酿酒者是斗士


他必须同变幻莫测的大自然斗。 既有酷暑严寒的熬煎，又有病虫害的袭击。 时而痛饮喜悦之怀，时而品尝倒霉之酒。 所以每一杯洒者是值得尊敬的。 饮每一杯酒，都应给它应有的荣光。
孕育着酒的土地，酿造着酒的人们，那份儿艰辛，全都体现在你的酒杯中。

作 者 简 介


　　欧内所特·盖浩 1909 年 3 月 18 日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杰克逊。他足设在 加利福尼亚州莫德斯托的盖洛兄弟酒业公司的董事长。


　　朱利欧·盖洛 1910 年 3 月 21 日生于加刊福尼亚州奥克兰。在完成此书 之后不久，他于 1993 年 5 月 2 日逝世。


　　布鲁斯·亨德森是一位作家，他同妻子和两个孩子居住于加利福尼亚州 塞瓦斯托波尔。他著有多部作品。其中包括《大海会告诉你》（同文森特·巴 格利奥斯合著）和《骗子帝国》。
　　
　　　　　　　　　本书简介

这是盖济兄弟从赤贫走向发家致富的艰难创业史。
　　盖洛兄弟是 19 世纪叨年代初西方大萧条时期移居美国的意大利移民的 后裔。在这部传奇性的自传里，他们以生动感人的事例，将自己半个多世纪 的奋斗生涯和充满手足之情的回忆奉献给读者。
　　盖洛兄弟首次讲述了他们兄怎样在图书馆里找到了酿酒手册，并自学酿 造葡萄酒的技术；他们又怎样肉千起家把一个不起眼的作坊逐步发展成为规 模和成就均首屈一指的酒业公司。本侈着力描述了盖洛兄弟凭借自己的锲而 不舍的精神，对质量的执著追求和孜孜不倦的工作，创建了一项前无古人的 行业，并使葡萄酒公司及其产品名扬天下。迄今为止，盖洛兄弟创建的葡萄 酒仍占有美国葡萄酒 25％的市场。
　　这部书用精彩的语言和朴素的感情揭示了盖洛兄弟所具有的天赋和才 能：惊人的判断力、勤学好问的天性，以及不可抑制的干劲。正是这些品质， 使他们的梦想得以成真。此外，本书还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美国企业界在世 界经济竞争中的拼搏精神。盖洛兄弟的故书，发人深忍、催人奋进。
　　
美国酒王传奇

