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美国，并使之合法化，以为加速开发西部地区提供廉价劳动力；最后一点 是，这位因反对排外主义而失去 1860 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机会的人，想 通过这一纸条约把他本人反对歧视移民的观点订为国法。只要中国人一旦经 条约规定享有最惠国待遇，诸如已在加利福尼亚州出现的歧视性地方立法就 违反了宪法。
　　但 1868 年在美国约有十万中国人。人数增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宁可少 来一些中国移民而不再增加人口。但有趣的是，内战以后的几年里，美国对 逐年来美的几十万欧洲移民表示了巨大热情。确实，美国各州绝大多数都制 定了鼓励移民的官方措施。但是，像往常一样，美国人更偏爱和他自己最相 像的移民，而中国人则是最不像他们的异国人。于是当希望增加人口之风盛 行，当大批劳动力从欧洲流入美国被认为对地理、工业和农业方面的迅速发 展必不可少的当时，美国人的种族优越感却把中国人排斥在外。对中国移民 和欧洲移民的看法是如此不同，即使由爱尔兰移民掀起一场反华运动也尽可 不必顾虑会因此激起本地人排外的普遍反应。
　　在美国，鼓动驱逐中国移民和歧视已在美国的中国人的行为已使美国人 没有多少资格来宣称美国文明比中国的文明更优越，那时流氓游民刚刚开始 出现。在西部，特别在加利福尼亚，以暴力对待中国人极为普遍，单独的中 国人常遭殴打、嘲笑，有时被无故杀害。无人能比布雷特·哈特（B.Harte） 更能说明美国理想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他在王利（Wanlee）的著 名讣告中写道：“死了，我尊敬的朋友们，死了。在公元 1869 年，被一群半 成年的男童和基督教学校的孩子们用石头砸死在旧金山的大街上。”在 19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反华宣传更为激烈，诸如私刑、联合抵制和集体驱
逐等都成为美国种族主义的见证。
　　要求排除中国移民的压力已强大到不容国会忽视的程度。于是在 1879 年通过一项议案，把来美国的中国移民人数限制在每条船上只能载乘十五 人。由于这一议案违背了美国对蒲安臣条约所承担的义务，遭到总统海斯
（Hayes）的否决，同时也受到西海岸的严重谴责。鉴于各方面的压力，而且
下次否决很可能被推翻，所以美国想修改蒲安臣条约。1880 年，两个主要政 党都在他们的政纲中反对进一步扩大中国移民，美国和中国签定了一个新条 约。在此条约中，中国人同意美国对中国移民采取限制或暂停等的歧视做法， 但以达到控制和调整为限度，而不是禁止中国移民。国会以暂停中国移民 20 年作为反应。美国总统认为这样做违反新条约的精神，再次予以否决。国会 又提出只冻结十年的议案并包括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总统勉强签署了这 项议案使之成为法律，但种族主义者并不满足。
　　只要种族主义者有选举权而中国人没有，黄种人就懂得没有“中国佬的 机会”意味着什么。国会继续通过一些法律，甚至违反 1880 年的条约精神及 其条款。有时会出现为了国内政治的迫切需要使总统不能行使否决权的情 况，但种族主义者仍不满足。1885 年，28 名中国矿工在怀俄明州被残暴杀害， 同时在整个西部地区还连续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暴行。
　　在 19 世纪 50 年代，中国政府曾经对海外华侨的命运漠不关心，美国疯 狂的排华行动使中国改变了态度。但是，中国为其国民受歧视所提出的抗议 全然无效。美国国会按自己的旨意行事，而不顾中国被迫勉强接受修改条约 会有何想法。由于美国日益频繁地单方面违反其条约义务，这一争端成为中 美关系中的一个持续的刺激因素。这种局面如此令人不快，以至在 1892 至
　　
1896 年间，美国和中国只是在名义上保持着外交关系。 美国人给予旅美华侨的待遇使中国得到一些有意义的教训。西方人来到
