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的眼
路灯当然是一下子就全亮了的。但是陈杲总觉得是从他的头顶抛出去
两道光流。街道两端,光河看不到头。槐树留下了朴质而又丰满的影子。等 候公共汽车的人们也在人行道上放下了自己的浓的和淡的各人不止一个的影 子。
大汽车和小汽车。无轨电车和自行车。鸣笛声和说笑声。大城市的夜 晚才最有大城市的活力和特点。开始有了稀稀落落的、然而是引人注目的霓
虹灯和理发馆门前的旋转花浪。有烫了的头发和留了的长发。高跟鞋和半高 跟鞋,无袖套头的裙衫。花露水和雪花膏的气味。
城市和女人刚刚开始略略打扮一下自己,已经有人坐不住了。这很有 趣。陈杲已经有20多年不到这个大城
市来了。20多年,他呆在一个边远的省份的一个边远的小镇,那里
的路灯有三分之一是不亮的,灯泡健全的那三分之二又有三分之一的夜晚得 不到供电。不知是由于遗忘还是由于燃料调配失调。但问题不大,因为那里 的人大致上也是按照农村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制而生活的,下午六点 一过,所有的机关、工厂、商店、食堂就都下了班了。人们晚上都呆在自己
的家里抱孩子,抽烟,洗衣服,说一些说了就忘的话。
汽车来了,蓝色的,车身是那种挂连式的,很长大。售票员向着扩音 器说话。人们挤挤拥拥地下了车。陈杲和另一些人挤挤拥拥地上了车。很挤, 没有座位,但是令人愉快。售票员是个脸儿红扑扑的、口齿伶俐而且嗓音响 亮的小姑娘。在陈杲的边远小镇,这样的姑娘不被选到文工团去报幕才怪。
她熟练地一揿电门,遮着罩子的供看票用的小灯亮了,撕掉几张票以后,叭,
又灭了。许多的街灯、树影、建筑物和行人掠过去了,又要到站了,清脆的 嗓子报着站名,叭,罩灯又亮了,人们又在挤挤搡搡。
上来两个工人装束的青年,两个人情绪激动地在谈论着:“??关键在
于民主,民主,民主??”来大城市一周,陈杲到处听到人们在谈论民主, 在大城市谈论民主就和在那个边远的小镇谈论羊腿把子一样普遍。这大概是 因为大城市的肉食供应比较充足吧,人们不必为羊腿操心。这真让人羡慕。 陈杲微笑了。
但是民主与羊腿是不矛盾的。没有民主,到了嘴边的羊腿也会被人夺 走。而不能帮助边远的小镇的人们得到更多、更肥美的羊腿的民主则只是奢 侈的空谈。陈杲到这个城市来是参加座谈会的,座谈会的题目被规定为短篇 小说和戏剧的创作。粉碎“四人帮”后,陈杲接连发表了五六篇小说,有些 人夸他写得更成熟了,路子更宽了,更多的人说他还没有恢复到20余年前 的水平。过分注意羊腿的人小说技巧就会退化的,但是懂得了羊腿的重要性 和迫切性却是一大进步和一大收获。这次应邀来开会,火车在一个小站上停 留了1小时零12分钟,因为那里有一个没有户口而有羊腿、卖高价的人被 轧死了;那人为了早一点把羊腿卖出去,竟然不顾死活地在停下来的列车下 面钻行,结果,制动闸失灵,列车滑动了那么一点点,可怜人就完了。这一 直使陈杲觉得沉重。
正像从前在这样的座谈会上他总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一样,现在这一类 会上他却是比较年长的了,而且显得土气,皮肤黑、粗糙。比他年轻、肩膀 宽、个子高、眼睛大的同志在发言中表达了许多新鲜、大胆、尖锐、活泼的
思想。令人顿开茅塞,令人心旷神怡,令人猛醒,令人激奋。结果文艺问题 倒是讨论不起来,尽管主持会议的人拼命想引导大家围绕中心,大家谈得最 多的还是关于“四人帮”赖于立足的土壤,关于反封建,关于民主与法制、 道德与风气,关于公园里有愈来愈多的青年人聚众跳交谊舞、用电子吉他伴 奏,以及公园管理人员如何千方百计地与这种灾祸作斗争;从每隔三分钟放 送一次禁止跳这种舞的通告、罚款办法到提前两个小时净园。陈杲也在会上 发了言,比起其他人,他的发言是低调门的,“要一点一滴,从我们脚下做 起,从我们自己做起。”他说。这个会上的发言如果能有一半,不,五分之 一,不,十分之一变为现实,那就简直是不得了!这一点使陈杲兴奋,却又 惶惑。
车到了终点站,但乘客仍然满满的。大家都很轻松自如,对于售票员 的收票验票的呼吁满不在意,售票员的声音里带有点怒气了。像一切外地人 一样,陈杲早早就高举起手中的全程车票,但售票员却连看他都不看一眼, 他规规矩矩地主动把票子送到售票员手里,售票员连接都没接。
他掏出“通讯录”小本本,打开蓝灰色的塑料皮,查出地址,开始打 问。他问一个人却有好几个人向他指点,只有在这一点上他觉得这个大城市 的人还保留着“好礼”的传统。他道了谢,离开了灯光耀眼的公共汽车终点 站,三拐两弯,走进一片迷宫似的新住宅区。
说是迷宫不是因为它复杂,而是因为它简单,六层高的居民楼,每一 幢和每一幢都没有区别。密密麻麻的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的阳台,密密麻 麻的闪耀着日光灯的青辉和普通灯泡的黄光的窗子。连每一幢楼的窗口里传 出来的声音也是差不多的。电视正在播送国际足球比赛,中国队踢进去一个 球,球场上的观众和电视荧光屏前面的观众欢呼在一起,人们狂热地喊叫着, 掌声和欢呼声像涨起来的海潮,人们熟悉的老体育广播员张之也在拼命喊 叫,其实,这个时候的解说是多余的。另外,有的窗口里传出锤子敲打门板 的声音,剁菜的声音和孩子之间吵闹和大人的威胁的声音。
这么多声音,灯光,杂物都堆积在像一个一个的火柴匣一样呆立着的 楼房里;对于这种密集的生活,陈杲觉得有点陌生、不大习惯、甚至有点可 笑。和楼房一样高的一棵棵的树影又给这种生活铺上薄薄的一层神秘。在边 远的小镇,晚间听到的最多的是狗叫,他熟悉这些狗叫熟悉到这种程度,以 致在一片汪汪声中他能分辨哪个声音是出自哪种毛色的哪一只狗和它的主人 是谁。再有就是载重卡车夜间行车的声音,车灯刺激着人的眼睛,车一过, 什么都看不见了。临街的房屋都随着汽车的颠簸而震颤。
行走在这迷宫一样的居民楼里,陈杲似乎有一点后悔。真不应该离开 那一条明亮的大街,不应该离开那个拥拥搡搡的热闹而愉快的公共汽车,大 家一起在大路上前进,这是多么好啊,然而现在呢,他一个人来到这里。要 不就呆在招待所,根本不要出来,那就更好,他可以和那些比他年龄小的朋 友们整晚整晚地争辩,每个人都争着发表自己的医治林彪和“四人帮”留下 的后遗症的处方。他们谈论贝尔格莱德、东京、香港和新加坡。晚饭以后他 们还可以买一盘炸虾片和一盘煮花生米,叫上一升啤酒,既消暑又助谈兴。 然而现在呢,他莫名其妙地坐了好长时间的车,要按一个莫名其妙的地址去 找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办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其实事一点也不莫名其妙,很正 常,很应该,只是他办起来不合适罢了,让他办这件事还不如让他上台跳芭 蕾舞,饰演《天鹅湖》中的王子。他走起路来都有一点跛,当然不注意倒也
看不出,这是“横扫一切”留下的小小的纪念。 这种倒胃口的感觉使他想起20多年前离开这个大城市来。那也是一
种离了群的悲哀。
因为他发表了几篇当时认为太过分而现在又认为太不够的小说,这使 他长期在95%和5%之间荡秋千,这真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按照人们所说的,对面不太远的那一幢楼就是了,偏偏赶上这儿在施 工,好像在这里还要安装什么管道,不,不止是管道,还有砖瓦木石呢,可
能还要盖两间平房,可能是食堂,当然也可能是公共厕所,总之,一道很宽
的沟,他大概跳不过去,被横扫以前本来是可以跳过去的,所以他必须找一 个桥梁,找一块木板,于是他顺着沟走来走去,焦躁起来,竟没有找到什么 木板,白白地多走了冤枉路,绕还是跳?不,还不能服老,于是他后退了几 步,一、二、三,不好,一只腿好像陷在沙子里,但已经跳了起来,不是腾
空而起,而是落到沟里。幸好,沟底还没有什么硬的或者尖利的东西。但他
也过了将近十分钟才从疼痛和恐惧中清醒过来,他笑了,拍打了一下身上的 土,一跛一拐地爬了出来,谁知道刚爬出来又一脚踩到一个雨水洼里,他慌 忙从水洼里抽出了脚,鞋和袜子已经都湿了,脚感到很牙碜和吃了带土的米 饭时嘴的感觉一样。他一抬头,看到楼边的一根歪歪斜斜的杆子上的一个孤
零零的、光色显得橙红的小小的电灯泡。这个电灯泡存在在这里,就像在一
面大黑板上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或者说是惊叹号也行。 他走近了问号或惊叹号,楼窗里又传出来欢呼混合着打口哨的声音,
大概是外国队又踢进了一个球。他凑近楼口,仔细察看了一下楼口上面的字
迹,断定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个地方。但他不放心,站在楼口等候一个过往的 人,好再打听一下,同时怪不好意思。
他临走以前,那个边远的地方的一位他很熟悉也很尊重的领导同志找 了他去,交给他一封信,让他去到大城市去找一个什么公司的领导人。“我 们是老战友”,当地的陈杲所熟悉的领导同志说,“我信上已经写了,咱们机 关的唯一的一辆上海牌小卧车坏了,管理人员和驾驶员已经跑了好几个地
方,看来本省是修不好的了,缺几个关键性的部件。我这个老战友是主管汽
车修配行业的,早就向我打过保票,说是‘修车的事包在我身上’,你去找 找他,联系好了拍一个电报来??”
