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法各省所有关于如何达到地中海并和东方建立直接贸易联系这一问 题，由于南法的征服而获得了解决。马赛，即南法的最大港口，属于布罗温 斯，而布罗温斯伯爵领尚未成为法王国的一部分。蒙特皮列（不在沿海而靠 近海岸）及其他最便利港口属于西班牙岛王国——玛约喀，它直到 1349 年才 被法国王重获得。玛基伦，位于一个由咸水礁湖环绕着的小岛上，象小威尼 斯那样，属于一个主教所有；而他紧握不放他在那里的商业利益。
在这些情况下，路易九世在他的十字军开往埃及的时期，在亚格·摩特
（意即“死水”）建造了一个人造港。这港口位于海滩中央，在那长长的王 室港湾可达海岸的唯一地点上。它以穿过沼泽的一条堤道，和大陆相接，而 通过水流缓慢的运河网，和外海相通。这一地点，是荒凉而又有泥沼气的。 为了使亚格·摩特生利，曾作出拚死的努力。法王的水师在沿海巡逻，企图 阻止船只驶入玛基伦港或马赛港。为了避免这样的强迫，沿海航行甚至在夜 里进行；这是一件违反地中海上所有航海惯例的事情。但是，尽管有着王室 的保护和政府的鼓励，亚格·摩特终于失败。当法王国在 1257 年获得了马赛 和在 1349 年获得了蒙特皮列以后，亚格·摩特所曾有过的什么小作用，完全 丧失。今天，它的巨型城垣，还耸峙在礁湖的粘土上面——那是一个海边死 城的骨架。
因为法王的势力已达到地中海，他使法国的北方各省分享十字军与东方
的商业。在十三世纪，马赛在北非从修达和布吉亚到亚历山大城一带沿海岸 上，都有它的商站。在南法城市里，又云集着意大利商人，尤其是热那亚人 和佛罗伦萨人；他们常到波揆耳市集，再从那里前往香宾市集。在尼姆，有 一个永久的意大利居留地，自称为“伦巴和多斯加纳商人的大学”（这里“大 学”[Universi-tas]一词的意义相等于公会或行会）。它是在 1270 年由腓力 三世按照大致和巴黎商人公会相同的条件，给予特许状的。这公会充任比萨、 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皮阿森扎、卢加、波伦亚、皮斯托雅、米兰各 地商人的代理机关。在南法，这些商人对法国商业的扩张之帮助，是很大的。 这种关系也和法国在以后两世纪对意大利的政治兴趣的增长，有着密切联 系。下面从一个当时的历史家的著作中所引的例子，足够说明布罗温斯人在 十三世纪中对贸易如何渴望：


当康华尔·理查 1240 年往东方去的时候，他在伟恩购了几只船，意欲下行罗尼河到阿尔兹去。



① 赫李亚，见《英国历史评论》，第 2 卷，第 249 页。

伟恩及其他邻近城市的居民请求他把搭客船售给他们；并愿意付出船的三倍价值给他。当伯爵拒绝这 样做并说他不是一个商人的时候，他们用武力扣留了这些船。


　　路易九世的时期，构成了巴黎行会和工业组织历史上的一个界碑。为了 有价值的《行业志》或《巴黎行业志》一书，我们应感谢这位国王的仁厚而 又有效能的统治。该书是由亚田·霸罗编辑；他是商会会长，这一职位，象 上文已说过，也包括管理首都的警察、司法和财政的事务。亚田·霸罗在 1248 年路易九世对埃及的十字军的不幸出征时，伴随法王前往埃及，在那里他被 俘，后来以二千金币赎出。在 1254 和 1258 年之间的某一时期，他曾担任巴 黎商会会长。在他任职之后，这职位不复是一个可以买卖的职位，而是一个 公众所委托的任务。他在执行职务上的成绩使他永垂不朽。在《工业志》这 本书里，记载着巴黎的一百零一个行会的章程。这些章程使我们能够直接而 确实地了解当时的日常生活情况。这些工业内部组织的进步性和高度复杂化 是惊人的。所有前一世纪旧式的手艺工人和技工的简单团体已分化而成为首 要的和次要的行会，或大型的和小型的行会；后一种是辅助主要工业的类似 行业的行会。当时，劳动的分工，已发展得很细。例如，在皮革业里，可看 到剥皮工、硝皮工、漂皮工、皮鞋匠、马具匠、马鞍匠和细皮工；在石匠中， 有砍石匠、泥水匠、胶泥匠。从属织布工行会的，有梳毛工、漂布者、染工 行会。木匠行会包括箱子和门窗匠、桌椅匠、船匠、车轮匠、辘轳匠、箍桶 匠，等等。布业行会的类别，几乎象布匹的种类一样多。连估旧衣者也有一 个行会。各种行会章程详密规定：一个匠师所可雇佣的学徒人数、劳动的时 间、所付的工资、学徒服务的条件；但这类规定在各行业中颇不相同。这些 章程的订立一般是由于双重动机，就是，利他主义和经济的动机，前者使一 个匠师不应接受多于他所能够教得好的学徒人数；后者是要防止同行间的竞 争而使价格下降。当时，一切工业都是家庭手工业性质——就是说，匠师的 住宅即是他的工场，而他的学徒也作为他家庭的成员而在那里生活。但是， 匠师为了出售他的手工制品，可携带他的货物到周六市场上去，在那里每个 行会有它的摊子，在那里他和顾客讨价还价，还和那些来自附近城市如波瓦 锡、彭他兹、波未、亚眠的商人们磋商价目。每年六月，是巴黎的伟大商人 月，因为圣泽门、圣雷德尔（雷扎尔）尤其是隆第特的三个市集都是在这个 月内举行的。届时法兰德斯、莱茵兰、意大利、布罗温斯的外地顾客和商人 可能联翩而来。
为了严密阻止欺骗行为或出售赃物或次货起见，政府对度量衡进行管
理，并由警察予以监视。从下面一项关于管理制酒者和旧衣商的章程里，可 看出法国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的情况：


造酒者除了用水和谷物，就是说，用大麦、用大麦和小麦的混合物、或用麦芽造啤酒外，不得 也不应用其他东西制造啤酒；如果他为了加强啤酒浓度而放入了任何东西，如杜松、蒲桃或葡萄豆， 他就必须对一次犯罪，向国王缴付二十个巴黎苏的罚金，而用这些东西所制成的全部啤酒，须充作慈 善事业之用。本业的仲裁员宣布：不是所有放入啤酒的东西都是好的、适当的，因为它们对于身心， 对于强壮者和病人，既不卫生而又有损害。
除了在酿酒坊内出售啤酒外，任何人不得也不应出售啤酒，因为贩子所出售的啤酒没有象在酿 酒坊内所出售的那样良好纯洁，而是又酸又变味，因为他们不懂得怎样把啤酒保持得新鲜。而且那些 自己不造酒而贩运啤酒到巴黎两三处地方去的人们，并不亲自去，也不是由他们的妻子去出售，而是

派遣他们的小女儿甚至到外人的居住区，即粗野和堕落的歹徒所集结的地方去出售。由于这些缘故， 本业的仲裁员，在国王准许之下同意了上述规则；任何违反这些规则的人一次犯罪应向国王缴付二十 个巴黎苏；而在酒坊外其他地方出售的啤酒，须充作慈善事业之用。
任何人若欲在巴黎郊区充当估衣商，必须在本行业的首长和两个仲裁员面前，凭保护神宣誓说： 他愿意按照本行业的惯例，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做生意；就是说，他将不明知故犯地从一个小偷买 进东西，如果他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来历的话，也不买进什么潮湿或有血渍的东西，除非他知道这潮湿 或血渍所从来；也不从巴黎郊区的麻疯患者买进东西；也不买进什么宗教法服，除非这法服由于正当 的使用已经破旧；任何人如违反上项规则之一，一次犯罪就将丧失他的买卖；他不应也不得再做这项 生意，不论出售或购买任何东西，除非他已重新领取本行业的执照并按上面的规定，再举行过宣誓。
任何估衣商不得浆洗布料，也不买卖浆洗过的衣服或假染色的布料。 上述禁售的各物，不论在什么地方，若被以国王待从长名义管理本行业的人看到，可予以没收；
经过本业仲裁员的同意，并当着他们的面，在市场全部开市的日子予以焚毁。


