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幕

蛮夷和进贡制度
　　在香港乘水翼船穿过通向广州的珠江口，1 小时 15 分钟以后便在澳门登 岸，迎面望到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丘陵，这些山都具有中国传统山水画所描绘 的风格。在这里除了富丽堂皇的圣保罗大教堂和偶而见到一个葡萄牙巡警 外，周围一切都使你不可避免地感觉到中国的巍然存在。你能在这块弹丸之 地上存在全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恩惠。这一事实闯入你的意识比在香港，甚 至新界所感觉到的更为突出。
　　澳门是北京政府的一个重要外汇来源。在这个到处是红旗和毛照片的地 方，你可以悠闲地乘一辆三轮车去半岛东部逛观音庙（观音是广东人对佛教 慈悲女神的称呼）。庙外有乞丐沿着雕花的大门一路跑着乞讨。庙里面和各 地众多的庙字一样，并没有什么特色。走进露天庭院，映入眼帘的是在这块 殖民地上最不引人注目的景色之一，一排排五花八门的建筑向着地平线延 伸，显然是中产阶级的住宅区。但是就在你面前的庭院里有座小亭子，亭子 表面那种常见的橙红色已经剥落，附近有一张石桌，还有一块匾——它告诉 你在 1844 年 7 月 3 日，清廷钦差大臣耆英和美国总统特使顾盛（C.Cushing）
在这张石桌上签署了中美两国间第一个条约。
　　1844 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于大不列颠之后，美国使中国同它达成一 项“和平、亲善、通商”条约。仅仅靠谈判，中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勉强承 认了美国的重要性。若在 5 年前，这对清王朝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自从中国人和美国人有了接触，60 年来中国政府的代表第一次允许美国代表 以平等身份和他们一起协商。当然，中国仍然自信比美国蛮夷绝对地优越。 美国从英国获得独立后不久就开始向中国进发。当巴黎达成和平调停的 消息差不多刚传到胜利者耳边的时候，“中国皇后号”就已经装备齐全被派 遣到中国参与贸易开发。美国的对华贸易不再受霸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阻 挠。在东海岸的商业界预计可望获得巨额利润，在想象中浮现出一幅和中国 通商发财致富的美景。在一度有利可图的与英属西印度的贸易被禁止以后， 这确是可望补偿的一种。在此后的 50 年里，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完全是商业性
的。
　　在美国进入中国的最初年代里，为了遵循尽可能避免政治纠葛以扩充贸 易的基本政策，政府的作用维持在最低限度。美国商人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本 身的努力，虽然政府以优惠税则给予鼓励并允许商人自己推举一名领事，但 不发薪俸。作为追求个人财富的商贾，他们凭自己的能力来到东方，自担风 险，在中国当局所允许的自由范围内进行活动。那时在中美两国政府间没有 接触，没有条约义务和外交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
　　中国人给西方商人造成的处境不能说是令人愉快的。中国人也许是世界 上民族意识最强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土是宇宙的中心，即中央王国，并 且把一切和他们不同的文化传统都视为劣贱的标记。除中国人以外，其他民 族显然都属于蛮夷。欧美人和亚洲内地的部落民族的区别只在于前者从东部 跨海而来，后者则来自北方的大草原。诸夷来到中国恳求文明的恩赐，中国 人并不感到意外，只要这些外来者表现出适度的恭顺，他们就准备慷慨接待。 自古以来中国把和蛮夷藩邦的关系纳入一种进贡制度。从理论上讲，凡 与中国发生联系的各民族都是进贡的臣属者。这种联系的程式已被高度礼仪
　　
化，包括：招待进贡使者、皇帝赐见、朝贺使节磕头施礼，以及接受皇帝恩 赐的礼品。最使西方人伤脑筋的是磕头，按宫廷典礼，磕头包括一连串的下 跪、伏地拜倒和“磕响头”。一切听从命令进行，所以谁向谁致敬一清二楚。 当美国人出场时，进贡的臣属制度早已成为开展贸易的媒介。清廷为和 来自海上的诸夷打交道，在臣属礼仪上作了某些变化。西方商人接受了臣属 者身份，不得不处于屈从地位，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满意，不再要求臣属使者 进京。虽然中国朝廷一向因袭传统形式从隆重典礼中体现其威严，但到了 18 世纪，京城和地方上的官吏都从对外贸易的收益中得到了足够的好处。这当 然不是说各国夷民能够在这个王国里自由行动了。他们不仅作为外国人受歧 视，还由于是商人被看不起——按儒家等级制度，商贾是下贱的阶级，不论
他们的生活如何富裕。 如果夷国商贾坚持要求推销他们的货物并买回中国高度文明的产品，他
们就被限制在广州一个很小的区域里。在那里污染的可能性被限制、疾病受 到隔离、中国人可保无虞。那里的官吏也无需为夷民操心，而是把外商交给 中国商人去管理。
　　被各种限制所束缚，遇到纠纷无处求肋也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保护，美国 商人像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就这么呆在中国。但是从他们获得的利润和这点 烦恼相比，显然还是值得的。不过有时也发生不容忽视的事件，例如 1821 年臭名昭著的泰拉诺瓦事件（Terra—novaCase）。在这个事件中，美国船上 的一名水手被捕，由于一桩可能与他无关的死亡事故，中国当局采取报复手 段，把他判处死刑。据说一位中国妇女被从美国船上抛出来的破碎物品砸伤 致死。当中国当局要求引渡美国船员泰拉诺瓦时，最初遭到外国商人拒绝， 后来有人劝告说，拒绝引渡就意味着美国商人被逐出中国市场，于是美国商 界在表示抗议后决定交出泰拉诺瓦。在没有美国人在场的情况下，泰拉诺瓦 被秘密判决处以绞刑。判决执行后，美国政府没有提出抗议，而在广州的美 国人由于表现十分恭顺得到了广州总督的赞许。这就是由中国人支配交往关 系的当年，中美关系处于臣属制度下的状况。
广州所实行的经过变通的臣属制度是建立于清王朝的极盛时代，在欧洲
实现现代化之前。美国在获得独立后 1 年之内便加入了臣属之列，当时正是 美国国力最弱的时候。换言之，广州的做法是在中国的力量相对来说比西方 各航海国家强大的条件下产生的。当时，中国有足够的权威来左右和西方各 国的关系。在中国保持这种相对的强大地位的年代里，它一直以专横、轻蔑 的态度对待西方人。后来当权力均势发生变化时，西方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人之身，同样施虐于华人。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但却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最早试图把和中国的关系置于缔结条约的基础上是在 19 世纪 30 年 代，安德鲁·杰克逊（AndrewJackson）任总统期间。杰克逊的追随者与其前 任华盛顿（G.Washington）、杰弗逊（T.Jefferson）的追随者一样，都致力 于扩充美国的贸易。杰克逊总统派罗伯茨（E.Roberts）出使东方寻找新的通 商机会，总的目标是多签订一些条约。作为这项使命的一部分，罗伯茨去了 广州，目的井非为了减除进贡制度对商人的凌辱。罗伯茨于 1832 年 11 月到 达广州，但是未能和中国地方当局建立联系，只是接到一道要求他立即返航 的命令。罗伯茨离开广州显然解除了一个顾虑——即他的来临会在美国人当 中产生的担心。有些美国商人担心签定商约的意图有不够“恭顺”之嫌，以 致会导致中国人的对抗，最后不仅不能扩大贸易反而有损现存的贸易关系。
　　
　　在 19 世纪 30 年代，美国最早的一批传教士也来到了广州——他们都是 些勇敢者，甘冒任何人在中国宣传基督教义会被判处绞刑的危险。初期传教 士的成就并不大，但是它对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具有新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美国除已涉足商业领域外，又进入了宗教领域，而后者基本上是出于一种人 道主义的愿望——要在上帝的天国里为中国人找一席之地。
　　当教士们都乔装成商人以逃避中国人为他们安排的不愉快的下场时，真 正的美国商人正面临着卖什么商品的难题。裘皮、檀香木甚至人参（是年迈 的中国士绅们为恢复衰退的体力而孜孜以求的一种药材）的销售市场都很有 限，全部加起来其价值也不能和西方通常从中国进口的大宗货物相比。于是 美国商人和英国商人一样，也逐渐地转卖鸦片，虽然有些美国商人确实从不 接触毒品，也不宽恕这种毒品贸易。
　　在 19 世纪 30 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鸦片贸易已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严 重问题。显然有些中国官吏对吸毒在道德和肉体上造成的后果深为关切。另 外，鸦片贸易兴起的真正原因是，毒品为西方提供了一种适销商品，其销售 额超过了西方从中国进口货物的价值，这就给中国政府造成财政上的困难。 总之中国在和西方的贸易中传统上都是顺差，可是，鸦片贸易却使中国的硬 通货趋于枯竭。
中国人除了禁止鸦片进口外别无选择。对鸦片贸易负有主要责任的英国
商人似乎也认识到这种有利可图的生意已不可能再继续下去，冲突迫在眉 睫。由于和中国政府没有外交关系，也不可能说服中国官吏接受一个外交使 团，这些商人缺乏通过调停解决争端的渠道。中国人则决心使用武力来结束
从 1800 年就已被禁止的鸦片贸易。鉴于这一形势，英国商人请求本国政府给
予军事支持并获得成功。于是，中国和大不列颠发生冲突，两国陷入了“鸦 片战争”。
历史学家从事后来看已经十分清楚，中国和西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与其说鸦片是发生冲突的原因，不如说它只是为一场冲突提供了机会，这一 点也是十分清楚的。只要中国高傲自大，对蛮夷之邦不屑一顾，不去认真研 究他们，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英国已经强大到要求有平等的外交地位的有求必 应的程度，多少年来中国和西方的“接触点”就可能变成了一触即发的火药 桶。当西方各国由于工业化和民族主义的增长而更强大，更霸道的时候，中 国国威的鼎盛时代已经过去。清朝也未能逃脱中国历史上王朝衰落的命运。 力量之所在已经转移，但中国的清廷官吏们尚未察觉。被中国当做野蛮 人加以虐待的“洋鬼子”和“大鼻子”，已不甘心屈从于那种专横的做法。 中国人如能顾及国家之间的平等外交关系，或可以避免“鸦片战争”以及随
之而来的一个世纪的耻辱。
　　当 1839 年战争爆发时，中国的“夷务专家”即西方问题专家们至少解决 了一个对洋人区别对待的问题。中国人弄明了美国人不是英国人，虽然他们 的长相都一样；另外，还得知了英美两国历来有嫌，彼此不睦。在粗知美国 革命和 1812 年独立战争的历史后，中国官吏得出结论：如采取传统的“以夷 制夷”政策也许能奏效——号召忠诚恭顺的美国人奉上英国人的首级。中国 人感到不顺心的是，在广州的美国社团不肯介入。当英国人无暇他顾时，美 国人宁可抢他们在当地的生意，包括鸦片贸易在内。
英国战胜后签定南京条约，恢复了和平，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
—臣属制度的结束，条约制度的开始。不幸的是，这一新制度虽然从理论上