就是这么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找一个私人,一个老友,一个有职有权
的领导,为另一个有职有权、在当地可以称得上是德高望重的领导所属单位 修理一辆属于国家所有的小汽车。
没有理由拒绝这位老同志的委托,而懂得羊腿的重要性的陈杲也就不 对带信找人的必要性发生怀疑。顺便为当地办点事当然是他应尽的义务,但 是,接受这个任务以后总觉得好像是穿上了一双不合脚的鞋,或是穿上一条 裤子结果发现两条裤腿的颜色不一样。
边远的小镇的同志似乎“洞察”了他的心理,所以他刚到大城市不久
就接连收到了来自小镇的电报,催他快点去讨个结果。反正我也不是为了个 人。反正我从来也没坐过那辆上海牌,今后也不会坐。他鼓励着自己,经过 了街灯如川的大路,离开了明亮如舞台的终点站和热情的乘客,绕来绕去, 掉到沟里又爬出来,一身土,一脚泥,来到了。
终于从两个孩子口里证明了楼号和门号的无误,然后他快步走到了四
楼,找对了门,先平静了一下,调匀呼吸,然后尽可能轻柔地、文明地然而
又是足够响亮地敲响了门。 没有动静,然而门内似乎有点声音传出来,他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好
像有音乐,于是他摒弃了方才刹那间“哟,没在家”的既丧气而又庆幸的侥
幸心理,坚决地再把门敲了一次。 三次敲门之后,咚咚咚传来了脚步声,吱吜,旋转暗锁,光当,门打
开了,是一个头发蓬乱的小伙子,上身光光的,大腿光光的,浑身上下只有 一条白布裤衩和一双海绵拖鞋,他的肌肉和皮肤闪着光。“找谁?”他问,
口气里有一些不耐烦。
“我找×××同志”,陈杲按照信封上的名字说道。“他不在,”小伙子转 身就要关门,陈杲向前迈了一步,用这个大城市的最标准的口语发音和最礼 貌的词句作了自我介绍,然后问道:“您是不是×××同志家里的人,(估计 是×××的儿子,其实对这样一个晚辈完全不必用‘您’)您能不能听我说 一说我的事情并转达给×××同志?”
黑暗里看不到小伙子的表情,但凭直觉可以感到他皱了一下眉,迟疑 了一下,“来吧”,他转身就走,并不招呼客人,那样子好像通知病人去拔牙 的口腔医院的护士。
陈杲跟着他走去。小伙子的脚步声——咚、咚、咚。陈杲脚步声—— 嚓、嚓、嚓。黑咕洞洞的过道。左一个门,右一个门,过了好几个门。一个
门里原来还有那么多门。有一个门被拉开了,柔和的光线,柔媚的歌声,柔 热的酒气传了出来。
钢丝床,杏黄色的绸面被子,没有叠起来,堆在那里,好像倒置的一
个大烧麦。落地式台灯,金属支柱发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亮光。床头柜的柜 门半开,露出了门边上的弹珠。边远的小镇有好多好友托付陈杲给他们代买 弹珠,但是没有买着。那里,做大立柜的高潮方兴未艾。再移动一下眼光, 藤椅和躺椅,圆桌,桌布就是样板戏《红灯记》第四场鸠山的客厅里铺过的
那一张。四个喇叭的袖珍录音机,进口货。香港歌星的歌声,声音软,吐字 硬,舌头大,嗓子细。听起来总叫人禁不住一笑。如果把这条录音带拿到边 远的小镇放一放,也许比入侵一个骑兵团还要怕人。只有床头柜上的一个装 着半杯水的玻璃杯使陈杲觉得熟悉,亲切,看到这个玻璃杯,就像在异乡的 陌生人中发现了老相识。甚至是相交不深或者曾有芥蒂的人,在那种场合都 会变成好朋友。
陈杲发现门前的一个破方凳,便搬过来,自己坐下了。他身上脏。他 开始叙述自己的来意,说两句又等一等,希望小伙子把录音机的声音关小一 些,等了几次发现没有关小的意思,便径自说下去。奇怪,一向不算不善于 谈话的陈杲好像被人偷去了嘴巴,他说得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些词 用得不伦不类,比如本来是要说“想请×××同志帮助给联系一下”,竟说 成了“请您多照顾”,好像是他来向这个小伙子申请补助费。本来是要说:“我 先来联系一下”,竟说成了“我来联络联络”。而且连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好 像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一把钝锯在锯榆木。
说完,他把信掏了出来,小伙子斜仰着坐在躺椅上一动也不动,年龄 大概有小伙子的两倍的陈杲只好走过去把边远地区领导同志的亲笔信送了过 去。顺便,他看清了小伙子那张充满了厌倦和愚蠢的自负的脸。一脸的粉刺 和青春疙瘩。
小伙子打开信,略略一看,非常轻蔑地笑了一下,左脚却随着软硬软
硬的歌声打起拍子来。录音机和香港“歌星”的歌声,对于陈杲来说也还是 新事物,他并不讨厌或者反对这种唱法,但他也不认为这种唱法有多大意思, 他的脸上出现了一个轻蔑的笑容,不自觉的。
“这个×××(说的是边远地区的那位领导),是我爸爸的战友吗(按, 到现在为止他没有作自我介绍,从理论上还无法证明他的爸爸是谁)?我怎 么没听我爸爸说过?”
这句话给了陈杲一种受辱的感觉。“你年轻嘛,你爸爸可能没对你说 过??”陈杲也不再客气了,回敬了一句。“我爸爸倒是说过,一找他修车,
就都成了他的战友了!” 陈杲的脸发烧,心突突地跳起来,额头上沁出了汗珠,“难道你爸爸不
认识×××(边远地区的首长)吗?他是1936年就到延安去的,去年在
《红旗》上还发表过一篇文章?? 他的哥哥是××军区的司令啊!”
陈杲急急忙忙地竟然说起了这样一些报字号的话,特别是当他提到那 位知名的大人物、××军区的司令时,刷地一下子,他两眼一阵晕眩而且汗 流浃背了。
小伙子的反应是一个20倍于方才的轻蔑的笑容,而且笑出了声。 陈杲无地自容,他低下了头。
“我跟您这么说吧,”小伙子站了起来,一副作总结的架势,“现在办什 么事,主要靠两条,一条你得有东西,你们能拿点什么东西来呢?”
