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fford）以及查尔斯·墨菲（Charles Murphy）的密切接触。 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访谈录》中、他对自己同杜鲁门之间的关系是
这样描述的：“自从我成为委员会主席以来，我想不起杜鲁门在任何重大事 情上不接受我的建议，不管是对是错。杜鲁门认为委员会的作用不同于来自 别人的建议。财政部像是一个州的皇帝，我说一个州是因为它应付的是经济 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全局。总之，总统们以前一直向国会送交经济计划， 但是他们的顾问们一直是部门的负责人。成立委员会的设想就是要有一个经 济参谋长，他的任务是综合处理，把各部分筛选出来然后装配在一起成为一 个总计划。我记不起有总统不接受我的建议而接受约翰·斯奈德
（JohnB.Snyder）建议的重要事例。尽管就私人关系说他比我更亲密（实际 上斯奈德和我很少分歧），他采取这种方法有几个原因：第一，他的原则是 支持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某项工作的性质而选择的人；第二，因为他感到需要 这种帮助；第三，主要是因为在我的经济观点和杜鲁门的经济观点之间存在 着某种自然的相互同情”。
　　当被问到他对杜鲁门的影响力时，凯泽林回答说：“这个问题第一涉及 我同杜鲁门的接触以及我对杜鲁门影响的性质。这个问题对杜鲁门说是比较 容易的，因为实际上他只有一个经济学家，不管对错，他认为这个人是政治 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认为应当通过这个人得到基本的建议。我们有一个体系， 借助它我们得到各部门的信息，我们总是先把经济报告草稿散发出去并把正 式文本送给他们。我们还有工作班子一级的在每一个领域的部门间联系委员 会。我自己则经常和各方面在最高层以及内阁会议上见面。所以他们要说什 么我是知道的。而如果他们的意见与我不同时，他们自然也有权利见总统。 杜鲁门是很容易接近的，部分原因是他没有很多人必须接近。如果我在任何 时候拜访马特·康纳利并且说：‘我能见总统吗？’他从不说‘我将给你回 话’而是说‘星期三 8 点钟，星期四 10 点钟’。我总是单独谈半小时。这是 我从不滥用的进行接触的一条线路并且是很容易做到的。这种会见一年大约
有 20 次。进行接触的第二条线路是通过内阁会议，上面我已说过。第三条进 行接触的线路不管是对是锗是在正常线路之外，杜鲁门为其他目的约见我。 我帮助他起草有关经济问题或其他问题的演说。在这种场合我们总是有一批 人围桌而坐，包括克拉克·克利福德，戴维·劳合以及查理·墨菲。杜鲁门 头两年当总统同后来是不一样的。头两年他多少有点偏狭，缺少对全局的把 握。同时他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咨询意见??正如你能回忆起的，头两年他的 经济政策并不理想??但是在 1946 年选举以后，当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之后， 他从政策到政治都觉醒了过来。他任命了一个小组，每星期一晚间见面，从
1947 年到 1952 年他决定不再竟选为止。这个小组由现在称为健康教育福利 部的负责人奥斯卡·尤因（Oscar Ewing）当主席，参加这个小组的人有奥斯 卡·尤因，总统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和我，这件事表明对经济政策总体作 用的承认。参加者还有查理·布兰南，他后来当了农业部长，劳动部副部长

戴维·莫尔斯，内政部助理部长杰比·戴维森以及一两个其他人。它是一个 小组，每周一晚间在沃德曼公园尤因的家里吃晚饭，讨论三个小时。这种聚 会所讨论的都是一些高层次的政策问题，是杜鲁门应该做的，凑巧遇到的第 一件事是对塔夫特—哈特莱法案应当做些什么。这个小组通过它的每个参加 者在许多方面有很大影响。他给会见杜鲁门的人提供一种一致的立场。它对 克拉克·克利福德有帮助，他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见总统。我试图勾画在这 个小组中谁更重要，是克利福德还是我。有利福德在说服杜鲁门方面有更多 的事要做，我对克利福德如何说服杜鲁门方面有更多的事要做。我不知道谁 更重要一些。我不认为任何人会比绝顶聪明的克拉克·克利福德做得更好。 我也不认为任何人能像委员会主席那样取得良好的结果。”凯泽林还认为尤 因小组对公平施政纲领的提出是有很大贡献的。公平施政是在 1947 年国情咨 文中提出的，这个纲领主要是尤因小组工作的产物。
　　事实上，凯泽林所做的事情还超过了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职责范围。除了 同总统工作班子一起撰写演讲和信件之外，他还热心于尽一切可能协助政 府，使他自己成为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实际成员。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 尤其如此。经济顾问委员会常把自己的活动扩大到政府之外，并同代表企业、 劳工、农业和消费者的咨询团体接触。这名主席也常通过大众传媒公布委员 会的工作并为政府的经济政策辩护。凯泽林长期在政府中服务的经历使他懂 得扩大在政府内外接触的价值。
　　这名主席只要有可能总是毫不犹豫地说明自己的经济观点。尽管他以新 政派和凯恩斯经济学的支持者而闻名，但他对二者越来越持批评态度。他坚 持认为美国在经济政策上必须摆脱新政的观点。照凯泽林的看法，企业一政 府的合作是强调得过分了。单靠政府不可能控制经济。政府已经采取的行动 在凯泽林看来是过于以反危机为导向了。他认为长期目标不是靠预测和计划 实现的，而是靠信任与合作。他特别提倡“国家繁荣预算”，这种预算将清 楚地为经济的增长和扩大确定合理目标，这是最终达到经济稳定的关键所 在。他还认为不应当为了维持短期的物价稳定而牺牲平衡的经济增长，某些 通货膨胀在经济扩张中是不可避免的，为了长期的物价稳定对它必须容忍。
　　这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也对一些具体政策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减税通 常是累退性的，应当设法避免。如果需要补偿财政政策，他情愿走增加开支 的路。他认为凯恩斯对宏观经济强调过多，主张把总量法和结构法两者结合 起来。政府政策必须是有选择性的并反映微观经济分析。经济顾问委员会对 钢铁产业的研究是使用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
　　凯泽林有许多批评者，特别是在新政派中间。他们不能接受凯泽林所主 张的扩张主义的许多方面。他对自愿捐助主义的依赖尤其不合自由派的胃 口，他们早已放弃对私人利益集团采取合理经济行为的期望。他们认为政府 的行动和责任对取得经济的繁荣和稳定是必要的。尽管凯泽林强调应当兼顾 经济的和社会的需要，自由派仍然怀疑他的扩张主义是“利益逐层渗透”理
　　
论的翻版。这种理论坚持只要经济增长就能解决问题，而不需要财富的平均 分配。
　　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凯泽林的委员会只起草了一个总统经济报告。战 争改变了整个经济形势。在 1949—1950 年衰退中写的报告承认要有一个经济 的调整期，但更强调经济增长的乐观目标。报告并不要求减税和增加开支， 仍然强调在未来几年要平衡预算，减轻债务负担。联合经济委员会中的共和 党少数派对政府把报告用于政治目的并继续回避对衰退的责任持高度批评态 度。他们也对凯泽林把扩张主义看作医治经济病的药方表示怀疑。批评者认 为，这个报告缺乏中心以及明确的目标和政策，而这些对经济的增长是必不 可少的。
　　到 1950 年中经济报告出台之后，整个形势已经改变，朝鲜战争迫使全国 把反危机转移到应付战争的紧急需要，为此甘冒发生破坏通货膨胀的风险也 要实行扩张经济。当这个国家实际卷入朝战以后，杜鲁门接受了凯泽林的扩 张主义政策而不赞成实行管制。这名总统对应付实行管制引起的政治反应并 不热心，同时要避免任何对朝鲜危机的过度反应以避免向苏联传递美国想长 期卷入的信号。凯泽林的扩张主义能满足这种需要，因为它的基本取向是接 受短期战时通货膨胀并集中于长期的经济扩张。尽管经济顾问委员会愿意实 行间接管制，如提高税收，控制消费者信贷，实行配给等等，但尽量避免直 接的物价和工资管制以求实行最大限度的经济扩张。这样决策有一个假定， 即政府的直接管制并不需要，因为战争是短暂的，经济扩张将足以满足战争 的需要。然而其他一些人如艾奇逊则认为强者力的直接管制对稳定经济是必 要的，并对扩张主义者对战争动员的“松懈”持高度批评的态度。但是，由 于杜鲁门批准了凯泽林的扩张主义，经济顾问委员会在早期动员中是能按照 自己的立场实行领导的。
　　经济顾问委员会推进国防生产的扩张，在一个时期内维持了物价的稳 定，但随着战争的升级，经济形势恶化了。经济扩张主义对应付形势似乎是 不充分的。许多受惊的观察家警告说，战争将不会迅速结束，如果没有某种 形式的控制，膨胀性的工资一物价盘旋上升将给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经 济顾问委员会开始考虑渐进性的管制，但它对这一行动的支持并不热心。由 于未能迅速对变化了的形势作出反应，到 1951 年 1 月，经济顾问委员会开始 丧失其影响。这时凯泽林本来用于扩张经济的各种动员组织（国防动员办公 室，国防动员局，国防生产署以及稳定经济的机构——物价稳定办公室）被 接管，经济顾问委员会节节退让，物价和工资管制被建立了起来。