　　特权渗透了工业世界，正象渗透了封建世界那样。“王家”行业的产品， 大部是由宫廷购买的；对于这些行业的监督权，由国王赐给王宫高级臣仆作 为犒赏。国王的司酒官分发执照给酒商、酿酒者和酒馆主；厨司控制烘面包 工，军务司控制金属行业，惟金银首饰业除外，因为这个行业属于侍从官的 管辖范围；侍从官也分发执照给布商、绸缎商、皮货商及细布织造者。
显然，在 1150 和 1250 年之间，在法国出现了商业和工业的巨大发展以
及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变更。贵族还保存他们的社会威望，但已丧失他们的政 治权力于国王，他们的经济权力于资产阶级了。商业和工业所创造出来的新 财富不仅使城市居民变得富裕，而也使地主阶级陷于贫困，因为土地已失掉 它作为唯一重要的财富形式之旧资本主义性质。在十三世纪时期中，有一个 有力的平衡过程正在徐徐进行，这就是，使贵族地位下降而使市民阶级通过 经济的变动和社会的转化而上升起来。旧式社会慢慢地走向瓦解。旧贵族在 国家机关中开始被“新富”所代替，而这批“新富”甚至还购买小贵族的特 许状。当财富跟着交通的改进和良好警察制度的传播而获得增加的时候，城 市富商的住宅，在宏伟和华丽方面，赛过封建主的别墅了。
的确，在圣路易时代，法国是很繁荣的。公平的税率、良好的货币以及
建造港口和开辟市场这一类为鼓励商业所采取的措施，可合并证明这个繁荣 状态之原因。而当时代历史家的一致论断，也证明了这点。资产阶级已显出 那种夸张的、闻所未闻的奢侈风气，这种风气在十四世纪达到了铺张揭厉的 地步。那个时候的禁止奢侈的法律，指斥资产阶极的奢侈作风。“法律规定： 资产者，至少须有一千‘都尔镑’的财产，才能穿着毛皮或栗鼠毛皮；使用 马缰或穿踢马刺”。法律还规定：他们的妻子所可拥有的衣服件数，应以他 们的财产数量为比例。但是，不管它的外表如何，这项命令的制定与其说是 由于要以服装的差别来维持社会等级，不如说是由于要贯彻一项虚伪的经济 理论，就是，实施私人节约可使国库变为富裕。
　　总之，十三世纪的法国比十二世纪的法国，更进步、更有秩序。一个有 学问的佛罗伦藤人，布伦尼都·拉提尼，在游历法国时，赞赏法兰西岛地方 上没有围墙的领主花园宅邸，两侧附有花园而周围绕着和平农民的田庄。在 那个时候，所有巨大城堡，几乎都是王家堡垒，即王家权力的卫城，不复是 强盗男爵的住所了。在有些场合，城堡虽然还是留在封建主手里，但它们已 象拔去了牙齿的巨龙那样。后来几世纪的法律家，把路易九世美化为封建主
　　
的仇敌，绝对专制王国的缔造者；专制王国在他们的目光中，是法律和秩序 的同义语。这项见解是完全非历史性的。法王本身是一个封建贵族，而且在 王国中是最高的封建贵族。他从来没有攻击过封建制度，但他从来没有容许 过封建制度的过度地方。他认为：政府是一个严格管理的封建行政的组织形 式。为了实现这种观念，他把当时代的两个最严重的社会祸害连根拔除—— 私战和司法决斗。他使王室权力战胜了封建权力。
　　圣路易的一项最贤明命令，是关于规定谷物、葡萄酒和食品的自由贸易； 这项命令妨碍了封建制度的排他性的狭隘利益。法王作出很多措施来保持食 品的便宜价格。法王增加了市场和市集，并用警察来保护道路。为了保护小 葡萄园主，他命令：农夫到市场去出售自己的葡萄酒得免除通行税。1247 年， 国王又命令执行吏去调查那些因遭受非法剥夺金钱或产品而喊冤的人们，并 允许当场给予赔偿。另有一项命令，使地方上土地所有者负责维持道路和保 护旅行者。1254 年，他命令执行吏，不得扣留役畜，除非是为了公共用途。 他还制定了一个贤明的森林管理制度。国王还有一项有意义的规定，就是， 指令王家调查员去调查各省内的老人和穷人，并以公费来赡养他们。
　　城市也感受到王室的压力。到了 1250 年，城市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在 中产阶级中，富裕家庭已获得对市政府官职的世袭控制权，并成了政治寡头 和社会贵族。由于经验不足、各据一方的野心和腐化，在一世纪中，许多过 去“良好”的城市陷于破产。城市财政，到处都受到破坏。对于它们，法王 使用他的管理权和征税权来进行干涉，引用当时的一个法学家的话，“象法 院为一个未成年嗣子指派一个监护人那样”。所有这种对封邑和城市的王权 的加强，是有利于贸易的，因为贸易由于和平、国王货币和度量衡的管理而 获益。1256 年的“伟大法令”迫使各城的市长同四个仲裁员（长老）在圣马 丁节（11 月 11 日）前一日来到巴黎，并随身携带城市的收支帐目，以备王 室稽核。
1254 年，鉴于巴黎警察力量的不足——它包括二十个乘马警察官和四十
个巡逻警——法王使用了“行业守夜人”来补充；这种守夜人，是从行会得 来的城市警察队，每个行会，各服务三周。两支警察队，都是受巴黎商会会 长的管理的。
的确，正是在十二和十三世纪的整个时期中，有大批关于法国的战事证
据，可是法国商业的增长抵消了象有些作家所描写的混乱景象。所有这些冲 突，是亲属间为了争夺遣产而引起，带着单纯的家族纷争的性质，其中受苦 最深的，是参加的当事人。按照长子继承法，幼子是无分享受遗产的，至多 从长子获得一些恩赐；这项法律的传布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家庭冲突。一个儿 子或几个儿子往往起来反对父亲，为的要迫使他在死前把他的财产分给他 们。封建争讼时常达到极度而成为战争，因为按封建制度的逻辑，在极端情 况下，附庸对领主的反叛或领主对附庸的镇压，都是正当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低估这些争斗的后果，也必须予以适当的评价。在领 主和附庸之间，果然有着激战，但混乱状态会跟着战事解决，即告终止。要 不然的话，当参加者在一系列小战役中弄到筋疲力竭的时候，混乱也会结束 的。这些冲突，是个人间的矛盾或集团间的决斗。在战争的日子里，属于斗 争双方农民的田宅、牲口和谷物，都被尽情地破坏，而这些农民的生命也有 遭受屠杀的危险。但大封建主和国王的高压手段限制了这类破坏行动的范 围。愤怒的交战者必定要在彼此之间打到底；但他们不能牺牲一般社会，并
　　
且不能在战斗中破坏不隶属他们的其他农民的财产。有一个博学的法国历史 家，谈到腓力·奥古斯都统治时写道：“在那个时候，战火弥漫全国，这几 乎成了一种永世不断的灾难。”①当他说这句话时，他忘了当时的冲突是具有 个人性质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史料可以证明：在法国，大体上说来，当时不 仅国王直接统治下的各省，而且许多其他封邑是享有和平与繁荣的，而这些 封建争执未曾严重地扰乱过公众的日常生活。
　　另一方面，也有资料，可说明私战的减退。在十二世纪后半期以及在整 个十三世纪里，我们看到马上比武成为风行一时的时尚。这种尚武的游戏， 对好战的贵族来说，是一种慰藉，因为他们觉得和平力量已重重地压住了他 们的手，所以企图使用模拟真正战争的激烈行为来消磨沉闷的时间。《基云 壮士歌》长篇纪事诗的作者，以几千行诗句来刻划了他诗中主角在马上比武 方面的成绩，并补充说：“我不能开始列举所有这些比武情况，因为几乎每 隔两周在这块或那块地方，总是有着一次比武的”。教会之所以谴责这种激 烈性的娱乐，与其说是因为其中表现出野蛮性和渎神性，不如说是因为其中 有着不可分离的豪赌行为。但是，国王和大封建主把它们看作一种军事训练， 而予以赞成。也许他们很锐敏地看到：如果封建制度的战斗精神不给予这种 形式的发泄，它将表现在更坏的战斗形式上。所以，马上比武是真正有利于 和平的维持。而且，在这封建盛世的两百年中，我们看到许多贵族发展了爱 好和平事业的品性。他们成为绅士式的农民，或者重视书本知识；他们搜集 图书，并爱护浪漫诗人和历史家。
在十三世纪，法国农村的物质进步和繁荣状态，并不比城市情况有所逊
色。农奴制度在徐徐衰落。在诺曼底，如上文所述，这制度甚至在十一世纪 已经消逝。到了十三世纪中期，在波亚图和郎基多克的大部地区，农奴制度 已经过了时。教会大多顽固地墨守农奴剥削制度——而它也因此付出了代 价，就是，结果它遭受了民众的反抗——但自由地和租种地制在很多地区内 已在流行着。清除森林、开垦沼地、建立新村庄和寺院田庄、使用泥灰岩作 为肥料、改进围篱、挖沟和排水的方法、推广三圃制（如果我们可把阿柏塔·马 格那的一段难懂的话作为三圃制解释），这一切都可证明法国农业和乡村农 民状况的进步。蒙斐拉侯爵曾从东方带回来一种叫做“萨拉晋”的小麦。风 车磨坊也是从东方输入的。最早提及它的时期，是在 1105 年。因为有一时期， 农民曾热烈欢迎这一新机械，认为从此可摆脱了领主的磨坊禁令。但是，当 农奴在教会土地上建立风车磨坊以图避免磨坊税的时候，塞勒斯泰因三世在
1195 年下令风车磨坊也须课以什一税。

















① “la guerre était alors，sur presque tous les points du territ-oire，un fléau àpeu près permanent.”

