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1953—1964 年是赫鲁晓夫在苏联执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之前，斯大林 领导苏联长达 29 年（1924—1953 年）。在此期间，苏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历史性成就，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根本改变了国家的落后面 貌，而且赢得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苏联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从而显示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生命力。与此 同时，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和问题。片面强调重 工业的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与此有关的各项方针、 政策，如果说在 20—30 年代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到了卫国战争结束 以后，特别是 50 年代初期，当国家进入和平建设阶段时，它们的缺陷和弊端 日益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体制改 革业已历史地提上日程。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 执政的。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首先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开始平反冤假错 案，接着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和外交等各个领域进行了一系 列的理论和政策调整。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许多 分歧，至今仍在争论。我们总的观点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是苏联历史发展中 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对这一时期所进行的理论与政策调整，以及对赫鲁晓夫 本人的评价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要看到这些调整在客观上对斯大林 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教条主义理论观点作了一定程度的 冲击，以及这些调整总的来说是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大方向的前 提下进行的；又要承认这些调整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倾向和制订具体方针、 政策上的主观随意性，以及这些错误倾向为苏联以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 响。赫鲁晓夫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倾向主要反映在对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所 采取的过分做法以及在一些理论与实践中忽视乃至否定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 上。从总结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历史原因与教训的角度来看，这种错误倾向所 起的消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本书在阐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历史时，对这一时期各个领域的理论与
政策调整以及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观考与分析，特点是 注重实际材料，不尚空泛议论，力求史论结合，以史为主，寓论于史。在赫 鲁晓夫推行的众多政策调整中，农业管理体制方面的调整占有重要的地位。 如果说赫鲁晓夫的政策调整取得了某些成果的话，那么首先是在农业领域。 例如，他取消了实行了 20 多年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改组了农业机器拖拉机 站，这些措施以后再没有出现反复。本书在农业方面着力较多，并提出了一 些新的看法。过去写苏联史，通常只是写以俄罗斯为主体的中央的历史，而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则注意较少，甚至根本不作反映。本书有专门一章阐 述这方面的问题，从而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苏联史研究的范围。
　　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苏联演变和解体之前开始的，而完成则是在苏联演 变和解体以后。在此期间，主要是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苏联和俄罗斯陆 续公布了大量历史档案以及其他资料，其中有些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在本书初稿的修改与加工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地利用了这些新材料，以充实 本书的内容。有些章、节因此而部分或全部重新写过。
近年来，我国苏联史的研究工作有不少进展。特别是苏联演变和解体以

后、苏联史研究的视角扩大了许多。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不仅有历史学家，还 有包括政治、经济、民族、国际关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在内的各领域的 学者。苏联史研究之所以受到重视不仅是因为这种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 值，而且还因为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74 年来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 事业的借鉴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提出的问题也不断增 多，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只能算是 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本书是 1991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苏联史纲（1917—1937）》的 继续。从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到写作的体例和风格两书都基本一致。我们 努力保持了前书的特色和优点，同时也力求有所改进和创新。由于我们各方 面的能力和水平有限，也由于从写出初稿到最后定稿的时间相隔较长，书中 的疏漏和错误肯定不少。我们期待着同行们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成果。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 史研究所主持。参加者除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外，还有来自高等院校 和其他研究机构的一些学者。本书的执笔者是：
第一章 闻 一 黄立茀 第二章 闻 一 叶书宗 第三章 闻 一 第四章 吴恩远 第五章 杨存堂 第六章 陈之骅 张建华
第七章 郑 羽（第 1、2 节）
　　　　　郑绍钦（第 3、4 节） 第八章 马龙闪（第 1、2、4 节）
张小雪（第 3 节）
全书最后由陈之骅统一修改、定稿



陈之骅
1996 年 6 月 1 日于北京

第一章 从马林科夫到赫鲁晓夫

第一节 最初的五个月


新领导班子的建立 1953 年 3 月 5 日晚 9 时 50 分，斯大林逝世。 在斯大林的心脏停止跳动前的一个多小时，准确地说，即从 3 月 5 日晚
8 时至 8 时 40 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了 联席会议。1在会上通过了有关组织问题的一系列决议：确定了苏联部长会议 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建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并确定其人选，确定了苏联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及秘书处的人选，确定将一些部合并及对其部长的任 命，确定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主席人选，以 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和秘书处的组成。该会议的决议于 3 月 7 日公布于《真理 报》，但没有指明作出决议的日期。
这次会议后，党中央主席团的人数大幅度减少；委员由原来的 25 人减为
10 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 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候补委员由原来的 11 人减为
4 人。取消了中央主席团执行局这一机构。对中央书记处也作了调整：更换 了波诺马连科、伊格纳托夫和勃列日涅夫，增加了伊格纳切耶夫、波斯别洛 夫和沙塔林。
3 月 15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开会通过了政府部门的有关任命；马林科夫
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为副主席。 莫洛托夫兼任外长，这是在他去职四年后重返这一岗位。贝利亚兼任新成立 的内务部部长。布尔加宁兼任国防部长。米高扬为国内和国外贸易部长。萨 布罗夫为机器制造工业部长。别尔乌辛为电站和电力工业部长。伏罗希洛夫 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在这一次人事大调整中，在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唯一没有进入政府机
构担任具体领导工作的是赫鲁晓夫。这时没有第一书记的称号，给他的名分 是苏共中央书记，理由是“为了使赫鲁晓夫同志集中精力于苏共中央的工 作”。这种安排并不意味着赫鲁晓夫在党政机构中没有决策权。相反，他作 为书记处中主要的书记，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实际处 于领导党机构的地位。
事实表明，斯大林逝世后，尽管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立即组织了以赫鲁
晓夫为首的治丧委员会，但他们的思绪却更多地放在了没有斯大林的苏共中 央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更替问题上。尽管站在前面抬斯大林灵柩的是马林科 夫和贝利亚，尽管在追悼大会上发言的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但 在这似乎显示了一种新的权力结构的背后，却隐藏着在领导人中间发生大变 化的动荡和斗争。
在确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人选一事上，这种动荡和斗争就初见端倪。在
3 月 5 日晚间的会议，恰恰是贝利亚提出由马林科夫来任部长会议主席的。 在3月15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又是由贝利亚以个人的名义再次提出了



1 ①《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60 页。多年来，有关史书都把这次会议的日期写为 1953 年 3
月 6 日。1991 年出版的 B.B.茹拉夫廖夫主编的《苏共二十大及其历史真实》也是这么写的。这就给人产生 一种错觉，似乎苏联领导人只是在斯大林死后才匆忙安排党和国家的组织问题。

这样的建议。对这种做法，苏共领导人是不满意的。莫洛托夫反映出了这种 不满情绪，说贝利亚这样做是没有得到中央的许可的。莫洛托夫讲：“还在 最高苏维埃开会前，我就打电话给他（指贝利亚——引者），试图让他放弃 这一打算。我觉得，在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直接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同志 提出我们党关于苏联政府首脑的建议更为正确。在和贝利亚的谈话中我也建 议这样做。然而，他不同意这一建议，并坚持恰恰是由他在最高苏维埃提出 这一建议。为了不引起不和，而相反，为了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党的领导核心 的团结，不得不放弃将这一问题提交中央主席团来研究。”①
　　这时，苏联领导人最担心，最害怕的是贝利亚当上内务部长，独揽大权。 因为，在斯大林时期，贝利亚就长期以来掌握着实际的权力：可以决定干部 的升降、人的生死。他掌握的组织系统对每个高级领导人进行监听和监视， 他手中掌握着每个高级领导人的档案材料。他的阴谋手段使每个领导人都不 寒而栗。赫鲁晓夫在为斯大林守灵时，曾对布尔加宁说：“有件事使我不安： 斯大林死后，贝利亚会千方百计来争夺内务部长的职位。他为什么需要这个 职位？他需要这个职位是为了在政府中处于这样的地位，以便有可能对政治 局委员进行特务活动，窃听、监视，制造事端，搞阴谋，而这会给党带来极 坏的后果”，“我说，决不能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覆灭”。
②

