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拉伯斯雷：《土地所有权的起源》，《美国历史评论》，第 8 期，第 430 页。“农奴制较奴隶制能更好
适应新的农业状况，起初是政府，其次是城市，再后是教会，采用了长期租赁的办法；最后皇帝芝诺也承 认私人业主采用这种办法的合法性。第六世纪和第七世纪中，所可看到的农村经济的最普通形式，是田庄 划分成为两部分：地主的住宅附近田地，由奴隶来耕种；其余的土地则分成份地由依附佃人来耕种，不管 他们是自由的或依附的??所以他们和隶农化成为一体了。阿那斯塔细亚曾规定：凡是使用别人土地的自 由人，当然是被束缚于这土地的。”

动。”①这些弃田和擅占土地的行动使罗马法律增加了一条新的条款。罗马法 律的一个基本原刘，是私产的不可侵犯性。可是，在 193 年，皇帝帕提那克 斯，在发给阿拉伯和叙利亚各省的一项诏令里，有下列规定：如果有人进行 耕种弃田，这块田地就成为他的财产。如果旧主人在两年之内想要恢复它， 他必须偿还给占据者对土地上所作的一切改进费用。如果占据者占有土地已 满两年，而原主从未提出抗议过，他就获得这块田地的产权。在 193 年帕提 那克斯的诏令之后，另有瓦伦丁尼安、阿卡狄阿斯及霍挪留的各项诏令。可 耐人寻味的历史事实是：这项新立法反映出那久在穆罕默德时代之前，关于 “死”地的阿拉伯人惯例。的确，瓦伦丁尼安的宪章，特地指出：这宪章的 用意，在于维持他们中间的土地惯例。
　　这许多不利的力量同时起着作用，有时联合在一起起作用，使帝国人口 逐渐缩减下去。在意大利早在公元前一世纪时，人口减少现象已经显然可见， 而在外省内，则出现于早期帝国时代。公元 166 年的疫疠以及后来 251—253 年间的疫疠，特别严重也影响着帝国的东半部。在第四世纪，坎帕纳的箫条 景象已经显著，虽然它人口的减少可能是由于外移而不是由于死亡所引起。 甚至连埃及的人口，也在萎缩着；如果象埃及那样的国家，如此免除了旱灾， 人口如此稠密，还有人口减少现象，那么，你们想想，其他条件不如埃及优 越的地方的情况，又会是怎样呢？埃及人口缩减，已由第四世纪的一个历史 家尤西比阿斯保存下来的文件证明了。他说，在亚历山大城，按救济分配处 表册所登记的四十至八十岁的人数，并不大于以前曾领取补助金的四十至七 十岁的人数。由此可见，亚历山大城的人口是在减少着。
在纡回曲折地分析讨论了许多复杂的现象之后，我们最后就要面对着这
一个问题：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历史家曾作过很多的、也是良好的努力。可是，在
一本新近出版的著作里，我们看到下面一段话：“历史上两个最大的问题，
即罗马怎样兴起和它怎样会衰亡，从来不曾有过，也许永远不会有着一个彻 底的解决。”自从吉本的著作出现以来，历史家的观点和意见是有着广大分 歧的，试把它们作一比较研究，倒是很有意思的。下面所引文字，据我所知， 是关于后期罗马帝国的一个最出色的记载。可是还有很多未能说明的地方！ 在公元最初几世纪里，罗马帝国的经济状况大部分是很窘迫的。??? 一个不健康社会的任何成分几乎都有。大块乡村土地，弃而不耕。应作为生 产用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于奢侈品上，而不使用于农业方面。大庄 园的离乡地主①挥金如土，鼓励下流艺术，滥赏滥赐作夸耀过眼即逝的官场的 排场。小土地所有者被不平等和苛重的赋税压得走投无路。财产逐步聚集于 少数人手里，因而穷人和富人的界线越来越见分明，直到那公民和外人间或 公民和自由人间的旧区别，被那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间的新区别所淹没了。 各城市争先恐后地竞造了巍峨壮丽的大厦；这些大厦的断垣残碣，不仅告诉 了旅行者或历史家那一去不复返的宏伟景象，而且给经济学家指点了关于挥 霍的后果的教训。各城市为了支付它们的建筑经费，有时竟至负债累累；有 时不惜以高利取得借款，以将来的收入来支付现在的费用；有时它们采用货 币贬值的方法。城市的胡作胡为，竟达到这样的程度，所以，皇帝往往不得



① 指没有权利而擅自居住在新地或空地上的行动。——译者
① 指不住在庄园而住在城市过奢侈生活的地主。——译者

不派遣钦差大臣赋予特殊权力，来重新整顿城市财政；最后，皇帝对城市公 共工程计划实施了否决权，又把制币权抓到自己手里。但是，皇帝的这种行 动，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而不是一种根本的治疗。果然它可 使那最后的崩溃推迟一步，可是，不能阻止它的来临。同时，在这最后崩溃 来临前的时代里，贫困的压力，已十分严重。这倒不是由于那种大饥荒或大 疫疠所引起的灾难，而是由于那种社会有机体内神经的可怕紧张，象有人在 我们社会里所可看到的那样。当时，在希腊-罗马社会里，成长了一个新的阶 层——贫民阶层——而且它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起来。①
　　在说明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时，绝对的判断和概括的结论，是不中肯的， 也是无意义的。现象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有着不同的性质，使我们不得不用 不同的尺度来衡量。那些货币贬值和黄金流入印度一类的有形现象，是迥然 不同于道德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现象；后者按其本质论，是看不见、摸不着 的力量。而且，我们还须要搞清楚其中的原因和表象。我们常常不可能断定， 我们所讲的，是某一现象的原因，还是它的后果。后果本身也创造出新的条 件和原因的。当然，容易作出一个空泛的论断，比如说：这基本原因是政治 的、经济的、社会的或道德的；或者甚至较为明确地说，这主要原因，在于 穷兵黩武、行政腐败、赋税过重、农业衰落、奴隶制、民众的日益贫困和地 主贵族的日益发财、资金的减少、庇护制的成长、公德的丧失、风化败坏、 奢侈成风、种族血统的混杂（强壮罗马血统的破坏和奴役出身者在比例数字 上的增加）、那使罗马精神革命化的东方影响的渗入，诸如此类。但是，如 果我们思索一下，就可知上面所提的每个原因本身，都是从其他前在的原因 或条件而得来的。人口的减少，是个原因，还是个结果？贫困，是个原因， 还是个结果呢？亨利·缅因勋爵说过：“再没有比这种说法，即赋税过重使 罗马帝国贫困化的说法，更加荒诞无稽。”城市和罗马中等阶级上层的衰败， 是个原因，还是个结果呢？吉尔柏·墨累勋爵曾说过古代世界的衰落，因为 “丧失神经”。但是这一句话，是什么意义呢？而且，为什么古代社会会丧 失它的神经呢？农业的衰落是因为地力枯竭呢？还是因为农民阶级的赋税负 担过重和农村资本递减？是因为地主贵族占夺土地和农民沦入农奴地位呢？ 还是因为乡村不靖和盗贼横行？鄂图·西克曾说：基本原因，在于“优秀者 的毁灭”（Ausro-ttung der besten）。在这项意见里，他反映出欧内斯 特·雷南的主张：后者想要把犹太希腊和罗马的历史，看作一项历史规律的 例证，依此规律，国家和文明，由于尽了给人类服务的责任，而变得衰老枯 竭；它们死去，正是为了使一个新的文明得诞生出来。但是，如果说这意见 是对的话，那末，“适者生存”这句话，无论在生物学上如何正确，决不是 一项历史的规律。是不是说人类种族象果树一样，经过几代以后，就变成不 结果的呢？
基督教道德家，从圣杰罗姆到霍治金止，都说，异端主义和不道德，是 罗马世界衰落的基本因素，对于这种论断，我们可完全置诸不理。把古代文 明的消亡，归结到上帝的意志是幼稚的，而且是无价值的。归结到奴隶制的 影响，也是这样的。同样，我们也可不理睬下面所提的原因：黩武主义、暴 政、日耳曼人的侵入。但是，不管它的原因如何，罗马帝国的衰亡，总是一 大悲剧。