中国也违背中国人的愿望，他们还偶而触犯中国的法律。当这些外国人被轻 蔑地当作野蛮人对待时，西方列强单独地、或异口同声地要求给予平等待遇。 他们用炮舰把西方文明“优越”这种价值观念强加给中国人。枪炮教训了中 国人，使他们知道对违反条约义务是不能长期容忍的。中国劳工移居美国是 进入一个传统上欢迎移民，渴望通过移民增加人口，发展生产的国家，并购 买它的产品。大多数来美国的中国人都是被招募去的，并且在美国的迅速工 业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在美国是由美国人控制着相互交往的方式，中 国人受虐待，而中国政府无从保护侨民的利益。中国被迫接受外国人进入它 的领土，美国的炮舰就在中国领海上巡逻保护其侨民的生命财产。中国没有 炮舰派往美国，因而无法保护它在美国的侨民；无法迫使美国政府接受中国 人移居美国；也无法要求美国履行其条约义务。中国人不会看不到这种对比 和差异，当中国人民同心协力作为一个民族起来行动时，他们也不会忘记这 一点。
（三）
　　在中国也和美国一样，19 世纪最后的 30 年来的特征是致力于振兴被内 战分裂的民族，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对中国人来说，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远 比美国困难。当然，一个显而易见的困难是相对地缺乏自然资源。但是，更 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的传统社会比美国古老得多，而且根也扎得更深。太平 天国运动并没有像美国内战那样给社会带来重大变化。中国的新领导人物， 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和其他类似的人，比上一代官吏要开明得 多。但他们却仍然致力于维护旧的社会秩序，这个旧秩序是中国维新的主要 障碍。认识到西方技术的优越性以后，这些人想使西方的技术洋为中用，以 在不损害儒教传统——他们权力的源泉——的前提下加强中国的实力。他们 想要西方的机器，但希望把西方思想的输入控制在最低限度。这个新领导层 所面临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西方列强在中国出现而复杂化了，他们需要 把维新解释为增强中国的实力以顶住帝国主义的压力。不论美国在内战后复 兴年代承受了多大的考验，但当时到底没有掠夺成性的列强在美国国土上来 加重他们的困难。
由于需要外援，特别是资本和技术的援助，李鸿章——19 世纪 70 年代
末到 90 年代中期中国主要的领导人物——希望和美国合作，尤其在发展中国 铁路和采矿方面。李鸿章知道美国企业家不像他们的欧洲同行那样得到本国 政府的密切关照。和美国商人或工程技术人员之间发生什么问题远不至于会 把中国卷入和美国政府的冲突当中去。李鸿章也像曾国藩和以前的许多清朝 官吏一样，认为美国是诸夷国之中贪心最小的，可以信赖的，也是最有用的 国家。
　　美国政府对在中国的美国投资者不予重视，在李鸿章眼中可能是一个可 贵之处。但那些一味追求特权的美国人觉得很不满意。当美国商人想求得乐 于相助的本国外交官的关照时，这些外交官接到华盛顿的指令，要求他们保 持超脱。美国企业家既没有政府的资助，在商业冒险中又得不到外交上的支 持，筹集必需的资金时遇到了困难。因此，19 世纪 70 和 80 年代，在美国国 内似乎为安全有效的投资提供充分机会时，也很难说服那些有资本的人拿他 们的财产来中国冒风险。李鸿章和美国人合作的希望落了空。
　　
　　李鸿章的实业计划和自强运动存在着另一个严重障碍——朝廷中有一股 强大势力反对外国投资帮助中国维新。这一集团本质上是保守的，他们对李 鸿章的计划持怀疑态度。此外，慈禧太后和朝廷中其他有权的人物追求腐化 享受，尽管这些享受多么令人开心，但消耗了宝贵的资金。原打算建立一支 现代海军的经费被挪用建造了一座新宫苑，1894 年当日本人进攻时便酿成灾 难性的后果。通过贪婪的士绅阶级从农民身上压榨出来的钱财几乎没有上交 到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到手的那一点当中，真正用于开发中国贫瘠的资源 的款项，更是微乎其微。因此，在李鸿章本人连同他求援美国的计划一起辞 世以后很久，中国维新的任务还是没有完成。
（四） 正当中国挣扎着应付西方的挑战并未取得什么成效时，日本人以惊人的