但事实却是贝利亚当上了内务部长。这无疑增加了苏联领导人的不安和
担心。而在哀悼斯大林期间，报纸上都明显突出马林科夫。这使马林科夫极 为不安和担心。因为，在现在的领导人中，在斯大林时期，无论在职位上和 权威上他的地位都是最脆弱的。他当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有一定的偶然因 素。从苏联一班领导人的角度说，这也许是他们阻挠贝利亚担当此职的一种 折衷措施。从贝利亚的角度说，也许这是他实现更大的政治阴谋的一个危险 起点。对此，莫洛托夫曾作过解释：“他（指贝利亚——引者）决定在马林 科夫背后行动。而不是自己来担当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因为他没有这样的 威信。”①
马林科夫担心报刊上对自己的突出宣传会导致贝利亚的阴谋行动。也
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林科夫作出了一些政治姿态。在斯大林葬礼的第 二天，即 3 月 10 日晚上，马林科夫召集了中央主席团会议，还让书记处书记 苏斯洛夫、波斯别洛夫和《真理报》总编谢皮洛夫参加了会议。马林科夫主 要讲的是在报刊有关葬礼的报道中苏共领导人的排名问题。马林科夫对报纸 发表的一幅“斯大林、毛泽东和马林科夫同志在一起”的照片极为恼火。除 了这张照片是拼凑的外，马林科夫说，这是一种发展多年的政治趋势。他认 为，“在我们这里有极不正常的情况，许多事都是按个人崇拜的路线进行的”， “我们认为应该停止执行个人崇拜政策。”②
这则档案资料，目前被广为引用。但都是只有这两句话，而且中间不连 贯。我们很难判断其准确的用意。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明显的，即在斯大林逝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61 页。
② 同①，第 150 页。
① 丘耶夫，Ф·《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莫斯科，1991 年第 332 页。
② 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629 宗，1 目，54 卷，2 页。转引自茹拉夫廖夫主编：《苏共二十 大及其历史真实》，第 12、13 页。

世后的第五天，马林科夫讲要停止执行个人崇拜政策，这明确是指在报刊上 不要再因袭斯大林时期的做法，突出宣传他个人了。没有任何史实表明，马 林科夫这时所指的个人崇拜政策包含了赫鲁晓夫三年后所批判的那么广泛的 内容。即使是不再宣传斯大林这一做法，也不是马林科夫个人的意见。
　　新的苏共领导在苏联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在政治趋势不十分明朗化的 情况下，不可能贸然去完全支持或者反对斯大林长期执行的政策。对于苏共 中央主席团的领导成员来说，他们对斯大林的未断领导作风有切身的体会， 都多多少少感受过这种专断的不利影响。所以，把“停止执行个人崇拜政策” 局限于不再宣传斯大林，不突出领导人中的某个人的范围中，是每个人都可 以接受的。因而对每个领导人来说，在这种政治气氛中执行一种淡化斯大林、 淡化最高领导、笼统倡导集体领导原则的路线是最适宜的。所以，《真理报》
4 月 16 日在社论中写道，集体领导方法是党领导的基本原则。破坏这一原则 是束缚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官僚主义表现，而严格遵守这一原 则则是实施正确领导的保证、发扬党内民主的最重要条件。
　　由此可见，苏联领导在斯大林逝世后达到了政治上的一种暂时的平衡。 这实质上是一种权力的真实状态。不过，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
　　反对贝利亚的斗争 在苏联最高领导人中，贝利亚最不甘心这种平衡和 安于这种状态。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他采取了一些措施。
贝利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了大赦犯人的建议，要求对被监禁的犯
人减刑，释放一些犯人，但要被释放的犯人划定特别居住区。根据这一建议，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 3 月 27 日颁布了“大赦令”。根据这一命令，将有 约一百万犯人获释，但不包括刑期在 5 年以上的反革命罪犯、盗窃社会主义 财产的重大犯人、抢 劫犯和蓄意谋杀犯。①4 月 4 日，内务部通告，为涉及“医 生案”的全部人员完全平反。4 月 10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为“明格列尔 案件”平反。贝利亚还亲自干预，释放了当过近 20 年斯大林私人警卫并在国 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工作过的库兹米切夫将军，并立即任命他为国家保卫局局 长。②贝利亚还采取行动，转移人们的视线，把有关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1951 年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部长的伊格纳切夫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了替罪羊。4 月 5 日，他被解除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4 月 24 日，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③
在这种平反开始后，在 1951 年被判刑 25 年的克留科夫将军，随之有朱
可夫元帅及其他将军们都向苏共中央写了申诉信，要求平反。赫鲁晓夫负责 处理这类信件。他把它们转发给其他主席团成员，包括贝利亚。但贝利亚却 迟迟不着手研究这些平反申诉信。对此，赫鲁晓夫的看法是：“我想，贝利 亚不着手研究这些案件，是因为他想和被判刑的将军们‘搞的什么’，然后 再释放他们。因为他不能白白地释放。他暗示被释放的人说，这是贝利亚把 自由还给了他们。不是党，不是政府，而是贝利亚。”④
马林科夫后来对此也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大赦 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揭露出了贝利亚的真面目？我们得出结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50 页。
② 同上书，第 151、152 页。
③ 茹拉夫廖夫，B.B.：《苏共二十大及其历史真实》，第 16 页。
④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51 页。

论：他是以自己的立场来对待这一措施的，他在这方面有自己的打算”。⑤
　　5 月，当中央主席团讨论对德国问题的政策时，贝利亚表现出了极端横 蛮的态度，使莫洛托夫大为恼火。莫洛托夫电话通知贝利亚在中央主席团开 会讨论德国问题，贝利亚回答说：“干什么要开会？让我们干脆在电话里商 量，通过决议吧。”①
　　早对贝利亚的言行有高度警惕的赫鲁晓夫此时认识到，解决贝利亚问题 刻不容缓。他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和掌握了内务部军队控制权的贝利亚决斗， 非全胜便惨败。此外，鉴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有较好的私谊，解决贝利亚问 题就更为复杂。这时，马林科夫已于 3 月 14 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以部长会 议主席和苏共中央书记的职能必须分工为由，辞去了中央书记的职务。赫鲁 晓夫实际上已成了书记处中处于第一位的书记。因此，解决贝利亚问题的工 作就势必要由他来领导了。
　　至今为止的史书，都把逮捕贝利亚的事说成是在 1953 年七月全会上进行 的。新公布的档案材料表明，贝利亚问题的解决有两个阶段。一是苏共中央 领导人取得一致意见，并逮捕贝利亚，这是在 6 月 26 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 议上完成的；二是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清算贝利亚，这是在七月全会上进行的。 赫鲁晓夫在七月全会上的发言，透露了这方面的情况。为了清除贝利亚， 赫鲁晓夫和中央主席团的成员分别进行了认真的谈话。这种谈话总是以一种 试探的方式开始的。赫鲁晓夫总是问：“听着，你喜欢这个人吗？”而对方 总是满脸惊讶的神情，在心里琢磨：“他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是什么目的？” 当赫鲁晓夫说清自己的意图后，对方才会回答：“对，这么提问题是对的， 这是原则性的”。②最支持除掉贝利亚的当算莫洛托夫。他对赫鲁晓夫询问的 回答是：“我完全支持，应当撤掉他，开除出政治局。”③马林科夫和米高扬 由于与贝利亚的私谊以及其他因素曾犹豫不决，但最后也同意解决贝利亚问 题。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等则在明确了赫鲁晓夫，尤其是马
林科夫的真实意图后，也表示支持这样的做法。
　　赫鲁晓夫对贝利亚绝对封锁了消息，并且伪装和贝利亚保持着一种亲密 的关系。1953 年 6 月 25 日，星期四，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贝利亚同乘一 辆汽车回家。对此情此景，赫鲁晓夫作过生动的描述：“在分手时，他握手， 我也还给他以‘热烈的’一握：可我想，下流东西，这可是最后一握，明天 两点钟，我们要再握你。我们可不是握你的手，而是要握你的尾巴了。”①
赫鲁晓夫先组织召开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邀请了不是部长会议
主席团成员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参加。6 月 26 日，召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 会议，贝利亚在此会上被捕②。至今在档案中没有找到此次会议的记录，因此 很难全面真实地描述这次会议的情况。不过，根据有关记载，这次会议的情 况大体如下：会议由马林科夫主持。赫鲁晓夫首先发言，提出要解决贝利亚 的问题。对他的指责是：可能曾为外国间谍机关工作过；应对斯大林时期的



