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田为耕地,柴为烧柴林,科表示身份等级,按身份等级授予田柴,称为田柴科。
② 结为土地面积单位,6 尺为 1 步,方 33 步为 1 结。
抗封建压迫的人民整乡整县地贬为部曲(贱民),于是贱民和奴婢阶层迅速 扩大,甚至超过新罗时代,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另方面,统治阶级内部争权 斗争频仍,先是外戚李资谦擅权,继则是武人专政,政变频生,动乱不已, 社会不宁,终于引起全国人民大起义。
1176 年 1 月爆发的以亡伊、亡所伊为首的南方人民大起义,是无数人民 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参加起义者绝大多数是贱民。他们首先在公州鸣鹤 所(贱民居住区)起事,然后占领公州,并打败了国王派来镇压起义的 3000 大军。以后亡伊等又占领礼山,得到散在庆尚和全罗两道的起义农民的支持, 势力越发强大。统治阶级不敢再用武力镇压,便施展政治阴谋,把鸣鹤所提 升为县,并减轻租税赋役,以麻痹起义的人民。同时一面与亡伊等谈判,一 面以武力消灭其他各地的起义者,企图孤立并消灭亡伊起义军。但统治阶级 的阴谋被起义者识破,亡伊等继续战斗,连续攻占了镇州(今忠清北道镇川)、 骊州(今京畿道骊州郡)和牙州(今忠清南道牙山)等要地,兵锋直逼首都 开京。①亡伊誓言:“宁死于刀锋下,终不为降虏,必至王京而后已。”②后 来,统治阶级以“议和”为名,于 1177 年 7 月,将亡伊诱捕入狱,失掉了领 袖的农民起义军被敌人击溃了。
与南方各道农民起义的同时,西北地区也爆发了城市贫民和农民的起 义。起义者以平安道妙香山为根据地,活动在清川江、大宁江流域一带,到 处打击两班贵族、地主和寺院。起义者占领西京(平壤),处决留守判官及 其他可恶的官吏。朝廷派兵镇压,三易统帅都以失败告终。后来由于严重缺 乏粮食和武器装备,起义者内部产生矛盾,统治阶级乘机进行分化瓦解,起 义队伍发生分裂,最后遭致失败。
在全国人民大起义的波涛中,还有一股洪流向高丽王朝的封建堤围猛烈
冲击。1198 年,首都开京数千名公私奴隶在万积等人的领导下,以“不使三 韩再有贱民”为目标,策划起义,准备杀死两班贵族及压迫者,焚毁奴婢文 书,消灭良贱有别的身分制度,恢复奴婢和贱民的自由。但由于叛徒告密, 他们的起义计划失败了。可是,在南方晋州却爆发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1200 年,晋州公私奴隶揭竿而起,很快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袭击乡吏, 烧毁他们的宅院,一年之内消灭敌人 6400 余人,战果辉煌。后来由于阶级异 己分子窃取了领导权,导致起义失败。
在全国人民大起义的打击下,高丽王朝日趋衰落。
外族入侵与高丽王朝的灭亡 高丽王朝时期,朝鲜曾先后遭受契丹、女 真和蒙古等外族的侵略。契丹和女真都是先后兴起于中国东北部的游牧或半 游牧的民族,东邻朝鲜。916 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建立契丹 国①。926 年,契丹灭渤海国,以后又征服女真,势力逼近朝鲜半岛。993 年, 契丹数十万大军进攻高丽。高丽军民在爱国将领徐熙的领导下奋起抵抗,给 入侵者以有力的打击。但是怯懦的统治者坚持议和,接受屈辱的议和条件, 承认契丹(辽)为上国,高丽为其属国,每年纳贡六次,并与一向友好的宋 朝断绝盟交关系。1011 年和 1018 年,契丹又先后两次入侵高丽,给高丽造 成严重损失。
① 919 年起松岳始称开州,后称开京(即今开城)。
② 《高丽史》卷十九,明宗,七年三月。
① 947 年改国号为辽,983—1066 年间重称契丹。
12 世纪初,以完颜部为中心的女真族逐渐摆脱契丹的控制,日益强盛起 来。1115 年,首领阿骨打称帝,以会宁(今黑龙江省阿城县)为都,建立大 金国。1125 年灭辽,翌年推翻北宋王朝,接着又威胁高丽。高丽国王被迫以 称臣纳贡为条件,得以保持傀儡政权。
13 世纪初,蒙古崛起,高丽王朝被迫向蒙古纳贡。1231 年,蒙古借口使 臣被杀,大举入侵高丽。以崔瑀为首的武人政权,腐败不堪,无力抵抗,敌 军长驱直入,很快逼近开京。高丽统治者惊惶失措,赶忙与蒙古侵略者议和, 接受屈辱的和约。蒙古除索取大量贡纳外,还在高丽各地设置达鲁花赤(镇 守官),以监督高丽军政。1232 年,高丽政府下令杀死各地的达鲁花赤,然 后避难于江华岛,以防蒙古来袭。蒙古对此实行报复,从 1232 至 1259 年, 先后 5 次大举侵略朝鲜,兵锋所至,烧杀劫掠,破坏甚烈。高丽王朝统治者 避匿于海岛,不但不积极地组织军民进行抵抗,反而一味寻求“议和”。1258 年,双方达成“和议”,条件是高丽接受蒙古监督国政,每年向蒙古朝贺进 贡,并以王子入质。之后,高丽朝廷由江华岛迁回开京,拆除岛上防御工事,
撤走岛上驻军,以示臣服之诚意。 但是,人民反对屈辱投降,坚持进行抵抗。“三别抄军”(左别抄军、
右别抄军和神义军的合称)南下珍岛(今全罗南道),联合西南各地农民义 军,据险抗战。他们控制了南海一带,给蒙古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并且破坏 了蒙古企图利用南海作为侵略日本前沿根据地的计划。腐朽的高丽王朝不顾 民族利益,一再帮助敌人进攻自己的人民。1274 年,它与元朝①联军攻占三 别抄军的根据地——济州岛,消灭了人民的抵抗力量。
1368 年,中国人民推翻了元朝政权,建立明朝,为高丽摆脱蒙古的压迫
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高丽王朝继续依附于蒙古残余势力,并且与明朝对立。
1388 年,高丽为阻止明朝收复铁岭(今辽宁省)东北的土地,派兵进攻辽东。 当高丽军队到达鸭绿江时,右军都统李成桂举行兵变,班师回国,肃清以崔 莹为首的亲蒙古派势力,掌握了实权。1392 年,李成桂废恭让王自立,1396 年改国号为朝鲜。高丽王朝由是灭亡。
① 1271 年,蒙古汗国由忽必烈定国号为元。
第三节 日本
大化改新 7 世纪以来,建立在部民基础之上的大和国面临着需要进行一 场深刻变革的非常时期。由于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以及大陆文化的广泛传 播,大大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7 世纪,儒学、汉字和佛教等精神文明在 社会上特别在上层社会广为流行;与此相应,生产技术等物质文明亦有很大 提高。铁器日益普及,各地出现了适合于水稻生产的各种新式农具:铁锄、 铁锹、铁犁、大型曲镰等;农业技术有了革新,铁犁用畜力牵引,水稻插秧 和从根部收割的方法普遍推广;对粟、麦等旱田作物的种植业已开始;灌溉 技术也有了改进,开始引水上山,把许多坡地、台地改造为水田,扩大了耕 地面积。此外,人口也有了明显的增加。
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生产过程的个体性,个别家族脱离部民组织独立生 产的趋势日益强烈。这种现象使政府和贵族失去了对部民的控制,不仅减少 了财政收入,而且动摇了部民制度,动摇了大和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
6、7 世纪之交,中国重新实现统一,隋、唐两朝相继崛起。唐朝完善了 自北朝以来实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法制完备的强大 的中央集权制国家。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文化对周边国家和东亚世界产生了 强烈的影响。在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改革政治体制,加强集 权化。日益强盛的新罗不仅驱逐了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势力,并且威胁着日本 的盟国百济。
东亚政治形势的变化给日本带来巨大压力,特别是在朝鲜的失败,大和
国不止丧失了一向赖以输入大陆先进文化的通道,在经济方面造成重大损 失,而且政治威信也大大降低了,因而进一步加剧了大和国日益深化的社会 危机。统治阶级在国内的争夺加剧起来,他们“各置己民,恣情驱使。又割 国县山海林野田池,以为己财,争战不已。或者兼并万顷田,或者全无容针 之地。”①统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增置部民,战争不已,严重地破坏了社会 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安定,把广大人民拖向饥寒交迫的深渊。官逼民反,“强 盗窃盗并大起之,不可止。”②人民的反抗斗争,不仅从政治上打击了统治阶 级,并且由于人民大量逃亡,造成“脱籍逃课者众”③,给统治者带来经济损 失。
在日趋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的压力下,自推古朝(593—628 年)以来,以
摄政圣德太子(593—621 年)为首的日本统治者试图改革政治体制,建立中 央集权的天皇制国家。起初,圣德太子企图利用隋文帝进攻高句丽的机会, 出兵朝鲜恢复对任那(朝鲜半岛南端)的统治,以此为转机来改变日本面临 的困境。但由于政治腐败,国力软弱,虽然几经努力,都未能实现预期目的。 侵略朝鲜的计划受挫后,圣德太子转而着手解决国内问题。圣德太子受过良 好的汉文化教育,对儒学和佛教颇有造诣。他试图以儒、佛思想补充和完善 传统的神道机能,更好地为皇室中心主义服务,即“以神道为政治之根本, 用儒道提高国民道德生活,更用佛教醇化其宗教生活。”④因此,他积极摄取
