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儒学各学派与教育


　　德川幕府成立以后，在德川家康的积极支持和保护下，僧侣出身的儒学 家藤原惺窝，首先把儒教的研究从宫廷和寺院垄断下解放出来，使儒学和幕 府政治相结合。他的门徒林罗山更受到德川家康的重用。林罗山的子孙代代 被任用为幕府的“大学头”，培养了许多弟子，分散到全国各地受到各藩的 聘任。于是儒学便很快得到推广，占据了封建教育中的统治地位。江户时代 的儒学，以信奉朱子学的儒家学为主流，形成日本的朱子学派。此外，还有
　　
阳明学派、古学派、折衷学派及其它学派。各学派的儒学家，大多数人在幕 府的直辖学校、各藩的学校或民间私塾中执教。因此，儒学家又是教育家。 要了解江户时代的教育，首先需掌握一些各学派的概况。

(1)朱子学派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
朱子学说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
　　①哲学上的“理气二元论”。朱子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 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 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①显而易见，他 认为宇宙间万物皆由“理”和“气”所构成，但归根到底，“理”是宇宙万 物的主宰。这表明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朱子所说的“理”就是封建主 义的政治伦理及道德规范，即董仲舒所宣扬的三纲五常。他称之为“天理”。 是天经地义的，永恒不变的，任何人都不可违背。他完全继承和发挥了先秦 儒家学说，所不同的是把儒学的伦理道德规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加以 哲理的解释。这样，他就把哲学上的“理”与伦理学上的“三纲”“五常” 联系在一起了。
　　②人性论上的“性即理”说。在论述人性问题、人性与宇宙本体的关系 上，朱子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就是理与 气混杂，有善与不善之别。“天命之性”就是“理”的人格化，即至善。合 乎“天理”的思想和行为就是善，不合乎“天理”的思想和行为就是恶。他 还把阻碍“天理”的“气质之性”称之为“人欲”。指的是一切违反封建主 义政治伦理道德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他还认为，“气质之性”人皆有之。 但有清浊之别，多少之差。清明者则为圣贤，混浊者则为愚凡。因此，他得 出一个结论：人通过修身的功夫能够陶冶气质之性，通过读书学习能够改变 气质之性，使混浊变为清白，使愚凡变为圣贤。这样，他认为：教育的作用 就在于改变气质之性，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即通过教育发扬人固有 的仁义礼智等善性，使人成为圣贤，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③在治学方法和教学方法上的“居敬”与“穷理”。所谓“居敬”（或
称“主敬”，并不是“万虑休置”、“闭目静坐、耳无闻、目无见、不接事 物”；也不像道士打坐、和尚念经那样，万虑皆空。朱子主张的“居敬”有 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收敛其心、不敢放纵”，即“内无妄想、外无妄动”， 通俗地说，就是在修养德行和读书学习中，要主一无适、专心致志，不胡思 乱想和随意妄动；另一层意思是“守于此而不易”（固守不易）“成始成终”、 持之以恒。这是一种主观努力自我修养和自我学习的方法，所谓“穷理”就 是“格物致知”，通过读书和“格物”的途径以“穷理”。朱子认为，读书 的根本，在于真正弄懂所谓的“天理”，而要弄懂“天理”，关键在于读书。 由此可见，他所说的“穷理”就是读儒家的经书，按照书本中的教条去行动， 以实践封建伦理道德的“义理”。概括地说，朱子的治学方法和教育方法包 含学习研究书本知识以及修养磨练德性两个方面，他把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思 想道德教育结合起来，看到了智育与德育间的联系。这是朱子教育主张中的 合理因素。但是，朱子所说的读书学习只限于读儒家的典籍；他所说的道德 只是指“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而言。他的治学与教育方法与其“明



① 《性理精义》，卷十。

人伦”、“存天理”、“灭人欲”，学为“圣人”的教育目的密切相关。 朱子学说传入日本后，刺激了日本的政界，教育界和宗教界，终于在日
本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形态出现，形成了日本的儒学。可以说，日本真 正的儒学形成于对中国宋学的研究，而又以研究程朱学说为主；最早出现的 日本儒学家就是研究中国程朱学说的朱子学者。他们的研究，是和儒学的传 播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他们几乎又都是宗教家、教育家。
　　在幕藩体制确立以后，随着幕藩体制的稳定和商业——高利贷资本主义 的增长，医学、药学、数学、经验自然的研究都有了勃兴的苗头。1644 年以 后的 50 年间，是德川幕府最太平的时期，也是文化繁荣、武士文明极盛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在武士阶层中得到广泛传播。各地开始建起以儒学为中 心内容的藩校，有些藩主尊俸儒学，被誉为儒学的“明君”，儒者中出现了
参予藩政、大展经纶的人，此乃此时期的特点。 在儒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导致正统学派朱子学的兴起，还导致了
阳明学派、古学派的兴起。

(2)古学派的学术观与教育观
　　古学派是朱子学的反对派，名为复古，实质上是提倡一种新学，即以复 古为名而从朱子学中解放出来。朱子学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成为统治阶级 的正统思想；古学派则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被视为封建社会里的“异端” 思想。这一派发生于封建社会的安定时期，盛行于江户中期。这是因为，18 世纪享保时期以后，随着德川幕藩体制在政治、经济上的动摇和崩溃，封建 主义逐渐瓦解，近代思想从封建思想体系中逐渐增长并发展起来，它表现在 统治阶级内部的学术思想方面，首先是古学、阳明学对朱子学的批判。多数 古学者是朱子学的追随者，后来由于怀疑朱子学和孔子、孟子的原意不同， 改为提倡古学，呼吁从孔孟的原著中探索儒学的真意。古学虽是当时思想界、 学术界的新的力量，可却是以复古的面貌出现的，古学派欲改造自己周围的 事物，但又怯懦地求助于中国的孔孟之道，借用古代圣贤的名字、战斗的口 号，穿着古代神圣的服装，说着借用的言语，来演出历史的新局面。他们的 思想仍然不出儒学的范围，不可能对封建秩序作根本的批判，但由于它对国 家权力保护下的朱子学多少作了一些批评，又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当时被严 格划分的封建等级制度。就此意义上说，古学具有创造新局面的新学派。
日本儒学各派虽然都发端于封建社会的稳定时期，但即在那时，因各派
所处地位不同，倾向也不同，朱子学代表官学，严格拥护幕藩制的封建制度， 阳明学讲“良知”人人皆有，讲“天地万物一体”；古学派讲“仁”、“有 教无类”。阳明学和古学都是自发地企图打破那不可逾越的封建等级。
　　古学派以复古儒学相号召，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的正统儒学朱子 学派的最大敌人。古学派敢于和那时势力异常强大的封建统治思想作斗争， 是有其社会阶级背景的。朱子学代表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当权派。古学派代 表中小地主阶级，是不当权的派别。古学派产生于日益“没落”的中小地主 阶层，这对于古学思想与朱子学的对立，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古学派是倾向于唯物主义的。问题是他们捍卫唯物主义时，不是向前看， 而是向后看，即以复古为手段，提出对朱子学的批判。古学派所提倡的复古， 名义上是复归唐虞三代之学，而事实上则归于经世之学，实用之学，即倾向 于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于封建社会秩序的看法，古学派与朱子学派迥然不同。
　　
朱子学派认为，封建秩序是自然秩序；古学派则以为封建秩序是圣人创造的。 圣人既然创造了社会秩序，因而封建社会的伦理也就不是自然的。朱子学派 是站在肯定幕藩制的现实社会立场上，提倡天人合一思想，把自然法则与道 德规范、天理与人性都联系在一起，因而充分肯定幕藩体制在封建社会的普 遍意义。相反地，古学派 一开始就强调人的作用。而且把人提高到创造道 德规范的主人地位，认为道德规范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不是自然的， 而是 人造的。这样一来，人的道德规范和自然法则便不得不分开，而封建 社会的合理主义也被非合理主义所代替。这个分解过程，同时也就意味着封 建制的衰退过程。古学派中徂徕学的非合理主义学说，为明治维新做了思想 准备。就其重视人为的作用而批判朱子学的自然秩序观来说，它在摧毁封建 秩序永恒不变的观点上，是有进步意义的。
古学派的创始人伊藤仁奈和古学派中古文辞学派创始人荻生徂徕（1666
—1728 年），既是汉学家，又是教育家。他们都开办过私塾，培养许多弟子。 伊藤仁奈的学术观点被 3 千名弟子所普及与发展，古义堂由他的子孙后代维 系经办持续了 6 代共 344 年，直到明治四年，像这样的父子血脉相承，保持 相同的学风而传承的事例，在世界教育史上亦属罕见。
　　古学派中的古文辞学派，亦称萱园学派。这个学派的创始人荻生徂徕， 不仅为日本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了准备，而且在宣扬汉文 字、提倡经史考证上对后来学术界和教育界予以极大影响。他创办的萱园塾， 培养了一种自由主义学风。
萱园塾的学风和京都的古义堂学风不同。古义以道德教育为主，而萱园
塾以文章为主。仁奈的门徒以成为“圣人”为理想，徂徕的门人以研究事实 和文辞成为学者为理想。仁奈以仁义为道，而徂徕以“礼采”为道；仁奈强 调“道”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徂徕认为：“道”要靠人为。徂徕对待弟子 的态度讲求宽容，不拘外节，他爱弟子之才，尊重个性。
在汉文研究方面，徂徕提出了汉文直读法，反对汉文训读法。他极端崇
拜中国，认为要研究高深之道，必须先理解中国语言文字，先以唐音读汉文， 而后改为纯粹的日本语，这才是真正做学问的方法。因为他崇拜中国先王之 道，以致凡事都模仿中国，但他对中国文化并不是一味盲目崇拜，无所批判。 徂徕之学，曾传入中国和朝鲜，值得认真研究。