讲是在西方平等外交的概念上建立的，但事实证明它和旧的臣属制度一样不 平等。在此后 100 年里是由“蛮夷”支配着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中国称霸全 球的抱负在这个备受歧视的年代宣告结束——一度自豪的帝国沦为半殖民 地。

致 谢

在本书稿付印之前，我不客气地交给几位朋友，请他们审阅。贺正
（TadashiAruga）、多萝西·博格（DorothyBorg）、加斯特·迈克尔
（GassterMichael）、斯塔尔·霍尔特（StullHolt）和小詹姆斯·汤姆森
（JamesC.ThomsonJr.）都向我提出无数建议，我很珍视这些建议，即使有时 没有采纳。贾尼斯·科恩（JaniceP.Co—hen）作为妻子，罗伯特·迪万
（RobertA.Divine）作为编辑都阅读了手稿。我的这些读者给我帮了大忙， 假如我对自己的作品不是那么自负的话，他们可能会给我更多的帮助。
　　像每一个从事“美国—东亚关系”研究的人一样，我十分感谢多萝西·博 格，我的许多观点都受益于她。我书中的剖析也借鉴了玛里琳·扬
（MarilynYoung）的著作。我的意思不是躲在这两位女士后面，掠人之美， 只是说明如果没有她们的帮助，我的工作将增加多大的困难，而且不知道我 会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来。还有保罗·瓦格（PaulVarg）及几位这里不予署名 的中国学者，他们的想法都促进了我的思考。
　　我不可能把几个国家的图书馆以及美国各地图书馆中为我的研究提供方 便的工作人员都列出来，但是，确实再没有什么人比国家档案馆的帕特里 卡·道林（PatricaDowling）及其工作人员更善于合作，更服务周到了。为 我提供经费的人就少一些了。我从美国学会理事会得到一笔补助金，从密执 安州立大学得到年度津贴，从密执安州立大学“大学研究基金”以及亚洲研 究中心得到的资助让我得以进行大部分旅行。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威廉·罗 斯（W.T.Ross）对我经济上的困难处境经常给予特殊的关注。
最后，我要感谢许多朋友，包括我的同事和学生，他们并没有报我以虚
伪的溢美之词，而是对我书中的引证及多年来得出的论断提出了质疑。他们 太多了，在此不能一一列举，但是，他们都曾经是我的老师——我希望在本 书出版以后，他们的人数会成倍的增加。
孔华润

第二版序


　　本书第一版受到评论家、参议员、政府官员和教师、学生们的慨然赞许， 我自然感到十分高兴。甚至我的子女也对此书有好评。然而在 1971 年夏天书 刚出版的时候，就显然有必要对它加以修订。亨利·基辛格前往北京，中美 之间已准备建立一种崭新的、不那么敌视的两国关系。在理查德·尼克松开 始他有历史意义的中国之行的前夕，参议员 J·威廉·富布赖特召集了参院 外交关系委员会，邀请我去给各位委员介绍中美关系的历史沿革。可是我的 出版商对此却无动于衷，因为我的书写到 1970 年为止，而中美关系的突破发 生在 1971 年。我答应在中美建交后尽快出一个修订本。原想只延搁一年，岂 料水门事件，“四人帮”及罗纳德·里根竟给了我七年时间——在此期间我 写了另二本书。
　　1979 年 1 月 30 日，我和妻子去华盛顿参加为邓小平举行的招待会，我 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美国国旗并排飘扬在白宫。我知道时刻已到， 建交在望。美国对中国作出的新反应要求出版《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一书的 新版本，就是这个修订本。
　　我利用新获得的杜鲁门时期的大量档案资料重写了第六章的最后部分。 原来的后记重写扩展为第七章。其中许多素材引自我为撰写关于迪安·腊斯 克（DeanRush）的书所收集的研究资料。1971 年以后的事态都包括在新写的 尾声之中。
我感激 J·R·安德森、J·费策尔、J·L·加迪斯、S·戈尔茨坦、W·海
因里希斯、M·H·亨特、入江昭、W·拉费伯、S·I·利文、E·R·梅、R·梅 塞、M·奥克森伯格、T·G·佩特森、M·J·舍温、R·斯蒂尔、N·B·塔克
及 A·S·惠廷。他们以自己的研究工作为我提供了有远见卓识的借鉴，还有
在过去十年间我们参加过的许多令人鼓舞的会议和非正式讨论都对我有所帮 助。而我们大家都受惠于多萝西·博格更是众所周知的。我认为这些朋友集 体地对这本书的内容负责，虽然他们谁也没有看过这个修订本。
孔华润（W.I.Cohen）

第一版序


　　几年前，费正清写过一部题为《美国和中国》的书，我无意与之媲美。 它始终是一部最好的介绍中国的权威性作品。我的注意力集中于美国对中国 的反应，特别是那些谋求制订一项符合美国人民利益和理想的东亚政策的政 治家的反应。正如我书中所写的，我日益感到有必要从广泛的国际背景上解 释美国的对华政策。但是这本书写得并不满意，部分原因是所知有限，部分 由于我想最大限度地避免在内容上和丛书的其他各卷重复。不过我强烈地希 望读者去关注更宽广的世界舞台及出场的其他演员，我所描述的情节都是在 这个舞台上发生的。
　　书中许多论点在我早先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已经探讨过。某些论点如和我 过去的相悖，则属于我最近提出的新论断。在用语方面，仍同过去差不多， 这是由于在我没有切实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之前不想标新立异。
　　书中引用的中国资料除注明者外，均系本人所译。引证部分限于直接引 用原话或原文。我将乐于和有兴趣的研究者共同探讨其他可用的资料来源。 孔华润（W.I.Cohen）
　　
《美国和世界》丛书编辑前言