“我们,我们有什么呢?”陈杲问着自己:“我们有??羊腿??”他自
言自语地说。
“羊腿不行,”小伙子又笑了,由于轻蔑过度,变成了怜悯了,“再一条, 干脆说实话,就靠招摇撞骗??何必非找我爸爸呢,如果你们有东西,又有 会办事的人,该用谁的名义就用去好了。”然后,他又补了一句,“我爸爸到 北戴河出差去了??”他没有说“疗养”。
陈杲昏昏然,临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下了脚,不由得侧起了耳朵, 录音机里放送的是真正的音乐,匈牙利作曲家韦哈尔的《舞会圆舞曲》。一
片树叶在旋转,飞旋在三面是雪山的一个高山湖泊的碧蓝碧蓝的水面上,他 们的那个边远的小镇,就在高山湖泊的那边。一只野天鹅,栖息在湖面上了。 黑洞洞的楼道。陈杲像喝醉了一样地连跑带跳地冲了下来。咚咚咚咚, 不知道是他的脚步声还是他的心声更像一面鼓;一出楼门,抬头,天啊,那
个小小的问号或者惊叹号一样的暗淡的灯泡忽然变红了,好像是魔鬼的眼
睛。
多么可怕的眼睛,它能使鸟变成鼠,马变成虫。陈杲连跑带蹿,毫不 费力地从土沟前一跃而过,球赛结束了,电视广播员用温柔而亲切的声音预 报第二天的天气。他飞快地来到了公共汽车的终点——起点站。等车的人仍 然是那么多。有一群青年女工是去工厂上夜班的,她们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
车间的评奖。有一对青年男女,甚至在等车的时候也互相拉着手,扳着腰肢。 今日的四铭先生看了准保又要休克了。陈杲上了车,站在门边。这个售票员 已经不年轻了,她的身体是那样单薄,隔着衬衫好像可以看到她的突出的、 硬硬的肩胛骨。20年的坎坷,20年的改造,陈杲学会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也丢失了一点本来绝对不应该丢失的东西。然而他仍然爱灯光,爱上夜班的 工人,爱民主,评奖、羊腿??铃声响了,“哧”地一声又一声,三个门分
别关上了,树影和灯影开始后退了,“有没有票的没有?”售票员问了一句, 不等陈杲掏出零钱,“叭”地一声把票灯关熄了。她以为,乘车的都是有月 票的夜班工人呢。
1979年
风筝飘带
在红地白字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挨得很挤的惊叹号旁 边,矗立着两层楼那么高的西餐汤匙与刀、叉、三角牌餐具和她的邻居星海 牌钢琴、长城牌旅行箱、雪莲牌羊毛衫、金鱼牌铅笔??一道,接受着那各 自彬彬有礼地俯身吻向她们的忠顺的灯光,露出了光泽的、物质的微笑。瘦 骨伶仃的有气节的杨树和一大一小的讲友谊的柏树,用零乱而又淡雅的影子 抚慰着被西风夺去了青春的绿色的草坪。在寂寥的草坪和阔绰的广告牌之 间,在初冬的尖刻薄情的夜风之中,站立着她——范素素。她穿着杏黄色的 短呢外衣,直缝如注的灰色毛涤裤子和一双小巧的半高跟黑皮鞋。脖子上围 着一条雪白的纱巾,叫人想起燕子胸前的羽毛,衫托着比夜还黑的眼睛和头 发。
“让我们到那一群暴发户那里会面吧!”电话里,她对佳原那么说。她总 是把这一片广告牌叫作“暴发户”,对于这些突然破土而出的新偶像既亲且 妒。“多看两眼就觉得自己也有钢琴了。”佳原这样说过。“当然,老是念‘不 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自己也会变成狼。”她说。
过了20多分钟了,佳原还没有来。他总是迟到。傻子,该不是又让 人讹上了吧?冬天清晨,他骑着车去图书馆,路过三王坟,看到一个被撞倒 在路旁、哼哼唧唧的老太婆。撞人的人已经逃之夭夭。他便把秃顶的老太太 扶起,问清住址,把自己的自行车放在路边锁上,搀着老太太回家。结果, 老太太的家属和四邻把他包围了,把他当作肇事者。而老眼昏花的老太太, 在周围人们的鼓励和追问下,竟然也一口咬定就是他撞的。是老年人的错乱 吗?是一种视生人为仇的丑恶心理吗?当他说明这一切,说明自己只是一个 助人的人的时候,有一位嗓音尖厉的妇人大喊:“这么说,你不成了雷锋了 么?”全场哄然,笑出了眼泪。那是1975年,全民已经学过一段荀子, 大家信仰性恶论。
他总是不按时赴约,总是那么忙。连眼镜框上的积垢和眼镜片上的灰 尘都没有时间擦拭。在认识他以前,素素可从来不忙。她的外衣一枚扣子松 了,滴拉耷拉,她不缝。主要是除了她的奶奶,这个城市对于她是冷淡的, 不欢迎的。城市轰她走,她才16岁。然而说轰是不公正的。礼炮在头顶上 轰鸣,铜号在原野上召唤。还有红旗、红书、红袖标、红心、红海洋。要建 立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九亿人心齐得像一个人。从80岁到8 岁,大家围一个圈,一同背诵语录,一同“向左刺!”“向右刺!”“杀!杀! 杀!”她渴望有这样一个世界胜过从前渴望有一个双铃大风筝。红彤彤的世 界是什么样子她没有看到,她倒是看到了一个绿的世界:牧草,庄稼。她欢 呼这个绿的世界。然后是黄的世界:枯叶、泥土、光秃秃的冬季。她想家。 还有黑的世界,那是在和她一道插队的知识青年,陆续通过“门子”走掉之
后。她得了维生素甲缺乏症,视力一度受损。 她把关于红彤彤的世界的梦丢在绿色的、黄色的和黑色的迭替里。从
此她食欲不振,胃功能紊乱,面容消瘦。除了红的梦,她还丢失了、抛弃了、
被大喊大叫地抢去了或者悄没声息地窃走了许多别的颜色的梦。白色的梦, 是水兵服和浪花;是医学博士和装配工;是白雪公主。为什么每一颗雪花都 是六角形而又变化无穷呢?大自然不也具有艺术家的性格吗?蓝色的梦,关 于天空,关于海底,关于星光,关于钢,关于击剑冠军和定点跳伞,关于化
学实验室、烧瓶和酒精灯。还有橙色的梦,对了,爱情。他在哪儿呢!高大,
英俊,智慧、善良,他总是憨笑着??我在这儿呢?她向着天坛的回音壁呼 喊。
爸爸和妈妈用尽了一切办法,使出了一切解数,调动了一切力量,她 回到了这个曾经慷慨地赐予了她那么多梦的城市。终于,爸爸也知道这是不
可避免的了。为了回城而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也是一个陌生的、荒唐的梦。
她不留恋这些梦了,她也不再留恋牧马铁姑娘的称号和生活,她很少说起这 种称号和生活的各个侧面的迥然不同的颜色。一个多面多棱旋转柱。
她回来了,失去了许多色彩,增加了一些力气,新添了许多气味。油 烟、蒜泥、炸成金黄的葱花。酒呃、蒸气、羊头肉切得比纸还薄。她去一个
清真食堂做服务员,虽然她并非回民。所有这一切——献花、祝贺、一百分、
检阅、热泪、抡起皮带嗡嗡响、“最高指示”倒背如流、特大喜讯、火车、 汽车、雪青马和栗色马、队长的脸色??都是为了涌向三两一盘的炒疙瘩么? 有一次她翻到一张她小学一年级的照片。那是1959年的国庆节,她七岁, 两个小辫,两只大蝴蝶带着她起飞。辅导员引着她,她飞上了天安门城楼,
把一束鲜花献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和她握了手。她那么小,还没和任何人握
过手呢。毛主席的手又大、又厚、又暖、又有劲。毛主席好像还对她说了一 句话,她没听清。事后回想,好像有“娃娃”。两个字。她怎么这么幸运呢? 她是毛主席的“娃娃”,她永远是幸运的人。
但是后来,她认不出这张照片了。这是真的吗?她认不出自己,甚至 七五年她回城的时候,她也认不出毛主席。从前,毛主席的腰板挺得多么直,
动作多么有力量啊!可现在在新闻简报上,好像挪动一下双脚都很艰难,嘴 巴张开,半天才合上。可报纸和电台又整天闹闹哄哄地宣传毛主席的叫人似 懂非懂的最新指示。她真心酸,她真想去看看毛主席,给毛主席熬一碗山药 汤。奶奶生病的时候,就是她给熬汤,白、滑、细的山药块,甜、麻、香的
山药汤。补老年人的气虚。不,她不想把她的苦恼、她的委屈告诉毛主席,
不应该打扰他老人家。如果她在毛主席跟前掉了泪,她一定转过脸去。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她不再是幸运的了吗?莫非她的运气七岁时候一
下子就用完了?她回城干什么呢?为了妈妈?可笑。为了奶奶?也不行。报 上说是一切为了毛主席,可我见不着他呀!于是素素再也不做梦了,不做梦,
却又不停地说梦话、咬牙、翻身、长出气。“素素,醒一醒!”妈妈叫她。她
醒了,茫然,不记得什么梦,只是一头冷汗,一身酸懒,好像刚从传染病房 抬出来。
那天她正在路边,她瞧见了佳原这个傻子被他救护的老妇人反咬,瞧 见了他被围攻的场面。佳原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是脸上带着各种素素似
