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的、机敏的领导吗？在这方面，威索基把日本首相比做国际象棋棋盘上 的国王。“地位虽然显赫，但权力有限，一步只能走一格。为了获胜，必须 依靠别的更健壮、活动更便捷的棋子替他驰骋疆场。”


企业的任务与组织机构


　　要懂得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不仅要认识到世界各国政府的任务和组织结 构互不相同，而且要了解企业的任务和组织机构也同样是有差别的。在本书 中，我将着重论述大的、公开上市公司的情况。这些公司日益与其他类似公 司以及本国与外国政府进行种种形式的合股经营。
　　在这里，重提上述两种观念——政府不干涉主义和政府与企业共同管理 主义，有助于展开论述。不过，首先还得剖析一下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概念。 股份有限公司指的是人与物的集合体，把人与物集中起来，去完成生产经营 过程：聚集财力、物力与各种设计、意图，为社会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为 此，雇员必须有熟练技术，有积极性，组织起来，接受管理监督。事情要做 得尽可能有效率，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效益。
　　现在来谈观念。对外部来说，这家公司生产什么商品？用什么资源？对 周围社会有什么影响？谁来裁决涉及公司外部的问题？再看公司内部调动积 极性和管理方法是否受欢迎并行之有效？谁该进入组织机构的领导层？谁接 替他们？怎样接替？谁来裁决内部争端？最后，如何决定成本与利润？公司 的目的是要生利，如何处理利润？还是老问题：公司内部事务谁来拍板？
企业的任务
　　回答这些问题，要看企业在社会上起什么作用，其合法地位从何而来。 考察各国情况，公司的合法地位可能有四种来源，即四种赋予公司经理以权 力的渠道：（1）业主、股东来自财产私有权的权力，产权私有在政府不干涉 主义社会中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2）银行和其他债权人，他们关心贷款 兔遭损失；（3）被管理的对象，即公司员工；（4）以政府为代表的社会（参 阅图 1—3）。T·布恩·皮肯斯的很有说服力地论证，公司的合法地位来自 业主。许多美国经理确实会赞同他的观点，认为公司的基本任务是满足股东 赚钱的要求，他们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奖励制度、公司资财的分配、营 销策略和人事方针，无不跟这压倒一切的目的联合在一起。这确实是公司权 力的首要来源，是从政府不干涉主义的典型概念中产生出来的，不足为奇。 债权人处在第二位：员工受雇或解雇都是为了让股东赚大钱；政府则是冤家 对头，要敬而远之，如果可能，最好完全避开。
　　但是其他一些美国的经理，尤其是尝到亚洲凌厉竞争攻势苦头的经理， 对上述看法却有所保留。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合营部分目的就 是为了摸清另一种概念的公司内情，那里，权力是由被管理者赋予的。雇员 参与影响他们工作的决定，充分意识到，为了保障就业机会，今天作出牺牲，
　　
明天就能得益，积极性、生产率和劳动效率全都上去了。美国半导体工业在 日本的竞争面前连连败北，不得不开始寻求政府的合作，以符合国家利益为 名获得几十亿美元补贴。
　　由此可见，关于大公司的目标已有人怀疑，甚至提出与其对立的看法。 管理工业生产的权力（经营权）与依法享受其成果的权利（所有权）分 离了。??私有财产激增，摧毁了旧的设想：对利润的渴求将刺激业主充分 利用其工业资产。过去三个世纪以来的经济秩序了向是建立在这一设想的基
础之上的。 近代大公司的兴起使经济力量集中起来，但是在德国，公司的经营目标
却从四种来源秩序井然的组合体产生。银行在公司董事会上占支配地位，可 对公司进行控制。雇员则通过共同决定方式参与公司决策。政府支持有四方 代表出席的种种会议，在会上确定何者符合国家利益，让工会、银行和公司 的总经理心中有数，对比作出反应。
日本公司的合法地位也同样显然来自方方面面。 近代国家分庭抗礼，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相抗衡，两种力量在各自领域
都强大有力。??目前以公司为典型代表的经济机体今后甚至可能会取代国 家作为社会组织占支配地位的形式。
股东在公司内部的一切权力剥夺殆尽，其后果是把股东推向公司外的一 个机构，即股票市场上去。??这一来流动资产便得到了一批??以股市价 格为代表的价值，其价格并不直接取决于资产本身的价值。日本综合商社巨 人三井物产公司规模数世界第一，1986 年的销售额为 1200 亿美元。三井的 一位经理按重要性大小的次序这样描述公司的目标：（1）为社会作贡献，为 日本国争光；（2）为公司赢得利润以便替员工谋福利；（3）着眼未来，按 照公司的格言“天、地、人”发扬光大三井精神。他说，至于让股东满意， 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手段罢了（参阅表 1—2）。












　　引自：乔治·C·洛奇，《美国病》，纽约：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 版社，1984 年，第 71 页。
表 1—2 公司追求目标的排列顺序：美国和日本


　　上表注：291 家日本公司和 227 家美国公司各因素的等级以 10 为最重 要，以 1 为最不重要。
　　引自：日本政府经济企划厅的“日本经济概况 1980／1981”（东京：《日 本时代》，1982），第 196 页，引文见詹姆士·C·阿贝伦格与小乔治·斯托 克合著的《日本公司》（纽约：基础出版社，1988）第 177 页。
　　由此可以清楚看到被管理者和社会大众是权力的主要来源，背后还有一 种精神，需要有点历史知识才能了解。
　　三井始创于 1671 年，最早是一家小商号。当时日本社会由地方幕府及幕 府官吏统治。居民按武士（封建主幕客）、农民、工匠、商人划分等级。学 问的价值最高，尽管有点受到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
　　昔日三井公司经理对追求利润直言不讳，是以遵从祖先遗训的精神来追 求利润的；他们知道，这些身外之物并非他们的，也非任何人的私产，而是 应该更多积攒，传给三井家族子孙后代。此外，由于商人社会等级低下，活 动还要经政府恩准。
　　1868 年实行明治维新时，三井物产公司的目标是为政府利益服务。日本 的工业化完全不意味着政府不干涉主义的兴盛。日本工业化的实行倒是“为 了延续传统，在日本，传统以天皇为象征，具有神圣意义。”实行明治维新 是为保护日本免遭外国掠夺，保持“大和民族固有的优等地位”。
　　这样，三井公司和其他大财阀的合法地位和目标便与政府的目标紧密结 合起来，而政府则对他们提供保护和特权。三井公司为政府管理大坂造市厂， 设立银行，经营工厂和矿山。这种关于公司的概念为社会与政治环境所需要， 对于公司吸引有事业心的年轻人材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
　　迈克尔·詹森发现，美国向社会招股的大公司渐渐吃不开了，新的“使 用公、私债款而不是靠招股作资本主要来源的公司”正在兴起。这些公司的 所有者都是“指定代理人替他们经营管理的大机构和企业家”，他们以债权 人的身份来组建和接管企业（leveraged-buyor）。詹森说，“方兴未艾的美 国公司管理和筹资方式，显示出许多和日本公司体制相同的特点。这种债权 人控制企业的组织形式酷似日本以大银行为真正权力中心的“系列”企业集 团”。
　　
　　杰伊·O·莱特又说，正是这种新的体制完成了“德国的所有权重新集中”。 在德国，三家大银行掌握了占支配数量的债权与股权帐户。
　　将日本和德国的情况作一比较之后，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靠金融手段 集中控制股份公司的目的是什么？例如一手办理了价值 10 兆亿美元的 RJR 公司——全国饼干公司交易的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公司可以和日本、 德国的银行作比较吗？詹森说，所有权的重新集中“解决了公开上市公司软 弱无力的中心问题——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所有者和经理人员在支配与 使用公司资源上的矛盾。”因为新型业主可以而且在实行支配与控制，这是 分散的旧股票持有大众所做不到的。可是新的所有者追求什么呢？在日本和 德国，处于支配地位的银行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利益和对外竞争力。由于银行 与政府关系密切，往往依赖政府，这种关心就更强烈了。美国大公司的新所 有者是否有同样的倾向呢？还是只管赚钱而置社会遭受多大损失于不顾呢？
关系日趋紧张
　　当日本、美国和欧洲各大公司加强联姻，合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走向全球化时，怎样维系旧关系呢？三井物产公司国际化了，跟日本政府、 日本雇员和日本方式的关系便随之紧张起来。同样的紧张关系也产生在通用 汽车公司、美国联合汽车工会、密歇根州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它们认为通 用汽车公司的全球化是一种损失。
　　在实行政府企业共同管理的国家里，至少诸如在日本、德国、瑞典以及 共同管理程度略低的法国等国家里，公司权力的来源是清楚的，亦即银行、 雇员和政府之间井井有条的配合。在英国和美国，观念与实际需要之间存在 一条鸿沟。企业经理感到左右为难，夹在四种权力来源互相矛盾的夹缝中。 不仅如此，随着国际竞争的激烈和企业组织形式的演进英、美公司经理们的 困惑还会更多、更深。
企业的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是要适应目标的。在这方面，美国和日本又是处于两个极端， 而欧洲各国则处于两个极端之间。
　　从工厂和公司的内部机构开始，再扩展到一个国家内工业和企业的一般 结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模式：美国是政府不干涉主义的；日本是共同 管理主义的；参与者有经理和听命于经理的人，供应商和进货人，买主和卖 主——在美国，他们由契约结合起来，在日本，他们由共识结合起来；竞争 者之间的关系在美国是不断地竞争，在日本是竞争中有合作。举例说，日本 的半导体工业能够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应归功于主要计算机公司之间又合作 又竞争的关系。此外，它们之间的合作是由通产省指挥并给予补贴的。这种 做法是截然违背当前美国的商业哲学的，也公然践踏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美 国为销售而生产的半导体公司大部分是由较小的、承包性的、激烈竞争着的 公司组成。这些公司雄心勃勃，本钱不多，却要为股东谋得最大的收益。只 是在 1987 年大难临头，才动手改变组织结构和相互关系。
　　
　　很明显，日本企业的结构和美国企业的结构截然不同。在各层次都是如 此“系列”，像三菱或三井这样由分公司组成的财团；工业联合会；以及“经 团联”——把所有企业集中到一起和政府共同制订联合规划的机构。德、法、 瑞典，甚至英国的工业组织都比美国的更强大，更重要。这些欧洲的组织在 千百种问题上和政府密切合作。这些问题从职业保健到保证税收法规的稳妥 以至环保管理等等。
　　当然，近年来有些美国工业无疑已开始向不同的模式靠拢，如有毒物质 及药物等项目上就是如此。与外国进行竞争的压力迫使美国国内参加竞争的 企业相互合作，同时反托拉斯法也已经放松，使合作得以实行，如 1984 年全 国合作研究法案便是一例。竞争的压力也使上述全球性的联合势在必行。这 种联合深刻地改变了国内全国性的工业结构。确实，当迷雾消散，全世界可 能出现和过去面目全非的企业结构。那末，难道所有企业都汇聚成一种共同 的模式吗？果真如此，国家不同，传统各异，对此会产生多大的阻力呢？这 种阻力又将如何克服？也许最耐人寻味的是：能不能做到企业和工业的结构 变了，任务和目标不变，与政府的关系也不变呢？我们是否事实上要处理整 个体制问题，而不是婆婆妈妈地处理些具体的机构问题？


