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许子东先生的论文集即将出版，约我为序，我乐于答应为之。因为许先 生是我的朋友，也曾随我在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读过，现在 香港岭南学院任教，是海峡两岸三地现代文学领域中的佼佼者，更是少数大 陆学者中真正关心海外（包括港台）华文文学的人。
　　当然，这本论文集的着眼点——和作者的真正功力——还是在中国大陆 的文学，内中对当代几位作家——如贾平凹、阿城、韩少功、王安忆——及 文学现象——如革命小说、新时期文学及知青心态和红卫兵文学——的分 析，都是内行人的真知灼见。而我最欣赏的一篇文章是《一个故事的三种不 同写法》，作者把三个完全不同的文本——曹禺的《日出》、张恨水的《啼 笑因缘》和张爱玲的《第一炉香》——并置在一起阅读，非但使人一新耳目， 而且也使我们体会到张爱玲的文学技巧中独特的女性眼光。这篇文章的英文 原稿，是当年在洛杉矶加大的一门“女性文学”（主要研究张爱玲）的研究 生课提交的论文，中文改写以后，内容更见充实，启发良多。
　　许子东先生受业于上海华东师大，是钱谷融教授的得意门生，八十年代 中曾以《郁达夫新论》一书震撼中国学术界。因为他发人之未发，直接面对 郁达夫的个人感情和艺术面，触动了当年很多学者不敢多碰的“禁区”。也 因此书的盛誉，许子东被校方破格升级，成为全国大学中文系中最年轻的副 教授。然而他并不热衷名利。来美以后，先在芝大作访问学者，后来更再自 降一级，随我到加大洛杉矶分校作研究生，这是一般人不愿为的“下地狱” 作法。记得我曾警告他学英文之苦及美国学院压力之重，但他毅然决然地咬 紧牙关苦下功夫，在短短的两三年中便已完成学位课程，而在英文写作上更 是突飞猛进，目前可以用双语写作。在香港这个学术环境中，这是不可或缺 的。然而，因多一种语言的助力，也使得许子东开阔了视野和方法，无形中 使他的中文书写语言也增加了一份深度和距离，没有卖弄，也毫不自鸣得意， 娓娓道来，使得一般海外读者可能仍感陌生的题材读来生动有趣。这是许子 东不同于有些大陆学者长篇大论或往往滥用大字眼的长处。他的研究方法， 仍以小说人物的分析为主，将之布于论文的“前景”，然后再放在历史文化 的范畴中。这种方法，看似“保守”，但却能勾划出一个生动的轮廓，不像 一部分纯以西方理论为依据的学者把活生生的文学写成死板的抽象语言。
我喜见这本面目一新的论文集的出版，也更乐意向海内外的读者同行介
绍这位优秀的大陆学者。

李欧梵

第一辑

读张承志的《金牧场》与《金草地》



一、《金牧场》与《金草地》


　　张承志的《金牧场》完稿于 1987 年初，同年 10 月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印 行了精、平装两个版本。张承志声明说这“是我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①
（虽然其实他今后还有很多年可以写作，1993 年他的《心灵史》被收入青海 人民出版社的《回民的黄土高原——张承志回族题材小说选》时亦被标为“长 篇小说”。）既然是“唯一”，当然有其独特的意义。《金牧场》或可视为 张承志创作中的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第一，这个长篇浓缩、并置和概括了他 前期作品（《绿夜》、《黑骏马》、《北方的河》、《胡涂乱抹》等②）中 几乎所有的心情感觉思想素材，而且同时也透露了他日后的书写方向：以某 种宗教精神来批判和拯救当代中国文化。这是一次“把二十年思索获得的思 想装进一个框架”③的精神总结，也是作家心理上的“一次真正的成人式； 是告别我这已经太长的青春的祭典。”④第二，《金牧场》也是张承志在小 说形式上的一次颇具野心的试验。自《金牧场》以后，他开始放弃小说叙述， 转用历史研究（史诗？）和散文诗来继续他一贯的浪漫主义抒情。
《金牧场》不仅在张承志那里很重要，放在整个文革后中国文学的发展
背景上看，亦有其特殊的价值。这是当代作家第一次在长篇格式里以结构主 义观点叙述种种复杂的红卫兵——知青心理经验。《金牧场》里，既有韩少 功同情的知青颓唐（《飞过蓝天》⑤）和梁晓声讴歌的知青理想（《这是一 片神奇的土地》⑥），也有寻根派的寻找精神家园的主题以及类似史铁生式 的乡民学生情感沟通。而且，作为“红卫兵”这一名称的首创者，张承志在
《金牧场》里为“红卫兵精神”作了曲折而又明显的诠释。除了他后来以日
文出版（又拒绝“译”成中文）的《红卫兵的时代》（岩波书店，1992）以 外，《金牧场》可以说张承志用文学方式讨论中国红卫兵运动的最重要的一 个文本。
然而在 1994 年下半年，张承志通知作家出版社，“永远地停止了《金
牧场》的再版。”⑦用作家自己的解释，是“为这部长篇小说的不成功遗憾。”
⑧用评论家的理解，则是作家为了“减轻自己《金牧场》情结的痛苦与羞愧。”
⑨与此同时，张承志将三十万字的《金牧场》删改成了另一部十六万字的长 篇，改题为《金草地》，1994 年 9 月在海南出版社出版，印数五千。
　　张承志为什么会对《金牧场》如此不满乃至要“重写”呢？在文学史与 当今文坛上，许多作家以各种方法重印作品，反复修改自己“名作”的情况 也很常见。但将一部长篇删却一半，变成另一部长篇，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多。 所以，本文所感兴趣的，并不只是《金牧场》或《金草地》的复杂意义指涉， 更是两个文本之间的结构差异，即《金草地》对《金牧场》的具体改写过程。
《金牧场》在 1987 年是当时红卫兵一知青精神历程的一个文学总结。到了
1994 年出版《金草地》时张承志已成为当今中国（大陆）颇令人注目也引起 争议的“抗战文学”的旗手。⑩因此，考察一下从《金牧场》到《金草地》 这七八年间，作家想删除些什么修改些什么，作家想保留些什么发扬些什么， 是否也可从中一窥从寻根反思文学主流到“抵抗投降”的“新左派思潮”之 间的若干发展线索？

　　《金牧场》分上、下两部共十章。每章均由 J 部和 M 部及黑体字段落三 部分所组成。而在 J 部和 M 部里又各有主、副两条叙述线索。J 部的主线是 小说主人公“我”在日本东京做访问学者的生活实景，副线是主人公若干年 前考察青海、新疆时的印象片段。M 部的主线是“我”在文革中期于内蒙草 原插队放牧的现实经验，副线则是“我”在文革初作为红卫兵沿红军长征路 步行串联的回忆线索。黑体字部分则大都是较抽象的散文诗或寓言。在上部 中每章的秩序是黑体字—J—M，在下部则改为 M—黑体字—J。无论在 J 部和
M 部，主线和副线通常是有规则地每隔数页间隔切换，但有时也会搅拌混杂 在一起，隔段甚至隔句跳跃。有些局部有意识流效果，但总体上是有规则地 布局：以共时态的结构并置原本历时态发生的四个故事四种生活状态：留日、 考察、插队、“长征”。或者可以说是主人公的四个身份四种心情被并置在 一个叙述平面上：中国人、学者、知青及红卫兵。
　　简而言之，《金草地》删改了上述留日和插队的生活实景，保留和重申 了大西北考察和红卫兵“长征”的心理状态。在叙述层面上，可以说《金草 地》是在删除“故事”，保留“抒情”。