⑤ 同上书，第 144 页。
① 丘耶夫：《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第 334 页。
②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58 页。
③ 丘耶夫：《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第 343 页。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58 页。
② 同上，第 143 页。

大规模镇压活动承担个人的严重责任；在斯大林去世后，试图利用民族工作 政策和对劳改犯的政策干扰党的路线，破坏党的团结。赫鲁晓夫的结论是： “他决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一个出于个人主义目的钻进党内来的野心 家。他的傲慢自大令人不能容忍。他在党内的所作所为决非一个忠诚老实的 共产党员所能做得出的。”③
　　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们相继作了发言。最先发言的人中有莫洛托夫。他说： “我认为，贝利亚是蜕化变质分子，这是个不可以认真待之的人，他不是个 共产党人，也许，他曾经是共产党员，但现在是蜕化变质分子，这是个与党 格格不入的人。”①
　　赫鲁晓夫不同意莫洛托夫的看法，当即反驳说：“莫洛托夫说贝利亚是 蜕化变质分子，这不对。蜕化变质分子——这是指曾经是共产党员，而后来 不是了的人。但贝利亚从来就不是共产党人！他怎是个蜕化变质分子？”② 在所有的发言中，米高扬的发言最为暧昧。他认为，贝利亚是好人犯错 误。莫洛托夫认为米高扬的这种表现，“显然是害怕贝利亚会占上风”。③ 贝利亚当然不会认输。他为自己辩护说：“不错，我有错误，但是我请 求不要把我开除出党。我从来都是执行党的决定和斯大林的指示的。斯大林 总是把最重要的保密性质的事情交给我去办，我也总是按所要求的完成了，
所以，开除我是不对的??”④
　　当所有委员表示完自己的意见后，马林科夫表现得有些慌乱，没有作归 纳性的发言。这时，赫鲁晓夫再次表现出了他的决断：提议中央委员会主席 团解除贝利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并解除他在政府中的其 他一切职务。
马林科夫没有将这一提议付诸表决，而是按下了事先约好的电铃。以朱
可夫元帅为首的一组军人走进会议室，遵照马林科夫的命令逮捕了贝利亚。 这对贝利亚来说是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他处于近乎疯狂的状态，头往墙上撞， 同时大声朝赫鲁晓夫叫嚷：“我上当了！”⑤
对于这种戏剧性的结局，赫鲁晓夫本人也作过描述：“??所有的人都
指着贝利亚的鼻子说：你是个阴谋家，不是共产党员，并且也从来不是共产 党人，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于是，你们瞧这个英雄吧，一下子就软瘫了下 来，也许还要更狼狈。”①
6 月 29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关于立案侦查贝利亚反党和反
国家罪行》的决议。
7 月 2 日至 7 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着重讨论和批判了贝利亚的反党和 反国家罪行。马林科夫首先作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报告。他所 列举的贝利亚的罪状是：一、利用内务部长的职务从事犯罪活动，将内务部 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二、试图不通过中央和铁托—兰科维奇建立联系，解



③ 《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 1988 年，第 487 页。
① 丘耶夫：《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第 344、345 页。
② 丘耶夫：《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第 344、345 页。
③ 丘耶夫：《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第 344、345 页。
④ 丘耶夫：《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第 344、345 页。
⑤ 丘耶夫：《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第 344、345 页。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58 页。

决两国的关系正常化问题；三、在对德国的政策问题上，提出要民主德国放 弃社会主义的任何方针；四、利用大赦措施来从事反党活动。
　　马林科夫还在报告中讲述了应从贝利亚事件中吸取的四点教训：一、要 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在国家工作的各个环节提高党的领导作用；二、要使内 务部机构的工作处于党的最严格监督之下，使内务部不至成为敌人利用的工 具；三、要在自己的队伍中提高革命警惕性；四、要全面大大加强党的教育 工作。
　　赫鲁晓夫接着发言。他对于贝利亚罪行的指责、分析和总结事情的教训， 基本意思是和马林科夫一样的。但赫鲁晓夫在发言中谈到了经济问题，尤其 是农业发展的落后，并且把这一问题和贝利亚的破坏活动联系在一起。他说， 自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三个多月来都在讨论农业问题，但一直都议而不 决。他指责贝利亚阻碍任何农业问题的解决。他说：“只要一提出来讨论， 贝利亚就建议再等一等。”“冒险家贝利亚顽固地撤掉有关农业的一切建议”， “他阻挠许多问题的解决”。②因此，赫鲁晓夫认为，贝利亚因对农业发展迟 缓承担主要责任。他指出，贝利亚的这种作为一是为了反对集体农庄制度， 二是为了反对马林科夫，因为“马林科夫同志是受托主管农业的”。①他明确 说，解决了贝利亚问题，就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他对那些认为 去掉贝利亚会削弱党的力量的人们说：“而我们如果不解决农业问题，在国 内肉、奶不足，甚至土豆和白菜都不够的时候，难道这就有力量？”②
赫鲁晓夫还讲到：“要有集体领导，真正的党的领导”，③并且我们愈好、
愈深入地发展党内民主、批评，我们就能愈好地组织和吸引群众积极讨论我 们的政策和我们全部的经济与政治工作，我们就会愈强大。”④参加全会的人 都支持反对贝利亚的斗争，但在斯大林的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卡冈 诺维奇说：“斯大林开始渐渐地从报刊上消失了。不错，在个人崇拜方面是 有过头的地方，并且斯大林同志本人也责难过我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 们要再大大地做过头，给斯大林这样的领袖抹黑。”⑤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最 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安德烈耶夫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一个个人崇拜的 问题。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要知道它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早就解决 了，在生活中早就解决了，千百万人都知道，领导运动的天才人物具有什么 样的意义，列宁和斯大林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而现在却冒出了关于个人崇拜 的问题。这是贝利亚搞的鬼。”⑥伏罗希洛夫显然支持这种看法。这时他从主 席团的座位上大声说：“对。”⑦捷沃相也表达了同样的情绪：“??斯大林 同志死后，斯大林同志的名字逐渐从报刊上消失了。读到没有援引作者的斯 大林同志的言论时，心里感到疼痛”。⑧
马林科夫在总结发言中针对这种情绪，着重指出，有关不宣传斯大林的



② 同上，第 156 页。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56 页。
② 同上书，第 158 页。
③ 同上，第 159、160 页。
④ 同上，第 159、160 页。
⑤ 同上，第 197 页。
⑥ 同上，第 2 期，第 185 页。
⑦ 同上，第 2 期，第 185 页。