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同是由于不同的任务和结构产生的，上面已经 叙述过了。概括他说，这些关系可以用程序来表示其特点，也可以用实质内 容来表示。
办事程序
　　用办事程序来表示是：在光谱的一端是日、德和瑞典等国依然在广泛通 过同业公会——所谓“最高机构”来组织商讨会，经常由工会、环境保护者、 学术机构和消费者派正式代表参加。这些网络系统的目的是确定社会需求的 轻重缓急和为了满足这些需求而一致同意采取的政策。光谱的另一端，办事 靠临时召集特别会议，会上唇枪舌剑，要不就打官司告状。美国最时兴这一
套。
　　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也并非始终按照开国元老们制订的严格准则办事， 如前所述全国工业复兴总署的例子便是。在美国历史上，企业——铁路、石 油和农业都曾经和政府合作过。 1980 年向美国住宅建造业的贷款和贷款担 保总额近 1600 亿美元，房地产业接受的税收补贴比其它行业加起来还要多。 美国有 18000 糖料植物种植者，每年接受国家补贴约 20 亿美元，而军火商跟 政府保持着多少像是共生的关系。例如在 1985 年，国防部在新技术的研究与 开发上花了 350 亿美元，占全国同类开销的 1／3。鉴于政治上有来头的人士 神通广大，保证能从政府获得支持，康奈尔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西奥多·洛 伊称美国体制的特点为“组织起来的行业实行社会主义；未组织起来的行业
　　
实行资本主义。”可是，一边跟政府讲合作，一边依然故我，否定政企伙伴 关系、坚持企业界自治，不受政府干涉污染。由于愿意维持企业自治的外表， 美国便缺乏别的国家现有的企业与政府间受到尊重的、正式的合作机制；搞 了这种机构，无异于接受企业与政府合作的概念，这在美国至今还是思想禁
区。
实质
　　在政府与企业的相互关系上，存在着数十个实质性问题：税制、公用事 业开支、环境、卫生、安全、关税税率等等（参看附录）。这里准备集中讨 论两个最常见的实质性问题： （1）在吸收外资方面各国政府间的竞争；
（2）为增强国家的竞争能力而发展起来的企业与政府间的联盟。当然这些联 盟严格说来只是一个演变过程而已，但其影响却带有强烈的实质性，应当在 此阐明。
　　路易斯·T·韦尔斯和丹尼斯·恩卡内雄合著的研究著作《寻求外资》中 提出：
　　看来政府间争夺外资的竞争将愈演愈烈。不论竞争双方是俄亥俄州对田 纳西州，还是苏格兰对爱尔兰，抑或是新加坡对台湾，都是一回事，各大洲 的各级政府纷纷都在争当外国公司的东道主。
　　理由是明明白白的：世界各国都要挣得外汇，用以支付日益急于索债的 贷款人，还需要从世界各地得到技术与市场，以便提高、改善本国人民的生 活水准；也要对本国的企业经理施加压力，使企业更有竞争力。引进外资的 条例是千差万别的。例如阿尔巴尼亚和缅甸实际上排斥一切国外投资，但其 余的国家都在争取外资，提供不同的条件，胡萝卜加大棒，花样百出。
　　有一些为投资制订的条件涉及所有权观念的特点。墨西哥政府一贯反对 外国投资，认为那是对国家主权的威胁。近年来，反对情绪大大缓和了，对 外汇的需求战胜了传统观念上的清规戒律。本世纪 70 年代，印度政府要建立 本国计算机工业，需要外国公司的帮助，但坚持印度要拥有股份。美国国际 商用机器公司不愿意改变对子公司拥有 100％产权的政策，担心一个地方开 了先例，其它地方不好办。印度政府大可找其他许多跨国公司，事实上也这 样做了。（下文要说到，到了 80 年代，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也好，墨西哥政府 也好，都为形势所迫改变了做法）。
　　在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的谈判中，胜负取决于各方“扬长避短”的技 巧。本杰明·戈梅惭卡瑟雷斯提出，公司的高招是跟其它公司合伙开发技术 或共同生产。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及其倡导的实际活动，使得美国公司在共同 投资方面不如日本与欧洲对手经验丰富。
　　公司另一手看家本领是总部要关心协调设在国外的子公司间的关系。东 道国政府政策条例的宽严，子公司对搞好与当地政府关系的重视程度，都会 影响到总部统一抓各子公司处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是否得力。子公司则负责 具体处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已经逐步趋向于统一抓处理
　　
与各国政府的关系。因为统一步调至关重要，各个部件最优化，并不等于整 个系统最优化。阿密尔·尼赫尼和路易斯·韦尔斯举了施乐复印机公司的例 子：“走向由公司总部来协调对政府关系的第一步，是在地区共同市场使设 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无法再独立作出决定。改变多中心方式的因素之一是， 设在各国的子公司在关税问题上立场不同，彼此矛盾。既然欧洲各国政府已 经合作在计算机和电信器材方面订出一项地区的战略计划，各地子公司在处 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时，也只好从地区范围内，彼此协调经营方针了。
国际竞争的伙伴
　　在日本，政府和企业通力合作，增强本国竞争能力，形式已经臻于成熟。 这个过程有四个组成部分：政府——企业商讨会，行政指导，政府银行的支 持以及有从政经验人员参加企业管理。
　　1987 年时，日本有 213 个政府——企业委员会。通产省发起了 20 个， 大藏省 14 个，其它的是由别的政府部门搞起来的。有的委员会直接属于内阁 官房厅，像以前川春雄为主席的国际和睦经济结构调整顾问团便属于这一
类。 1987 年 4 月，前川的顾问团提出一项国家目标：“逐步压缩国际收支 内经常项目的大量盈余，以减少与其它国家间的摩擦。”报告中提出，为此 “急需要以国际协调合作为方向改造日本的经济结构。”办法是提高“国民 生活标准的质量。”
　　这些委员会中的成员有学者、工业界巨头、工会领袖和政府官员。他们 一年开会 12 次，每次约两小时。虽然有的委员会属常设性质，但多数都在两 年后便解散了。委员会下设许多小组委员会，由地位较低的人员组成，小组 委员会开会次数很多，负责草拟各种报告。
　　有一位参加委员会的人说，委员会各种报告旨在“设计出企业与政府行 动的范围”，定出个“大致的构想”，用来“打下共识基础。”
　　虽然这些委员会很顶事，但有些观察家指出它们也有弊病。委员会成员 很少更动，占支配地位的是些思想“古板”的守旧派。例如 20 年来通产省能 源政策委员会成员基本上没有变动。
　　行政指导是指政府采取行动，通常是由通产省作出，鼓励公司去实现政 府的意图。这种指导很少用法律的形式强制执行，也许从来也没有用过。法 律在日本软弱无力，为人诟病。武宜川岛写道：
　　“法律好似一柄武士的传家宝剑，只供珍藏，备而不用。”例如反托拉 斯法执行了 30 年，只有过 6 次违法起诉，其中 3 次还是 1949 年的事。相对 而言，通产省的法律权力倒无关紧要，影响主要靠有本事筹措资金，用在对 国家竞争力攸关的研究与开发上；受政府与企业界尊重，部分原因是惯于事 前跟企业界领导人详细商讨再作决定，切忌强迫命令。通产省还擅长撮合行 业竞争对手搞联合开发项目。例如在 1980 年，推动中、小公司使用机器人， 开拓出一个国内大市场，以便机器人制造厂商发挥规模经济效益；为此通产 省牵头，成立了日本机器人祖赁股份有限公司。
　　
　　这是一个由 24 家机器人制造厂和 10 家保险公司联合投资的项目。日本 开发银行则提供低息贷款，创造了宽松的祖赁条件。到了 1982 年，日本已安 装了 31900 台工业机器人；美国的工业机器人则只有 7232 台。
　　通产省在抑制国内竞争过于激烈上也很得力。在公司间从中调解，稳定 物价，竭力缓和价格战；保护日本公司抵御外国政府的压力。但通产省指导 方针有时也不灵，变来变去，前后不一。例如，在三井集团下属的东芝机器 公司违反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定向苏联出售 8 台计算机控制的铣床事发前， 通产省的方针是强调日本公司摆脱巴统规定。”事件发生后，通产省的指导 方针倒卡得比较紧了。
　　东芝事件在美国轰动一时。1987 年 7 月，日本电视观众在电视屏幕上看 到美国 9 名议员在国会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用大锤砸碎一台东芝收音机时， 乱子闯得更大了。国会议员此举泄愤。东芝售出的设备，能使前苏联大批量 生产音量更低的潜艇推进器来躲开美国的侦察。这件事使有些人特别恼怒， 他们觉得日本向美国付的军事保护费很不够。五角大楼一位官员估计美国要 侦察到音量极低的前苏联潜艇得花 130 亿美元才能研制出灵敏度更高的装 置。后来三井集团各公司总裁开了一次会，会后东芝公司总裁辞职。但有些 日本人觉得纳闷，为什么美国国会议员没有砸碎挪威的任何产品？一家挪威 国营企业康斯伯格武器制造厂也同样违犯了巴统规则，何况挪威还是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哩。
　　此外，由于日本公司有许多外国伙伴和同盟者，势力及于全球，通产省 的方针往往牛头不对马嘴，甚至起反作用。三井公司的实郎手岛说，“我们 常常要和通产省的方针对着干。”
日本兴业银行、日本开发银行等政府银行目前对企业的影响比起本世纪
60 年代与 70 年代初减弱了，尽管不习惯于支撑夕阳工业，却仍然以低息贷 款帮助那些对日本的未来十分重要的、有活力的工业。
　　在人事方面，许多日本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中，都有通产省和大藏省 的前次官任职。例如山下江见原来是通产省的专职次官，现在是三井公司的 执行副总裁。这种情况对维持政府与企业间互相理解的融洽关系大有好处。 再看美国，同业公会理事会报告说，调查了 185 位公司总经理，有 1／3 以上的人把 25％到 50％的时间用来“跟政府各种立法与行政机构接触，以影 响法律及政策的制定，同时保证本公司遵守政府规章条令。在国际竞争逼迫 下，跟政府拉关系、套近乎，蔚然成风。制药公司为了将新药投放市场，迫
切需要食物与药品管理署缩短审批时间。政府出面堵一堵日本方面来的竞 争，便让美国哈利·戴维森公司缓了口气，至少夺回了部分国内摩托车市场。 下面我们要说到，面临巴西政府带保护主义色彩的发展本国生产计算机战 略，美国厂商也请求政府采取报复性行动。
　　在信息处理工业方面，日本一开头是保护国内市场，接着瞅准一点猛攻， 不借任何代价，转而争夺美国份额，然后又大谈其自由市场原则。面对着日
　　
本这套战略，美国一家重要的半导体生产厂家英特尔公司总经理安德鲁·S·格 罗夫痛斥美国信息处理连吃败仗。他写道，为了挽回颓势，美国需要“对竞 争行为拿出新的观点。”他又写道，“虽然我们的价值观念体系倾向于个人 至上，恋恋不舍，但当务之急是从奋发美国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他倡议创办一家改进制造业的联合企业，号召政府配合行动。
　　但是实现这一设想的道路崎岖不平，障碍重重。戴维·戴尔、马尔科姆·索 尔特和艾伦·M·韦伯共同撰写的关于世界汽车工业的研究就举出了很好的例 证。汽车工业举世首屈一指，是提供就业和投资的最重要泉源，远非笨重的 大烟囱工业，而是高技术的最前沿，是刀锋刃口，“不仅制造未来的汽车， 而且是制造未来的工厂。”跟信息处理工业一样，政府的政策具有带战略性 的决定意义。索尔特说，“在德国，主要的汽车工业研究开发项目是政府资 助的；在法国，政府向雷诺汽车公司提供主要资金，还对涉及组装汽车最后 一道工序部件各个行业进行调整；在日本，政府专为汽车公司制定折旧的计 划安排并提供??研究与开发的援助，同时还颁发出口奖金。”
　　在美国，政府对汽车工业的前途无疑起着重要作用。如：为救援克莱斯 勒汽车公司而提供的贷款担保；70 年代颁布能源政策使汽油保持低价；制定 联邦节省燃料、防污染和安全的标准；里根总统“取消管制”的允诺；签订 自动限制出口的协议保护汽车工业不让日本挤垮；联邦贸易委员会允许通用 汽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合营；可惜联邦预算赤字直线上升，抬高了利率，
80 年代初又使美元升值，进口汽车降价，汽车出口遭殃。火星来人如果看见 此情此景，可能会得出结论说，美国政府与工业即使不是合作，谅必也关系 密切。其实，满不是这么一回事。“不仅不合作，关系不密切，双方反而继 续奉行一套信条，各尽各的责任，各讲各的权力，各顾各的利益；总之，一 切照旧。政府每天只顾管这限那，全不把具有战略思想的长远问题放在心 上。”这种行为的产生，怨不得混蛋的官僚机构，怪不得某家政党不起作用， 彻头彻尾是个体制问题。
　　霍华德·帕斯特是一位联合汽车工会国会院外团游说客，他说，“行政 当局愿意由市场去决定要不要汽车工业，要的话，也由市场去决定汽车工业 要多大的规模和多高的水平。”管理与预算局一位负责管理、调节的官员赞 同帕斯特的批评。他说，“在管理调节方面，我说不上来是怎样影响不同的 公司的。”此外，放宽管理限制话讲了不少，光说不动。帕斯特又说，“这 个国家谈不上什么现行汽车行业政策。政府没有专门机构一抓到底，要抓也 抓不起来。汽车工业界本身也没有达成共识。这件事，没有长期的思想，国 会也没有权威和能力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汽车工业。”何况汽车工业本身也 不希望这一套。通用汽车公司工业——政府关系部的副总经理詹姆士。约翰 斯顿说过，“通用汽车公司竭力支持市场。我们相信，要是政府不来指手划 脚，叫我们往哪走，或是不让我们往哪走，只是形成市场能做决定的气候， 我们的日子会过得好一些。”话虽如此，联邦贸易委员会批准了通用汽车公
　　
司跟丰田合营，成立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并规定这家合资企业该生产多少 辆汽车，如何定价，投资年限多长以及这两家伙伴如何打交道，由此可见， 政府一如既往继续在企业的发展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政府和企业双方却 都矢口否认这一点。说归说，做归做，中间隔着一大截。
　　然而到了 1988 年，出现了一些变化的迹象。罗伯特·J·伊顿是通用汽 车公司副总经理，负责技术人员人事工作。他在谈到日本和欧洲的公司与政 府在汽车电子工业的共同研究工作时说，“如果我们美国人要想把这个领域 的尖端技术优势夺到手、保得住，该是立宏愿的时候了。??政府和私人间 取得共识，携手合作，??往往是困难的。不过，人心齐，万事易嘛。”
　　其实，酷似日本的新模式在州一级已经建立起来。例如投资奖励、培训 专款、公司之间和公司与大学研究中心之间挂钩、增强基础设施等等，这些 对该州与其他州和其他国家竞争都能派上用场。
　　不论美国公司经理怎么看联邦和州政府的任务，也不论他们想怎么摆企 业与政府的关系，企业界花在处理这些关系上的时间、金钱与精力都大增特 增了。随着华盛顿的权力不断扩散，由行政部门转向数百国会小组委员会， 华盛顿的决策已经影响到公司的命脉。结果到了 1987 年，23011 人向参议院 秘书注册，登记为院外活动客。这样，参众两院议员平均每位能摊上 4．3 人。与 1961 年的院外团总共才 365 人形成鲜明对比。同一时期，参加哥伦比 亚特区律师协会的律师从 12564 人上升到 46000 人，驻国会或白宫的特派记 者从 1522 增至 5250 人。1986 年，1300 家公司在华盛顿设有办事处，而 1968 年只有 100 家；同业公会总部的数目增加 3 倍，达到 3500 个，工作人员约有
80000。 与此同时，企业界、工会等利益集团资助竞选活动，劲头越来越足。原
《纽约时报》记者，普利策奖获得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其所著《权力游戏
（The Power Game）》一书中记录了“公司的政治活动委员会”的候选人 慷慨解囊的盛况。1974 年，有这类委员会 89个，10 年之后增至 1682个。 1974 年总赠款是 850 万美元，1986 年高达 1322 亿美元。


