鲨胆大亨
——郑裕彤


“我喜欢大计划，计划越大兴致越高。” “所谓大有大赌，小有小赌，做生意就已有赌博成分。”彤叔做生意的风格很大胆，他对大计
划、大动作颇为热衷，尽管难免有冒进失策的时候，但从数十年的总体来看，他那数以百亿计的巨额 财富大厦，正是由一系列的大规模举措铺垫而成。
郑裕彤的轿车牌号是“8888”。 “8888”——发发发发。 郑裕彤到底有多发？
按 1996 年 8 月收市价，郑氏股份总市值 560 亿港元，另有多项私人投资。 郑裕彤己跻身世界大富豪的行列，香港 10 大富豪龙虎榜他排第五，拥有
财富已超过 300 亿港元。 左眼角和右嘴边各有一颗黑痣，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分梳头发，穿一
件灰底橙色暗条西服，系宽大领带，中等身材，皮肤由于过多接触紫外线照 射略呈棕褐色——这就是超级富豪郑裕彤。
　　他大方，坦诚，很平易近人，绝无人们想像中金钱王国大哥大的霸气。 细心的香港人常常能在地铁上和街边大排档中见到他。
然而从彤叔神采飞扬地谈论某项刚完成的大项目的情景中，人们可以体
验到这位在商场上素有“鲨胆彤”之称的大哥大的嗜好和个性。 猛张飞也知道用计。彤叔实质上是一个很策略的商人。他最脍炙人口的
投资名言是：“任何一个行业以及投资必定有高低潮，周而复始的运行低买
高卖，是获利的最佳方程式。”
1990 年 1 月，他便运用他的“人弃我取”的投资哲学，在传媒上教导拥
有 l00 万身家的小富翁，如何可以“发大达”，办法是以全部资金购入香港 股票。那时候，港股因“信心危机”，低于 2800 多点水平，不久，恒生指数 果然在 7 月间冲越 3500 点，听郑裕彤“教路”的人，当然大有斩获。从郑裕 彤投资的技巧，可窥见超级富豪们获得今天的成就，并非单纯靠运气那么简 单，而是涉及个人的胆识意志。
郑裕彤的乡音很重，他们那一辈的大富豪，原都是年轻时候背井离乡来
香港闯荡天下的。

　　　　　　　　　　　　　是聪明不是耍奸滑

郑裕彤的童年是在广东顺德度过的。
1937 年，郑裕彤 12 岁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
　　1939 年，广东被日寇占领。1940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澳门由于葡萄牙 政府与日本有互保侨民的协议，相对太平，成了大陆人民的避难营。在父亲 的安排下，15 岁的阿彤到澳门去投靠父亲的至交周至元。
　　还是在娘肚子的时候，郑裕彤已被指定将来和同样在母亲肚子的周至元 之女结为夫妻。这种指腹为婚的形式，在今天早已绝迹。然而在旧社会却并 不稀奇。郑裕彤的父亲曾和周至元同在广州一家丝绸厂里做伙计，他们情同 手足的关系在一次酒后促成了这件事。
　　周至元当时在澳门开了一家“周大福金铺”。郑裕彤到后，便在金铺里 做小伙计，每天扫地、打水、擦桌子、倒痰盂，有空余时间，就到铺面帮手。 开始时，周至元有意不提及“指腹为婚”的亲事，郑裕彤心里明白，这
意味着考验，因此干起活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但是活干完后，郑裕彤常常跑了出去。周至元发现几次后，颇为恼怒，
以为阿彤是个“蛇王”，惯于使奸耍滑。其实阿彤是跑到其他珠宝行去，细 心观摩他们的货品款式和经营手法，作为借鉴，来改善自己铺子的不足，了 解到事情的原委，很是喜欢他的上进心和聪明劲，不到 3 年，便提升他为金 铺掌管。
转眼间郑裕彤已 18 岁，周至元见他是个聪明勤恳又忠厚的好小伙子，便
将女儿周翠英嫁给了他。几十年后有朋友开玩笑地对郑裕彤说：“这个指腹 为婚是不是包办婚姻？”郑裕彤笑着回答：“他们是有这个意思，但也要我 们两厢情愿啊！”至于如何两厢情愿，他说：“互相追求不就成了。”
做了乘龙快婿后，郑裕彤对工作更加不敢怠慢，努力辅助岳父打理店铺，
使业务更有起色。

十足成色的珠宝大王


　　1946 年，郑裕彤新婚才两年多，“周大福”决定到香港开设分行，这个 重任自然落到了年轻有为的郑裕彤身上。年仅 21 岁的他，开始独立执掌店 务。到了 1956 年，“周大福”的一位股东自觉年事已高，遂将股份转给了郑 裕彤，周至元也退了休，郑裕彤当上了老板，立即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
　　1960 年，“周大福”改为“有限公司”，那些多年来对公司有建树、而 且又能干和信得过的职员，郑裕彤就像对待朋友一样分派股份给他们，使他 们有归属感，更加努力工作，结果当年的盈利就达到 500 万港元。从此公司 的生意越做越大，营业额就直线上升到以亿为单位了。
　　经营珠宝使郑裕彤跃身为富翁，现在的周大福珠宝金行，除了中环华人 行有 1 个总行外，在港九还有 10 个分行，都座落在闹市区，他们的口号是“周 大福，一口价”，意即，“货真价实”，毋需讨价还价，难怪郑裕彤的珠宝 生意在香港做得最大了。
　　
借助股市以小资产控制大资产


　　“在我一生的事业中，最感兴趣的有两方面，一是珠宝，一是地产。” 珠宝生意为郑裕彤掘得了第一桶金，但使他成为超级富豪的，还是地产。 香港，冒险家的乐园，投机者的天堂，漂亮女人的市场，精明商人的世 界，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谁敢冒险，谁会投机，准最精明，谁就会成功。 李嘉诚、霍英东、郭得胜、李兆基等今日的超级富豪都走的是靠房地产
发大达的道路。 郑裕彤来香港没几年，就注意到地产是一门可以长线发展的生意。
　　1952 年，郑裕彤第一次投资地产，在跑马地建蓝塘别墅，占地约 4 万多 平方英尺，其后又在铜锣湾最旺的怡和街，百德新街与记利佐治街之间的三 角地兴建香港大厦，奠定了他在地产业的基础。
　　自 1956 年以后，郑裕彤开始逐渐扩大地产投资。1967 年，香港受内地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许多富人都将土地、楼宇低价抛售，当时具有眼光 和魄力、对香港前景充满信心并大举进军地产的人，后来都成了超级巨富。 郑裕彤也是利用这个机会的人之一，1968 年他购置的地产最多。他的投资哲 学是：“投资很难从最低点买入，从最高点放出，总而言之，所有行业的兴 衰都是周而复始地进行，低潮时买入，总不会错到哪里。”
1970 年，郑裕彤与何善衡、何添、郭得胜、杨志云一道，创立了新世界
发展有限公司，开始了全面向地产进军。 如何以小资产控制大资产，是企业家朝思暮想的事。在现代商业社会里，
将公司上市，无疑是最佳途径。1972 年，香港股市正处于开埠以来最大的牛
市，任何股票都被捧到半天高，“新世界”正好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上市， 各股东乘机套取一笔可观的财富。“新世界”又窥准机会，在是年 11 月，以 每股面值 1 元，认购价 2 元，向投资者集资 1.6 亿港元，令公司拥有大量现 金，避过了 1973 年股灾后出现的地产危机。

系列大动作越动越大


　　诸葛孔明的日理万机的工作作风，历来不为人们所赞成。如果他善于任 用人才，让部下各屠其位，各尽其能，何必事无巨细都要他亲自作决定？
　　有一本管理书中也曾这样讲过：如果经理本人整日忙得不可开交，部下 却安闲自在，这便是管理不善。反之，若是经理比较悠然，部下席不暇暖， 忙碌不迭，则就是好的管理了。
　　郑裕彤的管理属于后者，琐碎小事他不屑一顾，他直言不讳地说：“我 喜欢大计划，计划越大，兴趣越高。”
郑裕彤第一项大动作，就是“新世界中心”的兴建。 在今天的九龙尖沙咀，远远望去，丽晶酒店和新世界酒店上干云霄，从
酒店往下看去，维多利亚港和香港北岸风景，尽收眼底。
　　1970 年，郑裕彤从太古洋行手中购得尖沙咀“蓝烟囱”旧址时，出价 1.37 亿港元，是当时最贵的价钱。
　　“当年，我策划新世界中心，一如亲自带大一个小孩，我到美国雇用设 计师，跟他们密切沟通，交流意见，把自己的理想——向他们申述，引导对 方把他们的专业学识，设计注入到我的种种要求中。”
在工程施工期间，人们常常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东奔西走，问这问那，
有时一个人对着工地沉思默想，很久才离去。 新世界果然没有辜负主人对它的殷切希望。几年后，光地价就已高达 10
亿港元。更何况在这块土地上已建起两家酒店、几万平方英尺购物中心、9000
个商业单位??
　　1985 年，新世界酒店客房平均出租率高达 94%，营业总额有 1.47 亿港元， 丽晶酒店的客房出租率也高达 80%，营业总额 3.47 亿港元，高居世界 10 大 酒店之列。
“很多时我都爱去那里走走，独个儿逗留，好久好久才离去，??这个
建筑计划虽然花了我不少心血，但颇有纪念性。”
　　1986 年 10 月的一天，天高云淡，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来到湾仔，为“新 世界”投资 27.5 亿港元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奠基。这成为郑裕彤作为一 个华人资本家成功的最好证明。3 年后，查尔斯王子携夫人又主持了会议展 览中心的揭幕礼，郑裕彤的声名又一次登峰造极。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是郑裕彤在 80 年代最成功的地产投资。它总面
积有 440 万平方英尺，仅正面的玻璃墙，面积就有 26700 平方英尺，有 8 层 楼高，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玻璃这是 80 年代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五大建筑之 一。
　　加拿大“李郑屋村”，是 1988 年郑裕彤与李嘉诚、李兆基合作，投资海 外地产的最庞大的计划，共计投资 28 亿港元，购得加拿大温哥华世界博览会 旧址，以“协和世界博览有限公司”名义将该地发展成为现代化城市“太平 洋村”。它将是加拿大最宏伟的商业住宅民群。
　　纵观郑裕彤在地产上的经营举措，都是投资 1 亿、10 亿港元以上的大型 建筑工程，它们的利润也同样是天文数字。郑裕彤喜好大工程，也善于把握 大工程，几乎每一个大动作的完成，都使他在港九的知名度提高一次。
　　
鲨胆彤冒失中藏大智


