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为 11 日上午。 实际上，经过两天两夜的洗劫，居民哪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供劫掠？
但这些凶神的想法却不一样。他们认为“烂船也有三斤钉”，偌大一个九龙， 绝不会一两天时间便给洗劫干净。“报纸洪”首先到钦州街跟“水房”的梁 棠取得联系，作礼貌上的“投帖拜山”。道明来意之后，梁棠认为“胜利友” 既已捷足先登，剩下的何妨做个顺水人情？便同意这些人再来一次彻底搜 刮，且还派出二三十名手下“协助”。于是一场更残酷、更彻底的劫杀行动， 又告展开。
　　这批人也知道九龙城区是潮帮地盘，由于彼此一向没有“交情”，不去 招惹他们也罢。但认为旺角的何文田，及深水岗的横街小巷等处，总会有些 “保持完整”的地方。于是放弃通冲大道，专向较偏僻的街道下手。
战前的香港工业并不发达，青山道一带仍未成为工厂区，甚至大埔道尾
（即今北九龙裁署一带）仍然还很荒凉，但太子道以北、钦州街以南那段地 区，却是人口集中之处。虽然 103 经过一再洗劫，但匪徒人数到底有限，而 且多数着重抢劫街道两边的商店，因此，还有部分未经洗劫的住户。这些“幸 运者”还以为可以逃过此劫，不料这批会师人马又一次卷土重来，也只好认 命了。
上述地区虽然人烟稠密，但居民大多数都是普通大众。在战前那段人浮
于事的日子里，能够保持温饱已属难得，即使积聚了几个钱，在风声鹤唳的 环境中，谁都拿来买入油盐柴米，以备不时之需了，那还有什么余钱供这些 人劫掠？于是，这班匪徒的足迹所至，不论新旧衣裳、油茶米面，以至一些 普通日常用品，能够拿走的都丝毫不漏。鸭寨街若干户人家，剩下的丁点粮 食也被抢掠精光，继而日军入城，他们连粥水也没得喝，最后活生生饿死。 这是“胜利友”在九龙的最后一次搜掠了，因为 12 日黄昏，日军已攻入 市区了。但这次最后的搜掠，却出乎意料的遇到一次抵抗，匪徒方面也死伤
了不少。
　　原来今天的大角咀一带，战前还是海滩和烂地，但却盖搭着许多棚舍板 屋。那是一批修船工人聚居的处所，因简就陋地聊作栖身之用。由于破破烂 烂的全不起眼，所以较早的两次搜劫，尚且未蒙光顾。当然工人们并未存有 幸免之心。他们先把妇孺集中一起，由少壮男子组成一支“自卫队”，以修 船工具为武器，准备万一被抢劫时便全力反抗。
那批匪徒理当倒霉，当他们路经此地时，认为总会有多少油水。便一声
呼啸，如人无人之境。正待动手之际，木屋中竟然冲出数十名大汉，手持铁 筒、士已拿等“武器”，拦住去路。为首的“报纸洪”勃然大怒，右手一挥， 带领着匪徒们向前冲杀。一场混战，于是展开。
　　过去这些匪徒之所以无往不胜，完全是靠人多势众，也从未遇过胆敢反 抗的对象，但目前这批修船工人却大大不同，他们除了具有放手一搏的胆量 之外，还看准了匪徒们“欺善怕恶”的弱点。一个照面下来，匪徒方面已倒 下十多个。虽然反抗的一方也有受伤，但却前仆后继，拚死搏斗。这一来， 匪徒们怯场了。一声散伙，狼狈奔逃。作恶多端的“报纸洪”，也给砸穿了 头颅，由两名手下架着逃走。结果因为流血大多，死在塘尾道附近。这时候， 谁也顾不了谁，有二寸气在，“手足”们还会捱捱义气拖着走；二寸气咽下 了，自然像死狗般扔掉了事。
如今仍在“财利船厂”工作的老师傅陈×雄，便是当年跟匪徒们拼搏过

的英雄人物。提起这些残酷往事，仍不禁再三叹息。认为日军尚未杀到，中 国人便互相残杀起来，实在是虽胜不武。只是当年迫于环境，你不杀人，便 会为人所杀，自然也顾不了许多了。
　　12 月 12 日黄昏，日军先头部队已进入九龙市区，这场由黑社会发动的 “胜利友”大杀掠，也就宣告结束。九龙居民，又开始尝受一连串更悲惨更 黑暗的日子。
　　谈论起这段残酷往事，有人认为“胜利友”进行大劫掠时，日军已攻至 新界。当时九龙的居民，即使没有这场劫掠，他（她）们的生命财产，说不 定亦会丧失在日军手中。
　　这种说法表面看来不错，受劫掠或惨杀的九龙居民，即使逃过此次劫数， 他（她）们的生命财产，难保在沦陷后会被日军（或汉奸）夺去。但理论和 实际两方面都有所不同，就理论而言，单拿八年抗战来说，死在敌人手上的 军民，又何止千千万万？但这些牺牲者不是殉国，便是抗战中的死难同
105105 胞。死后还称得上国殇两字。像这样糊里糊涂的被黑社会匪徒杀害， 又有什么意义？泰山鸿毛，有别于此。至于被匪徒劫掠的财物及生活资料， 在沦陷后亦未必全部被日军夺去。在稍后强迫大疏散时，有可能携回内地。 拿上文提及上海街的那间×盛金铺来说，便是一个例子。原来给匪徒杀死的 那名东主，事发时有个儿子正在港岛幸而免却这场劫数。沦陷之后，秩序稍 为恢复，他便急忙渡海返回店中。他知道父亲一向把钥匙藏在厨房的盐罐之 内，结果全部金饰得以保存。他把亡父及店伴们埋葬之后，便把金饰分批带 回内地，在曲江开了一家首饰店，直至胜利后才又返港。今天，已成为该行 业的老行尊了；因此，未被“胜利友”劫掠，亦未必会损失在敌人手中；尤 其沦陷初期，多少人在饥饿中辗转死去，天晓得这些人中，有多少是被匪徒 劫去粮食而活生生饿死的呢？
如果说香港黑帮以其所谓的“行侠仗义”、“打富济贫”，在此之前还
能欺骗一些人的话，那么在此次事件之后，他们便处于异常孤立的状态，弃 “民族大义”于不顾，甚至携侵略者之威，谋自己组织或个人之利，终将使 自己处于极大的被动之中。

○香岛易帜，浊日升空， “福义兴”红棍献媚， 三山五岳之辈逞顽， 香港慰安营的策划。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忽然改变了香港黑帮的命运。1941 年 12 月，日 本军阀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系其南侵目标之一。英军虽然也进行了一定的 抵抗，但却如螳臂挡车，屡战屡败。圣诞前夕，整个香港便沦陷于日阀铁蹄 之下。从此，香港居民，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最艰苦、最黑暗的日子。
　　由于日本占领军对香港一直行使军事管制，这段日子，只要用“悲惨黑 暗”四个字便可概括一切，其他似乎无可叙述。但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在这 段愁云惨雾的岁月之中，仍然“大有作为”。
　　首先是九龙陷落之前，以及香港遭受围攻之际，港、九两地均曾受到黑 社会人物的打、抢、烧、杀；而沦陷期间，又认贼作父，甘作虎怅，替日阀 的宪兵充当走狗，残害了不少善良同胞。
香港沦陷后，被改名为“香岛”，首任“总督”为战犯矾谷廉介。矶谷
于 1942 年初就任，在此之前，由师团长酒井隆中将，以军政府姿态统治香港， 视之为战时占领地。
当时，日军将港、九两地划分为二十二区（港岛十二区，九龙十区）。
每区迫令一名较有名望的华人担任“区政所”的“所长”。当然，这些都是 俯仰由人、全无权力的傀儡，真正的统治权力，则集中于生杀予夺的“宪兵 部”手上。
“宪兵部”的一名中尉军官，原名久宫傅一郎，在台湾长大，熟识国语
和闽南语。这家伙在香港却有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李志廷”。 当时“福义兴”的一名红棍林满（厦门人）不知怎的跟这位凶神挂上了
钩，在其默许之下，首先在上环街市附近开设了近十个赌档。与其说是赌档，
不如称之为骗局更恰当。因为真正的赌搏，虽然买家赢面较少，但也不会百 分之百输钱；而这些鱼虾蟹和纸牌档，除非你不沾染，否则绝对居于输面。 原来这些骰子或纸牌全部都做了手脚，庄家要开什么便开什么，达到操纵自 如的地步。万一失手，也会“输打赢要”。故而这些“赌档”，都大杀四方， 除了孝敬“宪兵部”及其属下的“密侦队”之外，主持人都日进万金，财源 滚滚。
说实话，黑社会中人亦非个个穷凶极恶，毫无人性的。那时国难当头，
再加上在香港生活十分困难，生命也毫无保障，因此，许多黑社会人物都先 后回到内地，另谋生计；不少人还厕身军旅，投入抗日战争的大洪炉。自然， 留下来的也为数不少。既然敢留下来，自属凶横暴戾，胆正命平之辈。这些 人其后大多数都变成日军直接或间接的走狗，为虎作怅，认贼作父，据说， 这类黑社会人物现仍有人枉居人世，散居港、澳两地的，最少也有十五名之
多。
　　“福义兴”的林满发了大财之后，其他留港的黑社会人物无不垂涎三尺， 纷纷通过林满和宪兵部搭上关系。这一来，香港的西环、湾仔、九龙的油麻 地、官涌地区，便赌档林立，较诸现在港澳码头大得地的摊档还要多。其后， 日军又从察哈尔、热河等地，运来大批鸦片。这些毒品，除了部分转运澳门 之外，其余的自然提炼销售。于是，除了遍地赌档之外，还有数不清的烟（鸦 片）档，和民初年代的“谈话室”一模一样。
　　
　　沦陷期间，在香港最吃香的黑社会组织，计有“和安乐”、“和洪胜”、 “和利和”、“同新和”及“福义兴”等。这些堂口都主动跟各区的“密侦 队”联系，为了五十元军票的奖金，他们不惜出卖潜伏的抗日分子；为了一 两烟土，他们不惜拿三条同胞的生命去换取，言之令人发指。
　　三年零八个月当中，黑社会人物干下的卑鄙行为，首推协助“皇军”在 湾仔及油麻地两地，建立“慰安所”。
　　此事发生于 1942 年 7 月。当时的日军“副总督”平野茂，决定在香港及 九龙两地，设立“慰安所”共六百处，计划由“防卫司令部”会同“宪兵指 挥部”执行实施。
　　那时南洋各地均已先后沦陷，因此，台湾及香港便成为南侵日军的后方， 许多伤兵病号，都运来香港“南支派遣军”的第二○○野战医院治疗。这批 伤病员，经常超过两千名，他们离开医院之后，大部分都有一段假期逗留香 港；因而经常派驻香港的日军正式海、陆军及辅助部队，人数亦接近二万， 为了解决这许多官兵的性欲问题，便不得不设立大规模的“慰安所”。