速度作出了响应。在佩里访问日本和重新恢复与西方接触以后的短短几年当 中，日本人已具备了以东亚强国自居的条件。垂死的大清帝国为日本帝国主 义的磨盘提供了谷粉。台湾省和高丽属国都处于日本人的压力之下。但最初 日本人只控制了琉球和小笠原群岛。直到 1894 年，亚洲大陆上爆发了重大危 机。朝鲜受到第一下打击——朝鲜是各种各样的美国人玩弄强权政治的地 方。
首先，关键问题在于朝鲜和中国的关系是什么性质：朝鲜是一个主权国
家，还是由中国负责决定它的内外政策？西方国家一直没有弄明白这种臣属 国的附庸关系。1876 年以后，日本人强迫朝鲜签订一项通商条约时，其中阐 明了它的独立性，于是上述附庸关系的不解之谜也就不存在了。在西方列强 中，只有美国把朝鲜人当做独立自由的民族对待。但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中 期，中国人就已企图重新强调他们对汉城的影响。
美国人承认朝鲜的独立说明美国恪守其主张民族自决的传统。中国人自
然不能指望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华盛顿尽管把民族自决的原 则看得如此高尚美好，却没有一个处于负责地位的人准备挺身而出保证朝鲜 的独立。但在东亚有几个美国人，曾经狂热地反对中国对朝鲜的企图，其中 最著名的是一位传教士医生霍勒斯·艾伦（H.Allen），为争取他的政府支持 朝鲜独立，艾伦在十多年间卷入了和俄国人及日本人合谋的一系列阴谋活 动，最后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被任命为美国驻朝鲜公使。
不管艾伦作用如何，朝鲜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取决于日本的决定。1894
年，日本决定不再容忍中国进一步扩大在朝鲜的势力。中日两国都认为朝鲜 对他们国家的安全至关重要，日益紧张的关系终于酿成一场战争。在六个月 之内，日本人一下子摧毁了中国的舰队，并在朝鲜、满洲以至中国本土肆无 忌惮地推进其军队，不仅令中国人大吃一惊，而且也震动了世界。至此中央 王国的衰败、腐朽，已被中国人轻蔑地称之为“倭奴国”的日本人剥得赤棵 裸地一无遮掩。胜利提高了日本的威望，更实在的是给它带来了台湾、澎湖 列岛和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对中国来说，战败则带来了耻辱和迫在眉睫的被 瓜分的危险。中国的文明看来是不行了，东亚地区充斥着自命来开化亚洲的 文明人。
　　中日战争及其结局被华盛顿很容易地接受了。美国扮演了传统的不偏不 倚的角色，不愿从中进行调解并企图和双方都保持亲善。对克利夫兰
（Cleveland）总统的政府来说，这场战争对美国的利益不构成任何威胁。实 际上，华盛顿和关心此事件的美国公众情感上是亲日的。美国在某种程度上

同情日本是由于美国开化了这个国家，从而对它怀有一种家长式的温情。此 外，也由于两个交战国的大小是如此悬殊。同时，在美国也存在对中国人及 其明显的懒散状态表示极大的蔑视感情。美国驻华公使向国务卿指出：日本 只是对中国做了美国当年在日本做的事情——带去西方的文明。国务院中可 能最受尊敬的中国问题权威柔克义（W.Rockhill）坚持这样的观点“好好痛 打一顿对中国没有坏处??这是唯一对她有效的补药。”②同样，报纸、杂 志，以及商人和传教士所写的文章都反映出一种论点：中日战争是一场野蛮 和文明之间的较量。日本的胜利使大家都有了希望，即中国也终于看到了进 行改革的必要。在对中国进行改革和维新愿望中，也包含着对政府官员、商 人和传教士的期望，期望通过改革和维新能使他们在中国的具体利益得到满 足。美国人始终相信中国现代化对他们有利，这一观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 过分。美国对中国蒙受耻辱的幸灾乐祸只是短暂的。1895 年，仅只来自俄国、 德国和法国的压力便阻碍了日本进一步侵犯中国的主权。欧洲帝国主义国家 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而进行干预，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在东亚的利益，并借 此取得索取报偿的地位。大家争先恐后地夺权在战争刚结束几个月后便开始 了，到 1898 年发展得更为尖锐。法国、俄国和德国，最后还有英国都划分了 势力范围并获得采矿和修筑铁路的特权。软弱的中国遭受新的不幸，也导致 美国人对他们所关心的市场和在东亚的力量均势感到忧虑不安。