乎早已熟悉的憨笑。后来派出所的人来了。派出所的人聪明得就像所罗门王。
他说:“你找出两个证人来证明你没有撞倒这位老太太吧。否则,就是你撞
的。”你能找出两个证人证明你不是克格勃的间谍吗?否则,就该把你枪决。 素素心里说,实际上她一声没吭。她只是在上班前看看热闹罢了。看热闹的 人已经里三层外三层了,这种热闹免票,而且比舞台上和银幕上的表演更新 鲜一些。舞台和银幕上除了“冲霄汉”就得“冲九天”,要不就得“能胜天”、 “冲云天”。除了和“天”过不去以外,写不出什么新词儿来了。
你们要干什么?难道做好事反倒要受惩罚不成?”熟悉的憨笑变成睁 大的、痛苦的眼睛。素素的心里扎进了一根刺,她想呕吐。她跌跌撞撞地离 去,但愿所罗门王不要追上来。
真巧,晚上小傻子到她铺子吃炒疙瘩来了。又是笑容了。他只要二两。 “二两您吃得饱吗?”素素不加思索地改变了从来不与顾客搭话的习惯。 “噢,我就先吃二两吧。”小子抱歉地说。他把右手食指弯曲着,往上推推 自己的眼镜,其实眼镜并没有出溜到鼻子尖下的意思。“如果您的钱或者粮 票不够,”不知为什么,素素会这样想,而且会这样说,“那没关系。您先要 上,明天再把欠缺的送来好了。”“那制度呢?”“我先垫上,这不碍制度的 事。”“谢谢您。那我就得多吃了。因为中午没有吃饱。”“你吃一斤半吗?” “不,六两。”“行。”她又端来四两。厨师发现这位顾客是素素的相识,便 在盛完以后又加了一勺羊肉丁。每一颗疙瘩都过过油。金光闪亮,像一盘金 豆子。金豆子的光辉传播到脸上来了,小伙子的笑容也更加好看。素素第一 次明白炒疙瘩是个绝妙的、威力无比的宝贝。“说我骑车撞了人,把我的钱 和粮票全要了去了。”“可是您没撞?是吗?”“当然。”那您为什么给他们 钱?一分也不该给,气死人!”“可那老太太需要粮票和钱。再说,我没有时 间生气。”那边的顾客在叫。“来了!”素素高声回答,拿起抹布走过去。
晚上回家以后,她想给奶奶讲一讲这个傻子。奶奶犯了心绞痛。爸爸 妈妈拿不定主意是否立即送医院。“那个医院的急诊室臭气熏天,谁能在那 个过道里躺五小时而不断气,就说明他的内脏器官是铁打的。”素素说。爸 爸瞪了她一眼,那目光责备她这样说是对奶奶全无心肝。她一扭身,走了, 回到她住的临时搭就的一个小棚子里。
这天夜里,素素做了梦。这是她许多年前最常做的梦之一——放风筝。
但是每次放的情景不同。从1966年,她已经有十年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了。 而从1970年,她已经有六年没有做过任何的梦了。长久干涸的河床里又 流水了,长久阻隔的公路又通车了,长久不做的梦又出现了。不是在绿草地 上,不是在操场上,而是在马背上放风筝。天和地非常之大。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孩子们齐声朗诵,原来放风筝的并不是她,
而是一位一顿吃了六两炒疙瘩的小伙子,风筝很简陋,寒伧得叫人掉泪!长 方形的一片,俗名叫做“屁股帘儿”。但是风筝毕竟飞起来了,比东风饭店 的新楼还高,比大青山上的松树还高,比草原上空的苍鹰还高。比吊着“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气球还高。飞呀,飞呀,一道道的山,一道
道的河,一行行的青松,一队队的红卫兵,一群群的马,一盘盘的炒疙瘩。
这真有趣!她也跟着屁股帘儿飞起来了,原来她变成了风筝上面的一根长长 的飘带儿。
梦醒了,天还没亮。她打开手电,找寻自己那张最幸福的照片。建国 十周年,她给毛主席献过花。她确信自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她哼着《社员
都是向阳花》,缝紧了外衣上的那枚已经松脱了好久的滴拉耷拉的扣子。她
自动祝愿毛主席身体健康。她给奶奶熬了山药汤。
这种汤真是效验如神,奶奶喝过就好多了。这时天已大亮,家人和街 坊都已起床。于是她尽情地刷牙漱口,她发出的声音非常之响,好像一列火 车开进了她们的院子。而她洗脸的声音好像哪吒闹海。她吃了剩馒头和一片 榨菜,喝了一碗白开水。只是在她怀疑《白开水最好喝》这篇文章是否攻击 三面红旗的时候,她才从屁股帘儿上略略回到了现实世界,但她仍然系紧了 鞋带,走起路来咯、咯、咯地响,好像后跟上缀着一块铁掌,好像正在用小 锤锤打楔子,目的是打一个捷克式五斗柜。
“素素,你为什么这样高兴?”爸爸问。
“我要——当科长了。”素素答。爸爸高兴坏了。六岁的时候,素素在幼 儿园当小组长,爸爸高兴得见人就说。九岁的时候,素素当少先队的中队长, 爸爸也美得一颠一颠的。??在那个汽笛长鸣的时候,爸爸忽然哭了,他的 脸孔扭曲得那么难看。火车上的孩子们也哭成一团。但是素素一滴眼泪也没
有掉,看来她一心大有作为,比她爸爸坚决得多。
“您来了?”“您好!”“今天用点什么?”“我先跟您清帐。这是四两粮 票,两毛八分钱。”“您真是小葱拌豆腐。”“不,我不吃拌豆腐。还是来四两 炒疙瘩吧。”“您不换个样儿吗?有水饺,每两七个,一毛五分钱。包子,每 两两个,一毛八分。芝麻酱烧饼就老豆腐,吃四两只要三毛。”“什么快就吃 什么。”“您等等,那边又来人了。??那我去给您端包子,今天还要六两 吗???包子来了,您怎么这么忙?您是大学生吗?”“我配吗?”“您是技 术员、拉手风琴的、还是新结合到班子里的头头?”“我像吗?”“那??” “我还没有工作。”“您等一等,那边又来了一位顾客。??没有工作您怎么
这么忙?”“没有工作的人也是人,有生活,有青春,有多得完不了的事。” “您忙什么呢?”“看书。”“书?什么书?”“优选法。古生物学。外语。”“您 考大学?”“现在的大学是考的吗?我又不会交白卷。”“可惜,张铁生的经 验不好推广。”“总要学点什么,总要学点有意思的东西。我们还年轻。是 吗?”他吃完包子,匆匆走了,留下了一个谜。
他准时,又在同一个时间来了,这次是老豆腐。灰白色的老豆腐上撒 满了绿色的韭菜花、土黄色的麻酱和鲜红的辣椒。为什么中外人士都知道秦 始皇,却不知道发明老豆腐的天才科学家的名字呢?“您骗我。”“没有啊!” “您说您没有工作。”“是的,三个月以前,我才从北大荒‘困退’回来。但 是,下个月我就上班了。”“在哪个科研机关?”“街道服务站。我的任务是 学徒,学修理雨伞。”“这回您可惨了。”“不。您有坏了的雨伞吗?赶明儿拿 给我。”“可您的优选法,还有古生物学,外语什么的??”“继续学。”“用 优选法修伞吗?还是用恐龙的骨架做一把伞?”“哦,优选法对于伞也是有 用处的。但问题还不在这里。您听我说??再来一碗老豆腐吧,辣椒不要那 么多了,您瞧,我已经是一脑门子汗。谢谢??是这样,职业是谋生的手段, 也是最起码的义务,但是人应该比职业强。职业不是一切也不是永久。人应 该是世界的主人,职业的主人,首先要做知识的主人。
您修伞我也修伞,您挣十八块我也挣十八块;但是您懂得恐龙,我不 懂,您就比我更强大,更好也更富有。是吗?”“我不懂。”“不,您懂,您 已经懂了。要不,您干嘛和我说话?那位山东顾客正在发脾气,他的煮花生 米里有一块小石头,把他的牙床硌疼了。再见。”“再见。明天见。”
“明天”两个字使素素的脸发烧。明天就像屁股帘儿上的飘带,简陋,
质朴,然而自由而且舒展。像竹,像云,像梦,像芭蕾,像G弦上的泛音,
像秋天的树叶和春天的花瓣。然而它只是一个光屁股的赤贫的娃娃也能够玩 得起的屁股帘儿。
明天他没有来。明天的明天他也没有来。为了寻找一匹马驹,素素迷
了路。在山林里,她咴儿咴儿地叫着,她像一匹悲伤的牝马。她像被一下子 吊销了户口、粮证和购货本子。
“是您!您??还来!”“我奶奶死了!”素素像掉到冰窟窿里,她靠在墙 上,半天,她才想明白,这个戴眼镜的小傻子的奶奶并不是自己的奶奶。然
而她仍然十分悲伤,身上发冷。
“生命是短促的。所以,最宝贵的是时间。”“而我的最宝贵的时间是用 来端盘子的。”她忧郁地一笑,好像听到了遥远的小马驹的蹄声。“谢谢您给 那么多人端过盘子。但不止是端盘子。”“还有什么呢?就是端盘子也不见得 那么需要我。为了在这里端盘子,我爸爸妈妈没少费劲。”“一样的,”一个 会心的笑,“我建议您学点阿拉伯语,你们是清真馆。”“清真馆又怎么的? 反正埃及大使不会到这里来吃炒疙瘩。”“但是您可能担任驻埃及大使,您想 过吗?”“您可真会开心,”小马驹跑进清真馆,踏痛了她的脚,“简直是在 做梦!”“做做梦,开开心,又有什么不好?否则,生活不是太沉闷了吗?而
