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556 部，2 目，644 卷，150 页。转引自茹拉夫廖夫主编的《苏
共二十大及其历史真实》，第 50 页。
① 从档案材料看，马林科夫等人在全会上提出过撤掉赫鲁晓夫苏共第一书记职务的问题，但并未提出过由 他们中的谁来担任这一职务的具体建议。茹拉夫廖夫主编的一书中写道：“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

　　6 月 20 日，主席团继续开会。会上，马林科夫等人没有再提罢免赫鲁晓 夫的问题，而是换了一种策略。他们提出，为了实现完全的集体领导，为了 预防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应当从根本上取消中央第一书记这一职务。②
　　赫鲁晓夫一方面在全会上全力斗争，另一方面通过别人在会外想方设法 通知中央委员们来莫斯科开会。赫鲁晓夫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二十大选出的 大部分中央委员身上。
　　1957 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 80 名已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 委员得知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会的进展情况。6 月 21 日，他们联名向中央主 席团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苏共中央委员们得知中央主席团已经 连续四天在开会了。我们还得知你们在讨论有关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领导 问题。对我们全党和全国如此重要的问题决不能撇开中央全会的成员。因此， 我们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并把这一问题提交中央全会来讨论。我们，中 央委员们，不可能在我们党的领导问题上袖手旁观”。③
　　他们还委派 20 人去向中央主席团呈递这封信件。递交信件的人声明，在 目前情况下，无论是组织问题、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都不可能正确地加 以解决，必须把它们转交中央全会加以研究。
　　经过一小时的争吵式的交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出来接见 这些代表。布尔加宁首先表示，中央全会将在两周后召开。代表们当即拒绝 了这一建议，并提出了三点要求：一、停止讨论关于中央第一书记的问题； 二、不作出任何决议；三、立即召开中央非常全会。①
与此同时，支持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们在莫斯科为召开这一全会进行了
紧张的活动。苏共中央委员、苏军元帅、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在朱 可夫元帅的协同下，采取了只有他们才能采取的手段，急速地把在全国各地 的中央委员们集中到莫斯科，其中有些人是用军用飞机接来的。后来，莫洛 托夫回忆了这段往事：“福尔采娃，作为中央书记，她起了作用。苏斯洛夫 作为中央书记也起了作用。谢罗夫起了重大作用。他利用了技术装备。尽可 能快地把中央委员们召到了莫斯科。他们集中到苏斯洛夫那里。谢罗夫帮了 忙。当然喽，他起了技术方面的作用。因为赫鲁晓夫还是中央第一书记，党 的机构最终还掌握在他的手里”。②
到 21 日，当苏共中央主席团准备重新开会时，集中到克里姆林宫的中央
委员已有 80 多人，加上主席团的中央委员，总数已达到 107 人。于是，召开 一次新的中央全会的事已是势在必行了。至此，莫洛托夫所说的“赫鲁晓夫



维奇是相当有经验的政治家，所以不会提出由他们中的哪个人来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问题，因为他们
明白提出这样的要求尤其在党的二十大后是没有希望的”（第 49 页）。罗·麦德维杰夫的《赫鲁晓夫》、 Ю.B.阿克秀京主编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传记资料》等书都曾写过他们提出莫洛托夫 为苏共第一书记的建议。看来，这与档案记录有差。
②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556 部，2 目，644 卷，129 页；17 部，57 目，44 卷，166 页。 转引自茹拉夫廖夫一书，第 50 页。
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556 部，2 目，664 卷，142 页。转引自茹拉夫廖夫一书，第 51 页。
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17 部，57 目，552 卷，11 页。转引自茹拉夫廖夫一书，第 51 页。
② Φ.丘耶夫：《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第 354 页。

被撤职三天”的闹剧式的，但却是重大的事件宣告结束。多年后，莫洛托夫 谈及此时也不无感慨：“只是撤掉了他会议主席的职位。其他什么也没有做 成。没有撤他的职。我们是无法撤他的职的。这要由中央全会来决定”。③
　　6 月 22 日下午 2 时，苏共中央非常全会开会。出席这次全会的有 121 名 中央委员（总数为 130 名），94 名中央候补委员（总数为 122 名），51 名中 央检查委员会委员（总数为 63 名）。出席总人数为 266 人。
　　赫鲁晓夫宣布全会开始后，即由苏斯洛夫通报了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情 况。他首先声明，他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言，讲述的是自己个人的意见。他说， 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在主席团全会上的所作所为是反党活 动，他们试图改变中央书记处的人员组成，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权掌握到自 己手里，贯彻自己的路线。而与他们作斗争的主席团中的另一部分人是为了 捍卫党的苏共二十大所制订的总路线。
　　紧接着发言的是朱可夫。他没有谈主席团会议上的斗争，也没有谈党的 总路线，而是开门见山地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对 30—40 年代 的大规模镇压活动负有直接的责任。他特别谈到了马林科夫的问题。他指责 马林科夫参与了对红军指挥员的镇压，在“列宁格勒案件”中扮演了不光彩 的角色，并在 1950 年参加了建立特别政治监狱的事情。①
朱可夫的发言立即把中央全会导向了追究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
维奇个人责任的轨道上。委员们以在档案中查寻到的正式文件指控他们直接 参与了大清洗活动。提供给中央全会的文件中，有一些由他们签字的逮捕名 单。从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档案和中央党务档案中查出的文件表明，在 1937
年 2 月 27 日到 1938 年 11 月 12 日期间，内务人民委员部就从斯大林、莫洛
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那里获准判处了 38679 人的死刑。仅在 1938 年 11 月 12 日一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批准枪决 3167 人。从这些文件中还可看出，1938
年 11 月 21 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将一份判处枪决的 292 人的名单送交斯大林，
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核准。这 292 人中，有 45 名前联共（布）中央委员和 候补中央委员，28 名前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12 名前州 委和区委书记，26 名前人民委员、副人民委员和州执行委员会主席等。斯大 林三人核准了这些人的死刑。①
送给这次中央全会的资料和文件表明，在 1937 和 1938 年间共逮捕了 150
多万人，其中在 1937 年处决了 353074 人，两年中共处决 681692 人。②
　　面对这些事实，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无法否认自己参与大 规模镇压活动的个人责任。但他们为自己辩解说，这是当时的政治形势所决 定的。他们不过是具体事情的具体执行人。
因而，继续清算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大清洗中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及莫洛 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的个人责任，成了这次中央全会的重要内容。 许多委员认为，莫洛托夫等人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和他们反对二



③ Φ.丘耶夫：《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第 354 页。
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中央党务档案馆，17 部，54 目，44 卷，167 页。转引自茹拉夫廖夫一书，第 53 页。
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17 部，57 目，578 卷，18 页；44 卷，167 页。转引自茹拉夫廖 夫一书，第 54 页。
②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17 部，57 目，578 卷，18 页；44 卷，167 页。转引自茹拉夫廖 夫一书，第 54 页。

