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知情人一旦到场，人们总是期望他讲述事实，全部事实，只有事实， 没有其他。
　　不少与中国有关的知情人，的确已然说出了事实，但也许他们中很少 有人能够只讲事实，不讲其他，因此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讲述全部的事实。无
论学识多寡，没有任何一个人可能知晓中国人的全部事实。因此，本书所述 将面对三个不同观点。
　　第一，也许有人会说，向人们展示中国人的真实素质，这种努力纯属 徒劳。1857-1858 年，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柯克①先生有一个极好的
机会去观察处于不同情况之中的中国人，并可以在训练有素的人们的帮助下
通过他们的眼睛去正确地理解中国人，正如那时到中国的任何一个作家一 样。柯克先生在他出版的信件的前言中，是这样为失败地描述中国人素质而 致歉的：“我没有在这些书信中采用描述中国人素质的精品文章。这是一个 极大的疏忽。没有一个题目这样吸引人，提供这样大的空间来发挥精致的假
设、深入的概括和成功的教义。每一个微不足道但又非议我的人都会毫不犹
豫地指责我没有从这些机会中做出些什么。事实上，我本来已经写出整体中 国人的几条好的素质，但不幸的是，在我写作这些文章之时，我看到的中国 人的言行粗鲁，与我的假设产生磨擦，因此为求真实，我接连烧掉了几封信。 需要补充的是，我曾经常常与几位杰出而诚实的汉学家谈及此事，总是发现
他们同意我的观点：不可能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中国人的素质这个整体。然而，
这些困难只有了解中国实情的人才会碰到；一个时髦的作家，尽管对此完全 一无所知，却会轻易地写出一篇花里胡哨而不符事实的分析文章，而这个题 目所需要的恰恰就是事实。或许有朝一日，我们会获得必要的知识，去理解 某个中国佬每一次一闪而过的心理矛盾，估量这种心理矛盾在总体中国人之
中的确切分量和影响。而目前至少有一点令人满意：我避免了严格的定义，
而是用最为固定不变的素质来描述一个中国佬②。”
　　①译注：柯克（George Wingrove Cooke，1814— 1865），英国律师兼 新闻记者，曾于 1857 年来中国，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著有《中 国与下盂加拉，1857— 1858 年》（1861）一书。
②原注：令人吃惊而又更为遗憾的是：Chineman（中国佬）这个野蛮
的称谓看来已经扎根于英语了，它排斥 Chinese（中国人）这个恰当的词。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一家在中国出版的外国杂志不用 Chinaman 这个词，也没 有发现这个帝国的任何一个作家坚持避免使用这个词。
　　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人已经成为国际形势中的一个因素了。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不惧压力；我们更可以感到，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确，
只有在中国才能确切地理解中国人，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行。不过，普遍的 印象是，中国人是一捆矛盾，根本无法理解。但是，我们还是无法找到确切 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与中国人打了几百年的交道，却无法像解释其他 复杂现象的集合那样，来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总是不能互相协调。
针对本书，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不同观点，认为本书作者不具备写作这
本书的资格。一个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这件事并不能保证他能写出关

于中国人素质的文章来，正如另一个人在银矿里埋头苦于了二十二年，这个 事实并不足以证明他就能写作冶金学或金银复本位制的论文一样。中国是一 个广阔的整体，一个人如果没有访问过一半以上的省份，只在两个省住过， 那他当然就没有权利来总结整个帝国。
　　这些文章本来是写给上海《字林西报》①的，只与该报纸的读者有关。 然而，有些话题令人激动并且感兴趣，不仅是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 加拿大。因此，人们要求作者收集成册。②
①译注：《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英帝国主义在中国
出版的英文报纸。1864 年 7 月开始出版。其前身是 1850 年 8 月创刊的《北 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951 年 3 月 31 日停刊。
　　②原往：《中国人的素质》1890 年在上海出版之后，在中国和东方广为 传睹，不久就已告售罄。
第三个不同观点是，有人认为本书的观点，尤其是关于中国人道德特
点的观点，是误导性的，不公正的。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印象不是统计学，印象不可能点点滴滴都正确。
印象如同照相底片，没有两张底片是相同的，但任何一张底片都可以忠实地 反映其他底片无法反映的东西。摄影的硬片不同，镜头不同，冲洗不同，最
终照片也不同。
　　很多人在中国住了很久，比笔者更了解中国，他们的观点与笔者的观 点实质上相同。另外一些人的观点也应该受到同样重视，他们认为在某些部 位抹上一点鲜亮的色彩，会增加整个“单色的”画面的真实程度。依照这些 批评，本书作了彻底的修订。由于本次重版时间紧迫，原先讨论素质问题的
篇幅有三分之一忍痛割爱了，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还是保留了下来，而《知
足常乐》一章则是新近写就的。拒不赞美中国人所具备所展示的优秀品质， 拒绝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同样，会有一种先入之见的危险，言过其实地去 夸奖中国人的道德实践，这种夸奖无异于一味贬低。
　　这不禁使人想起萨克雷①，有人问他为什么在他的小说里好人总是愚 蠢，坏人却很聪明。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好人总是有眼无心。有一
幅木刻，刻出一棵橡树，观摩者应邀前往，从木刻的轮廓中看出拿破仑在圣 赫勒拿岛的侧身像，拿破仑低着头双手抱胸。长时间注视之后，人们总是看 不到侧身像了，想想其中一定有错，但一经说明，就会明白不可能看着画面 却看不到拿破仑。同样，中国的许多事情一开始谁也没看到，但一旦看出，
便永远不会忘记。
　　①译注：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 1863），英 国著名小说家，其代表作长篇小说《名利场》，副题为“没有英雄的小说”。 正如限制性的从句不可能引入每一个普通句式的句子一样，需要明确 地提醒读者的是：本书的这些文章并不试图概括整个帝国，也不是外国人观 察和经历的全面概括。这些文字只是一个印象，一个由一个外国人从许多中 国人“素质”之中得出的印象。这些文字不是中国人的画像，而只是一个观 察者用炭笔勾勒出的中国人某些性格的速写。无数条光线汇聚起来，便成为 一条完整的光束。这些文字也可以认为是入门书，其中讲述的各种特点，不
仅来自笔者本人的经验，还来自许多人在许多时候的经验的集合。正是如此， 这个课题有了这么多的例证。
密迪乐①先生，是写作中国和中国人的众多作家中最具哲理的人，他

曾说起过，向人介绍一个外族的民族精神的最好办法，就是请他仔细阅读一 些笔记，而这些笔记仔细记载着曾经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大量事件，特别是那 些看来完全异乎寻常的事件，还有这个国家当地居民对此所作的解释。
　　①译注：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1815— 1868），英国领事 官。曾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汉文。1843 年来华，历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馆 翻译、上海总领事馆翻译、驻宁波领事、驻牛庄第一任领事，1868 年死于 牛庄。著有《关于中国府和人民及关于中国语言等的条录》（1847）、《中国 人及其叛乱》（1856）等书。
　　这样的事件如果列出足够的数量，就可以推导出一个总的原则。结论 可以受到怀疑或否定，但引用的这些特例却只因为一个原因而不能弃之不 顾：它们的真实程度如此之深，任何关于中国人素质的理论都必须对它们加 以认真考虑。
任何人若曾试图比较中国人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就会强烈地感到困
难太大。 这样，有一点会逐渐明白：许多东西看来是中国人的素质，实际上却
只是东方人的特点；但这在什么程度上是正确的，每位读者则必须从自己的 亲身经历去判断。
有人说，如今在与中国人的交往当中，有三条途径可以去了解他们的
社会生活--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戏剧。这些信息来源中的每一条，无疑 有其价值，但看来还有第四条途径，比前三条加起来都更有价值，但这条途 径不对每一个写作关于中国或中国人的作家开通。这条途径就是在中国人的 家里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
正如一个地域的地形在农村比城市更容易弄明白一样，人的素质也一
样。一个外国人在一个中国城市呆上十年，他所知道的人们的家庭生活内容， 还不如在中国乡村住上一年。家庭之外，我们必须把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生活 的单元。因此，正是以一个中国乡村为立足点，这些文章才得以写成。这些 文章的宗旨，并不是要展示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展现一个不带任何先入
之见的观察者的所见所闻。由于这个原因，没有提出任何关于中国人素质可
以用基督教进行改造等等结论。书中根本没有提到中国人需要基督教，但如 果书中出现中国人素质中的重大缺点，如何纠正这些缺点则是个公平的问 题。
　　如上所述，“中国人的问题”如今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它 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到了 20 世纪，这个问题要比现今更有
压力。任何一个对人类抱有良好愿望的人都会关注究竟用什么方法来使人类 中那么大一部分人取得进步。如果我们的结论正确，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在 此之前却是被忽略得太多。如果这些结论错误，那总是它们的错，无论什么 证据来支持都没用。
额尔金勋爵①回答上海商界提问这件事已过去许多年，但他的话至今
听来仍使人感到正确而又中肯：“当阻止这个国家内部自由的障碍消除之 后，西方基督教文化会发现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全身都有衰退和缺陷的古 老文明，值得同情，也值得尊重。在接下去就会有的竞争中，基督教文化将 要在聪明而又心存疑虑的人民中找出一条路径，所作的宣言就是一种信仰，
一种升入天国的信仰，宣称无论从公众道德和个人道德上而言，都保证比呆
在尘世要好。”

