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论新史学
巴恩斯
本文译自巴恩斯:《生活在二十世纪中》(Harry Elmer Barnes,《Liv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928),第十二章(第 347—381 页)。
(一)导言
本书前面各章论述了前一世纪的一些重大历史变化,这些变化有助于说 明有关“生活在二十世纪”的许多主要问题。在最后这一章,我们将就二十 世纪状况对于历史写作本身的影响进行探射。换句话说,我们将研究这样的 一个问题:把历史写作同当今文明所创造的知识和观点调谐起来,这样做有 什么意义。人们所大夸特夸的“新史学”,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历史写作的方 向与综合,它是用今日的知识与论点去仔糊考察过去的阅历而得出来的,这 种做法犹如奥罗修斯的出于迫切害怕地狱,便把基督教当作自己知识生活的 轨道而撰写了《反对异教徒七部史书》一般。
现时在史学界中流行的各种术语,也许没有一个像“新历史学”这个名
词那样容易引起尖锐的口舌争辩,或者使人们的思想平衡受到干扰。对于旧 式的历史学家来说,“新历史学”这儿个字,等于请三 K 党的“神鹰”或“最 高圣者”这些头目去吃一餐菜肉杂烩一锅煮的爱尔兰穷人饭。对于鲁宾逊教 授的列障备战的门徒们来说,这个名词却使他们脉搏急跳、脊骨挺直,像十 字架旗的张扬,激起了中世纪十字军人身体上的变化一般。另一些人则对这 个离弃旧日叙述政治事件的历史的运动虽寄予同情,但他们却为“新历史学” 这个术语感到烦恼,因为它使他们联想到好战的宣传,刺激他们敏感的神经, 因为他们在汗牛充栋的图书馆中作隐士式的研究工作,环境肃静,习惯于美 国学院式历史家的那种传统的文雅与安静的生活的缘故。在这一章中,我们 将企图对“新史学”作出一种和解性的评价,略述其主张与愿望所包含的纲 领,指出学习“新史学”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这样的一篇阐述尽管有缺点, 但毕竟是有价值的,因为,要成功地学习“新史学”,就不能采取毫无目的 或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们应当明确自己要学习什么,和怎样去求得效果。
伯克教授①评论了我的《新历史与社会科学》一书,评论发表在《星期六
文学评论报》1925 年 8 月 15 日刊上。他提出的精巧而有力的第一个问题, 便是关于“新史学”的实质与范围,及其自称为“新”的确切性的问题。人 们一般地认为,“新史学”是一种历史写作的类型,它放弃了历史的傅利门② 对于历史的概念,即满足于把历史看成是“已往的政治”,把一大串故事组 织起来而加以说明。“新史学”传杭地被解释为一种表达历史的方法,它试 图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对文明历史的总体进行重建,使它像鲁宾逊教授所说那 样,包括“一切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曾经做过、想过、希望过或感觉过的事 情。”就新史学的范围而论,这种说法大致是适当和正确的。但比这更根本 的,是新史学的发展方向和斗争目标的胜利。历史学范围的扩大和任务的修
① 伯克(OarlBecker1873—1945),美国当代历史家。——译者
② 见本书第 8 页注②——译者
改,引出另一个根本性的要求或责任,即:要求有一种适宜的训练,使得对 新史学有抱负的学者们能够满怀信心和成功地胜任对他们要求严格的职业任 务。这种广博的驯练主要是要求对于人性和人与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之间的 关系具有深刻的了解。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有可能去对付重新建设文化史 的各个方面和分析社会制度的进化的困难问题。制度的进化记录着人类逐渐 征服他们的物质环境,以及人越来越成功地组织人类集体力量的事迹。换句 话说,要从事于新史学工作的人,就得彻底熟悉生物学、人类地理学、心理 学和社会学。他们还需要就自己所决定要进行研究的那些范围,接受特别驯 练,掌握这些范围内所不可缺少的和密切联系着的某种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 与美学部门的知识。
在本章后面的一段,我们将讨论要胜任新史学的开拓工作所必须具有的 预备条件。我们有必要从一开始就坚持这一事实:我们对于历史学的新概念, 不仅要求我们要大力开扩历史学者的兴趣领域和负担的范围,而且对于研究 新史学所必需的预备条件,只要是能激发人们的信心,或是具有永久价值的, 就同样要予以大幅度的扩张。有人曾说,新史学写作所需要的只是思想上的 转变——只须把头脑转变一下,使它能够从叙述神圣同盟的起源或辉格党的 解散,转而去分析古代阶极斗争,或研究中世纪自然科学史,或对伏尔泰进 行心理分析,或研究(拿破仑的)大陆制度的经济情况、现代法学的演变、 或希波格拉底①技术衰亡以后医学上的进步,这样做就行了。据说,《圣经》 上有这样一句话:思想无法使人长高一尺。我们可以申辩说,单凭思想,就 更难把自己从一个因袭的叙事家变成一个文化史或社会制度史学家。因为, 新史学既是关于历史内容的新纲领,又是对于历史实践的新要求。
关于新史学的范围,就讲到这里。那末,关于它的那个自称为“革新”
的夸张的形容词的合法性呢?就其作为一种比政治和外交更要广泛的历史兴 趣领域而论,它不能有效地自称为绝对或独特的革新。第一部综合历史著作, 即希罗多德的《波斯战争史》,便对文化史的许多方面作出了贡献。此后每 个时代总有一些著者,他们对过去的兴趣超越了军事战争和党派斗争的范 围,即使他们的兴趣被消耗在某一圣人的大腿骨所显现的奇迹,或是女巫的 肆虐。新史学对于自己的题材范围之所以能够自称为革新的,主要在于这种 观点在现时被人们接受的程度。在已往的世代里,文化史的写作者是孤单的, 而且往往被人鄙视。今天,压倒多数的青年史学家大声疾呼地拥护新史学的 计划,而许多旧式的传统历史写作的代表人物或者投降了,或者是意气消沉。 这种情况,要比第九十九个活泼的青年改信新史学更有意义、更加可喜。进 化的观点和生长的态度的胜利,乃是真正的革新,是独特的事情,它引导历 史家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说明:现时的秩序是怎样形成的。这便是最完善意 义上的真正新史学。
在提倡历史研究和写作需要具备一定的初步预备条件的主张上,新史学 的观念也无疑地是革新的。到兰克时代为止,以前的史学家尽管有极少数人 像波里比阿和焉比伦那样坚持历史学者的专门训练和资格条件,但大家一般 地都认为,无论何人,只要他有文学的志愿和流畅的文笔,就有资格对历史 进行严肃的工作。兰克和他的继承者主张,历史工作需要预备条件,就是说, 要在文件批评和史料学上接受严格训练。关于历史学者必须具有渊博的社会
① 希波格位底(Hippocrates ,公元前 460?—357 年),古希腊名医,号称医学之父。——译者
