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的地址，这是爸爸最早想来台湾的张本。可是一想到二二八时台湾人 大杀外省人，就心有余悸。所以从北平出来，没有直来台湾，反倒先落脚上 海。这一错误，大伤家中积蓄的元气，最后匆促决定来台后，积蓄所剩无几 了。
　　我们全家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早上离开上海的，搭的是中兴轮。 中兴轮本来还算豪华，可是现在已沦为难民船，有立脚处，就是难民。我们 把行李堆在甲板上，我就躺在行李上飘洋过海。五月十二日傍晚到了基隆， 自此一住五十年！
　　我们全家八口逃到台湾后，爸爸死了，枯骨一坛；妈妈九十高寿，与 我同在。当年的孩子们；如今只有我一人在台湾。
　“与台湾共存亡”？没有那么严重；“归骨于昆仑之西”？实在有够麻烦。 我曾以粗话自嘲：“我来台湾时，鸡巴还没长毛；如今鸡巴毛都快白了，人
还活在台湾。”其实，何止活在台湾，我终将化为白毛老怪，死在台湾。陈
寅恪“先为帝国之民，死为共产之鬼”，我则生为白山黑水之民，死为草山
（阳明山）浊水（浊水溪）之鬼，大陆虽是我的根，但是我已是台湾人（我 六岁儿子、四岁女儿）的爸爸，难民不复返矣！



2　小寒纪

十五二十，时我少年，陷身孤岛，一片小寒。 我在一九四九年暑假后进了台中一中，从初二念起一直念到高二，这
四年间，我陆续读了许多课外书，由于年复一年在知识上，‘独与天地精神
往来”，基本上，学校和同学是不能满足我的，‘境界”的，在内心深处，我 与人颇为疏离，我有一种“‘知识上的傲慢”（intellectualarrogance），不 大看得起人，尤其讨厌制式的学校生活。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 就因痛恶中学教学制度的断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最后以同等学力考上大
学。所以，如说“李敖连中学都没毕业”，这一陈述，并不错误。
　　在台中一中同学中，跟我同届的陈正澄是学问最好的，通中、英、德、 日四国文字，后来做到台大经济系主任，他去德国留学时要我用毛笔写字送 他。我题诗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我来台湾识正澄，同学十载空余恨， 抢去我的第一名。”乃写实也。他把字带到德国，一直挂在墙上。陈正澄以
外，张育宏也是我最早认识的台湾同学。四十年后，他以新光产物保险总经
理的身份，开了两桌酒席，庆祝我来台四十年。 他的国语、日语都讲得极好，演讲起来，外省人与日本人都推服无间。
赖宪沧也是老同学，我办《求是报》时还大力出资订阅送人，我们一起吃日 本料理时，双方都带儿子，但他的儿子大我儿子二十多岁，同桌而食，非常
有趣。韩毅雄在全校考试中是冠军，下象棋也是冠军，聪明绝伦，做到台大
医学院骨科主任，至今犹是我的“御医”。王新德在班上，翁硕柏老师公开 赞美他是美男子，为人头脑细密。有一次他静静看我和施启扬争辩，劝我说： “你不要同施启扬争辩了，施启扬这个人头脑不行，你何必费唇舌。”这话 使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爸爸死后，他写了一封深情的信慰问我，我至今
感念。何西就在四十年后与我为邻，人最热心公益，每次选举投票开票，他
都全程参与。妈妈因常在楼下走动，附近人都见过她，但有的不知为李敖之

母。有一次她去照相馆冲洗照片，我赶来时，看到何西就正和她聊天，西就 看到我跟妈妈“一见如故”，他奇怪地问：“你也认识这位老人家？”我笑说： “我当然认识，她是我妈。”程国强是最顽皮的家伙，后来留在大学专教马 克思，还陆续供应我“匪情资料”，我们互相觊觎对方的妹妹，但都是说着 玩的。张光锦跟我常做深谈，两人相知甚深，后来做到中将司令。他当年写 的新诗，至今还藏在我手里。孟祥协是孟子七十五代嫡孙，高二后迷上围棋， 自此一头栽进，成为国手，终身职是“亚圣奉祀官”。
　　两人见面，喜谈《三迁志》等古书，因为两人国学底子都好。熊廷武 来一中较晚，在高二戊与我同班，为人诚恳，大异他的姐夫王升。我恨王升 并常骂之，但和廷武交情不受影响，见面时也互相绝口不提王升。高我三班 的张世民，是我参加演讲比赛认识的，我代表初中，他代表高中，后来变成 好朋友。他为人理性正派，人又漂亮，张光锦曾打趣说：“你跟张世民是同
性恋。”张世民结婚时，笑着宣布他绝不洗碗，我同李圣文问他为什么不做
家事？他说不能做，所有权利都要在结婚那天争到手，不然一洗就洗一辈子， 其风趣可想。
　　高我二班今为世界级学者的李天培，是温柔敦厚的君子，他和弟弟李 善培两人，随父亲李子宽老居士到台湾。老居士本是老革命党，做过孙中山
秘书，被蒋介石关过后归顺蒋介石，垂老主持中国佛教会，住在善导寺。我
到台北念台大，一开始就借住善导寺。善导寺是日本人盖的古庙，地下室内， 有个骨灰间，我就住在隔壁，正所谓“与鬼为邻”。管理骨灰间的职员是绝 对相信有鬼的，他指着一排排的骨灰缸，告诉我“昨天晚上”哪一个缸中有 了哪种动静。这个地下室不算大，鬼口密度远超过人口密度，所以，我无异
是同“死人”住在一起。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人，在那么年轻时候，就感受到
那么多的“死人”，感受到他被“死人”包围，这种感受，对他日后思想的 形成，自然有死去活来的影响。有时候，我一个个细看骨灰缸，看缸上的名 字，看缸上的照片，想到一个人奔波一生，下场不过如此，他们的灵魂有没 有，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的肉体化为枯骨一坛；他们死了，我
还活着。
　　李善培对我讲了一个秘密：他说有一天他和老居士出去办事，路过一 家饭馆，两人就去吃，老居士告诉跑堂的，来碗素面，他也跟进。不料两人 狼吞虎咽一阵，发现面里有肉——不是素面，他大吃一惊，赶忙指给“父”
（他们湖北应城人喊爸爸做“父”）看，殊不知老居士正在衔肉大嚼，向他 使个眼色，表示不必声张，又埋头大嚼起来了（中国的佛门人物中，虽然有
一派公然喝酒吃肉，像苏拭的朋友佛印和尚，但这些禅派流变，都不是正宗。 照一般佛门规矩，做酒肉和尚是绝对不行的。善导寺是守板眼的寺，自然不 准济公活佛或花和尚鲁智深那一套）。老居士有一习惯就是早起。起来就查 勤，看谁起得晚，有一天掀我蚊帐，见我未起，大骂李天培，天培噙泪不敢
言，我颇不自安。还有一次，老居士在大雄宝殿骂李天培，另一位老居士看
不过去了，婉言说：“子宽啊，这里是佛堂啊！”老居士猛悟，立刻停骂了。 老居士由于革命尚未成功，自己先被出局，内心欠平衡，可以想见。后来李 天培台大电机系毕业离台，蒋介石还看老居士老面子，送了美金，老蒋有人 情味于权谋之中，由此可见。李天培离台后，李善培同我熟了，也变成好友。
他退伍归来后，与陈平景双双落发去做和尚，主持“中国佛教会”的老居士
大喜，可是好景不长，李善培竟不守清规，有还俗可能；那时我主持文星，

