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帕卡德在本书中讲述了关于他的毕生事业以及他和比尔·休利特 55 年前在一个汽车房里创办的极其独特的公司的既平凡、又不寻常的故事。


　　戴维·帕卡德现在是惠普公司的乐誉董事长。他作为电气和电子学工程 师学会会员、全国工程研究院院士和美国仪器学会会员，还跟别人一起其同 创办了美国电子协会。他是蒙特里湾水族馆基金会董事长、蒙特里湾水族研 究所董事长兼所长。他是赫所特·胡佛基金会董事、美国企业学会董事、胡 佛研究所董事。他目前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尔托斯山。
　　　　　　关于编者戴维·柯尔比和卡伦·刘易斯 戴维·柯尔比跟戴维·帕卡德共事 27 年。他创建并负责惠普公司的公共
关系部，直到 1989 年退休为止。卡伦·刘易斯以前曾在哈佛大学档案馆工作，
后来开创了惠普公司的档案工作，自 1987 年以来一直担任公司的档案员。

惠普之道


　　1930 年秋季，戴维·帕卡德离开故乡科囫拉多州普韦布洛，到斯坦福大 学注册入学，在那里，他同另一名新生比尔·休利特结交为朋友。
　　大学毕业后，休利特和帕卡德决定共同创业。他们通过掷硬币，决定在 公司名称中应方兴未艾把谁的名字放在前头；接着便设法制造有销路的产 品。
　　他们的第一个车间设在帕尔托地区艾迪大街的一个公可容纳一辆车的汽 车房内。这个汽车房今天成为加利福尼亚的历史文物：硅谷诞生地；惠普公 司已经生产了数以千计的革新产品，满足了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顾客的需 要。当年他们的这家小公司，现在拥有职工 98400 人，产品销售额不断增加，
1994 年达 250 亿美元。 现在，成功的公司固然很多，然而像惠普这样的公司却只有一个。这是
因为从一开始比尔和戴维做事的方法就不同于流行的经营管理原则。在确定 他们公司的宗旨进，帕尔德和休利特希望的不公是利润、收入的增长，新顾 客源源不断而来；对他们来说，事业的成功不要包括：
·把注意力集中于有可能做出有意义的革新贡献的领域；
·建立一支具有献身精神的、报酬相当高的职工队伍，形成一个能够充 分发挥个人创造性的工作环境；
·全公司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
　　甚至这些宗旨也没有概括全部情况。惠普公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得 益于其他因素：热心于改革、不屈不挠的必胜意志、坚持不懈的勤奋工作。 因此，惠普现在爱到普遍的称赞，认为它是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技术公司； 它的极为成功的经营管理方法被称之为“惠普之道”而闻名遐迩。
　　
前 言


　　1930 年秋天，我离开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到斯坦福大学注册入学。在 那里，我认识了另一位新生比尔·休利特。
　　当时的大学生如果有志于从事技术工作，在头两年的普通学科中要学习 自然科学和数学。我想当一名电机工程师，而比尔则对医学或工程学感兴趣， 所以我们两人在大学一二年级时有许多课程是在同一个班学习的。到了高年 级时，我们已成为要好的朋友。
　　由于许多情况的结合（我在本书中将谈到这一点），比尔、其他一些朋 友和我决定在我们毕业后自己创业。实际上我们毕业后过了一些年，于 1939 年才开始创办我们的实业。
　　在经营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以下通译为惠普公司）的最初一些年代里， 比尔和我逐渐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套经营管理风格，其中有一些做法是不同 于当时流行的经营管理模式的。后来大家称之为“惠普之道”（HP Way①）。 本书讲述的，就是比尔·休利特和我的奋斗经历以及我们毕生创建经营
的惠普公司的发展过程。












































① HP 取自 Hewlett-Packard 的第一个字母。Hew1ett-Packard Company 现在通译为惠普公司。——译注

几点说明


　　本书是由戴维·柯尔比和卡伦·刘易斯负责编辑的，他们作为编辑给予 了非常宝贵的协助。
　　其他许多人也给予了我协助；没有他们的协助，本书是无法写成的。其 中，我特别要感谢比尔·特里、迫克.哈克博恩、艾尔·巴格利、巴尼·奥利 弗、阿尔特. 方、迪克·沃尔和我的私人秘朽格雷森·丹尼斯，他帮助我整 理了书稿，我还要感谢找在公司的秘书玛格丽特·波尔。
　　本书中叙述准确的地方主要归功于他们。如有错误之处，则完全由我来 承担。
　　在关于我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那一段中，我只谈到了在国防部运用 “惠普之道”管理方法的那些活动和涉及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一些重要 的管理制度改革。
　　
谨将此书

献给 我们的妻子
弗洛拉·体利特和露西尔·帕卡德。


她们坚定的鼓励 和积极参与我们公司早期的工作， 成为“惠普之道”的源头。

致所有的惠普人：
　　我希望你们喜欢这部关于比尔和我如何创办公司、如何使它在技术、革 新和实业方面成为居世界领先地位的企业的著作。我还谈到了夏普的价值观 和经营管理原则，它们加在一起构成了人所共知的“惠普之道”。
　　惠普的成功得力于你、你的同事们和在你们从前为公司工作过的周仁们 的才能和献身精神。我们大家一起共周建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公司。我相信， 这是一个天与伦比的公司。我希望，当你们读这部书的时候，你们对我们已 经取得的成就将会有一种深深的自豪感和满足感。



Dave
戴夫·帕卡德谨上

惠普之道

第一章 从普韦布洛到斯坦福


　　我们上了年纪以后，有机会回顾多年以前的往事。当时看来一些似乎无 关紧要的事情却对我们日后事业或者职业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就我自己来说，有两件这样的事情。一件发生在 1929 年的夏季，当时我 有机会参观了斯坦福大学。此行使我决定到这个学府读书。与此相关的第二 件事是，我认识了斯坦福大学的弗雷德·特曼教授。弗雷德激发了我对电子 学的兴趣。后来他又鼓励并帮助比尔·休利特和我自己创业。还在我们青年 时代、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他就赞赏并相信我们的能力；这给了我们信心， 并有助于我们走自己的路。
　　我 1912 年出生于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我父亲是律师，母亲是中学教 师。父亲和母亲是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科罗拉多学院相识的。他们结婚 以后搬到普韦布洛居住，那里是父亲的家。妹妹安·路易丝出生于 1915 年。
　　1912 年的普韦布洛不像中西部的一个农业区，倒像西部的一个边疆城 镇。那里有一个炼钢厂和几个翻砂厂，冶炼来自利德维尔和落基山脉以西其 他矿山的矿砂。普韦布洛人粗旷暴躁，其中有许多移民工人，还有一些流氓， 妓院和舞厅也不少。街头斗殴和枪杀事件时有发生。
我们住在这个城市的北端，紧靠大草原。穿过房前的街道，就可以看到
角蟾（今天几乎绝种）、野洋葱头和仙人掌，这些植物往往成为响尾蛇的隐 居处。
我们穿过草原，朝北走 50 英里左右，便可看到派克斯峰，往西大约走
30 英里，韦特山脉矗立眼前。上中学以前，我有时同小朋友一起，有时单独 一人，邀游草原。进中学以后，功课和学校活动占去我的大部分时间，已无 此闲情逸致。早年的邀游，培养了我对大自然的热爱。
普韦布洛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之一是 1921 年的大洪水。我记得，我跟父
亲向市区走去，泥水有 4 英尺之深。另一个难忘的景象是，一辆火车车厢戳 进一个主要建筑物的窗户。人们调来一队军用卡车，把泥浆和垃圾运出城外， 倒在我们住所以北大约一英里的大草原里。邻里的一些孩子们出来掏泥浆， 想从里面捞出点有价值的东西。我记得，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有找到。
我们的房子位于普韦布洛第 29 街和一条公路的拐角处。它同第 29 街有
一段距离，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被一溜丁香花分成两块大致 相等的部分。前面一部分有一个玫瑰花坛和牡丹花坛，剩下的便是草坪了。 后面一部分，栽种了一些果树，开辟了一块菜园，在野花丛旁边还有一个水 池。
　　我父亲对养花种菜不感兴趣，所以整个园子里的事儿都归我母亲管。我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助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养花种菜后来成为我终 生的爱好。我发现这是很好的休息，当你埋头于花草的时候，很快便忘记了 人世的烦恼。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我们住在哪里，我总要开一块园地。现在 我退休了，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享受养花的乐趣。我对农牧业也颇感兴趣。 戴夫·帕卡德同他的母亲埃拉在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的花园里，1922
年。

早期的实验

　　我很小的时候，就爱好自然科学和数学。父母并不给我泼冷水。我几小 时地长时间蜷曲着身子贪读家里的《世界图书百科全书》，学习其中关于自 然科学的每一个条目。我还做自己的实验。我记得，我小时候，津津有味地 审视铁路、桥梁、汽车、发电机和其他机电设备的图片。我在后院用小模型 模仿其中的一些装置。那时有一个年岁比我大的孩子，他住在我们房子后面 的对面胡同里，他的名字叫劳埃德·彭罗斯。他的母亲和妹妹得了肺结核。 他每天晚上在镇子对面的娱乐公园里工作，以便挣钱帮助养活妈妈和妹妹。 他也协助我搞模型和装置。我们成了好朋友。后来，他由于读不起大学，便 参加了海军。我们保持联系多年。
　　我对炸药也感兴趣。朋友们和我用硝酸铵制造火药，而一般火药用的是 硝酸钠。硝酸铵更剧烈。我们把碘溶化于氨中，用这个办法制造碘化铰，用 滤纸把碘化铵分离出来，干燥以后，一触即炸。
　　离我们家大约 1 英里处，有一个沙场，在那里用 5 加仑的桶保存着炸药。 我们发现，在空桶里常常残留着一两汤匙炸药，这使我们又有了一个获得炸 药的来源。
　　我从经验中得知，玩炸药是很危险的消遣。有一次，我左手拿着一根装 满炸药的铜管，把管子封闭起来后，右手拿着铁锤砸它，结果爆炸了。当时 劳埃德跟我在一起。


