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史中的地位，但都抹杀或反对鲁迅思想上的成就，试四把鲁迅从思想 界分离出去，而只给一个作家的牌位。反对鲁迅的人几乎都没有摆脱政治上 的偏见，许多文章没有一点客观的、科学的态度，不论从批评本体角度还是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郑学稼等人还没有真正进入“批评”之门。
　　从苏雪林到郑学稼等人，我们可以大略感受到“反鲁”者的精神个性和 政治态度。严格地说，他们的评论还不是“鲁迅研究”，而是“鲁迅观”， 不是科学性的，而是随意性的。鲁迅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与不朽的人格价值完 全被曲解了。“反鲁”者的态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的态度。在中国社会 处于最黑暗的时候，鲁迅作为一种伟大的破坏力量，不可能不受到落后势力 的抨击，也不可能不受到传统力量拥护者的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 现象”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现象”。鲁迅生前与 死后受到的亵渎，都与中国社会的政治风云有着重要的联系。它从另一个角 度告诉人们，鲁迅的世界不是一个单纯的精神实体，在那里，蕴含着丰富的 思想内涵，真正理解鲁迅、懂得鲁迅，是十分困难的。

五

　　也许，对鲁迅的贬损，在相当长的岁月里，是难以避免的，争论与商讨， 属于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人身辱骂，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 化问题。大多数与鲁迅结下怨仇的人，他们的文章，流布很广。尤其是在港 台，这种误导性文字，曾长时期左右着知识界。而在大陆，由于“文化大革 命”中神化鲁迅，并且以他为棍子，极其虚无地否定历史与现实，使鲁迅形 象，在当代青年那里一落千丈。记得一位前辈说过，鲁迅是一个不易被中国 人接受的人物。我觉得此语甚对。许多中国人在心灵深处，存在着一种对鲁 迅的拒绝心理。这些人大致力：贵族、绅士、市民，以及无特操的民众。鲁 迅的深层文化心理，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是一种“精英”文本。国民要么对 他推崇备至，要么一脚踩倒的不同态度，恰恰证明了他的独特性。对于习惯 于在中庸王国和封建思想中生存的国民来说，鲁迅的精神，是罕有的异端。 而民众心理，是向来可以扑灭异端的。阮籍、嵇康曾为一代叛逆之首，但魏 晋以降，却少有人再将他们提起。明代的李贽，“其性偏急，其色矜高”， 但晚年却未逃厄运。中国文化自身本未有滋生异端的土壤，倒是外来思想促 进了个性主义的生长。魏晋文人的孤傲，得之于佛经真义；李蛰的“好高而 居做不能下”，既得穆斯林之神，又受之于释氏之理。而鲁迅的“托尼文章、 魂晋风骨”则集尼采主义与佛学于一身，凛凛然干世俗之上，可称得上中国 历史上异端者流的第一人。既为异端，则生存空间就小得可怜。鲁迅的一生， 备尝误解围攻之苦。北洋军阀不容他，国民党不容他，共产党左倾领导者不 容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仍被文坛的是非所牵制。翻看先生的文章， 常可见其心境之苦，在被无物之阵的包围之中，他孤然地挣扎着。尤其是晚 年，那种“独战的悲哀”，更是长久地驱而不散。
　　从异端者的孤立无援的苦状，来理解鲁迅的世界，大概对研究者会提供 理解鲁迅的新的思路。既为异端，其言其状，当然会招致众多麻烦，独行者 既有一往无前的大气魄，又有过于敏感的、甚至神经质性的东西在。不可讳 言，鲁迅与众多敌人论战中，有时确实是带有偏激的因素在里面，例如对顾 颉刚、胡适、梁实秋等人的讽刺，就有偏执的一面。深刻中的失当，或许是
　　
不可避免的，但也正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先生是个真性情的人。鲁迅早年 曾有一篇《记“杨树达”君的袭来》，把一个疯子误认为是个捣鬼者，后来 真相大白，于是又撰文更正之。可见他是一个很坦然的人。对林语堂、施蛰 存、梁实秋等人的微词，既是文化观念不同所致，又是人生观上的差异。这 种差异，导致了先生在态度上迥于流俗的不可接受的辣味。看他与众多文化 人的争辩，确实是常人难以接受的。然而，先生的深刻与真诚，亦表现在这 里。倘以私情家语绳之于理，是不能见出先生的独特价值的。
　　我以为，鲁迅的价值，正是表现在这里。我们民族的历史，太古老了。 愈古老，历史积习造成的负担则欲重。我时常想，二十世纪的中国，能够出 现一位像鲁迅这样的人，实在是民族的幸事。他让我们时时反省，时时思索， 他使中国人摆脱了旧有文化的束缚，并且孕育出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模式。而 这个模式，对后世的中国人来说，肯定会像孔孟、老庄一样，长久地影响着
某些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而实际上，在一切具有民族优患感和使命感的中
国知识分子那里，鲁迅的模式，已经在起着潜在的作用了。 一面是无体止的谩骂，一面是长久地震撼心灵的征服，这便是鲁迅生命
力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今天，看看有争议性的文字，让人思考的东西，肯 定是不少的吧？历史是一部人的不同精神价值交汇的记忆。一切闪烁过思绪
的文字，都会对后人有某种启示。有的是一种智慧的提醒，有的则是一种教
训的暗示。而教训的暗示，是一种灰色的、不会生叶的枯树。它曾生长过， 但不结硕果，不催新枝，枯木自有枯木的意义，倘无此，人们也许永远不会 懂得生机盎然的意味。对那些终生诋毁鲁迅的人，亦可做如是观。
　　编完此书，夜已过半。微凉与奇静之中，心却无一点倦惫。我很高兴， 这鲁迅生前的遗愿，总算了却了。虽然有遗漏，有些作者考证得不全，但大
致说来，反映了“围剿”鲁迅的面貌。我很感谢在编辑此书时友人们的帮助， 陈漱渝、王世家、黄乔生等先生，为我提供了许多方便条件。本书的编辑过 程中，还要深深感谢张梦阳、刘国盈、王景山、李允经等先生。本书的资料 主要是从张梦阳编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和刘国盈、玉景山等人
编的内部资料《“围剿”鲁迅资料选编》两书中筛选出来的。前者启示了我
的思路，后者在体例上影响了我，并沿袭了刘国盈等先生的编书体例。我是 在他们的成果基础上，进行再选编的，在此，对这些学术前辈们表示深深的 敬意。
请注意这本书，它或许会成为你的学术研究中的朋友。

1994.3.8 深夜于京

被亵渎的鲁迅

上 编

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

陈源①

志摩：
　　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 人先生的名字。这里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 些冤屈了我们的岂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遇见了大巫。 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 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
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 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我既 然说了这两句话，能不拿些证据来。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 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
有。只好随便举一两个例吧。好在他每篇文章都可以做很好的证据，要是你
要看的话。 远一些的一个例。他说我同杨荫榆女士有亲戚朋友的关系，并且吃了她
许多的酒饭。实在呢，我同杨女士非但不是亲戚，简直就完全不认识。直到
前年在女师大代课的时候，才在开会的时候见过她五六面。从去年二月起我 就没有去代课。我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也就没有在任何地方碰到过杨女士。 近一些的一个例。我在《现代评论增刊》里泛论图书的重要。我说孤桐 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发表的两篇文章里，这一层“他似乎没看到”。（增刊
六三页）鲁迅先生在前一两星期的《语丝》里就轻轻的代我改为“听说孤桐 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你看见 吗，那刀笔吏的笔尖？
　　再举一个与我无关的例吧。李仲揆先生是我们相识人中一个最纯粹的学 者，你是知道的。新近国立京师图书馆聘他为副馆长。他因为也许可以在北 京弄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科学图书馆来，也就答应了。可是北大的章程，教授 不得兼差的，虽然许多教授兼二三个以至五六个重要的差使，李先生却向校 长去告一年的假，在告假期内不支薪。他现在正在收束他的功课。他的副馆 长的月薪不过二百五十元，你想一想，有几个肯这样干。然而鲁迅先生却一 次再次的说他是“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 光”。
　　好了，不举例了。不过你要知道，就是这位鲁迅先生，他是中国“思想 界的权威者”，“青年叛徒的首领”。
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 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见过赵 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 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



