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献给大家的这套《非洲通史》，是中国几代非洲史学者梦寐以求、艰苦 创业的结晶。
　　中国人对非洲历史的兴趣，差不多与中国史学传统一样悠久①。中国古代 史学家留下了研究非洲历史、中非关系史和中西交通史的大量宝贵资料，但 他们受到所接触范围的局限，仅仅描述了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沿岸各国。 “放眼看世界”的近代中国学者开始对全非各国的历史作简洁的介绍②，但在 救亡图存的年代，他们没有条件对非洲史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兴待举。老一代的知名史学家为填补空 白，毅然挑起研究非洲史的拓荒重担。他们组建研究机构，开设非洲史课程， 培养研究人材，编写资料和专著①，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嘎然而止。 就在我们止步不前的 60—70 年代，世界非洲史学正蓬勃发展，先后出版了一 大批有价值的国别史、地区史、专史和多卷集通史，中国与世界非洲史学的 差距再一次拉大。这种状况不仅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也同悠久真诚的中非友 谊很不相称。
　　非洲是世界的第二大洲，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 之一，有着灿烂辉煌的过去，近代以来一直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 族主义的强大力量。1990 年纳米比亚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非洲大陆争取政 治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目前非洲正处于路转峰回的关 键时刻。中国人民同非洲各族人民曾为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而共同战斗、 互相声援，今天又在为反对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和强权政治而斗争。这场 斗争实际上是反对殖民剥削和统治的继续。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这种世 界战略格局将长期存在。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了解非洲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及其趋势，需要搞清非洲政治、经济“热点”的来龙去脉。
非洲的文明史，既是悠久的，又是多彩的；既有统一规律可循，又有许
多特殊性。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技术革命，即从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 可能首先发生在非洲。非洲也是世界史上最先出现奴隶制社会形态和国家组 织的一个大洲。但此后，非洲各地区文明的发展就愈来愈不平衡。到 15 世纪 欧洲殖民者首途大西洋沿岸的非洲地区，在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沿岸的某 些非洲国家已经进入发展程度不等的封建社会阶段，在塞内加尔河、尼日尔 河、刚果河（扎伊尔河）、赞比西河流域以及大湖地区则存在着一系列奴隶 制国家，而在赤道热带森林、赞比西河以南，撒哈拉沙漠和卡拉哈里沙漠边 缘以及东非大裂谷东支沿线的人们却还过着采集、狩猎、游牧和半农半牧的 原始社会生活。在许多奴隶制国家和某些封建制国家内部，次生的、派生的 村社——自给自足经济的社会细胞和家长奴隶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对于 非洲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历来存在着不少偏见和曲解，例如认为“黑人自古 天生低劣”①的观点，以欧洲模式硬套非洲各族历史的方法论②，等等。我们



① 如果不算古代神话传说，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最早记载非洲国家的史学著作。
② 如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等。
① 如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纳忠《埃及近现代简史》、张铁生《中非交通初探》等。
① 杜波依斯：《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4 年，第 25 页。
② UNESCO，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非洲通史》），vol.XViii.

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观 点，才能从驳杂纷繁的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
　　无可讳言，今日非洲在整体上是落后的，但这主要不是古代历史遗存的 因素所造成的，而是 15 世纪以来殖民主义侵略和统治留下的恶果。当然，在 近代非洲历史画卷上，也不只是书写着屈辱和辛酸，更有不屈不挠的抗争和 自强不息的改革，涌现了一大批爱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和民族英雄。 如果加以科学的总结，这对于驳斥形形色色的历史偏见，对于正确理解和认 识非洲的历史和现状是大有裨益的。
　　基于上述认识，1984 年在北京召开了西亚非洲史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朱庭光倡议编写一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多卷本非洲通史。会后确定华东师范大学艾周昌和北京大学陆庭恩为项目负 责人，成立了由艾周昌、陆庭恩、张文淳、彭坤元、郑家馨、何芳川、宁骚 组成的编委会。这一项目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并得到了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为了使编写工作扎实地进行，编委会在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的支持和协助 下，从两方面进行了准备：第一，编译《非洲通史资料选辑》，分册出版， 每册约 20 万字；第二，讨论非洲史的若干理论问题，例如非洲社会的演进和 变革，撒哈拉以南社会经济形态的嬗变和更替，非洲的政治体制，非洲民族 解放运动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等等。这两项工作对集思广益、提高书稿质量 起了重要作用。
《非洲通史》全书分为三卷，实行分卷主编负责制。古代卷由何芳川、
宁骚主编；近代卷由艾周昌、郑家馨主编；现代卷由陆庭恩、彭坤元主编。 三卷之间，既求互相衔接，又能独立成篇。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
研究所和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外交学院、南开 大学、山西大学、郑州大学、湘潭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师范大 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徐 州师范学院以及中联部、人民日报社等单位研究非洲史的学者。
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毅然承担了本书及其资
料的出版工作，责任编辑王少如和陈长华为本书的审定和出版做了大量工 作。
在本书付梓之际，谨向一切支持和关心本书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非洲通史》项目负责人 艾周昌 陆庭恩
1990 年 7 月 30 日

非洲通史·古代卷

导 论


　　非洲大陆的历史是一个整体。非洲古代史，只是这一整体的不可分割的 一个部分。
本卷所要阐明和叙述的，就是这块世界第二大陆漫长的古代历史。 当人们谈论非洲古代史的时候，首先会遇到它的涵盖面问题。非洲古代
史始于人类从动物界的混沌中走出，亦即劳动创造了人这一过程。尽管国内 外学术界对非洲（具体地说，是东非和南部非洲）是否人类的唯一起源地这 一问题存在着争论，但对非洲已发现人类演化的迄今最完整的系列的遗骨、 非洲是人类的摇篮之一，在认识上则是没有疑义的。因此，从人类的全部历 史来看，非洲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先进的、进步的大陆，而不是一个滞 后的、落后的大陆。在东部和南部非洲，通过对已发现的人类脱离动物界的 过程各个阶段的化石进行的科学研究，现在已经可以比较清晰地描绘出人类 体质进化的一条主线，即：
人类体质特征发展的阶段（单位：万年）
发展阶段 腊玛古猿 南方古猿 直立人 早期智人 晚期智人 距今年代 1400 — 700 400 — 100 200 — 20 25 — 5 5 —

伴随着体质进化的历程这条主线，形成中的人类在文化上也有一个从使
用天然工具到早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再到晚石器时代这样一个由低级向高 级发展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非洲始终居于世界人类进步的最前沿，非 洲历史在世界历史中是大放异彩的。当然，由于近几十年来，有关这方面的 考古资料相当丰富、甚至庞杂，所以很难说国际学术界已经对已发现的资料 从容地进行了确认、鉴定、分析和研究。有的资料，甚至被认为将从猿到人 的过程，在时间上推前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这就需要我们作一番认真的排 比、分析，对非洲古代史的上限作出一个比较稳妥的判断。科学的态度应该 是追求真理，而不应该是一味地标新立异。
非洲古代史的下限问题，就比较复杂。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见仁见智，
且多言之成理。我们认为，讨论这一问题时，应该注意到两个参照系。一个 是世界通史，另一个是东方的，即亚洲、非洲（在一定时期与一定程度上， 还有美洲、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历史。对于世界历史来说，它的古代史含上 古和中古两个历史时期，一般指人类社会前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知道，资本 主义时代是从 16 世纪开始的。因此世界通史中的古代（含中古）部分，是以
15 世纪作为其下限的。东方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拖入近代的，因此 就整体而言，东方近代史也应该由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开始。东方古代史 的下限，也大致应界定在 15 世纪。不过，当我们主张将世界古代史和东方古 代史的下限界定在 15 世纪时，我们只是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的角度上给人 类和东方社会的发展以一个大体上合理的阶段性标志，而绝没有用它界定各 个民族和国家古代与近代历史的分期。正如中国古代的下限延伸到 1840 年鸦 片战争一样，日本古代史的下限大致界定在 19 世纪中叶；印度古代史的下限 则在 1757 年普拉西战役；奥斯曼帝国古代史的下限为 18 世纪 90 年代谢里姆 三世的改革；它们都大大晚于通史的相关界定。大致同以上两大参照系一致， 我们认为，非洲古代史的下限也可界定在 15 世纪。而且应该注意到：近代西