　　凯泽林曾力求对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在金融政策上的辩论施加影 响。凯泽林、杜鲁门和财政部都坚持必须实行宽松的信贷政策以鼓励投资并 使政府筹集资金的成本下降。当时联储是按照支持政府债券价格的协议进行 操作的。这项政策对利率设置了一个有效的上限。联储力求摆脱这种义务， 以便奉行一种反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财政部与联储之间的冲突如此令人不
　　
安，杜鲁门决定任命一个以查尔斯·威尔逊为首的委员会去进行处理。凯泽 林、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John W.Snyder）、联储主席托玛斯·麦凯布（Thomas McCabe）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然而，在财政部和联储于 3 月 3 日自行宣布 它们已达成协议、免除联储在市场上支持财政部债券的义务之前，该委员会 仅开过一次会。凯泽林为自己明显地被排除于基本经济政策谈判之外而感到 愤怒。显然，无论是财政部还是联储都不愿意让经济顾问委员会或凯泽林干 预它们认为是属于自己的问题。
　　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凯泽林领导下对经济决策所发挥的积级作用，越来越 受到国会内保守派的批评。联合经济委员会审查总统经济报告的共和党人， 反复对具有政治味道和宣传手法的经济报告进行批评。1952 年在国会考虑
1953 年预算时，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反对派似乎终于达到了目的。委员会的预 算被削减了 25％。尽管其他部门的经费也有所削减，但对经济顾问委员会的 宣传采取敌视态度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后来在参议员梅班克、埃伦德、索 顿斯托尔和塔夫脱的帮助下，参议员约瑟夫·奥马霍尼设法加了一个条款， 允许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头 9 个月使用剩下来的资金，这是艾森豪威尔接管之 前给杜鲁门的经济顾问留下的时间。委员会这样才能在凯泽林剩下的任期继 续运转。它以后的命运则留给艾森豪威尔去决定。

第三章 艾森豪威尔时期


艾森豪威尔的经济哲学


　　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政府的经济哲学是不同思潮的混合 体。它来自给他当班底的那些人，来自靠他的名望重新掌权的共和党，来自 支持共和党的社会阶层，自然也来自艾森豪威尔本人。
　　艾森豪威尔出生在堪萨斯州的阿比林市。他家庭贫寒，从小就对那些住 在城北，腰大气粗的富户人家很不服气。这家的孩子们从小就必须辛勤劳动。 他们最讨厌的事莫过于从自己农庄的菜园里把多余的蔬菜卖给城北居民那种 工作，“把豌豆、豆角、生菜、玉米装上轻便马车或四轮大车，然后挨家叫 卖，有时还遭受令人难堪的冷遇”。可以想见，这种儿时的生活体验对艾森 豪威尔后来偏爱成功的企业家有某种影响，和他们保持友善关系可能是年轻 的艾森豪威尔的一个秘密目标。
　　1911 年也就是艾克 20 岁的那年，他进了西点军校。此后的 40 年，他几 乎全为美国军队服务。在这些年中，他显示出自己是一名勇敢的、出色的战 士。然而作为一名职业军官，艾森豪威尔不可避免地把自己同这 40 年美国生 活的主流隔开了。威尔逊政府的社会财政改革，哈定的丑闻，20 年代的投机 热，1929 年的大崩溃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30 年代的新政，所有这些事件对 国家的军事机关说都是远处的浪花。当艾森豪威尔终于从寺院式的职业军官 的主涯中崭露头角的时候，他在经济方面并没有比在阿比林孩提时代多学到 多少东西。
　　阿比林的生活给年轻的艾森豪威尔一种简单的杰斐逊式的信念，“管得 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艾森豪威尔成年以后说过这样一段话：“杰斐 逊相信政府和人民的紧密联系，他的意思是不容许中央政府过于强大??我 十分肯定，如果他活到今天，他一定会高兴地投票反对新政。”艾森豪威尔 从来没有必要去面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各种问题，所以他仍然保留着对杰斐逊 式理想的信仰。当他晚年进入政界，美国的大企业家为了他们自己的原因愿 意看到联邦政府软弱无力并缺乏效能，他们发现文森豪威尔正是他们现成的 听众。
　　艾森豪威尔这个从阿比林出身的穷孩子，现在对这些大企业有十分深刻 的印象，觉得它们现在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1952 年 10 月 20 日，他在 伍斯特时说过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私营工商业是有生气的制度。它们 证明自己不仅能供应强大的战争资源，而且能给世界上数目庞大的居民提供 极高的生活水平。需要有一批人去做这些事，并且做出以 7％的人口生产出 世界上 50％工业品这样极不寻常的事。如果要给这些人一个名字，我认为他 们的名字就是美国企业家。”
这些人后来成了他最亲密的顾问，得到了他的政府的关键职位。他们成

为出席白宫宴会的常客。有一次，他被问道为什么让通用汽车公司的头头当 国防部长，他的回答是：“你希望谁负责呢？用那些由于失败而一无所成的 人呢？还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呢？”在他的眼中这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艾森豪威尔给企业家追求私利的立场蒙上了一块伦理主义的面纱。1952
年 9 月 3 日在伯明罕的一次演讲中，他说：“自由政府是一种把深刻的宗教 信仰传到政治世界的企图。??我相信这个国家由于承认在上帝父亲般仁慈 下的人类兄弟情谊而将继续保持其伟大。”
　　艾森豪威尔反复强调把大部分责任集中到地方和洲政府，避免过分集 中，1952 年 9 月 24 日，他在西弗吉尼亚的惠林说：“我们在美国寻求一个 接近人民并且对他们的需要及时反应的政府。在解决我们的问题时，我们要 沿着别的路走而不是沿着波托马克的道路。我们在政府分权的原则下联合起 来，反对集中政府权力于华盛顿。”在 1952 年 9 月 12 日的著名讲话中，他 又说：“使自由继续下去的代价是减少政府开支和税收，抛弃那种据说从上 帝那里得来的行政部门的武断权力，反对用制造和扩大联邦机构的办法合法 地扩大政府权力。”参议员塔夫特在听到这段讲话之后，宣布总统候选人在 反对联邦政府权力上和他站在一起。
　　在发表上述观点时，艾森豪威尔表达了除西奥多·罗斯福以外共和党政 府的传统看法。在这里比较一下文森豪威尔和胡佛两人经济哲学的相似之处 是颇有教益的。
　　在美国的社会保险问题上，胡佛曾经说，福利国家要求“政府必须保障 每一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安全”。1949 年 12 月 8 日，艾森豪威尔在得克 萨斯州加尔威斯通说：“如果美国人要求的一切是安全保障，他们可以到监 狱去。他们会有足够的东西吃，有一张床和遮盖他们脑袋的屋顶。”
　　1959 年 1 月 14 日，一名记者问他自就任总统以来他的政治哲学的变化。 艾森豪威尔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试图为他所倡导的新共和主义下定义。他说： “我认为我们必须牢牢坚持一些原则和理想，那是我们的奠基人写在伟大文 献中的，我们必须掌握这些原则并把它们应用于今天人类的问题??自然问 题是不同的，所以让我们对付现代问题，我将呼吁所有共和党人，认真对待 把我们创业祖先的实际观念运用起来的事业。”
　　在理论上，这一哲学赞扬竞争性企业，然而在实践上自由企业的信徒常 常要垄断而不要通过政府干预而恢复的竞争。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早期赞成 削减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拨款，而这个机构被认为是反对垄断的。他的司法 部长确曾任命了一个研究反托拉斯的委员会，但是正如众议员亨利·罗伊斯 指出的，在 66 个成员中有 22 名是在反托拉斯事务上从事反政府活动的公司 律师。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反托拉斯起诉的记录是不光彩的，但是应当公 平地补充一句，在杜鲁门总统时代反托拉斯也并没有什么作为。在艾森豪威 尔看来，政府对经济政策的主要贡献在于平衡联邦政府预算。
艾森豪威尔在任职期间有案可查的观念可以概括如下：节俭、勤劳和企