　　郑裕彤外号“鲨胆彤”，他的勇猛大胆在香港地产界甚至整个商界都是 有数的。他看准的事情，说干就干，一干到底，虽然也是投资高手，但也难 免有失手的时候。
　　70 年代后期，郑裕彤和澳门赌王何鸿燊一起，到伊朗溜了一圈，便在德 黑兰开了一家跑马场，想赚西亚人的钱，当时的伊朗还是巴列维王朝掌权， 政教尚未合一，无须遵守那么多的清规戒律。跑马开张两个月后，虽然人头 汹涌，生意兴隆，但是好景不长，1979 年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 列维王朝，一群宗教狂热分子把跑马场砸了个稀巴烂，5000 多万美金的血本 一去不回。
　　看来，郑裕彤懂得生意经，但对政治这玩艺儿不开窍，跑到发展中国家 去投资，政局说变就变，美金说丢就丢了。在香港他也吃过同样的亏，80 年 代初的“九七”政治风波，使银根收紧，银行硬是不愿贷款给新世界及恒隆 集团补地价，新世界只好无可奈何地放弃金钟二段的发展。
　　不过，郑裕彤到伊朗开跑马场，却是他涉足“偏门”的开始。1982 年 10 月，郑裕彤宣布以私人名义组织一间新公司，用了 1 亿多港元向叶汉买入澳 门赌业——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 13％的股权，再一次与赌王何鸿燊合作。 澳门旅游娱乐公司没有上市，盈利从不公开，利润极高只是通常的估计， 霍英东、何鸿燊、叶德利各拥有多少股权，郑裕彤也不清楚，对这种“稀里
糊涂”的胆识，人们称之为“鲨胆”当为得宜。
　　其实，这正是郑裕彤信任别人的表现，这是他交友的信条之一。1987 年 以来，他又与河鸿燊合作，争取在澳大利亚悉尼投标开赌场，双方各占一半 股权，尽管 6 次出击未见成效，但至今他们仍未放弃努力。
郑裕彤虽然有“鲨胆彤”之称，但其实有勇有谋，他的经营之道，是进
取中见稳健，并非一味靠博。在他看来，地产和珠宝都是一门“长做长有” 的生意，他的大胆作风其实是有其成熟的准备与长远考虑作基础的。
80 年代末，香港的超级富豪退休成风，都急不可耐地把打来的江山传给
第二梯队。1989 年 1 月，工作了 40 多年的郑裕彤宣布自己“捱够了”，把 新世界集团董事总经理的职位让给儿子郑家纯，自己则退居幕后，担任顾问， 每天苦练高尔夫球，与孙儿共亨天伦之乐。

比老子更“鲨胆”的太子

虎父无犬子，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获得工商管理博士的郑家纯，在
1989 年接掌父业之后，其大胆进取的作风，比起“鲨胆彤”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说郑裕彤是“鲨胆”中学的“学生”，那么郑家纯则要算“鲨胆”大学 的“博士”。
　　郑家纯被新世界职员以“纯官”称之。“纯官”在新世界“见习”时， 早已有使公司多元发展的想法。他在掌舵之后，便马上按计划连珠发炮，在 短短数年内动用 60 亿港元资金，买入四间上市公司，令香港商界大为震惊。 还在 1989 年 2 月，郑家纯执政两月之初，他使发动了对觊觎已久的香港
古老家族郭氏家族的永安集团的突袭。 永安集团数十年以来以经营百货公司见著，但百货业近年来竞争剧烈，
委实赚不到大钱，集团的主要资产其实是先人多年来置下的物业，它们散布 在港九的旺市区，颇令地产巨子们动心。“纯官”早已探听过永安集团的虚 实，知道郭家只有 43％的股份，并无绝对的控制权。
　　1989 年 3 月初，“纯官”和永安的第二大股东新加坡华侨银行（占 25% 股权）秘密接头，双方一拍即合，郑以每股 11 元 5 角 2 分 5 的价钱买下了华 侨银行手中的永安股权，这个价钱比当时永安的收市价尚有 18％的折让。出 师先捷，“纯官”内心按捺不住兴奋。
郭家风闻变故，大为震惊，他们马上向华侨银行查询，但不得要领。直
到 3 月 20 日，华侨银行才正式通知郭家已出售股权一事。永安董事局立即召 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但他们至此仍不知买主是谁。
到 3 月 21 日早晨“新世界”正式发难，宣布全面收购“永安”，郭家才
恍然大悟。当时，“新世界”出价每股 17 元，那是永安上市以来最高价。 对这个收购建议，“永安”董事局断然拒绝，郭氏家族并立即在市场吸 纳，取得了一半以上股权。此外，永安董事局还宣布永安的资产净值应为每
股 21.81 元，这个数字比“新世界”提出的收购价要高出 29%。
　　巩固了控制权后，“永安”的郭志仁公开指责郑家的敌意行动：“中国 人做事应该讲交情，收购应友善进行。新世界发展如果希望与永安集团合作， 大可讨论商量，通过商业银行猝然提出收购，是有伤感情的。”
永安一役中，郑家摆出狙击手姿态，对永安集团作敌意收购，而与老牌
世家郭氏家族交恶，这跟郑裕彤一向以和为贵的传统中国生意人作风，的确 大相径庭。
　　虽然此役铩羽而归，但“纯官”并没有因此气馁。凭着他主管新世界酒 店的经验，他在 1989 年 4 月，再次大举出击，收购美资华美达轩酒店集团。 这个集团在全世界有 825 间酒店，雄霸世界中级酒店市场。这场善意收购， “新世界”动用超过 28 忆港元的资金，数目之大，一时无两。“纯官”的如 意算盘，是把华美达轩集团“拆骨”，变卖物业资产，原先估计可筹得 20 亿港元，故此实际上只要花五六亿，便可以拥有一个世界级的酒店网络和特 许经营权。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收购尚未完成，拍档的美国 PrimeMotorInn 却出现 财政困难，接着世界经济又陷入了不景气时期，不但变卖物业难觅买家，收 益远非想像中那么理想，3 年下来，卖物业只筹得 10 亿港元左右，而购买时 所借款的年息开支便高达 2 亿多港元。
　　
　　除了华美达轩外，郑家纯还动用 4.8 亿港元，购入湾仔君悦及新世界海 景酒店 50％的权益。
　　人要背起运来喝水也塞牙。这两家酒店得手后正好赶上萨达姆总统发动 了入侵科威特的战争，世界宪兵美利坚合众国又对伊拉克大打出手，海湾战 火愈烧愈烈，烧得香港的酒店老板如热锅上的蚂蚁。正在这个时候，香港的 新酒店如金钟的万豪、康城、香格里拉相继落成，真是雪上加霜，屋漏又逢 连阴雨，尽管减价招待，入住率却始终在七成左右徘徊，和过去酒店一般九 成多的人住率不可同日而语。
　　粗略计算，“纯官”掌印一年，共动用 52 亿港元资金，作出多项大规模 收购，大大加重了“新世界”的财务负担。至 1990 年 3 月的 9 个月内，集团 纯利下跌了 9.6%。至 1991 年 3 月的 9 个月内，新世界的盈利再从 7.6 亿剧
跌 54％，至 3.5 亿港元。这样的业绩，在五大华资地产公司中，可算是顶糟 糕的了。