给经理出的难题


　　一家公司，跟政府的关系形成了一套特定方式，要转向另一种方式，哪 能说转就转，当经理的免不了会难受些日子。按理，明摆着要转才是，但旧 的心态会挡路。
　　举例说，假定有这么一家美国电信公司，一门心思想扩大世界市场份额。 可是多年来经理们总是拿华盛顿当客户、当订收费标准和执法的机构。政府 不是签合同就是立规矩。惹不起，躲得起，得拉开点距离，留下回旋余地， 好让公司及其伙伴组织起来，以求一逞。公司驻华盛顿办事处里的律师和政 治扯皮能手是挑大梁的，主要工作是不让政府挡道碍事，要把总部的决策机
　　
构跟华盛顿隔开，不受政府干涉。可是驻华盛顿办事处本身跟总部决策机构 不沾边，是外国。公司的经营大计是总部决定的，公司办理与政府有关事务 的人，其职责就是保护这套经营方针，不让政府捣蛋。
　　现在，再来假定这家公司想要走出国门，出售劳务。在某些地区，规划 当地电信市场，决定发展方向的主要是政府。这家公司的竞争对手一直与各 自的政府联系密切，目标一致，习惯于跟政府共事。这家美国公司就算有优 质产品和劳务，如果不懂和当地政府建立适当关系的窍门，就会吃败仗。在 电信生产方面拍板往往少不了政治外交谈判，可能需要美国政府出面帮助与 指导。这家公司还需要摸清外国政府作为电信业的伙伴与参加者的办事方 式。此外，所有政府决策，起核心作用的是官场权力争斗把戏，对此还需要 有点经验。要不，在对付经常把政府当作伙伴和参赛人的竞争者时，就会吃 亏。说不定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外国政府里有人看中这家公司产品质量比别 家好，心里向着这家公司，但是不忘美国公司办事习惯，可能提醒这家美国 公司——比方说，在物色当地的合伙人和挑选适销对路产品投放市场等问题 上考虑欠周之处。提出这类忠告的人不用说会通过公司驻华盛顿办事处去与 这家公司接触。在他们看来，这是讨论政府事务最便当的场合。但华盛顿办 事处即便理解他们，同意他们的意见，由于人微言轻，哪能影响得了总部的 决策？
　　上面谈的一切，给公司经理出了形形色色的问题：（1）关于信息与情报 方面：为公司作决策而搜集与分析世界资料的最佳途径是什么？分析出来的 结果怎样才能最好地呈报公司的决策人？在这个问题上，关于政府和企业的 旧思想框框该怎样重新审订与修改，使之反映现实情况？（2）关于转好弯子： 原来在以政府不干涉主义背景下办起来的公司如何转变方向，适应在共同管 理主义背景下处理和政府的关系？倒过来，对方也有一个如何转好弯子的问 题。同样的道理，实行政府不干涉主义国家里的公司，如何才能免受实行共 同管理主义国家的公司算计，吃亏上当？（3）关于组织的问题：在一种行业 中，公司处理与政府关系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是独门独户干好，还是 跟别的公司携手，协同行动好？（4）关于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交叉的问题： 看来大公司间实行全球性联盟势在必行。面临此种情况，公司如何处理某些 特定国家明摆着会受损失的问题？要不要成立新的、更有活力的多国政府组 织，来为那些全球性竞争殃及的国家提供更可靠的调整准则呢？
这些问题将放在本书下面几章去谈。

