的经济评论家。《信 报》读者文化层次高，销量较少。但这种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发展，
发行量总在稳步上升，是一份潜质很大的报纸。 谈到林山木，不能不谈到他的前老板查良镛。全世界的华人，很少有
不知道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查良镛笔名）。对报业大王查良镛，知道者要少
得多。金庸创办《明报》，以12亿港元的身家跻身于香港10亿超级富豪之列。 全世界的华人作家，第一富翁当属金庸。香港文人办报，最成功者首推金 庸。
从政碰壁 金庸原名查良镛，“镛”字一分为二，就成了“金庸”。
1924年2月，金庸出生于浙江海宁县袁花镇的封建世家。查氏宗词，有
一副康熙帝赐的御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自古海宁多才子。近代以来，国学大师王国维，大诗人徐志摩、查良
舒（笔名穆旦），都是金庸同乡。其中徐志摩、查良舒，分别是金庸的表兄、

堂兄。
　　金庸祖父查文清，光绪丙戌年进士，曾任丹阳知县，也是清末的一位 大学者。父亲查枢卿是个乡绅，家中拥有土地3600亩，是当地数一数二的 大户人家。
　　金庸读小学，来去有长工专门接送。若下雨下雪，长工就背着他。“宁 波出商人，海宁出文人”，海宁读书的风气盛，稍有钱的人家都有大量藏书。 金庸很小就看了许多古典小说，这为他日后创作武侠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 料。
　　1937年，金庸考入省立嘉兴中学。读到高中，家乡沦陷，金庸随战时 联合高中流转于浙东山区。没有了家庭经济来源，金庸靠政府补贴生活。 在联合高中，金庸出于义愤，撰文影射训导主任，结果被开除。金庸只得 转入浙西的衢州中学念书。
在中学时代，有一件富有意义的事。他与另两位同学编了一本初中升
学复习指南《给投考初中者》。他们自行印刷发行，销往浙、闽、赣三省， 赚了一笔较丰的利润。
　　金庸少年时，就显示出难得的经商天赋。但他无意经商，只是好玩而 已。金庸的理想是出国留学，学成回国当大学教授。高中毕业，世界仍为
战争风云笼罩，留学无门，教授梦不得不泯灭。
金庸起念做外交官，如愿以偿考进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 这是一所培养国民党政工外交干部的学校，育一些很特殊的学生，他
们由政府各级机构保送上学，故叫职业学生。职业学生以“革命功臣”自
居，自诩经历过枪林弹雨，在学校横行霸道。 金庸气愤不过，去校方投诉，责问校方如何容忍职业学生的劣行，并
同训育长展开激烈争辩。 校方给金庸投诉的答复是：勒令退学。
外交家之路嘎然中断，大学无转学之例，金庸到中央图书馆做小职员。
抗战胜利，他回到家乡。不久，到杭州《东南日报》做外勤记者。这时的 金庸，仍未想过吃新闻饭，他没干满一年就去上海，通过堂兄查良鉴（上 海市法院院长）的关系，进东吴大学插班学国际法。
金庸仍想着圆他外交家之梦。
　　1946年秋，上海《大公报》在全国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这种 职业，便于了解国际形势，对以后从事外交工作大有裨益。金庸便去应聘，
3000报名者，金庸属千分之一的佼佼者。这样，金庸一边就读，一边兼职。
　　1948年3月，总经理胡政之带人到香港恢复出版《大公报》。不久，金 庸被上海《大公报》派往香港。当时国内形势十分混乱，金庸中断学业， 欣然赴港。
　　也许是走得太匆忙，飞机起飞后，金庸才发现连一分钱也没带！这样 连下机后搭巴士坐渡轮的钱都没有。金庸将口袋翻个遍，急得满头大汗。
　　正巧，坐他身边的是《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潘公弼知情马上借他10 元港币，使他下机后得以顺利来到港岛的报社。1993年，金庸在一首诗中 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的诗句回首当年。金庸来香港创下庞大的基业，应 了“白手打天下”这句老话。
《大公报》是一家民办报纸，一直奉行“不党、不卖（不卖弄）、不私、
不盲”的中立方针。1948年秋解放战争后期，《大公报》积极向新政权靠拢，