① 陈源（1896—1970）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

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个赌。 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
乎笑掉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说人“放冷箭”， 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来的几个例，但是他 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那样是“下流”。
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
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 休。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 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
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
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 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挖苦一个 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 自古已有的道理。
他在《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里，说起不愿译《文学者和政治家》
一文的理由。他说“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讲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 于两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却时常有，几多丑态和恶行，都在这新而黑暗的阴 影中开演，不过还想不出作者所说似的好招牌”。你看这才不愧为“青年叛 徒的领袖”！他那种一见官僚便回头欲呕的神情，活现在纸上。可是啊，可
是他现任教育部的佥事，据他自己的自传，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
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代 表无耻的彭永彝”做总长，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 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 怎么有人在那里钻谋补他的缺，怎样以为无足轻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
如是如是，这样这样??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
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叫人有些恶心吧了。现在又有人送他 “土匪”的名号了。好一个“土匪”。
志摩，你看，这才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中国的青年叛徒也可想
而知了。这才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中国的思想界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才是中国的“土匪”??我不得不也来庆祝中国的土匪！
　　志摩，不要以为我又生气了。我不过觉得鲁迅先生是我们中间很可研究 的一位大人物，所以不免扯了一大段吧了。可惜我只见过他一次，不能代他 画一幅文字的像——这也是一种无聊的妄想罢了，不要以为我自信能画得出 这样心理繁复的人物来。
说起画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报副刊》里林语堂先生画的《鲁
迅先生打叭儿狗图》。要是你没有看见过鲁迅先生，我劝你弄一份看看。你 看他面上八字胡了，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 的神情来。不过林先生的打叭儿狗的想象好像差一点。我以为最好的想象是 鲁迅先生张着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
声”，不是俗语么？可是千万不可忘了那叭儿狗，因为叭儿狗能今天跟了黑
狗这样叫，明天跟了白狗那样叫，黑夜的时候还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

口。
　　不写了，不写了。无聊的话也说够了。以上的二三千字已经够支持人家 半年的攻击了。我现在也要说几句正经话了。
　　常常有人来问我，人家天天攻击我，他们不懂为什么。人家为什么攻击， 我也不十分明了为什么。可是我为什么不回答，我是有理由的。
　　中国人私人相骂，谁的声音高就是谁的理由足。所以我宁可受些委屈， 不愿意也不能与人相骂。打笔墨官司的时候，谁写得多，骂得下流，捏造得
新奇就谁的理由大。所以我也宁可吃些亏，不愿意也不能与人家打官司。第
一，我们不会捏造无中生有的事。第二，我们想不起那样的下流的字眼。第 三，人家有的是闲功夫，好在衙门里没有别的事可做，我们不做事便没有饭 吃。第四，人家能造种种的假名，看来好像人多势众，就是你所谓朋友也可 用了假名来放两枝冷箭，我们却做不出这样的勾当。第五，他们的喽罗也实
在多，我们虽然不是不认识人，可是他们既然对我们有几分信任，我们总不
肯亦不忍鼓励他们去做这种无聊的事情。第六，他们有的是欢迎谩骂的报纸， 我们觉得自己办的一个报纸如只能谩骂，还不如没有。
　　可是，志摩，还有一个顶大的原因。就是你所说的“漆黑一团”很容易 把你围进去。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
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
的里面的目的地。泥潭里有的是已经陷下去的人，有的在浅处，有的已经没 到了口鼻。他们在号着，叫着，笑着，骂着。你要是忍不住他们的诬辱，一 停足，一回头，也许就会忘了你的目的地。你要是同他们一较量，你不能不 失足，那时你再不设法拔你的脚出来，你也许会陷，陷，陷，直到没头没顶
才完毕，这就是我一向不爱与人较量的理由。我觉得我们的才具虽小，我们
的学问虽浅薄，究竟也有它们的适当的用处。爝火虽然没有多大的光，可是 不能因为有了太阳便妄自菲薄，何况还没有太阳。所以我一向总想兢兢业业 的向前走，总想不让暴戾之气占据我的心。可是，志摩，这次也危险得很了！ 这一次我想，我已经踏了两脚泥！我觉悟了，我大约不再打这样的笔墨官司
了。
　　昨晚因为写另一篇文章，睡迟了，今天似乎有些发热。今天写了这封信， 已经疲乏了，就打住吧。希望你恳切的指导我。

源十五，一，二八
原载 1926 年 1 月 30 日《晨报副刊》
[注]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华盖集·不是信》

走到出版界
——1925 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长虹①


　　我今应时代的需要来作此图，以述明北京出版界的实情。我想作此图， 本始于去年暑假中居北京时，即我对北京出版界有较正确之了解时。初来也 同一两个朋友略示此意，不料图尚未作，我个人之形势突然变异，直到现在， 我还没有明白究竟。但我敢在这里特别声明的，即我为一游离者，中产阶级 的利益我既不屑顾，无产阶级的战线我又未能至，故对于世人实不愿，也无 其必要而行任何样式之斗争。我所说的话，其实只是看见什么便不愿意私有， 以为说明真相，对于同时代的人们都不无用处。至于世间也不是没有人喜欢 秘密，厌恶公开，然此只个人好恶不同，他喜欢秘密便秘密他的，我喜欢公 开便公开我的，各行其是，本无抵触。闲言太多，画归正图。
　　这里所谓出版界者，此出版界一词，我在《走到出版界》中已屡用之。 现在我也趁此加以一些说明，要知我们普通虽然也说什么文坛，什么思想界， 实则仔细一考较时，才都是妄言妄听，并没有那么一回事。我现在问你：“文 坛建立何处？”思想界在三界的那一层？则你必膛目不能对答。因为这本来 都是些错误的说法。即如你说文坛，实则说的只是这本诗集呀，那 本小说呀， 又一本杂感呀之类，你说思想界，其实也只说的几本书，或几种定期刊物， 此外便什么没有。你说某人的思想如何，你并不看见他的思想，他也不能拿 出他的思想给你看，这其间所说的只是书报，即出版物是也。出版物是什么？ 便是，有人写出，有人印出，有人去看。我今便混名此写，此印，此看，而 称之以出版界。所以出版界的范围是很大的。
我何以此图单述北京的出版界呢？一、因为北京出版界比较发达，界限 也比较显明。我们不妨大致这样说：广东重实行，上海多工厂，北京多言论。 广东的出版物，我们常看不见什么。上海出版物虽然不少，然除商务派与非 商务派外，我们看不见其他的色彩。北京则不但有专致于思想的工作者，即 章士钊做一总长，也要未办一刊物，发挥他个人的主张。这是在别处所看不 到的。二、本来都住在中国，北京并不是中国境外的一块地方，所以北京出 版界的形势中也有中国出版界形势的缩影潜伏在里边，说北京则大致可知道 全国。三、我个人对于北京出版界的状况知道得比较多些，而且是自己曾经 参加过的，关系较亲，则言之较确。四、读者对于北京出版界的注意较多， 而隔膜亦较多，所以有早于说明的必要，在三年以前，我对于出版界的情形 是什么也不知道。我当时曾听人说过，鲁迅即周建人的别字，我便信以为真。 亦如在今年暑假以前，培良尚以为章锡琛是一女士。那时狂飙社虽已成立， 然潜声默影，初无表示。我个人为生活所苦，日唯解决出国问题，他无所顾。 沐鸿尔时已有诗稿不少，我亟称之，而彼不信，要我就正于北京负时望之作 者。我虽允许，然机缘既少，我又自信多而信人者少，所以终未成为事实。 后来，不用说是些什么原因了吧，我们在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办起，一个才 小的《狂飙》月刊，虽然只出了三期，然因此我们在出版界终于便成为“闯 入者”了。



