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整天仍是光着一双脚，盐有刺激性腐蚀性，一双脚给盐份蚀得红肿粗糙， 若有创伤，痛疼难忍。何善衡得了饷金，还是光着脚，盐份坏鞋，他宁可 受皮肉之苦。
　　钱对何善衡来说太宝贵了。他不是那种只求日后三餐无忧的打工仔， 他年小志大，来广州的目的就是谋求发展。
约一年后，何善衡辞去盐仓的杂工，到一家金铺做学徒。 那时的金银首饰远没有现在这么精致，款式也少，变来变去就那么几
款。何善衡冲着学一技之长而进金铺，他以后没有靠首饰匠手艺为生，倒
是鉴别金银成色的本事使他斩获不少。 何善衡勤勉好学，一年多后就能独立操作。老板未让他呆在作坊，而
把他调到铺面——看中他的忠诚老实与识文断字。在铺面，何善衡有机会 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他很快熟悉了铺面业务，懂得如何以诚待客。
那时不少顺德老乡“炒市面”（钱币兑换），如果运气好，一夜就能赚
得数个月的饷金。何善衡征得老板同意，工余之外炒市面。广州市面流通 的货币芜杂，有官办银行发行的官元，有私人银号发行的银票，还有各国 的货币。
　　何善衡深知本钱来之不易，不敢轻易“换水”（一种货币兑换另一种货 币）。他尤关注蚀大本的人，洞悉出他们夫败的原因：一是眼光不准，二是
大过贪心，何善衡观察了一个月才下海换水，侍涨到小有盈利时趁早脱手， 再又换水。周而复始，何善衡的本钱愈滚愈大，显示出超众的金融天赋。
1922年，何善衡升为金铺司理，负责金铺日常经营。昔日何善衡赤手
跣足闯广州，现在已取得了不起的业绩。不过，这时的何善衡，在广州开 了眼界，尝得炒市面的甜头，不再满足做打工大佬，想开创自己的事业。 这时，何善衡结识了何贤。何贤是番禺人，两人相隔不远。何贤也是
十几岁就出来闯天下，交际广，是个比较玩得转的人物。 何善衡离开了金铺，与何贤一道炒市面、跑生意。
　　1926年，两人合股在广州上九路开了一问汇隆银号。何贤做经理，何 善衡为副，当时的人称他们的店为“二何银号”。
　　他们的开业资金力20万，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足够在广州盖一幢洋 楼。对开银号来说，这笔钱很难以大小来衡量。做得好，一年都可以翻番； 弄砸了，血本无回。他们做了几年，
　　小赚不亏。何善衡虽没惜此发财，却长了很多见识，也激起他对银行 的长久兴趣。
　　汇隆未兴隆，两人便友好分手。何贤去了澳门，何善衡则去香港。他 们经常在广州聚会。何善衡往返省港，利用两地外币的差价赚取盈利。其 时何善衡三十出头，到了立业的年龄。

恒生银号


　　1933年3月3日，何善衡与林炳炎、盛春霖、梁植伟等好友创办恒生银 号。开张日期有四个“3”，粤语中，“3”与“生”同音，取“生、生、生、 生”之意，故为“恒生”。
银号铺址在港岛中环水乐街70号，股本金10万港元，职员11人。后来
部分亲友要求参股，股本金增至12.5万港元。

　　香港银行多，银号更多，曾经有多少间银号，没人数得清。这边开， 那边关，生生灭灭百余年，有人作保守估计有几干间。到今日，真正能成 大气候的不足20间。当时的恒生银号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不是发展为恒生 银行，大概不会有人记得曾有过一间恒生银号。
　　银号家底薄，信誉上很难与银行相比。因此，开展存款、贷款业务， 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恒生主要开展汇兑、押汇业务，另在广州、上海开 设分号。林炳炎做舵爷，往返于港穗沪三地。另三入主理三地的日常业务。 何善衡被派驻广州。
信誉逐步建立，业务日益兴隆，效益可观。 抗日战争爆发，恒生在内地的分号逐步收缩到香港一地。不过恒生的
业务并未受到大大的影响，内地来的商人多带金银等硬通货，他们须将其 换成港币到市面通用，恒生则大力开展兑换业务。
香港沦陷，恒生银号将资金偷运到澳门。澳门中立，成为省港难民的
聚集地，银行仍大有作为。澳门已有一间恒生银号，归澳门区氏家族所有。 这样，香港迁去的恒生银号就易名力永华银号。
　　在澳门期间，何善衡与老友何贤经常聚会。何贤当时在澳葡政府的贸 易局任会计部主任。何贤在澳门多年，是当地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恒生
（永华）的许多困难都是何贤出面解决的。
　　50年代至80年代，何贤是各方公认的华人领袖。香港收复后，何善衡 渐成为华人银行界的公认领袖。早年广州汇隆银号一门双杰，成为港澳各 界的美谈——此乃后话。
　　当时何鸿桑也在贸易局做事，通过何贤的引荐认识何善衡。限额生意 盈利颇大，但需要一定的关系。于是何善衡就与何鸿柔组成大美公司，由
何鸿宋出面从事限额生意，两人都赚个盘满钵满。后来何鸿桑回港发展， 在资金上得到恒生老大何善衡的大力支持——这是后话。
比何善衡晚出道的杰出银行家利国伟，这个时候也流亡到澳门。本书
第十五章，曾谈到血溅街头的大鸦片商利希慎，利国伟正是利希慎的堂侄。 利国伟祖父利文奕，与利希慎的父亲利良奕是亲兄弟。不过，利文奕这一 支，到利国伟出生时已衰落。利希慎虽被仇人暗杀，却留下大笔遗产，他 的儿子利铭泽、利孝和、利荣达等人均毕业于英国著名大学。
　　利国伟1918年生于澳门，就读于香港敦梅书院和圣约瑟中学。中学毕 业不久就考入国华银行当小职员。从他这番经历，可见他的家庭已沦为布 衣阶层，他不得不独立谋生。利国伟对他的家世讳莫如深，也许是利氏二 支，一荣一枯，他无意沾另一支利家的光。
　　利国伟进入恒生，是缘于恒生的一名职员何添。何添当时负责恒生香 港总部的法市、黄金业务，与国华银行有业务来往，与利国伟相识。利国 伟来到澳门，何添便向四位大股东谈起利国伟。林炳炎、何善衡、盛春霖、 梁植伟如获至宝，诚恳请利国伟来恒生工作。
　　利国伟没敢答应，他没有向国华提出辞呈，他觉得这个时候离开国华 不好。不过，利国伟对恒生的四巨头留下良好的印象。这之前，他与别的 大银行职员一样，一直瞧不起信誉不太佳、地位低一档的银号。
　　1945年8月。香港收复。恒生银号9月就在香港复业。恒生银号的分工 仍与战前一样，何善衡坐镇广州。
1946年，何善衡与何添等友人，成立恒昌公司，从事粮食生意。恒昌

即大昌贸易行的前身，20余年后，大昌成为香港有名的大贸易行，贸易业 务无所不包，成为何善衡的两大事业之利国伟也是这一年加盟恒生银号的， 银号生生灭灭十分频繁，利国伟此举，需要相当的勇气。利国伟后来回忆 道：“我是看准了恒生银号前途远大，才迈出这一步的。当然，银号的职业 不如银行牢靠，但银号未必就不可成为大银行。”
　　利国伟是恒生第一位从正规银行加盟该银号的，也是恒生第一位精通 英语的人才，深得恒生四巨头的器重。
1946年夏，国民党为了弥补浩大的军事开支，大量发行金圆券，禁止
民间私藏金银。金圆券膨胀，信用下跌，人们设法将金圆券换成外币保值， 恒生抓住这有利时机，大力开辟兑换业务。兑换比率比平时贵许多倍，急 需外币的有钱人在所不借，只要有外币就成，好携资产逃出内地。
　　1949年，移民潮达到顶峰。香港是内地有钱人的临时避难所。他们携 带来的多是金银，需要兑换成部分外币急用。“炒金热”应运而生，很多在
港的广东人、上海人都卷进炒金热。 何善衡从1948年起，返港主持恒生炒金业务。炒金风险极大，狂飓迭
起，一夜暴富、一朝破产屡见不鲜。有不少炒金大赢家，最终落得倾家荡 产，欲哭无泪。而何善衡一路顺风、吉星高照，以后恒生无论贷款还是投
资，出手数十数百（万），令同业眼红不已。
　　这次炒金热，上海帮大多锦羽，广东帮胜者较多。恒生何以这般出色？ 何善衡及恒生同事均守口如瓶。卷入炒金的上海人，大都是银行家、银号 老板、股票经纪人等，他们一来香港就给“放了血”，因此，在香港执业的 上海帮，多事实业，而少有吃金融饭的——这是题外话。
1949年2月，恒生银号舵爷林炳炎在港病逝，由何善衡承其衣钵。林炳
炎是恒生的奠基人，恒生正是在他的总决策下，由一间默默无名的小银号， 发展成同业中的大哥大。
恒生银行 何善衡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银号改组银行作准备。
香港开埠百余年来，政府对银行行业的发展及管理，一直奉行自由的
积极不干预政策。
　　1948年1 月29日，港府首次颁布《银行条例》，只规定经申请由总督会 同行政局发给牌照，每年缴纳5000港元牌照费的企业，便可经营银行业， 而对银行业务，却无具体规定。
　　无论是条例颁布之前或之后，在香港领牌开办银行是比较容易的事，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准银行机构——银号？业主为什么不改为银行呢？
　　银行的业务，虽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款约束，却有惯例，这种惯例由早 期的外资银行带来，成为以后华资银行执业的范本，这种无形中的束缚力，
使没有现代金融概念的华人业主及顾主，颇感不便。许多华人银号商，视 执业银行为畏途。
　　银号经营灵活，显而易见；银号信誉不佳，也是显而易见。因此，要 想获得大发展，必须走银行这条路。
这就是何善衡的出发点。何善衡的主张得到利国伟的大力支持。换句
话说，如果恒生不改银行，是留不住利国伟的。利国伟正在自修金融学，