① 《日本书纪》孝德天皇大化元年。
② 同上书,推古天皇 34 年。
③ 同上书,钦明天皇 30 年。
④ 大川周明:《日本文明概说》第 33 页,东亚会刊,1939 年 1 月。
大陆文化,进行政治改革,以期建立天皇制的中央集权国家。603 年(推古
11 年),模拟中国官阶制,制定“冠位十二阶”,规定官阶晋升不再以氏族 门第而以个人的才干和政绩为依据。以此遏制贵族特权,提高皇权权威。翌 年(604)又制定“宪法十七条”,作为贵族和官员必须遵守的政治规范。“宪 法”揉合了儒、佛、法等诸家思想,强调君主至上,“国无二君,民无两主”; 号召贵族百官“以和为贵,以礼为本”,奉诏承命,忠君尽职。
为了更好地摄取中国文化,以促进国内政治改革,圣德太子在外交战略 上采取了重要举措。607 年派小野妹子为遣隋使,谋求与隋朝建立对等的外 交关系,从而一改从前那种单方面朝贡,请求中国皇帝册封的“藩属”地位。 同时改变从前主要通过朝鲜半岛输入中国文化的办法,直接向中国派遣使节 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为本国建设需要的文物、制度和技术。著名留学生高向 玄理、南渊请安和僧旻等,都是在这时入隋留学的。圣德太子还积极鼓励佛 教,在“宪法”中提倡“笃敬三宝”,亲自信仰佛教,并修建四天王寺、法 隆寺等多所寺院。因此,佛教空前发展,推古朝晚期,全国有寺院 46 所,僧 尼多达 1385 人左右。佛教兴隆,极大的繁荣了日本古代文化。
圣德太子改革主要是文化精神方面的,没有触及部民制的基础,加之受 到贵族豪强势力的阻碍,其新政治的设想是无法实现的。但圣德太子改革, 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奠定了中日平等友好邦交的基础。尤其是派遣留学 生,积极输入中国文化,为未来的大化改新准备了必要条件。
618 年,唐朝取代隋朝。当时,日本留学生已在中国留学二三十年。他
们对于唐朝实行均田制,制定律令,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国泰民安,文化 繁荣的大好形势,深为赞赏。回国后,他们创办学馆,宣传唐朝典章制度, 抨击部民制陋习和政治腐败现象,积极倡导以“法制完备”的唐朝为典范, 实行政治改革。大化改新的首脑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就教于他们,并 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方案的蓝图。
苏我氏大臣作为氏族豪强势力的代表,世代外戚,独揽朝政,擅权跋扈,
是改新派建立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的主要障碍。645 年,唐太宗应新罗之请, 发兵征高句丽。这使一向与新罗为敌的日本深感不安。对此,掌握朝政的大 臣苏我入鹿毫无对策,并且一味地谋求专权。与苏我入鹿对立并感受其威胁 的中大兄皇子决定相机发难。6 月 12 日,中大兄利用苏我入鹿出席朝廷接见 朝鲜使节的机会,在中央豪族中臣镰足和归国留学生的协助下,发动政变, 一举消灭以苏我入鹿为首的苏我氏家族势力,夺取了中央政权。14 日孝德天 皇(645—654 年)即位,建年号“大化”,立中大兄为皇太子兼摄政,任命 阿倍内麻吕和苏我石川麻吕为左右大臣、中臣镰足为内臣、僧旻和高向玄理 为国博士(政治顾问)。新政府誓以“帝道唯一”为宗旨,建设新国家。翌 年(大化 2 年)元旦,天皇颁布诏书,开始国制改革,史称“大化改新”。 改新诏书是新政权施行改革的基本纲领,主要内容有 4 个方面:
(1)废除皇室和贵族的私有土地和部民(部曲),收归国家,是为公地 公民。对大夫以上高官贵族赐予食封;
(2)改革统治机构,建立京师和地方行政机构(国、郡、里),设置关 塞、防人(戍边军)及驿站,各置职官;
(3)造户籍、计帐(赋税薄帐),施行班田收授法。凡田长 30 步、广
20 步为段,10 段为町;①
(4)改革租税制度,施行租庸调新税法。 这些纲领的实施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尖锐复杂的斗争过程。一些保守的氏
族贵族不甘心丧失传统特权,他们竭力阻止和破坏改新,伺机反攻。新政府 成立之初,苏我氏余党古人皇子勾结一些保守派中央豪族谋反,事露被杀。 嗣后,右大臣苏我石川麻吕和有间皇子亦因涉嫌谋反而先后被镇压。664 年, 保守派中央豪族利用日本进攻新罗(白村江之战)失败,引起国内不安之机, 向中大兄(天智天皇)施加压力,迫使天皇下诏恢复贵族部分土地和部民, 改新事业受到了挫折。668 年,中大兄在近江新都即位,是为天智天皇。即 位后,天智天皇沉湎于安逸的享乐生活,“朝廷无事,游览是好”。①围绕着 改新和迁都问题,改新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以大海人皇子(天 智天皇之弟)为首的激进派对天智天皇的妥协退让和不再积极进取的消极态 度十分不满,于是兄弟失和。671 年,天智天皇剥夺了大海人皇子继承皇位 的资格,另立大友皇子为太子兼太政大臣,并任命中央豪族苏我赤兄臣和中 臣金连等为左右大臣,于是保守派掌握了权力。大海人皇子被迫出家吉野, 是年末,天智天皇死,大友皇太子即位。大友朝廷对大海人出家吉野十分不 安,认为是“虎著翼放之”,②后患极大,因而预谋除之,大海人皇子得知消 息后,决定先发制人。672 年(壬申)6 月,大海人从东国举兵造反,于是爆 发全国内战,史称“壬申之乱”。结果大海人获胜,消灭了大友朝廷,大海 人即位,是为天武天皇(672—686 年)。
“壬申之乱”是改新派和保守派最后一次决战,大海人在短短的 32 天中
一举消灭大友政权,反映了改新是时代的要求。大海人即位后,全面推进改 新事业,万事独裁,真正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675 年(天武 天皇 4 年),下诏废除 664 年(甲子)中大兄一度恢复的氏族贵族特权,把 诸王诸臣所占有的土地、山泽岛浦和部曲一律收归国有,彻底废除了私地私 民制度。翌年改革贵族官僚食封,“除以西国,相易给以东国”,以防止贵 族豪强形成地方势力。4 年后规定食封限 30 年,期满收公。684 年,重定贵 族身份秩序,作“八色之姓”。接着又“更改爵位之号”,把官阶扩大为 48 阶,打破大贵族对官位的垄断,为中小贵族进身仕途创造了条件,从而扩大 了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天武天皇还注意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民生产。681 年开始制定“飞鸟净御原令”。后经持统、文武等朝的修订和补充,到 701 年(大宝元年)修成“大宝律令”,标志着大化改新的完成。718 年(养老 2 年)修订,编成“养老律令”,留传至今。
大化改新是以中大兄为首的改新派在遣唐留学生的影响和支持下,以“法 制完备”的唐代集权制国家为典范,为建立天皇中心主义的律令制国家而进 行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改新派执政后,自上而下,变法革新,废除部民制代 之以班田收授制,为新国家奠定了基础,从而改变了政权性质,使之成为为 新的封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大化改新,把广大部民(农民)从氏族 贵族的占有下解放出来,作为公民授予口分田,负担一定的租庸调,地位有
① 段、町为日本古代田积单位,1 段约为 9.918 公亩。
① 《藤原家传》(大织冠传)上。
② 《日本书纪》卷二八,天智天皇十年纪。
所改善,“百姓大悦”,①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改新确立了律令制的中央集 权国家,把从前占有土地和部民、独立性很强的氏族豪强改造成为律令制国 家服务的官僚,大大削弱了他们的传统特权,限制了为争夺土地和人民而进 行的无休止的斗争,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
律令制国家的结构 所谓律令制,就是以律令作为国家基本法制体系。 律令制属中国封建法制体系。701 年(文武天皇大宝元年),日本参照中国 律令制编成第一部律令法典《大宝律令》,确立了律令制国家法的基础。718 年(元正天皇养老 2 年),在《大宝律令》基础上修订成为《养老律令》。 律令是国家的基本大法,它规定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国民的权利义务,是 改新派新兴封建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和统治工具。
基于律令制,建立了天皇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官僚政治体制;施行 土地国有原则和班田收授法;确立了身份制度,将全国人民划分为良民和贱 民两大等级,并以此作为律令国家的基本秩序。良民包括皇族、贵族和平民
(主要是农民),属于公民,即自由民。但良民等级中又以有无位阶和官职 而区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前者包括皇族、贵族和官僚,他们垄断国 家政权,免除赋税和课役,享有种种特权。一般农民则属于不享有特权的平 民阶级,亦即被统治阶级。
在良民之下的是贱民。贱民分为陵户(为皇室守墓者)、官户(为朝廷