① 长虹，即高长虹（1898——1949？），山西盂县人，狂飙社成员。早期 追随鲁迅，后反目。

　　便在这一年的冬天，我又因为出国问题，认识了晨附编辑孙伏园，也便 送了他两份《狂飙》月刊。后来见了他时，他说他给周作人看了，但没有说 什么。但我却得到郁达夫的两信。
　　我早已便想中国的文艺界虽然分作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两派——那时我 以为鲁迅、周作人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后来才知道不是的——但我们的刊 物，两派大概都是会赞赏的。这时却又疑惑未必；一面我又觉得郁达夫倒很 率真。还是说归我的出国问题，伏园倒很好，说每年帮我二三百元的旅费是 可以的，我给他留了一篇《离魂曲》，一面便想动手做《幻想与做梦》。不 料，大概不到一月的光景吧，《离魂曲》还没有发表，《幻想与做梦》所以 也还没有写，晨附却发生问题，伏园辞职了，这个问题，便是因为鲁迅的《我 的失恋》而发生的。
这个事件也影响到我：我的出国计划失败了！ 于是，便到了双十节，北京政局起了剧变：即冯玉样班师是也。应运而
来的，一个老朋友所办的被曹政府封闭的日报复活了，我们在那里便又办起 两个周刊：一，《世界语》周刊；一，即《狂飙》周刊也。《狂飙》因此也 便再生，我同北京出版界的关系也便正式开始了。这一次的政变与北京出版 界是很有关系的，政变以后，定期刊物很出了几种，除五四时期外，怕没有
再那样热闹过吧？我们居然在那种热闹中也凑了一个份于，却是我们想不到
的事情。再则，当《狂飙》周刊出版的时候，其实那时也还只一种也没有出 版，《语丝》还是一两期以后才出的。我们对于这两个刊物，当时都觉得不 好。《语丝》的文字我只看见第二期《烽话》颇有意味。以后的《野草》， 自然是又作别论了。我们对于当时出版界是不大注意的，我们只想做我们的
工作，那时，还想办一个每周评论，批评实际生活，但没有成功。我同高歌
向来不满意《新青年》时代的思想，但那时也并没有想开始批评，而我自己 又还在妄想着出国。如我那时真的能够出国时，现在想来，还是一件好事体， 因为这样可以不看见无大关系的中国的出版界！
　　在这里，我想夹叙一段似乎无大关系的事情，但我想，识者可以看出它 不是无大关系的吧！我有一个朋友叫“君宇”的，曾做《向导》记者，在思
想上我们可以说是互相反对的，但我却听说过他很希望我办一个刊物出来说 话。也正在这年暑假中，我在一个地方遇见他了。谈话当然是没有结果的， 所以他又说希望我出来办一刊物。但到我们办起刊物不久，他却死了。我虽 然以为他思想浅薄，然而他的这种态度是我始终喜欢的。而他的死，也更减
少了我从事某种批评的一个机缘。我在这里不得不又想念这一个朋友。
　　十一、二月之间吧，京副出世，我又见了伏园，但不过随便谈谈，因我 此时已无稿可卖了。我问起关于《狂飙》周刊的舆论，他说：“鲁迅曾问过 长虹何人，那日请客，在座人很多，有麟也在。大家问《狂飙》如何，他说， 据他看是好的。”
我从此便证实我那一个推想，因鲁迅、郁达夫已都赞赏《狂飙》也，当
时的《狂飙》是没有多少人看的，我们当时的无经验的心实私自欣慰，以为 此两人必将给我们一些帮助，而《狂飙》亦从此可行得去也。而谁知乃有大 谬不然者！
　　当我在《语丝》第三期看见《野草》第一篇《秋夜》的时候，我既惊异 而又幻想。惊异者，以鲁迅向来没有过这样文字也。幻想者，此入于心的历
史，无从证实，置之不谈，自我从伏园处得到消息，于是鲁迅之对于《狂飙》，

我已确知之矣。 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这次鲁迅的
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虽思想不同，然使我想象到
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我走时，鲁迅谓我可常来谈谈，我 问以每日何时在家，而去。此后大概有三四次会面，鲁迅都还是同样好的态 度，我那时以为已走入一新的世界，即向来所没有看见过的实际世界了，我 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然他所给与我的印象，实以此一短促的时期为最清
新，彼此时实为一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此以往，则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
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 其他矣。
　　说到这里，我将转而一述郁达夫矣，一日下午，我同两个朋友——此中 一友，今已不在人世，我哭之不及矣！——围炉坐谈，门外有叫长虹声者，
我走出去。来者说：“你是长虹！”我也说：“你是达夫！”于是围炉者添
一新友，而为四人矣！此时达夫出其雄谈，滔滔不绝，我等几无插言地。达 夫去后，我谓此人态度率真，特言多宣传，隐含傲意，未能真正认识我等， 在此以前，达夫曾给过我两次信，我则报以一诗，而无复信，但我却找过他 两次，都没有遇见。我亦一骄傲人也，即我之友人，亦不乏斥我为骄傲者，
他更无论。然我低头真理，面视坦白，蔑弃世故——然我亦非不识世故之童
呆，我曾饱经世故，历受挫折，但我终不为彼所屈服——此则我敢于私心自 信者。我当日晚上，便给达夫写了一率直而骄傲的信，我说，“明日下午想 请你来大家喝一次酒；我觉得你身体很弱，但不知我能否帮助你些什么？” 我何以请他来而不找他去呢？因为我曾问过他何时在家，他说，每天常在外
面跑，改日他再来谈，并不像去今两月以前，达夫在北京遇见仲平，要他改
日去谈谈，仲平未去，达夫便大生其空气。不料到次日，我们等至晚上，达 夫仍不来，我们才饿着肚子出去吃饭，而且连回信都没有。我犹疑惑或者信 未接到，也说不定，又次日，我同高歌及另一两个朋友同去找他，入其凄凉 之客厅，等候了好久，主人才拐着腿走来，谈话亦应酬多而真挚少矣。我现
在再述一琐事，万一达夫贵眼见此贱文，以助其唤起当时的回忆。达夫指高
歌问我曰：“此位？”我说：“高歌，我的弟弟。”达夫笑日：“看见倒像 你的哥哥。”我笑说：“舆论向来如此！”别有一事，则达夫谓张资平常发 不平，说自己的小说比他的好，他也以为资平的话是对的，说着，把《东方 杂志》上资平的一篇小说撕下来给我看。此文我回去只看一段，至今再未翻
过。但从别处看了资平的几篇小说，则非小说也。我顺便报告给达夫我的意
见。从这一次会面，我才知道了真相，因为达夫说信已收到，因他断酒，亦 未复也。然而真相怕还不只于如此吧。我们从此以后便再没有见面，也便无 从证实了。
　　那时，我对于我处的境地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困难，因为我那时编辑《狂 飙》的态度是认作品不认人，对朋友则认人不认其他。现在想来，才是错了。
我那时已经是处于晤丝社与创造社之间了。然而当达夫初次同我见面的时 候，也说他在鲁迅那里他们也谈起《狂飙》，他还为《狂飙》发不平，说狂 飙社人如是从外国回来的时候，则已成名人了。在鲁迅处，我也问过他对创 造社的意见，他说，还是达夫大胆一些。大家都正像朋友似的。
在那时我曾看见一个很好的时代的缩图，这可以使我想象到未来的那一
个时代，我相信那一个时代是一定要到来，那决不是一个黄金时代，但比过