十大的路线与方针、反对清算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有密切的 关系。他们认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害怕他们在 30—40 年代 的所作所为被揭发，害怕因此而受到惩罚。他们所以匆忙要把党的领导权抓 到自己手里来，原因之一就是二十大后揭示出愈来愈多的材料，表明他们与 大规模镇压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会议的这种进行方式一下子就使赫鲁晓夫处于斗争的上风，而马林科 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就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坐到了被告席上。 会上有 200 多名代表登记要求发言。有 60 多人在会上发了言，164 人作了书 面发言。①但马林科夫等人也作了数次发言。他们讲话的主要内容有下述三 点：一、他们承认对赫鲁晓夫的方针、政策有分歧。他们批评赫鲁晓夫在经 济政策的一系列问题上，如大规模垦荒、合并集体农庄、向个体副业的进攻 以及在最短时期内牛奶、黄油、肉类在人口平均产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的提 法上，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根据不足，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冒险主义和过 于匆忙等。他们还指责了赫鲁晓夫个人工作中的缺点、失误和问题；二、他 们对自己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言行进行辩解。他们说，他们并不是要在主 席团的会议撤赫鲁晓夫的职，而是要取消中央第一书记这个职务，使中央书 记处的书记有相等的权力，以便加强集体领导，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于某个人 的手里，有利于消除主席团和书记处工作中的不足和失误；三、他们并不反 对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作斗争。他们对斯大林的维护是出于对他的热爱和深 厚的感情，因而他们不是有组织的反党集团。
支持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们把他们对赫鲁晓夫的批评指责为是反对党的
二十大的路线和方针。苏斯洛夫认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过 分夸大了赫鲁晓夫的缺点，目的是给他的优点抹黑。米高扬指责他们对赫鲁 晓夫的批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后，萨布罗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承认，马林科
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确是一个有政治目的反党集团，其目的就是 背着中央全会改变中央主席团的人员组成，回到旧的政治路线上去。
别尔乌辛说：“确实有个集团，一个反党集团，但它是由三个人组成的：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萨布罗夫说：“是的，有个集团，问 题不在于它叫什么：集团，或者会议、宗派，而在于聚成一个圈子，并讨论 问题??谁常去那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别尔 乌辛，我去过两次。”布尔加宁说，在那里没有谈过改变党的领导和路线的 问题，“谈的是为了预防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要取消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 他认为，在这个集团中，马林科夫起了主要的作用，莫洛托夫充当了思想上 鼓舞者的角色，他“总是存心找党的路线的茬儿。”①
其后，赫鲁晓夫发言，他指责“反党集团”反对党的二十大制订的路线， 试图分裂党的领导。赫鲁晓夫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具体指责莫洛托夫、卡冈 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参加了大清洗工作。
6 月 28 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在会上承认有错并遣责自



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556 部，2 目，664 卷，149 页。转引自茹拉夫廖夫一书，第 60
页。
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17 部，57 目，44 卷，167 页。转引自茹拉夫廖夫一书，第 56 页。

己的立场。在 29 日最后一天的会议上，他们散发了认错的书面声明。全会决 议谴责他们的反党宗派活动，把他们开除出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同时 撤销了“追随反党集团”的谢皮洛夫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开除出中央主 席团和中央委员会。
　　对于参与“反党集团”活动，但已经承认错误并表示谴责的其他人作了 从宽的处理：布尔加宁——严重警告；别尔乌辛由中央主席团委员降为候补 委员；取消萨布罗夫的中央主席团委员资格；对伏罗希洛夫不予追究。②马林 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同意全会的决议，莫洛托夫一人反对。
　　这次中央全会还选出了新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扩大了人员的组成。委员 由原来的 11 人扩大为 15 人（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勃列日涅夫、布尔 加宁、伏罗希洛夫、朱可夫、伊格纳托夫、基里钦柯、柯兹洛夫、库西宁、 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和什维尔尼克），候补委员由原来
的 6 人扩大为 9 人（卡伦别尔津，基里钦柯（A.H），科罗钦柯、柯西金、马 祖罗夫、姆扎瓦纳泽、穆希金诺夫，别尔乌辛和波斯别洛夫）。
　　这次中央全会后，在一些主要城市、州和地区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 由参加全会的中央委员传达会议的情况。直到 7 月 4 日，报刊上才正式公布 了有关这次全会的新闻公报和《关于格·马·马林科夫、拉·莫·卡冈诺维 奇、维·米·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
这份决议的主要内容是：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组成反党集
团的目的是想改变党的政策，使党回归到已遭到苏共二十大谴责的不正确的 领导方法上去，并力图改变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他们反对扩大加盟共和 国在经济、文化建设和立法方面的权力，反对工业管理的改组，反对在农业 方面加强对集体农民的物质刺激的措施，反对加强地方苏维埃的作用。
决议特别强调：“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同志顽固反对中央
委员会和我们全党消除个人崇拜后果、消除其时所发生的对革命法制的破坏 以及为在今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创造条件方面所采取的措施”。①
决议还在外交政策方面谴责了莫洛托夫，说他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反对改善苏南关系，反对缔结对奥地利和约，反对在当前条件下防止战争的 可能性和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形式问题以及反对苏联领导人同其他国家 的政治领导人建立个人接触的适宜性等等。
决议中还写道，他们所以站在反党的立场上，“主要是因为他们过去和
现在一直受旧观点和旧方法的束缚，脱离了党和国家的生活，没有看到新的 条件和新的情况，采取了保守的态度，死死抱住不利于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陈 旧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不接受现实本身所产生，并且为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利 益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所要求的东西”。①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等人的斗争是他执掌苏联党政最高权力后所碰到的 一次严重政治危机。赫鲁晓夫摆脱了危机，1957 年六月中央全会决议成了他 的胜利宣言。
但报刊公布的这一决议却向人民隐瞒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这次中央 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追究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在破坏革命法制方



② 同上，第 17 部，57 月，578 卷，21 页。转引自茹拉夫廖夫一书，第 61 页。
① 参见《苏共决议集》，第 9 册，第 186— 189 页。
① 参见《苏共决议集》，第 9 册，第 186— 189 页。

面的个人责任。在全会当场通过的决议中是这样表述的：“正如现在已经确 定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同志对毫无根据地大规模镇压党的、 苏维埃的、经济的、军事的和共青团的干部以及过去发生的诸如此类的其他 现象负有个人责任。他们试图通过夺取党和政府中的关键位置来掩盖自己过 去犯罪行动的痕迹，并推卸自己在其过去活动的时期内对错误、歪曲和严重 破坏革命法制应承担的责任。”②这和公布的决议的有关内容是完全不相同 的。二是，没有报道对布尔加宁等人进行处理的内容。
　　这样的做法，可能出于多种考虑。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明显的，即赫鲁晓 夫不愿意因追究马林科夫等人的个人责任，而使自己的政治地位发生动摇。 在大清洗问题上，赫鲁晓夫本人也有个人责任的。在赫鲁晓夫看来，把对“反 党集团”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们反对党的二十大的路线和方针，更能为广大群 众所理解和接受。
　　这次中央全会在对“反党集团”人员的组织处理上，和斯大林时期对历 次反对派的处理都不同。没有对他们进行残酷镇压，也没有开除他们出党。 在行政职务上，莫洛托夫被免去国家监察部部长（1956 年 11 月 21 日任职）， 调任苏联驻蒙古大使。卡冈诺维奇被免去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1956 年 9 月
4 日任职），调至彼尔姆州索利卡姆斯克的乌拉尔钾矿联合企业任经理。马 林科夫调至哈萨克的乌斯基卡缅诺戈尔斯克水电站任站长。谢皮洛夫则到莫 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当政治经济学教授。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反党集团”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包括一些正确的，
如赫鲁晓夫通常凭主观意志办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路线和方针，领导作 风等）都被看成是对苏共党的攻击，是反对党的二十大的通过的路线和方针。 赫鲁晓夫的言行成了判断一切事非的标准。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赫鲁晓夫缺 点和失误的合法性，培植和发展了对赫鲁晓夫本人的个人崇拜，为这种崇拜 在会后，尤其是在 60 年代初期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埋 下了伏笔。

第三节 赫鲁晓夫权力的进一步巩固


　　反对朱可夫的斗争 1957 年 6 月中央全会后，赫鲁晓夫比较稳固地把 党的权力集中到了自己的手上。但是，赫鲁晓夫对下述两点仍然深怀忧虑： 一是，他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并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尤其是苏联部长会 议主席的权力还掌握在布尔加宁的手中；萨布罗夫虽然被撤去了中央主席团 委员资格，但仍担任着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在六月中央全会上，布 尔加宁表现出的对二十大路线的动摇和对赫鲁晓夫本人权威的怀疑成了赫鲁 晓夫的心病，而萨布罗夫等人的工作将制肘他的经济建设总路线的执行。
二是，军人们在六月全会上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军队作风使他不安。朱可 夫和谢罗夫帮助他在其执政后的第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也 因此表现出了军人、军队参与党务和国务的强劲趋势。这种局面的出现并非 赫鲁晓夫的本意。在历史上，赫鲁晓夫并没有真正地指挥过任何一场战斗。 虽然在 1955 年 2 月，布尔加宁当了部长会议主席之后，由布尔加宁提名，经 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任命赫鲁晓夫为苏联武装