首先是地点选择问题。 香港方面，因为日军各部门的指挥部，大都设于中环，如总督办公厅设
于汇丰银行，宪兵部设于高等法院等。为了 109109“方便”，“慰安所”自 不能距离太远。于是湾仔便成为“最佳选择”。
本来，在日军的暴力统治下，何求不得？只要一声令下，任何事都可办
到，任何人也无力反抗。但湾仔区却是人烟最稠密的所在，骤然之间，要所 有居民全部迁出，虽不困难，但亦考虑到有无抗日分子从中策动，来个一把 烈火，或者偷袭执行逼迁命令的日军等等。在“防卫部”及“宪兵部”商议 之下，认为黑社会分子对于该项工作，可派上用场。于是由久宫傅一中尉联 系黑社会人物，召集一百多人，传达任务之后，逼迁行动立即展开。
日军、日宪先将东边修顿球场到西边军器厂街之间，架上铁丝网及铁马，
大批日军如临大敌，封锁全部出入孔道，然后分为十组，每组日军五名，宪 兵五名，配属黑社会人物十名，通译一名，分别挨家逐户通知居民，限三天 之日，全部迁出。然后留下黑社会人物，更番轮流催促。拳打脚踢者有之， 乘机劫掠者有之，对女性非礼轻薄者有之，敲诈勒索者亦有之。那三天之内， 弄到天翻地覆，日月无光。结果迫迁任务如期完成，而这批黑人物也替“皇 军”立下一功。有关此事，湾仔的老街坊，相信没人能够忘记。
事隔多年，要知道这百余名丧心病狂的黑人物，究竟属于哪个黑帮单位，
自然不容易。但据曾经参与此事、吏属“单义”的一名混号“孙指坤”的透 露，为首的当然是“福义兴”的林满，此外，“单义”、“同新和”、“和 安乐”及“和联胜”（此一组织在战后己烟消云散，不复存在）几个单位都 有人参加。代价是五十斤白米和三十元军票。孙指坤目前仍然健在，先住于 太原街，但每当出入附近街道时，当年惨况，如在眼前，其后索性搬到筲箕 湾东大街居住。几年前，香港曾经搞过一阵子“日军暴行控诉会”（由某某 协会主办），目的是要日本政府解决当年留存在港的军用手票问题，此老也 曾应邀出席参加。当他在台上申诉当年自己的亲身经历时，不禁老泪纵横， 泣不成声。可见一个人要做坏事也不容易。
　　在香港沦陷的三年零八个月之内，最后两年，日军索性发给牌照，公开 经营娼、赌、毒。这批三山五岳之辈，自然更有“英雄用武之地”了！
需要说明的是，上文所提到的黑帮大汉奸林满，在战后畏罪潜逃，有人

说逃到大陆，有人说逃到新西兰，有人说仍在香港，莫衷一是，不知所终。

○港埠最大暴乱，天人共愤， 震动中外。双十悬旗滋事， “十四Ｋ”居中，台湾调兵遣将， 地下总部秘密运行， 周恩来的严正声明： “人心思汉”乎？
　　在香港历史上，黑社会帮会作恶社会，可以说是小害不断，积小害为大 害。直接引发社会急剧动荡的例子并不很多。1941 年的大劫掠可以说是一 次，一十五年之后又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动乱正在酝酿，这是善良的中国人民 所始料不及的。战后国民党政府由于贪污腐败，以接收为借口，到处罗织罪 名，彻底搜刮，四大豪门和一些大官僚、大军阀，无不宦囊丰满，各个拥有 天文数字的财富，而百姓们饱受失业、饥饿及通货膨胀之苦。天作孽，犹可 为；自作孽，不可活。这个腐败的政权终于土崩瓦解，龟缩台湾。代之而起 的中国共产党人民政权，经过六年来的艰苦奋斗，终于使中国在各个方面开 始改变局面。海外侨胞，初则徘徊观望，继而四海归心，对中共政府寄予殷 切期望者日渐增加。在政治方面，香港是个最敏感、最复杂的地方，而此时 国、共双方经过长年累月的冷战，也无形中使香港成为一个特殊地区。
在这种背景之下，终于发生了一场流血大骚动——1956 年由台湾特务一
手策动的黑社会大暴乱。 自从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之后，每年的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亦即
台湾国民党当局沿用至今的所谓“国庆”），都以补贴机票和食宿为诱饵，
鼓动海外同胞赴台观光，以点缀门面；在港澳地区则对亲蒋社团补助聚餐费、 花牌费，及印制大量青天白日旗，并通过这些“社团”四出张贴，以便让人 观瞻，扩大反共宣传。事后又由亲蒋报刊，图文并用地宣传一番，一方面表 示“人心思汉”；另方面则向在草山“韬光养晦”的蒋介石邀酬表功。
1956 年 10 月 8 日，李郑屋村徙置区的一个居民组织（由少数亲蒋人士
把持）的重要人物吴×，从“港九各界庆祝双十国庆筹备委员会”处，带回 大批青天白日旗及若干“庆祝补助费”之后，便立即吩咐十多名心腹，加紧 布置。这十多个人之中，八名是“十四Ｋ”人马（包括事后被解送出境的肥 佬林、大鼻登在内）；另外五名则为“和胜和”分子（包括事后被解送出境 的大傻球）。这些人，都是在深水岗地区横行霸道、鱼肉市民的歹徒，而名 义上却是上述那个居民组织的“委员”。
当时的徙置区，只有黄大仙、石峡尾和李郑屋村三处，每年的 10 月 10
日，亲蒋人马都利用这三处地盘作为“重点区”，进行悬旗及张贴标语等政 治活动。当天晚上，李郑屋村的每户居民，都收到十面纸旗。送旗上门的大 汉，再三叮嘱，这些纸旗一定要悬挂或张贴于显眼之处。此外，还发给每户 一元的浆糊费（当时一元货币仍是纸币，最大面额的硬币还是五角）。居民 们都知道这些家伙是什么人物，也知道拒绝悬旗会得到什么后果。因为 1955 年的“双十节”，石峡尾的Ｒ113 座，就发生过因拒绝悬旗，全家四口都被 来历不明的人打成重伤的事例。不过，旧式徙置区外墙面积有限，很难把十 面纸旗全部张贴，居民们只有把这些旗粘在一根小绳上面，张挂于户内或窗 门之上；有些则随便把一面纸旗贴在窗户或门上，敷衍了事。
　　9 日上午，那个派旗的家伙，再分头巡视一番，遇有拒绝悬旗或悬旗“过 少”的便提出警告，上述的三个徙置区，还未到“双十”那天，便已出现“旗
　　
山旗海”的场面了。
　　9 日午间，那群家伙又在该村的Ａ、Ｂ及Ｇ各座重新布置，因为那几座 楼字，都面对中心大道，“观瞻所击”，自然要“刻意求工”。他们一共出 动了五十多名大汉，把所有面向街道的各层墙壁，都贴满了纸旗；此外，又 把数不清的旗串，纵横交织地悬挂在座与座之间，每层的外墙，也贴上一个
或多个用红纸剪成的“”字。这还不算，像“中华民国万岁”、“蒋总统
万岁”、“反攻必胜、复国必成”等反动标语，也到处张贴，连地下的公共 厕所、浴室全都贴满了。
　　10 日上午，港岛东区的一家戏院（现已拆卸），正在上演“香港文化教 育界庆祝国庆大会”。十一时三十分左右，“大会”已接近尾声。司仪正领 导与会人等高呼“蒋总统万岁”的口号，一名“纠察”突然仓惶地奔向前排， 对一名五十多岁的大块头低声耳语，大块头也面露紧张之色，向邻座的人打 个招呼，便立即离座，紧跟着那名“纠察”，跑到大堂外票房接听电话。只 听得大块头频频在电话中嘱咐对方：
　　“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绝不能让步，这与国家的面子相关。我会立刻 向上级请示，你留在现场转知老吴一定要坚持下去，必要时给他们一个下马 威，一小时内我会赶到现场??好，就这样决定，回见！”
原来李郑屋村为了悬旗问题，滋事分子已和徙置事务处的职员硬碰上
了！
事情的开始是这样的： 上午九时刚过，徙置区一名姓李的职员，看到Ｇ座的公共墙壁，张贴着
巨大的由红纸剪成的“”字，周围也挂满了由小绳悬系着的旗串，这跟徙
置区管理条例是有抵触的。于是，便通知该座居民自动拆去。但谁也不敢理 会这些事，而且亦很难认定是哪家哪户贴上去的。于是，该职员便亲自动手
将“”及附近的纸旗（约为十面）拆去。起先，并无任何人干涉或反对，
而姓李的职员巡视一番之后，便也返回设于Ａ座地下的办事处料理公务。 这件事给那个“居民组织”知道了！十时三十分左右，一名绰号“猪肠
粉”（“十四Ｋ”人马）的男子，纠集了三四十人，气势汹汹地包围办事处，
高声喝问是谁撕毁了Ｇ座的“国旗”。办事处的职员便告诉他们，指出悬旗 应在私人居住范围之内举行，绝不能在公共墙壁张贴或悬挂，而且曾通知附 近单位自动拆除，可是无人理会，故而由办事处人员亲自动手，以免妨碍交 通。
这番解释，“猪肠粉”那群人自然不会接受，反而再三追问是谁动手撕
毁“国旗”，并以粗言秽语破口大骂，扬言不交出撕旗的“凶手”，便将办 事处“夷为平地”。
　　当时，在徙置区办事处的职员，除出勤者外，留在办公室的尚有二十七 名。但包围办事处的人愈来愈多，既有看热闹的，也有惟恐天下不乱的，亦 有为“猪肠粉”那群人增援而来的。上午十一时左右，麇集者已超过六百人。 办事处的职员眼见事态不同，便立即致电深水岗警署（当时石峡尾警署尚未 成立），请求派出警员，维持秩序。
　　十一时十分，深水岗警署派出警员二十名，由督察一名率领，抵达现场。 当他们发觉局势绝非目前人手所能控制时，便一面跟警署联系，另方面只能 采取消极行动，严密保护徙置区办事处人员的安全，对于驱散人群，则力有
　　
不逮。
　　滋事分子眼见警察并未采取任何干预，胆子马上大了起来。便由“猪肠 粉”提出条件，限徙置区在十五分钟内答复，否则采取行动。条件是：
一、将撕去的“”标志及“国旗”重行张贴及悬挂，并加上蒋介石肖
像；
　　二、由办事处购买五百元爆竹（当时仍未禁止燃放爆竹），在撕旗地点 燃放，作为认错；
三、拆除“”及“国旗”的李姓职员要向蒋介石像行三鞠躬礼，以示
道歉；
　　四、在全港大小报刊登载撕旗道歉启事，限于次日（即 11 日）见报。启 事稿由滋事分子拟定，不得更改一字，并以“套红”刊出；
五、对撕旗职员，予以纪律处分。 对于这样的苛刻条件，办事处自然无法答复。于是场面便如火山爆发前