① 哈赤（Hatch）：《早期基督教会的组织》，第 32 页。

　　库兰杰及其一派的其他许多作家，在大地主贵族权势里找出了主要原 因。他们争辩说，罗马皇帝由于增加元老的人数，由于扩大元老的特权，由 于在上层阶级中细分社会等级，创造了一个具有高度贵族精神的社会。城市 的中等阶级和乡村的小农被维持这庞大贵族社会的重负压得破产了。结果， 我们看到工人团体被牵制于它们的工作上，农民群众被束缚于领主的土地 上；因此，罗马社会不曾有那个象在近代国家里产生了商业、工业和自由职 业的阶级——只有这些因素才可成为对抗大地主贵族压力的力量。
　　塞普替密斯·塞弗拉斯使军队成为一个放在元老院之上的政治力量，意 大利历史家费勒罗认为这一行动是主要原因。辛科维奇看出古代文明的衰 败，在于经济原因，而这些原因，在它们方面，主要地是由土壤贫竭所引起 的。伊杭廷顿认为农业收获递减律是主要原因，收获递减是由于古代世界土 地日益干旱所产生的。罗斯托夫捷夫教授认为：这地力枯竭的论点是“完全 不对的”，他还指出，“这一点无论对埃及来说，或对其他很多（即使非大 多数）省分来说，都是不对的。”在他看来，农业的衰落，是一个表象，而 不是一个原因。罗斯托夫捷夫的《罗马帝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1926 年）， 是关于这个题目的最近论著；据他看来，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似乎是 在于政府的横征暴敛的政策。
我认为，罗马帝国生活力的逐渐衰败，可从??国家利益高于人民利益
的情况得到说明??这种情况过去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东方各帝国和希腊各 城邦的繁荣，那也是希腊化时代各王国，即罗马帝国以前各国衰败的主要原 因。一旦国家最高地位成为决定性的，而又能使个人利益及社会集团利益屈 从的时候，它必然对民众起着一种压制的影响，并使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失掉 一切兴趣。但是，国家加在人民头上的压力，从没有象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 那样使人觉得沉重。早在公元第二世纪时，这种尖锐的感觉已成为社会和经 济生活中的最突出的特点，而且以后这种感觉更是有增无减??罗马人?? 认为更价廉更便利的办法是：把有薪俸的官员人数减缩，把无报酬的、强制 为替国家服役的人数增加起来；这样，就采用了一种替高官富人阶级做工作 的强迫制度??在公元第二世纪的上半期，这项制度已获得了充分发展；在 埃及差不多一切官职都属于“公役”这一类??在时政管理方面，就是要对 国家损失负责赔偿的制度。如果有一笔税款还没有收到，而不再能从纳税人 勒索出来，那么收税吏必须自挖腰包缴付。如果他不能这样做，他的财产就 要被没收出售了。
总之，这公役制，即由政府强制人民做无报酬的工作制以及“做国家工
作者对国家的损失应负责赔偿制”，是祸根所在，所有的其他祸害，都是由 此派生出来的；其中最重要的——如果我没有弄错了作者的想法的话——就 是，中等阶级的毁灭和与此俱来的工商业毁灭。罗马帝国成为压迫的象征， 它在破坏它的臣民的时候，也破坏了自己。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怀疑的。拜占廷帝国在它长期的全部历史中，是一个 压迫人民并很贪婪的国家，和后期的罗马帝国似乎没什么两样。但是，它继 续存在到千年之久，而当它在 1453 年灭亡的时候，那也不是由于内乱，而是 由于外来的暴力。我们怎样来解释呢？为什么罗马帝国会灭亡呢？对这一问 题，克力奥①也没有给予明晰的答复。



① 按希腊神话，克力奥（Clio）是保护史诗和历史的女神。——译者

第二章罗马帝国和早期中世纪的教会


　　十九世纪对比较宗教吏所作的研究，揭露了一项为过去学者所未认识到 的历史真理，就是，一切伟大宗教的创立，与其说由于神学，不如说由于社 会原因和经济条件。佛教的传布，不是因为它的“涅槃”说的受人欢迎，而 是因为它主张取消种姓。当印度教的贵族和有文化的上层轻视它，拒绝它的 时候，佛教在下层分子和无家可归的人中间获得了一批信徒。我们可用很多 相同的原则，来说明早期基督教的传布。在历史方面，没有一个历史领域比 “早期教会”的历史领域为近代的经济和社会的历史解释方法提供了更大量 的新知识和新理解。教会史上的事实和世俗史上的事实，就种类说，没有什 么不同之点。社会上存在的力量，在教会历史里，和在其他领域的历史里同 样起着作用。如果不先了解公元最初四个世纪中罗马世界的经济社会状况和 流行的理想，我们就不能了解基督教的兴起、传布和影响。早期基督教是一 种城市的宗教；它是城市性的，不是乡村性的。它从一城到另一城，从一省 到另一省的传布，是沿着水陆的通商大路进行的。“基督教曾适应着城市生 活，而城市生活是在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地方社会组织上的主要
特征”①。
　　《新约全书》明显地指出了基督教的转变：即从耶稣时代的一种加黎利 省②乡村农民的宗教转变到保罗时代的城市宗教。耶稣所引用的说明例证，是 大家熟悉的东西，如葡萄园、橄榄园、无花果树、庄稼、田间野兽、空中飞 鸟、风、红色夕阳。但是保罗所引的比喻，是有关城市、市场，和营帐的事 情。我们只是按照保罗的游迹所至，就可发现这个重要事实。正是“在安提 阿城，他们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几乎所有保罗的使徒书，是写给城市礼 拜会的：给以弗所人、帖撒罗尼加人、科林斯人、罗焉人。在“启示录”里 所提及的“七个教会”都是在小亚细亚的城市中。在第二世纪基督教开始传 入非洲、西班牙和高处的时候，第一批成立起来的基督教团体是在迦太基、 加的斯、里昂各城；而且，初期的基督徒，无论皈依的是犹太人或非犹太人， 多是小手艺人、手工业者、店员、商人；他们住在大城市的“街区”，在那 里，各种行业都有专设的街道。保罗本人原是西里西亚城的塔苏斯的一个制 幕工。该城以制造幕布而享有很大的声誉，所以拉丁文中“幕布”这一个字， 就是“西里西亚”（cilicium）。保罗在科林斯，寄住在亚基拉家里，“因 为他是同行”。
吉尔柏·墨累勋爵，在他的一本出色的书里，曾指出早期基督教的这种
城市性质。他写道： 我一向认为，从历史上讲，基督教在早期几世纪中的性质，与其从它所
宣示的教义中去找寻，毋宁从它所依靠的组织中去找寻；因为几乎所有的这 些教义，在往昔希腊化时期的或希伯来人的思想里，都找到具根源和极相似 的东西。在我方面当我企图从大堆教义，如诺斯替教、三位一体说、一性论、 阿利阿教派等的教义了解基督教的时候，我一无所得。后来，我试图把它作 为一种互助的有着神秘的宗教基础，半秘密性会社来理解；起初它流传在安 提阿和利凡得的许多大商业和制造业城市的下层社会，然后由于本能的同



① A.J.麦唐纳：《兰法郎克（Lanfranc）传》，第 100 页。
② 在罗马，属巴勒斯坦的北部。——译者

情，它传入罗马和西方的类似阶层中间，并且，和其他一些神秘教派一样， 由于特别感动了妇女，它的影响就扩大起来了。在那个时候，历史上各种的 谜底，就开始被揭穿了。①
　　古代微贱的人们，即奴隶或自由人中间辛勤流汗的群众，居住于大城市 中人口稠密的街区，生活于窄狭的圈子里，做长时间的工作，领低微的工资， 所以他们的生活状况是艰苦的，往往又是粗野的；对这批人，基督教所传布 的博爱的社会福音：“激发爱情，去做好事”以及所教导的经济的公平：劳 动者应得他被雇佣所值的报酬，曾引起着强烈的共鸣。
　　然而，有时基督教的教义，也曾激起劳动阶层的愤怒，特别是在小商人 遭受着生意损失的场合。不止一次地可看到，当宗教问题成为主要争执的时 候，经济上自私自利的动机，确是宗教不容忍的基本原因。一般人是不会容 忍那些有损他们利益的教义的，但是他们也不会就根据这些理由来攻击它们 的。狄麦特琉，一个以弗所的银匠，曾煽动同行手艺人起来反对保罗。那里 的岱雅那大庙，是古代世界的奇观之一，也是来之东方几乎每一个国家的成 千累万人参拜的一处圣地。那个城市的居民以及周围平原上的村庄，在很大 程度上是靠着这些旅行者和香客，靠着神庙的经济来过活的。那里有大畜牧 场，专门饲养供祭祀用的牲口和绵羊，并有皮革制造、毛织品、硝皮、染色、 纺织等各种主要工业。在城内有着云石、地毯、镶木各种工匠以及“终生职 业的工人”即金银匠；他们靠着制造女神小象来维持生活。这些小象是售给 香客，作为纪念品的。这批手艺人对保罗的“用手制造来的，不是神”的说 法，极感愤慨，这倒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宗教偏见，而且是因为他们经济上 的自利心。当狄麦特琉喊出“我们这项手艺行将完蛋了”这句话的时候，他 一针见血地谈出那项利益了。公元 113 年在俾斯尼亚城小普林尼面前审讯基 督徒过程里，当地人对他们所控诉的罪状之一，是有关牲口刍秣销路的跌落， 而这些刍秣原是为饲养将作祭品用的牲畜的。这一点使人想到那原始控告是 由附近牧养牲畜者所提出的。从俾斯尼亚的案件，我们还可看到有时历史会 重演的一个突出例子。“因为第一个公开攻击苏格拉底者，即喜剧作家阿理 斯多芬，是阿提喀的农村各阶级的代言人；而苏格拉底成了商业祭司的牺牲 品，也是今天叫做‘均田主义者’的牺牲品”①。
另一方面，基督教的训诫，有时会产生经济上的困难。凡有关一个人职
业的问题往往可成为一种严重事情。异教神庙为几千几万劳动者提供了职 业：木匠、砖瓦和云石匠、石板匠、镶木细工匠、黄铜匠、金银匠、漆匠和 装璜匠；所有的这些行业都对于诚心的基督徒关门；可是还有人，虽皈依了 基督教，但仍从事制造偶象和宗教小饰品的。特图良抱不平地说，有些确已 选任为教会职员的人们，以保罗的下列格言来作为护符：“让各人保持着他 们原来所做的职业”，并援引摩西在荒野里制造过一条青铜蛇这一事情，作 为辩解。禁止基督徒从事这样多的手艺行业，那当然会有力地促使罗马帝国 最后一二世纪的美术衰落。
一切文武官职，实际上基督徒也不得充任。因为他们如果担任这类职位， 就必须出席甚至参与展览会、庆典和祝宴，这些都是和基督教的教训不相容 的。担任地方长官者必须出席竞技场的比赛会，舞台上的比武角斗表演；他 们也须招人承包神庙中那祭祀用的牲畜供应，以及监督庙宇收入。到了第三