　　9DRV 电台一戴夫·帕卡德在普韦布洛的业余无线电站，1928 年。 我们用一块布把我流血的手包扎起来，到怀斯大夫的诊所缝了几针。他的外 科医术不大高明，自那时以来我的拇指一直是变形的。不用说，从此以后我 再也不搞炸药实验了。
我也酷爱无线电。我记得，我搞到第一个真空管后，把它跟可变电容器、
线圈、栅极导线、AB 电池各一节和一副耳机联接起来后，放在餐厅的桌上。 当家里人和我轮流收听艾奥瓦州得梅因 WHO 电台的节目时，我们是何等激动 啊。那里离普韦布洛有 600 英里之遥！当我 12 岁的时候，我已经装配了一台 相当精密的真空管接收机。当我上“百年”中学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熟练 的无线电操作员了，并且担任了圣伊萨贝尔俱乐部的秘书。这使我有可能参 加在丹佛举行的全州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代表大会。
我父亲不喜欢钓鱼，但我有个朋友温德尔·斯皮尔，他们家每年夏季都
要在冈尼森河流域钓鱼两个星期。他们有几次带我一起去。因此，当我 10 岁的时候，我就对钓鲑鱼产生了兴趣。当时捕鲑鱼的限额是每天 50 条。我们 全都可以毫不费劲地捕到这个数额。我现在仍然记得，当时我们拖着疲惫的 身子，提着装满鱼的鱼篓，跋涉几英里回到营地。斯皮尔一家人带着几个小 木桶，用来腌制鲑鱼，以备冬季之需。每天晚上，我们把鱼挂在绳上风干， 次日清晨放进桶里，一层鱼一层盐，直到把桶填满为止。当冬天把桶打开时， 鱼和盐已经融为一体。如果熏制的话，那就更好了，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做。 我上中学时，几个朋友和我每年暑假都去捕鱼一两周，但我们不腌制鱼。
　　我 11 岁时，父亲给我买了一匹矮种马，起名拉迪，它是牡马，体格相当 大，很有力气。我早晨骑上时，它弓起背，立起后腿。父亲用扫帚打了它的 屁股，它一下子冲出车道，奔上第 29 街，向草原奔腾而去。它看见一片苜蓿 地，全速朝它奔去，然后停住前蹄，吃了起来。我从它的头部翻倒在地上。 它知道如何搞掉骑在它身上的人，如跑到一排带刺铁丝网那里把他蹭下来。
　　
尽管如此，父亲不让我洗手不干。我终于掌握了它，我们成为好朋友。我经 常骑它到草原狩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全速奔驰在草原上，它突然陷在一个 狗穴里，我们都翻滚在地上。幸而它和我都没有受伤。要掌握骑马的技术， 是要经过艰苦磨练的。多年来，我养成了经常骑马的习惯，有时还是在崎岖 不平的山区。
　　在小学的最后一年，我开始学习小提琴。我喜欢它，但是练习不够，因 为其他活动似乎总是显得更重要一些。父亲有个单身汉男朋友波普先生，他 也会拉小提琴。他时常参加我们家的星期日晚会。我母亲会拉小提琴。于是， 母亲、波普先生和我在一起时，就拉上一两个小时。
　　中学的第一学年，我在管弦乐队当过第二小提琴手，在管乐队吹过大号。 我对音乐一直感兴趣，但对任何乐器都没有花足够的时间练习，所以未能成 为很好的演奏家。
“百年”中学 “百年”中学有着传统的中学课程。我们的班主任是梅尔乔尔小姐，她
是拉丁语教师。我为了学习拉丁语下了很大功夫。但数学和自然科学则比较
容易，因为我这方面的知识差不多跟老师一样多。整个 4 年我都是班长。


戴夫·帕卡德为他的妹妹安·路易丝牵着小马的缰蝇，1928 年。 我在低年级已开始参加体育活动。在高年级时，我们有了足球、篮球和
田径冠军队。在州级中学篮球比赛时，我们在决赛中输给了来自东科罗拉多
一个名叫乔斯的小镇的球队。我被选拔为全州篮球中锋。 在全州田径赛中，我赢了跳高、跳远、低栏、高栏和铁饼，为全州比赛
创了新记录。科罗拉多大学的优秀跨栏运动员戈登·艾洛特在我父亲的事务
所学习法律，他对我进行了一些极好的训练。他后来当选为参议员。任职期 间，他对我们公司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我喜欢体育运动，从中悟出了一些道理，这对我经营惠普公司很有帮助。
我记得在普韦布洛有一位波特先生，他对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感兴趣。他曾 多次说过，两个争夺冠军的运动队，其成员旗鼓相当，在这种情况下，默契 配合极为重要，特别是在那些瞬息定局的比赛中，尤其是如此；假如运动员 的素质和配合都很好，那么，谁有必胜的意志，谁就获胜。
我把这些话铭记在心，作为发展和经营惠普公司的指导原则。聘用最优
秀的人才，强调密切配合的重要性，鼓舞他们必胜的意志。

斯坦福大学


　　1929 年夏季，在我从中学低年级升入高年级的时候，母亲、妹妹和我驱 车到加利福尼亚旅游。我们在洛杉矶附近的埃尔莫萨海滩呆了几周，我们还 游览了蒙特里和太平洋的格罗夫。然后去帕洛阿尔托访问了内夫家。内夫夫 人是母亲在科罗拉多学院的同学，她的长女艾丽斯刚在斯坦福大学上完第一 学年。艾丽斯带我参观了斯坦福大学。我原先对这所大学一无所知。这次访 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的电机工程课程非常好。所以我在 1930 年向它提 出入学申请。父亲本想让我子承父业，从事律师工作。但我有我的打算。我
　　
早在小学时代就立志要当一个工程师。我对无线电和电机装置感兴趣，后来 又把我的兴趣集中到电机工程学方面。
　　　　　　　　　　　进入斯坦福大学 当时在博尔德的科罗拉多大学的电机工程课程满不错。我的一些老朋友
已经在那里学习。我想那里应当是我的去处。但是，参观斯坦福大学后，我
改变了主意。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的申请被接受了。一个季度的学费是 114 美元，在经济日益萧条的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1929 年父亲被任命为破产鉴定人，所以家长有能力给我提供一部分经济 支持，不足的部分由我自己去挣。
　　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和生活的几年中是很繁忙的。除了学习外，我还要 参加体育比赛。我在大学一年级时，足球、篮球和田径赛屡获校名首字母标 志荣誉，创造了大学一年级学生同我们的劲敌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的田径赛 中得分最多的记录。但我决定不再参加田径运动。它占去我的学习时间太多。 我来斯坦福是学习的，而不是参加体育比赛的。我记得，大学的田径教练丁 克·坦普尔顿对我的决定很不高兴。
足球并不是我最拿手的体育项目，但是，同学们对我的压力太大，所以
我在高年级一直踢足球。这方面的经验使我更加懂得了如何建立一个获胜的 球队。
我在斯坦福上学期间，每年暑假回普韦布洛，找点工作做。父亲并不要
求我自筹学费，但我坚决主张应当自力更生。而且我不喜欢清闲，喜欢忙碌 一点。
有一年暑假，我是在通向克里普尔河的公路附近同一个打眼儿矿工一起
度过的。克里普尔河当时是科罗拉多淘金热的中心。我们用手拿着锤子和钻 头在岩石上打眼儿。那位矿工把带有引信的炸药放进打好的炮眼里。爆炸后， 我用手推车把松动的岩石拉出去。这位矿工把岩石样品送给专家化验测定， 但其含金量的价值从来没有达到一吨 4 美元。当时的标准是一吨 4 美元才有 开采价值。罗斯福总统规定，一盎司黄金的价格为 16 美元。如果像今天的黄 金价格那样，那里的矿石可能是有利可图的。
还有一年暑假，我在普韦布洛的砖场找到了一份报酬较高的工作。我的
任务是装卸砖块。砖烧好冷却以后，我戴着厚厚的手套把它们从砖窑里运出 来。中午时分，户外的温度高达华氏 100 度或 100 度以上。这是一份很辛苦 的工作，我理应得到较高的工资。
　　我也为一家建筑公司工作过，它正在科罗拉多西南角的沃尔夫河口建筑 一条公路。这也是很艰辛的工作。不过，倒有一个好处，饭后可以美美地钓 一个来小时的鱼。正是由于我对本州这一带有广泛的了解，比尔·休利特和 我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后于 1934 年夏季沿着洛斯皮诺斯河作了一次长途徒步 旅行。


戴夫·帕卡德 1934 年在斯坦福大学踢足球时的照片。 还有一年暑假，我在普韦布洛的贝赛默区找了一份送冰块的工作。我从
货车上卸下几吨冰块。这些冰是从萨利达运来的。它们是冬天采集储藏起来 的。冰块很大，我必须为客户切割成小块。这大约是取消禁酒令一年以前的

事。我的最重要的客户是啤酒店，去那里喝酒的主要是炼钢厂的工人。那是 个很乱的地方，我上中学时，总是避开那里。我卖冰，必须收现钱，以便次 日再买一批。我不记得那个暑假挣了多少钱，但我相信赚钱是不少的。
　　在斯坦福，业余爱好者无线电台帮助我确定了我今后的道路。这所大学 有一个业余爱好者无线电台，设在四方院工程学室附近的一个小建筑物里。 它离一位新的年轻教授弗雷德·特曼的实验室不远。当时，我对他不大了解， 甚至也不知道他父亲是一位鼎鼎有名的教育学家和名闻遐迩的斯坦福一比内 特智力测验的发明人。我偶尔去无线电台呆一会儿，特曼教授时常到那里跟 我聊聊。1933 年春季的一天，他终于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建议我在大学的 最后一年学习他的无线电工程学课程。从此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最终导致惠 普公司的建立。
　　我是第一个被特曼教授邀请攻读他的毕业课程的大学生，为此感到很荣 幸。正是在这位传奇般的教师的课堂上，他真正激发了我对电子学的兴趣。 这门课的教学大纲后来成为特曼的著名教科书《无线电工程学》的基础，这 是当时这方面最有影响的课本。特曼教授有一种独特的本领，能够把一个非 常复杂的问题说得简明易懂。他的教科书成功的奥秘就在这里。正是由于这 个原因，这部书成为这方面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课本。这是我相当吃力的一 个学年，因为我一方面要对付大学本科生的全部学业，另一方面还要参加足 球校队，同时在学生联谊会、后来又在帕洛阿尔托的自助食堂当厨师。
通过这些不同的活动，我交了许多朋友，包括比方休利特。