方殖民主义对外扩张活动是以 1415 年葡萄牙人占领非洲的休达开始的。同亚 洲相比，非洲的近代甚或还要早些。自然，这一界定丝毫也不妨碍我们在讨 论非洲大陆各地区、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时，将它们古代史的下限科学地、合 理地延伸到 17、18 世纪。
　　非洲古代史，是非洲各族人民的古代历史。因此，在编写过程中，自然 会遇到有关民族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学者曾围绕着斯大林有关民族和部族 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非洲史学界也不例外。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 不属本卷任务，更非我们力所能及。不过，有关民族的问题在非洲大陆显得 格外复杂、突出，本卷作者就不能不有所依循。其实，从理论上讲，斯大林 的民族定义大体上适用于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形成以来的情况。依照斯大林的 观点，人类社会只有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才有条件形成严格和完整意义上的 民族，即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为了同这一点相区别，斯大林将此前人类在民 族问题上发展的最高水平，界定为部族。我们不准备拘泥于斯大林的部族说。 因为事实上很多地区的古代人民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一定要将 他们排除在民族范畴之外，显然是不合理的。况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 就有“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这样的提法1。在英语文献里，19 世纪以 来，尤其在当代，对所有类型的族体统称作 people 或 ethnicity，而对建立 了国家的族体或被认为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族体，则称作 nation。在汉语 里，people、ethnicity 和 nation 都被译作“民族”一词。本卷在提到民族 的地方，都是在这种未加严格区分的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的。
大致而言，非洲大陆各地区的古代先民，发展到一定程度，一旦形成稳
定的血缘共同体（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地域共同体（国家），便相继 跨入古代民族的阶段。由于长期共同的生息、繁衍、劳作，某一地区内的人 民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了许多外在的（如血统、语言、风俗习惯、行为规 范等）和内在的（如心理素质等）共同性。上述这种共同性，就可以被认为 是人类迈入古代民族阶段的标准。在我们观察和研究非洲古代诸民族时，不 难发现，它们同世界上一切古代民族一样具有下列特点：第一，规模小。在 古代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下，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人民所认同的生存空间，用今 天人类的眼光看，往往是极有限的。一片山区或森林，或是一条河谷，都足 以构成古代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随之而来的，就是古代民族的人口少。少 则数百人、数千人，多则数万人即可形成最初的古代民族。第二，稳定性差。 由于规模小，人口少，共同心理素质的积淀比较浅薄，因而在同其他民族和 平或战争的交往中，比较容易因征服、同化或相互融汇而发生变化。第三， 古代民族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古代民族发展历程中的多层次性，即同样是古 代民族，却在发展程度上有着天渊之别。有的古代民族得到高度发展，有的 则在历史长河中沉浮，始终在初级或中级阶段徘徊。
同民族问题密不可分的，是国家问题。当着一个古代社会达到这一点， 即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社会职能特别是管理职能已不再能胜任该社会之需求 时，便需要一种崭新的公共机构：国家。除了南部非洲地区的科依—萨恩人 和逐渐退居中部非洲热带森林中的俾格米人之外，在非洲大陆绝大部分地 区，凡是形成了古代民族的地方，至迟到 17、18 世纪，一般地说都曾建立过