1 木筐当摇篮
欧内斯特 我记忆中最早的东西是葡萄园。
　　我那时大概只有四五岁吧。那正是 8 月中旬前后加利福尼亚的收获季 节。
　　我从未见过我的祖父祖母，因为他们留在意大利。我只记得我的外公外 婆，他们和一些工人在葡萄园摘葡萄，放进木筐里，然后倒到马车上。那是 很累的活儿。小孩子是插不上手的。当我在葡萄架下来回跑累了的时候，祖 母把我放进木筐里，推到葡萄架下的荫凉处。她沿着一行一行的葡萄架往前 走时，也拽着我跟她一起走。夏日的炎热、一串一串的葡萄和那弯弯曲曲的 葡萄藤，以及外婆慈祥的笑容，这一切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当我现在追忆往事时，我已是八十多岁的老翁了。请原谅我有些事记得 比较清楚，有些事则记得不那么清楚。记忆是有选择性的，这是人类的一个 有趣的特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一生中发生的好事记得清，坏事则淡忘了。 为此，我们真得感谢记忆力呢。
我从来没有考虑写一部自传，虽然家人和密友早就劝我这么做。我对历
史一向是很感兴趣的，但我自己太忙了，无暇回忆往事。不过，随着我年事 日高，看到孙子辈都长大成人，我觉得应该让他们了解朱利欧和我倾注了毕 生精力的盖洛兄弟酒业公司的真实情况。我也认识到，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只有朱利欧和我知道。
比我小一岁的朱利欧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但我们也有别的动机。 美国在经济方面遇到了严重的麻烦。多年来，朱利欧和我一直艰苦奋斗，
努力使酿酒业在美国占据重要地位，即使在今天，也使它成为具有美国特色
的独立行业。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如今是更加困难了。我们遗憾地看到， 美国一些非常重要的行业同别国的同类行业相比，相形见继，甚至被人家超 过。这使我们深感痛心。朱利欧和我早就下定决心，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就 不能让外国人控制美国的酿酒业。其他酿酒国家往往有土地便宜、劳动力价 格低廉的优势。加之，我国政府不借牺牲自己的利益，降低关税，帮助别国 的经济，因而使我们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
我们的酿酒公司是在 1933 年夏季根据一项暂时许可证开办的，三个月以
后那个以“禁酒法”闻名的“崇高试验”就寿终正寝了。我们办企业的原则 是：着眼于公司的长远利益，而不斤斤计较眼前的利润。我们的做法被认为 是不寻常的，因为当时公营经济的经理们报酬十分高，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同 上个季度或上一年度的利得比较，旨在获取目前的红利，而置公司长远利益 于不顾。我们之所以能够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因为我们系私营公司，决定权 掌握在家族手中。我们的成败自己承担，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最近有一 批年轻的公司总裁向我取经时，我提出这样的忠告：“保持公司的私营性质， 如果已经实行公营，那就把股权买回来。”）
　　我们的经验是：不屈不挠的意志、忠诚老实的态度、勤否努力、精益求 精，因此，幸运之神不时光顾，使我们得以克服艰难险阻，从几乎一无所有 的地位上升到一个大行业之顶峰。
　　
　　我们的经历还说明，在美国的制度下，这样一个目标似乎是可望而不可 及的，然而竟被家徒四壁、白手起家的移民后代在短短的有生之年实现了。 朱利欧和我在六十多年前创业时，面临着在别人看来几乎是难以克服的 重重困难。我高兴的是，我们当时年轻有为，初生之犊不怕虎。我们除了积
极肯干之外，还充满了只有年轻人才可能有的朝气和信心。 我们希望我们的自传表明，特别是向年轻一代昭示：我们国家的制度的
确有利于那些不甘碌碌无为，而是不断努力、精益求精、务求有成的人。
　　我 1909 年 3 月 18 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杰克逊。我的父母亲分别叫 乔那和萨西，他们在意大利出生时的名字分别为乔塞普·盖洛和阿山塔·比 安科。他们在内华达山西侧山麓经营了一家供应膳食的小客店，专门接待意 大利移民矿工。但是，这股“淘金热”开始降温，大的矿井先后关闭，工人 转移到别处。不久，我的父母亲迁移到隔海湾与旧金山相望的奥克兰，他们 在那里又经营了一个供应膳食的小客店。母亲负责打扫清洁卫生和做饭，每 日向客人供应三餐，而父亲则在一层照顾酒巴。
　　弟弟出生以后，我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他们住在圣华金峡谷的汉福 德市。我在他们那里呆了 6 年。母亲后来告诉我，她要照料客店的日常杂务， 不可能同时照顾我们兄弟俩，弟弟比我小一年零三天，所以我被托在外婆家。 外婆家坐落在汉福德西四街 301 号，外公在池家的后面开了一个小酿酒
厂，生产能力大概只有八九千加仑。
　　外公巴蒂斯塔·比安科比妻子和孩子们先到美国。他是 1892 年 5 月 2 日乘坐威拉号轮船的下等客舱抵达纽约湾埃利斯岛的美国移民中心的。当时
他 32 岁。他在加利福尼亚站稳脚跟，攒了些钱以后，便于 1896 年把老婆孩
子接到美国。外婆带着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包括我母亲，她当时 8 岁）， 艰辛跋涉，横渡大西洋，穿越埃利斯岛，然后乘火车西行。
我早年同外公外婆共同生活，跟外婆的感情特别深。她对我关怀备至，
慈祥善良，不管我年纪多么大，我永远怀念她。 像当时许多意大利后裔一样，外公在他父亲身边学会了家酿葡萄酒。他
们居住在意大利北部的皮埃蒙特区，那里葡萄的品种很多，如多塞托、布拉
切托、巴比拉和奈比洛等，酿制成了意大利的度数较强的巴比拉酒和巴罗洛 酒以及度数较低的巴已列斯科酒。汉福德是加利福尼亚最大的葡萄种植区之 一。外公在那里定居以后，先是为别人修剪和收割葡萄，后来自己栽种了葡 萄，并酿造成香醇的葡萄酒，卖给邻居，他们自带盛酒的容器。他的头一批 最忠实的顾客是周围地区的巴斯克牧羊人。他们带着陶制容器来城里买他的 酒，一次只花 5 分钱的镍币。
我童年第二个最记得清楚的就是酒。 我记得后院有一个小棚屋，那便是外公的酿酒作坊。马车把葡萄运到这
里，轧碎后发酵几天。从酒槽里弄出发酵的葡萄后，两个工人便轮流用金属 棒挤压葡萄渣。休息的时候。他们用锡杯盛一些从压榨机上滴下的新酒，品 尝一下。我好奇地走过来，拿起酒杯，尝尝剩下的酒底，香醇可口。两个工 人笑了。我又盛了一杯，一饮而尽，又去弄了一杯。我至今仍记得这两个工 人的笑容。
　　我还记得，我躺在外婆的床上醒来时，头晕恶心。用不着外婆数落我， 我曳知道我做错了事儿，又头晕又呕吐，够我呛了。我作为一个 5 岁的小孩 子第一次品尝了醉酒的滋味，以唇我再没有于过这种傻事。
　　
　　此后不久，我又回到奥克兰，同父母和弟弟住在一起。外公呼吸器官有 点毛病，他们希望换一个气候比较温和的地方，所以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南 部。如果不是由于外公健康情况而搬家的话，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会重新 回到父母亲身边。外婆显然舍不得我。她是勉强和我分手的。
　　几个月以后，外公外婆又回到了奥克兰，因为换了一个气候温和的地方， 对他的病情并没有什么帮助。外公的病情更加恶化，他住进了疗养院。4 天 以后，医生准备给他动手术，切除脓肿时，给他打了麻醉药，不料这使他的 衰弱的呼吸系统突然麻痹而停止了呼吸。他死在手术台上，终年 59 岁。
　　我回到父母身边后，非常想念外婆。我只是偶尔同她见见面。她 1927 年去世，终年 64 岁。
　　外公逝世时，他离开意大利来美国定居已经 24 年了。他最值得自豪的一 天可能是 1902 年 3 月 31 日，那时他同一个奥地利人和一个英国人一起在汉 福德的金斯县最高法院宣誓取得美国国籍。
那一天，外公成为我们这个家族第一个取得美国国籍的人。
1917 年，我 8 岁时，全家搬到一个农场住。 禁酒令使我父亲的酒馆停业。他们索性把客店也关闭了。他们在 40 英里
以外的安蒂奥克郊区买了一个农场。
　　这个农场有 120 英亩土地，一块很大的沼泽地横贯其间，沼泽地的两端 是峭壁。这里以前曾经有人耕种过。在这个农场还有 20 英亩的葡萄园。
弟弟和我黎明即起，干些杂活儿，包括给几头奶牛挤奶。每天放学以后
和周末休息天，我们都干衣活儿。大多数日子里，我们在田问呆到天黑才回 家做作业。父亲从小没有在农场呆过，不会干农活儿。一切他都要从头学起， 学得很吃力。炎热的夏天，土地晒得又于又硬，他偏要耕地，而不知道等下 过雨土地变软以后再犁地。当时卡车已经开始取代马车，他却花高价买了几 头高大的马。这些马块头大，干农活儿很笨拙，多次毁掉犁铧。过了不久， 他就卖掉这些大马，换成骡子。
我 8 岁的时候，就赶着 4 头骡子在田间耕地。我们在沼泽地附近种了几
亩西红柿，结果什么也长不出来。在峭壁附近种的大蒜，也是白费劲。我们 还试种了土豆，这本来是收成很好的庄稼。全家人干到深夜，切下土豆的芽 眼，第二天清旱第一件事就是赶忙把它们种下去，以免干掉。种的土豆也失 败了。父亲似乎总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种上错误的庄稼。
我们搬到安蒂奥克的第一个冬季，有一天深夜冰凉的雨水滴在我的脸
上，我惊醒了。我把我的床挪到房子的中间不漏水的地方。由于我们修不起 漏水的屋顶，所以我搬动床的位置，成为每年的家常便饭。
　　我的同学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当地的童子军，我表示愿意，并且很兴奋。 但后来我发现必须买童子军装，一个半美元一套。不用问，我也知道家里付 不起这份钱，所以我回绝了。
　　父亲要求我们放学后立即到田间干活儿。大部分同学不需要把每日放学 后的时间以及周未的时间都用在于家务活儿上，但是，朱利欧和我却必须这 么做。不论我们住在哪里，父亲准确地知道，从学校到家需要多长时间。从 小学毕业的前几天，我们提前放学。我估计我可以把提前放学的这段时间归 自己掌握。没想到父亲到城里理发，看到街上净是小学生。他去学校了解情 况，发现我在操场玩篮球。几天以前他曾答应在我毕业时给我买条长样子。 但他发现我放学后没有立即回家，非常生气，拒绝给我买新裤子，所以我只
　　
好穿着旧灯笼裤参加毕业典礼。 我们渴望每年暑假有一周的时间去访问亲戚。我总是利用这段时间去看
望我的姨妈——母亲的姐姐蒂利。她说她能够用纸牌算命。我叫她给我算一 卦。
　　她摊开纸牌，仔细研究着，最后说，“你的命运不错，你在生意上将大 有成就。”
“什么样的生意？” “液体方面的生意，”蒂利姨妈一面说，一面仍在研究纸牌。“让我看
看??让我看看??不是石油生意??就是酒类生意。”
朱利欧 我们父亲搞农场，实在是很偶然的。我祖父住在意大利的福萨诺，大约
在都灵以南 20 英里处。祖父祖母开了个小旅店，离牲畜拍卖场不远。拍卖每 周举行一次。拍卖之日，他们的旅店有一两个晚上客人住得满满的。他们有
10 个子女。随青子女的成长，光靠这个旅店，难以维持生活。意大利的经济 情况很糟糕，他们像自己的数以百万计的同胞一样，不得不离乡背井，外出 谋生，以便改善自己的生活。
美国并不是我父亲的第一个选择。他的 3 个哥哥已经去南美了。弗朗塞
斯科在巴西南部的罐头行业找到了工作。乔治和毛里乔在阿根廷的平原地带 干打谷的活儿，我父亲的两个哥哥写信回来，向他谈到了工作机会。他便去 阿根廷找他们。但他对南美大草原上的生活十分反感，所以他很快就返回意 大利。而当时的意大利经济仍然十分不景气。他便买了一张单程票，前往美 国。
我父亲从热那亚乘轮船，历尽艰辛，到达埃利斯岛，口袋里只剩下几个
美元。欧内斯特曾听父亲说过，虽然他的目的地是加利福尼亚，但他的钱只 够去宾夕法尼亚。他跟其他意大利移民一起在煤矿上干了一段时期，终于攒 够了钱，买火车票，前往加利福尼亚。
父亲曾给我们讲过，他刚好赶上 1906 年的大地震，他在奥克兰隔着海湾
看着加利福尼亚熊熊燃烧的大火。他没有什么技术，又不大会讲英语，只能 当个挖沟渠的苦力。他在街道上为新的下水道挖阴沟，一天挣 50 美分。
意大利人吃饭时总喜欢喝点酒。当时接待他们的客店直接从大桶里上
酒。父亲瞅到了机会，当了酒贩子。他从家庭酒坊那里买了酒，在大桶外面 贴上“盖洛”的标签，卖给意大利人居住区的旅店。
　　关于父亲和母亲是怎么相识的，欧内斯特和我的说法各不相同，但有一 点是相同的：他们是由于酒而互相认识的。我听到的说法是，当外公卖酒时， 父亲在奥克兰旅店认识了母亲的爸爸：欧内斯特的说法是，父亲是在汉福德 后院的酿酒作坊认识他未来的老丈人的。外公大概很高兴吧，因为不久我父 亲就见到了他的三个尚未出嫁的女儿。父亲和母亲一见钟情。她在三姐妹中 排行老二。她比较含蓄文静。他们于 1908 年 3 月 18 日在当地一位治安官的 主持下在汉福德结婚。那时她 21 岁，他 25 岁。
我于 1910 年 3 月 21 日出生于奥克兰。 我长大后既能讲意大利语，也能讲英语。我父亲的英语有限。他和母亲
两人互相讲皮特蒙特方言。后来，他学了英语，而她的英语则是在汉福德小