科学知识的论点,则是到了最近才流行的。社会科学只是在近时才到达这样 的境界:它们的题材的可靠性,足以为历史见解和历史分析提供稳妥的基础。 历史必须依靠社会科学,正如它必须依靠档案学和古文字学一样。这种看法 的确是到了晚近才出现的。人们也许终归会承认,鲁宾逊教授的具有革命性 的著作《新史学)——这是新史学派的宣言——它的最有创造性和最革新的 一段,是“历史的同盟者”那一章。可见新史学之成其为新,是在于多数的 西方历史学者普通地承认历史研究的兴趣应孩是广阔的,而其革新,则是在 于它主张发展的方向,和承认广泛的预备训练,作为执行其计划与方法的先 决条件。
(二)新史学取得胜利的若干方面
促进新史学发展的因素与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有许多作者不但对于 过去饶有兴味,而且他们的眼界远远超出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的范围。如 威廉·利尔具有浪漫故事的讲说者对于中世纪的浓厚兴趣。福来塔哥是个戏 剧家,他把自己的创造性的见解伸入到自己国家已往的历史;博哈德是个美 学家,他善于欣赏意大利伟大艺术时代的艺术成就;瑞南、特莱伯、和怀特 是唯理主义者,他们对于一切有关种族智力解放的事物,莫不穷理尽性地进 行研究;敏感和有修养的格林渴望能对祖国的伟大作出适当的解释;麦克马 斯特①用实用工程师的眼光去欣赏那以一切阶级生活和利盆为基础的吸引人 的美国民族进化史。
另外一个强有力的影响是来自进化论的基本假定,特别是生物学家对于
生物的成长的兴趣。诚如鲁宾逊教授所经常指出,是生物学家首先用成长和 发展的态度看待一切事物的方法传授给历史学家的。这是新史学的每个重要 方面的基石。属于现代流派的历史学家们所以把研究事物的由来当作自己的 首要任务,主要是由于进化论的哲学反映在思想比较活跃的和比较易于感受 的历史学家的思想中。在过去三千年中,历史学家失去了历史观点,终于由 自然科学家来把它提出,虽然休谟和图格特在十八世纪似曾预见到一点社会 变迁史。
运用发生发展的态度探索事物起源的兴趣是产生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科
学、技术和经济的巨大变化引起了人类文化的彻底变革,使得人们探溯文化 及社会制度的发展,不能再局限于宪法史、政党发展史、外交的纠缠或王朝 的世系。它必须意味着这样的事物的起源,如:发电机、外科麻醉药、国际 汇兑、无线电活动、梅毒治疗、心理卫生、工厂制度、内燃引擎、柏塞麦炼 钢法、机械发明、印刷机和无数的其他发明。这些东西,从未惊扰过传利门 恬静的酣睡。换句话说,探索现时秩序起源的冲动,产生在这样的一个时期: 现存文明不再是以最引人注意和戏剧性的形式去表现为一小撮上等人物争夺 经济特权、政治特权、或以玩弄一班可怜愧儡的生命为乐的特权,这些傀儡 构成了或多或少是开明的专制统治者的雇佣常备军。如是,人们就被迫地必 须对文明历史发生兴趣了。
探索事物成长的方法把善于思索的学者们引导到新史学演变的下一阶 段,亦即最后阶段。这就是致力于历史的解释,其目的在于发现那些文明的
① 麦克马斯特(JohnBachMacmaster,1821—1902 年),美国历史家。——译者
变化和社会制度的起源具有何种意义。虽然较为新式的历史学者不再希望能 从过去的纪录中发现上帝的意旨或人类的最终命运,像那些习惯于把历史看 成是用经验来进行教育的哲学的人们那样做,但是,必须承认,过往的唯一 有意义的事件,只是那些能够启发现代或后代人的事件。而且,历史的唯一 现实价值,在于它有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了解和掌握我们自己的文明。在 把这种种的冲动力结合在一起、去构成和建立新史学的工作中,首要人物是 兰普瑞赫特、柏尔、鲁宾逊、泰卡特、和马尔温。
兰普瑞赫特体系的产生,是基于他本人对于文化人类学的兴趣,和冯德 的心理学方法,孔德关于人类进步的心理解释,以及兰普瑞赫特自己的广泛 文化兴趣,从经济进化直至音乐史。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兰普瑞赫特的体系和 历史公式,他的著作是最先提出了争论的,争论的结果使新史学取得了明显 的胜利。柏尔不仅就综合历史学的理论写出了渊博的论著,而且还计划了一 部规模宏大的《人类的进化》丛书,企图真实地完成历史综合的工作。他的 理论背景是制度进化的社会学观点。他企图对历史因果提出一个科学的解 释,即把所谓历史综合的逻辑精密化,并用世界眼光使他的历史综合的概念 真正能和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全面研究相适应。
鲁滨孙和兰普瑞赫特、柏尔、泰卡特等不同,他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历史 理论的体系。他对发展的历史观的信仰,是逐渐的、经验的。作者认为,鲁 宾逊史学主张的心理起源是在于他从前是、现在仍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 在学术上好提问题的人,而新史学也不过是运用思考的历史而已,鲁宾逊脱 离传统历史学是从他以成长的态度对待法国革命开始的。这种态度使他一步 一步地追溯,直到人类的起源。根据他自己的述说,从他开始工作,充任宾 夕法尼亚大学助教起以后的二十年中,他把历史一直往后推,从断头台一直 回溯到史前期的拳斧。此外,他又受到生物学家和他们的进化论与成长的方 法的深刻影响。当他对思想和文化的发展过程具有较深的理解时,他就对历 史进程更加重视,这就使他相信,历史资料的解释是头等重要的工作。在美 国传播新史学的运动中,鲁宾逊的首要地位是无可争辩的。这是由于他的教 科书的风行;由于他成功地充任了国内最大一个研究院的教授;由于在宣传 历史研究的新态度时,他是如此温雅与和蔼可亲、如此有说服力;由于他的 阴徒人数众多,态度忠诚而坚定。
在历史新方法与新态度的重要作者中,没有一个人像泰卡特教授那样受
委屈,他的影响同他的功绩是完全不相称的。无可置疑,他是美国乃至全世 界最优秀的新史学理论家,是把历史看作社会变迁的科学的最强有力的宣传 家。然而,在寥寥无几的学生们的小圈子以外,他几乎是不被人认识和没有 影响的。这是由于他情愿单干,他否认别人所作出的成绩,而且对于那些担 负了创立新史学工作的人们,他又拒绝同他们取得积极的联系。
马尔温不是个职业历史家,但是在英国唤起人们对新史学的兴趣,提倡 新历史学的研究等方面,他所作出的努力比谁都要多。他极力主张进步的现 实性,坚决相信科学与技术在促进社会变化和人类福利上的潜力。在世界大 战中民族主义的矛盾与分裂所导致的祸害给他极深刻的印象。为了抵销这些 祸害,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讲演和书刊,希望通过对文化的共同了解和欣赏来 提倡世界统一。他自己所撰写的三部书,和由他计划并担任编辑的“统一丛 刊”,是英国新历史学最显著的成就新史学近来在意大利获得惊人的支持。 它滥觞于费雷罗的《罗马的伟大与衰落》一书,该书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新史学还得到了大哲学家克罗齐的大力支持。意大利的进步历史学者是以巴 尔巴加罗为首。他们的机关杂志是著名的“Nuova Revista Storioa”,1917 年创刊。
(三)新史学计划书