服役者)、家人(为贵族服役者)、公奴婢(朝廷所有的奴隶)和私奴婢(个 人所有的奴隶)五类,统称“五色贱民”。贱民没有公民权,人身处于不同 程度的依附地位。家人以上的贱民准许有家庭,生活自立,其人身不得买卖, 私人亦不得将其降为奴婢。奴婢的地位最低,其人身与牛马等同,买卖或转 让,任凭主人处断,但不得随意处死奴婢。良贱之间界限森严,两者不准通 婚。奈良时代,贱民约占全国人口(约 600 万)的 10%左右。由于政府根据 一定需要往往“放贱从良”,到奈良时代末期,贱民人数日少,良贱身分制 渐趋瓦解。
律令国家授予良民土地。一般良民(农民)授予口分田,6 岁以上男子
每人 2 段(反),女子为其 2/3,6 年一班,死后归公。另外,按户分给均等 的宅地和园地。这种土地分配制度,称为班田收授法。口分田限终身使用, 不准世袭、买卖或转让,但可以出赁,限期 1 年。宅地和园地为私有地,由 田主自由支配。山林池沼等地属于公共所有,良民可以自由利用。领取口分 田的农民,即班田农民须对国家负担租、庸、调及杂徭等赋役。租是对口分 田征课的田税,每段地缴纳稻谷 2 束 2 把(后改为 1 束 5 把),相当于收获
的 3%左右。庸和调是对成年男子的征课,庸为岁役,正丁每年 10 天,次丁 减半。①调为贡税,征收各地的特产物,主要是绢、丝、棉、布以及铁、盐、 鱼、纸等物。杂徭是地方政府对成年男子征课的劳役,正丁每年 60 天,次丁
30 天,少丁(中男)15 天。 另方面,律令国家对良民的上层,即贵族官僚阶级,按其官职、位阶、
功勋分别授予不同数额的土地,称为职田、位田、功田或赐田。职田是国家 给予各级官吏的禄田,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受田的官吏只享有收益权,即
① 《日本书纪》考德天皇纪。
① 律令法规定,男子 21—60 岁为正丁,17—20 岁为少丁(中男),61—65 岁为老丁(次丁)。丁男是律 令国家各种赋役的主要承担者,统称课丁或课口。有课丁的户,称课户,无课丁的户,称不课户。
享有该土地上农民应缴给国家的庸调的全部和租的 1/2,以为俸禄,称为食 封,被其剥削的农民称为封户。职田只限于官吏任职期间,死亡或罢官后收 公。位田(位封)是授予五位以上贵族的封地,正一位 80 町至从五位 8 町, 限终身占有,除位或死亡后收公。但贵族的爵位是世袭的,所以位田实际上 也等于世袭。功田,是授予功臣的土地。功田分四等,没有固定的额数,大 功永世所有,上功传曾孙,中功传孙,下功传子。功田允许传世,但不准买 卖,除犯重罪外,一般不收公。赐田是天皇赐予个别贵族官僚的不附任何条 件的私有地。贵族官吏的土地与农民的口分田不同,是免除一切赋税和课役 的特惠地。这种特惠土地约占农民口分田的 15%左右,②它反映了律令土地 制度阶级性的本质。
律令制国家的基本生产者是班田农民,因而班田农民所体现的生产关系 则是律令制国家的基本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它规定和制约着律令制国家 的阶级性及其特征。在班田制度下,律令制国家作为田主,把土地以口分田 的形式分配给农民独立经营,班田农民则作为国家(田主)的佃户而被固着 在分地上,一方面对分地拥有使用权,另方面必须承担租庸调和杂徭等赋役。 恩格斯指出:“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相反地, 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农民虽然保有自己的土地,但他们是作为 农奴或依附农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必须以劳动或产品的形式给地主进贡。”
①简而言之,“封建经济的基本关系”就是通过土地分封“以取得一定的人身
服役和贡赋。”②班田制就是国家以班给口分田为条件而确立起来的封建剥削 关系。
律令制国家的发达 律令制国家把原来占有土地和部民、独立性很强的
各级氏姓贵族(臣连、国造、伴造等)改组为律令制国家的官僚,把他们占 有的土地和部民收归国家,削弱了贵族豪强的特权,提高了天皇中央政府的 权威;另方面,把广大部民定为良人(公民)并授予口分田,改善了农民地 位,“百姓大悦”。③这些措施,为律令制国家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国势的加强。为适应中央集权化律令政治发展的需要,新国家决定在交 通便利、物产丰富的大和平原北部营建新都平城京(今奈良市西部),710 年由藤原京迁入新都。平城京是仿中国唐朝都城长安建造的,规模宏伟。此
后 70 余年间,以平城京为中心,政治、经济和文化飞跃发展,开创了盛极一
时的奈良时代。与营建首都并行,新国家努力扩大版图。东北方面,征服了 势力很强的虾夷,设置出羽国,并在太平洋沿岸的陆奥地方增设多贺城,作 为进一步经略东北地方的根据地。西南方面,征服了隼人居住的九州南部, 继萨摩国增置大隅国。至 8 世纪初,除东北地方的一部分外,包括九州及西 南各岛屿在内,日本列岛几乎都置于中央政府统治之下。为了加强中央与地 方的联系,政府积极整备交通,以首都平城为中心,开辟了通往全国各地区 的东海、东山、北陆、山阳、山阴、南海、西海等七条交通干道、各干道之 间有大道相连,并在各道设置驿站,形成了覆盖全国的交通网络。这对于加 强中央集权和促进经济文化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② 参见竹内理三:《体系日本史》6《土地制度史》1,岩波书店,1980 年,第 4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5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453 页。
③ 《日本书纪》,孝德天皇元年纪。
另方面,新国家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尤其注意发展对唐关系,曾多次派 遣遣唐使,使团规模之大有时多达 500 余人。遣唐使除负政治使命外,还兼 有摄取中国文物、制度等方面的文化使节的任务。此外,日本与新罗以及当 时的渤海国亦都有外交和商业的往来。
农业的发展。政府为发展农业生产,积极鼓励人民垦荒。722 年(养老 6 年),中央政府令各国(省)垦田 100 万町步。723 年颁布垦田“三世一身 法”,规定凡新掘沟渠而开垦的田地准予三代占有,利用旧沟渠开垦的田地 准予终身占有。垦田如能收获杂谷 3000 石以上,政府还授予六等勋位。于是, 贵族、寺社和农民都积极从事垦田,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同时铁制农具普及, 农业技术进步,利用粪水、绿肥和草木灰等肥田。又奖励耕种旱田,种植粟、 麦、豆以及桑、漆等作物,农业生产力大为提高。8 世纪前半叶,1 段步水田 的稻米标准产量:上田 8 斗 4 升 6 合,中田 6 斗 7 升 7 合,下田 5 斗 8 合, 下下田 2 斗 5 升 4 合。
手工业的进步。由于纺织品和盐铁等物资被规定为庸调的基本品目,所 以这些手工业得到了优先发展。收藏于正仓院和东大寺的精美的麻、丝织品, 反映了当时纺织技术的成就。铁的生产也有显著进步,在各地发现的许多脚 踏风箱残迹证明了这一点,炼铁需要大量的燃料和高温技术,因而促进了烧 炭业的发展,而且掌握了能产生 1000 度以上的高温技术。当时盐厂多在沿海 各地,通过烧海藻制盐。但专门化的手工业统由国家控制,国家设有各种专 门机构经营和管理各部类的手工业生产。官营作坊的手工业工人分为品部和 杂户两大类,品部属良民,但作为官属的手工业工人,他们同属于贱类的杂 户一道为皇室和贵族服役,生产各种手工业品。官营作坊的生产特点是,作 坊、工具和原料等生产手段皆由官府提供,官府派官员(伴造)监督生产, 产品全部为官府所有,手工业生产者只得到微薄的工资。这种生产方式具有 较浓厚的奴隶制生产方式特征。官营手工业不只限于中央,地方各国郡也有。 商业的活跃。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和手工业的发达,商业也日益活跃 起来。平城京设东西两市,有绸缎、丝、布、棉、米、麦、油、盐、干鱼、 生鱼、染料、金属、木材等生活用品,以及武器和牛马等物。交换手段主要 以米、布为媒介。708 年(和铜元年)开始铸造货币,称为“和同开环”。 以后陆续铸造各种货币,至平安中期共有 12 种之多,统称“皇朝十二钱”。 但货币流通主要限于京畿附近,民间仍以米、布为主要交换手段。地方上有 定期集市,商人多为行商,而且大多兼营农业或手工业。所以,律令制时代 的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是有限的,而且由于手工业和商业受国家的控制,私人 工商业者很难发展起来,律令制国家的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律令制国家的动摇 律令制的土地国有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 的,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独立经营和私有条件还不充 分具备的结果。但是,随着律令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独立经营日益成为可 能,各阶层开始要求土地私有的倾向也日益强烈。于是,土地国有制原则受
到了挑战,律令制国家开始动摇并逐渐向着领主制的分权制演变。 班田制的施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在班田制度下广大劳动
人民的负担仍是很沉重的。口分田只能勉强维持一家的口粮,而租庸调三种 赋税就占去口分田的 1/5,此外农民还要负担各种繁重的杂徭和兵役。而且 农民须将作为交纳租税的稻谷运送到郡衙的仓库或京城,途中所需盘费都由 自己负担。这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徭役,不少农民死于途中。按规定,农民一