(3)阳明学派的学术观与教育观
　　阳明学派也是朱子学的反对派。它是在封建社会瓦解过程中代表民间的 异端思想。
　　日本阳明学起源较早，但在学术界获得支配地位，却是在宽政年间以后， 当幕藩的封建体制已面临崩溃，古学在与朱子学的斗争中，受到正统儒学压 迫。这时，古学受压，正统儒学再已不能继续发展，代替它的是下级武士和 市民中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即阳明学。当时封建制内部已产生出资本主义 关系的萌芽，封建身份制度的纽带松驰。希望打破现状实行变革的社会阶层， 有农民、市民、下级武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阳明学虽然与古学不同，而 所采取的“复古”形式，则极相同。它们都是继承传统，求助于中国的孔孟。 正因为阳明学在日本被下级武士和市民所重视，而下级武士是地主并接近市 民，其阶级属性不属于农民而属于封建阶级，因而他们不可能提出“向前看” 的革命纲领，只能提出“复古”的范畴。他们共同的特色，就是“尊王”，
　　
尊王即表示对幕府和幕藩制的不满，同时也意味着倾向绝对主义的统一日本 意识。所谓阳明学在日本的意义，就在这里。
　　日本阳明学虽然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但在产生之前，有 它的特殊的思想背景，产生之后又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
　　日本阳明学的开创者是“近江圣人”中江藤树（1608—1648 年）。他青 年时曾做过武士，信奉朱子学而又不完全赞同朱子学，后来他返回家乡，过 着隐遁的学究生活。为了儒学的传播和儒教道德的通俗化，他在自宅开办了 私塾，撰写了《翁问答》、《鉴草》等著作。著作中充分表明了他企图把儒 学普及到平民百姓中间去的志向和他的教育观。中江藤树为儒教通俗化而努 力奋斗的决心，绝不是偶然的。可以说，他所处的时代产生阳明学的社会条 件已经成熟，社会上对儒学通俗化的要求已经很迫切了。
　　中江藤树的见解是围绕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一命题阐发的。他 认为“明德”是“万物一体之本体”（《大学解》），“学问以明明德为全 体之根本”（《翁问答》）。他把“孝德”作为“明德”的伦理内容。这样， “明德”被提高为世界的本体，“孝德”又被赋予了神学的基础。由此可见， 曾子的“孝”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的“明德”、“良知”、“心”、 “孝德”等等，都是同义词，意味着把宇宙和人类贯穿起来的某种精神实体 的各种名称。可见他的哲学观和学问观是伦理的唯心主义，是极端的主观唯 心主义。
在他的称之为“心学”的、朴素的唯心主义里，把“孝德”作为最主要
的东西突出出来，这不应该单纯从中江藤树的个人性格方面加以解释，也不 应该单纯从《孝经》中规定的“孝为百行之本”这方面来加以解释，而应该 从他试图把儒教建立成为一个超阶级的、抽象的、人类普遍的道这个志向方 面加以说明。但是，他的学说未免过于抽象、过于修身，过于主观主义，因 而不可能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另一方面，群众还没有成长到能从事研究这种 学问的程度。因此，他的阳明学并没有同武士阶层紧密结合起来，在社会上 几乎没有地盘，没有发展前途。他的思想学说，在他死后被熊泽蕃山所继承。 他和中江藤树一样，一方面提出“太虚”是世界的根源，另一方面又认为人 类的“性”、“心”是一致的，把二者等同起来。他和藤树的伦理道德观一 样，也是把“明德”同“孝德”等量齐观，这和藤树要使儒教成为人类普遍 之道的主张是雷同的。
然而，蕃山的特色在于他详尽地发挥了他的宗教论和政治论。他把阳明
学的“心法”理论同易经的哲学结合起来，并且同佛教理论进行比较，作了 更为详尽的发挥。他虽然基于“理气一体”说，提出“太虚”为世界的根源， 但却常常倾向《太极图说》式的客观唯心主义。总之，他的哲学和学问观， 终究还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对佛教加以批判，而倒向神道，用儒教来解释 神道。他的宗教论的要点是把“太虚的神道”建设得适合于“日本之水土”。 他站在神儒调和的立场上，批判了当时的佛教和儒教，同时也批判了当时存 在的神道。但对日本古代文化却加以理想化。

3.国学和洋学对教育的影响


　　影响江户时期（特别是江户后期）文化教育的因素，除儒学各学派外， 还有国学和洋学。虽然后者不占主导地位，但却是不可忽视的。
　　

(1)国学的兴起与教育
　　在日本封建社会演变过程中，封建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 除佛教和儒学外，还有日本土生土长的“神道”思想。“神道”本来是从原 始社会对自然的崇拜发展而来的。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对它加以改 造利用，把太阳神说成是天皇的祖神，而天皇是天照大神万世一系的子孙； 把日本民族神化为“天孙民族”，借以神化皇权。神道思想虽是日本土生土 长，先于儒学和佛教在日本流传。但神道缺乏理论根据，因此在封建社会发 展过程中，随着佛教势力的强大而被融化在佛教中。到江户时期，由于儒学 兴起，佛教的作用削弱，儒学从佛教中分化出来，神道思想也就和儒学结合 起来，出现“神儒调和”的理论。如林罗山的朱子学，虽然也研究国史，只 不过是用儒学的典故去解释神道。在儒学脱离佛教束缚过程中，神道思想与 国学（或称和学）也得到了发展。
　　国学与神道是有联系的。因为神道被理解为与神代史、王朝史紧密结合 在一起的，所以神道的兴起不但促进了神代史的研究，也促进了五朝史的研 究。国学虽然和神道学有联系，但二者并不是等同的。国学是以神代史、古 代皇史、古代典章制度和古代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国学作为一种 独特的思潮，其产生的条件首先是“歌学”（研究和歌的意义、变迁、作歌 规律、文法及注解等的学问）的出现。之后，国学家又对浩翰的古书，用古 典的语言学——文献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从而制造出独特的世界观和学术 体系。
国学的发展过程大致上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 1688—1703 年
间，僧侣出身的复古国学先驱契冲（1640—1701 年）从研究考证和歌开始， 建立了“万叶学”，他在研究《万叶集》中做出了贡献。第二阶段是在 1716
—1735 年间，主要代表人物有荷田春满、贺茂真渊和本居宣长等人。他们几
个人是一个接一个的师徒关系，培养了许多门人弟子。本居宣长就培养了 493 名学生，在文学和语言学研究上开辟了新局面，达到国学研究的最高峰。在 他之后，他的学生平田笃胤（1776—1843 年）继承发展了本居宣长的以复古 神道为特征的哲学思想，把国学的发展推进到第三个阶段。他强调儒、佛、 耶稣等所有宗教世界观都不如日本传统的神道世界观。因此，他的学术思想 和世界观带有日本的“国权主义”色彩和“尊皇”色彩，把国学中的合理成 份歪曲地塞进神道思想之中，使日本的国学和神道紧密地结合起来。另一方 面，他根据古代文献来研究国学，开辟了一些新领域，使国学形成许多分支。 这是国学发展到第三阶段的特点。国学发展的第四阶段是明治维新以后。由 于洋学的蓬勃兴起，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明治政府废除了大的教院，把崇 拜神社和宗教的神道分割开，致使国学派瓦解。他们尊神道为国教的努力没 有成功。

(2)洋学的传入与教育
　　①洋学的传播。洋学即西洋的学问，日本也把它称为兰学，因为西方的 资本主义文化与科学技术，首先是通过荷兰传入日本的。
　　欧洲文化传入日本，可追溯到战国时代，洋枪洋炮和耶稣教的传来。初 期的兰学主要是翻译荷兰语言学和西方的医学。后来把兰学的研究扩展到物 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再后又注意到军事技术，并逐渐发展到介绍西方
　　
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江户后期，不仅在江户，而且在长崎、大阪、京都以及 全国相继出现了许多以西方医学为主的兰学研究家。
　　②洋学对文化教育的影响。洋学的传播对日本文化教育的发展变化影响 极大。它不仅充实丰富了教育的内容，而且促使幕府设立洋学研究机构，民 间相继开办兰学塾传播洋学。在这个基础上，洋学的内容更进一步扩展到英 国学、法国学、德国学各个领域，为明治维新后移植西洋的政治文化制度、 学术思想打下了基础。
　　除幕府设立的洋学校外，各藩或民间对洋学的研究与教育也很重视。洋 学的发展是当时社会生活和经济的实际需要，因此，幕府和各藩的大名（大 领主）才对洋学采取保护政策，这对洋学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由幕府和各藩政权扶植的洋学特点是：洋学同军事技术近代化的需要， 同“殖产兴旺”的需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即利用洋学的实用价值，维护其 政权。