第二章 同休利特的友谊


　　比尔·休利特和我于 1930 年秋季在斯坦福大学注册入学时相识。当时我 已立志要成为一个电机工程师。比尔从事什么职业，尚未作出最后决定。在 大学一二学年时，我们在同一个数学班和自然科学班上了许多课程。但是到 高年级时，我们才有了较深的了解；毕业时，我们已成为要好的朋友。
　　比尔的童年跟我完全不一样。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在 20 世纪以前就居 住在加利福尼亚。他的父亲和母亲是在旧金山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个医生， 在霍普金斯大学接受的教育，毕业后初期在密歇很大学教医学。比尔于 1913 年出生在安阿伯。一些年以后，他父亲当了斯坦福医学院的教授。当时这个 医学院在旧金山。
　　比尔说他的童年“幸福而忙碌”。他的父母亲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生活 富裕。他们家的假期一般是在内华达山脉度过的；在那里，他也跟我一样， 养成了对户外生活的爱好，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今天。
　　比尔小时候就表现出一种显著的特点：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他想要了解 各种东西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能够完成那样的作用。他常常在家里进行实 验，想了解事物的本质。他也喜欢探索，偶尔爬上房顶进行观察，或者探寻 旧金山尚未开发的地方。他的最得意的探索成果之一是 1915 年在马里纳区举 行世界博览会的会址。这次博览会遗留下来的一些空荡荡的建筑物成为比尔 和他的同伴们的美妙玩耍场地，尽管当局是禁止入内的。
比尔上的是私立小学，乘坐缆车上下学。他的算术和数学成绩很好，但
阅读有困难。人们认为他是个迟钝学生，实际上，他只是患有诵读困难症。 但在当时，没有人懂得诵读困难症是怎么回事。他在读写方面继续感到吃力。 后来在讲课班上，他记笔记的速度太慢，跟不上讲课的老师。正像许多诵读 困难患者那样，他开始学习如何听，如何把思维和信息整理得有条不紊，以 便随时可以记忆起来。“这个办法在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特别有效”， 他说。
比尔 12 岁的时候，他父亲死于脑瘤。比尔的祖母和母亲带他和他的姐姐
去了欧洲。他们在欧洲呆了 15 个月。在此期间，比尔的姐姐路易丝去巴黎上 学。他则由他的母亲和祖母辅导学习。他们还到各地广泛游览，这对比尔也 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返回旧金山后，比尔到洛厄尔中学读书。这是一所有名的大学预科学校。
在自然科学方面，他非常出色，但在别的方面则表现平庸。比尔常爱讲，当 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像其他许多同班同学一样，请求中学校长给斯坦福大学 写封推荐信。校长把他的母亲请来说，“休利特夫人，你的儿子表示想去斯 坦福大学上学。他的成绩单里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推荐他。你知道他为什么 想去那里吗？”她说，“他父亲在那里教书。”这位校长马上露出笑容，问 道，“他的父亲是阿尔比恩·沃尔特·休利特吗？”她说是的。他说，“他 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据比尔说，他就是这样进入斯坦福大学的。他补 充说，次年这位校长退休了。“反正我的目的达到了。”


比尔·休利特 1930 年在加利福尼亚的欧文山上绕绳下山。 在中学的时候，比尔参加了许多活动。他很喜欢化学和物理学，并继续
进行实验，制造东西。他制造了一个特尔萨线圈，用碳棒做了个电弧，给他

自己和他的姐姐分别组装了一个小型晶体无线电接收机。他和其他一些学数 学的同学说服老师给他们开了微积分课，中学一般是不开这门课程的。这为 他们上大学做了准备。
　　比尔常说，如果他父亲没有病故的话，他可能选择医生这个职业。他开 玩笑说，他之所以选择电机工程学作为他在大学的主修课，是因为他喜欢电 气火车。实际上，他在少年时代就不仅对化学和数学感兴趣，而且对电气也 感兴趣。
　　通过比尔，我跟他童年时代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埃德·波特建立了友谊。 波特跟比尔一起进入斯坦福大学。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狂热的业余无线 电爱好者。他的呼号为 W6BOA，“旧金山蛇”成为他的业余无线电代号。埃 德的无线电知识非常广博，他上大学时通过修理无线电取得部分生活费。埃 德诞生于一个圣公会大主教的家庭里。他生气勃勃，充满活力，以后 40 年在 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父亲作为牧师主持了 1939 年比尔和弗洛 拉的婚礼。他们五个子女中的三个子女以及我和我妻子的所有四个孩子都是 由他主持洗礼的。
　　在特曼的毕业班中还有一个年轻人，名叫巴尼·奥利弗。他是作为三年 级生从加州技校转学到斯坦福的。他已经学过了必修的大部分工程学课程。 特曼准许他到毕业班学习，但有一个条件：如果巴尼未能通过第一次期中考 试的话，他必须退学。事实上，不仅在期中考试，而且在那一年的所有考试 中，他得分最高。
形成一个核心 由于共同上特曼的课，休利特、波特、奥利弗和我 4 个人很快成为好朋
友。并非巧合的是，一些年以后，我们这批人成为惠普公司的经理班子。波
特于 1976 年逝世。他作为生产经理在公司度过了 30 个年头。奥利弗是本世 纪最伟大的应用科学家之一，他于 1981 年退休，曾担任惠普公司的研究开发 主任，现在致力于外星智力研究项目。
比尔·休利特和我都爱好大自然，这在大学低年级时就表现出来。当时
我们的一位教授组织了一次对内华达山脉的考察旅行，参观了南加利福尼亚 爱迪生公司经营的水力发电厂。比尔和我利用这个机会去钓鱼，玩得好开心 呀。有了这个开头，以后我们又多次到山区旅行，包括 1934 年我们毕业后不 久到科罗拉多进行的历时两周的徒步旅行。那次旅行，我们还租了一匹马， 租费一天一美元；我们徒步游历了圣胡安山脉。毫无疑问，对大自然的共同 爱好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有助于我们互相理解，彼此尊重。这是我们在 事业上建立成功的合作关系的核心，这种关系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弗雷德·特曼对无线电工程的浓厚兴趣促使他认识了几乎所有在这个行 业进行开拓工作的人，其中许多人居住在帕洛阿尔托地区。斯坦福大学的毕 业生西里尔·F·埃尔韦尔进行的早期无线电工作，于本世纪初组织成为联邦 电报公司。李·德·福雷斯特于 1908 年在帕洛阿尔托发明了真空管。弗里茨·科 尔斯特在本世纪 20 年代研制成功无线电测向仪。
　　在 20 年代初期，加利福尼亚湾地区的许多公司迁移到芝加哥。芝加哥成 了无线电工业的中心。
1932 年，联邦电报公司向东迁移到新泽西。但许多人不想迁移。他们宁

愿呆在原地，创办自己的技术公司。在 30 年代，特曼的毕业课程无线电工程 学包括参观这样一些公司。我记得，我们参观了设在帕洛阿尔托的卡尔工程 公司、设在伯林盖姆的艾特尔—麦卡洛公司、查利·利顿工厂（它后来发展 成为设在雷德伍德城的利顿工业公司），还去旧金山会见了正在研制电视摄 像管的菲洛·法恩斯沃思。
　　我记得特曼说过这样的话：“你们看到了吧，大多数成功的无线电公司 是由受教育不多的人建立起来的。”他又说，对那些在这方面有扎实的理论 基础的人来说，成就事业的机会就更多了。这使我们深思。大学最后一年， 在特曼的鼓励下，比尔·休利特、埃德·波特、巴尼·奥利弗和我拟订了一 个毕业后自己创业的试验性计划。但我们的计划搁浅了，因为 1934 年春季， 我得到了通用电气公司（GE）为我提供的一份工作。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大 萧条的困境中，工作很难找。特曼鼓励我接受 GE 的工作。他说，我在那里会 学到很多东西，对我们日后自己创业是有用处的。他还认为，比尔会从研究 生课程中得到好处。于是，我们大家商定推迟我们的创业计划，不过仍然决 心最终还是要创办我们谈到的那个公司。
在通用电气公司的经历 我在通用电气公司的工作要等到 1935 年 2 月才开始。所以我决定在 1934
年秋季到博尔德的科罗拉多大学听一些课。最好的课程是哈奇森教授讲的工
程数学。他在黑板上写两列五位数字，每列各 20 行，然后再增加，他书写速 度之快是班上任何人都赶不上的。我发现他的课程是我上的所有课程中最有 趣味的课程之一。
1935 年 1 月，我开车带着母亲和妹妹到东部的匹兹堡拜访一些朋友。接
着，我驱车到斯克内克塔迪，开始在 GE 上班。第一天，我见到了博林先生， 他曾在斯坦福大学对我进行面试。他知道我对电子技术（当时仍然叫无线电） 感兴趣，但他对我说，在通用电气公司，电子技术是没有前途的。他建议我 把我的工作和兴趣集中于发电机、引擎、公用事业设备和电力传输系统的其 他重型部件上。
我常常回想起博林先生的劝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惠普公司比
他当年向我提出忠告时的通用电气公司要大得多。
　　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GE 也仍然执行它的既定政策，每年雇佣一些大学 毕业生，首先让他们在各种检测部门工作。我最初的任务是在制冷产品方面， 检测冰箱的泄漏和其他毛病。我上的是中班，工作实在乏味。
　　我决定自行另找工作。我先是在无线电发射机部找了一份工作，负责检 测给军队制造的一些设备。这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又琢磨起来，在真空 管制造部找了一份工作。它是 GE 的主要研究部门，设在同一幢大楼里。这项 新工作满有趣味。我还有机会认识了主要研究实验室的一些很有才能的人。 我最初工作的那个科室制造可控汞汽矫正管，用以控制斑口和缝口的焊 接。最大的管子是一个玻璃球状管，有一加仑罐那么大，上端有一个封闭的 阳极，水银柱跟封闭的底部相连。控制部分是一个碳化硅尖片，分别跟管子 两端的密封垫和铅片相连。在控制期间，每个阳极圈形成弧光，弧光可以控
制到仅为阳极圈的一部分。如果控制部分失去控制，管子即爆炸。 检测设备安装在这个大楼的底层，那里的仓库有两个大门，检测期间都