　　①译注：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1811— 1863），英国外交官。1857 年任英国全权代表，奉命统军来华，扩大侵略战争，1858 年与清政府签订
《天津条约》，1860 年侵入北京，下令烧毁圆明园，并签订《北京条约》。
出版前言

　　明恩溥（1845-1942）是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 年来中国传教，先后居 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广泛接触中国各阶层人群，尤其熟悉下层农民 生活，并结交不少朋友。他一生著述了十来本著作，每一本都与中国有关。
《中国人的素质》即是他在华传教二十二年之后，于 1894 年成书出版的一 部代表作。本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是这方面第一本带有社会学 性质的著述，对后世学人影响极深。
　　同时，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观。因此，它曾长期作为来华传教 士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作。
　　本书总结了中国人的素质共二十六条，引证丰富，文笔生动。或褒或 贬，无不言之成据。时至今日，读来仍使人警醒与深省。诚然，本书所概括 的中国人，是晚清时期的中国人，书中不免褒少贬多，因此笔触略显低沉， 还不乏偏颇之辞。由于作者是一位西方传教士，他的立场和观点，无疑会受
这一身分的局限。他的视角与结论总摆脱不了西方的价值观。然而，我们不
必苛求前人。公平地说，他在揭示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晚清政体同中国现代化 之间的深刻矛盾方面，的确不乏真知灼见。
对此，今天的读者自有判断。
　　本书的深刻意义和历史地位，曾经引起鲁迅先生的极大关注。他二十 一岁在日本时，便仔细研读了本书的日译本，并由此致力于揭示和改造中国 人的国民性，直到临终前十四天还向国人郑重推荐本书。
　　本书的翻译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 1894 年第二版插图本为蓝本（Arthur H．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书中涉及的中外人物、典故、事件 和各种引文极为众多。为适应当今的读者，译者均尽量考证，并附有详尽译 注，还附有几位重要人物的评论。因此，无论原著与译本，我们均有充分的 理由推荐给广大读者。
社 学林出版 1998 年 12 月


第一章　面子要紧




　　把“面子”作为全体中国人的一种“素质”，一眼看起来实在是荒谬透 顶。但是在中国，面子这个词不单指人的脸部，它在字面上是一个群体复合 名词，意思比我们所能描述的要多，或许可能比我们所能理解的还要多。
　　为了理解面子的含义，哪怕不是完整地理解，我们也必须考虑如下事 实：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本能。戏剧几乎可以说是唯一 的全国性娱乐，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如同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 斗牛。只要很少的触动，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一个人物。 他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像戏中人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西方
　　
人看到这种做法，即使不认为荒唐，也以为多余。中国人是用戏剧术语来进 行思考的。每当他的自我防御心理觉醒之时，即便他对两三个人讲话，也像 是对大批民众。他会大声地说：“我对你说，对你，还有你，对你们说。”如 果他的麻烦化解了，他可以自称在赞扬声中“下了台”；如果这些麻烦没有 化解，他就会发现无法“下台”。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你弄明白，就会知道 与现实毫无干系。事实永远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只是形式。如果在合适的时 间用合适的方式讲出一段漂亮的话，那完全就是戏了。我们是不去大幕后面 的，那样的话就会搅坏世界上所有的戏。在生活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像这样恰 当地去做，就会有面子。如果不这样做，或者忘记这样做，或者中断表演， 就叫“丢面子”。
　　一旦正确理解，面子就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素质这 把号码锁。
必须补充一点：面子的运作原则和这个原则带来的成就，西方人通常
完全不能理解，他们总是忘记戏剧因素，误人无足轻重的事实领域之中。对 于一个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面子很像南洋岛的“塔布”①，都是一种无可 否定的潜在力量，只不过面子不可捉摸，不讲规则，只按照人们的常识来废 除和替换。这一点，中国人与西方人必须认同这种异议，因为他们从来不能
对同一件事情达成共识。在调解小村庄居民永无休止的争吵时，“和事佬”
需要仔细考虑面子的平衡问题，正如欧洲政客曾经考虑力量平衡问题。在这 样的情况下，目的不是为了公正，尽管理论上要求公正，但对一个东方人来 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调解完全只是考虑当事各方的面子。同样的原则， 也经常出现于法律裁决，很大比例的诉讼结果都是不分胜负的比赛。
①译注：塔布（taboo），即禁忌。
　　送人一份厚礼，是“给他面子”。如果这份礼是某个个人送的，那就只 能收下一部分，但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全部拒绝过。许多渴望保留面子的例 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被人指出一个缺点是丢面子，因而不管有多少证据都 要否认这些事实，以保住面子。丢了一只网球，肯定是一个苦力捡到的。他
气愤地否认这一点，走到丢球的地方，很快“发现”球就在那儿（从他的袖
子里掉出来的），然后他说：“你‘丢’的球在这里。”女佣把一位客人的铅 笔刀藏在她主人房间里，人们不久就发现这把铅笔刀在桌布下面，她就装模 作样地把它拿出来。在这些例子里，面子是保住了。仆人丢了一把银勺子， 他知道要赔，或者从他工钱里扣，他就主动辞职不干，并且故作清高地说：
“那钱留着赔那把银勺子好了，我不要了。”这样，他没伤着自己的面子。
一个债主知道钱要不回来了，但还是到欠债人那儿，严厉地训斥一顿，表示 自己知道该怎么做。钱没要到，面子却保住了，以保障自己以后不会再像这 次一样要不回钱。一个仆人忽视或拒绝执行一些职责，一旦得知自己会被解 雇，他就重复以前的过错，然后再主动辞职，以保全他的面子。
保全面子却丢了性命，这对我们来说并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但我们
曾经听说中国的一个知县，作为一种特殊照顾，被允许在砍头时身穿官服， 以保全他的面子！