已算名人，老居士盛宴请我于善导寺，众家高僧作陪，饭后辟室独与我谈， 他两眼炯炯有光，却几乎泪下，他说：“善培如还俗，我大没面子，盼李先 生出面劝阻此事。”我答应了，可是我的劝阻没有成功。后来老居士死去， 善培赴美后又被黑人打死。近四十年后，李天培返台，邀我相见，不胜人琴 之感。更人琴之感的还在后头，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钱达请我在来来大 饭店吃饭，饭前我特特别走到斜对面的善导寺，去对这老庙做最后的凭吊。 原来四月三十日报上登：“台北市民政局于昨天召开古迹审查会，原订讨论 是否将善导寺大雄宝殿列为古迹，但寺方不愿被列为古迹，赶在审查会的前 一天开始拆除，民政局长李逸洋指出，善导寺此举显为逃避被指定为古迹的 举动，但受限于法令，民政局只好眼睁睁看着古建物被拆。这一现象，一方 面证明台湾人口口声声爱台湾本土文化，其实利之所在，一古庙皆不能容； 另一方面证明陈水扁主持市政，其实无能透顶，一古庙皆不能救。我凭吊时， 现场已是一片残骸，庙旁一间小厢房也同归于尽。那小厢房李天培住过。天 培不在时，我也去午睡过，还手淫过。
　　清朝大学者龚定盦有“闻西方佛说：非法出精”之句，李敖的“小和 尚”竟“非法出精”到日本古庙里，如今想来，可真“罪过罪过”了。
　　我在一中有个高我四班的老同学，叫林石，就是后来的妖僧“林云大 师”。林云是我爸爸的学生，他在台中一中时功课平平，在知识上，无出人
头地希望，就以密宗来弄玄虚，欺骗世人。他的高明处是先把密宗学术化、 把自己高僧化，以学术高僧为障眼法，自上而下的雄霸迷信之坛。这种自上 而下的搞法，对象不是村夫村妇，而是上层社会的一些无知的教授、无知的 新闻工作者、无知的名女人??这些人喜欢附庸风雅，但却无知得竟以全世
界最下流的秘密佛教为风雅、无知得竟以追随林云这种货色为风雅，这就益
发好笑。密宗这种秘密佛教，本来在佛教真谛上已是妖妄，从佛教经典看， 这种世俗的咒术密法，根本就是“畜生之学”。而林云呢，却连这种“畜生 之学”都要加工打造。他把密宗的“畜生之学”中国化，保留了原始的咒术 密法，又加上中国的气、道、风水堪舆之类，最后再附会上他自己的红绳、
铜钱、橘皮之学，遂成一家之妖。他拿这一大套招摇撞骗，于是，风光所至，
从演艺人员到空中小姐，都腕系红绳焉；从海外学人到台湾记者，都床藏铜 钱焉；从新年元旦开始，电视台就播出林云大师朝东西南北各丢橘子皮一片， “为国家祈福”焉。以这样妖妄之人，做如此幼稚之事，居然还得无知的教 授、无知的新闻工作者、无知的名女人们前呼后拥的膜拜、请教、宣传、赞
美，居然还登大雅之堂、入录影之间，公然无耻大谈其下流迷信，请看这成
什么世界！国民党口口声声“中国文化复兴”、口口声声“提倡精致文化”， 原来结果是如此这般的“怪、力、乱、神”，真是气人！妖僧林云的窜起， 有一个最不伦不类的情况，就是他的造型。自来为妖僧者，既以僧为名，总 得多少有一点“仙风道骨”相，用来骗人，否则脸呈“凶僧恶道”状，就难
得售。妖僧林云则不然。他一点也没有“仙风道骨”相，但也不怎么“凶僧
恶道”，他有的，却是“满脸淫狠”相，一眼望去，与他所“弘”的“法” 全不搭调，其中发型尤属此中之尤－哪有僧道之上是那样油头厚发的、我奇 怪无聊男女们跟他观“气”，为什么不看看他的“相”，就凭那他副在相书中 上榜的坏人相，就该对他敬而远之哟！在文章上和媒体上，是我全世界惟一
一个对这妖僧痛加拆穿而予挞伐的人，电视台问到林云，说李敖骂你是妖僧，
你做何感想？他但说李敖学问文章我素来佩服、他父亲且是我老师云云，不

及其他。其滑头与风度，有如是者，亦一绝也。 在台中一中，跟我关系最深的是严侨老师；离一中后，跟我有后缘的
老师，则首推教我英文的陈绍鹏老师。他大我二十一岁，浙江吴兴人，毕业
北京师范大学，没出过国，却讲了一口又纯又好的英文，常被老外误以为他 在外国住过多年。
　　我在高二戊班时，他教我英文。此公为人高做严峻，自己英文虽然瓜 瓜，教起别人却欠循循，大家都不喜欢他。他在课堂上骂熊廷武、程国强同
学的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他生了重病，我和张光锦、黄显昌等同学
发动全校同学，为他捐款，他出院后，对我心存感激。自此我成了他家常客， 两人甚谈得来。我送有关英国诗人的传记，劝他译作后寄给文星（那时我和 文星尚无关系），他接受我的意见，从此转成作家。后来我进文星，为他出 版《诗的欣赏》，达成教授资格的铨叙。又选出 ItAIlStartedWithEve 和
ThDeclineandFallofPracticallyEverybody 请他翻译，并代他定名为《都
是夏娃惹的祸》和《可以说是人人的盛衰史》付印，由于原作精采、译笔传 神，都很受欢迎。陈绍鹏老师离台中一中后，先后在凤山陆军官校、台北师 范大学执教多年，那时他应我之请，写了《穆勒自由论是怎样翻译的？》一 文，揪出胡秋原的“学术诈欺”；又写《评徐高阮的翻译错误》一文，揪出
徐高阮的“学术诈欺”。随后我把这两篇文字在《万岁评论》上发表，也算
为故人殷海光出口鸟气。因为胡秋原、徐高阮纠缠殷海光，说殷海光翻译有 错误，是“学术诈欺”，我乃写文反驳，指出，‘其实胡秋原、徐高阮在翻译 上的错误，早就是超越前进的”。我这样说，是有许多证据的，因为我看了 胡秋原、徐高阮翻译一些东西，就粗略发觉错误错得比殷海光超越前进。但
英文纠谬非我专长，我只是粗略发觉而已，若想一一细为揪出，还得劳动专
家才成，台湾的英文专家虽不乏人，但是跟我渊源甚深并且我甚佩服的，却 是陈绍鹏老师，于是我就找到他来拆穿。发表后，徐高阮已身入鬼录，而胡 秋原却脸无处藏，至今一个屁都不敢放也。胡秋原的英文程度，连 civil 的 正确用法竟都不知道，他把 civilliberty 译为“民事的自由”，殊不知这里
的 civil 是“公民的”而非“民事的”，笑话可闹大了。
　　另一位与我有后缘的台中一中老师是姚渔湘老师，他也是北京师范大 学毕业，教美术，但却是现代史专家。他独居在一中后面库房式的宿舍里默 默写作。此公为名士派，一袭阴丹士林长衫，其脏无比，但比起他的茶杯来， 长衫总还洗过，而他的茶杯却从来不洗。茶杯边清楚的有一道他的唇印，上
面是半圆形的黑垢，看了非常吓人。他收有不少现代史的图书，整天埋头写
跟国民党党史有关的著作。常在报上投稿。 离一中后，他进了国民党党史会和国史馆，我在开国文献会时，他在
同一层楼编吴稚晖的遗著，时相过从。他死的时候，入棺是由我抬他的头放 进去的，师生之情，于斯乃见。姚渔湘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一个人可以
那样用功，成绩却那样有限，原因无他，太笨了。
　　他的一生，使我深刻感觉到，人太笨而要用功做学问，最后只证实二 点：一、上帝瞎眼，奈何竟对这种人不公；二、学术何辜，奈何竟给这种人 来做。
在一中时，我跟一位老先生有忘年交，此公即庄严先生。 他与爸爸是北京大学同学，毕业后，即“宣统出宫我进宫”，以故宫博
物院为终身职业，直到官拜副院长死去。他的夫人申佩芬是爸爸学生，且是