业家的贡献带来了美国的经济繁荣；美国人对万应灵药要多加小心；美国创 业祖先的原则是个人自由和不要强大的中央政府，在需要政府的地方，应当 主要是靠近人民的地方和州政府；企业要做最大贡献，必须有足够的刺激和 充分的竞争；美国是伟大的因为它是善良的；我们能够承受对人民的自由， 但对花钱必须保守。
　　这种观念也为胡佛所信奉，但对拯救大危机没有多大帮助。十分有趣的 是，从 1933—1953 年的 20 年中，政客、大学教授、律师在没有企业的帮助 下完成了美国经济政策的变革，抛弃了自由放任。他们看到了一个简单的事 实，如果资本主义要生存，政府必须负责开发国家的资源，为开支规定最低 限，实行收入的更公平分配，保护弱者，反对强者。拯救自由社会的代价是 有节制的政府干预。
　　据多诺万在他的著作《艾森豪威尔，内幕故事》一书中记载，1953—1954 年，在他和汉弗莱、威克斯、威尔逊几名部长争论时他常常站在政府行动一 方。他恳求他的百万富翁内阁为小人物做一些事情。他竭力反对以剧烈削减 军费的方法来实现预算平衡。1957 年当汉弗莱部长为预算盘子发怒以后，艾 森豪威尔似乎回到了他早期的僵硬观点。1957—1958 年，他为开支的膨胀， 为美元价值的不稳定，为税收的高水平，为政府的过度需求以及其他类似问 题而深感不安。实际上，有大量证据表明，艾森豪威尔 1959 年的观点很像胡 佛，而与他在 1953—1954 年持有的观点不同。
　　要理解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经济政策必须对他的顾问班子有所了解。在这 个班子中，人们自然首先必须考虑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George M.Humphrey）。人们常常把汉弗莱和胡佛政府的梅隆部长以及汉纳公司的创 始人、19 世纪末把麦金利送入白宫的马克·汉纳相比。这三个人都信奉软弱 的中央政府、低税收、企业自由经营而没有政府干预，并且很自然，所有这 三个人都极为富有。作家蔡尔兹在讨论文森豪威尔内阁的组成时，这样写道： “他召唤到华盛顿并安置到重要权力岗位上的人大多数都和他有相同的信 念。??总统任命乔治·汉弗莱作他的财政部长，查尔斯·E·威尔逊作他的 国防部长??他们忠实的、坚定不移的信仰并非来自任何组织的法典??而 是出于他们自身的背景和经验。”
　　在讨论汉弗莱的任命时，蔡尔兹说：“也许这是总统最重大的决定，因 为汉弗莱的势力大到足以决定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方针，这样说决不是夸张， 他比任何人，除去艾森豪威尔本人，都更多地决定了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基调， 从他们第一次在康莫多见面，汉弗莱和当选总统明显地是互相协助的。当他 去会见他的新上司时，艾森豪威尔欢迎这个秃顶的汉弗莱说：‘乔治，我看 你梳头发的样子和我相同。’汉弗莱说：‘我立刻知道我们将友好相处。’” 从多诺万的书中可清楚地看到，汉弗莱领导反对联邦开支和要求平衡预 算的战斗已经发展到可以不惜任何代价的地步，甚至不管外交和国防政策。 因此，在 1955 年初，在谈到亚洲马歇尔计划时，由于汉弗莱抽紧钱袋，几乎
　　
毫无结果。汉弗莱用各种办法反对积极的政府行动。下面是他和参议员安德 逊的典型对话。参议员安德逊问他关于有选择的控制问题，汉弗菜回答说： “不！我反对这种做法。我完全不相信它——像我一分钟以前所说的。我完 全不相信有那么一群聪明人能告诉在美国的每一个人做什么，并且比受自由 选择制度的激励而行动的广大人民更聪明。我完全相信自由选择制度的刺激 作用，我相信这个国家是靠它发展的。”
　　汉弗莱在政府中有一些反对派。大概带头批评他的是阿瑟·伯恩斯博士， 他是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还有总统个人经济顾问加布里埃尔·豪格。 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伯恩斯曾经倾向于抵制新的经济学说，可是在华盛顿， 他变得更灵活了。豪格曾在哈佛大学学过新财政政策的要领，尽管如此，有 时他所坚持的意识形态使积极的财政行动十分困难。两个人都主张采取积极 的联邦行动以对付衰退。然而汉弗莱则持不同观点并常在内部辩论中获胜。 艾森豪威尔似乎接受了他的信念，即平衡预算是政府对制止工商业衰退所能 做的最大贡献。
　　汉弗莱的影响一直存在到他离开财政部。艾森豪威尔在他在职的最后时 期，常常到汉弗莱位于佐治亚州的种植园休息。选择罗伯特·安德逊（Robert B.Anderson）做汉弗莱的继承人是得到汉弗莱自己支持的。安德逊继续奉行 汉弗莱的立场，但多少温和一些并采取对不同情况有所区别的态度。
　　汉弗莱的右手是副部长伦道夫·伯吉斯。他要对某些令人怀疑的债务管 理政策负责。伯吉斯也和那些反政府干预的人持有相似的观点，即政府开支 是非生产性的，而私人开支则是生产性的。他说：“我们总想说明这样一点， 即政府花掉的钱不生产人们能买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增加银行的商 业贷款，借钱窗口的机械效应是生产商品和服务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所以他 倾向于和新创造的货币相平衡。”
　　其他内阁成员同样反对政府的积极干预，赞成给企业以行动自由。内政 部长麦凯 1953 年 4 月 29 日在美国商会演讲时说：“我们这个政府在这里代 表商业和工业。”他的整个内阁一致认为企业界比政府更值得信赖。当人们 问新任国防部长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查尔斯·威尔逊是否预见到他对政府承 担的义务和他的企业有冲突的时候，他回答说：“我想不起有任何冲突，因 为多少年来我认为对我们国家有益的也同样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反过来说 也是一样。”在这个企业界出身的内阁中唯一的例外是劳工部长，铅管工人 工会的马丁·德金，他被任命后很快就有一种说法，这个内阁是由“800 万 富翁和一个管道工组成的。”德金在内阁的出现使一些著名的共和党人如塔 夫特之流感到不快，经过 8 个月的努力试图说服政府修改塔夫特一哈特利法 案无效之后，德金辞职了。
　　共和党的哲学家阿瑟·拉森在他的书中总结说：“把各种不同意见加以 蒸馏，所得的最后产品是一个有内在一致性和对方向的积极认识的非常清楚 的设计。这是由于两件事：第一，艾森豪威尔总统也和任何现代总统一样，
　　
是以基本原则的自觉性来活动的；第二，这一设计可以得到系统执行的事实； 因为这些原则是他这届政府所有领袖，大多数共和党人以及我认为大多数美 国人所愿意奉行的。”
由拉森概括的新共和党原则有以下几点：
1）我们崇敬地确认存在一个主管秩序、正义和爱的神；
2）个人是我们高于一切的目标；
3）政府必须尽可能地方化；
4）凡是私人能办的事必须让私人办；
　　5）政府有实现繁荣的责任，但最好用帮助和放手的办法而不用对私人企 业进行压制的办法。
　　拉森很好地解释了共和党的哲学。它强调的是私人主动性，私人刺激和 对这些刺激的不干涉。政府放在地方和州一级，尽可能按亚当·斯密看不见 的手安排事务的秩序，在福利的责任方面勉强对政府作些让步。真正的问题 在于什么时候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行，什么时候为达到全国目标牺牲这种刺 激？什么时候由联邦政府做这些事而不是由州和地方去做。
　　大多数观察家不相信经济问题同著名的三“C”（Communism 共产主义； Corruption 腐败；Korea 朝鲜）问题相比对选举的结果会有什么影响，然而 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支持者在选举前却常常谈到经济问题。
　　对通货膨胀的强调在艾森豪威尔和史蒂芬逊的演说中都找得到；一般认 为下届总统就职以后立即要处理的问题是通货膨胀而不是正在露头的衰退。 艾森豪威尔把通货膨胀的原因归之于民主党的政策即大政府开支和预算 赤字。10 月 17 日，在特拉华州的一次演说中他宣布，如果他当选总统将首 先把造成通货膨胀的“失控的财政开支”和“经常发生的预算赤字”消除。
这种情绪在艾森豪威尔所有涉及国内经济政策的演说中都能找到。 民主党谈论的要点是收入和就业的高水平与“胡佛萧条”相对比，提出
这样的口号如“你还没有过这样的美好生活”和“不要让他们抢走”。这是 求助于已有的成果，不管赤字和政府开支是对是错，实际收入和就业毫无疑 问比共和党当政的最后几年要好，从这里推论出选举一个共和党政府就会回
到 1930 年的时代。 共和党对此的回答是，在民主党政府下得到的繁荣用杜威州长的话说是
“沾污了血迹的繁荣”。艾森豪威尔用比较克制的词汇说：“不是新政而是 二次大战，使美国从危机中走出来，带动了全面复苏，战争过去以后积压的 订货使经济持续在高水平上发展。这个刺激刚刚削弱，朝鲜战争和重整军备 随之发生，为持续繁荣提供了必要的动力。”
　　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智囊们明显看到选举期间讲经济史不足以减轻选民们 对共和党政府能否维持繁荣和充分就业的怀疑，也许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能让 民主党滑过去。艾森豪威尔在竟选将近结束时越来越起劲地发誓，他将不攻 击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他将做一切可能的事情来防止大危