第二章　省吃俭用




“省吃俭用”指的是持家的准则，特别用来处理收入与支出的关系。照
我们的理解，省吃俭用可以体现在这样三条途径：限制需求，避免浪费，用 少投入多产出的方式配置各种资源。不管哪条途径，中国人都是极度地俭省。 来中国旅行的人，所得到的第一印象中便有中国人的饮食极其俭省。 巨大的人口看上去只依靠很少的东西糊口，比如稻米、各种豆制品、小米、
蔬菜和鱼类。这些东西，再加上其他一点东西，构成了难以数计的人们的主
食。只有在节日或是其他特殊场合，才会有一点儿肉吃。 人们已经注意到西方世界已经在设法为极度贫困的人提供价格最低但
营养丰富的食品。人们也不无有趣地看到这样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在中国， 普通年景里每天两文钱就可以为一个成人提供足够的卫生食品。即使是饥馑
三年，每天不足一文半的定额，也足以让成干上万的人苟全性命。这表明了
一个普遍的事实：中国的烹调技艺真是高超。尽管中国人的食物通常是简单 而粗劣，在外国人看来还经常是淡而无味，甚至是令人厌恶的，但我们还是 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对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进行烹调和眼务方面，中 国人的确是烹调艺术的大师。在这个问题上，柯克先生把中国人仅仅放在法
国人之下和英国人（他可能还算上了美国人）之上。这些国家的人排列起来
孰前孰后，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像柯克先生那样肯定，但中国人无疑要比别国 人会烹调。如上所述，即使从生理科学的观点出发，中国人对主食的选择显 然是明智的。高超的烹调，简单的作料，丰富的花色品种，即使对中国烹调 最不注意的人，也全然知晓。
另外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实，虽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很容易证实。
那就是，中国的饭菜在烹调时极少浪费，样样都要物尽其用。任何一个普通 的中国家庭，每顿饭剩下的东西下顿都会重新端上桌来，哪怕这些残羹剩饭 分文不值。要说明这个普遍的事实，只要看一眼中国的猫或狗的生存条件。 这些动物的“生存”真是不幸，它们依赖人们的剩饭，始终是“苟延残喘”。
新兴国家中人们的浪费真是臭名昭著，我们可以肯定，像美国这样生活富裕
的国家，每天浪费掉的东西，足以使六千万亚洲人过上相当富足的生活。但 是，我们愿意看一下这么多人被剩下的东西养肥，正如许多中国人在“吃饱” 之后，仆人或小孩就有份来分享剩饭剩菜！即使茶杯里剩下的茶叶，也要重 新倒回茶壶里去再煮一遍喝。
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不给予充分的关注：人类很注意食品的卫生，
西方人越来越注意到这一点，但中国人却不是这样。进网的都是鱼，无论什 么东西迟早都会进网，几无幸免。在中国北方，马、骡、牛、驴到处都在干 活，很多地方还用上了骆驼。有些读者看到如下做法无疑会感到实在是节约 得过分：动物死后一律吃掉，不管是撞死、老死，还是病死。这已经司空见
惯，常常没有人说啥，也没有人因为动物可能死于常见于牛身上的胸膜炎等
流行病而放弃这种习惯。得这种病的动物的肉，不比得了其他病，人吃了也 会生病。人们在廉价购买病畜肉的时候完全知道这一点，但肉还是全部卖完， 全部吃下去了。知道有害还去买，无疑是因为他们图便宜，冒险为之。不过， 应该说吃了病畜肉而生病的人毕竟是少数。死狗死猫也吃，与死马、死骡、
死驴一样，进入同样的消化吸收过程。我们曾经亲身经历几件村民煮死狗吃
的事例，这几只狗都是被人故意毒死的。其中有一次，有人想起去问一个外

国医生吃了会有什么危险，但因为狗已经“在锅里了”，这些最后侥幸没有 中毒而死的幸存者此时已经无法下狠心放弃这顿美味，结果这次放纵瞎吃却 一点儿都没啥。
　　与做饭有关的中国人节俭的例子是，他们极好地处理了燃料匮乏与制 锅材料之间的关系。燃料既少且贵，用的基本上只是些叶子、秆儿和庄稼的 根，一烧就没了。
　　为了满足这种需要，锅底要做得越薄越好，操作起来要非常小心。搜 集所需燃料的全过程，是中国人极度节俭的又一个例子。任何一个最小的孩
子，别的干不了，至少还能捡点柴禾。捡柴禾的大军，出现在秋季和冬季的 田野上，在他们的竹耙那饥饿的利齿之下，地上连一根杂草都不剩了。孩子 们被派往树林去打秋叶，好像打的不是秋叶而是栗子，就连麦秆也极少能够 来得及在秋风吹拂之下“风吹两边倒”，就已经被拾柴心切的人们“争抢”
一空了。
　　每一个中国的家庭妇女都懂得最大限度地利用布料。她的衣服不像她 的西方姐妹那样，在花式和做工上考究费神，而是尽量事先计划节约时间、 精力和布料。一块再小的外国布料，中国妇女也不会嫌弃，她会使这块布料 再次出现时如果不是以美的形式，就是以物尽其用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整个
“家政”女作家议会所无法想象的。一个地方派不上用场，另一个地方一定
能派上用场，一片小碎布条也足够用来纳鞋底。伦敦或纽约的行善之士，把 自己用不上的衣服施舍给穷人，希望这样的接济千万不要造就出一些依赖他 人的穷人。这真是弊大于利。但不管谁把类似的东西施舍给中国人，尽管他 们所用的布料和式样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衣物早
晚会物尽其用，直到把最后的零料与其他布料搭配使用才算把它用完。
　　中国人经常在纸上题字送朋友，但纸是松松地缝在一块丝绸底子上的。 是缝而不是贴，目的在于让朋友若另有选择时可以把题词拆下，这样就有一 块可以派大用场的丝绸了！
　　中国人的节省，也反映在小商贩买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小到不引 起注意。
　　一个小商贩，比方说，可以确切地说出每种不同火柴的根数，并知道 每盒能赚多少钱。
中国人的每一页旧帐簿，都会用作窗户纸或者灯笼纸。
　　中国人厉行节约，甚至到了不惜节省日常必需的食品。他们看不到其 中的不合理，而以为是理所当然的。香便文①博士的《基督教与中国》一书 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本人被三个苦力抬着走了二十三英里路，花了五个 小时。这三个人接着又返回广州，去吃专为他们而留的早饭。早饭前走四十
六英里，一半的路还抬人，目的是省五分钱。
　　①译注：香便文（Benjamin Couch Henry，1850— 1901），美国北长老 会教士，岭南学堂第二任监督。1873 年来广州传教。研究中国植物，在华 南旅行时搜集各种花草。著有《基督教与中国》（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和《岭南记》等书。
　　还有一次，两个轿夫抬了三十五英里的轿子，又坐船回来，他们从早 上六点起就没吃东西，却不花三文钱吃两大碗饭。那条船搁浅了，他们直到 次日下午二点钟才到达广州。这样，这些人已经有二十七小时没吃东西，负 重走了三十五英里，抬着香便文博士走了十五英里到广州——这十五英里自
　　
然还包括他行李的重量！ 中国人的节俭所带来的许多东西，西方人根本就不乐意看到，但我们
却不能不承认表现在这些东西之上的纯朴天性。这个帝国的许多地方，尤其
是（说来也怪）北方，男孩、女孩一年中有好几个月一丝不挂，四处转悠， 像在伊甸园里一样。这是为了让他们舒服一些，但基本动机是节省衣物。中 国无以数计的独轮车都嘎吱作响，因为缺少几滴可以使车子不响的润滑油。 油从没上过，因为对被冠以“神经麻木”的人来说，嘎吱声要比油便宜。
如果一个日本人要移民外国，他会在合同上特别注明每天需要多少加
仑的热水，以便按照传统洗澡。中国人也有浴室，但大部分中国人从来没有 走近过，甚至根本就没见过。一个中国母亲的孩子满身尘土，她用一把旧笤 帚给孩子扫扫土。见此情景，一个好奇的外国妇女便问：“你每天给孩子洗 澡吗？”这位中国母亲愤愤不平地说：“每天洗！他生出来就没洗过！”对于
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即使肥皂商把“比上还便宜”的广告口号贴到他窗口，
他也不会有什么触动。 中国人毫无疑问会把一般外国人看做“肥皂浪费者”，这是意大利人对
英国人的称呼。中国人洗衣服对他们自己来说算是洗了，用的肥皂省得不能 再省，但如果同我们所说的洁净程度相比，就几乎不在讨论之列了。我们不
禁认为这只是为了节俭，因为许多中国人同我们一样也爱清洁，尽管生活条
件十分艰苦，但他们的确是整洁干净的典范。 正是因为节省的本性，一般不可能买到现成的工具。你可以买到“原
始”的半成品，然后再自己精加工。自己加工总要比买现成的便宜，人人都
这样想，什么现成的东西都没有了。 我们已经说过节省材料的事情，比如普通房子光线都很暗，点一盏灯
花不了多少钱，但也要把这盏灯放在墙洞里，以便同时驱散两个房间的黑暗。 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的各类加工厂，比如各种编织制造厂、陶器制作厂、 金属加工厂、象牙雕刻厂等等。这样的工业，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更多地证 明了中国人的节俭，而不是表明他们的创造才能。本来可以有许多比现在更
好的方法来完成中国人的工作，但好的方法就会使中国人原本在做的事情变
得没味儿了。他们好像能够无中生有地制造所有的东西，这是他们的产品的 共有特点，无论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产品都是如此。他们可以在一个小院子里 建一个小规模的炼铁炉，也可以在一个小时内用一小摞泥砖垒起一个炉灶， 可以一直用下去，也挺好烧的，而且不花钱。
没有比完成重大任务时的安排，或者确切地说，缺乏安排，而能更好
更典型地说明中国人的节俭了。在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谷物作为皇粮送到 北京。从天津通过北河①运到通州。一位“谷物交换”商人会吃惊地发现， 所有需要机械来把这些堆积如山的稻谷卸船、称量、搬运的工作，却只是用 一批苦力，用形状如同截锥、大小相同于一蒲式耳的箱子，以及一定数量的
草席。仅此而已。草席铺在地上，谷子倒上去复秤，装袋，运走，再把席子
一收，这个帝国的谷物交易所又重新成为泥岸了！
　　①译注：北河，清代对直隶（今河北、北京、天津）境内的南北运河 及永定、大清、子牙、滹沦等河的总称。雍正八年（1730 年）置“直隶河 道总督”，驻天津，掌防治北河，自乾隆十四年（1749 年）后，“北河总督” 例由“直隶总督”兼理。
对于一个美国烟草种植园来说，最大的支出便是为烘干烟叶而建的一

