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并且确认美国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降低日本对于从美国进口的商品的 进口税。
接着英、俄、法等国也强迫日本订立同样的不平等条约。 这些不平等条约给日本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进口货物的低关税率使
得外国商品充斥日本市场，因此日本手工业遭到很大的摧残，城市手工业者 及以手工业为副业的农民处境大大恶化。外国商品之大批涌入，也打击了日 本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生产，使手工工场主蒙受了不少的损失。同时，外国 商人又以低价收购日本原料及粮食，这就引起物价飞腾，造成粮食恐慌。外 国商人还利用日本金银比价与国际金银比价之不同而从日本套购大量黄金运 出国外。当时日本的金银比价为 1∶5，而国际比价为 1∶15，因之日本黄金 价格低于国际牌价。西方商人利用这个差额，以墨西哥银元套购日本黄金， 攫取暴利。黄金因而大量流出，仅 1859 年 6 月到年底，从日本流出的黄金就
达 100 万两。结果，钱价下跌，促使米、麦、盐等日用必需品涨价，从而包 括下级武士在内的日本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这就推动人民走上革命道路。
60 年代初，农民暴动和城市平民暴动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从 1860 年
到 1867 年共发生 86 次农民起义，仅 1866 年就发生 40 次。在纪伊的一次农 民暴动中，参加者达 13 万人以上。起义农民夺取或焚毁封建领主的城堡，杀 死地主及其走狗，占领了城市，打死了许多官吏。
在江户、大阪、京都及其他城市，城市贫民因粮食不足及米价昂贵而纷
纷起来暴动。暴动者捣毁了大米商人及高利贷者的住宅，袭击米店和仓库， 把大米免费分配给赤贫的居民，并迫使商人们按低价把大米出售给一般居 民。
不平等条约签订后，洋人洋商接踵而至。在各开放港口都有类似租界的
洋人居留地。英国还在横滨驻军，建立陆海军兵营、弹药库及打靶场等。日 本幕府所在地江户以及其他重要港口，都处在英法等国的军事压力之下。外 人动辄制造借口，把军舰开进日本港口，进行恫吓，甚至干涉日本内政。
1863 年长州藩炮轰一艘美国船，后来又炮轰法国和荷兰军舰。为了报
复，英、美、法、荷四国组成联合舰队，于 1864 年 9 月炮轰下关，然后登陆， 肆意烧杀。长州藩的武装无力抵抗，乃向联军求和。四国索取了 300 万两巨 额赔款，事情才算了结。
1864 年 11 月，法国与幕府签订了一个在横须贺建立海军工厂和炼铁厂
的合同。法国还积极策划帮助幕府推行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的“改革”。在 法国公使指挥下，幕府改革行政机构，改革军制和税制，发展新式工业，妄 图投靠外国势力，通过改良来挽救自己濒于灭亡的命运。法国还出钱、出武 器，帮助幕府整顿军队，并且派来陆军教官训练幕府的洋枪队。这样，幕府 变成了法国卵翼下的傀儡。
　　欧美势力之入侵很自然地引起了日本人民的反抗，也激怒了一些封建武 士。1858 年 8 月，有俄国水兵二人被武士刺杀于横滨。1860 年底，武士在江 户又刺杀了美国领事馆的一个外交人员。1862 年 9 月，萨摩藩的武士在神奈 川附近的生麦村袭击了迎面相遇的几个英国人，结果打死一人，刺伤三人。 但是这只是日本人民自发的爱国行动。比这更重要的是一个富于思想内容的 尊王攘夷运动，在外国势力入侵的刺激下勃然兴起。

（二）尊王攘夷运动


幕府的腐朽的封建统治、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及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后
遭受悲惨命运的生动事例，不能不使得日本一些先进人士担忧祖国的前途， 考虑日本的出路。这些人主要来自西南诸藩的下级武士，因为这里接触西方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较早，许多下级武士早已倾心于西方的文化科学。而且这 些下级武士中有不少人与新兴资本主义发生关系，他们最关切日本的资本主 义前途。
　　这些人士认识到：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必须打击、驱逐外国势力，实行 开国进取政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改革幕藩体制，革除弊政，必须借 “王政复古”（恢复天皇的最高权力）之名，以行改革幕藩体制之实。因此， 他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并且积极进行宣传活动。这便是尊王攘夷运 动的由来。尊王攘夷运动在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运动的代表人物 有绪方洪庵、佐久间象山、桥本左内和吉田松阴等人。
　　尊攘志士们都有一股爱国的热情，一种豪迈的大无畏精神。吉田松阴在 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刻（1854 年），曾不顾幕府的禁令，冒生命危险，筹划 秘密越海赴美，以寻求救国的方策（尽管没有成功）。这些人虽然心中燃烧 着对于西方入侵者的仇恨，要求日本政府坚决抵抗外国侵略，但是与盲目排 外的封建顽固派不同，他们一般地都认识到：为了打击西方侵入者，必须学 习西方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长处，因为他们对于幕府统治下的日本的落后和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先进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当然，在这方面， 他们也受中国学者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影响，当时魏源的《海 国图志》与《圣武记》已流传到了日本。他们批判旧学（儒学与国学），提 倡实学，热情地号召日本人学习洋学（科学技术），急切地要求向西方国家 寻求救国的药方。但是他们还不想彻底丢掉旧学，而是力图把旧学与洋学揉 合在一起，制成一套救国方案。例如佐久间象山就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 的方案。桥本左内说：“器械艺术取于彼，仁义忠孝存于我。”吉田松阴也 坚持这个态度，他在崇尚旧学的同时，留心世界形势，注意海防，主张向西 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日本改良主义者在保存旧学及旧道德的口号下，实际 上是利用旧学为自己的变革主张服务。这在吉田松阴的思想中表现得最为明 显。
吉田通过讲《孟子》的“天命观”，批判时政，他指出：幕府和大名“不
应将国家之衰败混乱，夷狄之猖獗推托为时运与天命”，而应尽人事，“各 尽其职”。他还以孟子的思想为依据，指责幕府的卖国行径，说国家之所以 陷于危亡的困境，完全是由于“幕府和诸藩将士皆心术不正，不能为国家为 忠义而死”。他从国学的忠君思想及神权思想出发，提出“皇权论”，主张 人人平等，人人直接向天皇效忠。这实质上是对幕藩体制的否定，具有反封 建的要素。
　　根据儒学和国学去反对幕府独裁卖国，从儒家思想及日本神学思想中寻 找改良变革的理论，不但是吉田的思想特点，而且也是同时代尊王攘夷派的 共同特点。
　　尊王攘夷派不但提出和宣传改良主义思想主张，而且也为实现这些主张 而积极开展活动。有的人给藩主、将军上条陈，提出改革建议；有的离开藩 国到京都，出入于公卿之家，宣传“尊王攘夷”的道理；有的设塾讲学，向 青年灌输“尊王攘夷”的思想。吉田松阴在从事政治活动的余暇，设立松下
　　
村塾，从事讲学。他实行“有教无类”的原则，广收门徒于各个阶层，武士、 农民、商人、医生、僧侣等均可入塾求学。他尝言：“愈贵者愈迟钝，愈贱 者愈敏锐”，“育天下英才必起自无名小卒”。他竭力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 教育他们维护民族尊严，发扬民族自强精神。在幕藩体制下，统治者实行愚 民政策的结果，不仅普通群众，就是武士阶层也多不晓国家大事。“幕士不 知有皇室者、藩士不知有幕府者，不乏其人”（渡边修次郎语）。因此，松 下村塾的学生从吉田的教导中受到很大的教益。在这个村塾的简陋小屋里培 养出来的 80 名学生中，出现了以高杉晋作、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 井上馨等为代表的为明治维新立下不朽功勋的杰出人物达 37 人之多。无怪乎 有人说：“松下村塾乃一孵化颠覆德川幕府之卵的保育场”（德富猪一郎语）。 绪方洪庵也授徒讲学，他一生共培养出 3000 名学生，在他的学生中间出
现不少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如桥本左内、福泽谕吉等。 最初，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尊王攘夷派并不想推翻幕府，只是希望“幕
府真能一日感悟，奉皇敕，率诸侯，安兆民，驭群夷”，无愧于“征夷大将 军”的称号（吉田松阴语）。但是，在 1858 年幕府屈于压力与西方国家订立 不平等条约后，吉田松阴便开始有了倒幕的思想。当时他清楚地看到幕府的 统治已经病入膏盲，不可救药，只有把它推翻，日本方能得救。他说：“当 今之世界如旧屋颓厦”，必须“兴起一场大风将其颠覆”，然后“代朽楹， 弃败椽，杂新材而再造者方为美观”，因此，他便和西乡隆盛等人来到京都 进行活动，与天皇及其近臣一道秘密策划“倒幕”。主持幕政的井伊直弼在 获知后，于 1858 年 10 月突然下令逮捕吉田松阴及西乡隆盛等人，并且宣布 吉田等七名志士死刑，流放西乡隆盛于大岛，史称“安政①大狱”。
吉田松阴于 1859 年 7 月 27 日就义那一天，高声朗诵着辞世之诗②，泰然
自若地走向刑场。他死时年方 29 岁。 井伊直弼的高压手段并没有吓倒反幕的志士们。1860 年 3 月 3 日，一些
武士把井伊直弼刺杀于江户的樱田门外。

