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路




　　　　　　　　　　　　　　　　　　　　　　　　　　张洁
天放晴了。
　　当雨水不停地冲刷着大地的时候，街道似乎还不显得这么肮脏。可是 只要雨一停，路上的积水，立刻就会变成黑灰色的泥汤。扑叽、扑叽，在人 们纷沓的脚掌下飞溅开来。
瞧，溅了他一脚泥点子。 真懒得洗衣服、懒得做饭。懒得去吃······要是一个人总也用不着吃
饭该多好！但这便是生命得以维持所必须的循环：买来做，做了吃。吃了消 化。然后变成粪便。粪便拿去种菜、种粮，然后又是买来做····这要耗掉
一个人一生的几分之几？ 要紧的是，他的心情已经变好。这又是一个傍晚，应允着另一个新的
希望。
　　为什么昨天傍晚没有在公共汽车上看见那一张动人的脸呢？好象失去 了一张珍爱的画。 那么，今天能不能在汽车上碰到她？那个年纪已经不轻， 脸子也不俏丽的陌生女人。“谁说陌生，一年多了。几乎天天在这趟公共汽 车上和她碰面。”
　　那真是一张耐人寻味的脸，它沉思，它微笑，它忧伤·····永远活跃 着生命。好象一本情节曲折，形象鲜明，意境优美的书，让人爱不释手。“如 果她睡着了，还会不会这样地迷人？”
　　神采，常会使平庸的相貌变得美丽和动人。这是一种只有艺术大师才 能捕捉到的美。流动的美，生命的美。
他不是大师，他甚至不能有一顶名正言顺的画家的帽子。
见鬼！难道知识因为他的才气不足？努力不够？ 他本来应该而且可以成为一个很有才气的画家。他得天独厚地具有一
般人所不容易具有的眼睛的记忆。 可谁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除了艺术大师，他可以不可以对这张脸入迷？
　　凭着眼睛的记忆，他已经画了无数张她的素描。她，这陌生而又亲切 的女人，在他那斗室的墙壁上，带着各种神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望着他，
观察着他。 也许不应该躲闪老黄的老婆。老黄已经不在人世了。除了他，还有谁
知道，并且记得老黄的构思过的那些不等它天才地降生便窒息在胚胎里的每 一张绘画的草图呢？
“那些心血，那些梦想全部都失败了，破碎了－－许许多多人的。如果
不是这样，也许会有很多的列维丹。我才不相信，中国人就那么笨蛋！” 从人的血管流出来的血却喂饱了苍蝇。 那个天才的画匠，那个只关心利禄的市侩，竟然因为那幅画而赢得了
国内外美术界的赞誉。 匠人绝不是艺术家。但天才的匠人加上天才的艺术家的构思却可以创
造奇迹。

　　应该帮助老黄的老婆。不过，这一切又有谁能说得清呢？就算由他出 来作证，也许反而坏了事情。那些话明明是可信的。而对方却是一个有着显 赫地位的人。那人真幸运。
　　对大说数人成为一场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却成了魔鬼，盗贼，投机家， 奸诈之徒在一千年之内也没有得到过的展露头角的机会。
　　靠什麽起家的都有，靠什麽得道升天的全有。大约除了情感，没有什 麽是不可以盗窃、不可以掠夺的，只要心黑手辣。
这场官司明摆是打不赢的。也许他还是有点怕。怕他连他的斗室那个
小小的角落一不能留住。
　“没有人能够把这种肮脏的事情在画面上表现出来？不，画面只能表现 情绪和意境。除非连环画。”
　“你不要从墙上那么恼怒地瞧着我，难道你就没有做过一件违心的事情？ 做过的，你不是超人，你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况且物理学已经证明，没有
真空。你其实和我是一样的，好了，我的神父，我忏悔过了。”
　“你也要求调动工作？你会干什麽！你又能干点什麽！谁要你呀！你也 不想想。啧、啧、啧！人家老申有的是人要，只是我还舍不得让他走呢！”
　　处长的脸上显出凡是花了冤枉钱，只好认倒霉的人的神气。不过口气 是平稳的，甚至是笑嘻嘻的。处长分明没有把他的要求，当成一个人的正常
的要求，而是把这码事儿当成海经>>里的一个荒诞的故事。在那些故事里， 乌龟可以讲话，禽兽可以变成人。皇帝的女儿也可以嫁给水下的龙王·····凡 是听了或是读了那些故事的人，脸上便会显出处长这幅嘻笑的面容。
　　他是学绘画的，搞不清楚为什么会弄到物资站来工作。的确，他会干 什么？又能干什么！除了要出黑板报，或是逢年过节要在机关门口装饰“元
旦”、“国庆”、“春节”几个美术字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他这个美术学院的 毕业生。可那机会那么少，又那么地短暂，没等人们留下什麽印象就被忘记 了。
　　当然，那是奚落，是耍弄、甚至是侮辱。不过他是男人，他不能在别 人面前舔自己的伤口。他抬起头，她从墙上，温婉地，同情地看着他。他的
心颤抖了。五十来岁的男人是不会流泪的，流泪是女人的事情。 “谢谢你，我的天使！” 这陌生的女人，为什么比所有的亲朋都更了解他，体贴他呢！好象他
们只是做为一个细胞存在的时候，就已经互相认识了。 真的，她好象是他的忏悔神父，又是庇护他的天使。没有什么他不可
以或是不好意思给她知道的！而且她绝不会笑话他，也不会把他的痛苦当作 茶余饭后与别人闲谈的资料。
　　一年多来，欣赏她、揣摩她、描摹她。无声地用心和她交谈，已经成 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件事。
可是，昨天傍晚，他没有在这趟汽车上看见她，他的心情变得那么坏，
整整一个晚上显得那麽暗淡，他觉得世界是那么的大，大得无法使他了解， 而他又是那么渺小，小得这个世界注意不到他。他是多么寂寞啊！
　　上床睡觉的时候，他拿着脱下来的袜子，望着脚后跟上的窟隆，呆呆 地出了好半天的神，然后，他忽然发现她的每一张素描，都是那么地不能传
神。他越看越别扭，火了起来，光着脚板跳下床，把那些素描从墙上扯下来。
一张也不剩，撕的粉碎，弄得满地的纸屑碎片。

　　早上，他不得不偷偷地烧掉那些纸片。偷偷地，不然，同单元的那个 革命而饶舌的娘们儿就会怪模怪样地盯着他：“这么多女人的画像！”
幸好没有一张是裸体的。不然，他准会被当成流氓分子告发到居委会，
街道派出所以及机关里去。然后不论他干什么，不论他走到哪儿，都会有人 盯着他，用那匡谬的偏见来理解他的一切正常的行为。
应该买一双袜子。 装在床下那个纸篓里的那些袜子，早已轮回地凑和又凑和了好几遍。
现在，就连粘橡皮膏也不解决问题了。每只袜子都露出了脚后跟。从干校回
来以后，脚后跟变得想把锉，任什么袜子都能很快地锉出一个大窟隆。 再没有比床底下的纸篓里，塞满了露脚后跟的袜子这件事，更能说明
单身男人的凄苦了。当然，他可以娶一个给他补袜子的女人！
“什么话，竟然沦落到了这种地步，我变成了什么？” 而她，现在在哪里呢？那个他曾经把她比作一个梦，一支夜曲，一泓
湖水的姑娘。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当妻子。我不会烧饭，也不会补袜子。”
　“不，只要坐在那里，让我永远看着你，描摹你就足够了，我宁愿穿露 脚后跟的袜子！”－－一片天真的梦话。
“人家不要笑话我是懒婆娘吗？”
“我不会给人家知道就是了！” 没有、没有能够永远看着她，甚至也没有来得及给她画一张肖像画。
这全得怪那次毕业实习，他为什么心血来潮地画了一张两个少男少女的裸体
的背影？为了这两个天真无邪的背影，他莫名其妙地当了右派，野蛮无知到 了什么地步！一个学美术的人，画了张裸体的背影，竟惹来者场灾祸。
　　他穿惯了露脚后跟的袜子，可要是他因为有一个被娇惯纵坏的，不会 补袜子的妻子而穿露脚后跟的袜子，那滋味儿该又是怎样的不同啊！不过他 已经不做那样的梦了。根据马克思“用进废退”的学说，他的爱的欲望早已 退化了。他已经懂得把生活里的对应关心搞得越简单就越是少添麻烦。如果
当成还不能从那创伤里恢复过来呢！
　　他使劲儿地用手抹了一下憔悴的脸，好象脸上粘满了看不见的蛛网， 走进了那家日夜营业的百货商店。
卖袜子的姑娘正在和别人聊天。大概她们刚刚看过电影>。
　“李鸿章是什么人？”象小说家经常描写的那样，卖袜子的姑娘有一副 银铃般的嗓子。
“李鸿章是一个大汉奸。” “难怪他一出场就开炮。” “同志，我买袜子！”
没人搭理。比起李鸿章，他显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哟，那可是礼炮！”
“还给汉奸放礼炮？” 他提高了声音，再次说道：“我买袜子！”
　　她爱理不理地走了过来，斜着身子，胳膊肘往玻璃柜台上一靠，短短 的一睹，迅速地打量了他那寒伧而落拓的全身。然后翻着眼睛问他：“要哪
一种？”
活象一个有着一百个求婚人的骄傲的公主，的确，她有一张象公主一