① 赖纳赫 Reinach：《奥甫斯（Orpheus）传》，第 90 页。

世纪，在生活的各部门中，在社会的各阶层中，都有基督徒，可是，他们除 非和世俗相妥协——他们确是这样做的——否则不仅会难于谋生，而且，由 于他们的超然和“不通世故”的态度，还会遭受群众的憎恶。
　　从古以来，在古代东方各帝国里，大城市里的下层劳动人民，已习惯于 组成同行业的团体。这些组织从埃及和叙利亚传遍于希腊和罗马世界。一般 说，这些团体有着慈善性质，是办理救济和殡葬事宜的会社。它们的成员， 按月付费作为公共基金；它们有自己的集会场所，有一种仪式隆重的和半宗 教的入会形式，也有他们自己的各种社会性的娱乐。在卡提林叛乱事件后， 罗马政府对这些团体变得惊恐起来，乃企图取缔所有的秘密会社，因为害怕 它们会变成为叛离或作乱的中心。图拉真曾命令解散俾斯尼亚的一个秘密的 火斗团体。但是，那结社集会的冲力，实在强大，压制不了，所以，政府只 好不加刁难，准许了那些办理殡葬事宜组织存在。这些团体在早期基督徒的 组织和传布里，曾起着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由于初期的基督徒本身就是来 自罗马社会的劳动下层，所以这些团体往往成为早期教会组织的所在地。团 体所在地在所有的成员都成为基督徒之后，有时就是他们的集会场所，这种 团体的宗教仪式曾影响着早期基督教的礼拜仪式；这是异教影响基督教的一 个途径。
基督徒财产所有权的最早形式是领有一块墓地的形式。按罗马法，死人
的坟墓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属什么阶级，都受到严密的保护。甚至对被迫 害的牺牲者，也不得拒绝给以殡葬。为死人举行葬仪是很普遍的事，所以墓 地上的小礼拜堂往往成为当地基督教集团的礼拜场所。在受到迫害的时期， 墓地常常成了暴徒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可是，另一方面，由于罗马人对财产 权和死人坟墓非常尊重，尽管基督徒的宗教是非法的，但他们对墓地的权利 还是维持着。例如，亚历山大·塞弗拉斯（死于 235 年）拒绝了一个旅馆主 的申请：他要求破坏一块基督徒的坟地，来在那里建造一所旅舍。当然，这 种财产严格说来，虽然是为了教会的目的，但不是属于教会的财产，而是属 于一个团体的或主教以私人资格所领有的财产。在君士坦丁以前，在法律的 意义上，没有教会财产这一回事，它只在事实的意义上是存在的。313 年的 “米兰诏令”第一次在法律上建立了教会财产，并把一种新的财产类目，即 团体机关的财产，加入了罗焉法内。甚至在那时，领有财产权起初也只限于 教堂、墓地以及其他用作礼拜或类似目的的建筑物方面。直到 321 年，法律 才准许基督教会享有收受赠与或传给教会作为基金的财产之权。
现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艰念，说早期基督徒过着穴居生活，隐匿在地窖里、
地下室里、墓洞里；那是一种荒诞无稽的错觉。他们和别人一样，是同世俗 人相混居杂处着的，“和世俗人一起生活着，他们的食品、服装、住所和用 具，都是相似的；他们也同样常到公所、市场、浴场、码头、市集等等，无 可置疑：一个店员或商人在改信基督教后，一般地也不会改变了他的生活的 外表。人们在街上或在公所里可以和他谈谈话，也没有什么理由来怀疑他的 基督教信仰。”
　　毫无疑问，早期基督教教义，在和罗马世界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相比 之下，是非常激烈的；如果实行起来的话，那会颠覆古代文明中最稳定的状 态。但是，不管早期教会所抱有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观念怎样激烈，它却从没 企图把这些观念付诸实施。它把它的活动局限在实际条件内。博爱和慈善的 福音，反映在施舍方面：如救济孤儿、寡妇、疾病残废者的苦难，救济第三
　　
世纪中那些被送到石场里、矿井里的基督徒囚犯，赎回那些被非洲摩尔人所 掳的俘虏，赈济荒灾，维持传教师的生活，照顾那些旅行途中的基督徒，因 为款待客人的义务是神命的。在这些社会服务方面，早期基督徒的工作，都 是慈善性的。可是，教会很少做那改进自己范围以外状况的工作。它单纯地 根据宗教理由来谴责事业界中的很多活动，但是，尽管有批评和谴责，教会 从没提出过一个建设性的改良方案。在有些方面。
　　基督教团体，把他们原来要消除的灾祸，反而加剧起来。在一般的社会 情况卜，孤女将会出稼，很多寡妇将会再醮。但是在基督教社会中，兴起了 一种永远童贞和永远守寡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是由许多伟大传教师培养出 来的。的确，出嫁并不是一种罪孽，但是它是一种弱点的招供；第二次出嫁， 差不多被认为是一种奇耻大辱。因此，教会所供养的童贞姑娘和寡妇，在人 数上与日俱增的比例，一倍倍地加多起来了。
　　如果认为早期教会，曾倡议过什么革命的社会性质的运动，甚至什么彻 底改良性质的运动，那会是一个错误。在古代文明的最危急时期，教会在理 论上和实践上都接受了现成的制度。它可能曾作过努力，来减轻奴隶阶级中 难免的苦难，可是，它从没否认过奴隶制度的合法性。它曾给奴隶以物质的 和精神的慰藉；可是，它承认奴隶制是当然的事实。拉格坦蒂阿的常被援引 的一句话是：“在我们中间，主人和奴隶没有什么区别；要不是相信他们是 和我们平等的话，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我们可以弟兄的名义来称呼他 们；”这句话，不是词藻，便是单纯教条主义。对主人和奴隶间关系的“公 道性”，教会从没否认过。关于古代世界贱视劳动方面，教会所做的，也远 不如一般所相信的那样，它从没主张过象那常说的“劳动的尊严”；它所教 训的是忠实劳动的义务，以及劳工应得他雇佣所值的报酬。所以，就作为社 会主力量论，教会的伟大时代，不是在早期，而是在中世纪时代。
有些史家认为：早期教会拥护并实行了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经济的伟大
纲领，企图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又新又好的社会。那些史家是被浪漫主义或虔 诚情绪引入迷途的。而且，他们还漠视了许多异教思想，特别是斯多噶学派 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纠正当时代的某些社会上的大弊病，曾产生类似的巨 大影响。在第三世纪中改善罗马法并使那些最不合于人道的特点趋于稳妥 的，不是基督教，而是斯多噶学说。斯多噶学说还教导了人生在世的价值， 不管一个人属于哪一个阶级，并灌输了罗马公民权的尊严和义务的思想。在 人道主义方面，斯多噶学说比早期基督教有更普遍的意义。确然，它是对上 层阶级而不是对下层阶级呼吁的。然而，那是
　　因为它不是一种情绪和感觉的福音，而是一种理性的福音。它是不象基 督教所做的那样，诉诸阶级觉悟和阶级矛盾的斯多噶学说，完全和基督教一 样，规定了忠实劳动的义务以级对劳动的诚实报酬的义务，可是，它不象基 督教那样，进行着一种积极的、物质的和表面的慈善事业。另一方面它培养 着一种内在的、精神的和理智的慈善事业，那倒是基督徒所不曾想到的。斯 多噶学说，是容忍异端的；而基督教则反是，斯多噶学说是从不嘲笑异端的， 而基督教则正是如此的。斯多噶学说教导着全人类的爱而早期墓督徒所说的 爱，则是只为了他们自己并只在他们自己中间的。用任何标准来判断，斯多 噶学说是崇高而又是开明的学说；今天其中有些教训，还是使人感动的，而 且有助于人类摸索前途。现在，没有一个思想家，不会对马卡斯·奥理略和
　　
埃皮克提特①，肃然起敬的。 在有些方面，基督教是古代悲观主义的一个新的反映，就是说，它反映
出在基督教时代开始前后几世纪里，那渗透着古代世界的悲观主义。它采用 了，但变成这样采用了希腊罗焉悲观主义哲学中富有特征的思想，例如，藐 视人性和对理性的不信任，以及寻求世俗快乐是徒然的一种主张；它依据这 些学说，培养着禁欲、苦行和独身主义一类的实践。对这种信徒来说，忍受 痛苦，使来世可以享福；生活是苦恼的；事物的虚幻和不公平，是现实的标 记，也是最公平的证明；失望是使人希望来世的一种新的原因。古代悲观主 义通过基督教终于变为它的反面了。
　　在“前尼斯”②教会史上，就是说，在君士坦丁时代前的教会史上，一个 重要的问题，是基督教直线的扩展；即从奴隶和下层工人阶层到罗马帝国的 富人阶层和有钱贵族的自下而上的扩展。基督时代的最初两世纪中，所有的 皈依信仰者，差不多全部来自卑微的平民、奴隶、自由人、手艺者和商人。 圣保罗适当地描写这些人说：“按世俗标准来看，没有很多聪明时人，没有 很多有势力的人，也没有很多高贵的人。”神父作家们经常把一个富人或一 个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人之皈依信仰事件，作为特别庆贺的事件。关于本都城 一个有钱的船主人马桑的信教，即是一个例证。
直到第二世纪的最后时期，基督教才开始在罗马社会的上层中间急剧地
发展着；在第三世纪中，尽管已经开始普遍的迫害，但这项进展还是稳定地 持续着。253 年受难于瓦勒里安的迫害的教皇哥尼流，是属于著名的哥尼流 氏族；它是一个罗马最老的家族。瓦勒里安的诏令，用没收财产、降低社会 地位以及放逐来处罚基督徒；那就表明了在那个时候已有上层分子和有钱人 皈依了基督教。当然，地中海世界的东半部比西半部，有着更多的基督徒。 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地方，是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在本都，整村整村地皈依了 基督教。可是，希腊长久顽固地保持着异教地位。特图良约在 200 年时著文， 认为在迦太基的人口中基督徒占有 1/10。第三世纪中期，在意大利存在着六 十个有组织的教区。251 年时，罗马教会有着四十六个神父、七个管事、四 十二个侍僧、五十二个读经者，维持着一千五百个孤儿寡妇；由此可见当时 罗马也许有着三万到四万个基督徒。其中奴隶和自由人的数字是很大的。
在第三世纪中，罗马教会的财政力量对于教皇权力的发展是一个重要因
素。
从各地教会和京都［罗马城］间的频繁交接来看，可知下列事情对所有 的教会，尤其是在它们需要财政援助的时候，是极端重要的：取得和罗马城 教会的联系，接受它的支持，知道它对旅行的“弟兄们”的如何招待，以及 有权替囚徙和矿场里做苦工的人们请求它的大力干涉??在帝国中，没有一 个团体对和那伟大“罗马教会”的关系，可以漠不关心的。甚至辽远地方的 教会团体，也通过财政的援胁??被束缚??于“罗马教会”了①。
历史家们曾多次想要估计罗马帝国内基督徒的数目，尤其是在第三和第