夕，异常紧张。 这些条件，是否是由“猪肠粉”提出的呢？当然不是。“猪肠粉”是“十
四Ｋ”的“草鞋”，以前在北河街摆卖猪肠粉，因此获得这个绰号。这个人 连西瓜大的字也认识不了几个，又怎会草拟“道歉启事”？不用说是由那个 姓吴的“社会首长”在幕后操纵了。吴某此人，原来是台湾国民党“中央委 员会第六组”（专门负责海外工作）的外围人物。当他教唆“猪肠粉”提出 条件之后，便吩咐马仔打电话向正在××戏院开会的梁报告，也就是上文提 及的那名大块头。
梁××是“六组”驻港特务头目，以出版社副总编辑名义掩护身份。当
天的“庆祝大会”，他是有资格坐上台作为“主席团”成员的。但由于“身 份”问题，不敢在大庭广众前露面，故而坐在前排，装作来宾模样，看看这 个“会”开得怎样，以便向台北方面打小报告。
当梁××获悉李郑屋村的情况之后，便马上离开戏院，立即赶赴现场，
找吴某共商大计。这样局势又起了变化。 原来徒置区办事处的主任，眼看事态随时可能扩大，为了“息事宁人”，
竟然答应了滋事分子的部分要求，愿意将“”及“国旗”重新张贴，及购
买十元爆竹燃放；至于“道歉”及“处分”撕旗职员问题，则认为需请示上 极，方能答复。
滋事分子一见官方让步，顿时气焰万丈。一口咬定必须完全接纳，不许
讨价还价，否则立即采取行动。形势愈来愈紧，深水岗警署的“援兵”也赶 到现场，为首的是一名副警司，受命全权处理此事；此外，九龙警察总部亦 取消各级警务人员休假，准备应变（当时尚未有“蓝帽子”的机动部队）。 躲在现场附近的梁××及吴×，在一家餐室设立了“临时指挥部”，手 下马仔则往返奔走传递消息。当梁××获悉官方有让步之意，便立即指示滋 事分子要为“国家”争一口气，所有条件绝不能打上折扣，如再拖延，便立 即以暴力对付。于是，暴徒们便疯狂地涌入办事处，冲破警察人墙，见人便
打。
　　117 负责现场指挥的副警司，只得吩咐部属，全力保护二十多名徙置事 务处的职员离去。暴徒们便分成两批，一批捣毁办事处并纵火燃烧，另一批 尾随撤退的警察，疯狂地追打徙置事务处的职员。追至永隆街口，双方展开
　　
大混战。结果，警察及徙置事务处职员多人受伤。暴徒亦被警方发射催泪弹 驱散。
　　事情发展至此，倘若没有外来势力参与，局面应该可以控制，事态也不 致于扩大。怎奈梁××认为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对香港的警察力量也估计 过低，便想乘机掀起一场大风浪。不过，“六组”派遣在港活动的人马中， 梁××只算是二流货色，还没有全盘作主的胆量；此外，“军统”（“六组” 属于“中统”特务系统）派遣在港的特务头子毕××（少将军阶），对“六 组”的工作也经常加以挑剔，于是便将始末情形，分别以电话通知上级和“军 统”头子毕××。
　　潜伏于半山罗便臣道的“军统”头子毕××，此时亦已获得报告。接到 梁××的电话之后，便以阴冷的口气道：“这件事，从现在起，由我们（指 “军统”）处理，你们不要再插手这件事。”有毕××这句说话，情况便又 进入另一阶段。于是，设在北角某街的秘密电台，便不断和台北方面联系， 也注定了要发生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劫。
　　香港警察总部的政治部主任哥×（英籍，官级为“助理警务处长”）， 亦于正午十二时四十分，召集几名部属研究此事。根据各方面获得的消息， 认为虽是星星之火，但也要采取防范措施，把各区警署人员，抽调部分到九 龙总部，以备应变。同时，通知九龙总部尽可能多派警员驻守现场（李郑屋 村），防止暴徒再行集结。但哥×先生却料不到台北方面，竟会直接派遣特 务前来指挥；更料不到这件“偶然”发生的“独立事件”，其结果会导致重 大的损失，包括居民生命、财产及香港当局声誉等损失。
下午六时十分，一名瘦长中年男子，闪闪缩缩地走上九龙长沙湾道一×
×号二楼。屋内的四男一妇恭候多时。男的分别是陈×英、大×登、钟×、 欧×；女的则是齐×文，他（她）们都是追随“十四Ｋ”香主葛肇煌由穗来 港的“内八堂”人马。瘦长的中年汉子，则是在港潜伏的“军统”特务陈× 阶（化名孙先生），系毕××的心腹助手。一般，“十四Ｋ”人马都由其出 面作“特”、“黑”之间的联系工作。
陈×阶一派非常紧张，首先查问这个地方是否安全，大×登拍心口保证
绝无问题，并说已派出二十名手足在附近及天台担任放哨，“外人”很难侵 入。陈×阶这才吩咐各人坐下，下达一连串的机密指示。
陈×阶首先指出，这是一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为了“国家”的
“体面”，为了“振奋”海内外同胞的人心，为了使香港政府不敢轻视“右 派力量”，“政府”（指台北）方面，已决定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同时， 也是贵堂（指“十四Ｋ”）和香港的“洪门兄弟”报效“国家”的“千载良 机”，一定要干得有声有色，把左派打得落花流水，出出这几年来的一口怨 气??。
　　五名“十四Ｋ”头目听得眉飞色舞，一片“死而后已”的严肃表情，继 续聆听这名“军统”特务的训示。
陈×阶继续提示了以下各点：
　　1.由“十四Ｋ”联络全港“洪门兄弟”（即各堂口的黑社会人物），准 备编成五个大队，人数多多益善，有武器者尽量携带，联络工作，限于当晚
（十日）十时之前完成；
　　2.明日（十一）上午，“政府”（台湾）将有重要人物来港，直接指挥 五个大队，进行“战斗”；
　　
　　3.五个大队以“孙”、“逸”、“仙”、“先”、“生”五个字为编号， 如“孙大队”、“逸大队”等；来自台北的指挥者，亦以上述五个字为代号， 如“孙君”、“逸君”、“仙君”、“先君”、“生君”等；
　　4.大队召集人以“十四 K”人物为主，别的堂口人物，如属“忠贞可靠”， 亦可充任。各大队的召集人选出之后，立即以电话通知×先生，时间为本晚 十二时至午夜一时，电话号码为×××××（当时电话号码，大部分仍为五 个字）；
　　5.此外，已分别通知××等三家中学，必要时召集学生参与宣传工作； 并通知调动可靠分子，候命开入市区，参加战斗；
6.香港总督葛量洪仍在渡假期中，护督戴维德才智不足，尽可放手大干；
　　7.攻击对象为左派报馆、商店、学校、社团、工会等，务必全力以赴， 一举摧毁左派在港的实力；
　　8.战斗地区暂时以九龙及新界为主，香港方面，则按实际发展情形逐步 进行，不必同时发动，以免分散实力；
　　9.已通知四家印刷厂，连夜赶印“国旗”，以备使用，各大队召集人可 于明（十一）日午间领取；
　　10.战斗开始后，本人（陈×阶）的联络电话共有四个；战斗指挥总部初 步拟定设于长沙湾球场。
当陈×阶将“十大战斗纲领”传达完毕之后，早已灯火万家，黄昏时分
了。这五名“十四 K”首脑，便立即分头向各黑社会组织联系，这时，外边 的情形，早已闹到天翻地覆，日月无光了。
原来被暴徒纵火焚烧的李郑屋村办事处，一直至下午四时左右，才由消
防员将火扑灭。九龙警察总部认为事件的焦点，系李郑屋村接连青山道的几 条街道，便集中力量于该村附近一带。八百名警察便在永隆街、东京街、顺 宁道、青山道等处布防，并架设铁马，禁止“闲人”来往及集结，一切仍然 采取被动姿态。
接获军统特务陈×阶指示的五名“十四 K”头目，以最迅速的一传十、
十传百的方法，将“战斗纲领”传达给九龙各堂口的黑社会人物。晚上八时， 也正是警察换岗之际，已接获通知的暴徒们便乘机蠢动。
九时半，一辆消防车在九江街附近几乎被推倒。其后虽被警察救出，但
若干警察及消防员已被玻璃瓶及砖头掷伤。 十时十分，嘉顿公司十余辆货车均被焚毁。 十时四十五分，新中国国货公司、荣华茶楼、大丰国货公司等均被暴徒
砸烂店门，抢劫一空。 十一时十分，暴徒已进出于旺角繁华地区，弥敦道的大发土产公司、学
生书店、元×参茸行，益丰食品公司等均被破门洗劫；而南昌街的周生生金 铺亦被砸个稀巴烂，幸而保险库坚固，并无重大损失。
　　十一日凌晨，九龙警察总部、旺角警署及九龙交通部，均被暴徒包围袭 击，而警察则关上大门，采取守势。
　　十一日凌晨四时，估计各黑社会组织已普遍接获通知，于是受害地区， 逐渐扩展至旺角、长沙湾及整个深水岗区，直至黎明前后，才稍为和缓下来。 然而警方及消防人员，早已疲于奔命了。
　　十一日晨八时过后，便发现一群群的暴徒，分别集结于石峡尾、青山道、 长沙湾道、荔枝角道、大角咀道、基隆街、鸭寮街、汝洲街、南昌街等地区，
　　
人数最多的约为二千，最少的也有三五百。长沙湾球场附近，只见人头攒动， 一批为数约二百名的暴徒（可能是首要分子），都臂缠白布，巡逻于球场内 外；而球场之内，不知什么时候，早已树立起一面巨大的青天白日旗，旗竿 足有三丈来高，迎风招展，“好不威风”。
　　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警方阵脚似乎也稍为稳定下来。一名助理警务处 长和一名政治部警司，进驻九龙警察总部，协同九龙总指挥官处理一切；各 区警署（包括港、九及新界），亦全部取消休假，连可能动员的辅警都集中 候命。同时，亦决心使用较多的催泪弹，来应付未来的恶劣场面。
　　可能整个九龙的黑社会组织都接到前一晚上的通知，都已编成若干“大 队”。军统特务陈×阶，亲自驾驶一辆柯士甸牌轿车，进出于深水岗地区， 然后又驶回长沙湾球场，对那群臂缠白布的家伙指示机宜。
　　九时半过后，血腥行动开始了，暴徒们首先攻击青山道中建国货公司、 龙门冰室、雪山冰室、×祥匹头店、益群食品公司等商店。大门砸破了，暴 徒们便疯狂掠夺，能带走的便带走，不能带走的便堆到马路上焚烧，警方用 什么方法对付这些匪徒呢？十名以下的警察都不敢单独执行任务，只有动辄 一百多人的防暴连队，列成方形阵势，遥向暴徒们发射催泪弹。东边的给驱 散了，马上又移到西边集结。一进一退，你追我赶，跟小孩们玩捉迷藏并无 多大分别。