大敞开。矫正管有密密麻麻的金属网加以保护。如果管子爆炸，金属网可以 兜住玻璃碎片，而水银柱则化作一缕气体，从敞开的大门飘出室外。操作人 员必须赶在水银气之前冲出室外，等它飘散以后再返回室内。
　　矫正管成批生产，每批 20 支。当我承担起检查工作时，最后一批产品中 的所有管子都不合格。
共同工作 我对失败的原因做了尽可能全面的了解。我决定把我的大部分时间用在
车间，以保证每一个环节都不出差错。很快就查明，设计部门下达给工人的
指示不够充分，无法保证每一个环节都正确无误。我发现工人很想干好工作。 我们共同努力，一起进行检测，查明每一个失败的原因。结果，那批二十个 矫正管全都通过了最后检测这一关，没有一支不合格的。
　　对我来说，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除了书面的操作指南外，往往还 必须亲临现场指导。后来惠普公司实行的“现场管理法”，就是由此产生的。 那时，GE 的朋友和我，每人每月的工资还不到 90 美元，所以，我们五 六个人租一间大房子，雇一个勤杂工。我们每天的生活只花一美元，还剩许 多钱派别的用项。一套相当不错的服装，只需 25 美元。所以，尽管工资很低，
我们每月实际上仍可节约一些钱。
　　我很珍视我在 GE 的经历。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对我们后来自己创业很有 帮助。我还同一些人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他们后来对电子技术做出了自 己的贡献。其中的一人是博比·威尔逊。他毕业于耶鲁大学，离校第一年给 莱特博士的私人飞机当无线电操作员和导航员，周游世界。博比后来当了 GE 在芝加哥的调光分部经理。另一个人是杰克·哈钦斯，他在 1936 年春天在纽 约市举行的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会议向我提交了一份论文。杰克后来在伊利 诺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制造大功率晶体管。
在斯克内克塔迪，住在我们房间的还有一个人，就是约翰·弗卢克，我
们成为终生好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翰在华盛顿为海军上将里科弗 工作。战后，他在西北建立了自己的公司——约翰·弗卢克制造公司。这是 一家生产电子仪器的大企业。通过约翰，我结识了里科弗海军上将。
1969 年我到华盛顿就任国防部副部长时，里科弗对我的帮助极大。
　　约翰·凯奇也是我在 GE 结交的朋友，他后来在惠普公司起了重大作用。 战后，约翰在珀杜大学当电子学教授。如果我们要雇佣学工程的毕业生的话， 我就给他打电话。他给我们推荐了许多杰出人才。1956 年，我们聘用约翰监 督一项重要的产品开发计划。后来，他组建了我们第一个英国子公司——惠 普有限公司，并担任经理。1971 年，他同巴尼·奥利弗一起编著了《电子计 量检测学》。
　　1936 年，由于仍然受经济萧条的影响，GE 压缩了它的一些工作计划，我 们中间的许多人在下午三点钟就下班了。这使得我们有了打高尔夫球的时 间，就我来说，有了打篮球的时间。我喜欢体育比赛，终于参加了当地的职 业球队。我们在晚上练习，周末在纽约北部或新英格兰的一些小城镇进行比 赛。我们每周只挣几个美元，数额并不很大，但是，在当时经济萧条的日子 里仍然是管用的。我们在纽约市第 34 街国民警卫队操练厅进行了最后一场比 赛。当时比赛的情况，我记得已不多了；只记得我们队输了，比赛开始时的
　　
开场球是由走红的歌星凯特·史密斯抛的。 当我回到斯克内克塔迪时，比尔·休利特正忙于毕业课程。
　　1935 年他在斯坦福读了一年，次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得了硕士学位。在剑 桥的时候，他到斯克内克塔迪访问了我几次。我们泛舟游乐，畅叙友情。
　　我很喜欢呆在斯克内克塔迪的那些日子，许多周末是在北纽约、佛蒙特 和新罕布什尔的湖泊中垂钓度过的。秋季，树林中异常美丽。
GE 的朋友和我常到林中狩猎鹿、山鹅和其他野生鸟兽。 冬天，我的许多周末是在纽约州北克里克滑雪度过的。当时滑雪刚刚开
始流行。北克里克人用他们的校车把滑雪者送到戈尔山顶。有许多滑道可供 初学者和滑雪专家选择。滑雪板是用山核桃木、样木或者械木做成的。我由 于错过了滑道上的转弯儿处，闯入树林中而折断了三副滑雪板。幸而我的腿 比滑雪板更坚固些！这些活动使在斯克内克塔迪工作的大学同学建立了深厚 的情谊。
　　1937 年，我开车横跨各州到帕洛阿尔托。我带有一条睡袋，所以不必住 旅馆。当时，在公路上任何一个方便的地方睡觉，都是绝对安全的。那时， 比尔已从东部回来，我希望跟他聊聊。不过，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看望一个 年轻的女子露西尔·索尔特。在斯坦福高年级，我在女生联谊会餐厅当服务 员时，首次认识了她。
1934 年春季的一个周末，我的一批朋友组织到旧金山旅行，约定星期六
的晚上在马克饭店跳舞。我没有什么舞伴，我的一位朋友认为他在戴尔塔加 马认识的一位年轻女子也许会同意陪我去。而我正好在戴尔塔加马的厨房工 作。当我正在厨房忙于盆盆碗碗的时候，露西尔走过来对我说，“你什么时 候找我？”
在舞会以前，我对露西尔了解很少。她是来自旧金山的一个聪明美丽的
大学生。我们跳了一夜舞，顿生爱慕之情，甚至在我们毕业后，两人相距 3000 英里之遥时，爱丝仍然不断。毕业后的几年中，我有机会认识了露西尔的双 亲和她的妹妹奥德丽。奥德丽也就读于斯坦福。不久，露西尔和我就开始认 真地考虑结婚问题了。
在帕洛阿尔托之行中，我也同比尔·休利特相聚。当时，我们举行了我
们的第一次“正式”创业会议。
　　1937 年 8 月 23 日会议记录的标题是“创业计划的初步组织规划和初步 工作纲要”。我们讨论的产品设想包括高频接收机和医疗设备。还指出，“我 们要做出一切努力，赶上新出现的电视机技术。”我们给我们的新公司起了 个名字，叫“工程服务公司”。
　　1938 年春天，露西尔和我决定结婚。她辞去了斯坦福大学注册主任秘书 的职务，乘快车到芝加哥，然后换乘火车抵达斯克内克塔迪。这是 4 天的路 程。当时找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没有敢向 GE 请假，冒失去这份工资较 高的工作的风险。我没有向 GE 的人们流露出我不打算再回去的任何迹象。为 此，我利用星期五的下午结了婚，周末在蒙特利尔度了“蜜月”，星期一清 晨就重返工作岗位。
　　在那些岁月里，弗雷德·特曼一直在考虑比尔和我如何开展工作。1938 年夏，他为我争取到了一个斯坦福研究生名额，每年有 500 美元奖学金。更 重要的是，这使我可以同休利特重新聚会在一起。研究生工作向我提出了有 趣的技术挑战。我是同斯坦福一位年轻的发明家拉斯·瓦里安一道工作，共
　　
同致力于他的一个设想。我的任务是改造真空管，使之能够适应较高的频率。 这是一项更大的产品的一部分，这个产品将使拉斯和他的弟弟西格名扬四 海：这就是速调管，雷达和粒子加速器都少不了它。
　　GE 的老板对我表示支持，给了我不带薪的假期。8 月份，露西尔和我开 车返回加利福尼亚，在折叠加座上放了一台旧的西尔斯—罗巴克钻床。这将 是惠普公司第一台设备。
差不多 1 年以后，我才从 GE 正式辞职。露西尔一直记得，她是在 1939
年 6 月向邮筒投入了我的辞职信。这 封信发出后，就切断了我们的经济联系。 但我们对未来的前途是满怀希望，充满激情的。


　　露西尔和帕卡德一家人即将离开斯克内克塔迪，驱车去加利福尼亚，1938 年。
　　特曼安排我在雷德伍德城利顿工程实验室做瓦里安研究项目的实验工 作。他还设法使我在 GE 的工作列入我的学分，这样我只须在斯坦福呆 1 年， 就可以得到它的电机工程师学位。
　　露西尔重新在斯但福大学注册主任办公室任职。她从星期一一直工作到 星期六上午。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们的生活主要靠她来维持。最重要的是， 休利特也回到城里。在此期间，他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他毕业 时，芝加哥的詹森·斯皮克向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但特曼也来要他，让他跟 旧金山的一个医生合作，这个医生想开发一些医疗设备。
　　
第三章 汽车房变成了车间