学学的。 我对母亲最早的记忆是她在厨房给旅店的客人做饭。有一段时间，她也
给中学的孩子们准备午餐。我记得，那些大孩子们吵吵嚷嚷地要更多的面条。 母亲很像我的外婆：勤奋、热情、宫于同情心。她们都善于烹任。外婆 的三个女儿都继承了她的手艺。我最喜欢吃她做的五香肉馅小包子。我长大 以后，如果星期天要请朋友来家吃饭，妈妈星期六上午便开始像外婆教她的 那样用手和面。这占去了周末的大部分时间。在饭馆是吃不到这样的东西的。 母亲做包子的手艺传给了全家人。我的妻子艾林会做，欧内斯特的妻子阿米
莉亚也会做。
　　我对安蒂奥克的记忆有好有坏。那里长得最茂盛的是鹿草。有 一段时间， 父亲决定养羊，认为它们什么东西都吃。不料它们最不喜欢吃鹿草，别的东 西倒是愿意吃。它们不断扩展地盘，吃到了葡萄园的边缘。我的任务是把它 们赶开。有一天，一小群羊特别顽固，咄咄逼人，迫使我不得不沿着峭壁跑 上跑下，保护葡萄园。最后，我坐下来休息。我父亲从城里回来时，发现我 坐在树下睡着了，羊群跑进了葡萄园，把葡萄藤啃了个精光。他把我叫到仓 库，用他的皮带的背面揍了我一顿。我记得，皮带打在身上还能忍受，皮带 的扣子打在身上可真够呛。
在那些日子里，老子打儿子是常有的事。他的脾气像火山一样暴躁，反
复无常，容易激动。他讨厌某些事情，忌讳谈某些事情。我们如果有一件事 说得不对或者做得不对，他就会暴跳如雷，我门尽量按照他的意旨办事，以 免激怒他。父亲发脾气，来得快去得快，一会儿就好了，于是我们的生活一 切如常。
到农场的第一个秋天，欧内斯特和我第一次收割葡萄，我们学会了使用
木柄切割刀而不致被利刃割伤自己。我们把全天收割的葡萄装到父亲的福特
牌 T 型平板卡车上。在两周时间里，我们在家收割葡萄，而他每天上午运到 奥克兰的农贸市场去卖。有时候，卡车发动不起来，我们用牲口把它拖一段 路，以便父亲踩油门儿点火。他的这种酿酒葡萄不如其他食用葡萄在市场上 畅销。
在农场的时候，我们家又增添了人口：我的弟弟约瑟夫于 1919 年 9 月
11 日诞生。 在安蒂奥克经营农场的两年间，我们净碰到倒霉的事：盐碱沼泽地寸草
不生，冬季发大水，春天反而出现破坏性霜冻。父亲终于下定决心，要换换
地方，另谋出路。
　　1921 年，我 11 岁的时候，我们打点行装，塞到卡车上，离开了农场。 父亲、母亲和小弟弟坐在司机室，已经满满当当，再无空隙了，欧内斯特和 我只好在车厢的行李上铺块破旧的软垫子坐在上面。
　　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利弗莫尔的一座农舍住了一年左右。这个地方在旧 金山以东大约 60 英里处，是父亲的弟弟迈克刚刚腾出来的，他同母亲的妹妹 西莉亚结婚后，搬到奥克兰了。
　　在仓库里，迈克留下了一个 20 加仑大的酿酒器、两个炉子和一个很大的 压榨槽。迈克许诺说，如果父亲使酿酒设备运转，他可以减价出售。迈克叔 叔经常说，私自酿酒对他的嗜酒如命的同胞来说，可是个福音。
　　酿酒的工作在 1922 年 5 月 6 日突然寿终正寝。那天，欧内斯特同父亲一 起去城里办事。酿酒房交给我看管。轧碎的葡萄经发酵后，其液体徐徐从蒸
　　
馏器里滴入一个一加仑大的罐子里，大约一个小时才能滴满，然后迅速地换 一个空罐子，以免损失。这就是我的工作。
　　空罐子放好后，我溜到厨房去吃点东西，妈妈做好了三明治。我一边吃， 一边跟她闲聊。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
　　我们从厨房的窗口望出去，看见一辆盖着帆布的卡车停了下来，扬起一 片灰尘。几个男人从车斗上爬下来，有的人拿着长柄斧头。他们跑进了仓库。 母亲和我从屋内往外观察着动静。这伙人在仓库没有找到人，又到房后
的灌木丛和下面干涸的河道搜查，显然是找酿酒的工人。 儿分钟后，两个彪形大汉走近厨房，妈妈开了门。 他们自称是联邦的特工人员。 “太太，这是你的仓库吧？”一个特工人员问。 “不是，”她回答说。“它已经租出去了。” 不多一会儿，父亲和欧内斯特回来了。特工人员对父亲进行了详细的盘
问。他的回答跟母亲的回答差不多。不过，特工人员不相信。虽然他们没有 逮捕他，但他们表示要对他提出起诉。
　　父亲参与麦克的酒业，落得个违反沃尔斯特德法的罪名。尽管这个罪名 最后还是取消了，但这次搜查使母亲担惊受怕，所以她坚决要求搬家。
我 12 岁的时候，我们搬到了埃斯卡隆，它坐落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内陆
大峡谷——圣华金峡谷。这个峡谷，长 250 英里，平均宽度为 50 英里。父亲 听说那里的土地肥沃，生长季节长。
自从实行禁酒令以来，家酿葡萄酒用的葡萄不断涨价。
　　1922 年 6 月，父亲在埃斯卡隆买了 20 英亩葡萄园，种了卡里格南和阿 利坎特两个品种的葡萄。我们搬进葡萄园一座破旧的房屋里。
春天到来的时候，父亲决定保护葡萄藤以免遭受霜冻，我不知道他是从
哪儿听到这个方法的：他进城买回旧车胎，让欧内斯特和我铺在葡萄园。次 日凌晨当气温降到冰冻的时候，我们半夜 3 点钟起来点着了轮胎。霎时间火 光熊熊，破晓之际，埃斯卡隆镇被笼罩在黑色的浓烟中，一片橡胶烤焦的味 道。当浓烟消散的时候，我们回到葡萄园一看，葡萄藤全都烤成黑色的了。 街道对面我们的邻居打开灌溉渠的闸门，放水到葡萄园内。他的葡萄藤
没有受霜冻的影响，那年他的葡萄大丰收。
　　从那时以来，每当出现霜冻的危险时，我们总是往葡萄园里放水，这个 办法一直沿用到现在。我们用的是井水，水温约为 65 度。比霜冻期间空气的 温度要暖和得多。土壤吸收水份，向地表释放热量，从而使葡萄藤免遭霜冻。 我们在圣华金峡谷干农活曾经取得许多成就，但是也遭受了一些惨败。
这个峡谷成了我们的家，现在仍然是这样。

2 兴旺发达的 20 年代：芝加哥、霍博肯
殴内斯特 父亲选择的时机是最好不过的了。
1923 年，他的农活儿第一次获得好收益。在禁酒以前，葡萄每吨的价格
为 5 美元至 7 美元。禁酒开始几年后，葡萄每吨的价格猛升到 120 美元以上。
　　1919 年的沃尔斯特德法明令禁酒，只有少数得到许可的酿酒厂可以限量 生产葡萄酒，供“医疗和宗教”使用。不过，一个家庭仍然被允许每年生产
200 加仑以下的葡萄酒，供自己饮用。因此，家庭酿酒成为大多数移民家庭 每年必办的事。他们来美国是为了寻求美好的未来，并不想放弃传统的习惯。 像在他们的“故国”一佯，这些新近取得美国国籍的移民仍然每餐必饮几杯 自己酿造的葡萄酒。
　　家庭酿酒者购买的葡萄被官方称作“挤汁”葡萄，其实每个人都心里有 底：这些葡萄汁是要经过发酵后，酿制成葡萄酒的。酿酒葡萄的最大市场在 芝加哥、纽约等这些东部大城市，那里流入的移民最多。
　　在两年的时间内。父亲像大多数加利福尼亚葡萄种植者一样，按照固定 的价格把葡萄卖给托运商。加利福尼亚的大部分葡萄每年大部分运往东部。
1924 年，父亲卖掉了埃斯卡隆葡萄园。在意大利银行的帮助下，他在马
兹公路上的莫德斯托以西两英里处购买了 40 英亩葡萄同，每英亩 1000 美元。 然后，他花了 8000 美元让一个承包商在这块土地上建筑了一座三居室、一浴 室的西班牙式寓听。几年以后，他又在附近买了 30 英亩的葡萄园。
莫德斯托是一个非常适宜于定居的地方。它位于圣华金峡谷的北端，距
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以南 75 英里，同旧金山东南部相距 90 英里。莫德斯托是 斯但尼斯劳斯县的县城，那里有近 100 万英亩的肥沃土地。它的面积比罗得 岛还要大。
日益繁重的葡萄园的日常工作大部分由朱利欧和我来承担。春天和夏
天，我们黎明即起，去给葡萄藤撤硫磺。当时不像今天有机器做这项工作。 我们每个人背一个小麻布袋，用手往葡萄藤上撒硫磺。十来点钟的时候起风 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到那时，我们浑身上下飞满了硫磺，红肿的眼睛终 日像火烧一般痛疼难忍。
1925 年，一个名叫乔那·加扎拉的芝加哥葡萄商来找父亲。他建议我们
把葡萄运到芝加哥，由他代售。他可以在铁路上的销售点卖最好的价钱。扣 除佣金和运费后，他将把其余的钱交给父亲。父亲觉得这个办法似乎可以挣 更多的钱。便同意了。为了不致受骗，父亲到芝加哥监督这项销售工作。几 周以后他回来了，大发牢骚，说销售点的经纪人净耍阴谋诡计。
　　“我的确多挣了一些钱，”他承认说，“但那些人不好对付，是最坏的 家伙。他们说话不算数，刚达成协议，转眼就置之不顾。”
他发誓再也不去那里了。 次年，我主动要求代替他去芝加哥，我知道父亲脾气太犟。他说人家不
守信用，我看有许多麻烦恐怕是由于他自己大顽固而造成的吧。 虽然我当时只有 17 岁，还在上中学，但我确信我可以完成任务。我没有
销售经验，对批发站的情况一无所知，只听父亲说那里一团糟。 我十分高兴的是，父亲居然同意让我去芝加哥，中学的老师也答应给我