二、被删除与被修改的


　　《金草地》对《金牧场》的第一个删改重点就是留日生活实景。贯穿《金 牧场》全篇的主人公“我”在东京的生活大致由下列四个部分合成。一是现 代都市氛围的压迫（及一些令“我”厌恶的人与事）；二是两位“正面”的 日本人形象：“我”的研究伙伴平田英男与女友夏目真弓；三是“我”对摇 滚歌手小林一雄的歌曲的痴迷；四是转述六十年代日本左翼“全共斗”在东 京大学造反被镇压的历史。在《金草地》里，上述第一、二部分完全被删除， 第三部分删去了“我”的痴迷只保留歌词，只有第四部分完全保留。
长篇《金牧场》开始于主人公“我”搭乘国际航班赴日。虽然“衬衫的
硬领卡着脖颈”，要威士忌须用生硬外语且有漂亮空姐来提醒他 “No Smoking”，但主人公在看到富士山影再抵达“新东京国际空港”时，还是“意 识到自己正被一股兴奋攫着”，“有一种??终于达到了目的的快乐。”(11) 作家巧妙地使用了乘客在飞机降落后感到耳鸣及听觉短暂消失的细节，让主 人公先晕眩于一个绚丽浓烈而又无声的都市夜景，“海上火灾”，Coca Cola， 资生堂男性化妆品、美 Ling??然后突然，主人公恢复了听觉，光怪陆离的 灯影顿时变成“令人头颅膨胀”的尖锐噪音尘世轰鸣。从此以后，主人公一 直对现代都市的繁华喧嚣感到烦噪和压抑。他住在宿舍里，感觉像牢房；(12) 他百无聊赖打电话，可人们都在庸俗地忙碌，并不在意他的孤独；他去大学 上班，只感到“一些硬白领和考究的衣料逼近又离开”，而他“自己的躯肉 在硬硬的西服里正一阵阵地掠过一种痉挛”。(13)他大量地喝“纯”酒，甚 至也去“欢乐街”，虽没有像前辈留日作家郁达夫的主人公那样真的“为国 沉沦”，却也在抹满脂粉的女人和性病医疗广告前，又恶心又怅惆地联想到 “每个中国留学生每个亚洲人在东京，都觉得自己在挨着欺负和侮辱。”(14) 夏志清教授早指出过留学环境对中国现代作家思想及艺术倾向所可能产 生的影响：“我们即使把自由派与激进派的纷争看做留美、留英学生与留日 学生的纷争也不为过。”(15)张承志的个人气质与艺术取向当然和前后期创 造社作家不同，可是在他那里，我们却再一次看到中国作家如何在东洋邻国

痛切感受祖国的屈辱地位。《金牧场》主人公激动焦灼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五 四留日作家们当年的屈辱感的基本区别在于：郁达夫等，是首先感受个人的 心理情欲苦闷并诉绪艺术的形式，然后再随着二、三十年代左倾思潮的发展 才逐渐使用较系统化的民族——国家语言来诠释他们的浪漫情绪。(16)而张 承志是在一个民族——国家语言高度系统化制度化的文化环境里成长并开始 识字和写作的，所以《金牧场》主人公的几乎任何生理感官触觉，都有意无 意地渗透着民族——国家意识。比如他讨厌日本教授大汤常喜，不仅因为大 汤肥胖、秃顶，更因为“大汤在他刚刚来到这间研究室时向他问了一个侮辱 意味的问题：‘您还回中国吗？’”(17)中国姑娘胡彩霞，因嫁人改名“镰 田枝子”，也使主人公十分不悦。(18)小说里更勾勒了不少中国学者的“无 耻”：“陈先生每看见一座楼就啧啧地说一声嘿瞧人家这楼”；麦先生抗日 期间曾就读满洲国立大学，所以是汉奸；而周先生看上去“气度轩昂、彬彬 有礼”，也“忧国忧民”，“痛贬时弊”且“一生坎坷”，但主人公特别感 到恶心因为周先生讲演时当众“哽咽”：“决不能让悲剧重演啦——呜呜呜！” 应该指出，《金牧场》中被戏谑漫画的“丑角”大都不是日本人（除了大汤）， 而是有失尊严的同胞。周先生错在哪里呢？并不仅仅因为“男儿落泪”，《金 牧场》的主人公也常常在小林歌声或友人目光下几乎落泪。也不全国“出卖 苦难”，主人公也自嘲他的草原抒情为“卖血”（“我的血能记忆”）。看 来关键仍在内外有别的“家丑”意识。“你对着日本人哭什么是你遇上知音 啦还是你在这儿装洋蒜——你哭可以回家以后对着你老婆哭个够嘛”(19)这 是对矫情的真诚愤怒，但愤怒方式也有些夸张。更戏剧性的细节发生在主人 公漫步东京街头时。时而碰到高喊反共口号的右翼高音喇叭车，时而又遇见 播放《国际歌》寻求捐款的左派宣传车，但最出乎意外的是突然有个老人在 雨中跪在身着中装的主人公面前：


湿人直硬硬地，咚地跪在雨水里，呜呜地哭了起来。那柄伞被撇在水洼里，在风雨 里缓缓地翻转。接着湿人开始撕自己的头发。他（主人公—引者注）的心猛地一抽。
“中国??”那人揪扯着头发哭泣着。 这是一个原来的日本兵。??(20)


小说主人公“尽力忍住心里的激动，和颜悦色地”扶起当街跪着的老人，但 却拒绝和老伯一起去喝杯茶拒绝听那昔日日本兵的忏悔。“他突然心情恶劣。 他挺直胸脯，把雨伞举正，拔腿离开了那个老人。我不是中国外交部??我 不愿冒领失物，冒充个接受赎罪的人物，我讨厌人人冒充中国外交部。”(21) 主人公在这里看似推却国家的名义，但整个情节的设置恰恰突出和强化了个 人和国家名义之间的关系。有意思的是，主人公后来在生活压力日甚心情烦 噪苦闷之时，常会漫步繁华街头暗暗期待再遇见老兵。这个细节极具象征内 涵：这是（同代人的通病）以昨日的苦难来慰藉今日之焦灼呢？还是（像前 辈一样）以民族——国家语言来解救个人情感危机？
　　《金牧场》里的东京并非黑暗一片，平田英男和夏目真弓便分别代表了 主人公所欣赏日本人的踏实理性工作态度和绚丽神秘的美感。平田和主人公 合作，一起从事中亚古文献《黄金牧地》的研究和翻译。在主人公生病、潦 倒及工作受挫时，总是平田默默相助。真弓小姐的形象更复杂些。她不仅美 丽多情，也极有主见；不仅在街头募捐，也着迷人的和服为主人公跳舞、插
　　
花，而且能洞见主人公的内心，“你显然受了中国伊斯兰教的遭遇的刺激”， 一语中的。张承志后来在《金草地·序言》中特意介绍真弓是“出身被歧视 的部落民的日本基智教徒。”与主人公倾心于“人民的暴力主义”(22)不同， 真弓崇拜马丁·路德·金。政见虽有不同，但不妨碍真弓说主人公像她从前 恋人，临别之际还告诉以男子汉野性自许的主人公：“你的脸真美！??(23)
所有这些故事，在《金草地》里都被删除了。 东京故事在《金牧场》中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结构主义布局的基本
效果就 1 加 1 加 2 并不等于 4。在每章的 J 部，喧哗都市总伴随着大坡戈壁 画面：其间透出“回汉”、“中日”双重的民族对峙；再与 M 部的知青苦难 红卫兵长征构成呼应对照，于是异国奋斗又接续了青春反叛传统。
　　但为什么张承志不惜拆掉这多重含义的叙述结构，在《金草地》里裁掉 绝大部分的异国背景呢？主人公的东京经历，在我看来，并不仅是增加《金 牧场》的现代气氛和可读趣味的异国情调，也不只是对日本的批判或美化。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重新诠释红卫兵精神重新理解知青（及草原）苦难 的一个当代参照——守卫昨日的梦，正是基于今日的危机感。抽掉东京背景 之后的《金草地》，基本上也就淡化了《金牧场》的两个基本抗争主题之一： 民族屈辱感。（或许这也是因为作家已将这条抗争线索转移到《心灵史》及
《清洁的精神》等一系列新作中去且进一步强化了(24)。）而另一个抗争主
题，即反都市崇尚荒原，则转换了一种表现形式：《金牧场》是喧哗都市与 荒芜高原并置对照，《金草地》则是让浮噪的都市读者在喧哗背景下阅读文 本中的荒凉。（作品在开放特区海南出版，是否偶然？）究竟是作家因为太 酷爱内蒙草地和伊斯兰高原，所以才怀疑恐惧并抵抗浮华都市呢？还是因为 作家反感仇恨（甚至是基于自卑的仇恨）都市秩序，所以才制造荒芜的“他 者”（The other），以关怀、解救浮城废都——这个令很多沈从文研究者困 惑的悖论，在张承志身上，也未见得能迅速理出简单的因果。
《金草地》对《金牧场》的第二个删改重点是知青苦难。
　　《金牧场》里的知青故事大致可分写实与抒情两个部分。前者包括“我” 与小遐的恋情，“我”与“蓝猫”的友谊，女知青“越男”因“血统论”压 力而嫁给牧民，知青头戈切的复杂性格，以及李子葵、徐莎莎等知青的遭遇、 挣扎和颓唐等等。这些故事在《金草地》里基本上都被删除了。而抒情部分 则主要表达“我”与额吉（jíe，蒙语母亲或奶奶）的情感沟通，穷困的牧民 在草原上大迁徙以及“我”面对草原所得到的感悟。这些段落几乎全部保留 在《金草地》里，其中牧民大迁徙更成为改写后的长篇中唯一的情节主线。 不难理解张承志何以要在 1994 年删去那形形色色悲惨的知青故事。一则 这些故事已在韩少功、王安忆、阿城、陈村、孔捷生、梁晓声等人的知青文 学中多侧面地展示过了。张承志自己的《黑骏马》和《绿夜》也早已被认为 是知青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文本。二则这些知青遭遇，既和民族意识无关，也 无法表达反都市文化的情结，（学生在乡村受苦，岂不反证城市进步？）所
以，删不足惜。 然而，如上所言，《金牧场》的结构已有其生命，删除一些线索必然会影响 乃至改变其他（被保留）部分的意义。比如第七章写蓝猫等知青绝望颓唐以 酒浇愁，然后唱“知青之歌”，歌声使得坚强的主人公“心里涌着一浪又一 浪的酸酸的潮，这是蓝猫写的歌呵。我觉得我得心里臭骂着自己才能忍住 泪。”(25)这段伤感文字在《金牧场》里是装嵌在几段抒发红卫兵豪情的回