个结构精巧的长长的棚子。而中国人却不必为此花什么钱，棚子用茅草来搭， 茅草旧了可以作燃料，与新茅草同样好用。烟叶摘掉之后，肥壮的秆还站在 地里，用草绳把烟叶扎紧，挂在一根根的烟杆上，夜间连同绳子一起收起来， 就好比晒在绳子上的衣服。
在简便和效果上，这个方法是无与伦比的。 每一个悉心观察的居住者，都可以加上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社会
现实。但是，你找不出更突出例子了：一个中国老年妇女，拖着痛苦而缓慢 的步子蹒跚而行，有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她是去一位亲戚家，那地方方便
去祖坟，这样，可以节约抬棺材的开支，因为距离缩短了！



第三章　辛勤劳作




　　勤劳的定义是：对任何工作出于本性的勤勉——终关注工作。当今世 界，勤劳是最受称赞的美德之一，一直得到尊敬。
大体上说，一个民族的勤劳由三维构成：长度、广度、厚度；或者说，
其中有两维表示范围的大小，另一维表示强度的强弱。长度是辛勤劳作所持 续的时间，广度是指辛勤劳作者的人数，厚度是指在“出于本性的勤勉”和 “始终关注工作”中所显示出的精力。这三个要素的产物便是综合的结果。 无疑，偶尔到中国的旅行者与长期定居在中国的人、他们的印象是不同的，
但他们都会认同中国人出于本性的勤勉真是广泛。刚到中国的人所得出的第
一印象，会使他认为中国人正在社会生活中实践着约翰·卫斯理①的名言， 他认为一个成功教会的规律是：“完全投入，永远投入”。游手好闲在中国极 少见到。每个人都看来忙着什么。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富人，虽然在全国 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可以不工作也过好日子，但他们的生活也并非像外国
人从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的平庸。中国的富人并不是不干事，而是仍像受穷时
那样关注他们的事业。
　　①译注：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 1791），基督教新教卫 斯理宗创始人之一。生于英国林肯郡。1720 年入牛津大学基督学院。1725 年受圣公会会吏“圣职”。1726 年被选为牛津大学林肯学院研究员。后取得 牧师职。在牛津大学期间，邀集同人组成“圣社”，以研讨《圣经》和社会、 伦理问题。因标榜应循规蹈矩地为人行事被称为循道派。后曾去北美殖民地 传教，又回英国，在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等工商业大城市和工矿地区向劳苦大 众甚至囚犯传教。后脱离国教，建立独立的卫斯理宗教会。宣称能取得“内 心的平安喜乐”即是幸福。曾著书反对美国独立战争。死于伦敦。遗有《卫 斯理日记》。
　　中国人把自己分为士、农、工、商四类。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社会阶 层是怎样辛勤劳作的。
　　西方人很难去同情中国这样的教育模式，其各种弊病不容忽视，但有 一个特点却始终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勤奋才有回报。为有钱人出钱买学衡
而开的后门，极大地挫伤了考生的热情。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所有的省份
都在抱怨的是候补的人要远远多于有待填补的空缺位置。从最低级别到最高

级别的所有考场，看来都挤满了，每一个职位的竞争者常常达上万。我们设 想一下每次晋级考试中考生所倾注的心力，我们就会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勤奋 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了。《三字经》中提到的人物，他们勤学不辍的传统精神， 比如借助萤火虫的微弱光线读书，比如把书拴在牛角上边耕地边看书，至今 为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所模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与传统事例相类似。在 很多情况下，一旦获得最低的学行便不再勤奋了，但中国人不把这样的人看 做学者，而是把在狭窄而又荆棘丛生的小路上坚韧不拔最终获得成功的人看 做学者。除了中国，还有什么地方会有这样的事例：祖父、儿子、孙子在同 一场考试中竟争同样的学衔，经过长期努力，终于获得梦寐以求的荣誉。
　　1889 年春天，《京报》①上有几篇奏折谈及参加省试的老年考生。福州 官员说，那里秋试中有九个应试者年过八十，有两个年过九十。他们通过了 考试，文章实属佳构，字也写得老成。他说，老年考生过去六十年来已经参 加了三次考试，第四次即使不通过也会授予名誉学衔的。河南的地方官也同 样报告说，那里有十三位八十多岁的应试者，一位九十多岁，他们全部“通 过了为时九天的严峻考验，文辞准确完美，全无暮气”。令人称奇的报告来 自安徽省，有三十五个应试者八十多岁，十八个九十多岁！此情此景，别的 国家会有吗？
　　①译注：《京报》，原为“邸报”，是中国古代官府用以传知朝政的文书 抄本和政治情报。汉代的郡国、唐代的藩镇都在京师设邸（即办事处），用 以“通奏报、待朝宿”。其所抄发的皇帝谕旨和臣僚奏议等官文书以及有关 的政治情报，称为“邸报”。也称“邸抄”；并有“朝报”、“条报”、“杂报” 等名称。大约始于宋时，有人抄卖牟利，发展成一种手抄的类似报纸的出版
物，通称“京报”。明崇祯年间开始有活字版印本。清兵入关后一报房京报
获准继续出版，以清末为盛，已出七八页至十数页一小册，总发行数达一万 余份。
如果说中国学者的生活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勤奋生活，那么中国农民的
生活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中国农民的工作如同一个管家的工作，永远 都干不完。北方各省的农民，除了相当短暂的隆冬季节之外，总有活要干， 而且是大量的活。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多多少少都是这样，但中 国农民的勤劳是很难超过的。
　　农民是这样，扛活的人就更是如此了。他们长期勉于饥饱，生活永远 是苦差使。
农民要殚精竭虑，细心照看每一棵白菜，抓小虫子和毛毛虫，扛活的
则要去找寻更琐屑的活计，他要想尽办法弄点吃的养活自己，养活他那一大 家子人。有事外出的人，即使那些地方通马车，也常常不得不半夜一过就上 路，因为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习惯。但不管你几点钟上路，都会有身材矮小的 农民在路上拿着叉子，背着筐子，四处巡视，寻找拾粪的机会。如果没有其
他非做不可的事，拾粪是件持久不变永远也做不完的事情。
　　经常有一些人不得不寻找两种工作来互相调配。比如天津的船工每当 河水结冰无法行船时，就拉起冰撬，这个方法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 间拉东西。同样，有些地方的大部分农村人口忙里偷闲地做帽子、搓草绳， 至今还有不少东西拿出去卖钱。你看到中国的妇女，她们的手很少不在纳鞋
底的，即使在巷子口聊天，她们也是这样边纳边聊；或许你看到她们在纺线，
总不会闲着。