（五）
　　在太平洋彼岸，美国人民逐渐感觉到内战的创伤已恢复到足以使美国重 新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起来行动了。他们再次以全部精力投入工作，迅速地 推进工业化，到 19 世纪 90 年代便作为最先进的工业国出现在世界上。迅速 的工业化带来许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问题以及社会问题，不同社会阶层对这 些问题的反应也各不相同。一个经常被想到的主题是顾虑出现精神上的腐败 和经济上的萧条。宗教领袖们，甚至像西奥多·罗斯福（T.roosevelt）这样 的政治人物也表示担心他的同胞在向功利主义转变，美国正在失去他的精神 活力。商业界和其他政治领导人则怀着另一种比较世俗的顾虑，他们担心出 现经济上的萧条。
19 世纪 90 年代，迅速扩充的经济，加速增长的工业产量和传说的关闭
美国边界相巧合——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J.Turner）在他的文章 里回忆了这一事件的经过。开发国内市场的机会显然不是没有止境的，于是 开始了对海外市场的探索。在 1893 年的大恐慌，这个国家从未经历过的最严 重的萧条时期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弥漫全国。为缓和经 济危机，人民党人要求自由铸造银币，而商业界看到扩充海外市场将是一个 补救方法。虽然寻求海外市场的大部分努力集中于拉丁美洲和欧洲，但是也 一直期望能大量增加对中国的贸易。在 19 世纪 90 年代，对中国的贸易虽然 只占美国整个贸易的极小部分，但还是在增长之中。商业界在为美国寻找出 口市场上信心倍增，他们日益相信只要有均等的机会，高效率的生产和销售 系统就能保证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居于支配地位。但是对那些在中国投资的 商人来说，中日战争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他们毫无踌躇满志的余地。
（附表一）美国在华经济利益（1890—1904） 年代/美对华出口额（以百万美元计）/占美出口总额比例/美在华投资（以
百万美元计）/占美海外投资总额比例
1890/3/0.3//

1891/9/1.0//
1892/7/0.7//
1893/4/0.5//
1894/6/0.7//
1895/4/0.5//
1896/7/0.8//
1897/12/1.1//
1898/10/0.8//
1899/14/1.1//
1900/15/1.1//
1901/10/0.7//
1902/25/1.8/19.7/1.2
1903/19/1.3
1904/13/0.9
　　（注）本表及后文各附表中的数字均根据下列资料编制：“Historic 月 Statistic of the United States”（1789—1945）、“Foreign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of the Unite dstates”、“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C.F.REMER，New YoTk：Macmillan Co.1933）附表中缺与贸易相应的投资
统计资料。 格罗弗·克利夫兰（G.Cleveland）和威廉·麦金利（W.McKinley）两届
政府对经济理论家、商人和投资者的种种顾虑作出了反应。政府愿努力扩大
贸易，改善美国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但是美国在中国的利害尚不足 以为政府在那里开展大量活动提供必要的根据。尽管如此，在克利夫兰政府 的最后几个月任期内，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Denby）接到他盼望已久的指示， 要他运用个人影响扩大美国的商业利益。几个月后，他获得机会要求中国人 考虑美国企业家和投机商提出的建议，但是不久就受到麦金利政府的约束。 虽有中日战争戏剧性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列强对特权之争夺，美国人很少对东 亚表现出巨大的兴趣，对政府在这个地区不积极感到不安的人就更少了。在 这种情况下，希望对中国采取积极政策的商人们显然面临绝境。1898 年 1 月， 他们特意成立了一个团体，后被命名为“美国亚洲协会”，目的是发动公众 舆论并借以影响政府，使大家看到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使美国的利益受到威 胁。他们确信这种威胁的存在。但是到 1898 年冬天，美国人民及其政府更多 地关注着家门口的严重局势——古巴的叛乱。