4.江户时代的教育机构


　　江户时代以前，学校教育衰落，武士阶层只能在家庭中和寺院里受到教 育，平民百姓则享受不到有组织的教育。但是，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出现了 文艺复兴的局面，学校教育越来越发展，学校和各类教育机构越来越增加。 虽然对学校和各类教育机构无准确数字统计，但从当时的武士资格要求和他 们的文化教育水平，文化生活等方面来看，武士教育已相当发达。即使是平 民，虽然仍受等级身份的限制，得不到高水平的文化教育，但识字的人数却 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江户末期在男子中有 40—50%的人识字，在妇女 中有 15%的人识字。这些情况说明当时的学校教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当时的教育机构，大体上有幕府直辖学校、各藩的藩校、平民的乡校和
“寺子屋”等。此外，还有私塾、心学与讲习所等其它类型的教育机构。从 这些学校的教育程度和教育水平上看，分为以普通教育为目标的学校和以专 门的高等教育为目标的学校；从教育内容上看，分为儒学、国学、洋学、军 事学、医学、武艺等多种教育，就武士的学校教育而言，分为幕府设置的直 辖学校和各藩设置管辖的藩校共两个层次。

(1)幕府直辖学校
　　幕府直辖学校是为幕臣的子弟设置的，为培养辅佐幕政的官吏和务实人 才的教育机构。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内，先后设置的幕府直辖学校有 21 所， 每所学校各有不同的职能和教育内容。最重要的及最早成立的是昌平黉。
　　昌平黉也称为昌平坂学问所，是德川幕府时代儒学教育的最高学府。它 的前身是 1630 年在德川幕府支持下由林罗山创办的书院。1686 年，幕府第 四代将军德川家纲（1641—1680 年）赐予称号为弘文院。从此，成为林家的 私塾。1691 年，德川幕府授权给林氏家族指导祭孔典礼和管理学校，并把这 些私塾收归幕府直接领导，改名称为昌平黉。1790 年，幕府禁止在该校讲授 朱子学说之外的其它学派学说，从此该校变为传授朱子学的高等学府。
　　1793 年，幕府对于该校的招生对象、教学科目、修业年限等都做了明确 规定。按照这个规定，招收学员的对象是幕府的家臣——旗本（上级武士）、 “御家人”（下级武士）的子弟。教学内容包括有经书、历史、诗文。教学
　　
方式，首先是“素读”（光念不讲），指定教科书是《孝经》、《四书》、
《五经》；接着按照长期的学习计划，对指定的教科书讲释，使用的教科书 以关于经学方面的为主；再次，以集体讨论的“会读”和“轮讲”为主，进 行专门的自由研究，采用质疑的方法。
　　幕府除在江户设立昌平坂学问所外，还在幕府直辖的领地设立昌平黉的 分校，以教育在各地任官的幕臣子弟。这些分校都以儒学教育为主，由昌平 黉派遣儒学教官去讲课。
　　在江户时代的后半期，幕府受到国内国际形势的冲击，不得不相继设立 儒学教育以外的洋学校和国家教育学校。幕府直辖的洋学校有传授西洋学术 的开成所和传授西医的医学所。
　　及至德川幕府末期，那种以武士子弟为对象，以儒学为教学内容的高等 教育，受国内外各种形势新变化的影响已呈衰势。昌平坂学问所的课程进行 部分改革，学科改为经科、中国史科、日本史科、刑政史科。学生可以按自 己的学习能力和志愿选科。此外，还计划增加天文、地理、算术、物理等实 用学科，但没有实行，幕府就被推翻。在组织形式和授课方式上，由于放宽 和降低招生对象的入学年龄（由 14 和 15 岁降到 8 岁），在必要编班和共同 授课，所以学校分为 3 个学习阶段：①素读所和复习所（刚入学的儿童，以 阅读指导为主，学生自己读，教师个别指导）；②初学所（学习中等程度的 课程）；③稽古所（学习专门课程）。稽古所是高等教育程度的专科教育， 是昌平坂学问所的主体。不难看出，这时昌平坂学问所也在变化，向近代学 校的方向演变。

(2)藩校
　　藩校是以昌平坂学问所为样板，由各藩设立和经营管理的学校。德川幕 府的初期，幕府和各藩以武治为主，不注重文治。轻视儒学教育。藩主中只 有少数好学者奖励学问和设立学校。其目的是把儒学纳入到武士道教育体系 中去。培养武士对上忠于幕府和大名，对下有统治平民的自觉性和知识，以 维护封建制度。当时藩主设立学校甚少，多半是利用儒者的私塾和藩主的圣 堂（祭孔用）或讲堂改建的。幕府中期以后，各藩竞相设立学校形态的藩校， 藩校大有兴旺发达之势。
根据《日本教育史资料》一书以及以后新发现的资料统计，藩校的演变
情况，如下表所示。
德川幕府时代藩校设立情况

年 代 年 间 创立校数
宽文～贞享（1661～1687 年） 27 4 元禄～正德（1688～1715 年） 28 6 享保～宽延（1716～1750） 35 18 宝历～天明（1751～1788 年） 38 50 宽政～文政（1789～1829 年） 41 87 天保～庆应（1830～1867 年） 38 50 明治元年～四年（1868～1871 年） 4 36 年代不明 — 4 1661～1871 年共计 211 年间 255
　　（注：明治三年时，全国总藩数 276 个，其中 21 个藩因缺少资料， 是否设立过藩校情况不明。此表调查的是 255 个藩设立藩校的情况）
　　表内的数字说明，1869 年（明治二年）全国有 276 个藩。调查的是 255 个藩，共设藩校 255 所，平均各设一所。255 所中有 219 所是在 1867 年（庆 应三年）以前设立的，有 36 所是在明治元年到四年设立的。德川时代所设立
的 219 校有 187 校是在 1751 年到 1867 年这 117 年中间开设的。可见德川幕 府末期各藩竞相设立藩校，占总数的 86.4%。
　　藩校发展如此之快是由于幕府时期商品经济已有很大发展，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已经出现，商人阶层的势力大有增强，幕府和各藩处于财政危机阶段。 各藩为了挽救危机，曾试图改革幕政。一些开明的大名认识到要富国强兵， 摆脱困境就必须培养和选拔有才能、干练的人才。那些和新兴的地主、商人 有联系的，出身于下级武士的改革派已参予藩政。他们更是主张引进外国先 进技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打破世袭的身分制度，广求人才和造就人才。 另一方面，当时受过教育的武士阶层积极要求受到教育，尤其是那些因减少 世袭俸禄，丧失社会特权和经济实力的下级武士，把接受教育看做是进入新 的职业领域，谋求提高社会地位的主要手段。所有这些都促进了藩校的创办 和发展。
幕府末期新建的藩校与从前设立的藩校有很大的不同。从前的藩校，在
培养目标、组织形式、教学内容和方法上都和幕府直辖的昌平坂学问所相类 似，是模仿昌平坂学问所的形态开办的。幕府末期新设的藩校做了许多改革。 比如：萨摩藩、长州藩等西南各藩的藩校，由重视儒学转变为重视近代的实 用科学。在学科设置上不局限于经、史、诗文，还比较重视实用的知识，如 算术、医学、天文学等等。在入学者的身份上打破封建世袭身份制，有许多 藩明确规定，除藩内武士子弟外，也允许平民子弟到藩校学校。对于藩内武 士子弟要求他们全部都要接受教育。有许多藩校放宽入学年龄，收容七、八 岁儿童入学（从前藩校只允许十四五的少年入学）。这样的藩校在明治维新 以前已经开始向近代学校方向发展。明治维新后，藩校是近代中学的基础， 很多藩校在维新变革时改为中学或专科学校。

(3)寺子屋
　　寺子屋是江户时代专门为平民子弟开设的初等教育机关。寺子屋这个名 称，在江户时代才有，但这种教育设施早在平安时代已经有了。它起源于寺 院向贵族子弟开放，实施教育。经过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逐渐盛行起来。 到江户时代，小的寺院专门承担世俗子弟的教育，寺院之外也出现了这种教 育机构。寺子屋的教育内容，从实用的观点出发，进行读、写、算（珠算和 笔算）的教育。这种教育在平民中普及的原因是由于：第一，商品经济的发 展、前期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城市定居的商人阶层、手工业者和其它阶 层的平民愈益增多，甚至农民的劳动和生活也被卷入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 漩涡中、商业资本的萌芽和发展引起的社会变革，迫使平民在日常劳动和生 活中离不开文字和数的计算。第二，幕府和各藩实施社会教会政策和保护寺 子屋的政策也促进了寺子屋的普及。
　　寺子屋在性质上是民间的教育设施。寺子屋的经营管理者和师匠（牧师） 以及开设者的身份，绝大多数是农、工、商或医生等平民百姓。经营者，在 江户、大阪、京都等大城市除公务官吏和富商外，多数是中层程度的商人；
　　
在农村和渔村，大部分是村长、村吏、村长助理等上层人物。在经营者中还 有武士、神官和僧侣。寺子屋本来是平民中间发展起来的初等教育设施。其 组织形式又很像私塾。严格地说，它不是近代的学校。但是，它在日本教育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以平民的生活为背景，成为近代学校制度的前身。明 治维新后，日本普及小学，无疑是和幕府末期寺子屋的繁多密不可分的。它 是中世纪教育史上留下来的宝贵教育遗产。