　　最不知疲倦的阶层便是商人及其伙计。即使在西方，店员的生活也不 是挂闲职领干薪，不过要比中国的同行轻松多了。中国店伙计的工作是永无 尽头的。他放假少，任务重，只有在忙得木头木脑的时候才能稍歇片刻。
　　中国的商店总是开门早，关门迟。双重记帐制度十分细致烦琐，帐房 先生总是忙到很晚，以记录销售和收入情况。实在没事可做，伙计们便会从 营业款中挑钱币，找出个稀罕的好卖钱。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中工作最辛苦的阶层是官员，这个阶层最让人 嫉妒，也最让每一位雄心勃勃的中国人趋之若骛。中国任何一级官员所处理
公文的数量和种类也是同样令人惊讶，他要对那些公文的成功处理负责，理 论上实际上都是他负责。
　　不知我们为每天工作八小时而奋斗的工会看了这样一张时间表之后作 何感想。这张表是一位显赫的中国政治家的。北京某外国使团的一个翻译讲
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我有一次询问中国一位内阁大臣，他一直抱怨日常事
务的劳累和超负荷。他回答我说，他每天凌晨两点离家去皇宫值班到六点。 作为内阁大臣，六点到九点要履行公务。九点到十一点他在兵部，他管着兵 部。作为刑部成员，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在刑部办公。作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的高级官员，他每天下午两点到六点要在衙门里度过。这些就是他每天的日
常工作。另外，他还被经常要求出席各种特别会议，这就要他抽空去安排了。
他极少能在晚上七八点钟回家。”毫不足怪，据说这个官员在那次谈话之后 六个月便去世了，死于工作过量和极度疲劳。这也断送了中国许多官员的生 涯，他们对政府都是极有价值的。
　　广度，我们已经说过，是指勤劳者的人数和辛勤劳作的时间。我们看 到，中国人这两者都非常了不起。中国的白天开始于天色微亮之时，常常刚
过午夜便开始新的一天。中国皇帝早朝时分，欧洲的每一个宫廷尚在睡梦之 中。对西方人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而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世上最自然不 过的事情。天子的做法多少为这个帝国的各地子民所模仿。广州的铜匠、福 州的锡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人，以及北方各省的棉纺工人和磨面
工人，听说都是干得很晚才睡，清晨又在一个十分荒谬的时分起床工作。离
天亮还很早，旅行者就会碰到赶了许多英里路的农民，站在黑暗之中等着天 亮卖白菜。西方人用完早餐，中国的集市就快结束了。假如你在一个夏季的 清早五点半漫步上海那条最主要道路之上，你会感到没有什么事情会有更大 的反差了。你根本看不到一个在江边建造高楼并在里面做生意的气派十足的
欧洲人，而亚洲人已经在街上活跃了很长时间了。要等几个小时之后，西方
人才会与中国人一起挤在人行道上，轻松愉快地开始上班，此时当地人已经 干完半天的活了。
　　德庇时爵士①对中国人的“愉快劳动”所作的评论真是正确。他认为 这是一种标志，表明他们的政府成功地使他们极其满足自己的条件。这种劳
动品质是最突出的特色，要理解它，就必须好好遵守它，好好掂量它。。
　　①译注：德庇时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一译为德俾士、迪 孛士、爹必时，1795— 1890），英国外交官和汉学家。1816 年随阿美士德勋 爵使团来北京，为汉文正使。后回东印度公司任职。1833 年被派为英国驻 华商务监督署第三商务监督，不久升为第二 h 商务监督。1835 年退职。1844 年任驻华公使、商务正监督、香港总督兼总司令，1848 年去职。著有《中 国诗歌论》（1829），《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两卷，1836）、《中
　　
国见闻录》（两卷，1841）、《交战时期及媾和以来的中国》（1852）、《中国杂 记》（1865）等书。还译过几部中国戏剧和小说。
关于中国人勤劳的厚度，我们再谈几句。中国人是亚洲人，干起活来
也像亚洲人。如果按照我们的模式去改造这个充满活力的民族，那肯定是徒 劳无益。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当然是缺乏热情，而我们却十分看重热情。盎 格鲁一撒克逊人不需要《圣经》的暗示，就能知道用心工作的重要性，但尽 管多年代的宗教与哲理的结合影响了中国人，但却不能改变他们的步伐。他
们受益于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像荷马①笔下的诸神，向来从容不迫，不慌不
忙。
　　①译注。荷马（Homer），古希腊诗人，著有《荷马史诗》，即《伊利亚 特》和《奥值赛》。
　　人们不禁会预想，如果有一天白种人与黄种人进行前所未有的激烈竞 争，当这一天不可避免地到来之时，谁将会败北呢？
　　的确，如果所罗门所说勤劳的双手可以致富的那句经济箴言①正确的 话。中国应该是地球上最繁荣昌盛的。如果中国人能在自己的种种美德中找 到一种平衡，无疑就可以弥补他们显然缺乏的一些基本素质，尽管这些素质 被列举为“常德”，却时常缺乏。不管通过何种途径，只要诚实和信义恢复
在中国人道德中的理论地位，不久之后，中国人就会获得由他们无与伦比的
勤劳所带来的全部回报。 　　①译注：所罗门的这句箴言是：“手懒的， 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语出《旧约·箴言》第十章第四节。



第四章　恪守礼节




　　中国人的礼节，通常还有东方人的礼节，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值得 考察——一方面是称赞，另一方面是批评。盎格鲁—撒克逊人，我们喜欢这 样提醒自己，毫无疑问具备的美德，其中包括很大比例的内刚和很小比例的 外柔。因此，当我们来到东方，发现在广袤的亚洲大陆的众多人口中，润滑 人际交往中肯定会产生的磨擦的艺术要远胜我们，我们心中便充满羡慕之 情。这是一种一事不能的人对特别能干的人油然而生的敬意。中国问题方面 最为挑剔的批评家也被迫承认，中国人已经把礼节的实践带到了一个完美境 界。此种境界，在西方闻所未闻，在亲眼目睹之前简直是不可思议、无法想 象的。
　　经典中保存着“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即三百条礼仪准则和三千条行 为准则。
这样的重压之下，一个民族能繁衍生存，似乎是一种奢望。不过，我
们很快发现，中国人对待礼仪就像对待教育，使之成为一种本能而非刻意去 学的东西。这个民族的天才，把西方只在宫廷和外交上才使用的繁文缛节， 变成了人们日常交际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被这些繁文 缛节束缚住了，而是说，这些礼节是因时因地的，就像节日的盛装每逢节日
就得穿上，中国人靠自己的本能，可以准确地知晓何时该用礼节。到了这样
的场合，如果一个中国人不知该怎么做，那就像一个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不知

道九乘以九是多少一样荒谬。 西方人难以欣赏中国人的礼节，是因为我们在心底里肯定这样的定义：
礼节是用友好的方式表达的友好。因此，在一种文明的观点看来也是如此，
认为个人的幸福就是全体的幸福，但中国的礼节却不是这样。它是一种演示 专门技术的仪式，像所有的技术一样，虽然意义重大，却并非发自内心，而 只是一个复杂整体的单个部分。各种尊称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对西方人来说， 即使不发疯，也会疑惑不解。这只是因为这些表达方式时常让人想到尊卑关
系，中国人认为这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中国人还把这些表达方式当做一种润滑剂，用来调节人际交往。上有 其下，下有其上，上下有序，万事大吉。好比下棋，先走的称：“敝王贱卒 走两步。”他的对手回答：“敝王贱兵也同样走两步。”对手又说：“敝王贱士 吃掉尊王高贵的兵，进到九宫中卑贱的第三格。”整盘棋就是这样下。棋局
并不因为用了这些形容词而受到影响，但是正如一个人不懂装懂不能说出下
一步棋而硬走，就会使自己显得荒谬可笑一样，如果中国人对任何一个规定 步骤不知道给予礼节性答复，也会成为笑柄，因为对中国人而言，形容词就 是棋局本身，不知道形容词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同时，中国人恪守礼节，会因为与中心城市距离的不同而产生直接的 变化。在中心城市，礼节是必不可少的。当一个人在农村，虽然农村也同样
需要遵守礼节，却并没有他作为城里人所熟悉的礼节周全。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承认，也有很少一部分中国人并不知晓在恰当的
时候做合适的事情，但即使是最有教养的外国人也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相比
之下，幼稚得像怀抱中的婴儿，一般而言，除非这个外国人以前有长期的经 验，心中又害怕自己做错什么，暴露自己的浅薄无知。正是由于外国人遵从 中国礼节时不打自招的无能，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才如此不加掩饰（不是不自 然）地蔑视这些“蛮夷”——不知“方圆“，甚至明白了礼貌用语之美，还
傲慢地轻视礼节，顽固地无知下去。 礼节好比气垫，里面没有东西，但它奇妙地减轻了震荡。同时，我们
补充这样一点是公正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礼貌（如同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礼
貌一样）经常是想要表示自己的确懂礼节，而不是希望客人舒服。他坚持要 生火，你却并不想生火；他坚持要用这火烧开水来给你泡茶，而你却不想喝 这杯茶。他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眼睛被烟熏得直流泪，你的喉咙呛得像刚吞 下一味煎好的药用蜀癸。但是，主人至少做出了样子，他知道如何待客。客
人不高兴，那是客人的事。乡村也一样，主人认为他有责任把你要住的那间
糟糕的房间打扫打扫（象征性地），布置布置，而这套程序一直推迟到你已 经进了门才开始着手进行。你恳求他不要打扫了，但他不听，全然不顾那些 陈年灰尘迷了你的眼睛。或许《礼记》教导说客人房间要打扫，不管客人是 什么身分地位。①同样的方式也适合于各种宴会，在这些恐怖的场合（常常
是在刚开始的时候），热情的主人会特别在你的碟子里堆满他认为你会喜欢
的食物，根本不管你是不是喜欢，是不是吃得下去。他仿佛在说，你有很多 地方不对，而他肯定没有失礼。没有人会责备他没有在适当的时间做恰当的 事情。如果外国人不懂这个游戏，那是他的事，不是主人的事。
①译注：《礼记·乡饮酒义》有云：“盥洗扬觯，所以致洁也。” 正是按照这个原则，一个中国新娘去访问一位外国妇女时，有意背朝
着她，朝着相反方向致礼，引起这位外国妇女的困惑和恼怒。事后询问一下，

