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谈读书

编后记

　　天津高恒文兄要我编一本《朱光潜书话》，因为安徽教育出版社已经有《朱光潜全集》，挑出“书话”类文章略事编排，实在算不得什么劳动，很快完工了。但恒文兄又打来电话，限期交一篇“编后记”，这却让我犯难了。朱先生的文章俱在，何必我来妄加嗤点？实在无话可说，只好讲讲自己读朱先生书的经过，和远远望去的印象，凑成一篇书话的书话。
　　朱先生一生文字，无非文学与美学。大致说来，建国以前是亦文学，亦美学，建国以后则纯以美学为主。像他那样的大才，自限于谈文论艺之区，走专家学者的道路，未知出于自愿否，但也绝非偶然。不求兼通各艺，只期精于一门，这是许多“五四”以后的第二代人文知识分子共同所趋，不同的是光潜先生选择了当时属于冷门恐怕谁也不会想到后来会一热再热的美学为主业，孜孜矻矻，卓然成为众矢所集的权威，从而以一种学问，折射出几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命运。
　　在中国，“美学”往往既乏哲学地基与思想的突击之力，也不像文学批评那样贴近创作。它介乎哲学和批评之间，厚实（有“学问”）却不厚重，灵活（允许一定的“形象思维”）却并非灵性的充分发挥。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实际是颇为“闲适”的。五十、八十年代两次“美学热”，都不是因为民丰物皋，可以悠然谈美，而美学居然一度成为全民的热点，不可思议也。九十年代，“小康” 的呼声越来越响亮，美学据说却是沉寂了。看来这门古怪的学科确乎蕴涵着一种民族性，即仓廪实而未必知礼节，饿得发慌或风声很紧的时候，“精神文明”（审美的神经）却挺然翘然，出奇地发达。
光潜先生及其同好同道们，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建构现代形态的美学。他们的
美学，看似一块飞地，实则源于钦定。有理论癖思索癖的头脑，上无缘升坐威严的哲学宫殿，下不能和活跃的文学创作自由结合，剩余的智慧无处可泻，只“形象思维”一题勉强能够优容，但个中要义是：就在这儿，“形象思维”吧，可别 “形象”得轻狂起来。
余生也晚，没有赶上 50 年代骤然而起骤然而落的美学大讨论，无幸得见光
潜先生彼时颇有丰采的委屈和重重委屈中的不失丰采——窃以为那样才更能于语言文字之表领略“美学”的真谛——现在无论怎样总觉隔了一层。和今天 30 上下的人有关的，是 80 年代初美学热的卷土重来。记得刚上大学中文系，因为上大学即中秀才的幸福意识还相当浓郁，沉痛孤愤的鲁迅是不会亲近的，沈从文之外，就是耽读朱先生的书了。沈让我透过文字，触摸到山川民情的葱茏妩媚，朱先生的美学文章，则让我懵懵懂懂欣赏到现代汉语阐情说理的胜任愉快。后来因为久居钢筋水泥的丛林，性灵渐灭，羞对湘西山水了，但光潜先生的文章还是迷惑了很长一段时间。
渐渐感到，这迷惑是带有几分不安的。沈从文的文采得山川之助，光潜先生的笔墨则更多由中西方浩瀚的典籍之海
流溢而出。读沈从文，可留连山水，虽然《边城》式的清醇的旁边，陈列着粗犷拙直，但那身在旷野的逍遥，却是沈从文的好友、身为当年“京派”另一主将的光潜先生所不能提供的。读朱先生的书，是从这本书到那本书的跋涉。他追求的是对书中之理的抽绎，编织，条贯，一生在书中过活。他读了那么多书，又那么有耐心一一向我们介绍这些书中密如蛛网而且常常晦莫如深的思想线索，真让人不得不佩服。
那时简直拿他当大儒看了。后来读鲁迅《题未定草》关于“曲终人不见，江

上数峰青”的严肃的调侃，一边是拔地而起不多不少的自然之文，一边是朱先生的明显造作堆砌的强为说理，对比太强烈了。再想到自己疏隔沈从文而耽读朱先生的无奈（沈从文已成过去，朱先生则属于当前），以及这无奈中日日失去的东西，模模糊糊的似乎明白了在现代中国，所谓理论有时实在不过是和世界隔离以后徒然用文字做一些自我欣赏的渲染。说穿了，是精神上一种自我哄骗。我对朱先生的敬仰忽然减去许多。佩服还是佩服的，但多半是在他辛苦编织的理论之外了。
　　光潜先生理论以外的文字确实另有一种气象。他和宗白华先生一样，都提倡 “不通一艺莫谈艺”，对文学尤多会心，又曾是现代“京派”的中坚，倘若卸去理论的华兖，他还是一个过硬的词章家，不像后来的“美学工作者”，除几条半通不通的理论外，谈到文学艺术，简直要隔到十万八千里。光潜先生的文章，尽管有时轻于变化，不能持论，但济之以学识，增之以藻采，从容不迫，明白晓畅，又实在是一个优点。娓娓道来，诲人不倦的风度，我觉得还在其次，因为那容易令人想到一个长者或许可以避免的愚阔和软弱。
　　早期《悲剧心理学》和《诗论》之外，最让人爱重的，恐怕还是翻译。朱先生做翻译，似乎比自己立论更见神采，文辞也更自由。虽然译别人的书，却多少揉进了自己的个性与理想。别的不说，他所译的黑格尔《美学》给人的印象就极深。据博学之士称，朱先生的译文是包含了“创造”的，可尽管如此，至少美学家的黑格尔仍然属于“朱记”，此外别无分店。这种印象，即使看了王造时、贺麟诸先生对黑格尔其他著作的翻译，恐怕也还无法湔洗。
说理之书，由西洋输入中土，一名之立，也要“踌蹰旬月”，而朱先生在自
己艰难的理论挣扎中，为中国读者包括许多理论上的对手以及根本称不上对手的胡搅蛮缠者翻译的西方美学著作，就有柏拉图、歌德、黑格尔、克罗齐、维哥、莱辛等人的数百万言，这需要多少西绪福斯式的推石上山的蛮力！
我绝不敢看轻光潜先生的著作而独重其翻译。光潜先生的理论自有专家去总
结，我只想说，好的翻译，实在比一般所谓的创造更为难得。国人译述西学，有 “翻译机器”，即自己不加研究，拿来就翻，翻必求多求快，似乎成果累累，实则灾桃祸李。另有述而不译，得意忘言者，专著层出不穷，却极少乃至全无翻译。后者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以翻译为稗贩之学，机械劳动，为人作嫁，故不屑为，不愿为；一类因翻译难以藏拙，暴露语学程度之浅尚属小事，更可怕的是要显出母语方面的无能，故不能为，不敢为。以现代汉语翻译西书，根本的考验是如何发挥母语的极限，以传达异域文情的实际。这种考验，盖远甚于在母语内部的写作之难，所以真正的译才非卓有成就的文体家不可。朱先生的译著确实有鲜明的文体个性，这和他早年慕习桐城派古文肯定有关系，但那蕴涵宏富的译笔，又岂是桐城所能范围的。朱先生实在是全身心地扑到翻译中去了。他也研究，也翻译，翻译是有研究的翻译，研究有翻译的研究，这只要看他所译之书不离一生所系的美学即可知。他是异常勤勉的人，轻易不对西书说三道四，用寥寥数百言向国人介绍一本自己不准备翻译过来的外文著作，此等“书话”，他很少去做。他要介绍，就花大气力进行研究基础上的翻译，因为横说竖说，不如自己做“舌人”，让高鼻深目者通过自己的嘴巴而有所说。在介绍西书这一点上，翻译胜过浅尝辄止鸣高猎奇的“书话”不知多少倍。极而言之，对于外文著作，一定要写“书话”，翻译才是真正的“书话”。光潜先生这方面有数的几篇“书话”，确实都是为自己的译作而写的序和跋。
笔者做大学生时因为喜欢光潜先生的译文，生出理论兴趣和偶尔弄笔的冲