生要服 3 年兵役,每 3—4 年征发一次,自备武器和食粮。应征后,有的编入 首都的卫府(服役 1 年),有的编入地方的军团(服役 60 天),有的则被派 往边疆充当“防人”(服役 3 年)。地方官府通常把征来的士兵当作奴隶使 役,驱使他们从事艰苦劳作,而且往往延长士兵的服役时间。民间流传说: “一人当兵,全家灭亡,”可见兵役负担之重了。
此外,贫苦农民还要遭受高利贷的剥削,官府和贵族利用农民的困难, 在青黄不接的春季把稻谷贷给农民,秋后本利齐收,称为“出举”。“公出 举”(官方借贷)的利息为 50%,“私出举”(私人借贷)的利息则高达 100
%。后来官府对于不愿借贷者强迫借贷,照例收息,“公出举”成为一种变 相的捐税。8 世纪后半期,有 90%左右的农民属于缺吃少穿的赤贫户。
723 年(养老 7 年)颁布的“三世一身法”,旨在不违反土地国有制的 原则,鼓励民间积极垦荒。但是贵族豪强,却把可以开垦的荒地和山林原野 圈占起来据为己有,驱使所属民和奴婢进行开垦。他们还凭藉特权,多垦少 报或者把利用旧沟渠开垦的田地说成是新掘沟渠开垦的田地,甚至把公田说 成是自己的私垦田。富裕的农民也积极开垦荒地。于是“三世一身法”导致 土地私有制发展。743 年,政府颁布“垦田永世私财法”,公开承认了土地 私有的合法性。以此为契机,土地私有制在全国范围内日益发展起来,而土 地国有制原则则日趋削弱,班田制难以维持。“天下诸人竟为垦田,势力之 家驱使百姓,贫穷百姓无假自存”。①政府企图限制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以 缓和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规定皇室和贵族占田数额,最多不得超过 500 町 步。但实际上却无人遵守政府禁令,淳和天皇本人的敕旨田就多达 3000 町步 以上,东大寺占田更多达 5000 町步以上。
皇族、贵族、寺社及地方豪强等势力之家把垦田和侵占的各类公田一并
据为己有,成为大土地所有者。8 世纪末,他们开始建立私领庄园。许多贫 苦农民投附他们,成为他们的依附者。于是庄园制逐渐发展起来。
初期庄园大都是开发领主建立起来的庄园,称为自垦地系庄园。其中皇
族、中央贵族和大寺社的庄园享有“不输、不入”特权,即免除捐税(不输) 和拒绝地方官吏对其庄园行使行政权(不入)。后来一般开发领主为获得这 种不输、不入特权,便把自己的庄园寄进(投献)给有势力的中央贵族或寺 社,接受寄进的贵族称为领家。有些领家感到自己的势力不足,进而再把自 己的庄园寄进给更有势力的摄关家等权门贵族,称为本所,以求保护。通过 这样的寄进,一般的开发领主也获得了不输、不入权,作为代价,他们须向 领家、本所缴纳一定的年贡,自己则作为其庄园的庄官而保有实际的领主权。 这种寄进关系的庄园,称为寄进地系庄园。10 世纪以后,寄进地系庄园普遍 发展起来。与此相对应,天皇权力衰弱,律令制国家基本解体。
摄关和院政 大化改新的功臣中臣镰足死时(669 年),天智天皇赐姓 藤原氏,授予大织冠的冠位。此后 200 余年,藤原氏一族世代为外戚,专擅 国政,权倾朝野。中臣镰足的儿子藤原不比等官至右大臣。他曾主持编修《大 宝律令》和《养老律令》,他的女儿宫子是文武天皇(697—707 年)的夫人, 另一个女儿光明子是圣武天皇(724—748 年)的皇后、孝谦天皇(749—757 年)的生母,从而构筑了藤原氏家族的权力基础。藤原不比等死后,他的四 个儿子争权,藤原氏家族分裂为南家、北家、式家、京家四派势力,最后北
① 《类聚三代格》卷 15,宝龟 3 年条。
家得势。784 年,日本政府由平城京迁至长冈京, 794 年又迁至平安京(今 京都)。自迁都至 1185 年镰仓幕府成立,史称平安时代。这是日本政治体制 的转型时期,即由律令政治向武家政治的转换时期。858 年,清和天皇 9 岁 即位,藤原良房出任摄政,实际上掌握了中央权力。877 年,藤原良房的儿 子藤原基经又当上了阳成天皇(10 岁即位)的摄政,到宇多天皇(887—897 年)时,改任“关白”①。以后每当天皇幼少、病弱或女帝,藤原氏就以摄政 掌权,天皇长大亲政后则改任关白,继续掌握朝廷大权。于是,摄政和关白 便形成一种例行的政治体制,历史上称为“摄关政治”,独占摄关职的藤原 氏家族则被称为“摄关家”。由于藤原氏是朝廷最有势力的权门势家,并且 掌握着地方国司的任免权,所以地方领主纷纷争向摄关家寄进庄园,以求荫 庇。于是藤原氏一族成为全国最大的庄园领主(本所),而寄进地系庄园则 是摄关政治的经济基础。
天皇为了摆脱摄关家的控制,进行了一系的斗争。1068 年,后三条天皇 即位,开始亲政,并任用非藤原氏系贵族担任要职。他死后,其子白河天皇
(1073—1086 年)在位 13 年,然后就把皇位让给年仅 8 岁的皇太子(崛河 天皇),自己出家为僧,称为法皇(上皇),另立院厅,继续执政 40 余年, 尊定了院政基础。此后,鸟羽和后白河天皇也如法炮制,以上皇身分行使院 政权。这种政治形式称为院政(1037—1191 年)。院政出现后,摄关政治开 始衰落。但是院政却不能恢复律令时代的中央集权制和天皇的至高权威。为 了抑制庄园的发展,朝廷曾多次发布庄园整理令,但收效甚微。11 世纪下半 叶到 12 世纪,官僚贵族以分割公领(地)而建立庄园的现象非常普遍,形成 了所谓庄园公领制。针对这种情况,朝廷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实行知行国
(封国)制度。即把某国的支配权授予个别皇族、公卿或寺社,准其享有该
国租税课役等的收益。但受封的知行国主大都为遥任(住在京都,不到地赴 任),另派子弟或近臣作为代表赴封国代行国务。知行国制最初源于上皇、 女院等院宫分国制,12 世纪扩展到公卿贵族和寺社,知行国制普遍发展起 来,知行国主也逐渐变成世袭。实行知行国制最初旨在抑制公领私有化,然 而,结果却成为公地私领化和庄园化的重要途径。13 世纪初,庄园和公领的 比例大约在 5∶5 与 7∶3 之间。①庄园发展,地方豪强的独立性日益强大,中 央对地方丧失控制能力,社会秩序混乱,盗贼横行。地方豪强为了保护自己 的庄园,扩大势力,把自己家族和仆从青壮男子武装起来,组成一种血缘关 系和主从制相结合的军事集团,其成员称为“武士”。新兴的武士不仅是豪 族的武装力量,也是中央朝廷和摄关家争取和依靠的重要力量。因此,武士 的势力迅速成长,甚至凌驾于中央权力之上。
镰仓幕府的统治 武士力量发展,11 世纪形成两个最强大的武士集团, 即桓武天皇的后裔平氏(桓武平氏)和清和天皇的后裔源氏(清和源氏)。 他们接受天皇的赐姓,移居地方,勾结当地土豪,形成强大的地方豪强势力。 他们还通过介入院政和摄关家的斗争而把势力扩展到中央。1167 年,平清盛 得到后白河天皇的信任升任太政大臣,后来他幽禁后白河天皇,在京都的六 波罗一度树立平氏政权。平清盛死(1181 年)后,平氏势衰。1185 年,关东
① “关白”原来是为天皇禀报奏章,辅佐天皇执政的一种官职。自藤原基经以后变成藤原氏家族独占的首要
官职,实质上是变相的摄政。
① 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1980 年,第 87 页。
源氏击败平氏,控制中央政权。1192 年,源赖朝当上了“征夷大将军”,在 镰仓设立将军幕府,②开始了武家政权镰仓幕府(1192—1333 年)的统治时 代。
镰仓幕府成立后与天皇朝廷同时并存,名义上将军由天皇任命,实际上 天皇朝廷只是象征性的传统中央政府,而以将军为首的幕府则是真正的中央 权力机关。幕府设政所、侍所和问注所,各置长官,辅佐将军执掌全国政治、 军事和司法大权。各国(省)和各地庄园派武士担任守护和地头。守护是各 国的军政长官,地头负责庄园的土地管理、年贡征收以及警卫和治安。后来 守护和地头取代了国司和庄官的职权,并将原来国有土地和贵族庄园的大部 分攫为己有,成为武士领主,即守护大名和地方土豪。所以,以将军为首的 武士阶级就是武士封建主阶级。将军和武士结成主从关系,武士作为将军的 家臣,尊称为“御家人”。将军对家臣(御家人)赐予官职和土地并保护其 既得权益,称为“御恩”。家臣对将军宣誓效忠,承担纳贡和服军役义务, 称为“奉公”。这种主从制又称为“御家人制”。没有和将军结成主从关系 的武士,称为“非御家人”,他们和将军之间不存在“御恩”和“奉公”的 义务关系,但作为臣民必须接受将军的管辖与指挥。
但是,这种主从制度并没有消除御家人与将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1199 年,源赖朝一死,政所执权、源赖朝的岳父北条时政乘 机夺取了幕府的 实权。后来他的儿子北条义时又以政所执权兼任侍所别当,从而完全控制了 幕府的政治和军事大权。北条氏任意废立将军,幕府内讧不已。1221 年(承
久 3 年),京都朝廷乘幕府内讧机会,发动讨伐北条氏的战争,企图废除幕
府,恢复天皇权力,结果失败,史称“承久之乱”。 此后,幕府加强了对京都朝廷的控制,在京都设立六波罗探题,监视朝
廷和公卿,同时加强了幕府机构,1225 年设置“评定众”,由北条氏、三善
氏和大江氏等 11 名有势力的御家人参加,协议决定幕府重要政务。这样,镰 仓幕府就成为以执权为首,以北条氏为中心的封建军事贵族专制政权。1232 年,又制定“贞永式目”五十一条,作为幕府施政和统制御家人的基本法规。 “贞永式目”不仅是武家法规,同时也适用于整个社会。由于实行了这些措 施,13 世纪中叶以后,政治相对稳定,经济也有所发展。
但是,镰仓幕府的稳定局面没有维持多久。13 世纪下半叶,日本接连遭
受蒙古(元朝)的两次侵略,损失严重,特别是西部武士不仅负担了大量的 战费,并且立了战功。然而,战后幕府由于财政困难,借故既不补偿武士的 战争损失,也不给予他们犒赏,引起了西部武士的强烈不满,加深了幕府与 武士的矛盾。另方面,随着商品经济发展,武士阶级发生分化,不少中小武 士趋于贫困和破产,而守护大名(武士大封建主)的势力则日益强大,他们 蔑视幕府,时刻想要打倒北条氏,夺取幕府的领导权力。幕府为了增加财政 收入,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榨取,加之各地不断发生灾荒,人民生活痛苦, 阶级矛盾尖锐化。13 世纪末,各地不断爆发起义,镰仓幕府统治开始动摇, 日趋衰落。