十时十分，一架来自台北的×航客机，降落启德机场。七名衣饰煌然的
男子，下机后匆匆分乘两辆的士，绝尘离去。其中一辆载着两名乘客驶向汽 车渡海码头，前往港岛半山罗便臣道，晤会“军统”驻港特务头子毕××； 另一辆载着五个人的车，则直驶九龙市区，消失于弥敦道的车海人群之中。 这七名天外飞来的特务抵达之后，暴乱的形势便迅即升级，血腥暴行也在各 处疯狂展开。
午后一时，一辆小型货车直驶长沙湾球场，迅速卸下一叠叠的青天白日
纸旗。据目击者的估计，为数可能超过五万面，此外，球场内那面大旗之下， 竟然用木板搭起一张七八尺长的简单桌子，上面纸张笔墨俱全，四五名男子 及一名女子伏案疾书。写些什么，旁人自不会知道。但事后发现许多政治性 的标语和“车辆通告证”，极可能是从这个“临时总部”签发出来的。二时 正，整个九龙北区和荃湾，全面遭受如狂风暴雨般的袭击。一些进步的学校、 商店、工会等自然无一幸免，而一般店铺如荔枝角道折明华百货店、长沙湾 道的广源餐室及南昌街的一家家具公司，也被暴徒们洗劫一空；荃湾方面， 三间工会及一处工人医疗所，也被数以百计的暴徒围攻。
　　自从台湾特务抵港亲自指挥暴徒队伍之后，进入北九龙地区的车辆，都 要用钱购买一面纸旗，贴在车头之上，才可通行。这面纸旗的代价，起码是 十元，如果车内人衣着较为漂亮，或者车辆较为名贵，则须付出较多代价。 一辆由尖沙咀进入北九龙的私人车，由于车主佩戴着名贵金表，竟被歹徒勒 索一千元；另一辆某空运公司的货车，也被勒索七百五十元，才给放行。有 些车辆，由荔枝角道以至青山道这段地区，竟然被勒索十一次之多。
　　各种车辆除必须购买纸旗，始获暴徒放行之外，特务还发出一些“特别 通行证”，给一些“同路人”及“特殊身份”的人。事后被发现的便有如下 的两种：
其一： “此车系我方报馆工作人员使用，所过之处，盼即放行，切勿骚扰，必

要时应予协助。生君谕。” 其二：
　　“此车中立，由本人负责管理，并已购国旗一帧，敬希各位留意，勿生 意外是祷。C·C 中三青总。逸君留条。”
　　除来往车辆之外，整个北九龙区的商户，亦被暴徒进行勒索。他们分为 数十组，向每条街道的商户、工厂拍门（虽在白天，但已无人开门营业）， 其中还有一两名穿着白衫蓝裙，作学生打扮的少女在内。商店开门后（不敢 不开，否则将门砸烂，后果便严重了），他（她）们便会宣传一番，说这是 一场反击香港左派的斗争。目前才刚开始，需要许多经费支持，故而请各界 同胞捐助。在此种情形之下，商人自然不敢拒绝，否则抄家灭族也不稀奇。 “捐助”数目最少为一百元，最多的竟有被勒索五千元的。像长沙湾道一家 五金店，因为悬挂了一幅毛泽东像，便被勒索五千元，店东还被强迫在店门 口罚跪半小时。
　　这些商户“献捐”之后，会获得一面注有暗码的纸旗，据说把它张贴于 显眼处，以后便没有人敢来骚扰。南昌街一家杂货店被勒索三千元，由于现 款不足，只得签发支票，而暴徒们也照收不误。一些无人应门的店铺不用说 会被破门而入，寸草不留了。
下午三时左右，大角咀华×国货公司因无人应门，被歹徒破门而入，除
将货物全部掠去之外，所有设备，也被全部打烂，最后还要纵火焚烧。幸而 消防车及时赶到，否则该处附近许多木屋会被株连，弄出一场冲天火灾。
与此同时，香岛中学、嘉顿公司再次被围攻。幸而职工们誓死坚守井致
电警方求助，几经艰苦等待，警察才栅栅来迟，暴徒畏惧催泪弹，这才一哄 而散；在荃湾，由代号“孙君”的军统特务率领的“十四 K”、“和胜和”、 “和安乐”等黑社会人物组成的“突击大队”，人数逾千，配合宝×纱厂的 一批亲蒋工人，疯狂地向各工会及工人医疗所进攻。宝×纱厂门前，有二十 名穿着白衫黑裙的女学生（据闻是××岭中学的），手持政治性标语，高唱 反攻大陆歌曲，替暴徒们打气。纱厂资方恐事件闹僵，只得出面周旋。暴徒 群中一名中年男子自称代表“突击大队”全权处理此事，并开出条件：一、 左派工人全部交出；二、立即悬挂青天白日旗及蒋总统肖像；三、赔偿损失 三万六千元。厂方认为第一项无法答允，二、三两项则可以照办。该名男子 佯做应允，等厂方悬挂旗帜及交出巨款之后，便指挥暴徒一涌而入，揪出若 干左派职工毒打，有些人被打至重伤，无法动弹，而暴徒们则在旁拍掌称快。 除宝×纱厂外，南×纱厂及东×酱油厂，均受到同样勒索。至于荃湾闹市所 有商户，亦遭地毡式的劫掠，极少幸免。
　　与此同时，九龙市区亦正演出一幕轰动中外的惨剧，瑞士共和国驻港领 事馆的副领事兼参赞及其夫人，竟被暴徒纵火焚车，司机当场惨死；参赞夫 妇亦受重伤，入院后的第三天（十三日），参赞夫人重伤不治，枉死异乡。
事情是这样的： 下午四时左右，一辆的士载着瑞士驻港副领事埃士德夫妇，由九龙前往
新界。的士驶至大埔道时，被暴徒包围，喝问有无“通行证”。的士司机表 示未曾购买，但愿意交出十元作购旗费用，暴徒们认为有心抗拒，便展开疯 狂袭击。首先将车辆推翻，然后泼上火水（每群暴徒之中，必有三数名携带 电油或火水，以便随时放火），纵火焚烧。由于车辆翻到，朝天的一面又关 上保险掣，故而车内三人无法爬出。车后厢的埃士德先生以英语大叫：“我

不是英国人，我们是瑞士外交人员??”可能在场的暴徒无人懂得英语，埃 士德先生呼叫，不但无人理会，反而给加一罐火水。附近的一名店员见状， 急忙致电“九九九”。当灭火车及救伤车赶抵现场，把余火扑灭，将车内三 人送往医院时，司机已被证实毙命；埃士德夫人也在十三日不治死去，而埃 士德先生则须长期留医，并不得不施行植皮手术，始能出院。
　　暴徒们如此猖獗，连外交官也遭此无妄之灾，那么香港的警察都跑到哪 里去了呢？
　　如果说警方坐视发展，则有点言过其实。正确说来，应该是力有未逮。 当时整个警察部门还不足六千人，除了留下部分在港岛担任警戒之外（港岛 方面的黑社会组织，也曾于湾仔地区密谋蠢动，幸为警方及时镇压，无法得 逞），九龙方面，尚需派出若干人，专门保护各大银行、政府机关及尖沙咀 地区；而各区警署，亦有可能被暴徒攻击，自然不敢上演“空城计”。因此， 能够抽调出来使用的力量，实在不多，很难应付这场暴乱。虽然尽了一定努 力，也只能够在暴徒集结的地区，放射催泪弹加以驱散。这种被动和消极的 做法，显然无法应付暴徒们的“游击战术”。因此，警队和消防局人员，除 了东奔西走，疲于奔命之外，只有瞪着眼让局势恶化下去。
　　至于暴徒方面，据事后参与此事的×根（“和胜义”人马）透露，除了 乘机滋事的少数不法分子之外，单是各个黑社会堂口出动的人数，竟有三万 之多。当“总部”设在长沙湾球场时，负责联系及传递命令的车辆（包括私 人车、电单车及单车）便超过五百辆（当然以单车为最多）；由“十四 K” 头头陈×英、齐×文陪同巡视的台湾特务，亦经常亲临“前线”，指挥暴徒 们转移进退。警方防暴队尚未抵达现场，该处的暴徒早已“转进”到另一地 区去了。警方的队伍，始终无法捕捉暴徒的主力，在顾此失彼的情形下，无 法不处于下风。
在台北，10 月 11 日的大小报章，一律以重要篇幅，报道此次暴乱事件；
不过，在他们的笔下，暴徒却变成“护旗英雄”，而暴乱事件的扩展，也被 描述成为香港政府偏袒撕旗者而激起的“民变”。此外，一张“党报”还以 挑拨语气，鼓励暴徒破釜沉舟，为“护旗”而战斗到底，替“国家”保持尊 严，至于特务专程来港指挥暴乱一事，自然讳莫如深，好像这场杀人放火的 罪行，完全跟台北沾不上边，纯粹是九龙居民“自发性”的“爱国”行动。
10 月 11 日一天，九龙半岛除了尖沙咀地区之外，饶杀劫掠已发展至油
麻地、九龙城、土瓜湾等地区。佐敦道以北，几乎没有半寸干净的地方。据 警方接获的资料，工会、学校、工厂、商店被洗劫或焚烧的不下三百家之多。 死伤人数初步估计，截止 11 日下午五时止，已超过三百人；单是嘉顿公司对 面的回旋处（即大埔道、青山道及钦州街的交叉点），便伏尸四十余具；荃 湾地区被暴徒杀害或重伤至死的，也超过二十名。
　　下午三时，港府召开高层紧急会议。由于暴乱仍然不断扩张，警方亦无 法遏止，其严重程度，已出乎与会人的意料之外。结果，署理港督戴维德决 定颁布戒严令，及调派英军进入市区，维持秩序。
　　戒严令于 11 日晚上八时，由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联同播出（当时商业电 台还未成立，电视台更不必说了）。护督戴维德亲自广播，向市民表示决心 弹压此次暴乱。整个九龙半岛由 11 日晚上七点半起，至翌（12）日上午十时 止，实施宵禁，所有居民必须留在家中，一切交通工具包括公共巴士及渡海 小轮，均于晚上七时半钟停止行驶，并规定不准人群在街道集结，违反戒严
　　
令者，军警受权开枪射击。恰巧该年 10 月 12 日，是阴历重阳节。由于戒严 令的影响，连前往新界扫墓也在禁止之列；港岛方面，虽未实施戒严，但因 禁止人群集结，故而市民乘坐缆车登高的节目，也只有取消了。
　　实际上由 11 日凌晨起，这场暴乱已演变成为台湾特务与香港政府的间接 斗争，两方面指挥之下的暴徒及军警开始作直接正面冲突。戒严令虽已颁布， 但暴徒们并非各自为战的乌合之众，而是有计划、有组织、有指挥系统的队 伍。在宣布戒严之后的二十分钟，长沙湾球场的“临时指挥部”便已撤走了， 作为“指挥部”象征的那面“帅旗”也不见了，附近居民还看到一幕“下旗 典礼”。百余名臂缠白布的大汉，和约三十名白衫黑裙的少女，在青天白日 旗降下时，环绕周围大唱其：“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党歌”。