　　
机。10 月 20 日，他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演讲中说：“任何人说我的目标 是削减社会保险，失业保险，让病人和老人贫苦无助都是在撤谎。”10 月 25 日，他在哈勒姆的演讲中对充分就业做了如下保证：“假定我们在华盛顿能 动员的最好的智囊，以最好的心肠预见到任何将使诚实和辛勤工作的男人和 女人失去工作的衰退或萧条，那么整个私人工业的力量、市政府、州政府、 联邦政府的力量将被动员起来制止这种事态的发生。除此我不能向你们做更 多的誓言。”
　　艾森豪威尔竞选演说关于经济政策的部分给人的印象是，他认为联邦开 支过高，预算赤字是坏事情，因为它具有膨胀性，如果冷战不再恶化，他将 着手在四年内把联邦开支削减到 600 亿美元。他也宣布，他将使财政部和联 邦储备委员会作为伙伴而不是敌人共同工作；由于他谈到要推翻杜鲁门政府 关于廉价货币的“偶像”，很明显他的意思是当联邦储备系统认为奉行紧缩 货币政策是必要的时候让财政部采取合作态度。
　　艾森豪威尔的财政政策观点因此就和大多数共和党人的传统正宗教义相 一致了。但是他没有详谈，他认为什么是对付危机的适当政策，特别没有迹 象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他所承担的义务在付诸行动时可能和他所发表的关于政 府开支和赤字的看法相反。可以肯定他说，这是因为他还不熟悉这个问题。
1952 年共和党的胜利是艾森豪威尔个人的胜利而不是这个党的胜利。共和党 在未来的 83 届国会中的多数是微弱的，在众议院是 221 席对 214 席，在参议 院是 48 席对 47 席。尽管这次选举不能说明是对极右派的信任票，但确实标 志着国会的右倾。


阿瑟·伯恩斯


　　艾森豪威尔就职后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着手挽救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 的生存。由于许多共和党人把这个机构与新政和凯恩斯主义联系起来因而不 愿给委员会拨款。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在它的补充拨款法中，只为一个经济顾 问提供资金而不是整个委员会。委员会的活动陷于停顿。在这样一个动荡的 局面下，艾森豪威尔的行动极为重要。他任命全国经济研究局的主任、研究 经济周期的专家阿瑟·E·伯恩斯（Arthur E.Burns）为顾问委员会主席，据 说，他同这届政府并没有政治联系。选择他当顾问是由一个三人委员会决定 的，这三个人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翰·威廉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官员伦道夫·伯 吉斯，还有总统私人经济顾问加比·豪格。
　　在任命伯恩斯的时候，文森豪威尔对是否需要一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 还没有拿定主意，实际上，他更倾向于不要这个组织。于是他要伯恩斯考虑 经济顾问组织的职权，他表示对这个组织的必要性有点怀疑，而倾向于只要 伯恩斯一个顾问。但是，他要求伯恩斯对这个问题做充分考虑。伯恩斯告诉 艾森豪威尔，正如他抱有一些偏见一样，伯恩斯也有类似偏见，不过他又感
　　
到不管一个经济顾问能力有多强，有一个考虑全面的集体对总统所起的作用 可能要比一个单独的经济顾问好。伯恩斯最后对艾森豪威尔说：“我和你多 少是在不同的跑道上，然而我将认真考虑顾问组织的职能，我将努力克服我 自己的偏见，我将同对此事有经验有兴趣的政府人员交换意见，并且同企业 界、学术界朋友商谈回来向你汇报，这是不是你所希望的呢？”艾森豪威尔 说：“对！这正是我所要的，不过我要先对你打个招呼，不要长篇大论，我 不知道怎样去看。”伯恩斯回答说：“总统先生，因为你不知道怎样去看， 我也不知道怎样去写，所以看来我们有机会很好相处。”伯恩斯和文森豪威 尔的特殊关系和职业性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伯恩斯同国会议员、联合经济 委员会成员、司法部长、预算局长等人交换意见之后参加了艾森豪威尔在椭 圆形办公室召开的会议，提出了自己的报告。经过讨论得出两个结论：第一， 总统肯定需要持续不断的具有专家水平的经济事务建议；第二，一个能深思 熟虑的集体所起的作用要比一个经济顾问好。经济顾问委员会这个组织就这 样保留了下来。
　　在整个委员会因缺乏经费而停顿的时候，伯恩斯成为由补充拨款而得到 经费的唯一顾问。在总统决定保留这个由 1944 年就业法规定的机构以后，国
会 1954 年为这个组织拨款 30 万美元。此后委员会又增加了两名顾问，他们 是尼尔·雅各比（NeiI H.Jaco-by）和沃尔特·w·斯图尔特（Walter W.Stewart），雅各比是一名学院经济学家，任命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商 学院研究生部任教务长。斯图尔特没有博士学位，但作为经济学家在为政府 服务中建立了极好的声誉，同杜鲁门有意识地任命具有不同背景和利益的人 成为鲜明对照的是，艾森豪威尔倡导了由委员会主席推荐其助手的做法。因 此，伯恩斯在改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时除加强了主席的作用之外，还保证 了由自己选择委员会的同僚。
　　伯恩斯的任命受到国会的欢迎。企业界报刊的评论也是赞扬的，因为伯 恩斯没有卷人政治冲突，同时这一任命被认为是艾森豪威尔力求尽可能防止 萧条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此后，伯恩斯同艾森豪威尔之间发展了一种强有力的工作关系。艾森豪 威尔赞成伯恩斯强调的使委员会回到非政治角色去的主张。他需要一名能推 心置腹的顾问，而这名主席所坚持的恰恰与总统的想法一致。能够清楚地显 示出委员会的做法不同于杜鲁门时代的是，年度总统经济报告的写法。杜鲁 门的顾问委员会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评论，艾森豪威尔的顾问委员会退居幕 后，帮助总统准备报告，但在理论上不是报告的作者。伯恩斯实际上每年亲 自写这个报告，但他又不算报告的参与者，在这种局面下，有些批评家认为 它可能造成报告的客观性会被扭曲或混淆的后果。伯恩斯在年度报告中有时 表明自己是政府政策的倡导者，甚至偶尔发表支持政府的言论，但他仍然力 求避免在国会听证会上公开作证。当被迫作证时，他还是避免批评总统或采 取党派的极端立场。伯恩斯认为要使委员会从杜鲁门时代所遭受的批评中恢
　　
复名誉，采取这种姿态是必要的。 文森豪威尔同意伯恩斯对经济顾问委员会作用的看法。虽然总统还有其
他顾问，包括加布里埃尔·豪格以及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但他还是维持 着和伯恩斯的密切关系。在涉及经济政策时，豪格的职责带有行政管理和政 治的性质，主要的作用是使伯恩斯避免陷入同其职责无关的事务，如联邦储 备委员会的任命，关税规章的管理，尽管豪格也参加决定重要经济政策，他 很少不同意伯恩斯的主张。然而，汉弗莱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在根本的经 济政策上常常不同意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主张。汉弗莱作为一个保守的企 业家同伯恩斯相比更加坚持平衡预算这种正统的财政观念，更反对由政府采 取反周期波动的行为。此外，作为财政部长和总统的私人好友，汉弗菜显然 是对艾森豪威尔更有影响力的顾问“。
　　不过，伯恩斯作为经济周期专家在同艾森豪威尔交往中也找到了自己对 总统施加影响的方法。当人们问伯恩斯，他怎样向总统做顾问工作时，他的 回答是很有趣的。
　　在论及如何对总统施加影响时，他说：“我要把它主要归之于偶然事件， 要碰运气，不过也要把它部分地归之于自己心中的一些计划。本来，我对怎 样给总统当顾问也心中无数。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我有许多事情好做。 我是一个经济周期专家。我看到一次衰退即将到来，并看得很清楚。由于在 这个领域没有什么助手，我要在监视导致衰退来临的各种经济变量的发展方 面做很多工作，并且制定对付局势的临时计划。至于如何给总统当顾问，我 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预感到迟早要发生点事情，果然，一天我接到艾森 豪威尔的电话，他要见我，这是我和他的第二次重要会面??我想了一下， 我去了似后给总统出主意应当做点什么。谈经济，说明事态的发展状况，我 不需要为此作准备。我很明白，我要谈这些，或者根据总统的要求，或者是 由我主动，不过，我问自己，这样够不够？这里是一位总统，他是靠他在军 队中的纪录走上这个岗位的。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他在经 济领域肯定没有特殊背景，或者根本没有背景。所以他必然关心正确处理经 济事务。要帮助他我首先必须教会他，但我怎样去教一位总统呢？很明显我 不知道，但是，我感到他肯定对政府的职能有兴趣，不管怎样他现在正领导 着它。因此，回顾政府的历史，从数量上谈几十年来的就业，支出和收入的 走势，等等。然后，我可能不仅要对他谈经济的现状也要谈经济周期，谈某 些对经济周期起主导作用的特点，谈一两个其他我所注意到的经济问题，如 我们的税收制度。所以我把一些统计表和一两个图表集中起来。我不知道我 将如何运用这些资料，但我决定把它们带在身边，看机会教总统关于国民经 济的知识，告诉他他所领导的那个政府属于什么类型，今后它将走向何处。 一旦你对怎么办有了很明确的考虑，机会自然会来敲你的大门或者你自己将 创造你的机会，所以在我同总统谈话过程中，我发现把我的一些图表和表格 拿出来并谈一点关于经济周期的历史，政府在就业、收支方面的增长以及税