且您应该坚信,您完全可以做到和驻埃及大使具有同样的智慧、品格、能力, 甚至远远地把他甩在后面。您可以做不成大使,但是您应该比大使还强。关 键在于学习。”“这话有点野心家的味儿。”“不,这只是起码的阿达姆的味 儿。”“什么?”“阿达姆。”“什么阿达姆?”“这是我要教给您的第一个阿拉 伯语词:阿达姆——人!这是一个最美的词。伊甸园里的亚当,就是阿达姆 的另一种音译。而夏娃呢,发音是哈娃,就是天空。人需要天空,天空需要 人。”“所以我们从小就放风筝。”“瞧,您是高材生。”
第一课:人。亚当需要夏娃,夏娃需要亚当,人需要天空,天空需要 人。我们需要风筝、气球、飞机、火箭和宇航船。阿拉伯语就这样学起来了, 这引起了周围许多人的不安。
你应该安心端盘子。你应该注意影响。你有没有海外关系,如果再搞 清队、查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就要为你设立专案。我没有砸一个
盘子。我不想当科长。我知道穆罕默德、萨达特和阿拉法特。我一定欢迎你 担任我的专案组长。
同时,她和佳原“好了”。情报立即传到爸爸耳朵里。对于少女,到处
都有摄像和监听的自动化装置。“他的姓名、原名、曾用名?家庭成分,个 人出身?土改前后的经济状况?出生三个月至今的简历?政历?家庭成员和 主要社会关系有无杀、关、管和地、富、反、坏、右?戴帽和摘帽时间?本 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本人和家庭主要成员的经济收入和支出,帐目和
储蓄??”所有这些问题,素素都答不上来。妈妈吓得直掉泪。你才24岁 零七个月,再过五个月才好搞对象。有坏人,到处都有坏人。爸爸决心去找 该人所属街道、单位、派出所、人事科、档案处。为此,他准备请一桌涮羊 肉,把他熟悉的有关人员发动起来。砰——噗,爸爸最心爱的宜兴陶壶被掼 到了地上,粉碎了。“您用这种办法也许能找到反革命,但永远不能找到朋 友!”素素大喊,完全是一个铁姑娘,然后她哭了。
饭馆的主任、委员、干事、组长、指导员也都向她提出了爸爸式的问 题和妈妈式的忠告。无产阶级的爱情产生于共同的信仰、观点、政治思想上 的一致。长期地、细致地互相了解。要严肃,慎重,认真。要绷紧弦,带着
敌情观念。选择爱人要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饭馆的茶壶不 能摔。在少先队里,素素从小受到爱护公共财物的教育。
毛主席去世了。素素战栗着,哭得闭过气去。她早就想哭了,哭毛主
席,也哭自己和别人。“中国完了!”爸爸说,但完了的是“四人帮”,只是 在瞻仰遗容的时候,素素才第二次走近了毛主席,“我给您献花来了”。她轻 轻地、平静地说。
她知道一切都在变。她可以大胆地学阿拉伯语了,虽然打一夜扑克的 人仍然比学一夜外语的人更容易入党和提干。她可以大胆地与佳原拉着手走
路了。虽然有人一见到青年男女在一起就气得要发癫痫病。但是,他们仍然 找不到谈话的地方。公园的椅子早就坐满了。好容易发现一个,原来脚底下 一大摊呕吐物。换另一个开阔散漫的公园吧,那里每个长椅旁的电线杆上都 挂着一个广播喇叭。“现在播送游客须知”。须知里净是些“罚款5角至15
元”,“送交专政机关处理”,“自觉遵守,服从管理”之类的词儿。须知挺复
杂,看来不经过一周学习班的培训,是无法学会逛公园的。能在这里坐下来 谈情说爱吗?走。
到哪里去?护城河边倒是没有须知的喇叭,但是那里偏僻。听说有一 次,一对情侣在那里喁喁地谈着情话,“不许动!”一个蒙面人出现在面前,
手里拿着攮子,旁边还站着一个帮手。结果,手表抹(读妈)下来了,现金
也被搜了腰包。爱情在暴力面前总是没有还手之力。后来公安部门破了案, 抓到了坏人。有人为什么不喜欢公安局呢?没有公安局不行。
去饭馆。你先得站在别人的椅子后面,看着他如何一筷子一勺,一口
汤一口饭地吃完,点上烟,伸懒腰。然后,你好不容易坐下了,你刚动筷子, 新来的接班人为了不致被人抢班,早把一只脚踩到你坐的椅子衬儿上。他的 腿一颤一颤,肉丁和肚片在你的喉咙里跳舞。
去咖啡馆或者酒吧间,那是腐蚀人的地方。所以没有。溜大街或者串 胡同。美国也正在提倡散步,免得发胖。冬天太冷。当然,他们也曾经在零 下二十度的天气,穿着棉大衣和棉猴,戴着皮帽子和毛线围巾,戴着口罩谈 恋爱。倒是卫生,不传染。再有,胡同里还有一些顽童,他们见到一对情侣 就要哄、骂、扔石头。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来到人世的。
佳原总是随遇而安。一段栏杆,一棵梧桐下,一道河边,佳原就满足 了。他希望早一点坐下来,和素素依偎在一起,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交谈,素 素总是挑剔、不满意、不称心。
不,不,不。她不要代用品,就像山东顾客不容忍煮花生米里的石子。
三年了,他们的周末几乎是在寻找中度过的。他们寻找坐的地方。找啊,找 啊,一晚上也就完了。我们的辽阔广大的天空和土地啊,我们的宏伟的三度 空间,让年轻人在你的哪个角落里谈情、拥抱和接吻呢?我们只需要一片很 小、很小的地方。而你,你容得下那么多顶天立地的英雄、翻天覆地的起义
者、欺天毁地的害虫和昏天黑地的废物,你容得下那么多战场、爆破场、广
场、会场、刑场??却容不下身高1米6、体重48公斤和身高1米7弱、 体重54公斤的素素和佳原的热恋吗?
素素揉了一下眼睛,眼睛火辣辣的。是她的手指接触过辣椒吗?是眼 睛辣了才伸出手指,还是伸出手指,眼睛变辣了呢?今天晚上我们有地方呆
吗?天在冷着,但还不用口罩。
佳原说他要去房管局呢,有了房就结婚,他们再不用串胡同了。“我说
同志姐,你能不能告夯(诉)我,这个大市街要往哪哈(下)里走呢?”一 个有口音的、背着一个大包袱、被包袱压得直不起腰来的、新衣服上沾满了 灰土的人说。那人其实比素素大许多。
“大市街?这就是大市街呀!”素素向那正变化着红绿灯的十字路口一 指。那儿,汽车、电车和自行车就像海潮一样地一个浪头又一个浪头地涌上 去,又停了下来,停下来,又涌上去。
“这儿就是大市街?”压弯了腰的中年男人抬起头来,翻起了两枚乌黑 的眸子。素素的脖子也跟着发酸。乌黑的眸子表示着诚实的不信任。素素重
复强调:“这就是大市街。”她恨不得把百货大楼和中心烤鸭店放在手心上托 给这位老实而又多疑的问路者。问路人犹犹疑疑地挪动了脚步,他横穿马路 却没有走人行横道虚线。穿白衣服的交通民警拿起半导体扩音喇叭向他高声 喊叫。被呵斥搞慌乱了的中年人干脆停在马路中心,停在汽车的漩涡里。他
歪着脖子问交通警:“同志哥,大市街在哪哈里?”
“素素!”佳原来了,满头大汗,头发蓬乱,喘着气。“你从地底下钻出 来的吗?怎么等也等不着,忽然又冒出来了。”“我会隐身术。我本来就一直 跟着你呢。”“如果我们都会隐身术就好了。”“为什么?”“在公园跳舞也没 人看得见。”“你喊什么?让人家直看你。”“有人一听跳舞就觉得下流,因为 他们自己是猪八戒。”“你的话愈来愈尖刻了。从前你不是这样的。”“是秋风 把我的话削尖了的。我们找不到避风的地方。”
佳原的眼光暗淡了,她低下头。他的眼镜片上反射出无数灯光、窗户、 房屋。“没有吗?”“没有。房管局不给。他们说,有些人已经结婚好几年了, 已经有了孩子,然而没有房子。”“那他们在哪里结的婚呢?在公园吗?在炒 疙瘩的厨房?要不在交通民警的避风亭里,那倒不错,四下全是玻璃。还是 到动物园的铁笼子里去?那么,门票可以涨钱。”“你别激动。你??”他把 右手食指弯曲着,推一推自己的眼镜,尽管眼镜并不会出溜下来,“你说的 当然是了,但是,房子毕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那么多人需要房子,确实有 人比我们还困难啊!”
素素不言语了,她低下头,用脚尖踢着一块其实并不存在的石子。
“可是怎么样?你吃饭了吗?我还没吃晚饭呢。”佳原换了话题。“什么? 我只记得我给很多人开了饭,却不记得自己吃过什么没有。”“那就是没吃。 我们到那个馄饨馆去吧。
你排队,我占座,要不我占座,你排队。”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样儿,你 说话快赶上开大会时候的某些报告了。”
馄饨馆很拥挤。好像吃这里的馄饨不要钱。好像吃这里的馄饨会每碗 倒找两毛钱。要不,要不我们甭吃馄饨了,买几个烧饼算了。买烧饼也得排 队。要不,我们甭排队了。到对过那个铺子买两个面包吧。刚巧,到那边伸 出手来的时候,售货员正把最后两个果料面包卖给一位已经穿起前清时候的
貉皮袍子的小老头儿。要不,要不我们甭吃面包了,我们??
我们怎么样呢?