六个星期的假期，让我在家庭生意中取得“实际经验”。
　　1926 年 9 月，我乘火车前往芝加哥。当我们离开圣华金峡谷时，天气闷 热。火车上了内华达山脉，凉爽一点，下了东坡，又热起来，当时还没有空 调，车厢内的温度极高。每当我打开窗户透透空气的时候，火车头冒出的浓 烟就吹进来。我们只好紧闭窗户，忍受闷热。
　　我父亲曾讲过他 20 年前乘火车西行的经历。他在宾夕法尼亚煤矿干了 6 个月，攒了点钱，才买了火车票，去西部的加利福尼亚。他懂的英语不多， 没法定餐。但火车经常停下来，他发现每站都有卖馅饼的。他很快就学会了 说“馅饼”，一个镍币一个。去加利福尼亚的一路上，他净吃这玩艺儿。
　　我去芝加哥，行程 2000 英里，坐的是三等坐位，五天四夜直挺挺地坐在 硬木座上，因为我买不起卧铺。
　　1926 年 10 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我站在装着父亲葡萄的火车车皮之前。 那时我在芝加哥已经呆了六个星期了。
　　像在大多数日子里一样，那天有近百名发货人等待着出售 200 来个车皮 的酿酒用葡萄。这些车皮停在第二十一街和阿契路之间的圣菲铁路调车场的 边道上。
　　收割葡萄的季节就要结束了，不会再有新货发来。我们都急于卖掉最后 的一批葡萄，以便回家。
我找到的买主都是按车皮购买葡萄的批发商。每个车皮大概可以容纳
1100 箱葡萄，每箱 25 磅，总计 13 吨。批发商买下一车皮货后，打开车门， 放个梯子通到车上，然后卖给意大利人、犹太人和克罗地亚人，他们分别买
20 箱到 200 箱不等，供自家酿酒用。一个批发商有时需要三四天才能把一车
皮货卖完。家庭酿酒者往往逐个车皮挑来挑去，最后才决定买哪个车皮上的 葡萄。他既要价格便宜，又要葡萄新鲜、香甜，色泽好看。
当我看到两个人朝我这方向的车皮走来时，我从衣袋里掏出了我的手。
他们肯定是认真的买主，否则，这么冷的天气是不会出来的。他们走到我跟 前，四处望望，似乎希望有年纪大一点的人出来接待他们。
铁路上的经纪商是季节性商人。秋天葡萄熟了的时候，他们批发葡萄。
再晚一点，他们卖圣诞树，夏天卖西瓜等水果。两个季节的间隙时间，他们 去打零工，干木匠、管子工或砖瓦工等活计。他们老于世故，斤斤计较，善 于讨价还价。
我立即上去搭讪，说我的葡萄是“从我父亲的葡萄园直接运来的”。一
个多月来，每隔一天我就收到从莫德斯托发来的一车皮葡萄。 “有阿利坎特品种的葡萄吗？”其中的一个人问道。 阿利坎特葡萄，皮厚，不怕运输的颠簸。由于它耐久好保存，色泽如红
宝石一般，可以酿造成深红色的香醇葡萄酒，所以在东部市场上颇为抢手。 阿利坎特葡萄本身没有多大味道，但它每箱卖的价格最高，因为它可以同比 较便宜的麝香葡萄混合使用，酿造当时大多数移民喜爱的美酒。
　　“没有阿利坎特葡萄，”我说。但我告诉他们，我有一些特别好的津范 德尔和卡里格兰葡萄。
　　津范德尔葡萄是加利福尼亚多汁葡萄品种中最好的一种，在酿酒界很著 名。卡里格兰葡萄在家庭酿酒者中间也很受欢迎。
这两个人想看看我的葡萄。 我挂上通向车厢内的梯子，爬到货箱的顶部。这两个人跟着我走迸那黢

黑狭小的空间。我用手电照到箱内，取出一串葡萄。他们尝尝，把葡萄籽顺 便唾在地上。
　　价格不仅是根据葡萄的质量和品种来决定的，而且也要看买多少。其中 的一个人叫我把上面的一些箱子挪开，他们要看看下一层的葡萄。我照办了。 买主总是要检查检查下面的葡萄的，看看有没有发霉的，箱子装满了没有。 加利福尼亚有点名气的大发货人总是把葡萄交给包装厂装箱，以保证每 箱的份量和质量。他们在包装和精美的标签上花了不少钱。他们的许多代表 也在圣菲调车场。我不得不同他们竞争。我们的葡萄是由收割葡萄的人直接 扔到箱子里的，没有什么包装和标签，外观没有人家的好看。我们在每个箱 子的未端用模版印了“盖洛”两个字和一只红色的公鸡（在意大利文中，“盖 洛”的意思是公鸡）。这个牌子当然是无人知晓的。我父亲只去过芝加哥一 次，是个不为人知的葡萄种植者或发货商。不过，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我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这两个商人对我们的葡萄不感兴趣，便离开了。
　　突然，有一个怒气冲冲的人，用英语和意大利语骂骂咧咧地冲我走来， 说他几天以前从我这里买的葡萄，份量不够，葡萄是随便乱扔到箱子里的。 他说他赔了钱，要求赔偿损失，每箱赔他 10 美分，共计一百多美元。
此人的索赔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的葡萄装车时，是称过份量的，平均每
箱 25 磅。 他的没有说出来的真正抱怨，我是知道的。由于价格波动不定，他从我
这里买的那批货没有赚到什么钱。
　　我父亲生气的就是这种事后的讨价还价。他宁可丧失一个顾客，也要坚 持自己的立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不再来芝加哥了。他不能适应这种讨 价还价。
我跟我父亲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每笔交易都有自己的特点。我总是
力求使每个跟我打交道的人都感到满意。一句话，我不愿丧失任何一个顾客。 “好吧。”我说，“下一车货我给你提供优惠。”
那人再没有说什么话。
“这样做公平合理吧？”我问道。 这是我起码应该做的事，他嘟嚷说。
“好啦，我现在就有一车皮货，”我继续说，“价格是每箱 1 美元 30
美分。”
那人指出，那比他两天以前买我的葡萄还要贵 10 美分。 我承认说，不错，是这样的。我解释道，这批货质量比较好，市场价格
看涨。我已经有好几个买主。 “你说过要给我优惠，”那人咆哮说。“我想你该不会卡我的脖子吧！” 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那人抱怨说，这些葡萄已经不那么新鲜了。 我反驳说，用这些葡萄可以酿造出非常好的葡萄酒。我又说，“对你来
说，我可以削价 10 美分。” 那人还没有被说服。
我门又谈了一会儿。我故意装作很勉强的样子，同意每箱再减 5 美分。 他争取到了削价 15 美分，颇为高兴。 而这个价格正是我希望的。所以我们双方皆大欢喜。

　　这位买主和我走到车厢后面进行交易。他脱下一只鞋，把臭毛袜也脱下 来，从中拿出一叠同样散发着臭气的 100 美元面值的钞票。当时采取这样的 防范措施是常有的。在铁路调车场带着现金走动，是很危险的。他点了 12 张美钞和一些零钱给我。
　　我拿到这么多的钱，也不敢在调车场多停留，雇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大 陆银行。我存好钱，写了一张支票，于同日下午邮寄给我父亲。
　　这个收割季节，我卖了 17 车皮葡萄，约 220 吨。由于是我亲自卖的，免 去了付销售佣金一项开支。扣除食、宿、交通运输等项开支以后，我给家带
回 17000 美元，比上一年度我们的葡萄多挣几千美元。 这笔钱有多大价值，从下面的比较中就可以看出：那年冬天，西尔斯一
罗伯克百货公司商品目录价格中男士纯毛衫最贵的不超过 27.50 美元，单马
犁 5.98 美元。一辆用过两年的福特牌双门箱式小客车标价 360 美元。加利福 尼亚州圣罗莎的一个四英亩的养禽场售价 3000 美元。索诺马县的一个 52 英 亩阿利坎特品种和津范德尔品种葡萄园售价 23000 美元。
美国的预算赤字为 408000 美元。
　　　　　　　　　　　　　　朱利欧 没有经历过经济大萧条的人是体会不到当时的艰难的。
　　我们家庭以及其他许多家庭在 1929 年 10 月开始遭遇到不幸。那时我 12 岁，四个月以前刚从莫德斯托中学毕业。
中学毕业后，我一直没有心思去上大学。我从未学过农业或葡萄栽培学。
我的一切知识都是从实践中学来的。这并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我却是这么走 过来的。在学校，我是一个好学生和优秀运动员。不过，我没有时间参加一 个进行比赛的运动队。
10 月 29 日，在新泽西州霍博肯郊区伊利铁路售货场，我们在两排冷藏
车厢之间燃起了篝火，我和一批葡萄批发商围火而站。篝火燃烧的是车厢加 固板剩下的边角料。我们冻得彻骨冰凉，心情郁闷。
杰克·赖尔达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批发商，他来自意大利瑞士种植园的一
个规模宏大的葡萄园。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市场情况如此之糟。他有十几 车皮葡萄无法脱手，总计超过 150 吨。
我是在赖尔达的说服下，今年把父亲的葡萄运到伊利铁路售货场的。过
去两年来，我一直是到新泽西州纽瓦克以北卡尼附近的宾夕法尼亚铁路拍卖 场做生意的。
　　随着我们批发业务的扩大，我们也开始负责处理邻居的葡萄。这样一来， 光靠芝加哥就显得市场容量不够了。我们的批发量日益增加，使欧内斯特处 于不利的销售地位。聪明的买主们迎着开来的货车，数着他从莫德斯托发来 多少车厢葡萄。他们采取观望态度，等我们的葡萄不再新鲜时，自然不得不 削价。既然芝加哥的价格太低，欧内斯特就不得不另谋出路。由于这个缘故， 父亲开始让我去新泽西。
　　在卡尼拍卖场，批发商面临的是当地市场支持的批发价。总的来说，过 去两年我们在这个市场卖的价钱还可以。今年来伊利售货场，原指望获得更 高的利润。
当行情坚挺时，批发商在伊利售货场确实赚了更多的钱。但市场疲软时，