曾经有人这样主张:任何人只须有一支笔和一瓶墨水,就可以做历史家, 只要他愿意到当地的一个教堂墓地里去把石碑上一些铭文抄录下来,或是预 备好一篇关于克利奥佩特拉女王的论文,去向当地的缝级组宣读就行。直至 今日,也仍有细心的进步历史学者,他们反对确定历史学的领域,反对给它 划定界线;他们只是鼓励那些企图这样做的人们,如果他们对历史问题发生 兴趣,那么,直接钻进去,竭尽力量去钻研就是了。作者认为,很难承认这 样的态度是正确的,除非人们能够同意:每个调制沸腾散的人都是医生,每 个拿起锐利屠刀跃跃欲试的人都应当被鼓励去当外科大夫。即使是那些旧式 的、简单得多的,只是讲些插话及轶事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历史,也往往因 缺乏统一的和经过熟思的方法和工作纲领而陷于困难。新史学对于它的纲领 和对于实现它的企图所需要的训练若无一致的意见,就将遭受捐失。新史学 要求意见一致、统一和协作的程度,并不亚于医学、法律学或工程学等专门 职业。
按照定义,新史学的纲领,就其兴趣范围而论应该是无所不包的。它纪
录过去曾经发生的一切事物。按照严格的或文字上的意义,所有过去发生的 事物,没有一项可以被指为是非历史的,而可加以排斥的。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自由散漫的漠不关心或是萌芽的无政府状态。新型的历史学者承认一切 过去发生的事物都具有历史性质,从原始的萨曼教徒的咒语,到所罗门王第 七百三十一个妃子的化妆品的化学方剂,蒸汽机的发明,以及华盛顿从弗吉 尼亚州赴麻萨诸塞州一路睡眠时所用床塾的材料及其构造。但是,这并不等 于说,新型历史学者对于这一切的事物抱有同等的兴趣,或是认为这些事物 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诚然,一个人很可能只是在他最有兴趣的研究范围内做 出优异的成绩。
如果一个人要立志作一个历史家,而且酷好研究瑞士的海军战术的演
变,他的研究工作应当受到鼓励。但他也应该知道,他所研究的问题,绝不 会和英国产业革命或现代技术史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在这些地方,应该坚持 一种常识的态度。历史资料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它的时代所决定的,另外 一方面是由它对于现代生活的意义所决定;但是,最重要的是由历史家所抱 的研究目的所决定。显然,中世纪的科学史绝不如中世纪的宗教史那样重要; 而现代的宗教绝不及现代科学的发展重要。从哥伯尼以来,星象学绝没有天 文物理学那样重要;而自 1800 年以来,医学史比巫术史更加重要。
新史学的主要任务有二:(1)把过去重要时代的文化整体重新复原;(2) 研究现代文化与制度的起源。关于第一个问题,人类文化各方面的重要性应 该取决于它对于我们要研究的时代的意义。
在试图研究培来克理斯时代的文化,我们衡量这个时代一个事件或一个 方面的重要性的标准应该是当时的标准,而不是写历史人的时代的标准。正 是这个事实使得一位天真的、虔诚的、枯燥的、没有审美观念的、独身的,
在堪萨斯州①教会大学任教的历史教授在描写亚历山大或奥古斯丁时代的文 化时感到极为困难。他必然对当时社会竟有饮酒的聚会,和吸引人的妓女, 而感觉不满;他必然又对这时代竟没有主日学校②,反对吸烟的法律和宪法第 十八条修正案③等事而感到惊奇。这就是基督教历史家对于非基督教文化大加 歪曲的原因。一个建立在教育人民如何活得快乐的哲学基础之上的文化很难 被一个费尽心机来准备如何死得安全与成功的时代来正确地理解与欣赏。
当一个历史家从事于新史学的第二个任务,即探索现代制度与现代文化 的特点时,我们必须以它对于现代生活的影响作为衡量某一方面的重要性的 标准。对中世纪说来,科学显然不及宗教重要,但对现代说来,研究中世纪 的科学史就比宗教史更有意义。
假使一个人要对希腊文化作一个全面研究,那么星象学家应比天文学家 占着更重要的地位。但是他若要探究现代文化的起源,那么亚里斯塔克斯与 希巴尔卡斯的成就就要比整个古代希腊所有星象学家的全部成就更加重要。 如果我们要对宗教改革时代的学术思想作出一个忠实的描写,那么我们应着 重研究的问题是“通过信仰而得救”等问题,而不是路德、喀尔文及其他领 袖的经济思想。但是,从现代文化的来源的角度看来,新教领袖对天主教经 济思想与经济实践的批判就比一切神学问题更加重要。从中世纪史家的角度 看来,罗哲尔·培根的性格与活动,主要地是一个中世纪人物;但对一个新 史学家说来,培根的现代观点,和他偶尔提到的归钠法和试验法就更加重要。 从以上几个例子看来,一个历史事件,一个文化的表现,它的重要性都 不是单一的,绝对的;而是二元的,或多元的。每一历史事件的重要性都是 相对的:(1)对于它自己的时代的意义;(2)对于现代文化的起源的意义。 凡是对于历史问题有正确理解,而且力能胜任的历史家,都是从这两方面来
衡量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一般人都认为,一个历史家在一部著作中可以达到两个目的:(1)把一 旧文化复原;(2)说明这个文化对现代的影响。但是,我怀疑这种看法是否 正确。因为一个历史家从两种不同角度来衡量一个历史事件的结果,他必致 偏于一个角度而歪曲历史;有时两目的都没有作到。
十分明显,如果一个人的兴趣是在探溯一个不是自己所属的文明的来
源,那么评论他的史料价值的标准,应该是按照这件史料对于他所进行深溯 的那个文明的重要性。例如,在探索古希腊文明的起源时,某一特种类型的 埃及历史事实的重要性,必须是决定于这历史事实对古希腊文化的特殊贡 献,而不是决定于这件历史事实在埃及文明中的相对地位与意义,或是它对 于探索者本人的时代的重要性。
有人或者要埋怨说,这样对历史材料的重要性的测验,是相对的和实用 主义的。难道没有绝对的和超范畴的标准吗?显然是没有的,除开这一事实; 在最终的分析中,历史资料对于解释我们现代文明的价值,远远超越该资料 所具有的任何其他意义。
① 堪萨斯州(Kansas )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州,地方蔽塞,文化水平较低。故本书作者对此州的历史教师加
以讥笑。——译者
② 基督教会用星期日为儿童宣讲教义,名为主日学校。——译者
③ 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1920 年 1 月 26 日),禁止制造、转运、出卖酒类,此法令在 1933 年 12 月 5
同为第二十一条修正案所取消。——译者
上面简短的讨论,即关于新史学工作者的眼界和兴趣的无所不包的范 围,和关于历史资料重要性的双重标准,自然而然地引起另外一个问题:即 如何从新概念和新态度的角度来组织历史资料。在旧日,情况很简单。人们 总是把政治和军事历史的轮廓描绘出来,总是认为,拿它作为架子,来建立 起人类的全部史诗,就足够了。新史学的概念对于旧史学这种原始的简单纯 朴是起毁灭性的作用的,正如现代的天文物理学、进化生物学和圣经学批判, 对于比我们老一辈的人们的简单信仰和安慰人的教条起了毁灭性的作用。我 们不但必须承认,政治舞台完全不足以建筑全部的历史大厦;而且还必须承 认,任何单独一种的历史事实都不足以充当组织历史材料的基础。历史的因 果律不是只用一把钥匙就能打开的。有的时候,某一个或某另一个因素可能 上升到极端重要的地位,但是,没有任何单一的“原因”或“影响”,能够 贯穿全部人类历史。