(4)乡校
　　乡校是在乡村设立的初等教育机关。它的设立者与寺子屋不同，可分四 种情况：①幕府和各藩直接计划和监督，对管辖领地内武士子弟及庶民子弟 施以初等教育；②藩主的支族、家老（封建诸侯的家臣中之首领）等有权有 势的人出钱，委托他人在领地内设立；③由民间有志于教育事业的热心办学 者设立，但得到幕府或藩的许可，并受各藩藩主的监督或援助；④完全靠民 间经费维持，由民间知名人士开办。这四种情况，不论哪种情况都要受到幕 府和藩的督促和保护。乡校的教育对象和藩校不同，乡校招收的是平民子弟， 武士子弟不到这里来就学。乡校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读、写、 算知识。学生的入学年龄大体上是七八岁的儿童。乡校的特点是重视道德教 育，各藩的办学者企图通过乡校来“淳化社会风尚”、“革除平民中间的恶 习弊风”。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教育机关。总之，乡校介 乎藩校和寺子屋之间，兼备二者性格。
因为乡校是用公费开办的，又是平民的教育机关，所以在维新以前开设
数不多。例如，天保年间（1829—1843 年）寺子屋开设数达到 1987 所，而 乡校只设 13 所。但是，明治维新后，寺子屋开设数逐年减少，乡校却比从前 增多了。这是因为乡校比较符合明治政府的意图，在行政管理上、教育宗旨 上和教学内容上比较接近近代学校的发展方向，而寺子屋逐渐改为近代的小 学校，不再新设。

(5)私塾
　　德川幕府末期，私塾也发展起来。这是因为当时学术有所发展、各种学 派不断涌现，学者辈出。许多学者自立门户，对好学的青年开放。私塾是一 些学者在私宅设立的高等专门教育设施，所以称为私塾。其设置者，多半是 没有其它专门职业的民间学者，也有一部分是在幕府直辖的学校或藩校从事 教育工作的学者，利用业余时间开设私塾。学生的年龄比较大，凡愿入学者 不问身份和出身，均招收。但绝不强制，完全靠本人自愿。私塾没有任何统 一规定，有的专门教授儒学，这样的私塾居多；也有的传授国学，还有的传 授洋学和医学。教学时尊重学生个人的要求，不采取统一的格式。私塾在发 展日本近代高等专门教育上是有贡献的，明治维新后成立的专门学校，很多 是在私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日本是一个善于取他国之长以补自己之短的国家，日本民族是富有强烈 进取精神的，勇于学习新事物的民族。在江户时代，它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的袭击，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逐渐发展起来，因而对西方的 文化、科学技术等发生了兴趣。在已经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基础上，上层统 治阶级着重吸取中国宋朝和明朝的封建主义文化，而下级武士和开明藩主却 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大量摄取，因而形成儒学、国学和洋学的各种流派之争，
　　
并且在竞争中创办传授各种学说和文化知识的教育机关。这就为明治维新作 了思想准备，培养了维新志士，也为近代教育打下了基础。

十一、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教育


　　从清军入关，世祖定都北京，开始逐步统治中国，直至辛亥革命，清对 中国的统治长达 267 年之久。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资本主义势力侵 入中国，中国的社会性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方向转化。以鸦片战争为界， 可以将中国教育史划分为古代教育史和近现代教育史。

1．社会概况


　　明朝末年，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民不 聊生，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日益加强。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李自成领导的 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由于种种原因，起义军在 北京未能站稳脚，满洲贵族在明降将的配合下率清军入关。顺治元年（1644 年）顺治迁都北京，开始了满清统治中国的新封建王朝。
　　清朝的政权性质仍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同时是实行民族压迫的朝 代。建朝伊始，清政权就遭到以汉族为主力的抗清斗争，统治者采取高压与 怀柔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血腥镇压农民起义，另一方面笼络地主官绅和文人 学士，经过 40 多年才算平定了各地反抗势力，统一了全国。
清王朝入关后进行圈地、掠夺、屠杀，破坏了先进的生产力。后来停止
圈地，采取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封建社会秩序的经济措施，经济逐渐恢 复，到 18 世纪渐趋繁荣，一度出现“康乾盛世”的安定局面。农业、手工业 均有了发展，商品生产日益发达。社会经济繁荣，海外贸易也发展起来，逐 渐与俄罗斯、朝鲜、越南和南洋一带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都有频繁的商业往来。 总的说来，一度被扼杀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清代得到了恢复和缓慢发展。当然， 这种处于雏形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力量微弱，封建生产关系占据主体和主导 地位。因而即使在“康乾盛世”时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 改变，依然是民生凋敝。
清朝政治的特点是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空前加强。明代废丞
阳、设六部，军政大权集中到皇帝一人身上；又设立东厂、西厂作为监视人 民、制裁官吏的特务机构，滥杀无辜，造成了统治阶级的内部危机。清统治 者吸取了这个教训，设立军机处，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权的常设机构，实际 裁决权仍掌握在皇帝手中。清政府为了清除汉人中文人们的反抗思想，一方 面通过科举、招纳、强征、举荐各种手段笼络“山林隐逸”；一方面又大兴 文字狱，施行政治、思想、文化上的独裁。为了反抗清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 迫，农民起义和士大夫阶层的反抗从未间歇。“反清复明”的真实内容是要 推翻这种残酷统治。
　　清朝在文化领域里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在哲学方面，首推早期启蒙思 想家的成就。清早期，特别是明清之际，出现了以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 以及后来的戴震等为代表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一批进步思想家。他们批判 了宋明理学；主张个性解放和解放生产力，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提出了 初步的民主思想，反对君主专制和倡导民主政治。他们的唯物主义和民主主 义思想倾向，反映了正在形成中市民阶级的一些思想倾向，在思想史和学术 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自然科学和新技术方向也有相当的发展。有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黄

宗羲、梅文鼎、李铣，及后来的戴震、焦循等。明后 期耶酥教东传，西方科 学随之传入中国。康熙讲究致用，倡导科学，重用了一些欧洲人，如汤若望、 南怀仁等，对输入西方文明、发展自然科学起了一定作用。在康熙倡导下， 还编订了《永年历》、《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丰富了科学知识。 医学与植物学方面也有发展。如乾隆年间官修《医宗金鉴》，是一部极有用 的医学著作。建筑艺术方面也有所成就。
　　在文学领域内，出现了很多进步文人和作品。小说有曹雪芹的《红楼梦》、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戏剧有孔尚任的《桃花扇》 和洪昇的《长生殿》等。这些作品，除艺术上的成就之外，还揭露了封建统 治的罪恶，提出了初步的民主要求，或充分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尤其《红 楼梦》和《儒林外史》，以现实主义的风格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没 落的社会现实，说明了封建社会趋向崩溃的必然性，渗透着反封建求个性解 放的民主精神。
　　思想文化在其他方面也有成就。但也要看到其落后的一面，如宋明理学 仍占相当地位，受到统治者提倡；考证训诂之学成风，脱离实际，烦琐没落； 在对待传统文化和接受西方文明挑战上存在错误倾向等。
　　这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变化与清代的教育制度、政策和教 育思想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既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又反映了 教育发展的水平。教育的诸方面，如先进面与没落面，多重性与复杂性都有 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均受它们制约。

2．文教政策


　　清政府为了有效地统一和统治全中国，在政治策略上采取高压与怀柔的 两手，清王朝的文教政策，是它的政治制度和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体 现了这种精神。对士大夫阶层一方面进行无情地镇压，另一方面加以网罗收 买，施行软硬兼施的政策。文教政策的另一个特点便是沿袭明制，接受了明 代文教政策的精神实质。