忆之中。本来这“知青之歌”与红卫兵模仿红军攀登天险腊子口恰恰构成互 补的反讽关系。由于《金草地》抽掉了知青段落，于是红卫兵的旧梦，就由 可笑可爱可悲的复杂交织，“净化”为比较单纯的“可爱”了。类似的例子 很多，都说明《金牧场》的思想被单独抽出来“坚持”“重申”时，其作品 内涵的复杂性受到了削弱。
三、被保留和被重申的


　　在东京背景与知青故事这两条被删的线索中，《金草地》醒目地保留了 “全共斗”的历史叙述，小林的歌词，以及绝大部分与草原母亲有关的抒情 文字。
　　但“绝大部分”与全部毕竟不同。即使是有心“重申”草原母亲的伟大， 额吉的形象和意义在《金牧场》和《金草地》里还是有所不同。
　　知青上山下乡有不同方式。梁晓声记录的是兵团：一种半军队形式的发 工资的农场；阿城陈村史铁生描写的是插队：若干学生自成一户，编入农村 最基层生产单位；而在张承志那里，每个知青都单独入住牧民家里。虽然知 青间仍聚会来往，但每日之食宿起居，都和牧民（而非其他学生）在一起。 相对来说，最后这种形式，对城市学生的改造应该最为彻底。农（牧）民不 仅成了学生的劳动伙伴“再教育老师”，而且也成了他们的家人（母亲）。 但倘若，这个牧民家庭已经太多孩子，并不真心欢迎住进来一个学生（只 是因为毛主席说：“??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所以必须欢迎）； 或者，主妇本来就不喜欢孩子，何况非自愿接受的“养子”？也可能，额吉
也有强烈的“反都市心态”，讨厌城市文明有关的一切人和事？
　　然而，张承志好像没有碰到这些情况。《金牧场》里的额吉朴素善良， 十分疼爱和理解她的“都市养子”。她年轻时曾是瘫子，父亲暴戾严厉，所 爱的男人又是瞎子。艰难身世使额吉变得刚强坚忍。她外表粗糙，表情冷漠， 且十分迷信。但主人翁“我”深深感觉这位草原母亲的细心和柔情。作为一 个二十来岁的英俊小伙子，他在额吉那里得到的不仅是贫下中牧的教育、帮 助，更是某种感性的启蒙和“母爱”。小说里有很多细节有“恋母情结”的 迹象：他顽固地询问额吉她过去是否很美；他反复想象额吉从前有什么样的 男人；无论在额吉家里或是主人翁所叙述的自己的家庭里，都有着成人男性
（父亲形象）的明显空缺??张承志大概不是在阅读弗洛伊德（Sigmund
Frend）学说后才回忆草原的，不过“恋母情结”在当代中国自有其特殊的含 义。男子爱着有“母亲形象”的异性，母亲形象联系着草原，辽阔草原以及 河流山脉构成大地，大地山河意味着祖国，所以祖国便意味着母亲，为儿子
（们）所深情挚爱。所以二十年后张承志这样概括他与额吉的感情：


（她是）主人翁的交流对象，影响者和教育者，一名伟大的草原女性，久经磨难但 是不失游牧民族本质，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的关键时刻中，完成改造红卫兵为人民 之子使命的，中国低层人民温暖和力量的象征。(26)


　　感情可以是私人的，但语言却是公共的。或许，这一代作家别无选择， 只能使用“毛文体”抒情。也可能是张承志的书写策略，将青少年微妙心理 迅速“升华”为国家语言。但这里有一个概念极其重要，那就是“人民之子”。
《金草地》用删节的方式对额吉形象作了两处微妙的改动。一是在第十

章全部草原故事结束后，作者突然改换笔凋，用调侃口气与读者直接对话并 以后设叙述交代人物的结局。由于一改全篇的抒情视角，潦潦几笔便传神地 画出草原母亲比较现实的一面：


额吉活着。她现在是一个佝倭缩巴、动作含混的瘦瘦老人??她六十岁大本命年我 回去那天，她颠巍巍一步一步地小跑过来。她不由分说不管我是作家兼学者她逮住我就是 一个嘬脸。我正不好意思呢她已经自顾自地走开了??(27)

但是额吉的这一个既可笑又可爱的侧影在《金草地》里被裁掉了。所以
《金草地》中的草原母亲形象就更诗化了。 另一处重要的删改是第九章里主人翁与额吉的一次深夜对话。主人翁在
额吉帮着掖好被子后睡不着，一心想着额吉年轻的模样。额吉好像洞见了 “我”的失眠，叫他“别乱想啦！”“她突然发出的声音吓得我全身都抽搐 了。”


??我这么胡说八道你不生气吧额吉？ 唉，嗯。
??我觉得除了像你——额吉我是说，要是找不见像 年轻的你那样的老婆，我就当喇嘛！
住嘴！ 额吉！ 嗯？
你告诉我，既然阿勒坦·努特格是神的家乡既然阿勒坦·努特格那么好，那么我能 在阿勒坦·努特格找到一个真正称心的姑娘当老婆么？
她久久没有回答。我瞥见露出皮被的那头蓬乱白发也纹丝不动。 不能。吐木勒，额吉不说谎话。
我觉得心被重重刺了一下。 不能，孩子。额吉知道你是个不平常的人，可是阿勒坦·努特格只是片牧场。
??(28)


　　张承志之所以要在《金草地》删去这段对话，我之所以要在这里不惜篇 幅引用这段对话，不仅是因为这里有着过于明显的“恋母情结”迹象，而且 也因为这最后一句，额吉讲了实话——足以点明（和解构）张承志的全部草 原神话。阿勒坦·努特格（“黄金牧地”）是小说中牧民大迁徙的目的地， 在象征层面上也是主人翁草原理想的终极。但额吉其实在告诉张承志：草原 不属于你，你也不属于草原。草原牧场属于平常人（人民？）而你是个不平 常的人（“人民之子”）老百姓本能地知道，城里人下乡，如能主动吃得苦 中苦，那必是“天降大任于斯人??。”
　　其实，《金牧场》里的很多场面，如不顾妻子生产而攀登冰川大坂，深 入西海固皈依伊斯兰殉道精神，在五彩杂色的都市只听一个人的歌，面对着 和服深情起舞的东洋美女动心不动欲??所有这一切不都在证明“你是个不 平常的人”吗？甚至，《金草地》所努力为之辩护、保卫的“红卫兵理想” 也必须联系“天降大任”（时代需要我们）的使命感才能解释。作为“平常 人”，依照“常理”，部分学生在领袖和军队支持下所成立的政治组织，违
　　
反人道和法律准则地使用暴力，有目的或无目的地侵犯他人的身体财物—— 这样的行为和“热情”，很难为之辩护。但作为“不平常的人”，不仅在信 仰上，而且在实践上也要反抗一切体制的束缚，为此不惜手段，不怕牺性。 所以尽管行为错了，“反叛精神”还是可贵的。(29)所以，从《金牧场》到
《金草地》，删改最少，保留最完整的，就是一群年轻红卫兵模仿红军步行 “长征”的故事了。
　　《金牧场》中的红卫兵故事，并没有展示红卫兵最初在清华附中成立的 情况（张承志本来最有发言权来讨论红卫兵的草创与初衷），对于扫四旧抄 家打派仗等也只是跳跃式地虚写，重点则放在几个北京红卫兵从大西南到陕 西的“模拟长征”上。相对而言，这是首都红卫兵最富理想色彩也最少伤害 他人的一项行动。(30)张承志后来说红卫兵“好的方面是反一切体制。”但 他小说里的红卫兵其实是无意反叛红军的体制的。对《金牧场》主人翁以及 他的战友大海、小毛等来说，长征是一个伟大的神话。但他们的模仿对象， 与其说是历史事件的长征，不如说是在五十年代以后由“革命历史文学”所 叙述所创造的“文本”的长征。所以当小红卫兵们不畏难险胸怀豪情过白龙 江寻找草地时，不仅他们的模仿行为颇戏剧性，而且他们的模仿对象就是戏 剧。张承志在小说里巧妙地点出了红卫兵行动的诸多文章指引：《长征组歌》、
《黑牢诗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毛等甚至在四川草地迷路时靠
回忆油画《星火燎原》的细节和重唱歌曲《红军南下行》来寻找地理方位。 而主人翁出狱获得女友浪漫迎接时的一段感慨，几乎可以概括“红卫兵长征” 的全部历史意义：“我满意地觉得自己完全是在重复着革命先烈的英勇活 剧。”(31)
从寻根文学起，有很多作家都从各个不同侧面有意无意地解构重写“革
命历史故事”。(32)但张承志在 1994 年改写《金牧场》时，不仅保卫而且进 一步纯化红卫兵的长征梦。毕竟，在当年这是一个真实的梦。大海为了实践 这个梦而死于越南。小毛、蓝猫和“我”最后仍不舍得将降下的红卫兵旗帜 的原件送交博物馆。《金牧场》里也有一个和《灵旗》主人翁青果老爹颇类 似的人物，一个当年受伤流落的红军今日成了领救济的穷汉。乔良的《灵旗》 从这一“革命后果”推疑至革命的方式（血流成河）以及革命的代价（是否 值得）。《金牧场》里本来有红卫兵长征的豪情与知青颓唐的精心对比，似 乎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但《金草地》删除了知青遭遇，红卫兵的故事就变 成浪漫的赞歌了。
四、民族屈辱感与“人民之子”