1 ①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版，第 515 页。

古代国家或准国家、雏形国家组织。 非洲大陆古代国家的出现与发展，比较其他大陆，呈现出突出的不平衡
现象。从整体上看，可以称之为北高南低的状态。这就是说，非洲北部的国 家组织出现得早，且一般相对比较发达。越往南，国家组织出现得越晚，且 发展程度越低，直至南非地区全然没有出现国家的条件。在北非，尼罗河流 域孕育了古代埃及的璀灿文明。古代埃及国家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国家之 一。在马格里布地区，出现了迦太基国家（尽管这个国家是腓尼基人建立的）， 以及完全由非洲当地柏柏尔人创建的努米底亚王国。受埃及文明的影响，在 它的南方努比亚，也曾出现了著名的冶铁古国——麦罗埃。由此向南，直到 晚近的公元 15 世纪前后，还有赤道及其以南的刚果王国和津巴布韦巨石文化 所体现的神秘的莫诺莫塔帕王国的气氛。
　　非洲古代国家的出现及其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同非洲以外的古代世 界的其他文明息息相关。它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如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 的巨大影响，同时也在较小的程度和范围上影响了外部世界。世界的三大宗 教之中，有两个可以在古代非洲国家的出现与发展中找到自己深深的烙痕。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和整个北非其他地区，成为被压迫人民反对 罗马帝国斗争的旗帜与代言者，对罗马帝国在非洲统治的衰亡历程起了重大 的推动作用。在东北非，基督教却成为埃塞俄比亚这一基督教千年王国的国 教，对埃塞俄比亚古代国家的发展、成熟及其凝聚力、韧性，等等，都起过 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基督教甚至将自己的力量深入非洲腹地。在东苏丹地 区，就曾出现过诺巴迪亚、马库里亚（即栋古拉）和阿勒瓦等三个古代基督 教王国。公元 7 世纪，当阿拉伯人挟着古兰经、高举伊斯兰圣战的大旗奔逐 在北非大地的时候，非洲国家发展史上的伊斯兰时代也同时来临。在埃及和 整个北非地区，伊斯兰教大约在一个世纪里就深深根植于非洲的土壤，成为 这一地区国家赖以生存的精神和政治的支柱。在多数情况下，它是统一的或 分裂的阿拉伯帝国的支柱。在若干情况下，它也成为被压迫群众反抗现存国 家政权的工具。一旦这些反抗取得成功，推翻了旧的统治者，建立了新的政 权，它又即刻成为新建国家如穆拉比特王国和穆瓦希德王国的支柱。在古代 非洲国家发展的历史上，伊斯兰教的作用，无论从涵盖范围还是从其影响来 看，都远远超越了基督教。在非洲西部，伊斯兰教势力由马格里布南下，越 过撒哈拉，在西苏丹诸国、尤其是马里和桑海国家的强盛中扮演了极为重要 的角色。在东部，自埃及南下的穆斯林势力经过长期侵蚀，冲毁了东苏丹地 区的三个基督教国家。然后同西苏丹伊斯兰势力左右夹击，将中苏丹地区也 伊斯兰化。同时，从阿拉伯半岛、红海与波斯湾而来的伊斯兰势力，更南下 东非海岸，与当地非洲居民融汇，创建了著名的斯瓦希里文明和大约 37 个东 非沿岸的城邦国家。无论在广大的苏丹地带还是东非沿海地带，那里的伊斯 兰文明都带上了十分浓重的非洲本地色彩。对于伊斯兰教对这些国家发展的 促成与规范作用，我们当然不能也不应过于夸张。但伊斯兰教在这些国家的 建立、发展过程中确实起过很大的推进作用和某些规范作用，则是勿庸置疑 的。
　　在古代世界，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这一条件的制约，国家的规 模在最初阶段总是很小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在古代生产条件下就不可能出现 疆域辽阔的大国甚至帝国。事实上，罗马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中 华帝国等都是在古代简单的社会生产条件下涌现的。而且，尽管亚历山大·马
　　
其顿帝国和波斯帝国昙花一现，然而其他几个大帝国却经历了数百年乃至上 千年的风风雨雨，历久不衰。在初起的蕞尔小国与庞大帝国之间，更有着许 多规模不等、体制完备状况千差万别的形式。有的学者试图将这些古代国家 的万千气象理出一些头绪，找出一些规律性的现象来，于是提出了“城邦—
—王国——帝国”演变、发展的规律，展开城邦问题的讨论。其实，城邦现 象绝非古代希腊、罗马所专有，世界许多地区在古代都出现过城邦。就非洲 大陆而言，公元前在北非地中海沿岸就曾出现过以迦太基、乌提卡为代表的 城邦群，在公元 10 到 15 世纪，东非沿海地区出现了基尔瓦、蒙巴萨、摩加 迪沙等大约 37 个城邦；在西非豪萨地区和约鲁巴地区出现了数十个城邦；比 它们更晚近一些，西非几内亚湾沿岸地带也出现了城邦群。城邦群的出现， 一般确是一种早期的国家现象。由于它出现早、规模小，因此往往被一些学 者认为是古代国家由小及大的第一步。于是同希腊、罗马专有说相对立，出 现了另一个极端的主张，即认为城邦是古代世界的普遍现象，是古代国家普 遍的初级形式。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我们认为，以城为邦（即城市国家，其 疆土大体限于城市及其近郊），小国寡民的古代国家，往往是由那些古代商 业民族所创建的。它们的发展、兴衰，往往同那些古代商业民族的命运密切 关连。至于古代农业民族、游牧民族，其立国之始并不一定非要经过城邦阶 段。一个强大的军事民主制古代社会，在迅速吞并许多类似的社会之后，是 很容易建立与城邦特征迥异的疆域可观的王国的。同样地，帝国现象也未必 是古代世界国家发展的普遍规律。在非洲古代的历史上，古埃及在新王国时 期确曾出现过向帝国发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毕竟没有能变成现实。因为尼 罗河三角洲所支撑起来的古代农业的埃及，是绝没有实力去建立一个幅员辽 阔、连省跨洲的大帝国的。不仅如此，甚至连控制上埃及地区的力量都时常 令人怀疑。埃塞俄比亚古代统治者虽然从阿克苏姆时代起就给自己冠以“万 王之王”的美号，但他们所君临的，实在只能称作一个较大的王国。真正平 心而论，在古代非洲，只有西苏丹地区的马里和桑海国家，具备了成为古代 帝国的雏型。而且，无论是埃及、埃塞俄比亚、马里还是桑海，所有古代非 洲那些稍有帝国趋势或稍具帝国雏型的大王国，没有一个是从城邦发展起来 的。这大致是因为，古代商业民族所追求的，是利润而不是领土。而着意追 求幅员广阔领土的，往往是那些古代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
在对古代非洲的研究中，最棘手的问题是社会性质问题，即古代非洲各
个社会、国家的社会经济形态问题。 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我国学术界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即人类社会的
发展史上，可以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 义制五个必然发展阶段的规律，现在正在学者们当中展开热烈的讨论。其中， 奴隶制社会究竟是否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争论尤多。此外，还连带着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战。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们以为，人类社会从原始公社制进入阶级社会，再将从阶级社会走向 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巨大的、理论上的贡献。阶 级社会本身，自然也有一个由低向高发展的漫长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前资本 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段。这是大家一般乐于接受的。至于在前资本主义阶 段的阶级社会问题上有那么多的争论，我们一方面认为是正常的、有益的， 同时感到要注意两种倾向：一是要从实际出发，防止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 到理论，一味引经据典，甚至让经典和经典打架。那样会让本来极富生命力
　　
的理论走向经院哲学而僵化；二是要更多地下功夫对古代世界各地区的社会 进行深入地具体地研究。因为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还是今 天，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古代社会，人们的认识与研究还是相当肤浅的。 从理论上看，我们今天研究古代非洲社会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于此。
　　大致说来，由于人类在非洲大陆出现得更早，活动时间更长，因而非洲 原始社会也比其他地区的原始社会出现得更早，持续得更长。非洲大陆大部 分地区多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其自然条件，受地球冰川期影响（即寒冷周期 的影响）较小，能够比较充裕地向人类提供各种动植物食物源。同时，热带 与亚热带的环境又带有对人类生存与蕃衍种种不利的因素（如毒虫猛兽的威 胁）。所以，不难看到：非洲大陆的原始人群因生存和生产的需要，很早就 必须形成有力的群体；同时比较丰富的食物供应又容易使人们在推动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方面产生某种惰性。这就可能给非洲大陆原始社会的漫长性，增 添了特殊的色彩。由于在热带和亚热带自然条件下人类活动的痕迹不易保 存，非洲许多地区的原始社会已难寻踪迹。俾格米人的原始社会早呈萎缩状 态。只有南北两大荒漠地区——撒哈拉和卡拉哈里——的岩壁画还在栩栩如 生地诉说着那种原始状态的生活。此外，就只好从近现代非洲社会中残存的、 却十分牢固地延续下来的原始社会纽带中去窥测它们的原型了。
非洲各地的原始社会，经过特别漫长的发展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
后瓦解而进入阶级社会。当我们深入考察这些阶级社会时，就会发现它们的 内涵是十分丰富多彩的。这里既有浓郁的原始公社制的残存成分，也有在古 代生产力条件下人们能够发现和创造的各种剥削形式。
实事求是地讲，在非洲许多古代阶级社会中，存在着各种表现形式的奴
隶制。当着人们的生产活动开始出现剩余劳动，特别是当着这种剩余劳动还 处于低级的、萌芽的阶段，同必要劳动的界限尚较模糊的时候，奴隶制确实 是人们所能发现的、最方便的一种剥削形式。在这种剥削形式下，人们不必 明确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界限，甚至可以肆意占有奴隶的全部劳动、包括 他们的生命。
北非地区的奴隶制，是非洲发展形态最高的奴隶制。在非洲率先进入阶
级社会的埃及，由于国势日强，在对外战争中、特别是对努比亚地区的侵袭 中获得大量俘虏以及劫掠的人口。这些战俘与掠夺来的人口，自然变成了奴 隶。同样，迦太基等城邦雄强一世。在他们对外军事和商业活动中也源源不 断地获取着奴隶。在东北非地区，公元初年逐渐兴起的另一个著名国家阿克 苏姆，也存在着奴隶制。这个千年基督教王国的首任大主教弗罗门蒂乌斯， 就曾经因海难遇救，与其弟两人同在阿克苏姆沦为奴隶。
　　比较起来，在整个非洲大陆，奴隶制在上述国家中发展到了较高形态。 特别如埃及，当国势雄强、四方征讨时，所获奴隶数量是极为可观的。但无 论如何，它们的奴隶制都没有达到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状态。在上述非洲 古代社会中，有了阶级分化，有了奴隶制剥削形态，无疑已进入阶级社会。 但奴隶劳动始终未占据社会劳动的主要地位。过去，曾经认为如埃及大金字 塔和阿克苏姆巨石圆头碑这样的大规模公共工程，应该是使用奴隶劳动建成 的。实际上，它们的修建，也主要是依靠农村公社成员的劳动。相反，家内 奴隶制的占有形式相当普遍；大规模在田间、作坊与商业上集中使用奴隶的 情况，迄今未能确认。鉴于埃及等奴隶制形态未能如罗马那样达到充分的、 高度的发展，故而学者们将这种社会（即奴隶劳动未占社会劳动的主导形态，
　　
而家内奴隶又是该社会奴隶制的主要形态）命名为东方奴隶社会。加之，古 代王权又在这种社会得到几乎是畸形的发展，故而又有人将其归入亚细亚生 产方式。
　　我们认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认定某一个社会为某种生产方式或 剥削形态的社会，其最主要的条件与标志应该是：该种生产方式和剥削形态， 应在这一社会的生产劳动中占有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地位。以这一标准来进行 测定，则包括埃及在内的北非、东北非地区诸古国，都难以确认为奴隶制社 会。在这种社会中，尽管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甚至出现了早熟而发达的 国家与王权，但原始公社制的纽带依然很强，在社会总生产劳动当中所占比 重甚至居主要地位。或者有人主张，奴隶制虽在社会生产中未占据主要的和 决定性的比重，但它的存在，而不是原始公社制的存在，决定着社会发展的 方向，以此为标准，仍可确认该社会为奴隶制社会。无疑，这后一种标准的 推出，其理论意义要比前一种深刻得多。在埃及等上述古代非洲社会中，原 始公社制的遗留成分再大，也不再是社会发展方向的决定者、指示者。但与 此同时，那里的奴隶制也并不是社会发展方向的决定者与指示者。在这些社 会中，奴隶制始终未能发展成社会的主要生产与剥削形态。因而我们称之为 非洲早期古代阶级社会。
在北非和东北非一批早期古代阶级社会形成之后很久，大约公元 10 世纪
以后，在西苏丹地区与东非海岸，再后来还有非洲内陆各个地区（南非地区 除外，那里始终没有脱离原始社会）都陆续进入阶级社会，出现了国家。有 的地方，如加纳、马里、桑海国家的巨大发展甚至出现了形成帝国的雄强形 势；有的地方，如东非沿海和豪萨地区等，城邦形式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 不过，当这些地区进入阶级社会的时候，伊斯兰教已经以其极强的活力渗入 非洲广大地区。所以上述地区进入文明时代，立刻就成为穆斯林世界或古代 伊斯兰文明圈的边缘。
中、西苏丹乃至东非沿海地区的诸古代国家，也同样存在着奴隶制度。
在一些城邦国家中，奴隶在工、商业活动中时时可见，奴隶当兵的现象也屡 见不鲜。奴隶的数量，在马里、桑海这些大型国家当中，也达到相当可观的 程度。有时，统治者一次掠夺性战争即可带来成千上万名奴隶。同时，还有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奴隶贩卖的问题。在古代中、西苏丹地区，穿越 撒哈拉商路网，同北非地区有着相当密切的交往。撒哈拉商路网的主要内容， 即北非地区的食盐、铁器、纺织品和其他产品南下苏丹地区，换回那儿的黄 金和奴隶。至今，还有死在撒哈拉古商路的奴隶的枯骨，在诉说着当日这项 交易的频繁。在东非沿海地区，“僧祗奴”（僧祗或层期，即古代桑给巴尔 海岸地区——东非沿海地区之泛称）也大批运往海外。斯瓦希里诸城邦在吸 收丝绸、瓷器等中国商品，以及南亚、中东地区的产品时，除了东非沿海南 部索法拉的黄金之外，用以交换的大宗之一，就是奴隶。在古代，整个东非 海岸，从今天的厄立特里亚到津巴布韦，到处都有装载着奴隶的船只出海。 东非之角以上的奴隶，一般称为“埃塞俄比亚奴隶”。他们除了运往阿拉伯 半岛、波斯湾以外，还远达印度各地，直至德干高原。在亚洲各地，埃塞俄 比亚奴隶以忠诚著称，不少奴隶被充作宫廷卫队。东非之角以南的奴隶通称 “僧祗奴”。他们的运送范围似乎更广，甚至远达中国。古代从东非海岸外 运的奴隶，数量不小。如大批黑奴被用于开发伊拉克沼泽地。公元 8 世纪， 他们竟能掀起 10 万黑奴大暴动。在元代的中国，比较有地位与财富的府邸都