做法不是贝利亚搞的鬼，而“是我们建议写进中央全会决议的”。①他说：“同 志们，你们应当知道，斯大林同志的个人崇拜在日常的领导工作中已具有了 病态的形式和规模，工作中的集体领导方法被抛弃了，在我们的最高领导层 中根本就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无权向你们隐瞒：这种病态的个人崇拜 导致了个人决断的不容反驳，并且在最近一些年中开始给领导党和国家的事 业带来严重的危害”。②他强调说：“??伟大的人物也可能有弱点。这些弱 点斯大林同志也有。我们应该谈及这一点，是为了正确地、按照马克思主义 的方式来提出保证党的集体领导，在党的各级机构首先是在党中央和中央主 席团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性问题。我们应该谈及这一点，是为了不重 复与没有集体领导和对个人崇拜问题不正确理解相联系的错误。因为这些错 误，在没有斯大林同志的接情况下，将会三倍的危险。我们有责任尖锐地提 出这一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其辞。如果说斯大林在世时都可能犯 错误，那么在没有斯大林同志这样的领袖的情况下，重复这些错误就孕育着 严重的危险。”③
　　对斯大林的接班人问题，马林科夫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当安德烈耶夫说 马林科夫是斯大林的接班人时，他当即插话：“我们大家都是接班人，斯大 林同志没有唯一的接班人。”④在总结发言中，他又非常认真地说：“同志们， 在这里，在中央全会上，谈及斯大林同志的班人问题是不谨慎的，并且明显 是不正确的。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对这种说法作出回答，并声明如下：没有任 何一个人敢于、能够、应该并且想去追求继承人的角色。”①他再次强调，伟 大斯大林的继承人是党的领导集体。
七月全会通过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决议。这个决议是
由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基里连科、米 哈伊洛夫、帕塔利切夫、巴克拉泽、优素波夫、波斯别洛夫、苏斯洛夫和谢 皮洛夫起草委员会写成的，反映了苏联一班领导人的意见。决议讲述了贝利 亚的罪行、出现贝利亚问题的时代背景和应从中吸取的教训。
7 月 10 日，《真理报》刊登了一则简短的公报，全文如下：“苏联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近日举行。中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中央主席团马林 科夫同志的‘关于贝利亚旨在为了外国资本的利益破坏苏维埃国家和居心险 恶地试图将苏联内务部置于苏联政府和共产党之上的反党、反国家罪行’的 报告，并通过决议——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敌人贝利亚开除出苏共中 央，开除其苏联共产党党籍。”但七月全会的正式决议在 1991 年以前一直没 有公布。因此，对于世人来讲，1953 年 7 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只不过是进行了 一场反对贝利亚的严重斗争。而反映在决议中的苏共领导人对斯大林个人崇 拜及消除其后果的最初看法和决定却被岁月淹埋到了纸张发黄的程度。②



① 同上，第 195 页。
② 同上，第 195 页。
③ 同上，第 197 页。
④ 同上，第 185 页。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2 期，第 197 页。
② 直至 1991 年初，苏共中央才在其机关刊物《苏共中央通报》（第 1、2 期）上全文公布了这次全会的记 录稿及决议全文，并加了一段编者按，其中说：“中央全会提出了党和国家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成了把社会从极权政治和独断专横中解放出来的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见《苏共中央通报》，

　　这次全会后，苏联最高法院组织了一个特别法庭来审理贝利亚一案。审 判长是苏联元帅科涅夫，审判员有全苏职工中央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苏 联最高法院第一副院长泽依津，空防部队司令员莫斯卡连柯将军，莫斯科州 委书记米哈伊洛夫，格鲁吉亚职工理事会主席库恰夫，莫斯科市法院院长格 罗莫夫，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卢涅夫。①
　　该法庭于 12 月下旬判处贝利亚及其主要助手以死刑。贝利亚给中央委员 会赫鲁晓夫写信请求宽恕。他表示可以去从事任何劳役，以赎自己的罪行。 他的请求没有得到回音。12 月 23 日，贝利亚以人民敌人罪被执行枪决。
　　贝利亚问题终于解决了。在这件事情上充分显示出了赫鲁晓夫的作用。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赫鲁晓夫的决断，也许历史舞台上会演出另一场触目 惊心的话剧。莫洛托夫后来对此的评价是恰当的：“赫鲁晓夫作为书记当时 履行着第一书记的职责，当然他还不是第一书记，他是整个事件的组织者”， “有关反对贝利亚的措施——这是赫鲁晓夫筹划的”，“我认为，相反我至 今也不感到遗憾，我认为这是赫鲁晓夫的功劳。我就是这样的看法。”②
　　相比之下，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在处理贝利亚问题上却显 得软弱和动摇不定。“马林科夫是个很好的执行人，我们把他叫作‘电话员’。 他总是坐在电话机旁；了解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拨号码，这就是他能做 的”，“他很积极，活跃，彬彬有礼，但在主要问题上却暧昧不清”。③
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高层领导人中第一次激烈、严重的斗
争。就直接意义而言，这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内多数委员对贝利亚一个人的斗 争。但从更广泛的政治背景来看问题，这是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 政治领域中的第一次亮相和较量，尽管他们二人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 点。
在这场斗争中，赫鲁晓夫加强了他在苏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中的地位。
赫鲁晓夫其后十年的最高执政生涯正是从反对贝利亚的斗争开始的。
　　集体领导体制 马林科夫的上台执政，应当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最 强有力的领导人寻求政治平衡的结果，马林科夫本人对此也十分明白。所以， 他一当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就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强调要进行集体领导。
马林科夫执政的短促时期，可以说是苏联领导人进行权力调整的“磨合
期”。以七月全会为标志，在这个“磨合期”中，有关集体领导的说法和做 法也有所不同。在 1953 年七月全会以前马林科夫和实际上全权负责党内工作 的赫鲁晓夫在集体领导问题上，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有计划地进行了理论 说明和舆论宣传工作。4 月 16 日，《真理报》发表社论，提出“集体领导方 法是党领导的基本方法”。①同日出版的《共产党人》也发表了《共产党的力 量和不可战胜在于与人民的血肉不可分的联系》的社论，强调了否定集体领 导和智慧的个人崇拜是应予批判的。②5 月 27 日，《共产党人》又发表了另 一篇社论：《苏共——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该文指出，实现党对苏联社



1991 年第 1 期，第 139 页。）
① 阿朱别依，A.И.：《那十年》，莫斯科 1989 年，第 80 页。
② 丘耶夫，Ф.：《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第 344、346、345 页。
③ 同上，第 336 页。
① 《真理报》， 1953 年 4 月 16 日。
② 《共产党人》，1953 年第 6 期。

会的领导，就是要实现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智慧， 党的巨大经验的体现。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的党中央委员会，是由党、国家、 经济、文化、社会、军事活动各个领域中具有渊博知识和领导经验的党员组 成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协同一致工作的结果。这些决定是由集体讨 论、作出的。它们不是只反映某个个别人的、片面的、因而可能是错误的决 定。它们是经过全面考虑的、正确的、在人民中享有权威的决定。党领导的 力量就在于它的集体领导制。党中央委员会的坚如磐石的统一及其工作的集 体领导制，是党胜利地领导国家和人民的保证。”①6 月 10 日，《真理报》 发表文章《共产党是苏联人民的指导力量和领导力量》，重申了上述政治原
则。
　　这些文章的出现和舆论宣传的不断加强表明苏共最高领导层内的权力之 争在深入发展。所以，与其把这种做法看成是在确立新的领导体制，不如看 成是党内将发生重大斗争的先兆。
　　在七月全会一开始的报告中，马林科夫开始把党的集体领导的问题和贝 利亚的夺权阴谋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斯大林死后贝利亚的活动都是旨在破 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马林科夫认为，从贝利亚事件中可以吸取 5 条教训。 其中 1、5 条都涉及集体领导的问题。
马林科夫首先提出了党的集体领导是“伟大列宁所制订的布尔什维克的
领导准则、原则”，②并列举了集体领导原则遭破坏的事例：“我们已有许多 年不召开中央全会了，近年来，政治局作为两次中央全会期间的党的最高机 构也不再正常行使职能。我还没有说，在十八大之后 13 年我们才召开了党的 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这样一个事实。有什么集体领导体制，有什么批评和自我 批评可言，又怎能去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和在正常情况下在中央委员会及其领 导机构的工作组织中去正确实施党的领导。”③马林科夫认为，这一切都和党 的领导人、党的领导机构的工作不受监督，缺少批评和自我批评密切相关。 在这里，马林科夫提的是贝利亚的名字。
在第 5 条里，马林科夫强调：“应当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我们领
导的最高原则——集体性、团结性和坚如磐石，应该最严格地加以遵守。现 在，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白，只有党的集体才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 智慧和政治经验才能保证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对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 保证顺利建设共产主义”。①
在紧接着马林科夫后的发言中，赫鲁晓夫也重申了这样一种看法：目前
党中央的情况是不正常的。“应该有集体领导，真正的党的领导”②。他特别 强调，不仅中央委员会，而且地方机构，直至党的最基层组织都需要集体领 导。
5 月，在讨论德国问题时，贝利亚曾对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职能说了这样 的话：“什么中央委员会？让人民委员会来决定一切吧，中央委员会就管干