去的时代却好得多了。那时，我并没有多大的妄想，但我终没有料到它会那 样恍惚的，它会像做了一个刹那的梦，那一个光明的缩图它才只做了现在这 一个形势指掌图中的一个不重要的沙洲。那时，我在《幻想与做梦》中想写 一篇——那是什么名字呵？我那时没有写得出来，我现在还是写不出来，我 想，它将来是总可写得出来吧！
　　当《幻想与做梦》还没有写完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精神的宣言起来走了， 到那篇文字发表出时，我早已离开北京了。这个宣言，我不久便证明是说谎。 我不久便又回到北京，已经入了一九二五年的初间，于是我看见一切都变态 了。于是我的《幻想与做梦》便写了第十六篇噩梦，于是便一切都完了，我 知道我所希望的无论什么，都还是辽远的将来呢！
“《狂飙》，你们弟兄两个包办了吧？”鲁迅向我同高歌说。 “成了兄弟周刊了！我们也正想办兄弟周刊呢！”我说。 这时，我开始来写《创伤》与《土仪》。这时，郁达夫也已走了。这时，
鲁迅给与我的印象是一个平凡的人，这时，狂飙社内部发生问题。这时《狂 飙》的销路逐期递降。这时，办日报的老朋友也走了，印刷方面也发生向题。 终于，《狂飙》周刊到十七期受了报馆的压迫便停刊了。于是一切都完事大 吉。一面，我还在写我的《创伤》与《土仪》，而且我的《创伤》还添了不 少新的材料。
　　当我们的周刊办成兄弟周刊的时候，朋友们没有给我们表同情的，因为 他们正在四处攻击我们，他们有的是在袖手旁观我们。但是，我把那个困难 解决了，我质问一个攻击我们的朋友到他无话可说的时候，我们又变成原来 的朋友了。我从此也便同培良开始了初次的长谈，我们开始做了形式上的同 路人。但是，那个形式同形式以外的一切，对于我们都不大合适，所以还是 到那个形式破灭之后，我们才渐渐入于实际的朋友。
　　郁达夫说过要给《狂飙》写的感想，当然没有写。鲁迅只给我的一个日 本朋友译了两首诗。还是他好，他时常说想法给《狂飙》推广销路。但他说 不能做批评，因为他向来不作批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党同伐异的。我以为 他这种态度是很好的。但是，如对于做批评的朋友，却要希望他党同伐异， 便至少也是为人谋而不忠了！
　　当由兄弟周刊而变成朋友周刊的《狂飙》停刊之后，便是快入于《莽原》 时期的时候了，但中间也还又有一点牵连，颇有一述的必要。当时有一个朋 友愿意介绍《狂飙》到《京报》做一附属物，条件却是要他加入狂飙社。培 良是偏于主张这样办的，听说那时鲁迅也赞成这样。我同高歌是反对这样办 法。因为这个朋友，我们知道是不能合得来的，再则我们吃尽了附属的苦， 而且连自己的朋友都隔膜太多。《狂飙》遂不得再出。过了几天，我便听说 鲁迅要编辑一个周刊了。最先提议的，大概是鲁迅，有麟，培良吧。我也被 邀入伙，又加了衣萍，这便组成了那一次五人吃酒。这便是《莽原》的来历。
　　《莽原》的倾向，是已从文艺而扩张到批评。培良是最好说话的人。我 呢，虽已似老气横秋，然而只要得其当也并不是不好说话。我那时是想开始 批评从《新青年》所沿袭下来的思想。培良是思想之外，又着重于文艺、戏 剧。我那时以为，一个文艺家其实是一个孤独者，如中国人都能像冰心、郁 达夫者，岂不是一个很好的社会了吗？批评作品，则当然可以，批评作者则
不大必要，这是我们当时的态度所不同的地方。但这些在《莽原》上都可以
说没有实现，因为《莽原》还没有出版时，培良已留下几篇《槟榔集》离京

他去，我又陷入自己生活的迷雾中，无批评的余裕了，这时，高歌也已他去， 所以现在的《莽原》半月刊倒无妨认他是一个外人。
担任《莽原》稿件的人，当时是大家“举尔所知”，尚钺、燕生，是我
举出的，沐鸿（即高成均，亦即劣者）的稿子也都是我带去的。别一方面， 则是霁野，素园，丛芜几个人，《莽原》实只是大家的工作，至于外面人的 观览呢，则那又只是鲁迅办的一个刊物，再不会认识其他。这不但是反对者 如此，连赞成者也都是一鼻孔出气，所以我当时委实以为这两派人都差不多，
所歧途者只是个人间利害关系不同而已。
　　大家想来知道当时引人注意的周刊可以说有四个，即：《莽原》、《语 丝》、《猛进》、人现代评论》。《莽原》是最后出版的，暂且不说。最先， 那三个周刊并没有显明的界限，如《语丝》第二期育胡适的文字，第三期有 徐志摩的文字，《现代评论》有张定璜的《鲁迅先生》一文，孙伏园又在京
副说这三种刊物是姐妹周刊，都是例证。徐旭生给鲁迅的信说，思想革命也
以《语丝》、《现代评论》、《猛进》三种列举，而办文学思想的月刊又商 之于胡适之。虽然内部的同异是有的，然大体上却仍然是虚与委蛇。最先对 于当时的刊物提出抗议的人却仍然是狂飙社的人物，我们攻击胡适，攻击周 作人，而漠视《现代评论》与《猛进》。我们同鲁迅谈话时也时常说《语丝》
不好，周作人无聊，钱玄同没有思想，非攻击不可。鲁迅是赞成我们的意见
的。而鲁迅也在那时才提出思想革命的问题。但这个是没有什么结果的，因 为并没有怎样实行。思想运动倒是从别一方面才表现出来，从实际的事件。 至于思想上的战线，则始终没有分清，所以到霉江写《联合战线》一文时， 终于碰了《语丝》的壁而撕碎了。而鲁迅则说，他对于《语丝》的责任，只
有投稿，但大体上的界限却是很显明了：《莽原》、《语丝》、《猛进》对
《现代评论》；京副、民副对晨副，但孙伏园以后在京副以《语丝》、《猛 进》、《现代评论》并举的时候也还有过。
我做关于实际的文字，是从《莽原》第八期弦上才开始的，正是当时的
实际运动很急这的时候，这文字的动机，一是因为《莽原》内部的问题，一 是为想给与少数真正的反抗者以一些感兴。虽然人们从此便有以为我是专好 骂人的，然而我的文字却并不是为骂人而作，倒是人们没有看懂，而且骂人 的地方其实也很少。不过，人们既渭之曰谩骂，则我亦“谩骂”之而已！实
则，我倒是反对谩骂的一人。但思想既与人们不同，这些处所当然也无从分 辨，故当时也只好将错就惜，听之而已！但要找当时骂人的口实时，则也怕 还是从我开始的吧！直到现在还很风行的“他妈的！”那几个字，便是《莽 原》第一期我在《绵袍里的世界》才初次使用。但那时绵袍里的世界的声音， 而不是骂某一个人，也不是泛常的骂，则怕明白的人还不多有呢！
　　到实际运动起来的时候，思想革命的工作自然更无暇做起了，也许有人 以为那已经做过且已完成了吗？否则，我们的现在又如何这样寂寞呵！当初 的《语丝》并没有做这个工作的意思，《猛进》也没有的。只是《莽原》有 其志而却未能做。而且《莽原》的内部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别有问题的。我是 主张批评的，我以为如不批评，思想革命是没有结果的，而且连界限都分不 清。鲁迅却是主张骂，不相信道理。但是，骂的结果又怎么样呢？像做了一 个噩梦，醒来时连主张过的思想革命都也像忘怀了！
　　我在这里顺便要批判几个人了。鲁迅是一个直觉力很好的人，但不能持 论。如他对自己不主张批评，我不反对。但如因为自己不能批评，便根本反
　　
对批评，那便不应该了。我同他在初期的谈话里他倒并不反对批评，我以为 还是那时的态度好些。以后的态度，我以为那是被感情、地位、虚荣等所摇 动了。岂明是比较能够持论的了，但直觉力却不很好，这在事实上也便成为 妥协。所以江绍原一面在晨副做文，一面又在《语丝》做文，而且使霉江撕 毁了“联合战线”。我承认岂明的思想是在水平线上的，要奋发起来，还是 好的。我去年也曾给过他一次信，希望他多做文字，自然我是不足道的。徐 旭生是研究哲学的，当然能持论了，然直觉力实在不好，连人都认识不清。 但他是一个最诚实的人，这一点我佩服。
　　如想再来一次思想革命，我以为非得由几个青年来做这件工作不可：他 们的思想是新的，他们是没有什么顾忌的，他们是不妥协的，他们的小环境 是单纯而没有什么纠葛的。已经成名的人，我想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便是最 好的了。鲁迅当初提议办《莽原》的时候，我以为他便是这样态度。但以后 的事实却不能证明他是这样态度。这事实只证明他想得到一个“思想界的权 威者”的空名便够了！同他反对的话都不要说，他想找一些人来替他说话， 说他自己所想说的话，而他还不以为他是受了人的帮助，有时倒反疑惑是别 人在利用他呢！然而他却是得到了“思想界的权威者”、“青年叛徒的领袖” 的荣誉！
　　在文字的战斗时期，鲁迅显然只知道有他自己，而忘记了同伴。我现在 要举二件事实出来。当黎锦明屡次投稿不登的时候，在一个刊物上发表了一 篇文字攻击《莽原》，但不敢攻击鲁迅，却除开鲁迅去攻击其他的人。鲁迅 是《莽原》的编辑，不登稿也是鲁迅不登，并不是其他的人，两者都应该他 出来说话。而他不但不说话，到我写了那篇已经十分和平的《弦外余音》的
时候，他反以为是无须乎的样子。他说过几次要攻击江绍原，但又说要等到
暑假开学以后。我在《莽原》第十三期写了《弦上第八我的命令》一文后，
《语丝》第四十二期便有江绍原的一篇仿近人体骂章川岛，我很疑惑，后来 知道那是仿民副上的一篇文字。我那时说应该说几句话了。但他却说，江绍 原已托川岛来向他认错，所以无须说话。江绍原向鲁迅认错，便可以白骂了 别人！但到了霉江的信来的时候，他又说他对于《语丝》的责任只有投稿了！
若再述一件琐事，则鲁迅更不应该。当“他妈的”三字在《绵袍里的世界》 初次使用的时候，鲁迅看了，惊异地说：“这三个字你也用了！”我说：“其 实《工人绥惠略夫》上也有过，但只是用你的娘”，我们看鲁迅《论他妈的》 一文，却居然有“予生也晚”云云了！
我们再回头看一看霉江的那封信，再看信中征引的岂明“而新的还没练
好”那一句话，我们又当作何感呢？他使“新的”撕碎了“联合战线”而不 自知，他却知道说“新的还没练好”！对于自己何其宽容，对于他人何其夸 大！我们如再着了他关于国民文学的那两句话“要切开民族昏愦的痈疽，要 阉割民族自大的疯狂”时，又当作何感想呢？我当时看了此文，便老大地不
满意，真不知岂明何以自处，又何以处人！岂明年纪至多不过四十以上，以
古例之，正在不惑的时候，以新例之，则托尔斯泰尚未著其《忏悔》也，乃 自己不努力，而把责任推在青年身上，而独不自知，乃敢谓在训练新兵！试 同岂明：不知科学，何以训练科学的新兵？不敢批评，无创作力，何以训练 艺术的新兵？左顾孺人，右对稚子，身不履险，足不行远，茶余酒后，偶作
一二率直短文，便以为功不再世，此何以能训练实行的新兵？若夫当时的所
谓新兵者，亦大抵是二十以上的人，力量却是大得多，即鲁迅所谓富有生力