第十九章 霍亨斯陶芬德意志
（1125—1273 年） 法兰德斯和低原国家


　　霍亨斯陶芬朝（1125—1250 年）统治下的德意志，和其余的国家相同， 在十字军时代，就物质文明说，获得了巨大进步。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向东 方移动而产生的贸易刺激，但大部分则是由于德意志本身内在的有机性的和 有力的因素，而和十字军的影响无关的。
　　关于德意志进步的主要证明是：（1）人口的增加；（2）莱茵河和多瑙 河地区的德意志旧城市的复兴和新城市的倍增；（3）市场、市集和通行税的 增加；（4）货币经济的空前发展；（5）工业的发展和行会组织的传布；（6） 德意志和意大利贸易关系的大增；（7）在国外和香宾市集，和法兰德斯、英 国、斯干的那维亚与里窝尼亚的经常贸易联系的建立；（8）在德意志较老的 省分内土地价格的提高；（9）森林和沼泽地面积的渐次缩减；（10）东方边 境上侵略性的扩张并通过征服或驱逐原住在那里的斯拉夫人而占领“新东 方”以及殖民。
　　所有这些事情都指出了日耳曼人的大规模的物质上的活动和不懈的努 力。
关于人口增加的主要证明，在于城市生活的日益活跃以及西德老区的剩
余人口不断流向东方新地去，同时对于老省的生产力也没有明显的损害。德 意志的人口可能从十一世纪的五百万至六百万人增加到十二世纪的七百万至 八百万人。
科伦在十二世纪赶过马因斯，而成为德意志的最大城市。在南德，累根
斯堡是最大城市，虽然奥格斯堡与纽伦堡同它还在竞争。在老德意志区各地， 萨克森或萨利安时代所建造的古老城垣，对人口来说，变得太狭窄了，因而 被拆除，并另造了扩大范围的新城垣。在莱茵—多瑙河地区诸省内，差不多 每个城市经过两次这样地扩大，一次在十二世纪，又一次在十三世纪。1281 年，科伦的城垣有六十五座城堡和十三座城门。这种扩展，是一种城市聚合 的扩展，就是说，城市起初合并了那些环绕老城垣兴起的郊区，然后再合并 四野的村庄。在德意志许多城市里，甚至街道的名字和地方的名称还显示出 中世纪这种扩展的痕迹：如有些“环”形结构内街的名称（例如，在维也纳 和慕尼黑城内）这些街道是建造在旧城垣遗址上面的，还有象保留“城垣街”、 “城塔街”、“老市场街”这一类的旧名称。有时，甚至有一座古老的中世 纪城塔的遗迹，尚未被破坏，而依然屹立，作为对古老情景的沉默证人。关 于城市成长的另一个证明，是在这两世纪中存在着改组教区的一般趋势。由 于城市扩展和扩大城墙的过程，不仅有新教区并入了城内，而且城内的老教 区以人口的增长，常常需要重新划分并建立新教堂。的确，在城市内那些创 建于十二和十三世纪的教堂的数目，本身就是关于这个时期德意志城市发展 的一个显著的历史证明。
　　十三世纪之前，在德意志城市内未曾有过市民法团的出现。诚然，“市 民”（Cives）和“堡民”（Burgenses）这两个词汇，只在十二世纪才得通 用。其中区别是：前者是“城市”的居民；后者是“城堡”的居民。所有商 人、手艺者或牧师等居民不是包括在“市民”，便是包括在“堡民”的名称 之内。但在城垣扩大以后，“市民”和“堡民”之间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城内市场捐税的激增和水陆两路上通行税的增加，当然是跟着这种经济 发展而来的。前一项课税的合法性比后一项要大。按理论，皇帝是河流的宗 主；他被认作商人和旅客的最高保护人。但在实践上，皇帝的特权已被封建 化的大主教与高级贵族所篡夺而全部失掉。结果，在城市和各级的封建公侯 之间，发生了广泛的争夺斗争；这种争斗损害了贸易，并常常酿成地方战争。 皇帝罗塞耳二世是在德意志统治者中认真企图制止这种篡夺行为的最后一 人。1132 年，他曾恢复下莱茵河上的旧税则，以利乌得勒支城；1136 年他又 曾降低易北河上的通行税。但是，他不是经常能够防止封建勒索来保护商业 的。莱茵区主教的收入，大多是从河流上和曳船路上所课的通行税得来的。 特累甫城大主教也是这样：在科不林士所征收的通行税归入了他们腰包；马 德堡的大主教在易北河上拥有三个通行税站。其次，货币使用的增加，也证 明了这种繁荣状态。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地使用货币以代实物或劳役来缴付 地方税和地租；更大更多地常用现金来进行贸易上的交割。城市档案里，充 满着关于货币经济成长的资料。连编年史里也反映了这种变动，特别是圣布 雷兴·鄂图的编年史，里面常常谈到金银与货币的。
　　在工业史上，行会组织的形成和迅速传布指出了一个类似的变更。最早 的例子，是科伦的织工行会；它出现于 1112 年而到了 1149 年它成了一个组 织严密的会社。1157 年，在哈勒出现了一个鞋匠行会。到了十三世纪，实际 上，德意志城市的整个工业世界，已在行会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了。这项发展 指出了：庄园工业的崩溃、劳动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移动、新工业制度的力 量。值得注意的是，德意志行会从它们最早出现时起，就和国外城市里所流 行的市民自由之新观念相密切地结合着。科伦城的行会，在 1112 年被编年史 家说成是“为自由而组织的”。织麻布业，是奥格斯堡和乌尔穆的最重要工 业；织呢绒业，是纽伦堡的最主要行业。凡是属于同一的或有关联的工业工 人，都住在城市中专营那个行业的某些地段内。德意志工业的分化出现于十 二世纪中，于是，织工行会再分成为羊毛梳工、布匹修剪工、漂布工、捆布 工、浆布工、染色工，等等行会。
现在，如果我们从霍亨斯陶芬朝统治下的德意志的内部经济发展转到它
的对外经济史方面，那么，我们也可看到同样活跃情况。德意志在国境外所 进行的商业扩展，是很大的。这种扩展除了和香宾市集的接触以外，开始于 萨利安朝甚至开始于萨克森朝时代；但在霍亨斯陶芬朝时代，这项商业在伦 巴第、法兰德斯、英国、波罗的海地区和斯拉夫边境上获得了空前的巨大规 模。
在十字军开始后不久，威尼斯人从德意志皇帝，尤其是从罗塞耳二世
（1125—1137 年），获得了商业特权。但这些特权，是适用于意大利王国内， 而不是适用于德意志境内的。直到十字军的商业影响显然可见的时候，意大 利城市才开始积极地向阿尔卑斯山外活动。在这以后，德意志城市，如奥格 斯堡和纽伦堡，就欣欣向荣。
　　虽然腓特烈一世对米兰和伦巴同盟城市的长期战争一定曾使跨越阿尔卑 斯山商业受到扰乱和损害，但有资料，可说明德意志和意大利之间的商业关 系还在继续。到了 1127 年，意大利商人确曾出现于法兰德斯；他们一定曾越 过阿尔卑斯山，下行莱茵河；他们的活动范围可能已伸入下德意志的城市， 除非所传述的常到哥斯拉尔、喜尔得珊、布伦斯威克等城市之“外国商人”， 是佛来铭人而不是意大利人。至于南德城市，意大利商人在十二世纪中期以
　　
后，一定是常在那里出现的。1153 年，罗地商人在君士坦士向腓特烈一世请 求他的保护来防止米兰的商业虐政；他们已使用德语来陈述他们的理由。累 根斯堡似乎在十三世纪之前，已经有一块意大利商人的永久居留地。
　　甚至具有更大意义的，至少更为新奇的，是关于德意志商人在十二世纪 进入意大利之资料。在 1128 年的热那亚通行税簿册上，登记着那些携带成包 的羊毛和麻布的跨越阿尔卑斯山商人。这批人也许是从莱茵兰或法兰德斯来 的，因为那里纺织工业正在发展。1168 年科摩和米兰所签订的一项条约里， 双方允诺彼此不得阻止德意志商人到对方的市场去。在那些和米兰敌对的各 城市之间所签订的 1193 年一项协定里，提及了跨越阿尔卑斯山商人；而这些 商人无疑是从德意志来的。1209 年的一项城市法规指出：科摩市民常常为了 跨越阿尔卑斯山商人作保人。1220 年，有一个德意志商人在克里摩那和斐拉 腊之间被劫掠；两年以后，又有两个里尔城商人的商品被劫，其中包括里尔、 布鲁日、波未出产的布匹和里尔出产的短裤。后一项事件是在科摩附近发生 的，因而科摩城付给了受害商人九十七镑赔偿费。1228 年通行税簿册上把德 意志商人和法国及许多意大利城市商人写在一起。值得指出：在十二世纪德 意志和威尼斯之间建立了商业联系。但是我们不能断言，这项发展的原因究 竟是什么：是因为在伦巴第战争的时期，伦巴第和德意志的贸易部分地转移 到威尼斯呢，还是因为威尼斯是到“圣地”途中的一个便利的上岸港口和输 入利凡得商品的一个重要地点呢？虽然没有记录可资证明，但无疑的，德意 志商人早已到过威尼斯。第一次确切提到那个著名的“德意志商站”，是在
1228 年，但德意志商人早在十三世纪之前在威尼斯已和德意志香客们分享了
这类的居住区。勃伦纳山路，是奥格斯堡人和南德其他商人所共同使用的通 路。
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里，虽然北意大利始终站在西欧商业上的至高无上的
地位，但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增长，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北海和波 罗的海对北欧的关系正象地中海对南欧的希腊和罗马语系地区那样。也象南 欧有伦巴第和威尼西亚作为它的贸易中心点，北欧以法兰德斯及其他附近封 邑，即大约今天的比利时，作为它的商业的集散中心点。这些“低原国家” 成为一个封建省分的集合体而插入德意志、法国和北海之间。法兰德斯伯爵 领的佛来铭部分以及不拉奔和黑诺特，是隶属德意志和“帝国”的。但这些 地区早已想望取得大量的独立地位，而文化上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实体。大概 说来，莱茵河极下游处的河南各省，是属于瓦伦人的（法人的）或佛来铭人 的地区，而河北的各省是属于荷兰人的地区。前一类地区，包括法兰德斯（它 占有帝国的一部分领土和法王国的一部分领土）、黑诺特和不拉奔。后一类 地区包括佛里斯兰、西兰和荷兰三个伯爵领。在瓦伦各省里，文化主要是法 国形式的，在其他各个省里，是德意志形式的。在这些地方的公侯中，法兰 德斯的伯爵是最有势力；他的势力与其说是由于他的领土的广大，不如说是 由于他的财富的雄厚。早在 1150 年，一个历史家已把法兰德斯描写为一个“人 口稠密的地方”。欧洲这一部分的肥沃冲积地很早就已吸引人来占据了。这 一块地方是由莱茵河、谬司河、谢尔德河、索谟河形成的；而这些河流就在 这里汇合，几乎并行地注入北海里。如上文所述，这些省分有一时期曾是喀 罗林朝王室领的中心。这里，寺院从早期起已经非常兴旺；在寺院墙垣的周 围兴起了密集的人口，从而在十一世纪就已出现热闹的城市生活；又在十字 军时期，由于商业和工业受到了刺激，城市人口增加起来；加之，在欧洲这