② 转引自茹拉夫廖夫一书，第 62 页。

部队最高统帅。然而，在军事威望上，赫鲁晓夫毕竟不能和朱可夫等人相比。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苏联武装力量的指挥大权是掌握在以国防部长朱可 夫为首的一批元帅和将军手中的。而朱可夫在六月全会上与马林科夫等人的 斗争中，表现出了有强大实力的军人的决断。他面对面地警告马林科夫等人： “你们再不放弃自己的立场，我们就向军队和人民呼吁。”①马林科夫愤怒地 责问：“难道你想用坦克来对付我们？”朱可夫咄咄逼人地说：“只要我下 命令，坦克就会出动！”②这种戏剧性的场景不能不使赫鲁晓夫想到：成亦朱 可夫，败亦朱可夫。
　　这显然导致了 1957 年 10 月下旬的反对朱可夫的斗争。就在这一年，在 朱可夫领导下，在军队中开展总结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进行以科技革命为 主的军事建设。其主要内容是对陆海军中的组织结构进行变动，以当代战争 的新要求来培训军队干部，使武装力量在作战艺术和战斗准备方面达到新 的、更高级的水平。按照计划要进行一系列军事演习。所以，六月全会后， 朱可夫就在 7 月下旬到了白俄罗斯的鲍里索夫城，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军事演 习。
　　10 月，在基辅军区还要举行一次军事演习。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赫 鲁晓夫也亲自赶来参加了。但是，朱可夫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率团出访南斯 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朱可夫打电话询问赫鲁晓夫：这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回 答说：“去完成这项国务使命吧。我们在家没有您也能把演习安排好的。”①
10 月 3 日，朱可夫乘上“古比雪夫”号巡洋舰从塞瓦斯托波尔出发，开
始了他作为苏联领导人之一的最后一次国事访问活动。在驶近土耳其海岸 时，土耳其政府给朱可夫发来了一份通常只有国家元首才能接到的致敬电： “伟大的苏联元帅，崇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统帅：欢迎并祝贺您路过土耳 其水域。祝您长寿和万事如意。一路风顺。”②
中央的报刊及时地报道朱可夫出访的消息。最后一次报导是在 10 月 25
日。
　　在朱可夫出访期间，赫鲁晓夫和来基辅军区参加军事演习的许多军事领 导人进行谈话，了解朱可夫本人及军队的情况。后来，朱可夫对此作过描述： “后来我得知，赫鲁晓夫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了许多军事领导人参加演习的 机会：在一些人中间询问对国防部长的意见，而对另一些人灌输一种看法， 似乎朱可夫是个危及国家的人物。”③
赫鲁晓夫也有过类似的记述：“我得到情报，朱可夫在同军区司令的谈
话中，确实流露出波拿巴式的意图来。”④不能排除“朱可夫在我们国家里演 出南美洲式的军事接管”。①因此，赫鲁晓夫断然决定：“朱可夫的不正当活 动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解除他的职务。”②



① 雅科夫列夫，H.：《朱可夫传》，莫斯科，1992 年，第 446 页。
② 格列尔，M.和涅克利奇，A.：《乌托邦——1917 年以来的苏联史》，伦敦 1986 年，第 617 页。
① H.雅科夫列夫：《朱可夫传》，第 446 页。
② 同上，第 445、446 页。
③ 同上，第 445、446 页。
④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北京，1988 年，第 40 页。
①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北京，1988 年，第 40 页。
②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北京，1988 年，第 40 页。

　　显然，赫鲁晓夫对朱可夫的斗争是势在必行的。对朱可夫的出访安排， 只不过是又一次重大斗争的前奏。赫鲁晓夫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召开苏共中 央主席团会议，来解决朱可夫的“波拿巴主义危险”的问题。结果在朱可夫 缺席的情况下，主席团决定撤销他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的资 格，解除他苏联国防部长的职务。
　　10 月 26 日，朱可夫结束访问乘机返回莫斯科。去机场接他的一位工作 人员告诉他已被解除了国防部长职务。朱可夫问：“任命谁了？”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同志。” “噢，这还无所谓。我还以为是福尔采娃呢！”③ 朱可夫的这句话表达了他对赫鲁晓夫本人及解职决定的愤慨和轻蔑。10
月 27 日，《真理报》在其最后一版的新闻栏中报道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任命苏联元帅罗·雅·马利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同时解除朱可夫的 该部部长职务。
　　10 月 29 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议题是改进苏联陆海军中的党和政治 工作。会上批评朱可夫违背了党领导军队的原则，树立个人威信，制造朱可 夫的崇拜。朱可夫也笼统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保证决心彻底纠正现有的 错误。会上也有人指责他应对军队中的某些清洗承担个人责任，朱可夫对此 予以反对。
这次中央全会作出了《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中的党和政治工作的决议》，
决议中指出：“最近一个时期，前国防部长朱可夫同志破坏了列宁关于党领 导武装部队的原则，执行了旨在收缩党组织、政治部门和军事委员会的工作， 取消党及其中央和政府对陆海军的领导和监督的路线”，“中央委员会现已 查明，在朱可夫同志的亲自参与下，在苏联军队中开始培植对他个人的崇 拜”。决议在列举了党和政府给予朱可夫的一系列荣誉后说：“朱可夫同志 由于缺乏党性，不正确地理解了这种对其功勋的高度评价，因而丧失了列宁 教导过我们的党的谦虚”，“鉴于上述，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撤销朱可夫同 志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的资格，责成苏共中央书记处为朱可夫同志安 排其他的工作。”①
这次全会和全会的决议对朱可夫来说无疑是突然的打击。尽管他在全会
上作了检讨，但他的内心是难以平衡的。朱可夫本人对此有过记述：“当 57 年我被开除出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返回家中后，我下定决心要控制住 自己，不能垮下来，不能精神不振，不能失去意志的力量，不管是多么的艰 难。是什么帮助了我？我是这样做的。回家后，服了安眠药。一连睡了几个 小时。起来后，吃饭，服安眠药。又睡觉了。又醒来，又服安眠药，又睡觉?? 就这样持续了十五个昼夜，其间我都在睡，只有短暂的醒来。我不知怎地就 经受住了折磨我、纤绕在我记忆中的一切。我想到的，我在心中与之争吵的， 在不眠姿态中所经历的一切，所有这些我显然在梦中又经历了一次。争吵， 证明和生气——一切都在梦中。而后来，当这十五个昼夜过去后，我就去钓 鱼了。而且，只是在这以后，我才给中央写信，请求准予去疗养院治病。”②
11 月 3 日，《真理报》公布了苏共中央十月全会的决议。11 月 5 日，朱



③ H.雅科夫列夫：《朱可夫传》，第 447 页。
① 《苏共决议集》，第 9 册，第 209— 211 页；《真理报》，1957 年 11 月 3 日。
② 文集：《朱可夫元帅：统帅和人》，1988 年，莫斯科，第 2 册，第 244 页。