粗略地和初步地说,历史因果的链索大致如下:历史的两个相对不变的 因素是人的天性和地理环境,但是不能说它们是绝对静止的。它们是如此同 其他附有条件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以致它们的相互作用的性质和广度不断地 在发生变化。人的天性对于特定形态的地理刺激的反应,就产生一种特殊的 人生观。这个人生观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科学技术的出现与发展范围。科学技 术的状况相当深刻地限制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经济生活的性质。经济制度则 强有力地限制、有时乃至决定其他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即社会、政治、法律、 宗教、道德、教育和文学制度等因素。
其实,这是对于历史进程的过于简单化的陈述。因和果是继续不断地相
互作用和相互反作用的。几件机械的发明,像印刷术或是传递消息新方法, 就可能如此改变人类的生活,以致引起某一时期人们的主导心理的全面转 变。又如,某些心理和文化因素,有时也可能有足够的力量阻碍经济利益和 物质繁荣的明显发展。历史发展的绺束是错综复杂的,只有学问渊博的历史 家,才能解决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因果问题,更勿论能够试图提出某种普遍 有效的应用定则,对人类历史作全面的解释了。
政治的架子曾经支持着辛勤活动的历史家,但这棚架已经坍塌了。一些
敏锐地注意到这种情况的人,会企图用这样一种想法来安慰自己说:如果我 们不能用政治事件来作为历史工作的架子,至少我们可以依赖民族共同体, 以从事于法国文化、意大利文化、西班牙文化等等进化史的著述。但这样做 仍然是要使人失望的。因为民族史的概念,整个是同政治拜物教和政治因果 的假设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的。人们只要从文化及制度进化的角度来观察 历史,就能立即明显地看出民族史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朝代改换、党派政 治、外交阴谋可能在定义上被说成是严格的民族事务,尽管在实践上它们很 少完全是这样。但是文化和制度的发展现在不是、从来也不是、永远不会是 民族的事物。关于汽车、印刷机、或显微镜在某一国发展的历史,和法国或 德国文化史一样,都是不可想像的。研究文化的一些具有国际渊源和国际条 件的各个方面,在某一国家范围之内是怎样特别发展起来和受到欢迎、或是 特别受到限制和谴责,这对于学者来说,可能是有趣和令人满意的事情。但 是,任何民族的文化与制度史都不能不是人为的和琐碎的,只要拿它去和另 一种研究比较,即关于制度与文化起源的研究,这种发展进程,是不受任何 由朝代野心或经济贪欲所造作出来的界线所局限的。我们可以继续研究文化 的民族条件,但绝不能研究文化的民族进化。在新史学面前,民族历史一定
要被人遣忘而衰落下去,如同那个被当作是组织与说明历史事实的基础的政 治历史要衰落下去一样。民族曾趣被人看成是一种政治共同体。后来瑞南、 曾威尔①、济姆门②等又否认民族的政治基础而把它描绘成一种文化统一体。 我们或许应该再迈进一步,指出民族是一种危险的文化幻觉——一种文化的 心理病态或文化的神经错乱。对于研究历史写作和历史讲授是如何影响了民 族主义、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学者来说,上述的意见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但 我们不能在本章中讨论这些问题。
从前的历史家惯于以政治史为骨干,以民族史为范围。现在这种方法已 经陈旧不堪了。被迫放弃这种旧式方法的历史家弄得进退失据,狼狈不堪。 但他至少仍可以争辩说,他还能在传统的历史年代中间,即古代史、中古史 和近代史中给自己掘出藏身之所。但是,无情的新史学宣传者既然不让他躲 避在政治因果论和民族主义的避难所中,更不会让他钻进年代学的防空洞 中。人类学家教导我们说,从纯粹的年代学排列的观点看来,旧的年代学是 完全不适用的,而且它歪曲历史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就时间的距离和文化 成就而论,全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包括在旧式的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 范畴之内,实际上都是极端近代的历史。其实,古代史应该是指原石器时代 和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阶段;中古史应指新石器时代文化;近代史应该是指从 金属时代开始时,至少是公元前三千年起,至十八世纪中叶发生科学与产业 革命止;现代史应该是恰当地描述由于近时科学和工业变革而产生的革新文 明。对于旧的年代学进行文化的与制度的批判的结果,其破坏性要比从人类 发展的新的时间透视所进行的批评厉害得多。旧的年代学是建筑在这样的一 种概念之上的,即它认为能够把人类进化过程截然划分为明确的几个阶段。 这是基于一系列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全都是错误的。划分阶段的原始基础几 乎纯是年代排列,是从年代上而不是从文化上考虑的。年代的划分的标志尽 是在历史上居于次要地位的事件。在他们看来,战役就是战役,一个在公元
前 561 年发生的战役,同一个在公元 827 年发生的战役的差异,仅是在于前
者发生在公元前 561 年,而后者发生在公元 827 年。当一个文化史学者使用 传统的年代学时,他就必须有意识地假定,文明在公元 324 年和公元 326 年 之间、或在公元 1452 年和公元 1454 年之间,是存在着实实在在的鸿沟。他 还必须暇定,整个文化的复杂体是一个同一性质的共同体,如希腊伦理学同 希腊科学技术一样的古老,近代伦理学同近代科学一样的新近,文化的各个 方面是同时地调谐地发展起来的。旧式年代学还根据这样的一个荒谬的假 设:即认为文化必须是在全世界同时发生和一律相同的——假定在公元前
500 年,世界各地都存在着同一种古代异教文化,而在公元 1300 年,世界各 地完全是属于中世纪性质的;在 1850 年,世界各地都变成基本上是近代的。 这样,人们可以看出,以基本年代的顺序为基础的年代学没有任何重要 意义可言。历史的连续性证明时代的明确划分是徒劳无益的。不但如此,在 人类学理论和文化史看来,复杂的文化的各个因素有着迥然相异的发展比 例,而文化的美学方面,则是不服从任何可以表述的演变或发展规律,这些 都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如果“现代”是指社会的富裕和科学的应用,那末希
① 原文为 Zangwill.——译者
② 原文为 Zimmern。——译者
腊的伦理学就要比苏姆纳①或柯立治②的伦理学更要近代化。同样的,文艺复 兴时期的艺术生活要比今日的更加丰富和广阔得多。非常明显,如果假定一 切类型的文化和制度的发展比例都是一律相同的,以此作为年代学的基础, 那末,年代学就不可能是科学的了。再则,文化进化率在地球上各个不同区 域内是相差很远的。能够想像:在“古代文明”标题之下描述公元前一千年 的中国、斯堪的纳维亚、南美洲、高卢、美索不达米和印度的文化,或是在 “现代文明”标题之下描述公元 1890 年的中国、英国、德国、俄国和巴西的 文化吗?看来唯一能够具有科学价值的年代学类型,只能是高度专门化的, 只能是基于并且描述在一个性质相当统一的文化区域范围内的文化之某些特 定方面或某一特定制度的发展。传统的历史学者或者要反驳说,那干脆不用 年代学好了。他说得对啊!