动，毕业后一气读了六年的理论，可惜终于一事无成。这倒不能全怪客观上没有从事理论的条件，仔细想想，当时所谓理论兴趣，或许仅仅是对朱先生的译文的兴趣。作为这种误会的痕迹，是至今还常常不自量力，业余翻译不辍，并多少做点和翻译有关的理论思考，虽然“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但竹头木屑，也皆可慰情。这一则是见猎心喜，并相信翻译是创作之外锤炼母语的最佳手段，一则是不忍遽然自弃往昔所好，但主要还是想通过直接面对西书，善养其肃然求知的本分。这自以为不坏的习惯，当然要深谢光潜先生的所赐。
　　犹忆本科二年级时一个阴雨的下午，因为在哪本书上读到朱先生所译黑格尔美学的大段引文，很想一睹全豹，急吼吼地跑到图书馆，终于将三卷四册的《美学》找齐了，按捺不住的高兴。正办借阅手续时，旁边有一老者几乎看不出地摇了摇头，用几分怜惜的口气说：“唉，又是‘美学’，年轻人真会赶时髦。”始终猜不出这位老先生究竟是何方神圣。骄傲啊，都不肯向那冷言冷语发出的一角转过头去。他或许是和美学甚有因缘的学者，或许是因为美学而翻过筋斗的过来人？当时哪管这些，面孔有点涨红，但多半是不服，并就这不服中顶住不知是谁的摇头和叹息，像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抱着黑格尔昂然走开了。少年豪情，而今安在哉。
郜元宝
1997 年 10 月 23 日

朱光潜谈读书

《雨天的书》①

　　周先生在《自序》里说：“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这是《雨天的书》命名所由来。从这番解释看来，“书”与“雨”像是偶然的凑合；但是实际上这并非偶然，除着《雨天的书》，这本短文集找不出更惬当的名目了。
　　这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你在雨天拿这本书看过，把雨所生的情感和书所生的情感两相比较，你大概寻不出分别，除非雨的阴沉和雨的缠绵。这两种讨人嫌的雨性幸而还没渗透到《雨天的书》里来。在《苍蝇》篇里，作者引了小林一茶的一句诗：“不要打啊，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他接着说：“我读这一句常常想起自己的诗觉得惭愧，不过我的心情总不能达到那一步，所以也是无法。”在《自序》里，谈到这个缺憾，他归咎于气质境地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丁敬礼说：“文之工拙，吾自知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我们读周先生这一番话，固然不敢插嘴，但是总嫌他过于谦虚，小林一茶的那种闲情逸趣，周先生虽还不能比拟，而在现代中国作者中，周先生而外，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做得清淡的小品文字。他究竟是有些年纪的人，还能领略闲中清趣。如今天下文人学者都在那儿著书或整理演讲集，谁有心思去理会苍蝇搓手搓脚！然而在读过装模做样的新诗或形容词堆砌成的小说（应该说“创作”）以后，让我们同周先生坐在一块，一口一口的啜着清茗，看着院子里花条虾蟆戏水，听他谈“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二十年前的江南水师学堂，和清波门
外的杨三姑一类的故事，却是一大解脱。
　　周先生自己说是绍兴人，没有脱去“师爷气”。他和鲁迅是弟兄，所以作风很相近。但是作人先生是师爷派的诗人，鲁迅先生是师爷派的小说家，所以师爷气在《雨天的书》里只是冷，在《华盖集》里便不免冷而酷了。《雨天的书》里谈主义和批评社会习惯的文字露出师爷气最鲜明，——尤其是从
《我们的敌人》至《沉默》（95 页至 196 页）二十几篇。这二十几篇文章未
尝不好，但在全书中，未免稍逊一筹。作者的谐趣在本书前半表现得最好。比方《死之默想》篇中有一段说：
　　　苦痛比死还可怕，这是实在的事。十多年前，有一个远房伯母，十分困苦，在十二月底想投河寻死，（我们乡间的河是经冬不冻的，）但是投了下去，她随即走了上来，说是因为水太冷了。这就是我所谓“冷”。他是准备发笑的，可是笑到喉头就忍住了。有时
候他也忍不住，要流露在面孔上来，比方他批评反对泰戈尔来华的人说：
这位梵志泰翁无论怎么样了不得，我想未必能及释迦文佛，要说他的演讲于将来中国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我实在不能附和，——我悬揣这个结果，不过送一个名字，刊几

① 周作人的作品。

篇文章，先农场真光剧场看几回热闹，素菜馆洋书铺多一点生意罢了，随后大家送他上车完事，与罗素、杜威（杜里舒不必提了）走后一样。然而目下那些热心的人急急皇皇奔走呼号，好像是大难临头，不知到底怕的是什么。
这里他虽然好奇似的动了一动，却是还保存着一种轻视的冷静。作者的心情很清淡闲散，所以文字也十分简洁。听说周先生平时也主张
国语文欧化，可是《雨天的书》里面绝少欧化的痕迹。我对于国语文欧化颇甚怀疑。近代大批评学者圣伯夫（Sainte Beuve）说《罗马帝国衰亡史》著者吉本（Gibbon）的文字受法国的影响太深，所以减色不少。英、法文构造相似，法文化的英文犹且有毛病。中文与西文悬殊太远，要想国语文欧化，恐不免削足适屦。我并非说中文绝对不可参以欧化，我以为欧化的分量不可过重，重则佶倔不自然。想改良国语，还要从研究中国文言文中习惯语气入手。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的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我们姑且在《雨天的书》中择几段出来：
我从小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后来又想溷迹于绅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学为周慎。无如旧性难移，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检阅旧书，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呜呼，我其终为“师爷派”矣乎？虽然，此亦属没有法子，我不必因自以为越人而故意如此，亦不必自因其为学士大夫所不喜而故意不如此。我有志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不为浙人，则我亦随便而已耳。——《雨天的书》第 5 页。
妻同我商量，若子的兄姊十岁的时候，都花过十来块钱，分给佣人并吃点东西当作纪念，去年因为筹不出这笔款，所以没有这样办，这回病好之后，须得设法来补做，并以祝贺病愈，她听懂了这会话的意思，便反对说，“这样办不好。倘若今年做了十岁，那么明年岂不就是十一岁么？”我们听了，不禁破颜一笑。——第 33 页。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间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甚适宜；喝茶时可吃的东西应当是清淡的茶食。??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燉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为堂倌所独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种茶干，今变而为丝，亦颇与茶相宜。——73 页至 74 页。稍读旧书的人大约都觉得这种笔调，似旧相识。第一例虽以拟古开玩笑，
然自亦有其特殊风味？吴稚晖的散文的有趣，即不外乎此。现在我们不必评
论是非，我们只说这种清淡的文章比较装模做样佶倔聱牙的欧化文容易引起兴味些。任凭新文学家们如何称赞他们的“创作”，我们普通的读者只能敬谢不敏的央求道：“你们那样装模做样堆字积句的文章固然是美，只是我们读来有些头痛。你们不能说得简单明了些么？”
　　文学家们也许笑我们浅陋，顽固，但是我们都不管，我们有许多简朴的古代伟大作者，最近我们有《雨天的书》，——虽然这只是一种小品。
原载《一般》第 1 卷第 3 斯，1926 年 11 月，据《朱光潜全集》（8）

替诗的音律辩护——读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后的意见（作者附记）

　　作史都不能无取裁，胡适之先生的《白话文学史》像他的《词选》一样，所以使我们惊讶的不在其所取而在其所裁。我们不惊讶他拿一章来讲王梵志和寒山子，而惊讶他没有一字提及许多重要诗人，如陈子昂，李东川，李长吉之类；我们不惊讶他以全书五分之一对付《佛教的翻译文字》，而惊讶他讲韵文把汉魏六朝的赋一概抹煞，连《北山移文》《荡妇秋思赋》《闲情赋》
《归去来兮辞》一类的作品，都被列于僵死的文学；我们不惊讶他用二十页来考证《孔雀东南飞》，而惊讶他只以几句话了结《古诗十九首》，而没有一句话提及中国诗歌之源是《诗经》。但是如果我们能接收他的根本原则，采取他的观点，他的这部书却是中国文学史的有价值的贡献。他把民间文学影响文人诗词的痕迹用着颜色的笔勾出来了。尽管有许多人不满意这部书，这一点特色就够使它活一些年代了。但是我们看，他的根本原则是错误的。他的根本原则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做诗如说话”。这个口号不仅是《白话文学史》的出发点，也是近来新诗运动的出发点。《白话文学史》不过是白话诗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就许多事件说，做诗决不如说话。在这篇文章里我把“做诗不如说话”的理由说出来，以就教于胡先生和一般讲诗学者。
——选自《诗论》1984 年 7 月三联书店版