于11月10日发表《和平无望》的反蒋社评。自此，中间派的《大公报》转 为香港著名的左派报纸。
金庸此时是左派分子。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声称存于香港的器 材归新中国所有。而台湾方面也发表声明，声称其合法拥有权。
　　金庸赶写了一篇论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发表于《大 公报》上，阐明中央人民政府拥有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
这篇论文，颇得中国国际法权威梅老的赏识，梅老曾任东京战犯法庭
中国首席大法官，声望极高。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外交部聘请他任顾问。 梅老从东京取道香港上北京，滞留香港时，特地与查良镛会面。他这才发 现金庸是这么年轻，英文极好，并学过外交学与国际法，是难得的外交人 才。
梅老到职后，给金庸拍来电报，说自己身边没有好助手，希望来京协
助他工作。 金庸大喜过望，梦寐已久的外交家理想终于可实现了！不料，太太竭
力反对。金庸不惜离婚，匆匆北上圆他外交家之梦。 金庸有股小布尔乔亚的狂热，而梅老也有几分书生意气。他电召金庸
进京，却解决不了金庸的工作。他方明白他位尊而无实权。不过他不慌，
金庸与乔冠华相熟，这点面子还是会给的。 当时外交部长由周恩来兼任，乔冠华是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在外交部
颇有实权。抗战时，乔冠华曾在香港从事过新闻工作。1946年，受中央委
派来港创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任首任社长。当时，乔冠华每周都要与采编人 员开会，金庸与乔冠华均是江浙人，两人私交还不错。1949年底，乔冠华 回京工作。
　　对老友的到来，乔冠华当然表示欢迎，他又坦诚相告：“外交部的确需 要人才，不过，一个受过国民党军政学校教育的地主后代，一个未经历过 革命考验的非党人士，恐怕很难进政审严格的外交部。”
乔冠华的话如晴天霹雳，炸碎了金庸的外交家梦。他灰溜溜回到香港。
许多年后，金庸感叹道：“事后回想，深觉当时天真，外交部的工作人员， 岂可容纳我这种出身的非党人士？”
文坛侠客 一次天真的北上求职，断送婚姻，还差点丢失饭碗——《大公报》的
个别负责人拒绝他，几经周折，金庸才回报馆复职，做一名月薪才200港元
的小编辑。 那时《大公》，业务会变成政治学习或思想会。金庸擅自北上，同事批
评他不安心工作。金庸心情不太愉快，他想去《文汇》，传说那里抓得更紧。
去其他报馆，又不懂粤语，很难跟广东人打成一片。
　　《大公》、《文汇》的第一代负责人胡政之、徐铸成早已调回内地，工 作由更可靠的同志接替。胡政之病逝上海，不久，徐铸成被打成右派。
　　金庸于1951年调《大公》另创的《新晚报》。两报虽都是左派报纸，但 氛围不大一样。《新晚》面对的是市民读者，力求办得轻松活泼，不必像《大
公》《文汇》那样，肩负起与国民党报纸针锋相对的战斗堡垒作用。

金庸在副刊任编辑，并在副刊上写影评文章，月收入有1000港元。 金庸结识了两位好友，一位是报社负责人罗孚，擅长写散文杂文；一
位是内地（广西蒙山）来的大学生梁羽生。梁兄长金庸几岁，其时尚未涉
足武侠，不过爱看武侠小说。这一嗜好金庸亦有，两人常对白羽、还珠楼 主的武侠小说津津乐道。
　　1953年，香港两位著名拳师吴公仪、陈克夫在澳门设擂台比武。港澳 为之轰动，虽比武不像旧派武侠小说写的那么精彩，但足让人大饱眼福，
未临擂台者只有通过耳闻或报章了解详情。
　　各报均派了记者现场采访，《新晚》别出心裁，出了一期比武号外，瞬 间被一抢而空，罗孚灵机一动，何不趁热在报上搞一个武侠小说连载？这 不是招侠读者的绝招妙术吗？
　　罗孚首先想到梁羽生，这个夫子，平时写国际方面的文章也喜欢夹几 句“之乎者也”，现在“之乎者也”正好派用场。
　　梁羽生果然孚望，《龙虎斗京华》一出笼便“斗”得看官如痴如醉。梁 羽生开了新派武侠小说先河，《新晚》也一纸风行，成为畅销的晚报。
　　其他报纸见猎心喜，纷纷向梁羽生“讨货”。梁羽生一连开了几家报纸 的连载，声誉日隆，又恨分身无术，他实在应付不了约稿者的穷追猛打。
此刻，未来武侠小说宗师金庸尚在坐冷板凳。
　　梁羽生和罗孚，同时想到武侠迷金庸，又同样吃不准金庸驾驭武侠的 能力。金庸的不少文章洋气扑鼻，还喜欢夹杂几个英文词在里面。这正是 他坐了一年多冷板凳的原因。金庸见梁兄一炮窜红，早就心痒难熬，跃跃 欲试。
1955年的一天，罗罕找到金庸，说《香港商报》急需武侠连载，我向
他们推荐了你，说你精通武道，文笔最最适合写武侠。啊，你可不能把小 说写成翻译作品那样的味道哇！
金庸同样孚望。他把数篇稿子交给罗孚，罗革看后拍案叫绝。小说名
是《书剑恩仇录》，第一次用“金庸”作笔名。 梁羽生、金庸，双双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这成为本世纪最
奇特的文化现象。 金庸偶试身手，不同凡响。自此，一发而不可止，成为本世纪读者最
多的华文作家。