① 《共产党人》，1953 年第 8 期。
②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46、146— 147 页。
③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46、146— 147 页。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48 页。
② 同上，第 159 页。

部和宣传得了。”③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指出了这一事实，并且作出了近乎愤怒 的评价：“这种说法令我惊讶。这就是说，贝利亚排除了党的领导作用，把 其作用限于干部（也许，当初是这样）和宣传工作。难道这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对待党的观点？难道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斯大林是这样对待党的？贝 利亚对待党的观点无异于希特勒的观点。”④
　　无论是马林科夫，还是赫鲁晓夫，在七月全会上都没有把集体领导问题 和斯大林联系起来，集体领导问题在七月全会上成为一个主要的议题，显然 是出于反对贝利亚的考虑和需要。这时，个人崇拜问题还不具备扩大的意义， 还仅局限在党领导的工作要接受监督这个意义上。因此，集体领导问题的提 出和集体领导制的确立尚不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明确措施，而是苏联最高层领 导班子的调整、新班子建立及其正常开展工作的先声和保证。
　　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的意见都反映到了全会的决议之中。这份决议在多 年之后重新强调了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最高领导地位。它指出：“必须重视 共产党在苏维埃国家体系中地位的特殊性。我们党是我国唯一的政党，只有 它才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起领导作用。党的领导是苏维埃制度巩固和不可动 摇的决定性条件”。①
　　决议指出，为保证确立党的集体领导制，其“任务在于，保证严格遵循 列宁所制订的党的领导原则和生活准则，严格遵循苏联共产党党章关于召开 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期限，以及关于党的中央和地方机构正规 化工作的所有要求”。②
七月全会后，作为党的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赫鲁晓夫在中央一级报刊上
扩大和加深了有关党的集体领导制的宣传工作。赫鲁晓夫还着手采取具体措 施，来改进和强化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尤其是他在当年九月全会上当上了苏 共中央第一书记后，这一进程就更快了。
第二节 马林科夫政府的内外政策 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贝利亚问题的解决、新
的领导班子的建立使苏联党政领导人和普通公民都感到松了一口气。这种政
治上的重大变化无疑在苏联社会的发展上起了推动作用。苏联领导人也在一 个新的基础上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要解决所面临的紧迫的经济问题。
在 1953 年七月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也曾谈到经济问题。他认为，农业
方面的情况是不佳的，尤其是亚麻、土豆、蔬菜、油料作物的生产严重落后， 畜牧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说，落后的主要原因是“集体农庄庄员在扩大 一些作物的生产和畜牧业的发展中物质刺激不够”，①此外，“为了保证农业 的进一步高涨，需要补充投资”。②在七月全会的决议中，对苏联的经济形势 作了如下总的估计：“我们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全面发展的重工业，它



③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53 页。
④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53 页。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2 期，第 203 页。
② 同上，第 205 页。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2 期，第 198 页。
②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2 期，第 198 页。

已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础”③，“我们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取得了高水 平，并且有可能通过党和政府所执行的降低价格的政策，来满足城乡居民日 益增长的需要”。④
　　马林科夫的这些话并不是对苏联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全部评价，也不是 新政府的完整的经济纲领，有些判断与实际情况还有相当的差距。1953 年 8
月 8 日，作为新政府的首脑，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作了讲话。 在讲话中，他提出了新政府的施政纲领。在经济方面，他认为，由于苏联坚 持了一条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所以到 1953 年苏联已有了“强大的、技 术上完善的重工业”⑤。与此同时“必需品生产已经达到的产量还不能满足我 们的要求。在此以前，我们没有可能以发展重工业那样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 和食品工业。”⑥
　　所以，他认为在重工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可以“急速发展日用必 需品的生产”，⑦“为保证更快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全力加速发展 轻工业。”⑧他十分具体地描述了党和政府的这一刻不容缓的任务：“在二三 年内，大幅度提高对居民的粮食产品和工业品（肉和肉食品、鱼和鱼食品、 油、糖、糖果制品、布匹、衣服、鞋、家具以及其他文化、日用和家庭用品） 的保证供应程度，大大提高对居民的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保证供应程度。”①
由于马林科夫把重工业的强大基础看成是发展食品工业和轻工业的必需
的和可能的条件，因此他在看待食品工业、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上，所持的 着重点就不同了。他认为这三者之间不存在什么先决的关系。所以，他只是 谈到，为了高速发展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我们应当首先关心农业的进一步 发展和高涨”。②
促使他作出这一决断的，是他对农业发展形势的评价。他认为，农业已
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集体农庄的公有经济在年复一年地得到加强，农产品 的生产在增加”，③“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采购在有组织地、顺利地进行”。
④所以，马林科夫总的结论是：“我国的粮食是有保证的”。⑤对于马林科夫
来讲，苏联农业发展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在最近二三年内，要在我国使供 居民的粮食和供轻工业的原料达到富足程度。”⑥
在马林科夫眼中，苏联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农产品生产的现
有水平和农业的已经增强的技术装备程度以及集体农庄制度所具有的可能性




③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2 期，第 201 页。
④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2 期，第 201 页。
⑤ 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1953 年 8 月 8 日）》，莫斯科 1954 年，第 14 页。
⑥ 同上，第 16 页。
⑦ 同上，第 15、16 页。
⑧ 同上，第 15、16 页。
① 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1953 年 8 月 8 日）》，莫斯科 1954 年，第 17 页。
② 同上，第 18 页。
③ 同上，第 19 页。
④ 同上，第 19 页。
⑤ 同上，第 19 页。
⑥ 同上，第 22 页。

不相适应”。⑦
　　为了实现这一经济路线，马林科夫提出了下述措施。第一，大幅度增加 投资来发展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农业、广泛地吸引机器制造企业和其他重工 业企业来生产日用必需品。第二，要求生产日用品的工业企业要生产高质量 的产品，这是每个企业的责任。第三，提高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员对扩大 生产的物质利益的关心。这些物质刺激的措施包括：大幅度增加以货币、粮 食和其他食品计算的劳动日的报酬；在不增加零售价格的情况下，提高对肉、 奶、羊毛、土豆和蔬菜的采购价格；大幅度减少私人副业的义务交纳定额， 将每户缴纳的货币税平均减少 50%，完全取消多年积累下来的农业税欠款。
　　在这次讲话中，马林科夫还着重谈到了商业问题。他认为随着轻工业和 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全力扩展商品周转，改善商业组织的任务正在变得越来 越重要。他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现在是，并且还将长期是社会主义 社会成员间分配消费品的基本形式，劳动者日益增长的个人需求得到满足的 基本形式。”①因此，他提出这方面的任务是：“在最近二三年内，在国内应 有足够数量的粮食和工业品，以便在每个城市，每个农业地区都买到一切必 需的商品”。②
　　在这篇论述苏联的经济方针和外交政策的发言中，马林科夫不仅没有点 名批评斯大林（像他在七月全会上那样），而是公开赞颂了斯大林，认为他 是列宁事业的继承人，高举了马列主义旗帜的“伟大的斯大林”③，称苏共所 遵循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④
总之，马林科夫对苏联当前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的估计都是极为乐观
的。下述这段话对他来说未必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我们的事业必胜！ 让我们充满信心地沿着在我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朝前走。”⑤
然而，不难看出，马林科夫对发展食品工业与轻工业，发展农业的看法
是从不同的立场看问题的。他认为，发展食品工业和轻工业，是消除经济发 展中的落后领域，而发展农业却是为了走向更好和富足。这种估计是矛盾的。 对发展食品工业和轻工业的估计，包含了对以往的经济路线和方针作出变革 的新因素；而对发展农业的评价却沉积着对现实情况估计过高的传统因循。 马林科夫在讲话中还阐述了苏联政府在新形势下的外交政策。他着重强 调了要改善苏联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他说：“苏联政府在尽力发展所有国家 间的和平合作时，赋予加强苏联与邻国的关系以特殊的意义。把这种关系上 升到真正睦邻友好的水平上——这就是我们正在并将继续尽力要实现的目 标。”①他重申：“我们外交政策的不可违背的原则是尊重民族自由和任何国
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的主权”。②
马林科夫指出，远东地区在苏联的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说：