他们自然倒霉。再加上天气恶劣，货场冷冷清清，举目四望，见不到一个买 主。
　　一个报童沿着铁轨跑来，高声叫卖：“号外，下午的号外，股票市场暴 跌！”
　　我们买了一摞报纸，大家默不作声地读了起来。1929 年 10 月 29 日在历 史上被称作“黑色星期二”，一天之间全面价格暴跌 140 亿美元，这在当时 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使美国的经济完全崩溃。
我问赖尔达，他有何打算。 他摇摇头。
　　像欧内斯特一样，我第一年东行的时候，仍然在上中学。我到达中央站 时，在纽约市不认识任何一个人，也不知道我该住在哪里。我在火车站拦住 一辆出租汽车，要求司机把我送到一家干净但又便宜的旅馆。司机把我丢在 纽约时报广场的中心。我拎着手提包，站在那里仰望那些我从未见过的高楼 大厦。次日凌晨，我乘渡船跨过赫德森河，抵达卡尼拍卖场，才知道纽约时 报广场离我的目的地是绕远了路。次年，在其他批发商的建议下，我住进纽 约市农产品地区的大都会饭店。自此以后，每次去那里都是如此。
　　“我们毫无办法。”赖尔达终于答话了。“毫无办法，我们只好认倒霉， 蒙受巨大的损失了。”
如果没有买主，葡萄就会腐烂，那将是一场灾难。
“不行，我要试试我的办法，”我说。 赖尔达惊奇地望着我。
欧内斯特把他未能在芝加哥卖掉的葡萄，给我运来了整整七个车皮，总
计约 100 吨。这些葡萄运到霍博肯时已经不成样子，开始发霉。 “我不能坐在这里，眼看着它们成为废品，”我说。“我要改变路线，
运到卡尼，在拍卖市场上廉价甩卖。”
　　我愿意去碰碰运气，在拍卖市场上也许可以脱手，多少捞回点钱来，总 比听任它们在铁路上白白烂掉好吧。
但是有一个问题。赖尔达指出，这样一来，我将用完我改变路线的机会。
他的理由如下： 在运货商已付单程运费（比如，从西向东，从莫德斯托到芝加哥）后，
铁路当局允许货物向着同一个方向运行，不再收费。所以欧内斯特从芝加哥
向新泽西发货，没有再付额外的运费。在新泽西，我们有一个在当地改变路 线免费运行的机会。这使买主可以把一个车皮运到另一个地点，无需再交运 费。这一点在铁路销售场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买主往往是从车皮上直接转手 卖掉了；而在拍卖场推销葡萄，免费运输则非常重要，因为拍卖场的葡萄要 运到销售场或附近的销售点，然污再转卖。把我们的葡萄从销售场运到拍卖 场，我利用了我们的一个在当地免费运输的机会。这样一来，买主就没有了 免费运输的机会，就得自己掏运费。
　　“如果买主自己得拿钱把葡萄从拍卖场运出去，谁还会买你的东西 呢？”赖尔达问道。他说，我简直发疯了，竟然会认为有人买我的葡萄，自 己掏钱从拍卖场运出去，然后再从布鲁克林雇人用卡车把它们拖走。“在这 个市场上，不会有这样的事的，”他补充说。
如果有免费运输的机会，大量葡萄的确还是可以廉价脱手的。 我竭力不受赖尔达沮丧情绪的感染。“这的确也很难办。不过，我还是

要去试试。” “你坐在卡尼受那份罪，比在这里还要糟。” 但我已经下了决心。 “我要调车皮走了，再见，杰克。”

欧内斯特


1929 年，我已经连续第四年在芝加哥销售父亲的葡萄了。 当时我住在一家不大的四层楼房的小店里，没有电梯。我总是在角落里
找一间房子，价钱便宜点，每周预付八个美元。我的旅店坐落在克拉克和杰 克逊两条街的交汇处。我可以乘坐停在拐弯处的有轨电车，向南去第二十一 街，就到了阿切尔路的铁路售货场。
　　1929 年的芝加哥并不美丽。所有的建筑物都烧煤做饭和取暖，空气中浓 烟滚滚。清晨穿一件白衬衫出去，中午领口就全变成黑色的了。湖滨路地带 是一片荒凉，而如今则变得景色宜人，把芝加哥点缀得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 城市之一了。
　　9 年的禁酒把这个中西部城市变成了一个非法酿酒业的大本营。这个“崇 高的试验”其实一点儿也不崇高，它引起了美国最大的犯罪浪潮，其规模之 大仅次于半个世纪以后非法吸毒贩毒活动。芝加哥互相对立的团伙为了争夺 对该市私自酿酒业和啤酒业的控制权而不惜动武残杀。
圣菲铁路调车场自然也不例外。头戴淡黄灰色帽子、胳膊围有黑箍的汉
子们耐心地等在大门口，警察或铁路保安人员也不敢管他们。他们对离开调 车场的葡萄每箱征收 4 分钱的“防流氓骚扰税”.从而保证买主的葡萄安全到 家。没有任何人对这笔钱提出怀疑，据我所知，大家反而觉得这笔钱值得花。 在调车场内外受到骚扰的事，时有所闻。有时，袭击者是一个持枪的陌 主人。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买主觉得自己上了批发商的当，一气之下， 决心把钱夺回来。往往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居心叵测的买主伙同另一人拦
住你，抢走你的钱，使你落得个财货两空。
我认为，自己没有手枪，是不行的。 那年秋天，我抵达芝加哥时，对一位警察说，由于我随身携带着大量现
钞，我需要有支手枪，以自卫。那个警察说，“我有一支廉价手枪卖给你吧。”
他掏出了那支多余的枪。我花了 10 个美元，买了它。 每当我同一个面目狰狞或者行迹可疑的人一起在黑暗的车厢里爬行的时
　　　　　候，我就故意扯扯我的大衣的翻领，使我的手枪从我前克的一个隐蔽口袋里 掉出来。然后，我不慌不忙地捡起来，重新装进前克的口袋里。 我带的钱对我的家庭大重要了，决不能让任何人抢走。
　　10 月底我最初读到股票市场暴跌的消息时，我一下子还想不到我的家庭 究竟会受多大的影响。
　　我知道，父母亲把他们一辈子的储蓄都用于购买贾恩尼尼银行的股票， 贾恩尼尼的意大利银行已经易名为美洲银行。我在家时，常常离开田问，每 天回屋里两三次给经纪人打电话，问我们的银行股票情况如何。在那些日子 里，向贾恩尼尼银行投资的人在街道上互相见面时，总是停下来交换一下信 息。“股票上涨了 1 元，我拥有 1000 股，昨天，我赚了 1000 美元！”我的 父母亲拥有这家银行的股票 2000 多股，但是，再没有别的任何股票了。
　　
　　报上的金融版不久便透露了股市的倒霉情况，在“黑色星期二”，这家 银行顶住了跌风，收盘时略有上扬，每股为 67 美元。但是次日，由于一夜之 间积累了大量的抛售单，它开盘时每股只有 20 美元，收盘时为 42 美元。
我父亲不得不认为这是一个灾难。
　　　　　　　　　　　　　　朱利欧 当我为推销葡萄而忙得焦头烂额时，又碰到了那个倒霉的 1929 年秋季。
我在卡尼拍卖场找到的第一个人是路易·法西托老人。他已经秃顶，不停地 抽烟，是拍卖商头头。关于推销葡萄的事。他知道的情况可能比活着的任何 人都要多。
“你怎么又来了？”路易问道。 “是的，我来了。” “带葡萄了吗？”
“带来 7 车皮。” “孩子，这里销不出去呀。”
　　当我几周以前对路易说，我要越过卡尼拍卖场而选择伊利销售场时，这 位老人慈祥地祝我好运。但他预言似地补充了一句：“也许我会重新见到你。”
“我是从霍博肯调拨来的，”我解释说。
“调拨来的？如果不加免费运输，你怎么卖得出去？” “我在那里实在卖不出去。请你尽量为我想点办法吧，路易。” “我将尽力而为，不过实在有点难办。你等着吧，”路易说完，便走了。 我了解卡尼的组织结构。这个市场的服务对象包括以纽约市为中心的、
直径 35 英里范围内的 1000 万居民。纽约市这个市场可以吸纳加州运出来的
葡萄的 20％左右。宾夕法尼亚铁路的卡尼拍卖场对葡萄商来说，就如同华尔 街对投资者那么重要。这是一个巨大的铁路调车场，有许多满载货物的车皮 停在这里。车皮之间有狭窄的平台。每个车厢都是敞开着的，葡萄样品摆在 外面，供观看选择。调车场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内停放几干个车皮，每天进入 这里的有多达 800 个满载葡萄的车皮。一列“葡萄列车”往往延伸一英里之 长。特快专列在 10 天之内就可以把葡萄从加利福尼亚运到纽约。这些葡萄在 路上冷冻保鲜，所以运到纽约时也不会腐烂变质。
为葡萄批发商和家庭酿酒者牵线搭桥的经纪人掌握着每天到站车皮的清
单，他们看看葡萄的样品，在清单上作些记录，然后在拥挤的拍卖室去洽购 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最起码的购买量是一车皮，不能分开买。洽购的速度是 很快的，50 万美元价值的葡萄往往在一个下午的时间内就卖完了。
　　在顺利的情况下，平均一个经纪人买两三车皮的货，让铁路当局把这些 车皮调拨到他家附近的侧线上。他传话给那些自己酿酒的家庭。他们会前来 购买足够的葡萄，以便酿造一年所需要的葡萄酒。经纪人在拍卖场购买一箱 葡萄的价格为 1 至 2 美元。他们向家庭酿酒者零售时每箱的价格为 1.25 美元
至 2.50 美元略多一点。一箱葡萄可在家庭酿造葡萄酒两加仑至两加仑半。 但当时的情况并不顺利。 当路易回来时，他解释说，他跟在铁路上工作的一个朋友讲好了，他设
法弄到了第二个调拨证，可以把我的葡萄兔费运到另一个货场。 路易光着肩膀，把衣服系到腰间，脖子上围了一块毛巾，不停地擦着脸