（三）倒幕运动


1858～1859 年的“安政大狱”表明：幕府反动派不但坚决抵制任何改革， 而且决心消灭任何反对者。1864 年列强之炮轰下关，使人们感到攘夷及盲目 排外不但无补于事，而且只能带来损失和恶果。因此，尊王攘夷派开始认识 到改良主义是行不通的，攘夷也是失策的，于是便毅然采取了倒幕开国—— 推翻幕府，学习西方以实现富国强兵——的决策。此后，尊王攘夷派就一变 而成为倒幕派，尊王攘夷运动也就发展为倒幕运动。这意味着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运动转变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倒幕运动是下级武士为领导的、具有广 泛的社会阶级基础的革命运动。倒幕派的首要代表人物有高杉晋作、木户孝 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倒幕派也得到豪农豪商——城乡资产者和 新地主、富农的支持，因为这个资产阶级集团很早就不满幕府的封建统治， 而他们本身又软弱无力，为了反对幕府只能支持倒幕派。与倒幕派站在一起 的还有与幕府有深刻矛盾的西南强藩。



① 安政是当时的年号。
② 诗云：“吾今为国死，死不负君亲。悠悠天地事，鉴照在明神。”

　　倒幕运动比起尊王攘夷运动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不仅表现在它用倒幕去 代替幕政改革，用开国去取代攘夷，而且也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倒幕派在思想上虽然保留了尊王论，但是又采纳了西方资产阶级 两院制议会的主张，这比尊王攘夷派的“东洋道德西洋艺”要进了一步。比 如，1867 年 6 月由倒幕派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等 人签订的“萨土盟约”就反映了这个思想，它提出了“参酌世界形势，王政 复古”的原则及成立有陪臣庶民参加的议事院的具体建议。
　　而且个别的倒幕派，如横井小楠的思想更前进了一步。他早在 1855 年就 提出“天下之人才共理天下之政事”的主张。他向慕美国开国以来实行的资 产阶级民选制度，欣赏美国总统“让贤不传子，废君臣之义”，认为西方资 产阶级民主符合儒家理想中的“三代治教”之精神。他甚至反对幕藩领主及 天皇的世袭制度，发出“嗟乎血统论，是岂顺天理？”的浩叹。可以说横井 小楠是日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先驱。
　　不过，横井的思想在这个倒幕运动中并不占支配地位，占支配地位的是 大久保利通等人的思想主张。而且大久保利通等人的思想主张后来在明治维 新期间也未获全部采纳。
　　第二，倒幕派强调暴力。在他们看来，要想推翻幕府统治，舍使用武力 外别无他法。因此，他们很快地着手军事准备。
首先倡导军事准备的是高杉晋作。他曾受教于吉田松阴，有强烈的爱国
思想，对祖国的命运极为关切。1862 年他在上海看到英法联军在中国犯下的 种种暴行，悚然动心，发誓要使日本避免蹈中国的覆辙，早日摆脱对外国的 从属地位。他认为，要想拯救日本，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它们为 榜样来改造日本的国家和社会，使其臻于富强；要想图谋国家富强，必须打 倒腐败透顶的幕府；要想打倒幕府，必须使用武力，从而必须建立新型的武 装队伍。1863 年他掌管长州藩政之后，便选拔材勇之士组成名为“奇兵队” 的新式军队。他在谈到选拔队员的标准时说：“食肉之士人等辈不堪用?? 如欲编组新兵，务须矫正门阀之弊，不问士庶，加厚俸禄，专募强健之人。” 为了组织、训练“奇兵队”，高杉晋作夙夜勤奋操劳。另一位倒幕派前原一 诚专为他赋了一首诗曰：“军谋终夜剪青灯，晓闪旌旗气益增，凛冽寒风面 欲裂，马蹄踏破满街冰。”
高杉晋作的“奇兵队”组成后，藩内其他人士也纷纷组织类似的武装队
伍。在长州藩内建立的这些新式武装队伍，主要由武士、“浪人”、自耕农、 新兴地主及富农组成，比起幕府及各藩的旧式军队，不但成分新、武器新， 而且也接受新式训练，纪律严明，所以战斗力很强。长州藩的新式军队兵力 至少有 5000 人，这是一支精锐的倒幕队伍。
　　由于看到长州藩是倒幕运动的大本营，幕府决定派大军“征讨”长州。 第一次“征讨”是 1864 年 8 月，正值保守派上台掌握长州藩政，他们向幕府 表示恭顺，所以幕府军不战而胜。然而 1866 年第二次“征讨”却一败涂地。 原因有四：第一，这时幕府已众叛亲离，过去支持幕府的大名多按兵不动。 第二，倒幕派武士通过政变掌握了长州政权，他们励精图治，加强军备，特 别是整顿“奇兵队”，大大增强了战斗力。第三，1866 年 1 月长州与萨摩成 立同盟，这更增强了长州的力量。第四，战争引起物价腾贵，人民不堪其苦， 江户、大阪等地的城乡劳动人民接连暴动，从背后狠狠打击了幕府军队。
幕府的军事失败，导致了萨摩、土佐同盟（1867 年 6 月）及萨摩、长州

和安艺的同盟的成立（同年 9 月）。而且，这时倒幕派武士还积极同英国接 近，企图得到英国的帮助打倒幕府。而英国看到幕府大势已去，也愿意支持 倒幕势力，以便在推翻幕府后增加自己对新政府的影响。
　　在第二次“征讨”长州的战争失败后，幕府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 乃进一步投靠法国，希望得到法国方面更多的援助。1866 年 9 月，同法国签 订了 3500 万法郎的贷款合同，准备从法国购买武器、装备和军舰。另外又成 立日法合营公司，由它来垄断日本蚕丝贸易。幕府还聘请法国军事教官团， 改编幕府军队。而且法国公使罗休亲自指挥幕府的政策。因之，日本政治、 军事及财政均落到法国控制之下。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日本势将沦为法 国的殖民地。