后来还考上英国银行公会会士资格，是恒生第一位镀过“洋金”的银行家。
　　1951年起，何善衡同何添、利国伟等人，三次赴欧洲考察银行业务。 古老银号的老板三次出国考察，大概唯有何善衡一人。
1952年，恒生银号注册为法人组织的有限公司，何善衡任董事长。
　　1953年10月，恒生迁入皇后大道中163—165号的自置物业。从规模上 讲，相当中等规模的华资银行，业务性质尽可能向银行看齐，但名称仍叫 银号。
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加工业的蓬勃发展，促使香港银行业急剧膨胀，梦
寐以求改组银行的何善衡反而下急，他认为这样办银行注定会执笠（破产）。 他主张渐进，等条件成熟再易名。
　　恒生银号缓慢而稳健地将讥制纳入银行轨道。只念过几年私塾的何善 衡，显示出大银行家的远见卓识。因此，恒生易名银行后，不曾遇到阵痛，
而是高速发展。
　　1958年，香港转口贸易占出口总值的57.8％；而到1959年下半年，转 口贸易只占出口总值的30.4％，高达69.6％的出口总值为香港本地的工业 品输出所创造。这一惊人的变化，标志着香港转口贸易型经济转为加工贸 易和转口贸易并重型经济。这被誉为香港经济起飞的里程碑。银行将会在
未来的香港经济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古老作坊式的银号将成为夕阳
行业。
　　从内部条件来看，这一年，恒生银号注册股本增加到3000万港元，实 收股本增加到1500万港元。如此财大气粗的银号，当时唯有恒生。并且， 恒生的机制已基本实现了银行化。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何善衡买下中环 消防局侧的旧楼，拟建未来的恒生银行大厦。
　　1960年1月1日，恒生银号改名恒生银行。次年，22层的恒生大厦落成， 外墙采用玻璃幕墙和铝材，是当时最先进的建筑材料。银行物业是银行信 誉的标志，恒生一易名就不同凡响，令同业刮目，反观一些开办多年的银 行，仍是钱庄银号的格局。
银海行船，有风有浪，这对恒生银行，既是挑战，又是考验。

第三十四章 汇丰银行 攫金掘银傲群雄


　　汇丰银行大班，地位可以与港督比肩。港府、汇丰，一个秉掌政权， 一个紧把财权。半数以上的港市都是通过汇丰发行的，汇丰处于准中央银 行的至尊地位。有人认为汇丰如此荣耀，全凭港府的宠幸。这话只说对了 一半，另一半缘由，可透过汇丰大班桑达士、沈弼等人的作为，窥见一斑。

英资银行和真他外贸银行


在香港的开业银行，可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总行在香港，即香港当地注册的银行。1989耳共31家，其中英资银行两
家、中资银行6家、当地华资银行23家。 第二类是总行不在香港，即非当地注册的银行在香港设立的分行。1989年共134
家，占总数的81.2％，其中9家来自内地，其余均是外国银行（包括英国）设立的分 行。
习惯上把香港银行分为：英资、外资，中资、华资四大类。先介绍前两类： 香港的英资银行，主要以汇丰银行（包括其集团）和渣打银行为代表。英资银行
在香港银行体系中居于垄断地位。尽管美、日、欧等国际性大银行纷纷来港，银行数
远远超过英资银行，但英资银行在金融市场的地位并未动摇。 汇丰与渣打在港的分支机构在1988年分别为383家和118家，两行加起来共501家，
占香港银行分支机构总数的35.86％，而它们的存款约占香港存款总数的一半。英资 银行在香港全融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市场活动的中心。这是由于：一、资 历深，都有100多年历史。二、有特权，它们一直受到香港政府的特殊支持，享有发 行钞票、代理政府财政、参与其若干金融决策和管理等中央银行的特权。三、善管理， 两行不断创新，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四、信用佳，它们在经营活动中始终把信誉放第 一位。这几个因素，使它们能立于不衰之地。它们一方面在香港赚了大钱，一方面也 对香港经济发展和稳定金融市场作出一定的贡献。
其他外资银行包括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百多家银行。它们大多数在世界500家大 银行中排前100ft之内。这些银行以美。日、欧、澳为主，其中以美、日银行最强大。
1989年，香港有美资银行20家、日资银行30家。这些银行大多是1978年香港对外资银
行开放（60年代银行危机，曾一度禁止外资银行来港开业）以后进来的。日资银行来 港虽迟，但来势凶猛。美资银行集团则在金融创新方面居全港金融业领先地位。香港 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些国际壮大银行功不可没。
各个时代的香港人，谁不知汇丰银行？ 早期的汇丰大厦，座落在瓦特莱街（Wardley Street），这是一幢揉合
古代雅典风格的英桔兰建筑，巨大挺拔的立柱，正檐呈三角形。瓦特莱街 如今已从香港地图上消失，它是连辍大会堂旧址与今日汇丰大厦的一条小
街。
　　1935年10月，位于现址的12层的汇丰大厦建成。这是当时香港的著名 建筑，造型成品字形，气势宏伟，视野开阔，可直眺维多利亚港与九龙， 离皇后像广场及遮打花园仅数步之遥。日治日期，大厦曾一度作为日本的 总督府。
到本世纪70年代，香港大厦森林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尤其是中环，
高楼大厦可与纽约华尔街媲美。位于皇后大道中1号的汇丰大厦渐成小矮

人。1981年，汇丰拆去旧厦建新厦，请来英国著名现代派建筑大师福斯特 设计。
这是一幢造型别出心裁、类似石油钻井台式的银灰色建筑物。新厦未
用钢筋混凝土，全部钢结构，巨大的钢管钢梁在国外预制，运到香港拼接。 骨架内是透明的玻璃幕墙，无视线阻挡。楼高48层，楼顶可泊直升飞机。 新厦于1986年正式启用，造价50亿港元，被国际建筑学会评为世界十大杰 出建筑之一，堪称21世纪艺术精品。
汇丰大厦虽不可以高度在中环鹤立鸡群，却能以独特的风格予人强烈
的印象，令人惊叹——这就是汇丰大厦的魅力！ 汇丰的魅力，又岂在一幢大厦？
发钞特权 汇丰银行的全称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1864年招股成立，1865年3月开
业，总行设在香港，同年在上海设立分行。最初股东为英国、美国、德国、
法国、丹麦和犹大人的洋行，是一家不具家族色彩的银行。开业时的资本 额为500万港元。1914年后，各国股东发生利益冲突，美国、德国、法国、 丹麦、犹太人股东先后退出，汇丰成为单纯的英资银行，其间不断地增股 扩大。
　　汇丰银行并非最老资格的香港银行，东方银行先它20年在港登陆，有 利银行、渣打银行亦在汇丰之前。但是它是最早在港注册的本地银行，故 而深得港府青睐。
汇丰在开业的同年，便获得发行代银券的特权，这之前，东方、有利、
渣打都曾获得过这种特权。汇丰后来者居上，成为香港最大的发钞银行。 本世纪，香港发行钞票（纸币）的银行有汇丰、渣打、有利三家。
1978年，有利银行的发行钞票权被港府收回，只剩下汇丰、渣打两家。
两家中，又以汇丰为首。以1980年为例，该年的香港货币发行量为104.
　　64亿港元，汇丰占其中的70.5％，渣打为19.1％，政府为10.4％。政 府只发行5元以下的辅币（硬币），其余纸币力汇丰、渣打两家发行。
发钞量的大小，不能归结为港府赐予的特权大小，而与该银行实力及
信誉有很大的关系。港市的发行是以外汇基金为发行机制的。发钞银行发 行钞票，必须以十足的资产换取香港外汇基金的无息“债务证明书”，作为 发钞的依据和保证。换取证明书的资产，最初是白银银元，现为美元。比 如，汇丰要发行100亿港市，就必须拿出十足的资产（美元等）来“买”债
务证明书，这相当于100亿港元的美元有价证券存入港府的外汇基金。 香港的外汇基金由外汇储备和财政储备构成。外汇基金的大部分资产
以外币形式存放在世界各国银行，另有为数不少的黄金白银及港市。香港 的外汇储备在1991年列世界第12位，为289亿美元，但人均占有量却高居世
界第2位，为4962美元。香港有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力发行后盾，港币的稳 定性就有保证，港币信誉良好，是世界流通的国际货币之我们从香港的货 币发行制度中可了解到，汇丰是不可通过发钞而获利的，但汇丰可以获誉。 香港是全世界极少没有中央银行的地区，汇丰则获得准中央银行的至尊地
位。
汇丰的发钞特权，也曾使汇丰蒙受损失。