可夫被任命为苏联北极军区司令员。1958 年他退休。 赫鲁晓夫胜利了，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反对朱可夫的斗争都是真理。首先，
从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到十月全会只有四个月的时期。从历史事实来看，朱可 夫并没有在这四个月中有严重对抗苏共二十大路线的言行。他全力进行的军 队的改造与建设工作是符合赫鲁晓夫的意图的。其次，对朱可夫“波拿巴式 意图”的指责源于他培植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朱可夫在军队中的威信是极其 高的，这种威信随着苏军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而与日俱增。这种威信对于朱可 夫来讲，并不需要特别去培植。相比之下，赫鲁晓夫在军队中几乎是没有什 么威望的。
　　由此可以看出，赫鲁晓夫对朱可夫的不满在六月全会以前就存在，但六 月全会推迟了对朱可夫问题的解决。六月全会也突出了朱可夫的问题，赫鲁 晓夫于是在短短的 4 个月中作了安排，并一举取得了对朱可夫斗争的胜利。 自六月全会以来，真正有意识培植个人崇拜的应当说是赫鲁晓夫。从反对朱 可夫的斗争一开始，赫鲁晓夫就走上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这就在于他运用 了斯大林时代党内斗争的手段，以“破坏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这项政 治帽子来击败自己的政治对手。处于胜利峰颠的赫鲁晓夫此时此刻当然不会 意识到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潜藏着他自己政治生命结束的危机。
至于朱可夫，他的骄傲，他的居功，他对政治家们的不屑一顾，他的崇
尚实力的态度无疑也是事实。但朱可夫毕竟是军人而不是政治家。也许，他 政治生命结束的悲剧也在这里。
赫鲁晓夫以马利诺夫斯基代替朱可夫的后果之一，就是加强了他自己在
军队中的“最高统帅”的地位。 此后，萨布罗夫被强令退休，别尔乌辛调任中型机械制造工业部部长。
赫鲁晓夫则在考虑撤掉布尔加宁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了。
　　反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斗争的胜利和顺利解决朱可夫问 题，使赫鲁晓夫把党权和军权集中到自己的手上。赫鲁晓夫进一步意识到， 这种集权必须扩大到国家行政系统。赫鲁晓夫决定由自己来兼任苏联部长会 议主席。这一任职的法律程序是由 1958 年 3 月第五届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完 成的。
1958 年 3 月 16 日，举行了第五届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3 月 27 日，苏
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两院联席会议开幕，选举伏罗希洛夫为苏联最 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则代表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团长 会议，建议任命赫鲁晓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于是，赫鲁晓夫受命组织政 府。这在苏联历史上，继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将苏联党政最高权力集于一 身。由此，他的政治地位大大巩固了。
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关于制
订 1959—1965 年发展国民经济远景规划的决议是在 1957 年 9 月。当时提出 的理由是：一、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体制改组，按经济行政区成立国民经济 委员会；二、在苏联西部和东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了丰富的铁矿、煤和有色金 属矿藏，可以建设大型企业和工业中心，而完成这些建设至少需要 5—7 年的 时间。
　　其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正在执行。那制订新的七年远景 规划的原因何在呢？赫鲁晓夫是为了顺利实现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 线：十五年内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肉、奶等产品产量方面超过发达的资本主
　　
义国家，使苏联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1958 年 9 月 5 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决议召开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 表大会，来研究 1959—1965 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控制数字。会期定于 1959
年 1 月 27 日。1958 年 11 月 12 日，苏共中央再次召开全会，讨论并赞同了 提交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的报告草案，并决议将这一草案公布，提 交全民进行广泛的讨论。
　　1959 年 1 月 27 日—2 月 5 日，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 开。大会的议程只有一项，就是听取和审查赫鲁晓夫关于 1959—1965 苏联发 展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报告。
　　赫鲁晓夫的报告分五部分：一、苏联人民的伟大胜利；二、苏联发展国 民经济七年计划的主要任务——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三、社会主 义同资本主义经济竞赛的决定性阶段和当前国际局势；四、共产主义建设的 新阶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若干问题；五、共产党是苏联人民在争取共 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力量。
　　赫鲁晓夫报告的中心思想，概括起来就是：苏联现在已经进入其发展的 新时期，即全面开展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七年计 划就是列宁的党的总路线在现阶段的具体体现。在今后的 15 年内，苏联将过 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七年计划的总任务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 这个总任务具体地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方面，全面发展国家的生产力，保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
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都获得增长，以保证在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 技术基础和保证苏联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竞赛中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第 二，在政治方面，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制度，巩固苏联人民的统一和团结， 发扬苏维埃民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巩固工农联盟。第三， 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用共产主义精神培养人，和资产 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第四，在国际关系方面，执行维护和加强世界和平的 政策、和平共处的政策、结束“冷战”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
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建成了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斯大林
的个人崇拜、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以及反法西斯战争等原因，苏 联的共产主义建设被延缓了。在当前条件下，消除斯大林时代理论上的僵化， 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就有可能去真正建设社会 主义社会。赫鲁晓夫指出：共产主义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可以实现，即我们 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水平，并保证有比资本主义条件下更高的劳动 生产率。
　　在“共产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若干问题”中，赫 鲁晓夫提出了下述问题：
　　一、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和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的规律问题。 赫鲁晓夫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两个阶段，在它们之间并没有一 堵墙把社会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分开。赫鲁晓夫还认为，共产主义不是突然出 现的，不会由日历上的某个日期来确定；向共产主义的逐步过渡并不是缓慢 运动，而是千百万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参加下的迅速发展时期。
　　二、关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社会全体成员中间的分配问题。赫鲁晓 夫说，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当代条件下，物质财富的分配原则依然是“各尽所 能，按劳分配”。他认为，这种分配体现了物质刺激的精神，可以刺激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提高工人的生产技能，完善生产技术。平均主义只能白白消 耗所积累的财富，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
　　三、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集体农庄形式向全民形式发展的问题。赫鲁晓夫 认为，在共产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集体农庄生产的社会化水平会不断提高， 集体农庄和合作社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会不断接近，它们间的差异会逐步消 失。
　　四、共产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政治组织、国家机构和管理问题。赫鲁晓夫 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全力发展民主，吸引所有公民来 参加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领导和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他还说，现在国家机构所 履行的许多职能应当逐渐转为由社会组织来管理。所以必须提高作为劳动人 民的群众性组织的苏维埃的作用。而国家机构应该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发展 经济上。
　　2 月 5 日，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赞同赫鲁晓夫的报 告，批准了发展苏联国民经济（1959—1965 年）的控制数字，并建议苏共中 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根据这些控制数字来编制年度计划。决议最后再次 重申了赫鲁晓夫报告和 21 大的主题思想“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年计划（1959
—1965 年）标志着已进入全面开展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时期的苏联生活中的重 要阶段。”①
2 月 9 日，《真理报》发表了《沿着列宁主义的道路向共产主义胜利前
进》的社论，称赞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探讨从社 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迫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方面的巨大贡献。”从实际 情况看，赫鲁晓夫在报告中阐述的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和高速向共产主义 过渡的想法对苏联的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和政治体制的变动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从斯大林时代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决策就是以在短时期内赶超先
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为基础的。贯彻这条总路线的三个基本因素是：广大 人民群众高涨的政治热情、粗放的经营方式和具有无尚权威的行政领导体 制。这条总路线对于苏联国情显然缺乏周详的考虑，也缺乏足以使这条路线 可以彻底取得胜利的充足的科学依据。苏联社会发展到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的 情况最好地证实了这一点：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广大人民群众的生 活水平得不到彻底的改善，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总体上和质的水平 上还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有相当大的距离。
赫鲁晓夫在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产生
怀疑之后，提出这样一条高速发展的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显然是从政 治上的考虑多于经济上的考虑。赫鲁晓夫是想以此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已经 下降的政治热情，给他们的悲观以一个新的期望。赫鲁晓夫的决策同样是失 于对苏联国情的客观的和科学的判断，同样是寄希望于粗放的经营方式和具 有无尚权威的行政领导体制。在这一点上，在经济建设的总战略方面，赫鲁 晓夫和斯大林并没有什么差异。而从理论这个角度来看，赫鲁晓夫的“创新” 也是以“守旧”为基础的。
苏共 21 大以后，赫鲁晓夫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又采取了一些措施。首 先是对批判斯大林的运动稍加抑制，以避免国内发生进一步的思想混乱，影