　　
收结构等方面发挥作用是适宜的或者说是明智的。艾森豪威尔对此深感兴 趣。当我要离去的时候，他说‘你必须等一分钟’，他把管安排约见的秘书 汤姆·史蒂文斯叫进来，并对他说：‘我刚才和这位伯恩斯先生进行了一次 很有意思的谈话??现在你记下来，以后每周按排一小时的约见，从现在开 始，不得漏掉。’这就是事情开始时的情形。”
　　尽管汉弗莱在经济事务方面常常具有最后的发言权，但伯恩斯同艾森豪 威尔的往来以及他作为经济周期专家的说服力，使这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成为汉弗莱强有力的竞争者。艾森豪威尔尊重伯恩斯在经济方面的意见，让 他在 1953 年新成立的经济增长和稳定顾问委员会中担任主席。这个小经济内 阁由与经济决策有关的各部门的代表组成，包括商务部、劳动部、农业部、 财政部预算局以及联邦储备委员会。一个由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戴维·卢金组 织的高级参谋机构“星期二小组”，更加强了委员会在制定政策中的作用。 此外，委员会还建立了各种工作组，并参加内阁小企业委员会一类的部门间 的组织。如果说伯恩斯决心停留在政治聚光灯以外，他实际上却在制定政策 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远远超过埃德温·诺斯在杜鲁门时期所追求的科学的、
中立的专业权威的那种地位。
　　艾森豪威尔尊重伯恩斯的意见。1953 年当伯恩斯向艾森豪威尔预报说一 场衰退正在来临时，的确引起了艾森豪威尔的严重关切，他对伯恩斯说：“阿 瑟，你是我们对付经济衰退的参谋长，你要每周在内阁会议上报告我们已处 于什么阶段，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样经济顾问委员会就担负起这一责任。 据伯恩斯回忆，艾森豪威尔对委员会应付衰退的计划很满意，在一次每周召 开的会议上，当伯恩斯报告自己的行动计划时，艾森豪威尔高兴地说：“阿 瑟，如果在战场上你将是多么好的参谋长啊！”作为一个军事统帅说这样的 话对伯恩斯可算得是最高的赞誉。
　　伯恩斯与汉弗菜时有冲突，尽管汉弗莱同艾森豪威尔有更深的渊源，但 他并不总是胜利者。伯恩斯回忆起这样两件事。
　　“1955 年 12 月，也许是 1956 年初，汉弗莱和我碰头，我们常常见面， 但不定期，汉弗菜是一个率直的人，相当诚实。他对我说：‘阿瑟！我们必 须作出决定，你和我。你正在向总统提出税收方面的建议，可是这恰好是我 的职责，你侵犯了我的权限。现在你所干的事很不好，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 完全不同，这一点把事情搞得更糟。这种情况令人无法容忍。’我说：‘乔 治！你是这个意思吗？’他回答说：‘是的，我已经仔细考虑过，我对此感 到抱歉，但这是我的决定。’我说：‘乔治，我不明白让总统看到财政政策 的两种观点有什么不好。是由他作决定，不是由你，也不是由我。我们并不 总是有分歧。’当时我们的确在 1956 年的税收政策上有尖锐分歧，汉弗菜要 求减税，而我不是这样。
　　“1956 年税率的确很高，我对他减税的目标很同情，但对我来说根本的 问题是时机。1955 年通货膨胀开始加温。它还没有反映在消费物价指数上，
　　
但是在敏感的原材料价格上已经表现得很清楚。广泛的批发物价指数也在上 扬。所以我反对而汉弗莱则主张减税。毫无疑问，政治原因在他的思想中起 作用，不管怎样，他对我们各自的角色已得出结论，所以我说：‘好！你已 经作出决定，我必须接受这一点；但是我的确要你理解，我没有侵犯你的领 域。可能总统必须在你和我之间进行选择，但不是因为我侵犯了你的领域或 权威。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不能忽视财政政策。如果我忽视了它， 我就没有履行法律赋予我的责任。自然，你作为财政部长，不可避免地要介 入财政事务。总统将如何对待你的和我的建议取决于总统本人。但是，我肯 定没有侵犯你的权威，请你不要忘记这一点。’他回答说：‘我理解你怎么 想，但我认为它主要是财政部的责任——不管你怎么说，我已经得出结论。’ 我说：‘好！你请吧，和总统约个时间。’然后我又说：‘我不必去了，那 是你的问题而不是我的。’他说：‘我要以完全公正的态度去办这件事。’ 我说：‘好！如果你坚持要我去，请你同总统约一约。’这次约见是一两天 以后的事??最后按汉弗莱的安排，在约好的那一天的下午两点在椭圆形办 公室同总统见面，艾森豪威尔以他一贯的热情欢迎我们，他说：‘我的两位 朋友，你们正好是我要见的两个人。我刚刚会见一个愚蠢的商人，他说我们 现在应当降低税率。这正好是在通货膨胀开始加温的时候??这时要降低税 率！你能想象哪个白痴能像这个人吗？’我拿出一条手帕，掩住我的脸面?? 这是我控制自己不放声大笑的唯一办法。然后在总统那里谈到了各种事情， 历时一小时零一刻钟。我一言未发，我等待汉弗菜，但他再也没有谈及这次 会见原来的主题。
“我还要告诉你关于汉弗莱的另一个故事。我们通常私交不错，但在
1955 年经济报告的问题上不是这样。我是那种该死的主席，总是自己起草总 统经济报告。当然，我也从我们的工作班子中得到帮助，但基本部分是我的 手笔。正如你所知道的，在总统国情咨文出台的那个季节特别忙。我在那些 天被一个接一个的会议弄得不可开交。我在办公室一直呆到晚 8 点钟左右， 然后回家，晚饭很迟，休息一小时，到 10 点或 11 点我又开始写报告，直写 到凌晨 3 点、4 点或，点。这样持续了几周。当然到 8 点，我又要回办公室。 所以你可以想见，我的神经已紧张到极点，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接到乔治·汉 弗莱的一个电话，他对我说：‘阿瑟，我要谈谈经济报告。’‘好，’我回 答，‘有什么问题？’当时我已把草稿送给有关部门要求给予评论。然后， 他说：‘我不喜欢它。’我回答：‘有什么错误吗？’他说：‘它带有社会 主义气味。’我大笑：‘社会主义气味？不！你不是这个意思。’他继续说：
‘不！你应当抛弃它。’我最后说：‘乔治！我把全部心血都放在这个报告 上，你不喜欢它，你认为应当扔掉它，但是你找错了人，我将不改一个字或 一个逗点！’我接着说：‘你找错了人，你最好和总统谈谈，我的报告将维 持原状。’他大声说：‘你不是这个意思！’我回答：‘我绝对是这个意思！’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再见。’后来从豪格那里来了一个电话，他说：‘阿

瑟！一场暴风雨要来了，乔治·汉弗莱对经济报告感到忿怒，他正在对你搞 阴谋，我想和你坐下来商量如何反击。’我回答说：‘加比，你我一直密切 合作，请尊重我的愿望，你不要介入这件事。可能有一个阴谋，但不会有反 击，让乔治·汉弗莱做他愿意做的事情，让他去干最蠢的事情去吧！总统将 或者同意他对报告的判断或者不同意。至于我，我不想干预这个过程，我肯 定不想要你有什么行动。’后来加比说：‘但他正在想毁掉你。’我回答：
‘好！如果乔治·汉弗莱能在这个题目上毁掉我，那么即使他今天不做，一 两个月以后他也会借别的题目做这件事。艾森豪威尔或者对委员会和我个人 正在做的事给予信任，或者他不这样，让我们随他去吧！’我清楚地记得这 一天终于到来。这是当我把经济报告提交内阁审查的时候，是在 1955 年。在 提交报告时，我只能口头上概括地介绍，有时在这里或那里就原文读上一节， 因为报告太长了。一开始艾森豪威尔对我说：‘阿瑟！你有两个烟斗在手里， 你怎么可能同时点燃两个烟斗？’直到他提起这一点我还没有意识到，所以 我回答：‘总统先生！今天早晨我准备得很好！’真的，我确实准备得不错， 听的人都精神振奋。我感到很自信，不管汉弗莱??我将得到大家的赞同。 当然，我已经把报告草稿送给了各方面的人，但是我忽略了尼克松，因为没 有明显的理由必须送给他一个副本，可是他发言了，并且说：‘这是一个精 彩的报告，它赋予共和党以一种它所缺少的哲学。’乔治·汉弗莱的阴谋可 能包括一些商人如辛克菜·威克斯和国防部长查礼·威尔逊。??不管怎样， 没有一位企业界大人物说一句话。只有威克斯简单地问了一个问题，那不是 敌对性的问题，也不是以敌对态度提出的。这就是内阁会议上对这个报告的 全部辩论。然后，艾森豪威尔为这个报告对我表示感谢并且说：‘阿瑟！你 这里提出的自然只是一个提纲，现在我要你给我一个完整的报告，我要把报 告整个儿地看一看。’我说：‘对！我很高兴这样做。’并且马上递给了他 一本。那天下午大约 4 点半钟，我接到艾森豪威尔写来的一封绝妙的信。事 实上，几个月以前我有机会重读了这封信。一个叫埃瓦尔德的人，原是白宫 的工作人员，正在写艾森豪威尔传记，我把这封信找出来交给了他。在这封 信中除了对报告的表扬之外，艾森豪威尔指出：‘有些人可能说这个报告太 激进，另外一些人会说它太保守，而我自己则认为这个报告恰到好处！’在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再不掩饰对汉弗莱的感情。他如此粗暴地谴责这个报 告，可是他没有做任何具体的批评，只是说它有社会主义气味，我实在怀疑 他有没有读过这个报告。我认为可能有人给他读过，指出有三四个句子不合 适，而这本来是容易修改的，但他谴责整个报告有社会主义气味，这就变成 粗暴的行为。因此我没有掩饰我的感情。有一段时间，当我看见汉弗莱时不 理他，这样持续了约 10 天。不过，我们之间的联系并没有中断。而当我不用 眼看他时，有一天他拦住我，并且高兴他说：‘阿瑟！你那个报告真是个杰 作。’”