　　比尔和我在一起后，我们便开始把我们的计划付诸实施。比尔在帕洛阿 尔托的艾迪生大街找到了一幢两层楼房。露西尔和我租用底层。比尔当时还 是单身汉，住在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那里还有一间只能容纳一辆汽车的车 库，它便成为我们的车间①。
　　从 1938 年秋季开始，我的日程安排是：大多数上午去斯但福大学上课， 下午同比尔一起工作并找时间学习，晚上去利顿实验室工作。查利·利顿不 喜欢在白天工作，而是从晚上干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这对我倒有好处。否 则，我便无法既工作、学习，又有时间过家庭生活了。
　　由于我已有在 GE 的工作经验，再加上查利的帮助，我完全能够制造出真 空管样品来检验拉斯·瓦里安的理论。我同查利之间发展成了长期持久的友 谊关系。查利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比别人干得好。1938 年秋，他要建立一个 新厂。他没有雇佣承包人来做挖土工作，而是买了一台履带式装卸机，亲自 挖土方。我也帮他一把。我相当熟练地掌握了推土机。当比尔和我 1954 年买 下一块大牧场时，我买了一台推土机，协助修建了 20 多英里长的道路。


　　戴夫·帕卡德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附近的圣费利佩牧场筑路，1955 年。
查利·利顿起先是在帕洛阿尔托的联邦电报公司工作的。这家公司是由
萨森内斯·贝恩同他的兄弟赫南德一起经营的。1932 年，贝恩把公司搬到了 新泽西。于是，查利决走建立自己的制造公司。他认为市场上销售的真空管 制造设备不够好，所以他决定设计和生产自己的玻璃吹制车床，用以生产无 线电发射机使用的 50 千瓦真空管。他一生产出第一台这样的车床，就马上被 美国无线电公司买走。他生产的第二台车床也立即被西屋电气公司买去。
　　　　　　　　　　利顿适应了市场需要 全国从事真空管工作的人大都知道查利的活动。他们订购了他设计的新
产品。他最重要的贡献是，设计了一种低汽压油全金属真空卿管。在此以前，
大多数真空卿管都一直是汞汽卿管，例如，我在 GE 使用的全部卿管都是汞汽 卿管。它们有个缺点是，汞汽阀必须用液体汽来冷却。全国低汽压油的来源 极为有限。查利发现，他可以通过对某种商用发动机用油进行提炼而生产出 自己的低汽压油。
1939 年，在物理学家爱因斯但和利奥·西拉德的建议下，罗斯福总统建 立了一个利用铀裂变制造原子弹的工厂。这项工作后来被称为曼哈顿计划。 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决定使用一种需要大量低汽压油的工艺。他们认为，查利 生产这种油，比别人又快又好，查利以其特有的作风，订购了市场上销售的 最大的红杉木水槽，在三四周内就安装好，装上了蒸馏器。发动机油是用火 车油罐车皮运到雷德伍德城的。查利在他的水槽建筑物中将其净化提纯。虽 然我不大清楚这个项目，但由于我跟查利密切合作，所以我了解它的全过程。



① 1989 年，加利福尼亚州把艾迪生大街的这个汽车房确定为加利福尼亚的历史文物和“硅谷诞生地”。—
—原书编者注

　　查利的才能还扩展到四轮驱动方面。使用四轮驱动车探索内华达山脉， 他是第一人。他设计制造了自己独特的车辆，把轻型卡车上的两个底座（各 有一个发动机和一个传动装置）连接起来，为它的两个轮于提供动力。战后 他最先认识到，吉普车在内华达山脉可以更灵活地行驶。比尔和我买了一辆 吉普车，第一次到德索拉西翁山谷地区旅行时，车子被一块岩石卡住，四个 轮子离开地面。我们花了很大劲，用石头垫在轮子下面，才重新发动起来。 我们买了一辆栅栏车箱式卡车，车身很大，足以装一辆吉普车，拖一辆挂车 和一辆旅行车，可供人们在里面睡觉。我们这一批人，包括诺埃尔·埃尔德 雷德、戴夫·斯科特、雷·德梅尔、比尔·休利特和我，每年都去内华达或 蒙大拿打猎两周。这使比尔·休利特和我跟诺埃尔·埃尔德雷德以及陪同我 们的公司其他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友谊。我们每人总可以捕猎到两只鹿，有 时还有一只麋。
　　1938 年，当比尔和我在帕洛阿尔托我们的汽车房开始创业的那些日月 里，我们经常同我们的斯但福同学和密友埃德·波特接触。埃德当时正推销 空调设备，主要是向萨克拉门托山谷的饭店推销，收入满不错，所以他决定 呆在那里，不参加比尔和我的工作。不过，埃德经常要求我们为他的空调设 备设计一些控制装置。
1938 年秋季，我们还没有决定究竟研制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所以我们做
一些我们感兴趣的活儿。T.I.莫斯利是当地的企业家，兼任他自己的达尔莫 一维克托公司的总裁。在我们创业的初期，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些产品设想。 有一次，他决定生产玻璃钟琴。
莫斯利知道比尔研制出一种音频振荡器。他要求我们为他的钟琴生产一
种使用这种音频振荡器的调谐器。但这种振荡器不够准确，无法适应这个要 求。莫斯利的钟琴，结果如何，我不记得了。
莫斯利还想研制一种利用电脉冲活动肌肉的体育锻炼器。他的妻子乐于
合作。有一个星期日，我们用不同频率的电流来活动她腿部的肌肉。莫斯利 的所有这些项目都没有投入生产，不过，这倒为比尔和我提供了取得收入的 机会。
我们还为附近汉密尔顿山上的利克观象台设计了一个变频发动机调节
器。我们的调节器使望远镜的跟踪观察更加准确。我们还为当地的保龄球房 设计了一种罚球线信号装置。
这些不同的工作使我们对自己的特长和技术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也表明
了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东西，即我们的能力是互相补充的，这对我们的伙伴 关系大有好处。比尔擅长于电路技术，而我则精于生产工艺，并有较多的经 验。两人能力的结合对设计和生产电子产品特别有用。
　　我们通过设计各种装置，挣了点钱，于是心里慢慢产生这样的想法：这 些试制的装置中总会有一种可以成为站得住脚的产品吧。我们的成就虽然不 大，毕竟有了进展，于是比尔和我在 1939 年初签订了一项合伙协议。我不记 得这项协议的具体条款了，反正是非常不正规的。比尔预付了一些钱，以便 购买一些部件和工具。我则贡献出我从斯克内克塔迪带来的设备。我们通过 掷硬币来决定在公司的名称中把谁的名字摆在前头。不用说，比尔赢了。
　　下一步怎么办，弗雷德·特曼又给我们出了主意。早在 1927 年，贝尔实 验室的一位科学家哈罗德·布莱克写了一篇论文，谈到所谓“负反馈”这一 新思想。这对电话的“增音器”或扬声器是很理想的，因为在使用这一技术
　　
的情况下，增添一个扬声器，可以不改变有关真空管的特性。同样，它对电 子计量仪器也是有用的。
　　1938 年春，在特曼实验室工作的一批学生，包括比尔·休利特在内，研 制了一种运用负反馈理论的实验设备。比尔的重大贡献是抗阻音频振荡器。 特曼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通过应用某些近似值，使布莱克的方程式得到简 化，更加便于应用。
　　比尔的音频振荡器是产生通讯、地球物理学、医学和防务工作中所需要 的高质量音频频率的第一个切实可行、成本低廉的方法。音频振荡器后来成 为惠普公司的第一个产品。
　　我们在汽车房创业后的那一年晚些时候，特曼安排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工 程师、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负责研究与开发工作的副总裁哈罗德·巴特纳审视 了比尔的振荡器。他看后十分感兴趣，向我们提供了 500 美元，去取得外国 的专利权，并协助我们弄到了美国的专利权。
　　11 月份，我们生产出了音频振荡器的样品。比尔把它拿到在俄勒冈州波 特兰举行的无线电工程师协会会议上。大家的反应很好，所以我们决定投产。 到圣诞节时，我们已制造出第一台产品。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把它放在壁炉 架上，给它照了像，编了一本两页的推销小册子，按照特曼提供的名单，把 这些小册于送给大约 25 家可能的客户。
我们把这个第一件产品叫作 200A 型。我们估计可能需要一些时日才能推
销出去。我们担心，如果人们知道我们并没有实际研制、设计和生产成品的 话，他们会被吓跑的。在确定价格方面更显得幼稚可笑了：我们确定为 54.40 美元，我们并没有进行成本核算，而只是想以廉价取胜，它还使我们想起“50
°40’，否则就战斗！”（1844 年在确定美国在太平洋西北部的美国北部边
界的运动中使用的口号。）我们很快发现，按照那个价格，根本无法进行生 产。幸运的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通用无线电公司的振荡器的价格是 400 美元。这使我们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我们对我们寄出去的第一批邮件，并不寄予很大希望，但是，令人惊讶
的是，在 1 月份的头两三个星期竟回来了几个订单??有的订单还附有支 票。
查利·利顿大力相助，使我们得以开始生产。他让我们利用他的车间，
否则，在我们的汽车房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进行生产的。我利用查利的铸造 车间，做出了模型，为我们向埃德·波特供应的空调调节装置铸造了铝部件。 利顿还有一台镌刻机，我们可以利用它把饭店的名字镌刻在调节器上。
　　　　　　　　　　　　制造仪表板 当我们开始制造音频振荡器时，机壳是买进来的，但仪表板则是我们自
己做的，我们用铝板锯制、打眼，然后在家里喷漆，用家里的炉于把漆烘干，
再拿到查利的车间，镌刻上名称。然后，确定频率标准，标定刻度盘的刻度， 用铅笔划好线，再回到查利的车间，用机器镌刻这些线条。开始的时候，每 个振荡器是单独标定刻度的。
　　我认为，我们最终是能够自力完成其中的许多事情的。但是在时间紧迫， 资金短缺的时候，查利·利顿的支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从来不把我们 当作竞争对手，而总是视为伙伴。
　　
　　查利还做了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他喜欢阐述一些新的思想，并提高到 理论高度。当他想进一步了解某些东西的时候，他便在他的车间组织研讨会， 邀请我和其他一些人参加，通常都是斯但福校友。其中包括亚历克斯·庞尼 阿托夫，他后来创建了安佩克斯公司。1938 年，举行了几次这样的研讨会。 我记得讨论了几次物理现象，如波理论和量子力学，我们还谈到了商业哲学。 查利在这方面是非常保守的。通过这些讨论，我学到了许多关于经营工商业 的知识。
　　我 1938 年秋季在斯但福大学参加了商业法律和管理会计两个班的学 习，也获益不浅。我之所以报名参加这两个班，是因为我认为它们可能对我 们的崭新事业有用处。回过头来看，这两门课是我学习的最重要的课程的一 部分，因为通过商业法律，我充分了解了合伙关系、合同和组建公司的知识， 所以在以后若干年中我们很少求助于律师；而管理会计的学习有助于我建立 帐目，晚上，在露西尔的帮助下，帐目得以保持平衡。