一部分的领土上，河流纵横交叉，沿海港口又多，四面八方都可达到；这种 非常便利的交通，更使得它欣欣向荣。1128 年布鲁日居民在反对伯爵威廉·克 力都的控诉书里，清楚地指出：在那个时期法兰德斯的商业，主要是对外商 业。他们说：“我们被关闭在我们的地方范围之内，我们没有通货，没有外 国商人来到我们这里，所以，不能以我们的所有以易我们的所无”。
　　我们可把生产的两个部门——工业和商业——分开来讲。根特是工业中 心。1300 年时，那里有五十种不同的行业。布鲁日，以立士运河通海，是主 要的商埠。
　　佛来铭的主要工业，是纺织业。根特专门织造呢绒。伊泊尔是麻布生产 的中心。几乎每个城市有着自己的一种特殊的织品、一种特殊的式样、一种 特殊的染色，而且有许多中世纪织品的名称，是从这些地方的名称得来的。 “阿拉斯”挂帐是从阿拉斯城得名；“喀姆布里”白葛布是从喀姆布莱城得 名；筏仑西恩织造“筏仑西”丝毛缎。菱形花样是来自伊泊尔的；有一种叫 做“琅”的细麻布是从琅城得名的——琅城虽是一个法国城市，但近于法兰 德斯；圣奥德立市集曾创造出“俗艳”（Tawdry）这一个词；在昔用以指示 一种呢绒品质的，但当旧毛绒和长羊毛相渗杂以后，这个名副就失掉它的原 意了。在低原国家中，有些城市对制造金属器具有特长，特别是列日长于制 造铁器，第南特长于制造铜器，法文“制铜业”（dinanderie）这一个词就 是从第南特（Dinant）城的名字得来的。
莱茵河是进入法兰德斯的极自然的通道，但是在那里，地势平坦，陆路
交通几乎也同样便利；这条陆路，从科伦经亚琛、马斯特立喜（在那里穿过 谬司河）、卢芬（位于带尔河的横渡处）达根特和布鲁日。科不林士 1104 年的通行税表，表明了在下德意志和法兰德斯之间的商业来往情况。1173 年，皇帝腓特烈一世，由于法兰德斯伯爵的申请，在亚琛和杜易斯堡建立了 市场。
布鲁日完全是一个商业城市，并成为北欧的大中间商。我们可看到 1200
年左右关于列举布鲁日进口货物的一段出色文字：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来自各地而汇集于布鲁日的每一条商业路线，我们就可熟悉十三世纪国际贸 易的主要特征了；这些路线是：不来梅的啤酒和汉撒城市的波罗的海产品，迂回绕过岛屿，渡须德海， 并为了避去莱茵通行税站，再穿越错综交叉的荷兰水路；来自英国的羊毛、毕伽第的布匹、洛瑟尔的 葡萄酒和食盐、巴巴利或西班牙的马皮和羊皮，是由布罗温斯商人运到香宾市集来的；威尼斯和热那 亚运输东方货物的大商船，终于冒着海上的风险而来，这就会变成了与十三世纪国际贸易的主要特征 分不开的标志，??英国在国王约翰时代和根特与伊泊尔贸易的中断，使布鲁日能够建立它羊毛贸易 的中心地位；同样，后来法国和法兰德斯陆路上的混乱情况，帮助它接替了香宾市集的地位，作为北 欧和地中海之间的主要联系环节。但直到十四世纪，布鲁日才基本上成为一个国际商埠，而它的市民 才成为在外国交易中的纯粹中间商：而这批外国人的恒久居留地的名称，就成了城市内所有的街道和 地区的名称??布鲁日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形成，是产生于它的市民积极参与商业的活动；主要为佛来 铭织工输入大宗羊毛，即佛来铭-英国的和西班牙的羊毛，并输出大宗法兰德斯的呢绒布。①


在黑诺特和不拉奔，几乎只有农业人口；它们的主要生产是：牛乳制品、 谷物和牲畜。安特卫普位于不拉奔境内谢尔德河口，直到后来十五和十六世



① 《英国历史评论》，第 24 卷，第 774 页（一篇书评）。

纪，才在商业上占得重要地位；它是在布鲁日衰落之后兴起来的城市。 上文已提过，“低原国家”人口的稠密，对于向外移民有重大的影响。
在十二和十三世纪，佛来铭人和荷兰人殖民于“低地”和东德意志的土地上。 很多佛来铭人还迁移到英国去；在产羊毛的英国，他们的织布技巧受到重视。 洪水和海水的泛滥，也是促使这种外移的原因。几乎在每个春季里，莱茵河、 谬司河、谢尔德河以及许多小河，由于上游洪水泻入而泛滥成灾。但海水的 泛滥是最大的威胁。的确，在最易受灾的地方，建造了堤坝，以补充沙冈的 天然屏障。可是，在大风暴里，这些堤坝常被冲破。在编年史里有很多关于 洪水的悲惨记载，如 1135、1156、1164、1170、1173 年的各次水灾。在十三 世纪中，计有三十一次。须德海和帖克塞耳岛是由洪水形成的。值得注意： 大水灾和荷兰人与佛来铭人的向外移殖，是在同一时期出现的。此中联系， 是显然可见的。
　　佛里斯兰和荷兰的商业的重要性比莱茵河三角洲南部诸省的商业，要小 得多。大部沿海居民从事于青鱼和鳕鱼的渔业。在十二世纪，莱茵河三角洲 上的水道，实际上和它今天的水道一模一样，但它由于同海上贸易与内地贸 易的联系，而获得了重要地位。只有在一幅大地图上，才可标出三角洲上的 无数支流的名称。在左边，瓦耳河和勒克河从主流向西延伸而注入北海。在 右边，伊塞尔河和维支特河向北流入须德海。不可能从海洋进入北面的海湾； 如果要达到那里的话，必须先进入勒克河，而后由此向北行。
安亨是一个重要点，位于伊塞尔河从莱茵河主流分出的地点上。在它下
面的很近地方，是乌斯特比克和罗比特，属于格尔德伯爵的领地。这两地是 通行税站。所有交通运输被迫经过那里，因而对于这些勒索当然有人要反对 的。在 1220 年的法兰克福议会上，曾特别提出抗议。杜易斯堡、多柴姆、安 亨和苴特芬的重要性早已超出它们的地方范围，并从十二世纪末期起，外国 商人惯常来到那里。1190 年的一项文献里，谈到苴特芬；它位于伊塞尔河畔， 安亨的北面。到十二世纪末期，苴特芬被认作贸易和商业的中心。从 1200 年格尔德伯爵和乌得勒支主教之间所签订的一项通商条约里，可看出这个地 方的重要性和它贸易联系的范围；条约规定：在苴特芬所铸造的货币，不得 和乌得勒支所铸造的相同。乌得勒支位于维支特河畔；它在莱茵河北部支流 中是最东的一条河。这里有一个通行税站，早在十世纪已经有人提及过。它 是沿海的鱼类和食盐，内地的葡萄酒和谷物的转运通路。在乌得勒支和科伦 之间，有着经常的贸易，葡萄酒是最重要的商品。只有一部分葡萄酒是在当 地消费的，因为乌得勒支已成为运往英国和北方去的葡萄酒之中心市场。除 了葡萄酒外，谷物是河流运输中的一项最重要的东西。三角洲地区是以养牲 畜业出名的，但因为这里不能出产谷物，它必须从南方运入谷物。象关于葡 萄酒贸易那样，乌得勒支成了谷物贸易的中心，这些谷物是从杜易斯堡的上 面和下面运来的。食盐贸易特别是由佛里斯兰商人经营；他们经过须德海运 来食盐。他们的最重要城市，是斯达伏伦，靠近须德海的最狭的尖端上。虽 然没有文献可证明在这个城市和乌得勒支之间存在着什么贸易关系；但似乎 有理由可设想：它们之间是有贸易关系的，因为这是佛里斯兰的最大城市； 而它的商人还常常远至莱茵河上游经商的。而且，早在十二世纪起初二十五 年中，亨利五世对这些在德意志境内经商的商人，已经给予保护。
　　现在，我们来谈三角洲的左边港湾。这里，瓦耳河在商业重要性上超过 勒克河，正象北面的维支特河超过伊泊尔河那样。找不到什么资料可证明：
　　
在勒克河上存在着什么商业生活。另一方面，瓦耳河畔分布着一系列贸易站。 在瓦耳河左岸上，距它从莱茵河分出的地点下面不远处，是尼谟威根。这是 一所关税站，对所有从三角洲这一海湾运入的货物征收捐税；但关于它在这 一时期的重要性，我们还未能相当确切地知道。提尔是瓦耳河畔的另一个城 市；从第九世纪起，它同北德意志最重要城市并列为一个征收通行税的地点。 然而，在十二世纪，那里的海关迁到河流上面的很远地方，即莱茵河畔的凯 撒威茨城；那曾使科伦城大不高兴。关于提尔商业地位的资料，我们所能搜 集到的很少。可能在十一世纪初期，提尔是尼德兰的一个主要贸易城市，但
在 1134 和 1174 年间，它的商业重要性已经下降。由于这个缘故，通行税站 移到凯撒威茨城去。
　　瓦耳河是左边三角洲地区内的主要水道。从十二世纪中期起，甚至在这 以前，商人们曾利用这一条路，来到中德意志和上德意志。木材运输是一个 主要项目。木筏从上莱茵河顺流浮下，远达科不林士，但木筏究竟在何处拆 散，则未能知道。鱼类贸易，在重要性上也许仅次于谷物贸易。三角洲是鱼 类运入欧洲的大门。那些载着葡萄酒下行莱茵河而来的船只，在回程上满载 咸鱼回到科伦城去。
　　所有德意志和英国之间的贸易，自然而然地要通过法兰德斯或荷兰的。 在前面一章里，我们已谈过：早在埃塞尔勒德时代（978—1016 年），德意 志商人在英国已被给予王家贸易特权。他们被称为“皇帝的商人”，以示差 别。“这种巨大特权似乎是：他们除了某种例外情况得在他们的船上做买卖 交易；那无疑地就是使他们免缴其他商人所应负担的某种捐税”。因为“诺 曼征服”促进了英法贸易，所以它也同样加速了这项英德贸易。曼兹柏立的 威廉，十二世纪的一个英国历史家，谈到过在他的时代德意志商人在伦敦所 占的贸易上重要地位。罕亭顿·亨利 1155 年著书时也说：英国和下德意志的 贸易，是“广泛”的，并指出：英国的出口货包括有铅、锡、鱼、牲口、黑 玉、尤其是羊毛。反过来，德意志对英国所输出的，主要是铜、白银和铁。
1157 年，英王亨利二世曾给侨居伦敦的德意志商人的行会或商会以广泛
特权。文献里清楚地谈到科伦人的“住所”。对于这些特权，后来还由理查 一世（1194 年）、约翰（1213 年）、亨利三世（1232 年）和爱德华一世， 加以批准或扩大。伦敦的德意志人“住所”或“钢场”，是一个重要地点， 就是，一块用墙垣圈围着的地区，内有几所货栈、一所秤量所、几幢宿舍和 一所教堂；在本质上，它是和在十字军时期意大利商人殖民地在君士坦丁堡、 亚历山大城、叙利亚港口以及“圣地”所建立的商站，颇相类似。伦敦和科 伦之间的贸易，是这项过海贸易的核心；但也有记载，说到有来自其他莱茵 城市的德意志商人；他们来自律伯克和不来梅，不仅在伦敦，还在约克、赫 尔、波斯顿、纽喀斯尔和林尼经商。
　　在腓特烈红胡子写给亨利二世的一封信里，他祝望英国和德意志间商业 上的安全和自由。1176 年，律伯克商人被免除了“船难法”的约束。理查一 世，在他被俘而获释后，经过科伦返国时，曾赐给那里的商人以补充权利。 他们得免缴通行税；他们在每年为他们在伦敦行会会所缴付两先令费用的条 件下，得在英国所有的市集上进行买卖交易。曼兹柏立的威廉以下面一段话 来总结十二世纪英国的商业关系：“在高贵的伦敦城里，市民的财富很充足； 各地商人特别是德意志商人所运来的货品，充斥市面；因此，当英国遇到歉 收而发生饥馑的时候，在那里所采购的食粮反而比在任何别处要便宜；外国
　　
商品是经过著名的泰晤士河而运入伦敦城的”。新堡的威廉写道：曾有一个 德意志贵族说过这一句话：如果皇帝亨利六世曾知道英国那么富饶，他将迫 使它为理查一世付出大得多的赎身金。约翰在 1203 年写给科伦市民的一封信 里，允许他们：只要缴付他们祖先所付的惯例捐税之后，他们得携带他们的 商品自由进入他的领地内。这似乎表明：在理查一世被俘以后，科伦和英国 的贸易曾一度停止过。1220 年，科伦商人在“钢场”重新开始营业。1230 年，亨利三世还准许布伦斯威克的鄂图的臣民在他的王国内经商。1257 年， 当康华尔·理查被选为皇帝以后——也许是由于他的神话般的财富而当选—
—他为律伯克市民从亨利三世获得另一张特许状。在同一年里，由于教皇贪 婪所产生的苦难，康华尔子爵的财物向德意志的输出以及由于饥荒所产生的 更大灾祸，这一切造成了伦敦的一次粮食危机；而这危机因为从德意志来了 五十只运谷大船，而得告解除。这样看来，在早期金雀花朝时代，英国和德 国间的贸易关系，已经建立得很好——不是通过英国商人的而是通过德意志 商人的主动。当时，汉撒同盟处在萌芽时期。
　　霍亨斯陶芬王朝诸王，几乎对于十二世纪所有德意志商业和工业的内外 扩展，贡献很少。在这方面，连封建公侯也是漠不关心的。这发展差不多全 部是由于商人和制造家自己的企业活动所引起。的确，就腓特烈（红胡子） 来说，他对他的统治时代的真正性质，茫然不知，所以他对有些最重要的变 革，是敌对的或冷淡的。当时的德意志封建主，不论是世俗的或教会的，也 是如此。最出色的例外，是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公爵亨利狮子；他的贤明治理， 使他的领土成为繁荣的出色榜样。但大致说来，在十二和十三世纪时期封建 德意志的物质发展，是与政治权力与政治利益无关的。可怜霍亨斯陶芬朝诸 王缺乏那种敏感的经济理解力，这是他们的同时代人：法国的、安吉文的和 诺曼-西西里的统治者的特色。在他们中间，竟然没有一个人曾维持这一种建
设性的经济政策。
　　德意志的经济状况，很可阐明霍亨斯陶芬时代的两个敌对政治派系之间 的大冲突。卫尔夫党是赞助市民以及由市民所提倡的商业和工业革命的。另 一方面，霍亨斯陶芬或基伯林派，即帝国派，对老封建社会秩序的改变，是 敌对的。腓特烈一世对德意志城市的市民政策，和他对伦巴城市的政策，同 样地顽固而无远见，幸而终于同样地毫无效果。1163 年，他对马因斯城垣的 破坏，使人回想到他对待米兰城市的残暴行为。对德意志工业来说，幸而那 里的行会尚未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足以惹起皇帝的愤怒，因而它们未曾遭 受过骚扰。
　　霍亨斯陶芬诸帝，特别是腓特烈一世，对市民阶层抱有显著的偏见，这 些偏见，鼓励了德意志封建主几乎到处占夺现行的通行税并课征新的通行 税，尽管有腓特烈一世的豪语：莱茵河是一条“王家街道”。1155 年，马因 斯、法兰克福和班堡的商人徒劳地提出抗议，反对美因河上所勒索的那种“新 的、无先例的、不合理的通行税”。