那个历史学者在绝望中也许要咆哮说:这是不能容忍的混乱、无政府的 复杂状态。我们必须坦率承认,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但这不能归咎于新史 学的提倡者。这只能说明,历史学者们正在开始觉醒过来,在正视着今日我 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面临的状况。这只能说明,历史观是在朝向现代化转 变,在开始认识那些早已为宗教学者、哲学者、社会学者和伦理学者所认识 的事物。这只能说明,那象征性的历史驼鸟,终于从中世纪主义和人文主义 的沙堆里抬起头来,对二十世纪世界重新观察一遍。我们的驼鸟所看见的, 已不再是简陋的、世世代代无甚变化的生活条件,也不再是毫无批判地信靠 原始宇宙学和几条质朴的宗教教条而产生了幻觉的安全感。他所看见的,是 大工业时代的动力和急剧变化的机械力的城市文明,是令人不安的大幅度的 宇宙学,是关于人怎样解释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在肉体世界和精神世界 中的安全感的问题,是对于这些问题的一切有关的假设提出严肃的疑问。这 些历史事件和形势的惊人变化正在迫使历史概念、目的、与方法发生相应的 变化。莫怪那历史驼鸟的初次感情冲动是再一次把头插进沙堆里去。
换句话说,历史学家所面临的问题,只是如何按照二十世纪知识与方法
的要求,去执行他的职业的问题,犹如我们所有的人都面临着应鼓如何按照 真正生活在现今时代的要求、去强使自己实行必要的重新调整的问题一样。 在五十年前,一个有文化的美国公民只须相信(基督教)赎罪论、保护关税 和共和党,就能感到十分够足和安全。在今日,那同一个美国公民就要面对 困惑的疑难和伤脑筋的踌躇,由于那动人的现代天文物理学证明了我们星球 的渺小,从而证明了人的自身的渺小;由于关税制度所依为基础的整个社会 经济复杂性引起了人们的疑惑;还由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现今时代的复 杂性面前,共和党也罢,民主党也罢,它们都是完全无能为力的,甚至连人 类本身在实际政治上也是无能的。已往五十年的变化,对于美国大学里一个 活泼敏感的历史教授在方向上和方法上所激起的变化,是同等深刻、同等丰 富的。
如果有人认为,仅有少数智慧超群的人才能按照以上所说的担负历史学 者的新职责与义务,那末,我们可以回答:现代家庭主妇已不能再行医了, 理发匠不能再充当外科大夫了;然而自从人们承认行医人员必须加以限制并 强制实施这种限制以后,医学的内科外科,却都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① 苏姆纳(JohnS.Sumner)。——译者
② 柯立治(CalvinCoolidge,1872—1933 年),美国第 30 任总统(1923—1927 年)。——译者
在结束这个对于新史学的范围与纲领的讨论之前,我们应研究新历史学 两项主要任务的相对重要性:(一)重新研究已往各个文明,恢复其原来的 面貌;(二)研究现时秩序之所由来。必须承认,后者较前者更为重要。老 实说,研究已往文明,除了那些经过研究而组织起来的事实可以帮助我们更 好地去说明现代文明的来源以外,便没有其他重要性了。试使伯里克理的时 代或者查士丁尼的法庭复活,试一试我们能够这样做到什么地步,当然是很 有趣的工作。但是,这种练习,就其本身孤立地来看,只能是牵强附会的历 史纵横组字游戏,或者更恰切地说,是历史纵横截面游戏。去考察希腊人怎 样生活,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的,除非这项研究能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在现 时怎样生活或应当怎样生活的。因此,从任何严肃的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 已往文化的重新研究,其重要性仅仅是在于它能促使我们更好地去理解今日 的文明,其必要性别决定于其能否达到此目的。当然,要是有人感觉到,进 行关于古代赫提民族生活方式的研究和推测,比任何其他娱乐都更要有乐趣 的话,那末,全然应该容许他去作这样的消遣。但是,必须教导他去把这种 消遣看成是和形而上学的推测、吸烟、高尔夫球、打桥牌等相类同。然而, 如果这个人所以研究赫提文明是为了从它的冶铁工业的起源去发现宾夕法尼 亚州匹兹堡城现时繁荣的遥远背景,那么这项研究就具有较高的价值。
由此可见,那些认为新史学的唯一与最终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包括一切时
代一切文明的宏伟历史的人们,他们对于动的和综合的历史的根本宗旨的看 法是极不全面的。奥格登教授①所计划和主编的《文明历史丛书》,大大扩张 了柏尔②的《人文进化丛书》。自从希罗多德阐述上帝怎样拯救了雅典人以后, 这是最高深和最有意义的一项历史计划,为其他历史计划所不及。但是,它 却没有达到新史学的最终目标。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更为宏大的丛书来补充 它和利用它,来探索像这样的一些事物的起源,如熔矿炉、印刷机、私有时 产、贞操概念、古典文学在儿童教学法的理论和技术中的地位、保护关税、 党派政府、汽车、放射作用、精神分析、民主理论、工厂制度、一夫一妻制 家庭、陪审制度、性病预防法、外科麻醉药、国际汇兑、现代改良公路、收 割机、禁酒、以及亿万个其他用具、制度和实践,这一切,都是构成我们在 二十世能二十年代所叫做“生活”的东西。作者认为,这样的一部丛书便构 成有思想性的和实际有用的历史的最终目标,便要比去研究西塞罗在他猛烈 攻击加达莱因的前一晚上吃了什么饭的目标高明得多。作者丝毫也不反对人 们花功夫去准确而生动地刻划我们祖先的生活。作者只是要强调地指出,那 些从事于这样的工作的人们应该明白,他们所进行的并不是极端重要的学术 活动,而是高极的消遣和行乐。
我们强调对现代社会起源从它的成长过程进行分析的头等重要性,因为 在这里我们接触到历史给予人类的唯一真正的教训。对于一切善于思考的人 们来说,十分明显,过去的社会与文化形势是如此不同于二十世纪,我们从 遥远历史时期所吸取的经验对我们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然而,如果是把我们 自己的文化和制度追溯到遥远历史的肇端,我们就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 自己的时代,而且还能够破除对于过去的崇拜与轻信之心,这种崇拜与轻信, 是社会与知识进步的主要障碍,是对于社会的最危险威胁。这里顺便指出,
① 奥格登(O.K.Ogden)当代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家。——译者
② 见本书第 184 页注②。
如果把历史的工作主要放在追溯现代文化与制度的起源上,许多上述有关一 般历史材料的组织、有关历史因果的学说争论和有关历史年代学的复杂争端 等问题,就会自行消失,因为,这里的每一项问题,就都会变为某一制度或 文化形态的起源与发展的问题,尽管它的历史会同文化的各个有关方面的历 史牵连在一起。这样,人们就不必去处理整个文明的阶段问题,或者历史因 果的一般问题。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提及历史学的作为社会变迁的一门科学 的问题,像特加特教授所极力主张和精巧阐明的那样。作者认为,这问题与 其说是属于历史的正当范围,莫如说是属于历史社会学,虽然作者并不想去 向那些把它纳入新史学范围的人们展开争辩。如果人们愿意把断定社会因果 规律与过程看成是历史科学的最终阶段和史学家的基本目标,那么,十分明 显,新史学的双重任务,即:(一)重新研究过去的文明,(二)探溯现代 文明的起源——就会对研究社会因果关系或研究社会变迁科学的学者们提供 参考黄料,供他们进行研究与思想。
(四)新史学所需要的训练
新史学要获得成功的话,十分明显,它就必须在这个研究范围内培养越 来越多的热心工作者,使他们能够胜任研究与综合工作。如果说,旧历史学 由于它的信徒们缺乏足够的副练而遭受了损失,那末,新史学就会更加是如 此,因为新史学所要求的预修课程的范围是更要广泛得多的。当然可以这样 说,特出的天才没有经过大力培养,也许也就能够出色地完成这种工作,但 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不是天才人物。新史学像旧史学一样,必须从专心和热诚 的学者中间来招募它的大部分队伍,虽然新兵要取得成就是更加困难的。他 们需要通过彻底的技术训练,来得到加强、支持和指导。
一定要坚持新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研究文化与制度起源的科学,而不是