妈妈在吉林女子师范的高班同学。庄严、申佩芬有四个儿子，庄申（庄申庆）、 庄因、庄吉、庄灵都与我熟，庄老先生尤其写了一些信和字给我。其中一封 是托我代卖陶一珊印《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的，庄严为这书写了序后， 陶一珊送他两套，他穷得拿出一套托我去卖，以贴补家用，当时大家生活的 艰苦，由此可见。庄严知道我喜爱文物，特别请我到北沟，“利用职权”，拿 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四库全书》一函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 些国宝。庄严又托我替他找《元秘史》版本，我在台中中央书局为他欠到一 种，他忘了付钱，害得我许久不好意思去中央书局，最后只好提醒他付款。 他知道我喜欢书法，特别请他的朋友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写了一首词：“风 片片，雨丝丝，一日相望十二时，奚事春来人不至，花前又见燕归迟”。
　　四十年后，董作宾的儿子董玉京变成我的“御医”，董玉京除精于医学 外，并泽及甲骨，我乃请他重写前词，“父子书法比赛”。
后来这两幅字，在义助慰安妇时被我一起脱手，由台大的陈耀昌医师
给买走了。两代同书，集于一身，这种两代缘，也是人间佳活了。 还有另一种两代缘呢。我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用功看课外书，看到一部
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大为惊讶。曹亚伯是辛亥革命先驱，资助过孙 中山，有大功于建立民国。不料革命成功民国成立后，他不但被出了局、抓
起来，并且国民党政府还查禁了他写的《武昌革命真史》，查禁方法是把该
书切去一角，不准上市。但我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到的这一部，却是没切角 的，所以我会惊讶。感于曹亚伯的不平遭遇，我后来写了一篇《（武昌革命 真史）书后》，谴责国民党对老同志的忘恩负义。没想到写这文章后四十年， 曹亚伯的小儿子曹昭苏找到我，要我替他自己的遭遇申冤。一～曹昭苏被国
民党政府抓起来，在绿岛（火烧岛）一关十多年。他出狱后找我帮他平反，
我感于曹照苏的不平遭遇，对他也有所协助。 我一生中为他们父子两代讲公道话，这不是更奇怪的两代缘吗？我在
一中不但有这种缘，还有书缘。法国作家赫克脱·马洛（HectorMalot）的
名作《苦儿努力记》（SansFamille，有章衣萍等译本，儿童版；又有徐蔚南 译本，世界版，名《孤零少年》）苦女奋斗记》（AdventuresofPerrine，有 赵余勋译本，少年版）、《海国男儿》（RomoinKolbpis，有适夷译本，建文版） 等，都在中国风行。我一九四七年在北平念小学时，就是这些书的读者，其
中最喜欢的，就是《海国男儿》。到一中后，在台中一家租书店再见这本书， 后来弄到钱去“买下”，却不知去向；十多年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我在台北枯岭街书摊又见到它，乃立刻买下，并在一九八八年把它重版。我 在序里说：“四十年来，在北平得读《海国男儿》，使我如梦如幻；在台湾发 现《海国男儿》，使我如见故人；在四十年后重印《海国男儿》），使我如愿 以偿。人生的快乐之一是重温旧梦却不破坏它，当我自己‘漂泊东南天际间’， 也变成了海国男儿，我更能欣于所遇于彼岸了。”除了我自己的藏书之外， 台中一中图书馆是我遍读群书的大书仓。但以我的好学，这还是不够的，所 以我又向省立台中图书馆发展。除了看《武昌革命真史》等书外，在一九五 二年八月九日到二十七日十八天中，我还根据这个图书馆一藏书，写成“四 部备要暨四部丛刊书目对照表例》。在这十八天中，我几乎每天都跑到这个 图书馆，坐在长板凳上，埋头我的“学术研究”。那时候，我刚念完高中一 年级，十七岁，己写了《李敖札记》四卷。这个大表，收在四卷札记中的第 三卷里。三十年后，我发表这些早年的成绩，证明给大家看：李敖对中国文

化的研究，远在三十年前十七岁时候，就已达到什么水准了。我当年的功力 和用功，和我三十年后的功力和成绩，显然有着因果的连贯。
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书的一天，坐在我对面的，有一个女孩子，清秀
可人，是台中女中的高中生。我生平最喜欢清秀的女人，这女生不但清秀， 并且一片纯洁圣洁，令人心灵为之净化，我只见过她一次，但我为她三十天 内，不再手淫，以表示我的净化，但丁（Dante）在九岁时见过小他一岁的 比阿特丽斯（Beatrice）一面，十八岁时又见到一面，此后未再见面。比阿
特丽斯二十四岁死后，他为她写出不朽名著，因为他一直单方面的精神恋爱，
把比阿特丽斯当成上帝派来拯救他灵魂的天使。我当然没有但丁那样神经， 不过奇怪的是，这个相逢永不相识的高中女生，竟使我惟灵了一个月，这是 我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纪录。
我在一九五三年间，写了一大堆诗，其中一首是《多情总难免》: 多情总难免，恋爱我岂敢，心地要纯洁，爱情要遥远。
　　这可说是我思想上“惨绿少年”时代的爱情观。那种爱情观基本上是 自抑的，所以不无多愁善感的一面，我有《遐想》四首：
秋水何茫茫，明月何皎皎，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遐想之一）
歪思令我老，惆帐弱此身，
深情将无我，不再动冰心，（遐想之二） 独坐对秋水，不敢念伊人， 岁月催我老，落魄一流民。（遐想之二） 独坐对秋水，怆然怀古今，
岁月催我老，灰尽少年心。（遐想之四）
　　当时我对高中女生“罗”暗恋，故有罗裙芳草之喻，这种自抑，我终 于打破了。我开始写信给“罗”，当她第一封回信寄来的时候，我再也不“不 再动冰心”了。
　　虽然在爱情上“惨绿”，在人生大方向上却“殷红”得很阳刚之气，已 开我日后的先河。有诗为证：
我既不浮海，我也不藏山， 我走我的路，只在世俗间。（《浮海与藏山》） 人皆谓我狂，我岂狂乎哉？ 是非不苟同，随声不应该，
我手写我口，我心做主宰，
莫笑我立异，骂你是奴才。（《写贻党混子》） 眼亮心要黑，朝夕窥国贼， 千里寻知己，一求大铁椎。（《论侠六首》之二） 少年慕虬髯，扬眉持虎须，
大志虽未展，牛刀不割鸡。（《论侠六首》之三）
不拐弯抹角，不装模作样， 有话就真说，有屁即直放。（《诗的原则》） 志在挽狂澜，北望气如山， 十年如未死，一飞可冲天。（《立志》）
海底有卧龙，窟中有狡兔，
一朝风云起，我非池中物，（《风云》）

老子没好气，见你就倒霉， 怒从心上起，杀尽直娘贼。（《杂诗八首》之二） 没有穷酸相，不会假斯文， 高兴就作诗，生气就骂人。（《杂诗八首》之四） 蛟龙亢虎黯然销，莽莽神州鬼魑魅号， 甘以赤胆蒙身祸，耻于苟安作文豪。（《蒙祸与苟安》） 在这些类乎“薛蟠体”的口号里，依稀看到我未来的发展，其实是循
线前进的。我的“少有大志”、我的不逃世思想，我的反“党混子”（党棍子） 思想、我的反“国贼”思想、我的“有活就真说”思想、我的反“穷酸”思 想、我的“耻于苟安作文豪”思想、我的“十年如未死，一飞可冲天”思想?? 十年后，一一都像预言般的出现了。不但这些，我的“反宗教”思想，也早 就伏机在兹。有“反宗教诗”如下：
基督中国已捶碎，}〕
中国基督无所依，} 基督上天诉上帝，}（天主教；基督教） 上帝叫他返夷狄。}
（文岭按：原文只有一个大的大括号） 原来中国要革新，}
不要神仙只要人，} 超以象外空无补，}（佛教） 打倒释迦观世音。} 民权时代神权微，
除了自救还靠谁？
任何宗教都别信， 天下乌鸦一般黑。
（文岭按：原文只有一个大的大括号）
　　这种诗下面带大括号的体裁，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些“歪 诗”，都是我十八时中学生时代的“残基”，可以看出我困学中的努力向上、 困学中的自命不凡、困学中的孤独与孤愤。在这种情境中，我结束了中学时 代。基本上，这一段生命是痛苦的，毕竟我那时太年轻，没有多少力量突破
环境，但我一直要突破，所以非常辛苦。如今回首前尘，我真庆幸我永远不 再是中学生了。



3 大寒纪

一身惨绿，四境深蓝　我行方踽，一片大寒 一九五四年我十九岁，以高中二年级肄业身份考大学，误入台大法律
专修科，就是后来的法律系司法组。入学日期，是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 在课堂上，我极为顽皮，喜欢挑老师的错。当时司法行政部部长林彬老师教 我“刑法总则”，有一天他讲到李大钊的死，讲错了，我立予纠正，他很有 雅量更正。还有一位孙嘉时老师，做过建国中学校长，人很浑，又教的是“三
民主义”，更是我纠正的对象，两人甚至在课堂上吵起来。教我英文（“英美
法学名著选读”）的是曹文彦老师和桂裕老师。桂裕老师学问渊博，又高寿，