（四）革命的经过


　　目睹幕府勾结法国的情况，倒幕派不禁为祖国命运担忧。1867 年 5 月， 木户孝允在一封信里写道：“天下形势至此，如果大权不迅速归于朝廷，则 将来之天下，必将堕入幕府与法国手中??”中冈慎太郎提醒人们：在英法 未强盛之前，都曾有过内战。因此，倒幕派决定发动政变。参与政变策划的 还有萨摩、土佐、安艺、越前、尾张五藩主和岩仓具视、三条实美等公卿。
1867 年 10 月 14 日，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倒幕首领从新
即位的天皇睦仁（当时不满 15 岁）手中弄到一份给萨摩、长州二藩的“讨幕 密敕”，“密敕”命令二藩举兵征讨幕府。于是，萨、长两藩的大军便浩浩 荡荡开进京都。1867 年 12 月 9 日，萨、长两藩的倒幕派在军队的帮助下发 动政变，用天皇的名义发布“王政复古”诏书，宣布废除幕府将军制，将政 权归还给天皇，并且发表了“一洗旧弊”、“广开言路”、“登用人才”、 “百事一新”的改革纲领。与此同时成立了新的中央政府，在天皇下面设立 由“总裁”、“议定”和“参与”组成的三职政府，“总裁”由有栖川宫担 任，“议定”由公卿和五个藩主担任，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 人被任命为“参与”。
三职政府实际上是倒幕派、藩主和公卿的松弛的联合，而且在这个联合
中，反对改革的藩主和公卿的势力很大。三职政府在公卿、藩主的把持下， 对德川幕府将军抱容忍的态度，默许他继续拥有土地和兵权。因此，所谓“王 政复古”成为有名无实的了。在这个情况下，倒幕派为了真正推翻幕府，必 须继续斗争下去。
　　1867 年 12 月 9 日在三职会议上，大久保利通不顾藩主、公卿的反对， 提议下令强制德川庆喜“辞官纳地”。所谓“辞官”就是献出他的“兵马之 权”（伊藤博文语），“纳地”就是献出他的领地和人民。这个建议一提出， 在三职政府内外立即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德川庆喜拒不接受“辞官纳地” 的命令，表示要为此而决一死战。三职政府内的公卿、藩主则附合了德川， 反对大久保利通。到 1868 年 1 月 2 日，大久保利通在三职会议上严正宣布： 假如德川庆喜继续拒绝“辞官纳地”的命令，将依靠萨、长的兵力，断然举 兵讨伐。与此同时，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命令在京都的萨、长、 土、艺军队作好临战准备。
　　1868 年 1 月 2 日夜，德川庆喜以“除君侧之奸”为名，亲率幕府大军从 大阪出发，准备进入京都，颠覆新政权。幕府兵分两路，分别在伏见、鸟羽
　　
（二地均在京都西南方）与西乡隆盛指挥的以萨、长两藩的军队为主的新政 府军遭遇，发生激战。当时幕府军的兵力 1.5 万，新政府军只有 5000，但是 新政府军士气昂扬，锐不可当，竟以少数击溃了幕府军的多数。庆喜仅以身 免，只身逃回江户。
　　鸟羽、伏见大捷后，天皇政府宣布庆喜为叛逆，发出“庆喜追剿令”， 并且号召持观望态度的诸藩派兵参加讨伐庆喜的战争。结果，多数藩主表示 效忠天皇政府，并且积极参战。1868 年 3 月中旬，新政府军在西乡隆盛的率 领下，进抵江户城下。这时幕府内部有人主张依靠法国的援助抵抗到底。但 是当时幕府军几乎瓦解，江户人民对幕府已经深恶痛绝，关东一带人民起义 频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庆喜知道大局已无法挽回，因此便在 1868 年 4 月献城投降。新政府允许庆喜退居故乡水户藩，为水户藩主。但是，幕府的 残余势力在外地继续顽抗，只有到 1869 年 6 月 27 日，新政府军才攻克反革 命的最后据点北海道。于是统治日本 265 年的德川幕府终于结束。革命胜利 了。这次国内战争的主要战役是在 1868 年（戊辰年）进行的，所以它被称为 “戊辰战争”。
　　1868 年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除了要归功于以西南诸藩的武士为核心的 志士们的努力外，也不应忽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在倒幕运动中起决定作 用的“奇兵队”及其他倒幕军队，虽然有许多新兴地主富农参加，但是其中 也涌进大量自耕农。而且，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和市民起义，有力地动摇、削 弱了幕府的封建统治力量。在倒幕的几次战争中，人民群众从各方面支援了 倒幕军队。
有利的国际环境对于 1868 年革命的成功，在客观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时英法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方面，特别是英国忙于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 天国运动，因而腾不出手来干涉日本的革命。法国在 1862～1867 年的墨西哥 冒险中遭到惨败，接着又在欧洲大陆上遇到像俾斯麦这样的劲敌，以致无力 用兵于东方，更无力出兵镇压日本革命运动。美国正埋头于内战，也顾不得 插手日本问题。
最后，也应该提到亚洲人民反抗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民族解放斗争所起
的伟大作用。1851 年开始的中国太平天国运动，1857 年印度人民反英民族大 起义以及中印两国人民对侵略者的坚决抵抗，都给英法侵略者以深刻的教 训，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使他们认识到亚洲人民是不可侮的，所以就不敢 明目张胆地干涉日本革命运动，以免冒引起日本人民反抗的风险。

第三节 明治政府废除封建制度的措施


　　革命胜利后不久，1868 年 7 月，新政府宣布改江户为东京，确定东京为 日本首都；9 月 8 日定年号为明治。因此，1868 年革命及革命后的国家改造 及一系列资产阶级性的改革，称曰明治维新①。
　　新政府刚一成立，即采取几项重大措施，把封建的国家改造成为资产阶 级国家。

（一）废藩置县


　　1868 年 4 月 27 日公布“维新政体书”，规定天皇有无限权力，在天皇 下面设有太政官，辅佐天皇，太政官下面设行政、议政和司法三个部门。表 面上是三权分立，实质上大权集中在天皇及其重臣手中。因此，革命的结果 在日本建立起来的是君主专制制度。
　　1868 年鸟羽、伏见之战结束后，新政府一步一步地取消幕府的封建领 地，改设 8 府 21 县。但是，绝大多数藩国领地依然如故，政令无法统一。在 戊辰战争尚在进行之际，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坂垣退助等人就开始劝告 藩主们认清大局，主动退还版籍。于是，萨、长、土、肥四藩于 1869 年 1 月提出“封土奉还表”，以示忠诚。1869 年 6 月，新政府正式宣布“版籍奉 还”，命令大名交出对土地和人民的封建领有权，同时任命原来的大名为藩 知事，以原领地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他们的俸禄。但是这个改革只是初步的， 因为藩的内部组织原封未动，藩政仍操在大名手中，只不过他必须在基本方 针方面服从中央罢了。因此尚待进一步改革。
明治政府刚一成立，伊藤博文就向木户孝允建议立即废除藩国，行府县
之制，以实现国家统一。他说：“废封建，置郡县，统一兵力、财力于朝廷， 而谋国力之进展，舍此别无可取之路。”大久保利通也有同样见解。在大久 保利通等人的推动下，1871 年 7 月，新政府发出“废藩置县”的命令，完全 取消大名作为封建领主的统治权，废除藩国制度，全国行政区重新划分为 3 府（东京、京都、大阪）、72 县，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府、县知事管理。大名 离开藩国，迁居东京，从国家领取俸禄。新政府之断然采取这个措施，一方 面是因为新政府有实力，不怕大名造反，另一方面也给大名们许多好处，使 其不愿反抗。中央政府不但发给他们俸禄，而且还要将各藩所欠的债务①也包 了下来，替他们偿还。
　　此外，新政府先后在 1868 年 5 月和 1869 年 1 月废除各藩在其边境上所 置的关卡。1868 年 8 月还下令禁止各藩私铸货币，实行全国统一币制。
　　这样，日本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这就为全国性市场的形成 打下了基础，为日本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前提。
在中央，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下级武士实力派接连不断地改组政府，逐 步减少公卿藩主在中央政府中的作用。在 1875 年萨摩藩主岛津久光隐退时， 中央政府内已经没有藩主了，除两名公卿外，全是萨、长、土、肥出身的倒 幕派。因之中央政府成员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治政府成为资产



① “维新”一词采自中国《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① 从 1873 年起由新政府负责解决的各藩的债务达 34，864，582 日元。

阶级化的下级武士所控制的政府。 革命后的政府之所以采取了专制主义形式，而没有实行资产阶级立宪制
度，也是日本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当时幕藩体制刚刚废除，将军和大名的统 治刚刚被取消，旧势力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且为了把封建的日本改造成为资 本主义的日本，一个艰巨的任务摆在面前，所以日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来完成除旧布新的任务。