　　　　　　　　　　　　　　　再出江湖收拾烂摊

小郑经营不善，老郑重操宝刀。
1990 年末，郑裕彤按捺不住，重出江湖。 老将出马，一个顶仨！
一开始，郑裕彤便从较易脱手的资产着手，把手中的永安股权卖掉，筹
得 7 亿港元。继而他又陆续出售一些非策略性的资产，如美孚的商场及车位， 筹得近 10 亿港元。到了 1991 年中，他甚至将皇冠上的宝石——湾仔会展中 心的写字楼及海景阁的豪华公寓——也忍痛割爱，推出市场。
　　郑裕彤努力减磅，一方面是为了降低利息支出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 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老郑想借此恢复新世界的元气，以退为进，以守为 攻，便于北向出击，进军内地。
　　郑裕彤现今在内地所作的投资，显然是吸收了郑家纯的教训，力求避免 资本放在不动产上，他在广州参与的珠江发电厂、广州市北环公路两项规模 庞大投资活动，虽然总投资在 45.6 亿港元，令人注目，但都是通过“项目融 资”，由银行贷款，提供资金，本身动用的款项往往只是整项投资的 1/10。 至于在武汉、汕头及惠阳所做的房地产投资，虽然土地皆由中方提供，港方 只需要负责计划初期的营运资金，一旦地盘整理好后，便可用香港卖楼花的 方式，筹集资金。
老郑此番复出江湖，表面上似乎不减当年“鲨胆彤”的英雄本色，但部
署上却四平八稳，更见老谋深算。 郑裕彤最令人叫绝的手法，是他的一项罕见的连环集资行动。
l992 年 5 月 12 日，新世界宣布发行面值 1.1 亿美元、l995 年到期的零
息债券，同时配售 4557 万张 1995 年到期的认股证，一口气为新世界筹得 8.5 亿港元的资金。
为什么新世界要运用零息债券这种在香港较为罕见的金融工具？
此中大有玄机，显示了郑裕彤深厚的功力。 新世界要削债增资，充实财力，按理大可仿效时下不少上市公司的做法，
趁着股价高，发行新股“吸水”。但这样做有一个危险，那就是摊薄主要股
东的股份，威胁到他们对公司的控制权，尤其是在郑家尚未掌握绝对控制权
（持股量超过 50％）之前，郑家不放心以发行新股的方法为新世界集资。 除了发行新股，另一个增资办法是供股——让原有股东拿出钱来为公司
加本。但是供股对身为大股东的郑家又是一笔负担，以这一趟 8.5 亿港元集
资为例。倘若供股，郑家本身要投 3.4 亿港元，郑家刚拿了近 2 亿港元买新 世界股票增加股权，现在再供股，再有也有些吃不消。
向银行借款也不是好招，沉重的债务正是郑裕彤所要避免的事。 如何既不摊薄控制权，又不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而为新世界提供眼前
所需要的资金呢？一种新的金融工具推到郑裕彤的面前。 零息债券。
　　这种债券之所以叫做零息，并不表示它不用派利息，只不过利息是等到 债券到期时，才一次将累积的利息派发。
　　发行零息债券借这笔钱，三年内不用支付利息，对要努力筹集资金的新 世界，可以说是再适合不过了。
新世界发行的零息债券，年期到 1995 年，不算长，风险也不大，但负责

安排融资的银行，显然还不放心。银行家配售 4500 万张 l995 年到期的认股 证。持有这些认股证的投资者，可在 1996 年 5 月前以每 14.7 元认购一股新 世界，倘若到时有认股证的投资者，都行使这个权利，那将会为新世界提供 近六七亿新资金。这将大大有助于应付到时要赎回的 8.5 亿零息债券。近期 新世界的股价已超过每股 8 元，投资者使用认股权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银行 家应该可以放心新世界会有足够的资金，赎回零息债券。
就郑裕彤而言，就算所有认股证的投资者都行使权利，新世界也只需发
行 4500 多万新股，仅等于总股数的 3％。尽管这对郑家的持股量有所摊薄， 但却不足动摇他们控制权，故此未尝不是一条增资减债的好计。从整个部署 来看，郑裕彤显然大有信心，新世界会在 3 年内进入收成期。
姜还是老的辣！ 郑裕彤宝刀未老，绝招未老！
　　看来，老郑的高尔夫球捧又得多搁一阵，办公室的椅子却要多坐一会儿 了。
　　
影视巨富
——邵逸夫


二三十年代，邵逸夫兄弟在激烈的同行竞争中，独辟蹊径，打开了南洋的电影市场。五六十年 代以来，在香港虎踞雄视。他手法独特，从不怕“模仿偷袭”的讥讽。对部下“斤斤计较”，对国内 捐款却惊世慷慨，捐给教育界四亿之多！
　　邵逸夫是邵家排第六的儿子，恭敬他的人称他为六叔，一般人叫他六先 生。当然，得到爵士衔头之后，是阿 Sir 了。
　　邵逸夫的本名是邵仁楞，浙江宁波人。逸夫有个很特别的英文名叫 RunRun，永远向前跑之意。
　　可能是英文名字的影响，六先生的个性很急，什么事都要即刻办好才能 安静下来，他不断地勇于尝试，不可能的也要试过方肯罢休。
　　对于这个火爆的个性，邵逸夫早年每天用打太极拳来中和，目前他勤于 练气功，很有成绩。80 多岁的人，一连跑上几层楼，还不气喘。
　　
看电影之多举世无双


　　邵逸夫花在试片室的时间，可以说比任何人都多。制片家中有许多只是 把电影用来做生财工具，而邵逸夫是真正的电影爱好者，他什么片子都看， 由自制的到对方拍的电影、西片、日本片、印度片，只要有空闲，就往办公 室旁边的试片室跑。
　　别墅中招待客人，吃饭前也一定看电影，单独的时候，更看电影，除了 气功和太极，他从不花时间做其他运动。
　　放映室技工分两班制，早晚随时开工，有一名是住在宿舍里的，三更半 夜随传随到。
　　不管多迟睡，邵逸夫每天 6 点钟就起床，星期天亦如此。打完坐之后， 吃早餐，有时到竞争对手的电影院里去看一场早场，要不就是看 4 点场。数 十年不变。
　　所以说他是看电影看得最多的人，一点也不夸张，曾经有人问过他一生 中看过多少部戏，他笑着回答：“哪记得那么多！”
　　录像机可以按快格，把闷场跳掉。邵逸夫在试片室看戏，不管是多坏的 电影，也从头看到尾，从不吩咐放映师说只看第 1 本，第 5 本和第 7 本。有 些人会在戏院中打瞌睡，六先生瞪大着眼，注视银幕上的每个细节。像看书 一字不漏一样，看电影他是一格不漏。
邵逸夫也有些英国人的生活习惯，一到下午 4 点钟总喝奶茶，吃三文治。
不过他喝的茶很淡，从不喜欢浓茶，利用这段下午 4 点钟的休息时间，他又 跑进试片室去，叫秘书把茶搬进去喝。
通常这个时间是导演们看试片的时候，试片室中一大批工作人员，他一
走进来，大家都起身，邵逸夫客气地用上海话说：“坐，坐。” 试片室的最后一排左边角，是他的世界，有一张舒服的沙发，他走到沙
发前，打开一个木架，把茶和三文治放在架上，一边看毛片一边饮茶。
　　要是试片室挤满了人，他不在乎。若只是霍霍丁丁几个，其中有一名还 不识趣地坐在他前面的座位，挡住了他的视线，邵逸夫心中便会不高兴，但 也不当面说出来，等到放映完毕，导演向前和他谈剧情时，他会问：“这是 啥人？”
导演当然会命令这个工作人员以后不坐那个位置。
　　多年来，试片室中的电话，是装在他坐的沙发的另一头的左边角落，那 里有张小桌子和一盏灯，方便副导演和场记们记录细节。一有电话找他，他 便要从右边的座位走到左边来听。
　　习惯成自然，邵逸夫从来没有想到在自己的沙发旁装一个分机，数十年 之后才有分机的设备。
　　放映室的面积比一般的大，因为常要准备好几部新片子等待邵逸夫来 看。有时他想起一部旧片要重温，立刻派人从片仓找出来，拷贝已经发臭发 霉，他照看不误，可是苦了放映师傅。
　　
邵氏出品必属“抄片”


　　看片子的目的主要用来抄袭，邵逸夫从来不当抄袭是怎么严重的一回 事。他曾经说过：“我们哪有那么多故事和小说改编为剧本？而且市场也比 美国片小得多，哪来的时间和金钱去创作？抄得像样，可能是一部卖座的片 子，最怕抄得不三不四。”
说得也是，目前各公司拍的那么多电影，还不是外国片的翻版？ 邵氏全盛时代，一年要拍 40 部片子，创作的当然不少，抄袭居多，不是
抄袭，绝对达不到这个数目。而这些灵感，全部在试片室产生，邵逸夫本人 先看之后，吩咐导演去做功夫，他又看新的片子去了。
　　年轻的工作人员起初对抄袭有相当的反感，经几次创作的片子不卖座， 也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用稳如泰山来形容邵逸夫，也不过分。 一次在试片间听长途电话，得知大儿子邵维铭在新加坡被绑架，他只是
问：“有没有受伤？是不是钱能解决？”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他照样嚼食三文治，喝下午茶，继续看他心爱的
电影。
　　邵逸夫毕竟身经百战，他对儿子被绑架一事处之泰然。原来他早年在南 洋创业已经过不少磨练，过程曲折。
邵逸夫曾当过电影摄影师。上海青年会中学未毕业，19 岁的邵逸夫参加
了哥哥邵醉翁创立的“天一影片公司”，起初也做过编剧，但没有正式挂名。 当年的戏院还是加映新闻片的年代，一有突发性的事件，邵逸夫马上抬
了摄影机到处拍。
　　1926 年年底，由邵逸夫正式挂头牌当摄影师，王士仍为副，拍了《孙行 者大战金钱豹》，胡蝶担任主角。
这一段时期中国电影业发生了几件大事，其中之一是片子粗制滥造，弄
得国内国外的生意一落千丈，发行商呱呱大叫，说宁愿排美国片也不上映国 产电影。
领导中国影业的“明星公司”的老板周剑灵认为要斩尽杀绝独立制片的
偷工减料，只有学美国 8 大公司一样，联合起来逼走小公司，所以成立了“六 合影业公司”，由“明星”、“大中华百合”、“民新”、“友联”、“上 海”和“华剧”组成。
任何发行商和他们签了合同，就不能买独立制片的片子。南洋一带，也
是同样的条件。