(1)尊经崇儒，提倡理学思想
　　尊经崇儒，是明朝的一项国策，清朝沿袭下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 想，长期以来被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孔子被各代统治者奉为偶像。 对待孔子的态度，成为清统治者对汉族地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实行笼络政策 的重要依据。清的许多掌权者都亲为尊孔的表率。早在入关前，多尔衮就“遣 官祭先师孔子”。入关后，同年（1644 年）10 月，战事尚未平息，清政府就 下令封孔子后裔孔允植为“衍圣公”。次年，为孔子加“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的封号。康熙御书“万世师表”匾，悬于国子监大成殿，后又亲到曲阜祭祀。 据载，乾隆九到曲阜朝拜。尊孔的结果是稳定了一部分汉族官僚地主和士大 夫文人的心理，使一批人投靠了清政权。
　　尊孔的同时，统治者大力提倡读经，鼓吹封建的伦理纲常。1644 年 7 月 下令：“褒扬节孝”，提倡读经，把“六经”奉为“帝人修身治人之道”， “天德王道备载于书，其万世不易之理也”。还对皇帝和文武百官作了相应 的尊经规定。在民间，如清人宋彝尊所说：“世之举业者，以《四书》为专
　　
务，视《六经》为可缓。”①统治者的尊经崇儒政策，得到了汉族大地主、官 僚、文人的拥护，缓和了满汉民族间的矛盾，加强了清政府在思想上的统治。 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重要的儒家学派，讲究儒经的义理。它建立起 一套将自然观、认识论、伦理观和道德观等有机结合成一个整体的哲学体系， 全面地对自然、社会、人生问题作出了有利于地主阶级的解释。它担负着建 立封建伦常、统一文化思想的历史使命，长达几百年地成为主要的文教政策。 清统治者为了统一思想，必然将目光投向理学，明中叶以后，陆王之学和反 理学的实学思潮相继兴起，程朱理学逐渐衰落。但仍一直占主导地位，被定 为官方哲学，清建朝以后，并没改变这一推崇理学的政策，倡理之盛，有过 之无不及。顺治和康熙年间，分别诏封朱熹的第十五世孙朱煌、十六世孙朱 坤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在籍奉祀。康熙还御书匾额“学达性天”，赐五曲书 院和紫阳书院悬挂，康熙后又下诏列朱熹入十哲，在大成殿配享。他还组织 了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等理学大臣编辑《朱子大全》六十六卷，并亲自 为之作序；重刊《性理精义》。诸如此类，其目的都是为了“正人心”，利 用理学来控制思想。同时，清代的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内容都以程朱理学为
主。
　　统治者竭力提倡程朱理学，视违反者为异端，对“离经叛道”之举，滥 施杀伐。雍正时有谢济世注《大学》和陆生枬作《通鉴论》两案可证。文人 们惧于残酷的压制，纷纷转向程朱之学。出现“以言《诗》，非朱子之传义 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 攻之”的局面。

(2)笼络、利用汉族文人士大夫
　　清王朝对于士大夫文人在思想舆论方面所起的作用，怀有十分谨慎警惕 的态度。统治者尽量采取各种笼络措施，以达到控制和加以利用的目的。一 些明朝旧臣，如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等受到清初统治者的重用，这些人 为巩固清政权的统治，发挥了很大作用。顺治初年，即有举荐“山林隐逸” 的命令，要求各地官员“凡境内隐迹贤良，逐一启荐，以凭征擢”①。康熙时 又提此事，还在科举外辅以博学鸿词科，表面上说是为了“崇儒重道，培养 人才”以符“求贤右文之意”②，实际上却是为了笼络一些有气节的明朝遗老 和著名学者。对明朝有声望的旧官员，还由多尔衮亲自加以“书征”。清建 国后不久即把科举取士作为招纳人才的主要途径，对于不愿参加科举的故明 文人，则召试“博学鸿词科”，甚至用京官和各省衙门“举荐”的方式，强 征一些有名望的文人赴京以为其服务。
　　清政府的笼络政策客观上得到了一部分地主官僚和文人的赞同。他们转 而为清廷效力，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处于激化状态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3)文化专制，禁社，大兴文字狱
清初统治者为了箝制思想，对宋明以来士大夫结社的风气，加以严厉禁 止。1660 年，顺治御旨说：“士习不端，结社订盟??著严行禁止，以后再



① 《曝书亭集》，《道传录序》。
① 《清世祖实录》卷五。
② 《康熙谕旨》。

有此等恶习，各该学臣，即行革黜参奏，如学臣徇隐，事发，一体治罪。” 为了禁锢思想，统治者还推行近百年的文字狱政策。
　　顺治十四年（1657 年），清政府以顺天、江南等地科举考试舞弊事件为 借口，制造了一场大规模的科场血案，所涉的考官、举子等被处以极刑或流 放，株连家族。
　　此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在位期间，曾多次大兴文字狱，屠杀士 大夫文人。
　　康熙二年庄廷■的“明史案”是一件极为残酷的文字狱，庄廷■得明大 学士朱国桢所著《明史稿》，增改刊印，定名《明书》，书中流露出一些思 念明朝反对清廷的民族情感，被人告发，清政府遂大兴文字狱。凡与此案书 有牵涉的，以及江浙一些名士等株连处死达 70 多人。后来，又有戴名世“南 山集案”、沈天甫案、朱方旦案；雍正年间有汪景祺案、查嗣庭案、吕留良 案；乾隆时期有胡中藻案、彭家屏段昌绪案、徐述夔案等。
　　清统治者的文字狱是随意猜测，无限上纲的。一句诗或一句注解，只要 被认为有讽刺或诽谤隐意的都将被处死。有人诗中因有“清风不识字，何故 乱翻书”被认为诬蔑贬低朝廷，遭受极刑。又如雍正四年江西考官查嗣庭出 试题为“维民所止”，被指控为“维止”两字系杀雍正头的意思，犯大不敬 罪，死后被戮尸，殃及亲属。湖南学政胡中藻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 句，被认为是有意“加浊字于国号之上”，被凌迟处死。
康、雍、乾三朝共有文字狱案 115 案，而实际远远超过统计数字。许多
有思想才力的学者，为避免文字狱祸，宁愿守旧地治经，而不敢治史，尤其 近代史，即使治史的人也采用汉学治经之法，务必与政治理论相隔绝，出现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菽谋”①的状况，一时“万马齐暗”，文教学 术界死气沉沉。
清统治者对已故学者，特别是明末遗老们的著作，只要带有一点爱国精
神或反对封建统治或批评封建伦常的书籍，大肆搜罗，毁版焚书，严禁发行。 据有史可查的记载，从乾隆三十八年到四十七年间，先后焚书 24 次，共 538 种，计 13862 部，实际远非此数。焚毁图书之多，前所未有。查抄遗书目的， 是彻底消灭异说，强化文化教育思想的统治。
搜书烧书，是统治者箝制思想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却纷纷成立编书馆，
编纂书籍。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开始，先后编纂了《明史》、《康熙字 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乾隆时编有《通鉴辑览》、
《续通典》、《续文献通考》等大型书。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四库全书》，
编纂历时 10 年，共收入书 3503 种，计 79337 卷，装订成 3600 多册，分经、 史、子、集 4 部，这是中国古籍集结的一件大事，保存了大量的重要历史文 献。
　　这种大规模的书籍编纂工作，客观上对我国古代学术文化整理作出了一 定的贡献。但由于统治者的目的仍在于统一思想、控制文化以巩固政权。因 此编书时，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屡屡遭到篡改、歪曲和销毁。

(4)制定严厉学规
在各级学校中制定严厉的学规，是历代统治者压制知识分子的一种手



① 龚自珍：《已亥杂诗》。

段。明太祖朱元璋曾对学官颁布《卧碑文》，清袭明此制，并进一步加以强 化。清代于顺治九年颁行了新卧碑，成为生员的“戒律”。序曰：“朝廷建 立学校??全要养成贤才，供朝廷之用，诸生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为 达到此目的，规定了七条，如“生员当立志学为忠臣清官”，“凡有司官衙， 不可轻入??不许干与他人词讼”，“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 “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①等。并规定 了惩罚违犯者的办法，如“以违制论，黜革治罪”，“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等。这些禁条比明朝对学生思想的控制更甚，完全剥夺了文人们思想言论、 出版和结社的自由，明令其不许干预政治。
　　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颁圣谕十六条于直省学宫”。内容为：① 敦孝弟以重人伦；②笃宗族以昭雍睦；③和乡党以息争讼；④重农桑以足衣 食；⑤尚书俭以惜财用；⑥隆学校以端士习；⑦黜异端以崇正学；⑧讲法律 以定民志；⑨明礼仪以厚风俗；⑩务本业以定民志；(11)训子弟以禁非为； (12)息诬告以全良善；(13)戒窝逃以免株连；(14)完钱粮以省催科；(15)联 保甲以弭盗贼；(16)解仇忿以重身命。圣谕在学校中地位至高无上，所以还 规定：“每月朔望令儒学教官传集该学生员宣读，务令遵守。违者责令教官 并地方官详革制罪。”②实际上，圣谕对象为全体人民，内容涉及道德、伦理、 风俗、教育、法律等各方面，但对学校和生员作出了特殊的规定，成为清代 学校训练的标准。
雍正二年（1724 年），又颁发《圣谕广训》，说“谨将上谕十六条，寻
绎其义，推衍其文，共得万言，名曰《圣谕广训》”③。由此可见，它由《圣 谕十六条》演进而来，内容和精神实质一样，只不过后者更加详细、具体而 已。两道圣谕都力图通过对生员思想行为的强行约束，通过对生员的社会关 系（宗族、父子等）扩大约束。清朝统治者为加强君主专制，除武力镇压外， 着力于思想教育上的禁锢和欺骗。