（二）废除封建等级制。取消武士特权


　　新政府在实行“版籍奉还”后，即着手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大名和公卿 的称号被取消，改称“华族”，其地位仅次于皇族。武士的称号也被取消了， 改称为“士族”；废除武士佩带刀剑的制度。过去宫廷中的下层官员也划归 “士族”。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及僧侣、神官都称为“平民”。“华族”、 “士族”和“平民”可以互相通婚。1871 年 8 月废除“秽多”、“非人”的 贱民称呼，划归“平民”。宣布职业自由和迁徙自由。这就使得农民有可能 离开农村流入城市，从而对需要大批劳动力的新兴资本主义有利。
　　但是，在废除大名、武士等称号后，出现了其原来的收入（在“版籍奉 还”及“废藩置县”后大名所领取的俸禄及武士原来所领取的禄米）如何处 理的问题。新政府决定取消他们的这些特权，因为新政府当时财政拮据，无 力继续发放俸禄及禄米。但是，为了取消这种封建性的特权，新政府采取了 渐进的步骤，而不是操之过急。
第一，1873～1874 年允许“士族”放弃禄米，凡放弃禄米者，由政府发
给产业资金，即世袭禄给六年份，终身禄给四年份，其中一半现金，一半公 债，公债利息为八分。
第二，1875 年 7 月，政府宣布停止放弃禄米的做法。9 月又作了新的规
定：按 1872 年至 1874 年三年平均米价，将禄米改为用现金支付的货币俸禄。 第三，1876 年 8 月政府命令所有领取俸禄者（包括“皇族”、“华族” 及“士族”）一律献出俸禄，同时发行公债，按照俸禄多寡及不同种类把不 同数量的公债支给献出俸禄的人，一次支给完毕。所支给的公债从第六年起， 每年以抽签方式偿还，规定 30 年内偿还完毕。当时领取公债者总计三十一万 多人，共领取公债一亿七千三百多万日元。值得注意的是，巨额公债都集中 到少数“皇族”、“华族”及上层“士族”手中。他们用巨额公债从事金融 活动和投资于新兴工业企业，因而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富翁或大资本家。1877 年创立的、有 1782 万日元的第十五国立银行就是以持有巨额公债的“华族”、 上层“士族”为支柱而设立起来的。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下级武士所得甚 微，平均每人不过得到 548 日元。全国下级武士约 26 万人，每年平均利息收 入仅 77 日元。因之他们多半入不敷出，不得不变卖公债来维持衣食，最后沦 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特别是 1877 年以后由于通货膨胀，这个过程更为加 速。他们失去的公债通过各种渠道集中到高利贷者手中，转化为资本。无产 化的下级武士及其家人有相当一部分被吸收到工厂企业当工资劳动者。如群 马县富冈制丝厂，1878 年在籍的寄宿女工 371 人中，有 148 人出身于“士族”。 不过，新政府之用赎买方式取消封建特权及用公债代替俸禄的办法，不 失为明智之举，因为这样做不但可以缓和政府财政困难，而且也可以大大减
少封建势力对于新政治秩序的反抗，有利于造成维新后的政治稳定局面。


（三）土地改革与地税改革


　　新政府采取一些措施，以实现经济自由。1868 年 5 月明令取消商业垄断， 准许买卖自由。1871 年宣布允许农民自由种植作物，取消幕府对于农业生产 的种种限制。1872 年又取缔“株仲间”。这些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是有利的。 但是政府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土地改革上面。
　　在反对幕府的革命战争中，农民曾大力支持倒幕派，他们如饥似渴地希 望从封建剥削下解放出来。新兴地主也迫切要求确认他们的全部土地所有 权，以发展他们那种不同于封建领主剥削方式的新的生产关系。明治新政府 也感到以幕藩领主土地所有制为特点的、旧的封建制度严重地阻碍资本主义 经济的发展。而且，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水平低下的当时，要想增加政府 财政收入，也不能不在土地上打主意。因此，新政府决定实行土地改革。
　　1872 年政府下令解除自 1643 年以来颁行的关于禁止土地买卖的法令， 允许人们自由买卖土地。同年又发布关于丈量土地及颁发土地执照的法令， 宣布废除旧封建领主（幕府将军及大名等）对于土地的所有权，而确认土地 的实际占有者的土地所有权，并向他们颁发土地执照。这意味着不仅在幕末 出现的新兴地主取得了完全的土地所有权，而且多少年来一直受封建领主直 接剥削的广大自耕农（“本百姓”）及富农也成为真正的土地所有者。诚然， 过去租种新地主的土地的佃农，依旧是佃农，他们并没有从土地改革中得到 好处。但是新兴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的确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一 定的进步意义的，因为地主土地所有制比起封建领主制究竟是前进了一步。 土地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推动地税的改革。1873 年政府颁布了有关地税改 革的法令，法令规定：凡土地所有者均要缴纳地税，地税的税率应为土地价 格的 3％，不因年景的丰歉而有所增减，地税一律用现金交纳，而不以产品 的价格变动为转移。土地价格由政府规定，而政府规定的价格很高，以致地 税也很高，甚至与幕府时代的封建地租不相上下。而且根据该地税改革法令， 土地所有者除地税外，还要缴纳村费（为地价的 1％），地税加村费，相当 于土地每年收获量的 34％。因此，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很重。但是新地主的这
些负担最后还是落在广大佃农身上。①
地税改革的影响至为深远。第一，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解决了财政问 题。地税收入最多的 1875 年占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 80％。正是从农民身上 榨取这么多的血汗钱，才使政府能够顺利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维持庞 大的国家机器，执行对“华族”、“士族”的赎买政策。这就是说，取之于 农民，用之于资产阶级身上，因而地税改革是日本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杠杆 之一。第二，导致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在 1883 年至 1885 年间，每年出卖的 土地的数量竟达全部耕地的 3％到 3.5％。农民因失去土地而流入城市当工人 者为数并不太多，大多数留在农村当佃农。这是因为：一、由于吸收了大批 “士族”分化出来的无产者，也由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而节省了劳动力， 城市工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并不太大。二、农民大多数安土重迁，不愿离开 乡土。
这样，一方面地税地租太重，造成农民贫困，另一方面大量农业人口留



① 佃农每年劳动果实近 70％被政府及新地主夺去。

在农村。结果，日本国内市场变得比较狭小，这就使得日本资产阶级有强烈 的对外扩张侵略要求。

第四节 明治政府的三大政策


明治政府在改造封建国家的同时，也积极进行国家的建设工作。 维新的元老们立志要把落后的、弱小的日本建设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的军
事力量及经济力量的资本主义强国。同时他们又认识到，要想达到这个目的， 必须大力学习西方。为了学习西方他们决定派遣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全权大 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臣伊藤博文等为全权副使， 包括理事官、书记官、随员等在内共 40 人的大型使节团，前往美国和欧洲各 国进行考察。这个使节团的使命便是与欧美各国进行修改条约的谈判和调查 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教育作为日本建设工作的参考。当时革 命刚刚胜利，日本国内局势尚未稳定，但是还是派了元老重臣参加这个使节 团，这足以说明日本新政府是如何重视这次考察。使节团于 1871 年 11 月出 发，到 1873 年 9 月才陆续返国，前后历时将近两年。使团一行考察了美、英、 法、比、荷、德、俄、丹、瑞（典）、意、奥、瑞（士）等 12 个国家①。在 访问期间，使节团仔细考察了西方国家各个方面的情况及经验。代表团在访 问途中就不断给国内的留守政府人员写信，随时介绍情况，以便国内及时学 习到西方的先进经验。明治元老们就是参考这个考察报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 革的。要想把一个封建的日本改建成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做的事情太多 了。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明治元老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识远见和励精 图治精神，他们提出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三大政 策，作为指导国家建设的总方针。兹分述如下。

（一）“殖产兴业”与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


　　殖产兴业政策是明治政府根据大久保利通在考察欧美回国后于 1874 年 提出的建议而制定出来的。大久保在“殖产兴业建议书”中写道：“大凡国 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 又起因于是否鼓励人民之工业。因此，归根到底，是依据政府官吏之诱导奖 励之力。”所以，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的主要精神便是充分发挥国家干 涉经济的作用，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主要有三个内容。
第一，用国家力量扶植资本主义。在 1880 年以前，主要采取了“官营示 范主义”和“技术移植主义”的方针：大办官营企业，由国家投资，引用西 方先进技术设备，聘请外国技师，作为“示范”，以供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仿 效。工部省主管的官营企业有铁路、矿山及加工制造三大部门。所谓加工制 造指生产机器、水泥、玻璃及造船。工矿及加工制造的企业，大部分是工部 省在接管原幕府和各藩所经营的矿山和工厂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 备加以改造、扩建而发展起来的。内务省则经营畜牧场和农产品加工厂—— 呢绒厂、纺纱厂等近代化工厂。内务省兴建这些事业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出口， 抑制进口，以扭转日本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入超局面，并进而为引进西方先进 技术设备积累外汇。
1880 年以前，明治政府在大办官营企业的同时，也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