读《委曲求全》

　　在这个年头，写戏和演戏都是同样的费力不讨好。写了戏不一定有人去排演，排演了不一定有人去看，就是有人去看，也不一定有人能欣赏。这都不能不叫从事新剧运动的人们扫兴。
　　原因本来很简单，任何一种文艺上的新趣味，如果要在民众中间长得根深蒂固，都得有长时期的培养。话剧的爱好在目前中国不能不算是一种新趣味。作戏者和演戏者不但要创造他们的作品，还要创造能欣赏作品的群众。就现势看，这种群众的产生还似乎遥遥无期。一般人看不起新剧固不用说，就是从研究易卜生萧伯纳而养成戏剧趣味的人们也往往还在留恋皮黄和昆曲，宁愿花两三块钱去听程砚秋或是韩世昌，不肯花六毛钱去看小剧社或是旅行剧团的表演。他们总觉得旧戏的趣味比较浓厚。有一般人看到这种情形，便替新剧的前途抱悲观，甚至以为旧戏不打倒，新剧就永不能抬头。其实这都是过虑。拿西方的歌剧与话剧比较看，我们相信话剧比歌剧得到较大的听众，不但是可能，而且是于理应然。我们并不必菲薄旧戏，它和话剧的着重点本来不同，正有如西方的歌剧和话剧的着重点不同一样。现在一般人欢喜听旧剧而不欢喜看新戏，是因为旧戏有较悠久的历史做后台，而新戏却还在开荒。在开荒工作未完成以前，话剧的作者和演者还得站“在一种相当的寂寞里”，像李健吾先生所抱怨的。
这种寂寞终久是会打破的。单说表演，我相信在经过同样的训练之后，
中国人的能力决不在西方人之下。十年前我在上海看过洪深先生所导演的《少奶奶的扇子》，比后来我在伦敦所看到的原文表演，还来得更淋漓尽致。当时上海的听众也非常踊跃，买不着座位的人往往求人说情，让他们进去站着看。即此一端，可以证明话剧在中国不一定没有前途。我方才说，话剧的嗜好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趣味，所以它不能流行，其实稍加思索，这还是不成其为理由。老实说，新剧经过十几年的提倡而没有可满意的成绩，错处并不在听众而在作者与演者。目前根本没有几个人在写话剧，写话剧者之中懂得剧艺的技巧而又肯埋头死干，不苟合社会而求速成者更是寥寥。几部较受欢迎的话剧大半是从外国文改译过来的。比如我近来接连两夜去看旅行剧团的表演，四部戏之中——《梅萝香》，《买卖》，《妒》，《千方百计》—
—就有三部是从外国改译过来的。戏剧——尤其是喜剧——是不容易从某一
国度搬到另一国度的，一则因为社会背景不同，二则因为各民族各社会的幽默意识不同。以外国观众为对象的戏剧，无论改译得如何成功，到底不免是隔着一层。它不是本地风光，总难得叫你亲热。
　　王文显先生的《委曲求全》在今日中国话剧之中总算是一种可惊赞的成就。它也是从外国文移译过来的，但是作者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所描写的也是道地的中国社会。乍看起来，它似乎带着很浓厚的外国风味，也许有人觉得作者对于中国社会，像是用外国人的眼光去观察，用外国人的幽默去嘲笑，甚至于主要的角色如王太太也带有几分西方女性的狡黠。但是如果你细心体会，就会佩服他的观察老练而真切，他的嘲笑冷俏而酷毒。把它看浅一点，它没有深文奥义，没有书卷气，凡是走街过路的人都可以陪作者笑一个痛快；把它看深一点，它没有过于村俗的玩笑，没有浅薄的道德教训，只是很客观的而且很文雅的把社会内幕揭开给你看。写喜剧做到这种雅俗共赏的地步已经就很不容易了。
　　
　　《委曲求全》最耐人寻味的是它的技巧。先说它的结构。它共分三幕，每幕都在一种极紧张的局面闭幕，每一个紧张的局面都叫人提心吊胆的预料到某种事件会发生，而结果都恰与预料相反。剧情本很简单。主角王太太因为要保全她丈夫——成达大学的会计——的饭碗，始而向要撤换她丈夫的顾校长卖弄风骚，继而她和顾校长所做的一种可嫌疑的姿势成为仇家攻击顾校长的资料，她又向查办顾校长的张董事卖弄风骚，结果那两位老奸巨滑—— 顾校长和张董事——都先后被她软化，而她丈夫仍然铁稳江山的做他的大学会计。这是《委曲求全》的命名所由来。在这种极寻常的情境中，作者加以穿插，于是情节转变，就离奇百出了。原来和王会计同在将被撤差之列的还有一位注册员宋先生。王会计为人太忠厚，不能帮助顾校长报虚账；宋注册员则浑身是一个大混蛋，卖试题，勾结教员，勾结学生，勾结听差，什么坏事都肯做，而且都做得挺到家。“老实人都是傻子，聪明人全是光棍”，但是无论是傻子，是光棍，既然不能做顾校长的走狗，他们都只得卷被包滚蛋，至少在顾校长是这样想。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简单。宋先生有觊觎校长位置的关教授可利用，又有因为不买猪肝牛奶喂狗的校长听差陆海可利用，只要有隙可乘，将卷被包滚蛋的或许不是他老宋而是顾校长自己。恰巧在宋先生和陆海商议找把柄来拿顾校长的讹头头时，王太太来访问顾校长，请求把她丈夫的续聘书提早发下，使她好安心添盖一间房屋。顾校长吞吞吐吐的把撤差的风声露出，王太太始而肆口大哭大骂，继而因为顾校长极力向她表同情，用右手环抱她的肩臂，她便捧起他的左手向他甜蜜地微笑说：“你待我这样好！”在这个当儿，陆海猛然地推开门把宋先生引了进来。第一幕就闭在这四个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的神情中。这个风声一传出，顾校长的仇人关教授自然就立刻活动起来。顾和关的胜负于是成为兴趣的中心。第二幕就描写他们俩互斗鬼蜮伎俩。顾王纠葛的当场证人是宋先生和陆海，谁能买通他们，就是谁操胜券。这个道理顾校长和关教授都很明白，顾校长的报酬是位置，是金钱，是实惠，关教授所能拿得出来的只是一种渺茫的希望和虚声恫吓，于是宋先生和陆海都倒在顾校长那一边去了。他们答应一口咬住在顾王相会的早晨，从八点到十二点，他们都在学校池边钓鱼，还有新被加薪的园丁可作证。这一手总算很狡黠，但是关教授的应付来得更加狡黠。他说他自己在那天早晨也在池边钓鱼，并没有看见宋先生和陆海的影儿，如果要见证，他可以立刻拉出两个学生来。钓鱼的串套既行不通，顾校长只得召紧急秘密会议，另筹掩饰嫌疑的办法。大家正在勾心斗角之际，会议厅里书架后面猛然钻出一个人来，很从容地说：“我听见许多奇怪的新闻，是不是我在梦里头？” 窗外一位年轻人便随声答道：“我靠着窗子的乱草后面念书哪。我也听到了许多奇怪的新闻，你没有做梦。”原来这位装做梦听新闻的便是关教授，年轻人是他买通的学生。这么一来，关教授不但能证明顾校长和王太太确有嫌疑，而且能证明顾校长心虚胆怯，做尽串套来掩饰这种嫌疑。在第三幕中校董会收到控告顾校长的呈文，关教授的后台老板张董事经过几番运动，被派为查办员，调查顾校长和王太太是否有暧昧嫌疑。被审问的人——宋注册员，陆海和花匠——都出乎意料之外，招认受顾校长的利诱威迫，帮助他撒谎做假见证。最后被查询的就是王太太。她的脸上扑满了粉，唇上染满了胭脂，身上洒满了香水，满面春风地飘进屋子来。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张董事那样大官员在漂亮女人面前也还不过是一个人。她把女人所有的勾魂术都搬了出来，张董事也把男子所有的丑态都尽量现出。他把审问的公事轻巧推开，让