四十年后我办《求是报》时，还有信给我。最有趣的，是他的英文满口上海 腔，并且念出的重音多于应有的重音，把自由 Liberty 念成“瘌屄利台”， 我听了大笑，教我“中国司法组织”的是徐世贤老师，他也高寿，他一辈子 做的最大好事是配合他的老师林彬创办法律专修科，一辈子做的最大坏事是 提拔了一个大酷吏大浑蛋——他的女婿李元簇是也。教我“国文”的是曲颖 生（显功）老师，燕京大学出身，写过《韦庄年谱》，他谦虚有礼，对我的 国文程度一再赞扬，日后还请我到他家吃过饭。教我“经济学”的是王作荣 老师，那时他三十二岁，初来教书，还是生手，有一次画曲线图“巷”住了， 竟画不出来”。他是很有才华、也很有启发力的。表情虽然严肃得像张扑克， 但也会突然笑一下。我有次劈头大声将他一军：“三民主义到底有没有缺点 啊？”他应声脱口而出：“当然有啊！”我追问：“缺点在哪里啊？”他厉声 回答：“我不敢讲啊！”然后突然笑一下，全班为之哄堂。我离台大法学院后 三十四年，几次看到他早起独自快步十大马路上，风雨无阻。有一天在敦化 南路和平东路口两人对面碰到，我问他还记得他有个学生叫“李敖”吗？他 说，人家说李敖是他学生，没想到今天有缘重逢。后来石齐平约我们见面， 自此偶相过从、吃饭聊天，我义助章孝慈举办拍卖预展那天，他还亲临送花 捧场。他跟高新武他们打笔仗的时候，我还参战卫护过他。一九八九年四月 四日，他有信给我：
敖之兄： 近因散步路线缩短至居住附近地区，难有把晤机会，甚觉怅然，承赠
大著及在世界论坛报所发表之专栏，雄风依旧，文采灿然，仍有大才小用之
叹也。承支持，顺致谢意。荣实无意与人争一日之短长，陆啸钊兄请代致意。 荣近出版财经文存一本，错字大多，现正在改正再版中，俟出书，当奉上二 位各一本，以求惠正也，即颂
著祺
弟　工作荣　拜　七八、四、四 可以看出他在礼数上的周到，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他还特别下
帖子，在天厨餐厅请了一桌酒席，有石齐平、傅栋成等多人，延我坐上座，
因为我是他最老资格的学生。归来我有日记如下： 工作荣请于天厨。
王作荣对我说：“当年以为人老了那样我一定不那样。结果今天就是那
样。”
我说王老师应为支持李登辉“赎罪”。大家大笑。 石齐平说李敖说坐牢的时间上帝不算。王说：“上帝不算？有这种好事
我也去坐牢。” 很不幸的，后来为了他支持李登辉，写了许多马屁文章，犯了我怒也
犯了众怒。最后一次，我们在湖北一家春吃饭，我当面指着他说：“老师啊， 请你搞清楚，现在恨你的人比恨我的还多。”此后为了我公然陆续举证指责
他不该支持李登辉，两人关系疏远了。不过在他胃癌开刀时，我还是到医院 看他，留名片而去。他出院后，对我敬而远之，礼数也不见了、信也不写了、 饭也不吃了。师生之谊，竟为一个杂碎李登辉而绝。王作荣老师当年介绍李 登辉入国民党，他们关系甚深，他告诉我一个秘密：人家说李登辉曾以《出
埃及记》中摩西自比，这不是真的，因为李登辉曾告诉他：摩西其实是蒋氏
父子，他们“出中国记”，来到台湾。王作荣问你不是摩西你是什么？李登

辉神秘一笑，答的竟是：“我是那和华（上帝）！”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商 业周刊》有专文报道《李敖谈王作荣－王作荣晚节要保就得大义灭友》，其 中有几段说：四十年前，曾经是王作荣学生的李敖对他的老师做了一番深入 的剖析，他强调：“工作荣应该为过去支持理登辉而赎罪，以自己下台巡李 登辉下台！”??虽然李登辉与王作荣渊源深厚，但是李敖却以王安石的诗 勉励自己的老师：“公自平生怀直气，谁能晚节负初心。”政坛也曾流传一则 笑话，保险公司对工作荣有三不保：“灭灾不保、人祸不保、晚节不保”。
　　为了晚节，李敖说：“起来吧！王作荣，现在的你不是真正的王作荣， 王作荣有王作荣的干法。”他以一个历史上的例子说，十二世纪时有一位英 国主教名叫贝凯特，他勺国王年轻时代是酒肉朋友，也曾当过储君的家庭老 师，后来国王登基，将贝凯特纳为心腹，并封为坎特伯利大主教，等于是一 言九鼎的宗教头子，但是为了维护主教的权力，竞与国王闹翻了，国王干脆
派人杀了他，不料却引起公愤，最后只好罚杀贝凯特的武士在他的坟前看坟，
以平息众怒。李敖认为，王作荣应该要有贝凯特的骨气，为了台湾，请弹劾 李登辉下台??李敖要求王作荣要“大义灭友”、“敢打老虎”，成为台湾第 一位弹劾总统的监察院长，以留名青史，效法凯撒被刺时，他最要好的朋友、 刺下最后一剑的布鲁达斯所言：“不是我爱凯撒少，而是我爱罗马多。”工作
荣桃李满天下，可是他曾对家人说：“李敖是我眼中惟一的天才。”??整体
而言，李敖认为工作荣“炮轰”李登辉有四大原因，首先是王作荣自己老了， 再加上健康不佳，想在最后留名青史；其次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发酵，使王 作荣一直处于天人交战中，深恐一世莫名毁于旦夕；再则是湖北人的凤派性 格发酵；最后则是外省人给他的莫大压力??“有知识分子的风骨，但也有
湖北人滑头的性格”，这是李敖对工作荣性格的定论。在心态上，李敖以过
去对老师的尊敬，仍不忘期盼工作荣：“要以高风亮节，给李登辉难看！”绝 不可能“又要做好官，又要做好人！”这是我对身为监察院长的王作荣老师 的最后诤言。回想四十四年前的师生因缘，恍然如昨。被改写的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名言有道是：“吾爱柏拉图甚于余物，吾爱真理甚于吾师。” 西哲风范与决绝，惟我有焉。
　　我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自动办理退学，那时法律专修科已确定 改制司法组，但我毅然决定离开了，后来谈到台大法律系司法组，发现我的 辈份甚高。“名流”中，司法组一九五六年次有苏秋镇、纪镇南、胡述兆： 一九五七年次有李敖、陆啸刽；一九五八年次有吕传胜、许家深；一九五九
年次有朱石炎、翁岳生；一九六 0 年次有张麟征、张德铭；一九六一年次有
施性忠、林奇福、古登美等。 在法律专修科那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正好是我二十岁生日，生日后两
天，爸爸死了。我因反对传统“把活人弄成死人，把死人弄成鬼”式的丧礼， 力持丧礼改革。台中一中我敬重的国文老师鄢曾荫先生婉为劝我说：“李敖
你读书明理，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我说：“按古礼，按《易经》是‘丧
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殉葬；按《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 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他见我学识渊博，我的礼比他还古，为 之语塞。爸爸死后，有一位老先生特别奔走，料理后事，他就是人称“沈二 爷”的沈铭三先生。沈二爷因为辈份是外祖父级的，我们称他“二大老爷”。
他是典型的中国正派仕绅，爱护朋友，对朋友的忠心可靠，给我极深刻的印
象。他跟爸爸的交情极深，他生在一八八七年（民国前二十四年，我则是民