向迪斯尼销售：神话和事实


　　比尔·休利特于 1938 年 11 月把音频振荡器的原型拿到在波特兰举行的 技术会议上。在对它颇感兴趣的人中包括巴德·霍金斯，他是沃尔特·迪斯 尼电影制片公司的首席音响工程师。霍金斯当时正为迪斯尼的创新影片《幻 想世界》研制一种声带，他原计划从通用无线电公司买一些音频振荡器，各
400 美元。当比尔告诉他，我们的振荡器每台还不到 100 美元时，他决定改
买我们的产品。霍金斯让我们对原型作了许多改进，结果成为 200B 型，他 买了八个，每个 71.50 美元。
多年来，关于我们对迪斯尼的销售，有些夸大其词的说法。同某些说法
相反，我们对《幻想世界》的制作并没有作出什么技术上的贡献。我们只是 让迪斯尼买了一种优良产品，而价格比我们的竞争对手要低得多。还有一种 说法，认为如果我们不是卖给迪斯尼一批产品的话，我们可能已经破产。事 实是，不管是否卖给迪斯尼这批产品，比尔和我决心要把我们的公司办下去。 还有一位先生，他很早就对我们的活动感兴趣，他注定要在惠普公司的 成功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就是诺曼·尼利。诺曼是南加利福尼亚生产 厂家的代表，负责无线电、录音机和其他电气设备。他听到休利特搞出一种 振荡器，便邀请他在洛杉矾无线电工程师俱乐部讲话。晚会开始时，并不令 人鼓舞，俱乐部主席介绍比尔·休利特时，竟把他说成“比尔·帕卡德”。
休利特的讲话引起强烈反响，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尼利本人了。 此后不久，诺曼·尼利在艾迪生大街汽车房访问了比尔和我。我们已经
同诺曼进行过接触，要他作我们的第一个推销代表。在他访问我们期间，我 们达成了口头协议，握手敲定。在以后的 50 年中，我们就是如此同诺曼合作 共事的。
　　在交谈中，诺曼强调说，必须开发多种产品，光靠一种产品是很难使一 个公司成功的。比尔和他的同事们 1938 年春季在斯但福研制的产品包括一些 音频频率测量仪器。除了比尔的振荡器外，我们决定在此基础上研制一系列 音频频率测量仪器。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直接同通用无线电公司进行竞争了。 截至 1939 年底，我们创业第一年的销售额为 5369 美元，利润额为 1563
美元。从此以后，我们每年都盈利。

第四章 增加场地


　　到了 1939 年秋季，我们的业务有了很大发展，需要增加场地。我们在帕 洛阿尔托的帕奇米尔路靠近埃尔卡米诺里尔的地方租了一个小建筑物，后面 就是约翰·“廷克”·贝尔的车间，离我们的汽车房大约有两英里。大概就 是在这个期间，比尔·休利特同弗洛拉·拉姆森结婚。他是小时候他们两家 人在塞拉度假时第一次认识她的。比尔放弃他在艾迪生大街那间狭小的单人 小房间，喜气洋洋地搬进跟弗洛拉共同居住的新房，那里离我们的新车间不 远。
　　我们在新居的前面一部分设立了一个办公室，而在后面的一间房子里安 放机床和组装用的长凳子。还安装了热浸和油漆的设备。似乎我们的场地足 够使用了。
　　然而新地方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冬天下雨时，水漫过了帕奇米尔路，有 时我们不得不在门前放上沙袋，以阻挡水的流入。我们本来用露西尔的炉子 来烘烤机壳上的油漆，现在把它取而代之，用旧冰箱做了个炉子，放在车间 的后面。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考虑到冰箱用木棉作隔热材料有危险。有一天 晚上木棉着了火。幸而有人开车路过这里，看到火焰后，报告了消防队，才 未造成重大损失。
在创业初期，比尔和我不得不作多面手。我们几乎要事事亲自动手：从
发明、生产到定价、包装和发货；从同顾客和推销员打交道到记帐；从草拟 广告到每天下班时打扫卫生。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的许多东西是非常有价值 的，是商业学校中学不到的。


　　比尔和弗洛拉·休利特 1960 年在斯考村参加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式。
我发现，我们产品的零部件是双层定价的。生产厂家的人员按出厂价格
卖给零售商，而零售商把零部件的价格提高十倍，转卖给顾客。我们结识了 艾伦一布雷德利公司的代表比尔·珀迪，他决定按出厂价格卖给我们。后来， 我们的其他零部件也采取同样的办法，这样，我们大部分零部件的进价只有 零售价格的百分之十。买机壳和底座，碰到的困难更大些。当时在加利福尼 亚湾地区，出售金属板或机械零件的商店很少。我们雇了一个人，名叫艾尔·斯 皮尔，专为我们做机壳。当时计量设备习惯于用木壳。大部分机壳是用胡桃 木做的，但我们决定用橡木。当我们设计更高频率的检测设备时，我们不采 用木壳，因为它用处不大，而且增加了成本。
　　我们的金属板是由厄尼·希勒加工的，他在我们艾迪生大街汽车房那条 街道附近有一个车间，干活儿的只有他一个人。厄尼是个脾气暴躁的老工人， 但他技术精良，手艺高超。他多年为我们加工金属薄板。
　　　　　　　　　　　　　急需钱 创业初期，经常碰到流动资金短缺问题。我记得，1940 年初，国际电话
电报公司承包制造一种飞机着陆系统用的仪器。这种系统需要一种可变频率
振荡器和一种晶体控制固定振荡器。我上面提到的通用无线电公司是音频振 荡器供应商。它向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提供可变频率振荡器，但却不敢承担供

应固定频率振荡器的任务。我们同意承担这个任务，其实我们并不比人家更 内行，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我们着手工作的时候，显然，我们没 有足够的工程技术人员来按时完成这项任务。幸运的是，我们从海因茨一考 夫曼公司聘用了诺埃尔·埃尔德雷德、比尔·杜利特尔和布伦顿·鲍尔。这 三个人后来都成了我们班子的重要成员。我们努力按照所要求的规格完成定 货，连同发票发送给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得到 货款，如果再不给钱，可能连下周的工资都开不出了。我给国际电话电报公 司我们的朋友哈罗德·巴特纳打了电话。他立即把货款电汇给我。
　　哈罗德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在许多业务往来中做出了贡献。当他从国际 电话电报公司退休时，我马上请他参加惠普公司的董事会。他成为我们最好 的董事之一。由于他在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经历，他几乎认识全世界所有电 子公司的人。
　　承包制造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产品的经验使我确信，我们需要更多的营运 资金。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是，同加利福尼亚最大的银行——美洲银行建 立某种信用关系。我们申请 500 美元的贷款。他们派一人对我们进行了解。 他对我们的印象显然不怎么好，因为银行只有在我们把应收帐款让与它的情 况下，才同意给我一笔贷款。


戴夫·帕卡德（左）和比尔·休利特在车间，1944 年。 那对我们没有多大吸引力，所以我去找当地的一家小银行——帕洛阿尔
托国民银行，并向该行总裁贾德·克拉里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记得我在
斯但福是一位运动员。我说，我们已取得初步成就，现在需要 500 美元贷款， 以便进一步发展我们的业务。克拉里仔细聆听了我的话，问了一些问题，然 后写了一张字条要我签字。我们走到房间的对面，他递给我一张 500 美元的 存款单。克拉里对我的信任成为我们之间长期愉快合作关系的开端。当我们 的业务进一步发展，我们的财务需要超过该行的合法额度时，我们便求助于 帕洛阿尔托国民银行的联系银行——韦尔斯·法戈银行，该行派了一位退休 工程师访问我们。我陪了他一个下午。他给我的一些指点，我永远铭记在心。 他说，许多企业不是死于饥饿，而是死于消化不良。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多 次体会到这个忠告的正确性。
1939 年秋季，在我们从汽车房搬到帕奇米尔路的房子后不久，通用无线
电公司的创办人梅尔维尔·伊斯特汉来访问我们。通用无线电公司的总部设 在马萨诸塞州，它已经建立很长时间了。比尔和我知道它是一家很好的公司。 弗雷德·特曼介绍我们认识伊斯特汉，他同我们一起呆了一个下午，就 如何组建和经营一个公司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意见。那时我这样想， 伊斯特汉认识到我们将成为他的公司的直接竞争对手，我们同他的会见大概 不会是愉快的。然而，他却向我们保证，竞争是件好事，最好有两家公司都 推出一种新产品，如果它是新技术产品的话，更应当如此，因为这样一来， 顾客就对它更加信得过。在那次会晤以后，伊斯特汉和他的通用无线电公司 同事们继续对我们提供帮助。虽然我们两家是竞争对手，但我们也成了好朋
友。
1940 年，我们的小公司继续发展。到那年年底，我们公司的在职员工约
有 10 人，包括哈维·齐伯，他是我们在汽车房创业时雇佣的第一个雇员。我 们还增添了第一个秘书海伦·佩里。我们的厂房已扩展到廷克·贝尔的庞大