　　
她的朱唇在他的左右两颊上印上两个很鲜明的红斑。后来他在大会中报告他查询的结果，很庄严地宣告道：“对于王太太和顾先生的控告，说他们的行为有失检点，我敢高高兴兴地告诉大家，是毫无根据，绝对不能成为理由的。” 大家自然都很高兴，只有关教授白欢喜了一场，白忙碌了一场。他唯一的报复就是当着大众向张董事提议说：“张先生，现在你既然把人人都洗刷干净，请准我提醒你一声，去把你自己的脸也洗个干净。”大家于是把视线都集中到张董事两颊上的红斑，又很庄严地装作没有瞧见什么，这一部喜剧就这样收了场。
　　写戏剧难在布局，布局难在于每幕之中造成一种紧张空气，把听众的注意和兴趣引起而又抓住。就这一点说，《委曲求全》几乎是无瑕可指。也许有人嫌第一幕稍沉闷一点，但是这是不易避免的。戏剧第一幕的任命向来是在埋伏线索和介绍角色，免不着一些比较沉闷的解释。第一幕的成功和失败不在剧情的转变是否生动，而在所埋伏的线索能否酝酿出生动的剧情来。一部戏好比个问题和它的答案，第一幕的职务就在把问题引出来。如观众看到第一幕闭幕时，一方面很具体地瞧见一个有趣味的局面，一方面还提心吊胆的等待下文，第一幕就算尽了它的责任。《委曲求全》的第一幕成功，就因为到它闭幕时我们站在一种极紧张的空气中，想知道顾校长和王太太所做的那副可嫌疑的姿势在下文究竟如何分解。第一幕不仅要引出问题，最要紧的是要埋伏一些线索，让观众自己替问题找一个答案，换句话说，它应该引起一种预料。戏剧能否引起趣味，就看它能否不断地引起预料；它能否引起快感，就看它能否不断地跳出观众的预料之外。《委曲求全》的第二幕和第三幕就是这样地不断地戏弄我们的预料。宋先生和陆海抓住把柄，我们预料他们一定会串通关教授去倒顾校长，可是他们却帮顾校长去做掩饰嫌疑的串套。宋陆既然钓鱼，我们预料关教授无隙可乘，顾校长也可以安然无事了，可是钓鱼的串套终被拆穿，而顾校长的秘密会议反成为陷害他自己的铁证。关教授既有人证，又有张董事做靠山，当然会赶去顾校长取而代之了，可是结果使他扫兴的偏偏是这位张董事。从第一幕以后，《委曲求全》的剧情转变是那样离奇而却又那样自然，从头到尾，一气贯串下来，没有一丝儿裂缝，没有一刻儿松懈，这样紧张完密的结构是最能引起一般观众叫好的。
就性格说，《委曲求全》的主要角色都是一个模子托出来的。他们无论
是男是女，是主是奴，全是一群坏蛋。严格地说，他们只能算是一个性格在不同的身分中现出不同的花样，根本很少个性。他们都会阿谀逢迎，都好欺骗吓诈，都惯拿别人做自己的工具，目的都在争饭碗或是保全饭碗。“委曲求全”者并不只是王太太，从顾校长关教授张董事以至于陆海马三，都是如此。王先生是唯一的例外。他是成达大学的唯一正经人，可是也是唯一的大傻瓜。我们只见过他两次面，他每次都是很寒酸地争风吃醋，一点也不知趣，但是每次都被他的太太提醒他的位置要紧，很勉强地忍气吞声，到底他也还是一个“委曲求全”者。“天下乌鸦一般黑”，《委曲求全》的世界仿佛令人起这样的感想，但是正因为这一层，它的颜色似乎单调一点。
　　《委曲求全》的人物不但缺乏个性，而且也没有生展的痕迹。他们都是福斯特（E.M.Forster）所说的“平滑性格”（flat character），出娘胎时是什么样，到老时也还是那样。你想不到站在张董事面前的王太太和站在顾校长面前的王太太是两样的人，你也想不到陆海或马三在另一情境中会现出另一样的面目。他们的性格生下来就固定了，剧情的转变好比一面转动的镜
　　
子，把这种固定的性格的各方面逐渐显现出来。有一两个人的性格似乎只很轻微的在这镜子前面拂过，现得很模糊。丁秘书就是如此。假如不是要他在第一幕中做一个傀儡，他的存在简直是可有可无。就剧情说，马三和丁秘书是同样的不必要，但是谁舍得丢开马三？丢开马三就是丢开第三幕的大部分精采！假如丁秘书和马三一样的生动灵活，我们相信第一幕必定更加圆满。不过这番话似近于吹毛求疵。缺乏个性和生展都不能说是《委曲求全》的角色的缺点，因为喜剧中的角色往往如此，而且《委曲求全》之所以为喜剧不在它的角色而在它的情境。单说角色，王太太，马三和张董事都是很有
趣的人物，叫你见过一面之后，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喜剧的最大功用在引起观众对于社会上种种丑拙加以嗤笑。但是笑的方
法不同，笑的用意也不一致。《委曲求全》出现于美国舞台时，波斯顿的报纸的评语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这里笑着一种柔和恶嘲的微笑，自然是王文显先生在那里微笑，这是法国人最得意的舞台笔墨，然而这里来得更漂亮。” 我觉得这话有些欠斟酌。纤巧化的轻妙而酷毒的法兰西式的微笑似乎并不是
《委曲求全》的特色。《委曲求全》的作者的幽默似乎与英美人的幽默比较接近。他的对话俏皮直爽，有时令人想到谢里丹和王尔德。最难得的是他那一副冷静的客观的态度。他只躲在后台笑，不向任何人表示同情或嫌恶，不宣传任何道德的或政治的主张。你看完他的戏之后，也只是笑一个饱，不会惦念到什么问题上去。在听腻了萧伯纳式的教训之后，我们觉得《委曲求全》是一种康健的调剂。写戏时免不着有时要想到观众。《委曲求全》原用英文写成的，作者心目中的观众大概是英美人，——至少是受过英美式教育的人。因此它的幽默或许容易被一般中国观众忽略过去。比如王太太和顾校长讨论狗好还是孩子好的一段对话，在中国观众看来，或许嫌其对于动作加以不必要的停滞，但是这恰是西方的观众所惯于欣赏的。
译书往往比著书难，译戏剧尤其难。我们庆贺王文显先生的成功，不能
不附带的庆贺他的译者李健吾先生。近来译戏最成功的要算洪深先生，但是他实在不是翻译而是改造。李健吾先生很忠实地在翻译，而同时他的行文语气全依中国习惯，叫你忘记他是翻译。尤其可贵的他是在译戏而不只在译书。他的译文句句能表现剧情，句句可拿上舞台去演。这种译法是值得翻译家们揣摩的。
原载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38 期，1935 年 2 月 10 日，据《朱光
潜全集》（8）