① 《苏共决议集》，第 9 册，第 412 页。

响社会的稳定。在 1959 年 12 月，为纪念斯大林诞生 80 周年，《共产党人》 杂志第 18 期发表了编辑部文章，称赞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的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最卓越、最积极的活动家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组织家、为 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坚强战士”。文章还说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劳 动人民的利益。他的一生是职业革命家和布尔什维克的一生，是坚持与劳动 人民的敌人英勇斗争的一生。与此同时，对在斯大林时期受到迫害的人进行 平反的工作仍继续进行。从苏共 20 大到 1961 年 10 月，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和地方党的机构，已经分别为 30954 名和 16223 名在 30—40 年代和 50 年代 初被开除的共产党员恢复了名誉。①在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恢复名誉的
30954 人中，有 3693 名党和共青团的领导干部，4148 名苏维埃机构的领导干 部，6165 名经济领导干部，4394 名苏军指挥员和政治干部。①在党的领导干 部中包括中央委员 41 人，候补中央委员 48 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17 人。
②

50 年代和 60 年代之交是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在 60 年代之前，
他的政治道路尽管有曲折，但总的来说是顺利的；从 60 年代起，他开始走下 坡路。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89 年第 11 期，第 41、53 页。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89 年第 11 期，第 41、53 页。
② 同上，第 54、55 页。

第三章 50 年代后半期的农业问题

第一节 农业生产的进展和问题


　　垦荒运动 赫鲁晓夫 1945 年 1 月 22 日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中提出 的垦荒指标是：1954—1955 年——1300 万公顷。他称之为这是“第一期工 程”。这一开垦荒地的指标实际上是要在当年在部分土地上种上春播作物， 大部分土地要准备好在 1955 年播种。他说：“我们现在预定开垦的这 1300 万公顷土地，正如俗话所说，都是等着下犁的土地”。①事实上，赫鲁晓夫并 不满意和满足于他自己提出的这个指标。他说：“当然，开垦一千三百万公 顷生荒地和熟荒地，这决不意味着我们的需要和潜力已经到了顶点，我们要 开垦更多的土地”。②
　　整整一个月后，即 2 月 22 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共青团员 的会议上，就指出要开垦的土地不是 1300 万公顷，而且至少是 1500 万公顷， 并认为就连这个数也不是就到了顶点。到 7 月中旬，他又指出，除了 1500 万公顷，还应再加上 1500 万公顷。到此时，在他眼里，开垦荒地已不仅是解 决粮食的途径，而且是一种方向性的决策。他说：“开垦生荒地，这是迅速 发展一切农业生产部门的途径”。①
在赫鲁晓夫的亲自倡导下，所有宣传工具大力鼓动，各级党政组织积极
安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动员人们去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的垦荒运 动。领导人的意志和决策使全国生活充满了激情和期望，而运动所产生的巨 大效应又使赫鲁晓夫生活在更大的热情之中。1954—1955 年上半年，他不停 地到各地去，反复以垦荒为中心议题讲述自己对发展农业的看法。到 1955 年初，他就把自己的思路集中在全力发展谷物生产上，并把它提高到决定人 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发展程度这个问题上来。
此时，对赫鲁晓夫来说，问题更简单了，似乎只要完成三项措施，谷物
生产就能大大发展，粮食问题就能解决。这三项措施是：“要靠增加原有耕 地的谷物产量（减少收获时的损失，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要靠在生荒地和 熟荒地上进一步扩大谷物播种面积；要靠大量扩大玉蜀黍的播种面积”。② 为此，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1951—1953 年平均为 200 亿卢 布，而在 1954 年上升到 297 亿卢布（增和 40％以上），1955 年——409 亿 卢布（比 1953 年增长一倍）。③而在这种投资中，用于购买农业机器的投资 比例也逐年增加。同时，从工厂企业抽调技术干部去加强国营农场、集体农 庄和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的领导工作，使这些部门领导层中具有一定的业务水 平和较高文化水平人员的比重不断增加。尤其是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的技术力 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和充实。这些年，拖拉机站固定的技术工人总数达到了
200 万人，即平均每个站的人数在 200 人以上。①



①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1 卷，第 154 页。
②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1 卷，第 154 页。
①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1 卷，第 342 页。
② 同上。第 429 页。
③ 《苏联的农业（统计资料集）》，莫斯科，1960 年，第 387 页。
① 布洛契尼科娃，П.A.：《农业发展现阶段的农业机器拖拉机站》莫斯科，1956 年，第 11 页。

　　为了加强和发展集体农庄，大力进行了集体农庄的改组工作。这种改组 分两方面的工作，一直持续不停地展开。一方面是将小的集体农庄合并成大 规模的集体农庄，另一方面是将集体农庄改建为国营农场。这种改组工作的 结果是：集体农庄数急剧下降（1950 年至 1955 年），由 123700 个减少至 87500 个，②而国营农场数则不断增加，其耕地面积由 1953 年的 1820 万公顷增加
到 1956 年的 3530 万公顷，几乎增长了一倍。③
为了在东部地区开垦荒地，“更充分地利用西伯利亚的农业潜力”④，仅
1954 年上半年的时间里就有 40000 人去了西伯利亚的垦荒区。国家在 1955
—1956 年间调往东部地区的拖拉机（以 15 匹马力计算）达 20 多万台。此数 约为全国提供给农业的机器总数的三分之一。在哈萨克斯坦、乌拉尔、阿尔 泰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萨拉托夫和斯大林格 勒州，以及北高加索的部分地区，总计开垦出约 3600 万公顷的荒地。开垦荒 地的最初成效是明显的，并且在 1954 年就表现了出来。1954 年的春播面积 一下子就增加了 945 万多公顷，其中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增加了近 640 万公 顷（其中，小麦播种面积增加了 358 万多公顷）。⑤1954 年的粮食总产量达
到 8560 万吨，其中来自开垦地的产量为 3720 万吨，约为总产量的 43％。⑥
新垦区的谷物生产增加得尤为显著。这一年，西伯利亚西部各区的谷物产量
比 1953 年增加了一倍。哈萨克斯坦地区的谷物产量比 1953 年增加了 35％。 而阿尔泰地区则几乎增加了三倍。
尽管 1955 年的收成不佳，但农业的发展仍呈上升趋势。1955 年的谷物
产量为 10370 万吨（来自垦荒地区的为 2770 万吨，占总产量的 27％）；1956 年为 12500 万吨（来自垦荒地区的为 6330 万吨，占总产量的 51％）。1956 年的谷物产量比 1953 年的产量增长 4250 万吨，即增长 51.1％。①谷物采购 量也增加到 5400 万吨，比 1953 年的 3100 万普特多出 2300 万吨，约为十四 亿普特。②其他，如牛奶采购量增加 670 万吨；肉类——66 万多吨；马铃薯
——290 万吨；蔬菜——140 多万吨。③采购量的增加表明农产品的商品率在
增大。和前几个五年计划相比，从 1954 年开始，农产品的商品率在上升，基 本保持在 45％上下。
集体农庄的现金收入也在增加。1953 年的现金收入是 57400万卢布，1956
年增加到 118500 万卢布。④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以非 黑土地区为例，10 个州平均增长 50％左右，其中最高的是斯摩棱斯克州，增
长 77.3％，最低的是莫斯科州，增长 31.5％。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组成也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在 1952 年以前，集体农庄庄员在农庄的劳动收入在其总收