① 奥理略和埃皮克提特都是属斯多噶学派的大学者，前者是罗马皇帝，著有《默想录》（Meditations）；
后者本人虽没有著作，但其门人阿利安（Arrian）搜集具格言，蔚成《更览》（Enchiridion）一书。——译
者
② 就是在第一次尼斯会议（公元 325 年）之前的时期。——译者
① 哈那克（Harnack）：《教义史》，第 2 卷，第 159，164 页。

四世纪基督教开始形成为一种力量时的数目。但是由于资料的缺少，这些估 计，不过是一种猜想罢了。吉本估计帝国在 250 年时，有一亿二千万人口， 其中有基督徒六百万，就是人口的 1/20。这两项数字，当然过高。舒尔茨曾 把同一时期的帝国人口，算作一亿，其中 1/10 是基督徒。哈那克在他的《基 督教的使命和扩展》一书中，承认了关于这类资料的有限，而力避作出总括 的论断。他说道：“在戴克里先迫害（公元 303 年）以前的五六十年的时期 中，发生了教会第一次的大扩展。”他依据所可得的资料来分析，区别出四 种类型的省区：（1）基督徒在人口中约占半数的省区，在那里，基督教在第 四世纪的初期，是传布最广的宗教；（2）基督徒在人口中构成很重要部分的 省区，在那里他们有着影响领导阶层的势力；（3）基督徒零星地散布的省区；
（4）基督教的传布非常薄弱的省区。 有各种原因可以说明基督教的迅速扩展和最后胜利，可是，对这些原因
的重要性，要作出决定，都是困难的。但是，经济和社会的势力是在这些因 素中的最有影响的因素。这里，再援引哈那克的下面一段话：
　　我们很难决定那作为基督教特征的各个势力在产生推动力方面的比重： 也就是确定：这种推动力有多少从它的一神论得来，从耶稣基督的教义得来， 从它的永生希望得来，从它的积极施舍和社会救济制度得来，从它的纪律和 组织得来，从它进行宗教上的混合主义的能力和轮廓得来，还是从它在第三 世纪里所发展的技巧得来，而这种技巧超过了任何迷信的魔力②。另一重要的 决定因素可能是：异教徒和基督徒在人口繁殖率上有着高低的差别。因为在 异教徒间存在着杀婴的风气，而在基督徒间这种杀婴的恶习，则被禁止的。 教会经过戴克里先时代最后一次的大迫害，比前更强。帝国政府的失败， 正是教会的胜利。可是，在精神方面，教会是受着损伤的。很多最勇敢、最 优秀的人才已经死了。剩下来的，大多是属于起码等级的人，懦弱而少勇气， 为了策略而竟愿牺牲原则；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他们妥协了，甚至
变节了。
　　十年之后，即在 313 年时，君士坦丁在米兰诏令里，准许了宗教容忍。 于是基督教遂成为一种合法的宗教。基督徒的人身和财产获得了法律上的保 护。但是，第四世纪基督教的胜利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付了极大的代价而获 得的胜利。跟着君士坦丁之后，统治阶极、富人和奔走名利之徒，遂大批地 涌入了教会，他们同时带入了他们的原有的道德品质和社会准则以及他们所 习惯的行为方式。结果，教会和世俗的界线被模糊，宗教从属于政策和政治， “起码”的男男女女侵入了教会，理想越来越低，突如其来的巨大财富，起 着腐蚀作用，而精神也硬化了。
第四世纪中，教会历史上的突出事实是教会急剧转变。它不复是一个由 穷人和中等阶层的人所组成的宗教社会，而变成为阶层式和官僚式组织的团 体，崇尚奢糜、争权夺利的团体了。为了获得那有财有势的异教贵族的支持， 为了取得他们的财产，教会向世俗投降了。教会权威的增加，是用丧失精神 活力的代价来取得的。这种道德堕落的速度令人惊异，和它腐化的程度一样。 堕落情况竟达到了这样严重地步，还不到一世纪已有不少重视道德的人士宣 称：教会对它的兴盛所可欢息的理由，反而多于对它第二世纪所蒙受的灾难 和迫害。试把原始基督教和第四世纪的基督教比较一下，所可获得的结论必