才知道新娘向北行礼是因为皇帝在北方，却不管当时情况下这位外国妇女是 在房间的南面。如果这位外国妇女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边，新娘可不管，她 至少可以表现出她是知道朝哪个方向行礼的！
　　中国的礼节经常体现在礼品的样子上。如上所述，这是给收礼人面子。 接受赠品有固定的形式。一个与中国人有不少来往的人总会收到一些点心 盒，用红纸整洁地包着，盛有不少他绝不可能吃的油腻糕点，但送礼的人不 会拿回去，哪怕极不情愿的收礼人（被逼无奈地）表示只好去转送给别的中 国人。
　　中国的礼节并没有禁止人们对礼物吹毛求疵。经常会问及礼物的价钱 是多少，客人告辞时主人会说：“给你们添麻烦了；让你们破费了！”
　　有位外国人应邀参加一个婚礼，其中糕点很多。宴席过程中，他发现 有人端上来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两三块糕点，有人还不停地夸赞它们热气腾
腾（好像都愿意吃热的东西）。他们把这位外国人当做贵宾，首先把盘子递
了给他，但他却谢绝了。 由于某些无法解释的理由，这似乎给这次婚礼投下了阴影，这个碟子
也没有再传给别人。其实，这是一种风俗习惯，每位参加婚礼的客人都要凑 个份子。客人坐在酒席宴上就要收钱，但这有悻于中国人的观念，因为不能
直接要钱，所以就以送糕点为形式。除了这位不知内情的外国人之外，谁都
懂这个规矩。他的拒绝使得其他人不便再当场拿钱出来。后来，他又一次参 加这家的婚礼，却有趣地听到主人在领教了上次的经历之后，用比西方人还 坦率的方式对在场客人说：“这是放礼钱的地方，请把钱放在这里！”
　　在贬低了中国人注重的繁文得节之后，我们还是应该在社会交往方面 学习不少东西，学习他们的一整套规则。我们很有必要保持真诚，而不要坚
持我们的莽撞，把西方人的顽强独立与东方人的彬彬有礼结合起来，将会更 好。
然而，许多西方人并不这样看。我的一个熟人在巴黎住了很多年之后
回到伦敦，但他不知不觉接受了巴黎的风俗习惯，回伦敦后还向遇见的每位 朋友脱帽鞠躬。有一次，一位朋友无情地回敬他说：“看看这里，老家伙， 没有法国猴子在杂耍！”一个人如能集东西方的优点于一身，那他一定幸福， 可以安全地行走在狭窄而布满荆棘的中庸之道上。



第五章　漠视时间




　　如今的发达文明中有一句格言。时间就是金钱。现代生活的复杂安排， 使得一个做事的人上班时能够完成的工作，其分量和种类，如果让一个世纪 前的人来干，肯定要用更多的时间，蒸汽机和电力完成了这个变化，盎格鲁 十散克逊人在体质习性方面早就作好了准备。不管我们的祖先除了吃喝和打 架斗殴便无所事事的时代有什么习惯，我们发现难以想象会有一个时代，我 们这个种族不被自己的旺盛精力所驱使，去一件接一件地做事情。
　　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问候语上的不同是很有意思的。前者碰 到熟人时说：“吃饭了吗？”后者说：“做得怎样了（HOW do you do）？”
　　
一方的通常情况是做，另一方则是吃。由此可见，时间就是金钱，这已成为 我们的第二天性，一般连最后一秒钟也不会放过；而中国人则与大多数东方 人一样，却出奇地空闲。中国人的一天只分为十二个时辰，这些时辰的名称 却不明确，只是指称一天的十二分之一。这样，“午时”是指十一点钟到一 点钟的整段时间。“现在是什么时辰？”一个中国人用英语问，“月亮的中午 叫做什么时候？”用稍微明确一点的话来说，他应该这样问：“晚上月上中 天之时叫做几点钟？”
　　日常生活用语中的时间也是模糊不清，“日出时分”与“日落时分”在 中国话里还算是个确切的说法，与经纬度有不少关系，但“午夜”与“正午” 却是一样含糊。通常由“打更人”来确定的夜晚的时间也是同样模糊，只有 最后一更例外，因为打这一更总是在晨曦初现之时。城市里“打更”的时间 间隔甚至也长短不一。关于我们的便携式计时器，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对
此一无所知。也有少数几个中国人拥有手表，却不用手表去安排日常活动，
尽管他们过几年还把表擦洗一下，让它保持正常走时。普通人十分满足于靠 太阳高度来定时间，日上一杆，两杆，或者三杆，没太阳就观察猫眼的张缩， 这个确定的时间对于日常生活而言已经够准确的了。
　　中国人利用时间，与他们对时间流逝的度量有关。根据西德尼·史密 斯①的划分，世上有两种人：大洪水前的人与大洪水后的人。后者发现人类
的时代在历经近千年之后，已经不能再持续几百年了，因而学会了在短时间 内更多地工作。以适应这个环境。相比之下，大洪水前的人无法意识到玛士 撒拉②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似乎生活是由长老安排 停当的。
①译注：西德尼·史密斯（Sydney Smith，1771— 1845），英国国教牧
师，《爱丁堡评论》的创办人。
　　②译注：玛士撒拉（Methuselah），《圣经》人物，生活在大洪水之前， 人都很长寿，他本人活到九百六十九岁。见《旧约·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 一至三十一节。
中国人可以算作“大洪水前的人”。像受雇于茶馆用来吸引和挽留顾客
那样的好的说书艺人，使人想起了尼生①的长诗《小溪》。顾客出出进进， 他却一直在讲。唱戏也一样，有时要一连演上好几天，尽管与曼谷的戏剧表 演相比要略逊一筹。
　　有人告诉我们，他曾在曼谷熬过一场长达两个月的戏！中国人的杂耍 技艺，如果演得好，是非常巧妙而有趣的，但有个致命的弱点——开场之前
有一段漫长而无趣的话，于是，不等表演结束，外国观众就直后悔。更为可 怕的是中国的宴席，菜肴的数量和种类都超乎想象，经历过这种宴席的所有 外国人都有感到惊恐绝望，尽管中国人还感到这种享受太短了。“天下无不 散的筵席”，这是句最为忧郁的格言，尽管对于那些中了这些圈套的不幸的
“蛮夷”来说，这个让他们看到一丝希望的一般规律在每次筵席中总是绝望
的例外。
　　①译注：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 1892），19 世纪英国浪漫 主义诗人，曾被封为“桂冠诗人”。长诗《小溪》作于 1855 年，共二百多行， 以农村为背景，记述一段失恋故事。故事中有十几节描写溪水的歌谣体小诗 穿插其间。作品中有一个爱说闲话的老农菲利浦，是农庄上的佃户。
中国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习惯于按照大洪水前的方式行事。上学时，