赤手空拳南洋闯天下


　　这一来，“天一”没有了出路。大哥醉翁不单在创作方面有造就，做生 意也有一套，在国内和二哥邵村人联络次一点的戏院，组织另外一条线和“六 合”对抗，南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对电影的存亡有关，即刻派三弟仁 枚和六弟逸夫去打天下。
当年，邵逸夫只有 20 岁。 两个年轻人一到新加坡即刻碰钉子，大戏院只放美国片，小戏院给“六
合”绑住，封锁了他们的一切出路。 即刻跑去马来西亚试运气，马六甲、吉隆坡、怡保、槟城，也遭同样的
挫折，只有一间戏院肯排“天一”片。 好，不去庙，把庙搬来如何？
　　马来西亚的许多小镇还是没有电影院的，他们两兄弟便把无声放映机和 几部旧片搬去，搭个露天银幕，由收票到放映都亲手干。有人传说是他们把 放映机放在脚踏车后面的，但应该是租辆小轿车，不然怎么装得了那么多东 西。
　　这种吉普赛式的生活过得并不久，他们已经摸熟了大镇和穷乡僻壤，认 识的人也多起来。
其中给他们很大帮助的是槟城首富王竟成。那个时候的南洋片商头子是
王雨亭，他专程到上海和“六合”签约，组成集团不买“天一”片子，但是 院商和院商之间当然有矛盾，由王竟成拉拢，邵家两兄弟高价包下新加坡的 “华英戏院”，吉隆坡的“中华戏院”、怡保的“万景台戏院”和马六甲的 “一景团影戏院”，组成“邵氏兄弟”的最初发行网。
这条线发展成 40 家戏院，全盛时间是 100 多家，后来联合香港、美国华
埠，邵氏皇朝有 200 家以上的城垒，这是后话。 国内的“六合”垄断局面被南洋市场打破了，邵醉翁的死敌“明星公司”
的周剑灵又采取第二攻势，那就是你拍什么，我就抢先拍什么，抢先上映，
打垮你为止。不但内容相同，连公司名也加以混淆。“天一”拍《孟姜女》， “六合”便开一家“一天”也拍《孟姜女》，但是拍出来的东西当然没有邵 醉翁的水准。结果与制作严谨的原意完全相反，“六合”终于败下阵来。
在南洋喘了一口气后，邵仁枚、邵逸夫会讲的只是上海话，他们的朋友
王竟成说：“来了南洋，不讲英语怎行？”上海人毕竟不是以语言天才见称： “要学英语，哪有那么简单？”
“最容易的方法，比不上弄个会讲英语的老婆！”王竟成说。 结果邵仁枚娶了一个留学外国的怡保千金，邵逸夫迎接了六婶莉莉，那
是一流的英语人才。 邵逸夫还不断地努力学习，上英国人的英语班，他有一个喜欢常讲给人
听的故事是，当时学生一共有 30 多人。英国老师先点名和排号，然后教导： “我的名字叫邵逸夫，我的编号是 32，好，请同学们用英文说出来。”



学生们一个个说了，轮到邵逸夫，他站起来：“我的名字 是 32，我的编号是邵逸夫。”
这样，邵逸夫便学成了英文。不过，到 50 年代，他在南洋建立的基地，

受到南洋富商陆运涛的冲击，使他不得不来香港创业，跟陆运涛的电懋公司 “拗手劲”，最终各霸天下。

吃人参让人咋舌


　　邵逸夫曾经被人讥笑，指其拍片的方程式只是“茄汁”加“色情”，拍 摄的都是媚俗作品。邵氏脍炙人口的风月片及武侠片，与其家族最初成立天 一公司时，所拍的第一部电影《立地成佛》（标榜重整道德、伦理及发扬中 国文化）相比，可说大异其趣。
　　对此，邵逸夫振振有词地辩护：“没有人希望做亏本生意，要我摄制只 有一小撮人懂得欣赏的艺术电影，我宁愿拿钱出来直接支持艺术节。”
　　他形容自己的制作相当“严谨”，绝不拍劣片。若拍得劣片，宁愿烧了， 也不会推出市场，以致邵氏在成立迄今的 34 年间，烧掉不少影片。
　　邵逸夫是一个非常勤奋工作的人，年轻时曾经有 1 年看 700 部、1 日看 9 部电影的纪录。邵逸夫说：“我晚上只睡 5 小时，中午睡 1 小时，其余时间 便是工作。”
　　为了应付整天的工作，邵逸夫每日清晨 5 时 30 分起床后，便练习气功及 少林拳各 1 小时，并且日行 5000 步，以保持身体健康。15 年前，邵逸夫尚 未懂气功，他靠人参支持体力， 一年进食天字第一号参 4 两，每两价格达 3 万港元，一年单是人参的开支已达 12 万港元，相当于现时的数百万的数目， 简直令人咋舌。
　　
大方与小器


　　邵逸夫讲述自己致富之道：“成功之道要努力苦干，并要对自己的工作 有兴趣，运气只是其次。”
　　“我的财产主要来自购入的地皮升值，我买戏院时，总连带买下附近的 地皮，戏院带旺附近区域后，买入地皮便会大幅升值。30 年前，我以每英尺
4 角 5 分买下邵氏影城，目前升幅可观。” 邵逸夫的趣事很多，话说多年前，他为自己做了一个铜像，准备放置在
办公室对面开的厂房内，铜像铸好后，正准备择吉安放，但他听别人说只有 死人才会竖立铜像后，便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宁愿把铜像弃置在道具部， 任由别人践踏。
　　邵逸夫是著名的善长仁翁，每年捐出的款项都很惊人，香港各大学及大 专院校都有他捐献的建筑物，1985 年迄今，他捐给中国大陆 47 所教育机构 的款项，已逾 4 亿港元。中国大陆为酬谢他，最近以他的名字命名南京紫金 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邵逸夫总算可以名留千古。
　　虽然邵逸夫在捐款上很慷慨，但是在拍戏开支上他却是一个“斤斤计较 的人”。多年前，岳枫拍戏，拉了编剧许国做临时副导演，拍完戏后，制作 部开了 l000 元副导演费给他，但邵逸夫签支票时却大为不悦，让会计部与许 国交涉，叫他自动“折扣”收款，许国一怒之下，把酬工单撕碎，索性一个 钱也不要，并负气说：“邵老板多了 1000 元，也富不了多少；我少了 l000 元，也穷不了多少。”
另一个故事是说邵逸夫每当春节前，便会在一批利是封上，写下手下的
名字，每封“内容”都不同，有些是 10 元，有些是 100 元，有些则是 1000 元，实行“论功行赏”，写上名宁可大大减少错派的机会。
邵逸夫“数口”之“精”，已名扬影圈很久，他拍片的“偷桥”办法，
也是另有一手，邵老板派人到日本大量搜购武士道、盲侠的影片回来参考， 然后去芜存精，改良剧情及招式之后，便一新观念的耳目，大收旺台之效。 邵逸夫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与他的知人善任有关，在 60 年代，他聘得 有“宣传鬼才”之称的邹文怀为邵氏的宣传主任，令邵氏的影片常因此“起
死回生”、“化腐朽为神奇”，平淡无奇的片也卖个满堂红。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邵逸夫也不例外，有时更因为“数口” 太精，以致”捉了鹿也不懂脱角”。10 多年前，李小龙在美国拍摄《青锋侠》 片集，由于郁郁不得志，便想回港发展，他托人找邵逸夫，开价片酬 1 万美 元（相当于当年的 6 万港元），以 60 日为期拍摄一部影片。但邵氏还价每部
片酬 3000 至 9000 港元，时间不限。结果给嘉禾“冷手执个热煎堆”。 另一次，许冠文藉《大军阀》一炮而红，要求邵氏出资 30 万港元拍《鬼
马双星》，收入与邵氏各分一半，邵逸夫“托词”剧本太差不肯开镜，却给 嘉禾要了下来，结果《鬼马双星》卖个满堂红，票房纪录达 300 万港元，其 后的《半斤八两》票房更达 800 万港元，邵爵士再一次大跌眼镜。
　　尽管如此，邵逸夫为人面面俱圆，在影圈内却是知名的，一有请柬，他 总是尽量抽空出席“各路英雄”的酒会，鲜闻他与人有过节。多年前，他因 为不喝林黛母亲蒋秀华劝饮的酒，被蒋秀华把酒迎头倒下，却头也不缩一下， 仍在笑眯眯的若无其事，则更是“笑功”闻名天下了。
　　
电影大王
——邹文怀