特许状汇编，说明[皇帝]曾以通行税慷慨赐给（似乎近于任意发给）主教、寺院与伯爵??在 这整个时期在全帝国所征集的通行税中，可能只有微小部分得进入皇帝的钱柜。到了十二世纪，也许 所有公侯们都已占有这些权利??1157、1209、1235、1290 年，公侯们宣布非得他们的同意不得课征 任何新的通行税??为了保障他们大量进款的利益，公侯们和皇帝联合反对曳船路上抢劫的小股匪 徒。接着公侯们又进一步互相联合来掠夺皇帝本人了。①


然而，尽管有这些阻碍的因素，但毫无疑问，在霍亨斯陶芬朝时代，德
意志的商业和工业是稳步前进的。后来，如在下文将谈到，城市联合在一起 设法遏阻上述的弊病。
　　在这时期，只有一个德意志公侯，在自己的领地以内是庸中佼佼，贤明 地奖励了商业和工业。这就是亨利狮子（死于 1197 年），即萨克森和巴伐利 亚的公爵。作为公爵，他仿效了他父亲亨利傲人在巴伐利亚所树立的榜样。 因为累根斯堡与巴苏的市民，在他父亲和康拉德三世斗争的时期中，曾坚定 地支持前者，而这些市民所希望的，莫过于和平秩序和工商业的繁荣。当亨 利狮子继承他父亲的领地以后，他在巴伐利亚继续施行他父亲的政策，而把 这同一宽大的经济奖励政策也施行到萨克森去；这一块领地是从他母亲方面 承袭而来的。他在伊萨河畔建造了慕尼黑城；并在河上建造了一条桥；这一 个新城吸收了一部分经勃伦纳山路而来的意大利和东方贸易；后来它作为西 南德意志的市场，和奥格斯堡、累根斯堡和巴苏这类的旧城市相竞争。亨利 狮子还看到那为其他公民未曾看到的德意志境内这项市民运动的重要性，而 且他也投身于运动内。卫尔夫派建立了布伦斯威克、格丁根、闵登、诺德豪 森、爱因柏克，并大大地发展了瑙谟堡和律伯克。甚至科伦，虽然从来不是 一个卫尔夫或萨克森的城市，但在卫尔夫和霍亨斯陶芬的党派冲突里也是同 情于卫尔夫派的。它和哈次山地区的哥斯拉尔和蓝美尔斯堡的金属工业，有 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萨克森的腹地就不是这样了。
在亨利狮子的统治下，萨克森城市的工业发展和它们的商业繁荣，携手
并进。不仅粗工业而且精细艺术都受到刺激。他的首都布伦斯威克，由于它 建筑师、艺术家、金匠、银匠、木刻匠、石刻匠和象牙雕工的劳作，成为一 个德意志的佛罗伦萨城。亨利狮子在他的办事方面，不一定是公平的，但对 抓取经济机会他从来是又聪明又锐敏的。
关于波罗的海的商业，丹麦人几乎垄断了约两百年之久。丹麦商人在斯
德丁、服林、但泽，在皮恩河、奥得河和维斯杜拉河的河口，在斯拉夫人居 民中间，建立了居留地。亨利狮子雄心勃勃，想取丹麦人的地位而代之，以 图在波罗的海地区内建立德意志的商业霸权。我们可以恰当地说，德意志在 波罗的海地区内有成效的商业活动，是从 1158 年亨利狮子占夺律伯克开始 的，律伯克位于伏赫尼茨小河内的一个岛上。这块地方一度曾是斯拉夫人的 一个坚固的炮台，但在 1143 年霍尔斯顿的阿多夫伯爵已在那里建立一个霍尔 斯顿人的乡镇。这个新城市就马上同巴多威克，即查理曼的老贸易站，开始 竞争；除了那些不在亨利统治下的汉堡和不来梅以外，它是德意志在极北地 区的一个主要商埠。因此，亨利在律伯克附近，建造了一个新城市，以期和 它相竞争，并以自己的名字称之为“狮子城”。但是这座新城市也象巴多威 克一样，衰落下去。亨利贪得无厌，盛气凌人，于是又向霍尔斯顿的阿多夫 要求把律伯克一半归己；当这一要求被拒绝以后，他就强制关闭了那里的市 场。敌对行动接踵而来；1157 年律伯克被萨克森公爵化为灰烬。当霍尔斯顿 伯爵拒绝把它重建起来，亨利就占夺了它（1158 年）；他重造了这个城市和 它的城垣，建立了一个市场和一所造币厂；并宣布它为所有从丹麦、瑞典、 挪威、维斯比来的商品的一个自由港；维斯比位于哥德兰岛上，在那个时候 是和俄国诺夫哥罗得进行贸易的基地，再通过诺夫哥罗得与基辅和黑海、拜 占廷与东方贸易相联系。亨利狮子在取得丹麦的窝得马尔的勉强帮助之后，