① 谈判修改条约一事，未获结果。

资本。政府以“公司补助金”的名义给予大资本家以巨额补助金。其中受益 最大的是三菱公司、三井家族、东京汇总公司和日本铁道公司。三菱公司是 日本政府为发动对外侵略的军事需要而一手扶植起来的一家大航运公司。三 井家族在幕府末年，在江户、大阪等地经营商业和钱庄，曾在 1868～1869 年国内战争中在财政上支持过新政府。
　　自从 1880 年 11 月以后，明治政府开始把官营企业划归私人经营，这就 进入全面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阶段。这个转变是由以下情况决定的。 一、官营企业的任务已经完成：既推广了先进技术设备，又培养出大批技术 工人。二、在前一阶段私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发展，已具备了相当的基础。 三、官办企业工厂大多数亏损，不能继续官办下去。
　　政府在决定将官营企业划归私人时，最初索价甚高，以致私人资本家无 人问津。因此到 1884 年决定降低出售条件：所有官营企业均按低价、无息、 长期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售。这无异于无偿转让，因为购买企业的人在开始时 不必拿出现款即可接管这些官营企业，等待若干年赚到利润后，再向政府分 期付款。而实际上政府主要是把这些官营企业出售给同它密切勾结并因而拥 有特权的大资本家以及少数经营近代工业的新型资本家。如三井家就购买了 三池煤矿、新町纺织所和富冈制丝所。三菱公司从政府购买长崎造船所、佐 渡金矿、生野银矿，后来又购买了高岛煤矿、大葛金矿。这样一来，原来主 要是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的大资本家变成了大工矿企业主，从而奠定了他们 后来发展成为“财阀”的基础。
第二，用国家力量促进资本的原始积累。
　　明治政府为了兴办官营企业及扶植、保护私人资本主义，付出了大量的 国家资金。为了前者，到 1885 年为止政府共拿出 2.1 亿日元；为了后者，在
1875 年到 1885 年间政府单以“公司补助金”的名义就拿出 147 万日元。此
外，由于在改革“华族”、“士族”俸禄时发给他们大批公债，政府也于事 后付出巨额资金。
政府所支出的这些巨款，有以下几个来源：首先是印刷、发 行大量纸币。
滥发纸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致物价连续上涨，使人民蒙受巨大损失。 发行公债是政府筹措资金的另一个重要来源。1874 年和 1876 年发行的
公债额近 2 亿日元，1873 年发行的公债总额约为 2300 万日元。1878 年和 1883
年共发行 3250 万日元的公债。政府用税收去偿还公债及支付公债利息。 在税收当中，直接间接向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占重要地位。仅次于土地税
的是消费税。消费税的负担同样落在人民大众身上。
　　这样，通过国家机器，日本广大劳动人民手中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到 资本家及公卿大名（他们也变成大资本家）手中，化为资本。因此，明治政 府的政策、措施成为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有力的杠杆之一。
　　第三，用国家力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及设备、聘请外国专家和派遣留学 生。
　　幕末日本处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初期阶段，技术水平很低，生产设 备极其简陋。因此，明治政府在推行殖产兴业政策时，特别注意从西方引进 先进技术及设备。以内务省为例，它所办的轻纺工业企业大部分是用从西方 引进成套设备的办法建立起来的。由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需要大量外汇，政 府便大力发展生丝生产，以便扩大出口赚取外汇。而为了提高生丝的产量， 也不能不从外国进口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
　　
　　但是，只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和掌握这些技术， 因此政府又采取了两个措施：一、向西方选派留学生。二、聘请西方专家和 技术人员，而且不惜重金。外国专家的待遇很高，其薪俸一般超过本国高级 官员。然而对外国专家的管理甚严，不许他们干涉日本内政。
　　但是，由于缺少经验，最初日本政府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中也出现过许 多问题：一、曾一度出现不顾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条件，不加选择地、盲目 地引进、移植外国机器设备，以致大量引进的设备报废了。二、片面强调引 进西方技术设备，而忽略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生产管理制度。结果，不少官营 企业因管理不善而严重亏损。三、重设备，轻人材；只知从外国引进先进技 术，而忽视训练技术人员去使用它们。四、重视引进外国技术，轻视本国传 统的、优秀的技术。五、过分重视外国专家，忽略培养本国人材。针对这些 错误和教训，日本政府及时作了改进和纠正，而且着重抓培养本国技术人材 这个中心环节，其办法是：一、大力发展本国的技术教育，建立许多技术学 校；二、在引进外国技术时，先抓人材，后抓设备；三、大胆使用本国技术 人材；四、重视改进推广本国传统技术，并且培养这方面的人材。

（二）“文明开化”和大力发展教育


　　文明开化是明治政府的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策之一，它意味着学 习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乃至思想风尚和生活方式，以便把日 本从封建社会迅速改造成资本主义社会。早在幕末，启蒙学者福泽谕吉
（1834～1901 年）就出版了几本介绍西洋文明的书籍：《西洋事情》（1866
年）、《西洋导游》（1867 年）及《西洋衣食住》（1867 年）。《西洋事情》 一书问世后，立刻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短时间内就卖掉 20 万至 25 万册。 可见，在 1868 年革命前，日本人已经向往西方文明了。及后来明治政府一提 出“文明开化”的口号，学习西方顿时形成一个高潮。但是在这个高潮中出 现了很大的偏向——追逐西方文明的皮毛和崇洋媚外的不良倾向都发生了。 有的人甚至主张取消日语，改用“文明”的英语。井上馨说过：“化我国为 欧洲帝国，化我人为欧洲国民。只有如此，我帝国方能与泰西各国齐跻于同 等地位。”
这种风气立即遭到日本有识之士的指责。木户孝允要求警惕这种追求时
髦的倾向，他反对“装饰门面的开化”，认为日本学习西方不能脱离日本的 国情。福泽谕吉指出：真正的文明开化，在于学习欧美近代的科学精神，学 习其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哲学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但是，为了把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真正学到手，必须从教育入手，文明 开化与教育是不可分的——对于这一点，明治元老是有清楚的认识的。伊藤 博文说：为了使日本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首先必须“启发国民多数之智法 良能，而进于文明开化之域”。木户孝允说：“??确立??牢不可破之国 基者，唯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唯在于教育而已。”他们认 为发展教育是吸收、消化和运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科学技术及文化的最好 途径。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新政府把教育工作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尽管政府财 政困窘，但却不惜把最多的资金用在学校建设上。主管教育的文部省的经费 是政府部门中最多的。
　　
　　新政府是把教育改革和教育建设结合进行的。幕府时代实行的是封建教 育，教育非常落后，除了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外，大多数人都是文盲。针对 这种现实，明治元老们决定以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为榜样改革日本教育制 度。
　　1871 年文部省派人赴欧美各国专门考察教育。翌年考察回国后，明治政 府决定革除封建教育，仿照欧美实行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建立了小学、中学、 大学的完整的近代学校体制，并且确定了普及小学的原则，务期做到“邑无 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同一年文部省又宣布成立师范学校。1873 年又 决定振兴实业教育，以造就科学技术的骨干力量，不但成立采矿、工业、农 业、商业等实业学校，而且在中、小学里也加强技术教育。
这样，维新后建立了普通学校、师范学校及实业学校三个教育体系。 关于教育宗旨问题，一开始就在天皇近臣元田永孚为代表的守旧派与伊
藤博文为首的维新派之间发生尖锐的斗争，前者反对以西洋为榜样改革教 育，认为这样会破坏东方固有道德。由于有守旧派作梗，明治元年新政府在 办学宗旨中宣布以“皇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原则。但是在教育改革的实践 中却违背了这个原则，采取了比较开明的自由主义政策，出现了新者皆模仿， 旧者皆排斥，完全摈弃日本旧道德的现象。元田等守旧派在 1879 年公开攻击 这个教育方针，说什么社会道德败坏、风俗浇薄都是全盘西化的开明政策所 造成的，并且要求在学校里培养学生的“仁义忠孝”的品德。结果，政府与 守旧派妥协，到 80 年代开始向德国学习，提倡“国粹”。1890 年颁布“教 育敕语”，把儒家的伦理标准忠孝仁义作为学生准则。此后，在各级学校中 强制推行“忠君”思想教育，并且向学生灌输民族沙文主义。
但是，总的说来，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成果最为显著。一、文化知识普
及于全民，国民的素质普遍提高，这在公德心等精神文明方面都有所表现。 二、培养出大批科学技术人才及工商业管理人才，这对于日本从封建落后国 家一跃而跻身于先进强国之林，起了无法估量的积极作用。