一种艺术。当然应当承认,新史学派的出色的史学家将是这样的人:他们既 掌握科学的准确性和渊博的学识,又具备特种艺术性的创造能力;只有特种 艺术性,才能精巧地使过去的文明复原,并熟练地探溯观念与制度的起源。 这是十分明显的道理,正如医学上的伟大诊断家是超出熟练技术科学家的本 领的,但要成为一个驰名的诊断家,他非首先具备熟练医学家的本领不可。 我们尤其是不能把历史家的本领同文学家和辞藻混淆起来。善于写文章的聪 明才子本身并不是历史家,犹如一个能画一幅酷似圣彼得或查理一世的杰出 的画像的油画家并不是历史家一样。凡·戴克和喀莱尔一样,不能称为历史 家。霍卡瑟和麦皋莱一样,才是真正的历史家。
有人争辩说,历史对公众生活与舆论所以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其主要原 因,在于近来历史写作者缺乏优美的文笔。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在于,近时 极大部分历史作品的内容陷于神秘、无生气、文不对题和萎靡不振的境地。 如果要指出有什么恶劣因素败坏了近时历史著作的名誉的话,那就是:以陈 腐的观念对待历史著作的性质、范围与目的;学究式的卖弄学问渊博;专门 选择冷门题材;扶输社式的趣味观点;就是利用历史写作当做在学术界里谋 求升级和拉拢著名学者的手段,而不以提倡人道主义和促进人类福利为目 的。即使是桑巴特或凡勃仑,也能够吸引大群热心的读者,只要辛苦钻研他 们的晦涩的文章的结果能够个人得到收获。优美的文笔的价值和需要是无可
置疑的,但好文章必须是由好的历史家来写;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的是好的 历史文章,要从这个名词的最好的意义来理解它。
我们特别反对关于历史事件和历史形势的独特性与神秘性的说法。所谓 历史的戏剧只不过是关于一种生物化学共同体对于地球刺激的反应的记录。 人类的反应比较其他动物的行为或者在试验室里研究的有机组织与无机物质 的反应,并没有什么更为神秘或独特的地方。法国革命时制宪会议的辩论, 同布隆斯公园里跳跃着的猩猩一样,都纯然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历史形势并 不比在豚鼠身上进行的特殊生物试验更要独特,尽管前者无疑地是一种复杂 得多的事物。必须特别强调指出,历史形势的那些独特的方面,都是根本上 无关紧要的事情。历史现象要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必须通过有关的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来对它们进行确切的科学分析。
要准备承担历史家的任务,不能仅仅进行古董式的研究,或仅仅掌握大 批陈陈相因的历史事实。一个人搜罗和编辑大量的碑文,并不就成为历史家, 不管他的工作对于学同和历史有多大的贡献,正如一个人给艺术博物馆搜集 古董家具和进行分类工作,并不就成为历史家一样的道理。一个人不能单靠 能背诵普乐特兹所编的《世界历史手册》的最新版,而取得历史家的资格, 正如一个人熟习了阿耶历书上关于 1870 年的葡萄酒酿造期,并不就能在纽约 城贝勒维乌医院充当一个聪明的实习医生。
新史学一切培养的基础,仍然是关于档案研究技术的传统训练。初学的
历史工作者,仍然需要和从前一样,必须在档案、石刻、和碑文的研究原则 受到严格的驯练。甚至在这方面需要受比从前更加广博的训练。在今天研究 古代史,不仅需要熟悉铭文的搜集,而且还需要精通史前考古学和纸草学, 这些都是从前库尔提阿斯①和蒙森所不闻不问的。研究近代史,又比研究中古 文件需要具备更渊博的专门知识。初学的中古史学者,只要精通拉丁文、希 腊文和阿拉伯文以及档案批判所需要的辅助科学,再加上一本宗教辞汇集注 和一本杜·刚兹字典来指导他的中世纪用语,就可以开始工作。研究现代史 的学者却面临着多得无限量的先决条件。他需要熟习簿记学和会计学、技术 学的原理、法人团体的财政,现代政治学专用术语、运输学原理、和无数的 其他关于现代文明的著作,如果他要读通那些构成他的专业原料的文件史料 的话。一个现代史学者要是不能辨别车床和挥化器的不同、苏维埃和布尔什 维克的不同,那他就会走到悲惨的境地,像一个中古史学家把圣母的“清净 妊娠”当作是一种卫生箴规那样。
熟习了研究档案的基本技术之后,第二步就要把握真正的历史观点,这 要通过紧紧掌握住进化的即成长的观点来获得。历史学家必须完全以发生、 发展的观点作为主导思想,犹如医生从辨症静断和病症预后着手工作一样。 他必须精通有关宇宙、生物、文化与制度的进化过程的基本理论,并且习惯 于用进化论的术语和进化的过程来考察人。进化论对于历史家的重要性,犹 如力学之于物理学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凡是要当历史学学者的 人,一开始就要有历史头脑。
其次,历史学者需要精通人类地理学的基本事实和原理,熟习最新的区
① 库尔提阿斯(GeorgCurtius,1820—1885 年),德国古文字学家。——译者
域地理家的学说,这些学说是从人类地理学的角度出发的。像费弗尔①所著《历 史的地理导言》这样一本书,就能说明我们的意思。历史学者尤其要精通自 己所希图成为专家的那个地区的自然地理与社会地理。新史学工作者从一开 始就必须认清:以往的所谓历史地理,只不过是要熟悉政治疆界和战争地点, 其实并不是什么历史地理,尽管这种知识是有用的。他必须习惯于从历史地 理条件的三大阶段来思考问题。这三大阶段就是:河、海和洋,如同米兹尼 可夫①所略述的。他还需要熟悉世界范围的文化交往的伟大意义,像谢伯特教 授②研究欧洲扩张的历史意义时所生动阐明的。
新史学者又必须透彻熟悉人和他的行为,包括正常与非正常的。他需要 先精通人体化学与内分泌学的原理。不熟知人类行为的腺质基础就不能够理 解和诅明人的行动,已往的或现时的。必须熟悉肾上腺的活动,像熟悉坡特 海斯特或伯恩海姆那样。当沙佐挪夫在 1914 年 7 月决定进行战争时,肾素所 起的作用也静并不亚于泛斯拉夫主义。同样的,要做一个通达事理和合格的 历史学者,就需要了解与人类病理学有关的各种主要的比较普通的不正常行 为形态。政治家、外交家和最高法院法官通常都是老年人,而人们如果不熟 识与动脉硬化症和衰老神经错乱有关的行为样式,就完全无法理解老年人的 行为。很明显,人们不熟识梅毒的影响,是不能确切地解释许多的欧洲著名 国王、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行为的。要解说某一人的举止,慢性肾脏炎往往比 他的政治活动、教育、宗教或经济投资更能剖明问题。了解与主要的精神病 和癫痫病有关的行为样式,也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人类的行为,如果同其他动物、特别是同猩猩的行为严格分隔开来,就
成为不可理解的。因此,必须完全掌握比较心理学的知识。对于任何试图对 人类行为进行现实解释的人来说,像耶尔基斯所著《几乎是人》这本书是不 可缺少的。这本书是关于猩猩心理学的最好和最可靠的通俗著作。初学的人 们,假如他们幸而具有幽默感的话,还应该再补充学习达依的著作《这个猩 猩世界》。对于一个明达的历史学者来说,“人类仅是稍微高于猿人”这个 真实事实的意义,要比认为“人类仅次于天使”这个可疑的说法的意义重大 得多。行为心理学这门十分重祖社会条件的科学,对于历史学者是极端重要 的,只要他有意从早期生活和社会环境来说明某一个人的性格。此外,还需 要增添精神分析心理学,因为这门科学深刻地说明行为的不自觉动机,并且 坚持对日常生活和个人历史的深邃进行调查与了解,这是理解任何个人行为 内幕根源所必需的。最后,应当适当掌握社会心理的事实,以便澄清群众心 理对于个人的影响,和说明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各式各样的相互反应。
必须学习人类学,不仅是因为它强调人和各种人的制度的进化基础,而 且更重要的是为了阐明文化发展的规律与过程。关于历史发展的根本原理, 学习像奥格本①的《社会变迁》、威斯勒②的《人和文化》和克罗柏尔③的《人
① 费弗尔(LucienFebvre1878—1956)。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译者
① 原文为 LeonMetchnikoff.——译者
② 谢伯特(WilliamRobertShepherd,1881—1956),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家,长期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译者
① 奥格本(W.F.Ogburn,1886— ),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译者
② 原文为 Wisslef,——译者
③ 原文为 Kroeber。——译者
类学》这样的著作,要比去学习十儿本正式的历史方法的书本更有益。人类 学比任何其他新的辅助科学都更加真正是历史的门槛,无论从年代学或是方 法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