　　据参与这场暴乱者事后透露，“指挥部”于 11 日下午六时四十分，已由 长沙湾球场移至下葵涌的一处民居。从那时起，来自台北的五名特务，有三 名已不再露面，仅留下“孙君”和“生君”，分别负责当天晚上进攻九龙城 区和荃湾区两处的指挥工作。戒严令颁布后，形势似乎稍为平静，实际上却 在深水岗地区以外掀起了另一个高潮。
　　当时的戒严令，宵禁范围虽然包括了整个九龙及新界，实际上警方的主 力仍然放在深水岗区，调入的英军在旺角、油麻地、尖沙咀、红磡、土瓜湾 等地巡逻，故而若干地区都成为真空或半真空状态。例如启德机场至太子道 之间，军警只沿马路巡逻，对于九龙城砦四周街道如龙岗道、城南道、狮子 石道、衙前道、衙前围道及东头村道等，则根本无人理会。匪徒的消息十分 灵通，11 日午夜，数百名匪徒有如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东头村道及侯王庙 附近。三×布厂、联×兴漂染厂及龙岗道的一家工会宿舍，首遭袭击及洗劫； 继而义×泰布厂亦遭百多名匪徒破门而入，配备木头车及手推车，掠去二千 布匹及若干现款。该厂曾再三致电警方求助，但当警察抵达时，连人影也找 不到了。
荃湾方面，11 日黄昏之后（亦即宵禁时间开始）到 12 日凌晨八时，逾
千名暴徒在“孙君”直接指挥之下，血洗荃湾。居民被杀的有五十多人；被 强暴的妇女少说也有六、七十名之多，受伤者不计其数，至于财物损失，简 直是无法估计。
原来宵禁范围虽然包括九龙及整个新界，但北九龙方面，过了荔园和钟
山台，便等于真空状态了。由长沙湾球场迁至下葵涌的“指挥部”，不但灯 火辉煌，进出人等络绎不绝，由葵涌以至荃湾市区，仍有私车三辆及单车数 十辆，不停穿梭往返，负责传达命令及联系工作。当荃湾地区的暴乱到达最 高峰时（12 日凌晨二至三时），传说蒋经国曾在现场出现。这些传说，自然 难以置信。而且实际上也无此必要。不过，军统驻港特务头子毕××，则确 曾于 11 日午夜在荃湾码头附近出现，可见台北方面，对这场暴乱的“期望”， 是何等“重大”了！
最为惨烈的可算是“港九工联荃湾医疗所”的“攻防战”了。 五百多名暴徒，由来自台北的“孙君”率领，波浪式的向该所围攻。该
所留守人员仅有十多人（其中五名女性）。当暴徒以木棍、竹棍、水喉铁、 石块、啤酒瓶以及火水电油等袭击焚烧之时，所内的职工们仍能沉着应战， 各守岗位，使暴徒无法进入。由午夜十一时至凌晨一时的两小时内，暴徒曾 发起七次波浪式攻击，均不得逞。其后，由“水房”的黄×带领十余人，爬 上天台，捣毁屋顶，以长梯进入屋内之后，打开大门，其余匪徒始得汹涌冲

入。结果，全部女性均被当众轮奸，男性则死者三人，重伤八人。有些伤者 事后被送返内地医治时，仍须一个多月才能痊愈，其中两人竟至终身残废。 另一群匪徒沿众安街进行地毡式洗劫，稍有反抗，立毙当场；另一群为 数约二百名的匪徒，企图洗劫河背村，但当时天已微明，风闻九龙方面大队
军警正在赶来，匪徒们才不敢动手。 九龙市区方面，实施宵禁之后，虽有军警不断巡逻，但旺角及油麻地区，
仍有零星暴乱事件；若干未能及时返家，或不知实情就贸然出外的居民，被 枪伤枪毙的，相信为数不少。这些人，都成为这场暴乱中的牺牲者。
　　香港当局新闻处，于 10 月 12 日凌晨发出的公报如下：“自从昨（十一） 晚七时半实施戒严后，大埔道及青山道交界处已呈宁静。但由昨日黄昏之后， 滋拢事件地区已由深水岗沿着青山道发展至新界荃湾，而暴乱性质亦已变 更，似乎变为左右翼两派之间发生斗争，荃湾地区及附近，许多工厂之内发 生剧斗。主要为工厂，损失颇重。”
　　12 日，局面似乎已被控制，晚上仍然实施戒严；同时，鉴于荃湾地区几 乎弄至天翻地覆，若干军警被抽调至该区戒备。尽管这样，当天晚上垄湾附 近仍有若干暴乱事件。五百多名匪徒竟能在军警监视之下，企图洗劫老围村。 幸而该村父者早作准备，匪徒还未展开行动，便立即鸣锣求救，并以自卫枪 支（鸟枪）向匪徒发射。当英军闻讯驰援时，暴徒才化整为零，四散逃去。
10 月 13 日，这次暴乱事件，引起了中、英交涉。而正在渡假的港督葛
量洪，也急忙赶返香港，处理善后工作。 台北方面，大小报刊仍然刊出暴乱新闻，某晚报更把圣湾地区的奸杀焚
掠事件，称为“居民对附匪人员的惩罚”。如此歪曲事实，简直是传播界中
无耻之尤。 对于此次重大事件，中国人民和政府始终密切关注，表明了严正的立场。 周恩来总理约见了英国驻北京代办欧念儒。他严正地指出：在九龙的中
国居民，他们的生命财产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残杀和劫掠下，遭受了严重损
失及重大伤亡，对此我方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关注。对于香港英国当局，未能 采取有效措施，将国民党特务分子所组织及策划的暴乱加以制止，以至中国 居民受到重大损失，我方表示严重抗议。
周恩来还指出：香港英国当局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厉制裁国民党特
务分子，切实保护在港九的中国居民和中国政府附属机构和企业。同时，英 国政府对上述问题应予答复。而且，中国政府保留在以后提出要求的权利。 中国政府提出的严厉抗议，使行装甫卸、游罢归来的港督葛量洪有点紧
张了！
　　13 日整个下午，香港各部门高层人士不断接触，商讨如何收拾残局，作 善后设计。警务处提议在宵禁时间之内，全力搜捕黑社会各堂口首要人物， 这个建议被葛量洪所接纳，命令迅速执行。
　　13 日晚上至 14 日凌晨，相信是警方最紧张最忙碌的时间了。当时尚未 有“反黑组”之设，只由刑事侦缉处及各级侦缉人员，尽量提供黑社会人物 资料。除了从前有过犯罪记录者外，任何侦缉人员所提供的可疑人物，均在 被捕名单之列，警方准备来一次“宁枉毋纵”的大搜捕。
来自台北的七名特务，除那两名从未露面的、仍然匿居于罗便臣道毕×
×寓所之外，曾经直接指挥杀人放火的“孙君”、“逸君”、“仙君”、“先 君”及“生君”，由 13 日上午起，即不再公开露面，作为“临时指挥部”的

下葵涌某号，亦仅留下几名大汉焚烧纸张旗帜，并将屋内清理一番之后便迅 速离去。
　　当天晚上，实施宵禁开始后，整个九龙的警方车辆，几乎全部出动；而 英军的军车亦尾随警车之后，分为十余组，四出拘捕黑社会人物。搜捕地区 除李郑屋村、石峡尾等徙置区之外，九龙城砦、东头村木屋、福华村木屋、 青山道木屋以至油麻地、旺角、深水岗、荃湾等地区，均有数不清的黑社会 人物被捕。有些在宵禁期内仍然留在街上的人，警方也不分青红皂白全被拘 拿，囚禁于“漆咸营”之内。据说港岛方面，西环及湾仔两区，亦有不少黑 人物被拘。那些都是在九龙杀人放火之后，溜回港岛藏匿的暴徒。截止 14 日晨，被拘留在“漆咸营”的已超过三千人。
　　“漆咸营”尽管地方十分宽敞，但一下子拘留三千多人，其拥挤情形， 自可想见。这些人之中，真正的黑社会暴徒自然不少，但因种种关系，被牵 连在内而被拘捕的市民也不少。一位当时负责看守该营的警长，事后说，在
10 月 14、15、16 那几天，由于被拘人数不断增加，以至炊事工作无法正常 进行，有些人两天两夜得不到膳食供应。不知怎的竟然有人将大批×记鲜奶 及好彩香烟运入营内出售，这些东西瞬息便抢购一空。鲜奶及香烟每瓶（包） 均为十元，按当时的黄金售价，每钱不过二十元而已。因此也有人发了大财。 当年并无“兼记”之设，贪污舞弊几乎公开进行，何况是“兵荒马乱”之际， 自然也无人理会这些琐事了。
14 日晚上，港督葛量洪在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发表讲话。强调此次参加
暴乱的歹徒，定必予以严厉惩罚。同时也指出局面虽然已被控制，但仍未能 完全恢复常态，因此，局部地区仍须继续施行宵禁，而英军亦暂时留在市区， 协助恢复市面秩序。至于中国政府方面的抗议及指责，他避而不谈，只字没 有提及。
10 月 16 日，港府宣布戒严全部解除，市区及郊区恢复常态，而被拘于
漆咸营的人数，已升至五千三百余人。不必说睡觉了，相信连坐着站着也觉 挤迫不堪。
同日下午，港督会同行政局，制订紧急羁留条例，警方有权引用该条例
而将任何人拘留十四日；如有必要，则可将拘留期作无限次数伸延（每期十 四天），直至该人的案件作出决定为止。
戒严既已解除，秩序亦已恢复，香港政府对于这场暴乱，不能不有所“交
代”了。16 日下午，新闻处通知于辅政司署之内，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长 官除港督葛量洪外，还有辅政司戴维德、署理警务处长必明达、驻港三军司 令史德顿等。
　　招待会上，各报记者争相询问。当提及周恩来总理的抗议时，葛量洪说 中国的抗议，系将驻港记者拍发的电讯作为根据，有关指责（即指国民党策 划及指挥暴动），绝不准确。当记者又问及周总理指责香港政府的措施不当 而且保留以后提出要求的权利时，葛量洪竟认为这是“干预内政”。至于有 人指责暴乱中有国民党特务指挥一事，他竟不顾事实，认为此点“不足为信”。 在这场轰动中外的大暴乱中，九龙及新界居民的生命财产损失的程度到 底多少，实在很难统计。香港当局于 1957 年之初，宣布赔偿暴乱中所有损失， 并且通知受害者进行登记，但那和实际的死伤及被烧被劫数字，相信仍有很
大出入。理由是：
1.经过这场暴乱，许多受害者或其亲属，都视香港为“策反之地”，没

有信心居留下去，从而迁徙别处或返回内地。
　　2.暴乱中，曾发生多宗黑帮人物及若干不良分子乘机互相仇杀事件。此 类伤亡，自不敢登记及索取赔偿。
　　3.受伤程度不大严重，或自行医治而医院方面并无记录的，恐怕调查时 手续繁复，废时失事，因而放弃登记。
　　4.暴乱期内，工厂无法生产，商店无法营业，受薪者无法上班等，很难 举出实际的损失数字。