创办《明扳》


　　1956年，金庸调《大公》，由原来的国际版编辑改做副刊编辑，除此， 一切如故。
　　《文坛侠圣——金庸传》作者冷夏先生，在书中对金庸在报社的处境 有一段结论性的评介：
　　“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碧血剑》既为他带来名气，也给他带来 很可观的经济收入，加上电影剧本、影评、散文等的犒酬，查良镛的经济 条件已非常优越。
　　“但是，经济条件的好转、武侠小说创作的成就，并没有给查良镛带 来太多的满足感，因为那段时期，他感到在《大公报》里束缚越来越大，??
故他在精神上感到苦闷。

　　“据查良镛后来回忆说：‘我在《大公报》前后10年，马列主义的书也 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我属于工作上有些成就的人，开小组 会讨论时，我是组长。但我觉得他们的管理方式与我格格不入。’
“结果，查良镛离开了《大公报》，转入一间电影公司。” 这是1957年，他进的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是当时香港最大的电影公司之
一。金庸的职务是编剧，月薪280港元。但他写剧本，即使不采用，也有3000 港元稿酬。
金庸以“林欢”为笔名，写了《不要离开我》等多部剧本，有的被拍
成电影。干心而论，金庸的剧本没有显出非凡的禀赋，大概与电影是综合 艺术有关。倒是他这时业余写的武侠大放异彩。继《雪山飞狐》之后，他 接下写《射雕英雄传》。此箭射出，金庸之名青云直上。金庸的好友倪匡说： “等到《射雕英雄传》一发表，更是惊天动地，在1958年，若是有看
小说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
金庸在长城呆了一年多便又离去。原因有两方面： 金庸暗恋上长城当家花旦夏梦。夏梦曾是金庸编剧的《绝代佳人》女
主角，夏梦就是一个绝代佳人。著名专栏作家哈公曾说：“查先生是一个专 于爱情的人，我跟他共事于长城电影公司时，查先生喜爱上一个美丽的女
明星，那女明星是一流的大美人，而我们的查先生，那时不过是一个小编
剧、小说家，当然得不到那位女星的青睐。” 郎君有情，佳丽无意。查先生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自觉长城不是他
呆的地方。若再见佳丽与其他俊男谈笑风生，查先生更会痛苦不堪。
对于金庸离开长城，香港传记作家冷夏分析道： “查良镛希望多拍一些娱乐性和商业化的电影，提高卖座率；但长城
公司的拍摄方针??与查良镛的主张不能相容，甚至在工作检讨会上，把 查良镛批评为资产阶级思想浓厚。重重束缚，不仅使查良镛的艺术创作意 图难以发挥，而且违背了他追求独立、自主的原则；再加上查良镛编写的 几个剧本不获通过，使他兴趣大减，便转而自立门户，创办《明报》。
“总之，电影圈里的经历，在查良镛来说，总是遗憾多于收获。不过，
要是查良镛在电影圈里得心应手，顺顺当当，恐怕就没有武侠小说大师金 庸、报业大亨查良镛了！对读者们来说，这又是不幸中的万幸！”
1959年，金庸35岁。
　　离职后的金庸，完全可靠职业写作过上比较舒适的日子，但他的鸿鸽 之志，又岂能靠武侠小说大师的名声所容纳？
金庸决定在报业闯出一条路来！ 稿酬和版税，使金庸有一笔较丰的积蓄。于是他找到他的同乡、中学
同学沈宝新，拉他下海。金庸出8万，沈宝新出2 万，合股把10万港元押进 前途未卜的事业。
他们在港岛中环租了一套小小的写字间，作为报馆。金庸任主笔兼总
编辑，沈主新任经理包发行。编辑多时有两位，一位是诗人柯达，他未做 满一个月即离去；后来潘粤生加盟，他曾任《明报晚报》总编辑，后来又 移居加拿大。
　　1959年5月20日，《明报》正式创刊。在“发刊词”中，金庸阐明办报 宗旨：维护“公平与善良”。
最初的明报，是四开大的小报。一版是时事新闻，二版是娱乐消息，