这两个故事说的都是艾森豪威尔两个重要智囊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这两

件事上，伯恩斯都占了上风，说明尽管从根本的经济哲学来说艾森豪威尔更 倾向于汉弗莱，但他并不像汉弗莱那样固执。
　　作为经济周期的最高权威，伯恩斯最关心的是设计一种对阻止经济大滑 坡十分必要的灵活计划，他不像凯恩斯主义者，他不认为阻止不大的经济疲 软是政府的职责。然而，他懂得在某种环境下财政赤字、减税、公共工程和 放松银根这些凯恩斯主义工具的价值。这种观点同艾森豪威尔更保守的顾问 们是冲突的，但是，伯恩斯则致力于推动艾森豪威尔接受政府起更积极作用 的观点。这与其说是回到新政的立场不如说艾森豪威尔政府发现必须接受联 邦对经济的责任，尤其是 1954 年的经济衰退使共和党担心他们会被指责又带 来一个 1929 年。
　　就经济政策而言，艾森豪威尔政府希望削减联邦开支，平衡预算，减税 并且一般地缩小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它主要关心的是通货膨胀对私营 企业所造成的危险以及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由于朝鲜战争正在结束，取 消对经济的管制是它的第一个动作。尽管对解除杜鲁门的价格、工资管制应 当多快有争论，到 1953 年春天的晚些时候，大部分管制已经取消。然而对战 后通货膨胀可能性的担心依然存在。与此相应，联邦储备委员会在 3 月已在 推行紧缩的信贷政策，虽然这一政策在夏初又必须扭转过来以适应财政部长 期债券的发行。政府也抵制共和党国会要求减税的压力，并且成功地争取到 战时超额利润税的继续实行。避免减税对实现艾森豪威尔竞选中关于平衡预 算的诺言是必要的。虽然在 1954 财政年度平衡预算极少希望，政府仍然力求 削减杜鲁门的预算，并且设法把赤字从 99 亿美元降低到 39 亿美元。
　　然而，伯恩斯和他的同事们对制定这些反通货膨胀和削减开支的政策并 不起重要作用，因为他们仍然处于重建委员会的过程。但是到 1953 年 9 月
25 日，伯恩斯已经向艾森豪威尔通报了经济情况不好的消息，根据他对一系 列由全国经济研究局所发表的经济指标的研究，经济正处于下降或调整的阶 段之中。在指出股票市场下跌、企业倒闭数上升。耐用品订货单下降、库存 过多的证据以及其他因素之后，伯恩斯得出结论说，这个国家已经在衰退之 中，它大概开始于 1953 年 7 月。这个衰退可能是由于削减政府对军事订货的 开支以及调减企业库存对销售的比率两个因素相结合的影响。虽然有些人坚 持说年初奉行的紧缩银根政策起了某种作用，可是上面说的两个因素是更主 要的。
　　尽管怕发生另外一次 1929 年大萧条，内阁最初的反应是试图熬过衰退而 不采取极端行动。可是经济顾问委员会则开始考虑更积极的行动，但仍与政 府把联邦行动减少到最小限度的目标保持一致。联储在夏季放松银根可能在 某种程度上缓和了这次经济下降的幅度。伯恩斯发现内部对这些建议有许多 抵抗。财政部长汉弗莱坚定地主张为了保持稳定，对刺激手段进行一些约束 并且反对伯恩斯放松住房信贷的努力。尽管 1954 年住房法案没有赋予总统对 政府担保放款酌情决策的权力，政府还是能实行放松放款的政策井足以使住
　　
房建筑恢复生机。汉弗莱也抵制可能增加预算赤字并在长期内导致通货膨胀 的进一步减税的计划。他的意见再一次受挫，因为伯恩斯已使艾森豪威尔相 信力振兴经济采取这种行动的必要性。由于集中力量于减少消费税和税制改 革，政府的建议被批评为过分亲近企业，太晚，也太温和，不足以抵消 1953 年政府削减预算所造成的损失。但是减税也表明汉弗莱的财政保守主义在政 府中并不总是占统治地位，说明即使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接受了把减税和增 加预算赤字作为反周期性经济衰退的基本措施。
　　共和党人长期以来一直批评新政以及公平施政的民主党人企图通过大规 模政府支出进行“水泵启动”，力求推迟这种行动，但是作为最后的依靠， 它仍被认为是一种可能的选择。还有一种选择是加快政府支出的步子而不增 加实际支出的数额。伯恩斯认为这些预算上的灵活措施可以被证明是一种重 要的反周期波动的工具。1954 年 2 月，劳工和国会自由主义者的压力迫使艾 森豪威尔考虑施行新的公共工程计划。他力求避免鲁莽行动井委托伯恩斯对 一批备用公共工程进行实际规划和协调，一旦经济形势证明有必要就付诸实 施，不论伯恩斯或政府中任何其他人都对这种可能性不热心，当 1954 年 7 月的经济复苏解除了这种行动的必要性时，大家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随着复苏，艾森豪威尔政府又回到强调“自由竞争企业”的立场。他们
对 1946 年就业法案的解释与杜鲁门政府强调“维持就业、生产和购买力水 平”成为鲜明对比。这意味着要经济顾问委员会和政府不要起太积极的作用。 伯恩斯任期的后两个经济报告强调私营部门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伯恩斯继 续推广宽松的房屋贷款，扩大政府高速公路以及对长期萧条地区的援助计 划，但在财政事务方面政府中占上风的调子仍然是保守的。当承认政府要起 作用的时候，它仅是被要求在建立经济增长和稳定的环境中充任私营企业的 伙伴。按照政府和其支持者的观点，这意味着政府主要应实现对经济增长十 分必要的稳定。而批评者则坚决认为，这种偏见与反通货膨胀措施相结合将 损害全面复苏和长期增长的机会。这一期间，政府不是强调充分就业和增长 而是侧重于反通货膨胀，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反对进一步减税并且再一次 试图使联邦预算实现平衡。在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个任期，在新的经济顾问委 员会主席的主持下，这个在增长目标和稳定之间的冲突继续成为政府里辩论 的中心议题。


雷蒙德·索尔尼尔


　　阿瑟·伯恩斯在 1956 年 12 月辞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职务之后，接替 他的是雷蒙德·索尔尼尔（Raymond J.Saulnier）。索尔尼尔也是哥伦比亚 的经济学家，并且是阿瑟·伯恩斯在全国经济研究局的同事。从 1955 年起， 伯恩斯要他以财政专家的身份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中担任顾问。1955 年。他被 任命为委员会的成员。
　　
　　和他的前任一样，索尔尼尔坚持认为委员会应起客观的、非政治的作用。 索尔尼尔比伯恩斯更倾向于下放权力，与他的同事约瑟夫·戴维斯以及保 罗·麦克拉肯一起挑担子。这个新主席也比伯恩斯更加依靠自己的工作班子， 并且情愿有一个永久性的。由学术界人物起平衡作用的职业班底。
　　索尔尼尔参加到一个已经有四年工作经验的政府中来，他一开始并不像 他的前任那样同艾森豪威尔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尽管某些观察家认为，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第二任期日趋孤立，索尔尼尔却几乎同伯恩斯一样经常与 总统会晤。他出席所有的内阁会议，参加同国会领袖的会见，为准备记者招 待会向艾森豪威尔汇报，帮助写讲稿，对是否签署国会送来的议案向总统提 建议。和伯恩斯一样，索尔尼尔也主张委员会应采取超政治的“职业”姿态。 作为经济顾问，他是以经济学家的观点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咨询意见的，并在 此基础上与艾森豪威尔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索尔尼尔在回答他和艾森豪威尔 是否讨论经济理论问题时，有以下一段有趣的回忆。
　　“如果你同他谈加速数原理，他会要你解释你说的是什么，仅此而已。 我记得有一次深夜人们把国情咨文送给我——这种事情总是如此紧急——这 已经是最后一稿。我通读了一遍，上午跑去见他，这是他即将向国会宣读咨 文之前。我大约在 11 点的时候见到他，也可能是 11 点 1 刻。他的秘书很快 跑来告诉我时间已近 12 点并对我表示不快。我说：‘总统先生，有些地方我 希望你能改一改，这样我们就又看了一遍并做了修正。我的目的是把经济部 分搞清楚，使人们无法挑剔说：看！他不懂经济学。’当我们搞完的时候， 我说：‘总统先生，现在没有人能在经济学上挑你的毛病了！’他温和地看 着我并且说：‘我不想像一个经济学家那样谈话或者像一个经济学家那样措 辞，我要的是使人民懂得我。’被理解，这就是他的目的。”索尔尼尔认为 艾森豪威尔的话对经济学家也有深刻含义。