　　1898 年 2 月 15 日，“缅因”号军舰在哈瓦那港口炸毁。此后不到十周， 美国便和西班牙开战，一场解放古巴的圣战在进行中。在对西班牙的军事行 动中，意外地于 4 月 20 日命令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乔冶·杜威（G.Dewey）前 往菲律宾摧毁驻守在那里的西班牙舰队。
　　杜威在完成了他的使命三个月后，西班牙准备接受在这场战争中它所完 全预期到的失败，御前会议相信这比不体面的投降略胜一筹。菲律宾败于叛 乱和美国的武器，这些岛屿的未来命运有赖麦金利总统作出痛苦的决定。几 个月后，总统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冲动，美国获得了一块远方的殖民地，美洲 出现了一个帝国。
　　美国的帝国主义根源是多方面的，只有傻子和空想家才会坚持认为决定 拿下菲律宾只出于单一的理由。必须记往，美国商人迄今为止一直是反对攫
　　
取殖民地的，他们确认只要有优越的生产和销售技术就能保证美国在商业上 的垄断，现在有理由来改变他们的想法了。当时某些人为国内的萧条担忧， 另一些人担心受到丁利税制（Dingleytariff）威胁的欧洲人会进行报复，还 有人警告说，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把美国关在对华贸易的大门之外。如 今杜威在马尼拉取得的胜利为美国提供了在远东建立一个立足点的机会，为 获得东方的财富与市场和其他列强展开竞争。正如理查德·利奥波德
（R.Leopold）所写的：“对菲律宾的向往和对中国的关切起到互相支持的作 用。”③而敦促总统重视这一情况的大有人在。这并不是麦金利所听到的推 动他前进的唯一呼声，也没有任何根据表明他特别认真地听取了这些意见。 假如像大家公认的那样，商业界反对西班牙战争，加强了麦金利本人的迟疑， 那么 1898 年秋天商业界不再反对帝国主义，遂使麦金利顺应公众的愿望作出 决定变得容易多了。美国变成了亚洲地区的一个大国。
　　但是在菲律宾有一个立足点还不够，关心对中国的贸易的商人，仍感忧 虑不安，他们要求政府采取更有力的行动。麦金利向国会保证在中国的各帝 国主义列强并不歧视美国，但是这一保证并不能安慰那些要在中国寻求市场 的人。此外，在取得菲律宾后，使得海军对在中国设立加煤站或基地发生了 兴趣，并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东亚方向来，其程度甚至超出美国亚洲协会 中的政论家和院外集团成员的希望。1899 年，各方面对国务院的压力越来越 大，在这一年结束前，国务卿海约翰（J.Hay）决定采取行动。
（六）
　　到 1899 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一大强国，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一个最大的 工业国家，而且乐于仿照欧洲各国的方式在军事上运用其新生的实力，美国 领导人欲与这些国家一比高低。它要在远近各地区占有殖民地，让太阳如在 东太平洋和加勒比海一样，也照耀着在东亚招展的美国国旗。美国人民处于 一种争强好胜的心态，他们虽然没有提出要求，但却准备接受一个更强有力 的远东政策。
麦金利总统甚至在和西班牙交战中也关注着中国的事态。他从列强各国
获得了保证，无意在自己划定的利益范围内干扰美国的利益。无论是英国在
1898 年提议在中国采取联合行动还是美国亚洲协会的院外游说都未能推动 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但是有另外一些思潮在美国流行，即中国在世界权力均 势中的重要性的观点以及美国在远东均势中的重要性的观点。一般被认为是 美国帝国主义的理论家的布鲁克斯·亚当斯（B.Adams）和艾尔弗雷德·马汉