有蓄黑奴的时尚。东非地区古代有相当数量的奴隶输出，固然说明那里奴隶 制度长期存在，但并不意味着那些输出奴隶的非洲社会就是奴隶制社会。相 反，倒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那里奴隶占有水准的低下，奴隶主占有奴隶劳动 的利益远不及将其卖往海外之所得。在这种社会里，奴隶制只不过是向该社 会以外吸收财富的渠道；奴隶，即使数量不少，也不过是用以换取社会外财 富的过客。
　　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刚刚脱离原始社会的古代剥削形 式，非洲大陆古代的奴隶占有制同别的地区的奴隶制并无二致，从获取奴隶 的方式到榨取奴隶的方式，都是落后的、残酷的（当然，也和世界上别的地 区一样，凡家内奴隶制盛行的地方，对奴隶的占有则带有某种古朴的温和色 彩）；奴隶掠夺与奴隶输出的数量，在古代各地区、各民族交往范围相对狭 窄的情况下考察，也可以说是相当惊人的。然而，第一，古代非洲社会一切 奴隶占有制的现象，都是非洲社会正常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它 们与近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为了原始资本积累的需要，到非洲掠卖黑人奴 隶的罪恶行径，性质上根本不同。第二，古代非洲奴隶贩卖的数量与规模， 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黑奴掠卖的数量与规模，是根本无法比拟的。19 世纪 初，由于西非海岸奴隶来源已经枯竭，加上英国产业革命之后采取了反对继 续掠卖黑奴的新姿态，殖民主义将掠卖黑奴的重点转向东非。殖民主义者在 这一地区利用了古代奴隶贩卖的旧渠道，驱使阿拉伯奴隶贩子作为猎奴前 驱，大肆进行掠卖黑奴的活动。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西方殖民主义者特别 夸大古代这一地区的奴隶贩卖活动，将其同近代非洲黑奴掠卖的罪恶事业混 为一谈，这当然是虚伪的。
与奴隶制问题衔接的，是非洲的封建制问题。自从伊斯兰文明兴起以后，
一种有别于欧洲、也有别于远东地区的封建制度，在上述两大地区之间应运 而生了。作为阿拉伯帝国在非洲的畛域，先是被征服地区，后来逐步演进为 中心地区，埃及和整个北非的封建化是无可置疑的。问题在于，撒哈拉以南 的黑非洲广大地区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已经知道，除了南非地区和中非热带 密林区以外，大部分黑非洲地区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这个阶级社会保有原始 公社制的顽强纽带，又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奴隶占有制现象。但这两者均难以 构成决定社会发展大势的主流。而封建化的现象，似乎又不很鲜明。由于与 古埃及、阿克苏姆国家的情况不同，它们已经处在欧亚大陆主要民族均已封 建化的时代，外部世界给予它们的都是封建文明的影响，所以很难再把它们 定为古代早期阶级社会。大致说来，凡是出现在公元 10 世纪以后的非洲阶级 社会，一般均应称之为“非洲古代阶级社会”为宜。这种看上去模糊的定性， 实际上却为今后占有更多资料、创立更新理论时作深入研究留下了余地。
　　中国和非洲的经济、文化交往自古以来可谓源远流长。作为中国学者编 写的大型非洲通史著作，自然应该以浓墨写出这方面的情形，作为本卷一个 突出的特点。不过，我们对此却另有一番愚见。众所周知，世界历史乃是人 类活动的自然过程及其结果。我们并非一开始就有世界历史的。就人类的视 野而言，所谓“世界”也是由小到大，直到以地球为对象为舞台的。而各地 区、各民族广义上的文化交流（包含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对于世界历史 之形成，实具非凡之意义。非洲古代的历史，既是非洲大陆各地区、各古代 民族互相交往、冲突、融汇和认知的历史，又是古代非洲各族人民同非洲以 外世界各地区人民（如亚洲、欧洲、大洋洲、以及可能还有美洲）互相交往、
　　
冲突、融汇和认知的历史。古代非洲各族人民在生息、劳作、繁衍而创造自 己的历史时，与上述两种文化交流始终密不可分。我们甚至可以说，古代非 洲各民族的自身发展与它们彼此之间、它们与外部世界的交流相互补充，才 构成完整意义上的非洲大陆的古代历史。而古代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应该放 在这一大的背景之下加以考察，方能予以正确定位，正确评说。我们在撰写 世界历史的时候，切忌自觉不自觉地走向相反方向，即违背世界历史的阐述 与分析。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章 史前时代的非洲
一、非洲居民及其生存空间 在人类史前期，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形成和发展曾起过莫大的作用。非
洲历史的发展是与非洲大陆的地理条件息息相关。 非洲是一块古老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最古老的大陆。远在 28 亿年前的
太古代，在非洲南部首先形成小块稳定的陆地（核）。而在地质构造和地形 上，非洲又是最简单的大陆，绝大部分（除南北两端）是由地质构造很稳定 的古老岩层组成的大台地①，从太古代以后就屹立在海平面上。这使非洲成为 全球高原面积最广大的大陆。这种古岩层蕴藏着丰富的矿产，扎伊尔和赞比 亚的富铜矿，加纳和南非德兰士瓦省的金矿。此外，这些岩层还富集了其他 大型的金属矿床，如铬、钴、铂、铀、铁等。在距今 3 亿多年前的石炭纪的 地层中包含着广大的陆相沉积。在南非、坦桑尼亚、马拉维和津巴布韦的这 一地层中，蕴藏着很有开采价值的煤层。中生代（2 亿多年至 1 亿年前）的 岩浆活动也为非洲提供了重要的矿藏，如白垩纪喷发的金伯利岩筒形成了著 名的金刚石矿，除驰名世界的南非金刚石矿带以外，在坦桑尼亚、安哥拉、 赞比亚、津巴布韦和莱索托等国境内也广泛分布着金刚石的母岩。这些矿物 在非洲历史的黎明时期就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造就了若干显赫的帝国，而 在近代晚期又把帝国主义贪婪的目光从拉丁美洲吸引到非洲大陆。
在漫长的地质时期，由于板块运动，非洲大陆与其他大陆由分到合，又
由合到分。大约在古生代开始以前（约 6 亿年以前），非洲大陆与其他陆块 是分离的，中间隔着古大西洋；从古生代开始后，古非洲逐渐与其他陆块接 近；到古生代末期（2 亿多年前），全球几个大陆块达到了最大程度的互相 接近，形成潘加亚古陆，非洲在这块统一大陆的南半球部分，称冈瓦纳大陆， 亦称南方大陆。此时，非洲大陆西部与南美洲东部连在一起，生存着一种为 其他任何大陆都没有的爬行动物——中龙。在距今 2.5 亿到 3 亿年间，这块 冈瓦纳大陆的位置正好横切过地球的南寒带，非洲的中部和南部正处于南纬 的寒带地区，为二迭纪的大冰川的冰盖所覆盖。到了中生代，潘加亚古陆又 开始逐步解体。三迭纪末期（约 1.9 亿年前），非洲与亚欧陆块之间形成裂 缝，互相移开。又过了五六千万年，到侏罗纪末期（约 1.3 亿年前），非洲 陆块与南美陆块之间已形成一条南北向的巨大裂隙，陆块逐渐向两边移开， 海水浸进，形成未来南大西洋的雏形。又过了 7000 万年，到白垩纪末期（6000 多万年前），非洲与南美洲之间的距离在几千万年中不断扩大，中间形成了 一个浩瀚的南大西洋。这个辽阔的洋面以及它一年四季刮着向南吹的信风， 对非洲后来的历史起着阻隔作用。在往后很长历史时期内，它使北部居民无 法克服信风驾船北行，造成南大西洋岸的东侧长期与世隔绝。进入新生代， 地球又经历了 6000 多万年的变迁，形成了现代地球上海陆分布圈，非洲大陆 与亚欧大陆基本脱离，仅同亚洲保持着狭窄的苏伊士地峡的陆地联系。这条 狭窄的陆地后来却成为史前时期地球人口大迁徙的走廊。在其西边的原来的 古特提斯海缩小成一个比较小的地中海。这个面积仅 250 万平方公里的地中