　　从哥伦布西行探索通往古中国的捷径之日起，中国就作为一个庞然大物 呈现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广州是美国获得独立后谋求开发的第一个海外市 场。在 19 世纪，丝绸、茶叶和香料的魅力驱使着新英格兰人川流不息地跨过 太平洋。但是我们对待中国的态度不久就产生了矛盾。一方面，传教士和商 人认为美国的使命是改造中国古老的文明使之现代化，但是中国移民在美国 却受到嘲笑和仇视，终于在 1882 年被驱逐。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对中国的 态度继续徘徊在吸引和排斥两极之间。我们宣布采取门户开放政策，保持和 发展在中国的贸易，但是并没有促其实施；我们提倡变革和现代化却对 20 年代在中国涌现的革命派蹙额疾首。虽然美国人不时对中国表现出一种带有 浪漫主义色彩的同情，却绝少见诸行动。30 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只给予道 义上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把中国列为第三等参战国，仅给蒋 介石以象征性的援助；在雅尔塔，罗斯福事先未征得蒋介石同意便毫不在乎 地把“满洲”的铁路和港口控制权转让给了苏联。最终的对抗行动始于冷战 年代，那时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作出的反应是：拒不承认毛的政权反 而与溃败到台湾的、声名狼藉的国民党结盟。
科恩教授对中美关系的深刻剖析把握住了美国在中国遭到失败的本质。
从国家利益的大范围看，相对来说中国对美国是无关紧要的。但又存在着建 立在天真的种族主义之上的不切实际的向往，科恩看到了这两者之间的距 离。他多次指出：美国作为一个以太平洋为中心的国家，在拉丁美洲和欧洲 有更为紧迫的需要，遂把对华政策置于次要的从属地位。同样有意义的是， 由于科恩教授熟知中国的文化、历史，所以他能够透视美国的对华政策，从 而揭示出它在中国人面前显得多么拙劣和愚蠢。在这个新版本里，他引用了 最近公布的一些国务院文件，更详尽地叙述了当时杜鲁门政府如何对中国共 产党早先提出的建议置若罔闻。更重要的是，科恩教授追溯了 70 年代中美关 系的重大变化——从 1971 年尼克松著名的中国之行到 1979 年卡特承认北京 政权。当苏联新的侵略行径迫使中国和美国更为接近的时候，他对这种起伏 不平，又不时有麻烦的两国关系所作的通盘审视，对匡正美国关于中国的种 种不实际的想法至为必要。
此书为美国外交史丛书中的一部。这一系列著作分别回顾了美国对长期
以来有重要联系的国家的外交关系。每部书的作者都通过强调外交政策的长 期连续性，力图找出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具有的特点。希望通过逐个国家的 探讨不仅能使读者对美国的外交史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认识到过去发生 的事件及行为模式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长期深远的影响。
罗伯特·迪万（R.A.Divine）*
　　*罗伯特·迪万是《美国和世界》丛书编辑。本书为《美国和世界》丛书 的一种——译者注。
　　
中文版《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作者前言


　　近闻《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已译成中文，不胜欢欣。此书英文版曾使我 交了许多中国朋友。冀望中文版发行以后我能结交更多的中国朋友。
　　书中争议最大的部分是 1947 年到 1950 年间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探 讨，对中国读者来说尤其如此。若要更详细地了解我的观点，我对政府文件 的看法，请参阅拙作《艾奇逊，他的顾问们，对华政策，1949—1950》，见 多萝西·博格和瓦尔多·海因德里奇斯合编的论文集《1947—1950 年的中美 关系——捉摸不定的岁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 1980 年版）。
　　《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主要用美国材料写成。实乃美国学者的一家之言， 并非所有美国学者共同的看法，更绝非所有美国人的看法。此书曾受到左派 和右派的批评。其最大不足在于引用的中国材料有限。中国学者用中国材料 向我们阐明言之有据的中国观点，实在太重要了。我们研究中美关系的西方 学者感到，中国学者 80 年代的贡献非常令人振奋。我们期待着互利互惠的长 期合作。
孔华润
1986 年 4 月于密执安州东兰辛市

主编前言


　　美国历史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史，在 70 年代以前一个时期是以哈佛大学费 正清（JohnK.Fairbank ）教授所创导的 “冲击—反应论”（Impact — ResponseParadigm）为主流，即：中国近代史是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宗 教与军事等对中国冲击的反应。70 年代以后，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历史的思 想倾向有所转变，开始强调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与变化来研究中国历史。 这就是费正清教授的学生科文（PauIA.Cohen）教授所提出的中国历史的“中 国中心论”（ChineseCenteredHistoryofChina）。我认为，在研究中国的对 外关系史时，两者不能偏废。因为两国关系的历史，总是在相互影响中发展 的。即使是根植于中国本身所发展的历史事物，也必然会向外辐射并承受外 国对这种辐射所作出的反应；而西方冲击的影响也只有通过中国历史本身的 发展才能显露出来。研究国际关系史总会碰到双边和多边的复杂矛盾，但是 最主要的应该是当事国的双边关系这一对矛盾。因此研究两国关系史，必须 要研究这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一个方面。即研究中美关系史不但要 研究中国，而且要研究美国；不但要研究中国对美国的反应，而且要研究美 国对中国的反应；不但要研究这些互为作用的反应，而且要研究这些反应通 过各自国家内部因素而起的作用及其连锁反应。只有把一个事物的矛盾双方 及其运动的全部过程研究清楚了，才能对这一事物有较深刻的理解。
遗憾的是，我国有些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其中
包括“左”的干扰），而疏于研究矛盾的另一方面（美国）以及这一时矛盾 相互作用的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是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过程。 这些因素大体上包括：美国人的价值观念、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扩张、国 内势力集团的斗争、党派之间的权力角逐、政治家的野心及其素质、资本家 追逐利润的权衡、东亚及世界范围的力量均势，等等，最后汇集成一个综合 体，即：“美国的国家利益”。对于美国所执行的有些对华政策进行批判是 必要的，但仅仅停留在批判则不够。更重要的是探索它的政策决策过程，以 追溯影响这些决策过程的一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物的因素，弄清 它为什么会作出某种特定的反应而不是其他。只有这样，才能把中美关系史 研究好。
因此，我们想到翻译孔华润（WarrenI.Cohen）教授的这一本《美国对中
国的反应》。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美国历史学家眼中的美国对中 国的反应，也即在不同阶段，美国对华主要政策形成的过程。孔华润教授是 美国的知名历史学家，多年从事美国外交史，特别是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孔 教授现任美国密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曾任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关系学会
（SHAFR）会长，并多年主编《外交史》杂志。他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一 书问世后，引起了美国学术界和外交界的重视，后又补充增订，印刷了第二 版。这本中译本就是根据第二版翻译的。我们感谢孔教授给中译本写了前言。 毋庸讳言，虽然孔教授在本书中有很多好的见解，但翻译这本书，不意 味着我们全部都同意他的观点。同样，我们也并不主张只介绍那些同我们观 点完全一致的外国著作。我们若坚持学术上的“闭关自守”，那就失去了国 际学术交流的意义，失去了切磋问题的机会，也就没有我们自己学术上的长
进了。
汪熙

1987 年 10 月于复旦校园

内容提要


　　本书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对华主要政策的形成过程。作者系美国著 名历史学家，书中主要采用了美国方面的材料，广大中国读者可以从中了解 到一个美国历史学家眼中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
　　
美国对中国的反应