他一去就是一整天，从日出到天黑，中间只有一两次间断。吃点东西。学生 和先生都只知道这样。科举考试要持续几天几夜，每一级都很难考，而大多 数应试者经历了这种不合理性的考试，却意识不到这种智力测试的内在荒 谬。
　　这种教育所造就的人，会让人联想到他们所经历的学习过程。中国语 言本身，在本质上也是大洪水前的，需要玛士撒拉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 公平地说，古代中国人与古罗马人一样，如果强迫他们学会自己的语言，他 们就永远不会阅读和写出有价值的东西！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大洪水前的，不 仅试图从远古开始写历史，而且在这条冗长。混浊而又拖沓的历史长河里， 既有历朝历代的大树，又有数不清的枯木烂枝。只有一个完全缺乏时间观念 的民族，才会编写和学习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会把这样的历 史贮藏在宽大的“肚量”里。
　　中国人的漠视时间，也体现在他们的勤劳上。我们已经说过，其劳动 的紧张程度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有极大的不同。
　　那些曾经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人一起“享受”盖房子的“乐趣”的人， 有几位渴望再重来一次呢？工人来得晚走得早，还时不时地停下来喝茶。他 们走很长的路，而从很远的石灰坑里搬运来的只是一布袋石灰浆。假如用独
轮车来推，一个人就可以干三个人的活，但这却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倘若
下起小雨，他们就会停工。事情经常是这样的：尽管人们很卖力，但进度却 很慢，很难去计算这些人每天的“工”。
我们听说有一个外国人，不满于他请的木匠钉板条的速度，在他们吃
饭时自己干，结果干了他们四个人半天的活。 维修一下工具，对中国的工人来说是件需要很长时间的大事情。不过，
如果是外国人的工具，那就不客气了。工具神秘地坏了，却说没人动过它。 “我没去过那里”，是句恰当不过的适辞。椽杆和小檩条往墙上一架、中间 买点儿绳子一扎，脚手架就搭好了。整个工期里，每天都是危机四伏。以往 的所有经验，如今都不起什么作用了。沙子、石灰和本地的泥土，原先可以
用的东西，如今都不能用。外国人真是无助。他活脱脱地像格利佛①，被一
根根线操纵着，这么多根线一起拉，他实在招架不住了。一个广东承包商深 深地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他的诺言和金钱一样地消失在烟雾里，因为他不 幸地成为鸦片的牺牲者。最后，我们实在忍无可忍，只好把他做得不好的事 情桩桩件件在他面前摊开：“早就告诉你玻璃的尺寸，窗户你量了三次。你
全都做错了，这些玻璃没用了。门关不严，一点胶水都没用，地板太短，太
少，全是节疤，全都没法用。”过了一会儿，这位温文尔雅的广东人满脸愁 容地盯着说话人，很和气地说：“别那样说！别那样说！这太有失中的船长， 曾周游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贤马国。绅士气度了！”
　　①译注；格利佛（Gulliver），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著名寓言小说《格 利佛游记》
　　对于中国人来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缺乏耐心，不仅不可思议，而且 没有道理。
　　有人明智地指出，他们讨厌我们缺乏耐心，正如同我们不喜欢他们缺 乏诚信。
在任何情况下，很难培养中国人意识到快捷的重要。我们听说过这样
一件事：一整包外国邮件在两个相距仅十二英里的城市间延误了几天时间，

因为邮递人员的驴子得了病在休养！中国电报总局①的管理，与它应该成为 的样子相比，只不过是一种拙劣的歪曲。
①译注：中国电报总局，1884 年成立于上海，官督商办性质，前身为
津沪电报总局。 外国人最气恼的是，中国人在一般社交访问中的漠视时间。这种访问
在西方是有时间限度的，不能超过。然而，在中国没有这种限制。如果主人 不安排住宿，客人再累也得一直讲话。拜访外国人时，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意
识到有宝贵的时间这个因素。他们会坐上几个钟头，该讲的全都讲完之后，
也没有主动告辞的意思。有一位优秀的牧师有条名言：“想见我的人便是我 想见的人”。如果他在中国多少呆过一段时间，他一定会彻底修改这句话。 只要有过此种经历，他就会像另一位繁忙的牧师一样，在书房里挂出一句经 典的话：“主保佑你走好！”这种直言相告，会让一个即使有火爆性子的中国
人的心灵大受挫伤。他会长时间不说话，长得让十个欧洲人都失去耐心。最
后，他开始讲话，他意识到“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的道理。如果外国 人能像不久之前刚刚去世的马根济①医生那样，就会感到高兴。中国客人不 断地来到，朋友又“只来不回”，浪费了医疗时间。马根济医生对他们说：“请 随便坐，我现在很忙，请原谅。”如果他能模仿一位学中文的学生的率真直
言，他就会更高兴。这个学生刚学会几句话，想用它们试一试，结果让老师
不知所措，因为这个学生在下课时对老师喊道：“开门！出去！” 　　① 译注：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一 1888），英国伦敦会传教医 师，来华后在汉口传教施医。1878 年调往天津。他曾经成功地为李鸿章治 病，1888 年他死后，李鸿章捐款在天津建立“马大夫医院”。