（三）“富国强兵”与建立新式军队、警察制度


　　富国强兵是明治政府实行一系列改革及建设的最终目的。但是，为了富 国强兵，首先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国防力量，而为了增强这个力量，就必须 取消旧的军制，建立新的军制。早在 1870 年从欧洲考察军事回来时，山县有 朋就提出改革军制的建议，并且指出改革军制的目的就是“内以镇压草贼， 外足以伸张对峙之势力”。可见，富国强兵政策之提出，不但是针对开国以 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具有奋发图强抗敌自卫的积极意义，而且 也有对内加强镇压人民及对外侵略扩张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富国强兵政策的 消极面，而且这个消极面越来越大。
　　在正式采纳山县有朋的建议之前，新政府曾做了一些军队建设改编的工 作。1871 年 2 月发布建立近卫军的法令，从参加推翻幕府的军事行动的原萨 摩、长州、土佐三藩的军队中选拔出大约一万人，建立专门保护天皇的近卫 部队，称曰“亲兵”。与此同时，又将原属各藩的军队调整改编为新政府的 军队。但是，这些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为了富国强兵，必须仿效西方资 产阶级国家的军事制度，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式常备军。因此，明治政府决 定采纳山县有朋的建议，在 1872 年 11 月颁发了征兵诏书。1873 年又颁布征
　　
兵令，正式着手建立新式常备军。 实行征兵制，意味着在军事上取消旧的封建武士军队而建立资产阶级军
队，剥夺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而从民众中征兵。但是，为了减少来自武士 方面的反抗，又起用“士族”担任新式军队中的骨干军官。
　　随着新式军队的扩充，从 1875 年起逐步解散由诸藩军队改编的旧式军 队。到 1890 年左右，新式军队中的陆军已拥有 7 个师团现役 5.3 万人，预备
役 25.6 万人。海军拥有 25 艘军舰和 10 艘鱼雷艇，总计 5 万余吨。 明治政府也注意警察制度的改革，还逐渐地建立和发展了近代警察制
度。1873 年大警视川路利良赴欧考察回国，提出“以警治国”的建议。1874 年在全国建立了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国事警察”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由中 央的内务省全面指挥全国各地的警察。这个警察制度，既参照外国经验，又 继承了日本封建时代的传统。警察头子川路利良就是萨摩藩的封建武士出 身，而且明治初期的警察也完全是由封建武士出身的“士族”充当。
　　日本的新式军队及新的警察制度，都是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的混合体。 新式军队称为“皇军”，即天皇的军队，向他们灌输效忠天皇服从天皇的思 想。1878 年发布的“军人训诫”第一条就要求军人把天皇当作超人的“神” 来崇拜。所谓“武士道”精神成为一切军人的行为准则。“武士道”本来是 日本封建武士的道德规范，它强调“忠君”、绝对服从、勇敢及不怕死的精 神，军人在必要时必须勇于拔刀“切腹”，“切腹”被看作是武士“忠勇”、 “义烈”的表现。
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①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
它通过国内战争，消灭了封建领主制度，推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使得政权 从封建领主阶级转移到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手中，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 障碍。说它是不彻底的革命，是因为这次革命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民主，而 且也没有给一般资产阶级以充分的民主；它不仅未能彻底解放农民，而且以 沉重的地税去阻碍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在消灭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时，不 是把土地无代价地分配给劳动的农民，而是把新地主对于佃农的剥削保存下 来；在消灭封建等级时，不是实现真正的资产阶级平等，而是保留了“华族”、 “士族”、“平民”的差别；在推翻幕府的统治时，不是把天皇制同时予以 废除，而是把天皇抬到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并加以“神化”，建立了天皇专 制制度；它未能为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发展充分提供条件，而是 凭借国家的权力，发展了带封建性的、垄断性的国家资本和特权财阀资本， 这种特权资本不仅剥削劳动人民，而且也压抑了中小资本。一句话，这次革 命保存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因而随着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就形成为军事封 建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
那末为什么日本这次资产阶级革命如此不彻底？这里有两个原因：第 一，革命的战斗力量虽然主要是人民群众，但是人民群众并没有用革命行动 推动革命前进，没有影响革命进程及革命结局。第二，领导革命的不是资产 阶级，而是赞成资产阶级改革的下级武士。这一点是由日本的特殊的历史条



① 关于明治维新的性质问题，在史学界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它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有的认为它是不彻
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有的人说它不是革命，而是改良，是“从纯粹的封建国家体制向封建主义的最后政 治形态专制王权的转变”，并且认为后来的自由民权运动才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此外还有“民族 运动”、“革命与改革”等等说法，不一而足。

件所决定的。革命前夕，日本资本主义关系远远没有成熟，资产阶级刚刚诞 生，数量不多，经济实力十分薄弱，因而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在这种 情况下，外国资本主义突然入侵，并且造成了日本的民族危机。这就使得国 内一个能量最大的集团——下级武士于仓卒之间担任了革命领导者的角色， 起来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下级武士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是因为 它具备下面几个条件：一、他们大多数资产阶级化了，所以最关心日本的资 本主义前途及国家的命运。二、日本武士从来就是一个垄断文化的阶层，在 下级武士中间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儒学者、国学者、兰学者和洋学者，他们中 间大多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三、下级武士多半有丰富的政治经 验和政治才干，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出色的政治家、理财家、军事家及外交家。 也有的成为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和工业家。
　　但是，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化了的武士终究与封建制度有藕断丝连的联 系，而且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受儒学、国学的思想熏陶，有浓厚的封建意识—
—忠君思想。这就使得这次资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地保留大量的封建残余， 从而造成了革命的不彻底性。
　　不过，总的说来，这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就是巨大的，它把落后的封建 的日本推进到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地位，使日本避免了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 地的命运。
在这次革命中，下级武士所发挥出来的那种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奋发
图强、刻苦学习先进国家的那种进取的精神，为了救国而把生死置之度外的 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些精神是明治维新所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明治维新在中国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应。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全盘否定了
明治维新，谴责维新是“篡国”。洋务派肯定明治维新学习西方技艺的一面， 否定其政治改革的一面。而黄遵宪、郑观应、王韬、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则 站在维新派的立场上，对于明治维新推崇备至。
明治维新推动了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积极从事变
法活动，也是由于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鼓舞。黄遵宪写了《日本国志》，对 于明治维新的原因、动力及意义都作了论述，并且分析、评论了维新时期日 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方面所进行的改革。他特别赞赏日本政府大 力提倡“殖物产，兴商务”的政策。康有为写了《日本变政考》，按时间顺 序介绍了维新时期的日本大事，着重分析了明治政府各项改革的利弊。黄遵 宪和康有为写这两本书的目的，便是希望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在中国进 行资产阶级性的改革。比如，康有为在把《日本变政考》进呈光绪皇帝时， 还建议中国应该“以强敌为师资”（当时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实行变法， 以便使中国“由弱而强”。

第十四章 17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中叶的亚洲


　　古老文明的亚洲大陆，从 16 世纪初年开始，就变成了欧洲殖民者侵略和 奴役的对象。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继之而来的是荷兰、英国、法国和沙俄。 他们使用炮舰政策，蚕食鲸吞，到 19 世纪中叶，先后侵占了菲律宾、印度尼 西亚、马来亚、印度和西伯利亚等地，奥斯曼帝国、伊朗和中国等国也相继 被列强敲开大门，强加上不平等条约，沦为半殖民地。
　　亚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和奴役的斗争连绵不断，到 19 世纪中叶汇集 成一次反殖反封建斗争的高潮。印度尼西亚爪哇人民起义（1825～1834 年） 是这一次高潮的序幕，构成这个高潮主要内容的伊朗巴布教徒起义（1848～
1852 年）、中国太平天国（1851～1864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1857～1859 年）沉重地打击了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对这个规模大、地域广、持续时间 长的革命风暴，恩格斯预言：不要过多少年，就可以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 的曙光”①。

第一节 印度尼西亚沦为荷兰殖民地与印尼人民的反荷斗争

（一）荷兰的侵略和殖民统治


　　印度尼西亚由三千多个大小岛屿组成，在 17 世纪中叶处于分裂割据状 态。群岛上的伊斯兰教封建王国主要有：东爪哇的马塔兰、西爪哇的万丹、 苏门答腊的亚齐和苏拉威西的戈阿等。在加里曼丹等岛屿上，还残存一些印 度教王国。
印度尼西亚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在爪哇，封建的自然经济
占主导地位；在沿海地区，商品货币关系和手工业都比较发达。封建地主让 商人承包税收，越来越多地用货币租税代替实物租税。在其他各岛上，社会 经济则显著落后，有的地区（如苏拉威西）盛行奴隶制，有的地区（如新几 内亚）还处在原始公社制阶段。
印度尼西亚，特别是马鲁古群岛出产珍贵的香料（胡椒、豆蔻、丁香等），
一向驰名于东方和欧洲市场，早就为欧洲殖民者所垂涎。为了垄断香料贸易， 葡萄牙人第一个侵入了印度尼西亚。在 1511 年强行占领了安汶岛。这是印尼 遭受殖民侵略的开端。
荷兰人接踵而来。1596 年 6 月，科尔尼里斯·德·霍特曼率领一支荷兰
船队首航印度尼西亚。霍特曼抵达万丹港，态度蛮横，并用武力劫夺了两艘 爪哇船。为此，万丹素丹将其监禁，罚款后驱逐出境。离开万丹后，他们继 续航行到马鲁古群岛，要求通商，均遭拒绝，只得扬帆回国。1598 年荷兰人 又作第二次远航。由范尼克率领八艘船只于 11 月到达万丹。这时正值万丹与 葡萄牙殖民者发生武装冲突，荷兰人乘机向万丹素丹提供一些助力。葡人被 击退后，荷人邀功，获准设立办事处，买得大量胡椒，满载四艘船只先驶回 国，获利 400％。其余四艘继续沿爪哇海岸前进，在班达、安汶等地搜购香 料，并在安汶设立一个收购站。这次远航既掌握了到印尼的航线，又获得两 个立足点，为日后进一步侵略创造了条件。