　　日治时期，日军在香港发行军用票。军用票与港币同时流通，官方规 定的兑换率为1元军用票换2元港币，实际上1 元换1 元，港民都不愿舍弃 港币。到1942年，日本占领军又宣布4元港币兑换1 元军用票，更是强盗逻 辑。
　　当时汇丰大厦己作为敌产被日军没收，作为总督府。汇丰的职员大多 逃港，大班海地被日军囚禁在赤柱集中营。港币不仅流通于香港，而且在 澳门大行其道。日军为了用港币去澳门购买军需物资，强迫汇丰大班海地 签发所有存放在金库里的大面额港币，数额有1.135亿之巨，相当于今日的 近百亿港元。
　　1943年，汇丰在重庆设立分行。战后，原汇丰的职员陆续回港，海地 带领职员迅速复业。元邦建先生在《香港史略》一书，谈到汇丰对这笔非 法港币的处理：
汇丰银行“首先是1948年4月2日宣布，正式承认被日军迫签发行的1.135
亿港币一律有效，汇丰银行同意把100万英镑（1英镑约折台16港元）存入 外汇基金，作为这项非法额外发行港币的部分保证金。港府也同意在若干 年内，将该项外汇基金投资所得的利息补足缺额。虽然在资金方面有所损 失，但是却获得香港人民对汇丰发行港市可靠性的信任，这就大大抵消了
损失有余。”
　　战后，汇丰最大的贷款额投放于交通、码头、机场、供电、供水、电 话通讯、危房改造等公共事业，对迅速恢复香港经济作出较大贡献。海地 大班说：“汇丰的兴盛衰微，取决于香港经济。”
乘船破浪 外资银行买办这一特殊职业，到战后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银行在香港
已生存近一个世纪，对香港的经济状况及客户已相当了解；同时，银行与
客户，都有精通双语的人才，沟通不再困难；另外，银行的贷款数额愈来 愈大，买办存入银行的保证金已不起什么作用。
尽管如此，买办对新客户仍有生杀大权。
　　50年代初，来自上海的商人就很难得到银行的支持，买办均力广东人 的天下。姑且不论地域感情，上海人与广东人在语言上就形成隔阂。
　　就外资银行来说，他们歧视华人的观念根深蒂固，只与何东等少数华 人巨商交往。当时流行一句话：“要想获得外国银行磅水（贷款），最好先
叫何东爵士干爹。” 银行家出身的包王刚，对香港外资银行歧视华人，尤其是歧视沪籍华
人的做法强烈不满，他更下会卑躬屈膝去做何东的干儿子。包玉刚当时主 持上海四人贸易公司，朝鲜战争爆发，他急需资金购买内地奇缺的物资。
包玉刚绕过广东人这一关，直闯最大的外资银行汇丰，包玉刚声称原
是内地一家国家银行的要员，居然如入无人之境，进入汇丰进口部办公室， 进口部的正副经理，是盖伊·塞耶和桑达士。他们都即将升迁，塞那将任 汇丰主席，桑达士将任项目经理。
　　包玉刚是个默默无闻，并且在香港毫无商业实绩与不动产的商人，受 到这两位英国人的冷遇在意料之中。也许他们为包氏的不俗气字所吸引，
都耐着性子听完包玉刚的英语陈情。

　　来了，桑达士说：“我佩服你的胆识，你不用讲明，我们也能猜出进口 这批物资的用途，它们将会转运到中国去，因此，我们不能贷款给你。你 也许会认为我们出于政治的考虑，这完全错了，战争是危险的，战争风险， 就是保险公司也拒之门外。”
　　包玉刚虽未获得贷款，却认识了未来汇丰的两大巨头。不日，塞耶接 任大班，桑达士出任项目经理——负责在香港的借贷。桑达士并没因为华 商纷纷卷入内地贸易而断绝对华商的交往，他认真考察过包玉刚的四人公 司，仍未贷款给包玉刚。
　　桑达士回忆道：“在1952年，包玉刚的公司不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公司， 看不到发迹的迹象。公司的帐目管理并不规范，而且贸易额也太少了。”
　　包玉刚做过银行，深知谨慎是银行家的职业“通病”，他很理解桑达士， 也力能与桑达士交上朋友而欣慰。包玉刚同时感到，外资银行歧视华人的
一贯做法，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买办人为造成的，他们既是中外商务交流的
桥梁，又是两者间的鸿沟——他们为的是维护既得利益和至尊地位。在某 些时候，中国人歧视中国人，更甚于洋人歧视中国人。
　　桑达士负责在香港的借贷，在港商眼里，是个比大班还更有权势的人 物。众港商莫不嫉羡包玉刚，某些银行买办对他恨之入骨。事实上，在很
长一段时间，包玉刚并未从桑达士手中借到一分钱。
　　1955年，初涉航运业的包玉刚，购买了第一艘金安号旧船。桑达士未 给四处碰壁、几乎山穷水尽的包氏一分钱支持。其后，包氏的船队扩大到7 艘旧船，将其中一艘押给汇丰，才从桑达士手中获得小额贷款，作为流动 资金。
桑达士很欣赏包氏低价长租的经营方式，也为环球航运公司的发展感
到高兴。他知道包玉刚梦寐以求造新船，但他仍不打算成全包氏。 当时香港的银行业有一条下成文的规矩，行中人称之为“黑书”：请不
要投资于航运业、航空业和电影业。这几个行业风险极大。
　　1961年，桑达上与包玉刚进行了一次历史性会晤，这次会晤，把汇丰 与环球都推向顶峰。
　　会晤地点在名叫“香港会”的西人俱乐部，两人坐在蓝厅临窗雅座。 包玉刚开门见山：
“桑达士先生，我想向日本造船公司订造一艘新船，排水量为7200吨，
船价为100万美元。我已和日本一家航运公司谈妥，船造好租给他们，期限 为5年，第一年租金为75万美元，我想向你借这个数。”
这使桑达士甚感为难。最后两人敲定，如果包玉刚能从日本银行开到LC
（银行信用证），桑达士就兑现借钱。结果，包玉刚开到别人都断定开不到 的LC，桑达士君子无戏言，终于打破“黑书”行规，借钱给包氏造船。
　　关于这件事，本书第三十章曾有记述。在此仍需作说明的是，桑达士 并非完全出于料定包氏开不到LC而贸然与包氏打赌。当时世界航运业蓬勃
发展，市道看好，拥有船只，犹如拥有一座海上金矿，高额的盈利足以抵 消船只的风险。
　　包玉刚的保守经营作风，与银行业如出一辙，桑达士熟悉包氏，亦熟 悉包氏的环球，所以，他敢与包氏打这个赌。事实上，“黑书”并不是一成
而不可变的。汇丰与环球，联手打破“黑书”中不可投资航运的禁忌。其
后，汇丰与国泰，又打破“黑书”中不可涉足航空业的先例——贷款购买

价值更昂贵的大型波音喷气客机。
　　1962年，桑达士被提升为汇丰银行首脑，两年后，汇丰不但不视贷款 造船为大忌，还与包氏联手合作，直接投资参股航运，到70年代后期，包 氏旗下的船只排水量高达1300万吨，列全球航运业之冠，这也成为另一位 华人船王董浩云指责包氏拥有的船只吨位“煲水”的把柄。
董浩云指责的是事实，这正说明包玉刚与汇丰的关系不一般。 香港作家冷夏、晓笛在其《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中借用一句话，
形容包玉刚与桑达士以及汇丰的关系：
　　“桑达士的最大功绩，是发掘了包玉刚。包玉刚的事业，是凭藉汇丰 银行发展起来的。桑达士令包玉刚发达，包玉刚令桑达士升级，令汇丰银 行跑赢渣打银行。”
　　桑达士的另一大功绩是，他打破了外资银行不贷巨款给华商的陈规。 六七十年代，正是华商迅速崛起、英商徘徊不前的时期。贷款资助华商，
既成全了华商，又为汇丰带来惊人的盈利，银行与客户，从来都是相依相 存、互惠互利的。