② 同上书，第 2 卷，第 336 页。

然是令人沮丧的。历史的分析往往就是病症的诊断。研究第四世纪教会的道 德和宗教生理，不是研究它的健康状态，而是研究它的疾病；研究它的精神 损伤、它的各种腐败和弊端。
　　基督教僧侣，象异教教士、大学教授、雄辩家及医生那样，可以豁免税 役，即那些压在很多人身上的重税。结果，为了免缴赋税，有“一批不信上 帝的人争求圣职”，尤其是那负担很重的中等阶级的上层。那些寻求圣职和 钻营名位之流侵入教会职位；他们争求登用，把政治“关系”、社会势力、 甚至贿赂，来影响教会和政府，以求实现他们的目的。
　　由于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不到一年，政府震惊于它的进款的减少，不 得不采取措施来限制僧侣的特权，以防止纳税人的逃税。圣杰罗姆写道：“我 倒不抱怨这项法律，而是抱怨那些促使它成为必要的原因”。但是，当政府 准许教会免缴象别的富人们必须缴付的所得税的时候，当政府除道路和桥梁 税外不向教会征收任何税款的时候，它怎样能够限制这种弊端呢？从世俗的 和教会的立法的数量上看，可见政府对限制经济流弊的努力，没有获得良好 成就；我们可找到在整个两个世纪中，关于这一问题的立法，特别是在 360
—361 年和 398 年瓦伦丁尼安一世、狄奥多西大帝及其儿子所制订关于禁止 授圣职给中等阶级上层分子的法律。在 439 年，瓦伦丁尼安三世在西罗马皇 帝中作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以求防止人们用成为僧侣来规避他们对国家的义 务之流弊；他把圣职限于授给那些财产不满三百苏里德（约合一千美元）的 人。但是所有这些限制性的立法都没实施过。这种弊端在罗马帝国存在的整 个时期中从没纠正过来。第五世纪中圣奥古斯丁抱怨地说，很多人进入了教 会，只是因为他们希望可获得某些世俗利益而已。查士丁尼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终于把政府的政策掉转头来，以管理城市财政之权授给主教。在民政方 面，主教的特权，甚至还要广大。他督察低级城市行政官、行使从前由保民 官所执行的否决权，监督公共建设和城市拔款，稽核城市帐册，最后他还亲 自选择城市管理员。很有意思，拉丁文“episcopos”（英文 Bishop［主教］ 是由此得来的）这个字，是有时用以称呼异教庙宇的财政官的。
主教的政治势力和财富这样的发展，对教会所发生的影响，当然是使教
会和世俗间的界线比前更加模糊了。有人认为，教会是不赞成这种宗教和世 俗职务间的密切联系的，它欢迎政府对阻止富人闯入它的教士团体所作的努 力，“作为防止不足取的教士的办法。”但是，我是没有办法来找出资料以 证明这种说法的。教会一旦尝着权力的甜味之后，再也不愿离开那世俗筵席 了。
　　关于限制主教追求帝国政治势力的立法早已出现。阿塔内细阿对教会中 剧烈争夺有利可图的职位的现象，发出长欢。在撒狄卡会议（344 年）上， 奥赛阿痛骂主教争求“宫廷上世俗爵位和权力”，而这会议的第七项立法企 图限制这种行为。半世纪以后，杰罗姆还是在指斥这同一的弊病。非洲的主 教，由于这种恶习，变为臭名昭著。较小的主教，整个来说，是丑态百出地 争求帝国恩惠，来获得更有实利的登用。下级主教，往往力图使用宫廷势力， 来绕过京都教会，甚至长老为了逃避主教的管辖，也使用这同样的方法。
　　现有很好理由可以相信：第四世纪中教会官职在数目上增加，一部分当 然是合法的，因为在新形势下，给教会展开了更大的机会和更广的活动场所。 然而，无可否认，高级教士所享有的荣誉和报酬，在吸引很多人加入僧侣等 级方面，构成了一个有力因素。利希脱估计：在君士坦丁时代之后，在帝国
　　
一百二十个省内，长老的数目达到一千八百个之多。尽管我们没有什么象统 计数字一类的东西，可资证明，可是那些保留下来的材料，尽足以使我们至 少约略地计算出这大量增加的幅度。在教皇哥尼流时代（250 年），罗马教 会曾维持一百五十四个僧侣。如果说，在狄西阿迫害时期，大教堂尚维持这 样数字的职员，那末 313 年后这项数字该是怎样呢？据阿塔内细阿的估计，
322 年时属于亚历山大城教会的，有着十六个长老和二十四个管事；甚至在 阿利阿叛乱后，335 年时，还有着十六个长老和五个管事。教会立法原早已 力求把僧侣的不必要增加加以限制。可是，335 年时阿塔内细阿还是带着五 十个主教来出席太尔会议。400 年时，霍挪留曾规定：教会应要求修道士帮 助教士工作。但是显然，这种限制性的立法没有达到了目的，因为生在第五 世纪中期的索左门还说道：“在很多教会里，流行着不同习惯??例如在叙 利亚，许多城市只是共有着一个主教；而在其他地方，甚至一个村庄里，也 委派了一个主教，象我在阿拉伯和塞浦路斯以及在弗里加的诺维细安人和蒙 退那人中间所亲眼看到的那样。”在这一点上，是很不一致的。甚至在利奥 大帝时代（440—461 年），我们看到还有教皇抱怨地说：在一个长老已是绰 乎有余的教会里，竟然指派了主教。教会为了维持这种教士队伍，开支庞大， 尤其是因为主教们仿效着省长衙门的豪华风尚和仪式。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点 的时候，就无怪乎巴锡尔对宗教行政上的浪费，发出长叹息了。
但是对教会纪律来说，财富的迅速大量增加比特权和豁免权甚至发生更
大的破坏作用。第四世纪中僧侣拥有“宠幸阶层的特权和富人阶层的势力”。 在君士坦丁之前，基督教是穷人的宗教，而教会也是穷的。慈善救济事业几 乎用尽了一切来自信徒的捐款。下层僧侣天天在市场里、商店里工作着，只 求糊口，而不领薪给。教会的不动产，主要在于墓地以及冒充作工人团体集 会的场所。这些建筑物往往又小又不牢固，所以时常从一个老的地方移到另 一个新的地址。在瓦勒里安和戴克里先两次迫害之间长久和平时期（258—303 年），跟着基督徒人数的大量增长，他们的教会在数目和规模方面，都扩大 起来。但是，那维持僧侣阶层和教会建筑物的费用，还是依靠着捐款。那时， 没有，也不可能有赠与基金的。
但是，在 313 年后，财富象潮水般地涌进来了。不仅发还了戴克里先时
代所没收的私人的、教会的、基督教财产，而且有大批新的丰富赠与，赐给 教会。君士坦丁的早期诏令之一，命令把“基督徒过去时常集合的场所”， 还给基督徒，不管这财产已经收入国库，或已经转移到私人手里。对于后一 情况，所有人可从国库获得补偿。君士坦丁甚至拔出公款，来修理老教会房 屋并建造新教堂。但是，这些赠与也许是从皇帝的私人钱袋里拿出来的。姑 不论它的来源如何，君士坦丁和他的母亲赫勒拿，的确，在给教会的赠与方 面是很慷慨的。教皇西薇士德一世的传记中，包括有一张长表，列举那些接 受君士坦丁从国库领地拔出来的土地赠与的教会，即在罗马城以及在意大利 别处的教会。罗马、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希力奥波力、尼哥米底亚、安 提阿、伯利恒、迦太基以及其他城市，通过帝国政府的资助，都有着教堂点 缀着。这些教堂好多不是新造的建筑物，而是象拉特蓝宫殿那样，属于皇帝 的大厦；据说是由君士坦丁献给教皇的。早在 324 年时，已有一本收租卷册， 里面特别注明：“在意大利、非洲和东方某些房屋、商店、花园和田庄是属 于罗马三个教堂的，即圣彼德教堂、无墙垣的圣保罗教堂和圣约翰·拉特蓝 教堂。”到吉雷西阿斯一世时代（492—496 年），教皇领地显然是广大的，

而且它的管理，是依照伟人格列高里（590—604 年）书简里十分详尽地透露 出来的组织方式进行的。
　　教会被赋予一种接受遗产的无限极力。“领受每个人在临死时愿意留给 最神圣天主教会的产权证。”①把遗产给教会，成为一种宗教义务的形式。为 了使教会致富，许多基督徒剥夺了他们家属的财产续承权。好心肠的主教限 制了这种赠与的流弊，但他们尽管指责流弊，还是坚持着原则的。圣奥古斯 丁，在其一次讲道里说道：忠实基督徒“应把基督放在他们的子女中间来考 虑，并使他成为分得他们的遗产的一个人”。根据攸西比阿斯的话，君士坦 丁曾命令，一切殉道者的财产，如果他们没有继承人的话，应给予教会。瓦 伦丁尼安一世和狄奥多西大帝曾规定：凡死而不留遗嘱的或没有嗣子的教士 或修道僧所遗留的财产，应归给他们所属的教会或寺院。一项补充法令，还 规定了一个死去的主教的全部财产，除非这些财产是在他升任主教前获得 的，或者从他的父母遗传下来的，应留给教会和救济事业。根据罗马法条文， 凡是关于叛教和异端的罚款或没收的财产，都归入国库；可是，在实际上， 其中很多款子是流入僧侣的钱柜的。教会的不动产，曾被宣布为不可剥夺的， 如果出租地产超过了三代的时期，那是教会的违法行为。
　　第五世纪中对教会的赠与增加起来了。关于这方面，宗教历史家掌握着 丰富资料。索左门说过：要描写狄奥多西的姊妹浦尔契亚所建筑的巍峨壮丽 的祷告厅，所创立的穷人和旅客的救济所以及修道院的房屋，那不是一个短 时期所可做到的。“上帝、教士们以及一切罗马帝国的臣民，都可作为她慷 慨解囊的证明人。”她曾以精致地镶嵌着黄金和宝石的桌子，赠给君士坦丁 堡的教会。索左门接着说，“如果有人怀疑我的记述的话，让他去查一查那 公主的管帐员所保藏下来的帐册吧。”有一个西班牙的富裕的女继承人米兰 尼亚，十二岁出嫁，二十岁守寡；她的慷慨气魄比君主还阔绰。她的同时代 的史家帕雷狄阿斯，作出下面的一段描写：
她曾把所有的丝绸衣裳，赠给神圣祭坛，她剪裁了她的其余绸服使它适
合教会的别的用场。她曾她的金银付托给一个长老（他是来自达尔马提亚的 一个修道士），并曾把金银经过海路输送到埃及和提贝易德去，数达一万个 大流①；她送出一万个大流到安提阿去，但对巴勒斯坦，则送了一万五千个大 流。她曾捐赠一万个大流给那些岛屿上的教会，给那些被放逐的苦人，而且， 对西欧的人们，我指那里的教会和修道院内的人们，对接待旅客的招待所， 对一切贫困的人们，她还曾亲手分发了她的赠与品。此外，她一定还曾捐出 四倍上述数字的款子。
第四世纪教会史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那争造教堂的热情。教会遭受 了一种强烈的“建筑热症”，这种活动，一部分固然是由于正当的扩展愿望， 来适应人数越来越多的新需要，可是，一部分是由铺张炫耀的病态狂热而产 生的。连早期的寺院主义也遭受了这种气氛的影响。尤西比阿斯写道，“许 多教堂又从地面上巍峨地高耸着，豪华气象，远非过去被破坏了的教堂所可 比拟。”在一个短时期内，这种狂热竟达到了这样程度，以致头脑清醒的教 士象圣杰罗姆那样，提出了抗议反对这种无谓的浪费，而这种资金原可更好