对波罗的海上的海盗，着手剿灭；因而那个海上各岛屿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 可以安居的地方了。
　　关于亨利狮子行政上的若干其他特点，应略为提一提。他是一个伟大的 公路和桥梁的建造者；他在河流上筑造了堤坝；他排干了大片沼泽地，移入 佛来铭人和荷兰人居住，因为他们惯于那种土壤上劳动。
　　1181 年，公爵和皇帝冲突发展到最尖锐时使萨克森遭到破坏；1190 年霍 亨斯陶芬的权力和政治利益的中心迁到西西里和南意大利去；1198—1214 年 同德意志卷入内战和自相残杀的战争里；这一切，未曾使全国的商业和工业 遭受到严重的损害，象所可设想的那样。因为在那个时候，德意志城市—— 这是些比乡村有更大物质繁荣的所在，——已是由城垣围绕的自由城市，并 已有力量来捍卫自己。很少城市遭受严重的灾难，除了哥斯拉尔以外；该城
在 1206 年被鄂图四世洗劫，因为在他和斯瓦比亚的腓力争夺皇位的冲突里， 它站在后者方面。在律伯克的亚诺尔关于这项灾难的记载里，我们可看到德 意志城市在十三世纪的商业发展上所已达到的高度水平。他写道：“在八天 之间，那非常富饶的城市遭受了破坏；街道和房屋都被抢劫一空；最富的市 民成为俘虏。胡椒和香料数量之多，以致可车载斗量，分积成堆”。
　　在这多事之秋，中世纪德意志开始了那个政治不统一和封建分裂的漫长 时期。皇室的权力，中央政府的权威，已化成幻影。国家的统治权分裂于有 势力的封建公侯和自由城市的市民团体之间，前者中间还有不少主教公侯。 德意志由于它贸易的扩展，在国内有着大量现款；但皇室已经失掉对国内财 富的征税权。鄂图四世曾梦想课征一种“统税”，但封建主和城市所享有的 独立与财政的自治权力，实在太大，以致他未能把它付诸实行。他赞助市民 来反对公侯的政策，提出得太晚而未能奏效，这两个阶级都逃避了皇帝的控 制。皇室已经容许商业、工业甚至土地上的进款滑脱了他的掌握。“只是一 种要征收帝国统税的谣言，已使鄂图四世的有些最有势力的拥护人掉头而 去”。霍亨斯陶芬朝曾如此长久地仰仗意大利以取得他们的现款；所以，他 们在失掉伦巴城市的统治权之后，就不能对德意志实行征税，因而力图在西 西里搜括，以图挹注亏空。结果，他们既失去了德意志，而又使西西里王国 分化为一束互相倾轧的封建小邦和剧烈竞争的城市集团。
在十三世纪，德意志的商业和工业历史，大部是德意志受封建统治的农
村和城市之间的冲突史。这冲突的最严重的根源，是关于征收水陆两路上的 通行税特别是莱茵河上的通行税。城市为争取城市之间的贸易自由而进行斗 争。封建主从他们地产上的收入，由于十二世纪的经济变革，而日益削减； 因而商业和工业上所获得的财富开始接替了农业上所获得的财富，这一情 况，还因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入，而更加严重化。这样一来，封建主就尽 量课征运输贸易上所能负担的通行税和关税，以求弥补他们地产上所遭受的 损失。
　　“强盗堡垒，急剧地在增加??通行税站的不断增加，本身就已充分表 明无政府状态的增长；虽然小贵族也乐于参加减少商人财富的工作，但由此 所得的最大部分，则是归于教会公侯的腰包的。莱茵河通行税的盛筵是款待 马因斯和科伦的殷富大主教的。”莱茵河在公众间被说成是“教士的胡同”。 原来，在萨克森朝和萨利安朝时代的又贤明又有建设性的经济政策是：把从 这些通行税所得的进款用在改进并保护航运方面的；而现在，继之以一种自 私自利的地方性的财政政策。在霍亨斯陶芬朝后期，通行税站几乎已全部落
　　
入莱茵河两岸的主教和贵族手里。税站的数目，是令人惊异地增加着，从十 九所增加到六十二所，而贵族和主教还是贪心不足，以致把税率继续提高， 有时竟提高到百分之六十。这是一种剥削和勒索的政策，超过了运输贸易所 能负担的程度，因而把商业破坏了。
　　这一情况是早期封建时代情况的重演，就是，每个贵族征收贸易上的通 行税，并把自己的封邑疆界变为一种关税疆界。但有一个不同点：现在的情 况，由于商业和工业的大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权力与独立观念的成长，大大地 严重起来了。在十三世纪，强盗贵族所抢劫的，不是穷苦的负贩和流动的小 商人，而是一个又富裕又统一的商人阶级；他们掌握着大量财富，还能以武 力行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在城市和封建主间的这项政治和经济的斗争里注定要产生十三世纪中期 的一个伟大而又有建设性的运动；它对中世纪德意志的商业和贸易史上将具 有深远的影响。这就是组织城市同盟的运动。
　　早在 1220 年时，在莱茵河中游地区，似乎已有组织城市同盟的企图。但 直到 1226 年，当马因斯、窝姆斯、丙根、斯拜尔、奥本海、法兰克福、吉尔 恩霍逊和佛利德堡联合抵抗强盗贵族的压迫时，这运动才产生了效果。马因 斯的西格夫里大主教为此曾向腓特烈二世申诉。代父亲摄政的亨利亲王回复 说：同盟必须解散。城市拒绝服从。它们所站的地位，和前一世纪伦巴城市 所站的，大致相同。而腓特烈一世的孙子既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掉什么。
1231 年，窝姆斯帝国会议正式宣布禁止莱茵同盟；而在这会议上市民是不得
参加的。然而，由于皇帝和教廷的激烈冲突，皇帝对同盟，未能作出任何取 缔行动。
其他在斯瓦比亚、威斯特发里亚，连在瑞士的城市，不久都参加了同盟；
1255 年 6 月 25 日，组成了一个声势壮大的同盟；这同盟最后包括有七十个 城市，扩展到整个莱茵河上下游，包括中德和西德的大部分领土。在取得荷 兰的威廉的承认之后，这些“联盟的城市”（在“和平公约”上它们是这样 称呼的）组织了陆上的警察队和水上的水师队。在巴塞尔和科不林士（摩塞 耳河与莱茵河的汇合处）之间，这条河上水师队计有一百只武装船舶。只有 经商的船只，得进出于那些属于同盟的河上港口；它们并设立一种“同盟关 税”即正式通行税，来维持公共开支。
在这样建立了沿莱茵河上的安全之后，同盟对贵族所加的专横通行税进
行了攻击。1268 年，城市从帝国会议，争得了一项法案：规定取消所有的通 行税，除了根据旧权利所征的以外，并指令拆毁在斯特拉斯堡和科伦之间的 一切征税局。有很多城堡因此被破坏了。但其中最坚固的城堡，即著名的莱 茵斐尔城堡，抗拒一切要占领它的企图；它是在 1216 年建造，属于卡次尼伦 波根的第特立喜伯爵的。
　　1253 年，威斯特发里亚城市仿效了莱茵城市的榜样。闵斯德、多特蒙德、 索斯特、利普斯大特联合起来了。有时，只有两个城市为了相互保护，也组 成同盟，象巴塞尔和莫尔豪森在 1246 年，布伦斯威克和斯塔得在 1248 年的 联合那样。1278 年，上莱茵河和亚尔萨斯的城市，1285 年，斯特拉斯堡、巴 塞尔和弗赖堡也都联合了。
　　无疑的，在霍亨斯陶芬时代，这些自由城市反映了德意志的最健康和最 进步的生活。自由城市的数目，是很大的，至少达一百五十个。以今天的城 市标准来作估计，它们似乎是小城市。但它们对当代的影响，和近代城市的
　　
社会影响，是不相上下的。它们不仅是商业和工业的集中点，而且它们跟着 它们财富的增加，在提倡高级艺术和文学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世 纪后期，德意志的建筑，主要是城市的和行会的，而不象过去那样是宗教的 建筑。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现在城市编年史开始接替了中世纪古老形式的寺 院编年史。
　　研究德意志的商路和研究意大利与法国的商路一样是具有启发性的；然 后观察它们之间的异同点，而这些异同点是由自然资源，首先是由地形特点 所注定的。意大利是个狭长的靴形半岛，它的轴心是亚平宁山脉，三面临海， 境内只有一条重要的河流即波河。法国是个大六角形的地区，南、西、北三 面濒海；它的全部东疆和中欧相毗连，容易从伦巴第、德意志和法兰德斯进 入。除了格罗内河以外，法国所有的重要河流都是从中央流向外圈的，换句 话说，象辐条从车轴射出来的那样。法国的重心，自然在塞纳河盆地内。政 治的法国和自然的、地文学的法国，是完全吻合的。
　　另一方面，中世纪德意志，是个长方形的地区；可以说，它是由两个长 方形部分拼成的，即上德意志或南德意志和下德意志或北德意志。这两个半 部由美因河与厄革河彼此分隔着，前一条河向西流入莱茵河，而后一条河通 过由平行山脉所构成的自然大水槽向东流入易北河。除了易北河（沿着自然 的德意志的长对角线流的）以外，所有德意志重要的河流都是沿着横线和直 线流的。这使德意志的道路地图有些象铁格子那样；在它铁条的交叉点上， 有城市。仔细检视地图，就可看出：德意志境内，有五条横线的商路，有五 条直线的商路。横线道路是：（1）多瑙河流域的路线，从巴塞尔或斯特拉斯 堡经乌尔穆、奥格斯堡、累根斯堡、巴苏、达维也纳和布达佩斯；（2）美因
—厄革路线，从莱茵河中游到易北河上游，从马因斯经过法兰克福、班堡、
纽伦堡、厄革、布拉格；（3）科伦、加塞尔、爱尔福特、来比锡、宝承、布 勒斯劳的路线；（4）科伦、多特蒙德、索斯特、哥斯拉尔、马德堡、柏林、 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路线；（5）科伦、闵斯德、不来梅、汉堡、律伯克、斯 特拉尔松得、斯德丁、但泽的路线。直线道路是：（1）谬司河路线，从凡尔 登到法兰德斯的根特；（2）莱茵河路线，从巴塞尔到乌得勒支，实际上是一 条三线并行的路，因为两岸各有一条路，而河流在其中间；（3）从勃勒纳山 路到波罗的海的路线，经奥格斯堡、纽伦堡、班堡、爱尔福特、哥斯拉尔、 布伦斯威克、汉堡到不来梅或律伯克；（4）从勃伦纳山路经慕尼黑、累根斯 堡、厄革、来比锡、哈勒、马德堡到汉堡或律伯克的路线；（5）从威尼斯经 微拉赫、萨尔斯堡、巴苏、布拉格、布勒斯劳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或到但泽 的路线。
　　在十二世纪，德意志社会结构已和十一世纪的社会结构大不相同了。“授 爵权战争”，从皇帝方面来说，是大封建主的叛乱；在这长期的战争里，一 大群小封建主乘机树立了势力；他们在自己的城堡里巩固了防御力，并在他 们周围的地区，施行了权力；他们想要使皇帝的权力和大公爵的权力同归于 尽。这样一来，在政治上，德意志大规模地陷于地方主义和封建分裂主义的 状态里——这一情况，正和法国所流行的情况相反。
　　在有城垣的城市里，市民阶层有力量来保卫自己，反对小封建主的强暴 作风。但乡村农民则没有这种保卫的力量。长期的内战、贫困、饥荒已使德 意志大部自由农民阶层降到农奴的地位，甚至在萨利安时代结束之前，已经 如此；而在十二世纪兴起的小封建主统治更确认并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可是，
　　
按一般趋势说，虽然小自由农陷入农奴地位，而农奴的境遇就更恶化，但也 有遏阻这种趋势的抗衡力量。在土地价格上涨的时候，业主之间剧烈地争取 劳动力来清除森林和排干沼地；从而业主阶级中的很多人被迫以宽大条件来 吸引移民。而且，德意志城市的迅速增长和易北河外的德意志殖民运动，也 促使了农奴状况的改善。劳动力在城市里和边境的新地上，有着那么大的需 要；所以，如果农奴担负过重的工作，或遭受了虐待；他会逃亡到这里或那 里去的。为了避免丧失他的佃人起见，业主虽不是出于仁慈心理，也须从利 害方面谨慎考虑的。所以，农民为领主的服役，逐渐变成有限度的，而且属 于半契约的性质；农夫在合理的条件下，得保有他的份地。所以，德意志农 民的“艰难时代”倒不是在于十二和十三世纪，而是在于中世纪的末期，就 是，在罗马法的“接受”使他们的状况大大地恶化的时候。