第一章 条约制度的发展
　　　　　　　　　　　　　（一） 在进贡的臣属制度下，中国人对“洋鬼子”的鄙视是显而易见的。中国
以仇视和轻蔑对待来到他们国土上的异邦人的态度是不应该的。但是更遗憾 的也许是，在外国人来到之后把当地人民逼入了困境。从根本上说，这一趋 势是“鸦片战争”后由西方强加于中国的新秩序造成的。条约制度并非由美 国首创，可是美国当时并没有提出其他可供选择的倡议，而是迫不及待地要 求享受在通商口岸已有可能实现的最惠国待遇。美国所作的特殊贡献是，在
19 世纪末美国本土的流氓无产阶级为了他们自己特殊的喜爱，看中了中国。 英国人在初期只想取得平等地位，并将中英关系置于西方世界所理解的 那种合理、有秩序的基础之上。胜利者在南京条约中虽提出种种苛求，但是 尚无过分严厉的条款。中国的政策迫使这场争端只能通过战场上的较量来解 决。中国战败了并为此付出代价。英国胜利后着实提了几项要求，另辟五个 通商口岸，订立广州的通商法则。大英帝国从印度取得的经验是：炮舰政策。 由此向中国提出割让香港——作为英国在东亚地区从事军事和商业活动的基 地。从长远来看，英国势力的存在将提醒满清：大不列颠既有意也有力坚持
自己的要求——要求平等的地位。
　　1843 年，英国和中国谈判签定了补充条约，改变了广州对待外国人的办 法，并保证将给英国最惠国待遇。以往的关税是中国以专横多变的方式强加 给西方出口贸易的，现在则把中国海关税则纳入条约，只有在签约国认可下 才能进行修改。条约同时也涉及外国人的法律地位，引进了治外法权的概念， 允许被指控犯罪的外侨由本国领事官员受理裁判。其根据来自受希腊、罗马 影响的犹太——基督教的法律概念。这一切并未使中国人忧虑，他们只觉得 必须以平等地位和跋扈的“蛮夷”打交道才是十足的侮辱。中国首先是一个 文化统一体，而不是一个国家实体。中国官吏更关心涉及礼节、仪式方面的 现实问题，而把主权等抽象概念留给西方。领事裁判权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而且这种做法并不存在于西方平等国家之间，可是它没有使处于 19 世纪中期 的清廷感到不安。相反，治外法权竟也能被他们所接受，这与那种把外来的 异邦人隔离起来的传统作法相合拍。英国在口头上侈谈平等，却向中国索取 他自己永远不会给予中国或其他国家的特权——但这没有使中国人感到痛 苦，因为他们从来不想向外国派遣外交使团，也很少关心那些背井离乡的海 外侨民的命运。
相类似的还有协商关税。从表面看可以说是无害的，但是它造成了中国
人尚未察觉的种种严重缺陷。首先，它不像其他商业协定那样各签约国保持 关税自主。在这个条约里，签约的另一方没有作出相应的让步。当然，中国 人认为西方需要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因而想不出还需要英国提供什么优惠。 由于很晚才开始研究西方，中国对工业化是产生实力的源泉一无所知。但是 中国已被迫对这种实力予以重视。同时，中国也不了解西方是通过保护性关 税保护了脆弱的工业。
　　另外，还有最惠国条款。这是英国和所有其他想和中国缔约的国家共同 的要求。在其他方面，英国可能要为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超出要求平等待 遇的范围）承担责任，但是最惠国条款在平等国家的商约中并不少见。如缺 少此类条款可能会使商约很快失去意义。不过毛病也同样在于英国对中国没 有作任何让步。开始的一系列让步都是单方面的——既然中国处于弱者的地
　　
位。每个和中国缔约的国家都获得适应他们特殊需要的特许权，而且还通过 最惠国条款分享其他国家可能从中国榨取到的特权。由于中国相对地比和它 打交道的国家较弱，所以接连不断地作出让步是不可逆转的。同样，列强中 每个国家都取得了最惠国地位，便可以从其他国家的成功交涉中享受既得利 益。尤其是美国把最惠国条款当做达到本国目的的手段，而让英国去承担大 部分义务和担当建立条约制度的责任。
　　早在 1839 年 5 月，广州的美国商人就宁愿要求国会派专员来中国谈判订 立商约和派军舰以迫使本地居民对美国人持友好态度。美国国会在听取熟悉 中国国情人士的忠告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美国海军准将卡尼
（T.Kearny）奉命率东印度分舰队开到广州附近。卡尼发现美国商人在华处 境并无危险，遂未介入英国和中国的战争。他很欣赏英国将从和平条约中获 得的好处和达成的商业协定。于是卡尼也就奉命向中国地方官吏施加压力， 要求中国给他的同胞以同样特权。中国人向他保证，“决不令美国商人致有 偏枯也”，就是说不会让他们空着双手。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中国官吏一直想利用美国，在考虑把咪夷（即美国）
和“顽固不化”的 夷离间开的策略。一位有头脑的专家注意到美国人的表 现比英国人好得多，他建议免征美国的进口税，并把英国人的生意让给美国
人做。他设想如此“咪夷必感荷天恩，力与夷对抗”①。这项建议并未付
诸实施。但是利用美国为中国卖力的想法并没有完全消失。卡尼的要求正适 应中国治夷的总设想。当时在朝的军事和外交要员伊里布和耆英都倡议给美 国最惠国待遇，否则恐怕引起不断的怨言和纠葛，会使朝廷为难。此外，英 国很可能欢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来共同参与新的对华贸易，届时中国不仅 难以制止其行动，而且分亨利益的各国也会因此感谢英国，转而怀恨中国。 最好能使人感到无偿的利益均沾是中国皇帝的恩宠。对远方来的异邦人一视 同仁，这对皇帝来说不失为一条妙计。如果西方各国一心要来做生意，“制
夷之道”务必绝对的公正。于是，1843 年道光皇帝宣宗谕旨：“见在人
已准通商，所有咪喇等国，自应准其一体通商，以示抚之意”②。这就是“门 户开放”之由来，或谓利益均沾，向通商各国提供均等机会。中国拟定这项 政策目的在于使美国及“其他各国”感激中国之恩准，制造亲善气氛，以成 为中国日后可以利用的有利因素。于是，美国未放一枪，也无需进行威胁， 就把贸易扩张到中国的沿海地区。美国国旗尾随英国国旗插到了通商口岸， 在那以后的年代里，美国一直作为一个后进的伙伴跟在英国的后面，但是到
1843 年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英国在中国的特权是以条约的形式庄严地得到
认可的，而美国在华利益则凭皇帝的恩准。即使美国商人愿安于现状，华盛 顿却有人不同意。美国曾为了从大不列颠获得独立进行过一场战斗，高傲的 美利坚共和国应该有自己的条约。
在对华贸易方面，由于商人中坚持提出两种对立意见使约翰·泰勒
（J.Tyler）总统的政府未能作出明确的决定。和往常一样，在一个非重要问 题的争论上，双方势均力敌，拖而不决。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伯驾医生
（P.Parker）——和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Webster）有姻亲—— 回到华盛顿后曾敦促美国向中国派出外交使团。此后不久，韦伯斯特在共事 的辉格党人的压力下退出泰勒总统的内阁。据说他很想得到圣詹姆斯法院的 位置，遂决定组织一个大规模的代表团去中国，想藉此引诱他的老朋友爱德 华·埃弗雷特（E.Everett）离开英国以腾出他所需要的位置。但是埃弗雷特

没有上钩，这个经费雄厚的代表团遂委托给顾盛率领。顾盛曾任辉格党议员， 但其政治生涯早期即告结束。有才干的顾盛成为前往中国进行谈判的特使。 当时，中国刚刚领教了西方强国的实力，了解到西方在坚持其国际关系概念 的认真态度。
　　受命主持外交谈判的钦差大臣耆英从广州的美国领事处获知顾盛即将来 到。他表示：美国如系要求英国获得的商业特权，中国完全的授与美国同样 的优惠，因此美国没有必要遣使远涉太平洋，顾盛来中国不免浪费时间。耆 英在考虑了美国派代表团来华以及英国要求补充条约中给以最惠国待遇之后 得出推论：英国人期望由美国人提出要求进京的权利。在他和皇帝的往来文 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谁也没有对顾盛的代表团给以特别的关注，但是 决定不让他来北京。皇帝认为“咪夷”既然从未向朝廷进贡，要求进京不能 同意。至于中美两国缔约倒是次要的。中国仍然不希望和美国确立条约关系， 以防出现复杂情况，诸如美国可能提出高于英国的要求等等。
　　当顾盛到达澳门时，耆英不在任所。这位美国特使立即放风说，待他的 船补充给养后便准备北上，直驶白河口。实际上，他是遵照指示以进京作为 威胁手段迫使中国同意按照南京条约给美国同等的贸易机会。其实中国人已 经决定给美国这些特权，的确使顾盛的使团和他的威胁都成为多此一举。但 是，不顾在广州的美国商人如何不满，顾盛一直坚持。经过四个月的争吵， 耆英又回到澳门。
只要耆英来参加谈判，条约就可能马上到手。中国人断定此事涉及西方
各国的尊严问题，决定给美国人“面子”。他们断定顾盛此来“窥其意总欲 夸耀夷，仿立条款，以示天朝相待之优。”③尽管中国已败在英国手下， 中国官吏仍然可能向皇帝禀奏：英国、法国和美国都“尤视天朝相待之厚薄， 以为国体之尊卑。”④但顾盛继续恫吓，声称要去北方，使条约签字拖延了 一个月之久。在他同意呈递国书并在澳门签字以后，耆英马上给他签了约。
《望厦条约》是以条约签字地点望厦村（澳门郊区的一个小村庄，现属澳门 市）命名的。《望厦条约》基本上是和英国签定的两个条约的浓缩本。处于
19 世纪中叶的中国人对出让这些特权仍然不介意，不认为有什么特别重要。
由于缺乏国家观念，他们也不必从理论上为国家主权被剥夺而担忧。 顾盛的条约也和英国所缔结的条约一样都未能削弱中国人坚信不移的优
越感，也没有动摇他们以平等对待西方人的决心。耆英对西方的一般评论，
特别是对美国的评论，不仅令人发噱，也足以说明他和皇帝如何设想中国和 外国之间的关系。在顾盛面前，耆英曾对泰勒总统给满清皇帝的信写得漂亮 赞不绝口。但是从他就如何复信泰勒给皇帝的建议中可看出他实际上对美国 的文化水平的估计和理解如何。他认为美国“僻处化外，孤陋寡闻”，此等 民族显然不熟悉天朝制诏的体裁，如皇帝诏书“文义较深”，这些美国人恐 怕不能通晓，因此皇帝颁给泰勒的诏书宜“文取质直，义贵明显。”⑤
（二） 当时正处于快速大帆船的时代，如果说中国认为美国在文化上略为逊
色，那么在制造美丽的大帆船和建立舰队方面，美国的能力是其他各国无与 匹比的。英国人和它的臣民继续控制着海外贸易，但是美国的竞争不断加强， 尤其在运输行业。19 世纪 50 年代初，在中国大约二百家西方企业中美国只 占二十五家，但是中国对西方贸易的三分之一是由美国承运的，上海的贸易 飞速发展，很快成为主要的通商口岸，它有足足一半的货物是由美国承运的。