　　简单概括，《金牧场》全篇贯穿交错着四个描写“失败”的故事：主人 翁在日本苦心研究中亚文献，其学术报告最后在国际会议上被质疑；知青写 血书赴内蒙，最后颓唐潦倒回城；牧民千辛万苦大迁徙，最后被取消在家乡 的“居留权”；红卫兵长征追逐红军梦，最后亦在失望中降旗。《金草地》 删去了前两个故事，保留了后两条线索。歌颂失败的英雄，强调追求过程大 于目标——这一基本主题并没有变化。但混浊世界烦噪心情淡化了，浪漫旧 梦和清洁的精神被突出了。以张承志的话来说，就是“放弃包括受结构主义 影响的框架在内的小说形式，以求保护我久久不弃的心路历程，放弃不真实 的情节，以求坚持真实心精神追求。”(33)
混浊世界烦噪心情“不真实”吗？是否只有红卫兵旧梦和清洁的精神才

是真实的精神追求？我总觉得张承志对《金牧场》的意义估计不足否定太快。 也许再过些时日作家会发现，夸张浪漫旧梦强调清洁精神，其实正因为世界 太混浊心情太烦噪。
　　《金牧场》在歌颂失败的英雄九死不悔的结构框架下，其实有两条情绪 主线，即民族屈辱感和反都市崇尚荒原。再细加辨察，这两条情绪线索，又 都连着张承志所努力守卫的“红卫兵理想”。
　　《金牧场》第七章里主人翁“我”和夏目真弓小姐争吵起来，“我”这 样为自己的粗暴态度辩护：


??“对不起。不过富国的人和穷国的人在一起时，穷国的人可以失礼。” 真弓喊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天都感到??自尊心在受伤，”他的声音哑住了，??(34)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宣言。为什么“穷国的人可以失礼”呢？这里有几 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假定“礼”（礼节、牌理、游戏规则、文明秩序）只是 富国（权贵、上层、强者）制订，穷国（贫民、底层、弱者）完全可以无视 这种“礼”（因此“可以失礼”）。这当然是一种比较根本的反体制逻辑。 但问题是，既然全盘否定了牌理，又何必太在乎在这种规则下的竞争结果（穷 富强弱）并为之感到自尊心受伤呢？强调“穷国”（处在劣势地位上）可以 “失礼”，不是反过来肯定了“礼”的重要？说到底，红卫兵本来是特定体 制的产物，当然很难真正反叛“一切体制”。激烈地反叛体制，恰恰证实了 反叛者之重视体制。强调“可以失礼”，说明“礼”的意识很强。
第二种解释是承认“礼”是穷富上下中外强弱都无可选择要共同参预共
同面对的。既然富国（强权者）已占了现实的优势（包括制订了“礼”）， 那穷国（贫弱者）理当有权利去怀疑、挑战和破坏这个“礼”。所以在这里， 失礼（反叛）的合理性必须建筑在反叛者的劣势地位上——这是《金牧场》 红卫兵心态的关键所在。只有在“失礼”者处于劣势地位，在遭欺负受侮辱 被攻击时，他的激烈反叛精神才显得浪漫美好。“红卫兵理想”在张承志那 里，只有作为一种弱者的信念（宗教）才值得怀念和守卫。张承志后来在回 答梁丽芳提问时，强调早期清华附中红卫兵并非高干子弟，而且都受校方、 保守派压制，红卫兵在后来的运动中也受很多惩罚等，总之是强调：红卫兵 理想，是弱者的追求。然而，在本质上，红卫兵的行动，并非纯粹精神追求， 更不是宗教信仰，红卫兵从一开始就必须介入政治行动。一旦信念付诸政治 行动，（“政治”当然要争夺强势），在哪怕是局部暂时的强势情况下，“失 礼”（反叛）的性质就改变了（如第四章两个“长征”途中的小红卫兵“我” 和蓝猫，带着替老红军报仇的道德义愤，用皮带鞭打一个前国民党兵）。这 就是为什么史铁生在回顾红卫兵运动时特别强调“理想价值”与“政治”之 间的界线：“宗教??是一种理想价值，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利用了人 的理想价值来搞一种政治。宗教这种东西什么时候变坏了，就是当它被政治 利用的时候。”(35)作为“理想”的“反叛精神”一旦转变为功利的造反行 为，那也就显示出了红卫兵运动最“痞”，最阿 Q、最“湖南农民运动”的 一面了。其实张承志并不欣赏红卫兵“贫民造反”的一面。《金牧场》里凡 写到武斗、抄家、暴力、派仗等，都十分隐晦含糊节制且不无警惕和批判。 如前面所说长征途中的那次打人，作家细细分析自己初次暴力渲泄时的快感

与紧张：“这皮带坚着的时候湿淋淋的，分量像重了一倍，那颤抖是心中的 愤怒的火焰的颤跳??我把湿透的皮带抡得呼呼作响。大海也在暴跳怒骂， 也在闪闪发光地抡着他那一根。关隘就这样度过了，简单而残酷。我开了这 辈子的打戒。”(36)在第九章里，面对真弓的非暴力主义理论，主人翁又在 内心回顾自己三次打人的心理经验：“我的罪就是我自己。?? 历史的一切 罪恶也都潜伏在我的肉体上。”“然而，??我说我是罪人并不是说我已经 犯过罪孽，??”“我知道我为了母亲可以杀人放火。如果是在清朝如果我 活在左宗棠制造了一条血河的世道，为了母亲我要灭他左宗棠满门！”(37) 这真是一面感到负罪内疚，一面仍坚持革“命”的精神。虽然谈不上是红卫 兵的忏悔，(38)但像这样的几段反省暴力的文字，在《金草地》里也被删掉 了。
　　张承志要在红卫兵的政治行为中辨析其间某种非功利的青春热情和浪漫 理想，他就必须为红卫兵的“失礼”寻找新的价值支柱。“红卫兵精神”既 根殖于自下而上的弱者处境（学生批老师、群众斗领导、子女“背叛”父 母??），又同时必须拥有自上而下的道德优势（你们高贵者最愚蠢，你们 受蒙蔽了，你们是行尸走肉，平庸堕落??）张承志在《金牧场》是寻找的 道德支柱，第一是长征传统，第二是草原大地，第三是伊斯兰教哲合忍耶精 神（后来在《心灵史》里有重大发挥）。三种道德资源都具备弱者劣势条件： 红军明明已掌握政权，学生们还要模拟“溃逃”；贫下中牧名为社会主人， 生活却苦如奴隶；哲合忍耶更是在历史上屡遭扼杀的教派??然而有意思的 是，这些“弱者”的反叛其实都在挑战中确认了强者的“礼”：长征就是为 了政权；牧民认定知青并非“常人”；回民也乐于见到他们的秘密被写成中 文，（甚至，主人公“我”在日本，也要借用国际学术会议来完成他个人的 “青春的祭典”）??
总之，劣势地位和优势道德，这是张承志在《金牧场》里将“红卫兵精
神”理想化的两个关键。劣势地位，虽然也表现在红卫兵入狱，异国屈辱等 细节上，但最重要的，还是草原的炼狱过程。在优势道德的资源方面，虽有 来自名称（“红”卫兵）的革命传统，以及在异国激发的民族意识，但更主 要地，还是在草原大地上额吉（人民）的培养。额吉的形象所以至关重要。 她的主要功能，便是“改造”红卫兵为“人民之子”。其方法就是在帮助红 卫兵忍受克服种种“平常人”难免的苦难磨炼之后再告诉这个红卫兵：“你 不是一个平常的人。”换言之，这是先做“人民”，然后成为“人民之子”。 (39)归根结底，被张承志反省的红卫兵行为虽近乎贫民造反，被张承志维护 的红卫兵理想却联系着士大夫的救世使命感。张承志评论鲁迅省却姓名直呼 “先生”，虽然“先生”是企图以进化论或尼采哲学或俄国人道主义来救救 孩子，而张承志是企图以草原西海固大坂哲合忍耶来拯救堕落的中华，但救 世责任却不无相通之处。只是，文学家救世，自知功效有限；而红卫兵救世， 倘若从个人信念（宗教）化为政治行动、或道德批判，后果值得怀疑。
　　冥冥之中，张承志好像始终在等“神奇的召唤”，他曾这样自言自语地 领受荒原、人民和大陆给予他的崇高使命：