　　除上述所列各项之外，精神上的损失及其“后遗症”所导致的一切不良 后果，更是无法估计了。
　　以下是一名参加这场暴乱的黑社会人物杨××（福义兴人马）被送解往 澳门后，对人忆述当年的亲身经历：
　　10 日午夜，友人×君拍门甚急。开门后见其面露紧张及兴奋之色，问其 何事。他说获得“馆口”通知，在这三四天内，有机会大开拳脚做其世界， 问我（忆述人自称）能否“班马”参加。
　　×君系“十四 K”人马，与我不同“格屎”，但因一起在城砦贩卖白粉， 故而交情不恶。我当时因赌博负债甚多，闻得有此机会，便乃欣然应允，并 邀同“堂口”兄弟共五名，随×君往东头村木屋区聚集。
我住在城砦大井街，距东头村（当时未建徙置区）不远，抵达时已有近
百人集中于村前空地，×君介绍我等六人给为首的耀哥认识，时已接近黎明， 又说我们这百多人均归“仙君”指挥，“仙君”系上头派来负责人物，倘若 接到“仙君”口头或文字通知，便须服从。至于做世界时个人所得，不必归 公；集体所得，则平均分配。我方将有几万人出动，不必畏惧“花腰”（即 警察）。
天明后×君偕同我等约十五人为一批，步行前往深水岗。沿途看到几辆
被推翻的汽车正在焚烧，在大埔道及界限街交界处，发现尸体两具，至嘉顿 公司附近，见有七具尸体，平排放在安全岛附近，盖以黑布，政府黑厢车正 停在附近工作。各街口则有千余人挤塞围绕，以粗言秽语高声呐喊，但并没 有采取行动。
转入钦州街，只见每条横街均塞满人群，所有商店则全部关门闭户，和
街上人头攒动的情形很不协调。×君嘱我们一行人在基隆街口蹲下休息。过 了一会儿，石峡尾方面传来枪声，跟着人群像潮水一般向钦州街及青山道方 向奔跑。遇到旧识牛×四亦在人群之中，询问之下，原来警察发射催泪弹， 故而人群急速散开。牛×四又说我们太“执轮”了，昨天（即 10 日）已有不 少人发了大财，不过为时未晚，闻说尚有几天机会，如能打入几间左派银行， 大家便可“捞粗”了！言毕匆匆离去。
　　十二时，有大货车一辆驶来钦州街附近，放下几千张青天白日纸旗，又 有人搬下几箩面包，但很少人上前取食。×君取了一叠纸旗，分给我们每人 十张。此时，耀哥在货车上招手示意×君上前，耳语良久。货车离去后×君 带领我们一行十多人，前往长沙湾道球场附近。×君进入球场，嘱我们在外 边等候，切勿走开。
　　此时只见球场之内，竖起一面大布旗（国民党旗），很多人进进出出， 近马路的一边铁丝网，全被打通。臂缠白布，驾驶单车或电单车的人，穿梭 往返。马路的另一边，百十人正在打劫金×美容院及附近各商店，忙忙碌碌 地搬取货物。我们不觉怦然心动，正想上前“打份数”时，×君已由球场出
　　
来，叫我们跟着他走。而且边走边对我们说：发财机会就快到了，这些小意 思何必理会。而且，这是“胜和仔”做的（指洗劫那几家商店），你们插手 恐怕会惹麻烦。如今上头已有命令，还是做我们自己的事吧！当然我们还不 知道所做的是什么任务，只有跟着×君走，向太子道方面进发。
　　途中遇到“和胜义”的大黑，他带着三十多人，每个都臂缠白布，像军 队一般操过来。我和他曾经结伙打劫，认识甚久。但见他敞开衣襟，插着西 瓜刀，豪气万千地对我说：“××你这时才‘蒲头’，太迟了！今天早上我 们在青山道爆开中建公司，个个手足都发了财，我们还涡了两条友（即杀死 两个人）。如今出发去南昌街做世界，你有兴趣就跟我来！”我正在犹豫之 际，×君急忙示意赶路，于是目送大黑一班人嘻哈大笑地迈步离去。
　　×君偕同我们到达大世界戏院（今已拆卸）附近，每人发给白布一条， 纸旗一叠。白布一端写上“仙君”两个墨笔字，×君吩咐我们先将白布缠于 右边衫袖，然后说“上头吩咐，凡进入荔枝角道的车辆，均须购买‘国旗’ 一面，否则烧车兼‘砌人’。纸旗代价多多益善，最少十元。全部收入，由 我扣起一半交回‘总部’，其余照入头均分。”说毕，便吩咐开始工作。
　　其时巴士仍未停驶（当时尚未戒严），由上海街及太子道折人荔枝道的 车辆，虽比平时稀少，但并不是没有。可能我们比较倒霉，第一辆进入荔枝 角道的车辆，竟自称是“香港×报”的采访车，车头插有布制小旗，迎风招 展。“×报”系国民党报，自然不能收取保护费。车上一名四眼佬还向我们 说：“各位辛苦了！”
此后，凡有车辆进入，我们都上前勒索，代价视车中人打扮而定。虽说
事前规定最少十元，但据我所见，最少的亦须付出四十元；最多的一辆系× 氏电影公司的外景车，我们开价三千元，否则打烂车上设备。再三讨价，终 以八百元成交，其中有两架巴士交不出保护费，我们便派出五个人上车搜劫 乘客，我还获得劳力士钢表一只。
下午四时，另一批人前来“接班”，为首者递过来一张条纸，由“仙君”
签发。×君便率领我们返回长沙湾球场候命。此次共收得保护费约六千多元， 一半由 X 君交回“总部”，我们每人分得一百八十多元。
下午六时左右，×君说晚上转移工作地区，到九龙城一带发财，吩咐我
们准备“架撑”，九点正在侯王庙前集合。于是我们仍然步行离开北九龙区?? 从以上由杨××口述，我们基本对当事者心态有一个很感性的认识，这
次事件的性质也就不难判断了。
　　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严重抗议，一直到 10 月 17 日，英国政府才发出正式 的反应。
　　当日英国外交部召开记者招待会。该部发言人称，英国已拒绝北京方面 的抗议，把这场暴乱说成是香港“难民”对左派的“报复”，而且，由始至 终，香港政府处理此事并无不当。因此，英国政府决定拒绝这项照会。
　　10 月 19 日，英国驻北京代办欧念儒，谒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 申述英国政府对这场暴乱的意见。欧念儒说英国方面正训令香港政府彻底调 查事件的起因及背景，目前作出结论，仍属言之过早。同时，英国政府认为 中国及香港左派报章所提出的抨击，实属夸大渲染，不实不尽。因此，英国 政府向中国提出“反抗议”。
　　章汉夫副部长立即对其予以驳斥，指出香港当局不但对香港的中国居民 和中国在香港的企业机构保护不力，且还替国民党特务洗脱罪嫌；而港督葛
　　
量洪对中国政府的正当要求，竟指为“干预内政”，实在无理之至。最后， 章汉夫副部长要欧念儒代办将其口头抗议，立即转告伦敦。
　　实际上，当时的美国正在全力庇护台北政权，对中国采取仇视态度。英 国政府当时唯美国马首是瞻，如此蛮横，自然不足为奇。
　　香港当局对这场暴乱的“调查总结”又是怎样的呢？1957 年元月一日， 港府新闻处发表的“九龙及荃湾暴动报告书”中。指出整个事件系由黑社会 及“中国难民”所发动。黑社会则以“十四 K”及“和安乐”为主，而“十
四 K”则系国民党方面“半官式政治的地下组织”；至于中国中央政府方面 所指出的“系由国民党特务指挥策划”一点，香港当局认为经过“深入调查” 之后，仍然“无法取得佐证”。
　　这种“冷战”方式的调查报告，中国中央政府方面自然不予接受。于是 中国外交部又发表声明，逐点驳斥“报告书”中的不实不尽之处，同时提出 严正要求，要香港政府负起暴乱中的一切赔偿责任。这样，才促使港府进行 调查登记，作出有限度的“赔偿”。其实，人的宝贵生命和健康，又岂是几 个铜钿能赔偿得了的？
　　到 1957 年，拘留在漆咸营的五千多人，已陆续“甄审”完毕。其中近千 人被警方终身解送出境。其余的也陆续提控于法庭，控罪绝大多数是“破坏 戒严令”；至于部分被冤枉抓进去的，纵能“查明释放”，但已平白吃了几 个月的“皇家饭”了。
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别有用心”。港九大暴动后的一个月，有一
个所谓“中国洪门海外昆仲恳亲大会”在台北召开。香港的“十四 K”组织， 由陆仲×（白纸扇）及李×芳（红棍）出席。“会议”由 1956 年 11 月 1 日
至 3 日，一连举行三天。“会议”期内，“副总统”陈诚、“行政院长”俞
鸿钩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万生，均向“大会”致“训词”。 现录该“大会”向蒋介石及陈诚的电文： 总统副总统钩鉴，中共匪帮，勾结俄帝，窃据大陆，瞬将八载。戕杀国
人、厉削同胞，残酷惨烈，旷古所无。言之心酸，闻者发指！凡有血气，莫
不思灭此朝食。幸赖钧座抱定歼匪决心励精图治，完成反攻准备，磨砺以须。 诚我中华民族之救星，自由世界之先导也！我洪门秉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之懿训，心存国族，志笃忠贞。谨以至诚，在钧座领导之下，敬供逐策。尤 祈早张挞伐，拯彼巨凶，收复山河，拯斯黎庶为祷！肃电致敬，伏维睿察！
中国洪门海外昆仲恳亲大会叩民国四十五年戌佳

○生聚教养，警黑双挂， 神地佛差又十载， 黄纸兄弟无冻馁； 劫后归人，设坛立舵， “和安乐”、“福义兴”， 又能如何？
　　由 30 年代初起到 1941 年底香港沦入日军铁蹄之下为止，这十年中，可 算是香港黑社会的“黄金岁月”，“锦绣年华”。
　　虽然那十年之中，无论社会繁荣，无论黑社会人数之多，又无论“走偏 锋”的门路之广，都远远不及战后以至如今。那么，那时又何以成为黑社会 最“灿烂”的年代呢？
其原因不外下列几点：
1.黑社会人物和警方已开始挂钩，使黑社会组织逐渐走向半公开化。
　　2.当时警方侦缉部门，仍处于“神地佛差”时代，对科学鉴证及侦探术 的认识甚为贫乏。每遇大案，都借重黑社会人物作线人，如此方能破案。这 一来，黑社会人物的地位就变相提高了。
　　3.那段日子，一般市民思想仍然相当保守，也很怕事，警觉性也不如今 日之高。因此，黑社会人物的活动，几乎没有碰到什么大的困难。