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丐尊先生

　　记不清在哪一部书里见过一句关于英国诗人 Keats 的话，大意是说谛视一个佳句像谛视一个爱人似的。这句话很有意思，不过一个佳句往往比一个爱人更可以使人留恋。一个爱人的好处总难免有一日使你感到“山穷水尽”，一个佳句的意蕴却永远新鲜，永远带有几分不可捉摸的神秘性。谁不懂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是谁能说，“我看透这两句诗的佳妙了，它在这一点，在那一点，此外便别无所有？”
　　中国诗中的佳句有好些对于我是若即若离的。风晨雨夕，热闹场，苦恼场，它们常是我的佳侣。我常常嘴里在和人说应酬话，心里还在玩味陶渊明或是李长吉的诗句。它们是那么亲切，但同时又那么辽远！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对我也是如此。它在我心里往返起伏也足有廿多年了，许多迷梦都醒了过来，只有它还是那么清新可爱。
这两句诗的佳妙究竟何在呢？我在拙著《谈美》里曾这样说过：
　　　情感是综合的要素，许多本来不相关的意象如果在情感上能调协，便可形成完整的有机体。比如李太白的《长相思》收尾两句“相思黄叶落，白露点青苔”，钱起的《湘灵鼓瑟》收尾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温飞卿的《菩萨蛮》前阕“水晶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秦少游的《踏莎行》前阕“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这里加点的字句所传出的意象都是物景，而这些诗词全体原来都是着重人事。我们仔细玩味这些诗词时，并不觉得人事之中猛然插入物景为不伦不类，反而觉得它们天生成地联络在一起，互相烘托，益见其美，这就由于它们在情感上是谐和的。单拿“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来说，曲终人杳虽然与江上峰青不相干，但是这两个意象都可以传出一种凄清冷静的情感，所以它们可以调和，如果只说“曲终人不见”而无“江上数峰青”，或是说“江上数峰青”而无 “曲终人不见”，意味便索然了。这是三年前的话，前几天接得丐尊先生的信说：“近来颇有志于文章鉴
赏法。昨与友人谈起‘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两句大家都觉得好。
究竟好在何处？有什么理由可说：苦思一夜，未获解答。” 这封信引起我重新思索，觉得在《谈美》里所说的话尚有不圆满处。我
始终相信“欣赏一首诗，就是再造一首诗”，各人各时各地的经验，学问和
心性不同，对于某一首诗所见到的也自然不能一致。这就是说，欣赏大半是主观的，创造的。我现在姑且把我在此时此地所见到的写下来就正于丐尊先生以及一般爱诗者。
　　我爱这两句诗，多少是因为它对于我启示了一种哲学的意蕴。“曲终人不见”所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所表现的是永恒。可爱的乐声和奏乐者虽然消逝了，而青山却巍然如旧，永远可以让我们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面。人到底是怕凄凉的，要求伴侣的。曲终了，人去了，我们一霎时以前所游目骋怀的世界，猛然间好像从脚底倒塌去了。这是人生最难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转眼间我们看到江上青峰，好像又找到另一个可亲的伴侣，另一个可托足的世界，而且它永远是在那里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种风味似之。不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么；这一曲缠绵悱恻的音乐没有惊动山灵？它没有传出江上青峰的妩媚和严肃？它没有深深地印在这妩媚和严肃里面？反正青山和湘灵的瑟声已发生这么一回的因缘，青山永在，瑟声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写到这里，猛然想起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独刈女》。凑巧得很，这首诗的第二节末二行也把音乐和山水凑在一起，
Breaking the silence of the seas Among the farthest Hebrides. 传到那顶远顶远的希伯里第司打破那群岛中的海面的沉寂。
华兹华斯在游苏格兰西北高原，听到一个孤独的割麦的女郎在唱歌，就做了这首诗。希伯里第司群岛在苏格兰西北海中，离那位女郎唱歌的地方还有很远的路。华兹华斯要传出那歌声的清脆和曼长，于是描写它在很远很远的海面所引起的回声。这两行诗作一气读，而且里面的字大半是开口的长音，读时一定很慢很清脆，恰好借字音来传出那歌声的曼长清脆的意味。我们读这句诗时，印象和读“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诗很相似，都仿佛见到消逝者到底还是永恒。
　　玩味一首诗，最要紧的是抓住它的情趣。有些诗的情趣是一见就能了然的，有些诗的情趣却迷茫隐约，不易捉摸。本来是愁苦，我们可以误认为快乐，本来是快乐，我们也可以误认为愁苦；本来是诙谐，我们可以误认为沉痛，本来是沉痛，我们也可以误认为诙谐。我从前读“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以为它所表现的是一种凄凉寂寞的情感，所以把它拿来和“相思黄叶落，白露点青苔”，“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诸例相比。现在我觉得这是大错。如果把这两句诗看成表现凄凉寂寞的情感，那就根本没有见到它的佳妙了。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人而论，他所感到的欢喜和愁苦也许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我在别的文章里曾经说过这一段话：“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明白古希腊人何以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把诗神阿波罗摆在蔚蓝的山巅，俯瞰众生扰攘，而眉宇间却常如作甜蜜梦，不露一丝被扰动的神色？”这里所谓“静穆”（serenity）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诗里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形艺术——常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藉、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如果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诗中见出“消逝之中有永恒” 的道理，它所表现的情感就决不只是凄凉寂寞，就只有“静穆”两字可形容了。凄凉寂寞的意味固然也还在那里，但是尤其要紧的是那一片得到归依似
的愉悦。这两种貌似相反的情趣都沉没在“静穆”的风味里。江上这几排青山和它们所托根的大地不是一切生灵的慈母么？在人的原
始意识中大地和慈母是一样亲切的。“来自灰尘，归于灰尘”也还是一种不朽。到了最后，人散了，曲终了，我们还可以寄怀于江上那几排青山，在它们所显示的永恒生命之流里安息。

原载《中学生》第 60 期，1935 年 12 月，据《朱光潜全集》卷 8

十月十四日北平

小泉八云

歌德曾经说过，作品的价值大小，要看它所唤起热情的浓薄。小泉八云
（Lafcadio Hearn）值得我们注意，就在他对于人生和文艺，都是一个强烈的热情者。他所倾向的虽然是一种偏而且狭的浪漫主义，他的批评虽不免有时近于野狐禅，可是你读他的书札，他的演讲，他描写日本生活的小品文字，你总得被他的魔力诱惑。你读他以后，别的不说，你对于文学兴趣至少也要加倍浓厚些。他是第一个西方人，能了解东方的人情美。他是最善于教授文学的，能先看透东方学生的心孔，然后把西方文学一点一滴地灌输进去。初学西方文学的人以小泉八云为向导，虽非走正路，却是取捷径。在文艺方面，学者第一需要是兴趣，而兴趣恰是小泉八云所能给我们的。
　　我说小泉八云是一个西方人，严格说起，这句话不甚精确。他的文学兴趣是超国界的，他的行踪是飘泊无定的，他的世系也是东西合璧的。论他的生平，他生在希腊，长在爱尔兰、法国、美国和西印度，最后娶了日本妇人，入了日本籍。论他的血统，他是一个混种之混种。他的父亲名为爱尔兰人，而祖先据说是罗马（Roman）人和由埃及浪游到欧陆的一种野人（gypsy）的后裔。他的母亲名为希腊人，据说在血源方面与阿拉伯人有关系。要明白小泉八云的个性，不可不记着他的血统。希腊人的锐敏的审美力，拉丁人的强烈的感官欲与飘忽的情绪，爱尔兰人的诙诡的癖性，东方民族的迷离梦幻的直觉，四者熔铸于一炉，其结果乃有小泉八云的天才和魔力。他的著作中有一种异域（exotic）情调，在纯粹的英国人、法国人或任何国人的著作中都不易寻出的。
小泉八云的父亲是一个下级军官，驻扎在希腊的英属岛，因而娶下希腊
女子。小泉八云出世未久，就随父母还爱尔兰。到了爱尔兰以后，刚离襁褓的小泉八云就落下生命苦海，飘泊终身了。他的家庭中遭遇种种惨变，父另娶，母再醮，他寄养在一个亲房叔祖母家，和他的父母就从此永远诀别了。他的亲属都是天主教徒，所以他自幼就受严厉的天主教的教育。他先进了一个英国天主教学校，据说因为好闹事，被学校斥退了。他在学校就以英文作文驰名。同学们因为他为人特别奇异，都喜欢同他顽。他的眼睛瞎了一个，就是在学校和同学们游戏打瞎的。后来他又转入法国天主教学校，所以他的法文很有根底。他生来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对于宗教，始终格格不入。他在书札中曾提起幼时一段故事：
我做小孩时，须得照例去向神父自白罪过。我的自白总是老实不客气的。有一天，我向神父说：“据说厉鬼变成美人引诱沙漠中的虔修者，我应该自白，我希望厉鬼也应该变成美人来引诱我，我想我决定受这引诱的。”神父本来是一位道貌堂堂的人，不轻于动气。那一次，他可怒极了。他站起来说：“我警告你，我警告你永远莫想那些事，你不知道你将来会后悔的！”神父那样严肃，使我又惊又喜。因为我想他既然这样郑重其词，也许我所希望的引诱果然会实现罢！但是俏丽的女魔们都还依旧留在地狱里！
　　如果到地狱里去，他能享美，他也乐意去的。这是他生平对于文艺的态度，在这幼年的自白中就露出萌芽了。在十六岁时，他的叔祖母破产，没有人资助他，他只得半途辍学，跑到伦敦去做苦工。在伦敦那样人山人海的城市中，个孤单孱弱的孩子，如何能自谋生活？他有时睡在街头，有时睡在马房里。在一篇短文叫做《众星》（Stars）里面，有一段描写当时苦况说：
我脱去几件单薄衣服，卷成一个团子作枕头，然后赤裸裸地溜进马房草堆里去。啊，