莽莽绵还的大陆，稳稳压住了世界重心的大陆，孕养文明改换风流的大陆，它正屏 息凝神地望着你，雄浑浩大的它正注视着你。
??你把结束当成了开头，把生命交付给了道路，你又走进了你的大陆，你去别了

你的休息和安宁。 你是大陆的儿子??(40)


　　注意，这是《金草地》的版本。在《金牧场》里，最后一句是 “你是大陆的骄子。”

1996 年 5 月于岭南学院

注
①《注释的前言：思想“重复”的含义》，《金草地》，海南出版社，
1994 年 9 月版，第 1 页。
②其中《黑骏马》曾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1982·中篇小说集》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③同①，第 4 页。
④《金牧场》，北京：作家出版社，1987 年 10 月，第 410 页。
　　⑤韩少功最典型的知青小说是《飞过蓝天》和《归去来》。四川文艺出 版社 1986 年出版的《知青小说选》选的是《远方的树》。
⑥这个短篇曾被选入多种选本。1993 年 12 月中国文学出版社的《中国
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短篇小说卷》便以《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为题。
　　⑦萧夏林：《无援的抗战——张承志和他的抗战文学》，见《无援的思 想》，华艺出版社，1995 年 6 月，第 142 页。⑧同①，第 4 页。
⑨同⑦。
　　⑩萧夏林：《时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写在〈抵抗投降书系〉的前面》， 见《无援的思想》，Ⅰ。
(11)《金牧场》，第 12—13 页。
　　(12)《金牧场》第二章 J 部曾描写主人翁在后乐宾馆的斗室里背诵伏契 克的诗句：“从门到墙是七步，从墙到门也是七步。”（第 46 页）。
(13)《金牧场》，第 23 页。
(14)《金牧场》，第 282 页。 (15)夏志清原著，刘绍铭编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
社，1979 年，第 52 页。
　　(16)郁达夫的《沈沦》后来被认为是爱国的小说，但 1921 年初版时作者 自称只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心理??里面也叙带着现代人的苦闷”（《沈 沦·自序》）。然而过了十年，在九·一八事件以后，郁达夫尝试重新解释 自己的创作：“??正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里所处 的地位??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运命，与夫四万五千万同胞 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忏余独白》）。
　　(17)“您还回中国吗”？六个字采用不同的字体印刷。见《金牧场》， 第 49 页。(18)《金牧场》，第 101 页。
(19)《金牧场》，第 270 页。 (20)(21)《金牧场》，第 98 页。
　　(22)“人民的暴力主义”是张承志《心灵史》中的一个标题，见《回民 的黄土高原——张承志回族题材小说选》，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0 月，
第 298 页。

　　(23)张承志创作中的“男子汉气概”早就为包括王蒙在内的很多评家所 注意。现抄录朱伟的一段原意是赞扬张承志的文字。“一位女编辑说：‘如 今那么多人都在那里装男子，装来装去，还数他最像。’”（《张承志记》，
《钟山》，1994 年第 1 期。）(24)《清洁的精神》（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封二有如下介绍：“这本散文集只是我的横抡竖砍，没有开仗也没有休战?? 我虽然屡屡以反叛中国式的文化为荣，但在列强及它们的帮凶要不义地消灭 中国时，我独自为中国而战。”
　　(25)《金牧场》，第 313 页。文中的“知青之歌”，是按文革期间一首 真实流行的“南京知青之歌”改写的。这首“南京知青之歌”曾在知青中广 泛流传，后因在苏联“莫斯科之声”上播出，原作者被捕入狱。
　　(26)同①，第 3 页。张承志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曾住过的那一家牧 民，因为出现在他的小说里，“后来没有人不知道他们家，也出名了。”（见 梁丽芳编：《从红卫兵到作家》，台北：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 5 月，第 196 页。）
(27)《金牧场》，第 484 页。
　　(28)《金牧场》，第 430 页。(29)张承志：“红卫兵最可贵的是反叛精 神。”见梁丽芳编：《从作家到红卫兵》，第 139 页。
(30)同(26)。
(31)《金草原》第 104 页。 (32)如莫言《红高粱》、格非《大年》、陈忠实《白鹿原》等。参见拙
作《当代小说中的现代史》，《上海文学》，1994 年第 10 期。
(33)同①，第 4 页。 (34)《金牧场》，第 345 页。
(35)《史铁生：轮椅上的命运挑战者》，见梁丽芳编：《从红卫兵到作
家》，第 112 页。(36)《金牧场》，第 158—159 页。 (37)《金牧场》，第 456—457 页。
(38)红卫兵的忏悔，在文革后的中国文学中并不多见。除非是作为沉默
的群体（他们），红卫兵通常被形容成粗野暴力愚昧法西斯。否则，凡是从 主人翁角度写红卫兵，大都同情多于批判、理解多于责备，辩护多于忏悔。 对于昔日的“错”，张抗抗认为“忏悔也是没有必要??忏悔是没有用的， 错了就是错了，是当时必然要犯的错误。”（《从红卫兵到作家》，第 183 页）连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也觉得“有些人把一切罪恶都推到红卫兵身上， 简直太不公平了。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把许多罪责推到士兵身上，是荒谬 的。”（同上书，第 104 页）。
　　(39)梁晓声张抗抗也都说若没有知青下乡的苦难，他（她）们便都不会 成为作家。对此王安忆回答说：当作家也不算什么，“如果要我下乡才当作 家，我宁可不当。”参见拙作《为文学所叙述的‘文革’》，《明报》1996，
5，15。
(40)《金草地》，第 42 节。

当代小说中的现代史

——论《红旗谱》、《灵旗》、《大年》和《白鹿原》


　　首先解释题目。这里所谓的“当代小说”，指的是 1949 年以后中国大陆 的小说。而“现代史”，则始于 1911 年，止于 1949 年。所以，本文将讨论 的是，其实是“共和国小说中的民国史”。
　　《红旗谱》是一部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十分畅销①的“革命历史小 说”。②《灵旗》是空军政治部创作员乔良写于 1986 年的中篇，描述红军在 长征途中受挫及乡丁村民为何互相残杀的故事。《大年》的作者格非被视为 八十年代后期崛起的探索派作家，小说写的也是三四十年代的农村阶级斗 争。《白鹿原》则是近年来国内最重要，而且也颇引起争议的一部长篇，1993
年 6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不仅“正式”发行了几十万册，街头巷尾 还出现了很多“盗印本”。批评家雷达曾将 1993 年的长篇小说出版盛况与
1959 年相比，认为是 1949 年以来国内长篇小说出版、发行、热销最集中的 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的代表，自然是“三红”（《红日》、《红岩》、《红 旗谱》），而后一时期中最著名的，除了《废都》，便是《白鹿原》了。
将以上四部中、长篇小说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这几部
作品都在描述农村乡民生活与国共几十年纷争之关系，但其间的“历史画 面”、“革命景象”却很不相同；第二，这种“革命历史故事”在当代小说 中不断被修订、改写的现象，不仅说明作家们政治理念、历史眼光的某种改 变，更显示出当代小说在叙事方式、叙述结构上的微妙而又重要的转变。如 何把握小说与历史，叙述与事实，文章与事件的关系，从《红旗谱》、经过
《灵旗》、《大年》，再到《白鹿原》，这里有一条否定和再否定的变化曲
线。


一、《红旗谱》：“两家农民三代人与 一家地主两代人”