三版是小说连载，四版是社会新闻。当时的大报大部是十多二十版，与其 相比，明报连小儿科都算不上。
人员最少时，仅金庸与沈宝新两人。金庸每天都要忙到深夜。他家住
在九龙，深夜天星小轮停开，金庸只能坐电船仔过海。 在香港，创办了若干期又停刊的报纸数不胜数。《明报》幸免夭折，很
大的原因是他的武侠小说支撑着。《神雕侠侣》每日一篇，每篇2000字。当 时许多人并不知“金庸”与“查良镛”是一个人，都甚觉奇怪：查良镛任
主编的小小《明报》，凭何种魔法，请来金庸这大手笔为其专写武侠连载？
　　数月之后，金庸四处招兵买马，觅得雷讳坡、龙国云、韩中旋等人。《明 报》改为对开大报，第一年就有盈利。
　　《明报》创刊的最初两年，招牌菜有：金庸的小说连载、柳鸣莺（雷 炜坡）的“伶星专栏”、简老八（简而清）的马经、识途老狗（汪昆）的澳
门狗经。
　　《明报》的副刊阵营较强，其中以武侠这道招牌菜最吃香，读者为追 金庸而买《明报》。这在金庸的预料之中，但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他希望读 者喜爱《明报》的所有内容，尤其是头版的时事新闻。

政治漩涡


　　《明报》创办的最初几年，没有自己的物业，频频搬家。起先在中环， 继而搬到上环，再又搬到湾仔谢斐道。
　　搬一次家，报馆的办公面积增大一倍，人员也相应增加。可发行量却 老是胶在原有水平。金庸写完《神雕侠侣》，接下就连载《倚天屠龙记》，
使出浑身解数，仍不奏效，心中不免万分焦急。 从1962年2月起，大量的广东人涌进香港。到5月，移民潮达到高峰，
每天有数以万计。
　　除了政治上的原因，没有哪个地区会欢迎穷人，港英当局对涌进香港 的合法、非法内地人，均采取同一对策：限制、截拦、阻止他们入境。警 察四处抓人，一车又一车把逃港者押送回深圳。尽管如此，移民仍波浪式 地涌进香港。
　　对移民潮，金庸采取低调态度，《明报》只作一些不痛不痒的报道。金 庸说他“不愿惹事生非”。然而，整个编辑部纷纷质问老板。金庸最后作出 全力报道的决定。
　　5月12日起，《明报》连续追踪报道移民潮，头版几乎是整一版的移民 潮的新闻，大标题，大图片。气势与老牌报纸《星岛》、《华侨》不相上下。 大批“难民”被堵困在沙头角悟桐山，饮水食品缺乏，面临绝境。金
庸写出社评《火速！救命！》，呼吁有关方面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 同时，金庸在《明报》刊登启事，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捐物。社会各界
纷纷响应，数天内，《明报》就筹得18万港元现金和大量物资，《明报》辟 出版面，刊登捐赠音名单和钱物数。《明报》还组织车队，源源不断把食品 等物送到内地同胞手中。
对这次移民潮，金庸一连写了10多篇社评，表明报纸的立场与态度。 这一时期的《明报》名声大噪，倍受市民的关注。5月前，《明报》发
行量仅1万多份。自集中报道移民潮起，发行量激升到每天销4万份。《明报》