① 这种太古界的古岩层，在几十亿年中有效地抵抗了地壳上历次的挤压和张力运动，因而使非洲的现代地
形比地球上任何一块大陆更受前寒武纪（6 亿年以前）构造运动的影响和控制。

海，大大便于文明时期南北两岸居民的渡海往来。随着印度板块向北漂向亚 洲大陆，印度洋大大扩张。然而印度洋洋面上有规律地交替变化的季风，却 十分有利于后来东非居民同印度和远东居民的往来。
　　到约 7000 万年前，非洲大陆已大致漂移到现今的位置上。这个具有完整 块状的 3000 万平方公里的大陆跨越了近 72 纬度，北南直线距离达 8000 公 里，东西方向距离 7500 公里，形成多种类型的气候区，其大部分地区都处于 热带纬度区，赤道横贯大陆中部，在各大陆中热带面积最大。由此它具有与 其他各大洲迥然不同的自然发展规律和自然地理特征，对早期人类在非洲的 历史发展影响极大。各种草本植物覆盖大陆总面积的 52%，沙漠占 30%，森林
占 10%。丰盛的植物资源使它能维持越来越稠密的人口（在 1650 年前，非洲 人口仅次于亚洲）。多种多样的自然环境为人类的定居繁衍提供了有利的条 件。首先是江河溪流两岸、湖泊四周和海滨地区，广阔无垠的热带草原及其 动植物资源，为非洲人口的大批流动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古生代以后几次全球性的造山运动，对仅与亚欧大陆一衣带水相连的非 洲大陆影响甚小。所以，非洲成为全球唯一没有较大范围的褶皱山系的大陆。 罕见的例外只出现在石炭纪中期（约 3 亿年前）开始的海西造山运动，在非 洲大陆南端形成几条平行的卡罗系的褶皱山脉；在北端形成马格里布地区的 外阿特拉斯山脉。渐新世末期（约 3000 万年前）的阿尔卑斯造山运动，也仅 在非洲造成唯一的新褶皱山系——高耸险峻的阿特拉斯山地①。仅仅在这一地 带，即山脉与海岸直交的海岸地带，才形成了为数很少然而却是非洲最好的 天然港湾。非洲大陆绝大部分地方的块状地形，使其海岸线平直，缺乏岩石 海岸，天然港湾稀少，近海岛屿亦不多见，造成船舶停泊困难，这使非洲大 陆在历史上受惠于海洋交通较其他大陆要小得多。
上新世时期（约 1200 多万年前），由于阿尔卑斯造山运动的影响，在东
非地壳运动过程中，地幔物质上升流强烈的地带，隆起了高原。而当这种上 升流向两侧扩散时，张力作用使地壳发生破裂，形成了巨大的裂谷。这条裂 谷北起约旦死海，往南通过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马拉维转而向 东，直抵莫桑比克的印度洋岸。它在非洲大陆上的长度达 4000 公里，裂谷最 宽处达 70 公里。这条裂谷后来对非洲各族人民的迁徙和定居起着重要的作 用，成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荟萃之地。大裂谷地带的形成，伴随着大规模 火山的爆发和熔岩的流出，巨量熔岩的叠置，使东非高原许多地带升高，形 成高山峻岭和溶岩台地。大裂谷带不仅在断层裂隙之处分布着一系列的温泉 和喷气孔，而且在谷底还分布着 30 个大小湖泊。湖深崖陡，在几千公里地带 连成一串，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湖多且大，蓄存大量淡水，对东非气候和 供水系统，对各历史时期的农牧渔业的发展和水上交通都产生极大的影响。 远在史前时期，这里的优越而多变的生存环境，就为人类的起源提供了罕有 的适宜的条件。
第四纪（开始于 300 万年前）古气候的变化，对非洲大陆的影响尤为深 远。长时期的雨量的增多或减少，对非洲大陆影响显著：虽然几次洪积期明 显地扩大了非洲大陆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带；然而几次严重干旱期①却在南北回



① 苏世荣等编著：《非洲自然地理》，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第 23 页。
① 在过去 5000 年中，北极冰盖的后退削弱了北极锋的力量，使季风的推进和北极锋空气对撒哈拉地区的作 用减弱，促使撒哈拉地区逐渐干旱。

归线一带造成沙漠（南如卡拉哈里沙漠，北如撒哈拉沙漠），使原先适宜人 类居住的撒哈拉地区逐渐变成地球上最大最干燥的沙海。浩瀚的沙海阻碍了
（虽然没有断绝）北部地中海地区同南部热带地区的频繁交往，从而极大地 限制了文明时期地中海方面可能带来的农业、建筑和手工艺等方面的影响。 阻隔更加深了由于上述海岸特点而造成的热带地区的闭塞性。然而第四纪更 新世的冰川对非洲大陆却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萃萃蝇虽然在非洲的一些地 区（如同其他大陆一样）消失了②，但在一些湿热、草长的地区继续存在并扩 展到新地区（南纬 14 度和北纬 14 度之间地带）。到全新世时期（约 5000 年前），牲畜的饲养由西南亚传入非洲时，这个潜在的不利因素就造成十分 不幸的影响。在萃萃蝇猖獗的地区却未能出现这个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成 果。这些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障碍③。大牲畜（马、牛等）根本无 法引进到定居的农业村社地区，因而严重阻碍了热带非洲地区对役畜的使用
（驮运、犁耕）和轮车的采用，从而极大影响了非洲这些地区农业和牧业生 产力的迅速增长。热带的疟蚊和铺天盖地的蝗虫在非洲大陆肆虐，也造成了 严重后果；不具有镰状细胞特质的人种在非洲逐渐被自然所淘汰；而蝗灾所 造成的饥荒经常引发大陆的社会动乱。不同地区降雨的或多或少的周期性的 格局往往造成大片地区的旱魃肆虐，长途迁徙成为躲避旱魃的唯一手段。迁 徙和定居，无论是采取和平方式还是武力征服，总会导致地区间或民族间的 文化和语言的交融。在水源（无论是降雨或地表水）充沛和土壤肥沃①地区， 从交流中获得的先进的农业技术一旦得到推广，食物资源很快便达到充盈地 步，而人口也就迅速增长，社会便趋向稳定。但在非洲大陆更多的地区，广 大的高地草原经过更新世前后几百万年时间的不断风化，土层薄瘠，不利于 发展农业；人口稀少，广种薄收，长期未能形成像亚欧大陆那样众多的密集 的定居村落。所以，人口稀疏对社会发展的抑制作用，应视为影响非洲历史 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②。
如果说非洲大陆在地球上的现今位置在 7000 万年以后的新生代时期已
逐渐确定下来（今日的非洲大陆同亚欧大陆几乎相连）。那末，非洲大陆现 今气候结构则晚至公元前 5000 年前后才确定下来。因而它的地表的某些特征
（如撒哈拉沙漠）对非洲居民的影响，相对地说，还是晚近的事。非洲总面
积约 3023 万平方公里③，周围岛屿既不多，面积也不大，总共仅 61 万平方公 里，占 2%，远小于其他各洲。大陆地跨南北两半球，赤道横贯中部，大致平 分全洲为南北两部分，南北两条回归线恰好横贯大陆南北两部。整个大陆 75% 以上的面积位于南北回归线之间，因而热带、亚热带地区占总面积 95%以上， 是世界上唯一的名副其实的热带大陆。大陆北半部的东西宽度很大（最宽达
7500 公里），受副热带高压带影响的面积最广，形成了横亘于北半球的世界 最大的撒哈拉沙漠。非洲大陆虽四面临海，在气候上除沿海的狭窄地带以外， 受海洋性气候影响的面积很小。加上地形、河流等原因所造成的同内陆交通 的极端困难，因此，历史上非洲长时期在亚欧大陆居民的心目中只是“一条



② 这是冰川对人类带来的罕有的益处之一。
③ 人类直至 1993 年才发明了治疗萃萃蝇所传染的瞌睡病的疫苗。
① 上新世及其后的地质变动并未为非洲大陆提供较多的肥沃土壤。
②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剑桥非洲史》），London1982,vol.1,pp.1—24。
③ 不包括属亚洲境内的 6 万平方公里的西奈半岛。