4.当时香港殖民政府仍未设立有反黑部门，虽然黑社会组织从未被官方
认为合法，但法律上还没有“身为三合会会员”的惩罚之条。活动上既没有 什么顾忌，自然也获得较“正常”的发展。
5.最重要的一点，当时的黑社会组织，多多少少还讲究“帮规”、“义
气”，单位与单位之间偶有纠纷，大都能通过“讲数”谋求解决，并不像现 在那样乱打乱杀，胡作非为。故而当时的黑社会组织，局面大致相当“稳定”。 基于上述原因，黑社会组织便在那十年时间的“生”、“聚”、“教”、
“养”之下，空前强大起来。
　　谈到警、黑“挂钧”，正是“古已有之，于时尤烈”。但两者比较之下， 战前和战后又有所不同。战后以来，它们彼此之间，充其量一方包庇，一方 奉献，一方利用，一方效劳，狼狈为奸，互为表里而已。但战前的警方人员 竟有和黑社会人物烧黄纸、斩鸡头，称兄道弟，谊结金兰的，表面上是誓不 两立的“敌人”，暗地里却是忠实的“盟友”。如此，黑社会逐渐坐大，蚁 民百姓。
一位蛰伏澳门数十年的“水房”前辈，绰号“石歧炳”，年纪已是九十
有余，目前港、澳两地“和安乐”的“坐馆”，算起来都是他老人家的“玄 孙”辈。三十年代初期，说得上是“风云人物”。当时“石歧炳”的活动地 区系油麻地、旺角一带。某任华人探长（早已在战时身故）竟然和他结为“黄 纸兄弟”。“石歧炳”妻子去世时，那位华人探长竟然挂上黑纱，面带戚容， 亲到灵前为这位“大嫂”叩头致奠。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怪事。在那个时代， 黑社会堂口与堂口之间，发生磨擦，但又能通过“讲数”而和平收场时，按 当时惯例由理亏的一方，摆设“和头酒”，以示歉意。此类“和头酒”，往 往会有警方人物作为座上嘉宾。当酒酣耳热之际，双方当事人都举杯庆祝， 今后和气生财，化干戈为玉帛。而列席的“探长”或“沙展”，亦以相当于 “见证人”身份，周旋于两者之间。
当时职业罪犯非常活跃，较之今天，亦不为少。所差别的仅属于方式方

法以及技巧上的新陈问题而已。如果要作进一步分析，则战前的罪案属于“湿 湿碎”（琐碎细小）一类，但却非常普遍，而又不大为人注意，并不像今天 那样常有“惊人之作”，如数以百万的大劫案、奸杀案、劫杀案等等，动辄 轰动社会。这也是当年黑社会组织能够迅速蔓延的原因。
当时除包庇黄、赌、毒及老千之外，最普遍的犯罪行业大约有： “墨漆”——即夜间偷入人室，盗窃财物。 “文雀”——即扒手。 “爆冷格”——探悉无人在家时，撬门而入，进行盗窃。
　　“踩灯花”——黄昏时乘人不觉，潜入屋内，夜深人静时， 翻箱倒筐， 暗入明出。
“高买”——在市场或商户作购物状，乘机盗窃贵重货物。 “收晒凉”——专在人家天台或后栏，盗取晒凉衣物。 “海鲜档”——即在街头巷尾，开设鱼虾蟹或纸牌小赌档。 “夜冷”——专门从事收购贼赃，改头换面，转手图利。 “跳罕”——在街头巷尾出卖假药或春药。 “拐带”——诱拐儿童，买卖人口。 “挞流锦”——以假银币在进行买卖时，换取对方的真银币。 “收烂帐”——凭借恶势力的力量，替人收取烂帐或陈年旧帐。 “徐公术”——通过占卜卦命，危言耸听骗取金钱，或利用对方贪念，
以种金种银等手法行骗。
“换流朵”——专门窃取信箱信件，洞悉内容后相机登门行骗。 “剐死牛”——在僻静地区以暴力行劫。 “带货”——往返港澳与内地之间，携带漏税或违禁品。 在杀人放火、闹市街抢劫有如平常之事的香港今日，这些“湿湿碎”的
罪行，自属微不足道；但在所谓“太平盛世”，币值稳定，生活程度不高，
消费门路不多的当年，这些罪犯的“从业员”却有“一技之长，永无冻馁” 之感；“安全”程度，自然也较今天为高，而且收入也很正常。据说当时， “执一业而终此生”者，大有人在。
这些人百分之百都是黑社会人物，而他（她）们的收入，既然如此“稳
定”及“正常”，对各个“堂口”自然有很大贡献。因为当时所有黑社会组 织，都规定属下成员按时奉献，数目多寡则按照实际情形而定。大概是“多 多益善，少少无拘”吧。
因此，每个堂口的经济问题都不很缺乏，有了钱，一切“会务”自然也
推行得特别顺利。 由于当时黑社会并未被视为“非法组织”，其活动也在半公开情形之下
进行（例如某堂口有什么庆典，便会大摆筵席，请帖上大书××会或××堂 敬约等等），且还勾结官府，广收徒众，在社会上俨然占有重要地位，作奸 犯科之辈自然倚作靠山，即使正行正业甚或富家子弟，亦有不少投靠门下， 求取“会员”身份。
　　这些人参加黑社会，自然不是为了为非作歹，亦不是为了欺凌别人。他 们大都具有“官府在远，拳头在近”的想法，万一受到别人欺负时，希望能 借此“护身符”保护自己而已。因而那十年之内，香港黑社会组织的势力， 其膨胀程度，已达顶点。这种形势，一直维持至香港沦陷前夕。1945 年 8 月
20 日，英哈克尔海军少将率领的舰队，在香港登陆，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在

香港的统治。 此后半年之内，市民从四方八面重新回来，使香港人口又恢复到一百二
十万左右。在回来的市民之中，自然有不少是黑社会分子。至于沦陷期内， 甘作汉奸的一小撮人后来大多没有受到严正惩罚，这是由于香港为殖民地， 除遵照国际法庭指示，处理过一些战争罪犯之外，并没有进行过真正的肃奸 运动。故而除了少数风头最劲、罪孽最深的、暂时藏匿或逃回大陆作一时躲 避者外，其余的都安然无事，于是又和“劫后归来”的那一批黑社会分子， 重新在市面上活跃起来。战后最先恢复活动的黑社会组织，仍然是“和安乐”， 其次是“福义兴”。当时满目疮痍，百废待举，香港的“军政府”和杨慕琦 重新接掌的初期香港殖民当局，只能着手处理大的问题。对于黑社会人物如 何活动，自然无暇顾及。于是，黑社会组织又先后恢复规模，招兵买马。若 干新堂口亦于这段时期纷纷崛起。战后一年之内，有堂口、有组织、拥有“会 员”五百名以上的单位名称，包括“旧有”及“新兴”的在内，计有“和安 乐”、“和胜和”、“和利和”、“和洪胜”、“和义堂”、“和胜党”、 “和勇义”、“和合图”、“和义和”等；和字头以外的则有：“同新和”， “联英社”、“单义”、“粤东”等。属于潮州帮的则为“福义兴”、“新 义安”等。战前一些如“和群英”、“同新乐”、“和联胜”、“同新义”、 “联义社”、“青年社”以及“三圣堂”等单位，不是给别的单位吞并，就 是早已烟消云散，成为黑社会的历史陈迹了。至于“十四 K”、“敬义”、 “马交仔”及“青帮”等组织，则于五年后才陆续出现。
此时黑社会人物的活动，除了一些“例行罪恶”，如盗窃、抢劫、街头
骗局及街头赌档等外，最普遍的莫如收规及包庇娼妓了！ “收规”的对象，全系市场或临时市场、街边摊贩等。当时警察人力不
足，维持市面秩序，往往有顾此失彼之感。黑社会人物便对这些对象先来个
下马威。如被人借端闹事、毁坏货物时缴交“保护费”，则可平安大吉，保 证无人再敢骚扰。他们也晓得“杀鸡求蛋”是下下之策，故而需索不多，这 些以升斗维生的小市民，在此种环境之下，除了低头奉献之外，自无其他办 法。
这是一条财路，谁都想伸伸手，沾沾腥。利之所在，自不后人，于是便
不断发生争夺地盘的大决斗。故而战后初期的黑帮集体厮杀，几乎无日无之。 经过一番拼杀，弱者淘汰，强者生存。当时能够明目张胆，控制港九各
地区的，有：
九龙方面： “和安乐”——控制旺角地区。
“和胜和”——控制深水北河街以北地区。 “和胜义”——控制佐敦道以北油麻地地区。 “联英社”——控制官涌以至尖沙咀地区。 “福义兴”——土瓜湾到九龙城地区。 香港方面：
“单义”——湾仔地区。 “和合图”——中环地区。 “和胜堂”——西营盘到薄扶林地区。 “新义安”——铜锣湾到筲箕湾地区。 “同新和”——湾仔部分及西环部分地区。

　　当然，某一组织控制某一地区（称为“陀地”），并无明文规定。当某 一堂口势力有所升降时，陀地亦会扩张或缩小；在利益方面有所冲突时，仍 不免明争暗斗。此种情形，一直维持至 1950 年左右。
　　虽然若干黑社会单位，都能在战后短期之内，重行“设坛立舵”，但“质” 和“态”都跟战前有所差别。“会员”人数基本跟着人口比例有所增加，但 对控制及指挥方面，则已显得四分互裂，各自为政了。
　　在战前，任何一个黑社会组织单位，都设有“海底”存于“堂口”之内。 所谓“海底”，亦即“会员花名册”。任何一名“大佬”收录“门生”时， 均须向堂口的“纸扇”呈报，将“新会员”的年龄、籍贯、职业（例如“文 雀”、“爆冷格”等。如属正当职业，亦须填写清楚）、绰号等等，正式列 入“海底”。如此，此人才获堂口承认是旗下的一员。万一个人对外发生争 执，堂口才会全力支持。而且，“大佬”收“门生”时，照例由“门生”奉 上“毛诗”（利是）一对，数目的零头必须系六数。如一元六角、三元六角、 六元六角、十元零六角等（香港黑社会组织，仍然沿用中国大陆“洪门”传 统，忌“四”、“七”两个数字）。收“门生”的“大佬”，亦例将“毛诗” 的半数，呈缴堂口作为基金。上述数目，自然系指战前币值，时至今日，已 经是“无事三十六，有事三百六”了。
战后的黑社会组织并没有完全严格执行这一规条。除“和安乐”，“福
义兴”较为健全的单位，仍然留有“海底”之外，其他的连本身会员人数多 少，也弄不清楚。1956 年黑社会大骚乱之后，由于警方的追查，相信任何黑 组织单位，也没有“海底”的存在。
这是“质”的不如。至于“态”的方面，战前的黑社会人物，绝大多数
都能做到“打死不报官，刑死不招供；‘公司’有令谕，誓死要服从”的“诫 条”。但战后的黑社会人物部分被警方利用作为线人，而且，共同作案时， 其中一人被捕，往往也在严刑之下，供出在逃同党。此外，除了少部分“大 哥头”，拥有经常可资驱策的“马仔”之外，“堂口”首脑人物能够下达“全 体动员令”的，已是绝无仅有。“卒馆”及“揸数”已是徒有虚名，约束力 几乎一丁点也没有了，这也是“态”的不如。