（A.Mahan）都强调东亚权力之争的重要性，这种观点经常从卡伯特·洛奇
（CobotLodge）、西奥多·罗斯福的文章和讲话中反映出来。1899 年，在被 认为具有亚当斯、马汉、洛奇和罗斯福思想的人当中，柔克义是为众人公认 的中国问题专家。国务卿海·约翰在远东政策上就征询了柔克义的意见。
　　柔克义看出中国的解体会成为一场灾难。当时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 点。某些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对大清帝国的瓦解即使不兴高采烈也持漠不关心 态度。柔克义却认为一个有能力在其国境内维持秩序的独立自主的中国对亚 洲力量的均势是十分必需的。因而，中国的崩溃将导致已经展开的帝国主义 之间的倾轧尖锐化，甚至酿成一场世界大战。为避免灾难，他认为美国应该 利用它在亚洲的新地位，以及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使中国能作为一个国家存 在。假如需要的话，他愿意使美国公开宣布协助中国维护其领土完整的意图。 虽然柔克义对中国文化有很大兴趣和深厚的感情，但是他主张美国挺身
　　
而出维护中国的主权绝非出于爱中国，或爱它的人民，而应说，他看出东亚 的稳定性是扩充美国在那个地区的经济利益和完成它作为亚洲强国的使命所 必需的条件，而且他认为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中国是稳定东亚的要素。但是 无论是麦金利还是海·约翰都认为，现实的利益尚不足以使美国如此激烈地 脱离它一向不积极的老传统，同时，他们也不认为美国人民已为迈出如此大 胆的一步作好了准备。相反，柔克义的一位老朋友，偶然来华盛顿访友的贺 壁理（A.Hippisley）倒使美国采取了更有克制的行动。
　　贺壁理是英国人，他刚从中国的海关离任度假回国。他向柔克义谈到列 强在中国争夺特权、互相倾轧令人注目，他担心各自有其势力范围的列强各 国会把海关排除在外，拒绝向中国政府纳税。柔克义知道海关征集的款子是 北京政府唯一有保证的财政收入。他充分理解中国政府的有效性所面临的威 胁。虽然这种危险不像破坏中国领土完整那么明显，但是税收上的损失将肯 定地使中国逐渐失去控制地方各省的能力。任何政府没有钱都不能行使其职 能。
　　贺壁理在华盛顿和回到伦敦后都曾和柔克义交换意见。他起草了一份意 见书，其要点构成了海·约翰在他第一份著名的“门户开放”备忘录中所提 出的政策。这份备忘录准备以照会形式通报在中国据有势力范围的列强各 国。贺壁理的草案中要求各大国同意不排斥其他国家在其势力范围内从事贸 易，并同意不干预海关征税。如果帝国主义列强默认上述要求，将保证各国 货物在全中国一切地方享受平等待遇。这项协议对在中国没有势力范围的美 国有明显的价值。势力范围的存在将不再威胁增长中的美国对华贸易。市场 是可以得到的，它属于去寻找它的人。这使美国亚洲协会感到高兴并解除了 对经济萧条的担心。假如清朝的海关被允许像以前一样行使其职权，中国政 府就能获得维持其职能所必需的收入。同时还可以在外国势力范围内保留一 个主权国家的形象。柔克义原希望有一个更强硬的声明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 领土完整，不过他明白，在当时他的上级不可能走得再远了。柔克义将此草 案送交海·约翰，他接受下来，未作实质性修改便送交列强各国，请他们承 诺文件中提出的各项建议。这份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探求制定新远东政策的最 理想的解决方案。它可以满足所有对政府施加压力的人，包括像柔克义一样 关心强权政治的人，追求扩大美国经济利益的人，也有浪漫的民族主义分子， 他们忽于看到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所有这一切都不必去 冒卷入海外争端的风险，从而使民众放心。美国民众对国际纠纷的敏感是出 名的。虽然“门户开放”备忘录符合美国的目标，但其他大国都觉得赞同这 样的要求对自己没有多少好处，因为要求他们奉行在他们管辖区域内作自我 牺牲的政策。对于给美国货币以平等待遇的诺言，美国人并没有作出回报。 