② 《苏联国民经济（1959 年）》，莫斯科，1960 年，第 329— 333 页。
③ 《苏联国民经济（1965 年）》，莫斯科 1966 年，第 288 页。
④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1 卷，第 337 页。
⑤ 同上，第 306 页。
⑥ 《苏联的农业（统计资料集）》，第 90— 91 页。
① 《苏联的农业（统计资料集）》，第 226— 227、228— 229 页。
② 《苏联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史的基本问题》，Ю .A.波利亚科夫主编；莫斯科 1984 年，第 2 卷，第 36 页；
《真理报》，1952 年 5 月 8 日。
③ 《真理报》，1957 年 5 月 8 日。
④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3 卷，第 7 页。

入中的比重较小，而在国家和合作社机构的工作所得却较大。自 1953 年起， 这种情况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前者的比重逐年增加，后者的比重逐年下降。 在上述 10 个州中，前者的比重在其总收入中平均占到了 25—30％。①
　　尽管如此，农业的发展情况并不令人乐观，一些潜在的问题孕育着十分 严重的局面。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垦荒运动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一种阻力是民 族的。计划开垦荒地的地区大多是非俄罗斯民族聚居的地方。在哈萨克斯坦 这种阻力最大。因为要开垦的荒地原都是当地人放牧的草场。这些草场被开 垦出来势必要破坏当地的畜牧业和传统的生活习惯。此外，开垦荒地又势必 使大量的非本地居民涌入，从而引起复杂的民族矛盾。即使在党中央内部， 对垦荒运动也存在怀疑和不安的因素。但赫鲁晓夫最终还是运用行政权力， 以解除地方党政负责人的办法，排除了这种矛盾。
　　另一种阻力是技术上的，但实质上也是理论上的。赫鲁晓夫根据李森科 所提供的实践和理论，主张往开垦的土地上撒石灰，说是这样可以防止土地 的“盐碱化”。事实上，无论从事农业具体工作的人，还是知名的科学家， 都对这种做法提出怀疑和反对意见。苏联农科院农业土壤学和农业化学学部 常务委员会就曾为使用有机—矿物混合肥料（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就是“往 土地上撒石灰”）作出过一份专门的决议：“??学部常务委员会不赞同 特·杰·李森科关于有机—矿物混合肥料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缺乏科学根 据。广泛宣传这一建议，有碍于合理使用有机肥料和矿物肥料”。②在这份决 议上签名的是学部委员会主席恩·阿夫多宁。赫鲁晓夫极力反对这份决议， 一个接一个地点了这些知名学者的名字，称他们是“在科学争论中运用民警 的方法”。③在这方面，他极力维护李森科的“科学权威”：“假如有人问我， 你拥护哪一种科学家，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说：“拥护李森科。而且我知道， 他不会叫人上当，因为他不干坏事。我认为，科学家中像李森科同志那样了 解土地的人并不多”。①
此外，赫鲁晓夫反对普遍实行草田轮作制，反对实行休闲地制。他说，
草田轮作制并不是在任何土壤和气候条件下，在所有地区都能够防止一切灾 害和能保证获得丰收的。他认为，休闲地制，“实际上，这是使用土地的一 种不合理的、不经济的办法。”②赫鲁晓夫如此不顾一切地反对传统的耕作方 法和毫无保留地推崇一种未经大规模试验的片面经验，实际上成了继续开垦 荒地和发展农业的预示不吉之兆的阻力。1956 年的粮食总产量和采购量的半 数以上均来自垦荒地。它表明，在集体农庄制度下经营了 20 多年的农业用 地，即那些种植了多年的土地上的农业并没有获得什么进展。这是笼罩在农 业发展上的一片驱赶不散的乌云。一旦开垦地上的谷物生产出现风险，这片 乌云就会化作暴风雨。多事的苏联农业能否经住这暴风雨的袭击，是很难预 测的。
畜牧业、玉米和赶超美国 然而，赫鲁晓夫的判断却不一样。



① 资料来源：别兹宁，M.A.：《俄罗斯非黑土地区集体农庄庄员的物质状况（1950— 1956 年）》，沃洛格
达，1988 年，第 29— 34 页。
②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408— 409 页。
③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408— 409 页。
①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375、321 页。
②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375、321 页。

　　由于 1956 年的好收成，同时也由于开垦土地上长出了丰硕的粮食，农业 的发展一时间展示出了诱人的前景。粮食和畜产品收购量的大幅度增加使全 国上下都感到欢欣鼓舞。赫鲁晓夫尤其兴高采烈。1957 年 5 月 22 日，他在 列宁格勒市的一次农业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中列举了经济发展的最新数字。 截止到 1957 年 4 月 30 日，国家共收购到肉类产品 689000 吨（1956 年同期 收购量为 466000 吨，增加了 223000 吨，即增长 48％）；奶类产品——396.7 万吨（1956 年同期为 317.6 万吨，增加了 79.1 万吨，即增长 25％）。①
　　这些数字尽管有些水份，但并不是虚构的。所以，赫鲁晓夫有理由这样 说：“这几个月还是肉类收购的淡季，因为大量的收购总是在下半年。既然 我国在上半年就已取得了这样的成就，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下半年将会取得 更大的成就”。②
　　促使这一时期农业发展令人乐观和谷物生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 大量开垦荒地，部分地补偿了粮食的不足，二是国家对农业投入了大量的资 金，保证了征购定额降低和采购价格提高政策的顺利实施。但农业生产发展
到 1957 年，一切潜在的矛盾又已经表面化。几乎是随着荒地的开垦，草原和 植被就遭到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不再存在，干旱和风沙也就随之而来，土 地的砂化和盐碱化就使开垦出的土地不可能继续来补偿粮食生产的不足。而 荒地补偿作用的减弱和中断就会使因开垦土地而暂时平衡的农业发展天平发 生严重的倾斜。
此外，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已增加到使国家再无力承担的地步。增大投资
的目的是期望依靠提高收购价格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当国家已经拿不 出这笔钱时，原先的目的就将成为泡影。赫鲁晓夫不是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他说：“有些同志打算进一步提高收购和采购价格来推动落后的集体农庄。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不能继续走这样的路。国家得自集体农庄的粮食 比得自国营农场的已经贵一倍了”。③
尽管这时赫鲁晓夫并未能从总体上对农业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判断，但他
有一个抉择却是正确的，即他提出了农业的出路就在于畜牧业的发展。他十 分强调：“不能离开畜牧业问题来看粮食问题。只有做到充分满足居民对畜 产品的需要，粮食问题才能说解决了。而畜产品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有没有粮食”。①他认为发展畜牧业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减少国家收购和采购 的粮食数量，相应地增加畜牧业所需的粮食数量。但不能走这条路，因为国 家必须保证有必要数量的粮食储备。只有走第二条道路：在提高种植业一般 水平的基础上，发展新的饲料资源。
　　赫鲁晓夫所指的新的饲料资源就是玉米。他认为种植玉米会改进苏联饲 料作物的结构，因而大力倡导这种作物的种植。到 1955 年，玉米的种植面积 已达约 1800 万公顷（1953 年为 350 万公顷，1954 年为约 500 万公顷），其 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在一些气候、土壤和人工管理等条件都合适的地区，玉 米的种植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赫鲁晓夫仍对此感到不满意。提出要在
1960 年使玉米的种植面积达到 2800 万公顷。他说：“玉米是我们的政策。”



①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444— 445 页。
②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444— 445 页。
③ 同上，第 331 页。
①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323 页。