① “Habeat unusquisque licentiam sanctissinmo catholico venerabiliqueconcilio， decedens bonorum quod optavit

relinquere”
① 大流是古代金币名。——译者

地用在其他方面的。杰罗姆不是没有理由地抱怨说，教会变得太浪费了，教 会对它们的外表装饰比对管理它们的教士们的品质，给予更多注意。“今天， 许多人建造教堂，考究它们的光滑云石墙垣、柱子，黄金闪铄的天花板，镶 嵌着宝石的祭坛。可是，对于基督的牧师的选择，则满不在乎了。”
　　但是，这一时代的感情，却是和安布洛兹一致的；他写道，“教士应该 特别以适当的华丽来装饰着上帝的庙宇，使主宰的宫廷辉煌显赫。”杜森曾 列举在 200 年时期罗马城内新建的或修复起来的二十三所教堂，他还列举从 西薇士德一世任教皇（314 年）到霍密斯达任教皇时期（514 年），在罗马城 外的五十所教会；而且他承认了这项资料还是不够完全的。从那些关于建造 教堂活动的资料看来，结论必然是：这种开支一定是远超过正当的需要；其 中很多是属于奢侈和浪费的。尽管有私人的赠与和政府的资助，那几百所建 筑物所需的经费必然是一个很重的负担。
　　另有一个弊病，教会必须予以对付的，是那些无所事事的富人们钻入教 会队伍的情况，对他们来说，基督教已成为一个时髦的东西。
　　基督教会被迫害火焰炼得纯洁的时候，对有野心的俗人来说，是没有什 么吸引力的。担任教士职位是太危险了；所以除了纯洁而又热心的基督徒以 外，再也没有人要担任它了??然而，当教会的世俗地位，由于它在整个帝 国中的优势，无可估计地提高以后，它遂成为实现野心的途径；同时它的财 富，对懒惰和荒淫之徒提供了淫乐放纵的前景①。
轻佻的、有时放荡不拘的男男女女，在玩腻了崇拜埃西和奥赛烈司，或
弗里加的神秘教，或其他一些在后期罗马帝国占有势力的，象克拉勒姑娘② 那样的无数东方宗教之后，在觉得厌倦于彷徨的岁月之后，为求得另一种新 奇东西来鼓动他们的疲乏想象力，就力图在基督教里找寻一种新消遣。现在 宗教迫害的危险已经过去，而且皇太后对新承认的信仰，又给予保护；所以 社会上钻营名利之流，群集于教会了。后期罗马帝国贵族，在加入教会以后， 完全未曾放弃他们的世界观、阶级和人生观以及他们的传统和偏见。另一方 面，由于教会已向世俗妥协，俗人在教会里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惯情况。第四 世纪中这种基督教贵族的图景，不是一幅动人的图景。
当大批轻佻放荡不做事的富人们，从上面来侵入教会的时候，在同一时
刻，另有乞丐骗子群，装成贫苦和忠诚的样子，从下面来涌入教会；他们是 被基督教的新财富和救济工作所吸引而来的。大城市的贫民，原是惯于依靠 公共救济度日的，现在发现了一个新的供应场所。在一种意义上，教会的这 种腐败阶层被抛弃了，而这一阶层原是几百年来由罗马施行有害的社会经济 政策培养出来的；但是问题是：教会是否曾把它所要解除的祸害，加剧起来， 因为它欺骗的慈善，提倡了一种大规模的乞食制度。圣安布洛兹不平地说， “乞丐的贪心不足，从没有过比今天更甚者。他们鼓足勇气而来。他们之所 以来，除了他们是在流浪的理由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了。”圣巴锡尔抱怨地 说，要在真正贫苦者和骗子之间作出区别，是困难的。在教会圈子内，行乞 已成为一种职业，象在外面异教世界里，有数以千计的人久已干着这勾当那 样。到第四世纪末期，罗马城的基督徒乞丐群，几乎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等级。



① 李亚：《僧侣独身制度》，第 63 页。
② 指意大利尼姑圣克拉勒（1194—1255 年）；她曾建立“穷苦姑娘教团”，后称穷苦克拉勒教团。——译
者

安密亚那斯·马塞里纳记述了下面一件故事：“367 年时，当兰伯庇阿将军 举行某种盛大竞赛会而分发大量的赏赐的时候，因为不堪忍受那批群众往往 夺取那些发给穷人的赏赐所发生的骚扰，为了表现他的慷慨和对群众的蔑 视，他一怒从梵蒂冈招来了一大群乞丐；并给予大量赠品，使他们发财。” 毫无疑问，教会的财源，绰乎有余地可供给它在第四世纪中的正当需要。 但是，僧侣阶层的贪得无厌以及市政当局把维持城市中流氓无产者的负担推 在教会身上的倾向，两者都使教会急于争取新的财富。在教会力求摧残异教 运动里，经济自利心确是一个因素。异教教士们，大多是有钱的土地所有者。 僧侣阶层又垂涎于各种异教神庙所拥有的大量基金，这些神庙在罗马世界里 的每个城内、每个省内都可以找到的。在君士坦丁的儿子们时代，教会开始 了那剥夺异教庙宇财产的运动。君士坦丁原来规定了帝国内基督教和其他宗 教间的平等地位。异教信仰不受排斥，异教庙宇不受骚扰，它们的财产受到 保护，它们的特权继续维持。可是到 341 年时，昆斯坦斯禁止了城市内举行 祭祀。君士坦都曾以亚历山大城太阳庙以及它的全部财物和进款，赠给亚历 山大城教会。狄奥多西还把塞拉匹神庙的全部基金给它。约在 347 年时，有 一个名叫马脱那斯的作家（不要把他和那同一名字的早期异教作家混同起 来），曾出版一本题为“异教的荒谬”的小册子，里面，他为了教会的利益， 曾拥护那没收全部庙宇的财产的主张，甚至提出了并辩护了劫夺异教神殿的
要求。
　　皇帝的贪婪心理，被主张没收财产者巧妙地玩弄着。异教神庙的地产、 黄金器皿和祭坛用具，代表着一项庞大财富。由于统治者的恣情挥霍，行政 制度改组后的政府开支的激增，以及宫廷的奢侈风气，尽管把赋税一倍倍地 提高起来，但政府维持开支却越来越感困难了。有些骗取政府和宫廷官位的 基督徒拼命要钱，怂恿皇帝走上这条掠夺的道路；他们曾指出皇帝有合法的 权利，来夺取那些神庙的财产，因为依据罗马法，所有的神庙土地，理论上 是帝国的一部分，又因为皇帝对罗马帝国内各种信仰，是世俗的当然首领， 所以他可随意将任何神庙财产并入国库里。各种异教的无组织性，又是它们 的处境的另一弱点。这些异教，种类繁多，没有共同信仰，也缺少象基督教 那样的普遍性；这一事实，使它们容易成为这项掠夺政策的牺牲品。它们是 不能团结起来的。
皇帝朱理安曾力图重振异教摇摇欲坠的势力，因此，他在几百年中蒙受
了诽谤，直到近时由于研究的结果，他的性质才从他所遭受的冤屈里拯救出 来。他曾敏锐地看出异教信仰的弱点，努力使它们复活起来。他曾看出基督 教由于它宗教的社会化性质而拥有力量；在他一封著名的书简里，他指斥了 异教教士阶层没有发放救济金、救助贫苦者和受难者，也没有维持医院和学 校象基督徒所做的那样。他谴责了竞技场上的野蛮行动以及舞台上的淫猥表 演。可是，异教徒没有能够响应皇帝的这项号召，使自己适应于那改变了的 环境，使自己的宗教变为社会化起来。这是它的最大弱点，也许就是它之所 以失败的基本原因。那些怠惰的教士，实际上大多把神庙的财产用在世俗方 面，为了自己的享乐而消耗它们，至于神庙，则任其荒废。
　　从本质上看来，朱理安的下列措施，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是没有什 么不公道的地方的：他以立法来取消僧侣阶层所独享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从 公共帐册上勾销了那批象水蛭般地缠住的领取恤金的基督徒；他禁止了主教 们免费使用政府的驿站系统，他们享有别人不能享有的免费权利，由政府开
　　
支，在陆上海上来来往往；他强制了教会发还那些异教庙宇的财产，而这些 财产是教会用贿赂朝廷方法所取得的，或者，是擅自掠夺来的；他要求基督 徒和帝国的其他公民一样地履行着民事上和军事上的义务。
　　但是，朱理安关于限制教会弊端的方法，非但没有成为对教会的一种补 药，来祛除它内部的一些渣滓和腐朽东西，反而使它更坚决反对异教。象英 国亨利八世掠夺寺院财产那样，当时，掠夺异教财产，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历时好多年代。这项过程是由君士坦丁的儿子们开始的；据说，在他们的朝 廷上，“有些人吃用着那从神庙劫夺来的财产，从而他们从最穷的穷汉而变 成为富翁了。”但是，主教和朝臣们一旦尝着劫夺的味道之后，都渴望着更 多的财富。在东方，亚历山大城主教提阿非罗，是这项偶象破坏运动的领导 人。在西方，这运动的最热烈首领，是米兰城圣安布洛兹；他详细引证了犹 太人在安泰奥卡斯时代的行为（载在《玛喀比书》中①），作为教会应该依循 的先例。
　　这一问题，到狄奥多西一世时代，即在基督教升到帝国国教地位的两年 之后，发展到最高峰了。392 年的诏令，在法律上没有排斥异教，但是，异 教徒从教会要求排斥异教的叫嚣里，从皇帝的日益亲基督教的倾向里，已看 出对他们的不吉之兆了。394 年时，罗马军队中一个法兰克军官阿波卡斯特 刺死了瓦伦丁尼安二世。该军官因为不敢篡夺西方的皇位，乃立犹琴尼乌为 皇帝。当时，异教徒就马上拥护新皇，而新皇也立刻用恢复异教神庙的财产， 使异教徒重得收入，来求得他们中间的拥护者。这种措施以前格累细亚和瓦 伦丁尼安都是拒绝采行的。在狄奥多西平服异教叛乱之后，跟着，发生了对 异教的一般性取缔，即对一切异教财产的普遍没收。那时基督教取得了宗教 上和物质上的全面胜利。我们很幸运还保存了一首为庆祝这事件的基督教胜 利歌的手抄本。然而，神庙本身还是没有一般地被捣毁；只是它们的财产被 没收，它们的神殿被封团而已。当时，没有象亨利八世时代英国教会所遭受 的那样破坏景象。“从我们所可得的关于破坏特殊神庙的唯一记载里看，可 知所有被破坏的神庙，都是有臭名昭著的仪式的神庙，或者是那些神庙，它 们的存在使社会中基督徒观念受到特别的侮辱。”教会已经有着它所需要的 足够房屋。而且，可能有人还会追悔曾把异教神殿改作为基督教圣所的举动。 直到第七世纪重新建造教堂的时候，庙宇才被拆卸、破坏，它们的石头才被 移作建造新建筑之用。潘提昂庙被保存下来，改作为一所教堂；那是一个明 显的例子。东方基督教比拉丁基督教在偶象破坏运动方面远远地更激烈，因 为在那里，僧侣激起了群众的疯狂并煽动了群众的暴动。君士坦丁堡的圣约 翰·克立索斯吞和亚历山大城的息立尔（海派希亚牺牲在他手里的）表明了 那些力主毁灭异教者的情绪。然而，甚至异教神庙在各省内已被封闭，祭坛 已被捣毁，僧侣已被剥夺了进款而分散之后，异教崇拜还是在辽远地区，在 没有教士的状况下，偷偷摸摸地保存下来，直到第七世纪时为止。
毫无疑问，第四世纪中使教会腐化的最坏源流，是它大量而迅速获得的 财富。这在教会史上，原是数见不鲜的。不幸，那时没有象圣法兰西斯这一 类人来号召教会离开它的粗野和物质的方式。教会中的节约剩余”从来是不 大的。但是，可以怀疑，基督教是否会象 300 年至 800 年之间的几世纪中那