草床的安乐！在这第一遭的草床上我度去多少漫漫长夜！啊，休息的舒畅，干草的香气！上面我看着众星闪闪地在霜天中照着。下面许多马时时在那儿打翻叉脚。我听得见它们的呼吸；它们呼的气一缕一缕地腾到我面前。那庞大身躯的热气，把全房子通炙热了，干草也炙得很暖，我的血液也就流畅起来了，——它们的生命简直就是我的炉火。
　　在这种境界中，他能恬然自乐，因为“他知道天上那万千历历的繁星个个都是太阳，而马却不知道。”他在伦敦度去两年，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如何撑持住他的肚皮；更没有人知道他如何七翻八转，就转到纽约。此时他已十九岁了。当时英国人想发财的都到美国掘金山去。小泉八云是否也有这种雄心，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只是那里没有财临到他去发。叨天之幸，他遇着一个爱尔兰木匠，叙起乡谊，两下相投，他就留在木匠铺里充一个走卒。不多时，他又转到辛辛那提。他在三等车里，看见一位挪威女子，以为她是天仙化人，暗地里虔诚景仰。旁座人向他开玩笑说：“她明天下车了，你何以不去同她攀谈？”他以为这是渎亵神圣，置之不答。那人又问他何以两天两夜都不吃饭，他答腰无半文，那人便转过头谈别的事去了。他正在默念人情浇薄，猛然地后面有人持一块面包用带着外国口音的英语向他说：“拿去吃罢。”他回头看，这笑容满面的垂怜者便是那挪威少女。张皇失措中，他接着就慌忙地嚼下了。过后才想到忘记道谢，不尴不尬地去作不得其时的客气话，被她误会了，用挪威语说了一阵话，似乎含着怒意。过了三十五年，小泉八云做了一篇文章，叫做《我的第一遭奇遇》，还津津乐道这一饭之惠。小泉八云在美洲东奔西走地度去二十余年之久。在这二十余年中，他经过变化甚多，本文不能详述。一言以蔽之，这二十余年是他生平最苦的时代，也是他死心塌地努力文学的时代。穷的时候，他在电话厂里做过小伙计，在餐馆里做过堂倌，在印刷所里做过排字人，他自己又开过五分钱一餐的小吃店。后来他由排字人而升为新闻报告者，由报告者而升为编辑者。他的大部分光阴都费在报馆里。他的职业虽变更无常，可是他自始自终，都认定文学是他的目标。窘到极点，他总记得他的使命。别的地方他最不检点，在文学方面他是最问良心的。尽管穷到没有饭吃，他决不去做自己所不欢喜做的文字去骗钱。他于书无所不窥，希腊的诗剧，印度的史诗，中国的神话，挪威的民间故事，俄国的近代小说，英国浪漫时代的诗和散文，他都下过仔细的功夫。法国的近代文学更是他所寝馈不舍的。我在上面说过，小泉八云具有拉丁民族的强烈的感官欲，所以他最能同情于法国近代作者。他是第一个介绍戈蒂耶（Gautier）、福楼拜（Flaubert）、莫泊桑一般人给英美读者。他又含有爱尔兰人的诙诡奇诞的嗜好，所以他爱读挪威、俄国、印度、日本诸
国文学，因为这些文学中都含有一种魔性的不平常的情致与风味。小泉八云生来就是一个妇女崇拜者。他的飘泊生涯中大部分固然是咸酸
苦辣，却亦不乏甜的滋味。关于他早年的韵事，读者最好自己去读他的传记和书札。他的第一个妇人是一个黑奴女子。在辛辛那提充新闻记者时，他染过一次重病。这位黑奴女子替他照料汤药，颇致殷勤。病愈后，他就同她正式结婚。白人以白黑通婚为大逆不道，小泉八云遂因此为报馆所辞退。小泉八云动于一时情感，不惜犯众怒而娶黑人女子，这本是他的本色。拉丁人之用情，来如疾雨，去如飘风；不久，他转过背到了日本，就忘掉黑妇人而另娶一日本女子，把自己的姓名和国籍都丢掉，跟妻族过活。他本名拉夫卡迪奥·海恩（Lafcadio Hearn），娶日本妇后，才自称小泉八云，小泉是他的妻姓，八云是日本古地名，又是一首古诗的句首。在交友方面，小泉八云也