样美丽的脸，线条清晰，每一个器官的比例都很协调，不过他很想对她说， 他已经四十五岁了，并且不想向她求婚，她完全可要暂时地卸下脸上的那副 面罩。那么一来她准会照直地向他脸上唾一口。
同样是女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深蓝色的！” 柜台后面有人叫了：“小王，你的电话！” “啪”，扔过来一双：红色的。
他苦笑了。
要不要等她接完电话，换成蓝色的？ 已经六点二十五分。再等就会错过那趟汽车了。“算了，再凑和一天。” 她在那儿。夹着一把浅蓝色的塑料伞。浅黄色的衬衣外面，是一件银
灰色的外衣。外衣的袖口已经磨损了。不知是因为经济不大宽裕，还是象他 一样，早已对这些身外之物失去了兴趣。网兜里装着几条带鱼，还有蔬菜。
另一个人造革的提包里装满了大大小小的纸包。最上面的是五个扎在一起印 有某某中药店字样的纸包。有人病了，不知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孩子。她 一定累坏了，一脸的倦容和烦恼，微微地拱着身子，靠在汽车站的铁栏杆上。 那样地柔弱，那样地需要人的帮助，却又那样地不想向谁请求些什么。
汽车来了。永远是那么不顾死活的拥挤。她一定会急着回家。他冲到
她的身边，尽力排开拥挤的人群，让她能挤上汽车。“注意，不要被她发觉。” 有谁的伞柄狠狠地戳了他的肋条骨。用不着回头，一定是一把不锈钢 的尼龙伞的伞柄，因为非常疼。他没有足够的脂肪层来缓冲这个力的作用。 坐在她们跟前的乘客下车了。位子空了起来，她向他抬起眼睛，他在
她的眼睛里读到这样的话：“您坐吗？”
他用眼睛回答：“不，我不坐，您请坐。” 她轻轻地吁了一口气，侧过身去，重重地跌在座位上。伞，从她的腋
下掉了下来。他忙为她检起。他知道，她一定会对他说一声谢谢。他害怕了
连心也缩紧了。生怕他会听到一个想买袜子的姑娘一样的银铃般的嗓音。那 样，他在想象中已经习惯了的形象就会被那银铃般的声音砸得粉碎。他有会 想一起那么寂寞，那么孤独，没有一个可以用心交谈的朋友。
他听见一句低沉的，甚至是略带嘶哑的话：“谢谢！” 他感激地望了望她。有好一阵不能从那莫名其妙的快乐里清醒过来。
有什么声音在他的心里响着，是了，是那句话：“不，该是我谢谢你，你没 有让我失望！”
　　她瞥了他一眼。那是一双除了她自己的世界，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 当然也没有看见他。
　　用不着，他并不想认识她，也并不想在她。他只是想画这张动人的脸， 并且把她的画像挂满他的墙壁。
假如这会儿对她说：“我是不是可以为您画张像？”他立刻便会失去每
天揣摩她，看见她的可能。就是她不喊警察，她丈夫也会揍他一顿耳光。人 和人就是这样的隔膜。本来是挺自然的、挺简单的事全变得那么复杂。
　　几乎所有的收藏家都会喜欢向人们炫耀自己的收藏，巴不得人人都象 他自己一样喜欢他那个宝贝。高兴的时候，也还会转送给自己的朋友。可绝
对没有哪一个人愿意自己的老婆被人欣赏。
既然人是自然界里最杰出的艺术品，到什么时候男人才不把女人，或

是女人才不把男人仅仅是当做求偶的对象，而是做为一件艺术品老欣赏呢？ 也不知道是哪一个猥琐的人想出来的污琐的道理，认准了一个男人对 一个女人或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发生兴趣便是想要爱他，占有他。不过人类 早晚有一天会摆脱一切虚伪的桎梏，洗掉千百年来积留在自己身上的污琐， 恢复生命开始创造的时候，那种纯朴的、自然的面貌。但是通向那个境界的
路该有多么远，又有多么长啊！ 她怎么说的？“'谢谢！'是不是这个样子？”他试着在心里重复摹仿
她的语气，语调。
　　从那声音他好象又更多地捕捉到了一些感觉。他神经质地搓着自己的 手指头，准备吃过晚饭，重新为她画一张素描。
同单元的女人在房间里尖声地叫了起来：“什么东西糊了？这么臭！”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物理学上管这种声音叫做噪音，即物体的频率
不规则地振动发出的声音。
她穿着一件背心，一条大花裤衩，趿着鞋子跑进厨房。 这才真叫放肆。美术家不可以做裸体绘画，但却没有一个人认为这种
只适合在睡床上向自己丈夫展出的时装，拿到另一个陌生的男人面前展出是 有伤风化的。
怪不怪？事情就是这么颠倒着的。
　　她砰砰邦邦地打开厨房的窗子，朝他瞪着眼睛、竖着眉毛。他才意识 到，炒锅里的肉末糊了。
她阴阳怪气儿地笑着说：“净想什么了，菜都烧糊了。”凭那笑容，他
知道她一定认准了他在想老婆，不然她还能想出来别的什么原因。 这肉末当然是不能吃了。他端起炒锅，放在水龙头下冲洗。她一把拧
上水龙头：“别往水池里倒，回头堵了下水道。” 有那么严重吗？一点点糊得连渣子都没有了的肉末。谁也别想在她的
眼皮下，凭自己的意思干点自己想干的事。
　　没关系，吃一顿酱油面条吧。他在钢精锅里装满了开水，把最后一点 挂面放进水里。不用盖锅盖了，不然总是担心着开锅之后面条会扑出来。但 愿不要象往常那样很快地忘记炉子上面煮着的东西。如果再煮糊了，晚上就 没有东西吃了。
　　煤气炉上的火焰跳得那么活泼，显得那么温暖，就象他今天晚上的心 情。
他走进房间，顺手关上了房门。多好，只要他一个人。他在画架前面
坐下，凝思起来。





拣麦穗




　　　　　　　　　　　　　作者：张洁 当我刚刚能够歪歪咧咧地提着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我就跟在大姐姐
身后拣麦穗了。那篮子显得太大，总是磕碰着我的腿和地面，闹得我老是跌

交。我也很少有拣满一个篮子的时候，我看不见田里的麦穗，却总是看见蚂 蚱和蝴蝶，而当我追赶它们的时候，拣到的麦穗，还会从篮子里重新掉回地 里去。
　　有一天，二姨看着我那盛着稀稀拉拉几个麦穗的篮子说：“看看，我家 大雁也会拣麦穗了。”然后，她又戏谑地问我：“大雁，告诉二姨，你拣麦穗 做哈？”我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备嫁妆哩！”
　　二姨贼眉贼眼地笑了，还向围在我们周围的姑娘、婆姨们眨了眨她那 双不大的眼睛：“你要嫁谁嘛！”
　　是呀，我要嫁谁呢？我忽然想起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说：“我要嫁那 个卖灶糖的老汉！”
　　她们全都放声大笑，像一群鸭子一样嘎嘎地叫着。笑啥嘛！我生气了。 难道做我的男人，他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吗？
卖灶糖的老汉有多大年纪了？我不知道。他脸上的皱纹一道挨着一道，
顺着眉毛弯向两个太阳穴，又顺着腮帮弯向嘴角。那些皱纹，给他的脸上增 添了许多慈祥的笑意。当他挑着担子赶路的时候，他那剃得像半个葫芦样的 后脑勺上的长长的白发，便随着颤悠悠的扁担一同忽闪着。
我的话，很快就传进了他的耳朵。 那天，他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见到我就乐了。说：“娃呀，你要给我
做媳妇吗？”“对呀！” 他张着大嘴笑了，露出了一嘴的黄牙。他那长在半个葫芦样的头上的
白发，也随着笑声一齐抖动着。“你为啥要给我做媳妇呢？”
“我要天天吃灶糖哩！” 他把旱烟锅子朝鞋底上磕着：“娃呀，你太小哩。” “你等我长大嘛！” 他摸着我的头顶说：“不等你长大，我可该进土啦。”
　　听了他的话，我着急了。他要是死了，那可咋办呢？我那淡淡的眉毛， 在满是金黄色的茸毛的脑门上，拧成了疙瘩。我的脸也皱巴得像个核桃。
他赶紧拿块灶糖塞进了我的手里。看着那块灶糖，我又咧着嘴笑了：“你
别死啊，等着我长大。”他又乐了。答应着我：“我等你长大。” “你家住哪哒呢？” “这担子就是我的家，走到哪哒，就歇在哪哒！” 我犯愁了：“等我长大，去哪哒寻你呀！” “你莫愁，等你长大，我来接你！”
　　这以后，每逢经过我们这个村子，他总是带些小礼物给我。一块灶糖， 一个甜瓜，一把红枣??还乐呵呵地对我说：“看看我的小媳妇来呀！”
　　我呢，也学着大姑娘的样子——我偷偷地瞧见过——要我娘找块碎布， 给我剪了个烟荷包，还让我娘在布上描了花。我缝呀，绣呀??烟荷包缝好
了，我娘笑得个前仰后合，说那不是烟荷包，皱皱巴巴，倒像个猪肚子。我
让我娘给我收了起来，我说了，等我出嫁的时候，我要送给我男人。 我渐渐地长大了。到了知道认真地拣麦穗的年龄了。懂得了我说过的
那些个话，都是让人害臊的话。卖灶糖的老汉也不再开那玩笑——叫我是他 的小媳妇了。不过他还是常带些小礼物给我。我知道，他真疼我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倒真是越来越依恋他，每逢他经过我们村子，我
都会送他好远。我站在土坎坎上，看着他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山坳坳里。