另一方面，美国也没有对势力范围的存在提出挑战，没有要求在各势力范围 得到同等的投资机会。俄国人和日本人在铁路和矿藏上的投资，无论在战略 上还是经济上都是极端重要的。所有这些强国虽然从美国的政策声明中所得 有限，但也无所失。没有哪个国家会无缘无故地急于把自己束缚在一些日后 他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加以破坏的原则上，但也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无缘无故 地冒犯美国，拒绝它的要求。因此大部分国家的答复既含糊其词也不彻底， 因为每个国家都要保护自己那份最宝贵的权益。但在实际上，大家还是同意 了海·约翰备忘录中提出的原则，其中，日本没有提出任何的保留。海·约 翰的努力暂时获得成功，他和麦金利遂宣告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已得到了保
　　
护。
　　值得注意的是海约翰从来没有和中国政府商量过这件事，也没有探询过 中国方面的需要。就美国政策对中国主权的支持来说，它对中国还是有价值 的。不过这个备忘录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它对中国的好处只是某种巧合， 是实现美国目标的手段。然而，并不像经典经济学家在工资问题上所假设的 那样，存在着利益的铁的规律。事实很清楚，1899 年，中美两国的利益并不 是互不相容的。海·约翰和柔克义都确信他们采取的步骤对保全大清帝国作 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但是中国并不怎么感激美国。实际上，在“门户开放”备忘录从形成到 发表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十分紧张，因为美国排斥中国移民并将这种歧视 做法扩大到它的新领土夏威夷和菲律宾。在 1899 年 9 月，正是把备忘录分送 给各国的那个月份，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对美国提出了抗议：“美国政府全 然无视在两国政府间应有的亲善关系”（译文）④。在以后许多年里，柔克 义和海·约翰原希望通过支持中国博得中国的好感；却由于美国种族主义分 子的干扰只落得以怨报德的结果。
　　总而言之，海约翰在 1899 年送交列强的备忘录并不是特为中国采取的仗 义行动，中国人也不这么看。备忘录是为了美国在中国和东亚的广泛利益， 麦金利政府是这样认为的。一百多年以来，美国人为开拓贸易和传教而跨过 太平洋。19 世纪 90 年代，在中国从事这些活动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权益受 到中国面临分裂的威胁。他们希望、乞求和要求美国政府比过去给予更积极 的支持，要求美国人民给予前所未有的赞助。但是 90 年代的美国人态度冷 淡、漠不关心。某些历史学者称之为“民族精神病”或“精神危机”。也有 人把它归咎于达尔文社会主义或归咎于对欧洲的模仿，以此来解释美国的变 化。但是，美国人民显然已准备让他们的政府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更大的魄 力。1898 年，他们曾经支持，实际上是迫使政府采取了拯救古巴的行动。就 在这一年里，他们还表示要使美国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强国，通过占领菲律宾 把美国的势力扩充到了东亚。
日本在中日战争中取得大胜，欧洲帝国主义则在绝望的中国争夺残存下
来的尚可攫取的一切，东亚的均势遂遭破坏，美国就在此刻成为东亚的一个 强国。在中国的美国人眼看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威胁，而美国的理论家们提 出，这场刚开始的搏斗的结局将使美国民族的利益处于险境。柔克义等人认 为保全中国并使它现代化就能全部满足大家的利益。鉴于美国既不能保证中 国的领土完整，也不能使侵犯了中国主权的列强后退，于是麦金利政府选择 了现实的做法：通过要求利益均沾，对美国货一视同仁来保护美国的物质利 益，同时也对维持中国政府的尊严和有效性作了一定的努力。对这份备忘录 的答复不够令人满意，但是对海·约翰和麦金利以及贺壁理、柔克义来说， 他们期望从六张纸头得到的也只能是这些了。联系到 1899 年美国在东亚的利 益和实力，海·约翰的倡议是稳妥可靠的，暂时也是成功的。