第二章


美国也讲起了工业政策


　　乔治·布什在竟选总统期间，曾经竭力反对过制订工业政策。他的导师 里根总统更把工业政策骂得一无是处。然而，布什刚出任总统就背上了这个 包袱。“工业政策”，这个民主自由主义身上多余的肿瘤，终于在美国安家 落户了。
　　工业政策没人肯要，不受欢迎。但在里根政府任期即将届满的最后几个 月里，美国的半导体工业每况愈下。为了应付这一局面，工业政策终于趁此 溜了进来。到了 1989 年 3 月，在价值 80 亿美元的 FSX 战斗机交易上，爆发 了一场争论，工业政策竟然再次成为争论焦点。经国会和商务部长敦促，布 什总统不得不作出决断：究竟还要不要保住美国在航天方面的竞争能力。
　　早在 1987 年 8 月，美日两国便同意合作生产 130 架新型战斗机，以取代 日本老化过时的 F—1 型战斗机。1989 年 1 月，通用动力和三菱重工两家公 司，共同承揽了这笔合同。通用动力公司生产的 F—16 型战斗机将大幅度改 装成新型战斗机。合同规定：飞机由日方生产，机身关键技术从美国购买。 也许还将购买一些引擎。这笔交易原来是由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酝酿提出 的。然而，新任商务部长罗伯特·A·莫斯巴赫尔以及许多国会议员却担心， 这样一来，美国便会拱手交出已剩下不多的高技术堡垒之一的航天技术。航 天工业雇佣 86 万工人，1988 年的出口超过进口达 179 亿美元，成为美国头 号工业出口大户。赞成派反驳说，合同是现况下的最佳安排。要不然，日本 就会干脆自己单干了。
　　看来 FSX 事件好不容易总算使白宫醒悟到政府其它部门以及企业界许多 领导人早就看出了的这一事实：日本随便从钢铁、电视机、汽车、集成电路 以及远程通信等，几乎各个领域挑出一项来，都比美国干得好，上得快。不 仅如此，几年前人们还认为欧洲步履蹒珊，患了血管硬化症，如今也行动迅 速，干得漂亮起来。
　　最令人恼火的是，工业政策竟是日、欧两家竞争对手的秘密武器。政府 与企业界通过一系列措施，拧成一股绳，共同摸准公众需求，组织配置资源， 予以满足，尤其是广泛采取种种手段来增强本国的国家竞争能力。也许更加 令人恼火的是，情况表明，美国决非没有工业政策，反倒沦为自身这一举世 最缺乏竞争性的工业政策的牺牲品。美国的工业政策补贴消费，压低储蓄与 投资到了荒唐地步，使工业支离破碎，抬高资本成本，阻碍生产者展开竞争。 到头来，问题总算搞清楚了。尽管白宫内的保守派竭力反对制定工业政 策。然而，问题并不在于美国应不应该有工业政策。事实上，美国草就了一 大堆工业政策。这些政策加在一起，给美国的竞争能力带来了灾难。问题倒
在于：美国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工业政策？由谁来制定？如何贯彻执行？



美国面临的两种选择


　　围绕 FSX 战斗机的争论便不言而喻地存在着两种选择。简单说来，一种 选择是听其自然：美国、跨国公司、日本，都照旧不变，各按各的老章程办 事。 1988 年，听其自然的老一套办法大行其道。结果，美国这一年花掉了
420 亿美元从海外购买工厂和设备。这个数字 3 年来一直有增无减。另一种 选择是，重新安排美国的工业政策，把资源集中投放到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关 键部门，重振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尤其是重振高技术、高附加值 的未来产业的竞争能力。人们提高生活水平靠的就是这些未来工业。
　　当然，两种选择并非水火不相容。在许多情况下，还是需要听其自然。 这样便可以把更多制造业公司搬进正在兴起的亚洲、欧洲·消费者市场，绕 过贸易关税壁垒，获得廉价劳动力。问题在于，这样干的着眼点和意图便有 所不同。对有的公司说来，关心的只是公才本身，而不是国家的对外竞争能 力。比如，全国合作研究公司董事长吉尔伯特·威廉森说：“不久前，有人 间‘美国的对外竞争能力如何？，我回了一句，‘压根儿没有上过心。，我 们全国合作研究公司自认为是一家竞争能力强的全球性企业，只不过碰巧把 总部设在美国罢了。”顺着听其自然这条路走下去，美国公司通过千丝万缕 的企业间全球性战略联姻走向海外，同时带走了就业机会、知识、发展技能 以及收入。这样一来，国内工业便会萎缩，贸易赤字便会增长，对外国借款 的依赖也会加深。有鉴于此，关心增强美国经济实力的公司，双管齐下，同 时采取调整国内产业结构的办法来提高全球化的程度。这就是说，留在国内 搞改革，加强有关行业间的合作。客户、制造商和供应商形成一条龙的“食 物链”。大家都靠这条食物链串在一起，再跟政府同心协力，要求政府放宽 反托拉斯法的限制，寄望政府出面协调这条食物链，统筹资金流向。这样的 工业政策就是工业界挂帅的政策，但这样的改革又只有依靠政府才能奏效。


合作与伙伴关系


　　1989 年，许多企业在国外竞争压力下转向第二条选择：走合作与伙伴关 系的道路。这着棋分为既自成一体，又相互关联的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工业 合作，建立联合企业，把资金投向更值得研究和发展的地方。第二部分是与 政府建立伙伴关系，以确保美国工业在世界经济当中的竞争能力。
　　据商务部称，共有 123 家联合企业按照 1984 年国家合作研究法注册登 记，产品从水泥到超导体，应有尽有。法案可以使这些企业不致于以违犯反 托拉斯法为由受到起诉。商务部官员兰辛，费尔克尔说，这些联合企业“力 求抵销日本在产业结构上的优势，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跟日本纵向联合的 产业结构决一雌雄。”
　　
　　1984 年法案暗示出公司间协调合作符合国家利益，这样就违反了反托拉 斯法的原定的信条。实质上，1984 年法案赞成制定工业政策，但只是意在言 外，没有明确说出。法案对为什么样的“国家利益”服务，谁来决定何谓“国 家利益”未置一词。在日本，工业政策与联合企业结为一体。政府跟企业界 密切合作，对界定国家利益责无旁贷。可是美国的 123 家联合企业却大都没 有政府参与。
　　与此同时，工业界的各种协会，例如：医疗保健业制造商协会、半导体 工业协会以及美国电子工业协会等，作为替工业界出谋划策的组织，正发挥 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他们要求政府政策以及政府和工业界的关系更有助于美 国参加全球竞争。言外之意是事关国家利益，不容忽视。但是，政府还未确 定究竟何者为国家利益。实际上，几家政府部门和机构对国家利益各执一词， 有时大相径庭，无法协调起来。
　　以高清晰度电视为例，预计销售额到 2010 年将达 1700 亿美元，是使用 半导体的大户之一，因而也是半导体工业食物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1986 年，为决定高清晰度电视的制式，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代表美国讲话的联 邦信息委员会和国务院赞成采取日本制式。因为这两家机构代表美国这一世 界最大的电视市场，这样一来，日本制式就会成为世界制式。所有竞争者只 得采用日本的设计，把高清晰度电视技术的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拱手让与日 本。
　　国务院是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来考虑国家利益的。至于联邦信息委员会 则在替希望尽快确定制式的电视播放业讲话，因为采用高清晰电视将降低制 作电视节目的成本，提高播放质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商务部的人跑到 哪里去了呢？难道眼看外国制造商拖走 1700 亿美元的市场，政府里面竟然无 人过问。问题出在美国电视工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上，这种关系一向是建立 在管理电视播放的规章制度上的，而没有着眼于电视机的生产、销售和对外 竞争能力。
　　回首往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欧洲委员会打电 话来询问，为什么我们竟然赞成采用日本制式。难道我们没有看出，这样一 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平衡会遭到沉重打击？电子产品食物链会受到破坏？那 时候，我们甚至不懂高清晰度电视是啥玩意儿。而欧洲人已经槁起了一家研 制高清晰度电视的联合企业，从政府那里弄到手 2 亿美元补贴。日本人也建 立了一套研制高清晰度电视的组织系统，是 1981 年由一家联合企业发展起来 的，政府资助了 5 亿美元。”
　　1988 年 9 月，联邦信息委员会也随之改变了立场，决定高清晰度电视制 式必须跟国内目前的电视系统兼容。由于日本在设计高清晰度电视系统时， 目的就要使得前一代的电视机陈旧过时，联邦信息委员会的这项决定便为其 它正在设计的十来种制式提供了机会，其中包括欧洲的 MAC 制式。 1988 年 底，美国研制高清晰度电视还是各槁各的，缺乏协调。政府只是把各方面机
　　
构召集在一起，开了几次会，但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
　　1989 年，许多家公司，包括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呼吁成立一家联合企业。 新任商务部长和一些国会议员也要求采取行动。美国电子制造商协会要求联 邦政府提供 1．3 亿美元资助，还要求五角大楼和其它机构提供贷款或贷款担 保。理由是国家利益受到威胁。
　　1989 年夏，商务部的倡议在白宫受到意外阻碍。白宫的行政管理和预算 处、经济顾问委员会以及高级职员都不同意单单援助某一特定工业的方案。 国防部，尤其是国防部下属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则持与此针锋相对的观 点。在国防部看来，不难按对国家利益贡献大小对各个工业部门分类排队。 先进的电子工业启然要比生产缝衣针更重要。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干 劲十足的克雷格·菲尔兹，已经拿出 3000 万美元，用来研制高清晰度平面荧 屏图象显示部件。为了这一高清晰度电视机的关键部件，菲尔兹还在提供更 多的经费。但是，这样一来就涉及国防部利益究竟何在的问题。如果只是从 军事角度考虑，结果也有可能对提高商业竞争能力帮助不大。
　　不过，话又说回来，国防部研究预算的大头严格限制只能用在军事目的 上，每年大约有 370 亿美元。但是，下属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却把 13 亿美 元的预算平分给商业和军事项目。这种分摊经费的方法反映出国防高级研究 计划局的任务：确保美国技术领先，防止重演类似 1958 年前苏联发射人造地 球卫星那样出乎意料的事件。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本身并不搞研究，只是扶 持它认为重要的项目，提供经费，控制研究方向。这些项目大部分由生产厂 家和各个大学来执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常常在风险投资企业和各高科技 公司之间牵线搭桥。军事用途还是产品商业化，表现在生物工程方面，是商 业化压倒了军事考虑。美国占有世界 90％生物技术市场，而国防部对生物工 程却不像对电子学那样感兴趣。政府只为生物工艺制定规章制度，但参与开 发生物工程工业却不多，而欧洲和日本却都瞄准生物技术，作为一项战略工 业来抓。美国一家主要的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的经理小厄尔·H·哈宾逊 认为下述情况将使美国在竞争中吃亏：日本政府正竭力赶超美国??。我们 不能这样假定，单凭美国迄今在开拓遗传工程方面领先，今后就会保住领先 地位，顺理成章，从这场技术革命捞取好处的，也就非美国公司莫属了。要 牢记电子工业的教训??。我们的确需要各级政府高级官员把关，保证产品 安全有效，但审批不能拖拖拉拉??。美国生物技术工业界必须齐心协力， 大搞产品商业化。要不，其它国家就会抢先了。我们只好买他们的产品了。 瞧着吧，用不了多久，就会弄到这步田地。
　　哈宾逊大声疾呼，要求改进与政府的关系，呼吁建立起一个机制，把生 物技术工业界动员起来。可是生物技术偏佩又没有跟军事用途挂上钩。结果， 除了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感点兴趣外，很少受到政府支持。当日本和欧洲开 始在生物技术领域连连得手时，美国怎么办？生物技术工业要不要一个全国 性的战略？处于日本的围攻下，1989 年，美国半导体工业朝着制定全国性战
　　
略方向迈了一大步，建立了非营利性的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由美国排头的
14 家半导体公司组成，其中包括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创 立这家联合企业是为了拓展半导体制造业所需知识，夺回美国在半导体产品 上的领先地位。政府答应五年内拿出 5 亿美元支持半导体企业。另外 5 亿美 元由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各成员集资，政府方面的倡议者是国防高级研究计 划局。
　　既然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在美国数头一家联合企业，对其来龙去脉进行 深入分析，弄清如何管理这样的公司以及如何与政府建立新型的关系，很能 证明问题。