　　年复一年，我看得出来，他的背更弯了，步履也更加蹒跚了。这时， 我真的担心了，担心他早晚有一天会死去。
有一年，过腊八的前一天，我约摸着卖灶糖的老汉，那一天该会经过
我们村。我站在村口上一棵已经落尽叶子的柿子树下，朝沟底下的那条大路 上望着，等着。那棵柿子树的顶梢梢上，还挂着一个小火柿子。小火柿子让 冬日的太阳一照，更是红得透亮。那个柿子多半是因为长在太高的树梢上， 才没有让人摘下来。真怪，可它也没让风刮下来，雨打下来，雪压下。
路上来了一个挑担子的人。走近一看，担子上挑的也是灶糖，人可不
是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向他打听卖灶糖的老汉，他告诉我，卖灶糖的老汉 老去了。
　　我仍旧站在那个那棵柿子树下，望着树梢上的那个孤零零的小火柿子。 它那红得透亮的色泽，依然给人一种喜盈盈的感觉。可是我却哭了，哭得很
伤心。哭那陌生的、但却疼爱我的卖灶糖的老汉。
　　后来，我常想，他为什么疼爱我呢？无非我是一个贪吃的，因为生得 极其丑陋而又没人疼爱的小女孩吧？
　　等我长大以后，我总感到除了母亲以外，再也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朴 素地疼爱过我——没有任何希求，没有任何企望的。



我的第一本书




　　　　　　　　　　　　　作者：张洁 我本以为，这一辈子再无出路了。永远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被世人歧
视，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为贫困所苦，到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聪明才
智，因为连发现它、测试它、实现它的机会都没有。 在成千上万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当中，在无法超越外界或自身的障碍
而为数不多的、摆脱了虚伪的婚姻关系的妇女当中，我的遭遇，本属平常而 又平常。我本应接受这个现实，在给我限定的社会地位上，了此一生。
偏偏我生来不甘屈服，何况我自觉比那些伪善的、不容我也有常人应
有的一席之地的“正人君子”光明得多，也比那些靠裙带关系混饭吃的人高 明得多。
　　我始终在为从各种力量的压抑下挣扎出来而苦斗不已。但是，在一种 强大的政治力量面前，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如果不是后来开放，使 中国在政治形势上得到一个全面的突破和进展，无论是我，或是别的什么人， 怎样拼搏也是无用的。这给了所有的人一个机会。
那时我已年近四十，心力、体力都不允许我再做片刻的迟疑，但是除
了痛苦的人生经验，我几乎是赤手空拳。 大学毕业后二十几年单调的、不让人有独立思考的、等因奉此的小公
务员生活，可以把任何人的想象力磨得溜光。唯有那怎样也不肯死去的对文 学的爱好，给我一线希望。但是爱好并不等于“能够”。
“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以为他们是最不幸的，白白耽误了十年青春。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被耽误的，何止是十年？

　　在文学这一块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土地上，我开始了为时过晚的耕 耘。
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我写得很苦，前前后后修改了五遍。
投稿《人民文学》杂志，又被退了稿。我又将退稿投向《北京文学》。也是 一位女编辑，诗人张志民的妻子付雅雯。却得到意外的关注，一字未动的发 了头条。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并且在 1978 年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 说奖。
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我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我只有一间房子，
晚上为了不影响母亲、女儿的休息，我在厨房的切菜板上写。在洗衣服时， 或是上班的路上进行构思，就这样慢慢地集成了我的第一本书。
　　当我第一次把稿费交给母亲的时候，我对他说：“妈，我们终于有钱了， 您可以不必再去卖冰棍、卖牛奶了。”母亲哭了。
我要说明的是，我从不歧视卖冰棍、卖牛奶的工作。相反，我认为凭
自己的劳动挣饭吃，比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或剥削生活光彩得多。 我自己因为入不敷出，白天忙完办公室里的工作，晚上还要给工厂缝
手套，给工程师抄讲义，以补偿工资收入之不足，母亲正是因为年迈，才从 小学教师的位子上退休下来，但是为了帮我支撑这个家，不得不替奶厂卖牛
奶，替冷饮厂卖冰棍。她一生坎坷，自幼丧母，倍受后母的虐待。结婚不久，
又被我父亲遗弃，一个人拉扯着我，吃糠咽菜，千辛万苦才把我抚养大，又 供我读了大学。我本应侍奉母亲安度晚年，且不说享什么清福。但是我却没 有这个能力，使她在将近七十岁的高龄，还要在风吹、日晒、雨打之下辛苦 地劳作。
当我摩挲着我第一本装帧粗糙、纸张低劣的书的时候，我又悟到，我
的痛苦，其实就是我的财富。 我永远不会忘记生活在我周围的普通人。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心里想
着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老百姓，也想着整个人类，我爱人类，关心着他们的命
运和前途，我将尽终生的力量为人类而写作，因为我是从普通人当中走出来 的。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作者：张洁 一九九一年七月底，妈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衰老了，身体也分
崩离析地说垮就垮了。好像昨天还好好地，今天就不行了，连个渐进的过程 也没有。
而妈可能早有预感。 她去世后唐棣学生时代的好友石晓梅对我说，六月份她来看妈的时候，
就觉得妈明显的衰老了。妈去拿笔记本，想要记下晓梅的电话。可是刚拿出 笔记本就茫然问道：“我拿笔记本干嘛？”
晓梅说：“您不是要记我的电话吗？”
就是这次，妈非常伤感地对晓梅说：“我再也看不见唐棣了。”

　　晓梅说，以前妈也常说这样的话，但她从未介意，因为上了年纪的人 常做如是之说。可是这次，妈再这样说的时候，晓梅觉得她是真的再也看不 见唐棣了。
　　一九八七年她得黄胆性肝炎以后，我每半年带她做一次 B 超，检查她 的肝、脾、肠、子宫等等，医生每次都说她什么病也没有，一定能活到一百 岁。
　　我虽然不敢奢望母亲活到一百岁，我想她活到九十、九十五岁是不成 问题的。
　　我这样盲目的乐观，还可能是因为妈太自强、太不需要我的关照，什 么事都自己做。就在一九八七年秋天因为黄胆性肝炎住进医院的前几天，还 自己步行到魏公村口腔医院看牙呢；
就在她去世前的五六个月，还给我熬中药呢。 就连胡荣都看出，一九八四年唐棣走后，妈老了一大截。一九八七年
得了黄胆性肝炎后，又明显地老了一截。而我却总是看不到妈的衰老，我对 她的关切，是不是连外人都不如？
　　医生的良好祝愿正中下怀地鼓舞了我、欢愉了我，从而也麻痹了我。 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从而忽略了妈毕竟是八十岁的老人，以至我大意
失荆州。这可能也是造成她在不该过世的时候却过世了的原因之一。
　　而且我那时不知为什么愚蠢地认为，那个半年一次的 B 超检查，就是 妈整个健康状况的鉴定，既然做 B 超的医生说她什么病也没有，她就真是什 么问题也没有了。我现在悔之晚矣地悟到，其实 B 超了解的只是腹腔方面的 情况，至于心、肺、脑方面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
以我的智力来说，这本是略动脑筋就能想到的事，然而我却没有想到。
我算是大不孝了。 妈年事渐高以后，我并没有经常守在她的身旁，而是把她丢给小阿姨，
或游走列国他乡；或应酬交际；或忙于写作；或去陪伴我的先生??以为有
小阿姨在她身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尽管现在我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把妈的一点骨灰带上，可这还有什么
用呢？在她老迈力衰，最需要我左右一旁的时候，我却把她远远地丢下了。 一九九一年七月初我到哈尔滨大庆采油七厂采访，她比我哪一次外出 都更想念我。听小阿姨说，她不断地说：“张洁快回来了，张洁快回来了。”
好像在为无人照顾的自己鼓劲。 可是我在哈尔滨给她打长途电话，问她各方面情况如何的时候，她老
是说，“没事，挺好的。” 有一次她便结得特别厉害，急切地念叨着：“张洁要是在就好了，张洁
要是在就好了。”而我却远在哈尔滨的大庆采油七厂。 多少年来都以为妈的便结是老年人的通病，后来才知道，那是由于她
的脑垂体瘤已经发展到不能正常分泌身体各系统所需要的内分泌，从而影响
了身体各系统的功能所致。 她从不要求我的关照，从不抱怨我在她八十岁的高龄，总是大撒手地
把她丢给小阿姨。 她终于禁不住对小阿姨这样念叨我，一定是因为身体异常不适，有一
种到了紧要关头的直觉。
我在哈尔滨呆了不过十几天。一到家就发现，短短几天里她就颤颤巍