大化改新后的日本文化 大化改新开辟了日本文化发展的新时代。律令 制国家十分注意汲取中国(唐朝)文化,在 630—894 年间,先后派遣了 19 次遣唐使,实际渡海 15 次。遣唐使除大使、副使以外,随行人员多达 100
② 幕府原是将军出征的营幕,自源赖朝在镰仓建立幕府,就转意为将军的官邸和武士政权的中心。
余人乃至 200 余人,有时多至 500 人以上。在随行人员中还有许多留学生和 求法僧,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玄昡、最澄和空海等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对日本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吉备真备在唐留学 17 年,精通儒学、天文和 兵法,回国后在太学教授三史、五经和律令等科目,他用汉字偏旁创造日本 民族文字——片假名。后来空海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 假名。阿倍仲麻吕 19 岁入唐留学,改名晁衡,毕生致力于学习中国文化,73 岁卒于长安。他精通诗文,与唐代大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交往过厚, 并深得玄宗皇帝厚爱,官至御史中丞,封北海郡开国公,食 3000 户,卒后赠 赐潞州大都督。
与日本留学生和求法僧来中国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高僧东渡日 本,弘扬中国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8 世纪中叶,年逾花 甲、双目失明的中国高僧鉴真和他的弟子应邀东渡日本,他们不仅带去了佛 教经典,创立日本律宗佛教;还传播了医药、建筑、雕刻、美术、书法等方 面的知识,极大地丰富了日本文化。日本人民称鉴真等的贡献是“禅光耀百 倍,戒月皎千乡。”
由于日本积极汲取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在日本广泛传播,并且逐渐与日 本传统文化相融合,成为日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奈良时代,日本仿 效唐代教育体制创立一套教育制度: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 助教,教授经学、律令、文学、音韵、书法和算术等科目。同时由于吉备真 备和空海创造了日本假名文字,大大便利了文化的发展。
奈良时代,日本皇族和贵族都通晓汉文和汉诗,如粟田真人、吉备真备、
淡海三船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汉文诗作者。8 世纪中叶编成的汉诗集《怀风 藻》,收录了 64 位诗人的 120 篇作品,内容大多是描写宫廷酒宴或行幸等生 活场面。《万叶集》,约 8 世纪中叶,由著名和歌诗人大伴家持主修,全书
20 卷,收录各种形式的诗歌近 4500 首。其中有著名诗人山部赤人、山上忆
良、大伴旅人、大伴家持等的作品,也有天皇、贵族和平民的作品。《万叶 集》是日本古代和歌(日本诗歌)名著,用汉字音训表音,技巧洗练,风格 自然,尤其是东歌和防人歌,纯朴雄健,反映了律令制度下劳动人民的生产 和生活的真实情景。
律令国家为提高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意识,效仿中国“官修正史”的做
法,编修国史和地志。712 年(元明天皇和铜 5 年),太安麻吕奉敕编成《古 事记》三卷,内容上自神代下至推古朝,以天皇为中心,汉字音训混用,富 有文学色彩,是日本第一部古代史著作。720 年(元正天皇养老 4 年),舍 人亲王又奉敕修成《日本书纪》30 卷,上自神代下至持统天皇,采用中国正 史编年纪事体,用汉文写成。《日本书纪》以天皇历史(本纪)为中心,强 调天皇统治的神圣性和律令国家的权威,政治色彩强烈。书中除皇室系谱(现 已失传)和神话、传说外,还采用了官府记录、个人日记、氏族族系以及中 国、朝鲜等典籍材料。《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简称《记纪》,是研究日 本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到平安时代,继《日本书纪》又先后编成《续日本 书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实录》和《三代实录》等 史书,合称《六国史》。
奈良时代,中国佛教各宗大都传入日本,佛教获得很大发展。743 年, 在首都奈良建东大寺,地方各国建国分寺。随着佛教的发展,与佛教有关的 建筑、雕刻、绘画、金银细工等工艺都有了飞跃的发展。东大寺、唐招提寺、
法隆寺等集中代表了佛教艺术的精华。 奈良文化于天平年间达到全盛时期,史称天平文化,其基本特色是:天
皇和国家本位主义的政治倾向,贵族中心的都市文化,佛教中心的艺术以及 唐朝文化风格的强烈影响。
平安时代,日本逐渐摆脱了对唐朝文化的简单模仿,唐风文化与日本传 统文化相融合,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所谓国风文化。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大 都是用假名写作的,作品体裁多样,有和歌、小说、日记、随笔等,和歌出 现了著名的六歌仙①和《古今和歌集》。《古今和歌集》(全书 20 卷,共收 和歌 1100 首)与《万叶集》素朴有力的风格不同,而是以技巧优美、文笔细 腻著称,称为“古今调”。著名的小说有《竹取物语》、《伊势物语》、《源 氏物语》等。日记和随笔以《土佐日记》和《枕草子》为主要代表,前者是 土佐(今高知县)国司任期终结回京途中写的日记;后者是包括 300 篇不同 题材的文集,作者观察敏锐,文章简洁明快,与《源氏物语》等均为平安时 代的文学杰作。
平安时代的艺术也以表现日本风格为主,在绘画方面,与从前主要描写 山水和人物的唐绘(中国画)不同,出现了线条柔和、彩色艳丽的大和绘(日 本画)。书法方面也出现了体现日本风格的著名书法家,如小野道风、藤原 行成、藤原佐理,他们和早期的唐风书法家嵯峨天皇、空海、橘逸势(合称 “三笔”)对称“三迹”。
镰仓以后,日本文化以反映武士的生活风尚为主要特色。武士道德,要
求忠君守义,重名轻死。适应这种要求,具有神秘主义思想的宋代理学和禅 宗佛教发展起来。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朱子学)宣扬封建伦理纲常是永恒 不变的“天理”,人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要人们以“天理”克制人欲,“去 人欲,存天理”。这种主张很适合强调封建主从制和忠君守义的武家思想要 求。
在文学创作上反映武家兴亡和战争情况的战记小说繁荣起来,如《保元
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等。战记小说是一种新的散文文学作 品,如《平家物语》是采用琵琶师向群众弹唱的故事编辑而成的,作品表达 了对没落阶级的同情,还有较强烈的敬神思想,特别是佛教的无常和往生思 想,但又能超脱这种局限,把握那个时代的新阶级和新人物的命运,显示出 蓬勃风发的气氛。诗歌方面,出现了新型的连歌。连歌与一般的和歌不同, 它是两人以上的集体创作,即由一人作上句,另一人作下句,合成一首连歌, 近似汉诗的联句。连歌不受和歌那种讲究写作技巧、笔法细腻的风格限制, 自由活泼,平易通俗,富有娱乐性,为武士和广大民众所喜欢,室町时代, 极为流行,并且发展为由数人咏唱 50 句乃至 100 句的长连歌。
艺术风格也发生变化,寺院建筑出现了天竺式和唐式,前者以雄伟豪壮 见著,传至今日的代表作首推东大寺的南大门;后者以禅宗的伽蓝为代表, 中间有总门、三门、佛殿和法堂,左右配置钟楼、经藏、禅堂、浴室,整肃 端庄。住宅建筑出现了“武家造”,是一种有防御设备、样式别致的武家住 宅。绘画艺术以佛教绘画为主,特别是密教绘画和净土教绘画最为盛行,如 阿弥陀来迎图、十界图等。阿弥陀来迎图描写阿弥陀佛来迎接渴望往生净土
(极乐世界)的人们;十界图则描写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恶神)以
① 六歌仙:在原业平、小野小町、僧正遍昭、喜撰法师、大友黑主、文屋康秀。
及人们在世时的罪恶,以与极乐净土对比,引导人们信仰净土。
第四节 越 南
越南封建国家的发展 10 世纪以前,越南作为中国的藩属,曾长期处于 中国封建政权统治之下。这期间,中国封建文化在越南各地广为传播,推动 了越南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唐朝末期,越南人民反抗封建剥削,争取国家 独立的斗争高涨。939 年,越南将军吴权击败了中国的南汉军队,自立为王。 至此,越南摆脱了中国的统治而成为独立的国家。944 年,吴权死后,大封 建主争权,国家陷于长期分裂状态。1009 年,殿前指挥使李公蕴夺取政权, 建立李朝大越国①,定都升龙(今河内),实现了越南国家的统一。
李朝实行中央集权制。中央机构设立文武两班,文班以辅国太尉(宰相) 为首,武班以枢密使为首,辅佐国王治理国家。地方行政,全国分为 24 路