⑦ 同上，第 20 页。
① 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1953 年 8 月 8 日）》，第 28、30 页。
② 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1953 年 8 月 8 日）》，第 28、30 页。
③ 同上，第 67 页。
④ 同上，第 67 页。
⑤ 同上，第 70 页。
① 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1953 年 8 月 8 日）》，第 26 页。
② 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1953 年 8 月 8 日）》，第 26 页。

“远东地区所有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尤其是和日本关系正常化的任务具有 迫切的意义。”③
　　马林科夫仍然强调，进一步加强和民主阵营各国的关系具有头等重要的 意义。他说：“民主阵营具有决定意义的优越性之一及其和帝国主义阵营的 原则区别就在于，它没有内部矛盾和斗争，其力量和进步的最重要源泉是对 民主阵营的有国家利益的相互关心和密切的经济合作”。④
　　马林科夫强烈谴责美国的外交政策，称它为“冷战战略”。他说：“国 际事务的发展表明，‘冷战’政策，国际挑衅政策正在毒化国际气氛”。① 在此情况下，马林科夫以不言而喻的威协语气声明：“政府认为有必要向最 高苏维埃报告，在氢弹的制造中美国不是垄断者。”②
　　虽然在对外交政策的阐述中，马林科夫重申了苏联政府历来的强硬立 场，但他着重指出的是，现在不存在这样的有争议的或解决不了的问题：它 们不可以通过和平途径在有关方面相互协商的基础上加以解决。”③马林科夫 强调说，苏美之间的有争议问题也属此类，应当在正常的关系的基础上来加 以解决。他说：“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主张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存”。④
　　此外，马林科夫还谈到要扩大和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他说：“一系列 国家的实业界人士要消除国际贸易道路上的一切限制世界贸易的歧视性措施 的意图是可以理解的和适时的”。⑤
总之，作为苏联新政府的首脑，马林科夫在阐述了内外政策后，明确表
述了一个完整的概念：“我们将毫不动摇地沿着在我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 道路朝前进”。⑥
内政：为了经济的高涨 根据马林科夫的施政纲领，苏联政府在 1953
—1955 年间调整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政策。 首先，在不减少对工业投资的情况下，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其投入速
度年增长率为 12%左右，基本上相当于整个基建投资的年增长率。这种投入
的相当一部分是用来生产发展农业所需的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因此，这 一期间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制造业获得了很快的发展。与 1950 年相比，1955 年的拖拉机产量增长 50%。①而就总产值而言，农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4.35%。
②

当然，农业投入的绝对数值的增大并不意味着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发展
比例关系中也相应增大。相反，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反 而下降，并且远远低于工业总产值的增加。这表明，虽然扩大了对农业的投 入，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总路线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③ 同上，第 29 页。
④ 马林科夫：《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1953 年 8 月 8 日）》，第 31 页。
① 马林科夫：《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1953 年 8 月 8 日）》，第 34 页。
② 同上，第 35 页。
③ 同上书，第 36、37 页。
④ 同上书，第 36、37 页。
⑤ 同上，第 30 页。
⑥ 同上，第 45 页。
① 《1960 年苏联国民经济》，莫斯科 1961 年，第 292— 293 页。
② 《1965 年苏联国民经济》，莫斯科 1966 年，第 260 页。

　　其次，苏联政府加速发展居民极端需而又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轻工业 和食品工业。1953 年 10 月 28 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扩 大日用品生产并改进其质量》的决议。在这项决议中详细地规定了在以后几 年（1953—1956 年）内在一些重要的消费品生产的指标。这些指标要求与 1950 年的指标相比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例如毛织品要较 1950 年增加一倍，纺织品 增加 4.2 倍，棉织品增加 70%，皮鞋增加 70%，家具增加 2.9 倍等等。同时， 国家将在 1954 年增加对消费工业的投入，使总额达到 58.5 亿卢布，而在 1953
年的投入总额为 31.48 亿卢布。③
　　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被称作是“非生产领域”。这种“非生产领域”部门 的迅速发展成了马林科夫执政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就积累基金的 投入而言，用于增加固定生产的基金 1950 年为 40.7%，1955 年下降为 38.2%， 而用于增加固定非生产基金则由 1950 年的 14.1%增加至 1955 年的 15.7%④。 但是就总产值而言，生产资料生产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由 1950 年的
68.8%增加到 1955 年的 70.5%，而同期消费品生产的产值却由 31.2%降至
29.5%。①这表明，消费品生产的绝对数值增大了，但增长速度仍稍落后于生 产资料的生产（1953 年不同，这一年的生产资料的增长率为 11.8%，消费品 生产的增长率为 12.4%）。
第三，为了保证这种新的经济调整方针得以顺利实施，苏联政府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来改进和改善管理机构的工作。精简中央经济管理机构，裁减 行政管理人员就首当其冲。1954 年 1 月和 6 月，苏共中央曾两次作出决议， 要求改善中央机关的工作。10 月 14 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又作出了
《关于苏联各部和主管机关的结构方面的重大缺点和改进国家机关工作的措
施》的决议。决议要求“取消多余的平行工作的组织和机构”，从 46 个部和 主管机关撤销 200 个管理总局、管理局和独立的处，147 个托拉斯，93 个地 方管理局，898 个供应组织，4500 个各种办事处和其他组织等等。这一措施 的实行可导致行政管理人员减少 45 万人，节省卢布 50 多亿。②
1954 年 8 月 2 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制订企业生产技术财
务计划的组织工作和简化生产技术财务计划的格式和指标》的决议。它指出 了现行编制计划的程序极为繁琐，审查和批准计划的过程极为拖延，计划内 容有许多不必要的东西，因而使计划徒有其名，企业难以保证国家计划的完 成。为此，决议要求对企业生产计划的编制要大力加以改进，部级主管机关 “只批准企业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任务所必需的主要计划指标”。③
长期以来，国家银行对企业的资金来源和使用情况、经营情况极少起监
督的职能：在信贷方面，银行贷款与企业的经营状况脱钩；在结算方面，银 行对某些企业不按时支付所购物资的价款，企业间相互拖欠的现象没有采取 必要的经济措施；在对工资基金的监督方面，对于工资基金超支的亏损企业， 没有采取经济措施予以消除。
针对这些问题，1954 年 8 月 21 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



③ 《苏联经济生活》，第 531 页。
④ 阿·魏因施泰因：《俄国与苏联的国民收入（历史、计算方法、动态）》，莫斯科 1969 年，第 161 页。
① 《苏联工业（统计汇编）》，1964 年版莫斯科，第 37 页。
②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北京 1987 年，第 4 卷，第 151— 152 页。
③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 4 卷，第 128— 129 页。