22 年前，刚刚练成了截拳道的李小龙回到香港，欲在电影界一展身手，被邵逸夫的公司轻蔑地 拒绝，却被邹文怀重金礼聘过去。不久，李小龙的功夫片风靡了全世界。超级巨星成龙、洪金宝、许 冠文的走红，由他一手扶植而成。
是他最先实行与明星分红的方法，从而开辟了香港电影业空前繁荣的时代。
　　1990 年嘉禾集团制作的《忍者龟》，在美国卖个满堂红，票房纪录 1.15 亿美元，成为当年全世界第三位最卖座电影。令香港这个弹九之地，在国际 上声名鹊起。能够令香港投资的电影，在国际享有殊荣的，在香港制片家中 邹文怀应是第一人。
　　邹文怀在 40 年前，只不过是一名月薪 60 元的体育记者，但今天，却建 立了偌大的电影王国。香港便是这样一个制造奇迹的地方，只要觑准机会， 努力创新，便不难摇身一变，成为超级富豪。邹氏是嘉禾集团的大股东，嘉 禾持有高艺电台 25％股权，并占资产总值逾 4 亿港元的星洲娱乐饮食中心五 成权益，邹氏拥有的财富，估计达 80 亿港元。
　　
自立门户


　　现年 64 岁的邹文怀，原籍广东潮州，香港出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 毕业。大学时期热衷于体育运动，曾任大学学生报编辑，能操流利的上海话 及英语，毕业后一度在上海一份西报当记者。1949 年返港，在英文《虎报》 任体育记者，一年半之后转往美国新闻处主持“美国之音”节目，薪酬十分 优厚，做了 7 年的时间。
　　邹文怀既在“美新处”有高薪厚职，后来如何加盟邵氏呢？原来邹文怀 在《虎报》工作的旧上司吴嘉棠（已故），是邵逸夫亲密的“清客”，吴嘉 棠知邹氏上海话及英语流利，是邵逸夫需要的人才，便引荐他担任邵氏的宣 传主任。那年是 1959 年，邵氏刚建成清水湾片厂，亟需人手大展拳脚，与当 时雄霸香港及东南亚的“国泰”一较高下。
　　邹文怀在邵氏搞了几年有声有色的宣传工作后，60 年代中期，获邵逸夫 擢升为制片主任，宣传工作则交由其得力助手、前《香港时报》采访主任何 冠昌负责。有“桥王”之誉的邹氏，接任了制片部不久，邵氏已逐渐取代国 泰执电影业的牛耳。
　　正当邵氏的业务蒸蒸日上之际，邵逸夫在 l969 年底拉得女歌星方逸华加 盟，负责管理公司财务，并搞权力均衡。权重一时的邹文怀，面对着“悭得 就悭”的公司政策，显然觉得有“缚手缚脚”的掣肘。后来，便传出邹文怀 联同邵氏前总经理周杜文，联名写信给邵逸夫，提出赚钱分红的要求，却遭 婉拒，埋下了邹文怀与数名爱将“自立门户”的伏线。
邹文怀忆述当年离开邵氏，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在邵氏，表面上我有
很多事情可以作主，但实际上我所做的，完全是根据邵逸夫的意思，我只是 刚好符合他的要求，做了他要做的事。”
1970 年 4 月，邹文怀同他的爱将何冠昌、蔡永昌、赵耀俊、梁风（已故）
等，脱离邵氏创办嘉禾，当初本来有一批导演及演员追随，但邵逸夫以银弹 政策大幅加薪，化解了树倒猢狲散的局面。追随邹文怀的伙计，只是小猫仨 俩。
当时肯效力嘉禾的导演，只有罗维、徐增宏、黄枫、叶荣祖等，演员仅
有王羽、张翼，人丁十分“单薄”，而当初答允财政支持的台湾巨商翁明昌
（已故），又临阵退缩，令财力更加薄弱。

兵微将寡


　　嘉禾虽然兵微将寡，但却士气高昂，众人发誓要给旧老板显以颜色。嘉 禾没有可担大旗的女主角，便以招考新人的方法找来苗可秀、茅瑛、衣依等 人支撑场面。与邵氏反目成仇的王羽，倒戈相向后，为嘉禾演出《独臂刀大 战盲侠》一片，虽然打响了招牌，却引起一场官司：邵氏指该片人物造型与
《独臂刀王》相似，循民事诉讼程序要求赔偿。幸而后来邵氏败诉，否则以 嘉禾当日的财力，实难逃清盘厄运。
　　嘉禾的业务出现转折点、在于武打巨星李小龙。当年在美国做电视系列 片《青蜂侠》配角的李小龙，练就了快如闪电的“截拳道”，欲到香港一展 身手。他最光向邵氏毛遂自荐，然邵氏重臣方逸华听闻李小龙索价 3000 美元 一套的片酬，显然认为与公司的节流策略大相径庭，便把他打发了。李小龙 见没有人“识货”，唯有悄然返美。
　　那边厢，眼光锐利的邹文怀却觉得李小龙是拍武打片的好材料，于是人 弃我取，千方百计地联络他。邹文怀回忆说：“我当时打电话给李小龙，跟 他谈香港的电影事业，说嘉禾亟需人才，请他回来帮忙，他爽快地一口答应 了，从此嘉禾便与李小龙展开历史性的合作。”
李小龙回港后，拍的第一部片是《唐山大兄》，结果一炮打响，收入 320
多万元，打破了香港的票房纪录。其后的《精武门》，更打破 400 万元大关， 不但疯魔了东南亚及日本观众，甚至打进了欧美市场。李小龙晋身为国际级 明星，而嘉禾亦开始为美国制片家认识，奠下以后嘉禾进军美国的基础。
之后，李小龙自导自演《猛龙过江》，又与美国“华纳”公司导演及演
员，合作拍摄《龙争虎斗》，结果轰动国际影坛，嘉禾的发展，一日千里。 正当李小龙再接再厉，拍摄《死亡游戏》的时候，忽然撒手尘寰，后来的补 拍效果虽然不佳，但李小龙旋风已席卷全世界，旧片巡回在世界各地重映仍 大受欢迎。嘉禾赚到盘满钵满之余，在国际上亦大大打开了知名度。
李小龙热潮过后，邵氏进行一连串的反击，邀得无线电视艺员许冠文拍
摄《大军阀》，以及《一乐也》等片，结果卖座不俗。可惜邵氏只将叫座归 功于导演李翰祥，对许冠文并不重视。结果给嘉禾乘虚而入，之后嘉禾炮制 许冠文、许冠杰兄弟合演的搞笑片《鬼马双星》、《半斤八两》等，再度掀 起港产片的热潮。
许氏笑片热潮告一段落之后，嘉禾又塑造出天皇巨星成龙。他是江湖艺
人于占元的徒弟，功夫身手敏捷，但最初几部电影却惨败，直至袁和平父子 想出糅合李小龙的功夫与许氏兄弟的谐趣，创出谐趣功夫片《蛇形刁手》， 成龙才窜红。
　　成龙成名之后，获嘉禾力捧，曾拍美国片《杀后壕》及《炮弹飞车》， 在美国卖座不俗；而《A 计划》，则在台湾纪录收入 4500 万港元，成龙也是 日本最受欢迎的男明星。
　　
超级优皮