①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712 页。

　　从 1599 年至 1601 年，荷兰先后组织了十多次远航队到印尼搜购香料。 一时经营东方物品的公司林立，彼此进行着激烈的竞争。1602 年，荷兰国会 通过决议，把各公司联合成一个大公司，名为联合东印度公司，简称东印度 公司。该公司集合资本 250 万盾，由国会给予特许证，有权用国会名义发动 战争，签订条约，占据土地，建筑炮垒等。
　　东印度公司成立后，一方面攻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印尼的据点；一 方面把以前各公司分别设立的收购站统一起来，改为联合公司的商馆。在 17 世纪的最初十年，公司先后征服摩鹿加群岛上的素丹小国，控制盛产香料的 安汶、德那地、帝多利和班达群岛。1610 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亚设置 总督府，任命彼德尔·坡施为首任总督。他用 2700 盾在雅加达购得一片土地， 建筑房屋、仓库和堡垒。1619 年荷兰和英国殖民者因争夺雅加达而发生火 并，结果英国办事处被摧毁，市区化为灰烬，荷兰人占领了雅加达。1621 年 雅加达改名为巴达维亚，成为荷兰侵略印尼和亚洲各国的大本营。从此以后， 荷兰殖民者的侵略重点移到了爪哇岛。他们对强大的马塔兰王国和万丹王国 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不断地唆使这两个王国之间相互斗争，以削弱 它们的力量。”
　　自从荷兰殖民者侵占雅加达后，马塔兰与东印度公司的矛盾日益尖锐。 阿贡素丹力图驱逐荷兰人出境。他先后派兵占领马都拉、泗水和井里汶等国， 并制定专卖政策，禁止人民售米给荷兰人。1628 年至 1629 年，马塔兰出兵 攻打巴达维亚，但未成功。阿贡素丹的后继者阿孟古拉一世，是一个残暴的 君主。1674 年，马都拉王子杜鲁诺佐约举行起义，进军爪哇，得到当地居民 的热烈欢迎。荷兰殖民者妄图以“援助”为名，行奴役之实，遭到杜鲁诺·佐 约的坚决拒绝。起义者在赶走欧洲强盗和恢复麻诺八歇国家口号的鼓舞下， 连战皆捷。阿孟古拉一世惊慌失措，逃离首都，投靠东印度公司，但很快死 去。其子阿孟古拉二世于 1677 年和公司订立卖国协定，同意公司在马塔兰领 土上免税贸易，割让加拉横和勃良安地区以及爪哇北岸的三宝垄，偿付公司 因给予援助而耗费的全部费用，将马塔兰全部海港暂交公司使用；荷兰殖民 者则同意出兵镇压杜鲁诺·佐约起义。1678 年，东印度公司调动大批军队侵 入马塔兰。起义者顽强抗击，到 1679 年底终为侵略者所镇压，杜鲁诺·佐约 被害。
荷兰殖民者控制了马塔兰以后，开始侵略万丹。1651 年阿庚素丹即位
后，尽力抵制荷兰的侵略，建立了一支精锐的舢板队，给荷兰人的海上活动 以很大的威胁。阿庚素丹还拥有欧式帆船，远航印度与菲律宾。当时万丹港 盛极一时，贸易发达，港口上又筑有欧式的炮台，足资防守。但是，70 年代 后，万丹王国逐渐走上衰亡道路。因王位继承争执，万丹宫廷分为两派：一 派是父王派，另一派是王子哈夷素丹派，两派内争，削弱了万丹的国力，给 荷兰殖民者以可乘之机。1680 年，哈夷素丹乘父王准备攻打巴达维亚之际， 发动宫廷政变，夺取政权，父子兵戎相见，达两年之久。哈夷素丹向东印度 公司求援。荷军于 1681 年开赴万丹港口，激战数月，阿庚素丹为荷军所俘。 哈夷素丹于 1684 年同荷兰东印度公司签订不平等条约，确认荷兰在万丹及其 苏门答腊属地楠榜享有贸易垄断权，并支付巨额军费。万丹变成荷兰的属领。 在此之后，荷兰殖民者不断地利用马塔兰和万丹王国的封建内争，迫使 它们签订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一步一步地使它们完全丧失独立，成为公
司的殖民地。

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建立了两种占领制度：公司直辖殖民地和藩属土邦。
到 18 世纪末期，直辖地占爪哇总面积的五分之三，总人口的二分之一以上。 直辖地由公司委任荷兰人为省长，掌握最高权力，保留原来印尼封建王公的 特权地位，让他们担任各级殖民机构的官吏。藩属土邦在爪哇有万丹、井里 汶、梭罗、日惹和莽古尼卡兰。它们名义上是“独立的”，由各邦素丹统治， 但公司派驻的驻扎官却拥有极大的权力。他直接干预王位继承，监督与东印 度公司签订的奴役性条约的实施。
　　为保证高额利润，东印度公司实行垄断贸易制度，独占了产品交换的全 过程。在收购方面，公司规定一定的地区种植指定的产品，例如安汶岛种植 丁香，班达岛生产肉豆蔻，勃良安种植咖啡，并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公司。为 防止“走私”贸易，公司每年派出船队四出巡逻。违者要遭到残暴的惩罚。 因为班达岛的居民把肉豆蔻卖给了非荷兰籍的商人，东印度公司几乎把班达 岛的全体居民（约 15，000 人）都杀光了。在贩卖方面，公司独占某些商品 的专卖权。它与藩属土邦签订条约，规定棉布、鸦片等商品由公司输入。垄 断贸易制度给公司带来了惊人利润。公司在安汶和班达以 7 分钱收购 1 磅香 料，运到荷兰则以 300 分（3 盾）的高价出售。在爪哇收购食盐每石费用仅 6 盾，运到苏门答腊每石卖价 50 盾至 70 盾。
东印度公司在直辖地实行实物定额纳税制，规定各州应承担一定数量的
贡品份额，各州再把贡品摊给各村，由村长强迫农民种植。在藩属土邦实行 强迫供应制。强迫供应制首先实行于马塔兰，规定马塔兰每年以最低价格供 应公司一定数量的大米。后来推行到其他土邦，如万丹供应胡椒，井里汶供 应蓝靛、蔗糖、大米、木材等，勃良安供应木材、大米、胡椒、牲畜、棉花 等。无论是贡品或供应品，都由各级官吏负责运送到雅加达。按规定，公司 应付给生产贡品或供应品的农民以微薄酬金。而这一点点酬金大都被荷兰职 员和各级官吏装入腰包。
东印度公司还在印尼实行盗人和贩卖奴隶的制度。为了掳掠奴隶，公司
最初在苏拉威西实行盗人制度。马克思说：“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 而在苏拉威西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贼、译员、 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贩卖人。盗来的青年 在长大成人可以装上奴隶船以前，被关在苏拉威西的秘密监狱中”。①公司还 与巴厘等岛屿的封建主缔结供应奴隶的协定，并到中国东南沿海掳掠中国居 民到印尼为奴。雅加达一度成为一个贩卖奴隶的大市场，1778 年仅巴厘奴隶 就有 13，000 名。奴隶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役，在欧洲人开办的种植园作苦工。 例如，荷兰殖民者在消灭班达岛的居民以后，把班达岛的土地分给荷兰的退 伍军人，使用奴隶种植肉豆蔻。这些荷兰种植园主靠残酷剥削奴隶而变成了
富翁。
荷兰殖民者通过这些奴役方式，从印度尼西亚掠夺了大量财富。在
1602～1615 年间，公司年平均利润率为 32.5％，1650 年竟高达 500％。1750～
1759 年间，从印度尼西亚汇回荷兰的汇款每年平均 250 万盾，1770～1779 年间平均每年 400 万盾。掠夺去的金、银和宝石的价值约等于汇款的两倍。 与此相反，印度尼西亚人民则陷于饥饿、贫困的境地，以致人口减少、土地 荒芜。