在上述时期之内，“警”、“黑”勾结也变了质。在战前， 上文说过若
干华人探长上任之初，照例必然拜候该区有头有脸的黑社会人物，但战后则 截然不同。警、黑之间虽然仍有勾结，但却变成奴与主、利用与被利用的关 系。在“体制”上，也由“专诚拜访”而变成“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了。 法庭审讯贪官污吏时，经常听到有“收租佬”这类人物，社会上有这种“特 殊阶级”，亦是由那段时期产生的。
　　战后初期的“收租佬”，远不如今天那么“显赫”。前者只是在猛兽牙 缝中，乞取残羹剩饭的可怜虫；而今天的“收租佬”，如“沙皮狗”、“猪 油仔”兄弟，财富超过千万，像“东云阁”那样规模的夜总会，只不过是他 们“芸芸事业”中的一环。这当然是时代有所不同，亦说明警黑两方的勾结， 也是跟着时代“进步”的。
　　1949 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完成强渡长江的准备，南京、上海指日可 下，而华南两广地区，亦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军统”头头毛人凤，为了 最后挣扎，便布下棋子，以便“卷土重来”，于是密令第二处加紧联系两广 各地洪门组织，希望能够加以利用。
　　
○抢盘夺地， 结怨“和胜和”， 余洪仔怒索毛诗， 引来金牌杀手，
“十四 K”巨头命途难卜。
　　余洪，又名余洪仔，虽非“十四 K”在穗时代内外八堂的“棠主”，也 是追随香主葛肇煌“避难来港”的基本人马之一。五十年代初期，便在香港 石硖尾一带招收“门生”，独树一帜。干过的“好事”有字花档、剐死牛、 偷、抢及包庇深水岗区的下级妓女等。1955 年曾在福华村木屋（今已拆除） 贩卖海洛因，但被“和胜和”人物认为是侵占地盘，合力将其驱逐。余洪当 时羽毛未丰，只有忍气吞声，悄然离去。背后却声言即将培植势力，把“胜 和仔”赶尽杀绝，誓报此仇。
　　世事天心两难测，余洪仔的“大仇”，料不到已永无报复之日。原因是 一年之后，便发生轰动中外的黑社会所谓“双十大暴动”，而余洪亦因此事 而被警方驱逐出境了。
　　此人在黑社会大暴动中，被台湾派来指挥的特务，编入“第四行动组”， 归化名为“仙君”的特务指挥。参与抢掠青山道中建公司、嘉顿公司及围攻 香岛中学等罪行。被警方拘捕时，他仍与同党十多人计划抢劫长沙湾道某银 行。当警队掩至时，十多人拚命突围，且有从三楼跳落到街道中而逃走者。 余洪及同党二人被拘捕，囚于漆咸营数月之久，然后驱逐。他原拟选择赴台， 不料台湾方面拒发入境证，理由是他有很大的黑帮背景，于是只好转而选择 来澳。
抵达澳门后，他起初也和其他被驱逐的黑社会人物一样，一筹莫展。但
在此之后，他使用多种手段继续在黑道上发展。如他曾设下色情陷阶，大大 的敲了某宗教人士一笔，便买车买楼，广收徒众。以至于后来出则趾高气扬， 入则前呼后拥，成为“十四 K”“毅”字辈的大阿哥。
澳门一地，除了黑社会组织之外，还有一种介乎“黑”、“白”两道之
间的所谓”地方势力”。余洪在某种场合之中，跟上述的那种人物梁某发生 口角，本属鸡毛蒜皮小事。但余洪当时认为自己的江湖地位，如日中天，门 下十大弟子，全是胆正命平之辈，同时还可纠集“毅”字辈大批人马，随时 为他卖命。这时被梁某顶撞，觉得“有失威仪”，也影响他今后在江湖上的 声誉，于是密谋报复。
当查知对方是“八区仔”时，余洪有点犹豫了。他深知对方是一个有财
有势，团结力很强，甚至有官方人物参与其中的“地方势力”，便想趁风驶 帆，就此罢手。但他的妻子×氏，见识浅薄，出身拦阻。余洪成为大阿哥后， 她早就被一班手足大嫂前、大嫂后的叫昏了头脑。这次丈夫被辱，如果吞气 忍声，莫说丈夫的“声威”受挫，自己做“大嫂”的也会面目无光。于是竭 力怂恿余洪采取行动。再加上门下几名爱好惹事生非的弟子，声言非显露点 颜色不可。在此种情形之下，便不得不跟“八区仔”硬干一场了。
　　首先，余洪将十大弟子分为五组，每组又拥有“毅”字辈的马仔十名八 名，出没于“八区仔”惯常聚集的场所，不分青红皂白，见人便打。至于跟 他正面冲突的梁某就更不消说了，竟然一天之内被殴三次，逼得躲入医院避 难。在猝不及防之下，“八区仔”果然被“毅”字堆人马打得鸡飞狗走。荷 兰围及沙梨头的两户人家，且被破门而入；打人之外，还将房内家具杂物，
　　
砸个稀巴烂。被打的人自然事后向警方报案，但当时澳门的警察，十分无能， 殖民地的作风，导致这些巡警老爷普遍存有“勤出粮、懒做事”的思想。借 口调查，便把事情搁下不管，使“八区仔”人马有冤无路诉。如此这样三天 过去了，“八区仔”被打的人愈来愈多，甚至连三尺小童，也难避免。肇事 的梁某被逼得无奈，只好先请出两位颇有体面的黑帮叔父出面调停，约对方 在皇宫酒家“讲数”。届时，余洪夫妇偕同一干马仔，以“胜利者”姿态昂 然抵达酒家，梁某及几名“八区仔”早已恭候多时；作为“鲁仲连”的两位 叔父（并不吏属“十四 K”），自然也依时列席。梁某首先向余洪斟茶道歉， 两位和事老也笑脸相陪，认为大家都是在澳门栖身谋食，朝夕相见，何必因 小事而翻脸成仇？再说，对方也被打得七零八落了，洪哥也应得饶人之处且 饶人，一切到此为止，杯酒释嫌，重修和好了。照说，任何稍具头脑的江湖 人物，到此也应趁好收场了。不断余洪等人是有备而来，倘若对方不接纳“投 降条件”，则绝不罢休。这一来，事情便成僵局了。余洪提出的条件颇为“简 单”，除要梁某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其夫妇下跪斟茶认错之外，还需付出“毛 诗”一封，数目为三万六千元，作为奖赏弟兄之用。一经提出，不但梁某瞠 目结舌，连列席的两名叔父，亦不禁大为不悦，认为绝对是无理要求。事态 既成僵局，两位“鲁仲连”甩袖告退，不再理会此事。而余洪在行前竟大声 疾呼，声称今后继续打杀，直到所有“八区仔”全部下跪叩头为止，说完便 率众扬长离去。上文曾经说过，“八区仔”是个有财有势的集团，且还有官 府力量参与其间。此次梁某委曲求全，斟茶道歉，无非是集团中老成持重之 辈，认为“瓷器”不必跟“缸瓦”硬碰而已，并非无反抗能力。谈判结果一 经传开，全部八区人物不禁哗然，便如集大会，准备强硬对付。会议中大家 观点各异，有人认为用银弹政策，招聘另一帮黑人物，跟余洪一伙拚个生死； 有人认为出动官府力量，给余洪等人一个下马威，拘入衙门，毒打一顿。一 时意见纷纷，未能取得一致。最后由一名被分认为有深谋远虑的×叔，力排 众议。认为上述两种办法，都要花一笔钱，但却难以收“治本”之效。故而 必须寻求一项彻底解决办法，免却日后麻烦；他又指出对方一伙，唯余洪马 首是瞻。余洪在，此事断难了结；余洪不在，对方便因无蛇头而不行，再没 有惹事生非的力量。因此，他建议前往香港聘请金牌杀手，将余洪送上奠台。 捕杀此人之后，再出动官府力量，弹压余党，这才是彻底的“治本”办法。 此语一出，全体赞成，并即席筹款，作为聘请杀手之用。但还有一个重要问 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捕杀余洪之后，必须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否则澳门警方 将难以下台。但如果杀手完成任务之后，便及时离去，自不会承担此罪，可 见，如果没有挺身认罪的人，则这个计划也很难实行。引起此次争端的梁某， 此时便挺身而出，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事情因他而起，自然应由一己承担， 只要有人代为照顾家属生活便成。他又认为即使十年八载牢狱生涯换来恶魔 一条性命，并不十分吃亏。于是，问题便全部解决了。
　　余洪那伙人狂够了，每天还照样派出打手，到处打“八区仔”的晦气， 有如当年胡惠乾专打机坊一样。那天午后，余洪夫妇偕同两名手下，正在某 酒楼吃喝完毕，驾驶自用车返回司打口寓所。刚出车内，强有力的袭击便来 自四面八方。五名彪形大汉，以磨尖的水喉铁作武器，疯狂围攻。余妻跟两 名手下，连呼救的机会也没有，便已倒卧于血泊之中。
　　当然杀手们要的是余洪的命，对受伤的二男一女不再理会，其中一名杀 手，狞笑地对着惊至面无人色的余洪道：
　　
　　“你要所有八区仔向你低头下跪，恐怕今生今世都办不到了！你到五殿 阎君那里诉冤吧！”
　　余洪知道这是生死关头，便拿出最后一份力量，背靠车门，借力飞起左 脚，企图踢掉对方的凶器；另方面把吃奶的气力都凝聚到喉咙之间，大呼救 命。
　　杀手岂是省油之灯？只见他向侧一滑，避过飞来的一脚，然后吐气开腔： “及早上道吧！”磨尖的水喉铁带着风声向前一送，穿心过肺，将余洪活生 生的钉在驾驶座位之旁。
　　司打口并非僻静地区，发生这场打杀，自然引起多人围观。但却没人上 前劝解而平时站在十二号码头（即当时“东山”轮码头）的那名岗警，这时 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结果，梁某慑于各方压力，挺身投案，承认谋杀余洪。警方需要的是将 某个人送上法庭受审，其他自然不去理会。尽管余妻指出行凶者超过四个人， 而且，承认杀人的梁某也无法交出凶器，但这都起不了什么作用。警方将人 送上法庭，法庭依此判决。过些时候，人们连这件轰动一时的血案，也忘记 得一干二净了！至于来自香港的那几名金牌杀手，据闻也是“十四 K”人物
（忠字堆）。钞票才是真的，“自己人”？去见鬼罢。 黑帮是非，由是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