(府),路以下设州,州以下设县、乡、甲等行政单位。李朝还建立强大的 军队,以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统治。中央设禁军,保护京畿。各路(府)驻 有地方军。全国 18 至 60 岁的男子一律为壮丁,由地方政府登记造册,轮流 服兵役。1042 年,编成刑书,是越南第一部成文法。
土地属于国王所有,国王将一部分土地分封给贵族、功臣和官吏,作为 食邑,称为“拓刀田”。此外,寺院也占有大量土地,称为寺田。封建主主 要使用近似农奴地位的依附佃农以及部分家奴为其耕作;王室的土地则主要 由战俘、奴隶或罪犯耕作,收成也完全归王室所有。除封建主的土地外,还 有农村公社的土地和农民的私有地,但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并负担各种徭 役。最初,封建主的食邑(拓刀田)不准世袭或转让,但后来土地买卖和典 当的现象日益增多,政府索性允许土地买卖。于是土地兼并和大土地所有制 迅速发展起来。政府还规定,凡出卖或典当 20 年的土地都不能赎回。土地兼 并,造成大量失掉土地的贫苦农民,他们处境艰难,生活困苦。此外,当时 社会上还存在大量奴婢,而奴婢买卖的现象也很普遍。
李朝初期,采取各种措施发展生产。李公蕴即位后,下令免税 3 年,并
废除贫困户积欠的捐税,禁止屠杀耕牛。又开凿沟渠,修堤筑坝,以利灌溉。 李太宗(1028—1054 年)还把从占婆掳来的 5000 战俘用于农业垦殖,以扩 大耕地。神宗(1128—1138 年)时期,每年让士兵回家耕作 6 个月。这些措 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1、12 世纪,越南封建社会空前繁荣,不 仅农业发达,手工业和商业也相当活跃。首都升龙有各类官营手工业作坊, 生产者主要是政府从民间征调的工匠,他们被强制性地从事劳动,工资微薄, 仅能糊口。官营手工业作坊主要为宫廷和官府服务,产品供其消费,一般不 作为商品销售。私人手工业作坊规模很小,设备简陋,被政府课以重税,且 受种种限制,一般很难发展。对外贸易,除中国外,还与暹罗及南洋诸国通 商。重要的商业贸易由国家垄断,私人很少染指。
1225 年,李朝女皇让位于其丈夫陈日煚(jiǒng),开始了陈朝(1225
—1400 年)的统治时期。陈朝统治者鼓励农民垦田,扩大耕地面积。又开通 沟渠河道,发展水利灌溉。陈朝放宽了对工商业的控制,私人工商业者有所 增加。首都升龙分为 61 坊,商人和手工业者都有固定的街坊。1226 年,陈 太宗统一货币,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农村也部分地开始施行货币地 租。但重要的工商业仍由国家控制,大商人多是御用商人,他们兼营高利贷,
① 李朝(1009—1225 年),1054 年改国名“大越”。
兼并土地,与官僚贵族一起盘剥人民。
越南的扩张和蒙古的入侵 10 世纪以前,越南版图仅限于今越南北部和 中部地区,其南是占婆国,(我国古籍称之为“林邑”),再南是水真腊(柬 埔寨)。占婆富庶,商业发达,地理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982 年,越南前 黎朝举兵侵略占婆,陷其都城,杀其国王,夷其城池,掳掠无数金银财宝以 及大批战俘。占婆被迫将都城南迁至佛誓城(今平定省)。李朝时期,进一 步加强对占婆的侵略。1044 年,李太宗大举进攻占婆,杀其国王,生擒 5000 余人,斩杀无数,“血涂兵刃,尸塞原野”。① 1069 年,李圣宗侵略占婆, 俘其国王,吞并其北部领土布政、地哩和麻令等三州地区。13 世纪后期,占 婆遭受蒙古侵略,力量大为削弱。越南乘机迫使占婆割让乌、厘二州,并成 为越南的藩属。以后,越南逐步蚕食占婆南部各州,直到 17 世纪完全合并占 婆为止。
越南还多次侵略其西邻老挝,占领莒隆等地区。1334 年,陈朝上皇明宗 征老挝,为了炫耀战功,还在山上磨岩刻碑(在今义安襄阳县沈香村),如 今它已成为越南侵略老挝的历史见证。
宋朝时期,中国防卫力量软弱,边患多发。宋初忙于应付北方一些少数 民族的入侵,无暇南顾,越南乘机从南部大肆侵略中国。据《宋史·交趾传》 记载,从宋太宗至宋神宗熙宁年间(976—1068 年),越南入侵中国达数十 起之多。如,995 年,以战舰 100 余艘,“寇如洪镇,略其民,劫廪食而去”。
1015 年,“寇钦州如洪寨,钞人畜甚众。”1028 年,李太祖(李公蕴)“令
其子弟及其婿申承贵率众内寇”。又 1036 年,“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 石面州又诸峒。略居人、牛马,焚室庐而去。”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 统治集团内部对立,造成政治动乱。越南乘机大举侵略中国。1075 年,李朝 派大将李常杰等率海、陆大军,分三路入侵广东、广西一带地区,攻占钦、 廉、邕州(今广西钦州、合浦、南宁)等地。越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大 肆施暴,仅邕州一地,军民被杀“凡五万八千余人”,连同钦、廉二州,“兵 民死者十余万口,掳妇女小弱者七万八千口”。①李常杰等侵略者还以反对王 安石变法,“拯救”中国生民的姿态,为其侵略行径障目。他们到处张贴告 示,扬言青苗法“荼毒生民,我今兴师欲相拯救”。②
越南变本加厉的侵略行径,迫使宋朝不得不进行必要的反击。1076 年,
宋神宗任命广南宣抚使郭逵为招讨使,并约占婆、真腊共攻越南。郭逵于富 良江以巧妙的战术,大败越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越军“蹙入江水者不可 胜数,??杀其大将洪真太子,擒左郎将阮根。乾德(李仁宗)惧,奉表诣 军门乞降,??于是逵??乃班师”。③
当越南封建统治者耀武扬威的时候,它却受到比它更强大的蒙古扩张主 义者的侵略。1257 年,忽必烈派使臣要求越南降服,遭拒绝。次年初,忽必 烈派兵从云南大理沿红河大举入侵越南,很快攻陷首都升龙,国王出走海岛。 后来越南以纳贡为条件,蒙古暂时罢兵。1284 年,蒙古分水陆两路大军再次 进攻越南。陆路从越南北部入侵,占领首都升龙;海路从南部登陆,攻取占
①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李纪一·太宗》。
①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卷三、《越南史略》卷二。
② 《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三。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九。
婆,包抄义安。越南腹背受敌,王廷退守清化。越南军民在爱国将领陈国峻 的领导下,奋勇抵抗。1285 年,在咸子关渡口力挫蒙古侵略军,收复升龙。 不习惯水战的蒙古军队大败而归。两年后(1287 年),蒙古为了报复,又水 陆并发,第三次入侵越南。陈国峻领导军民继续抵抗。1288 年,白藤江一役, 出奇制胜,大败敌军,活捉蒙军大将乌马儿等 4 人,缴获战船 400 余艘,取 得了抗蒙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但是,越南统治者害怕蒙古人再来报复,主动 遣使进贡以示“赎罪”,蒙古最后罢兵。
后黎朝时期的越南 4 世纪末,陈朝宰相(同平章事)黎季犛(lì)擅权。
1400 年,废陈氏少帝自立,国号大虞,改姓胡。1406 年,胡氏杀害从中国(明 朝)流亡归来的陈朝王子陈天平。明朝借故对越出兵,1407 年,消灭胡氏政 权。明朝扶持陈氏宗室恢复权力,统治清化以南地区;明朝占领越南北部, 置交趾布政司,施行统治。但是,越南人民不断进行反明斗争,1418 年,爆 发黎利起义,得到各地的响应,势力迅速扩大。明朝派兵镇压失利。1427 年, 明朝与黎利议和,明朝撤销交趾布政司,结束对越南北方的统治。黎利建大 越国,定都河内(升龙),史称后黎朝(1428—1789 年)。越南恢复了独立 和统一。
后黎朝巩固和强化封建集权统治。中央设 6 部,全国分为 12 道,道以下 设府、州、县、社等行政单位。各道长官由国王任命,职掌军事、政治和司 法大权;另设监察御史,监督各道行政。任官实行科举制,每 3 年开科 1 次。 为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编纂《洪德法典》,规定官制、军制、刑法、民法等 法律制度。法典规定,国王权力高于一切,全国臣民必须效忠于国王,任何 不忠于国王的行为都将受法律的制裁。
1430 年,施行“均田法”,规定官吏和军民占田等级和数额。所谓均田
法,广大人民分得的土地仅是极小部分,而少数官僚贵族则获得大量土地, 如亲王所得世业田、赐田、祭田等,往往多达 2000 亩以上。均田法实施后, 农民成为王室或官僚贵族的依附佃农,固着于土地上。为充实农业生产劳动 力,政府使 15 万兵士归田;留下的防卫军 10 万人,也分为 5 班,轮流还乡 耕田。又疏浚河道,修筑堤坝,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 恢复和发展。
在工商业方面,朝廷从民间征调工匠,设立“百作诸局”,制造兵器、
生产各种奢侈品,以供王室和贵族享用。首都河内是工商业中心,生产绫罗、 绸缎、绵布和纸张,行销各地。民间手工业也有一定发展,并且出现专业化 倾向,以致组织手工业行会。国家统一度量衡,铸造货币,促进商贸发展。 越南和中国及东南亚各国均有贸易往来。
后黎朝初期,越南经济发达,国势强盛。1470 年,黎圣宗发兵 20 万大 举侵略占婆,攻陷其首都,俘其国王,把占婆北部并入越南版图,改置广南 道。同时又征服老挝,成为中南半岛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由于内外矛盾 的发展,16 世纪初,越南开始走向衰落。