于苏联国家银行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决议规定，第一，修改信贷制度， “取消对工作好的和工作不好的企业按同样条件发放贷款的不合理的现行办 法”；①对发生超计划亏损的企业，在得不到担保的情况下要停止进一步贷款， 并且要提前追回以往发放的贷款。对宣布为无支付能力的企业，要停止各种 贷款；对工作好的企业，在贷款时要给予优惠。第二，改进结算工作，“在 没有完成国家预算缴款时，不得以企业或组织的结算帐户和往来帐户上支付 物资价款和其他费用（工资除外）”。②第三，加强对工资基金使用情况的监 督，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工资基金超支，对工资基金经常超支企业的领导人 要追究责任，直至撤职。
　　在对发展经济的方针和政策采取调整措施的同时，平反工作不断深入， 开始了一个极其复杂和艰难的恢复和健全法制的过程。内务部所属的“特别 会议”是 1934 年 11 月成立的。其实质是一个特别法庭。它可以不经任何法 律程序判处“社会危险分子”5 年以下的徒刑。1941 年 11 月，国防委员会作 出专门决议扩大了“特别会议”的权限。它有权处理“反革命罪犯案”和“反 苏联管理秩序的特别危险活动案”，其权限从采取各种惩罚措施到枪决极刑。 这个“特别会议”数十年中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 曾提出了扩大“特别会议”权限的建议。但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拒绝。在七月 全会上，赫鲁晓夫说：“特别会议是个什么东西？这就是，贝利亚逮捕，贝 利亚审讯和贝利亚判决。”①1953 年 9 月 1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 命令，取消“特别委员会”并责成司法机构对“特别委员会”所处理的案件 予以调查和清理。
1954 年 3 月，对内务部进行改组，建立部长会议所属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即克格勃。这次改组，以及其后于 1953 年底和 1954 年初所进行的法院和检 察机关的改组结果是：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只负责侦查工作（前者负责 刑事案件，后者负责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案件）；诉讼权归还检察机构，审判 权则由法院行使。
冤假错案的平反，法制的逐步健全使民众的情绪得以恢复常态，民族精
神振奋起来，有了一个较为宽松和安定的政治环境。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促 进了经济调整措施的执行和经济的高涨。
外交：在缓和中求发展 马林科夫执政时期，苏联政府主要出于稳定
国内形势的需要，在对外关系方面采取了缓和的方针，以期在缓和之中求得 发展。1953 年 7 月，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和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联合发 布了一份纪念苏联共产党建立 50 周年的文件，其中在谈到苏联的对外政策时 写道：“在对外政策方面，党今后将继续执行维护和巩固和平并在遵守互利 原则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合作和发展务实关系的政策。只有各国人民之间牢固 的持久和平才能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保证我国劳动人民的幸福与 富裕生活创造必要的条件”。这可以被看作是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不久向 世界发出的一个正式信息，表示了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加强国际合作的愿 望。此后，苏联党和政府又多次表示了这种思想。苏联政府在 1953—1955 年这一短暂的过渡时期中所采取的外交行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 4 卷，第 138 页。
② 同上，第 144— 145 页。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53 页。

第一，积极促进局部战争地区实现和平。
　　1953 年 7 月 27 日，由于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外交努力，美国方面被 迫同意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朝鲜半岛实现了和平。为了支援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恢复经济，苏联给予朝鲜 10 亿卢布的经济援助。
　　1954 年 4 月—7 月，中、苏、美、英、法五国外长和其他有关国家的代 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是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由 于苏联与中国一起在会上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灵活机动的谈判策略，加上 越南人民军在 5 月 7 日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重大胜利，法国被迫同意结束这 场“肮脏的战争”，终于在 7 月 20 日最后达成了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 动的协议。协议规定沿北纬 17 度线划分南、北越南的临时军事分界线。21 日，除美国以外的全体日内瓦会议参加国签署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 事后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指出，印支停战“为解决其他悬而未决的重大国际问 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缓和并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在苏联的倡议下，1953 年下半年，苏联与伊朗开始了改善两国关系的谈 判，并于 1954 年 12 月签订了两国关于调整边界和有关财政问题的协议，明 确规定了两国相互再无领土要求。1953 年 5 月 30 日，苏联政府向土耳其发 表声明，主动放弃对土耳其提出的一切领土要求和对黑海海峡的安全要求， 并建议共同采取措施建立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1953 年底，苏联与印度 签订了第一个长期贸易协定。1954 年初，苏联与阿富汗签订了关于苏联向阿 富汗提供贷款和援建一批食品工业企业的协定。1954 年 12 月，苏联与芬兰 举行了关于经济问题的谈判。以上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与邻国的紧张关 系，促进了与有关国家的关系正常化。
第三，缓和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1953 年 6 月，在民主德国首都柏林爆发了具有反苏性质的罢工和示威游 行，并且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动乱。苏军出动装甲部队在柏林进行了镇压。两 国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局面。为了缓和这种紧张关系，两国于 8 月间进行了 谈判，并于 8 月 22 日签订了《关于停止收取德国战争赔款议定书》。苏联政 府正式宣布，从 1954 年 1 月开始，放弃民主德国尚未偿还的 253700 万美元 的战争赔款，并把苏联以战利品的名义据为己有的 33 个大型企业无偿地归还 民主德国，同时，减少民主德国对苏联占领军承担的费用，以及提供 10 亿卢 布的贷款。①
民主德国发生动乱时候，匈牙利局势也有动荡的迹象。1953 年 6 月中旬，
匈牙利党和政府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曾被匈党批判过的前领导人纳吉·伊 姆雷也一同应邀到达。匈牙利代表团受到了马林科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 成员的接见。在两党会谈中，苏共领导人对在匈牙利推行斯大林错误政策的 拉科西等人进行了批评，同时决定将匈牙利的最高党政领导职务分开，由纳 吉再次上台，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而拉科西只担任党的第一书记一个职务。 苏联采取这一决定的目的显然在于平息匈牙利人民中的对苏不满情绪，缓和 两国之间的关系。6 月下旬，匈党召开中央全会，按照苏联的意旨进行了人 事安排。这一变动受到了匈牙利人民的支持与欢迎，两国关系也得到了缓和



① 参见《苏联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文件资料集（1949— 1955 年）》，1974 年莫斯科版，第 286— 291
页。

与改善。 在改善与民主德国与匈牙利的关系的同时，苏联也开始着手与南斯拉夫
的关系正常化的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要困难得多， 而且需要持续更长的时间。1953 年 4 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接见南斯拉夫驻 苏联代办，表示要改善两国关系。6 月 15 日苏联重新任命了驻南斯拉夫大使， 从而使两国间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得以恢复。1954 年初，苏共中央建立了以谢 皮洛夫为首的委员会，负责调查苏南关系恶化的原因和南斯拉夫是不是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经过调查，委员会对后一问题得出了肯定的结论。于是苏联 报刊停止了对南斯拉夫的攻击和反面宣传。10 月 20 日，《真理报》发表了 庆祝贝尔格莱德解放 10 周年的文章。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的工作，直
到 1956 年 6 月初铁托总统访问莫斯科以后才告结束。 第四，努力重建战后欧洲的和平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与美、英、法三国在解决战败德国与奥地
利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西方三国力图按自己的战略方针解决这个问 题。1949 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先后成立以后，美、英、法竭力使武装西德 合法化，并使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则坚决反对西德重新军国主 义化，主张两个德国在民主与和平的基础上实现统一。1953 年 8—12 月间， 苏联政府先后五次建议召开四大国代表会议，协商解决德国问题，以缓和国 际紧张局势。
在苏联政府的努力下，1954 年 1—2 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
林举行会议。这是四国外长在中断会晤五年后的第一次接触。会议主要讨论 了德国、奥地利问题和保障欧洲安全问题。苏联就各项议题都提出了具体建 议，但由于西方三国的阻挠，会议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此后西方三国加快了 武装西德的步伐。1954 年 10 月，美、英、法、意、比、加等国在巴黎举行 国际会议，最后通过了巴黎协定。协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吸收联邦德国加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巴黎协定签订以后，苏联为保证欧洲的和平作了一系列努力。1954 年末
至 1955 年初，苏联建议召开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来讨论有关问题。 为促使会议的召开，苏联也作了某些让步，其中包括：1955 年 1 月，苏联最 高苏联维埃主席团通过了《关于结束苏联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命令， 从而为苏联与西德建交铺平了道路；5 月，苏联提出了裁军和禁止原子武器 的新方案，放弃了斯大林关于全面禁止和销毁原子武器的主张，建议按禁止 使用和停止生产原子武器两个阶段来进行核裁军。苏联政府的这些努力促进 了四国首脑会议的召开。
　　马林科夫辞职 1953 年七月全会后，因“列宁格勒案件”被判刑的人 纷纷从集中营和监狱中把要求平反的信件寄到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 托最高法院重新审查这一案件。
1954 年 4 月 30 日，最高法院认定应为该案件的主要受害者沃兹涅先斯 基和库兹涅佐夫等人平反。5 月 3 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为上述 人员平反的决议。12 月 14—17 日，对当年直接处理此案的以部长阿巴库莫 夫为首的前国家安全部的有关人员开庭审讯。①
审讯中揭露，“列宁格勒案件”纯属伪造。当年，阿巴库莫夫为了借助