巍地驼了腰。走起路来磕磕绊绊，举步维艰，两只脚掌嚓、嚓、嚓地磨蹭着 地面。
裤带也常常忘了系，吊吊地拖垂在衬衣下摆的外面。
妈再不是那个不管什么时候都利利索索的妈了。 可我还是想不到，或不愿意那么想，妈是不行了。我还以为，或我宁
肯以为她不过是在懈怠自己。 我说：“妈，您怎么这样走路，好好走。”
或者我内心深处已模模糊糊地感到，妈也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不管
我多么一厢情愿地认为妈能活到九十五。否则为什么一见妈那个样子走路我 就心里发紧？心里越是发紧，才越是轻描淡写地对妈说：“妈，好好走。”
　　她就抵赖、隐瞒、解释着，说她脚痛；或是鞋不合适；或是刚睡起来、 刚坐起来，腿脚还没活动开??
也许她心里早就明白，否则为什么老是找出各种理由来蒙混我，也蒙
混她自己——那可怕的结局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 那个时候她大概就知道，她其实已经不行了。可是她不肯对我说实话，
她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是互相搀扶才能挣扎过来的、只有我们两个 人组成的这个列队，即将剩下我一个人了。
所以她的抵赖、隐瞒、解释里，总含着隐隐的歉疚。好像她不但不能
再扶我一把，反倒把我一个人丢下，让我独自在这实在没有多少乐趣，甚至 苦不堪言的人生里继续跋涉、挣扎，是对我的一种背弃。
两只眼睛，也总是老泪凄凄的。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信眼科医生的话，妈的视力不好，是因为长了白 内障的缘故。而白内障一定要在它的翳子蒙上整个眼睛后才能手术。我们不 懂，不懂也没问个明白，为什么十几年过去，妈的视力差不多等于零了，翳 子还没有蒙上她的眼睛？
　　有两次胡容来看她，恰好我不在家。她应声开门之后竟看不清是胡容， 问道：“你找谁呀？”
胡容说：“姥姥，您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妈说：“哎呀，听声音才听出来是你。” 到一九九一年更是出现了重影。妈常说，有时能看见两个我；有时半
夜醒来，老看见屋子里有人，或有几个小孩在乱跑。“刚开始我还挺害怕，
后来就习惯了。”妈说。 现在，不用念医学院我也懂了，一个人的眼睛如果查不出别的毛病，
视力却越来越差的话，就应该考虑是否是瘤子压迫视神经的缘故。可是却没 有一个念医学院的眼科医生想到这一点。说他们是庸医恐怕不够公正，只能 说他们没有想到。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位能够研究一下，一个视力已经近乎零 的白内障患者，他的翳子还蒙不上整个眼睛，是否和脑子里发生占位性的病
变、压迫视神经有关？如果那样，妈早在她还可以承担手术的年龄就做手术
的话，我现在还有妈。
※ ※ ※ 左肩更加歪斜了。
　　左肩的歪斜，可能是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号我 去意大利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后来我从意大利转往美国，并在一九九 0 年二
月把她接到美国的时候，突然发现她的左肩歪斜了。不过远没有一九九一年

夏天歪斜得这么厉害。我说：“妈，您的肩膀怎么歪了？” 她辩解说：“这是因为右手老拄拐杖的缘故，右肩老撑着，左肩就歪蹋
下去了。”妈几乎不拄拐杖，拐杖拿在她手里只在心理上起一种依赖保护的
作用。何谈右肩老是撑着，左肩就歪蹋下去，她只是不肯承认那是衰老的象 征。在她辩解的深处，恐怕隐藏着对衰老无力、无奈的忌讳，更主要的是她 知道我不愿意她老。
　　我老是一厢情愿地觉得，妈还是拉扯着我在饥寒交迫、世态炎凉的日 子里挣扎、苦斗的母亲，有她在，我永远不会感到无处可去，无所依托，即
便是现在，我看上去已经是足够的强大、自立、独立的样子了。只有妈深知， 不过是看上去而已。
　　她也一厢情愿地想着她不能老，更不能走。她要是老了、去了，谁还 能像她那样呵护我、疼我、安慰我、倾听我??随时准备着把她的一腔热血
都倒给我呢？
　　随时，我的眼前都能现出她住进医院的前一天，还在坚持锻炼的样子： 手杖依旧横空地握在右手，她常说：“我不拄，我就是拿着它壮壮胆。” 不管命运如何安排，她要以八十岁的老身奋力延缓着依赖它物、他人那个时
刻的到来； 发卡胡乱地卡在头发上。稀疏的白发，东一络、西一络地四下支楞着。
妈是极要体面的人，不管条件、情况怎样，她总是把我和她自己收拾得干干 净净，整整齐齐。可是，早晚有一天人人都会有的，那个力不从心的时刻终 于来到了；
　　双臂勉强地、尽快地摆动着，好像还在协调地配合着快速、利索、其 实举迈已经相当艰难的双腿：
　　她晃动着双臂往前挣扎着，满脸都是对生命力怎么一下子就无影无踪 了的不明不白，不甘不屈，以及在这毫无胜利指望的斗争中，心力耗尽后的 思索。
明显的食欲减退，吃什么都不香了。 以前她的胃口总是很好，饭量比我还大。更让人不安的是我要是不给
她夹菜，她就光吃饭。给她夹了菜，她就光吃放在饭上面的菜。我要喂她， 她又不肯，就只好把她碗里的饭拌匀了让她吃。
吃饭的时候，她眼睛茫然地瞪着前方，不知其味地、机械地往嘴里填
着。端碗、拿筷子的手也颤抖得厉害，已经不能准确地把饭菜送到嘴里去了。 连端碗的样子都变了。不是端，而是用左手的食指抠着碗边，把碗夹在食指、 拇指和中指的中间，我纠正她几次，可是没用，下次她还是那么拿碗。
她的脑子里，好像什么都装不进去了。
※ ※ ※ 终日依在沙发上昏睡，任门户大开。 到现在，妈那昏睡的样子还时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特别是那一
天，我走进她的房间，见她睡得简直昏天黑地。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干这 干那，她不曾感到丝毫的干扰。她那毛发日渐稀疏的头（妈的头发本来就少， 但是不秃），枕在沙发的扶手上。那张沙发是我们经济上刚刚翻身的时候买 的，式样老了一点，扶手比较高，所以她的脖子窝着，下巴自然待在了颈窝 上。嘴巴被柱在颈窝上的下巴挤得瘪瘪地歪吊着，气也透不畅快地呼呼有声。 全身差不多摊放在沙发上。好像那不是一个有生命的躯体，而是没有生命的