者也。他们所缺乏的倒只是地位与声望，这倒正需要有人帮助，如蔡孑民昔 日之帮助《新青年》者。我写到这里真不免有怀古之感而有如鲁迅之怕敢想 下去者！不料当事诸人无蔡子民之雅量，不重视青年思想之自觉，而视为着 为彼等私人争气，而独不知感激，反妄以主帅自诩，我当时真叹中国民族之 心死矣！至于反对刊物，则又谣啄繁兴，横加污蔑，而诸作者不特忽视他人 之痛苦，而反故贻人以口实！对于私人方面，则又某籍盈篇累幅，层出不穷。 如人心未死，清清夜自思，亦有一二可供自我谴责者否？
　　我今再转而一述徐旭生又何如者。徐旭生为人老实，我曾听河南朋友说 过，鲁迅也曾说过，第一次是我同培良为《狂飙》事找他去的，我所见过的 他也以这一次是为最坦白。他说，《猛进》文艺稿甚少，希望我们做点文字， 我们是极愿意帮助他，只是当时做不出多少文字。然而我们也终于帮助他了。
《猛进》第十五期发表欧阳兰诗，一时传为笑柄，我知再难坐视，遂先后送 了他几篇稿子，即：第二十期我的《三段故事》，第二十三期劣者的《游惰
的灵魂》，第二十六期尚钺的《一切都黑暗了》、《生活与希望》是也。谁 知这个诚实的朋友也知道摆他们所攻击的臭架子，不但毫无谢意，且不久乃 似以敌眼看我了，这都是伤心话，不免还要详细叙述一番。
这便又该回头来说到《莽原》事件，而且得回头来说到《狂飙》事件。
《莽原》内部的派别无可讳言，当初是鲁迅、有麟、尚钺同我算是一派，素 园、霁野、丛芜又是一派。当暑假将到的时候，尚钺走了，有麟听说素园等 不来稿了，因为我有稿费，他们没有，我因事既因我而起，遂同鲁迅商量也 给他们一些稿费，鲁迅说，无须，我又说，那我使去找他们一次，鲁迅也说， 无须，当时有麟是怕暑假中没有稿件，但鲁迅同我却不怕这层，我当时说，
不但还有一两个朋友可以寄稿来，便只剩我们三人，也能维持下去。不料过
了一两礼拜，素园等又寄稿了。实则我一月虽拿十元八元钱，然不是我亲自 去代售处推新书局讨要，便是催迫有麟去讨要，并不是正当薪水，出纳分明。 这其实是普通视为丢脸的事。鲁迅也同有麟、小峰说过，因为我穷，给点钱 用，这一点我感激鲁迅。素同等坐在家里，不见编辑，不见发行，又不到代
售处，而想有人送稿费去，如何能办到。素园今发行《莽原》，与北新书局
不无往来，当已知北新的钱不是容易拿到了吧！索园今发行《莽原》之对于 撰稿者与昔日有麟又如何者。不退稿已足，我们不愿有过外的要求也！请素 园平心静气酌量前后事件而比较观之，此中亦究有公理存在否？
　　从稿费问题起后，我才听有麟说，某君在《莽原》初办时已在鲁迅前攻 击过我同高歌。这类事我本早可想到，以其无关重要，不去理会。攻击我的
人向来是多的，然都是口出耳入，不敢写在纸上，所谓流言，说者既不负责 任，我又何苦多事计较？此事又涉及《狂飙》时期卖稿事件。然某报之穷， 人所共知，我等又无买稿权，何必积怨成仇？我想素园、丛芜亦未必如某君 之小器也。我向来看人，不愿以类视，一个人还他一个人，不特某君不同素
园，即素园亦不同于丛芜。且此事说来，牵涉更多，不复细述。如素园提出
异议，我必奉陪。 现在我再一说民副事件，此关系较大，也是我视为最痛心的一事。内情
鲁迅知道，素园知道，不足为外人道。是我当时看见静农态度不好，然我不 愿意说出。静农去后，鲁迅也说出同样怀疑，我于是也说出。鲁迅托我次日
到徐旭生处打听一下。我次日没有打听去，却又到了鲁迅家里。鲁迅又提起
此事，又托我去扫听。我再次日去打听时，则诚如我等所怀疑者。鲁迅当下