　　嘉禾影片在东南亚称霸后，邹文怀一直思量着如何进军国际市场。1989 年他窥准机会夺得《忍者龟》的电影版权，1990 年在全美国 2000 多家戏院 上映，连同镭射影碟、录影带的收入，高达 10 亿港元。嘉禾食髓知味，迅速 推出《忍者龟》续集，在美国 3000 多家戏院上映，总收入亦逾 7 亿港元。 对自己的独具慧眼，邹文怀谦虚他说：“我全凭直觉，加上一点胆识， 同意这个拍摄计划，初订成本为 600 万美元，后来倍增至 1500 万美元，事前 完全没有卖座把握，只觉得 4 只拟人化的乌龟代表年轻、丑恶、敏捷、缓慢
等重重矛盾的意念，娱乐性很强。”
　　对嘉禾过去在《唐山大兄》、《A 计划》、《炮弹飞车》，以至《忍者 龟》4 部电影中，取得一浪高于一浪的成就，并把超级巨星李小龙、成龙、 许冠文、洪金宝的才能都发挥得”淋漓尽致”，邹文怀道出自己成功的秘密 武器——桥牌哲学：“人生像桥牌一样，顺境与逆境的机会差不多，最要紧 是拿着好牌时，取多些分，拿着坏牌时输少些。能够迁就队友，互相取得默 契，正是打败对手之道。”
　　一名与邹文怀共事多年的嘉禾老臣子分析邹氏成功的原因：“他最先施 行与明星分帐拍电影的方法，由嘉禾出资，扣除拍摄成本后，利润按比例分 配予演员，这种齐齐赚钱的策略，令很多大牌明星和导演都愿意和他合作。” 邹文怀有很多趣事。他最喜欢开快车，若非应酬，他喜欢自己驾驶汽车，
常一个人驾着保时捷 928 在公路上飞驰而自得其乐。
　　邹氏被朋友形容为超级“优皮”，十分注重生活享受，对吃十分讲究。 在东宝电影公司老板以近江牛肉招待后，他叹为人间美食，之后，每逢公干 途经日本，必到有近江牛肉供应的食肆大快朵颐。餐酒方面，他要指定某年 份的红酒，衣服的裁剪亦要恰到好处。
经过多年来的辛勤工作，邹文怀最近公开透露感到倦怠，他有意培育成
龙当嘉禾的接班人。不过，邹氏目前仍十分勤力，每天亲自审视重要的制片 计划。
邹文怀虽然是老饕，但也有“饥不择食”的时候：1989 年，他获日本电
影界邀请前往日本东京作客，住在一流的帝国酒店总统套房，但晚上由于忙 着应酬客人，晚餐吃不饱，半夜腹如雷鸣，但又不想久等酒店的食物，便吩 咐手下到便利店买来数杯杯面，两夫妇在套房内用滚水泡面裹腹。
邹文怀曾任多届远东桥牌会主席，并多次获得香港桥牌比赛冠军，他的
弟弟嘉禾集团总经理邹定欧是他的桥牌好拍档。近年，邹氏迷上了高尔夫球， 闲时甚至与太太切磋球技。
　　邹文怀有一子一女，儿子尚在美国当研究生，女儿邹重珩，加州大学电 影系毕业，在嘉禾机构工作，是《忍者龟》制片之一。
　　
华资巨子
——荣智健


荣智健只身南下，在香港大展拳脚， 屡有斩获，成为香港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他现在控 制的中信泰富的市值达 319.2 亿港元，个人资产达 50 亿港元，是香港华资巨子之一。

下放四川


　　荣智健 1942 年 1 月 18 日生于上海，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上有两姊，下 有两妹。“因是独子，所以小时候是宝贝一点。那时讲男女平等，我看我们 家里还是有点重男轻女，尤其是我母亲，但父亲倒没有怎样宠我。”
荣智健在南洋模范中学毕业之后，就考入了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 “可是，大学第一年我几乎没有上过课！当时我是职业棒球手，打外场
游击位置，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一两次全国比赛，一天要练习 6 至
8 个小时。”
　　当时荣氏的企业己全部公私合营，尽管 1958 年有大跃进，荣家的生活仍 是相当富裕。荣智健自己并不讳言，他在青少年时代过的是特权阶级的生活。 “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业。家里有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父亲出入 乘坐 BuickCa 或 dillac，1957 年换为奔驰 300 型。我自己的第一辆汽车是红 色，皮座的开篷英国 Singer 型跑车。当时在国外的亲戚都说，我们在上海的 生活并不比在国外的他们差，也许还要好一点！到了 60 年代初，家境才起了 很大的变化。因此，我在 1978 年到香港之后，生活上并没有什么适应的问题。 我向来就是如此的，生活方式跟国内的大多数人不一样，也不可能人人都按
一个方式去生活吧？”
　　“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的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 你有条件，可以请大伙儿吃饭，上周家市场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 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当时的地位还是有点超然。”
1965 年，荣智健只身跑到辽宁省长白山区的一个水电站去实习。翌年，
文革爆发，他被下放到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的龚嘴水电站去接受劳动教 育。“虽说是做技术工作，实际上却是很艰苦的体力劳动，抬路轨、搬石头、
背 75 公斤重的烧焊氧气瓶上山下山、高空安装高压电缆??日常吃的是四川
人叫做红苕的地瓜（即山芋）。” 荣智健在那个“荒山野岭，连在地图上也找不到的地方”前后过了接近
8 年。
　　荣智健于 1972 年返回北京，参加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华北电力系统稳定研 究。1976 年，唐山发生大地震，荣与其他电力工程师被派到当地抢救供电系 统。“当时地震还未完，我们在市上搭蓬帐露宿，打了防疫针才到灾区进行 抢救电网作业。那次死了几十万人，比原子战争还要厉害。目睹尸骸遍野， 对我是一刻骨难忘的教育。中国人真是苦，多灾多难。”
　　
由数十万到数亿


　　荣智健的儿子是在 1969 年出生的。换言之，他与妻子任顺弥应该是在文 革前夕或文革期间结为伴侣的。在他返回北京后的翌年，家中又添了一个女 儿。可是，1978 年 6 月，他暂把妻儿留在北京家中，自己孤身南下香港。“那 是我个人的决定。”“我有两个堂弟在香港经营电子生意，就决定出来闯闯。” 不过，他拿的是“单程探亲”的签证，等于“移民”香港。
　　“我们在香港还剩下一些资产，大都是纺织厂的股份，例如九龙纱厂、 南洋纱厂等。算起来其实所值无几，但 30 年来没有动用过那些股份的股息， 因此而积下了一笔钱，用作投资，还是绰绰有余的。”
　　荣智健就凭着这笔本钱，与堂弟荣智鑫和荣智谦合资在新界大埔开办了 爱卡（Elcap）电子厂，最初产品包括电容器、电子手表和玩具等，后来转以 生产集成电路和电脑随机存取存储器为主。“初时，我占股本的 1/3，后来 工厂赚了钱，我把个人分到的利润再投资进去，令我所占的股权增加到 60
％，前前后后总共投资了 100 多万港元。 “工厂开办时就由我出任总经理，但我经常都在工厂里，很快就熟悉了
那儿的工作和生产情况。对于搞过电力工程的人来说，一家电子厂的生产程 序并不复杂，机器都是死的嘛。当时我觉得了困难的，倒是市场的开拓、财 务的安排，还有人际关系的处理。
“我对国内的电子产品市场颇熟悉，可以把产品卖进去，所以爱卡的业
务颇有发展，又不断投资在设备和产品研制上。前几年，我们的工厂被美国 Fitelec 公司以 1200 万美元收购，现在成为合资企业。”
荣智健出售爱卡公司时，他个人得到 720 万美元，值 5616 万港元，也就
是他投资（100 多万）的 56 倍多。 “作为一个生意人，我当年最大的成功不是爱卡，而是 1982 年用从爱卡
赚到的钱在美国搞的一项创业投资。”
　　那年，他与原本在 IBM 工作的几名工程师合作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合资创 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简称 CADI）。“那是美国第一家专门从事电脑辅助 设计软件的公司，我的搭档如 MinchaelFeuer、林铭博士都是这方面数一数 二的人才，CADI 的业务就由他们负责，我则仍在香港经营爱卡。最初的投资， 包括贷款在内；大约是 200 万美元，我个人占 60％。这公司一直在盈利；到
了 1982 年底，被一家生产电脑设计的公司——MentorGraphicas 收购了 28
％，翌年井合并上市，成为美国第一家上市的电脑辅助设备厂商，原来的 200 多万美元投资一下子便增值了 40 倍。
　　荣智健还是看好香港，他出售 CADI/MentorGraphics 的六成股权。所得 到高达 4800 万美元，即 37400 万港元，加上他出售爱卡所获的 5600 多万港 元，他当时的财产已由数十万上升到逾 4.3 亿港元，前后不到 10 年。此外， 据他自己说，他当时还在香港做些小地产买卖，“买进卖出，赚了一点，但 都不成规模。”
　　1986 年，历来坚持“井水不犯河水”的荣智健担任中信集团香港分部总 经理，以他固有的魄力，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收购战。
　　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在 1970 年成立后，随 即在香港成立分公司；后再于 1985 年在香港注册成立中国国际投资（香港） 有限公司。
　　
　　虽然父亲是中信董事长，荣智健来港后一直自己搞自己的生意，除了也 许有一些业务上的往来之外，与中信一向是河水不犯井水。到了 1985 年左 右，这情况才开始转变。他说：“初时，中信在香港的业务开展并不迅速， 内部对公司的发展方向有不同的见解。后来，因为我赞成投资在香港的基建 上、搞东区海底隧道，与中信的一部分人看法相同，就开始替中信做些策划 性的工作，但当时我还是保持局外人身份。在 1986 年间，他们提议我正式加 入。我当时已经把自己的公司卖掉了，又不想回头再去办工厂，就答应了。” 随后，中国国际投资再改组为中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由荣智健任
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 荣说：“我出任这个职位前，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是要让我用人才：
第二是要给我相当的权力，不用我凡事总要先东问西问后才下决定。他们接 受了我的条件。我上任之后，先后聘请了许多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大部分是 本地人。目前，在中信香港的职员中，内地来的只有二成左右，而且这个比 例会继续下降。”他强调说：“恰当的人才是一家企业成功的首要因素。企 业管理不是一个人的事。今天中信香港的成绩还可以，并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全凭我们整个队伍的分工合作。”他还指出，香港中信投资的国泰航空、香 港电讯等公司，以至恒昌企业，除了商业的考虑之外，也着眼于它们原有的 经营管理班子和制度。
当时，香港中信的资本仍是单薄。荣透露说：“初时上面只给了 2 亿多
港元，说是说 3 亿，但实际不到 2.5 亿。”后来，国务院在中信香港收购国 泰航空时，再多给了 8 亿港元。因此，中信香港的“国家资产”实际不到 11 亿港元。
荣智健表示，“我们把投资放在基建上，而不是地产。我们买进的楼房
都只成为短线投资，帮助资金流通。在 1986 年到 1987 年间趁船价低时，买
入 80 万至 l00 万吨船只，则是作为风险投资，后在 1989 至 1990 年中船价回 升时，脱手了一部分，现在约只剩一二成左右，我们第一个真正的大投资是 国泰。”
香港中信在 1987 年 2 月以 23 亿港元的价格收购了国泰航空公司的 12.5
％股权。荣说：“香港要稳定繁荣，处处都要靠运输，不是船就是航空，在 航空方面国泰已有几十年的经验。我们分析了差不多 6 个月，觉得国泰的盈 利前景好，经营完善，而且有一个优秀的管理队伍。我们就把我们的看法向 总公司和北京国务院讲。结果，不到 5 天就得到批准，国务院还为此而借给 我们一笔钱，相当于 8 亿港元，作为香港中信的资产。”
　　他又补充说：“我还看到，要在香港发展，不但要跟华资合作，也要加 紧跟英资合作。我跟国泰、太古合作，觉得它们有一套系统，双方很容易有 共同的语言，后来还成了好朋友，而且不光是在工作上。”
　　香港中信加入国泰航空之后，当时有人认为此举对由己故“船王”包玉 刚带头在 1985 年成立的港龙航空有颇大影响。港龙是香港第一家华资航空公 司，要与国泰航空争一日的长短。包玉刚与北京方面的关系一向不错，人们 本来对它发展中国内地航线的前景很有信心。香港中信成为其对手的股东， 令形势大转。
　　香港中信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项投资，是于 1989 年底以逾 100 亿港元收 购的香港电讯二成股权。“我们那次行动不是心血来潮！我们看香港电讯看 了两年，觉得这家公司的盈利前景很好。它刚上市时的股价是港币 7 元，后
　　
来下降至 6 元多，我们还足嫌贵。1989 年之后，它每股跌到 4 元 4 角的水平， 这个价钱是怎样也买得过了。我回去了几次，最后才得到北京方面的同意。 不过，他们要求我少买一点，只购入 10％。我说要买就买 20％，在这种投资 上，50 亿跟 100 亿又有什么差别呢！”也许是这个缘故，“那次收购，连我 们的母公司也没有给我们担保，不用说中国银行了！完全靠本地的融资。” 中信香港在 1990 年 2 月 14 日“超额”完成了收购香港电讯二成股权的
融资安排。 香港中信几乎不用动用本身的资本，就成为香港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的
第二大股东，从而还可以由大门进入香港的电讯事业，可以说是一项十分有 利的交易。
至此，香港中信的规模已相当庞大，除了国泰航空的 12.5％、拜港电讯
的 20％股权之外，还拥有港龙航空的 38.3％、香港东区海底隧道的 23.5％、 澳门电讯的 20％、亚洲卫星公司的 33％、和记传讯的 2％。百富勤集团的 9
％、嘉华银行的 74％，以及约 10 亿港元的房地产、一个约 30 万吨的船队， 还在大陆江苏和内蒙等地投资 4 至 5 亿美元建设发电厂，集团资产总值接近
200 亿港元。这时，荣智健等认为、香港中信应该拥有一家上市公司，以利 进一步的发展，乃着手进行其事。