上流下的汗水。他像往常一样，飞也似地穿行在车皮之间。为了我的 7 车皮 葡萄，他用他那被烟薰黄的手指不断戳着人群，飞速他讲述着上升的价格， 他那速度之快，我简直有点跟不上。
看到人们如此忙乱，我真有点开心。 当讨价还价似乎松下劲儿的时候，我悄悄说，“行了，路易。” 路易喃喃地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这回，我更着急了：“行了。”
　　“不行，”路易从嘴角挤出了两个字。他脖子上的青筋暴起来了，满脸 汗水。
　　路易采取了拍卖商最古老的手法，他拼命装作好像有许多互相竞争的卖 主，而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由于许多出价者向拍卖商发出的微妙信号， 只有拍卖商才能领会，所以真正的讨价还价往往是在那些似乎比较超然的发 货人之间进行的。
“卖了！”路易大喊一声，指着一个出价最高的买主。 从房间后面传来高声的抗议。“不！你以为我疯了？我不买！” “那你为什么举手？”路易争辩说。“好吧，我们重来！” 路易走出了人群。 在第二轮讨价还价时，调门儿压低了。我最后成交的价格低了很多，不
过这总比损失 7 车皮葡萄好得多。
　　1929 年对葡萄种植业来讲是灾难性的一年。除了这个损失之外，我父亲 的“泛美股票”（美洲银行的股票）也蒙受巨额损害。
从 1927 年开始，我父亲像许多意大利移民一样，不论什么时候有多余的
钱，总是对贾恩尼尼的美洲银行投资，购买它控股的泛美公司的股票。 意大利老人都信任贾恩尼尼，因为他跟当时的银行家有所不同，他关心
辛勤劳动的农民。他平易近人，不会让你在大厅里等很长时间，然后由仆人
把你领进森严的办公室。多年来，他总是坐在人人看得见、很容易与之交谈 的地方。他不像大多数银行家那样，坐在办公室，深居简出。他迈开双脚， 踏着泥土，走进圣华金峡谷，跟农民亲切交谈。
我父亲在经济上的损失不仅仅限于股票市场的崩溃。一个月以前，他刚
刚在我家对面的马兹公路旁购买了 160 公顷荒地。为了购买这些地，最初他 原想把他的“泛美股票”卖掉一些，当时这种股票接近于它的最高点。但他 被美洲银行莫德斯托分行经理说服了，后者劝他保留股票。该行可以借给他 钱来买地，而把他的股票作为借钱的担保物。
　　当经济恐慌来临，股票价值暴跌时，该行逼父亲还债，这明明是强人所 难嘛。
我从来没有听见父亲责怪银行家的劝告，他只是归咎于自己判断失误。 经济恐慌之后，不仅父亲的股票大为贬值，而且又背上了那块荒地的抵
押借款的重负。那块地只有加以开发，种上庄稼之后，才会有收入。 在若干年中，家境刚刚开始有所兴旺发达，不料现在父亲又陷入极度经
济拮据的窘境之中。

欧内斯特

1929 年秋季，朱利欧和我对非我们所能控制的事情，只好听之任之，倒

也没有什么忧愁。 父亲停止摘葡萄了，因为他不知道能否卖得出去。在银行负债、股票暴
跌的双重打击下，父亲聆听了迈克叔叔前来兜售的一个发财致富计划。迈克 建议父亲用尚未收割的葡萄酿制成葡萄酒，再由迈克用它们作为发酵剂来蒸 馏成烈性酒。这将是一笔利润丰厚的大生意，父亲可以分得相应一部分好处。 当时朱利欧和我仍然在东部，想方设法把几车皮葡萄处理掉。我父亲已
决定采纳迈克的计划。他们着手在我们家附近建造四个地下储藏罐。 妈妈给朱利欧和我打电话时，她心情非常不好。父亲已经把葡萄轧碎，
开始倒入储藏罐。她要求我们立即回家制止父亲的做法，以免再度惹来麻烦。 朱利欧和我尽快地结束了我们的生意，于 11 月初返回家里。父亲雇了一 帮子人在园子里收摘剩余的葡萄，它们早已成熟过度，开始掉落了。他用一 个手摇粉碎机，把葡萄轧碎后，连汁带皮和梗一同流入每个储藏罐上面的孔 道。储藏罐高约 6 英尺，宽度至少也有 6 英尺。有两个储藏罐已经填了一半。
我弟弟和我制止了这个行动。 “根本用不着考虑这件事，”我记得我对父亲这样说，我提醒他，他以
前已经使家人吃过一次苦头。 妈妈也是嘴上不饶人的。她强烈地表示这样的担心：父亲的私自酿酒活
动会损坏朱利欧和我的前途。
考虑到全家表示反对，父亲终于让步了。 由于找不到市场，我们让那年的葡萄烂在葡萄藤上。
朱利欧 哥哥和我接着面临的任务是：开发在公路那边新购的 160 英亩土地。
我们测量了这块土地，决定如何种植。不平的地方要加以平整，沟壑要
填平，以便于灌溉和排涝。 父亲去城里租来一台最好的履带式拖拉机，这种重型机器最适合于这种
工作，它还附有一台 10 码长的挖土机。“他们一天要 10 美元，”他抱怨说，
“但他们没有讲多长时间是一个工作日。” 欧内斯特和我轮流开拖拉机。整个晚上，我驾驶它，手冷了，就在拖拉
机排气孔冒出的青色火苗上暖和一下手，天破晓的时候，欧内斯特来接替我。
就这样，我们一天 24 小时使这部租来的机器不停地工作。 当时已经冬天。在父亲的催逼下，我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顶着大
雨，继续平整土地。我们没有意识到，雨中工作会破坏土壤的。当我们完成 整地任务时，已经来不及栽种葡萄了。头一年，我们种了豆子和西瓜。
　　第二年秋天，我们种植了葡萄。我们犁开长长的沟，把插条栽到里面。 我们当时用的是其他藤上的插条，而下像今天那佯用温床的根状茎。我们用 一把短柄锄把带土的那一头压到小土坑里，然后把地跺平。
　　由于我们冬季雨灭在地里工作，结果糟践了土地，有些地方后果严重。 若干年来，有的地块问题严重；有红蜘蛛等病虫害，收成不好。有很大一部 分葡萄必须挖了重新栽种。
　　那个冬季听到我们的拖拉机日夜不停地隆隆轰鸣的邻居知道，我们忙得 不可开交。
　　
3 童年结束