“要不我们甭生下来了,那有多好!”素素冷冷地说。“如果不是错误地 批判了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我们也许根本不会降临到人间。”“何必那么 怨气冲冲?而且我们出生在新人口论出生以前。”“果料面包没有了。”“来, 两包饼干。我们有饼干,我们又端盘子又修伞。我们学习,我们做好事,帮 助别人。好人并不嫌太多,而仍然是不够。”“为了什么呢?为了把七块钱和
二斤粮票拱手交给讹你的人吗?”“讹去七百块也还要拉起受了伤的老太 太??难道你不这样吗?素素!”打起雷来了。打起闪来了。电线和灯光抖 动起来了。
佳原突然喊起来了。“你尝尝我这一包吧。”“一样的。”“不,我这一包 特别香。”“怎么可能呢?”“怎么不可能呢?连两滴水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样 的。”“那你尝我的。”“那我尝你的。”“那我尝完了你的,你再尝我的。”他 们交换了饼干,又一块一块地分着吃,吃完了,素素也笑了。饿的人比饱的 人脾气要坏些。
天大变了。电线呜呜的。广告牌隆隆的。路灯蒙蒙的。耳边沙沙的。 寒风驱赶着行人。
大街一下子就变得空旷多了。交通民警也缩回到被素素看中可以作新 房的亭子里去。
“我们要躲一躲!”冰冷的雪一样的雨和雨一样的雪给人以严峻的爱抚。
雨雪斜扫着。 他们拉紧了手。彼此听不见对方的话。对于自然,也像对于人生一样。
他们是不设防的。然而大手和小手都很暖和。他们的财产和力量是自己的不 熄的火。
“我们找个地方去!”他们嚼着沙子和雨雪,含混不清地互相说。于是他
们奔跑起来了。不知道是佳原拉着素素,还是素素拉着佳原。还是风在推着 他们俩。反正有一股力量连拉带搡。他们来到了一幢新落成的十四层高的居 民楼前面。他们早就思恋这一排新出世的高层建筑物了。像一批陌生人。对 陌生人的疑惑和反感,这是被撞倒的老太太和穿貉皮袍子的老头儿的特点。
那个老头儿买面包的时候,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了他们俩一眼啊。好像他们随
时会掏出攮子来似的。早就流传着对于这一排高层建筑的抨击。住在十四层 的人家无法把大立柜运上去,便用绳子从窗口吊——蔚为奇观!结果绳子断 了,大立柜跌得粉碎。新的天方夜谭。但是素素他们不这样想。他俩来到这 座楼前,总有些羞怯,因为他们的眷恋是单相思。
风雪鼓起了他们的勇气。他们冲进去了,他们一层一层地爬着楼梯。
楼道还很脏。楼道没有灯。安了灯口,没有灯泡。但路灯的光辉是一夜不断 的,是够用的。他们拐了那么多弯还不到顶,那就再拐上去。他们终于走上 了第14层的一个公共通道。这一层大概还没住人。有浓厚的洋灰粉末和新 鲜油漆的气味。这里很暖。这里没有风、雨、雪。这里没有广播须知的喇叭、
蒙面人、行人、急不可耐地抖着大腿让你让位的人。这里没有瞧不起修伞工
和服务员的父母。这里没有见了一对青年男女就怪叫,说下流话辱骂甚至扔 石头的顽童。这里能看见东风饭店的25层楼的灯火。这里能听见火车站的 悠扬的钟声。这里能看见海关大楼的电钟。把视线转到下面,是蓝绿的灯珠, 橙黄的灯眼,银白的灯花。无轨电车的天弓打着闪亮的电火花。汽车开着和
关着大灯、小灯和警戒性的红色尾灯。他们长出了一口气,好像上了天堂。
“你累了么?”“累什么?”“我们爬了14层楼。”“我还可以爬24层。” “我也是。”“那人可真傻。”“你说谁?”“刚才有一个乡下人,他到了大市 街口,却还满处里找大市街。你告诉他了,他还不信。”
他们开始用阿拉伯语交谈。结结巴巴,像他们的心跳一样热烈而又不 规范。佳原准备明年去考研究生,他鼓励着并无信心的素素。“我们不一定
成功,但是我们要努力。”佳原拿起素素的手,这只手温柔而又有力。素素
靠近了佳原的肩,这个肩平凡而又坚强。素素把自己的脸靠在佳原的肩上。 素素的头发像温暖的黑雨。灯火在闪烁、在摇曳、在转动,组成了一行行的 诗。一只古老的德国民歌:有花名毋忘我,开满蓝色花朵。陕北绥德的民歌: 有心说上几句话,又怕人笑话。蓝色的花在天空飞翔。海浪覆盖在他们的身 上。怕什么笑话呢?青春比火还热。是鸽铃,是鲜花,是素素和佳原的含泪 的眼睛。叭啦??
“什么人。”一声断喝。佳原和素素发现,通道的两端已经全是人。而且 许多人拿着家伙。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擀面杖,锅铲和铁锨。还以为是 爆发了原始的市民起义呢。
于是开始了严厉的、充满敌意的审查。什么人?干什么的?找谁?不 找谁?避风避到这里来了?岂有此理?两个人鬼鬼祟祟,搂搂抱抱,不会有 好事情,现在的青年人简直没有办法,中国就要毁到你们的手里。你们是哪 个单位的?姓名、原名、曾用名??你们带着户口本、工作证、介绍信了吗? 你们为什么不呆在家里,为什么不和父母在一起,不和领导在一起,也不和 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起?你们不能走,不要以为没有人管你们。说,你们撬 过谁家的门?公共的地方?公共地方并不是你们的地方而是我们的地方。随 便走进来了,他们为什么这样随便?简直是不要脸,简直是流氓。简直是无 耻??侮辱?什么叫侮辱?我们还推过阴阳头呢。我们还被打过耳光呢。我 们还坐过喷气式呢。还不动弹吗?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拿绳子来??
素素和佳原都很镇静。因为一秒钟以前,他们还是那样的幸福。虽然 他们俩加在一起懂几门外文。懂一点点也罢。但是他们听不懂这些亲爱的同 胞的古怪的语言。如果恐龙会说话,那么恐龙的语言也未必更难懂。他们茫 然。甚至相对一笑。
“我们要动手了!”一个“恐龙”壮着胆子说了一句,说完,赶紧躲在旁 人后面。“我们可真要动手了!”更多的人应和着,更多的人向后退了,然而 仍然包围着和封锁着。佳原和素素欲撤不能。
正僵持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有一位手持半截废自来水管的勇士 喊叫起来:
“这不是范素素吗?” 点点头,当然。
然后是一场误会的解除。对不起,请原谅,是小偷把我们给吓坏了。
据说有的楼发生过窃案,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 有坏人,我们还以为你们是??真可笑。对不起。 素素依稀认出了那位长头发的男青年是她小学时候的同学,比她低两
级。他现在倒白胖白胖的,像富强粉烤制的面包,一种应该推广的食品。小 学同学热情地邀请他们到自己的房间去做客。“既然来到了我的门口。”“那 也好。”素素和佳原交换了一下目光。他们跟着小学同学走到日光灯耀眼的 电梯间。他们在这幢楼里已经暂时取得了合法的身份。他们是某个住户的客 人。电梯门关上了,嗡嗡地响了。他们的安全和尊严又开始受保障了,感谢 这位热心的同学!电梯间上方的数字愈变愈快,从14到4的阿拉伯字都亮 过了,现在是耳朵——3亮了。电梯停了,门开了。他们走出来,左转一个 弯,右转一个弯。多齿多沟的铜钥匙自信地插到锁孔里,它才是主宰。呱哒, 再拧一下把手,吱喽。门开了,叭,叭,前厅和厨房的灯都亮了。雪白的墙, 擦了过多的扑粉。吱喽,又拧开一间居室的门。屋里充满了街灯映照过来的
青光。素素真想劝阻小学同学不要拉开电灯,然而电灯已经亮了。请坐。双 人床,大立柜里变得细长了的影像,红色人造革全包沙发。五斗橱。铁听麦 乳精和尚未开封的“十全大补酒”。小学同学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自己的新居: 面积、设备、布局。水、暖、煤气。采光,通风和隔音。防火和防震。
“就你一个人吗?”
“是啊,”小学同学更得意了,搓着自己的手,“我爸爸给我要了一个单 元。老人急着让我结婚。我准备明年‘五一’解决。到时候你们一定来。就
这样说定了吧。我已经找好了人。我的一个好友的舅舅过去给法国使馆做过
饭。中西合璧,南北一炉。拔丝山药可以绕着筷子转五转而丝不断。你们可 不要买东西。不要买家具,不要买台灯,不要买床上用品。所有这一切,我 全有!”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
“噢,还没定下来。”
“等待分配吗?”
“不是。我是说,到底跟谁结婚还没定下来。明年‘五一’前会有的, 一准!”
素素顺手从茶几上拿起了一个玩具气球,把气球在沙发的人造革面子 上使劲摩擦了几下,然后,她把气球向上一抛,吸在天花板上,不落下来了。
她仰着头,欣赏着自己从小爱玩的这个游戏。
“天啊,它怎么不掉下来?怎么还没有掉下来?”小学同学惊呆了,他 张开了口。
“这是一种法术。”素素说,她瞟了佳原一眼,作了一个怪相。然后他们 告辞。好客的主人送他们上电梯的时候还有点魂不守舍,他惦记着那个吸附
在天花板上的绿气球。素素和佳原离开了这幢可爱的高楼。雪雨仍然在下着, 风仍然在吹着。哐啷哐啷,好像在掀动一张大化学板。雨雪和他们真亲热, 不仅落到脸上,手上,还往脖子里钻呢。
“这一切都怪我。”佳原心痛的说,“我没有本事弄到它,让你委屈??” 素素捂住他的嘴。她咯咯地笑了。笑得真开心,一朵石榴花开放也没有那么
舒展。
佳原明白了。佳原也笑起来。他们都懂得了自己的幸福。懂得了生活、 世界是属于他们的。青年人的笑声使风、雨、雪都停止了,城市的上空是夜 晚的太阳。
素素在前面跑,佳原在后面追。灯光里的雨丝,显得越发稠密而浓烈。
“这儿就是大市街,大市街就在这里!”素素指着饭店大楼高声地说。“那当 然了,我从来也不怀疑。”“握个手,再见吧,我们过了一个多么愉快的夜晚。” “再见,明天就不见了。我们还得用功,我们要一个又一个地考上研究生。” “那很可能。而且我们总归会有房子,什么都有。”“祝你好梦。”“梦见什么
呢?”“梦见一个——风筝。”
什么?风筝?佳原怎么知道风筝? “喂,你怎么也知道风筝?你知道风筝的飘带吗?” “噢,我当然知道啦!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素素跑回来搂住佳原的脖子,亲了他一下,就在大街上。然后,他们
各自回家去了,走了好远,还不断地回头张望,招一招手。
1979年80年
蝴蝶
北京牌越野汽车在乡村的公路上飞驰。一颠一晃,摇来摆去,车篷里 又闷热,真让人昏昏欲睡。发动机的嗡嗡声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像一阵阵 经久不息的、连绵不断的呻吟。这是痛苦的、含泪的呻吟吗?这是幸福的、 满足的呻吟吗?人高兴了,也会呻吟起来的。就像1956年,他带着快满 四岁的冬冬去冷食店吃大冰砖,当冬冬咬了一口芳香、甜美、丰腴、而又冰 凉爽人的冰砖以后,不是曾经快乐地呻吟过吗?他的那个样子甚至于使爸爸 想起了第一次捉到一只老鼠的小猫儿。捉到老鼠的小猫儿,不也是这样自得 地呜呜叫吗?