产、供、销一条龙的食物链


　　1947 年，威廉·B·肖克立带领贝尔试验室一支工程师队伍，发明了晶 体管，从此诞生了半导体或称芯片工业。迄至 1988 年，半导体的世界销售量
达 500 亿美元。美国半导体制造商分为两类：一类是“批发商”即生产芯片 是为了卖给其它公司。另一类是“受母公司控制商”（简称“受控商”）， 即生产的芯片几乎供内部使用。美国的“批发商”包括：莫托洛拉、得克萨 斯仪器、英特尔、国家／费尔柴尔德。 1987 年，这样的批发商在美国将近
有 200 家，雇工大约 25 万，大多数规模都很小。“受控商”包括：国际商用 机器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数字计算机设备公司、惠普公司、计数设备 电子公司。
　　这两类芯片制造商们都属于一个组织严密的生态系统，亦即谁都得依赖 的食物链。上游企业指的是生产的设备用于制造和检测芯片，包括：珀金·埃 尔默公司、通用信号、以及其它 700 家制造商，大多数企业的销售量都低于
1000 万美元。孟山都公司等硅片制造商也属这一类。孟山都公司是 1988 年 美国唯一残存的独立公司，专门生产硅片。下面我们将要谈到珀金·埃尔默 公司宣布不再生产设备，孟山都公司则将硅片厂卖给了一家德国公司。设备 生产商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量还不到 50％，对国外市场的销售量依赖很 大。下游的芯片制造商向高达 4000 亿美元产值的世界电子工业提供芯片，其 中包括：计算机生产商、远距离通信器材生产商、电子消费品、工业产品生 产商，以及军用武器生产商等。
　　跟日本和欧洲的半导体厂商不同，美国半导体食物链支离破碎，由上千 家公司组成，大多规模很小。美国各电子公司和计算机公司，甚至像国际商 用机器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这样自己生产芯片的公司，也从美国各独立 制造商手上购买半导体，购买数量正在不断增长。相形之下，日立和东芝这 样的日本芯片使用商，不仅生产全部自用芯片，而且还大量出口。这些日本 芯片使用商与设备材料供应商保持着密切的工作关系，能分享对方的专利信 息，彼此互相配合。而美国半导体制造公司与供应商间则互不信任，彼此对
　　
抗。在欧洲，飞利蒲、西门子和汤姆森等大型电子公司，象其日本竞争对手 一样，生产芯片既为本身使用，又供出口。不过，他们对美日两国的设备和 材料供应商却依赖很深。
　　半导体产品五花八门，品种繁多。但是，在半导体的技术进步方面起带 头作用的是动态随机存贮器芯片，其主要部件较易减少，芯片功能较易增加。 这跟复杂的逻辑芯片不同。在 1975—1988 年期间，美国销售商占世界动态随 机存贮器市场的份额从近 100％猛降至不到 8％，生意大部分让日本公司抢 走，美国在包括各类半导体在内的总体销售市场上的份额，也从 1975 年的
60％降到 1987 年的 39％。同期，日本的份额从 20％升至 48％。欧洲不升不 降，保持 11％的市场份额；韩国获得 6％。
　　为了从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重新崛起，美国半导体工业在 19 眈年萌 发了建立半导体制造技术联合企业的构想，为了弄清这一企业集团，评估其 获得成功的机会，有必要先仔细研究一番日本的壮举。尤其要研究日本政府 与企业间的关系，特别是通产省与企业间的关系。


在日本：为提高竞争能力而合作


　　1965 年，日本几乎无计算机工业可言。通产省和电子工业巨头认定，为 了实现日本的国家目标，亦即消除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社会需求，日本必 须在计算机制造业领先。正如钢铁、汽车等其它主要工业一样，日本决心攀 登技术高峰，在那些最终会带来巨大财源以及向更先进领域进军所需的知 识、技术的工业部门，夺取世界领导地位。一项工业上去了，就会为另一项 工业的成功搭上一块积木，停止搭积木就会滑下去。正如本书第一章谈到的 那样，日本人不愿接受西方的比较利益这套说法，决心自己动手，创造比较 优势，并且一个劲地下去。
　　到了 70 年代中期，日本搞起来了计算机工业，但是规模很小，仅占 5％ 世界市场，远远落后于世界领先者，尤其落后于当时占有近 50％日本市场的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而且，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向前冲得很猛；通产省的策划 者们读到这家公司即将在 80 年代研制出“未来”计算机系统时，尤为震惊。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违反美国反托拉斯诉讼案副本，慷慨大方地透露了这项迄 今保密的计划。不仅如此，日本计算机用户还在不停抱怨被迫使用二流日本 货，而美国则在施加压力，要求日本降低贸易壁垒。
　　正是在这样一种危机不断加深的气氛下，日本计算机工业开始与通产省 一起商讨如何赶上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日本计算机工业分为两部分：电子工 业促进协会，由 70～80 家小公司组成；日立、富士通、东芝、日产和三菱等
5 家生产主机的大公司。由于自民党政府明确表示，不打算扶助个别公司， 大公司便从电子工业促进协会成员中间选择合作伙伴，结果形成了 5 大伙伴 关系网。

　　为了改进芯片，1976 年 4 月成立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协会，成 员囊括 5 大公司。通产省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确保每家公司都要参加进 来，迫使他们携手合作。讲合作并不容易。在内心，这些充满武士道精神的 公司都是竞争对手，几十年来竞相为日本争光。通产省求助于各公司的爱国 主义，但以不提供政府资金作为威胁手段，要求它们加强合作。
　　约瑟夫·L·鲍尔在研究日本这项巨大项目的论文中，授引了一位日本公 司经理的话：“我们看到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未来系统概念，知道没有通产 省希望的那种合作，就对付不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威胁。”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协会由董事会管理，协会内各公司总裁每年 轮流任董事会主席。一位实际操纵董事会的主管董事曾经是通产省倍受尊敬 的高级官员。研究协会包括 6 个合作实验室，预算经费每年定一次，由通产 省与各成员公司各承担一半。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协会规定协会只存在 4 年，属非营利性质， 唯一目的就是帮助协会成员大子快上，参加竞争。各研究人员都是从 5 大公 司借来，授权把协会研究成果带回各公司。5 大公司出借最棒的研究人员吗？ 一个公司经理解释说：“我们很难派出尖子人员，于是派出优秀人员。”项 目研究人员按在本公司任职期内的相应级别，从母公司领取工资，因此研究 人员不清楚别人拿多少工资。协会下属研究部门的雇员委员会对研究人员进 行考绩，然后将考绩表送交各雇员本公司。
　　各个实验室和来自各个公司的小组之间竞争十分激烈。主管董事凭借这 股竞争精神，既推动研究工作，又防止互相扯皮。他能办到这一点，是因为 来自政府，与任何公司没有联系，并且拿出很多时间搞好这项工作，包括晚 上限协会研究人员一道大喝日本米酒。
　　当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协会于 1980 年停办时，协会的成果震惊了 世界，开发了 256K 随机存取存贮器芯片，这从原先的 64K 芯片向前大大跨了 一步。研究协会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程序技术上申请了 1000 项专利，在 1982 年世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第二次会议上，日本代表提出的论文跟美国的一样 多。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协会的项目一炮打响，有以下几个原因：
（1）主攻目标明确，人人理解，个个赞同。
（2）有紧迫感，甚至危机感，时机抓得准。
（3）限期完成任务。
（4）主力队员，即 5 大公司，统统上场。
（5）事前准备、策划了至少一年。
（6）研究人员有能耐，劲头十足。
　　虽然政府提供大量资金（11200 万美元的直接补贴和减少赋税），但是 最重要的角色也许还在于促成了以上取得成功的诸多因素。政府在危机关头 认清并确定了国家利益；胁追各主要公司合作；为公司间合作牵线搭桥；调 解并缓和各公司间矛盾，保持项目高标准。这些事单靠企业界是绝不可能办
　　
到的。