同我商量，说要给徐旭生去信说明真相。我说：“为思想计，则多一刊物总 比少一刊物好，为刊物则素园编辑总比孙伏园好，其他都可牺牲。”鲁迅说：” “只是态度太不好——但那样又近于破坏了！”于是鲁迅没有写信，而民副 产生。这些本来与我无关，无须多管闲事。但不料此后我再见徐旭生时，则 看我为贼人矣！此真令我叹中国民族之心死也！不料不久以后则鲁迅亦以我 为太好管闲事矣！此真令我叹中国民族之心死矣！
　　当《民副》定议出版前，素园来找我要稿，此素园之无伏园编辑臭架子 也！素园又谓听鲁彦说，衣萍对鲁迅说他们用手段，事出误会。不知果否传 闻之误，然我当时则以为素园之不坦白也，故未致一辞，又素园要我做稿， 态度大似，“鲁迅做稿，周作人做稿，某某人做稿，所以你也可以做稿”， 这又是使我很不满意的。我以为既是来要我做稿，则只说要我做稿好了。然 而萍水相逢，我留他吃饭，我对于朋友，也并不怠慢！而且我也做稿，虽然 他们把自己的稿子放在前面，拿我的稿子掉尾巴，然而我终还做稿，为所谓 “联合战线”也！
　　于是“思想界权威者”的大广告便在民报上登出来了。我看了真觉“瘟 臭”，痛惋而且呕吐。试问，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岂明也这 样说，鲁迅也不是不这样说，然则要权威者何用？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 无裨实际，反增自己的怠慢，引他人的反感，利害又如何者？反对者说：青 年是奴仆！自“训练”见于文字，于是思想界说：青年是奴仆！自此“权威” 见于文字，于是青年自己来宣告说：我们是奴仆！我真不能不叹中国民族的 心死了！
　　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 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岂明也大抵在四十上下，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 落！思想呢，则个人只是个人的思想，用之于反抗，则都有余，用之于压迫， 则都不足！如大家都不拿人当人，则一批倒下，一批起来；一批起来，一批 也仍然要倒下，猴子耍把戏，没有了局。所以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 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有当年的胡适，也有今日的 胡适，有当年的章士钊，也有今日的章士钊。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 当有以善自处了！
　　说话太多，再来叙事，我又见了鲁迅，他问及民副投稿事。我说了我的 不满意。他很奇怪地问：“为什么？”我便说了那个“某人??所以你??” 的公式，鲁迅默然，停了一歇，他又说道：“有人——，就说权威者一语， 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要是当年的鲁迅，我不等他说，便提出问题来了。 即不然，要是当年的鲁迅，我这时便要说，“外国也不尽然，再则外国也不 足为例”了，但是，我那时也默然了！直到实际的反抗者从哭声中被迫出校 后，我当晚到鲁迅家略谈片刻后，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心身 交病之状况矣！此后，我们便再没有能谈坦白的活。
　　实际的运动虽然失败，然文字的运动总算是胜利了。这却是由于“联合 战线”的好处。单凭一两个人是没多大用处的。《现代评论》本来是由太平 洋社同创造社合作的，但创造社却逐渐退出了。有不少青年学生因此都知道 了《现代评论》的没有价值。虽然比陈源会说话的徐志摩编辑了晨副，然而 也无所施其技。虽然用“话匣子”做题目似乎同我开过玩笑，然而我当时已
无心做文，无心看报，所以始终不知其详。我本来对于文字方面是主张批评
的。对《现代评论》，对《甲寅》，我都曾想批评过。便是在反陈空气最热

的时候，我仍然同鲁迅这样说。而且我说：“便是陈源同我做朋友也好，但 是批评仍然是批评。”这当然是他所不高兴的活了，我当时没有能够实行我 的主张。便是到徐志摩编辑晨副消息传出时，我仍想批评过。但不久，不但 批评，我连什么文字都不想做了。在闹嚷嚷的这一个时期，只有张申府同周 作人的辩论辟出另外的一个境地，却是张申府占优势的。我当时不赞成张申 府的态度，但我也才知道他的见解好，能持论。到吴稚晖的文字出现后，则 又是另外一个景象了。
　　郁达夫去年也是回过一次北京的，但只做了一篇反《甲寅》的照例文字， 一面又敷衍于陈、杨之间。所以他那时至少也是妥协派。郁达夫是时常唾骂 大人先生的，曾发表过文字劝青年去偷，他也是青年，为什么反同压迫青年 的大人先生们妥协呢？这便又涉及所谓文学共和国里的党派问题了。
　　我是不懂什么党派的，如有不认识的人攻击我的朋友，如其攻击得对， 我也赞成。我自己呢，如其我今天的思想不攻击我昨天的思想，那我也便没
有进步了。如有人攻击我，我倒是非常感激呢！岂明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态度， 这是我最赞成他的一点。即如他不佩服鲁迅的小说，却佩服郁达夫的，这是 他的一种最好的自由批评的精神。他如能把这一种精神尽量地表现出来，便 是一个最好的批评家了。郁达夫是写过《文学上的阶级斗争》的人，然他所
举的例却是新旧艺术的斗争。郁达夫是写实派呢，还是罗曼派呢？郁达夫同
当时压迫青年的现代评论社妥阶，是艺术上的罗曼运动呢，还是写实运动呢？ 或者阶级斗争可以解作此社与彼社的斗争吗？则成仿吾，《洪水》何以又攻 击陈源，岂明何以又佩服郁达夫？然则郁达夫不过是受了因袭的党派思想的 支配罢了，如何能拿阶级斗争来作护身符呢？中国的经济状况同外国是不一
样的，如有人要主张阶级斗争，实际上的或艺术上的，须先把中国的经济状
况说得明白，分出界线，才行，否则，那只是党同伐异而已！ 一个人的作品和思想，都是环境和时代的产物，个人不得据为私有。写
的写出，印的印出，看的去看，批评的去批评。四者之中本无所谓联合战线。
著作者虽然无妨用其作品卖钱，然作品并非为卖钱而产生，著作者虽然无妨 以作品而得名，然作品不能作求名之工具。若著作者既已假此而得名，而又 患得患失，得而又欲扩而充之，而著作者间乃至行其相互之仇恨，即退一步 说，视之为亦无不可。然挟此私恨以行于群众运动之中，不借淆乱黑白，假
公济私，则与章士钊之所为何异，有何颜面去反对章士钊呢？ 我本来对于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是表同情的，正如前面所说艺术家都
是孤独者。不但我在《莽原》第六期《中国与文学》一文曾以《呐喊》、《沉
沦》、《超人》并举，而且我同鲁迅在谈话间也没有攻击过他。而且我对于 创造社几个人都是同样态度。有一次谈起成仿吾批评《呐喊》，我只说，态 度不好，但见解我以为有一部分还是对的。鲁迅则常说郭沫若骄傲，我则说 他的态度才能倒都好，颇有类似歌德的样子。鲁迅说，他可没有歌德的伟大。
我说，他正是学歌德学坏了，所以我将来想批评他，把他的错处指出，他大
概可以变好。鲁迅则说，他不以为你说得对的。我说，只是我对于歌德没有 研究，我想用歌德批评他最好。鲁迅说，那他要同你辩论。我说，辩论是可 以的。只是，鲁迅说郭沫若骄傲不只一次，我时常疑惑他是借郭沫若说我的， 所以我常不说什么话。他也说《女神》好，《星空》不好，却同我的意见一
样。因为我对于创造社的态度如此，所以到后来我在鲁迅处听品青说郁达夫
往来于杨、陈之间的时候，我真不能不为他痛惜的了！