汽车开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头抛在了后边。眼前闪 过村庄、房屋、自动列成一队向他们鼓掌欢呼的穿得五颜六色的女孩子,顽 皮的、敌意的、眯着一只眼睛向小车投掷石块的男孩子,喜悦地和漠然地看 着他们的农民,比院墙高耸起许多的草堆,还有树木、田野、池塘、道路、 丘陵地和洼地,堆满了用泥巴齐齐整整地封起了顶子的麦草的场院,以及牲 畜、胶轮马车、手扶拖拉机和它所牵引的斗子??光滑的柏油路面和夏天的 时候被山洪冲坏了的裸露的、受了伤的砂石路面,以至路面上的尘土和由于 驭手偷懒、没有挂好粪兜而漏落下的马粪蛋,全都照直向着他和他的北京牌 扑来,越靠近越快,刷的一下,从他身下蹿到了他和车的身后。指示盘上说 明越野小车的时速已经超过了60公里。车轮的滚动发出了愤怒而又威严 的、矜持而又满不在乎的轰轰声。车轮轧在地面上的时候,还有一种敏捷的、 轻飘飘的沙沙声,这种沙沙声则是属于青春的,属于在冰场上滑冰,在太液 池上划船,在清晨跑步的青年人的。他仍然在坚持长跑,穿一身海蓝色的腈 纶秋衣秋裤。该死的汽车,为什么要把他和地面,和那么富有,那么公平, 那么纯洁而又那么抵抗不住任何些微的污染的新鲜空气隔离开来呢?然而坐 在汽车上是舒服的。汽车可以节约许多宝贵的时间。在北京,人们认为坐在 后排才是尊贵的,驾驶员身旁的那个单人的座位则是留给秘书、警卫人员或 者翻译坐的,他们时时需要推开车门,跳下去和对方的一位秘书、对方的警 卫人员或者对方的翻译联系,而作为首长的他,则呆呆地坐在车后不动。甚 至当一切都联系好了的时候,当他的秘书或者别的什么人打开后车门探进头 来,俯着身向他报告的时候,他也是懒洋洋的,没有表情的,疲倦的和似乎 是丝毫不感兴趣的,有时他接连打两个哈欠。许多时候他要等秘书说了两遍 或者三遍以后才微微地点点头或摇摇头,“嗯”一声或者“哼”一声。这样 才更像首长。倒不是装模作样,而是他实在太忙。只有行车的时候他才能得 到片刻的解脱,才能返身想一想他自己。同时也还有这样的习惯:所有的小 事情他都无须过问,无须操心,无须动手甚至无须动口。
那是什么?忽然,他的本来已经粘上的眼皮睁开了。在他的眼下出现 了一朵颤抖的小白花,生长在一块残破的路面中间。这是什么花呢?竟然在 初冬开放,在千碾万轧的柏油路的疤痕上生长?抑或这只是他的幻觉?因为 等到他力图再捕捉一下这初冬的白花的时候,白花已经落到了他乘坐的这辆 小汽车的轮子下面了。他似乎看见了白花被碾压得粉碎。他感到了那被碾压
的痛楚。他听到了那被碾压的一刹那的白花的叹息。啊?海云,你不就是这 样被压碎的吗?你那因为爱,因为恨,因为幸福和因为失望常常颤抖的,始 终像儿童一样纯真的、纤小的身躯呀!而我仍然坐在车上呢。
他稳稳地坐在车上,按照山村的习惯,他被安排坐在与驾驶员一排的 单独座位上。现在他在哪里都坐最尊贵的座位了。却总不像十多年以前,那 样安稳。离开山村的时候,秋文和乡亲们围着汽车送他。“老张头,下回还 来!”拴福大哥捋着胡须,笑眯眯地说。大嫂呢,抹着眼泪,用手遮在眼眉 上,那样深情地看着他。其实,并没有刺目的阳光,她只是用那手势表示着 她的目光的专注。秋文的饱经沧桑,仿佛洞察一切的悲天悯人的神情上出现 了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期待和远眺的表情,他们的分别是沉重的。他们的 分别是轻松的。这样,如秋文说的,他们可以更勇敢地走在各自的路上。路 啊,各式各样的路!那个坐在吉姆牌轿车,穿过街灯明亮、两旁都是高楼大 厦的市中心的大街的张思远副部长,和那个背着一篓子羊粪,屈背弓腰,咬 着牙行走在山间的崎岖小路上的“老张头”,是一个人吗?他是“老张头”, 却突然变成了张副部长吗?他是张副部长,却突然变成了“老张头”吗?这 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抑或他既不是张副部长也不是老张头,而只是他张思 远自己?除去了张副部长和老张头,张思远三个字又余下了多少东西呢?副 部长和老张头,这是意义重大的吗?决定一切的吗?这是无聊的吗?不值得 多想的吗?
秋文说:“好好地做官去吧,我们拥护你这样的官,我们需要你这样的 官,我们期待着你这样的官??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她缓缓 地、微笑着说,她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悲凉,她说得那样平稳,那样从容, 那样温存又那样有力量。一刹那间,她好像成了张思远的大姐姐,她好像在 安慰一个没有放起自己制作的风筝因而哭哭啼啼的小弟弟,其实,她比老张 要小好几岁呢!其实,老张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快60的人了,在他那 个圈子里却还算作“年轻有为”。古老的中国,悠久的中华!这些年,青年 人的年龄上限正像转氨酶实验阳性反应的上限一样,大大地放宽了。过去, 转氨酶120就可以确诊肝炎,现在呢,转氨酶200还不给开病假条呢! 离开山村,他好像丢了魂儿。他把老张头丢在了那个山乡。他把秋文, 广义地说,把冬冬也丢在了那边。把石片搭的房子,把五股粪叉,把背篓和 大锄,草帽和煤油灯,旱烟袋和榆叶山芋小米饭??全都丢下了。秋文和冬 冬,这是照耀他这个年轻的老年人的光。秋文便是照耀他的无限好的夕阳, 他把夕阳留在了长满核桃树的云霞山那边。夕阳对他招着手,远去了。一步 一远啊。这是文姬归汉时所唱的歌词。而有了北京牌越野汽车,车轮的旋转 使变远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冬冬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理解他呢?冬冬什么 时候才能来到他的身边呢?为了冬冬的母亲——海云,那棵颤抖的、被碾碎 了的小白花,这一切报应都是应当的。然而他挂牵着冬冬,冬冬还只是一颗 在地平线上闪烁,远远还没有升起来的小星星。这颗星星总会照耀他的。他 完全知道,所有的老年人对于下一代的过分的关心,过分周到的安排,给下 一代提供的过分优越的条件和为了防范下一代而划地为牢的一切努力不仅注 定是徒劳的,而且往往是有害的。然而他仍然默默地祝福着冬冬,这个连他 的姓都不肯姓的他的唯一的儿子。他为冬冬的思想的偏激而忐忑不安,虽然 他知道要求青年人毫不偏激无异于要求青年不要是青年,何况这一代青年成 长在颠倒和错乱的年代,他们受了太多的骗,他们有太多的怀疑和愤怒。但
是,冬冬是太过分了。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了解历史,能够了解现实,能够 了解中国,能够了解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希望他的儿子不要走上 歧路。他希望儿子的可以原谅一部分的偏激不致于向害己害人害国的破坏性 方面发展。
天晴了。明亮的夕阳有点儿晃眼。他把车内的褐色的遮光板放了下来。 透过褐色的遮光板,他看到的是乡间的薄暮。然而他的身上有阳光。他的上 衣和膝盖头上的阳光变幻着。路旁的树枝切割着夕阳。把光的碎屑不断地洒 向他的全身,这给他一种捉摸不定的行进的感觉。他沐浴在这瞬息万变的光 网里,渐渐地觉得舒适和满意。随着这嗡嗡声,轰轰声和沙沙声,随着指示 盘上的红字的旋转和黑字的跳动,他离山乡越来越远,离北京越来越近,离 老张头越来越远,离副部长越来越近。正在工作忙的时候。他竟然请了十几 天的假。他甚至告诉部长,他要解决他的生活问题,接一个老伴来,把爱情 说成是解决生活问题或解决个人问题,似乎这样说才合法,才规范。如果他 说他要去看看他的心上人,那么人们马上会认为他“作风不好”,认为他感 情不健康或者正在变“修”。把爱情叫做“问题”,把结婚叫做解决问题,这 真是对祖国语言的歪曲和对人的感情的侮辱。但他还是要从俗,他还是用这 种刻板的、僵硬的语言请了假。他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离开了一系列紧张 而繁忙的事务,这使他十分不安。离开一个本来属于他的,他在里面过得很 舒服、很适宜、很习惯了的办公室和住宅,这好像是不那么愉快的。但是老 年人也是充满了想象的。那种想象使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他悄悄地走 了。他坐了硬卧火车。他坐了长途汽车。夜间休息的时候42个人住在一间 大房子里。烟气、汗气和臭气熏天。六盏40瓦的荧光管灯终夜不关。他也 坐过专门给他这个级别的领导干部派的小汽车。坐上这样的柔软而轻便的 车,连侧视镜里映出的他的影像都像刚刚沐浴,刚刚擦过油和吹过风一样的 鲜亮。坐上这样的车,他美好得像一块新出炉的面包,带着小麦、牛奶、蛋 黄和砂糖的芳香,烘烤得红扑扑的。下了这样的车,他住进只供外宾和高级 干部住的宾馆。新安装的空调设备,开动起来就像野蜂在花的原野上飞舞。 洁白的浴盆。小巧而方便的电加热淋浴喷头。然而这一切与他是没有 多少关系的。这一切并不决定于他本身,他自己。他自己毋宁说是更适合那 个遥远的山乡。他到那里去寻找秋文,寻找冬冬,寻找那还没有失去的老张 头,寻找一个被农民所信赖、所关照的不幸的幸运的人。现在,他离去了。 高级宾馆的一夜以后是四个小时的飞行。然后是他的吉姆。秘书到机场来迎 接,使他确认了自己的副部长的身份。又是繁华的街道,雪白的快行线,又