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合作


　　下一幕，还是让我们回到美国吧。1981 年春，日本大踏步向前奔，震惊 了控制数据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威廉·诺里斯。他竭力鼓起计算机业同 行对合作研究的劲头。他说：“美国微电子和计算机公司正遭受重重打击； 资本来源缺少；资本成本高；发展和探索新技术前景的资金需求猛增。鉴于 公司问重复研究造成浪费，威廉·诺里斯建议新建一个成员持股的营利性微 电子计算机技术公司。诺里斯列举了持股的好处：拓宽研究范围；共同发展， 集中机械设备和服务；提高对技术需求和陷阱的警觉；优化利用紧缺的技术 人才。微电子计算机技术公司研究项目同样甚广，包括基础应用研究、研制 检测仪器、包装技术、原型样品即实验性制造、计算机设计研究，等等。 美国工业界的反应酷似当年日本 5 大公司首次与通产省打交道时的情 景。斯佩里联合真空管公司董事长 H·格伦·哈尼说：“咱们这行技术的精 髓就是芯片和微电子，叫人心甘情愿放弃对研究和开发攻关目标的控制，跟
竞争对手共享。这种做法没有什么吸引力。”
　　可是 1982 年 2 月，在佛罗里达州奥兰托城，16 家公司聚会，探索合作 研究的可能性，诺里斯告诉他们：近几个月来，微电子和计算机工业领域内， 日本挑战范围之广，性质之严重，证据确凿，记录在案，已经引起纷纷议论。 仅仅短短几年功夫，美国半导体工业在半导体存贮器的领导地位便遭到削 弱?。刚几个月前日本人声称在继续向微电子市场进军；同时，又扬言日本 要同样争取到 80 年代未赢得世界计算机领先地位。
　　几个月后，于 1982 年 8 月宣告成立了微电子计算机技术公司，共有 10 名成员。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两家大户都没有参加。国 防部对新公司颇感兴趣，派了一名代表出席了奥兰托会议，但政府并没有加 入这家公司。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抱很大期望；当前国家安全署署长兼中央 情报局副局长、海军上将博比·雷·英曼同意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时，更是 如此。英曼是得克萨斯人，一次便从州里搞到令人垂涎的 2350 万美元，于是 公司便设立在得克萨斯州中部的奥斯丁城。到了 1987 年，公司己拥有 20 个 成员，其中 3 名成员在年底便离开了，英曼也同时离职了。 1987 年 7 月， 得克萨斯仪器公司的格兰特·A·达夫接替了芙曼。达夫立下宏愿，要微电子 计算机公司搞超导研究，公司每年预算为 7500 万美元，雇佣了 450 人，大都 由公司直接招聘。看样子，公司好像果真搞起来了，堵住了怀疑派的嘴。可 是只有很少数成员公司真正把公司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生产上去。某些人说： “期望出成绩还为时过早”，其他入则争辨说，“研究出的知识转让给公司 成员们实在太难了。”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副总裁兼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董事会代表福德·凯恩

说：“技术转让难就难在微电子计算机技术公司组织结构有毛病。带着研究 项目来参加的公司不算微电子计算机技术公司的正式成员，这就使筹措基金 来源分散；公司成员出出进进不断，成天总是在聘用人员，令人伤脑筋。缺 少大量带着研究任务来工作的研究人员，便产生了以下两个问题：成员公司 不愿选派技术尖子来，技术转让也就成了问题，原因是只有带者研究任务来 的人员才可能成为信息交流的主要传递工具。”
　　其实，微电子计算机技术公司起到最持久的效应还是正式立法。为了能 让公司合法：就要修正反托拉斯法法案。另订的 1984 年全国合作研究法案由 国会通过。目的在于促进研究与开发，鼓励革新，刺激贸易，对反托拉斯条 款进行必要、适当的修改。“条款表明，联合研究与开发的风险企业，不能 援引反托拉斯法条款视为非法。”根据 1984 年全国合作研究法案，1985 年，
21 家公司注册登记为微电子计算机技术公司这一联合企业的成员。 不论历史最终如何评价微电子计算机技术公司的功过，对诺里斯清楚看
出的挑战，美国并未作出有力的口应。微电子计算机技术公司是对日本的超 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应战而成立的，但是实在太软弱无力，不足挂齿。正如 先前所述，美国两家最大的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 司，甚至连微电子计算机技术公司的成员都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出，要是两 大公司在 1982 年加入了，司法部准会大吃一惊，认为是在存心跟反托拉斯法 案对着干；当然”，美国政府也没有像日本通产省那样催促这两家公司人伙。
　　微电子计算机公司研究方向空泛、很不具体，而且目的也不明确。赢利 归技术公司，把持股人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归单个的成员公司？目的是搞可 能导致几十年内没有利润的基础研究，还是传播技术知识，以便迅速方便地 转化为竞争优势？微电子计算机技术公司是否关注国家利益，关注美国恢复 竞争优势，增强经济实力，消除贸易赤字？这家技术公司免受反托拉斯条款 严惩，本身就清楚地暗示出美国社会需求已多少受到了威胁。但是，这种社 会需求即便是有，也还没有十分明确他讲清楚。所以，即使公司成员想为社 会需求服务，也很难办。这意味着，技术公司的成员只愿保护与促进本公司 的利益，这样当然就谈不上大家齐心协力干了。早些时候，国防部似乎感兴 趣，暗示出这样做可以满足美国在军事方面的需求。然而，诺里斯却一眼看 出这样做符合商业竞争的需要。日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项目目标明确具 体，紧迫感强，憋足一股劲追赶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相形之下，微电子计算 机技术公司的任务还很含糊，当然算不上那种让日本 5 大公司齐声响应的战 斗号令。