同步起飞


　　1971年，沈弼就任汇丰银行总经理，1986年沈弼卸去汇丰董事局主席 一职，这一时期被称为汇丰的沈弼时代。汇丰银行在沈弼手中获得更惊人 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沈弼的身世作一些简介。
　　沈弼的英文名Michae1 Saindberg，“沈弼”是他来华工作取的中文名。 沈弼1927年5月31日出生于英国，父亲是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职
员。
　　1945年，沈弼18岁，刚从高中毕业。那时盟军已获得欧洲战场的全胜， 不过世界仍不太平，参军是热血青年的义勇行为。沈弼回忆道：
　　“那时，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爱国精神。如果你提前志愿参军，你就 有选择到什么军队服役的机会；如果拖延时间，在最后的时刻彼征入伍，
你就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可能被派遣到你最不愿意去的地方。” 沈弼在英国受了装甲兵课程训练，之后，他选择了到印度服役。 印度是一个古老的国度，是吉卜赛人的发源地，是一片充满神秘的地
方。沈弼去时，正值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高涨之时，印度人民在圣雄甘地号 召下，进行非暴力抗争。事实上，暴力活动不断，局势动荡不安。英国人
的至尊地位受到动摇，沈弼领略的军营生活，并无大多的浪漫色彩。 沈弼分配在英国驻印第六长矛骑兵团，驻扎地点在与阿富汗交界的科
哈特。英军骑兵中队和锡克族骑兵分队共同守卫。锡克族人更能吃苦，沈 弼在科哈特，增长了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能力。
1947年，沈弼调往北非的利比亚，英国的皇家龙骑兵守卫军，驻扎在
濒临地中海的班加西。这是一个海港小城，城中有夜总会，是英军官兵寻 欢作乐的地方。
　　沈弼的嗜好是沙漠狩猎，沙漠中有一种黑背豹，擅长跑。沈弼特意买 了一匹阿拉伯马，马名叫乌尔兰，乌尔兰不是英国人眼里的骏马，但适应
沙漠的干燥气候及灼热的流沙。
沈弼常常单人匹马，烈日晒得他像非洲人一样黑。黑背豹很少遇到，

沈弼常骑马作横穿大沙漠的冒险。
　　1947，沈弼再次调防，他把乌尔兰卖了。数十年后，沈弼仍对此事律 津乐道：
　　“我用18英镑买下了那匹阿拉伯马。6个月之后，我被调到别的地方去。 我把那匹马卖了，得回20英镑，在6个月内获利10％，很不错。那是我平生 第一笔成功的商业交易。”
　　1948年，沈弼退役回国，发现英国的一切都死气沉沉。军戎生活使沈 弼的心变野了，他怀疑自己是否能安下心来上大学。于是他选择了就业。
　　选择什么职业，沈弼却一片茫然，他父亲是英格兰银行职员，但这对 沈弼的抉择及日后的发展影响都不大。吸引他作出抉择的依然是东方。
　　“到远东去？到远东去！”英政府鼓动青年的口号，在二战时冲淡了许 多，依然魅力不减。一天，沈弼在地铁车站邂逅军营中的一位老友，两人
去咖啡店叙旧。沈弼说起他正在找职业，老友说，香港汇丰银行正在伦敦
招聘职员。 沈弼喜出望外，他一直向往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大国中国。他立即去汇
丰银行伦敦分行，马上就被聘用了。见习期的月薪是20英镑，不算太低。
　　1983年，汇丰大厦尚未竣工，沈弼在香港英国海军部中心的临时大班 办公室，接见记者采访时说：
　　“当时，这家银行急需聘请人员，补充人手的不足。战争期间，这家 银行的人员损失10％以上，幸存下来的许多人员因年老而退休了。我前往 应征，接见的情形比今天随便得多。当时要我回答的问题，同我猜想今天 要求职者回答的问题相比，简单得多了。”
沈弼在另一场合又说：“当时他们没有间我的学历，按今天的要求，我
是根本没有资格进汇丰的。大概他们猜想像我这种年纪的年青人，不可能 拥有牛津大学的文凭，也许是我参过军，有比较丰富的人生经验，所以他 们未将我拒之门外吧。”
　　在格雷斯丘奇街的伦敦分行受训6个月，沈弼登上一架飞往香港的水上 飞机。飞机白天飞行，晚上降落在航程中的城市。飞机共飞了5天，当时的
感觉，认为快得令人难以想象。 飞机于1949年5月31日降落在启德机场，正是他22周岁生日，真是惊人
的巧合。
　　在机场，在沿途，处处可见内地来的战争“难民”。他们的衣着，大多 还算体面，可神色，个个愁眉苦脸、惊惶且迷茫。汇丰银行的员工宿舍在 山顶种植园道的英式洋房。
4个月后，沈弼被派往日本横滨的汇丰分行。 当时，日本处于盟军的占领下，盟军最高司令官是美国麦克阿瑟将军。
英国也是盟国之一，汇丰的英籍职员名正言顺受到盟军的优待，他们的物 资供应均来自美国，并可免费乘坐火车，并进盟军俱乐部享受奢侈生活。
　　日本人的处境使沈弼感到痛心，东京一片废墟，粮食紧张，每一个西 方人身后，都会跟随一大群乞讨的人群。日本还有希望吗？连“大上皇” 麦克阿瑟都不是很有信心。沈弼回忆道：“当时日本整个国家患了炮弹休克 症，毫无生气，像一具死尸。”横滨分行几乎没什么业务可做，当时所有的
外国银行都不敢贷款给日本人，认为钱贷出，就像给患绝症的人买几片镇
痛剂，无济干事。

　　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经济死灰复燃，出现奇迹。银行加速运转，如润 滑剂启动日本经济的巨轮。沈弼在日本呆了4年，亲眼目睹日本这个经济巨 人率先在东方站起。“东方人并不愚蠢，他们在许多地方优于西方人。”这 是沈弼在日本获得的印象。
1954年，沈弼调回香港总部，主管进口部。
　　1956年，任出口部经理。1967年提升为会计部主任。他先后两次派在 海外工作，回来都得到提拔。与沈弼同一年进入汇丰，后来任汇丰副主席 的鲍约翰回忆道：“汇丰是一家很看重能力的银行，不像英国国内的银行那 么看重文凭。我与沈弼都是行武出身，点滴经验都是实践中摸索出的，战
后汇丰的发展很快，不断扩充新人，像我们这批稍老的职员，只要干得好， 就有提拔的机遇。”
　　沈弼在进出口部从事押汇业务，他对香港的工业家如何从海外进口原 料，加工后，又如何返销海外市场了如指掌。
　　当时很多华人工业家，求助沈弼贷款给他们办厂。对香港地区的投资， 归项目经理负责。但对申请贷款人的信誉，沈弼的态度起关键作用。沈弼 不像某些职员那样，对华人待有偏见，他以在日本所见的事实，来说服同 事对东方人修正看法。
在这点上，沈弼与项目经理桑达士颇为接近。后来桑达士升为汇丰大
班，沈弼又与桑达士的后任紧密配合。 沈弼走访了许多山寨工厂，结识了许多华人朋友，也支持了他们中的
许多人。手表、塑胶花、电筒、玩具、纺织、针织、成衣、假发??众多
的行业都有沈弼一手扶植起来的山寨工厂。他们的产品行销欧美市场，促 使了香港经济的起飞，使香港经济由转口贸易转为工贸并举。
　　沈弼扶植的工厂，成功的多，失败的少。即使是血本无回，对一家大 型银行来说，山寨厂的投资微乎其微。因此，投资加工业这一项，为汇丰 赢得巨额利润。
　　有记者问沈弼升为汇丰大班的秘诀，沈粥说：“是我运气好。”诚然， 一个人的巨大成功，运气是很重要的，但沈弼独具杰出银行家的慧眼，不
能下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1971年，沈弼升任为汇丰银行总经理；1972年任常务董事；1973年升 为副主席；1977年起担任主席。这一年，沈弼正好50岁，是西方银行界最 年轻的大班之一，也是杰出的银行家之一。
沈弼大权在握，即对包玉刚贷款采取收缩政策，渐渐断奶。这迫使包
玉刚转向日本银行贷款，更迫使春风得意的包氏静下来沉思。 世上任何事物，有盛必有衰。全球航运业发展过速，船只必会饱和过
剩，这对船王级船东，不啻是一场灾难。包玉刚急速刹车，弃舟登陆，逃 避船灾。在这点上，十足的银行家沈弼，比曾是银行家的包氏，似乎更沉
稳冷静。
　　如果说，沈弼斥巨资辅佐包氏登陆，是因为汇丰与环球有太多的利害 关系——一损俱损，一荣共荣。那么，地产巨子李嘉诚建立庞大的地产王 国，沈弼及汇丰就是其强大后盾。
　　沈弼对包氏、李氏的资助，动辄以亿计数，堪称当代银行史上的大手 笔。
无独有偶，包玉刚、李嘉诚在系列收购大战中的“敌手”，几乎都是英