国二十四年，正好前后各二十四年），比爸爸年纪大，他对国民党来了以前 的政治社会，有着微妙的眷恋。他不相信国民党，认为国民党自私、没原则、 不可靠。当跟他同岁的国民党蒋介石弄出了签了《中苏友好条约》、让外蒙 古独立的消息传来时候，他气愤地对爸爸说：“玑衡，你看，国民党在卖国！” 后来局势逆转，国民党收缴全国黄金以发行金圆券时候，他基于对国民党的 不相信，坚决不肯拿出黄金来兑换，他说他宁肯被查出来，黄金没收、人枪 毙，他也不要给国民党来骗。沈二爷的不相信是正确的，金圆券很快就崩溃 了，他保住了他的黄金，凭这些黄金，他有了逃难的本钱，最后逃到台湾来。 爸爸死的时候，沈二爷在大热天里，四处奔走筹募“李鼎彝先生子女教育基 金”，有恩于我，使我们能够完成学业，他因为是前安东省主席高惜冰的亲 戚，得在彰化纱厂做个看门的小职员，八七水灾时尽忠职守，在水淹及桌的 桌子上站了一天一夜。他得享大年，九十六岁才死。沈二爷没受过什么新式 教育，爱看的只是一部书－明朝吕坤（新吾）的《呻吟语》。《呻吟语》是中 国正人君子的教科书，在沈二爷身上，我看到了正人君子的一个典范。沈二 爷使我对朋友之道，变得甚为古典，我变得喜欢交够朋友的朋友，这些朋友， 都是旧式的。我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我觉得那种友情现实、 速成、而易消，因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 心耿耿，他们对我，也是一样。，不过随着各人际遇不同，也有的老朋友过 分偏离，当然也就渐行渐远了。因此我才有一句名言：“新朋友，不交；老 朋友，遇缺不补。”我对老朋友的限制名额式的珍重，由此可见。
　　我是一九五五年二十岁进台大历史系一年级的。头一年误人法律专修 科，原因是联考时总成绩被数学拉下来。所以这一年重考，必须加强数学分 数。幸亏我台中一中的老同学胡家伦指导有方，他为我恶补一阵，结果数学 考了（不如说背出了）五十九分，不但考上历史系，并且名列前茅。由于对 中学教育和法律专修科的不满，考取历史系可谓一偿宿愿。
　　进台大文学院的拱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地，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 的程度比中等教育犹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 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 文学家萨罗扬（William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大法官 布莱克（HugoLaFayette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 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 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 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 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 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 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大体说来，台大文学院四年，虽然不无阅历、不无师承、不无交游， 但基本上、内心里，我是孤寂的、自负的。一方面我深感没有可被我取法的 “大宗师”，一方面我又深感没有可与我并驾的“振奇人”，所以基本上，在 心境上，我是一个独行者。虽然如此，我也抱着“暂与俗人偕”的态度，与 人和光同尘，偶有鸿爪可记，也颇发噱：
一、我重考改入台大文学院后，因抽签住校未中，又没钱在外祖房，

只好在温州街七十三号台大第一宿舍与陆啸钊同挤一张床，虽然有时斗嘴气 得不讲话，但在不讲话中，陆啸钊还是送水果给老朋友吃。陆啸钊与我交情 长达四十四年，深知我为人。一九九一年十月二日他对陈良矩说：“李敖为 人，绝不先向你开枪。但你先向他开枪，他就用机关枪打死你。打死以后， 还要补上一阵枪。”真知我之言也。
　　二、后来我分到第七宿舍，与张京育同房。张京育人还可以，但其貌 不扬，像个拉三轮车的，并且愈老愈像。四十年后，他和他太太俞雨梯请我 和汪荣祖、陆善仪、刘显叔、陈烈在台大校友会馆吃了一顿饭，饭难吃无比， 陈烈吃的牛排且未化冰，我们都不能吃完，但他却津津有味，全部吃光，原 来他的好胃口也是三轮车夫式的！
　　三、台大校本部送报生，原由台静农的儿子担任，后来转给庄因，庄 因转给我，我转给陈彦增、孙英善，陈彦增、孙英善转给张丕隆他们。有一 天我看到报贩子在送报，乃间张丕隆怎么回事？张丕隆说：“你们真笨，一 个个大清早起自己送报！我们却把权利转包给报贩子了，每月抽头，鬼才自 己送报呢！我们不做劳工，做资本家啦！”
　　四、机械系高材生卢保，为人温和、用功而节俭。开学时从南部北上， 他母亲给他十个咸蛋，他慢慢吃，吃了一学期，放假回家，还带回去半个。 五、在台大，住第一宿舍第四室最久。同房间先后有翁松燃、陈彦增、 庄因、王建人、陈良柒、孙英善、陈鼓应、陈又亮、李耀祖等人。陈又亮年 纪最小，慧黠可爱。有一次我跟李耀祖冲突，扭成一团，陈又亮冲过来劝架 不成，突然大叫：“你们踢到我睾丸了！我疝气病给踢出来了！”说着就握着 小鸡鬼哭狼号起来，大家一时惊愕，武斗自停。这时陈又亮破涕为笑，原来
是假借卵子来退敌的。 六、陈又亮后来在美国得博士、做教授。二十多年后回台湾看我，说：
“我一看到过去的老情人，就对她们丈夫感谢万分。一一所有老帮子都归他
们，所有新技嫩叶都归我，焉能不感谢、焉能不感谢！” 七、陈又亮的女朋友，多看来既老且大，像他妈妈。结果满校园是情
人，满校园是妈。二十多年后我再见他，旧话重提，我笑他有“恋母情结”，
他说：“对，一边叫床，一边叫妈。”我哈哈大笑。 八、第四室同房法律系司法组第一届的王建人，此公非常制度化，一
切都有板有眼。最有趣的，是他时常自己批自己的“公文”。在他案头日历
上，常常出现这样的自问自答：“某月某日，有某某某讲演。决定：不去。” “某月某日，有某某社郊游。决定：去。”看到他这样自己批自己的“公文”， 我打趣他，我说你何必这样子脱了裤子放屁啊？他不以为件，反倒说，这是 家教。我问什么家教？他说他爸爸规定，儿子们有任何事或请求，都不可径
自面陈，一定得先写书面报告，给爸爸批。他们家里就这样“公文”来“公 文”去的，所以他养成习惯，也就自己过瘾了。我问他你爸爸过去在大陆是 否做大官？他说是呀，可惜到了台湾，吃不开了，只做个立法委员。我说原 来如此！“王爸爸”叫王述先，真是妙人！他自官场上退下来，可是官瘾未 退，没了衙门，以家做衙门；没了属下、以儿子做属下，于是从缴学费、缴 电费、缴水费、到买电影票、买卫生纸、买花生米，都无一不可大批特批一 阵，以过于痛。国民党沦落到台湾做政治穷措大，但还是“孔乙己”派的， “王爸爸”只是其中小焉者也。“王爸爸”的积习难改，不是他个人的事， 这种“报告狂”，其实师承有自，来自蒋介石。国民党出版的《蒋总统与中