要真正能够胜任新史学的工作,必须彻底精通作为一切社会科学入门的 基础与初阶的社会学,以及各个专门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 学、伦理学等等。历史是关于人在社会环境条件下发展的记录。因而,如果 不是具备由社会学和专门社会科学所阐明的关于集体生活的事实和进程的科 学知识,就不可能对这种纪录作出合理的解释。倘若要进行某项工作,而它 是要求具有某种专门社会科学的中等水平以上的知识的,那末,就要彻底地 掌握这些专门社会科学。例如,没有在现代经济学的各个主要部门和经济统 计学中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就休想要从事于经济史的细节工作。如果要从事 于科学史或美学史范围内的著作,则除了上述社会科学以外,还必具备自然 科学或美术的专门知识。关于新史学预备条件的这样宏大而苛求的一个纲 领,有许多人会承认它的重要性,但却要反驳说,一个人要具备这么多的条 件,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作者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似是而非的和不确切 的。只要人们充分认识新史学预备条件的必要性,达到了他们认识医学和工 程学的专门预备条件的程度,那末一切的预备就都会是容易做到的。我们在 大学里设有医学预科课程,在修完这些的基础上再进修医学专业课程。到了 适当时机,我们也会毁置历史预科课程以及历史专业学院和社会科学专业学 院,使上述历史教育纲领能全部实现,所需要的时间,不会超过现在各大学 和学院的课程在无计划状态和教学互不通气所浪费的时固。以一个历史系学 生一般用以获得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七年时间来用于新史学学生所必修的 一切课程,便是掉有余裕的。经过这样的预备训练之后,就可以超过一个像 密歇根大学校长李德尔所指出那样的老学究、心胸狭窄、比任何活着的人都 要熟悉亨利七世的吊裤带、但却不厢知道任何其他事物的专家。
好争辩的人也许会说,在目前新史学的宣扬者中间,就很少乃至无人能
作到上述新史学者预备条件的要求。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无疑的,鲁宾孙教 授第一个就会承认,就我们描述的关于新史学者的预备条件而论,无论在那 一方面,他自己只是一个愿意学习的谦逊的练习生而已,但他也产还会答称, 假如他能重新再活过一生的话,那他是会进行充分预备的。鲁宾孙教授还能 够理直气壮地答称,他以不充分的预备条件所完成的工作质量,本身就是最 好的例证,说明将来的学者在经过严格驯练的条件下,一定能够获得更加辉 煌的成就。
(五)结束语
本章所试图说明的要点如下:
(一)新史学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范围与目的的新观念。它还要求要作 一个历史学者必须进行比旧历史学家远为深奥和复杂的预备工作。
(二)新史学所以新在于它较传统史学具有更广阔的历史观,承认社会 科学对于历史学者驯练的重要性,运用生物学和进化论者的生长观点来征服 历史。
(三)到目前为止,新史学的宣扬者一直进行强烈的宣传教育运动,这 个运动,是和兰普利赫特、柏尔、鲁宾孙、特卡特、和马尔温的名字联系着
的。他们已经获得了胜利。今后,他们将集中精神,致力于完善新史学的基 本概念与纲领,并为未来新史学工作者提供充分培训的机会。
(四)新史学的两项主要任务,是尽力完整地重新研究已往的文明,和 探溯现代文化及主要社会制度的各个重要方面的起源。这两项任务,后者的 重要性远远超过前者。其主要、乃至唯一的历史贡献,在于它能帮助人们更 好地理解我们自身的历史时代。有人愿意增添第三项任务,即建立一种社会 因果学诅或一般地研究社会变化,但这种探讨似应纳入历史社会学的范围, 较为妥善。
(五)任何单独一类历史事件,都不足以构成全面组织人类文化进化史 的骨架,政治事件尤其是不适用。随着文化史与制度史的出现,不但是以前 的按照政治分成段落的历史,而且连传统的民族历史和历史年代学,全都要 被人遗忘。
(六)任何单一的原因,都不能决定历史事件的进程。历史学者对历史 因果关系必须采取一种试探的和经验的态度,并且要接受多元的观点。
(七)旧历史学对于事物的无知的简单化和教条式的肯定必须摈弃,因 为这些都是幻想和引人误人于歧途的东西。今日,活跃的历史学家所面临的 问题的复杂性。不肯定性、混乱性和爆炸性,只不过是当今整个时代的象征, 是历史学家发现自己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八)对未来新史学工作者进行训练时,必须从一开始就消除这样的一
种观念:把历史看成是一种文学艺术或者一种玩赏古董的消遣。偶尔涉猎历 史资料的文学艺术家并不就是历史学家,正如绘制历史图景的画家不是历史 学家一样。历史是关于重新研究过去文明和关于现代文化起源的科学。因此, 要以历史为职业的人就需要掌握一切有关研究人类的过去和探溯现时人类发 展的各种类型的知识。这就要求对大学本科的课程进行详细的规划,如同对 医科和工程学科那样要求的有远见和专门化的预备条件一般。简言之,我们 不考虑人的本性和人的行动,就不能再从事于历史著作和历史教学。
出版说明
“新史学派”是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之一。鲁滨孙的《新史学》 一书则是阐述区个学派史学主张的基本著作。
詹姆斯·哈成·鲁滨孙(1863—1936)是美国“新史学派”的倡导人。
他 1863 年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布鲁明顿市。父亲是当地银行的创办人,家境 富裕。他 1884 年人哈佛大学,1888 年获文学硕士,同年进德国弗赖堡大学, 在德国教授的研究班中,接受研究方法的训练。他的研究范围是欧洲中古和 近代初期史。回国后,1891—1895 年间他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执教。1895 年被聘任为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史教授。到 1919 年为止,他一直在哥 伦比亚大学工作了二十五年。
他的主要著作《西欧史》(1903 年初版)、《近代欧洲的发展》(与比 尔德合编,1907 年初版)、《欧洲通史》(与布累斯提德合编,上下两册,
1916 年初版)和《欧洲近代史资料集》(两册,1908 年初版)都是在哥伦比 亚大学执教时编写的;他的新史学派也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第一次世 界大战之后,他因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意见不合,又因继承了大笔遗产,便 退出该大学,与比尔德一起在纽约创办“社会研究新学院”,自任管理委员 会主席。后因该校发起人之间意见分歧,遂辞职。1929 年他当选为美国历史 学协会主席,1936 年去世。
他的代表作《新史学》,出版于 1911 年。书中汇编了他历年发表的论文
和演说,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观点。鲁滨孙对历史学的基本主张有以下几点: 一、把历史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二、用综合的观点来解 释和分析历史事实。三、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把人类历史看成为一 个“继续不断的”成长过程。四、研究历史的功用在于帮助人们了解现状和 推测未来。五、利用历史知识来为社会造福。鲁滨孙的这些观点,风行一时, 对美国史学界的影响很大。
新史学派之所以在美国能发生巨大影响,主要原因在于:一、他长期在
美国学生最多的大学担任欧洲史的主讲教师,培养出上万的学生,在美国各 地大学、中学教授历史,他的同事和学生,如比尔德、绍特威尔、海士、史 来生格尔、蒙恩、巴恩斯、桑戴克、福克斯、沙皮罗等后来都成了美国史学 界的名人。学生替老师鼓吹,扩大了他的影响。二、他写的许多历史教本, 风行美国,有的多次重版,印故多达八十余万册。这些教本大都经过多次增 订再版,广泛发行,使教师和学生都熟悉他的名字。三、鲁滨孙提倡的历史 学说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这位他的著作受到资产阶级的赏识,被广泛采用, 历久不衰。这样就使新史学成为美国一个有势力的史学流派。
此书我馆解放前曾出版过何炳松先生的译本。1963 年经齐思和教授据原
书 1922 年版本重译。附录的巴恩斯的《论新史学》是除芳芝同志译的。这次 再版是用 1963 年版纸型重印的。