国人。这就是说，纯英国血统、从小在英国长大的沈弼，已突破狭隘的民 族观念。
沈弼还打破非执行副主席邀请洋行大班出任的行规。19S0年，委任包
玉刚任汇丰董事局非执行副主席；1985年，又邀请另一位华商翘楚李嘉诚 担任这荣誉职位。
沈弼是中国人的友好使者吗， 答案是百分之百肯定的，沈弼所做的一切足以说明这点。但是，这绝
不是沈粥的出发点，沈弼的出发点仅仅是：我是一个银行家。
　　沈弼很清楚一点：受银行业之外因素的干扰，是非常有害的。沈弼曾 谈到这件事：六七十年代南美和东欧都出现过民选政府或民主共产党人执 政，西方各国领导人，动员银行贷款支持。汇丰首脑，在感情上很亲近这 些民主派，但在行动上毫无表示。事实证明，这些国家政局非常不稳，汇
丰避免了政治灾难带来的银行危机。
　　“银行不是政治机构，不是民族堡垒，更不是慈善团体，银行就是银 行。”沈弼常对思想激进的年轻下属教诲道。
“在商言商”——沈弼的观点，与华商这句口头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沈弼的思想已深入汇丰员工的灵魂，一位叫托马斯曼·莫里森的主管
说：“两条船，一条是同胞的，一条是外族人的。同胞的船正驶进狂风巨浪
之中，外族人的船在风平浪静的海域。我们肯定是资助那条更安全的船继 续行驶。”
现在再回到香港的英商、华商。平心而论，香港的有钱人都对内地敏
感，英商具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就是英联邦国家和地区，也有几十处让他 们选择。他们走资离港，折翼恃羽后又回港，回港后又三心二意，寻机会 走资。这样反反复复，徘徊不前。而华商没有英商这么优越的条件，反而 “因祸得福”。他们只能死心踏地在香港发展。事实证明，在任何地方投资，
回报率都不及香港高，近二三十年，正是华商迅速崛起、急剧壮大的时代。 汇丰对这一惊人变化，从未熟视无睹。它愈来愈明显地把在港投资重 点向华商倾斜。汇丰同华商同步发展，同香港经济同步发展。香港对汇丰
的回报，是成全汇丰稳唐同业之冠。
　　1982年，通过一系列成功收购的汇丰银行，在香港拥有300家分行，在 海外拥有800家分行，银行资产总额为4280亿港元，员工数共4万名，在香 港的存款占同业总额的60％。
这一年，在世界500家最大银行的主席的投票选举中，沈弼当选为“本
年最杰出的银行家”。 毫无疑问，沈弼是汇丰历任大班中最杰出的一位，也是香港开埠以来
最伟大的银行家。 浓弼承认，同业中，并非人人都对他有好感。汇丰有巨大的储备金，
几乎所有的同业部想得到汇丰的支持，沈弼拒绝了大多数人的借款要求。
沈弼对传媒发表讲话时说： “上帝不是派我们到这里来资助与我们竞争的人。借钱给我们的竞争
对手，使他们有能力抢走我们的客户，看来不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 沈弼永远是一个银行家。

渣打有利


谈到汇丰，不能不谈另两大英资银行渣打和有利。
　　在本世纪，汇丰、渣打、有利在香港银行业处三足鼎立之势，汇丰的 实力甚于另两家，但优势并不很明显。
　　行家普遍认为，汇丰资助环球航运，等于掘到一条富矿脉。同时，也 标志汇丰把在港的业务重心倾向华商，为汇丰赢来丰厚的回报。
　　渣打紧赴汇丰后尘，亦改弦易辙，唯汇丰马首是瞻，业绩亦不俗。就 香港的货币发行量，1980年共104.64亿港元，汇丰占70.5％，政府占10.4
％，渣打占剩余的19.1 ％。1988年，香港共有银行分支机构1397家，汇丰、 渣打分别占其中的27.41％和8，45％。
　　1988年，世界100家大银行排行表（按资产总值计），汇丰排第30位， 渣打排第99位。
香港银行公会，一直是汇丰、渣打两家大班轮流坐庄任主席。汇丰和
渣打，被誉为香港银行业两大巨头。两大银行，皆同时有人出任香港两局 议员，对香港政界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利来港的历史比渣打、汇丰还长（1857年），中文全称是“印度伦敦 中国三处汇理银行”（The 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lndia，Australia
＆ China）。100年后的1958年才将中文名简化为有利银行。
　　从名称这点来看，有利是不想跟华人做生意。改名意味着有利改变政 策，由于积重难返，有利的方针仍是亲英疏中，加上经营不善、放款失误 等因素，有利不利，锗失了发展的大好时机，陷入被动局面。
　　有利于1911年，正式获得港府授于的货币发行权，与汇丰、渣打井列 为香港三大发钞银行，平分准中央银行之秋色。1978年，港府鉴于有利的
现状，将其发钞权收回，有利地位一落千丈，风光不再。 有利力摆脱困境，曾将银行牌照押给美国万国宝通银行。1987年，日
本三菱银行宣布从万国宝通手中购入有利牌照。有利数次易帜，足见实力
之薄，财力之单，已是穷途末路。 “顺势音昌，逆时者衰”——银行业竞争之残酷，不逊于其他行业。

第三十五章 挤提风潮 廖宝珊欲器无泪


　　1961年，香港爆发二战后最大的银行挤提风潮，主角是廖创兴银行， 存户排成长队，三日三夜有增无减。该行创始人廖宝珊是个精明能干的潮 汕籍商人，他炒金，炒得盘满钵满；他炒房，炒得身价百倍；他开银行， 成为“鼎新革故”的杰出银行家。缘何挤提风潮偏偏对着他？而且令他一 命呜呼！

中资银行与华资银行


中资银行在港有近80年历史——1917年中国银行在港设立分行。1950年归新的中 国银行总管理处领导。1983年正式建立中银集团，统一领导港澳地区14家中资银行。 中银的成员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交通银行、广东省银行、 新华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国华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盐业银行香港分行、 南洋商业银行，宝生银行、华侨商业银行、集友银行，1988年中银集团的分支机构303 家，占当年全港银行总数的21.7％。存牧业务占整个市场的20％左右，在香港已成为
仅次于汇丰银行的第二大银行集团。 华资银行又谓之当地银行。华资银行的黄金时代是1946年至1964年。华资银行虽
资本较小，但分支行数量较多，在香港华人尤其是中下阶层和中小企业中，具有相当 的影响。
1965年以后，华资银行经受了重重打击而走向衰落。它们中的一些银行或因竞争
力不强，不能抵受银行危机的袭击，或因经营管理不善和违法行为而无法独立经营， 相继倒闭或被收购、兼并或被港府接管。到1988年底，在当地注册的华资银行还有27 家，但是，其中被港府全面接管的有2家（恒隆银行、海外信托银行），被外资大银行 及其他机构收购参股、控股的竟高达20家（广东银行、京华银行、大新银行、浙江第 一银行、香港商业银行、大新银行、道亨银行、远东银行、恒生银行、康年银行、香 港华人银行、香港工商银行、嘉华银行、广安银行、廖创兴银行、上海商业银行、新 鸿基银行、永亨银行、永安银行、友联银行）。27家银行只剩下永隆银行等少数5家还 能保持全资独立。到1989年，有3家勉强独立的华资银行被港府取消牌照。
当地华资银行作为一种势力，已很难同其他外资银行较量。
　　1961年6月14日，香港爆发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挤提风潮。廖创兴银行 人山人海，存户排着长尤般的队伍，焦虑地等待提取存款，有的存户甚至 露宿街头等候次日取款。挤提连续3天，据统计排队挤提的总人数逾2万人。 如此汹涌的挤提风潮，即便是金山银山也会搬空。廖创兴银行如抽干血液 的躯体，奄奄一息。该行创始人廖宝珊，欲哭无泪，一命鸣呼！
　　上世纪香港最大的挤提风潮发生在1866年，这是香港首宗挤提风潮。 原因是总行设在印度的阿格拉与玛特斯曼银行遭受印度棉业危机的影响， 总行在挤提风潮中倒闭，继而该行在香港的分行发生挤提。挤提风潮如飓 风掠过香港，与印度有关的银行首当其冲，接着急速波及其他银行，风潮 过后，香港的11家银行竟倒闭了6家，剩下的5家亦受损惨重。
　　至于准银行机构——银号、钱庄、财务公司等遭受挤提，在香港开埠 以来有多少宗，恐怕无人算得清，亦无稽可考。据老一辈香港居民回忆， 那时银号若遇挤提，有的老板便挟资逃之夭夭，存户跳海坠楼，时有发生。 银号的信誉若何，可想而知。由于银号奉行高息存款策略，总有人“赴
　　
汤蹈火”。不过存户警觉得很，一有风吹草动，就去银号提款，非得证实纯 属谣言，甚至要亲眼目睹银号老板现出镇底金条，方善罢甘休。显然，银 行的信誉大于银号。
廖宝珊办的是名正言顺的银行，何以遭此不测，蒙此罹难？
高息绝招 廖宝珊赤手空拳，创建颇负盛名的廖创兴银行，堪称潮商
中的赚钱高手。 廖宝珊1903年出生于广东潮阳乡下，父亲是农户，稍有点积蓄后开了
一家杂货店。廖宝珊为妾侍所生，父亲过世后，他倍受正房排挤，无法在 乡下生存。
1941年，年近不惑的廖宝珊携妻儿来香港谋生，在一间油庄做伙计。
不久，香港沦陷，老板关闭店铺逃避澳门。廖宝珊失业，逆境反而成全了 他，他利用日治时物资紧张之机，涉足柴米油盐的买卖。稍有资本，便开 设店铺，做上店老板，后又经营布匹，生意做得颇大。
　　沪商中，宁波帮势力最大；粤商中，则以潮汕帮最为“标青”（出色）。 潮汕人有经商的传统，经商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之 业。廖宝珊发达后，曾有
人请教他致富的秘诀，他甚觉奇怪，经商有何秘诀？“我靠的是勤奋悭俭， 无日无夜，忙的时候，几日不睡觉。”
廖宝珊还在另一场合，否认潮汕人经商禀赋高人一等的习惯说法。不
过，就廖宝珊来说，他的经商禀赋确实甚人一筹。日治时期，别人破产， 他发横财。香港收复，他马上觉察到房荒在即，趁房价尚未涨起来之前， 倾资购置房产。在此之前，他认识东亚银行创始人简东浦，现在，他以东 亚做资金后盾，大炒房产，获利多多。
　　廖宝珊赚得眼仁发红，起念开办银行。肥水不流外人田，生意是自己 的，银行是自家开的，盈利全部滚进自己荷包，岂不美哉？
廖宝珊去向简东浦请教，简氏道：“我与冯平山先生、李冠春先生，或
是开过多年银号，或在洋人的银行做过买办，经验、财力有相当的基础， 才合股开办东亚银行的。就你现在的情况，还是先开银号为妥。等数年之 后，各方面条件成熟，再转办银行。”
　　廖宝珊听从了简东浦忠告，开办了一间廖创兴银号。此时，内地战火 四起，国民党政府为了补充浩大的军事开支，滥发金圆券，并禁止民间私
藏金银。金圆券贬值，民间私下金银交易活跃，香港遂成为中国最大的金 银市场。
　　廖宝珊一马当先，大进大出，赚得盘满钵满。财运亨通的廖宝珊，早 把简东浦的忠告抛到脑后，大概一年多功夫，就将银号升级为银行。银行
全称是廖创兴储蓄银行，于1948年在中环永乐街开业。
　　潮汕籍商人，历来都有互相帮衬的优良传统，廖创兴为第一间潮汕籍 商人个人独资办的银行，岂有不帮衬之理？于是纷纷在廖创兴开户储蓄。 当然，精明且谨慎的潮汕籍商人，不会把资金全填进廖宝珊的“裤兜”，他 们信赖的，仍是信誉佳、实力雄厚的老牌大银行。
廖宝珊有潮汕老乡的钱垫底，再设法吸纳社会上的游资，“家底”就十
分殷实了。廖宝珊动用“家底”去炒金，出手以数万数十万计数，吓倒了