迈上一级新台阶。 被遣回的内地人，沿途传递信息，到月底，移民潮渐消失。不过仍有
几十万内地“移民”，以各种方式留在香港。港府不再遣送，香港加工业的
劳工缺口很大，他们正好填补。这些留港的内地人，对香港的工业起飞作 出了较大的贡献——此乃题外活。
　　移民潮消失之际，同业有人说：《明报》没有大新闻做，看查老板还有 什么招数，销量必下跌无疑。
这同样是金庸所忧虑的，金庸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读者对他的社评
同对他的小说一样有兴趣。于是每天一篇社评，都是能引起读者关注的政 治形势、社会生活的问题。
　　1962年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双十”文告，鼓动内地军民起来反共， 井承诺“国府”必予支持。
金庸在《蒋介石的双十文告》的社评中，以挖苦的口气道：“从这两个
文告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蒋先生没有军事反攻的信心，只是把希望寄 托在内地人民自发的反共行动上。在我们看来，内地人民如果起义反共， 也不至于贪图台方一个‘所光复地区军政长官’的头衔。”
　　1963年，内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旨在整肃有“资本主义思想” 的人。金庸在《中共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文中，对某些左倾做法
加以抨击： “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初级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
也好，哪一种经济制度能使大多数老百姓丰衣足食，我们就拥护哪一种方
法。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第一要义是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宁可 牺牲经济发展的利益，使干千万万百姓遭受不必要的痛苦，那是不是值得 呢？”
当涉及到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时，《明报》旗帜鲜明站在中国一边。
　　1962年10月底，中印战争。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猛烈的 侵略行为”。金庸知悉，奋笔疾书于次日刊出社评《美国声明是非颠倒》， 驳斥美国的声明：
　　“美国这个声明，完全错了??国际间法律和正义的原则是什么？是 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保卫自己的领土??中国军队击退侵略军，怎能说是‘侵 略性行动’呢？是不是肯尼迪准备挥军进入古已，古巴如果起而应战，那 就是侵略美国了？”
如前一章详述的，《星报》奉行中立办报宗旨，那么《明报》也是走这
条路。不过，《星报》是温和客观的中立；《明报》是激进的、并带有感情 色彩的中立。社评是一报之魂，单看某一篇社评，你会觉得《明报》似乎 是某党派的喉舌；多看几篇，你才敢肯定，《明报》实际上跟任何党派都无 干系。
正是因为《明报》激进的中立，使得移民潮后的《明报》销量未大跌，
稍后又缓缓回升。有这个效果，为社评绞尽脑汁的金庸，已是十分满意。
　　60年代中期，《明报》搬到北角南康大厦，共租用四层楼面地下做办公 室和印刷厂。《明报》自置机器，自行印刷，盈利大增。
　　金庸并不满足现状，增加对中国问题的报道。当时香港记者不准赴内 地采访，金庸的对策是：多用外国通讯和中国问题专家提供的稿件；多转
载内地报刊（包括未公开发行的）的文章。

　　1966年，内地移民到香港的知青丁望、周青加入《明报》，他们利用了 解内地的特长，写了大量关于内地的文章。后来《明报》开辟《北望神州》 专版，由丁望、周青主编。专版风骚独领，倍受读者欢迎，其他各报关于 内地的报道只能望其项背。
　　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明报》更是一马当先，把报道重点放在“文革” 上。金庸一天一评，他的社评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
这时，《明报》日销12万份以上，大报地位确立。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震惊世界，在欧美城市的街头，都有戴红袖章、
别像章的洋红卫兵，并且发生过骚乱。香港与内地紧相连，影响更是胜过 别处。
　　1967年香港事件，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直接产物，故又称“香港式 文化大革命”。香港被经济学家认为是“全世界劳资纠纷最少的地区”，可
这一年劳资纠纷频繁，工人罢工，上街张贴大字报，静坐示威。港府出动
警察，以武力驱散工人，并逮捕了部分工人。 港府的镇压，激起左派的不满，他们组织“斗争委员会”，每天带领工
人学生到港府抗议，张贴大字报，号召全港革命群众起来造反。5月22日， 警察又采取镇压行动，冲突升级，酿成流血事件。
斗委会组织工人大罢工，全港交通瘫痪。双方对抗演变成城市游击战
式的战斗，子弹炸弹声不绝于耳。香港空前混乱，经济陷入低潮，人心惶 惶，市民和资金大量外流。
《明报》发表社评，反对过激行动。
　　当时《明报》刚搬到英皇大道561号大厦。为防万一，金庸指示员工把 一切《明报》的标志都拆下来，关紧闸门，暂时停刊，员工暂呆家中。
　　“暴动”进一步升级。金庸领导员工迅速复刊，并发表系列文章。其 中一篇文章写道：
他们“烧巴士、烧电车、杀警察、打巴士电车司机、烧贝夫人健康院、
作邮政局、用定时炸弹爆炸大埔乡邮局、攻打茶楼、大石投掷行人和汽车、 向警察投掷鱼炮、爆炸水管、烧报馆车辆??”
　　《明报》的文章激起极“左”分子的强烈愤慨，他们扬言要对查良镛 和《明报》采取报复行动。金庸被迫逃往瑞士避风。
据查，这次恐怖活动并非斗委会策划的，斗委会的左派精英，并不赞
同混在左派队伍里的不良分子大搞打砸抢。他们的革命目标是要赶走英帝 国主义，让香港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月底，中国政府表态，认为香港应该保持现状。极“左”分子孤立无 援，事件渐渐平息。在这次事件中，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
《明报》经历这场洗礼，声誉与销量大增，进入香港三大报之列。
报业集团 在《明报》刚刚站稳的1965年，金庸创办了一份以文化、学术、思想
为主的《明报月刊》，其宗旨是“独立、自由、宽容”。创刊初期，金庸挂
帅当总编，一年多后交胡菊人主理。 这是一份学术性的高品位杂志，在海外华人中影响极大。金庸不指望
它赚钱，当然也不希望它亏损。亏时，《明报》补贴；赚时，又将盈利投入