华民族同寿》一书，是一部马屁大全。其中最全的，是张群的一篇《我们对 于总统言行的体认》。这篇文章集合了“总统府”的大小文学恃从之臣们的 马屁，每人拍一段。在第八节“总统之严肃家风”项下，有蒋孝杰署名的一 段：“总统在家中，不论对人对事，都非常认真严肃，大公无私，即如蒋部 长经国、蒋校长纬国欲晋见时，亦必须先行报告，获得允许，方可进去。” 可见“报告狂”之祖，乃“王爸爸”的主子蒋介石也。
　　九、历史系高我一班的马宏祥，我们叫他“老马”，他是我好朋友。有 一天陈彦增和我，同他在学校前面打弹子，他把我们打败。我们先走了，时 己深夜，我们藏在校钟下的矮丛里，决心在老马归途，吓他一下。不久老马 低吟而回。陈彦增和我，双双以外衣蒙头，边跳边叫而出。老马大叫一声： “是鬼啊！”这时我们己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十、大二时候，我选了姚从吾老师的“辽金元史”。此公挺着一个大肚 皮，讲课时最喜欢用手去揉搓，满头白发，造型厚实朴拙，他一大把年纪， 却对我们满口自称“兄弟”。第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谓他怎 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呀！
　　十一、姚从吾老师有满口乱牙，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有那样乱的牙。他 的牙，每颗都很大，并且 N 多，我始终怀疑他不是“重瞳”而是“重牙”， 牙齿比一般人要多。当然我这样说，毫无根据，但从亚里士多德把他老婆的 牙齿数目搞错一点上看，这种牙多之感，可见也不椎我独有也！
　　十二、姚从吾老师长得一副中原者农相，这副相其实救了他。他在河 南大学校长任上，共产党打开封，他在乱军之中，能够逃出，吉人农夫相之 故也！吴相湘老师在《姚从吾师尽瘁史学》中回忆，说姚老师当时“化装为 一老农”得以逃出，我看了，一直暗笑。－姚者造型原装即一老农，又何须 化装啊！
　　十三：姚从吾老师学名姚士鳌，从德国留学回来，做北京大学历史系 主任。他虽喝过洋墨水，但是出身河南襄城，人还是土土的。学生们乃把“姚 士鳌”戏呼为“姚土鳖”，深为他所忌，乃用姚从吾之名代之。有一次同我 两人照相，洗好后，我送他一张，背面题“士鳌老师惠存”等字样。后来一 个偶然机会，又看到这张照片，背后“士鳌”两字已被他偷偷涂去，自改为 “从吾”矣！
　　十四、姚从吾老师待子甚严，他的儿子姚大湘，在台大地质系念书， 在校园远远的看到老子走来，必绕道而过。四十年后，我在东吴大学教书时， 姚大湘还来听过两堂课，送我一本《姚从吾先生纪念集》，深情可感。
　　十五、方豪老师教我“宋史”，他是神父，我们偷叫他“洋和尚”：他 告诉我，他学做神父，可管得严，教会不准他们念英文，他的英文是偷偷在 厕所里学的。我说：“你们神父在厕所里学的东西可大多了！”十六、美同宾 州爱丁堡大学李绍崑教授写了一封信给我，并附寄他的《哲学·心理·教育》 一书。书中有“悼方豪神父”一一文，提到读了我的“方神父的惊人秘密” 后，“感慨殊多”。乃“匆草此文，非但痛吊老友，亦所以为我们本家‘续貂’ 也”。李教授“续貂”文中透露，显然方豪虽为神父，但是家有“表妹”和 “外甥”同居，不无蹊跷。其实，从天主教历史来看，这一蹊跷，又有何难 解？英文中有 nephew 一字，梁实秋《远东英汉大辞典》解做“侄儿；外甥”。 这是不够的。
《 韦 氏 字 典 》 对 这 字 有 另 一 解 释 是

anillegitimatesonofanecclesiastic，中文意思，正是“神职中人的私生 子”。可见神父家有“表妹”与“外甥”，实在由来己久，且有英文专字彰其 德，神父固多兼任表哥、舅舅耳，李教授何必大惊小怪哉！
十六、外文系洋神父傅良圃（FredericJosephFoleyS.J）教授，人呼
以 FatherFoley，大秃头，为人风趣。有一次在台大草坪上聊天，他指着他 生殖器做鬼脸，说：“useless”（没用了的）。盖神父理论上不能用于女人， 只能用于小便也。
十八、在北京念初一时，买了一本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喜
欢该书见解奇特，不料七年以后，我竟上了这书作者的课。李玄伯即李宗侗， 这位老师，待人彬彬有礼，他有自备三轮车，在路上碰到我，一定请我上车， 送我一程。我后来在文星，还为他出过书。
　　十九、教西洋史的刘崇鋐老师是系主任，为人甚笨，上课时讲得头绪 混乱，但这种混乱，还是头天晚上开夜车准备的。我出售家藏影印百袖宋本
《资治通鉴》时，他用毛笔写信给我，者辈风范，展现无遗。 二十、夏德仪老师教“中国通史”，冬天一袭长袍，但夏天不穿。他看
到我夏天还穿，对我说：“你比我还顽固。”此老高寿，移民美国后，还夸李 敖文章不绝。
二十一、劳干老师教“秦汉史”，上课时片纸不带，随口说出，其功力
真不简单。后来我在文星，他有信来，我还为他出了书。 二十二、吴相湘老师是最能启迪学生、帮助学生的，他对我施教四十
多年，至今未断。
　　一九八七年，他七十五岁时从美国写信来，赞美我写的《孙中山研究》， 并说：“兄于是书对湘时有念旧情殷文字，尤使湘感动。回忆三十年前往事， 真‘当时意气论交人’。”两人师生之情，于斯可见。
　　二十二、吴俊才老师教我“近代印度史”，他要同学缴笔记，我从来不 记笔记，实在缴不出来。我花了几个小时，写了三十五张卡片，敷衍上去， 且在前两张极力攻击记笔记。我说：“大学为自由研究学术之地，研究之方 法亦各自由。”“累犊连篇千册一律之笔记实非必要。大学生之治学方法贵乎 参考众书独立治学，不当株守笔记以应考试及先生审阅也！”吴俊才老师是 有眼光的人，他居然在班上不夸奖别的抄笔记的同学，而大大称赞我一阵！ 二十四、历史系有西洋史教授，叫张贵永，道貌岸然，待人甚吝，有 一大家中下女事情做完，要提前一刻钟下班，不料他却站起来，脱下衬衫，
说：“你还可以洗一件衬衫。” 二十五、另一教西洋史教授，叫杨绍震，学问极差，却又喜装腔作势、
做洋绅士状。上他“西洋通史”课时，我常用假史料作弄他，他佯做知道， 其实一无所知、也不可能有所知，因为从来没有那种史料。后来此人到东海 大学去了，为了多赚一点钱，曾向校方哭诉，请求多发他津贴云，传为笑柄。
二十六、历史系有一极顽固老教授，叫徐子明，痛恨胡适。他演讲时
到处说：“我当年亲眼看见胡适一手把毛泽东提拔起来！”说时还用右手拇指 食指交接，手心向下，手背向上一提，做提拔状。因为痛恨胡适，连带痛恨 白话文，他说白话文是狗叫文。姚从吾问他：“既然白话文是狗叫文，你为 什么口中讲白话？”他忿然答曰：“我跟狗说话，不能不狗叫！”当时胡适系
的学阀们整他，把他开的选修课，故意排在其他必修课同一时间，以达到没
学生选他的课的效果，让他自行了断。可是汪荣祖一个人跑去选了他的课，

他虽只教一个学生，但夷然自得，气派不衰。他骂人，把“他妈的”发音成 “塔马滴”，口音使然也。
二十七、徐子明自称做过文学院长沈刚伯的义父，真相不详，沈刚伯
教“英国史”，但我没选过他的课。我在文星时强力批评过他，说他太懒等 等。后来在胡之伟（胡志伟）、赵万年的婚礼上，他还向我打趣，说：“我这 文流氓斗不过你这武流氓。”
　　二十八、教“中国近代史”的李定一，我没选过他的课，他是书呆子， 上课时说他一生只知道一位电影明星，名字叫做“玛丽‘梦莲’露”
（MarilynMonroe，译名应为“玛丽莲·梦露”）！其实这种有趣的孤陋寡闻 也不止李定一，胡适亦然，胡适知道远在天边千万人所不知的神会和尚，却 不知道近在眼前千万人皆知的大明星玛丽莲·梦露，引得人们大笑。
　　二十九、黄祝贵老师教国际现势一般科目，以两手空空、口若悬河方 式上课，足见其博闻强记。他跟我谈得来，曾到我宿舍看我，并签名送我书。
不料三十年后，跟我同届的李远哲在一九九一年教师节致词时，特别向黄祝 贵老师表示敬意，并感性他说：“在台大，经过三十多年仍能留下这么深刻 印象的老师还不大多。”我猜李远哲这次莫名其妙的、生硬而唐突表态，似 与我揭发他对恩师王企祥负义行径有关——他抓个毫不相干的黄祝贵来垫
底，以洗刷他不是不尊师重道的。
我想黄祝贵对这突如其来的感性戏，一定一头雾水也。 三十、我在大学从不作弊（但为了抗议军训课，考军训时，大家交头
接耳过），因为我不屑作弊，我也不需要好成绩，我觉得做一个真的我，比
有一些假成绩重要得多。有的同学成绩不错，但因作弊，成绩更好了，丘宏 达诸位是也。
　　台大同学中，有两位死去的，一位是历史系的华昌平，在历史系他班 次低于我，却常来与我谈大间题。后来他无法解脱，跳海自杀了。－他是海 军游泳选手出身，居然要把自己淹死，求去决心，亦云壮烈。另一位是医学 院的王尚义，他在台大学医七年，但毕业之日，即是死亡之期。他得肝癌临
死时候，我在他身旁，美国女传教士也在旁劝他重信那稣，他点头同意。在
他生前，我是一位跟他并不“投机”的朋友，我并不喜欢他。我觉得他不成 熟，多其不应多之愁、感其不必感之感。他没有定见和深度，今天信那稣， 明天拜居士，后天又躺在床上，为大落的自我而哀鸣，死前又重信那稣。我 对他的总括印象是他大浮动，甚至大好虚荣。当然他的兴趣很广，人又聪明，
多才多艺，自然可交到一大堆跟他同一气质但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做朋
友，自然也可投合一”般跟他同一气质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使他们成为 他的“忠实读者”，这种“忠实读者”，在尚义早夭以后，更对他油然而起了 一种悲剧意味，这也是他的“遗著”比他的“生前作品”较受欢迎的一个原 因。王尚义去世后，我受他妹妹王尚勤之托，帮了一点忙。那次经验，使我
恍然大悟“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到底是一副什么样子？这票人以“尚德”
自勉，其实最先失态；以“耐冬”自期，其实最早凋零。王尚义死后，这票 人没有一个成材的，这也证实了一代青年中，真正出现高明光大的伟大人物 是多么不容易，伟大人物是不世出的，而我恐怕是历久弥新的惟一一位。台 大有史以来，从未能出现像李敖这样伟大的人物，就好像普林斯顿有史以来
从未出现像费滋杰罗那样伟大人物一样。台大、普大可以人才毕出，但论伟
大，却只有一人而已。一九八三年六月，木令耆在海外发表《王尚义与李敖