众多炒金的”‘虾仔”。 廖宝珊炒金，所向披靡，大获全胜。他使用何种法木？廖氏与恒生的
老板均讳莫如深。据在炒金中倾家荡产的上海金客称：广东人联手斗上海
人，欺上海人人地生疏、不谙行情，哄抬金价，诱上海人落入圈套，然后 趁高抛出。是否真有此事，不得而知；廖宝珊是否用过此术，亦无稽可查。 退一万步讲，即使廖氏倚赖此术，也是无可挑剔的。不论赢家与输家，炒 金本身就是投机行为，投机发达，那是自身的造化。
有一点千真万确：50年代初炒金降温，廖宝珊已有数百万身家。
炒金辍手，廖宝珊就去炒房地产。他是一个反应敏捷、长袖善舞之人。
　　1955年，廖创兴储蓄银行改名为廖创兴银行，注册资本500万港元，实 收资本400万港元。获得银行家桂冠的廖宝珊，是潮汕籍商人中风头最劲的 人物。未来的潮汕籍商人领袖、地产巨子李嘉诚，当时的名气、资产，远 不可与廖宝珊同日而语。
　　靠潮汕同乡帮衬，获得的存款毕竟有限。要拉厂商之类的大客户存款， 信誉且不说，你必须以贷款作为回报，这也是廖宝珊深感头痛的。于是， 廖氏把目光盯住升斗小民的腰包，这些人余钱虽少，却有一个巨大的优点： 光存不贷，存钱为的是家庭办大事，甚至存钱吃息。
廖宝珊在香港银行界首创“高息小额存款”。他借传媒的力量，宣传“小
康由俭，大富由天”，吸引小市民存钱。他制定出港币100元起可开户，存 款数量愈少、利息愈高的绝招，在100元至1000元这个档次内，月息竟高达
6厘。一时间，前往廖刨兴存款的升斗小民趋之若骛。聚沙成塔，廖宝珊的
“家底”，犹如一座金字塔。 众所周知，银行的盈利主要靠贷款，即赚取存贷之间利息的差额。押
汇、汇兑赚取的手续费只是小数。现在廖宝珊已把存款利息提到这么高， 他还能够按照其他银行的利率将款贷出去吗？如此，他要蚀大本？
投资妙术 社会上的一些人常会说这样的话：“银行还会没有钱？社会上的钱全聚
拢到银行。”银行的人常会以这样的话回敬：“那些钱哪是我们的？”
　　若是廖宝珊会怎么回答呢？他显然不会说“存户的钱就是我的”，但他 的实际行为，却有这样的嫌疑。千万不可以为廖宝珊想攫为己有，他仅仅 是挪用。他格守信用，存取自由，从未发生过不兑付存户取款的事。
　　凡商业银行都要挪用存款，以钱生钱——贷款给他人，然后连本带息 收回。廖宝珊的挪用，是先挪为己用，别的银行是间接投资，他是直接投 资——自己贷给自己用，大炒物业。
　　廖宝珊的发迹，离不开投机，战后的几年炒房炒金，遂成暴富。投机 一词，在内地多带贬意，在香港却是个中性词，无褒无贬，凡法例不禁之
事，皆可放胆去做。 银行家素以稳健保守著称。而已是银行家的廖宝珊原本就尝过投机的
甜头，执业银行，初衷不改。人们总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若失败，就说他 过于冒险；若成功，就赞其有开拓精神。廖宝珊确实是个房地产业的行家
里手，尚未问鼎物业的李嘉诚，那时恐怕得先叫廖氏三声“老师”。
廖宝珊先挪用存款，大量购入位于西环的公安、公源、源源、永源等

货仓以及昆仑电器厂厂房。他将这些旧物业全部拆除，建成18座高楼。此 时正值香港房荒，所有的楼宇被抢售一空。
旗开得胜，盈利比放高息贷款高得多。廖宝珊喜不自禁，又在西环落
下大手笔。他将原有的和后置的均金、均利、祥发、永发、泗合、成昌等 货仓统统夷为平地，又树起一片大厦森林。他吃准了西环扩建马路，巴士 线路四通八达，西环的物业价格飚升的势头，果然，金钱滚滚朝廖氏涌来。 廖宝珊深知：银行物业是银行实力的象征。他第三大手笔，便“砸”
在有银行街之称的中环德辅道。他建了一幢10层的廖创兴大厦，底层作为
廖创兴银行营业部，顶层作为银行总部写字间，其余出租。 物业即是招牌，廖创兴的信誉在存户间大增。存户哪里知道，廖公已
把存户帐号掏空，这幢气宇不凡的大厦，正是存户的钱撑起来的。 廖宝珊被传媒称为“鼎新革故”的新一代杰出银行家。廖氏热衷接受
记者采访，语惊港岛，大谈廖创兴的“创兴大业”。芸芸众生对廖公敬佩得
五体投地，焉敢怀疑廖公的银行是“空中楼阁”？ 为了满足存户工前工后存款的需求，也为了廖创兴能吸纳更多的存款，
一贯“鼎新革故”的廖宝珊又出新招，在香港银行业界首创早上8时半到下 午5时半的“特长”服务时间。被廖公风采迷住的记者，又有文章可做了。
不过，业界的某些人士对廖宝珊颇有微辞。说他不是开银行，而是开
银号；他缺乏银行家的稳健作风，具有太多的投机因素；他外表弄得颇像 西人银行，实质却是老银号的一套。有人从廖宝珊只读过几年之乎者也的 古书，在家中动辄对儿子体罚，而推论出他在银行推行封建家长制，云云。 这些言论，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都撼动不了廖宝珊前进的步伐，
更挡不住他的财运。廖宝珊在西区拥有大量物业，堪称西区大地主。随着
地价的飞涨，他成为潮汕籍商人中最叠水的大佬。
1961年新年伊始，廖宝珊自豪地向传媒宣布：他的家财已超过1亿港元！
　　60年代初，华商中的亿万富豪能点出几人？我们可以肯定，李嘉诚、 郭得胜、李兆基等地产新秀绝没这个数。那时的港币所值，又岂能以今日 标准来衡量？廖宝珊真了不起！他自然不会满足这个数，他还有更大的举 措即将出台——
　　他斥资500万港元，购得中环原中国国货公司原址，计划兴建24层高的 廖创兴银行大厦。乐极生悲，挤提突来，他苦心经营的银行帝国摇摇欲坠。