血肉。
　　她不再关心锁没锁门，会不会丢东西；不再像过去那样，不管谁、哪 怕是我进门，也要如临大敌地问一声：“谁？！”
　　就是跟我到了美国，住在我任教那个大学区最安全的教职员公寓里， 对公寓里其他人出入不锁门的现象，她也总是放心不下，多次让我提醒他们 注意锁门。我只是随口应承着，并没有认真去做。她见没有成效，就‘提醒” 不止，弄急了我就会说：“锁门干什么，谁能来偷咱们或是抢咱们呢？咱们
有钱吗？没有；公寓里的家具人家也不会要；咱们的衣服即便偷去也没法穿，
尺寸不对；再说，咱们俩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对那些歹徒的胃口，您就 放心吧。”
　　她一生处在无所依靠，不但无人保护、还要保护我的情况下，对门窗 的严紧自然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不过她在世的时候我并没有求其甚解，
甚至觉得这种过度的谨慎纯属多余。直到她过世以后，当我细细回顾她的一
生的时候，才有些许的感悟。
※ ※ ※ 就连她平时赖以解闷的电视也不再吸引她了，虽然电视如她醒时那样
总在开着。也不再暗暗地为我关心天气预报，因为我和小阿姨每日要在先生 和母亲两处交替地来回穿梭。
　　既然我已为他人之妇，就得谋为妇之政。晚上过先生那边去给他做晚 饭，以及克尽我其它的为妇之道。一早再从先生那边过到母亲这边来，所谓 的陪伴母亲、服侍母亲、给母亲做一顿中饭，外带在电脑上打字挣钱养家。 所以妈老是希望天气晴好，免得我这样蹿来蹿去地被风吹着、被雨淋着、被
太阳晒着??提醒我及时地加减衣服。妈去世后，再也没人为我听天气预报，
让我注意加减衣服，或是出门带伞了。 所谓的陪伴母亲也是徒有其名。满头大汗地进得门来，问一声安，和
她同吃一个早餐之后，就得一头扎进电脑。不扎进电脑怎么办？写作既是我
之所爱，也是养家糊口的手段。 不知道为什么家庭负担那么重，常常觉得钱紧。家里难得吃一次山珍
海味，又少着绫罗绸缎，更没有红木家具、纯毛地毯。一应家什尽量寻找“出 口转内销”，力求别致而又花钱少。母亲更没有给我什么负担，不但没有给 过我什么负担，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天，还在倾其全力地贴补我。她的每一分 养老退休金都花在了我们的身上。最后，她每月的养老退休金已有一百五六
十元之多。
　　十多年前，当她还没有这么多退休金，而我的月收入也只有五十六块 钱的时候，以她七十岁的高龄，夏天推个小车在酷暑的太阳底下卖冰棍，冬 天到小卖部卖杂货，赚点小钱以贴补我无力维持的家用。那时候卖冰棍不像 现在这样赚钱，一个月干下来，赚多赚少只能拿二十多块钱。叫做补齐差额。
即卖冰棍或卖货的收入，加上退休工资不得超过退休时的工资额，但对我们
来说，这二十多块钱，就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了。 只是在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妈才不上街卖冰棍、卖杂货了。记得我
将第一笔稿费一百七十八块钱放在她手里，对她说“妈，咱们有钱了，您再 别出去卖冰棍了”的时候，她瘪着嘴无声地哭了??
到现在，我的眼前还时常浮现出那些又大、又浓、又重、又急的泪滴。
当时，她坐在我们二里沟旧居朝北那间小屋的床上，那张床靠墙南北向地放

着。她面朝西地靠坐在顶着南墙的床头旁?? 但是好景不长，最后几年经济上虽然稳定了，可是她更操心了。
※ ※ ※
　　早餐也很简单，一杯牛奶，一个鸡蛋而已。一杯牛奶能喝多长时间？ 这就是妈盼了一夜的相聚。给母亲做饭也赶不上给先生做饭的规模，一般是 对付着填饱肚子即可。比起母亲，先生毕竟是外人，我该着意行事。这也是 母亲的家教，自己家里怎么苦，也不能难为外人。
和曹操宁肯我负天下人，天下人也不能负我的理论正好相反。而母亲
到底是自己的亲娘，不论怎样，她都不会怪罪我、挑我的理，不但不会怪罪、 挑理，甚至千方百计地替我节省每一个铜板。
　　有一段时间她老是尿道感染，我觉得十分奇怪。按理说，家里根本不 存在诱发她尿道感染的条件。后来发现，她小解后根本不用卫生纸，而是用
一块小毛巾，我问她：“您干嘛不用卫生纸，这多脏呀。细菌会在上面繁殖
的，难怪您常常尿道感染。” 她说：“不脏，过几天我就把毛巾煮一煮，消消毒还能用。用纸多浪费
呀。”
　　那时候一卷卫生纸才两毛五分钱，我是说最便宜的那种粗卫生纸。我 们家从没用过类似金鱼牌那种细卫生纸。就是这两毛五分钱的粗卫生纸，妈 也舍不得用，她老是说：“你那钱赚得多不容易。”
　　我把小毛巾给她扔了，“一天煮一次都不行，您还几天煮一次！以后再 不能这么干了。
您这么节省难道我就能发财吗？” 从那以后，她没再尿道感染。可是我又发现，她就是用卫生纸，也是
很小的一块。怎么跟她说，她也改不了。 早饭以后，她就盼着午饭。因为在我准备午饭的时候，就把妈叫到紧
连着厨房的小厅里，为的是趁我做午饭不能写文章的时候，和妈多呆一会儿，
多说几句话。可是到了七月底，她就是想和我多呆一会儿、多说几句话，也 没有那个心力了，只是一味地昏睡。我知道，但凡有一点心力，她都不会舍 弃和我相聚的，哪怕是几分钟的机会。
　　她又怕影响我的写作，总是克制着想要守着我呆一会儿的愿望。就连 给陪伴她度过许多寂寞时日的猫煮猫食，也要歉歉地、理亏似的打个招呼： “我给猫煮点食儿，不影响你吧？”或是，“我给猫剁点食儿，就几分钟。” 但是任谁，浪费起我的时间、精力、心血，都慷慨的很。这就是妈和
任谁的根本不同。 她对我的已然算不了什么先进科学的电脑，始终怀着一丝敬畏，有那
么两次，就在七月或是八月，她扶着我工作间的门框，远远地站在我和电脑 的后面，说：“我都不敢往前靠，生怕弄坏了它。”
我把她拉到电脑跟前，让她看我如何在电脑上操作，以及在这一通操
作后电脑上出现的文字。“干嘛不敢往前靠，又不是纸糊的，您瞧多方便、 多清楚啊。”
　　妈要不能往前靠，谁还能往前靠！只有她，才是最有权力拥有我和我 的一切的人。但我始终没有跟她说过这些，总觉得这是无须言表的。加上我
一向羞于表示温情，几乎没有对她说过什么温馨的话。现在，一想到那些话
可能带给她的满足和快乐，我就无穷追悔。

我不知她是否真的看到了电脑上的字，但我却听见她说：“真好啊。” 我说过，她这时的视力几乎等于零了。所以，与其说她果然看到了电
脑的种种妙处，不如说她对竟然能使用电脑写作的女儿的自豪，以及对我不
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通过各种努力，用各种方式给她争了一口气的感慨。 她总算看到了我怎样在电脑上工作，要是那两次她没有偶然地站在我 的身后、没有偶然地看到我在电脑上如何工作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
到拉她来看看可能会给她极大安慰的这件事。
※ ※ ※ 出现了重听的现象，还常常听错。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是唐棣必定和我们通话的时间。 唐棣七月二十八号来电话的时候，妈几乎听不出什么了，只是象征性
地抱着听筒，全靠事后我给她转述。虽然听不出什么，那她也高兴，毕竟那 是她最爱的人的声音。
※ ※ ※ 接着就是小便失禁，多饮多尿。她自己也奇怪：“我怎么这么渴啊！”
到现在我好像都能看见她不时从沙发上爬起来，到窗台上去拿杯子喝水的情 景。那是一只早期生产的磁化杯，很重。杯身漆着枣红色的冰花漆。
我说：“是不是天气太热的缘故？”就买很多西瓜给她吃，但是并不解
决问题。 我的耳边现在还常常响起她这述诸于我的声音，声音里饱含着我一定
能把她从病痛里解救出来的信赖。可我辜负了她的信赖，我不但没有把她从
病痛里解救出来，她还就此去了。
※ ※ ※ 感觉越来越麻木，感情越来越淡漠??想起一九九 0 年七月，我们从
美国回来的时候，妈并没有显出过度的悲伤。不像过去，好像再也见不到唐
棣似的哭得十分凄惨。我和唐棣当时以为，这可能是因为她很快会再来美国 的缘故。这也许是一个原因，更可能是妈的垂体瘤，那时已经发展到相当严 重的地步了。
　　就连我和先生在她病房里争执不休的时候，妈也只是扶着墙默默地躲 出病房，站在病房的走廊里等候争执的结束。
说话也开始颠三倒四??
※ ※ ※ 可我还是没有想到她病了。
　　记忆中妈很少生病，或许生了病也不告诉我，而是自己到医院看看了 事，常常是独自面对一切。
※ ※ ※ 比如说一九六六年妈第二次割小肠疝气。
第一次手术是哪一年做的，我都说不清楚了，反正是在河南。那时候
她还在郑州第八铁路小学教书，五十岁多一点的样子。难道我没在郑州吗？ 反正我没能陪她到医院去做这个手术。
　　这一次手术等于白做，很快就复发了。也难怪，差不多三十年前，一 个外省医院，敢割盲肠也就不错了，何况这个手术比割盲肠还复杂一点。
一九六六年她第二次割小肠疝气的时候，是五十五岁的年龄，按说我
们都在北京了，我本应该到医院去照顾她，可是我没有。那时，我正在将功