第五节 儒学和佛教在东亚的传播
儒学在东亚的传播 儒学是春秋时代孔子创建的伦理道德学说,战国时 代经孟子的继承和发展而形成系统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学“祖述尧舜,宪章
(效法)文武”,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 庸”之道。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由于 儒学重视传统伦常关系,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秩序,所以备受历代 统治阶级的尊崇。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儒学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体系。但是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一些儒学家往往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 各种儒家学说来,从而形成各种儒学流派。如在汉代,有以董仲舒和刘歆为 代表的今、古文经学以及谶纬之学;在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 释儒经的玄学;在唐代,有韩愈为排佛而捍卫儒家正统的“道统”说;到了 宋明时代,出现了兼取佛、道思想的程朱派和陆王派的理学,并且成为占主 导地位的儒家学说;清代又出现了汉学和宋学之争,以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 学之争,直到“五四”运动前后,儒家思想才逐渐丧失了传统的支配地位。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 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 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 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
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朝鲜,早在公元 1 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 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 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 高句丽于 372 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 4 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 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 6 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 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 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 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 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
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 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 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 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 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 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 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①
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 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 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 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 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 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 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
① 参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儒学条。
挥着重要影响。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 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 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 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 500 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 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 5 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 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 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 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①传授儒家思 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 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 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 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 “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 “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 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 必修的教养。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 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 年制定的基 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 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 经》为必修科目。757 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 奖励“孝子”、“贞妇”。701 年,日本开始祀孔。768 年,称德天皇敕称孔 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 年),“敦崇儒术,释奠之 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 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