到杂志。编辑部的房租、水电费用，全由《明报》支付。 就《明报》来说，也是一份高品位报纸，读者多是知识分子。70年代
后，《东方》、《天天》以俗取胜，销量窜到《明报》前面，金庸仍保持原有
风格不改。 除《明报月刊》外，金庸先后创办《武侠与历史》、《新明日报》新马
版、《明报周刊》、《明报晚报》、《财经日报》等刊，初具报业集团雏形。
　　《武侠与历史》创办于60年代初，红极一时，后来金庸封笔不再写武 侠才停刊。
　　马来西亚《新明日报》、新加坡《新明日报》均创刊于1967年春，金庸 与当地商人合办，是新马两地销量最大的三大报之一。1971年，新加坡发 生“胡蛟与《东方太阳报》事件”，新马政府严格管制报纸，金庸将股权出 售套现。这两家报纸至今仍是当地的大报，但已与金庸与《明报》无关。
《明报晚报》创刊于60年代未。该报走软性路钱，吃喝玩乐，大马声
色，样样都有，一纸风行。金庸太太朱玫对其中的色情成份大为不满，终 使报纸停办。
　　《财经日报》原是《明报》一位记者黄扬烈跳槽自立创办的。因经营 不善，债台高筑，不得不求助查老板，归顺《明报》旗下。
在今日的明报集团，除了《明报》外，仍无限风光的数《明报月刊》
和《明报周刊》。月刊为金庸带来名，周刊为他带来利。
　　《明报周刊》创刊于1967年。最初由潘粤生主理，其后由雷炜坡掌门， 是香港第一份娱乐性周刊。
　　雷炜坡是香港报业采写娱乐圈的老行尊。《明报》开创之初，他以柳鸣 莺笔名写“伶星专栏”，发烧友追星亦追“柳”。雷氏深谙追星族心理，周
刊到他手里，撩得少男少女如痴如醉。刊登“香港小姐何秀汶情书”那期 周刊，面市之后，港九轰动，销量激增几万。是为周刊第一个辉煌期。
1973年，功夫巨星李小龙暴毙（请参阅祝春亭著《功夫影帝——李小
龙传》），雷氏组织枪手炮制出一个“李小龙专辑”，这期周刊，半天全部售 完，再版又抢购一空。洛阳纸贵，是为第二个辉煌期。
　　周刊才几人，盈利惊人。《明报周刊》成了报业追逐效仿的焦点，周刊 热风起云涌，方兴未艾。在强手林立的情况下，《明报周刊》仍独占鳌头， 委实不凡。
月刊、周刊，并称为《明报》的姐妹花，金庸视之为掌上明珠。 现在再谈《明报》。
　　在六七十年代，《明报》被列为右派报纸，或“反共”报纸。进了80年 代，《明报》摇身一变，又成了“亲共”的报纸。金庸是在投机吗？
起点是1981年。这一年，金庸携妻与一对子女，回到阔别28年的内地。
7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金庸。在交谈时，邓小平说他常看金 庸先生写的社评。邓小平说，我党正在放弃过去几十年的“左”的做法， 尤其对文革的评价，认为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这实际上是为《明报》“反共报纸”的帽子予以平反。金庸在社评中批 评的，大都是针对现在中央否定的极端做法。当然，金庸的不少提法夫之 偏颇，但金庸的用心不是反共。
这一次回内地，金庸跑了一个多月，行踪遍及大江南北的13个城市。
所见所闻，使金庸感慨不已。金庸回港，《明报》的调子大变，一下子由“反