———个 6 时代的两种表现》，文章中说王尚义和李敖他们有“脱离了母系 环境，少年被移植后的失落惆怅”的处境，是真的；说“正当他们开始有些 对人生认识的知悟，正当他们想迎风而飘，随着祖国历史的潮流向前迈去， 他们被父母带去到一个陌生的小岛，他们与祖国正动荡着的新时代隔绝了。 从此他们受到拘束，身心受到压制，如同正向蓝天方向上长的幼树，忽然被 放在木匣子内，既看不见天日，也无伸展之地”，也是真的。木令耆分析王 尚义和李敖“一个时代的两种表现”，在李敖是“硬性人物”、王尚义是“软 性人物”的主线上，也分析得很不错。不过木令耆在行文中有一个大错误， 说李敖“不做伪君子，宁做真小人”等话，显然是误读了我的文章了。我在
《十三年和十三月》原文中，是这样说的：我最讨厌装模作样，如果在“伪 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种性 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 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 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 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
人”！
　　我这里明明愤世的指出：“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 择一个的条件下要我选，我才“宁做真小人”，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做“真小 人”为职志。木令耆说我“不顾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 篷”等话，倒是实情。我写《论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一文，就特别点破
这点。多少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渠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没有正常的 用武之地”，要想出头，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个性、新闻性， 但这些招数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施性忠 明明是大丈夫，但他“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下来，却被部分浅人以丑角、 以卓别林视之，视正常为反常，这种代价，是我们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 木令耆说李敖“他身经百战之后，依然凛凛抖发英姿”，正因为我们有“不 顾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的气魄，我们才能一战再 战、拆穿伪君子啊！木令耆说：“李敖的成功，是他有脱离悲剧的能力。他 能转悲为喜，他成为一个喜剧人物，而不是小喜剧，是莎士比亚的大型喜剧 人物。”“王尚义呢？他是希腊古典悲剧人物。”“这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一 个灭亡，一个出头。”是真的。王尚义的悲剧，乃在他根本就是一个“软性 人物”、一个弱者。
　　但我永远不明白，这么善良、这么有才华的青年人，为什么不把自己 打造成男子汉，而要变嗓成娘娘腔，最后肝癌上身、憔悴以死？为什么死的 不是敌人，而是我们？为什么“软性”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王尚义全错 了，他在“一个时代”里，完全做错了表现。－在“一个时代”里，只该有 一种表现，那就是战斗的表现、男子汉的表现、把敌人打得哇哇叫的表现。
可惜王尚义不懂这些。从这些阳刚的角度看，王尚义的早夭，无宁对他是好
的，否则他活得愈久，就愈可能沦为“男琼瑶”，这样多要命！王尚义死后 多年，我感而有诗如下：又信基督又信佛，口似黄连心似婆，自古失败在尝 试，可知传法有果陀？自信颇能道出王尚义的悲剧所在。王尚义虽然多愁善 感，但笑起来，却也爽朗得很，毫无保留。不过我有一次看到他的笑中带苦。
一天我们两人在杭州南路午饭，店中收音机播出新上市的歌曲《小桃红》，
歌声中“叫一声小桃红??就使我想起从前”几句，回肠荡气，哀婉动听，

王尚义若有所思，一再为之击节，没过几天，就传出他得了肝癌，不久就死 了。
台大同学中，有一人值得特别一提，就是施启扬。施启扬是我台中一
中高一同班，到台大后，来往不断，相处甚得，甚至一起伪造文书，帮盂大 中逃避兵役呢。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 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作过程中，因为牵涉到中国法制史，特别 到法学院找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来戴炎辉
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升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
那时他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 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施启扬在一九 五八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十 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不然。事实上，他
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写
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 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 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一九六一年年 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
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他出国后，为《文星》写过一篇稿子——《从歌德学
院到海德堡大学》。并写信来，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也 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发生了彭 明敏、谢聪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 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议。五年以后他回台，与我来往较多。到了第二年，
一九六八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
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五月十三日，他打电话告 诉我，说看到四月二十三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字，标 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 注意。这时他日渐“归正”，我则性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十月二十八
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
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人。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 激相荡，求仕之心愈浓、物欲也愈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 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六 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市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
（The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
的，原版要当时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 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吴俊才老师卖成 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 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有一次，有外国友人向我要台湾
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的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
请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翻译出来。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的 当场照他的译稿抄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 了一句话，他说：“李敖兄啊，也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 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想，这位者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
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样的政府，它给
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了。后来在我坐