海岸，而不是一个大陆。” 根据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和民族特点，非洲大陆在地理上分为北非、
西非、东非、中非和南非五个地区。其中南非和北非分别位于南半球和北半 球；东非、西非和中非则跨赤道地带，位于南北两半球内①。非洲的政治区划 纷繁异常。由于近代西方殖民入侵和殖民统治，非洲政治区划按帝国主义国 家实力和殖民统治需要，被分割成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 按自然条件和民族划分的。在上一世纪几个西方国家殖民入侵者往往同时从 沿海基地出发，各沿一条或几条干线向内地扩张，几经冲突，折冲尊俎，最 后达成共同划界的协议，因而通常划成近似矩形的国土。显然，这样的划分 完全不考虑当地的环境、人文、民族和语言的差异，造成分布上的极端不合 理，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困难和民族的纷争。
二、非洲化石人类 非洲大陆是迄今人类化石发现最多的地区。尤其是东非高原地处赤道和
低纬度地带，人类化石的种类和数量发现之多居世界前列。东非成为原始人
类聚居之地是与当地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在这个地区，从第三纪 中期开始了世界范围的造山运动，中新世（2500 万—1200 万年前）发生了巨 大的抬升作用，地壳发生断裂，到上新世（1200 万—300 万年前）发生了大 错动，形成一条巨大的断裂谷带。这条起自死海的大断裂带长达 8000 公里， 在非洲境内绵延 4000 公里，它通过埃塞俄比亚后分成两支：东支经肯尼亚进 入坦桑尼亚；西支经乌干达沿今扎伊尔边界，伸向莫桑比克，直到南印度洋。 在断裂谷底上形成一连串的断谷湖——卢尔多夫（图尔卡纳）湖、维多利亚 湖、坦噶尼喀湖、尼亚萨（马拉维）湖等。湖泊地区气温湿热，雨量充沛， 植被繁茂，鱼兽繁多。广袤的东部非洲大陆气候多样，地形不同，既有茂密 森林地带，又有疏林干草原和湖边低地，是高级哺乳类动物较理想的栖息地 带；尤其是多变的地形对高级灵长类的体质分化和不同生活方式的形成，起 了促进的作用；新的食物来源为早期人科高等动物提供了有利的生存条件。 此外，更新世时期（300 万年前），非洲较大的雨量造成湖泊的泛滥和沉积 物的快速堆积，加上土壤和地下水的化学成分都适于动物遗骸化石的形成和 保存。这种种特殊条件使东非成为迄今发现人类化石最多的地区。
非洲最早的人科化石①是在非洲南部的石灰岩洞穴中发现的。在漫长的年
月中，洞穴中的填充物使骨骼形成化石，但也因此不像沉积物地层有详细而 明显的分层，较难肯定化石的相对年代。
1924 年，青年解剖学家达特在南非金伯利金刚石矿以北的汤恩发现了一 个幼年“古猿头骨”，保存有面骨的大部分和完整的颅内膜。达特认为这是



① 有些学者强调地中海对北部非洲的影响，把这一地区（撒哈拉以北）称为“地中海非洲”；也有一些学
者将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非洲地区称为“伊斯兰非洲”（主要指北部和东海岸）；同样，以阿拉伯居民 为主体的非洲地区，亦常被称为“阿拉伯非洲”（包括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 本书间或也使用这些概念。
① 由于腊玛古猿在人类进化系统中的地位还不能肯定，下述的南猿是迄今可以肯定的最早的人科成员。又 “人科”（Hominidae）的中文译名，据吴汝康的最近意见应音译“霍米尼科”，参阅吴汝康《分子人类学 的兴起与人类历史的缩短》，载《大自然探索》1992 年第 2 期。

“一个人型的猿”②，定名为南猿③。1936—1948 年，又相继在南非的斯泰克 方丹、克兰德莱、马卡潘斯盖特、斯瓦特克朗等四个地点发现南猿的化石。 这些化石定名为 南猿属，按体型可分为纤细型 （又称南猿非洲种 Australopithecusafricanus）和粗壮型（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两 种，前者距今 300—200 万年，后者距今 200—100 万年①。
　　从 1959 年开始，利基夫妇及其子理查德·利基陆续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奥 杜韦峡谷、佩宁基（1964 年）、肯尼亚的巴林戈（1970 年）和埃塞俄比亚的 奥莫（1966 年）等地发现了大量的南猿化石。20 世纪 70－80 年代，又在埃 塞俄比亚的哈达尔和坦桑尼亚的莱托利（1976 年）发现了距今 400—300 万 年前较原始的南猿化石，被称为阿法种（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
1959 年在奥杜韦发现的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头骨和一根胫骨，是在火山灰堆积
（也有湖相堆积）的第一层（最底层）发现的，属早更新世，年代测定为 175 万年前，当时命名为“鲍氏东非人”（Zinjanthropus boisei），即南猿粗 壮种②。
　　南非和东非发现的南猿化石的个体数已在 350 个以上。纤细型的南猿身 高为 1.2—1.3 米，体重约 25 公斤，平均脑量为 450—500 毫升；粗壮型身材 稍高，体重约 40 公斤以上，平均脑量约 530 毫升。罗宾逊经详细研究认为， 两种类型差别较大，不像有人认为仅是同一个种的雌性（纤细型）和雄性（粗 壮型）的差别，而更可能是，粗壮种是纤细种的后代。二者脑量均小，但从 脑子的各部分结构和比例上看（如脑的顶叶已扩大，小脑的外部似人），都 已明显进化成为与人相似的类型。齿弓也与人相近，呈抛物线型，不仅犬齿 小，门齿亦小，形状接近人而不像猿，尤其是第一下前臼齿有两个齿尖，显 然是人的齿型。南猿的头骨圆隆，颅顶远比猿类为高，头骨后部的枕外隆起 和颅底的枕骨大孔的位置也与现代人较接近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枕骨大 孔位置在脑颅的下面，朝向下方，表明其颈部是垂直的，但头部还不像现代 人那样自然地平衡于颈上，仍需要靠较强的颈后肌肉来牵拉。这种结构表明 南猿是两腿直立行走而不是四足爬行。髋骨也与人相似，宽而短（猿类则长 而窄），但髋骨板在前方两侧展开的程度大于现代人，因而其脊柱向后弯曲 的程度小于现代人，这种结构使得南猿不能像现代人那样迈步行走，而只能
较快地奔跑②。
东非南猿化石大批发现后不久，研究者又面临一个新问题：南猿在人类 进化系统中的位置如何？他是人类的真正的直系祖先，抑或仅仅是人类发展



② R.A.Dart ，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The Man—ape of South Africa（达特：《南猿非洲种：南非的人—
—猿》），Nature，vol.115,pp.195—199。
③ 南猿（Australopithecus）原译为“南方古猿”，现依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统一译为“南猿”， 下同。
① 详细的年代测定见吴汝康：《南方古猿研究的进展——纪念汤恩南方古猿头骨发现 60 周年》，载《人类 学学报》1986 年 5 卷 4 期，第 387 页。
② 参阅吴汝康等：《坦桑尼亚、肯尼亚古人类概要》，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第 24—25 页。
① 值得注意的是，从最古老的南猿阿法种，经过纤细种（非洲种），发展到粗壮种，呈现一种明显的趋向， 即头骨大小不变而颌骨却增大了，这与更进步的人类类型——智人的头型模样刚好相反。这可能表明，100 多万年以前人类的演化过程是朝不同方向进行的，而不是直线的。
② 吴汝康：《人类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 1976 年，第 52 页。

的旁支？1961—1963 年，在与东非南猿（当时称“东非人”）同一层位（距
今 190 万年前），发现一种与他们有明显差别的头骨化石（脑容量比任何南 猿都大，齿小）。同层并有粗糙石器出土。两种化石共存时间很长，可能延 续到 100 万年前。研究者称新头骨化石（O.H.7）为“能人”（Hamo habilis）， 有人将他归入人属。1972 年，在肯尼亚的卢尔多夫（图尔卡纳）湖东岸的库 彼福拉，发现一个编号为 ER1470 的头骨，脑容量为 750 毫升，肢骨基本与现 代人相似，地层年代距今 280 万年，附近地点发现有粗制砾石石器，年代距
今 260 万年，研究者将他归入“能人”，定为人属最早成员。在同一地层中 发现有南猿粗壮型化石③。1974—1975 年在莱托利又发现了至少 20 个个体化 石，地层年代为 375 万—359 万年前。其中有的化石与南猿非洲种相近；有 的与已归入人属的“能人”化石相近，甚至与直立人相近。这表明，早在 350 万年前南猿化石就同人属化石共存于一个地层。1976 年休斯在斯泰克方丹洞 穴堆积物第五区（亦称洞穴延伸部分），发现一个与奥杜韦“能人”相似的 颅骨主体部分（1984 年由克拉克修复，明显呈现“能人”特征）。在堆积物 中还发现石器。1977 年在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尔地区大规模发掘的结果表明，
在 300 万年前后的地层中共有 35—65 个个体人科化石，分别属于南猿纤细种
（即南猿非洲种）、南猿粗壮种（包括南猿鲍氏种）和人属三种类型。鉴于 南猿纤细型和粗壮型早在 300 万年前就同远比他们进步的人属“能人”共存， 并延续到 100 万年前后，因而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南猿不可能是人类（现代人） 的直系祖先，而是人类发展中的旁支。不少研究者包括理查德·利基认为， “能人”既具有比南猿粗壮型和纤细型为大的脑子，面部突出较少，头后骨 骼较接近现代人，又会制造石器工具，可能是人类的直系祖先①。
那末，人属能人的直系祖先究竟是谁？有些研究者认为②，在哈达尔发现
的生存于 400—300 万年前的原始南猿中有一种体质结构上有明显特征，应另 立一新种，称南猿阿法种。其完整的化石标本即著名的“露西”（Lucy）， 她的特征是身高 3.5—4 英尺（104—121 厘米），肢体灵巧，两足行走，脑 型和牙齿比较原始，脑量亦小。这些学者认为，阿法种在进化系统上的地位 是人属和南猿纤细种及粗壮种的共同祖先③。由阿法种直接发展到能人（早期 猿人），再发展到智人。而旁支中粗壮型则从其起源地南非散布到东非等各 地而后逐渐灭绝。另一些研究者坚持认为①，南非的非洲种南猿（即纤细型） 可能是能人的祖先，早期直立人（早期猿人）和纤细型南猿在形态上有相似 性。在南非斯瓦特克兰斯洞穴中开普人（直立人）同粗壮型南猿共存，说明 粗壮型生存年代虽比纤细型晚，但由于种种原因走上特化道路，退出人类进