　　索尔尼尔回忆他同艾森豪威尔的会晤有两类。第一类是谈一些专门问 题。比如说，住房法案，如果是这一类问题，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将同那些 有必要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政府人员坐在一起。如果是农业，可以肯定有从 农业部来的人，倘若讨论食糖法案而农业部的人不参加，他们就会有意见。 艾森豪威尔的工作方式和大多数总统一样（卡特除外）要有一名参谋长，或 叫白宫助理。文森豪威尔时期先是谢尔曼·亚当斯（Sherman Adams）后来是 杰里·珀森斯（Jerry Persons）。碰到这种情况，通常都是先经过他们，然 后在会见总统时他们也派人参加。
　　第二类是研究经济形势，如经济是不是在走下坡路，是不是要遇到麻烦？ 经济活动的强度如何，趋势如何？这是一种经济周期和商情分析问题。在这 种场合，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将亲自在场。他和总统将坐下来研究数字，利 用全国经济研究局《商情摘要》提供的数据，索尔尼尔总是把统计专家朱莉·希 斯金带来，同时把所有有关资料准备好。对这些资料索尔尼尔自然是运用自 如无需什么准备的。如果他认为需要尽快见到总统，就去向总统秘书打个招
　　
呼，在一两天前约定见面时间。碰上紧急情况，可以向秘书说明原因，马上 求见，实际上，只要跨过一条马路就到了总统办公室。通常汇报不超过半小 时。如果总统深感兴趣，就会超过时间，根据索尔尼尔的体会，艾森豪威尔 对顾问们的主意是要经过自己价值观过滤的。艾森豪威尔的哲学以个人为中 心。他倡导的是个人主义类型的制度，主要是民主制度、企业家制度、私有 财产和市场经济制度。他不是一个推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布道者，但他有一定 的价值观并且是要按与自己价值观相一致的方向去办事的人。如果提出的问 题与铁路体制相关并涉及规章制度的问题，他的倾向肯定是强化竞争制度。 在索尔尼尔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期间，主管宏观调控的各经济部门 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协调下逐渐建立起一种比较规范的非正式的组织形 式，它对发挥总统经济智囊们的集体作用、防止不必要的磨擦和内耗起了较
好的作用。
　　索尔尼尔同白宫助理加布里埃尔·豪格（Gabriel Hauge）以及豪格的继 任人唐·帕尔伯格（Don Paulberg）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同财政部长乔 治·汉弗莱相处融洽，同他的继任者罗伯特·安德森的关系更好一些。安德 森处理经济问题比他的前任更灵活更少教条主义。尽管据说经济发展与稳定 顾问委员会在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任期间已变得不太重要，索尔尼尔还是维持 着伯恩斯任期所发展的同其他部门之间的接触。索尔尼尔继续担任这个委员 会的主席并且建立起一个更加扩大的、包括所有信贷机构的发展与稳定顾问 委员会。他也是内阁小企业和物价委员会的主席。
　　也许这段时间的主要创新是安排了索尔尼尔、豪格、安德森和联储主席 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rn McChesnev Mar-tin）之间的非正式会 议。文森豪威尔坚持严格遵守联储的独立性，但是在联储行动与政府总体经 济政策之间有某种协调还是很必要的。自从联储出席经济发展与稳定顾问委 员会之后，该委员会成员已能经常与联储官员见面。但是到了 1957 年秋天， 索尔尼尔和安德森感到主要经济决策顾问们应当有一个同总统经常碰头的制 度，特别需要同联储发展一种更好的相互沟通的关系。终于这四个人开始同 总统进行定期非正式会见，后来这种形式获得“四人会”，“财政委员会” 的不同称号。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部门之间相互沟通的最重要形式之一，并 且在制定 1957—1958 年反衰退政策时显示了作用。它也是肯尼迪政府“三驾 马车”和“四人会”的前身。
　　在这种碰头会上，艾森豪威尔在开会时总要让索尔尼尔先谈一谈经济形 势，然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以及财政部长都会发表一些不同看法。这样， 他们就获得了彼此沟通信息和观点的良好机会。所以此时联储已有两个场合 可以同政府接触，一个是经济增长与稳定顾问委员会，一个就是“四人会”。 艾森豪威尔从不忘记尊重联储的独立性，他总是说：“这是一个独立机构， 以后它还应当保持这种状态。政府请他们参加会议不是教他们如何管好联邦 储备系统，但需要做到一点，当联储作出决定的时候他们应知道政府怎样看
　　
待形势，这是他们必须研究的信息。” 了解总统经济顾问班子怎样应付经济周期波动，对于研究总统与其智囊
们的经济决策过程是有益的。
　　1956 年下半年，由于资本货物和耐用消费品需求的高涨，物价上扬，通 货膨胀成为政府的主要关注。索尔尼尔恰好是在这样的时刻担任经济顾问委 员会主席的。这一年消费品物价指数的年增长率为 3.5％，政府为此而感到 吃惊。1951 年的经济报告提出了和政府早先的报告相同的基本论点，即在与 私营部门合作以便为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提供稳定的环境方面政府只需要进 行有限的干预。虽然人们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所发挥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有 怀疑，但是政府除去要求平衡预算外并没建议采取其他干预行为。然而政府 对来年预算的安排使保守派怀疑它在这一点上的诚意。经济报告更侧重于规 劝企业和劳工为国家的经济福祉负起责任，对工资、物价实行自动约束。联 合经济委员会坚持认为这样的措施力度不够。财政部长汉弗莱也表示或许需 要更大的预算削减。在这种鼓励之下，国会不顾政府的抵制，又从预算中削
减 40 亿美元。到 1957 年 5 月，经济指示数字表明繁荣已经结束，现在需要 的是反衰退而不是反通货膨胀了。但是，另外一些证据表明，经济仍处于繁 荣期，国民生产总值、个人收入和就业都在上升。尽管索尔尼尔还没有预测 到衰退的降临，但他的确在说服联邦储备委员会放松银根，只不过联储主席 马了、豪格和政府其他成员仍然集中注意力于通货膨胀。8 月贴现率被提高， 银根更加抽紧。
　　在 1957 年 10 月“四人会”的第一次会议上，索尔尼尔提出放松货币政 策的主张，但是没有得到支持。直到 11 月中，联储才采取了放松银根的步骤。 但是除此之外，政府没有采取主动的反衰退的措施。索尔尼尔努力说服政府 注意预算局长布伦戴奇所制定的 1959 财政年度预算对支出估计过低。这种估 计从经济角度看是站不住脚的，从卫星上天后的军事需要看是不能接受的。 尽管如此，政府仍力求实现财政结余，虽然后来并未按计划实现。艾森豪威 尔之所以支持这样做，主要是怕赤字在长期中会导致灾难性的通货膨胀。
　　这时，要求政府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以对付衰退的压力在增加。劳联—产 联以及制造商协会都坚持减税可以给经济带来它所需要的刺激。艾森豪威尔 的前经济顾问主席伯恩斯也力促艾森豪威尔批准减税。财政部长汉弗莱、安 德森和马丁以及其他人则极力反对。索尔尼尔不是一个热心提倡减税的人， 但在本届政府中为了使民主党捞不到政治资本，他比其他人更愿意接受这种 做法，尽管 3 月份有某些迹象说明，如果经济衰退还不能迅速走出谷底，政 府有可能提出减税，可是安德森则对总统施加影响，阻止了这一行动。
　　在支出计划方面，也没有一点为反衰退而改变方针的迹象。除了国防费， 政府支持的主要支出增长是失业保险补偿费，除此之外，任何公共工程开支 都受到强烈抵制，民主党支持的河流与港口议案全都遭到否决。到 1958 年夏 季，形势好转，放松银根的政策和有限度的财政措施看来已足够制止衰退的
　　
发展。
　　1959 年总统经济报告回顾了 1957 年和 1958 年两年的衰退和复苏，但报 告内容主要关心的仍然是通货膨胀。当批评者们感到经济还没有充分从逆境 中走出来、还没有达到应当转变为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时候，政府已经对衰退 期间持续的通货膨胀感到吃惊。这是一种同以前经历过的通货膨胀有所不同 的“新通货膨胀”。这对于强调价格稳定是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前提的那些人 是特别不祥的兆头。如果说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愿意接受通货膨胀作为 实现充分就业的代价，那么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人则不这样想。伯恩斯曾向 艾森豪威尔建议政府不必为通货膨胀过分担心，但是其他的人包括索尔尼尔 则向艾森豪威尔建议保持物价稳定。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通货膨胀的关心程度 从他批准经济报告以及他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修改 1946 年就业法，把“稳定物 价”作为中心目标之一这两点是看得很清楚的。这个建议在国会中没有获得 通过，但是艾森豪威尔不管国会的想法，自己采取行动把重心转向反通货膨 胀。1959 年 1 月的一次特别内阁会议决定建立了一个影响价格与成本的政府 活动委员会，由索尔尼尔任主席，还建立了一个稳定物价。发展经济的内阁 委员会。