欧内斯特

1929 年是苦苦挣扎的一年。
1930 年葡萄市场更加糟糕，我们的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 父亲很难对付。他脾气暴躁，往往独断专行。当朱利欧和我成年以后，
我们要求父亲尊重我们的人格，否则，我们就要离家出走。
　　1930 年夏天，我们终于别无选择，只好离开他。我们打点行装，放进一 个皮箱里，开车到美国一墨西哥边界以北的英皮里尔峡谷去做农产品生意。 大多数葡萄批发商在夏季从事西瓜、莴苣和西红柿的生意，把它们通过铁路 运往东部市场。我们在农事和贩运方面已有经验了，因此，我们觉得从事农 产品生意可能是有前途的。
　　在埃尔森特罗市只有一家旅馆，双人房间一天收费一个美元。我们住不 起。幸而服务员同情我们，同意一夜只收 50 美分。
　　我们在埃尔森特罗市没有果多久。妈妈通过婶母央求我们回去，因为父 亲独自一人，料理不了家里那一摊儿事。他答应我们回家后，他会改改他的 脾气。
1927 年中学毕业后，我在莫德斯托学院上了两年学。我只学了那些有助
于我做生意的课程——英语、经济学、商业怯和演讲术。我认为必须具备很 好的沟通能力，还要懂得合同的同汇。我喜欢学习，总是充满好奇心。有一 段时间，我对法律产生兴趣。大约 10 岁以后，每当我放假，去奥克兰跟叔叔 婶婶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是在法院的旁听席上度过的，迷恋上了办 案律师的辩论。
我在中学学的一门最有价值的课程是“补习性”英语。高年级毕业时。
我必须通过这门课程才行，因为前一年的必修作文课，我没有考及格。并非 所有的学生部想好好学习，老师一走出教室，爱喧哗的学生便把作文纸和橡 皮扔在地上，大吵大闹。我不止一次站起来说，“如果英语考试不及格，我 们是毕下了业的！”有一次，我跟一个强烈反对我的观点的家伙打了起来。 我比大多数同学的个头小，人家通常称我为“矬子”。但我总是用出其不意 的办法，猛击对方的鼻子，因而赢得胜利。
我非常认真地对待英语课。现在我很高兴当年这么做。通过这门课程，
我学会了简洁明了地表情达意。自那时以来，我非常讨厌杂乱无章的信件和 冗长的报告，当你简明扼要地写作时，就更容易组织你的思路，向他人明确 无误地表达你的意思。
　　1930 年我同朱利欧短时间离家出走后，又回到了父亲的家我原以为他可 以给我几英亩土地，或者至少从他那里卖一些上地，以便我可以自己干点事 业。但是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事。
　　多年来，我一周干 7 天活几，一天干 14 个小时，毫无报酬，父亲没有定 期给我们开工资。给我们唯一的收入就是买点衣服和其他日用必需品。
　　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打算在 1931 年结婚。我要为我自己和 我新婚的妻子打算。
　　我是在芝加哥铁路上卖货时，认识我的未来的岳父的。他叫乔塞普·弗 朗齐亚，是来自里彭的葡萄种植者和批发商。有一年 11 月初在芝加哥，弗朗
　　
齐亚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回家。 我说明天。
　　“我的事情已经办完了，”他说，“但我可以等你，咱们一块儿走。” 次日清晨，我们在火车站相会，在一个拥挤的车厢里找到了座位。他带 了一个盥洗用的带盖大筐子。他把它塞到座位底下。中午时分，他把筐子抽 出来，里面放着干酪、萨拉米香肠、面包、大蒜和用小刀削成片的红洋葱头。 不久，我们周围的旅客陆续下车了。弗朗齐亚从筐子里拿出家酿的葡萄酒佐
餐。在旅途快要结束的时候，他邀请我找个时间去他家作客。 一个月以后，我访问了他。我到达的时候，他正在院子的一条长凳上打
盹。
　　我叫醒了他。我们谈话时，我瞥见一个漂亮的女子从纱门后面往外瞧。 弗朗齐亚一个劲儿在外面跟我谈葡萄、灌溉和化肥，而我一心想设法到屋里 去。最后，他终于请我进去喝杯葡萄酒，于是，我认识了他的女儿阿米莉亚， 她成为我的第一个女朋友。
　　1931 年 8 月 23 日，阿米莉亚和我在离莫德斯托 14 英里的西姆车站的一 个小天主教堂举行了结婚仪式。朱利欧充当了男傧相。由于我没有经历过婚 礼，牧师一宣布我们俩成为“夫妻”，我便转身挎着阿米莉亚走开了，而忘 记了吻她。这是个严重的疏忽，后来我花了许多时间来弥补这一点。出席我 们婚礼的有 500 位亲友。我们的婚宴是在弗朗齐亚家的宏大的地下室举行 的。随后，阿米莉亚和我直接驱车去莫德斯托火车站，登上开往芝加哥的列 车。我一年一度东去卖葡萄之行成为我们的蜜月。
我们在闹市区租了一套不大的房间。晚上，我从铁路货场回到阿米莉亚
和她的弟弟约翰的身边，他也在城里卖葡萄。我要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他接 受了我的这个倒霉的建议。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阿米莉亚时，她说，“这不 是一个好主意。”她是对的。对蜜月来说，“三”这个数字不大吉祥。由于 这个令人不满意的安排，有好几个晚上阿米莉亚和我吵吵闹闹辩论，她那么 不安有无必要。我们两人都认为他应当有个住处。我的内弟成为我们婚后第 一次口角的焦点。不久，他就到一家旅馆找了一间女静的房间，离开了我们。 于是，我们终于无人打扰了。

朱利欧


　　1930 年以后，我再没有去东部卖过葡萄。1931 年，市场略有回升，但我 们的境况仍然不好。
　　当时我们只雇佣了一个职员。一年以前，杰西·詹金斯来我们这里求职， 当时欧内斯特和我正在修剪葡萄藤。他对我们说，他曾经给莫德斯托最富有 的大牧场主科维尔“老人家”当工头，他最近被解雇了。
　　我们对他说，我们有许多活儿要干，可以雇佣他，但我们每小时只能付 给他 15 美分的工钱，比他给科维尔做工时要少挣 10 美分。他二话没说，拿 起剪刀就开始干活儿。（他跟我们在一起干了 37 年，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时 间是开卡车，给我们的莫德斯托酿酒厂送货，他说这是他最喜欢干的活儿。）
　　1932 年，父亲在莫德斯托以南大约 100 英里的弗雷斯诺买下了一个破烂 不堪的葡萄种植场。我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在那么远的地方购买一个如此 贫瘠的葡萄园，那是很费工的。他是用银行的抵押贷款购买的，他觉得很便
　　
宜合算。但我认为，如果一块土地的生产率不高，再便宜有什么好处？ 只是在父亲买下弗雷斯诺农场以后，欧内斯特和我才看到了这块地。父
母亲 1932 年春天搬到了那里，我哥哥在莫德斯托读完那个学年后也去了那 里。
　　这 225 英亩土地大部分是硬块，长满杂草和狗牙草。这是我见过的最荒 凉的土地。农场里的无籽葡萄和麝香葡萄园都已是老掉牙的了，野草长得比 葡萄藤还要高。
　　父亲下决心要使葡萄园恢复生讥。但这要投入大笔资金和劳力。父亲时 常要我们弄一些设备或者去干一些活儿，我有时去一两天，帮助他做些事。
　　1932 年，欧内斯特照常去芝加哥，我则呆在莫德斯托照料葡萄的发货工 作。有一天晚上、一位好朋友约请我同他一起去美国军团俱乐部跳舞。
　　艾林·洛埃和我在中学时就互相注意到对方，但从来没有说过话。直到 这次在舞会上相遇，才交谈起来。她是应邀前来的，但那天晚上大部分时间 是跟我一起跳舞的。舞会结束后，我跟男友借了一支笔，把她的电话号码记 在我的袖口上，因为我身边没有纸。
艾林和我谈了一年的恋爱。由于我们举行不起传统的婚礼，我们于 1933
年 5 月偷偷溜到雷诺，在一位天主教牧师的主持下结了婚。婚服是艾林自己 缝制的。
艾林是日尔曼奥地利血统，碧眼金发，年方 20。她是我们家第一位非意
大利血统的女子。我们结婚不久，我把她带到弗下斯诺， 母亲对她表示了热 烈而殷勤的欢迎。母亲还教给我的妻子做一些她的拿手好菜。