当欧洲列强日益忙于处理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的争端时，美国对中国市场的期 望获得实质性进展。
　　在取得自己的条约之后，美国政府很少付诸实施。1844 年 7 月以后，美 国得以进入中国的五个港口，根据条约中治外法权的条款，在这些港口的美 国领事对被指控在中国犯罪的美国侨民有独立的裁判权。但是在泰勒以后的 历届政府都没有筹措在中国建立领事机构的事。直到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 当美国全面改组领事机构时，政府才任命了几个有薪俸的正式领事官员，他 们直接对国务院负责。在临时过渡期间，通商口岸的美国商人照常做生意， 并从同行中推举出领事，偶而也从参与鸦片贸易的商行里推选出领事来。英 国的领事官员有政府的力量为后盾，他们乐意也有可能对本国同胞的某些劣 根性加以约束，为执行领事裁判权作出点公正不阿的姿态。美国领事假如本 身没有受牵连则很少去过问美国人的劣行。由于没有由本国政府维持的监 狱，即使想执法，实际上也是无能为力的。其后果是：美国水手的不轨行为 臭名远扬——尤其是在上海。他们给各通商口岸所有的外国水手树立了一个 坏榜样。几年之后，第一任美国公使曾写道，他认为：“如果美国一直拒绝 或忽视采取任何惩治手段”，那么“强求的”治外法权“就像招募苦力和鸦 片贸易一样??成为一种奇耻大辱”⑥。美国国旗已成为“每一个英格兰、 爱尔兰或是苏格兰流氓无赖”的保护伞。当然对其中的女流之辈也几乎无需 隐讳。领事馆的报告说，在东方的每一个蓝眼睛的娼妓都自称是美国人。
美国驻华公使在缔约后的十年内没有从华盛顿得到过具体指示，这一事
实进一步证明政府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漠不关心。这些公使本身也是一伙最容 易被遗忘的无足轻重的人，他们对中国毫无影响，中国人觉得他们“不可思 议”。只有一个人是例外，即伯驾。他在 1856 年被任命为公使以前，曾接受 几次临时的委任出使中国。那时，中国官吏对他的强烈反感是有原因的。他 们把他和那些目中无人、难以对付的英国官员列为一丘之貉。这位前传教士
（医生）在中国期间领会了英国人在和中国人打交道中得出的一套适用办
法，就是：态度坚定是最重要的，凡有必要时就用武力。伯驾也提出一项计 划。他设想美国在中国的作用比在华盛顿的大多数同事设想的更大。他建议 美国也在这个地区建立一个立足点，和英国占有香港一样。为此他极力主张 美国占领台湾。他还建议美国在这个地区建造供煤站以把美国的海军活动扩 大到中国沿海。伯驾认为，有英国宏伟的范例在先，美国扮演一个小帝国主 义的角色是没有前途的。如果政府依他的劝告和欧洲人结成联合阵线，那么 中国将会对美国刮目相看，美国在华利益也将稳固地建立起来并得到保护。 早些时候，美国的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Perry）也提出过同样的计 划，甚至已开始执行，但是伯驾和佩里的主张都被国内的政治家们否定了， 还批评他们企图建立帝国。美国政府对从远东获得领土不感兴趣，而且直到 内战爆发前，美国一直恪守其宁可单独行动而不与任何大国正式合作的传统 政策。
　　伯驾的挫折大部分是由以下事实造成的。耆英的继承人在处理夷务上所 持立场就是西方人所谓的广州总督的立场（系指两广总督叶名琛——译者 注）。他们一反过去对西方的怀柔政策。而耆英则从未因为蔑视西方的“愚 昧无知”而无视西方实力的存在。因此，他提议对西方采取和解、妥协政策。 由于耆英和皇帝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他为保障京都的安全反对任何潜在的尚 武精神的主张得以贯彻。但是道光皇帝于 1850 年驾崩。1 年之内，耆英和有
　　
权势的宰相穆彰阿就双双失宠，穆彰阿是支持耆英的政策的。咸丰皇帝文宗 所制定的路线只能导致和西方发生新的冲突。他拒绝承认外交上的平等，拒 绝尊重中国和西方列强所订条约中的某些条款，对解决中国和西方各国之间 发生的问题采取不合作态度。至此绥靖的年代遂告结束。
　　鉴于西方相对地强大，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没有理由相信对西方采 取挑衅政策能获得成功。对中国来说很不幸。1850 年在国际舞台上虚张声势 恰好是最不吉利的时刻，在 1850 年，历史上最大的也最具有破坏性的战争—
—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南方爆发了。这是一场内乱，其规模足以使美国的内 战逊色。太平天国运动持续了 15 年，涉及全国。其后果至少有二千万，甚至 四千万人丧生，并使中央政府破产。在这场大灾难中，中国皇帝继续坚持和 西方对抗的政策。这也许是最好的证据，证明中国把败在英国手下仅理解为 一次偶然事件，并无长远意义。在过去的一千多年当中，野蛮民族曾多次使 中国遭受挫折，但中国总是占优势。看不起西方，认为它不开化，所以无论 是中国皇帝还是朝廷官员都不曾考虑到西方的实力会有可能来自精良的技 术。
　　到 1853 年，当太平军占领了古都南京，把影响扩大到长江下游时，西方 已明显地看到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力量。使西欧人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些造反 者似乎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基督教教派。造反领袖洪秀全确实跟一位美国传教 士短期学习过。他断定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兄弟。或许很遗憾的是，天主教传 教士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有点新教（即耶稣教）的色彩，可是又没有哪个新教 教派在对待两性关系的实践上同洪秀全有共同之处，也没有人能接受他自奉 为神的做法。洪秀全的老师罗孝全（E.I.Roberts）最终也不得不否认这个学 生。
和北京政府之间的纠葛使大部分西方人寄希望于太平天国造反成功。可
是美、英、法三国的负责官员终于明白洪秀全的胜利并不符合他们各自的国 家利益。他们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实践了解越多，就越不喜欢 它。另外，这场运动使贸易受到损害，而贸易正是西方进入中国的主要目的。 有些商人为避开贸易上的困难，转而从事军火生意，使叛军得到充足的弹药 供应，但是他们政府的代表却对这种军火贸易持不赞成的态度。1852 至 1854 年任美国驻华公使的马沙利（H.Marshall）终于逐渐相信英国正致力于促使 中国的政府垮台，以进一步实现其帝国野心。他认为美国政府必须支持中国 皇帝，必须打败太平军，否则就要冒英、俄两国瓜分中国，把美国利益排斥 在外的风险。虽然皮尔斯（Pierce）政府——它继续留用马沙利——无意采 取任何行动，但是由于中国发生的事远非美国国务院注意的中心，遂使美国 派驻中国的使节几乎可以放手地干——只要他们不请求合众国政府给予支 持。
　　马沙利实在不必要担心，因为英国政府对把中国列入他们的版图不感兴 趣。相反，英国外交部作出决定：英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并不值得在那里投 入巨大的军事或政治力量。的确如此，当太平天国运动还在推进，席卷长江 流域，造成一片混乱之际，英国政府担心在中国出现权力土崩瓦解的局面， 那将要求英国付出昂贵的代价去建立新秩序。因此，大不列颠为保持英国人 在中国有限的利益所能采取的代价最低的办法就是支持北京的清朝政权。看 来是马沙利的多疑妨碍了英、美两国为实现他所寻求的目标进行更积极的合 作。
　　
　　从 1853 到 1854 年间，有两个情况把美国人和英国人弄到一起，第一， 在决定以不支持叛乱为手段，使中国不拒绝履行 1842—1844 年诸条约以后， 美、英两国想通过修订条约来杜绝中国人进一步玩弄诡计。为在 1854 年完成 修订条约，要求美、英两国必须合作，用英美联合的复杂的诈骗术来对付中 国人的顽固不化。中美条约中规定，12 年后可进行复审。条约订于 1844 年， 对一个天真烂漫的人来说，它暗示中国人在 1856 年以前不会考虑修约。而英 国在 1843 年签订的条约中有一条最惠国条款，利用这一条他们提出英国也有 资格在 12 年后修订现有条约——南京条约是在 12 年前缔结的。美国当然也 坚持这一点，美国既享有最惠国条款，如果英国能在 1854 年修约，美国也就 有权要求在 1854 年修约。中国人自然会怀疑这是一种诡计，感到激愤。美国 新任公使麦莲（R.Mclane）遵照指示与其他西方列强合作，趁中国政府危难 之际，随同英国来到天津附近的大沽口要求修订条约。中国尽管处于国内危 机之中，却固守立场，态度坚定，不仅拒绝谈判而且忤慢了两位外交官。若
非列强准备动用武力，修约事还会拖延下去。 第二个把美国和大不列颠联合在一起的情况是，叛军已逼近上海市，在
外国租界引起焦虑和不安。当朝廷的权力从上海消失以后，美国公使和英国 领事接管了海关的行政权。自从麦莲取代了马沙利之后，和英国当局的合作 相对来说比以前容易。英美两国的代表逐渐建立起外国监督海关的制度。后 来发展为大清海关总署，它是中国政府在 19 世纪最后 30、40 年甚至 20 世纪 前半叶的最可靠的财政来源。
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列强各国一致要求修约。中国已被内战分裂，
清朝政府正为生存进行垂死挣扎，对英、美商人来说，这和他们不相干。由 于发生叛乱和中国当局的有意阻挠，贸易已经受到影响。叶名琛在广州因为 善于搪塞西方的要求并使中国巧妙地逃避条约义务成为朝廷一大宠臣。广州 老百姓群起反抗洋人并非太平军主使，而是由叶策划的。所有和叶打过交道 的西方人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只听枪炮的招呼。
由于美国政府公开申明，拒绝对中国采取战争性质的行动，美国外交人
员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得无所凭仗。既然不能诉诸武力，有些美国人（包括商 人和官员）便学会了妥协与和解——这种技巧对一个二流强国很有用处。不 过，在那些年代，美国还不具备必要的武装实力而忽视使用外交手段，遂选 择追随英国的办法，借英国的实力达到自己的目标。狮子一吼，猎物到手； 豺狼微笑，拾起骨头。
英国和美国的外交代表一起沿中国海岸寻求谈判解决修约问题的时机。
他们的要求常遭拒绝，有时受到比对待其他国家更无礼的待遇。列强中的小 国尚可容忍这种侮辱，而大英帝国遇到这种情况，其尊严则岌岌可危。1856 年，中国在广州附近镇压海盗时，拦截了一艘挂英国旗的船只，带走了几个 据说是海盗的中国人。以前英国人在美国沿海强制征兵征船，此刻，他们却 为英国国旗受辱而勃然大怒。随之发生了一场以叶名琛的高傲和英国领事的 帝国主义态度为特点的较量。由于克里米亚战争已结束，英国毫不犹豫地以 武力来对待这一争端。10 月，在英国炮轰了中国的要塞和广州城以后，叶名 琛宣布进入战争状态。英国攻下了广州，然后又撤出。接着是广州的中国人 起来放火焚烧市内所有外国人的财产。此时大不列颠尚未准备最后摊牌。
　　到 1857 年底，克里米亚战争后，英国的国库已得到恢复，印度的叛乱也 已暂时平息，英国遂决定彻底解决和中国之间的问题。这一次，法国也表示
　　
愿意参战，以报复法国神父被杀事件——一个法国神父违法在内地布道被判 处死刑。英法联军攻克广州，并于 1858 年 1 月俘虏了制造摩擦的叶名琛。叶 被押解到印度，死于流放。但是这个教训对清朝皇帝不起作用，皇帝不曾看 到局势的严重性，只简单归咎于叶名琛的失策而铸成大错，对西方仍持傲慢 态度。他确信，只待叛乱一平定，中国就有力量来结束西方的骚扰。
　　对美国 19 世纪 50 年代在要求中国修约方面所起的作用，有各种不同的 说法，中国人之间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是，那些办理夷务最有经验的人都认 为在列强之间绝少选择余地。一位主管上海口岸的官吏（系指上海道台麟桂
——译者注）在研讨对英、法两国的政策时，建议不必对美国制定特别的政
策，认为“其咪唎不过附于夷之末，藉彼之势”⑦。另一官吏忠告说，对 美国表示愿与清廷合作平定太平天国叛乱不必认真对待，因为美国的诺言并
不可信。1855 年，两江总督曾禀奏皇帝，美国人公开援助过叛军。叶名琛一
直怀疑英、美互相勾结，并认为伯驾是来华洋人中最诡计多端的捣乱分子之 一。但是皇帝坚持其利用美国孤立英国的想法。他如此陶醉于这个想法，以
至 1856 年 11 月由海军提督阿姆斯特朗（J.Armstrong）率领的美国舰队在广 州附近珠江边上夷平了五个要塞时，皇帝竟不相信战报，还以为是英国人的 宣传。
对美国在中国的作用无论怎样偏爱，阿姆斯特朗的行动很难使中国人认
为美国人比其他随炮舰而来的西欧人更仁慈一些。自然，阿姆斯特朗的小小 的战争并非无缘无故爆发的。中国的要塞无故向一艘过路驶往广州的美国船 开火。合众国海军以连续四天炮轰要塞作为骄傲的回答，直到各要塞鸦雀无 声，全被攻克，167 门大炮也被拆除。伯驾对这次行动很高兴，而且把叶名 琛为时已晚的道歉作为中国人只对优势兵力有反应的一个证明。但是，皮尔 斯总统和国务卿马西（Marcy）驳回伯驾的看法。他们对阿姆斯特朗采取的严 酷报复行动感到遗憾。但中国人受到了炮轰却未收到遗憾的表示，他们觉得 美国的行为或许很难和英帝国主义加以区别。
布坎南（Buchanan）政府任命列卫廉（W.Reed）取代伯驾。列卫廉是第
一个有公使衔的美国驻华外交代表。国务卿卡斯（L.Cass）向列卫廉提出： 美国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也没有政治野心，但无论如何要坚持修订条约。 指示他通报中国政府，美国认为英、法两国的要求是公正的，但是将不采取 敌对行动。美国愿在中国和英法联盟之间进行斡旋，希望以有力的中立身份 最大限度地满足本国利益而不愿充当英法联盟反对中国的小伙计。
1858 年春，英国使者再坐船到白河。这次同行的还有法国、俄国和美国
的外交官员以及英、法两国舰队。这四个国家都是为修订条约而来。虽然只 有英国和法国有枪炮作后盾，但俄国人和美国人也毫不放松其修约的要求。 正如叶名琛在他最后的奏折中所指控的：他们贪得无厌且狼狈为奸，酷似一 群豺狼。但是皇帝继续对美国的感恩、忠诚和恭顺抱有幻想。当下他写道， 要把美国和俄国分化出来，以孤立英法的势力。但是凡和西方外交人士接触 的中国官吏都没有受皇帝的幻想的影响，他们立即看出，这四强是串通一气 的，并且坚持认为美国和俄国不过是想坐收渔利，扮演掮客角色以达到修约 目的，或者在中国受英法威胁作出让步时，提出最惠国要求。时过一月，中 国并未退让，英法两国舰队遂发动进攻，击溃了中国的防线。此时，美国和 俄国公使则坐山观虎斗，一俟障碍清除，四国公使重新聚集，一起前往天津 参加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中立国所提出的种种要求并不比战胜国少。在大