是红灯。 人口和车辆都增加了很多,一到十字路口,就要耽搁。再拐两个弯,
汽车减慢了速度,停下了。握手、道谢,他邀请驾驶员上去坐一坐,驾驶员 谢绝了。秘书从他手中抢去了所有的本来也不多的东西。明亮的电梯间,烫
发的女服务员向他问好。他又回到了一个凡是知道他的职务的人都向他微笑
的地方。钥匙插在锁孔里,他没有把钥匙给秘书,而是自己开的门。他不愿 意在每一件小事上劳动别人。门开了,灯亮了,高分子化合物的墙壁和地面 仍然是一尘不染,就像天天有人用洗涤剂刷洗过似的,他回来了,他坐到了 沙发上。
海 云
这是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事吗?海云的声浪还在他的耳边颤抖吗?她的
声音还在空气里传播着吗?即使已经衰减到近于零了也罢,但总不是零啊, 总存在着啊。还有她的分明的清秀的身影,这形象所映射出来的光辉,又传 播在宇宙的哪些个角落呢?她真的不在了吗?现在在宇宙的一个遥远的角 落,也许仍然能清晰地看见她吧?一颗属于另一个星系的星星此时此刻的 光,被人们看见还要用上几百年的时间,她的光呢?不也可能比她自身更长
久么?
然而这毕竟是遥远的往事,是上辈子的事了。这是一种老年人的心理 吧,每当他想起那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的事,恍若隔世。会不会 在一百年以后,二百年以后,五百年以后,有人会回忆起海云或类似海云来 呢?他的那么多甜的、苦的、酸的和灼热的回忆,会不会在五百年以后隐隐
约约地出现在那时的幸福而公正的社会(但也绝不会是天堂)的一个小伙子
的心灵里呢? 上辈子,上辈子,是不是他与海云在上辈子见过面?1949年,解
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打得好来打得妙呀打得妙,打得好来打得热闹真热闹, 年轻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人们就是唱着这些歌来解放全中国
的。战争的严酷,行军的艰苦,转移、撤退、暂时的失利,牺牲,流血,负
伤,饥馑,化装进城,宪兵的钢盔和闪亮的刺刀尖,碉堡的阴森森的眼睛, “剿匪总司令部”的布告;三整三查的紧张空气,一次又一次的检讨,在中 国共产党人付出了人类所能付出的最大的代价以后,解放军摧枯拉朽,坦克、 骑兵、炮兵与红绸舞、腰鼓队、秧歌队一起行进。一进城就先扭秧歌,一进
城就响彻了腰鼓。人们甩着红绸解放了全中国,人们扭着秧歌可以扭到天堂,
而一敲腰鼓,仿佛就会敲出公正、道义和财富。 他那时29岁,唇边有一圈黑黑的胡髭,穿一身灰干部服,胸前和左
臂上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标志。在他的目光
里、举止里洋溢着一种给人间带来光明、自由和幸福的得胜了的普罗米修斯 的神气。他每天可以工作16个小时,18个小时到20个小时。他不知道 疲劳。他有扭转乾坤的力量。他正在扭转乾坤。他比一切年轻人都更年轻, 因为他前途无量。他比一切老年人更有经验,因为他是只占居民人口的千分
之几的凤毛麟角的“老”革命家。他担任这个中等规模的城市的军管会副主 任,他每天接待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驻军领导、工会和学联代表、科技人 员、资本家和国民党军政起义人士。他的话,他的道理,连同他爱用的词汇
——克服呀、阶段呀、搞透呀、贯彻呀、结合呀、解决呀、方针呀、突破呀、 扭转呀??对于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居民来说都是破天荒的新事物。
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命的化身,新潮流的化身,凯歌、胜利、突 然拥有的巨大的——简直是无限的威信和权力的化身。他的每一句话都被倾
听、被详细地记录、被学习讨论、深刻领会、贯彻执行,而且立即得到了效
果,成功。我们要兑换伪币、稳定物价,于是货币兑换了,物价稳定了。我 们要整顿治安,维护秩序,于是流氓与小偷绝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 们要禁毒禁娼,立刻“土膏店”与妓院寿终正寝。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我 们不要什么,就没有了什么。有一天,他正在对市政工作人员讲述“我们
要??”的时候,雪白的衬衫耀眼,进来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现在想
起来,那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女孩子。就像小时候走也走不完的长街,长大
了以后一看,原来是一条小巷。 她那时是多少岁呢?16岁,实足年龄只有16岁,比她小13岁。
瘦瘦的,两只热情、轻信而又活泼的大眼睛。她进来了,她说话的时候两眼
紧盯着你,她那么愿意看你,因为,你就是党。她当时是一个教会学校的学 生,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后来把自治两个字去掉了。不知为什么。)她的同 学们因为参加欢庆解放的军民联欢游园活动和讨论社会发展史,同校董事会 和几名外国修女发生了冲突。海云激动地向他诉说事件的始末,说得他也热
血沸腾起来??等到这个事情以中国青年人的彻底胜利而结束以后,海云又
来了,“我们全体同学都希望您去做一个报告,讲一讲我们的斗争的胜利的 意义。”“全体同学?那么你自己呢?”他问。他为什么要这样问呢?他这样 问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但是,这个不大不小的姑娘闯进他的办公室使他觉 得愉快,就像白鸽使蓝天变得亲切而鱼儿使海水变得活泼。他对这个姑娘的
明亮的眸子产生了一种好感。“我自己更不用说了,我愿意天天听您讲话。”
海云回答。她为什么这样回答呢?这难道不是爱吗?当然是爱,然而爱的是 党。叮叮当当,蓝色的火花打响在头顶上,他和海云坐在有轨电车里。那时 候还没有那么多小汽车,那时候他并不注意出门的时候要小车,那时候小汽 车远没有日后那么大的意义。有轨电车的司机叉着腿,用脚踩着铃铛,刚把
手柄放开,刷地一下又关掉了电门。他们没有座位,他们各自握着一个悬挂
在皮带上的赛璐珞白环。就这样海云也不住嘴地说了许多。“我们班有两个 特务,她们现在很惊慌。她们造谣说蒋介石的空军把上海给炸平了。我们组 织了斗争会,在这场斗争里有四个同学申请入团。”“我们组织了讨论,什么 是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而已??’
我们把保尔·柯察金的话抄在了壁报上。”他进入了礼堂,女学生们拚命鼓
掌,鼓掌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所有的眼睛都乌黑,晶亮,闪烁着崇敬和喜悦 的泪光。麦克风坏了,先是发不出声音,后来又嗡嗡地响个不住。等待麦克 风的修理就用了半个钟头。海云站到了台上:“同学们,咱们唱个歌儿好不 好?”“好!”回答的声音比上课还齐。“你们那一角是第一部,顺序往这边
是第二部、第三部??”她一挥手就把学生分了四部,韩信当年指挥军队也
不会这么利索。 民主政府爱人民哪,爱人民?? 共产党的恩情,恩情?? 说不完哪??说不完??不完??
呀呼咳咳依呼呀呼咳,呀呼,呀呼
…… 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全礼堂都在“咳咳咳咳咳咳”,好像在抬木头,好像在砸石头,好像在
开山,好像在打铁。是的,打铁。 我们大家,都是熔铁匠,
锻炼着幸福的钥匙??
快把那铁锤,高高举起, 打呀打呀打??
和声部分开始了,只有从充满了热情、欢乐和神圣的革命目标的少女 的心灵里,才能唱出这么动人的歌。海云指挥着,她的头发舞动如火焰,张
思远看到了激情在怎样使她的年轻的身体颤抖。她就是刘胡兰,她就是卓娅,
她就是革命的青春。麦克风终于修好了,他开始作报告。“青年团员们!”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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