补过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争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正是爹亲、 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时候，自然就把妈扔在了一旁。以我当时的错误，竟然 还当上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可以想见我卖命到了什么程度。
也许还因为那时的护士比现在负责，医院也不兴陪住。 我只带着三岁的女儿，有数地几次到医院去看望妈。不但没有给妈送
过什么可口的饭菜、水果，甜点，反倒在医院里吃她给我们订的病号饭。我 们趴在病房的椅子上，呼哧、呼哧，吃得很香。我一直记得那顿病号饭，鸡
蛋、木耳、黄花、肉片，雪白的富强粉打卤面。
那时候，连这样一般的饭，我们都觉得好吃得不得了。 而一九八七年我又到欧洲去了，一去就是五个月。回国当天，我就发
现妈的脸色黄如表纸，隔壁邻居是位大夫，她悄悄告诉我她的怀疑，根据母 亲的脸色，她分析可能得了胰腺癌。
马上带妈去看医生。
　　那时我们和西苑大旅社只有一墙之隔，可是怎么也叫不到出租汽车。 他们不是说刚刚下了晚班，就是刚刚上班工作还没有派定。想不到偌大的北 京，就是找不到一辆可以把妈拉到医院去的汽车。我又不会蹬三轮，就是会 蹬，又上哪儿去找一辆三轮板车？人一到急眼的时候，就急出了机灵，我拦
住一辆出租车，开口就对他说：“我付给你外汇。”这才叫到了车。为了感谢
这位终于把母亲拉到医院的司机，我没有让他找回那张超过几倍车费的外 汇。
北大医院著名的 B 超专家陈敏华大夫亲自给母亲做的 B 超，排除了胰
腺癌的可能，但她准确无误地告诉我，母亲患了黄胆性肝炎。 我赶紧把母亲送进她的合同医院，这一年她七十六岁，我五十岁。到
了五十岁我才懂得如何多爱一点自己的妈。我正准备在她生病期间，陪她一 起住进医院，以便好好照顾她的时候，又因为她生的是传染病，医院不让陪 床。只好丢下母亲一人住在传染病房，但我每天都去看她，送些有营养的汤 水、菜肴。在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这已经算不了什么，倒是每天要医院为
她换洗内裤才是我对她的挚爱。别的衣服都可让阿姨代劳，但妈的内裤得由
我亲自动手，因为粪便、体液是传染黄胆性肝炎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不能 推给阿姨。我想都没想过给母亲换洗内裤可能会传染上黄胆性肝炎，我只想 要母亲感受身上清清爽爽、舒舒服服。
　　她不让人这么做，可她管不了我。做完这些，我们就静静地谈一会儿 话。我从她那再无所求的脸上看到，何为心满意足。而这点满足，也只在她
生病的时候才能得到。我甚至想，妈为此可能还希望自己生病。 就在一九九一年最后这场病中，她还是心满意足地说：“你看，我每次
生病你都恰好赶了回来。”好像我总在她需要我的时候，出现在她的身边。 她就没想一想，如果我常常守着她，而不是为了这样、那样的理由（偏偏不
是为了她）跑来跑去常常离开她；或是不自找那许多烦恼，心气闲定地围绕
着妈，就会及早发现她身体的不适，不等她的病发展到这种地步，就及时治 疗了。
我作为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实在被她依靠得太少了。 她的一张照片就在我的电脑旁边放着，我侧过头去，凝视着她。
她对我仰着头，信赖、期待、有赖我呵护地望着我，也就是这样地把
她的后半辈子交给了我。我在接受了妈的后半辈子以后，又是怎样对待为我

把全身的劲都使光了的妈呢？ 母亲碰上我这么一个不尽责任、不懂得照顾她的女儿，实在是她所有
不幸中的又一个不幸。
※ ※ ※ 只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往她脸上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突然发现她
的脸走了形。 她那总是慈祥的、不长不方、挑不出任何遗憾的脸，突然让我感到窄
长、歪斜，而又并非是真实的度量变化；两眼发直、发死；脸上的肌肉僵硬
地绷着，放出一种不正常的光亮。 我心里一惊。
　　一九七六年，在报纸上看到老人家接见马尔他首脑的照片，我就有过 这样的直觉，结果没过四个月老人家就离开了人世。
我这才想，妈的昏睡、声音嘶哑、重听、干渴、多饮多尿、大便干结
小便失禁、没有食欲，感情淡漠、反应迟钝、语无论次、视力几乎到零、迅 速得让人感到毫无思想准备的衰老??可能都是病态。
到底是什么病？
　　其它的病不会有，凡是 B 超能检查的地方都检查过了，要是有病，就 可能是脑子里的病。
　　一九八六年的时候，因为她的嘴角常有口水渗出，就猜想过她的脑血 管可能有问题。带她到宣武医院做过一系列的检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 出。不但没有查出问题，给她做什么光栅检查的大夫还说她反应极快，由此 说明她的身体极好。但我心中的疑虑还是没能化解。不然为什么会渗口水？
一九九 0 年我们从美国回来后，通过市政协王毅同志的帮助，找到协
和医院的中医顾问、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著名中医祝谌予大夫给妈看病。我 以为对轻度的、西医也许查不出的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中医还是相当有经验 的。此外我还想通过中医中药，把妈的身体调养得壮实一些。
　　等到自己渐渐地将很多事情淡漠，懂得了只有妈的爱，才是这个世界 上最真实、最可宝贵的以后，便对未来的生活有了更平实的想法，那就是让
妈快快活活地多活几年，她能活着，就是我的幸福。 首先想到的是一九九二年再带她到美国和唐棣团聚，同时我还决定，
今后不论再去哪个国家，只要超过三个月，一定带上妈。既然一九八七年去
奥地利访问带了先生，以后为什么不能带妈？更不要说是参加国内的各种笔 会。这就要求妈有一个较为硬朗的身体才行。
　　祝大夫一搭脉，就说了一句让我心里一疼的话：“老太太把全身的劲都 使光啦！”此外，关于母亲的病情，他再没有说出什么。
　　祝大夫的这句话，既道出了母亲的病根，也道出了母亲的一生，是不 是他那时就看出母亲已是灯油耗尽，不论谁、不论什么办法，都是回天无力
了。我也永远忘不了那间屋子里的灯光，突然间就昏暗得让人心无抓挠。
　　我没敢搭腔，更不敢让大夫再说个仔细，我怕妈会想起她一生中许许 多多、桩桩件件都得豁出全身的劲儿去对付的事情。可是妈却淡淡地，像是 没有听见的样子。对于把她全身的劲儿都耗光了的往事，她已撂手，不再追 念。
药，从一九九 0 年冬吃到一九九一年春，口水还是照样地渗。二月二
十六号我又带她到北大医院做了脑部的 cT 检查，虽然还是查不出为什么流

口水，但却查出她有脑垂体瘤。才明白她的视力衰退不仅仅是白内障的原因。 不过医生说，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就不必做垂体瘤的切除手术了。充其量， 垂体瘤发展到最后影响的不过是人体的身高、视力以及内分泌。
更何况这种瘤子发展的很慢，也许老人等不到情况最坏的那一天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把这个病说得太简单了。特别是内分泌对人体的重
大的影响。
　　他建议再给母亲做一个加强的 cT 检查，不过这种检查要注射一种针剂， 以使图像更加清晰。
　　我当然没有把垂体瘤以及需要进一步检查的事告诉母亲。我只对她说， 由于护士的疏忽，上次做 CT 检查时忘记给她注射一种使显像更为清晰的针 剂，所以前次的检查等于白做，我们还得重新再做一次。
我这样欺骗她的时候，却忘记了这样一件事：
　　二月二十六号我带她做 CT 检查那天，见前面的人检查之前都先打一针， 就问护士使用的是不是一次性针头？护士说不是一次性针头，使用一次性针 头要多花钱。我说多花钱就多花钱。护士说，多花钱也没有，我正为这多花 钱也没有的一次性针头发愁，怕多次性针头消毒不严再给妈传染上什么病的 时候，护士又说妈的检查不必打针，我问为什么不必打针？护士说，那种针
剂对老人和儿童有危险。
显然妈听见了，也记住了，倒是我忘记了。 尽管后来检查室的大夫给我开了专为老人和儿童使用的、比较安全的
针剂处方，妈也不肯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加上医生对垂体瘤的影响相当化险
为夷、化有为无的分析，这件事就放了下来，也可以说是耽误下来。 直到我发现妈的脸走了形，才想到那位医生的话不一定可靠。这次不
管妈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一定要把她的病查清楚。 便通过先生的关系，找到一位脑神经内科专家。他一看妈的 CT 片子，
就说母亲的垂体瘤已经很大了，必须赶快就诊。同时他又指出母亲的大脑也
萎缩得相当厉害。 我问他脑萎缩可能引起的后果，他说：“无神智、痴呆、六亲不认和植
物人差不多等等??”
“还有救吗？”
“垂体瘤还可以手术，脑萎缩是毫无办法的事了。” 那一瞬间，像我每每遇到天塌地陷的非常情况一样，耳边就响起一种
嗖嗖的音响，像时光、像江河的流转。我一直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会是这
样？现在我懂了，那是上帝给予我的一种能力，我听见的，其实是人世是一 个既不可拒绝、也不可挽留的过程的暗示。
大势已去，眼前就是一盘残局。 我无助、无望、而又无奈。这一拳出手又快又狠，一下就把我打趴下
了。可是我只趴了一会儿就站起来了，我折腾了一辈子，从不认命。
　　我请求这位专家进一步的指点，他介绍我到天坛医院去找全国脑外科 专家赵雅度先生。
　　赵大夫看了 CT 片子后，让我赶快带着母亲去做核磁共振，以便更准确 地了解病情。那时我才知道，除了加强的 CT 检查，还有这种不会对老年人
造成伤害的检查。我除了责怪自己没有全力以赴、为查清妈的病情想方设法
之外，也后悔过于相信北大医院那位医生的话，没有把垂体瘤对妈身体的危