沽炮台被毁之后，年迈的耆英又被从废品堆中拣出派去参加中国和西方的谈 判，但此刻他已老朽。盟军攻克广州时，查获一批档案，包括满清政府办理 夷务的全部来往文书，其中有许多奏折出自耆英之手。他在奏折中对西方人 及他们的作为极尽诋毁之能事，并叙及他控制西方人的种种办法。盟军援引 这些文件当面嘲笑这位老人，使耆英受辱离开了天津，后来被他的冷酷无情 的皇上处死。
　　此后，中国人在穷途末路中又寻求美国的调处，但此时的盟国不高兴来 外交这一套了。天津条约并非协商谈判的结果，而是在列强的强制下签订的。 中国被迫开放十一个新通商口岸；允许西方船只溯长江而上直达中国腹地； 允许外国人去内地旅行；传教士可以在任何地区传教，发展教徒。中国的关 税规定为值百抽五的低税率；鸦片贸易合法化，被正式作为药品列入纳税单。 最后，中国被迫同意外国外交人员进驻北京。
　　在天津签订的条约解除了中国为保护自己免受外国剥削的一切防御手 段。特别是，中国政府已失去对本国经济的控制。开放长江及内地通商口岸 意味着外国货可以在广泛地区内集散，只需交纳薄税。确实，这种税率通常 比中国国内产品所付的通行税还低。中国对西方思想也失去了进一步抵制的 能力。外国人在中国可以通行无阻，为所欲为，有军队和炮舰为后盾，不受 中国法律的约束。至此以条约征服中国的做法已接近完成。中国是在英、法 两国的枪炮之下签署条约的，但是俄国和美国在为他们的同胞争得剥削权利 方面也毫不落后。
但是，中国皇帝尚未投降。虽然他已准备接受这些辱国丧权的条约，但
也决心要使北京不再受到威胁。在外国舰队启航后，他立即命令修复加固大 沽要塞和天津的防御。1856 年 6 月，当西方公使回来换约时，中国当局要求 他们从白河口向北后撤数英里，中国代表团在那里迎候他们。英国人和法国 人确信中国人是在施展新的诡计，毫不迟疑再给中国一次教训，遂向要塞开 炮作为回答。中国边防军进行还击，取得了比以前好得多的战果。英国舰队 司令在随后发生的一场战斗中负伤。
在战斗进行过程中，为美国公使护航的美国舰队司令达底拿
（J.Tattnall）感到形势不妙，经公使批准加入了战斗。他用一条租用的汽 船把行驶着的英国船只拖入战阵。出于关心英国舰队司令的安全，他登上英 国的旗舰，并命令部下给英国军舰上的炮手做下手以示支援。据说，他当时 宣称：“血浓于水”，于是美国人放弃了中立原则，华盛顿禁止采取敌对行 动的命令也被置若罔闻。
　　英国人和法国人被挫败，中国皇帝和朝廷皆大欢喜。胜利的甜头如此令 人兴奋，在皇帝的想像中，盟军永远不会再来了。他的几位顾问居然梦想废 除天津条约。美国公使接受了前往另一换约地点的建议。英、法两国的武装 撤离了这个地区，经布坎南任命来换约的美国公使华若翰（J.Ward）却愿意 留下来作进一步的努力。经过几周的协商，他最后获准进京，并同意乘坐一 辆臣属马车去北京，华若翰抵达京城后，清廷想把他此行的使命改为传统的 称臣纳贡，但未能如愿。向皇帝磕头行礼，华若翰只肯略为屈膝。由于未能 达成双方皆可接受的妥协，华若翰一路颠簸重返沿海口岸，在那里和中国人 交换了条约文本。这一年，只有美国一家和中国修订了条约——虽然连沾满 血腥的英国和法国也可以获得最惠国待遇的“权利”。
对文宗皇帝和尚未出生的两代中国人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不是 1859 年的