　　在财政政策上，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平衡 1960 财政年度的预算，对经济稳 定的强调超过了经济增长。反衰退和促进复苏的措施被停止，反过来致力于 减少开支和消灭在衰退情况下发生的赤字。在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中的民主 党批评家坚持认为，这种做法对降低已达 6％的失业率不利，是对经济增长 的不必要牺牲。但艾森豪威尔则强调，预算赤字挤占私人储蓄，对企业投资 起阻碍作用，不利于经济增长。
　　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顾问们之所以害怕通货膨胀有一个国际背景，即怕破 坏外国人对美元的信心。他们认为，一个稳定的国内经济以及外国人对美元 的信心是维持国际金融平衡的必要条件。也可以说，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关注 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1960 年的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报告同总统经济报告唱反调，再一次反映 了稳定和增长以哪个为主的党派分歧。1960 财政年度联邦预算有 10 亿美元 的结余，但政府仍坚持抵制减税或放松银根，但是政府以稳定、复苏和增长 为目标的计划，很快被另一次与 1957—1958 年相似的衰退所打断。尽管索尔 尼尔认为联储放松银根的措施不及时是导致衰退的主要原因，但人们认为政 府如此迅速地使预算由赤字转向结余似乎也对 1960 年的衰退起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尽管政府这时试图用不承认衰退的存在来减轻衰退的政治影响，但 对共和党经济政策的不满对于 1960 年民主党在竞选中取胜是起了作用的。
　　
第四章 肯尼迪时期


肯尼迪的经济思想


　　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出身于波士顿的名门望族。父亲约 瑟夫·肯尼迪靠做房地产、造船、股票生意发了大财，成为马萨诸塞州波士 顿市的巨富。老肯尼迪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热心支持者，曾不惜巨资在 1932 年支持罗斯福竞选，立下了汗马功劳，投桃报李，罗斯福任命他担任证券委 员会主席。以后，他又被派往英国担任美国驻英大使，后因鼓吹英国必败论， 反对美国介入英德冲突，受到英国朝野的攻击，并因与罗斯福意见相左而卸 任。自此以后，老肯尼迪觉得自己的仕途渺茫转而把精力用于培养儿子。约 翰·F·肯尼迪仗着家族的雄厚实力自 1942 年起先后在马萨诸塞州当选为国 会众议员和参议员。
　　在肯尼迪为国会服务的年代（1946—1960 年），他代表一个高度工业化、 但在高新技术方面落后于新兴地区的州。要理解他的经济思想，回顾一下他 的背景是十分重要的。1946 年以前，肯尼迪在经济思想方面是不怎么明朗 的。在哈佛大学，他选了经济学 A 这门课，但考试成绩不佳。他在哈佛上的 经济学课程以及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经历，也都对他后来的观点没有什么影 响。1952 年，肯尼迪竞选参议员，他对经济学的兴趣增加。当时，为竞选参 议员，他拜访了西摩·哈里斯，和他讨论了一些竞选问题，同时也涉及马萨 诸塞州的经济问题。
　　自 1946 年以来，马萨诸塞州的工业遭到严重损失，部分原因是它的工业 和正在衰落的纺织、制鞋业关系紧密；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马萨诸塞州面临工 资低、工业崭露头角的南方的激烈竞争。肯尼迪很自然地受到了选民的压力， 要求他为缓解马萨诸塞州的困境做一些事情。
　　受此影响，他起初的兴趣是在最低工资的立法上，目的是缩小南北方的 工资差距。他所关心的其他问题是：通过对日本和其他低工资国家实行贸易 限制，保护马萨诸塞州的纺织。他对改善失业补偿、地区重开发以及增加联 邦在马萨诸塞州的开支、减轻失业和工业外迁所增加的负担也很关注。此外， 他还反对南方各州和地方用发行免税债券的办法掠夺北方工业，投票反对提 高农产品价格的计划，以防止由此导致的食品和衣服价格的提高以及政府为 维持新英格兰工人的生活水平而付出更高的代价，肯尼迪认为棉花和羊毛这 些新英格兰依靠的主要产品一旦提价，将使合成纤维制品赚钱而使棉花和羊 毛制品赔本。
　　肯尼迪在国会的后一阶段主要致力于劳动立法。他带头反对企图约束工 会的 1960 年立法。然而他对重写塔夫特—哈特莱法案和 1960 年劳动法并不 感兴趣。他不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是，60 年代初工会运动的停滞以及各方对 工会在重要产业实行罢工关厂所持的批评态度。
　　
　　肯尼迪入主白宫以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改变过去为维护一个州的 利益而采取的偏狭立场，但是他的立法计划仍不时反映出他作为国会议员时 的兴趣。例如，区域开发计划，临时失业补偿法，关于改进永久性失业补偿 的建议，养老金储备计划，青年训练计划，扩大老年、遗属、残废保险，人 力资源训练法，医疗照顾等，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对有剩余劳力地区的关注。 肯尼迪强调用直接方法解决失业和贫困户的问题，这一点同习惯用财政、金 融政策等宏观手段进行调节的经济学家有很大不同。
　　总之，肯尼迪所提出、完成以及未能实现的立法计划往往反映了他早期 所代表的局部地区的利益，所以他在立法上所取得的胜利与他作为国会议员 的经验有密切关联。
　　作为总统，肯尼迪面临许多新的经济问题，而这些在他任众议员和参议 员时是并不关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国的国际支付平衡地位。14 年前， 他对支付平衡的主要兴趣在于限制从低工资国家进口纺织品，他还没有机会 去研究贸易逆差、经常帐户逆差、美元疲软以及医治的方法问题。1960 年夏 末，西摩·哈里斯就这个问题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他不得不在这些问 题上花费更多时间，但他对这些问题的迅速理解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肯尼迪 在职时的一项最大成就是贸易扩大法，这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自由主 义的贸易政策。这和他在作参议员时所支持的限制性政策是冲突的，并且有 和他新英格兰地区的选民以及南部强大的纺织工业发生冲突的可能。为了保 证推行他的自由主义政策，他不得不对石油业和纺织业做某些让步。
　　地区利益以及由此而来的压力可以解释肯尼迪开始时对凯恩斯主义新经 济学的抵制以及为什么在地区发展方面有更大的成功，肯尼迪的凯恩斯主义 智囊们需要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使这名总统理解货币供应、关税以及财政赤 字等等的相互关系。他一直不相信大量增加公共福利开支的需要。这一方面 是因为军事开支已经相当沉重，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他看来财政赤字过大是一 个政治责任问题。
　　在肯尼迪担任总统的初期，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 对他颇有影响。
　　狄龙是从金融界到政府里来的，是一个共和党人，在参加肯尼迪政府之 前担任过驻法大使和副国务卿等显要的政府职务。和金融界的多数人一样， 狄龙主张平衡预算和限制政府开支。他也赞成由供求关系决定资本利率，反 对为维持低利率而滥发钞票。
　　狄龙对巨额的持续的财政赤字侍反对态度，在制订 1963 年预算时财政部 和顾问委员会是不一致的。委员会对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估计过高，导 致支出的过度增长。1963 财政年度出现了巨额赤字，财政部对由此产生的赤 字是不满意的。委员会则情愿对国民生产总值估计得高些，而且认为与一个 令人失望的国民生产总值相联系的赤字对经济的健康是一种贡献。
但是狄龙在副部长福勒的帮助下终于接受了减税并全力以赴地为减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