挤提风潮


　　1961年6月14日，星期三，一大早，一批“神经过敏”的存户涌向廖创 兴银行，仓促提款，把账号上的钱一卷而空。廖宝珊听后愕然，仿佛刀剐 放血，如此豪提，兴建24层大厦的计划将毁于一旦！廖宝珊派员到各分行 解释，称本行经营良好，资金雄厚云云，以期安稳存户。
　　既然资金雄厚，那就提吧——又有一批存户急匆匆、惊惶惶赶来廖创 兴提款。第一天流失存户资金300万港元，还不算多。这对廖宝珊打击已是 够大了，他彻夜未眠，泪洒枕席。
　　这一夜，谣言四起，于港九不胫而走，称廖宝珊把存户款项攫为己有， 炒地炒房，大发横财；廖宝珊早已把存户帐号掏空，他已无钱兑付，存户
自认倒霉；廖宝珊早知挤提在即，已把资金席卷一空，逃到国外去。

　　因此，真正的挤提风潮发生在第二天。廖创兴中环德辅道西总行、湾 仔轩尼诗道分行、九龙弥敦道分行、旺角分行、太子道分行、深水埗分行 尚未开门，已是人声鼎沸，千头攒动，等候提款的队伍如长龙横卧街头。 银行职员被这情景吓坏了，一面按往常程序开办存取业务——哪还有
人存款？！ 廖创兴的押钞车在各分行间穿梭奔驰，出纳员加快了点钞速度，哪里
应付得了络绎不断的挤提大军。升斗小民皆流露出惊慌焦的之色，生怕提 不到款，数年的血汗钱在瞬间化为泡沫。有人泣泪跺脚，咒骂廖宝珊坑害
他们，更有人露宿街头，等次晨提款。据各分行注销的帐号统计，3天内， 挤提存户多达2万人，流失存款总额3000万港元。
　　这3000万港元，一部分是廖创兴的流动资金；一部分是潮汕同乡借给 他的，数额甚微，无异杯水车薪；大部分是廖宝珊以物业“缩水抵押”向
他人借的。摆在廖宝珊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宣告破产，接受清盘；二是
割肉护行，来日东山再起。廖宝珊选择的是后一条路。 廖宝珊向其他银行求援，他们或以种种理由婉拒，或以交董事局研究
拖延。
　　“你们见死不救！见死不救！”廖宝珊愤怒而绝望地吼叫，然后抱头涕 泪。
　　商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同业可能会是朋友，更可能是敌 人。汇丰银行大班沈弼，曾直言不讳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我们是不会资 助有损我们利益的竞争对手的。”在沈弼之前之后，持这种观点的银行家， 何止汇丰一家？
廖创兴受灾，其他银行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说廖氏自作自受。
他们确有几分冷酷，但又不是空穴来风。香港政府没有完备的银行法，更 不会制定官方利率，香港民间的银行公会倒是制定了同业利率，要求各会 员行共同遵守，避免恶性竞争。廖创兴原本就是把银号的一套照搬进银行， 对同业公会的条例置若罔闻，创立“高息小额存款”。以汇丰、渣打为首的
银行对廖创兴十分不满，又无可奈何。现在廖创兴遭到挤提，各银行难免
不会袖手傍观。 挤提风潮沸扬了3日之后，警方处长针对廖宝珊已潜逃的谣传，发表一
项声明：“市面出现一项谣言，指有某知名银行家被警方侦查，且已被通知
离境云，查实此项谣言，乃毫无根据。” 这项声明对减缓挤提起了一定的作用。廖宝珊仍在港，证明他尚能应
付局面。不过仍有许多小存户不放心，不将存款提进腰包，誓不罢休。 汇丰、渣打是银行公会常务会员行，还是兼容准中央银行权利与义务
的大商业银行。两行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廖创兴银行，声称可透支3000万应 付挤提。挤提风潮慢慢平息，摇摇欲坠的廖创兴免于“执笠”。
欲哭无泪的廖宝珊该破涕开颜，重振雄风——不，他更如惊弓之鸟，
惶惶不可终日。事情的起因却是汇丰的好心援助。汇丰与廖创兴拟好一份 英文联合声明：“汇丰及渣打已作出若干安排，令廖创兴银行的事件，完全 受到了控制。”声明登于华文报纸，不知哪位翻译大师的巧译，中文译文竟 是：“廖创兴银行之业务，完全置于汇丰及渣打控制之下。”
译文与原文，风马牛不相及。廖宝珊见到报纸，如五雷轰顶，精神崩
溃——汇丰渣打，太卑鄙！太无耻！出尔反尔，以“无条件支持”为诱饵，

诱我入瓮，好鲸吞我辛辛苦苦创置的银行及物业！ 廖宝珊神思恍惚，无法安寝，半夜里都把律师找来寻根究底。律师解
释纯属译文有误，不足为信。廖宝珊仍心存疑窦，恐鬼佬有诈。廖宝珊受
的刺激太大，长期睡眠不好，在挤提风潮平息后一个月，脑血管破裂猝亡， 享年58岁。
痛定思痛 廖宝珊有七子二女，儿子依序是：烈文、烈科、烈武、烈智、烈英、
烈正、烈忠。廖烈文带领弟弟继承父业，收拾残局。廖烈文回忆父亲之死，
仍不胜哀伤： “那时，我正在英国修读大学一年级经济，弟弟烈智则修读法律，忽
然父亲召我和弟弟火速回港，协助度过家族事业的危机，回来数天，只见
父亲终日以泪洗面。我一生之中，第一次见他下泪，我知他内心受了很大 的打击，但却无处渲泄，想不到，数日后，便与世长辞。”
　　廖氏兄弟卖了大批土地物业，还清债务，总算使银行免于倒闭，不过 元气大伤，信誉大跌。廖氏兄弟汲取以往教训，不再冒进，别家银行轰轰
烈烈大量贷款做地产按揭，廖创兴总是谨慎行事。1965年挤提风潮再起，1967
年左派大暴动，多家银行破产或重创，廖创兴却安然无恙。 廖创兴元气恢复后，家族仍投资地产。廖烈武说：“父亲做事锲而不舍，
立走主意后，便一定要做到，否则便睡不着。他做事勤力，有胆识，守信
用，眼光看得远，他在事业巅峰时期，只要看中哪块地皮，便无人敢攫其 锋。”
　　因廖宝珊在地产打好厚实的基础，抵债后，家族仍有不少地产物业， 加之廖氏兄弟不断投资，家族资产到现在仍逾10多亿港元。
华资银行纷纷落马的原因，多是家族性太强，财力单薄。廖氏兄弟决
定淡化家族色彩，与日本三菱银行合作，将廖创兴股权的25％转让给三菱。 有国际大银行做后盾，廖创兴在80年代银行业动荡中，又安然过关。


这是一队香港警花在进行操练 廖烈武说：“1961年的事件迄今记忆犹新，现在万事都要稳阵，小心驶
得万年船，我们不会再随便冒风险。” 从廖烈武这句话，我们可知廖创兴银行30余年来的经营作风。那么，
廖创兴挤提事件，会不会震醒其他华资银行，引以为鉴呢？

第三十六章 风潮再起 恒生易帜求生存


　　1965年，香港挤提风潮再起，其势比l961年那次还汹涌澎湃。明德银 号在惊涛中轰然破产。继而，拥有35间分行的老牌广东信托商业银行亦关 门倒闭。存户如怒潮涌向各中小银行，恒生银行危在旦夕，求援无门。这 时，汇丰银行伸出援手，但要以换股为条件。恒生断腕保躯。遭此劫难， 是经营不善，还是别有缘故？

金融三级制


香港的金融三级制于1983年正式实施。这种新的银行体制是由持牌银行、持牌接 受存款公司和注册接受存款公司（如银号等）三级金融机构组成。港府对这三类存款 机构的经营标准和业务范围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并进行监管。三类存款机构的区别在 于：
第一，持牌银行的最低资本额及实收资本均为1亿港元（较原来提高很多）。具有 广泛的业务范围，包括接受各种类型和期限的存款，发放各种贷款，从事海外汇兑、 外汇买卖、证券投资、信托和保险代理等业务。持牌银行必须加入银行同业公会。因 此受利率协议的严格约束（3个月以下50万港元以上的存款。及15个月以上的任何金 额的存款，可不受最高利率的限制）。
第二，特牌接受存款公司最低资本额为1亿港元，实收资本额为7500万港元，且 须向财政司申请营业牌照。持牌接受存款公司的业务范围受到一定限制，
只准接受50万港币以上的定期存款（少于50万港币的定期存款及任何金额的活期 存款均不得接受）和从事各种批发性业务，包括证券包销、财务服务和咨询、银团贷 款、可转让存款证买卖等。持牌接受存款公司不受利率协议的限制。
第三，注册接受存款公司，须拥有1000万港元的实收资本，并向监理专员申请注 册。该机构的业务范围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只准接受不少于5万元港币期限为3个月以 上的定期存款（注：香港的定期存款习惯3个月的期限，期满再续存）。1986年，港府 又把5万港币的存款最低额提高到10万港币。该机构可从事批发性的金融业务，如抵 押贷款、股票、债券、外汇、黄金、保险代理等。注册接受存款公司也不受利率协议 的限制。
金融三级制的目的，主要是优化银行业的规模结构，限制接受存款公司的盲目发 展和银行业的恶性竞争，加强持牌银行的地位和利率协议的约束力，从而提高整个银 行业的稳定性和应付危机的能力。
金融三级制实施后，持牌银行的数目不断上升，而银号等接受存款公司总数逐渐 下降。从三类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占存款总额的比例来看。1989年底时，持牌银行吸 收的存款占93％，持牌受款公司和注册受款公司则分别占了3.7％和3.3％。
　　1961年银行挤提风潮，暴露了港府缺乏法制保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的 弱点。因没有法例制约，廖创兴银行的经营即是合法。若以国际间银行惯 例衡量，该行的经营又极不规范：首先，大量从事非银行业务：其次，所 制定的利息远远超出同业公会的利率协议；再次，没有留以相应的流动资 金应付日常营业。
　　不知廖宝珊本人是否意识到这样做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但他的目的是 显而易见的，不这样做，家庭财产就不可能在短期内惊人膨胀。
廖创兴事件，港府受到各界尤其是银行界的批评。1962年，港督柏立