是最反复无常的人。和你要好时，他把你捧入云端，和你翻脸时，他便把你置之陌路。他早年所缔造的好友，晚年都陆续地疏弃去。他自己的妹妹和他通过许多恳挚的信，到后来也突然中绝。她写信给他，他总是把空信封递回。有人说，他怕记起幼年家庭隐痛，所以他恝然砍断这一条联想线索。
　　一切故人，他都遗弃了，可是有一个人他永远没有遗弃，——如果他所信的轮回说不虚诞，也许在另一境界中，这人和小泉八云享有上帝的非凡的恩宠！听过小泉八云的英文课的日本学生们或许还记得他每逢解释西文姓名，在粉版上写的例子回回都是伊利莎白·比思兰（ Elizabeth Bisland）。原来这位比思兰就是小泉八云久要不忘的丽友。像小泉八云自己，比思兰也早为境遇所窘，十七岁就离开她的父母，到新奥林斯去办报卖文过活。她很爱读小泉八云在报纸上所发表的文字，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表示她女孩子的天真烂漫的景仰。从此文学史上，卢梭（Rousseau）与福兰克菲夫人（Mme. de
La Tour-Franqueville）歌德与鲍蒂腊女士（Bettida Brentano）两段因缘以外，就添上一番佳话了。卢梭、歌德对于他们的崇拜者，都未免薄情，小泉八云总算能始终不渝。他给比思兰的信是一幅耽嗜文艺者的心理解剖图。页页都有诗情画意。他写信给她，最初还照例客气，后来除信封以外，就不称她为“比思兰女士”了。小泉八云在精神上受她的影响最深。在他的心目中，比思兰是无量数玄秘心灵的结晶，是一种可望而不可攀的理想。他本来是一个心地驳杂的人，受过比思兰的影响以后，纯洁的情绪才逐渐从心灵的深处涌起。读小泉八云的作品，处处令人觉有肉的贪恋，也处处令人觉有灵的惊醒。肉的贪恋是从戈蒂耶、福楼拜、莫泊桑诸人传染来的；而灵的觉醒，则不能不归功于比思兰的薰陶。女性经过神秘化和神圣化以后，其影响之大，往往过于天地神祇，小泉八云写信给韦德幕夫人（Mrs. Wetmore）——二十年前的比思兰女士——仿佛也有这样自白。流俗人总祷祝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假若小泉八云和比思兰的关系再进一步，结果佳恶固不可必，而文学史上则不免减少一个纯爱好例，法国的安白尔（Jean Jacques Ampére）和列卡米（Mme.R?camier）夫人就要独美千古了。
小泉八云死后，比思兰把他生平所写的书札，搜集成三巨册，她自己又
替他做了一篇一百五十几页的传冠在前面。从这篇传和编辑书札的方法看，我们不得不赞赏她的文学本领。她着墨很少，只把小泉八云自己说的话、写的信、做的文章和朋友们的回忆择要串成一气，而他的声音笑貌，便历历如在耳目。小泉八云的传有四五种之多。论详赡以铿纳德（Kennard）所著的为第一，可是许多佳篇妙语，经过间接语气的叙述法，不免减煞不少精彩；所以它终不及比思兰的大笔濡染，疏简而生动。
　　小泉八云到日本时年已四十。他本带着美国某报馆的委任，抵日本后，便丢开新闻事业而专从事于教授和著述。他先只在熊本中学教英文，后升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因不乐与贵人往来，为日本政府所辞退。以后早稻田大学又聘他为文学教授。他在日本凡十四年，他的最好的作品都在这个时期中成就的。到晚年他的声誉颇大，康奈尔大学和伦敦大学想请他去演讲，都因事中辍了。他到日本以后，思想习惯都变为日本式的。他的妇人出自日本的一个中衰的望族。夫妇间感情颇笃。他生平最讨厌日本人穿洋服说英文。他的妇人请他教英语，他始终不肯；他自己倒反请她教日本文；后来他居然能用日本文会话写信。他的妇人喜欢讲日本故事，他听得津津有味时，便请她说一遍又说一遍，最后便取来做文学材料。他最不修边幅，平时只穿一套粗
　　
布服。当教授时，他妇人再三怂恿他做了一套礼服，他终身还没有穿过几次。因为怕穿礼服和拘于繁礼，每逢宴会，他往往托故不到。日本朋友去访他，尝穿着洋服啣着雪茄烟；他自己反披着和服，捧着日本式的小烟袋。他以为日本旧式生活含有艺术意味，每见通商大埠渐有欧化的痕迹，便深以为可惜。他平时最爱小孩子、小动物、花木等等。他有一天看见一个人掷猫泄怒，就提起身旁手枪向掷猫的人连放四响，因为他近视，都没有击中。他邻近古庙中有许多古柏，他最好携妇人往柏阴散步。有一天，寺僧砍倒了三棵古柏，他看见了，终日为之不欢。他对妇人叹道：“把嫩弱的芽子养成偌大的树，要费几许岁月哟！”他观察事物，极其审慎。因为近视，尝携一望远镜。有一天他捉了一只蚂蚁，便铺一张报纸在地上，让蚂蚁沿着报纸爬行，他一个人从旁看着，一下午都不做旁的事。这时他刚做一篇关于蚁的文字，其谨慎可想。
　　他的神经不免有时失常，常说自己看见鬼怪。看起来，他像一个疯人，又像一个小孩子。有一次，他携妇人去买浴衣，本来只需一件，他看见各种颜色都好看，便买上三四十件，店中人都张着眼睛望他。总之，他是一个最好走极端的人，他在生活方面，在艺术方面，都独行其所好，瞧不起世俗的批评。
比思兰以为小泉八云的书札胜似卢梭的“自白”，似未免阿其所好。小
泉八云有卢梭的癖性与热情，而无卢梭的天才与气魄，究竟不能相提并论。可是她说小泉八云的著作中以书札为最上品，爱读小泉八云的人们想当有同感。他平时作文，过于推敲。每成一文，易稿十数次。精钢百炼，渣滓净尽，固其所长；而刻划过量，性灵不免为艺术所掩蔽，亦其所短。但是他的信札大半在百忙中信笔写成的，所以自然流露，朴质无华。他的热情，他的幻想，他的偏见，在信札中都和盘托出。平时著书作文，都不免有所为；写信才完全是自己的娱乐，所以脱尽拘束。他的信札，无论是绘声绘形，谈地方风俗，写自己生活，或是谈文学，谈音乐，都极琐琐有趣。他的最大本领在能传出新奇地方的新奇感觉，使读者恍如身历其境。读他在热带地方写的信你会想到青棕白日，浑身发汗；读他的描写海水浴的信，你会嗅着海风的盐气。在他的眼中，没有东西太渺小，值不得注意的。比方他给朋友讨论日本眼睛的信，就很别致：
昨夜睡在床上把洛蒂（P.Loti，法国小说家 Julien Viaud 的假名）从头读到尾，后来睡着了，梦中还依稀见着喧嚷光怪的威尼斯。
以后再谈这本书，现在我想说说我的邪说怪论。你或许不乐闻，但是真理是真理，尽管和世所公认的标准悬殊太远。
我以为日本眼睛之美，非西方眼睛所能比拟。谈日本眼睛的歪文我已读厌了，现在姑且辩护我的怪论。
博德女士说得好，人在日本居久了，他的审美标准总得逐渐改变。这不但在日本，在任何国土都是一样。真游历家都有同样经验。我每拿西方孩子的雕像给日本人看，你想他们说什么？我试过五十次了，每次如果得到评语，都是众口一词：“面孔很生得好，—
—一切都好，只是眼睛，眼睛太大了，眼睛太可怕了！”我们用我们的标准鉴定，东方人也自有其标准，究竟谁是谁非呢？
日本眼睛之所以美，在它所特有的构造。眼球不突出，——没有嵌入的痕迹。褐色的平滑的皮肤猛然地很奇怪地劈开，露出闪闪活动的宝石。西方眼睛，除特别例外，最美丽的也不免张牙露齿似的，眼球显然像嵌进头盖骨里去的；球的椭圆和框的纹路都没有藏

起。纯粹从美的观点说，无缝天衣是自然的较美的成就。（我曾见过一对最好的中国眼睛，我永远都不会忘掉！）
　　他接着又说白皮肤不如有色皮肤的美，也很有趣。他平时写信的材料，大半都是这样信手拈来，说得头头是道。有时他也很欢喜谈文学和哲理。给张伯伦教授（Prof. Hill Chamberlain）的信大半都说他的文学主张。比方下面所节录的就是属这一类：
你如果没有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罪与罚》，（法译本 Crime et Ch?timent）我劝你试一试。我觉得这本书是近代第一本有力的言情小说。读这本书好比钉上十字架，可是动人至深。它比托尔斯泰的《高萨克》（Cassacks）还更好。我最，最，最爱俄国作家。我以为屠格涅夫的《处女地》（Virgin Soil）胜似雨果的《悲惨世界》，我们的最好的社会小说家，也没有人能比上果戈里（Gogal），??
　　　你读过比昂松（BjFrnson）么？如果没有，应该试试《辛诺夫·苏巴金》（Synnove Solbakken）。我想凡他所做的，你都会欢喜。他的秘钥在兼有雄伟简朴之胜。任意取一部，你方以为所读的只是做给婴儿读的作品，可是猛然间会有大力深情流露，使你为之撼动，为之倾倒。安徒生（Anderson，以童话著名）的魔力也就在此。这派北欧作者简直不屑修饰，不讲技巧，——浑身都是魄力，又宏大，又温和，又诚恳。他们真使我对之吐舌。我就学一百年也写不成一页比得上比昂松，虽然我能模仿华美的浪漫派作者。修饰和富丽的文字究不难得，最难得的是十足的简朴。这一两条例子，我不敢说就能代表小泉八云的作风，可是我不能再举了。
约翰逊说断章取义地赞扬莎士比亚，好比卖屋的人拿一块砖到市场去做广
告。研究任何人的作品，都不能以一斑论全豹，须总观全局，看它所生的总印象如何。上乘作品的佳胜处都在总印象而不在一章一句的精练。小泉八云的信札要放在一堆，从头读到尾，我们才能领略它的风味。
我对于日本无研究，不敢批评小泉八云描写日本的书籍。我只觉得读《稀
奇日本瞥见记》（Glimpses of UnfamiliarJapan）和《出自东方》（Out of the East）等书，比读最有趣的小说还更有趣。《稀奇日本瞥见记》里面有一篇叫做《舞女》（Dancing Girl）已经翻译成法、意、德诸国文字，法国 Doux Mondes 杂志曾推为世界最好的言情故事。《出自东方》里面的《海龙王公主》、《石佛》诸篇完全是一种散文诗，其音调之悠扬，情境之奇诡，都令人读之悠然意远，论文章，这几种书在小泉八云的作品中也要算是最美丽的。从表面看，它们都是极浅显，极流利，像是不曾费力，信笔写就的；可是实际上，一字一句都经过几番推敲来的。看他给张伯伦教授的信，就可想见他如何刻划经营：
??题目择定了，我先不去运思，因为恐怕易于厌倦。我作文只是整理笔记。我不管层次，把最得意的一部分先急忙地信笔写下。写好了，便把稿子丢开，去做旁的较适意的工作。到第二天，我再把昨天所写的稿子读一遍，仔细改过，再从头到尾誊清一遍。在誊清中，新的意思自然源源而来，错误也发现了，改正了。于是我又把它搁起。再过一天，我又修改第三遍。这一次是最重要的。结果总比从前大有进步，可是还不能说完善。我再拿一片干净纸作最后的誊清。有时须誊两遍。经过四五次修改以后，全篇的意思自然各归其所，而风格也就改定妥贴了。这样工作都是自生自长的。如果第一次我就要想做得车成马就，结果必定不同。我只让思想自己去生发，去结晶。
我的书都是这样著的。每页都要修改五六次，好像太费力；但实际上这是最经济的方法。久于作文的人，出笔自能运用自如，著书如写信，不易厌倦。所谓意之所到，笔亦随之，用不着费力。你尽管提着笔，它自会触理成文，仿佛有鬼神呵护。我现在只是写信