　　所谓党派者，在传说上好像是很热闹的，我对此实在是莫名其妙。有一 次，听一个朋友说，从北新书局传出的消息，郭沫若醉后写了一副对联给周 作人，意思是什么成文豪置房产之类吧，原句已记不起了。当时我以为沫若 不至如此，但真相如何，却无从证实，我也没有调查，不久便忘掉了。但事 实有无，且不管它，既然成了一种传说，则在某种意义上也便是一种事实了。 我不知道外国有没有这类现象，我想，大概是不会有吧？这对于中国的艺术。 总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我想将来是可以不会有的吧？
　　但不久，好像我也陷入这样漩涡了。一次，鲁迅对我说，有一个叫李玄 的，山西人住某路某号，给周作人去信，说他听说北京只有五个人，我想看 一看这五个人究竟如何。他听说我从前在那里住过，所以要我调查一下。我 当时觉得好像这信便是我写的似的。我确乎也有这样一个朋友，但我却没有 知道他到了北京。我便转托了一个朋友去调查时，果然是那个朋友到了北京。
以后事实如何，我没有再留心，我实在不高兴再留心这一类事实。其实，这
些倒还是常有的事实呢！ 传说这一类事，我是讨厌透了的，这不能证明事实，而只能淆乱事实。
关于《莽原》的，有一些人都疑惑是我编辑，连徐旭生都有一次这样问过我。 外面来稿不登的，也有人便积怨于我。事实则是，《莽原》通讯处是有麟住
的地方，收到的稿，他再转给鲁迅看。例如焦菊隐，是我曾见过一次面的，
他投稿几次都没有登，听说他初次投稿时曾提及我，但到我知道时，已是两 三个月以后了。所以我连信都无从回复。又如黎锦明也曾给有麟同我去过一 次信，有麟倒转给我了。但他的意思是想借我的笔骂锦明。所以我便索兴不 说话。此类事实还很多，后来我因此在我的生活上还接受过一次报复，但那
时不但主持正义的先生们，便是土匪派的先生们也没有注意，以为那只是我
个人的私事。至于时常传说有某某人想办一刊物专攻击《莽原》，则又知道 在暗中似乎又有一所谓反莽原派了。我却是欢迎这样攻击的，形诸文字上的 攻击，至少也可以表明各个的态度，这在中国是很需要的一种现象。然而偏 始终没有出现，或者已无形消灭也未可知了。
当时虽然是打着思想革命的招牌，然而工作却已偏重到事实方面，而且
大有被节外生枝的另一些琐碎事实所混乱了的趋势。到暑假中，我觉得《狂 飙》月刊不可以不进行了，也已经同鲁迅、徐旭生担任稿件，但后来却都没 有做，我又想暂且停止了这个工作，退出北京的出版界，到上海游逛一次， 我开始写《生的跃动》，预备写六、七万字来上海卖稿。但又有朋友提议先
出一期不定期刊，于是我把《生的跃动》写了五女之一的样子便收缩住留给
不定期刊用了。培良，高歌也正在这时回到北京。培良写了一篇批评《现代 评论》前二十六期的小说的文字，我本来想写一篇文字批评《现代评论》的 思想，但又没有做起，到《狂飙》不定期刊中经颠连困顿出现到北京出版界 的时候，我已不在北京了。《狂飙》不定期刊此时便走了孤独的路，不像本
来的《狂飙》周刊了。这已到了一年的末了的一月，《狂飙》月刊把着开始
思想上的联合战线上的思想的批评工作，然而没有能够开始，而仅只出了一 本不定期刊，且已像站在联合战线以外了。从《狂飙》周刊起，中经《莽原》 周刊，而又到了《狂飙》不定期刊，这是我在北京出版界经历的一部分的实
情。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

原载 1926 年 11 月 17 日《狂飙》（周刊）（上海）第五期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华盖集续编·<阿 Q 正传>的成因》

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

仿吾①


　　两年前下了坚绝的决心，不问出版界情状的我，这两年来少受了许多无 名的闷气，真是心身都很安泰，自己觉得这样再好没有了。这次重游岭南， 因为造创社出版部的关系，却不得不常常与现在的出版界接触。这对于我是 一种莫大的灾难。但是小心翼翼的我却也早已节节布防，非曾经别人看过证 明了不妨看看的书，我是决不使灵魂去冒险，就是不妨看看的书，我也只看 看一两行，便专去考察它们的外形的进步，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已经知 道了它们的外形委实妥比它们的内容充实。这一点是我们出版界的一大进 步。而特放异彩的是志摩的古装复辟，他的忠肝义胆应可光耀日月。不过志 摩这人有的是钱，有的是闲暇，论起他的高怀逸志来，就是恢复竹书与结绳 也不足多怪。所以倒是刘半农博士的古装书功劳犹不可没。他的意思大约是 不让志摩专美，这种竞进的精神犹为难能可贵。
　　据我的推测，外形既然进步，内容也应该长进，我以为内容充实的程度 至少也应该有外形的十分之一。可是最近因为友人的恶作剧与自己的好奇 心，看了几本书的结果，却真叫我后悔不及。内容的空虚，文字的丑恶，都 不见得比从前好了几多，反而从前所幸有的努力于表现的一种纯洁的态度已 经无处可寻，磅礴着在的，在创作上是时代错误的趣味的高调，在评论上是 狂妄的瞎说的乱响。
　　本来我们的文艺界自从国语文学运动以来，仅在黎明则期有过纯粹努力 于表现的一个时候，那时候的作品虽然不免幼稚，但是大家的努力，就好像 许久被人把口封住了的一旦得了自由的一样，都是集中在自我的表现的。不 过这个时期统共还不上一二年，大家的表现力就被一阵小诗的手淫消耗了一 大部。自从经过了这小诗的手淫之后，我早就叹息那些时髦的作家太早把精 力乱费了一个干净，早就预料他们没有恢复表现力的可能，没有振作的希望。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早就堕落到趣味的一条绝路上去的。
　　这真是出人意想之外，实在太早了。年青的我们，我们应有热烈的感情， 应有热爱真理的勇气；我们应努力于自我的表现，我们应当阐明真理。趣味 是苟延残喘的老人或蹉跎岁月的资产阶级，是他们的玩意，我们年青的作家 太早就堕落到这个地步，这真是出人意表的怪状。
最奇怪的是同样被趣味麻醉着的评坛的瞎说。新近看到的几种小刊物里
头，时常有些奇怪的文字使你不得不哑然失笑。在他们的评论的字里行间， 真理好像是过于微细，致被筛了出去。每个评论者是一个暴君，每篇评论是 一部律令。谁能不服从他？谁胆敢加以反驳？然而他们的背后其实仍是趣味 这怪物在捣鬼，就好像每个军阀后面必有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在捣鬼一样。
趣味这东西含有对于某种事物有特别嗜好的意义。这是必然的，因为普
遍的趣味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名称，而趣味如果普遍化，也就不能成为趣味。 但是一个创作家，或一个读者，或一个批评家，他如果保有特别的嗜好，
他是不能为适当的观察，或不能容真，实的感受，或不能为正确的评论。 我想只要是能够反省的人，当他遇着趣味这种臭气，或则在趣味的氛围