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 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 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 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 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 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 1590 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 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 年著《四 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 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 150 余人,其中 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 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 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 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
① 五经为:诗、书、礼、易、春秋。
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 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 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 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 了巨大作用。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越南人士燮游学洛阳, 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 40 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 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 到了儒学教育。10 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 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 世纪 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 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 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 世纪 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 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发源于印度次大陆,后经南北两个方向向外传 播。南传佛教以小乘为主,主要流传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 寨等东南亚各国,其佛教经典属巴利文系统。北传佛教以大乘为主,主要流 传于中国、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以及越南,其经典属汉文系统;其中西藏 的佛教,又称为藏传佛教,主要是大乘的密宗,后来发展为喇嘛教,其经典 属藏文系统。
北传佛教以中国为中心。大约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 6—1 年),佛教从
印度通过西域传入中国。东汉桓帝(147—167 年)时,洛阳业已成为佛教传 播中心。魂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动乱,人民苦难,期望从宗教中寻求安 慰,佛教得到广泛发展。各种佛教经典翻译、佛学研究、寺院建设以及寺院 经济等空前增加,名僧辈出。其中道安有各种佛教著述 48 种,又创僧尼规范 三例和佛教徒以释为姓的法规;鸠摩罗什所译《金刚经》、《法华经》、《维 摩经》等,成为后来中国佛教各宗派立宗的经典依据;慧远不但精于佛学, 而且精通儒学,他谈空说有,为佛教的中国化作出了贡献。各种经师、律师、 论师蜂起,并形成许多学派。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把佛教当作“坐致太平” 的思想工具,积极扶持寺院和佛学发展。南梁时,佛教寺院多达 2846 所;北 魏时,中国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敦煌千佛洞、大同云岗、洛阳龙门等三 大石窟都已初具规模。
隋唐时期,统治者采取儒、佛、道三教并用方针,佛教臻于鼎盛。唐朝 尊崇佛教,唐太宗对孤征 17 年,身行 5 万里,从印度归来的玄奘给予优遇, 并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翻译机构。玄奘译出大乘经论 75 部,1335 卷,译经 水平和规模皆高出前代。唐玄宗时,诏令全国设立开元寺,作为地方的首席 寺,重要的佛教典礼都在这里举行。高僧不空①圆寂时,唐代宗为之休朝三日, 可见对佛教尊崇之深。
中国佛教原来只有学派而没有宗派,隋唐以来,佛门讲究衣钵的传承, 逐渐形成宗派。主要有八大宗派,即:
三论宗。创立者为吉藏(549—623 年),因以研习《中论》、《十二门
① 原籍北天竺,一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
论》和《百论》而得名,又以着重宣扬“诸法性空”,亦称法性宗。该宗认 为,世界森罗万象皆由因缘而生,空幻不实,宣传一切无所得的观念。
天台宗。创建者智顗(538—597 年),因居浙江天台山而得名。该宗以
《法华经》为经典,故又名法华宗。天台宗主张世界本体是空无的,一切“皆 由心生”,故又称空宗。
法相宗。玄奘(602—664 年)创立,立宗经典为《成唯识论》、《解深 密经》和《瑜伽师地论》,因以论证“万法唯识”,“心外无法”为宗旨, 故又名唯识宗。由于该宗的教义极为繁琐,所以传三代以后就衰微下去。
华严宗。宗祖法藏(643—712 年),因以《华严经》为立宗之基,故名。 该宗体系庞杂,把“一真法界”(即真如佛性)视为世界一切现象的本源, 用法界缘起理论说明现象间的关系,宣扬客观世界依赖于主观世界而存在的 唯心论。
密宗。亦称“密教”或“真言宗”。7 世纪后由大乘佛教的一部分派别 与婆罗门教相结合而成,流行于德干高原一带地方开元年间传入中国。该宗 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礼仪、民俗信仰为特征,主要经典有《大日经》、《金 刚顶经》和《苏悉地经》。因该宗仪轨复杂,仅传两代后即衰。但该宗传入 西藏后与当地苯教融合,形成喇嘛教。在藏、蒙古、土、裕固、纳西等族地 区广泛流行。
律宗。“律宗”是“南山律宗”的简称,因其创立者道宣(596—667 年)
住终南山,以小乘法藏部的《四分律》为该宗戒律,故名。其宗旨是通过戒 律来防止诸恶,奉行诸善,以成佛道。《四分律》形式上虽属小乘,但以大 乘教义释其义,故实质上仍属大乘。天宝年间,该宗由鉴真传入日本。
禅宗。因主张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又因宣传“佛在心中”,
亦称“佛心宗”。相传创始人为菩提达摩,传至五祖弘忍而分成南北两宗, 北宗神秀,南宗慧能。北宗主张通过长期苦修,逐渐觉悟成佛,即渐悟说。 南宗主张“顿悟”,认为佛在心内,觉悟不假外来,只要净心自悟,不经苦 修,不读诵大批经卷,就可以成佛。强调“以无念为宗”和“即心是佛”、 “见性成佛”。俗语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南宗的主张。南宗 的简明直截的得道理论是对佛教繁琐哲学的重要革新,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 欢迎。后来怀海(720—814 年)又制定《禅门规式》,提倡修持和生产劳动 相结合,南宗更加深入群众。中唐以后,南宗不仅成为禅宗正统,而且几乎 取代了佛教的所有各宗派,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南宗的主要经典是慧能的
《坛经》,在中国佛教典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净土宗。初祖慧远,唐代善导创立。主要经典有《无量寿经》、《观无 量寿经》和《阿弥陀经》。宣称众生信仰阿弥陀佛并一心专念此佛名号,死 后即可往生阿弥陀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故名。由于该宗修行方法简单易 行,普通百姓都能接受,所以在民间广为流行。后来与禅宗合流。
除上述教派外,还有主要流传在西藏地区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主 要是大乘密宗与当地苯教①长期互相影响而形成的。7 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 布信仰佛教,建寺译经,佛教在西藏传播起来。13 世纪后期,在元朝扶植下, 上层喇嘛开始掌握西藏地方政权,逐步确立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佛教在西 藏长期传播中,吸收了苯教某些思想和仪式,形成了大乘、小乘兼容而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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