共”变为“亲共”。 其实，金庸既没投机，也没大变——他仍恪守中立。若说大变，那只
是中国变了，修正过去的错误，大步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有
这些，正是金庸所期望的，金庸当然在社评中热情赞颂。同时，金庸对内 地的弊端也给予不客气的批评。
　　1972年，金庸的《鹿鼎记》连载完毕，金庸宣布封笔。至此，金庸共 创作15部武侠小说，奠定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地位。
进入80年代，金庸萌生淡出江湖的意向。他很少去报社大楼上班，或
隐于家中整理旧作、研究佛学；或周游列国，怡情山水。 他开创的《明报》大业，将由何人掌门？这成为《明报》内部及香港
报业人人关注的热点。
（详情请参阅冷夏著《文坛侠圣——金庸传》）

第三十三章 目光如炬 四元勋共创恒生


　　今日的内地股民，不知香港恒生指数的寥寥无几，但知晓恒生指数创 立人何善衡的，恐怕没有多少。这位香港开埠以来最杰出的华人银行家， 只读过几年私塾。他初闯广州时，赤手跌足，身寒位卑。1933年，何善衡 与林炳炎、盛春霖、梁植伟等四人创办恒生字良号，即恒生银行的前身。

香港为什么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的中环，银行大厦林立。在东方，找不到第二个城市拥有这么多银行。银行 大厦只是个表面现象，在东方，金融地位之重要，任何城市都不可与香港相比。
香港之所以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首先得助于港府的一系列自由化金融政策。没 有外汇管制，外汇、黄金等买卖、进出完全自由，对境外银行与本地银行，港府一视 同仁。
其次，香港经过百多年的发展，由转口港成为工贸高度发过的国际化大都市。在 香港融资便利，放贷回报率高。高度发展的香港经济刺激了金融业的发展，而金融业 的有效运转，又为香港经济注入生机和活力。
再次，香港交通通讯极为发达，飞机航班可达世界任何地区和大城市。香港的金 融市场与海外的金融中心和金融机构直接连网。信息传递快，票据交换简捷。
另外，香港的金融市场功能门类齐全，如存款、贷款、证券投资、汇兑、保险、
信托、黄金、财务经纪与咨询等无所不包。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具体表现为：
外国银行的数量列伦敦、纽约之后，排世界第三位（1994年为171家）；外汇交易 量排在伦敦、纽约、东京、瑞士、新加坡之后，为世界第六位（1989年为490亿美元）；
80年代以来，香港与伦敦、纽约、苏黎世并称为世界四大金市（1987年黄金进口总值
184亿港元）；按照 1994年10月底市值算，香港股市市值3160亿美元，居纽约、东京、 伦敦之后并与之并列为世界四大股市。
　　世界证券市场有四种重要的股票指数，透过这四种股票指数，世界证 券市场起伏一目了然。它们是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伦敦金融时报指数， 东京日经指数，香港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为恒生银行的专家编制，创立人却是只读过私塾的何善衡。
何善衡是香港最杰出的华人银行家，凡是谈及恒生银行历史的著述，无一 下以何善衡为主线。
赤手跣足 何善衡原籍广东顺德（一说番禹），1900年生于一户贫寒之家。何善衡
只念过几年私塾，短暂的求学生涯，为他打下良好的国学基础。何善衡在60
年代著过一本《阅世浅谈》，深入浅出、博古通今，非一般学者所能及。 何善衡迷恋读书，窘迫的家境使他不得不中辍学业，他先在老家做杂
工，14岁那年只身来到广州，广州是南中国繁华都市，来这里发展机遇肯 定会多。
何善衡是成千上万流入广州的草莽贱民之一，他两手空空，光着双脚，
因为家穷，连鞋都买不起。他在盐仓找到一份杂工，负责打扫盐仓的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