　　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和维修曾有 过很大的贡献。这是因为新政权的法理基础，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一种对 近代史的诠释之上：1840 年以来，历史证明，除了共产党以外，没有其他的 政治文化力量能够拯救中国于苦难衰亡??而民众之接受这一历史诠释，主 要并不是靠读历史研究的书籍，③更多的，是通过《毛选》及其注释，和革 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近年来国内出版的几种《当代文学史》，多把“三 红”誉之为“十七年文学”之精华。④“三红”其实都写国共之争。《红日》 写的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军事胜利（三野如何在山东孟良固歼灭国军精锐七 十四师），《红岩》写的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道德意志品格上的优劣高下
（狱中环境最能被考验人的品格情操），而《红旗谱》则写北方乡村里的一 些家仇族恨如何演化为贫富阶级对抗进而汇入国共政治斗争。毛泽东说过：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⑤如果说“三红”是从军事，道德及农 民社会基础等三个不同角度共同创造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夺取政权的 “革命历史故事”，那么《红旗谱》就是这一“故事”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所以直至今日，《红旗谱》依然拥有读者⑥，影响依然深远。

　　《红旗谱》的革命历史故事模式大致由六个要素所组成：即三类不同身 份的人（乡绅、贫农及教书人）如何在三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势力（国民党、 共产党以及以村、族长为代表，以村社祠堂为象征的乡村民间宗法组织）之 间作选择或被制约。关键当然不在这六种要素本身（其他现当代小说凡写中 国现代农村社会，总会涉及以上三种人三种势力），而在于这六种要素之间 的排列组合关系。《红旗谱》据说是“通过对冀中平原锁井镇两家农民三代 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矛盾和斗争过程的描写，对大革命前后中国北方 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活动，进行了历史性的艺术概括。”⑦概括这 种“历史性的艺术概括”，简而言之便是：贫农、读书人与共产党联手，对 抗地主，国民党及村社宗法组织的同盟。
　　“两家农民”的第一代，朱老巩和严老祥，曾在清末年间为保护村民的 公地（及其象征物古铜钟）而与当地富豪冯兰池交恶。朱老巩死后其子朱老 忠被迫闯关东。二十五年以后朱老忠回乡，与严家第二代严志和联手对抗村、 族长冯兰池及其子，国民党军校毕业的冯贵堂。冯家父子，有钱有地，又占 据祠堂，且有官府支持，这就使得朱、严两家的第三代运涛、江涛、大贵、 二贵等，必须通过学校教员贾湘农的介绍，接近和参加了共产党。《红旗谱》 第一部结束时，乡绅、官府勾结的“割头税”虽被反掉，朱严两家几个参加 革命的儿子却也入狱或抓丁。斗争胜负仍未见出，国民党加地主加“祠堂文 化”对抗共产党加教书人加贫农的两条阵线却已分明。
对以上公式，应作几点说明和补充。一是小说中的国共之争，依据于乡
间贫富对立；而贫富对立，又始终和不同族姓之间的冲突有关。于是家仇族 恨演为政治斗争后，便出现了朱家严家皆赤冯家皆白的局面。二是小说中的 读书人原有两个。不过比起地下党贾湘农来，乡绅家庭背景的严知孝就“软 弱无能”得多了。三是小说中的地主冯兰池虽有村长之名亦有拆祠堂改学校 之权，却在村民中缺乏道德威望。反而是“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朱老忠， 时时关照乡亲们的疾苦冷暖，颇做了些原本应是族长该做之事。于是，家族 宗法制的形式（祠堂、庙宇、村长族长的名义，与其内容（忠、孝、节、义） 在《红旗谱》里被分离了。前者（宗法形式）依附官府，后者（传统美德） 属于共产党。
《红旗谱》中的很多人物，过去都曾在梁斌早期的中、短篇及剧本里出
现过。可以说这些人物形象，也经过了作者的反复改造，才能胜任他们在革 命历史故事中的角色。作者自己说：“我在酝酿，创作《红旗谱》和《播火 记》的整个过程中，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 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联合政 府》等著作，认真学习了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政策和文件。”⑧尽管如此，
《红旗谱》从 1942 年开始酝酿，到 1953 年重列提纲，再到 1954 年动笔，1956 年改写，1958 年出版，前后历时十几年，说明作者家乡那一堆乡仇族恨的素 材被整理改造的过程也不容易。从作者的回忆看，改写过程中主题倒变化不 大，最重要的改变却是故事的叙述方法。小说初稿是先写朱、严两家的第三 代运涛、大贵等已加入共产党游击队，然后再倒叙他们父辈祖父辈当年如何 同乡绅冯兰池结仇。整个清末民初乡村的家仇族恨史，是从一个后来的革命 者的视角去讲述的——这倒很像小说写作的实际情况。然而作者最后终于砍 去了所有的倒述。这一改动才使《红旗谱》真正符合了复制革命历史故事的 意识形态需求。

　　《红旗谱》的叙述方式有三个特点。一是叙述者在空间上完全不受限制， 自由出入各色人物的内心，全知全能；二是叙述者在时间上完全受限制，只 能随事件的发展作顺时态叙事；三是叙述者在小说中是隐形的。这里的第一 点很清楚，不必多议。第二和第三点则比较值得注意。那种常以“那时候”， “当时”起首的叙事，由于在今日之言语与昨日之事件之间留出了心理时间 的空隙，便使得整个叙述获得了一种类似“球赛重播”的事后审视角度。但
《红旗谱》在叙事层面上完全没有给读者这样一个事后审视的角度，反而是 尽量制造“现场直播”感。梁斌知道他的小说“是写给有文化的农民和干部 看的”。与其让这些农民干部去回顾革命史，还不如让他们“身临其境”地 去现场体会革命的必然性。所以，《红旗谱》中所有情节均顺时态发展，叙 述者、人物、及读者，都严格受到叙述中的时间的限制。加上叙述者从不显 形，而是继承《左传》遗风，只是隐蔽地选择、摆弄、安排着种种历史事件 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而让小说中的人物和广大读者充分享受着参与和创造“历 史”的艰辛与快感。不仅《红旗谱》，当时绝大多数的革命历史故事，如《红 日》、《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也都采用了顺时 态隐形叙述的方法，这决非偶然。《红旗谱》的这种讲述革命历史故事的方 法，包括其三对三两条阵线故事框架，后来延续了几十年，直到八十年代中 期才为《灵旗》、《红高粱》等作品打破。

二、《灵旗》：一条汉子的五十年

在讨论《灵旗》之前，有必要先看看莫言著名的《红高粱》。
　　《红高粱》发表后，雷达在北京《文艺报》刊文称赞说是“救活了革命 历史题材”。言下之意，革命历史题材当时已奄奄一息。“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革命历史题材的重心总在军队。所以《灵旗》和《红高粱》分别出自 空军和总政专业创作员之手，亦非偶然。不过乔良和莫言都出生于 1949 年以 后，并没经历过内战。他们用来“救活”革命历史题材的“药方”主要有两 个：一是将顺时态的故事发展置于一种“后设叙述”之中；二是在《红旗谱》 模式的六要素“国”、“共”、“祠堂”和“富”、“贫”、“士”之外， 再加上第七个：“匪”。
我们可以以《红高粱》为例来界定一下所谓“后设叙述”这个概念。在
《红高粱》里，有两种“后设叙述”，一是叙述时间上的“后设”，即在讲 述往事历史时处处有意凸显今天（或“后来”）的叙事角度，或乾脆打断故 事的顺时态进程，突然插入一段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 式的句型：多年以后，当主人公回想起那一瞬间??，⑨这种提前出现的结 局就逼使读者的兴趣，从故事“后来怎么发展”转到“怎么会发展到这样”。 二是叙述态度上的“后设”，即在叙述者叙述故事的同时或前后，另有一个 叙述的声音在旁边解释和评判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在《红高粱》里，这两个 叙述者都是“我”，于是我们一面看到“我”在讲述“我父亲”当年目睹的 高粱地伏击战，一面又看到“我”怎么去家乡查县志访老人找寻史料，以及 为什么“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去祭奠先人英灵。
　　从叙述时间的角度考察，《红高粱》其实有两个层次的叙事视角，一是 当年在高粱地“现场”目睹事件“实况”的“我父亲”和“我奶奶”的视角， 二是今日讲起“我父亲”、“我奶奶”和余司令的故事的小说叙述者“我”
　　
的视角。前者是小说中人物的视角，是受该人物眼见耳闻心思情感限制的视 角。作者要“我父亲”在现场作证，也要“我奶奶”的临场反应，但又总要 用第二个层次的叙述视角，即全知全解的“我”的现代语言来打断当年的故 事，提前（或者说从“事后”角度）告诉读者哪一个时刻决定一个人物的命 运。比如小说中余占鳌和戴凤莲还仅仅初次见面，作者已在交代结局：“余 占鳌就是因为握了一下我奶奶的脚，唤醒了他心中伟大的创造新生活的灵 感，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也彻底改变了我奶奶的一生。”⑩所以，在 这里，“我”的叙述相对于“我父亲”、“我奶奶”的视角来说，就有一种 “后设”的关系：“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的那 块无字的青石墓碑”。(11)
叙述者视角高于、“后”于人物叙述视角的情况其实并不罕见（虽然在
《红旗谱》及其他五十年代的小说里并不存在），《红高粱》的特点在于其 人物视角的名称，不是某个昔日的人名，而是一个“后”人对长辈的称谓。 为什么不简单地用人名称呼而要叫“我奶奶”、“我父亲”呢？作者在这里 的“别有用心”可以解释为着意突出叙述者“我”的无处不在，也强调正是 “我”辈与长辈们的关系、差异、对照，构成了小说的英雄主义主题。像“奶 奶一把撕开胸衣，露出粉团一样的胸脯??”这类的牺牲了“性感”的性爱 描写，迫使读者与“故事”拉开心理距离。季红真曾经很精辟地分析过《红 高粱》的典型句型，如“我奶奶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其实由两套不同语言符 号系统所组成：“我奶奶”代表家族乡土宗法文化血源，“个性解放”则是 现代城市语言和西化的观念。当然，再分析一下，“我奶奶”这个称谓亦由 后设叙述者“我”和历史当事人“奶奶”所组成。于是，两套语言文化符号 系统之奇特“并置”，不仅显示城乡之异、今昔之别，也是基于叙述与被叙 述之间话语关系：正因为有“我”的观照在，“奶奶”才成其为“个性解放” 的英雄；而“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却只会讲述，远不如“奶奶”那样是 真的英雄。
以上讨论的是“时间”上的“后设”。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的第二
章，以及首尾部分显示的另一种后设叙述，即空间上和叙述态度上的“后设”
——一个“我”在讲过去的故事，另一个“我”在一旁解释“我”讲故事的 行为本身：讲述的动机、态度、方法和操作过程。“我”为什么要写家族史， 为什么要翻县志，采访老乡，在有限的史料中想象和创造先人的伟绩：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 好汉最王八蛋最能解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 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 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
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 你们的不肖子孙??(12)