1988 年 12 月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子翻译出 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 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 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 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 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 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至 1986 年先后分四辑印行了名著二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 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 原来泽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 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 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 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新史学
第一章 新史学
一
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 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 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比如瑟利地方的石斧和今天早晨的报纸,都是 史料来源。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无论解释亚述 泥板书上的契约,估计金钢石项圈的价值①,或叙述查理五世②的御膳都是历 史范围以内。伊丽③的儿媳当她知道了她所统治的伊本塞人民的困苦,因而产 生一种悲伤的感想,这是历史。英国大宪章④的条文,变质原理⑤的来历,圣 地亚哥城⑥的失陷,黑衣僧同白衣僧的区别⑦,以及今年 2 月 1 日纽约《世界 报》销售数目,也是历史。每件事情都有它的关系和重要性,都被明白地记 载下来。
当一个著作家着手翻阅那些书厚字密的过去记载,预备写出一份纲要, 为那些无暇阅读原始资料的人们阅读,那时候他立刻要问他自己,究竟应该 选择哪一种材料去引起读者注意。他一定觉得过去人们所遗留下来的史料, 是非常杂乱的。因为这是那些时代不同和思想不同的人们,如希罗多德①、马 基雅弗利②、尤西比阿斯③、圣西蒙④、佛莱辛的俄图⑤、皮普斯⑥、圣路加⑦、 阿普兰提斯女公爵⑧、撒路斯提息斯⑨、卡吞·玛塞⑩等人所写出来的。有的非
①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1754—1793 年)在位时代,巴黎珠宝商某有金钢石项圈一,以金钢石五百颗缀成,
价值八万金镑。一个名叫莫特的妇女,假装替他介绍给王后玛丽·安东奈特,实际上她偷着携往英京伦敦, 拆开出售。以后珠宝商向王后索价,王后矢口否认,始知被骗。此后迁延了九个月,莫特夫妇均受重刑, 王后的声誉也因之大减。——译者
② 德国皇帝,在位年代(1519—1556 年)。——译者
③ 古代以色列的法官和祭司,见《旧约》。——译者
④ 1215 年英王约翰被贵族所迫而签暑的文件,为英国宪法史中的重要文件。——译者
⑤ 基督教之变质原理,由来甚古。1545—1563 年在特伦特宗教大会上始有明文规定,共意义如下:凡行圣 餐礼时所用之面包与葡萄酒,一经教士奉献,即变为耶酥的肉和血。把它饮食之后,可以入圣。——译者
⑥ 古巴的重要城市,1898 年美国与西班牙战争时,被美国占领。——译者
⑦ 十三世纪的托钵僧,多米尼克派称黑衣僧,卡梅立特派称白衣僧。两派服装颜色不同。——译者
① 纪元前五世纪时期希腊历史求,西方称他为“史学之父”。——译者
② 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政治家兼历史家(1469—1580 年)。著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等书。—— 译者
③ 有名之基督教著作家,约 264 年生于犹太,340 年卒,著有《世界史》,叙至纪元后 328 年止。——译
④ 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之廷臣兼外交家(1676—1755 年)。著有记载当时事迹的笔记。——译者
⑤ 佛莱辛主教,是十二世纪的著名历史家,著有《世界史》。——译者
⑥ 英国人(1633—1703 年)。著有自 1660—1669 年间的日记。——译者
⑦ 古代基督教创立人之一,希腊人,于纪元后一世的中叶,著《路加福音》是《新约》中的一部分。—— 译者
⑧ 法国名将阿普兰提公乔诺之妻(1784—1838 年)。著有自 1831—1835 年间的笔记。——译者
⑨ 古罗马历史家(公元前 86—35 年)。著有《卡提里那阴谋》、《优古尔塔战记》是《新约》中的一部份 等书。——译者
常谨严,有的好像漫谈。有的对于一个放纵的宫庭官吏详详细细说了一大章, 而对于民族的灭亡,反而置之不理。照此看来,要写一部历史,以供普通人 阅读,如何选择材料和支配材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周题。但是我们看看 所有普通历史的著作,对于反复研究如何选择材料的必要性,似乎没有予以 足够的注意。他们显然是被传统束缚住了。他们似乎不知道有大量可备采择 的材料。因而对于选择材料,不知不觉地向那条老路上走去。假使我们想到 人类兴趣范围的广大,我们的普通历史著作对于过去事迹的叙述,实在太不 完备,而且把读者引入了歧途。我们便威觉好像史学家合在一种阴谋里面, 故意地把史学的范围和目的,弄成非常狭隘,非常肤浅。这种情形非常明显, 试取任何一种普通人所读的旧式历史著作来审察一下,就知道了。
下面的一段文章,是从最近各专门学校通用的一本历史纲要中摘录出来 的。
“继查理二世为那不勒斯国王者为罗安茹族的智者罗伯特(1309—1343 年)。他属于归于夫党,因而不得逞志于西西里。当时西西里王为阿拉岗的 彼得的儿子费迪南二世(1296—1337 年)。
罗伯特的孙女姚安一世度过了艰苦和罪恶的一生,终于被意大利安茹王 室的最后男嗣查理·杜拉佐(1414—1435 年)较死在狱中,而杜拉佐遂取得 政权。杜拉佐的后人姚安二世先把阿拉岗族的阿尔芳棱五世作为继子,后来 又把路易三世作为嗣子,最后又把路易三世的弟弟雷内作为嗣子。阿尔芳梭 继承西西里王位后,于 1453 年,战胜雷内和米兰的君主,遂统一两国。” 上面这段文章,并不是仅是作为一种参考材料,以备偶然检阅之用,而 不希望我们作一部“对数表”去读的。这段文章是从一个名著作家专述但丁①、 培特拉克②和光辉的路伦梭③时代的意大利史中六更书里面抄出来的。据作者 自叙,他这本书的目的,是提供高极学员和普通读者的一种指导。他自己写 道:“本书企图将重要史事写得有条有理,并且说明一个时代和其他时代, 或某一件事和其他事之间相互的关系。并且由于从历史的连贯性和那些简单 的事例所激起的兴趣,可能免除使读者威到干燥无昧的毛病。”在这部研究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著作中,著书的人仅仅提了“佛朗西斯科·培特拉克”的 名字,却把十二分之一的篇幅用来写南部意大利继续不断的朝代粉事。照这 样看起来,我们可以假定这就是他所说的“将重要史事写得有条有理”的观 念。但是,就上面摘出的那段看来,实在很难做到他所说的免除“干燥无味 的毛病”。我翻开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叙述十八世纪法兰西大革命前夕的欧 洲。著书的人应该知道用批评的方法去选择材料和分配材料的必要性,把启 蒙时期的新精神和时代背景明白地叙述下来以便读者易于理解。但是他首先 插入下面几句话:“辛仁道夫死于 1742 年;斯塔伦堡死于 1745 年;金斯基 死于 1745 年。扁尔菲德继辛仁道夫而为有名无实的内阁总理。巴登斯坦自
1740 年至 1753 年任外交部长,他在秘密国务会议席上极占势力”。这些事 实一点也不绪。但是在这个不易明白的世纪中难道没有比奥地利内阁大目的 生死年代较有价值的事情可以叙说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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