(5)“世治宜用文”的报导思想
以上种种，都是清代文教政策上的具体措施和主要表现，其指导思想表 现为“世治宜用文”的特点。“用武以安天下，讲文以治天下”的明朝国策， 在清代同样得到了沿袭。顺治的《卧碑文》序言很好地说明了学校教育的目 的和任务。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在《御制学校论》中说：“治天 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尚在教化。以先之学校者，教化所从出，将 以纳民于轨物者也??教化者为治之本，学校者教化之原??务其本，而不 求其末；尚其实，而不务其华。”①雍正曾在文字狱后晓谕读书人：“读书所 以明理，知有君父之尊，然后见诸行事，足以厚俗维风，以备国家之用，非 仅欲求其工于文字也。”②这些所表达的中心意思是：第一，治天下之要务， 在于用德行以“正人心”；第二，明确教育中本末关系，以“德”为本，“工 文”在其次，方能养成贤才；第三，“德”之本必须身体力行，才取得“供



① 《大清会典·学校典》。
② 《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七》。
③ 《大清会典》卷七十七，《乡约》。
①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三○，《礼部·贡举》。
②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三二，《礼部·贡举》。

朝廷之用”或“备国家之用”的资格。 清代以科举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学校则“储才”以应科举。教育、
科举的内容，都以《四书》、《五经》为主，旨在要求君臣作忠臣孝子，弘 扬儒家的伦理之本。“世治宜用文”成为清代文教政策的指导思想，主要在 于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本位，为统治者培养忠臣良民，以达到巩固其封建君主 专制统治的目的。

3．教育制度


　　清代基本承袭了明代的学校制度。在中央主要设置国子监，还有算学馆 及贵族学校；在地方设府州县学；此外还在城镇和边远地区设义学等三级三 类。但学校与科举相联系，形同虚设。

(1)中央官学
　　①国子监。国子监又称太学，早在汉代就有，发展到清代，制度更加完 备。在清代，它既是教育的管理机关，又是培养封建官僚的最高学府。
　　顺治元年（1644 年）设国子监。《皇（清）朝文献通考》载：“顺治元 年始置国子监官，详定规制。”（《学校考三》）《清史稿·选举志一》载： “世祖定鼎燕京，修葺明北监为太学。”分设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 志、广业六堂讲习之所。设有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 典簿等官，分别负责监务、纪律、教学、图书资料等事务。主要官员由皇帝 特派大臣兼管，满、汉人都有。
统治者重视国子监，是因为要利用它来培养一批中用的中高级官僚，国
子监成为储才之所或智囊团。在清代，通过科举选拔官员仍然是统治者任用 官僚的重要途径，而“科举必由学校”，作为最高学府的国子监就负有重要 责任，当时朝野内外许多重要官吏就是来自国子监的。顺治九年颁布的《卧 碑文》说：“朝廷建立学校，??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这便是国 子监的教育目的，即培养“立志”“学为忠臣清官”，能“事君”而“致治” 的“贤才”。清代强调以科举选拔人才的政策对国子监教育造成了严重的影 响，国子监像明代的一样成为储才以应科目之所。这大大削弱了国子监的教 育功能，其教育成为读书人入仕的一条途径。国子监也成为科举的附庸，有 名无实，形同虚设。
国子监的教育内容存在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即“以德为本，文在其次。”
把德行教育与工文的关系看作是本末关系，认为“教化者为治之本，学校者 教化之原”，教育内容上要“务其本，而不求其末”。
国子监教学内容有《五经》、《四书》、《性理》、《诸监诸书》等科， 这些基本教材之外，还学习清朝诏、诰、表和策论等。关于具体教育内容和 程序，史载：“祭酒、司业月望轮课四书文一、诗一、曰大课。祭酒季考， 司业月课，皆用四书、五经文，并诏、诰、表、策论、判。月朔，博士厅课 经文、经解及策论。月三日，助教课，十八日，学正、学录课，各试四书文 一、诗一、经文或策一。”①乾隆二年（1737 年）曾命“仿宋儒胡瑗经义斋、 治事斋法，严课诸生。凡明经者，一经或兼数经”，“其治事者，如历代典



① 《清史稿·选举志·学校一》。

礼、赋役、律令、边防、水利、天宫、河渠，算法之类，或专制一事，或兼 治数事。”②可见教学内容又可分为“明经”和“治事”两大类。后来又将乾 隆命方苞选编的明清科举时文《钦定四书文》分给国子监学生，作为“举业 指南”之用。从这里可以看到国子监课程与科举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教学制度与训练方法是与教育目的和内容相配套的教学措施，它同样是 为培养官僚忠臣方向服务的。从活动方式上讲，教学制度主要分为坐监与历 事两种。坐监在监内，教官教书，学生读书。历事即监外的“历练监事”的 实习官务活动。坐监的教学活动形式有讲书、读书、背书、作课和写倣等。 内容主要围绕《四书》、《五经》。国子监生的坐监期限，因监贡生来源不 同而规定有别。但是监舍紧张、经费匮乏，许多学生实际上“借绾散处”， 坐监制度并不能严格施行。考核监生升留级的标准，主要有“坐堂”、“考 课”和“积分”，坐堂即坐监，有期限规定。但主要标准还是积分。历事是 一种培养官僚的重要措施，即把监生分拨到六部诸司历练政事。历事期满经 考核合格，就可以被录用为正式官吏。历事制度对培养合格官吏有着历史意 义，它反对太学生读死书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把教育与政治、与实践具体 结合起来了。后来情况有变，顺治十七年（1680 年）积分法停止施行。康熙 初年，历事办法也停止了。
清太学对监生进行严格的训练和管理。国子监内设监丞，监视纠察师生
言行。纪律上作了严格的规定，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下令对违纪者“题 参革处”。顺治九年颁布的卧碑文即是针对生员，也对监生说的，其实质是 禁止学生过问现实政治，取消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同时盅惑读 书人为政府尽忠效劳。
国子监学生来源不一，一般由国子监直接收录的称“监生”，此外还有
“贡生”和“荫生”。监生按出身分恩监、荫监、优监、例监四种；贡生按 贡之方式分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六种，通称为国子监生。 三品文官荫一子入监，称荫监生；有功或死难官员特恩一子入监，称恩监生； 例监是以财买官的入监生之称。贡生则是由府州县学选拔来国子监读书的。 国子监生待遇上享受“膏火”，还有免役的权利。学生来源的对象范围上比 以前更宽，但监生的阶级成分，不是官僚子弟即是地主子弟，而真正的平民 子弟微乎其微。监生中的“寒士”阶层挣扎在贫困线上，受到歧视和排斥。 国子监内部腐败，监生可纳银而入，入监后为科场名利而学，国子监教育走 向没落。但是，客观上它还是选拔和培养了一部分“郡国之秀”。
作为皇室训练官僚之所，国子监对教师也有严格划一的标准。敕谕国子
监祭酒、司业等人要为人表率。对教师业务、道德、声望有很高要求和严格 的审核。清代一些名师和学者，如孙嘉淦、李宗昉、纪昀等就任过祭酒或司 业，他们教书育人，还编纂书籍，纪昀任祭酒时作为《四库全书》的总裁。 教学与研究结合，师生结合，曾出现过“师徒济济，皆奋自镞砺，研求实学”
①的气象。 清代的国子监，虽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加强文化专制，但客观上对
文化教育的发展还是有贡献的，培养出不少名儒学者，编校书籍，保存和发 展了文化。但由于封建社会中固有的阶级矛盾和政治矛盾的影响，国子监兴



② 《大清会典·学校典》。
① 《清史稿》卷一○六，《选举志一》。

衰不定。
②算学馆、外国官馆和宗室学校。国子监内附设了算学馆。 为了培养算学人才，康熙九年（1670 年）招收满州官学生六人，汉军官
学生四人，令钦天监教授。乾隆四年（1739 年）算学馆正式设立，隶属国子 监，汉满学生各取 12 名，蒙古、汉军官学生各六名，钦天监附学生 24 名，
共 60 名。算学教育内容遵循《御数理精蕴》，分线面体三部。满、蒙、汉军 算学生都由八旗官学生中考取，汉人算学生都由国子监会同算学馆考取。
　　国子监还设立了琉球官学和俄罗斯馆，收容外国留学生。如康熙二十七 年（1688 年），琉球国派遣陪臣子弟梁成楫等随使来北京，入监学肄业。雍 正六年（1728 年），俄罗斯遣其陪臣子弟鲁喀、佛乡德等来京恳请肄业，清 廷设俄罗斯学馆，选派汉满教师教授其汉满语文及经史书籍，学成遣归，先 后有好几批，延续至同治年间。
　　清朝廷还有为宗室或旗人子弟、贵族功臣子弟设立的贵族学校，种类繁 多。大体有宗学、觉罗学、景山官学等，统称八旗官学，八旗官学中有的隶 属于国子监，有的隶属内务府管辖，不过都与国子监有关。