③ 到 1978 年止，图尔卡纳湖地区在 250—100 万年层位里共发现 200 多个体人科化石，其中有南猿纤细型，
粗壮型和人属化石（能人），三者共存于相近地层中。
① 理查德·利基在与 R·卢因合著的《论人类起源》（1977 年）和《湖滨民族》（1988 年）两本书中提出了 这些看法。
② 包括 D·C·约翰逊、T·D·怀特、金贝尔和中国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等人持是说，见 Johanson, Wlite, Asystamatic assessmeat of carly African Hominide，（《对早期非洲人科的系统评价》），载《自然》第 203 卷，第 4378 号（1979 年）；林耀华：《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 1984 年，第 40—42 页。
③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还有斯克尔顿（Skelton）、麦克亨利（Mcttenry ）、德劳霍恩（Drawhorn）等。
① 克拉克·豪厄尔等持是说，中国古生物学家周国兴同意此说。主张南猿非洲种（即纤细型）是能人的祖 先的学者颇多，还有托拜厄斯（Tobias ）、博亚兹（Boaz ）、斯克尔顿、麦克亨利、德芳霍恩等。

化历史的舞台，在进化系统上是一个绝灭了的旁支。有些研究者认为，应将 能制造工具的南猿改称“猿人”。主张人类起源亚洲说的研究者则认为，人 类祖先（“形成中人”）在上新世大部分时间可能是在亚洲度过的（400 万
—300 万年前），可能有很多批“形成中人”先后移入非洲：有的是肯尼亚 古猿至能人、1470 号人这一系统，在东非和南非发展为完全形成的人；有的 是南猿（包括纤细种、粗壮种）移入东非和南非，停留在使用工具阶段，不 再前进，成为人类发展系统的旁系，终于灭绝②。
　　尽管存在着上述关于南方古猿各种类型的分类和系统关系的不同观点， 但古人类学术界对于南猿是早期人科（Hominidae）成员的论点却有着较一致 的意见，而对于南非和东非发现的“能人”，学者们一致认为是最早的人属 成员，因而认为“能人”是早于“北京人”的、迄今所知最原始的人。
　　关于后来趋于灭绝的南猿粗壮种会不会制造简单石器，也是研究者聚讼 纷纭的问题。由于在南非斯泰克方丹和东非几个遗址中都曾在发现南猿粗壮 种和人属能人的地层里发现了共存的简单石器，因而分辨石器的主人究竟是 谁，成了一个难题。有的研究者认为南猿粗壮种脑量太小（平均只有 500 毫 升），不可能具有制造石器的智慧。一些研究者（如克拉克·豪厄尔和周国 兴）则认为片面强调脑量未必正确，在南非克罗姆德莱洞穴 B 地点和东非图 尔卡纳湖的伊累雷特一个遗址只发现南猿粗壮种化石，却也找到共存的石 器。如果后者的主张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南猿中有一种类型（粗壮型）是 在迈进了会制造工具的阶段之后又走上异途而于 100 万年前绝灭的。这样， 对于他们绝灭的原因又产生了新的疑问，是否有可能是由于某种病菌的袭击 使这些具有大型颊齿的草食性的人科高级动物走向绝灭，从而导致这一人类 谱系的中断？这一问题有待继续研究。
如上所述，在奥杜韦第一层（距今 210—170 万年）和第二层下部（距今
170—115 万年）中，与“能人”化石一起发现的有粗糙的石器，路易·利基 称之为“奥杜韦文化”。在一、二层中共有 10 处遗存，其中石制品包括石核、 石片和石器。典型石器是砍砸器，数量最多，占全部石器的 51%。这些拳头 大小的砍砸器的制作，一般是以熔岩砾石的自然面作为手握部分，多数为两 面交互打击，少数从单面打击，刃口比较粗厚、弯曲①。用砾石制成的大型工 具还有盘状器、多面体石器、原型手斧、石球和大型刮削器。小型工具和石 片多用石英岩制成，有刮削器、雕刻器等。此外，还发现用石块堆成圆圈的 遗迹，一般认为是一种建筑遗存，类似人工的防风篱的地基，但无任何柱洞， 原先石堆上面可能支撑着一个树枝支架，上面覆盖着兽皮或草。其意义有待 进一步研究。
在 10 处遗存中，7 处有“能人”化石共存，因此，一般认为“能人”（早 期猿人）是奥杜韦文化的主人。这些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可能是早期猿人对 新的生活环境（从森林转变为草地）适应的结果，也是同大型食肉动物进行 生存竞争的结果。古人类在塑造环境的同时，环境也塑造了古人类。奥杜韦 文化中还有两个颇有意义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第一个是关于用火的问题。 迄今尚无确凿证据能够证明非洲地区的“能人”乃至“直立人”（晚期猿人）



② 《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第 55—56 页。参阅刘华才：《人类起源地新论》，载《武
汉大学学报》1990 年第 1 期。
① 吴汝康等：前引书，第 37 页。

已经会使用火。从他们使用的石器工具来看，制造砍砸器、石斧、刮削器等 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肉食的需要。他们通过狩猎和捡拾兽尸得到肉食（从 洞穴积存可知，南猿已有食腐肉的习惯）。但是，如果非洲早期猿人未掌握 用火技术，其食生肉量必定是很有限的，因为“能人”并无硕大的牙齿和颌 骨，他们应该主要是采食植物性食物，肉食大概只是他们食物的一部分。
　　第二个是手斧问题，奥杜韦第二层中部发现的手斧相当原始，是用交互 打击法做成，加工粗糙，刃缘曲折，但这是原始手斧文化的萌芽。在奥杜韦 的第三层和第四层，由于使用了木质或骨质的软锤技术，出现了更薄的手斧， 它具有更浅平的石片疤和更规整的薄锐边缘，显出技术的进步，被称为阿舍 利型手斧。玛丽·利基（路·利基的夫人）曾认为较进步的阿舍利手斧是外 来的，但艾沙克认为手斧是本地一个独创，传播到各地，手斧是非洲古人类 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
　　奥杜韦石器经过逐步的技术上的改进后，发展成为一种器型统一的石器 工艺，称为阿舍利工艺。考古学上有一种假设，大约从中更新世中期（距今
100 万年），晚期猿人从非洲迁入欧洲，带去了奥杜韦石器文化，在英国的 克拉克当遗址，法国的瓦伦尼特洞和匈牙利维特斯佐洛遗址均发现与奥杜韦 石器器型相似的石器。以典型手斧为标志的欧洲阿舍利文化（Acheulian）① 可能最初发源于非洲。有学者认为，晚期猿人第二次从非洲迁入欧洲，大概 是在第一次迁移之后的 30—40 万年，带去了阿舍利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亚 洲各地，特别是远东的晚期猿人文化则与以手斧为中心的奥杜韦文化不同， 而是一种具有独特的砍砸和刮削传统的石器工艺，没有手斧或手斧不发达。