① 玛喀比是在安泰奥卡斯四世时代宗教叛乱的首领之一，属犹太族，《玛喀比书》就是《内经》中之二卷
（玛喀比书一、二两卷）。——译者

样堕落下去。当时高级僧侣们的贪得无厌、他们的力求猎取遗产、他们的世 俗性、他们的挥霍性、他们任用私人和诈欺取财的行为，都成为基督教道德 家和讽 刺家的好题材了。圣杰罗姆在 400 年时写的又诙谐又讽刺的“主教的 日子”一文和朱未那尔及琉息安①所写的，是属于同一类型的。
　　简直令人丧气的，是在第四、五、六世纪中的宗教文学里，看到现在名 义上基督教欧洲的大部分人会这样深深地沉溺于多神教的道德，异教的神 话、习惯、风俗，拜物教，信仰符咒里。哈那克写了下面一段辛酸而确实的 话：
　　神学家们经常在心里想着僧侣、官吏和“良好”社会??而一般人?? 的生活却不是按照这种信仰，而是按照那第二等级的基督教的；就是，那表 现在圣徒故事里、在偶象崇拜里、在尊敬天使和殉道者里、在十字架和符咒 里，在把弥撒看作魔术崇拜里的基督教??我们在伟人格列高里方面和在第 七次宗教大会的最后决议里所见到的基督教，就是第一等级基督教，显示和 那种隐藏的、彻底迷信的和多神教的“基督教”之间的最密切的结合，而从 第三到第八世纪几百年的时期乃标志着这种融合过程上的各个阶段。②
　　为了和庸俗道德妥协，教会曾付出代价，也为了实施这种庸俗道德，教 会拥有了一种为古代世界从没有人知道过的工具，而这工具是有着特殊的社 会动力的。吉本论及古代人民的时候，说过：“他们在现世生活里的行动， 从来不以什么来世的报酬或惩罚的严肃信仰来支配的。”但是，在教会势力 支配之下，社会上作恶的人们，会受到了那在来世生活中被处罚的威胁。基 督教曾大力地引用宗教制裁方法，作为一种道德上的警察力量，以求维持公 共秩序和保护财产，而这种力量在古代世界里是从不知道的。虽然不可能估 计通过教会纪律和惩戒制度对社会管理上所发生的影响究有多少，但是，这 种制度的力量和效果，是无可否认的。
整个来说，关于第四、第五世纪的教会，历史的裁判是一个对它不利的
裁判。有一位生于或死在教会史早期里的最大学者，记载了这一种意见，作 为他对教会的深思熟虑的判断：
基督教本身以最有效的方式，助长了社会的腐朽状态；既然如此，它就
不可能把群众提高，来建立一个按最中庸字义名实相称的基督教社会；相反 的，它对群众的许多需要和愿望，一再地作出了让步。有很多因素，促成了 这最后结果，尤其是政治史上的冷酷的发展和经济上的困难状况。与此密切 地联系着的，是撤销贵族、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古老区别，跟着而来的，宗 教上和知慧上的“野蛮性”透入了上层等级，而这种野蛮性在下层等级里从 没被克服过。①
“黑暗时代”的形成，至少，由于教会的腐败不亚由于罗马文明的衰败， 或“蛮族”的侵入。在罗马帝国内，教会所发生的影响远不是一个建设性的 影响，而是一个头等重大的瓦解和分化的影响。在这点上，它所起的作用， 象所有的东方宗教一样，是朝向摧毁古代社会的整个机构，但是，正因为它 是东方宗教中的最大的宗教，所以它所发生的效果，也是最大了。詹姆士·弗 雷泽勋爵，一位比较宗教史的卓越作家，写过下面一段话：



① 两人都是罗马的讽刺作家。——译者
② 哈那克：《教义史》，第 4 卷，第 106，304—305 页。
① 哈那克：《教义史》第 4 卷，第 270 页。

　　希腊和罗马社会，是以个人屈从国家的概念作为基础的；它把国家安全， 作为行为的最高目的，放在个人安全之上??所有这一切，由于东方的宗教 传布而改变了；东方宗教灌输了灵魂和上帝间的感通的思想，而灵魂的永生 作为唯一值得争取的目的了；与此相比，国家的盛衰兴亡都降到了微不足道 的地位。无可避免的结果??乃是吸引信徒越来越多地脱离了公共服务，使 他们的思想集中在他们的精神情绪方面，培养了他们对现世生活的轻视；他 们把现世生活，认为仅仅是为了更好的和永生的生活所作的一个试练而已。 在一般人的观感上，那圣徒和出家人对现世蔑视，对天国心移神往的生活， 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而这种理想遂替代了那旧有的英雄和爱国主义的理想； 爱国者和英雄们愿意舍身为国，赴汤蹈火而不辞??所以，那生活的重心， 似可说，从现世移转到来世了；不管另一世界可获得了多少，但可无疑问， 这个世界，由于这项转变而招致了重大损失。政治机体的总瓦解就出现了。 国家和家庭的联系，也放松了；社会的机构分崩离析，因而陷入了野蛮状态； 因为文明只有通过公尺的积极合作，以及通过他们把私人利益从属公共利益 的愿望，才有可能。当时，人们拒绝了保卫祖国，甚至拒绝了继续生育。由 于他们念念于自己灵魂的获救??他们满意于摆脱了他们周围的尘世而长 逝，而这个世界他们原本视同罪恶的本原。①
尼斯会议以后，最早时期神父的著作满纸洋溢着教条主义争论的气氛，
或充满着对那批从加黎利派来的传道师和护道师的态度和品德所作的轻蔑谩 骂的激烈言词，或放出迷信的气味，当我们逐页翻阅这些著作的时候，我们 就有无谓争辩和幻灭之感。当时，在东方，有三个伟大的卡帕多细亚人：巴 锡尔和尼萨·格列高里（肉体上的胞兄弟，又是精神上的双生子）以及纳塞 安曾·格列高里；在西方，有圣安布洛兹、圣杰罗姆和圣奥古斯丁；这六个 人曾举起拚死效忠于基督教的旗帜；他们比任何别人是更多可敬而更少有可 责的理由的。
蒙退那派，是曾建议给僧侣以规定工资的第一个教派。
　　因为僧侣阶层越来越多地变成为社会里的一个特殊阶层或等级，所以教 会的老式经济制度，对新的条件已不复适合了。在使徒的时代，僧侣原是自 己维持生活的，这种经济上独立的理想继续存留，直到第四世纪时为止。最 后由于君士坦丁和狄奥多西对教会所作的变革，一个新的原则就迅速发展起 来，就是就，凡是在祭坛供职的人应依靠祭坛来生活。因此，教会负担起那 维持僧侣生活费用的责任，教会的这一改变是重大的。
我们可合理地想象：从教会财产的大量增加情况看来，在 313 年以后僧
侣的工资可以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些工资，在大多数场合下可能是够的， 即使僧侣们的贪欲不曾使他们大胆地从事外面的商业买卖行为，以图扩大他 们的收入。我们有少数几个例子：在狄奥多西一世时代，有一个马朱麻的主 教芝诺能把麻布织工的生涯和他主教的职责成功地结合起来；另有一个在阿 卡狄阿斯时代的梳羊毛工人利奥即卡帕多细亚的僧侣，巴锡尔曾使他经营着 固定贸易。394 年时，圣杰罗姆写道：“救济穷人，果然是一个主教的光荣， 可是从贸易里积聚私人财产，却是教士们的耻辱。”圣安布洛兹，在他的“牧 师的责任”一篇论文里，警告说，“应该扫除那爱钱的欲念。教士们不该从 事贸易。利润便是狡诈的标记。”他劝导了教士们从事农业，而不要做生意。