胜利，而是 1860 年的失败。1860 年英法联军卷土重来，击溃中国沿海和内 河的防线，登陆向北京推进。皇帝放弃了以“咪夷”制“夷”的希望，他 也断定美国显而易见是和中国的敌人串通一气的。大不列颠和法国的军队开 入北京城，他们进入豪华的圆明园抢劫并纵火，毁坏了中国许多世纪的文明 所创造的无价珍宝。皇帝逃亡至热河后，仅在一年之内便一命呜呼，西方弄 得他灵魂出窍。
　　作为 1859 年和 1860 年战事的结局，英、法两国又加重了中国的耻辱。 天津增辟为通商口岸，英国割据了与香港隔海相对的、处于大陆一侧的九龙， 法国增加了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各地购买或租用土地建筑房屋的条款。在一旦 完成修约后，西方便加紧支持北京政府镇压太平大国叛乱。西方取得了从清 朝政权窄取到的许多特权之后，这个政权便体现了西方空前的既得利益。可 这并不妨碍英国和美国的商人继续和太平军进行军火交易。但至少同样重要 的是，早些时候，在保卫上海的战斗中组织的一支小小的雇佣军已加入李鸿 章手下的官军。这支“常胜军”早期的两名指挥官都是美国人，后来其中一 人叛逃到太平军。“常胜军”最后一个指挥官是英国军官戈登（C.G.Gordon）， 通常人们称之为“华人”戈登。他帮助清政府肃清了长江流域的叛军。
　　镇压太平天国叛乱真正的英雄是中国官吏曾国藩。在清朝旗军和北京所 指挥的各路防御都告失败之后，是曾国藩所组织的地方军中最强大的武装力 量抵抗着太平军。1861 年，曾国藩在考察了国家遭受的破坏，回顾了中国蒙 受的耻辱之后，检讨了诸夷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尽管美国在中国不无劣迹， 曾国藩却不清楚，他举出美国，说它的国民“头脑单纯”、“秉性诚实”； 说美国一直是一个表现恭敬、顺从的国家。他认为美国一贯对中国忠诚，从 未和英法两国结盟。由于有曾国藩这样一位在此后 1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颇 有影响的人物，改进中美关系的前景极好。但在这十年期间，中国的外交事 务是由恭亲王主持。他曾经阐明良好的外交关系对中国的意义。他把曾国藩 的意见和必须防止美国被俄国争取过去的想法都上奏给皇帝，并表示他同意 曾国藩对美国的评价，另外提出了“其应如何羁縻使为我用之处？”⑧。在 一个多世纪以后，中国官员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又回到了那个主意。
当西方加紧对中国的剥削，而中国也在设法利用美国之际，传教士们为
获得条约中关于传教的新条款而精神振奋。新条款使整个大清帝国对上帝的 事业敞开了大门。多年后，曾协助列卫廉参加 1858 年谈判的美国传教士丁韪 良（W.A.P.Martin）在回顾 1857 年到 1860 年的动乱和中国蒙受的耻辱时， 觉得一切都令人感到满意。他评论道：“??一个观察家如果不了解是上帝 的手在控制国家之间的争斗和政治家的过失，他一定是可悲地缺乏心灵的悟 性”⑨。也许另一个时代的美国人会发现，他们自己和以前的中国人一样， 也缺乏这种心灵的悟性。
（三）
　　1861 年，中国有了相当于外交部的机构，其外交事务逐步接近于西方各 国的外交部。同年，美国就有一位试图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行动制定计划 的国务卿。确实，一个新时代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里也是评价美国过去的政 策的最适宜的地方。
　　虽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士是否曾经有意识地通过 支持或反对美国人在东方的某些行动，而形成了对远东地区的总政策或者就 是对中国的具体政策，但美国政府遵循着比较明确的外交行动模式，在当时
　　
亦可视为一种政策立场。换言之，在未形成长远政策之前，美国对中国事态 作出的临时反应，以及对美国商人、传教士、外交官和军人提出的种种要求 所作出的临时反应一直是前后一致的。美国的利益只限于贸易和传教，美国 领导人从未真正的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在 1861 年以前，美国政府从不赞成 使用武力，宁愿通过外交和狡猾地利用最惠国条款来扩大本国侨民的利益和 特权。有两次美国军舰对中国采取了敌对行动显然都不是受命于本国政府。 对其中更明目张胆的一次事件负有责任的军官被告知，政府对他的行动感到 恼火。
　　与伯驾或佩里提供的远东政策相比，政府所采取的路线是十分明智的。 伯驾等人主张仿效大不列颠采取更具侵略性的政策。当时美国尚未实现工业 化，它有广阔的未被占用的领土，它的国内市场尚待充分开发，足够为任何 一个有资本的人提供广泛的投资机会。这个时代，权力的中心在欧洲，东方 在世界权力均势中的地位无足轻重，而美国安全地处于大洋彼岸，当代技术 尚不足以对其安全挑战。合众国还是强国中一个不发达的弱国，即使有在东 亚施展政治和军事权威的愿望，它也不具备这种能力。鉴于它在列强中所处 的地位，它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有限的利益，美国追随英国势力，和利用 最惠国条款来扩充其权益，很难采取更好的做法。虽然有些历史学者把美国 这种外交策略贴上“为虎作伥的外交”的标签，道德上与欧洲人的传统做法 无优越可言，但是对美国来说，这却是一个最现实，也最令人满意的政策。 这一外交政策的宗旨显然是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 好处，只要那些更强大的掠夺者能容忍美国的存在，“为虎作伥的外交”就 能够起作用。
但是，不论美国的做法对合众国及其国民的利益如何适宜，都不能想像
或假定：它也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或中国人会对美国的行动感到高兴。总 之，条约制度是以武力强加给中国的，中国人除了忍受之外如果别无选择余 地，他们也不见得会赞美这种制度。美国人以相对的和平方式从“不平等条 约”中获得了特殊利益，但是不能掩饰这一事实：他们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并 非中国人情愿让予的。美国只充当一个小伙伴，然而它是许多事件的参加者。 通过这些事件使中国陷入一种只能屈从他人要求的境地——不只对一国屈 服，而是对列强各国屈服，其中却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本身的需要承担责任。 处于这种地位具备了一切不利的殖民地条件而丝毫享受不到它的好处。虽然 某些中国官吏可能察觉美国人和西欧人之间的微妙差别，但是很难期望中国 的老百姓能从各国洋人在中国的行径中看出有不同之处。
　　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官吏曾经期望能得到美国的支持，即或不出 于美国对中国的忠诚，也将出于美国对英国的传统敌视态度。结果他们失望 了，在其后的年代里，中国各地方当局与皇帝的往来文书认为中国通常可以 指望得到美国口头的同情，但是从未得到物质上的支持。后来，从事外交工 作的清朝官吏逐渐怀疑美国参与了英国的阴谋。虽然学些“夷务专家”晓得 美国不实行炮舰政策，不用炮舰强逼对方作出让步，但是他们还是忠告皇帝： 美国经常“追随英国”——听任英国炮舰使中国受辱，在英国榨取到新的特 权之后便来坐享其成。
　　虽然这些人对美国在中国的作用不存在幻想，但是美国仍然作为西方列 强中侵略性最小的一个和中国有着重要的联系，并从中得到实惠。假如在和 美国的交往中，可寄予希望之处较小，那末对美国的可怕之处也是较少的。
　　
中国对西方的敌视逐渐形成了一个总的概念，由于美国在条约制度中分享特 权，自然也难免遭到敌视。另一方面，当中国有需要把压迫中国的列强加以 区别对待时，当中国需要帮助的时候，相对他说美国人还是比较友好和可以 利用的。
原书注释
①伊里布奏折（1841 年 2 月 6 日）引自 E.Swisher 主编：China’
sManage-mentoftheAmericanBarbarians，耶鲁大学出版社，1953 年版。第
57—58 页。
②道光皇帝诏书（1843 年 11 月 15 日）出处同①，第 137 页。
③程矞采奏折（1844 年 4 月 22 日）出处同①，第 146 页。
④程矞采奏折（1844 年 4 月 9 日）出处同①，第 142—143 页。
⑤耆英奏折（1844 年 12 月 14 日）出处同①，第 177 页。
　　⑥W.B.Reed 致 L.Cass（1858 年 6 月 30 日）美国国会第 36 届第一次会 议，参院行政档案（NO.30，355）。
　　⑦麟桂奏折（1851 年 3 月 15 日）同注①，第 190—192 页。⑧恭亲王奏 折（1861 年 1 月 24 日）同注①，第 697 页。
⑧W.A.P.Martin 著 TheAwakeningofChina，NewYork，Doubleday， Page＆Company 出版公司，1910 年版，第 169 页。