牢五年八个月期间，施启扬已全面国民党走狗化，官愈做愈大。一九八一年 八月十日，我第二次政治犯人狱半年，这案子表面上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 却是王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
　　我出狱后当天，即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 差的，施启扬反倒成了受益人一一升任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 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蔷”（吹牛、 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 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官，其 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 他，并且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 不理。这时候的施启扬，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已 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中下，他曲学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 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护元首、明天宣称 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声 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台湾没有政治犯 来歪曲事实、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躁蹭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 子的为了做官，自我作践，真太令人寒心了。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 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
《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并偷偷去造访雷震，可 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变成了 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 天，谈到老学弟朱石炎。他说：“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不肯 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他也会糊里糊 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启扬变了，但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 难道这种变化，是被国民党套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吗？我但愿如此。
　　台大外系老师中，有一入值得特别一提，就是台静农。我在历史系的 时候，他是中文系主任，他没教过我，但在我穷困时，一九五七年出售家藏 书版《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三迁志》等书，他曾帮过我大忙，到我宿 舍来看我，我一直感念他。一九六三年我在《文星》写文章攻击台大文学院， 也攻击到中文系，我本以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静农被“挟持”、不能脱 身的结果，后来想起，这是我淆于感情所做的错误判断。其实，腐化的真正 原因，台静农就是祸首。此公青年时代，跟鲁迅搞未名社，倡新文学、坐； 日监狱，不无知识分子的伟大怀抱与气概。可是到台湾后，四十多年下来， 他表现的，是逃避现实，整天教书以外，搞的是饮酒、刻印、写毛笔字。他 的学术著作，极为可怜，只有一本《静农论文集》而已，还是八十岁时台大 中文系为他印的，问他为什么如此疏于出版论著，他的答复竟是：“我不在 乎。”我把这本论文集统计了一下，发现全书四百七十五页、写作时间长达 五十五年、篇数只有二十五篇、每年写八页半、每天写 0·0 二三页。每页八 百四十字，即每天写十九个字。统计之下，原来台静农每天只写十九个字， 便成了大学者！自大陆而渡海，可以在这岛上风光通吃四十多年，这不是笑 谭吗？四十多年光凭诗酒毛笔字自娱（实乃自“误”），就可变为清流、变为 贤者、变为学人、变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受人尊敬，这个岛知识分子标准的 乱来，由此可见活证。如果台静农志在逃世，也要逃得像个样子，但他在一 九八四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一九八五
　　
年又与日本人字野精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 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字“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杨 牧等糊涂人，在报上推崇他“有知识分子的耿直与狷介”，哪有“耿直与狷 介”的人拍蒋介石马屁的？林文月在报上回忆台大中文系自台静农以下交谊 活动，全篇都是滥情之作。其实台大中文系教授都是一堆酸文人，学阀中之 酸者也！当年这群教授意淫美人儿林文月，颇有争风吃醋味道。除林文月外， 亦惟女弟子是尚。一九六一年度中文系五名助教清一色是女生，可以概见。 经我写文章揭发，才有男生当助教。林文月风华绝代，当年以台大校花闻， 二十多年后，在一喜宴上与她同桌，胡茵梦在旁，大胡茵梦二十多岁的校花， 为之失色。如今十八年下来，胡茵梦也风华不再，前后美人儿，都以“终老” 下场，亦可哀也。
　　我离台大多年后，陈依玫访问我，我对她说：“陆游的诗说：‘欲求灵 药换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我在整个大学时代，都在努力又洗又换，我 做得永远使我不满意。你问如果我现在是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不知将如何 安排这四年。我想，如果时光倒流，我大可不必在大学过这四年，我觉得从 大学中‘换凡骨’、‘洗俗情’反倒过慢，慢得使自己不满意，感到浪费过多， 大学中除非有启发性的师友，否则效果不如休学自修。但是启发性的师友太 少了。我活到今天，从自己困学得来的自修成绩，远超过师友的切磋之益。 沙特不同人论学，只是自己做学问，他的学问已经无须外求，我也是如此。 我在大学四年中，好像师友跟我，变成只是情感上的交流，而非知识上的共 进。我念书，我做学问，都是‘单干户’，和他们不相干，我的一切几乎都 来自书本，而不是来自师友的启发。”“假设我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如何安 排这四年，不如假设我魂归那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如何挖掉那四年！
　　真的，我真的不想回到那段大学生活，如果我重活一次，我对我全部 的学生时代，都愿意挖去，我并不留恋。我觉得学校是一个断丧性灵的地方， 对愈有天才的人，断丧得愈厉害。
　　萧伯纳说他不愿再假设回到学校重温学生生活，就好像囚犯不愿再假 设回到监狱重温坐牢生活一样。对我来说，几乎也是如此。”历史系四年中，
跟我关系最深的女朋友是“罗”。在那种时代，恋爱环境颇为艰苦，连到旅 馆开房间都要被警察查，可见国民党政府的专制扰民。袁方《记者生涯》书 中记有蒋介石都关注到基隆男女教员开房间的事，可见此风之渐，原自上起。 后来我和庄因等合祖了一间小房，有时和“罗”两人在一起，并在一九五六
年十月十五日这天“情归不处”（我不再是处男，她也不再是处女了）。当时
我二十一岁，正在历史系念二年级。在那个年代台北有公共浴池，内有房间， 似乎未闻警察去查，我们提心吊胆的去过一次，性交、戏水，洗得好痛快。 我和“罗”的恋爱，遭到她家人的激烈反对，她母亲罗老太太甚至到了一面 用筷子杵着碗里的元宵，一面歇斯底里叫着“李敖，李敖早死！李敖短命”
的程度，这种虔诚的基督教徒的水准，我至今犹有余憾。在“罗”离去以后，
我花了半年时间用日记勉励我自己，但是，过多的日记其实活像理学家与宗 教家们的内省功夫，这种功夫一个人做尚可，可是一与人接触，便败相毕露、 犯错累累，晚上在日记上自责，第二天一出了门，又复失控。如此周而复始， 实在无效而且累人，因此，我就决定停写了。这次记日记的经验，使我此生
很少做长篇的自省式的日记。我认为二省吾身也好、五省吾身也罢，都要有
临场的可行性才算，而自省式的日记一如军校练兵，上了战场能否打胜仗，

还要看实际才行。 我在台大送报期间，每大骑脚踏车到馆前路，以现金批报，然后转回
来。有一大路过博爱路，在照相馆的橱窗里，看到“檀岛水仙花后”吴兆云
的照片，很为照片着迷，前后去看过好多次。后来发现我年纪愈大，愈有这 种轻微的“画像恋”（iconolagnia）的倾向，喜欢看我所选出的美女图片， 尤其裸体的，只是我选出的标准极严、极为挑剔，所以虽搜集了大量照片， 可是看中的却千百不得一。“文星”后期，林海音到我家来，听说我雅好此
道，送了几张她眼中的美女图片，她一走，我就给撕了丢到垃圾堆去了，原
因无他，审美标准不同故也。照英国埃利斯（HavelockEllis）《性心理学》
（Psychologyofsex）的说法，“画像恋”的大类是“性景恋”（scoptophilia
或 mixoscopia），就是喜欢窥探性的情景、看黄色书看、看春宫画、小电影 之类，我亦顾而乐之。一般普通的表现是搜集明星照片、海报，或到电影院 看莱奥纳多，所以此道人人都难免，只是程度深浅标准高下而已。除了“画 像恋”的癖好外，我在台大，有一次经过延平北路，在一家服装店的橱窗里，
看了一个舶来品的塑料材料（？）的模特儿，造型、表情、姿势、身材，皆 属极品，我看呆了，后来又去过几次，留连不已。台湾一般百货公司或服装 店所有的模特儿都是本土制的，都土头土脑，不好看，可是当年延平北路那 一个模特儿却完全不同，我怀疑我又叫能有轻微的 “雕像恋”
（pygmalionism）的倾向，可惜我不是艺术家，否则我也许会像那位古希腊 雕塑家一样，迷恋上自己创造出来的美女呢。古书《闻奇录》记唐朝进士赵 颜有“画像恋”，对一画中美女神往不止，画工说：“余神画也，以亦有名， 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之。”赵颜遂叫“真真”叫了一 百天，画中人真活起来了，这是“画像恋”转出的白日梦，我无此福气也。 古书《王子年抬遗记》记刘备有“雕像恋”，他的甘皇后十八岁，漂亮无比， 但刘备和她做爱时，却要旁边一个高三尺的玉雕美人陪着，刘备“昼则讲说 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可见刘备是“雕像恋”同志也。
　　如此这般的“雕像恋”后四十年，我在东森电视台做“李敖黑白讲” 节目，访问了“情趣商店”，老板拿出“吹气娃娃”展示，并说如果有资本 支援，他们可做出与真人一样的硅胶美女，长相、身材、尺寸等等都可任君 选择。我在电视节目中特别提到古书《中西纪事》的记录，这书记清朝人看 到洋人能“刻物为裸妇人，肌肤骸骨，耳目齿舌阴窍，无一不具。
　　初折叠如衣服，以气吹之，则柔软温暖如美人，可拥以交接，如入道。 其巧而丧心如此”。
　　我说这一有趣的见闻，可见清朝时代就有这种可以跟“它”性交的“吹 气娃娃”了，今天“吹气娃娃”的最大缺点是不迫真、不好用、不舒服，如 果现代科技可以完全做出和真人一样逼真、好用、舒服的硅胶美人出来，不 但身上有声光化电配备，且具松紧、润滑、颤动、吐纳效果，一应俱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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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这岂不比真人更少麻烦？陈水扁若开一“台北市硅胶美人妓女户”， 岂不比真妓女更经济、卫生、安全、人道？并且永远不会抗议呢。以上意见， 我从不认为是开玩笑或狂想曲，而是我很认真的建议，当然，为了不歧视女 性，“硅胶裸男”亦照样可大量制造，只要别像李敖就好啦。我在电视节目
中展示情趣商店做的 dildo（即郭先生、角先生、假鸡巴、人工阴茎），技
术之高，已全然拟人化，并且比真人还理想呢。真人纵大淫棍，一连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