(2)地方官学
　　①府、州、县学。府、州、县学，与太学相维相接，但不相统属，是依 地方区划而成。清代沿用明代地方官学的设施旧制，“有清学校，向沿明制。 各学教官，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①，并设训导于各学，名 额不定。各省设提学道、提学御史或提学学政，管理儒学。府州县学学生称 生员，分为三等：附学生、增广生和禀膳生。初入儒者称附学生，入学后按 考试成绩分廪膳生和增广生，待遇有别。招生名额，“视各地文人多寡”， 分大、中、小学，随各地情况不等，且有变更。入学前生员称童生”，要经 县、府、院三级考试合格方可取得入学资格，俗称秀才。生员在学，并非以 读书课业为主，主要任务在于为乡试作准备，常常是每月到学宫听教官宣读 “训饬士子文”和“卧碑诸条”律令。教师有年老力衰、知识才能道德水平 庸下者，教育往往有名无实，盛衰无常。
清代府州县儒学的教育范围是很有限的。据查，儒学受教育人数只及总
户口人数的千万分之一。受教育者身份也有限制，入学者绝大部分是城市士 绅和地主子弟，真正农民子弟极少入学，并且明文规定，如广东蛋户、浙江 丐户等“贱籍”、“贱役”者不许应试入学。教育的阶级性由此可见一斑。 儒学教育具有双重的教育任务，即“善俗”和“育人”。清统治者以“善 俗为本”，通过教育影响，化民成俗，使民众自觉服从其统治。还以儒学教 育作为收揽人材的重要途径，“全要养成全才，以才朝廷之用”。府州县学 在学制上与国子监相维接，为国子监输送人才，绝大部分生员通过科举取仕 之路，成为中下级地方官吏。两方面任务是相统一的，都为巩固封建政权服
务。
　　府州县学的主要教育内容，据《大清会典》所载，为《御纂经解》、《性 理》、《诗》古文辞、及校《十三经》、《二十史》、《三通》等书。另据
《皇（清）朝文献通考》所载，为“《四子书》、《五经》、《性理大全》、
《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书，



① 《清史稿·选举志·学校二》。

责成提调教官课令儒诵习讲解。”由上可知，内容不外儒家经典著作和宋明 理学书籍，以及为应付科举考试的“时文”之类，把规定之外的书视为异端 邪教，严加禁止，“若非圣贤之书，一家之言，不实于官学者，士子不能诵 习”。由于科举的影响，为追求功名利禄，生员学习投机取巧，学风恶劣。 生员考试分岁考和科考两种。岁考一年一次，科考二年一次，内容大同 小异，前者为四书文二，经文一，后者增时事策而已。童试内容略有变动， 为四书文、小学论、孝经、五言六韵诗等。生员在校考试、毕业考试、入监 考试如考不及格，就要受到惩罚，轻辄降级除名，重辄取消考试资格，严加 惩办。为了加强对儒学的统治和生员的管理，清统治者制定了严厉的学规， 务令遵守，严加考校。跟生员关系较大的有顺治九年的《训士卧碑文》，康
熙三十九年的《圣谕十六条》、雍正二年的《圣谕广训》。 清廷对府州县学教育予以重视，对生员要求“各衙门官以礼相待”，生
员享受免役的特权，除本人外，其家庭还可免差役二丁，廪膳即津贴之意， 廪膳生意义由此而来，府州县学经费来源主要是官方津贴和“学田”收入， 也有捐赠。
　　②社学、义学、卫学。清代的府州县学教育是有限的，入学对象、范围 均受到种种限制，大量“贫”“贱”子弟无机会入学。作为府州县学教育的 补充，社学、义学和卫学等在全国城镇和农村中有着广阔的天地，尤其承担 着广大农村中蒙童教育，对教育的普及化和平民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学是地方学校中最基层的一种，有启蒙童、兴教化之意。源于元代，
兴于明代，清沿袭下来，一度设立社学。顺治九年曾令各省设社学，置社师， “凡府州县每乡置社学，选择文艺通晓、行谊谨厚者充社师。免其差役，量 给廪饩养赡。提学按临日，造姓名册申报查考”①。雍正元年，“定各州、县 设立社学、义学之例，旧例各州、县于大乡区镇各置社学”，令近乡子弟 12 岁上、20 岁下有志于文者入学肄业，登名造册，并有赏罚制度。社学发展已 接近尾声，被义学等形式所取代了。
义学是明清时期为民间孤寒子弟设立的教育机构。源于宋代，清廷提倡，
从旗人子弟入学和边省地区发轫，广为设置，并取代社学而成为乡间重要的 教育形式。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在京师崇文门外设义学，并御赐“广 育群才”匾额，十二三年（1713—1715 年）后，又“令各省府、州、县多立 义学，延请明师，聚集孤寒生童。”雍正元年，又令“各省改生祠书院为义 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后来“穷乡僻壤，皆立义学。”义学一直成为 清代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官立义学经费由国库开支。设立义学目的在 于把广大儿童教育成“安身良民”。义学还有其他形式，如旗人义学和少数 民族义学。清政府曾在贵州、云南、广西、四川、湖南等边远地区设立义学， 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如顺治十五年后，相继为土家、彝、苗、藏族儿童设义
学。
卫学是卫所（戍边地区）军童生的学校，也是地方官学之一，不同于一 般地方学校在于它以卫籍学生为招生对象。顺治十六年，领旨准许直隶山海、 宣府卫学继续开办。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复准：直隶怀来、永宁、保安 三卫，仍各取童生八名。其补廪出贡，亦照各县例。卫学的各项制度，类似 于县学，生员中有“武生”，故有“武学”别称，商学也是地方上的特殊学



① 《大清会典·学校二》。

校，顺治十一年（1654 年），在长芦、两淮、陕西盐运司等专设属学，在运 城为山西、河东另设运司学。
　　社学、义学、卫学等虽然各有其特色，但性质主体上多属于封建教育基 础的启蒙教育机构。教育对象主要是儿童；教学内容主要为《三字经》、《百 家姓》、《千字文》、《孝经》、《蒙求》、《神童诗》以及一些封建礼仪 制度，规格较高的学校则还学习，如《东莱博仪》、《唐宋八大家文钞》、
《古文观止》、《声律启蒙》等内容，为学作诗文和时文、八股一类为科举 作准备；教学方法传统，重视注入式教学，严加训练，而忽视儿童兴趣和需 要。

4．社会教育体系


　　社会教育体系，是相对于官方学校制度而言的，在清代它主要由私学和 书院组成。

(1)私学概况
　　私学教育，作为民间一种自发性教育，历经宋元明三朝，仍旧兴旺不衰。 私学教育分两级，高级阶段的私学是培养人才、传递学术思想和发展文化的 重要场所；低级阶段的私学，则多称为私塾，属于蒙养教育，对于教育的平 民化和普及化有重要意义。
①高级阶段私学。清政府在建朝之后极力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掠制思想
和文化，垄断教育，但对于民间传统的私学却未能禁止，私人讲学之风仍然 盛而不衰。
《清史稿·儒林传》中记载了孙奇逢、黄宗羲、宋之盛、颜元、李顒、
张尔岐、戴震及陈寿祺等数十人的私人讲学事例。实际上各地的私学远不止 载入《儒学志》中的那些，而是普遍、大量地存在着。由《儒学志》可见清 代私学讲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私人讲学之风繁盛。私学遍布各地，或于 书院讲学，或结庐授业。讲学深受读书人欢迎。有的学生“仕至监习而后受 业”，有的“学者宗焉，执经之履满户外”，有的“弟子甚众”，有的“教 授生徒百余人”。其规模之大，由此可知。第二，教师治学严谨。讲学者有 许多为当时著名学者，如孙奇逢、张履祥、张尔岐，大思想家颜元、戴震等。
《儒学传》记载他们：“以讲学为己任”，“以引翼后进为己任”，“每五
更起，与弟子论，常至夜分”，“读书其中，无间寒暑”，“遂教授乡里以 终其事”，有的“与诸生言修身砺学等”。讲学者淡泊名利，以讲学为毕生 事业，师生互相砥砺，关系融洽。第三，讲学内容不拘一格。私学讲学内容 演变有以下线索：顺治年间，沿袭阳明之学；康熙年间，由于政府大力提倡， 程朱理学复兴进而取代阳明学；乾嘉年间，汉学之风日盛，不少名儒，如江 永、卢文绍、戴震等都广授生徒，教以经史训诂，改变了学术思想。私学发 展以至整个讲学内容的演变都与政治背景和文教政策变化密不可分，但内容 总的是多样的，有人治经治理，有人治考据，有人兴实学或其他。值得提及 的是，一直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作为官方哲学的宋明理学，如颜元设立私学， 并主讲漳南书院，以“实学、实习、实用”的内容方法教授学生。第四，私 人讲学影响深远。培养了大批人才，如李塨。王源出自颜元门下；藏镛堂师 事钱大昕；江永弟子中戴震、程瑫田、金榜得其传；戴震门人王念孙、段玉