害考虑得那么严重。 我深感自己生活经验的不足，更感到身边没有一个不说是全力以赴，
哪怕是略尽人意的帮手。
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刻，我只有单枪匹马、心慌意乱地硬着头皮上了。 赵大夫当时就指点迷津他说，做核磁共振有两个去处，三 0 一医院和
博爱康复中心。 先去了永定门外的博爱康复中心，联系的结果是一个月以后才能排到
我们头上，据说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我如何可以等到那个时候？
　　铁路总医院的周东大夫很是帮忙，三天之内就帮我们联系上了一个机 会。八月二十三号，星期五，在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做了核磁共振的检查。 那天早晨，我和妈在楼下等先生的汽车，妈穿了一件蓝色沙洗的丝绸
上衣，一条深灰色的柞绸裤。天气很热，我们站在楼荫底下。 因为少有坐轿车的机会，妈一直没有学会如何上小轿车。加之一九八
七年得过黄胆性肝炎以后，腿脚已然显出老年人的僵直，扶她上车是不太容 易的事。车门那里空间有限，我只能站在她的身后，尽力将她连推带托地挪 进汽车。
　　在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妈曾想去厕所方便，可是医院的厕所没有坐 桶，只有蹲坑。她怎么也蹲不下去，我扶着她，甚至架着她，她的腿还是抖
得不行。最后她紧张他说：“算了，不解了。” 我很发愁，这样凑合怎么行，好在她并没有显出不适的样子。 一般来说，妈出门之前总是先上厕所，倒不是生理需要，而是有备无
患的意思。这次要上厕所可能是为了准备做那长时间的检查。 本以为上午就可以顺利做完检查，可是中途停电，不能做了。医生让
我们下午再来。 幸亏有先生的司机帮忙，否则那样偏远而又交通不便的地方，光出租
汽车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回到家里已近中午，我赶紧做了一顿简便的午饭草草吃下。吃完午饭， 时间也就到了。
　　还是妈先到厨房来叫我，那时我刚刚收拾完厨房，想来妈根本没有休 息。她怎能静下心来休息！见我每日里活动得如此急迫，她大该也猜到事情 不妙。
　　到了医院还是等。检查进行得慢，每个病人的检查，差不多都需要一 个或一个半小时，天气又热，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简直没有什么树荫可以在
下面停车。我不过意让先生的司机久等，就请他先回家休息，等妈做完检查 再打电话给他。
　　下午五点钟左右才轮到我们，我搀着妈进了检查室。检查床并不很高， 但我知道妈是上不去的。我用尽全力托着她，她还是迈不上检查床。幸好下
面等做检查的一位男士和他妻子帮忙，一起把妈抬上了检查床。连我一共三
个人，可还觉得相当吃力。妈自己也纳闷：“我怎么这么沉呢？” 我假装没有听见她的话，躲避着她的话茬，也躲避着这句话的晦气，
不然我如何回答她？这是一种闭着眼睛不看就算不存在的自欺，同时也是欺 妈。我们都知道，按照民间的说法，病人身体发沉是不吉利的表征。
※ ※ ※
我留在检查室里照看妈，她好像睡着了。有时她的手蛹蛹地想动，我

赶紧提醒她：“妈，别动。”她听见了我的叮咛，果然就不动。这又说明她没 有睡着。
做完检查差不多六点半了，总算中途没有停电让我们再来一次。
　　之后我给先生的司机打了电话。回家的路上，他绕过公主坟的灯光喷 泉，我振作精神，好像什么让人焦心的事情也没有，一再鼓动妈去欣赏她没 有见过的这一景观，可是妈没有显出什么兴致。到了这种时候，我还能指望 妈对这个纷繁的、也许和她已经无关的世界发生什么兴致吗？
可能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和她都英勇地打起精神，准备扮演一个明知
凶多吉少、却要显出对前途充满乐观精神的角色。 回到家里，已是暮色苍茫、八点多钟的时分了，下车以后，妈没有让
我搀扶，她说：“你去开门吧，我自己上楼。”我噔噔地跑上楼去，开了门后 又下来接她。那时，她刚上了二楼的大阳台，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着，看
上去和一般的老年人没有什么两样。但她的脚步里藏着勉强和虚浮，我觉得
哪怕来一阵小风，她一歪就会躺下。也许因为天色已晚，她的脸色看上去灰 暗暗的。
　　八月二十五号，八月里最后的一个星期天，又到了唐棣和我们通话的 日子。过去每到这个日子，妈总是早早地就守在电话机旁，但是这一次，她
却身不由己地睡着了。
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我在另一个电话机里听见她同昏睡的挣扎。 虽然妈什么也听不见了，但能听见唐棣的声音，对她也是莫大的安慰。
特别在她就要住进医院的前夕。
　　还没听唐棣说上两句话，她就要上厕所。我趁这个空档，赶快把妈的 病情对唐棣说了说。那时还没到要动手术的最后时刻，惨痛的打击还只是一 团不明性状的氤氲，没有形成具体的性状，更没有进入心的深处。我虽然十 分焦虑，却知道不能吓着唐棣，免得她因为还在他乡、鞭长莫及地干着急。
再者，就是我对她说得一清二楚、对事情又有什么帮助？她还太嫩，没有经 历过这样的事。虽然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可我毕竟是母亲，我不也 心痛她吗！？
　　这一次通话，妈更是什么也听不见了。她急得高声说道：“书包，你大 声叫一声姥姥。”
唐棣大叫了一声：“姥姥！”
妈朗朗地应了一声：“哎。” 想不到这就是和她最爱的人，最后一次、最后一句对话了。 我相信冥冥之中，绝对有人为妈和唐棣安排了这个最后的机会，不论
他是人、是鬼、是神，都会为妈对我们的爱所感动。 八月二十六号，星期一，我到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去拿核磁共振的检
查结果，然后再到天坛医院去找赵雅度大夫。他看了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 意见是尽快手术。
我不知最后是否按他的意见办事，但我知道应该先住进医院。 我不曾考虑过在妈的合同医院手术，尽管合同医院的外科主任说他们
能做这种手术，而且有四百多例手术经验，我还是不放心由他来做。 他对妈脑萎缩的前景推断更吓得我满头虚汗，两腿发软。他说，就他
所见到过的几个病例，发展到后期不但六亲不认，甚至吃自己的粪便，有一
个还专门拣食垃圾等等。而垂体瘤的切除手术，据他说还会加剧脑萎缩的进