欧内斯特


　　1932 年秋天，全国经济仍无回升的迹象。像其他的经济部门一样，葡萄 生意也不景气。
在芝加哥，正当收割季节的高潮时，葡萄市场开始疲软起来。父亲向其
他葡萄种植者作了过多的许诺。当价格下跌时，我们决定挺住不卖，期望价 格以后会反弹。我给父亲打了电报，要他停止发送葡萄。他这么做了，甚至 让我们的一些葡萄烂在藤子上。
市场再也没有恢复坚挺。收割季节结束的时候，我仍然有近 70 车皮的葡
萄没有卖出去。往东部运的时候，每箱的运费是 60 美分，滞留费（超时储存 费）每箱又得 20 至 30 美分，这就是说，不管我们的葡萄是否卖得出去，我 们都得向火车站每箱交近 1 美元的费用，总计约 7 万美元。行情非常之低， 甚至连个滞留费的价钱都卖不到。不光我是如此。许多发货人都在感恩节以 前宣布破产了。
　　那年我回到家时，碰到了更大的灾难。我父亲用弗雷斯诺葡萄晒了大量 葡萄干，但是也卖不出去。我们借的钱和抵押贷款，债台高筑。银行、葡萄 种植者、包装公司以及其他许多债权人成天来找我门。我们没有钱付给他们。
　　1933 新年的来临，对我们和许多美国人来说，是经济大萧条进一步深化 的一年。即使有一个深得民心的新总统将于 1933 年 1 月份上台执政，全国的 经济状况也不见好转。不过，我认为，我们是幸运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上 台后执行的经济计划（包括废除禁酒令）和社会改革拯救了我们的国家。
莫德斯托葡萄园现在共有 270 英亩，朱利欧和我负责修剪工作。我们无

钱买汽油来开拖拉机，甚至连给我们的几头骡子买饲料的钱都没有，我们只 好晚上把它们放在公路一带去吃草。
　　过去一些年来，父亲总是能够为来年的开销筹措到足够的资金。但是， 到了 1933 年的春天，他却束手无策，既无法为下一个农业季节弄到经费，也 无法为 1932 年遗留下来的债主还债。父亲考虑要申请破产。我不赞成这个做 法，制止了他。
　　我去美洲银行，想借些钱，满足我们农场的日常开支，以便凑合到收割 季节。银行拒绝了我。当时，经济情况非常糟糕，银行自顾不暇。他们不仅 不借给我钱，而且还要我父亲还债。
　　1933 年 5 月，我从联邦土地银行筹得一笔由政府担保的贷款。该行旨在 帮助农民度过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我只借到 16000 美元，远远不敷我们的需 要。这只是一个短期的权宜之计。
　　无需有什么远见也可以看到，随着禁酒令的取消，以家庭酿酒者为对象 的葡萄生意将萎缩。在酒类饮料合法化以后，商业性酿酒肯定会形成一个崭 新的行业。
　　禁酒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任何法律都不能制止人们饮酒。这是一个供求 关系的问题。13 年的禁酒破坏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行业，反而使那些不借违反 法律去满足人们需要的人大发其财。
早在 1932 年 12 月，当人们传说可能取消禁酒令的时候，我就建议父亲
自己开办一个酿酒厂。父亲 1925 年去了一次芝加哥后，再也没有到过那里。 而我则连续七个冬天在芝加哥，从禁酒令以前就从事酒业的老手口中听到了 许多有趣的故事。
我同父亲谈论办酒厂的事继续了一段时间。他反对开办新的事业。他在
经济上遭受的损失使他抬不起头来，心情非常沮丧，以致对任何事情都失去 了信心。
父亲偶尔也对我的想法感到兴趣，但他更多的时候，显得没精打彩，体
力不支，仿佛他什么精力也没有了。他精神不振，心烦意乱，再也无心兴办 新的事业。
我清楚地看到，父亲不会，也不可能下决心搞酒厂了。随着夏天的临近，
我表示，不管他参加不参加，我都要干。“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于，”父 亲说，“但我不想冒这样的风险。”
我下决心自己干。
我需要什么呢？ 我需要一个酿酒厂和葡萄。但这两者的钱都无下落。我同一位在禁酒令
以前在埃斯卡隆办过酿酒厂的商人谈判，他同意由我提供葡萄，他来酿酒， 酒酿造出来以后，立即从他那里运出来。作为对他的报酬，他取得一定数量 的酒——每 1 吨轧碎的葡萄提取 10 加仑酒。
　　至于葡萄，虽然当时的价钱很低，我仍然买不起。我想出了一个利润分 享的办法：我向葡萄种植者赊购葡萄，在酒卖掉以后，以酒价值的 2/3 还帐。 由于葡萄的现金市场不景气，很快就有一些葡萄种植者愿意这么做。
　　我在旧金山的布卢克索姆街靠近铁路支线拢了一块位于中心的地方作为 我的“保税仓库”。于是，我在 1933 年已月 14 日向政府提出了开办酿酒厂 的申请书。
　　
朱利欧


　　1933 年 6 月 20 日，我乘我们的平板卡车离开莫德斯托，给父亲送去一 些他在弗雷斯诺需要的农具，同时接我的小弟弟乔耶，他要在莫德斯托同我 们一起度暑假。
刚跟我结婚六周的新娘子艾林与我同行。 在弗雷斯诺的郊区，在阿瑟路附近的怀特桥路，我们开上一条很长的汽
车道，在一幢没有粉刷油漆的农舍前停了下来。 我从卡车一下来，就发现母亲和父亲在附近的田间里。父亲正往一辆货
车上扔干草，而母亲则在车上用叉子把干草弄平。 妈妈径直走过来，拥抱了我们。她把艾林领进房间，开始做午饭。 父亲仍然留在货车上，想把工作做完。我走过去帮了他一把。像往常一
样，他容易发脾气，不大爱说话。 虽然父母亲和他们雇佣的两个工人在这里已经干了一年多，但我看不出
面貌有多大改变。 把卡车上的东西卸下来后，我们进屋里吃午饭。学校已经放暑假的乔那
急于开始度假。妈妈说，他的行李打清早起就已经收拾好了。 离开的时候，我们三人挤在卡车里，小弟弟夹在中间。 妈妈通过敞开的车窗说，“只要孩子们好，”不管她发生什么事，别惦
记她，她的这番话使我感到意外，我永远忘记不了。
我们的汽车开动了，妈妈微笑着向我们招手。 父亲站在她的旁边，低着头，褪色的毡帽遮住了他的眼睛，他的两肩向
前塌陷。
　　次日，我们在莫德斯托的家里的电话铃响了，艾林去接的。欧内斯特和 我正在葡萄园干活儿。
那是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打来的，他问，这是不是乔那和萨西·盖洛的
家。
“是的。” “她是亲戚吗？” “是的，是他们的儿媳。”
“刚刚发现盖洛夫妇在弗雷斯诺他们的家被打死了，”这位记者说。
　　她刚挂电话，欧内斯特就进来了。她把情况告诉他。他的脸色一下子变 得煞白。他立即赶赴弗雷斯诺。
　　　　　　　　　　　　　　欧内斯特 我惊讶得迷迷糊糊，不由自主地开着车到了弗雷斯诺。
当我到达殡仪馆时，县里的验尸官已经在那里等着，他要我跟他到后面
的房间去一趟。我去了，出现父母亲的两具尸体躺在两张金属轮床上。 他们的尸体是被雇佣的工人在午饭后不久发现的，母亲死在仓库外面的
地上，她在那里喂牲口时.被子弹击中后脑勺，父家自杀，死在屋内，被子弹 击中太阳穴，手枪丢在他身旁的地板上。他没有留下什么遗言。
那天下午，验尸官对我进行了询问。 他问我，父亲自杀的动机可能是什么。我说，父亲经济困难，一段时期

以来他忧愁满面，闷闷不乐。 验尸官说，我是否认为这是一起谋杀和自杀案。 我回答说，“是的。”
　　同日返回莫德斯托以前，我到父母亲的住地去看了看。后门没有上锁。 我在厨房的桌子旁坐了一会儿。
　　父亲一直厌世，最后竟然走上轻生自杀的道路。但我当时不能理解，现 在仍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拉上我母亲跟他一起死。
我从房内走出来。
　　我再也不会去那个房间。这是块不毛之地，这 200 亩土地害死了父母亲。 我一点儿也不想要这块破烂园子，朱利欧也是这样。一找到买主，我们就会 把它卖掉。
父母亲劳累了一辈子，一无所获。
朱利欧 艾林说，我父母亲的葬礼办得不错，但我记不大清楚了。我只记得，我
们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把父母亲的尸体在我们寓所的前厅停放了两天，供 亲戚们吊唁。
我记得，我不愿去前厅。我从来没有见过死人。他们的尸体停放在这里，
他们曾经住在这儿，现在则与世长辞了。我尊敬我的爸爸，热爱我的妈妈。 她的日子过得多么艰难啊。她竭尽全力使我们幸福。现在，她永远离开了我 们。
我们没有谈论我们丧失亲人的痛苦。欧内斯特和我以及我们的妻子忙得
不可开交。我们尽全力照顾年轻的乔那。当时和后来，谁也没有再谈论这件 事。有什么好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