基爵士，邀请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汤姆金斯来港，汤氏是英国著名 的银行法专家，他对香港银行业进行考察，并提交了“汤姆金斯报告”。
港府在汤氏报告的基础上，修订新的银行条例，于1964年12月1日正式
实施。新条例对银行业务的定义、银行应承担的义务作了具体严格的规定。 如银行最低净资产不得少于500万港元，流动资金比率不得少于25％等。
　　同年，香港银行同业公会超越重重障碍，完成了一件极富意义的大事。 会员行与非会员行坐到一起来，达成一项利率协议，规定了最高存款利率。
按此协议，非会员行的银号也必须遵守。
　　香港的银行业立法，到80年代金融三级制出台才算是基本完备。不过， 对当时银行业“无法无天”的现状来讲，这两项举措的出台，是个了不起 的进步。
　　外资大银行，一直是基本按照国际惯例和同业协定运作的，两项举措 的出台对他们极有利。华资银行，要么是从银号脱胎而来，要么沾染了较
多的银号遗风。他们大部适应不了新举措，不少人怨声载道，说英国人卡 中国人脖子。
　　60年代，正是小银行与银号蓬勃发展的时代。香港经济起飞，加工业 遍地开花，房地产热持续升温，银行业有利可图，在香港经济发展中扮演
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廖宝珊罹难，并未在华人同业留下什么阴影。有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是厄运未降临自己头上罢了。
积重难返，港府的新条例和同业公会的协议，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
“恶习”甚至愈演愈烈。结果，在新条例实施不到3个月，又一场特大挤提 风潮席卷香港。明德银号即告破产，众多的中小银行在挤提风潮中摇摇欲 坠，甚至连信誉卓著的恒生银行也濒临破产。
恒生一直口碑极佳，难道它也像廖创兴一样出现了重大失误？
开拒进取 恒生银行于1960年1月1日由恒生银号改名重组的。次年，22层的恒生
大厦在中环落成。除总行外，另在九龙油麻地、旺角设立分行。到1965年， 恒生已拥有9间分行。
　　恒生银行在改名之前，就实现了与现代银行经营机制接轨。利国伟在 恒生的地位青云直上，1960年1月1日，晋升为董事；1964年1月，提升为副
总经理。
　　恒生积极吸纳存款，到1965年挤提风潮爆发前，恒生的存款总额高达7.2 亿港元。
　　有较雄厚的存款做后盾，恒生董事长何善衡主动去寻找放贷市场。当 时纺织业、成衣业、塑胶业、五金业、玩具业等如
　　火如荼，方兴未艾，前来要求贷款的工业家纷至沓来，其实根本用不 着去找贷款客户。何善衡认为，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不能等人家“求”我 们恩赐；银行是盈利机构，物色准了客户，就意味着盈利。
　　他说：“栽培客户，就是壮大自己。”他还说：“不要以为自己是客户的 衣食父母，客户更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963年，恒生银行开办“银行业务初级进修班”。目的是摈弃银号不适

应现代形势的旧规陈俗，学习现代银行基础业务及管理方式。进修班由利 国伟主持，身为董事长的何善衡亲莅授课，学员有老职员，还有刚入行的 见习生。
　　香港工业的腾飞，带动房地产的兴旺。何善衡抓住这有利时机，资助 地产商及置业者。那时，银行业与地产业流行按揭。地产商以自有资金支 付买地的定金后，其余未付大部分地价，则可将所买的土地作为抵押贷款。 地产商不需建好楼宇，就可预售楼花给置业者，所得收入，再分期偿还银 行的本息。银行同时向置业者开办按揭业务，置业者只要付了楼字首期， 便可把所买楼宇作为抵押向银行还贷款本息。
　　按揭制度大大缓解了地产商和置业者，资金不足的困难，刺激了已成 热潮的地产业迅猛发展。银行按揭以土地、物业作抵押，是一项安全系数 较高的贷款业务。但也有一个明显缺陷，资金回笼周期太长。
华资银行热衷按揭业务，恒生亦不例外。
　　港府长期奉行高地价政策，土地供不应求，地价日涨月升，这就造成 “炒”风盛行。一些银行盲目贷出巨款，为炒地推波助澜。
　　还有一些银行见猎心喜，手痒难禁，不惜动用自有资金和存户资金， 直接涉足地产业，像当初廖宝珊一样倾力做地产商，大炒地产物业。
这样一来，实力单薄的中小银行普遍患有贫血症，库底空虚，流动资
金枯竭。甚至有的银行，连存户较大数额的提款都不能及时兑付。不少银 行捉襟见肘，令存户惶然。
银行危机四伏，一触即发。

殃及池鱼


　　1965年1月26日，即香港银行新条例实施的两个月后，挤提风潮袭击了 未组成法人的小银行——明德银号。明德银号热衷直接介入地产投机，结 果陷入资金困难的泥淖。小小的银号如何挡得住汹涌的挤提潮，提不到款 的存户在街头哭天号地。
　　明德银号视同业公会的利率协议为无物，一意孤行奉行高息存款策略。 挤提发生，银号监理专员即对明德银行检查，发现“不仅没有流动资金， 而且没有偿债能力”。3月初，香港高等法院批准接管明德银号，宣布其破 产。
港九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存户生怕自己的存款银行破产倒闭，积蓄
化为乌有，慌慌涌去提款。挤提如汪洋怒潮震荡港九，中小银行岌岌可危， 如临末日。
　　2月6日，1931年成立的老字号华资银行——广东信托商业银行不堪挤 提，现金告罄。2月8日，港府宣布对这家银行实行管制。
这家拥有26家分行的老牌银行的倒闭，加剧了存户的恐慌心理，挤提
再掀高潮。华资银行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信誉危机，汇丰、渣打等外资银 行却风平浪静，稳坐钓鱼船。
众多的中小银行都面临倒闭的危险，其中包括恒生银行。 明德银号发生挤提，何善衡还没意识到自己将赴其后尘。因为恒生并
没像有的银行那样，无节制地盲目卷入地产热。恒生虽巨款在外，总是能
如期收回，何况，恒生的信誉一直良好。

　　明德银号倒闭，挤提蔓延，何善衡这才意识到势态的严峻。2月4日， 前来恒生总行及分行提款的人愈来愈多。恒生首脑们紧急动员，一面筹集 现金应付提款，一面派员劝说存户暂不提款。何善衡与恒生首脑门，带职 员分赴各行，向存户解释、担保、奉劝，却无法消除存户的恐惧心理。或 许，是存户对恒生脱胎于银号记忆犹新；或许，是存户对整个华资银行的 不信任，前来挤提的存户有增无减，恒生的存款总额高达7.2亿港元，混乱 局面比当年廖创兴挤提还要可怕！
恒生暴露出流动资金严重不足，众首脑一筹莫展。 事实上，世上没有一家银行能够抵挡得往“抽底掏空”的挤提——除
非某些不以黄金、外汇储备挂钩的国家中央银行，可以任意开动印钞机。 这是因为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总额，不可能相等于存款总额。否则，银行 吸纳存款，拿什么支持存户的利息？
何善衡向一些关系甚密的富商和银行家告急，恳求援助，不见一人伸
出援助之手。穷途末路之际，又向洋行求援，结果汇丰答应帮助，“无限量” 资助恒生渡过挤提潮。
　　汇丰的帮助是有条件的，获得恒生51％的股权。恒生痛失控股权，但 也免于破产，逃出厄运。
据香港作家何文翔披露，事情发生数年后，香港银行界有人传言，说
恒生出售51％的股权给汇丰，实行上是利国伟的主张。董事中就他一个懂 英语，是他与汇丰大班桑达士讲数（讲价钱）的，而何善衡的原意是出售35
％的股权。
　　利国伟很坦然地回答道：“这并非我的主张，这样重要的事，是由董事 局作出决定的，但我确是恒生派去跟桑达士谈判的唯一一个人。还记得当 时汇丰派员研究我们的帐目，短短10多个小时，连磋商的时间在内，便完 成了银行史上的巨大交易。”
　　恒生易帜，被当时媒介引为“不祥消息”。是福是祸，当然得以历史来 验证。

因祸得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