　　虚拟作者身份的“我”的偏激感慨和叙述者“我”所讲的故事之间，有 一种张力的关系。一方面“我”骂自己不肖，自渐形秽，一方面“我”又歌 颂英雄，并相信自己的故事有神力能“召唤英魂”。与其认为莫言真的持有 退化的历史观，我们不如把他对昔日“土匪”在革命历史中的作用的重新评 价，与他关于“不肖子孙”的自责联系起来考察。革命者，不是应该一代更
　　
比一代强吗？什么原因，造成了“种的退化”？
《灵旗》比《红高粱》更能说明“后设叙述”如何改写着革命历史故事。
《灵旗》中共有三个叙述者：一是隐形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二是主人公 青果老爹（五十年前被称作“那汉子”），大部分故事叙述都受这个主人公 的感知视角限制；三是小说里又有一个关于讲故事的故事。故事叙述人是二 拐子，当年目睹“红军死得好惨”受了刺激，几十年来一直坐在树下同乡亲 们讲故事。讲故事的背景是这样被布置的：


他们搬个树墩或者垫块石头坐在树下，从老辈人嘴里把许许多多真真假假奇里古怪 添油加醋的故事听过来，又许许多多真真假假奇里古怪添油加醋地传下去。有些故事很古 老，比老皂角还老。像牛郎织女。像孟姜女哭长城。有些故事不太古老，甚至比老皂角还 年轻。像太平天国。像红军过广西。(13)


　　既然，小说在暗示不同时期，同一故事会有不同讲法。二拐子自身经历 便是一例：


现在那伤兵脑壳开花的地方真长出一棵夹竹桃，并且正在爆开一树新花苞。香气不 浓。是二拐子种的。他半夜上山把那红军埋了，又在上面播了一枝夹竹桃。他想不起当时 为哪样要这么做。大概只想做个记号。这棵树眼下被人叫做红军树。成了一方小小的圣地。 二拐子为这事被当成杀害红军伤员的凶手关过，审查过。后来又成了不畏白色恐怖，掩埋 红军遗体的英雄。有些地方还请他去做报告。他不会做，只管讲他那些讲了不知多少遍的 红军勾魂鬼的故事，照样话尾拖着哨音，听得人毛骨悚然。于是又有人说他宣扬迷信，诬 蔑红军，从此也就不再有哪个地方请他去讲。他依旧回到老皂角下来找他的听众。(14)


　　虽然在故事的不同讲法后面，青果老爹还是相信有一个“事实真相”存 在，但回到当年临场看“真相”，与几十年后再回首，历史风貌似已不同。 所以小说坚持将主人公一分为二，想方设法将当年“那汉子”的行动与今日 青果老爹的思想混在一起。五十年历史，不仅在章节、段落间穿插，不仅在 行与行之间并置，甚至可以合成一个句式，比如“给那汉子开门的是现今已 死去四十多年的杜小爪子??”这种叙述者时间支点在同一句子里的移动， 既保持了“现场效果”，又透出“事后”角度。主人公“那汉子”曾当过白 军、红军、盐贩子和“独行侠”。他曾眼见红军在湘江一役如何溃败血流成 河，他曾目睹红军伤兵如何被民团以及趁火打劫的乡民们所残杀。于是“那 汉子”便暗杀了很多“作孽”的富绅乡丁，手段奇特，血溅了他满头满脑。 从当年角度替那汉子的行为解释，所有这些血腥都是“历史前进”的代价。 然而，几十年后青果老爹仍然面对穷山恶水世道不公：“除了电灯，界首镇 五十年里没多大变化。关帝庙还是关帝庙，只是更加残破。三官堂还是三官 堂，只是另起了个名称叫红军堂。??五十年前是这样，五十年后又是这样。” 那么，这么多血到底流到哪里去了呢？！一个当年被他惩罚过的地痞因吃喝 嫖赌用光家产，“土改”时反成贫农，“文革”时更是耀武扬威；另一个被 恶霸欺侮的女人因“那汉子”帮助保留了几亩水田，后来倒被划成“地主婆” 吃尽苦头??所以最后“青果老爹理不清这沧桑人事中的善恶忠邪，是非曲 直，前因后果。”有这么一个很“糊涂”的“事后”角度在，原本应该清清 楚楚由“红旗”来“谱”成的故事，现在也要撑起“灵旗”作题而且面目全
　　
非了。
　　叙述模式、审视角度的改变自然导致了小说中的“农村社会结构图”的 改变。从《红旗谱》到《灵旗》，“敌对阵营”大致不变，地主廖百钧仍然 身兼本乡乡长和民团大队长。可“我方阵容”却有了重大变化。《红高粱》 和《灵旗》中的贫雇农主人公虽然也曾遇到过带书生气的共产党，但最终却 都是在成为土匪以后才“精忠报国”，尽显其男子汉英雄本色。党在哪里呢？
《红高粱》是有一个秀气、有文化的任副官，“我父亲”猜他“八成是个共 产党”。任副官乐于教“兄弟们”革命歌曲，也很成功地训练了余司令土匪 大队的纪律性（迫使余占鳌枪毙了强奸妇女的余的叔叔）。反讽的是，这样 一位兼有书生气和英雄气的任副官，最后被自己的勃郎宁手枪走火打死。这 一象征性的细节在《灵旗》里演成了党内路线斗争。“那汉子”参加红军是 受到了一个“笑眯眯”的党代表的鼓励。尽管一路打败仗，“那汉子”还是 “信任这笑”，从不抱怨。可是这党代表不久便死了，“是被自己人当作敌 人活活打死的”。


他亲眼看见了他的死。他惨。说他是 AB 团，还说他是社会民主党。然后那几个神情 庄重的人把颜色暗红不知是锈还是血的铁丝，缓慢无情地刺进绑在祠堂廊柱上的党代表的 睾丸。任恁他脑袋上仰下俯，长呼短叫，那些人全然不动声色，慢悠悠地从那端把铁丝拉 来扯去，直到受刑人停止鼻息。他们很风趣地把这叫做咬卵弹琴。那一阵子很多人都尝过 这滋味。活下来的不多。后来连折磨死党代表的那几个人也死了，罪名和党代表一样。这 更叫人不明白。??外边被敌人杀。里边被自己人杀。这样的队伍能成多大气候？他心冷 了。(15)