① 参见 B. A.库图佐夫：《所谓列宁格勒案件》，载〔苏〕《苏共党史问题》，1989 年，第 3 期，第 64 页。

贝利亚的力量爬上国家领导人的位置，勾结同伙加工伪造了最初的审讯记 录，并且对所有涉案人严刑拷问，收取供词。
　　但在法庭上，阿巴库莫夫否认对自己的指控。他说，对“列宁格勒案件” 的审讯不是他个人的事。他是遵照某个“最高领导”的指示来逮捕涉案人的， 甚至连起诉书也是由“最高领导”口授的。①
　　在重审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马林科夫的名字。一系列证词和材料 表明，马林科夫直接参与了此案的制造，并了解此案的进展情况。原列宁格 勒州委第二书记图尔科在证词中说；原国家安全部审讯员普京采夫曾经说 过：“我作为国家安全部特别重大案件审讯处的党组书记，有一次与我的同 事们参加了和马林科夫、贝利亚及布尔加宁的会见。我们听他们说‘好啦， 列宁格勒案件已经成熟。如果再把列宁格勒集团和国际反革命挂上，那就全 妥了’。”②有材料证明，当时确已把“列宁格勒集团”同“铁托法西斯集团” 联系了起来，但后来在审讯中并未提起这一指控。这是因为没有与“铁托法 西斯集团”联系的罪名已足以将涉案人置于死地了。
　　另外一个事实是，1949 年 2 月 16 日接替波普科夫担任列宁格勒州委、 市委书记，其后直接领导该州和该市干部大换班的安德里安诺夫，正是马林 科夫的得力助手，并且是由马林科夫举荐到这个关键岗位上来的。
马林科夫为什么要与贝利亚勾结，参与制造“列宁格勒案件”？在苏共
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说：“马林科夫为了向上 爬，通过阴谋手段毁坏了原党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同志和政治局委员沃兹涅 先斯基同志及其他著名的党的干部的声誉”。③
有材料表明谢列平的话是有根据的。1946 年，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
书记库兹涅佐夫当选为联共（布）中央书记，并进入组织局，主管党、苏维 埃、经济、工会、青年系统干部的选拔、训练和工作分配。后来，他的职权 扩大到国家安全部门，这引起了马林科夫、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的明显不满， 因为库兹涅佐夫开始密切关注这个部门的干部工作，命令阿巴库莫夫提交有 关基洛夫被刺那段时期的有关案卷。
而沃兹涅先斯基具有很高的经济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才能，他在联共
（布）党内鹊起的声誉使马林科夫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挑战和威胁。因此， 他的政治生涯的终结就是注定了的事。
当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马林科夫涉嫌“列宁格勒案件”时，没有人为他
的行为辩护，连他当年的战友也沉默不语。
　　1954 年 12 月 19 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作出判决：判处阿莫库莫夫、 前国家安全部特别重大案件侦讯处处长列昂诺夫、副处长科马罗夫、利哈乔 夫死刑。①“列宁格勒案件”平反了，但法庭没有对马林科夫提出指控。尽管 如此，马林科夫的声誉却因此而骤落，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已岌岌可危。
为“列宁格勒案件”平反后，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的政见也日益分歧。
1954 年 8—9 月，赫鲁晓夫在克里米亚休息时，会见了米高扬、布尔加 宁、柯兹洛夫、基里琴科、福尔采娃和波利扬斯基等人，向他们透露了要结



① B. A.库图佐夫：《所谓列宁格勒案件》，载〔苏〕《苏共党史问题》，1989 年，第 3 期，第 65 页。
② 《接班人》杂志，1988 年 6 月 25 日。
③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1961 年 10 月 17— 31 日）速记稿》，第 2 卷，第 404 页。
① 参见[苏]《苏共历史问题》，1989 年第 3 期，第 65 页。

束赫鲁晓夫一马林科夫双重政权的意向，得到了他们的完全支持。②
　　11 月，赫鲁晓夫组建了一个新的机构——苏共中央总部，取消了原先由 马林科夫掌管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办公厅，一切职能由总部接管。至此，苏共 中央的所有职能机关都由赫鲁晓夫掌管了。①
　　马林科夫作为一个有几十年政治资历的政治家，十分清楚“列宁格勒案 件”已把自己推至政治生涯的边缘。尽管如此，他仍不甘心失败。1954 年 12
月 21 日，马林科夫组织康斯坦丁诺夫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列宁的永垂 不朽的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文中强调说：“加速人民的消费品生产的纲领 将有利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和苏联社会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团结一 致”。它“是共产主义建设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政策完全符合人民的 利益”。②
马林科夫没有估计到，就在上述文章发表三天后，1954 年 12 月 24 日，
《真理报》发表了三个月之前赫鲁晓夫答英国科学家贝尔纳教授问。赫鲁晓 夫肯定地指出：“在将来，主要的注意力还是放在重工业上。”③10 天后，
即 1955 年 1 月 5 日，《真理报》刊登阿·库尔斯基的文章：《国民经济有计 划发展的规律》，集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比例问题。提出了与马林 科夫加速轻工业发展不同的观点。④激烈而严厉地批判发生在 20 天后。1955
年 1 月 24 日，《真理报》发表了总编辑谢皮洛夫的署名文章：《党的总路线
和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分子》。文中再次肯定全面发展重工业是保障轻工业以 及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批判加快轻工业发展的方针若流行起来，“会大大 危害整个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会破坏苏联的经济力量，削弱它的国防能力”。 同时不点名地给马林科夫戴上“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分子”①的政治帽子。这顶 帽子实际是代表中央委员会给马林科夫戴上的。它为次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作 了舆论准备。
次日—1 月 25 日，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全会有两项内容：一是讨论、
通过并公开发布了关于《增加畜产品生产》的决议。二是讨论并通过了解除 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问题。
开会当日，赫鲁晓夫作了《关于增加畜产品生产》的报告。赫鲁晓夫未
指名地在报告中说道：“??有些同志在我国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问 题上糊涂了。这些可怜的理论家们错误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并把 它作了庸俗化的解释，他们企图引用这个规律来证明，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 某一个阶段，发展重工业好像不再是主要任务了，而轻工业则可以而且必须 比其它一切工业部门优先发展。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见解。这种见解只不过是对党的诽谤。这是右倾的复活，这是与列宁主义敌 对的观点的复活，当年李可夫和布哈林那一伙人就曾宣传过这种观点”。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