第六章　漠视精确




　　外国人刚来中国，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雷同。长相都差不多，身上 衣衫也总是穿蓝色的。国民眼睛“神情”呆板，好似只“盯住一个地方”， 各自头上的辫子也好像是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豆子，一模一样。但是，不需要 太多经历，即使是最没有观察能力的旅行者，无论他断言中国人还有什么其 他特性，都会知道，说中国人毫无生气的雷同，这样的结论是不可靠的。不 管两个地方离得有多近，说话口音会有一些或许还难以解释清楚的有趣差 别。这种差别逐渐积累，最后形成一种新的方言。许多人郑重其事地告诉我 们，在中国，尽管写出的字一样，但各地的人讲出的话却大有不同。我们也 经常受到提醒说，各地的风俗也有这种差异，用现时中国人的俗话来说，就 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样的事实，可见于时时处处。在西方，度量 衡的统一是生活舒适的保障；而在中国，度量衡的不统一，却是司空见惯的 事情。
　　任何双重标准的存在，常常使西方人特别烦恼，但中国人却乐于此道。 两种货币、两种衡器、两种尺度，中国人看来很自然，也很正常，根本不必 提出异议。有人去问—个卖肉饼的人。问他每天做多少只饼；他回答说要用 “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究竟能做成几张饼，就聪明地留给提伺者自
　　
己去估算了。相似的情况还有，有人去问一个农民他的一头牛有多重，前面 说的重量看来太轻了，后来他解释说，忘了算上骨头的分量了！有人问一个 仆人的身高，但他报出的身高明显不对，再问他，他才承认没算上肩膀以上 部分。他当过兵，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才是重要的。
　　中国士兵除了脑袋之外是要派各种用场的，因此忽略了脑袋。还有一 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一个乡下人说他住的地方“离城九十里地”，仔细追问 之下，他才答应少说一点，原来他是算来回路程，他最后承认实际距离只有 “单程四十五里”。
　　最为明显的不统一，是铜钱的计算。而铜钱是这个帝国唯一的货币。 在帝国的任何地方，这个系统都是十进位制、因而是最简便的计算方法。但 是，如果一个人不特意问一下，谁也不敢肯定一串钱就是一百个铜钱。他根 本不必去各个省的很多地方，就足以发现，一串钱有各种各样的数量，多少 均没有规则，也无从解释。从理论上的一百到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 十三（山西省会），一直到三十三个（直隶省东部），可能在其他地方还有更 少的。银两买卖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两个地方的“两”是一 样的，除非巧合。同一个地方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两”。外来人会极端困 惑，所有的人都会有所损失，除非你是专门与银子打交道的人。这也给所有 诚实的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而在中国，许多人都是老实巴交的百姓。 货币始终混乱，其动机是明显的，但我们现在只谈事实。
　　各种度量标准，全都这样混乱。斗，也是一个地方与一个地方不同。 利用这种混乱在谷物交收时校征暴敛，如果不是中国人这样平和的民族，很 容易引发一场政治动乱。“世界上都是一品脱等于一品脱，一磅等于一磅”， 到了中国就远远不是这样，而成了一“品脱”不是一品脱，一“磅”也不等 于一磅。每一种变换都不仅有其理论基础，而且还有十分普遍的实践。比如 在盐的专卖上，就定出一些霸道的度量标准，比如十二两为一斤。买盐的人 付十六两的钱，却只拿到十二两盐。但是，这样做是公开的，而且所有卖盐 的人都这样做，因此也就无所谓欺骗了。如果有人确实想到过这个问题，他 们也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买盐卖盐的“老习惯”。土地的丈量也存在这种情况。 一些地方的一亩地，其实只有另一个地方的半亩大小。那些碰巧住在两个地 方的边界上的人，就只好准备两套丈量设备，去测定不同的亩。
　　到中国旅行的人，往往不等弄清当地的斤是多少，就去确定每斤粮食 或棉花的价钱，那是很危险的。同样情况，统计粮食的亩产，也经常忽略亩 并非固定不变这样一个致命的事实。说明距离远近的词也普遍不一致，这一 点，任何一个到中国旅行的人都会有机会尝试的。在陆地旅行时，如果按里 计算距离，就有必要肯定一下这个里有没有长出来！我们不否认这样估计距 离也有一定道理，我们要否定的是这种算法的不精确、不一致。我们知道有 这样一种经历十分普遍：一走上这个帝国的大路，里就长了。如果在大路上 一天的行程是一百二十里，乡村小路就是一百里，山路就是八十里。此外， 即使照中国人看来，这种计算方法依据的也常常不是绝对距离，而是依据行 走的困难程度。这样一来，离山顶“九十里”，实际还不到一半，中国人坚 持说九十里，因为爬上山顶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费的力气是一样的。另外有 个特别的事实，出在直线的丈量上。也就是说，A 到 B 的距离不一定就等于
B 到 A 的距离。引证欧几里得的基本定理“等量之间彼此相等”是没有用的。 在中国，这句话需要插入否定词去修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中国最重要的交通主干道之一，从北到南是一百八十三里，但从南到北是一 百九十里，奇怪的是，不管你去过多少次，也不管你怎样仔细地记下里程的 计算结果，每次都是这佯。①
　　①原注：行文至此，我们在贝德禄先生的《华西旅行考查记》一文中 找到了相同见解，现引述于此，以肯定上述观点：
　　比如，两地的距离要看从哪头出发，我们听了之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 耳朵；分别询问所有的人，也都这样说。这样，从 A 到 B 一致同意是一里，
从 B 到 A 却一致同意是三里。一位有文化的当地人这样解释：运对取决于每
里多少钱，很明显，苦力背东西上山应该多付点钱，这样一来，如果按照道 路的陡峭程度来计算工钱，就很麻烦。而把难走或陡峭的路假定长一些，对 双方来说都要方便得多了。事情就是这样，如今所有的能行者都要认可这个 距离。但是，我抗议说：“用这个方法，下雨天和晚上都要加长路程了。”“一
点不错，是要加点儿钱。”这个办法当地人是方便了，但旅行者却一直恼火。
还有这样算距离的：平地上，规定的一里算两里，一般山路一里算五里，陡 峭山路一里算十五里。云南人作为善良的山里人，常常缩短平地上的距离， 因为那里平地太少，几乎没有。因此，旅行者不必为此伤神，尽可以把那儿 的一里看作五里，只是陡峭山路除外。
立德先生在《通过长江三峡》一书中提到一段水路，顺流而下是九十
里，逆流而上是一百二十里。他估计三点六二里为规定的一里，或者说，“百 五十里等于一个纬度。译注：贝德禄（Edward Colborne Baber，1843— 1890）， 美国领事官，1866 年来华为使馆翻译学生，1876 年随格维讷赴云南调查马 嘉理事件。1877 年任驻重庆代理领事、1880— 1881 年任使馆汉务参赞。
1885— 1886 年四任驻朝鲜总领事，后任英国驻人莫政治代表，死于八莫。
他在重庆时。曾经两次赴川西旅行，并将旅行见闻写成《华西旅行考查记） 一文，1882 年发表在英国王家地理学会的刊物上。
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1838— 1908），英国人。 1859 年来华
经商，1860 年赴苏州访问李秀成。曾搭乘第一艘赴重庆的外轮，到重庆后 又到川边及云南等地活动。著有《通过长江三峡：在华西经商和旅行》
（1888）、《峨眉山及峨眉山那边——藏边旅行记》（1901）、《远东》（1905） 及（穿过云南》（1910）、《旅华五十年拾遗》（1910）等书，上述最后两本是 他在后由其妻立德夫人编订出版的。
　　另外一种知识上的现象与此相似，在中国，“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也不 正确。
　　在河上航行更是这样，问一下知道前面还有四十里路，仔细分析之后， 这个四十是由两个十八构成的。令人哑口无言的说法是：“四个九等于四十， 对不对？”同样，“三个十八”就成了六十，大体上都是如此。我们听说过 这样一件事：一位官邮邮差没有按规定时间跑到，他辩解说这个六十里简直
太长了。这个正常辩解使得他的上司命人重新测量一遍，结果发现实际是八
十三，从此就按八十三里来算了。 坐落在一个城市周围一至六里不等的几个小村庄，却都叫“三里村”。
人们经常会注意到，一段约为一里长的路，如果路两旁盖有房子，就成了五 里，村里人还言之凿凿地说就是五里。
这样，你就不必奇怪连标准都可以各自设定了。做秤的人满街走，根
据每位顾客的愿望来刻点（称为“星”）。他的每位顾客都至少有两种秤，一

种用于买进，一种用于卖出。一杆做好的秤，如果是旧秤，是没有人买的， 因为刻星的标准一直在变，要根据每位购买者的要求当场刻定。
算年龄也体现这一普遍事实，特别体现出中国人的民族特点。毫不相
干的属相，却能表明一个人最接近的年龄，这种做法最为普遍。一个老人“七 八十岁”，但他去年刚刚七十岁。事实上，一个人在中国刚过七十，就算八 十岁了。如果想知道得确切一点，你就必须考虑到这个“宽泛的平均年龄”。 即使一位中国人想说确切，他讲的年龄也似乎是下一个春节之后的年龄——
春节成了全体中国人的生日。用“十”来算年龄已是根深蒂固，造成了不少
模糊。不少人“一二十岁”、“没几十岁”，或者“好几十岁”，你很难在中国 碰到一个确切地说出年龄的人。同样的模糊还扩展到“百”、“千“、“万” 这些中国平时所用的极限数字。中国人不关心更为精确的表达方法。
　　有个熟人告诉我，有两个人花了“二百吊钱”去看戏，后来他又补充 说。“是一百七十三吊，不过与二百吊也差不离，对不对？”
　　一位绅士及其妻子在中国生活了几年之后要回国了，他们的中国朋友 送来两副漂亮的卷轴，不是送给他们，而是送给他们各自健在的母亲，而这 两位母亲恰好同岁。第一幅卷轴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和“寿比南山不 老松”，一边还用小字写了一段说明，说这幅卷轴的接受者已经获得“七十
福寿”。第二副卷轴也是类似的花哨词句，但边上的小字却说这位老太太已
经享有“六十荣光”。对这两幅卷轴大加赞美之后，其中一位代母亲受赠的 人小心翼翼地问那位主要送礼者，明知道两位母亲同岁，却为何一个写七 十，，个写六十。完全个性化的回答是：如果每副卷轴都同样写上“七十”， 会显得作者完全没有创造力！
中国人重视祖籍的社会传统，相对于我们的“准确性”来说，常常是
致命的。 一个询问法律事务的人告诉我，他“住”在某个小乡村里，但通过他
的叙述明显感到他住在城郊。问了他，他才承认他现在的确不住在那个小乡
村了，进一步交谈之后，才明白他在十九代之前就已经不住在那里了广你就 没想到过如今你已然住在城里了吗？”他简短地回答说：“我们现在不住在 那里，但老根还在那里！”
　　另外有个人，叫我注意看一下他住的小村庄里的那座古庙，骄傲地声 称：“这是我造的。”仔细追究之后，发现这座古庙建于三百多年前明朝某位 皇帝在位之时，那时的“我”还在混沌世界。
学习汉语的学生，一开始就碰到的障碍，就是要从许多相似的表达方
式中，找到能够表明身分的令人满意的表达方式。中国人的整个思考系统建 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这些假设与我们所习惯的假设不同。对于西方人对 一切事物都要确切地知道详情这样一种渴望，中国人不能充分理解。中国人 不知道自己住的村庄里有多少户人家，他也不想知道。“怎么会有人想知道
这个数字？”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难解的谜。这个数字是“几百”、“好几百”，
或者“不少”，然而一个确切的数字从来就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中国人使用数字方面的特点是缺乏精确。这一点，也同样明显地出现
在文字的书写和印刷上。在中国，很难找到一本没有错别字的廉价书。有时， 所误用的字要远比本来应该用的字复杂，这表明这种错误并非由于想省点力
气才造成的，而是由于人们不够重视日常的精确性。同样的不仔细也十分普
遍地出现在常用字的使用上，一个字常被写成另一个与之发音相同的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