第二章 美国作为强国出现在东亚

（一）
　　威廉·西沃德（W.Seward）1861 年接任国务卿。当时他手中已有不少难 题，更不用说去考虑亚洲的新问题了。正当他等待林肯政府宣誓就职之际， 南方各州相继脱离联邦，使西沃德和总统只能把维护美利坚合众国的存在作 为贯穿全部政策始终的任务，而没有其他的选择。
　　西沃德是和美国第六届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Q.Adams）同一类型 的民族主义者。这种类型，不管它有什么长处，都蕴藏着某些使人不安的因 素。他们都对美国的使命抱有幻想，视美国人为向全球传播民主福音的特选 民族。有时他们都似乎对上帝的日程表感到不耐烦，急于想加速其进程。西 沃德和亚当斯一样，也面向西方，当他发现当年亚当斯所渴望的大陆边界已 经实现，便把视线转向太平洋彼岸的东亚。遗憾的是，他对不知领情（领受 美国人给东亚带来的好处）的东方人，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够耐心。中国人在 这方面比日本强。他认为日本人是半开化的野蛮民族，只能用“炮舰加外来 文化”的处方，使他们易于接受美国的教化。他对中国的文明尚怀有相当的 敬意。到 1861 年，中国人已经先后多次领略过西方对落后国家是如何对待 的。
西沃德就职后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为联邦寻求外国的支持和防止叛乱
的南方从国外获得任何援助。为此目的，他决心排除一切可能导致列强各国 对美国不满的因素，特别是英国和法国。比方说，假设美国在对待中国和日 本事务上与欧洲列强站在一起，欧洲人就没有多少理由希望合众国解体，这 比美国给欧洲列强的亚洲计划设置障碍好得多。事实证明，在中国事务上采 取和英、法两国合作的政策，美国感到毫不困难。同时，在西沃德任期，这 一政策也对中国人有一定的价值。
虽然在美国本土一般对欧洲人，特别是对英国人持相当明显的不信任态
度，但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却和欧洲人有着很融洽的合作关系。最简单的解释 也许就是达底拿所说的“血浓于水”——处于绝对少数地位的白种人背靠着 大海共同生活在大陆边缘上的一小块领地上，而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大陆上居 住着几亿不友善的东方人。以西方人之间的差别和西方人与中国人的差别相 比，看来前者是微不足道的。既然中国人不加区别地对外国人一概敌视，外 国人还要划分国别就只能自讨苦吃。同样，既然美国人和欧洲人都享有最惠 国待遇，一国愿望得到满足，其他各国都可指望从中得到好处。从这层意义 上讲，“亲如一伙盗贼”或许是达底拿所引用“血浓于水”的恰当的代用词。 此外，1860 年条约得到修订，条约制度的主要支桩已经形成，满足列强 中大多数国家的贪婪达一世纪之久。大家都同意对清朝采取扶持政策，担心 再来一轮割让特权会导致北京政府的崩溃，已经建立的条约体制也将随之瓦 解。西沃德就此派蒲安臣（A.Burlingame）出使中国，并指示他把与列强各 国的合作当作美国正式的官方政策。在美国自身存亡尚不能确定之时，西沃 德无意为他的国家在亚洲发挥更大，或者是更独立的作用去制定任何计划。
　　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列强各国在中国的合作对中国政府有利，因为清王 朝的生存希望正与西方对于这个地区的利益的设想相吻合。但是，这种合作 对中国也潜伏着危险，这种危险在各大国对日本的联合行动中已经显而易见 了。1864 年，美国和英国、法国还有荷兰一起炮轰了日本最有势力的氏族长
　　
州藩（Choshu）的京城，以表示他们对日本的公开排外情绪无比厌恶。在日 本的外国炮舰和军队有时处于守势，有时则进攻。中国既无机会“以夷制夷”， 就只好受西方摆布了。
　　中国不幸，1861 年皇帝去世了。朝廷的权力真空渐被慈禧填补。慈禧在 当皇妃时就妖魅而出众，在皇帝死后，她表现出相当高的政治手腕。慈禧最 初以维护她在北京的权威为满足，外交事务交新设的总理衙门统管，由恭亲 王负责主持。
　　新一代的夷务专家们所探求的第一个课题是了解“国际法”，西方经常 指控他们违犯“国际法”，并因此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惩罚。为此，美国传教 士丁韪良翻译了惠顿（Wheaton）关于国际法的著作。西方化的进程已经开始， 西方外交人员来到北京则预示中国加入了国际大家庭。中国人开始自愿地摆 脱某些传统的看法和做法。其中的一个步骤就是，在 1867 年派遣一个外交代 表团，由退休美国公使（蒲安臣）率领访问了西方列强各国的首都。
　　许多年来，友好的西方人士如丁韪良和总税务司的赫德（R.Hart）都曾 敦促中国向海外派遣代表。1865 年 12 月，西沃德曾指出蒲安臣邀请中国派 外交使节去华盛顿。但是中国传统的束缚并非轻而易举就能解除的。有些中 国官吏仍固守中国天下第一的观念，坚持认为向外国派使节会降低身份。1866 年，赫德成功地说服恭亲王派一位六十四岁的清朝官吏去欧洲作一次短暂的 旅行，但是他提前回来了，据说是被欧洲人令人作呕的举止行动吓坏了。
中国政府得知蒲安臣要回美国时，便邀请他伴随两名中国官员出访西方
各国首都。这是中国决心要向外部世界学习并且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决策人 建立联系的明显迹象。恭亲王很现实，他并不企图把条约制度推翻，他和同 僚们只希望向西方领导人解释中国的立场和意图，以说服西方将迫使中国改 变古老传统方式去顺应列强要求的步伐放慢。他们怀疑自己人没有足够的说 服力，遂约请蒲安臣这样一个显然具有好心肠的夷民来助一臂之力。
使节所到之处，无论是在华盛顿、伦敦、巴黎还是柏林，蒲安臣都喧宾
夺主。但除此之外，中国人没有其他理由对蒲安臣不满。在美国时，他越权 和西沃德签定了一项条约，西沃德在条约中保证美国不干预中国内部事态的 发展。不过条约中也包括几项使中国人不甚愉快的条款，中国人对此并无怨 言。从克拉伦顿（Clarendon）和俾斯麦（Bismark）那里，蒲安臣都取得了 缓和的保证。中国人在外交舞台上第一次出场获得惊人的成功，“主要西方 国家承诺将在修订条约问题上采取克制的方针，当时中国政府期望得到的仅 此而已”①。
　　另一方面，西沃德虽感到向东方推进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是在买下 阿拉斯加和占领中途岛以后，他还是做到了把美国国旗推进到相当靠近东方 的地带。他还希望和夏威夷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开凿一条横贯地峡的运河。 西沃德在世时虽未能如愿以偿，但是他的理想并没有泯灭。无论是好还是坏， 他所梦想的使美国在东亚发挥更大的作用终于没有实现。
（二） 西沃德和蒲安臣签定的条约中有一项条款很快就使美国感到十分为难。
这一条款也许就是签定本条约的主要目的，它规定给中国移民入境的权利并 可享受最惠国待遇。从西沃德的远东政策和国内政策的脉络来看，他似乎想 利用一项条款达到三个目的，其中最明显的是，他把中国移民作为他把中国 和列强各国平等对待的政策的一部分；其次，西沃德也许想鼓励中国苦力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