　　于是，“那汉子”逃离了红军，开始用“土匪”的方式锄奸铲恶去了。 小说里的民间“土匪”，似乎比内斗的红军和凶残的白军，更能体现和伸张 正义。我们不会忘记，《红高粱》里冷支队长带领的正规抗日军队，也是在 余司令率“匪”独力歼灭日军战车以后才赶到战场的。和《红旗谱》及很多 其他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故事将“土匪”等同于国民党恶霸地主，或设计收 编改造不同，在八十年代中期，“土匪”俨然成了革命历史故事中的高大主 人公。
“土匪”角色能“救活”革命历史题材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土匪强
盗精忠报国的故事，上接《水浒》英雄传统，下合民众广泛的侠义趣味，既 有行为的传奇性，又确保能维护道德正义。这样一种“土匪英雄文学”其实 是远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革命历史故事拥有更深厚的“群众基础”的。
（即使在《红旗谱》中，最令人难忘的形象，也是较带匪气的朱老巩和朱老 忠。）陈思和近来有文，颇有见地地指出何以杨子荣的土匪形象甚至在样板 戏里也是最受欢迎的。(16)“文革”后意识形态宣传的规范略一松动，《红 高粱》等便迅速抢走了一般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读者了。二，土匪英雄角色， 既不必像党的干部等正面形象那么言行有规范，也不会如知识分子般文质彬 彬，所以他们的“为所欲为”，正为帮助当代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去宣泄对 荒诞，对血腥、粗鄙等“丑怪美”的现代主义审美欲望。于是，我们看到罗 汉大爷被活活剥皮，余司令在《红高粱》续编中对酒撒尿，《灵旗》中的廖 百钧也被碎尸十余块，而“那汉子”甚至当众生吞了一条毒蛇“竹叶青”。 不过，虽然《红旗谱》与《红高粱》、《灵旗》之间有那么多不同，但

有一个细节却是共通的，那就是参加共产党或当土匪的贫雇农，与身兼族长、 乡长、民团大队长的土豪，总是共爱着同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在《红旗谱》 中叫春兰，冯兰池曾想买她做妾，未成；后来运涛和她定情，大贵也想娶她。 在《红高粱》中，“我奶奶”先嫁了有钱的麻风病人，后随土匪司令。在《灵 旗》里，“青果老爹”一生都恋着的杜九翠，正是民团大队长廖百钧的第四 房太太。在种种不同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农村社会结构图中，这个女性角色并 不属于国、共、“祠堂”、贫、富、士、匪等七要素中的任何一个，却又牵 连和卷曲着以上所有的人和势力，成为种种流血、恩怨、争斗、妥协的焦点。 这个细节，在本文将要讨论的《大年》和《白鹿原》中，还有着更令人眼花 缭乱的变奏发展。
三、《大年》：一个女人与三种政治力量


　　这个女人在《大年》中是乡绅丁伯高的二姨太。“二姨太是一个美丽的 女人。”围着她的男人有三个。一个是她丈夫丁老太爷。“玫刚刚嫁过来的 时候还时常梳着女学生模样的短发，看上去还像个孩子，”（一些年轻的探 索作家常喜欢描写学生出身的姨太太，苏童《妻妾成群》里有更出名的例子。） 两年后，“她颀领长的身材，长发中散发出来的松脂一般的少妇气息使他沉 醉。”直到丁伯高被共产党组织的农民游击队抄家抓走时，他还记着玫的松 脂气息并询问她的下落。第二个男人叫豹子，穷人，惯偷。腊月初二曾潜入 丁家大院盗粮被擒，剥光衣服被吊打时被二姨太看到了他的裸体，“他的目 光接触到她的脖颈上的肌肤，腑脏里聚集了一种模糊的欲望??她走开的时 候，这个妖艳的狐狸精的模样在豹子眼前并未消失??”被丁伯高释放后豹 子通过教书人的介绍投了新四军，腊月三十晚上豹子率众攻入丁家大院并在 年初一亲手枪毙了丁老太爷。可豹子仍然找不到二姨太玫。第三个男人便是 唐济尧，身份颇似《红旗谱》中的贾湘农，教书人，还会行医，实际上却是 地下党。唐济尧答应丁伯高去疏通新四军方面的关系，但要丁家多捐给新四 军些粮款。他还负责替二姨太玫搭脉开方。唐济尧介绍豹子参加了新四军， 并暗中指采豹子等人打劫丁家大院。但最后也是唐济尧代表新四军暗杀了豹 子，并贴出一张布告，全文都值得转录：


徐福贵，乳名豹子。民国十五年生。属牛。民国三十四年二月参加新四军。据查实 徐福贵犯有下述罪行：
一、民国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大年三十）子时率暴民洗劫开明绅士丁伯高家院， 并于次日傍晚将丁枪杀。
二、惯偷。 三、公然抗拒新四军挺进中队赵副专员让其于民国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大年三十）
去江北集训的密令。 鉴于所列罪行，徐福贵已于民国三十四年二月十七日被处决，此布。(17)


　　小说的结尾比布告更出人意料：许多天以后，原先躲藏在尼姑庵里的二 姨太玫和地下党唐济尧一起失踪了。
　　如果说《红旗谱》是叙述历史以教育青年人相信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那么《灵旗》就是回顾历史以使人们反思革命的代价与得失，而《大年》则 是以故事形式解析胜利的革命者如何“创造”历史的过程。如果说梁斌相信
　　
“小说”可以“叙述”“历史”，那么乔良则是以他的“叙述”来怀疑“小 说”是否可以反映“历史”，而格非就是用“小说”的形式在研究“历史” 与“叙述”之间的关系。
　　《大年》发表于 1988 年，比《灵旗》和《红高粱》迟了两年。在这两年 之中，中国当代小说在叙事模式上已有了重要的改变。马原、苏童、余华、 格非、残雪、孙甘露、叶兆言等一批“寻根”后新起的先锋作家，纷纷从各 种角度试验不同的小说形式。其中尤其是马原，他的《虚构》和《错误》， 着力探索语言、文学叙述与事件秩序的关系。《大年》可以说也属于这一批 实验作品之列。关于这些实验小说在艺术上的得失，批评界至今仍有争议。 但在我看来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灵旗》、《大年》之类作品在叙述模式 转变上所作的努力，“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是很难从《红旗谱》发展到《白 鹿原》的。
　　《大年》的叙述结构看上去比《红高粱》、《灵旗》简单一些，其实不 然。在空间上，叙述者也是有限制地全知全能，尽量客观描述，一点也不展 开两个关键人物唐济尧与玫的心理活动。几个至关紧要的细节，如唐济尧如 何做手脚利用豹子文盲而让他误得军令，以及唐与玫何时传情等，都写得很 略，留下空白让读者去连接。但对于“时间”，叙述者却精心布置。前后才 一个月，并无太大时空跳跃余地，每一章必以具体日期开始，基本顺时序， 但腊月初七豹子投军却排在腊月二十四之后。腊月二十二豹子母亲见做贼的 儿子回家，想到两日后要雇人杀他（老母知道自己快要饿死，不愿让败家子 在她死后再作孽），“她觉得时间仿佛突然出了问题，后天，腊月二十四正 悄悄向今夜延伸。”比起《红旗谱》的“叙述随时间而延伸”，《灵旗》和
《大年》都追求一种“时间随叙述而卷缩伸展”的效果。换言之，前者叙述
“历史”的发展，而后两者则让“历史”在叙述中发展。 比起《灵旗》来，《大年》在排列组合民国时期农村社会结构方面，对
“红旗谱”模式作出了更进一步的修改和挑战。首先，在“敌方阵营”中，
国民党的势力被隐去了，丁伯高是富有乡绅但却不是恶霸（他曾开仓济贫， 捐给新四军粮款，还放了惯偷豹子，等等）。这样一来，丁老太爷之被“革” 命，仅仅只是因为他有钱。所以新四军最后的布告，也要为他平反称他为“开 明绅士”了。于是，革命的“对象”在《大年》里是没有了。其次，再看“革 命的阵容”，豹子倒是一个人身兼贫、士、党、匪四个角色，他是赤贫，又 是胆小的土匪，惯偷，又通过教书人找到了党投了新四军，最后被处决时在 文告上又成为“匪”。小说的叙述者在豹子身上用笔最多，大概是因为农民 是中国革命的主力的缘故。豹子的生平不仅搞乱了朱老忠他们的阶级阵线， 而且对余占鳌式的土匪英雄角色也构成一种反讽。第三，唐济尧这个角色， 更值得琢磨。看上去，整个《大年》里的革命是由他一手策划的。更关键的 是，“革命的历史”，大概也是由他执笔形成文字的。然而，接下来的问题 是，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他在尽一个知识分子和职业革命者之职责吗？还是因 为他想得二姨太玫因而设计先后除去两个情敌？或者，他本人也一直受到玫 的控制？你想他最后失踪，是否也是逃离革命呢？??如果说《红高粱》和
《灵旗》是在改写《红旗谱》的革命历史故事模式，那么《大年》则是颠覆 了这一模式。不过《大年》篇幅短，材料单薄，没有充分展开农村画面，加 上又是“探索小说”，读者有限。所以，《大年》在解构现代史方面的一些 突破，在国内评论界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