① 仿吾，即成仿吾（1897—1984），创造社成员，作家、文艺理论家和 教育家。

气中彷徨了一阵之后，一定要发出三个疑问来： 一，这是文艺的正轨吗？ 二，这是在中国文学进化的过程上应该如是的吗？ 三，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不是这样的文学？
　　我想只要是能够反省而对于文艺有相当的理解，对于时代有真正的认识 的人，我想他对于这三个疑问的解答一定是三个相同的“不是”。
　　文艺是生活基调的反映，我们由文艺可以知道产生这种文艺的生活基 调，就如我们由工业制造品可以知道产生这种工业制造品的人民的人情风
俗。我们由现在那些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可以知道这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 为中心的生活基调，换句话，就是必有一种有特别嗜好的作者，有同类嗜好 的刊行者与读者，他们的同类的特别嗜好成为了一种共同的生活基调，才有 了这样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而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
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
个闲暇。 事实上我们现在寻得着这文艺上的三宝，看得到他们所谓趣味的真相，
而他们的福地我们访得着是那个讨赤的首都，一个白化的都会。那儿有我们 的周作人先生及他的 Cycle，那儿有我们的北新书局，那儿有我们的无数的，
没有课上的大学堂里念书的，未来的文人学士。景象萧条的白都，连学校的
门都是紧闭着的，城外的战云是密布着，城内的居民是僵尸般的呆望着，这 时候我们的周作为先生带了他的 Cycle 悠然而来，扬着十目所视的手儿高叫 道：
“做小诗罢！徘句罢！ 使心灵去冒险罢！ 读古事记罢！徒然草罢！
?????
????? 这时候刘半农博士不知道几时跑了回来，扬着鞭儿，敲着他的瓦釜，大叫了 一声：
　　“读何典罢！” 在这时候，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而我们的西 滢先生却在说他那闲话。北新书局呢，老板不消说是在忙着编纂，排印工人 不消说是在黑魆魆的铅字房里钻动。大学堂里念书的呢，他们是在耽读着， 著述着，时时仍在仰着头等待什么人再给他们一点天启。这些光景我们都不 难想象。
　　现在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是这样发源出来，是这样合流着，以至于 有今日的泛滥，我们已经看见有许多不成话的小刊物钻了出来效颦，甚至一 种刊物非以趣味为中心不能使读者满足。
至于评论一门，素来就多是瞎说的，但从前的瞎说多半是因为幼稚无知，
很老实地信口胡说，而近来的瞎说却多在趣味美这名之下的胡说霸道。“我 喜欢这种作品”，“我不喜欢他的作风”，这样的话便是评论的根据。本来 批评家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一种动物，对于一种东西自己喜欢不喜欢，他是没 有自决的自由的。他是好像一个天秤，黄金要秤量，粪土也要秤量的。现在
我们的批评的揭竿起来，高叫“还我自由”，这种革命比什么为自由解放的
斗争的功劳还要伟大，我们的批评家的勇气真是可钦可爱。假如我将来要做

一个批评家，我是要感恩戴德没齿不忘的。 但是我们站在文艺的立脚点，看清楚我们的时代，并且意识着文艺进化
的过程，深自反省的时候，我们对于这种荒淫后的荒淫究竟能不能予以肯定？
　　疲倦后一时的悠游，长途上一时的驻足，对于这些，趣味常有生理上更 新的效力，然而假使是长期的晏安，这便是永远的堕落。我们知道鸦片与 Cocaine 有一时兴奋的效用，但是朝夕与它们接近的时候，可以使你成为一 个烟鬼。凡所谓趣味都是这样的，它是路旁的一个述魂阵。
我们的文学界几时紧张过来以至于要有一时的休息？在新文艺进化的过
程上我们为什么要钻入迷魂阵中去自己骗自己？我们现在的时代许不许我们 效颦于 Bourgeois 强自舞文弄墨呢？我们怎样能够问心无愧？专就文艺而 论，这究竟是不是一个文艺的修行者所应走的正路？
　　北京的周作人先生及他的 Cycle，北新书局及大学堂里念书的，他们的 生活也许本来就奏着那样的 Rhythm 才有那样的文艺出现。对于他们的生活，
我们是不宜过问。但是没有趣味的我们，而且不幸而吸不着北京那种空气的 我们，我们是不能不有所反省。
　　但是我们只要一加反省，就一定对于那些趣味家的态度感着不满。第一， 他们的态度是游玩的，不诚实的；这是由趣味那东西的本性可以明白的。第
二，他们常把自己没入于琐碎的现象之中而以感着所谓趣味为目的，他们不
能把一个个的现象就整个的全体观察，所以他们的态度是非艺术的。 我们同着小朋友游行过的人，每每会感到一种偶然的不快，就是遇着街
上有什么特别事故的时候；小朋友总要钻进里面去游玩半天，把你撇在街头
不理，一定过些时候才欣欣然跑出来。小朋友是在寻找趣味，他是不知道观 察的方法，他是忘记了一切，当然也忘记了他的老朋友，这种态度是享乐的 而不是艺术的。
　　至于那些胡说霸道的批评，做那些文字的人根本是没有艺术的良心的。 他们只是凭自己的一知半解，或凭自己劣等的感情，出出风头，报报恩怨的。 这种行为毕竟是无益于已，无损于人，时间到临的时候，他们终须抱头鼠窜， 隐迹吞声的。
　　综观数年来的新文学，我们不得不联想到我们纷扰不宁的国事，因为二 者都是不曾立在正当的基础之上，不曾找着一个目标，天天总是在崎岖的荒 郊中乱窜乱走。现在已经是我们应该起来革命的时候！
　　我们应该反省。我们不应该尽管在崎岖的荒郊中乱走乱窜。我们要立在 正当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找着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明白我们以前把可惜的光
阴在荒淫中虚掷了，我们不曾去求过目标，我们简直不曾努力过。我们现在 是应当努力，努力本身便是有价值的，不努力便是堕落，便是死。
　　我们应该反省。我们不应当自己骗自己，也不应当受他人的骗。我们要 拿出勇气来打倒这种不诚实的，非艺术的态度。这几年来在荒淫中把精力消
耗了的我们，应当向着目标加倍的努力。我们应当恢复纯粹的表现的要求，
我们应当仍努力于新的形式与新的内容之创造。 真诚的同志们！永远的同道者！我们起来，打倒一切不诚实的，非艺术
的态度！我们要看清楚时代的要求，要不忘记文艺的本质！我们要完成我们 的文学革命！
（附白）关于本文如有讨论，作者极愿领教，但讥谩讽骂之文字恕不答
复。


原载 1927 年 1 月 16 日《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五期
[注]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

艺术与社会生活

冯乃超①
　　　　　　　　　　　　　　一 这篇小论文或许不能给学校里的教授们以满足的意见，因为他们或许暗
记着 Plato， Aristoteles，Kartnt， CroCe，Lipps 等等，诸如此类的美 学学说，然而，我们用不着拉他们来到这里装成严肃的学者的样子。
　　这篇小论文或许不见许于当代堂堂的大艺术家，因为 MiclieIAngelo 是 怎么样的崇高，Raphael 是怎么样的优美，这些骨董商人的知识，在这里完 全用不着。
那么，我们不能不快点进本文去。
　　　　　　　　　　　　　　二 人类只能提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可以解决的物质的条件已经存
在之故。我们不去勾引古人的名章大论来粉饰思想的幽玄，只因为我们的言 论不能不给社会所提出的活生生的问题以切实的解答之故。
那么，我们的社会在艺术的分野提出什么问题呢？为究明问题之所在，
我们不能不研究中国的文艺与社会二者目前的状态，——这个研究又非从历 史的过程上着手不成。
文学革命以来——白话文运动以来，封建思想的代言者——旧文学——
确定地衰替了。然而，这个文化上的新运动获得了什么东西呢？白话文底确 立！然而，不上两年，《红楼梦》的考证，《儒林外史》的标点，风靡天下 了。这又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能不把潜伏着的根本的社会的根据裸露出来， 这却也是可能的吧。
自从中国各地的重要商港化为了殖民地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落后
得很远，渐渐有了微弱的发生，加以受过自由思想的洗礼的知识阶级——东 西洋留学生，对着窒息的封建制社会的拘束，发生如荼如火的改革的热忱。 在这个时候，胡适博士的《文学改良刍议》——新文学运动，正所谓对症施 方的良药，适应社会的切实的要求。从这个观点，博士在历史上演了很重大
的革命的任务，然而，自话运动的元勋——新文学运动的健将，我们的胡适
之博士不久却又引导它没落到泥泞的湖沼里去了。考古！疑古！！动地般敲 着退军的鼙鼓，博士革命的责任就此告终了，博士的历史的使命就此完结了， 不太仓惶了么？
　　但是，从这个时候以来，在文艺的分野中，试炼这白话文的新武器的新 作家的簇生，蓬蓬勃勃，大有春雷新笋一般的现象。何故呢？因为上海滩上
有了商务印书馆（——注意！这不过是一个代名词，原不必指定四马路棋盘 街那间商务印书馆），泰东书局等等，就是说——中国的资本家的魔手伸到 出版界来了，同时又说中国的社会生活渐向近代文明国家的社会生活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