三、北非史前史


北非曾是距今 30 万年前晚期猿人（晚期直立人）——毛里坦阿特拉人居 住的地方。在第二间冰期，北非地中海沿岸是一片气候温暖、较为干燥的草 原，不少现已绝灭的热带动物（如大西洋象）生活在这块地区。1953 年在阿 尔及利亚的地中海沿岸特尼芬发现猿人型化石：三块下颌骨、一块顶骨和九 颗牙齿，还有共存的一百多件石器，其中有杏仁形和卵圆形的手斧和砍砸器 等，与奥杜韦第二层上部所发现的手斧相似。猿人化石起初定名为毛里坦阿 特拉猿人（Atlanthropus mauritanicus），后定名为晚期直立人（晚期猿人）。 次年（1954 年）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西南的西迪阿布德拉曼 （ Sidi Abderrhman）发现两块下颌骨和手斧、砍砸器等石器，形态类似阿特拉人， 亦属晚期直立人。他们形态接近“北京人”，时间约在 40—50 万年前。这两 处遗址位于地中海大西洋沿岸，生活在这一地带的晚期猿人正好作为联系生 活于亚欧非猿人的桥梁，引起世界各地史前学家的注意。尤其是两面式手斧 是阿舍利型的①。在此之前，继法国索姆河谷的圣·阿舍尔发现的典型的石质 两面器（两面式手斧）之后，欧洲各地均有发现。由于都未伴生人类化石， 故阿舍利文化创造者的面貌一直不清，而阿特拉人化石的发现，肯定了阿舍 利文化的创造者就是晚期直立人（晚期猿人），而且还说明了阿舍利文化中



① 最初发现于法国亚眠市郊阿舍利，故名。
① 阿舍利是最早发现阿舍利型旧石器的地方。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两遗址所发现的文物起初被认为是舍利 型的（阿布维利）。后经确定，认为它是经过改进的式样不一样的舍利型，应属阿舍利型。

的手斧（它比阿布维利文化中的手斧在制作上稍显进步）是发源于非洲。阿 舍利石器的遗址在北非多处发现，不但有地面遗址，在海滩、湖泊、自流泉 遗址中也发现早期人类活动的痕迹。非洲可能是阿舍利文化的发祥地。它或 能证明旧石器时代欧洲居民可能是从非洲迁移去的，他们带去从石核上打制 石片和制造双面器的技术。而阿尔及利亚地中海沿岸及岛屿可能是涉渡的桥 梁。摩洛哥北部直布罗陀海峡在冰河期海平面下降形成浅水地峡，也许是晚 期猿人（晚期直立人）通行的通道。人类从非洲迁入欧洲的年代可能在 100 万年以上。旧石器时代早期持续时间特别漫长，从 300 万年前直到 10 万年前。 但北非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物研究，由于缺乏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和缺乏 使用钾—氩法测定遗址年代的手段，而仅有通过动物群和石器工具类型之间 假设的关系来确定的年代，因而其发掘方法和研究均远远落后于东非，使早 期人类在北非迁徙之谜更加扑朔迷离。
　　旧石器时代中期，北非地区仍然缺乏早期智人化石出土。从各地出土的 石器文化看，与早期的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不同，已出现地方特色，产生颇多 石器的新形制。有学者认为此时期因受西亚和南欧的莫斯特文化影响，应归 入环地中海系统的文化。
　　1928—1929 年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法卢发现一个墓地，内有 30 具尸骨， 平均身高 1.72—1.80 米，颅骨为长头形或中等头形，四肢较长，属晚更新世 的晚期智人，已不同于摩洛哥的早期智人伊尔霍德人（Fcbel Fthoud），其 形态基本上与欧洲同时代人相似，眉脊发达，下颌粗壮，脸面中部不突出， 但鼻孔较宽，眉弓较壮，额较倾斜。关于他们是否在柏柏尔人种上留下了痕 迹，人类学家还有不同意见。这些北非 “智人”留下了莫斯特文化
（Mouslerian）和阿特利文化（Aterian）。阿特利文化主要包括带肩的尖状
器、刮削器和少量叶形尖状器，属旧石器晚期。石器带肩是为了易于装柄， 矛头、箭头和其他切割器均制作成带肩的。一般认为，北非居民是弓箭的最 早使用者之一。阿特利文化不仅继承了本地区阿舍利文化的传统，而且与西 亚和南欧的勒瓦娄哇（Levallois）—莫斯特文化发生较密切的联系，甚至被 认为是勒瓦娄哇文化传统的非洲改进型。这明显表现于石器加工技术采用勒 瓦娄哇的技术。从目前所发掘的材料来看，要确定旧石器时代马格里布地区 人类居住的连续性仍是困难的。
在旧石器时代更晚时期出现的伊比尔—毛鲁西亚文化 （Ibero —
Maurusian），一般认为不是阿特利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文化的标志是细 石器（小石叶）的大量增加，时间延续很长，从 12000 年前持续到 7000 年前， 实际上是一种沿海文化。
在马格里布分布最广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约 11000 年前的卡普萨文 化（Capsian 源于突尼斯南部的卡普萨）①，主要标志是一种石叶工具，与这 种工具一起发现的有大量细石器。其中小而厚的石锥大概是用来在鸵鸟蛋壳 上钻孔，制造项练。卡普萨文化持续了 2000 年，进入新石器时代。典型卡普 萨文化是以微雕技术制成几何形石器，雕刻器和刮削器等细石器。卡普萨新 石器文化（公元前 5000—前 3000 年）自成系统，其特征是磨制石器由少到 多，终至占主要地位。磨光石斧、磨石等大量出现。陶器以圆形尖底的容器 为主，印纹陶器很少。这种文化的创造者卡普萨人是地中海人，属晚期智人



① 有的学者把卡普萨文化主要归入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现代人）。他们在畜牧业和农业出现之前可能就已过定居生活，居住在一 种用芦苇和树枝搭架，以粘土涂抹、兽皮覆盖的小屋中，离河流或水源不远， 主要以采摘野果为生，辅以狩猎。北非卡普萨人生活时代正是人类人种形成 时期，因此关于卡普萨文化的起源问题颇受学者注意。曾经有过奥瑞纳文化
（Aurignacian）起源于卡普萨文化之说，但已被考古发掘所否定。有的学者 认为卡普萨文化发源于埃及，与阿斯旺地区的谢比尔文化同源，但尚未有足 够证据可以断定此说。
　　尽管卡普萨文化并不像有的考古学家（如沃夫勒）所说的“卡普萨传统 的新石器”分布在非洲大部分地区，但北非新石器文化肯定是在卡普萨传统 和外来影响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如果说在此之前考古学家一直找不到地中海 北岸文化影响的确凿证据（实际上是南岸影响北岸），那末，到新石器时代， 这种证据就昭然若揭了。斯巴尔提勒角发掘的陶器同西班牙陶器有许多相似 之处。新石器时代的北非气候变得更加干旱，已与现代气候大致相同，河马 和大西洋象已经绝迹。居民人种的成份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既有晚期智人（被 称为马什塔阿尔比人）后裔，也有地中海人种，并掺进黑人血统。这些不同 人种的混合产生了柏柏尔种体型的人①。西亚和埃及的食物生产者经常远航来 到马格里布，在他们影响下，卡普萨居民逐渐从食物采集者过渡到食物生产 者。这个过程可能相当漫长：东马格里布的卡普萨人后裔大概在公元前 4000
—前 2500 年仍然是以狩猎采集经济为基础，过着分散的半游牧生活，混杂使
用细石器和新石器工具，偶而使用陶器。而西马格里布的伊比尔毛鲁西亚人 后裔，大概到公元前第二千纪才被食物生产者文化所融合。但不管怎样，新 石器时代马格里布居民终于学会了从事农业，饲养家畜（马和狗），越来越 多地使用磨光石器工具和骨器。陶器的制作亦趋向精美，发掘出的陶器碎片 上绘有色彩优美的线条，刻着针刺的生动图案。
关于北非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渊源，研究者尚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
学者认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沿海地带，在前第五千年至前第 三千年属地中海新石器文化。其陶器为欧洲地中海沿岸（北岸）流行的印纹 陶，多为敞口圆形尖底容器。其农业村落居民所饲养的山羊、绵羊、牛均属 西班牙的品种，由欧洲输入。其后由于气候变化，撒哈拉地区变成沙漠，北 非与非洲内陆相对隔绝。在前第三千年到前第二千年铜石并用时代，北非主 要受环地中海文化影响，成为地中海铜石并用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的 影响有两条线：西从伊比利亚半岛传至摩洛哥，扩至阿尔及利亚西部；传入 钟杯文化、冶金术、沟纹陶和绳纹陶等；东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传至突尼斯， 扩至阿尔及利亚东部和利比亚，传来了巨石建筑和彩陶等①。另一些学者认 为，新石器时代是从陶器的制作开始的，而北非陶器的使用是从撒哈拉中部 和东部向外扩展的。这些陶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七千年，制作者可 能是黑人。在公元前 4000 年，牛在非洲早已驯养成家畜。所以来自欧洲的影 响都谈不上。即使摩洛哥和奥兰一带在公元前第六千年出现另一种新石器时 代文化，由于越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航行一般要到公元前第四千年，也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