给你，所以一动笔就写许多页。但是如果做文章付印，我至少也要修改五次，使同样思想在一半篇幅中表现得更有力。我先一定只让思想自己发展。第二天把第一天所写的五页誊清过，再另写五页；第三天把第一天的五页再改过，另外再写五页。每天都写些新材料，可是第一天的五页未改好以前，不动手改第二天的五页。平均每天可写五页（指每日三时工作），每月可写一百五十页。最要紧的是先写最得意的部分。层次无关宏旨而且碍事。得意的部分写得好，无形中便得许多鼓励，其他连属部分的意思也自然逐一就绪了。
　　我读到这封信，诧异之至：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小泉八云的那样流利自然的文字是如此刻意推敲来的。我不敢说凡是做文章的人都要学小泉八云一般仔细。文章本天成，过于修饰，往往汨没天真。但是初学作文的人总应该经过一番推敲的训练。从前中国人，大半每人都先读过几百篇乃至于几千篇的名著，揣摩呻吟，至能背诵。他们练习作文，也字斟句酌，费尽心力。郑谷改僧齐已早梅诗“数枝开”为“一枝开”，齐已感佩至于下拜。张平子做
《两京赋》，构思至于十年之久。听说严又陵译书，似未免近于迂腐。加以近代生活日渐繁忙，青年人好以文字露头角。上焉者自恃天才，不屑留心于文字修饰；下焉者以文字为吃饭工具，只求多多益善，质的好坏便不能顾及。一般报章杂志固然造就了不少的文人学者，可是也陷害了许多可以有为之士。读世界文学家传记，除莎士比亚以外，我不知道一个重要作者没有在文章上经过推敲的训练。中国文学语言现在正经激变，作家所负的责任尤其重大，下笔更不可鲁莽。所以小泉八云的作文方法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从东方学生的实用观点说，小泉八云的《演讲集》是最好的著作。我在
上面说过，他能看透东方学生的心孔，然后把西方文学一点一滴地灌输进去。 “灌输”这两个字还不甚妥当，因为他不仅给你一些文学常识，他所最关心的是教你如何欣赏，提醒你对于文学的嗜好。他自己对于文学是一个极端的热情者，他也极力引诱你同他一块拍掌叫好。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充过六年文学教授。（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二年。）这六年中他所演讲的，日本学生都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了。他死后，哥仑布大学文学教授阿斯铿
（Prof.Erskine）把日本学生笔记的演讲搜集起来，选其最佳者付印，得四
巨册。第一第二两册名《文学导解》（Intrepretations ofLiterature）第三册名《诗的欣赏》（Appreciations of Poetry）第四册名《生命与文学》
（Life and Literature）。
　　阿斯金教授在他的序里说，除柯尔律治（Coleridge）以外，在英文著作中找不出一部批评文集比得上《文学导解》；有时小泉八云且超出柯尔律治之上，因为柯尔律治所谈的只是空玄的文学哲理，到小泉八云才谈到个别作品的欣赏。这番话虽着重小泉八云的价值，也未免过誉。柯尔律治是英国浪漫派文学的开山老祖，而小泉八云只是浪漫主义所养育的娇儿。论创造力，论渊博，论深邃，小泉八云都不是柯尔律治的敌手。他的浪漫主义颇太偏于唯感主义（Sensualism），所以有时流于褊狭。他对于希腊文学只有一知半解，没有窥到古典主义的真精神。在《文学导解》第三讲《论浪漫文学与古典文学》里面，他把古典文学当成纯粹的谨守义法的文学，就显然把古典主义和十八世纪的假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混为一谈了。真古典主义着重希腊文学的一种简朴冲和深刻诚挚的风味，假古典主义才主张谨守古人义法，以理胜情。小泉八云的感官欲太强，喜读夺目悦耳的文字，痛恨假古典主义之不近人情，矫枉乃不免于过直。比方他所最爱读的是丁尼生
（Tennyson），而阿诺德（M.Arnold）则被抑为第五流诗人，就不免为维多

利亚时代习尚所囿。他生平推崇斯宾塞为第一大哲学家，也是辽东人过重白豕。真正哲学家没有人看重斯宾塞的。
　　研究任何作者，都不应以其所长掩其所短，或以其所短掩其所长。小泉八云虽偶有瑕疵，究不失为文学批评家中一个健将。就我的浅薄的经验说，我听过比小泉八云更渊博的学者演讲，读过比《文学导解》胜过十倍的批评著作，可是柯尔律治、圣伯夫（Sainte Bouve）、阿诺德、克罗齐（Croce）、圣茨伯里教授（Prof.Saintsbury）虽使我能看出小泉八云的偏处浅处，而我最感觉受用的不在这些批评界泰斗，而在小泉八云。他所最擅长的不在批评而在导解。所谓“导解”是把一种作品的精髓神韵宣泄出来，引导你自己去欣赏。比方他讲济慈（Keats）的《夜莺歌》，或雪莱（Shelley）的《西风歌》，他便把诗人的身世，当时的情境，诗人临境所感触的心清，一齐用浅显文字绘成一幅图画让你看，使你先自己感觉到诗人临境的情致，然后再去玩味诗人的诗，让你自己衡量某某诗是否与某种情致䜣合无间。他继而又告诉你他自己从前读这首诗时作何感想，他自己何以憎它或爱它。别人教诗，只教你如何“知”（know），他能教你如何“感”（feel），能教你如何使自己的心和诗人的心相凑拍，相共鸣。这种本领在批评文学中是最难能的。研究文学，最初离不了几种入门书籍。在入门书籍中，小泉八云的演讲要算是一部好书。从这部书中，不但初学者可以问津，就是教文学的教师们也可以学到不少的教授法。
文学的教授法是中国学校教师们所最缺乏的。本来想学生们对于文学发
生热情，自己先要有热情，想学生们养成文学口胃，自己先要有一种锐敏的口胃。自己没有文学的热情与口胃，于是不能不丢开文学而着重说外国话。拿中国学生比日本学生，最显明的异点就在对于外国文的态度。日本学生虽不会说外国话，而对于外国文学似乎读得比中国学生起劲些。中国学生只学得说外国话，而日本学生却于外国文学有若干兴昧，这不能不归功于小泉八云的循循善诱。一个好文学教师的影响，往往作始简而将毕巨。听说日本新文学家许多都曾受教于小泉八云。他在演讲中尝说日本文学应该脱离假古典主义的羁绊而倾向于浪漫主义，文学作者应该不拘于文言而采用流利白话。这些鼓吹革命的话，在虔诚景仰的学生们的心中所生影响如何，是不难测量的。他在日本文学史上的位置大概不易磨灭罢。
选自《我与文学及其他》，据《朱光潜全集》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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