建筑物的前面。 那一年，露西尔和我也开始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戴维·伍
德利在那年 10 月份诞生了。露西尔辞去她在斯但福大学的工作，但继续为我 们的公司工作。她什么事情都干，包括会见求职的雇员。
　　　　　　　　　　　休利特应征入伍 我们任命布鲁斯·伯林格姆为我们在东海岸的推销代表。他是设在新泽
西州蒙默思堡的陆军通信兵实验室主任的好朋友。比尔·休利特是陆军预备
役军人，1941 年春季他被征召入伍。在布鲁斯·伯林格姆的帮助下，我们说 服了通信兵的负责人，让他们知道比尔跟我一起经营惠普公司很重要，可以 对防务做出更大贡献。比尔于秋季返回。但是，没有工作多长时间，日本于
12 月 7 日袭击珍珠港。此后不久，他即被征召入伍。战争期间，他一直在陆 军通信兵中当军官。在那些年代里，我们两人都很忙，没有什么联系。
　　惠普公司不是防务承包商，没有完全为军方设计和生产设备。但是，由 于我们的大部分设备是由军事单位和防务承包商购买的，所以我们在战争期 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们的年销售额很快就达到 100 万美元，战争结束时 职工已有 200 人。我们在帕洛阿尔托设立了一个州招聘办公室，我们的大部 分人员是通过这个办公室招聘来的，我记得，我们雇佣了一个退休军官凯 普·斯图尔特，让他管理工资帐目和分发工资。他的工作很细致，分毫不差。


戴夫和露西尔·帕卡德同戴维·伍德利在一起，1940 年。 我们还雇佣了一个退休的机械工程师拉夫·金曼，他后来成为一个机器
设计专家。我们为海军承担了一项重要工作，研制控制大线反射器的伺服系
统。拉夫懂得如何忍受这样的压力，他在设计机件方面干得很出色。他还设 计了一种机器，制造固定部件的塑料卡板。他用长铜板做成终端，在上面钻 孔、镶嵌并锁定。这为我们的部件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底座。在我们的所有设 计中都使用这种终端卡板，直到后来改用印刷电路板为止。我们还设计了一 种测验人的灵敏程度的仪器，以帮助我们找到能够安装和焊接部件的适当人 选。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工序，但如果掌握不好，也会使产品不合格。
40 年代初期，萨森内斯·贝恩在新泽西建立了一个大工厂，军事部门所
需要的磁控管大部分是由它生产的。他在生产区域开辟了宽阔的通道，以便 贝恩能够陪同来自华盛顿的要人们参观访问。但有一个问题，这个工厂连一 根合格的管子都生产不出来！贝恩在绝望中不得不请求查利·利顿回来把工 厂搞上正轨。查利同意了。他又从新泽西请了一位优秀的管理人才杰克·科 普兰，让他负责查利在雷德伍德城的经营管理工作。杰克没有技术方面的知 识和经验，所以我主动给他以帮助。大约一年以后，利顿的工程实验室发生 大火，机器车间大部分毁于一旦。那时，惠普公司在帕洛阿尔托已经建成了 一个很好的机器车间，我们只在白班中使用它，所以我便让杰克和他的工人 在夜间使用。这正好适合他们的时间表，使他们可以继续工作，直到他们把 自己的工厂重新建设和装备好。
　　在战时，我们开始昼夜两个班次工作。1943 年，我们在帕奇米尔街 395 号建造了我们自己的第一座厂房，以适应生产的发展。要按时完成生产任务， 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大家情绪很高，和衷共济。1943 年，加利福尼亚只有
　　
3 家企业获得陆海军 E 奖，我们是其中之一。美国所有的生产厂家只有 2.5
％获此殊荣。我们的职工非常勤奋努力，我们要表彰和鼓励他们的贡献。甚 至在战前，比尔和我就开始对我们全体员工实行一项奖励补偿计划，这项计 划是根据我们从通用无线电公司那里学到的东西制定的，它有一套复杂的办 法，但其本质是：如果生产超过定额，按每个人基本工资的比例发给奖金。 通用无线电公司的奖励办法只实用于工程师。但比尔和我认为，应当把惠普 公司的每个人都包括进来。我们要表彰每一个人的贡献，而不只限于某些特 殊人物。


惠普公司的生产线，1944 年 我们的做法很有成效，在战时尤其有帮助。工资被法律冻结了。但我们
的计划由于是以前确定下来的，仍然有效，我们可以继续执行把奖金同生产 挂钩的做法。
由于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我们全体员工的奖金最终提高到占基本工资
的 85％。发生战争以后不久，我们放弃了这个奖金方案。但是，我们决没有 停止在全体员工中分享利润的做法。直到今天，惠普公司仍然执行分享利润 的原则，鼓励同心同德，互相协作，保持着员工努力和公司成就之间的重要 联系。
战争初期，有一天，我到办公室，发现当地重议委员会的两个工作人员
在等我。重议办法是联邦政府确立的，用以制止公司利用战争形势获取超额 利润。这是个好办法，政府通过这一措施使表现良好的公司获得合理的利润。 比尔和我决定把我们的利润再投资，而不求助于长期贷款。我在这方面 非常坚决。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把利润再投资，我们显然在资金方面有能力 使生产每年翻一番。同董事会的成员进行讨论后，他们对我们正在做的工作 反应良好，但又说，他们只主张拿出 12％的利润入股。我指出，我们的业务 每年翻一番，今后几年将继续保持这个势头。我还告诉他们，我把我的工资 保持在应当拿的水平以下，因为我认为，我的工资不应当超过比尔的。我还 指出，我们把产品的价格保持得很低，政府不可能从别的厂家以更低的价格 得到更好的产品。由于这些原因，我不能接受以 12％的利润入股的限额。他 们说，我应当把我的主张提交华盛顿审议。我这样做了。我同政府达成了一
项协议，我们公司实际上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抓微波产品 虽然我们的侧重点仍然是产品的生产，但是在战争初期，我们也开始着
手搞产品的开发了。那时我们认识了海军研究实验室的一些人。我们一方面 注意向他们推销我们的传统产品，另一方面也研究他们还可能需要别的什么 仪器。在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们认识了安迪·黑夫博士，他是实验室一 个部门的负责人。黑夫博士和他的同事们研制成了一种微波信号发生器。他 们希望生产更多的这种产品，供海军使用。我们在频率产品方面以前没有经 验，但我们同意制造这种产品。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以我们有限的车间生 产能力来完成这项生产任务。但是，我们设法完成了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 以合理的价格交出了一批产品。黑夫博士反应很好，要求我们为海军做更多 的工作。我们又研制开发了一些仪器，同时，在跟黑夫博士共同合作下，把

他们研究出来的一种装置投入生产，这种装置能够干扰敌人舰艇上的雷达。 它是代号为“美洲豹工程”的核心。我们昼夜不停地工作，努力按时完成这 个工程的交货任务。我记得，我带了个行军床到工厂，在那里睡了许多夜。 这项工作对我们很重要，我们获得了一些新的技术知识，有助于我们在 微波仪器制造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使我们公司在战后得到了丰厚的利
润。
　　我们公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我们的产品品种也是如 此。继比尔的音频振荡器之后，我们设计了波分析器和一些畸变分析器。随 后，我们研制了功率更大的音频信号发生器。这种产品特别畅销，是生产军 用感应引信必不可少的。当时我们没有生产真空管电压表，因为巴兰廷公司 正在生产，而推销它的产品的人大部分也就是推销我们产品的那些人。后来 发现巴兰廷的产品有一些缺陷，于是我们研制了自己的 400A 型真空管电压 表，它投放市场后成为抢手货。
保持一个中心 我们制造的仪器设备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围绕计量和检测音频频率电
路的。它们反映了我们的经营战略：制造一系列互相补充的产品，而不是涉
足于互不相关的领域。我相信，这种集中力量的做法是极为重要的，不仅在 公司创业初期是如此，而且在以后也是如此。例如，在战争期间，我们本来 可以承包一些巨大的——至少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生产任务。但那将使公司 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也许在以后无法维持下来。我觉得，我们应当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发挥我们的优势，设计和生产高质量的仪器，从而建立一个 牢固的基础。
不用说，在加利福尼亚有一些电子公司是有能力、也愿意承包军工任务
的。其中一些公司，至少在战争初期是如此，认为它们在这方面没有得到应 有的份额。它们的不满促成了西海岸电子生产厂家协会的建立。有了这个协 会，西海岸的公司就可以团结起来，在华盛顿提出它们的申诉了。最初，在 南加利福尼亚有十来个会员，组织者是贝尔无线电公司的莱斯·霍夫曼，这 个公司后来改名为霍夫曼无线电公司。我在北部也组织了一个协会，包括艾 特尔一麦卡洛公司、海因茨一考夫曼公司、卡尔工程公司和惠普公司。随着 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协会也发展了。50 年代未，它成为西部电子生产厂家 协会，代表着密西西比以西电子公司的利益；1978 年更名为美国电子协会
（AEA）。今天，AEA 已成为一个全国性行业协会，在全国有 3400 多个会员 组织。
　　1945 年，战争结束后，比尔返回帕洛阿尔托，刚好赶上圣诞节。不久， 他就大摇大摆地回到公司。他在通信兵中当军官的某些经历是非常有用的。 他参与了许多科研和工程项目。他认识了许多技术人员，其中一些人后来被 招聘到我们公司。
　　战争的结束给大部分公司带来一些令人烦恼的问题，我们当然也不例 外。正如料想到的那样，我们的业务急剧下降，在职人数相应减少。在战争 结束以后，许多为参加军用产品生产而参加工作的女工离开了工厂。不过， 我们尽量保留了得力骨干。我们断定，生产的减速使我们有机会发现并吸引 一些优秀技术人才到我们公司来。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些在战时曾经同弗
　　
雷德·特曼一道在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和其他同战争有关的研究实验室工 作过的工程师。我们聘用了拉尔夫·李、布鲁斯·沃利、阿尔特·方、雷·德 梅尔和霍华德·蔡德勒。稍后，又聘用了乔治·凯恩和霍勒斯·奥弗拉克。 这些工程师在战后关键时期帮助研制了一些急需的新产品。他们后来都在公 司担任重要职务。
　　前面我已经提到，战时我们为海军做的某些工作使我们有机会制造信号 发生器。从那时以来，我们在微波设备方面有了一些专业知识。战后，我们 决定在微波技术方面继续有所作为。有趣的是，当时居领先地位的仪器制造 公司——通用无线电公司认为，微波检测设备没有多大前途。但事实是，它 成为我们业务中的一个重要的、日益发展的部分。与此同时，我们听到，拥 有规模不大的波导业务的瓦里安合伙公司在 1950 年打算把注意力集中在别 的方面，于是我们购买了它的波导业务，把它合并到我们的其他微波业务中 去。
　　惠普公司在 40 和 50 年代不断得到发展。帕卡德家庭也增添了人口：我 们的 3 个女儿南希、苏珊和朱莉分别在 1943 年、1946 年和 1953 年出生。为 了安顿这些孩子们，露西尔和我几次搬迁。在离开艾迪生大街的住所后，我 们搬到了南帕洛阿尔托的马塔德罗的一幢房子里。那里隔着一块空地同廷 克·贝尔车间遥遥相望。几年以后，我听说洛斯阿尔托斯山上有一幢尚未建 成的房屋。我们买下了那幢房屋，雇了一个承包商，由他负责完成它的建筑， 又请著名景观建筑师画厂庭院布置图，我亲自栽种了花草树木。到了 1958 年，我们又一次搬家，新居建筑在山上更高的地方，周围杏园环绕。我现在
仍然居住在那里。