裁、孔广森、任大椿各发展其一学，等等。讲学与著书立说相结合。如颜元 “著《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篇以立教”；“张尔岐著
《天道论》、《申中庸论》”；“段玉裁著《说文解字》三十卷”；“陈寿 祺“著听颇多，有《尚书大传笺》、《五经异义疏三言》等”。通过传徒授 学和著书立说，传递和影响了学术思想，发展了文化。
　　后来私人讲学多与书院讲学合流，对象则一直以地主官绅士子和文人为 主。
　　②低级阶段私学。数量有限。在民间广泛而普遍地存在的则是属于蒙养 教育阶段的私塾（又称学塾）。它分三种①：一是有钱人家聘教师在家设馆传 学，专门教授自家及亲友子弟，“坐馆”、“教馆”属这一类；二是私人在 家传学，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舍设馆招收邻近学童就读，“门馆”、 “家塾”属这一类；三是地方出资聘师择址建馆教其子弟，也有以家族为单 位的，“村塾”、“族塾”属这一类。私塾经费来源主要是村里人和族中人 的捐田、捐银集资和捐房，也有乡绅和地方官吏的捐赠等。
　　从办学形式和水平看，私塾和社学、义学并无很大区别，只是管理上不 同，前者由私人经办，后二者由政府经办。至于教学内容和方法，私塾与社 学、义学之间就相差甚微了。但是两类学校的办学目的还是有区别的。设立 社学和义学的出发点在于把广大儿童教育成“安身良民”，为巩固阶级统治 服务，教育普及则在其次；而私塾则是为广大儿童提供启蒙教育机会，初步 地、有限地满足民众的一些教育需要。

(2)书院制度
　　从宋代起，书院就一直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而存在。清代书院在发 展过程中，虽经历了一番周折，但仍然在困境中发展起来，势头不减。书院 对于学术发展和文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书院演变到清代，其地位和性 质都发生了变化，因而清代书院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①书院的发展。清政府对书院态度总的说来是采取先抑后扬办法的。
清初，书院受到抑制，沉寂了近百年，当时全国未真正统一，各种反清 斗争此起彼伏，尤其思想上未能统一。统治者唯恐书院讲学会宣扬爱国主义 精神，导致前朝臣民反清思想的发展，而不利于统一和政权的巩固，所以对 书院采取抑制的政策。顺治九年（1652 年），敕令说：“各提督学官督率教 官、生儒务将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生 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①这一禁令，持续了近百年， 成为清朝前期一项重要的文教政策。但是，清初学者，如孙奇逢、黄宗羲、 李顒、颜元等仍坚持在书院讲学，不同程度地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和学 术观点。黄宗羲在书院讲学中宣扬民主思想，颜元在漳南书院中倡实学，李 二曲在关中书院反八股、倡东林学风。后来，一些地方督抚也设置了书院， 如张伯行在闽、鲁、苏等省设置书院，制订学规，讲习理学。但这种书院逐 步与科举考试靠近了。清政府一方面抑制书院发展，另一方面又表示“爱护” 书院，尊崇前贤。顺治时同意修复石鼓书院。但前者是主要的。
到了雍正十一年（1733 年），明末清初的大学者和遗臣都已经去世，书



① 参考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人民出版社。
① 《大清会典·儒学·学规》。

院讲学不再构成对政府的严重威胁，清廷迫于客观形势，又出于笼络汉族地 主文人的需要，才解除了这一禁令。政策由抑制一变为提倡，公开明令各省 城设立书院，雍正御旨说：“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钓誉之 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 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于观感 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御旨中解释了迟迟倡书院的理由。
　　既然朝延提倡，“着该督抚商酌奉行”，并“各赐帑金”。各省督抚纷 纷奏议设书院。一时直隶莲池，江苏钟山和紫阳，江西预章，湖南岳麓和城 南，陕西关中，广西秀峰和宣城等书院都相继发展起来。但此时设立的书院 实际上已成为官学的一种形式，乾隆谕旨曾说书院是“古侯国之学”，书院 俨然成为省立大学。
　　②书院的性质与特点。清代书院的特点是官学化。政府明令所设书院皆 由地方官吏控制。经费由官府拨给或从公银中支用，每年“俱申报该管官查 核”。书院院长和教师由地方官选择（“礼聘”）。书院学生的取录和日常 考核权也都操纵在地方官手中。书院由私办转向官办或半官办，与科举考试 联系更加紧密。有的书院，重心转向考课，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述录》中说。 “如乾隆十年，礼部议准书院每月之课仍以八股文为主”。书院教学由自由 讲学变为官方的八股文训练，学生读书以“应举”，书院被纳入官学的轨道， 完全沦为科举的附庸。
以教学内容为参照标准，可将书院大体划分为三类：一类是以考课举业
为主的书院；一类是博习经史辞章的书院，后受汉学精神影响，考据学派书 院兴起；一类是重视义理与经世之学的书院，在这三类书院中，第一类是最 主要的，这是由清代总的文教政策和各种措施决定的。训练八股文以应举取 士，是绝大多数书院的做法也是书院久盛不衰原因，并沿袭至清末。这也从 一个方面反映了科举制度在教育和官吏选拔中的导向地位以及科举在书院中 根深蒂固的影响，清代的许多举人、进士和官僚即由这类书院而来。第二类 书院在对待八股文上与考课举业类截然相反，它们不重八股，甚至废除旨在 科举考试的八股文训练。如沈归愚主讲紫阳书院，倡词章之学；姚鼐主讲钟 山书院，专讲词章，以古文义法教学生，培养了一批能传其文笔的弟子，成 为影响深远的桐城学派。考据学派发展到乾嘉时期，达到极盛阶段，成为支 配教育、学术界的潮流，最著名的是阮元，分别在浙、粤创立的诂经精舍和 学海堂，排斥举业，而以经史的考证训诂为主，并及小学、天文、地理、算 法等科，学术成果丰硕，学风为之大变。重视义理和经世之学的书院一直存 在，尤其以清前期为多。如孙奇逢“原本象山、阳明之学，以慎独为宗，以 体认天理为要”；张尔岐“笃守程朱之学”。这类书院中较有特色的是李顒 讲学的关中书院，“以昌明关学为己任”，反八股，倡东林自由讲学之风； 颜元主讲的漳南书院，以“实学、实习、实用”的内容方法教授生徒。
　　因为清代书院成为官学教育形态，内容多以考课为主，“兴育贤才”的 办学目的实质是为统治者培养忠臣顺民、选拔官吏，所以书院风气与水平日 下，偏离了书院培养人才、发展学术的本旨。所聘山长教师学问声望平庸； 书院沦为科举附庸的直接后果是学生大都以科举应试为要务，埋头八股文习 作，因循守旧，抄袭成风，不能学到实际学问，以致学风败坏，道德衰微； 教官对学生不负责任，即使连考课制度也不能落实，书院名存实亡。这些都 表明书院已经走向衰败了。
　　
　　③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在清代众多书院中，最有特色、影响最大的是阮 元创立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这两个书院是考据学派的教育机构，盛极一时 的“由古文以通经义”的考据学由此发韧。
　　阮元创立两所书院，制定章程，选拔有一定经史基础的高材生就读，延 清名儒大师讲学，重视书籍编纂，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书籍《经籍纂诂》、
《十三经校勘》等即是师生合作的成果。与绝大多数书院重考课举业相反， 这两所书院不课八股，颇有自由钻研学问的风气，强调师生协作。教学上注 重因材施教和学生自由研究，要求教师“尽心教导”，以“成就后进，教育 英才”为己任。还重视教学和学术上的学思结合、知行并进”，并总结出淹 博——精审——识断这一揭示了一定教学规律的程序方法。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把古训视为真理，有脱离社 会实际倾向，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但是，这两所书院终究是清代书院 的楷模。它们在古文字学、历史文献考证和书籍编纂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 历时长久，培养了大批人才，出现“人文并盛”局面；改变了当时学风，促 进了学术发展，其经验为当时许多书院所借鉴，模仿，有的在今天仍有启示 意义。在中国书院发展史和清代教育、学术发展中，两所书院有一席之地。
　　　　　　　　　　　　5．科举制度 (1)科举的设置
隋唐以来，科举取士成为各王朝基本的考试制度和选官制度。在明清，
科举制度又有所发展，表现出八股取士的显著特点，清袭明制，又不尽相同。 历代统治阶级都重视其官僚的培养，康熙曾说：“致治之道，首重人才”
①。清代选官最初是从八旗贵族中选官，后有荐举途径。但选官制度仍以科举
为主，科举从内容到形式基本上沿袭了明朝制度。清采用科举是有其历史原 因的。清初南北未统一，反清复明斗争连绵不断，而明代遗臣，文人士大夫 是主要舆论力量。顺治二年（1645 年）八月，浙江发生反清风潮，总督张存 仁上奏：“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人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
②同年十一月，范文程又上奏：“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
心得矣，宜广其途以搜之。”③同年，顺天府开科取士，光进场秀才就三千有 余。科举到乾隆时定型下来。科举设置的目的在于网罗人才，笼络民心以缓 和阶级矛盾，达到“天下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