程。
※ ※ ※ 多亏宋凡同志帮忙，通过北京市委出面疏通天坛医院的关系，不然像
这样人满为患的专科医院，还不如要等到哪一天才能住进去。 八月三十号，星期五。一大早谌容陪我到了天坛医院，在医院党委书
记带领下到了综合二病房，也就是高干病房。和病房的主任大夫朱毅然讨论 了母亲的病情，定好九月二号入院。
之后，又和谌容回到北京作协，暂借一万元人民币作为入院押金。唐
棣的钱即使马上汇来也不能提取，美金汇款一定要在银行里压三个月才能兑 现。
　　北京作协这样一个穷单位，上哪儿去变一万元现款？幸好基建处当时 有一部分为安装新宿舍楼电话准备的现款，经徐天立同志特批暂借给我。
※ ※ ※
　　妈去世后听对门邻居俞大姐说，星期天，也就是九月一号这一天，妈 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说：“我想见见你，跟你告告别。明天就要住院了，这 一去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想不到后来果真中了这一戏言。
　　俞大姐放下电话赶紧过来看妈。妈倒没有什么悲戚之情，俞大姐劝慰 着妈：“您别这么说，很快就会好的。”
妈自己也说：“我这是小手术。” 俞大姐又问起我们要搬去的新房子，妈说：“挺好的。” 俞大姐问：“您去看过了吗？” 妈说：“没有，等我手术完了就直接搬进去了。”
那时我刚刚换到新房子，我老是想，等我把新房子装修完毕，再带妈
去看房子。这样会与旧房子有个强烈的对比，可以给她一个惊喜。后来我一 直后悔没有带妈看过新房子，虽然她的骨灰就放在我新房子的卧室里，我仍 然会想，要是她的灵魂想回家看看，不认识路怎么办？
　　奇怪的是自妈去世后很难入睡的我，突然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号， 妈八十一岁生日那天早晨七点多钟的时候打了个小盹，梦见我牵着妈的手，
进了新家的大门，然后我给她脱下住在二里沟的时候、她常穿的那件蓝色皮 猴，挂到二门外的衣架上去，刚要拉着她走进二门，就醒了。我想妈到底还 是回到新家来了，不过我又想，她没进二门我就醒了，到底来了还是没来呢？
※ ※ ※ 妈像了却最后的心事，周到地表示了对俞大姐的感谢：“张洁太累、也
太苦了。我尽量不麻烦她，有什么事净找你们帮忙了。” 这话千真万确。
　　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妈从不愿意求人什么、欠人什么。可是为了疼 我，她也只好硬着头皮干她不愿意干的事了。
这些年我常常不在国内，即使在国内，也经常是忙着照顾我的先生，
常常苦于没有分身之术。特别在我和妈从美国回来以后，对先生的照料更是 鞠躬尽瘁。总觉得我和妈在美国尽享天伦之乐，先生却孤守北京，似乎很对 不起他，便想加倍偿还这份心债，更何况我还欠着先生的大情，妈能如愿以 偿地去美国和唐棣团聚，全仗先生办理的一应手续，如果没有先生的帮助，
妈又怎能如愿以偿？
如此，每当我不在身边，又发生了小阿姨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

妈总是求靠邻居。 幸亏我老是碰见好邻居。
妈无法回报人家的情义，往往在我出国或去外地时开列清单一张，要
求我按清单携带礼品，以答谢大家的帮助于一二。 我也同样欠着一屁股的人情债。自我再婚以后，妈自知之明地不再操
持家务，我就成了一家之主，何为一家之主？就是样样都得操心，样样都得 操练。开门要是真的有油、盐、柴、米之类的七件事，也太便宜我了。
到底哪些事？不说也罢。先生又是动过心脏手术的人，怎能让他劳动？
而那桩桩件件、总有我也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不照样得求人，日子才能如常 地过下去，所以我也有一个单子。这就势必造成我在回程的时候像个驴子。 难免就向妈报怨，甚至嫌妈事多，摆出一副被她添了麻烦的嘴脸、也不想想， 那些原该是我干的事，我却没干，妈只好求人。求了别人，回过头来还得求
我。妈好难！
俞大姐说：“没事，有什么事您尽管说。” 妈又说：“张洁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净得罪人。以后你们多劝劝她，
让她说话注意点。” 妈好像知道自己要走了、再也无法呵护我了，不知把我这个永远也长
不大，老是让人坑、老是让她操不完的心的老孩子托付给谁才好。
※ ※ ※ 九月二号，星期一。小阿姨和我带妈去住院。 临行前妈问我穿什么衣服，我拿出她银灰色的毛涤裤子，灰色丝绒背
心（虽然谁也看不见谁里面穿了什么，我还是喜欢配色），和上有灰蓝色细 条纹格子的米色襟衣，一双蓝色软羊皮的浅口皮鞋。我深知妈不论什么时候
都讲究体面。连我自己也挑了一件略具意大利风采的连衣裙，和一双白色的、 适合跑路的低跟皮鞋。我暗暗地希望这件讲究的连衣裙，在注重包装的现而 今，给我一些办事的方便。但我这份可怜的用心，根本没有派上用场，照旧 得豁出脸面磕头作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连衣裙上也就浸着我的许多汗水。
这件连衣裙到现在也没有洗过，我就这样收着它，好像收着与妈相关的最后
一点可以摸得着的东西。 那件衬衣妈一次也没有穿过。
从美国回来以后，着实给妈做了一些衣服。因为我们发现，不论在美
国还是在中国，老年人很不容易买到称心的衣服。妈到美国之前在电话里问 我，应该带些什么衣服。考虑到我不在她身边，而是托朋友把她带来美国， 她自己能安全抵达就不错，不敢让她再有别的负担。便豪迈他说：“什么也 不要带，衣服到了美国再买。您就背个包，里面装上您的护照、机票就行了。”
　　她也多次对我说：“进关的时候那个美国人上上下下打量我，挺奇怪地 问我，你就带这一个小皮包、没带任何衣物？我说，是呀，我外孙女怕我旅 途不便，不让我带。到那儿以后，我外孙女给我买新的。”她的意思并不在 于在什么地方买衣服，而在于所有的旅客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她那样享有外 孙女的这份体贴。这可不就是对她一生的最好报偿？
　　没想到在美国去了几次商店，也没有选到对她合适的衣着，她只好跟 着我们一起穿球鞋、运动服。为此，我始终觉得自己说话不兑现，好像欺骗 了她。不仅如此，由于我的不兑现，她在进关时说的那些话，似乎就变成了 吹嘘（尽管她此生再也不会见到那个海关人员）。因此上，她为之炫耀不已
　　
的亲情似乎也只是她的一厢情愿。这岂不是更惨？ 所以一回国我就张罗着给她做衣服。城里的大缝纫店，是不会接受老
年人的活的，而妈进城量体裁衣也不方便，只好就近在个体户的缝纫店里量
体裁衣，个体裁缝大都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做出的成衣非长即短、非瘦即肥， 且手工毛糙。还赶不上穷困潦倒的时候，我为她手缝的那些衣服合体。
　　我写小说以后，妈几次让我给她裁剪衬衣，我不是今天推明天，就是 明天推后天，到了也没给她裁过。后来拣点妈的衣物，发现一件绸衬衣的两
侧，有圆珠笔划线。沿着这两条划线，是两道歪歪扭扭的手针缝线。可能那
件衬衣肥得让妈实在无法将就，只好自己动手把它缝瘦。而妈的视力不好， 只能缝出这样的针脚。
我不是太委屈她了吗？
※ ※ ※ 妈入院时穿的这套衣服，我收了起来。将来，不管由谁来给我装殓，
千万给我穿上，不管春夏，无论秋冬。还有一件蓝色海军呢的长大衣，和一 条纯毛的苏式彩条围巾，是一九五八年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当小学教员的 妈给我买的。以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言，这笔开销可谓惊天动地的壮举。
为了我，妈就是倾家荡产也不会有半点犹豫。 我猜想妈之所以给我置办这套行头，可能觉着我已到了谈情说爱的年
龄，老穿补丁衣服会男朋友怎么能行？！可见她对可能加盟我们这个家庭的 成员，抱着何等美好的愿望。她的这份心意，难道不也是为着那一个人的么？ 我的傻妈！
　　任何一个母亲，一旦轮到自己儿女谈情说爱的时候，这辈子似乎就算 过去了。
　　从此她更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后来我有了经济能力，却没能像她考 虑如何装扮我那样尽心考虑过如何装扮她。其实一个女人，不管老到什么地 步，也不会忘情此道。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的最贵重的衣物。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不是 自己花钱买的最贵重的衣物。
　　给我办丧事的朋友，请你们记住，这件大衣和这条围巾到时候也要给 我戴上穿好。我要把妈给我的爱一点不剩的全都带走。
至此，我已将后事交待完了。
※ ※ ※ 先生的司机李志达送我们到天坛医院。本以为经过上周五的联系，就
能顺利地办好住院手续。没想到医务处说有钱也不行，非得有局级干部的蓝 色医疗卡才能住进高干病房。不知高干病房里住的那些港澳同胞是不是都有 蓝色医疗卡？
　　妈怎么好住室内没有厕所间的大病房呢？那她只好上病房的公厕。公 厕里没有坐桶，她又不能蹲，也许还免不了排队等候，她的病情越来越重，
对厕所的依赖也越来越大。没有一个可供她随时使用、并不受时间限制的厕 所怎么行？再说，大病房里有我陪住的地方吗，妈离了人是不行的。
　　我便楼上楼下地找人疏通关系。妈坐在高干门诊室外的轮椅上，病恹 恹地、愁容满面地看着我跑上跑下地奔忙，心痛地对小阿姨说：“你阿姨还
算有点地位的人，办起来还这么难，没地位的人怎么办？住个医院真难呐，
把你张阿姨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