第二十章 日耳曼人向东 扩展和殖民
　　有人正确地说过：“日耳曼人在中世纪的大事业，是日耳曼族征服斯拉 夫族而向东扩展，从而增添了的近代德意志的五分之三的领土。”
　　在中世纪，存在着两个德意志；应该了解两者之间的差别。它们是：西 方的老的封建德意志和东方的新的殖民地的德意志。前者是由属于古老日耳 曼部族血统的人居住；保存了罗马和旧法兰克统治和文化的传统；教会在那 里，已是个久已建立的制度，而封建制度和文明在那里也已通行无阻。相反， 新的东方的德意志按地理、种族和文化来说，是另一个世界。这是位在易北 河下游、萨勒河、腊伯河和莱塔河之外，原来由斯拉夫人和马扎儿人居住的 一片广大地区。
　　图纳教授在美国史上所说的“边境上的一般后果”②，也可适用于中世纪 德意志。在第九世纪，莱茵商人从荒野边界上的佛耳达和赫斯斐尔德的黑森 人寺院庄园，曾把谷物和牲口运入莱茵城市。在这些寺院牧场之外，情况更 是不发达的：人烟稀少的地区渐次退为零零碎碎的小块土地和森林中的垦 地，由日耳曼农民草率地耕种着；直到萨勒河和易北河下游河畔的真正边界 为止。日耳曼人向东扩展的各个阶段，是可以划分出来的，虽然不能象在美 国的同一现象划分得那么清楚（因为缺少文献）。在查理曼时代，殖民边界
——这里，我们必须区分军事边界和文明边缘——仅仅达到莱茵河彼岸的一
些地区。在易北河下游、萨勒河、那布河沿岸之一连串的设防贸易站，从巴 多威克到累根斯堡止，是一条远离文明的地带。
美国的向西扩展和中世纪德意志的向东扩展之间的这项比拟，不是异想
天开的。易北河、奥得河和维斯杜拉河的各界线，清楚地标出了德意志向东 扩展的阶段，象大西洋沿岸的“退潮线”、阿利根尼山和密士失必河标出美 国向西扩展的各个接续阶段那样。在美国扩展运动里，“在不断推进边界线 上回到原始状态，而即在那个地区上进行新的开发”，这种情况是如此明显， 而德意志的边界史，也正是这样的。所有过渡的阶段，是完全相同的——从 饲养牲口业过渡到农业、到商业、到制造业。在鄂图诸帝的时代，萨克森农 民，在易北河下游和萨勒河的平原上，饲养牲口，条麟吉亚人在哈次山的松 林斜坡上，牧放猪群。牛棚距老弗兰哥尼亚（马因斯、窝姆斯、斯拜尔）的 城市生活并不很远，象它们在潮头所及的城市如巴尔的摩、里士满和查理斯 敦已成为固定社会以后，接近美洲殖民地的“退潮线”那样。在德意志，爱 尔福特、哈尔斯塔、福赫海谟、普利谟堡、斯塞尔、马德堡，是同汶德族贸 易的设防商站，象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格棱维尔、瑟力、斐德福各炮台， 维吉尼亚的昆布兰，大卡那华河畔的契斯威尔以及萨卢达上面的普麟斯·乔 治那样。上述的德意志设防城市，常常是建造在过去斯拉夫人村庄的遗址上， 象美国移民占据印第安人的村庄那样。那些以毛皮作为重要商品的德意志负 贩，穿入这些地点以外的斯拉夫人荒野里，象后来美国的负贩越阿利根尼分 水岭而入垦塔启和俄亥俄平原那样。
历史上再也没有象日耳曼人向东扩展与移殖的历史和美国人向西扩展的 历史之间如此相似的事情了：美国殖民从大西洋岸，初到潮头所及的地区，



① 地图：锡倍德：《历史地图册》，第 80 页。
② 指美国早期的“西进运动”即向太平洋岸之移殖运动。——译者

继上溯摩和克河或越过阿利根尼山而进入了俄亥俄与密士失必平原。归根到 底这两个移民运动，是农民寻找自由与廉价土地的行为。因为据估计德意志 土地的价格，在十世纪到十四世纪之间，上涨了百分之四十，特别是在摩塞 耳河和莱茵河的肥沃地区内。
　　查理曼的征服，是在这日耳曼人扩展的又长又血腥的历史上之第一阶 段。在查理曼时代，法兰克人的扩展已经达到萨勒河和易北河下游；到了第 九世纪中期，日耳曼人的势力范围，在多瑙河流域已延伸到恩斯河外（那是 在阿佛尔人时代以前的日耳曼人扩展之极东界线）并已达到腊伯河。在这以 后，近代的奥地利包括克伦地亚和士的里亚在内，不仅在政治上，也在文化 上，已和德意志有着联系。
　　但是，查理曼帝国的分裂、内战的灾祸以及北欧人与马扎儿人的侵犯， 使这项向东扩展运动受到了阻塞。直到 919 年萨克森王朝创立时，这项运动 才得恢复。在亨利捕鸟者和鄂图大帝时代，德意志贸易和商业增加了，人口 增长了；跟着这项发展而来的，是需要更多的土地。而且，由于教会和萨克 森王朝的密切联盟，王朝对教会的重整旗鼓的传教活动，负有支持的义务。 结果，对汶德族重新发动了进攻。
　　萨勒河和易北河上游之间的索本兰，是从斯拉夫人夺来的第一块领土， 也是第一块受到日耳曼化的地方。928 年，亨利越过哈斐尔河地区结冰的沼 泽地，进行了冬季进攻；据编年史家的话，“用饥饿、宝剑和寒冷”占夺了 赫微力安人的主要城市。这个城市叫做布鲁那波尔。它由亨利改成为一个炮 台，即一个城堡。这个城市建造在一个低山上（这是在这沼泽地上的一件稀 奇的事情）；在山顶上，有着一所汶德族的著名神庙，即力格拉特庙；这所 庙宇改为一所圣母院。这个汶德族的小城市，无疑的是由满布河岸上渔夫粗 陋的茅舍组成的。汶德人，自然是一个打渔民族，住于河流和沼泽中间。可 是，他们也是爱好饲养蜜蜂的。
勃兰登堡的历史，就是这样地开始的。这征服和殖民的过程，在残暴侯
爵吉洛，即鄂图大帝的“北方总督”的时期，继续进行。马德堡改成为一个 大主教区，赋予控制整个东北地区的权利，并建立了七个新主教区——鄂尔 敦堡、哈斐尔堡、勃兰登堡、麦则堡（注意这重复的尾词“堡”，因为每一 个主教区半是教会，半是防御汶德人的炮台）、才茨、迈仙和布拉格。到了 萨克森朝的末期，日耳曼教会的势力已笼罩在波兰全境；布勒斯劳、格尼荪 和波森的主教区已经建立。日耳曼人已经达到奥得河。
与此同时，其他萨克森人也渡过易北河下游而进入了比伦革地区（梅喀
棱堡）①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然而，他们的居住区的界线和军事边界是不一致 的。在条麟吉亚，文明的边界延伸到萨勒河，但在萨克森本部，这界线停止 在亚勒河及奥克尔河。在美因河中游沿岸文明界线徐徐伸展，远至符次堡， 象鄂图三世的一项特许状所指出的那样；这特许状把特权赐给那些愿来清除



① 梅喀棱堡省的名称，是从同一名称的设防城市得来的。斯拉夫人原来称之为“威利格勒”或“伟大城市”。
当萨克森人占领这个城并把它改为一个“堡”后，他们在“堡”这一个词上冠以老德文形容词“梅喀尔”
（mekel）即“大”或“巨”的意义。试比较中世纪英文“mickle”和盎格鲁-萨克森文“micel”，它们有着同 一的含义。所以，梅喀棱堡是威利格勒的一个德文译名。它是在边防线上的主要炮台；该线从波罗的海延 伸到许威林湖，包括威斯马、鄂尔敦堡、伊罗、布柯、在许威林湖一个岛上的许威林以及在该湖北端的多 宾。

森林、排干沼地的移民。亨利二世在 1007 年所建造的班堡，接替了符次堡的 地位，作为美因河流域的边境前哨站。萨克森朝时期的资料表明：在向东扩 展方面，有着很大的进步。德意志殖民沿王国的东方边境上，从易北河口到 士的里亚山止，兼并了广阔无限的地带。
　　这些殖民先锋主要从事饲养牲畜。在鄂图一世时代，这地区的法院所判 决的罚金是以牲口计算的，而当时的法律也表明，所有罪行多属于边境上所 特有的强暴行为这一类。这地区，如美国的“新西方”，开始由萨克森殖民、 牧人和农民稀疏地居住着；他们准备使用宝剑来对付汶德人，象美国的边境 居民准备使用来福枪来对付印第安人那样。
　　据编年史家赫尔摩德的话，边境上的萨克森居民（称作“马克人”或“边 民”）需有坚强的毅力，并须准备冒着流血的危险。这些中世纪日耳曼边境 居民，既果断又刻苦勤劳；如果陌生的日耳曼人象他们那样“遵守萨克森法 律”，他们愿给予简朴的款待；但是，他们痛恨汶德人，并讨厌象荷兰人和 佛来铭人这一类的外来者。
　　可是，这项征服不是持久的。983 年，斯拉夫人狂风暴雨般起来反抗， 捣毁了日耳曼人居住区。但边境战事的再起，使殖民运动重新进行。1000 年， 诺达尔宾吉亚第二次被斯拉夫人蹂躏。殖民运动再次恢复，而在 1018 年，斯 拉夫人也再次起事，逐出了日耳曼人。所有日耳曼人的村庄和边境站，都被 破坏；连汉堡也遭受威胁。这是一个压制不住的冲突。第三次，日耳曼殖民 先锋渡过了易北河，而斯拉夫人在 1066 年第三次逐出了他们；当时，斯拉夫 人获得了一个骁勇的首领克鲁多，并在后来律伯克的地址上，建立了他们的 根据地。于是勃兰登堡陷落，直到下一世纪的起初二十五年中，萨克森人由 于顽强的斗争决心，才能再度把它永久克服过来。1066 年，霍尔斯顿有六百 多个家庭离开家乡，而移居于哈次山地区。
这些冲突造成一片荒芜凄凉景象。十二世纪，当下德意志在霍尔斯顿的
阿多夫、亨利狮子和亚尔培熊领导下再次恢复了“失地”之后，霍尔斯顿的 赫尔摩德（他的锐敏观察力使他应享考古学家的盛誉），在观察什列斯威和 梅格棱堡地方上的教会和寺院的遗迹里，看到了一种凄凉惨淡的景色，就是， 日耳曼人在鄂图诸帝时代的权威所遗留下来的残破纪念物。