个人资产翻几番


　　香港中信先在 90 年初收购了香港一家上市公司——泰富发展，随即把其 所持的港龙 38.3％股权和约五亿港元的房地产注入其中，并把它易名为中信 泰富（香港中信持有 49％股权），由荣智健兼任主席。同年 6 月，中信泰富 集资 25 亿港元（香港中信占其中的 12 亿，“大马糖王”郭鹤年 8 亿、李嘉
诚 2.75 亿），向母公司收购它所拥有的国泰航空和澳门电讯的股份。
　　1991 年，中信泰富联合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和百富勤等，收购了恒 昌企业的 97.12％股权，其中中信泰富占 36％，荣智健本人亦占 6％。恒昌 的主要资产包括大昌行（香港最大的销售及维修服务集团）、地产及证券，
90 年度盈利逾 10 亿港元。 有关今后大昌行的经营和管理，荣表示：“大昌行已有一套几十年的经
营管理方法，现在原班人马仍在，离开的只是原来本身有股份的一些人。一 家公司走几个人不是什么一回事，你可以去问问员工，他们反而觉得我们带 来了一些新鲜空气。”
　　他又指出，大昌行是一个“沉睡中的巨人”，它目前虽然占香港汽车市 场的四成，但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今后必须进一步扩展业务，才能巩固市 场占有率。至于中国内地的市场，荣表示会以提供维修服务为主。
至于他私人持有恒昌 6％股权（约值 4.9 亿港元）这个问题，荣指出他
一向把公、私分得很清楚，收购国泰、港龙及香港电讯的股份时，他个人没 有占一股。可是，“你不能要我不投资！我已协助香港中信把资产从 2.5 亿 增加差不多 250 亿港元（1992 年数字），我为什么不可以也把自己的资产翻 一番、翻几番？但我有一条界线，应该是国家的钱，就属于国家，我不赚。” 荣承认替直属于国务院的机构工作，的确不比从前自己作生意的时候那样自 由无束。那么，他为什么愿意拿区区的 200 万港元的年薪，替香港中信卖力 呢？
因为第一，中信的招牌，在许多事情上的确很有帮助。其次，香港中信
这样的机构，在财务安排上也比较容易：虽然香港中信目前的财务仍有限， 国家的财力也有限度，但比起私人生意，可以扩展的范围要大得多。这不光 是因为有内地官方做担保的问题。
“当然，有些人因为我们的中资背景而发表种种不好的议论，有时是想
当然的臆测，也有时是出于私利。例如我们收购恒昌的时候，该公司的某位 股东兼高层管理人员就到处公开说我们没有管理能力、中资不可信、中资要 抢掉香港人的饭碗之类的话。但他转头却跑来要求加入我们的行列，还威胁 我们说，假若不让他分一杯羹，恒昌的汽车业务很快就要散掉！也有人写匿 名信给北京的领导人和某些单位，讲的也是抢饭碗的那一套。这种事，在文 革时期，以致后来的工作上，我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买国泰和香 港电讯股权的时候，当然也有人说我们跟香港华资争食，又有心让英资溜走 等等。”
　　“实际上，香港中信按香港的法律、市场的规则去参与一些投资，对香 港的经济是有好处的。并且可以增加香港人的信心，香港的英资也会因为我 们的参与而加强他们继续留在本地发展的信心。况且，今天的香港，条件好， 没有人愿意撤走，而且只要冷静的考虑一下，就知道他们要走也不容易。”
荣智健多次指出，他从北京来香港时拿的是“单程探亲”

　　的签证，不是中国内地护照，“出来后就不回去”。他强调：“香港中 信的前途与香港本身的前途是结合在一起的，香港一旦垮了，香港中信也不 能独秀。但我认为不用担心 1997 年之后的情况，中国内地的开放政策会继续 下去，而且还会进一步开展。正因为内地推行这个政策，让许多工厂搬到内 地去，转
　　口贸易增加等等，香港才有今天。香港带动内地的发展，内地的发展也 带动香港的经济。因此，香港的前途也与中国内地的前途连在一起，这是个 现实。问题是这个过渡期是否搞得好，能不能选择合适的人才管理香港。我 个人认为，要搞好香港，还要靠香港当地人；当然，第一个人选原则他不能 反对中国，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入选应该是一位目前就已经有管理香 港经验、对政府的动作有一定的了解的人，他应该与本地的华资、英资商界 和香港政府都有良好关系，老百姓也信任他。因此，国内派来的人不行，整 天只会吹吹弄弄的本地人也不行”。
　　1993 年 6 月，李嘉诚与荣智健合力携手要与另一巨富李兆基竞争控制美 丽华集团，荣的地位俨然是香港华资三大巨头之一。他的前景似是旭日东升。
　　
赌马彩金何处去