第五章 从合伙企业到股份有限公司


　　1947 年，我们把惠普公司变成股份有限公司。这样就可以在赋税方面享 受某种优惠，而且比合伙企业更可以保持连续性。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 良好的高级经理班于，它将在今后 30 年内为公司掌舵，埃德·波特终于也参 加了我们的行列，他集中力量抓生产。诺埃尔·埃尔德雷德领导营销工作， 而弗兰克·卡维尔则负责财务工作。
　　到了 1950 年，我们的职工人数恢复到了战时的最高峰，大约 200 人。由 于生产的发展，我们用预制构件搭成了一些长拱形活动房屋。后来，我们在 原有的生产设备车间附近进一步建筑了比较永久性的厂房。我们把它搞成了 多功能式建筑物。我记得，当时是这么考虑的，如果我们的公司经营不下去 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建筑物当作超级市场租出去。
　　50 年代初期，我们的公司发展很快，部分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但另 一方面，也归功于我们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由于 40 年代未我们进行了艰 苦卓绝的工作，我们的产品品种到 1952 年已经增加到 100 种以上。我们还改 进和扩大了生产能力，以适应产品品种的不断增加。在诺埃尔·埃尔德雷德 的领导下，我们的销售网络变得更加有效和富有成果。在 1950 至 1951 年， 我们的销售额翻了一番，1951 至 1952 年又翻了一番。
战后，弗雷德·特曼从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返回斯但福。我们恢复了
同弗雷德的密切关系。我们一起确立了一项研究生计划：斯但福工程专业的 研究生一方面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为惠普公司设计和制造产品。其中有一个 研究生，名叫艾尔·巴格利，他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完成了大学本科生的 学业。我们希望研制一种能够测量核放射线的高速计数器。巴格利被指定负 责这项工程。结果他研制出了一种电子计数器，它的工作频率可达 10 兆周。 这使计数器超过了它原来的用途，使我们能够用它制造出一种计数式频率 计，从而为惠普公司又增添了一种新产品。这种计数式频率计不太稳定，我 们派我们的工程师马尔夫·威尔罗特在用户的地点提供维修服务。这种计数 式频率计工作起来非常有效，所以我们的客户容忍它的不稳定性。这同我们 今天提供的长期稳定的产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这个产品开始，艾尔·巴 格利和他的设计小组研制出的计数式频率计和其他相关产品越来越多，成为 惠普公司最成功的产品的一部分，多年来其销售额累计达数十亿美元之巨。


　　1952 年戴夫·帕卡德、比尔·休利特和弗雷德·特曼在斯但福大学电子 研究实验室外。惠普公司赠送的一间侧厅被用作指令实验室。
　　我们跟斯但福大学和弗雷德·特曼的合作关系继续保持着。1954 年，我 们把这种合作关系扩大到研究生计划上，后来被称作优秀人员合作计划，它 使惠普公司的合格工程师可以在斯但福大学读高级学位。这个计划使我们有 可能从全国各地招聘高水平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并对他们做出这样的许诺： 如果他们到我们这里工作，只要我们认为合适，他们可以带着惠普公句的全 薪，上研究生院。原先公司只为他们付部分学费，后来为他们付全部学费。 通过这个计划，惠普公司有 400 多名工程师获得了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它 使我们有可能从全国各大学中招聘高水平的工程专业毕业生，这是我们公司 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50 年代初，斯但福大学创建了斯但福工业园，这进一步加强了它同当地

工业界的联系。这一次也主要是通过弗雷德·特曼的努力，斯但福大学把它 靠近帕洛阿尔托的那一部分校园地皮划出 579 英亩作为有吸引力的地盘来兴 建研究实验室、办公用房和轻型生产设施。各公司租用了斯但福大学的地皮， 在严格的区域规划和建筑风格的管制下，设计和建造自己的建筑物。
　　1956 年，我们在工业园兴建了我们的头两座建筑物。瓦里安合伙公司走 在我们前头祖用了斯但福地皮，但是，一些年以后，惠普公司却成为最大的 租户，各种设施的总面积超过一百万平方英尺。
　　斯坦福工业园在全国尚属首创，现在已有 80 多个租户。像惠普公司一 样，有许多部门都同这个大学，特别是同它的工程学院和商学院有密切的联 系。
　　1952 年，我第一次成为牧场主。比尔和我曾经在旧金山湾以南的圣费利 佩打过猎。我们喜欢这块地方。所以当主人出售这块地的时候，我们俩决定 在这里合伙办一个牧场。从一开始，这里就是我们两家人的游乐之地。我们 的大部分孩子们在这里的一个小水他里学习了游泳；在山上骑马；还品尝了 放牛的甘苦。过了一些年，在原有的牧场以南，我们买下了洛斯胡科斯。后 来，我们在爱达荷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中谷也买下了牧场。几年以前，一些 环保主义者说，我们在爱达荷牧场上放牧的牛群大多，使牧场的生态环境受 到了破坏，事实上，由于比尔和我采取措施，改善那里的自然环境，这个地 方的野生动物现在为我们当初购买这个牧场时的 5 倍。
作为牧场主，我享受到了许多乐趣，也学到了一些东西。每个迁栖季节，
我们把牛群从牧场赶回围栏，我们要经过一个篱笆门。这里有一个窍门，既 要使它们经过篱笆门，又不致吓得它乱窜。经过多次考验，犯了许多错误后， 我才发现，从后面不断轻轻地对它们施加压力，最为有效。终于有一头牛进 篱笆门了，其余的牛很快就跟着往里走。如果把它们逼得太厉害，它们会惊 慌失措，四处乱逃。如果完全不管，它们又会回过头去，到草地上吃草。这 个体会对我一生的经营管理生涯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经营牧场的另一个好处是，加强了我同比尔·休利特的友谊。共同经营
牧场和公司的结果是，比尔和我彼此有了极其深刻的了解。我深信，这种和 谐的关系在我们经营惠普公司方面时时处处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70 年在圣费利佩牧场打猎（自左至右）：厄尼·阿巴比 尔、比尔·休 利特、诺埃尔·埃尔德雷德、莫里·多伊尔和戴夫·帕卡德。

重要转折关头的一年


　　对惠普公司来说，1957 年在许多方面是重要转折关头的一年。1956 年 底，新订货单空前之多。我们的生产有了巨大的发展。我们的职工人数从 1956
年 1 月 1 日的 779 人，增加到了 1957 年 1 月 1 日的 1268 人。我们在帕奇米 尔路 395 号的厂房有了四座建筑物。到 1957 年 9 月，斯但福工业园的二号楼 竣工投产：一号楼是一个新的实验室，定于 10 月份启用。
　　1957 年 11 月，惠普公司的股票首次上市。比尔·休利特和我拥有的普 通股有百分之十以每股 16 美元的价格上市出售。1957 年的上市以及以后的 上市扩大了惠普公司所有权的基础，使我们的职工可以成为股东。这也促进 了我们于 50 年代未和 60 年代初对其他公司的兼并。
　　
　　1957 年的另一件大事是罗马条约的签字。这对我们公司，特别是对我们 在国外的业务，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以前，我们为我们的产品开拓国外市场 的工作做得比较少。有几年，我们在旧金山保留了一个出口代理人，通过海 外推销网出售惠普公司的产品。这个办法，效果不错，但是，到了 1954 年， 我们显然需要做出更大的开拓性努力。于是，我们成立了出口部，直接同海 外代表打交道。
　　当 1957 年签署罗马条约时，我们的出口额占总销售额的 11％。这个条 约之所以对像我们公司这样一类的公司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它导致欧洲共 同市场的建立，后者后来成为电子产品的巨大市场。但这个市场欢迎当地生 产的产品，而不喜欢来自美国的进口产品。因此，对美国公司来说极为重要 的是，不仅要在欧洲市场建立营销力量，而且也要建立生产力量。
　　比尔·休利特对欧洲共同市场特别感兴趣。他深信，它将为惠普公司提 供大有希望的商业机会。所以，他在比尔·杜利特尔、雷·德梅尔和律师纳 特·芬奇的协助下，立即着手调查在欧洲许多国家开展业务的有利条件和不 利条件。在研究调查结果，缩小选择范围以后，他去访问了三个国家，同银 行家、当地政府官员、生产厂家的经理和美国领事馆人员进行了会晤。
　　1959 年 4 月，我们在日内瓦开设了办事处，它后来成为我们在欧洲的总 部。7 月，惠普公司在西德开始营销业务。9 月，在西德斯图加特附近的伯布 林根镇开办了一。家规模不大的仪器组装厂。我们从这个小小的基地不断向 欧洲扩展我们的业务。1994 年，在惠普公司的总营业额中，欧洲占到了 1/3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