迄今［他写道］还遗留着关于过去的占领的许多证据，特别是在森林里，从吕贞堡城起穿过什 列斯威的广阔地带上，在那广阔无垠而又几乎不可穿透的荒野里，还可隐约看出那些一度曾作耕地的 标志的犁沟。连旧时城市的和村庄的痕迹，在废墟里也可探索出去。在沿河流的许多地点上，那些由 支流所冲积而成的淤泥土墩，还可证明：每一个这样的所在一度曾由萨克森人居住过——当萨克森人 的勇气还强大的时候。


　　甚至易北河左岸上，在大河套地区和亚勒河上游之间（即今天环绕哈伯 斯塔特、萨尔斯威德尔和斯腾达尔领土），情况也是相同的，“在那里，还 可看到那些筑在易北河沿岸低地上的旧码头遗迹。当斯拉夫人蹂躏了这块地 方后，萨克森人被消除，因而斯拉夫人得继续占有它，直到我们的时代为止。” 总结起来，萨利安时代，就易北河外殖民来说，是以小得可怜的结果而 结束的。1125 年，东北欧语言的界线，还是留在查理曼时代的那条界线上。 在多瑙河的河套地区，日耳曼人移殖东南欧的历史，和他们移殖东北边 境上的历史，是具有相同的特征的，就是说，他们进进退退起伏不定。正象
　　
斯拉夫人在 983、1018 和 1066 年的三次反击捣毁了易北河外的殖民事业，并 三次逐回了萨克森殖民先锋队到易北河以内那样，马扎儿人在东南欧，破坏 了巴伐利亚的殖民工作；他们在 896 年已定居于台斯河两岸上。900 年，侯 爵琉特波德用巴苏的旧罗马城垣的石头来建造了恩斯堡。在 955 年，鄂图一 世在奥格斯堡附近把马扎儿人打得惨败之前，对他们的侵犯，未曾作出什么 有效的拦挡。在这以后，德意志殖民才源源不绝地流入了“东方马克”的荒 地上去。这些殖民先锋的基本队伍，可能是来自巴伐利亚的，但有理由可相 信：跟他们一起的，还有大批来自更西地方的法兰克和斯瓦比亚的移民。
　　在 955 年以后，尽管碰到障碍和挫折，日耳曼人向东南欧的殖民运动， 即使缓慢，还是稳步前进的。殖民工作，是由大“掮客”——高级僧侣和大 封建主——来进行的。不幸，关于这方面，我们没有当时的作家关于这一运 动的概述，象赫尔摩德所遗留下来的梅格棱堡殖民史那样。在东南欧边境上 的主教区里，竟没有一个人来记述它们的历史，象不来梅的亚丹为汉堡所做 的那样。在任何奥地利编年史里找不出这项历史，因为巴本堡族没有编年史。 维也纳森林，似乎在好多年内曾阻滞住移民运动。但比起大森林的阻碍 更为重要的，是那些住在森林东边的人口稀少但具有决心的居民之敌对（主 要是马扎儿人，但也有若干斯拉夫血统的移民）。这块领土，是类似一种“无 人地带”，在那里每个人可以起来反对任何别人，肯定也反对任何侵入境内 的日耳曼垦荒者。在 1002 年，可以找到关于维也纳森林东边的日耳曼殖民地
之最早的可靠资料。
　　在奥地利的阿达尔柏公爵（1018—1055 年）的事业中，在某一个未详的 时期，他曾占领维也纳的地方，可能要用作为一个前哨站，来掩护那时已经 穿入维也纳森林而建立的日耳曼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在这地区内的出现成了 边境冲突激烈化的信号；在这种冲突里，日耳曼移民显然是侵略者。不久， 焉扎儿人国王斯梯芬进行了干涉。不久以前，在斐沙河与莱塔河之间的狭隘 地带，象苏格兰边界那样，成为了这场冲突的战场。这一冲突，在中世纪德 意志文学上最伟大的德意志叙事诗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而又生动的印 记。日耳曼殖民连有些冒险商人在内，仍然坚持向这地区推进。谁首先到奥 地利作贸易旅行，我们固然无从稽考，但我们有资料可清楚地证明：从十世 纪起已有商人来临。累根斯堡人是第一批有相当人数的同来的人。在那个时 候，奥地利几乎还没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商人阶层。在这时期，德意志文化 向东南欧的进展和它的政治发展，在重要性上，无所轩轾。到了亨利四世时 代在主教巴苏的阿尔特曼（1065—1091 年）的有力管理之下，这一部分的多 瑙河地区，已开始摆脱一个边境教区所表现的粗糙作风，而获得了一些老德 意志所可享有的物质文明的风雅态度。
　　授职权战争刺激了这种日耳曼移民运动进一步沿多瑙河而下的扩展，象 在易北河以东它所进行的那样。德意志境内的混乱促使人口流入东方地区 去。在下一世纪，我们可看到：在这些殖民地上存在着数字惊人的日耳曼人 乡镇。我们可从寺院的特许状，特别是在奥地利，找出关于日耳曼人扩展的 更明确证据。主教和住持在十一世纪后期和整个十二世纪，在马克、在斯坦 尔马克、在克伦地亚，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活动。关于这一点有德意志地方 名称的激增为证。这就是在麦尔克、克洛斯脱纽堡、亥力根克垒次、利林斐 尔德、圣马利亚·泽尔、次维特尔、宰登斯得敦、泽拉斯及其他寺院开始靠 着土地的赠予而发财致富的时候。与此同时，大贵族家庭，如亚柏斯堡族、
　　
沙拉堡旅、波涅族、普雷恩-普来斯坦族、萨尔斯巴赫族、法克斯坦族，也开 始得势起来。当然，他们带来了一批移民，其中有自由人和农奴。其中有些 家庭，可能在十字军早期已漂流到多瑙河地区内的。在多瑙河之北，日耳曼 人殖民运动的进展也不算小。日耳曼人和波希米亚边疆垦荒者，在广阔的波 默森林里，发生了冲突，因为那里是“居住者主权”①范围相接触的地点。 日耳曼人向东北的殖民运动跟着 1125 年萨克森的罗塞耳接任德意志王 位之后进行了一次新的而又猛烈的推进。在下一世代的时期内，整个斯拉夫 人的独立的社会组织垮台了。诺达尔宾吉亚、梅格梭堡、勃兰登堡和波美拉 尼亚由日耳曼人来居住了。这项迅快而又有效的变动，一部分是因为汶德人 中间抵抗力量的崩溃，也许更大部分是因为在德意志经济和社会情势下所积
累的压力能够扫除一切阻碍。 “时势艰难”和封建压迫大大地迫使小农民阶层移入新地区去。然而，
在十二世纪，封建贵族也开始表现出开明的态度。他们看出奖励农民移到他 们所占有的广大森林地和沼泽地去的经济价值，还急切希望从斯拉夫人手里 夺取他们所垂涎的土地；所以他们开始以宽大条件来引诱移民。在 1106 年， 不来梅大主教移入了几百个荷兰人和佛来铭人，并使他们定居于不来梅周围 的威塞尔河畔大沼泽地上；这批人在比利时和荷兰的低地上，已习于深耕、 挖沟和排水工作。勃兰登堡的亚尔培熊，在中世纪柏林周围的沼泽地区内， 做过与此相同的事情。霍尔斯顿的阿多夫伯爵是十二世纪中一个最贤明而又 有清晰见解的贵族；他“派人到周围各地去，甚至到法兰德斯和荷兰去，宣 告说：任何缺少土地的人可随带家属来领取最好的土地——一个丰产谷物、 富于鱼肉的空旷乡村，牧场也非常优良”。
由于 1143 年征服瓦格列族的结果，大批移民涌入了那些开放给移民的易
北河外的地区。在 1147 年对汶德族的十字军之后，人口流向边境去，几乎象 “潮涌”那样。移民涌入，“带着牛马、带着耕犁与货车以及适合的工作人 手，”①使汶德人走投无路，束手无策，只有沮丧地屈服而已。再也没有别的 事情，象在 1812 年战争后美国人“涌入”“西方空地”和俄亥俄流域那样和 它如此相似。在德意志的老区，人口已迁出得那么多，以致庄园领主被迫改 善了对他们的农民的待遇，为的是害怕他们会逃到易北河外的新地上去。
这个边境社会，是粗野的，主要是汶德族的，但也散布着不少勇敢而蛮
横的垦荒者成分，据赫尔摩德的话，它是一个“野蛮族”。然而，在这批移 民里，象在其他一切由于不满要求用改变现状来寻求出路的粗鲁的边疆社会 里那样，虽然混有消极成分，但也夹杂着大批日耳曼族最优秀血统的成分在 内。十二世纪移民的一部分，品质高雅，意志坚决，要改进他们的命运，并 雄心勃勃，要攫取新地区内所提供的机会。
在新地区内，农田的分配方法，截然不同于老办法。旧式庄园农村原来 有着“分条”耕地和公共的牧场和森林；这种情况已不常见。新的办法是： 每个人领取一块长椭圆形的田地，从二十到六十亩不等，象近代的一处农场 那样。他的房屋，建造在这块地上的一端，面向大路，绕以花园和果园。在 那房屋的后面，如果土地的“地形”许可的话，设有农场，在农场的后面有 牧场，最后有森林地。这种新的土地安排布局，在中世纪后期传布到德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