半导体技术，重新评估形势的产物


　　1985 年，半导体工业和政府开始重新评估本身的任务和互相关系。这一 年，美国才算开始有了工业政策。双方这时开始认识到美国微电子食物链遭
　　
受破坏到了何等程度，其严重后果对于公司和国家双方利益意味着什么。尽 管还要再等上几年，彼此才会意识到解救之道是建立伙伴关系，但这年 7 月 份已经播下了这种观念的种子。此时，半导体工业界开始探索成立工业界与 政府台办企业，以便迎接日本的挑战。一开始，许多工业界头面人物满腹怀 疑。
　　12 月，国防部主管研究与工程的代理副部长在国防科学局创建一个特别 工作组来估计半导体工业最近动向的重大意义。成员包括企业界与科学界的 杰出领袖。特别工作组由诺曼·奥古斯丁领导。诺曼是马丁·玛丽埃塔公司 总裁兼总经理，该公司也是微电子计算机技术公司成员。大约同一时间，国 际商用机器公司副总裁桑福德·凯恩向本公司高层管理部门讲话，产生了令 人震惊的效果。他说：“没有人意识到情况已经遭到了何等地步。”
　　以前，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一直是纯粹从全球角度考虑自身地位的，只是 到了这时才如梦方醒，要跟日本一争高低，一个强大的美国基地必不可少。 凯恩说：“我们公司是世界上芯片最大买主，我们喜欢就地进货，但是并不 想失掉买美国芯片的选择。此外，既然许多日本公司既是竞争对手又是供应 商，我们并不想走投无路，只得依赖竞争对手。”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关心的第二个原因是要想保住这家公司作为世界最大 芯片生产商的地位。凯恩说：“我们在公司内部生产芯片，这才使我们能够 保持住技术优势。为了保持在高技术的最前沿，我们需要尖端设备来生产半 导体产品。”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无法指望从竞争对手日本人那里得到这样的 设备。我们要购买尖端设备就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设备工业，这又依赖于强 大的美国芯片工业。不然，美国设备生产商就会衰退或被吸引到国外去。“这 样，当我们分析了芯片供应数字百分比时就看到美国的半导体工业正在垂死 挣扎，知道非想点办法不可了。”
　　1985 年 6 月，全国半导体公司董事长查理·斯波克召开了半导体工业协 会会议；在会上，同意设法在设备生产商、芯片制造商、最终用户以及政府 高级官员之间达成共识。斯波克说：“美国的体制搞设计很不错，但搞制造 不行。”于是成立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的想法便诞生了；成立一家联合企业， 专攻制造加工的诀窍。
　　最初订计划时．没有把政府考虑进去。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副总裁凯恩说： “我们原想半导体工业界可以单干，担心花了政府钱会受政府管。但我很快 就发现单靠本行业筹措这样规模的资金搞不了制造技术公司。”于是工业界 从不愿政府插手到接受政府资金，接受也还疑虑重重。后来，像我们将会看 到的这一行动使政府扮演的角色发生了的看法有了重大改变。
　　1987 年 2 月，政府支持搞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奥 古斯丁的国防科学局下属特别工作组得出结论，说美国武装力量仰赖在电子 技术上领先；要领先，关键是抓半导体；把半导体搞上去，关键又要看竞争 性强的大批量生产；竞争性强的大批量生产又要靠在商业市场上的强大实
　　
力。报告指出，美国半导体工业在商业性大批量生产上的领先地位，处境危 险。同时警告说，用不了多久，在半导体先进技术方面，美国国防就得依赖 从外国引进技术。既然半导体工业的兴旺发达对国防至关重要，特别工作组 建议国防部每年拿出大约两亿美元，以合同方式鼓励扶持创办一家美国半导 体制造研究所，作为美国制造商的联合企业。
　　尽管半导体工业界支持创办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的人越来越多，但还是 有人顾虑重重。一家小公司的董事长把这家技术公司看成是打着爱国幌子给 大公司补贴，反映出担心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处于主宰地位，也不相信十四家 创建公司当中的其他大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数据设备公司以及全国 半导体公司等等。
　　国防科研局报告发表后，半导体工业协会立即正式提出创办半导体制造 技术公司的建议，成立了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筹划指导委员会。全国半导体 公司董事长查理·斯波克出任委员会主席，负责指挥在华盛顿进行游说努力， 以确保把政府的资助弄到手。在国会召开的听证会上，半导体工业的头头们 列举种种理由，说明搞这家技术公司符合国家利益。罗伯特·诺印斯说：“国 家经济繁荣昌盛，美国电子工业的前途就有了保证，关键的微电子产品也就 有了足够的国内来源，这对国防是至关重要的。”国会通过成立半导体制造 技术公司的条款，出于军事与商业双重目的。条款是作为日后 1988 年贸易法 案的一部分，于 1987 年 3 月在众议院提出的。法案强调创办半导体制造技术 公司是一个重要手段，用来在一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增强商业竞争能力。这 种论调在当时非常流行。几个月后，参议院在一项国防提案里又提到了要创 办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到了十月份，参众两院终于同意还是由国防部来抓 这件事。国防部有钱，有监督执行的技术人才，还有国会议员投票支持。要 是由商务部来抓，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就会办成纯营利性的，但上述三条都 不具备。国会算是支持办技术公司了，行政部呢，至少不冷不热。商务部长 马尔科姆·鲍德里奇觉得槁半导体制造技术的想法还不错，但认为摊子铺得 太大了，最终建议的数字是要政府 5 年内每年拿出 1 亿美元来。他告诉半导 体工业协会，他还在打好些仗，战线拉得大长了，实在没法背这个包袱。行 政管理和预算局强烈反对，但在国防利益这顶大帽子下只得同意了。行政管 理和预算局的汤姆·多尔西博士说：“这 14 家半导体公司花在研究与开发的 总预算超过 45 亿美元，他们口口声声说，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对于他们的成 功至关重要。除非政府每年投入 1 亿美元，否则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就搞不 起来。那么，它们本身难道就没有研究重点了吗？为什么非要政府掏钱不
可？”
　　“这里的确有个耍弄政治手腕的危险，它们提出这种要求，并非是出于 开发半导体技术的需要，而是想最终搞成个数额庞大的政府资助项目。资源 配置、发展重点这些事不该政府来管，应该交给市场去管。”
财政部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都支持多尔西博士的观点。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内部意见不一致，里根总统不肯表态。最后，政府里反对搞半导体制 造技术公司的人士的结论是，搞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的经济或商业理由站 不住脚。不过，多尔西博士说：“如果国防部说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我们就 无话可说了。”1988 年 2 月，半导体制造技术的项目分派给国防高级研究计 划署去负责，由该署副署长克雷格·菲尔兹抓总，他 1989 年升为正署长。半 导体工业界头头们对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的角色有两种不同看法。一些人担 心政府会插手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的管理；另一些人重视政府的介入，因为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雇佣了一些全国最棒的微电子学科学家和工程师；菲尔 兹本人又深受尊重。人们认为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可以帮助怦估半导体制造 技术公司的项目工作，在参加这一项目的相互竞争的公司成员之间进行协 调，同时撮合技术公司与 200 家半导体专业小公司之间的关系，这些小公司 虽然没有参加这个项目，但是可以从这一项目受益。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还 可以协调与调解极其重要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和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之间的 关系；也可帮助加强电子工业界内芯片制造商与芯片用户的联系。一开始，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与半导体工业界之间出现了摩擦，成了新闻界兴高采列 地报道的热门话题。菲尔兹拒绝了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最初的研究计划，后 来成为技术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凯恩承认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到国防高级研 究计划署的期望。菲尔兹说：“那项计划确实没有什么油水，我把他们搞的 行动计划统统顶了回去，这档子事就得这么干，来来回回，反复多次。”然 而，菲尔兹更担心参加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的成员之间的竞争的严重性。他 告诉凯恩说：“作为各个公司，你们提交了高级研究项目，要我们国防高级 研究计划署资助，而你们彼此却各搞一套。你们告诉我们的事，要比你们彼 此之间谈的更多。”到了 1988 年夏天，菲尔兹对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研究日 程增加了影响，但是却没有实施权。不过，菲尔兹和国会每年都要审查半导 体制造技术公司的计划和政府资助的使用情况。因此，在半导体业务与政府 的关系上，国防部实际上拥有不可低估的权力。按照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副总 裁桑福德·凯恩说的：“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的头头们不但欢迎国防高级研 究计划署过间，还唯恐菲尔兹在其它方面的事物上分心，例如，高清晰度录 相显示器，照应不过来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由此可见，半导体工业界对 政府的态度已经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


万事大吉了吗


　　1989 年初，商务部发布关于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第一年度的经费情况报 告，赞扬罗伯特·诺伊斯和他的同事取得的成绩。罗伯特·诺伊斯是半导体 制造技术公司首任总经理。他们进展快，准备在 1993 年开发出适于高产量、 能供工厂应用的集成电路生产技术，电路的导线小到 0．35 微米。这将使美 国领先日本芯片制造商 6～12 个月，领先大多数美国芯片厂家达 3 年。报告
　　
说：“这一成果对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的成员将有非常巨大的好处。” 联合企业成功的因素 同业协会牵头：这是使企业面向市场，影响同业大户的唯一办法，非政
府所能胜任。这就要求一个强有力的行业协会，如半导体工业协会。 时机：非瞅准时机不可。半导体工业早在 1982 年就议过成立半导体制造
技术公司一事，等到 4 年后，销售量下滑，利润直线下降，情况非常严重， 这时才动手。看来拖得太久了。
　　公司高层亲自抓：只让一伙技术人员抓，最糟莫过于此。你会听到许多 科技趣闻，但很少跟市场沾边。
　　成员：大户必须入伙。例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参 加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便是一例。
　　会员费：成员资格必须按其本身价值定价。如果成员出资不多，就不会 把联合企业当头号重点。
目标：必须明确、能检查，务必限期完成。 总经理：此人应在半导体整个食物链各环节的公司以及华盛顿都受到信
赖。
　　当总经理要有奔头：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物色总经理人选，煞费苦心。 许多合格候选人不想脱离原公司晋升阶梯，害怕从此不见人影，失去在公司 的晋升机会。各个公司必须尊重并酬劳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总经理一职，把 此职作为可以晋升到本公司顶层的另一途径。
　　雇员：临时带研究任务去的与常年在技术公司任职的人员要取得平衡小 委派人员可成为成员公司间的渠道，以便双向流动信息，常年人员可保证技 术公司工作的连续性。派人去技术公司要把好关，确保人员素质高。
　　文化修养：罗伯特·诺伊斯认为这点最难办，一大群员工作风观点迥异， 互相拆台，必须让他们通力合作才行。
　　报告确定了应引起今后关注的问题。如：成员公司搞好项目的诺言是否 兑现；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与设备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是否紧密并富有持久生 命力；各公司是否希望进行长期投资，把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转化为市场份额； 欧洲工业界与政府的微电子联合企业——欧洲联合亚微米硅计划的威胁就在 眼前等等。此外，报告也有失误，未能推测到芯片用户今后的分布情况。消 费电子厂商大多已迁出美国，日本在高清晰度电视的竞赛中又遥遥领先，而 高清晰度电视业可能成为芯片最大用户。既然日本与欧洲都决心增强本国芯 片生产，那么准会鼓励用户买本国货，日本和欧洲都被拒于半导体制造技术 公司——这一美国俱乐部的大门之外，就更让它们觉得这样做理直气壮。1989
年 6 月，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以及其它美国计算机与芯片制造商宣称，正在集
资 10 亿美元，创建美国存贮器联合企业来生产 4 兆位动态随机存取存贮器， 由桑福德·凯恩任总经理。国会已在立法，使这家新联合企业不致成为反托 拉斯人士的靶子。可惜，这家联合企业于 1990 年初便散伙了。