① 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版，第 2 卷，第 256 页。


（二）苏拉巴蒂起义和“红溪事件”


　　荷兰殖民者的侵略和掠夺，不断激起爪哇各地人民的起义和反抗。17 世 纪末年爆发了苏拉巴蒂领导的反荷起义。苏拉巴蒂原是巴厘人，名叫翁栋， 在一次内战中被俘，卖给荷兰人，送到巴达维亚当奴隶，后来又在公司的军 队中当兵，升为军官。在东印度公司与万丹进行战争时，苏拉巴蒂因不堪忍 受荷兰军官的凌辱，带领自己的同伴，在勃良安起事，反抗荷兰殖民者。万 丹素丹投降后，苏拉巴蒂转移到马塔兰，受到阿孟古拉二世的欢迎。荷兰派 军进攻，在卡尔达苏拉战斗中，得到马塔兰支持的苏拉巴蒂打败了荷军。随 后，苏拉巴蒂占据了巴苏鲁安，得到当地农民的广泛支持，其辖区日益扩大。
　　1703 年，阿孟古拉二世去世，由其子阿孟古拉三世继位。阿孟古拉三世 比其父更坚决地联合苏拉巴蒂，共同反抗东印度公司。事态的发展引起了以 其叔父邦格兰·甫格尔为首的封建王公的不满。邦格兰·甫格尔逃往三宝垄， 与东印度公司勾结，自立为王。1705 年他与东印度公司签订新约，承认井里 汶、勃良安和马都拉东部地区归东印度公司管辖。东印度公司出兵协助他镇 压苏拉巴蒂起义，反对阿孟古拉三世。1706 年 10 月，东印度公司的军队进 攻庞吃，苏拉巴蒂英勇抵抗，荷军伤亡惨重。不幸，在这次战役中苏拉巴蒂 受伤，不久在巴苏鲁安去世。次年，荷军继续进攻由苏拉巴蒂三个儿子率领 的起义军，巴苏鲁安被荷军占领，起义军余部退到玛琅。1708 年阿孟古拉三 世向荷兰投降，被流放到锡兰岛（今斯里兰卡）。苏拉巴蒂的子孙们坚持抗 荷斗争，直到 1767 年。
苏拉巴蒂起义尚未完全平息，1740 年又爆发了华侨与印尼人民的联合抗
荷斗争。荷兰占领巴达维亚的初期，为了解决劳动力的不足，竭力招引和掳 掠华工从事手工业和农业生产。1706 年，雅加达的华侨已超过 1 万人，1720 年增至 6 万人，市郊的华侨尚未计入。华侨人数的增多和经济势力的加强， 使荷兰殖民者日益不安。他们认为富裕的华侨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而贫苦华 侨则是他们的反对者。于是便决定采用野蛮手段，对华侨进行排斥、打击和 迫害。
1706 年，荷兰殖民政权颁布限制华侨入境的命令，规定只有取得“入境
许可证”的人方可入境。领取入境证要缴纳十盾；已入境的人要领取“居留 证”，纳费五盾。1722 年，殖民政权下令拘捕雅加达的所谓“无业华侨”， 并禁止华侨在路旁开设饮食商店和随意外出旅行，被捕者部分被遣送回国， 部分送往锡兰岛和南非充当奴隶。1727 年，殖民者又逮捕所谓没有居留证的 华侨。1740 年 7 月 25 日，荷兰殖民总督命令贫苦华侨登记，以便送往锡兰， 充当苦力。命令发布后，没有一个华侨奉命登记。于是殖民者蛮横宣布：凡 是殖民政权认为可疑的人，不论其是否贫穷或有否居留证，一律逮捕审查。 许多勤勤恳恳的华侨被捕，甚至被戴上手铐，押往锡兰岛。他们在途中受到 的非人待遇，绝大多数被折磨至死。当死里逃生的华侨潜回雅加达并把殖民 者的罪行公诸社会之后，广大华侨义愤填膺，一致认为：与其坐而待毙，不 如起而反抗，庶几死中求生。大起义时机成熟了。
　　当华侨正在酝酿反荷起义之际，惧祸者纷纷逃往甘打利亚，荷兰殖民者 派兵追击，很多华侨被杀，被捕者多至数百人。于是群情鼎沸，华侨终于被 迫在 1740 年 10 月 9 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抗荷兰殖民者的大起义！
　　
　　本来起义的领导者连怀、林楚等计划分兵两路，一路自丁加兰进攻文登 墟炮台，一路从望加寺攻击荷兰兵营，俟得手后，再合力进攻巴达维亚，扫 荡殖民者的军事巢穴。但是林楚私受贿赂，出卖起义计划，致使荷兰殖民者 得以从容布置，作了准备。因此，攻击荷兰兵营的队伍遭受重大伤亡，攻击 炮台的队伍也受阻无功。在此紧急关头，进攻炮台的队伍恐怕贻误战机，遂 直接进攻巴达维亚。这时，凶狠的荷兰殖民者一面杀死狱中华侨，炮轰起义 队伍和华侨居留区；一面调集军队，组织流氓恶棍，大肆洗劫华侨商店住宅。 起义队伍在巴达维亚西门、南门、文登墟及望加寺一带苦战七日七夜，最后 终因组织松懈、武器不良、粮弹两缺，伤亡太大而转移。在此次荷兰殖民者 一手制造的大屠杀中，华侨惨死数万，所流的血把河水都染红了，故称这次 起义为“红溪之役。”
　　红溪事件后，起义者在黄班等人领导下，联合印尼人民，共同进攻扎巴 拉、淡目等地的荷军侵略据点。直葛、三宝垄、泗水等地都爆发了华侨和印 尼人民联合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武装斗争，并先后克服南望等城市，起义声势 非常浩大，起义浪潮弥漫全岛。甚至连封建王公如马塔兰素丹巴古·甫握诺 二世等也暗中和起义队伍互通声气，待机而动。后来巴古·甫握诺二世虽因 形势不利而变节，但他的部下却另立玛斯·卡连迪为新素丹，继续与华侨联 合抗荷。1742 年 6 月，起义军攻克首都，巴古·甫握诺偕同荷兰使节逃到坡 诺罗科。荷兰军队反扑，先后占领巴当、淡目和扎巴拉。1743 年玛斯·卡连 迪在泗水投降，起义被镇压。这次起义在华侨和印尼人民反殖斗争史上写下 了光辉的一页。

（三）荷、英、法对印尼的争夺


　　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不断反抗下，东印度公司走上了衰落的道路。公司财 政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到 1780 年，公司负债总额已达 2500 万盾，走到了 破产的边缘。
同时，东印度公司对印尼的垄断性剥削，引起了荷兰国内工业资产阶级
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对印尼实行自由贸易。为此荷兰政府从 1796 年 3 月 1 日起接管了东印度公司的营业。1800 年东印度公司正式解散，荷兰政府接管 了它的全部财产，承担了它的全部债务。
19 世纪初，印度尼西亚成了英法争夺的对象。1806 年，拿破仑占领荷兰，
委派亲法的荷兰人丹德尔斯为印尼总督。逃亡英国的荷兰执政威廉成为英国 统治集团争夺印尼的工具。1906 年底在雅加达港口的荷兰舰队，几乎全部被 英国舰队歼灭。
　　1808 年，丹德尔斯来到印度尼西亚，他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军事，准备对 英作战。丹德尔斯强迫各地封建主提供兵员，把殖民军从 4000 人扩增到 19，
000 人；修筑横穿东西爪哇的公路，全长达 1000 公里；在泗水、万丹和马都 拉等地建军港，筑炮台。这些巨大的工程都是靠当地居民的血汗来完成的， 成千上万农民死于繁重无比的劳动之中。例如，在万丹建筑堡垒的 1500 名农 民，没有一个能活着返回家园的。丹德尔斯除保持了剥削爪哇人民的一切旧 方法外，还把土地出售给欧洲和华侨商人，凡是向政府承购土地者，不仅可 以自由使用购得的土地，而且可以奴役土地上的农民。爪哇人民不堪徭役和 苛税之苦，因之在万丹和井里汶等地爆发了反抗殖民暴政的起义。1811 年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