②
事实上，玉米不仅是赫鲁晓夫的政策，而且是他眼中变化万千的、色彩
斑斓的未来图景。这种政策日益变得更具有他个人意志的色彩，变得更具有 随想性。他几乎是随时随地的把这种随想性强加给他的听众——各地区的农 业负责人或集体农庄主席。他无处不谈有魔力的作物——玉米，无会不要求 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满脑子是玉米和玉米生产所带来的神奇效果。他主张 把玉米的种植面积加以扩大，来代替绝对休闲地。他算了一笔帐，得出俄罗 斯联邦非黑土地带的集体农庄共有全休闲地 382.8 千公顷。如果在这些土地 上都种上玉米，哪怕每公顷只收 20 公担，折合成粮食，也可多收四亿六千万 普特。
　　赫鲁晓夫为推进种植玉米的运动，还提出列宁也很重视玉米这种作物。 他说，列宁生前曾向计划委员会指示过要研究推广玉米的问题。
　　赫鲁晓夫就这样在玉米问题上创造了一个神话。他让自己，也让整个苏 联人民生活在一个神话的世界里。他以极其充沛的精力，充满活力的鼓动宣 传，要让畜牧业、农业按照他所设想的高速度发展起来。1957 年 2 月 16 日，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会议上，对白俄罗斯的“曙光”集体农庄 计划在 1960 年使每公顷耕地上的收入达到 400 卢布的指标感到极不满意。他 说，这里的农业应该成为全国的典范。他要求这个集体农庄的每公顷土地上 的收入应达到 2500 卢布。这个指标比农庄自己提出的高出五倍多。他还以一 种居高临下，但却很有礼貌的语言对这些领导人施加压力：“我同你们不是 最后一次见面，希望在下次见面时听到你们关于在增产农产品，特别是增产 肉类和牛奶方面取得巨大成绩的消息”。①这样的谈话和会见在这一时期是很 频繁的。就连赫鲁晓夫政治上的最坚决反对者莫洛托夫也承认：“赫鲁晓夫 跑了许多地方，他经常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他本人经常呆在庄稼汉中间， 在这方面对他是无可指责的，他的优点恰恰在这方面。他到处都去——在锅 炉房，在马厩，但问题不在这里。当然，比起列宁和斯大林来，他更经常地 和普通农民及工人见面。这是决不能否定的。他们对他不感到拘束，把他看 成是自己人，人民的人。”②
赫鲁晓夫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出下述任务的：“现在苏联已拥有一切
必要条件，通过和平经济竞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 务——在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① 于是，在国家不再为粮食严重不足所困扰和赫鲁晓夫把发展农业的措施日益 变为自己的主观想象的双重形势下，开始出现一场“自下而上”的迅速增加 肉类和牛奶生产的倡议和竞赛运动。不过，令人感兴趣的是，这场竞赛运动 却是从农业发展最落后的斯摩棱斯克州发起的。
“斯摩棱斯克人鼓起了劲儿，鼓起了勇气，发起了竞赛，提出了很高的 保证”。赫鲁晓夫对此予以赞扬。他在 1957 年 3 月和 4 月举行的中央非黑土 地带和黑土地带各州农业工作者会议上，都提到并大力推崇了斯摩棱斯克人 的首创精神。接着是库班地区。他们修改了原先的计划，将 1957 年的每公顷



② 同上，第 426 页。
①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321 页。
② Ф.丘耶夫：《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莫斯科 1991 年，第 359 页。
① 《真理报》，1957 年 3 月 30 日。

耕地生产肉类 36.8 公担的指标提高到 43.6 公担，而到 1959 年要达到 85 公 担，即比 1957 年的计划数字增加 95％；牛奶产量——1957 年为 140 公担，
1959 年要达到 325 公担，即比 1957 年计划数字增加 132％。莫斯科州、沃 龙涅什州、别尔戈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奥勒尔州、坦波夫州和利佩茨克州 等地也都一涌而上，相继提出了高指标：平均要在 1959 年把肉类和牛奶的产 量翻一番。
　　但赫鲁晓夫对这种热情和保证仍感不满足。他认为：“人们一经相信自 己的力量，就能创造出奇迹来”。②于是，他不分对象地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标 准：“同志们！你们的奋斗目标应当是每百公顷农业用地生产肉类一百公担， 牛奶四百公担”，③而要达此目标，“每公顷玉米（玉米穗和玉米秆）的产量 就不能低于四百到四百五十公担，每公顷马铃薯产量不能低于一百二十到一 百五十公担”。④
　　从 4 月中下旬开始，各地农庄提出的保证和竞赛条件就都包括了这一百 公担的肉类产品和四百公担牛奶产品的内容。赫鲁晓夫对这些保证的反映十 分热烈，每有保证公诸于报端，必致电祝贺。他说：“这些保证表明，集体 农庄和国营农场增加肉类和牛奶产量的潜力有多么大，而这些潜力我们还没 有充分地加以发挥”，①“如果所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能按照你们的范 例充分利用自己的潜力来增加肉类和牛奶产量，那么苏维埃国家在今后几年 内就能充分地满足人民对畜产品的需要”。②
1957 年 5 月下旬，赫鲁晓夫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肉类、牛奶和黄油的
产量方面赶上美国”的问题上算了一笔帐。1956 年，在肉类生产方面，美国
为 102.3 公斤，苏联为 32.3 公斤（苏联的产量只有美国的 31％稍多一点）。 在牛奶生产方面，美国为 343 公斤，苏联为 245 公斤（苏联的产量为美国的
71.4％）。在黄油生产方面，美国为 3.8 公斤，苏联为 2.8 公斤（苏联的产
量为美国的 73.7％）。为要赶上美国的水平，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更高的定 额：必须使每百公顷农业用地平均产肉类——屠宰重 42 公担，或毛重 67 公 担（即 420 公斤，或 670 公斤），牛奶——141 公担（即 1410 公斤）。这就 是说，为了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肉类产量方面赶上美国，必须把肉的产量增
2.15 倍（和 1956 年相比），即增加到 2000—2100 万吨，而牛奶产量要达到
7000 万吨。至于黄油，赫鲁晓夫说，1957 年的黄油就将等于，甚至多于美国
1956 年的产量。这就是说，就总产量而言，我国将拥有同美国相等的或者更 多的黄油，但是我国的人口比美国多一些，所以我们还得加把劲”。③
赫鲁晓夫对于完成这样的高指标，并没有指定准确的期限。他说：“我
认为，我们现在无须说出应在哪一年解决这个任务。让各共和国和州的领导 人，集体农庄庄员，国营农场工人自己计算计算，并在报刊上公布自己在什 么时候能够完成上述任务”。①
不过，赫鲁晓夫自己到是请经济学家计算了一下。经济学家们说，要达



②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381 页。
③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381 页。
①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437— 438 页。
② 同上，第 438 页。
③ 同上，第 446— 447 页。
①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450— 451、449 页。