商务部这份报告墨迹未干，报告里提心吊胆的事就一一出现了。 1989
年 4 月，80 年代世界主要芯片生产设备制造商铂金·埃尔默公司宣布，由于 日本人的竞争，打算收摊子了，不久就传出日本尼康公司有意买下这家工厂 的风声。这时，芯片生产设备行业的头三名已首次全部落人日本公司手中。 珀金·埃尔默公司则由于经营亏损，从世界排名第二跌到了第八位。尽管该 公司宣布生产出了能把计算机集成电路蚀刻在硅片上的新一代世界级机器， 也无济于事。
　　在此以前，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成员之一——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宣布了 与日立公司合作，共同承担费用，开发 16 兆位存贮器芯片，这种芯片是用在 高清晰度电视和录相机上的。日立公司的这两项产品居世界领先地位，而美 国却一项也不制造。孟山都公司是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的主要硅片供应商， 而且还是仅存的最后一家硅片专业厂（芯片是将集成电路蚀刻在硅片上做成 的）。但是，这家公司也宣布将把硅片工厂卖给德国霍伊尔斯有限公司。里 根总统根据 1988 年贸易法的一项条款，下令财政部牵头的外国在美投资委员 会调查这笔交易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最终予以批准。
　　琅金·埃尔默公司宣布歇业引起的反应恰好反映出本章开始就提到的两 种选择。在赞成一切听其自然这些人眼里，宣布停业是项明智决定，最符合 公司股东的利益；在主张工业界合作并与政府结成伙伴关系另一派人看来， 这件事十分不幸，标志着美国竞争能力仍在继续下滑，罗伯特·诺印斯说： “日本有钱投资，美国没有，这一场戏还没有到头。美国储蓄存款率太低， 制造业的底子大多叫人挖空了，珀金·埃尔默公司停业可不是个好兆头。” 同时，考虑到这件事对美国半导体制造业的影响，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公 司位于计算机公司集中地圣·荷瑟从事市场调研的总经理杰里·哈奇森说： “政府竟会让外国人购买珀金·埃尔默设备公司，真亏他们做得出来。”
　　华尔街却一片兴高采烈，夸奖珀金·埃尔戳公司有魄力。希尔森·莱曼·赫 顿公司老板斯蒂芬·巴里格说：“我对珀金·埃尔默公司的资方的崇敬一下 子高了许多。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竞争现实面前，最好干你真能干得很棒很 棒的事，全力以赴保住地盘；那些明知干不了、干不好的事，就不如趁早收 摊。”
　　在菲尔兹领导下，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在美国是否至少可以起一部分日 本通产省的作用呢，调动各方力量努力加强衰老了的电子业食物链？要改善 美国的处境，政府就要个总体战略，通盘考虑军事、贸易、外交以及商务各 方面的利益。此外，制订这样的战略，还需要评估其他国家的力量，使之各 得其所。在这个相互依赖的时代，美国无法单于，要引进外国投资，跟外国 企业合资。一些国外投资和盟友比其它的国外投资和盟友好；不过，外国投 资和合营伙伴有的利于增强美国的技术竞争能力，有的却在挖墙脚。尽管国 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具有双重目的，但是由国防部挂帅搞出来的工业政策就可 能缺少综观全盘的眼光。说到底，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民族排他主义的色彩
　　
太浓厚，就是国防部插手的结果，这样干是否会激怒外国人，引起他们反击 报复？会不会断送美国半导体产品的国外市场？会不会使美国人跟国外的重 大发明创造隔绝起来？
　　当然，也可以提出美国别无其它选择的论点来为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不 让外国公司参加的做法辩护。理由是：研究与开发成本上升，扩大经营规模 的要求猛增，全球市场到处筑起壁垒。比如，美国芯片制造商进入日本市场 的途径堵得很紧，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劣势，只好催促政府扬言，日本要是 不多买些美国芯片，美国国内市场就要向日本关闭；接着，美国芯片工业就 建立起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这样一家清一色的美国联合企业，来改善半导体 芯片的制造能力，增强美国本身的电子业食物链。要想恢复这条食物链，就 需要订出个尽可能只买美国货的政策来。
　　美国这一连串举动，立即激起欧洲人作出类似反应。欧洲联合亚微米硅 计划是飞利蒲、西门子、汤姆逊以及其他 30 家小的欧洲公司创办的，8 年的 预算总共约为 45 亿美元，大体是美国的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预算的 4 倍。其 目标是搞活整条欧洲微电子食物链，从设备与原料的供应商到芯片制造商直 至最终用户形成一条龙。
　　欧洲联合亚微米硅计划是欧洲争取团结、提高国际竞争能力运动的二个 组成部分。但是由谁出钱资助欧洲联合亚微米硅计划？由什么样的管理机构 来管理这项计划？事实证明，在这些问题上做出决定要比定出一张日程安排 表困难得多。比如，为什么希腊要支持这项计划而从中捞取更大好处的却是 德国？荷兰直接出资少，耽误了这项计划的进展，又该从计划中保证得到多 少个就职机会呢？很显然，就长远来说，全欧洲都能从这项计划获得好处； 但从短期来说，有的国家会比其它国家富得快一些。因此，欧洲联合亚微米 硅计划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企业和各国政府间如何安排好伙伴关系。遗憾的 是，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总部没有类似日本通产省的权威。欧洲缺少联合 的历史传统，缺少联合的成功经验，也没有共同的思想信念把参与各方紧紧 地结合在一起。欧洲联合亚微米硅计划会成为一个类似日本通产省那样的机 构吗？
　　要是欧洲联合亚微米硅计划果真搞起来了，无论背后是否有政府在存心 怂恿，欧洲人便会自然而然尽可能从欧洲公司手里卖东西，不愿买日本或美 国公司的产品，再说，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采取美国人的民族主义做法， 已经引起一些人担忧。美国人都能这么干，为什么欧洲联合亚微米硅计划与 欧洲公司就不能同样只顾欧洲呢？
　　看来一项带战略性的贸易政策已经呼之欲出了，基础是严格按照互惠原 则办事的双边安排。类似的趋势已在商用飞机、机床、通信工业等领域出现。 贸易政策可以成为一个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既然在实行以国防为中心的工 业政策，国防部就得肩负起贸易职责来，特别是增强美国竞争能力的职责。 这一来是不是就会开始突破国防部赋予采购部门的权力范围呢？要是的话，
　　
当然就会意味着国防采购方针的重大变革。根据原来的方针，1989 年国防部 显然考虑更多的只是降低成本，而不是增强国家的竞争能力。根据一项估计，
有 300 亿美元或大约 15％的国防预算拨款直接或间接流入了外国公司的腰 包。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一份报告里发现，从现有资料看，在 1980～
1986 年间，122 项与军事有关的产品中，竟有 104 项的进口货数量上升了。 既然美国要履行自由贸易的诺言，又受到紧缩国防预算的限制，加之，其他 各国，尤其是日本和韩国，都在实行争夺技术优势的战略，五角大楼的高级 官员认为这样一来国防采购当中进口货数量增长的趋势便无法避免了。战略 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问道，“只顾节省开支来提高效率这一做法，弄 到后来会不会反而越来越依赖进口货？”在这里，作者无妨再追问一句，这 样做对于恢复美国高技术竞争能力的目标难道不会帮倒忙吗？
　　显然，由国防部来抓工业政策存在着不少问题。单靠一家半导体制造技 术公司不能万事大吉，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才能实现把供货商、制造商和用户 结为一个整体的目标，才能有一个相互协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才能有更多 经费，才能普遍降低资本成本，才能更多关心高级工程师的来源日益枯竭的 问题。也许美国还有一条路好走，按照德国邮电部长的建议，在开发高清晰 度电视问题上，跟欧洲携手，共同追赶日本。无论怎样，看来务必要有一个 美国的经济战略。问题是，这项战略在哪里制订？由谁来制订？根据什么标 准来制订？
一个美国式的通产省？
　　1988 年底，国防科技局要求国防部长要敢讲话，呼吁制订一项经济政策 来事先阻止“技术领先地位日益落入盟友和敌人两者手中”。国防科技局建 议成立一个工业政策委员会，由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主持，提出政策性建议来 加强攸关军事实力的各个工业部门。也有人认为，无妨让根据 1988 年贸易法 案建立的竞争能力委员会来制订重振美国竞争能力的战略。再有一种选择就 是提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地位，1989 年 1 月，布什政府就职时，把上述 种种方案统统撇在一旁，新班子十分讨厌工业政策这一套。于是，国家竞争 能力的事就交给以副总统丹·奎尔为首、由政府官员组成的特别行动组去抓 了。
　　早在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成立之时就遗留下这样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创办这类公司，究竟是出于军事还是商业目的？也许，正如国防科技局 1988 年底在建议报告里提出的那样，商业竞争能力是经济实力的先决条件，而经 济实力又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果真如此，对国防部的权限便很难加以限制了。 既然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看上去拥有备受尊重的人才，那么，顺理成章，美 国式通产省的候选人就非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莫属了。这种想法格外具有吸 引力。理由是：尽管美国人对工业竞争能力这类事要由政府来操办，在思想 上搞不通，但是，一提到事关国家安全，什么思想障碍就都一扫而光了。因 此，把经济竞争能力当成安全问题从政治上看可能不无道理，事实上也的确
　　
如此。不过，这么一来，其它工业就有可能会遭到冷遇，例如，生物技术跟 国防的联系就没有那么紧。要是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果真成为类似通产省那 样的一类机构，也许最好还是放在国防部管辖范围之外更妥当些？但是放在 哪儿才保险呢？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每年开销高达 13 亿美元，放在国防部
300 亿美元的预算内，受到精心庇护，要是放在其它部门，如商务部，这样 庞大的开支，便很容易遭到攻击。此外，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在国防部是张 活牌，权力范围可以兼顾军事和商业两个方面。
　　到了 1989 年底，在华盛顿，围绕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作用旁及恢复美 国竞争能力的高科技战略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冷战烟消 云散，世界的权力争夺从军事转向经济，速度之快，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对 美国安全的最大危险莫过于工业基础遭到逐步削弱。环顾世界各个工业国 家，美国形单影支，唯独没有什么战略来确保其世界经济地位。美国人要提 高生活水平，增强经济实力，都得依赖带有关键意义的未来技术，而这一美 国的命根子却在不断掉队。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都各得其所了。但又处境危 险。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把军事安全作为干任何事情的政治根据破坏无 遗，连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项目也未能幸兔。白宫大砍预算的刀斧手们， 以冷战结束为名，要求国防部削减开支。老派理论家们又搬出了看不见的手 和自由市场这套耳熟能详的教条来。可是，与此同时，由经济学家、工业界 领袖和政府官员组成的两个杰出小组却一致发出警告说，除非政府采取规模 更大、范围更广的战略来解救电子工业，美国就将面临可怕的经济后果。经 济政策研究所在报告中说，美国工业要是不在高清晰度电视以及与之关连的 半导体、计算机、影象显示器等工业占有一席之地，到了 2010 年，在这几项 工业上就要赔掉 2250 亿美元贸易赤字，丧失 200 万个就业机会。全国半导体 业顾问委员会建议，对半导体制造技术的资助，从现在开始每年增加 1 亿美 元；下大气力恢复断裂了的电子食物链；降低资本成本；在美国重建消费电 子工业。全国半导体工业顾问委员会会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下属贝尔实验 室负责人伊恩·诺斯说，“举目四望，竟然无一趋势的方向是对头的。”（见
表 2-2 和 2-3）生产制造芯片所需设备和林料的公司衰落程度尤为严重。诺 斯博士预计，除非今后两年内采取补救行动，电子工业将落后于日本整整一 代技术。因此，尽管遭到许多人反对，白宫反得尤为起劲，美国还是在朝着 制订工业政策，亦即制订提高竞争能力的全国性战略的方向走去，要不这样 干，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美国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搞起一套像日本那样效 率高的办事程序来。对于国家的长远未来，在通产省和各大公司之间，形成 了商讨的习惯，这样的习惯在美国还未养成。人们怀疑政府能否有权挑选胜 利者，决定哪些工业该扶持，哪些工业该淘汰。殊不知日本恰恰就是这么干 的。日本自问：微电子工业、生物技术工业以及通信工业，这些明日的技术 正在迅猛发展，是未来工业的基础。我们日本想在哪些方面占上风？致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