① 弗雷泽《三神传》（“Adonis ，Attis ，Osiris”），第 1 卷，第 299—301 页。

教会里禁欲主义的培养原不是单单由于对独身生活卓越品质的信念而来的。 它一部分是用作一种方法，来阻止僧侣中间肉欲主义和世俗性的增长，一部 分也是为了防止那些荒唐的僧侣、教士或主教把教会资金挪作私用的弊端。 从第三世纪起，主教在管事协助之下，掌管着教会财产。不是每个主教， 象那尼亚的约翰主教一样认真地记载着所管的事务。由于流弊的不断发生，
341 年安提阿会议就不得不规定了教士和管事应具备关于财政管理的知识。 在加尔西顿会议上所提出的主教盗窃公款一案，使教会财产管理的整个事情 有了结论。这里，正式决定了每个主教应指派一个僧侣，充当财政管理人员， 在他领导下来管理主教区财产。教会关于限制由经商给僧侣带来的腐化影响 的立法是卷帖浩繁的。僧侣不该常逛十字路口和市场，不该在旅馆周围徘徊 着，不该出去“兜揽生意”，不该用别人名义来赚钱，不该充当财产的保管 人，不该做遗嘱的执行人，也不该去猎取遗产。451 年加尔西顿会议，把这 种性质的一系列的立法明白地记录下来。但是，从几百年来形成的贪婪心理， 已成为教会易犯的罪恶。僧侣们恶劣地滥用“水能灭火，所以慈善能灭罪过” 这一行著名诗句，来骗取信徒的赠与。这种思想，在中世纪的土地赠与或物 品的赠与里，时常可以看出。原在神父时代，基督徒在他们贫困状态下—— 因为他们所有的财产，是很少的——进行着施舍，来扩大福音，救济病人， 帮助穷人。可是，从第四世纪起，给教会的赠与，大多基本上不是为了别人 的利益，而是为了拯救施舍者的灵魂。这是一种表面上不自私而实际上自私 自利的行为。到了一个时期，一个人在他的遗嘱里，必须把他财产的一部分， 遗给教会；如果没有嗣子的话，他还须把全部财产遗给教会。这种图利的圈 套，在 398 年迦太基会议法规第 103 条里表现得很明显；它规定：富孀必须 热心替上帝服务。
安密亚那斯·马塞里纳是最后一个拉丁历史家，关于他是一个异教徒还
是一个基督徒这一问题，原是可以争辩的，但是，很少有人会否认他是一个 诚实的作家。的确，在第四世纪中所有的作家中，他是一个最不偏不倚的观 察家；他对当时的主教所作的描写，远不是阿谀的；这些描写证实了下列一 项论断：即这批基督十字架的正式代表们，不得认为是有道德修养的人。367 年时，达马萨和厄赛那斯在争夺教皇位的冲突时，各从罗马流氓无产者中间 招罗了打手和暴徒。这是一个打到底的搏斗；当搏斗过后，有一百三十七个 尸体横陈在西西尼那斯大厦前的大道上；“这是一所基督教会，”安密亚那 斯带着轻蔑口吻接着说。
你以为卡帕多细亚的乔治，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亚历山大城的掮
客、银行家和主教。第四世纪中，再也没有一个主教，这样地抓住了那由君 士坦丁和狄奥多西一世的新恩泽所提供的物质机会，把它更有利地利用着。 他把基督教化作资本，把权力转变成红利，并使教会成了营业的工具，就效 率和气魄论，今天华尔街的每只豺狼对他也将羡慕不止。他一度曾服务于帝 国的财政机关，在阿利阿教争论中，他放弃了这项职位，转到那由教会提供 的经济剥削更广大范围去活动。在阿塔内细阿流放之后，他担任亚历山大城 阿利阿主教，他表现了一个工业巨头的卓越才干。他在小麦市场上干着投机 生意，组成“托拉斯”来开发埃及沙漠的硝矿，“垄断”食盐贸易，占取广 大沼泽地带，在那里种植纸草和芦苇，来制造纸和笔，最后还组织公司，来 独占亚历山大城的殡仪馆生意。
卡帕多细亚的乔治也许是一个极端例子，幸而，当时也有抱着真正责任

感的主教。当帝国政府日益衰败的时候，主教座，正是由于政府的放弃职守， 被迫担任行使那些原属于各省省长的职权。据记载，塞浦路斯的主教，提奥 多里塔斯，从他的主教座的收入项下，拔出款项来建造两座桥梁，照管公共 浴场，建筑通水道以供应城市的饮水。在这同一岛上，另有一主教埃匹非尼 阿，他先花掉了自己的祖传产业，继而使用了教会的财产，来救济穷人和遭 船难者。有不少主教帮助那被压迫的罗马中等阶级。在这类聪明而精力充沛 的主教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主教，是息多尼阿·阿坡利那里，即第五世纪 高卢的克勒芒主教。
　　他相信一种基督教，就是，和世俗相接触来革新世俗并支配世俗的基督 教??在清晨时间，他接待所有的来人，听取控诉，调解纷争，办理很多属 于一个行政长官的职务??他有着和市议会有关的重要职务??他必须监督 他教区内的土地耕种。第五世纪中不管在世俗事务或宗教事务方面，城市社 会中的真正首领往往是伟大教士。元老阶层尽管有着广大土地和富有教养， 但他们的权力一般不会超出他们庄园国内农奴之外的。①
　　在今天社会活动家中有诚实的人士，甚至有理想家，同时也有自私自利 夸夸其谈、言行不符的政客，第五世纪的教会情况也是这样的；在野心的、 汲汲于名利的主教、钻营官职者、社会上向上爬者中间，也有若干理想家。 圣奥古斯丁在所有的这类理想家中，是最伟大的理想家，也是在这些早期基 督教会中的最热心的基督徒。他同时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一个理想家、一 个传统主义者、一个热情的天主教徒。他很少意识到历史远景，可是，对于 教会历史的发展，在神父时代，没有人，除伟人格列高里以外，比他产生了 更大的影响。奥古斯丁，由于情势的逼迫，由于天才和品质的关系，比别人 适于向世界表明教会对人类的永久价值。在《上帝国》（De civi-tate Dei） 一书里，他力求以下列信念来说服他的当代人：如果没有理想，则人类的前 途是破碎的；一切由人类设计出来的制度，连罗马的国家和帝国政府在内， 在促进社会福利方面，即使是暂时的，也不能象教会那样成功的。在奥古斯 丁看来，有机体的社会，是一个依照教会方式组织并加以管理的社会。奥古 斯丁对第五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关系，正如卡尔·马克思对近代国家社会主义 那样。在他看来，高尚的灵魂和优越的法律都是从教会那里得来的。国家应 是教会的仆役；民事和市政制度、商业、工业，简言之，各种人类的力量， 包括体质的和道德的在内，只有通过那作为指导力量和权威的教会，在服务 里才可找到它对人类服务的方法。对社会服务，只有通过对上帝服务才行， 而教会便是它的神圣工具。那幻想家所想象的社会职务，从没有过一个比他 更好的说明者。
但是尽管有着上述的美好指示，第五世纪的教会历史，整个说来，却表 明了：无论如何，它的腐败程度是在增长，而不是在减少。在 313 年以前， 看来，未曾有过对教会的买卖圣职和僧侣的不道德行为的很多控告，因为当 时教会中的一般贫困和危险的状况，阻止了这类恶习的发展。但是，当教会 迅速积聚了财富以后，当钻营职位者涌入了教会中以后，不久，买卖圣职乃 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了。在尼西亚的补充教会法里，规定了：“任何人不得从 担任主教或长老职务者方面接受任何礼物；任何人有授予或接受报酬情事， 将给予剥夺圣职处分。任何人违犯上项教会法规者，宗教会议里的神父们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