到这样的高指标，必须到 1975 年。赫鲁晓夫不满意这种计算结果。他讽刺他 们说：“他们照例是拿起铅笔，算了算在多少年内能增加多少，也就是得出 了要许多年的数字。从算术观点来看，这里并没有任何错误，一切都有根据”。
②事实上，赫鲁晓夫是希望在一、二年内就能达到这样的指标。那他寄希望于 什么呢？他寄希望于“苏联人的勇敢精神”，通过一场全民运动来“激发他 们的热情”，寄希望于用战争时期的办法来动员和组织人民。③此后的进程是 完全符合赫鲁晓夫的愿望的。波尔达瓦州、维耳基斯基区“凯莱斯和共产主 义”集体农庄、契尔尼哥夫州、莫斯科州、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罗斯托夫 州、高尔基州、明斯克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列宁格勒州、沃龙涅什州 的集体农庄纷纷保证要在 1960 年达到这一指标。
　　1957 年，对于苏联的农业经济来说，是在欢欣和期待的气氛中渡过的。 而对于赫鲁晓夫本人来说，则是在掌声中渡过的。他相信他在提出这些高指 标时所赢得的热烈掌声。他认为这样的掌声不会背叛他：“你们现在鼓了掌， 可是你们今后应以若干公担的产品来增强自己的掌声”。④
　　简言之，集体农庄制度、苏联人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竞赛是赫鲁晓夫 所依据的完成“赶超”计划的三项法宝。应当说，赫鲁晓夫提出的以发展畜 牧业为主线，来推动整个农业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但他对苏联实际的国情 估计过高，又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爱国和竞赛的精神力量之上。此外，他是期 望在现行的体制内，用传统的旧方法来完成这一任务。旧方法和高指标是不 相适应的，这就预示赫鲁晓夫必然要陷入窘境。
农业管理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所采取的发展农业的措施，都是针对
紧迫问题的，往往就事论事，很少有与其他问题综合平衡和长远的考虑。一 开始，他只是认为农业发展的迟缓大都是由于农业政策订得不适宜或者执行 政策不得当。他还认为苏联农业和农产品采购部的管理机关及其地方机关的 编制太大，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所以要求大大缩小这种编制。
事实上，多年来领导、指导和负责农业发展具体工作的不是一个单一的
部门，而是有国家计委、农业和农产品采购部、农业部、国营农场部及其他 地方机构等一系列部门。它们对农业的干预形成了对农业发展具体工作的多 重领导。除了各部门各地区本身的利益外，还有自上而下的国家的硬性农业 发展指标和收购任务。
除了编制过大外，赫鲁晓夫还认为下述问题是值得严重关注的：由于国
家经济拮据，因而臃肿的和需要大量经费的行政管理机关就成了一种沉重的 负担。这就是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在农业管理体制上赫鲁晓夫所密切关 注的只是缩减编制和减少经费。
直到 1955 年初，他才提出了阻碍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行政管理 上的过分集中。他开始意识到，长期形成的对农业经济的行政管理工作及其 体制是使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和起伏变化的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而农业管理 上的过分集中又主要体现在农业计划制度上。1955 年 3 月 9 日苏共中央和苏 联部长会议《关于修改农业计划工作方法》的决议反映了这种看法。决议写 道：“在现行的计划制度下，下达给各集体农庄的播种计划严格规定了应当



②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450— 451、449 页。
③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450— 451、449 页。
④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451 页。

播种的作物种类和播种面积，以及集体农庄必须饲养的牲畜种类和头数，结 果往往导致不合理的经营管理”，①“这一切限制了它们对发展农业生产的责 任心和兴趣，不能刺激集体农庄从它们使用的土地上增加产品的产量，减少 了集体农庄获得高额收入的可能性”。②决议认为，这种过于集中的计划制度 是“一种官僚主义的、非常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计划制度”。③所以，决议 要求改变这种做法，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农业部应放弃那种对农业发展计划作 出不必要的详细规定，而不去研究一些重要问题的作法。将计划工作改变为 由各区执行委员会下达计划任务，由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根据需要，自行确 定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以及畜牧业的产品率和各种牲畜的数量。今后，国 家计划委员会只负责农业发展的远景规划和农业发展的协调和平衡工作。
　　这是农业计划工作中的一项重大变动，改变了多年来由中央到地方自上 而下的硬性指标的规定，使集体农庄有了较多的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此后， 又有一系列决议和决定，扩大了地方共和国经营农业生产的权力。1956 年 12 月，在苏共中央全会《关于改进苏联国民经济领导问题》的决议中，又进一 步提出为了消除经济领导工作中过分集中的现象，要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权
限。
1957 年是进行各种改组和实施新体制的工作最集中的一年。主管工业和 建筑业的各部进行了大幅度的合并和改组工作。这一次改组的目的有三：一 是进一步扩大各加盟共和国在经济建设中的权限；二是使领导接近生产；三 是使劳动群众更加广泛地参加生产管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对农 业生产的最高层的行政管理工作的改组。农产品采购部、国营农场部和农业 部合并为农业部，其目的是要统一国家对农业的领导工作。统一后的农业部 管辖范围和权力都大大扩大。从生产计划的制订和生产的组织工作，资金的 调拨、机器的供应到农产品的采购。但是，这样一个工作目标集中、工作任 务繁重的部门却不是在精简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基本上是把原来几 个摊摊的人马凑到了一起来办公。这样一个农业部中就必然机构臃肿、人浮 于事，人事派系之争不断。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对农业的最高层管理工 作。所以，在此后的两三年之内，苏共中央和政府对农业发展的领导和管理 基本上是由部长会议来加以过问和处理，农业部愈来愈成为一个虚设机构。 而在农业经营的组织管理上，这时期对沿袭多年的传统办法没有发生实 质性的改变。一是认为农业实体的规模愈大愈好。愈是大规模就愈能实现最 新、最好的技术投资。所以大型国营农场仍然被看成是最有效率的经营形式。 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赫鲁晓夫反复强调，建立国营农场是利用开垦 土地的最有效方式。因此，仅在 1954 年和 1955 年两年，就在开垦土地上建 立了 425 个大型国营农场（此时，全国总数才 581 个）。在集体农庄的管理 上，仍然存在“两驾马车”的现象。集体农庄的经营仍受集体农庄本身及农 业机器拖拉机站的双重领导和干预。赫鲁晓夫仍然认为拖拉机站具有优越性 和指导农业生产的先进性。他说，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是两种截然不同 的经济形式。集体农庄经济是合作社经济，它有单独的章程和制度，而机器 拖拉机站是国营企业。二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所以，当有人建议由集体农



① 《党和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1917— 1967）》，第 4 卷，第 192 页。
② 同上书，第 194 页。
③ 同上书，第 194 页。

庄主席兼任拖拉机站站长，以实现农庄生产的某种程度的统一时，赫鲁晓夫 坚决反对这样来办事。
第二节 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的改组 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管理体制的弊病 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是随着集体农
庄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而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实行硬性的自上而下的计划经
济的条件下，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经济实力、战争等等的因素，国 家无力对集体农庄分别提供发展农业经济所必需的农业机械。各个单个的集 体农庄也无力购买这些机械。于是，国家将为发展农业生产所需的最低数量 的农业机械集中于农业机器拖拉机站，以保证集体农庄对农业机械的最低限 度的使用。
　　当然，建立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的另一个更重要的考虑是：使集体农庄经 济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牢牢控制在国家的手中。在这种体制中，集体农 庄的从耕种到收获的全部生产过程都完全受制了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 集体农庄对生产发展没有主动性，也无法通过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来促使生产 的发展，对自己生产的成果也缺少相应的物质刺激上的关心。
政府试图通过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来巩固农民走上社会化大生产的成果，
保证以发展工业的同等速度来发展农业，从而使快速发展的农业来保证工业 的高速度发展，保证整个经济体制的高速运转，并在此过程中缩小城乡间、 工农间的差距。所以，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样说，从 30 到 50 年代初， 政府一直把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看成是集体农庄经济、农业经济发展的 关键，认为抓好了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就能抓好农业。
然而，作为国营经济的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和作为集体经济的集体农庄一
开始就处于矛盾之中。在农业机器拖拉机站一集体农庄这种体制中，明显暴 露出国家无力将农民经济的发展都包下来，也无法去协调和解决国家利益和 集体农庄利益之间的矛盾。所以，尽管在战后农业机器拖拉机站获得了相当 大的发展（全国计有 8414 个农业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全部播种面积的
97％的工作量都是由它们完成的。在这些站里，集中了全国农业中拖拉机总
数的 81％）①，但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愈发展，集体 农庄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就愈多。
苏共中央认为，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之间的矛盾是因为农业机
器拖拉机站发展还不够强大所造成的，所以自 1953 年九月中央全会至 1956 年作出一系列决定来加强和改善（恰恰是加强和改善，而不是改组！）农业 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其主要方面是：一、将主要的机务人员：拖拉机手、 拖拉机队队长、复杂农业机器的司机等列入固定编制；二、从国民经济其他 部门抽调机务人员、农艺师、畜牧师等专门人员到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工作； 三、改变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向集体农庄仅收取实物报酬的制度，增加了因集 体农庄丰收程度不同而定的奖励；四、到了 1956 年，还改变了由国家对农业 机器拖拉机站进行预算拨款的做法，使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实行经济核算制。 然而，所有这些加强和改善的措施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农业机器拖 拉机站和集体农庄之间的矛盾，通过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所体现的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