　　据说国内曾经有人批评过他的生活方式，但荣表示：“我根本不在乎！ 讲由他们讲吧。我喜欢住舒适房子，喜欢音乐、高级音响器材、汽车、船、 钓鱼，还收集古董和字画。在我自己条件许可的范围下，哪有什么不对？” 荣与他的妻子任顺弥共有三个孩子，长子明结今年 28 岁，在美国 Georgetown 大学念经济，次女明方 24 岁，在美国刚中学毕业，幼子明棣是 在香港出生的，今年才 14 岁。荣说，按家族的安排.他的儿女应该是“信” 字辈的，但文革时期中，他觉得明白事理、明辨是非比“信”更重要，所以
他的儿女的名字都从“明”。 荣智健喜欢打高尔夫球、开快车，曾驾驶一部日产 NSX 超速而被指控，
至于他平时的坐驾则是日本皇室用的 Presi-dent，全港目前只有 40 辆，另 方面，他在 1993 年初控告畅销的《壹周刊》诽谤，官司仍未了结。最近，荣 智健成为香港赛马会的马主。另外荣智健曾斥资若干百万英镑，购下前英国 首相麦克米伦之乡间别墅样木林，该别墅占地 700 英亩，曾招待法国戴高乐 总统和美国肯尼迪总统。
荣智健酷爱赌马，这也是他的生活方式中最引人争议的一点。
　　1989 年，在他的表兄荣智勤的岳父李福和的推荐下，荣智健加入了香港 马会，成为会员，香港马会成员身份，需要相当资产和社会名望才能取得。 而李福和家族，则是香港马会最显赫的两大家族之一。
荣智健在马会久了，认识了一班养马知己，互相交换心得。他对赛马兴
趣日深，每逢赛马，他大多入场，而且豪爽大方，每次下注都不轻，熟悉他 的朋友说：“他每次注十万八万是等闲事，一天内投注超过百万都不出奇。”
看来做大生意惯了，娱乐也是大手笔。
　　1992 年，荣智健被推荐为香港马会连选会员，而且还中签做了马主，真 是“双喜临门”。高兴之下，荣智健以 100 万港元的价钱，买下了自己的第 一匹马，起名“天潢”。
拥有亿万身家的荣智健历产把“跑马”当作激烈商战间隙一种刺激高雅
的娱乐而已，对马会日数十万的输赢自然不在话下。香港人喜欢赌马，商家 巨贾兴之所至下注动辄数十万甚至百万，实在不足为奇，就是每月赚数千元 的打工仔，有些也敢在一天赛事中下庄数千元。
一件轰动香江的故事就发生在赌马上。
　　1993 年 10 月 31 日，是个星期天，香港沙田马场举行九场赛马。荣智健 的“天潢”马安排在第六场出赛，跑 1400 米赛程，由专业骑士策骑。
　　荣智健事前问过马房，知道自己的马状态极好，获胜的机会很高。因此 当老友们致电相问时，他也放胆大力推介。他太太不大爱好赛马，当日也被 他说服了进入马场，穿好华丽的衣服准备拉头马。
　　他自己一如往常赛马日，在马会包厢，与几位赛马知己看赛马，并且左 穿右搭，大笔下注。在自己马匹出赛的第六场，更是下重注买自己的马独赢， 又用自己的马买连赢。
　　据当晚与他一起看赛马的朋友说，单是第六场，他下注共数十万，“天 潢”也被捧成临时大热门，独赢赔率仅两倍多。即每 10 元分红彩 20 多元。 第六场开闸了，但见得 14 匹神骏一齐冲出。但不久，“天潢”即被抛后， 并且越抛越远，后劲乏力，最后大爆冷门，三四不入，跑了个第十一名。输
　　
头马共七个马位！ “天潢”最后被遣往接受兽医检查及例行检查，有消息指它在出闸之后
即被黄蜂螫刺尾部，于是大失状态。 荣智健十分失望，输钱之余也失了面子。事关他一些老友相信他，下注
“天潢”准备“过五关斩六将”，怎料“马失前蹄”。太太也满心欢喜而来， 双手空空而去。他的朋友亦形容他当晚输到口黑面黑，才驾车离去。
　　在驾车回寓所途中，荣智健懒洋洋地致电查询自己在马会的户口结余， 看当晚具体输了多少，却赫然发现多了一笔 3700 万元的彩金，令他既惊又 喜！
　　他发觉原来当晚他在第六场开赛前最后一刻用电话下注买连赢时，不慎 按错了掣，最后连赢中奖，两匹均大冷马，派彩十分理想，每 10 元派 2999.5 元。
　　荣智健并没有透露他按错了什么掣。但从该场赛马的最后派彩和赔率， 可以估计他原来可能是用自己那只 3 号“天潢”拖 9 号和 12 号，每注 12 万。 但由于电话按掣“6”在“3”下面，不慎按了“6”，变成了 6 拖 9、12。最
后 12 号 6 号胜出。 荣智健发现自己有幸运女神眷顾，“无厘头”中了巨奖，当然惊愕。马
评家在电视述评时，也分析这条冷门实在是万中无一的好运气。
　　消息传出，立即在马会和社会上产生了轰动。众人议论纷纷。在谈论荣 智健的幸运和概率的时候，人们也把目光盯在他对这笔“天外横财”的运用 上。
以他一贯的豪爽出手，他又将把这笔巨彩用在哪种玩法上？
　　确实无误的消息很快传出了。荣智健把这笔 3700 万的彩金全部捐出，在 美国史丹福大学成立一个中国留学生奖学基金，协助中国留学生在这所世界 著名的高级学府接受教育，将使数百名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受益！
这是创办马会和赌马最佳的方向！
　　事情正如荣智健所说：“我喜欢钓鱼，是喜欢钓鱼之乐，对食大鱼则不 感兴趣，宁愿将钓得的大鱼送给朋友吃。”
这是一位商战胜利者所达到的境界的见证之一。

澳门赌王
——何鸿燊
抗日战争中，何氏靠海上冒险赚取百万身家，50 年代联合霍英东、叶德利、叶汉夺取澳门赌场 专营权，周旋于黑白两道和内地港澳之间，左右逢源。身居超级富豪之位，却无保镖防身。
　　用“绝不寻常”来形容何鸿燊的家世，大概也十分适合。他的祖父何福 的兄长，是大名鼎鼎的何东爵士，从二战以前一直到 50 年代，何东一直是香 港的首宫，在香港各大富豪中，他发迹最早，地位也最高。他曾拿出巨款支 援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在香港，至今还有何东基金会，何东女校，何东楼， 以及港大的何东机械实习厂，因此，何东的大名在香港并不陌生。但是何福 何许人也？现在的年轻一辈听过的不多，其实在三四十年代，何福在香港也 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沙宣洋行的买办，香港定例局（今立法局）的议员， 由于做生意精明，他发达成为当时香港五大华人富商之一。
　　到了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这一辈，何家更是风光显赫。老大何世荣是汇 丰洋行的买办，老三世耀是有利银行的买办，老五世亮是怡和洋行的买办。 何世光是老四，更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既是渣甸洋行的买办，又是立法局 非官守议员，东华三院的主席等。何家简直成了买办世家，买办是当时华洋 贸易中最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何家当时真可谓富甲一方。小时候的何鸿燊， 躺在金银窝里，真不知道贫困是何物。
何世光虽然在社会上风光了好一段时期，但在一次股票投资之中，因为
误信消息，结果全军尽墨，连麦当奴道祖屋及赤柱的度假屋也要卖掉“赎身”， 家里所有能够典当的，都全用来还债。何世光的弟弟何世亮，则因炒股票无 法赎身，其后在大潭吞枪自杀。
当时，何鸿燊才 13 岁，他陪伴母亲留在香港，那时，何家可说一穷二白，
连住的地方也没有，其后，现任辅警总监周湛樵的父亲周竣年爵士（周启邦 的伯父）伸出同情之手，仅以象征式的租金租了干德道一间小房子给他们。 何鸿燊那时还在皇仁书院念书，成绩一向只在及格边缘，在家庭经济发 生突变之后，他立即发愤图强，考获全班第一名并获得奖学金。得以完成中
学学业，并考入香港大学。

人情冷暖催发愤


　　一次，何鸿燊往一位牙医亲戚处补牙，对方知道何鸿燊没有钱，便索性 叫他拔掉牙齿了事，无谓花时间去补，何鸿燊咬牙切齿的回忆说，“估不到 人穷，亲戚便如此势利，经过家境变化之后，我们一家都感到人情冷暖，母 亲更终日以泪洗面，我于是向母亲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争气给那些翻脸 不认人的亲戚看。”
　　不过，后来何鸿燊发大达虽然与他发愤有关，却仍不离时势造英雄。当 他读至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适值日本侵占香港，何鸿燊由于答允过母亲要发 大达，自然不想死于日军之手，于是千方百计逃避“兵役”，坐船偷渡到中 立区澳门，在梁淑怡的父亲燊基浩的联昌贸易公司工作，他的工作是在公海 以一些澳门的剩余物资，例如机械、拖船等，与内地交换粮食，那时因为兵 荒马乱，通货膨胀惊人，粮食、白甘油等可以在三数日内涨价数倍，联昌便 是这样赚钱。
　　聪明的何鸿燊知道在公海以货易货时常会遇着日本人，便在晚上利用公 余时间拼命学习日文，很快便成了公司赚钱的重臣，一年后成为联昌公司的 合伙人，1943 年公司给他的分红，竟然达 10 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来说， 可说是天文数字，因为当时工人的月薪，一个月只不过百余元。
何鸿燊回忆当时如何搏命“挣钱”时犹有余悸，“由于应承了母亲要发
大达，因此我博得很尽，不惜铤而走险，一次在公海交易货物时，遇着了持 机枪的海贼，他们打死了两个水手，抢走了 30 万元，幸而海贼见钱内讧，我 们才能拼死开船逃脱，捡回了性命。我赚回来的金钱，都是有血有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