（七） 海约翰和他的同事曾经希望通过敦促各帝国主义国家缓和他们对中国的
压力，中国政府也许能够改善其管理并实行维新，以达到稳定力量均势和实 现美国的目的。但是要把清王朝扶持起来已经为时过晚。王朝的威力早已像 潮水一样开始衰落，而且西方物质和意识形态的侵入，使清廷挽堵狂澜的努 力更为困难和复杂化了。王朝衰落的过程并非由西方首先推动，西方已无回

天之力能使这个过程逆转。 传教士属于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因而成为 19 世纪 90 年
代在中国发生骚乱的一个促成因素，义和团暴动是其中最轰动世界的表现， 部分由于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所起的作用，部分由于他们是最易受攻击的外国 代表。传教士日益成为中国人反对外国入侵的仇视目标，而美国传教士经常 是反教会活动中的受害者。
　　美国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始于 19 世纪 30 年代，到 90 年代又注入了新的活 力，这部分地反映了美国人担心出现精神萎靡。正如理论家们所言，海外市 场可以解除经济萧条的危险，也力图通过海外的十字军远征把宗教热情保持 在国内复兴的水平上。有位作家认为：基督教是一种不能“长久保持”的宗 教，如果不通过海外布道使其更新，国内的基督教信仰就将陷于停滞，教会 也将抵制不住物质的引诱。
　　不需要怀疑服务于中国基督教会的美国男女所固有的理想主义，他们舍 弃舒适的家庭和熟悉的环境来这里，面对着不可知的危险，只是为了响应他 们上帝的号召。或许他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来自那些他们希望拯救的人—— 不友善的、和他们的教义相敌对的野蛮的异教徒。中国人并没有请传教士来 中国。只要中国政府还有能力，它就一直禁止宣传基督教。经过多年，西方 列强迫使中国接连作出让步，同意传教士在这个并不需要他们的地方传教。 尽管传教士们是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们的活动是条约制度的组成部分。正由 于有外国炮舰的保护，基督教会才能在中国存在，所以他们经常使中国想起 在西方支配下所受的侮辱。
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确信他们的信仰优越，中国人则认为他们自己的
文化最优秀，两相对峙。以吸收教徒来衡量，传教士的成绩很小，但是基督 教却冲击了中国的风俗习惯，加以地方上的无赖之徒时常受到教会的保护， 激起许多中国人的怨恨，遂导致广泛蔓延的骚乱。其结果是，在传教士和中 国的士绅阶级之间的对抗加剧了，传教士们开始认为，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支 柱的士绅阶级是妨碍他们成功的主要障碍。传教士们通过带有颠覆性的思想 宣传在无意识地进行着摧毁中国传统社会的活动，他们逐渐相信破坏旧秩序 对完成基督教的使命是势所必然的。美国传教士正是由于希望受挫折的时刻 即将过去，因而欢迎日本的胜利。
中日战争的后果并没有给基督教带来胜利，反倒在中国兴起更广泛的反
基督教活动。虽然相对来说，美国教会和传教士遭受的损失和伤害比较轻， 但是美国政府却作出了不寻常的强烈反应。1895 年，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
（RichardOlney）通知英国：美国的旨意就是按西半球的法律办事的，他写 道：”要使中国政府及其内地人民毫不含糊地明白，美国在保护其侨民权益 问题上是说到做到的。”⑤幸运的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作了让步，于是美 国驻华公使要把一座中国城镇夷为平地的念头未能实现。
　　但是中国反对基督教的暴乱还在继续，传教士要求保护和进行报复的压 力和美国人民的好胜情绪汇合在一起，导致美国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就 这样，美国传教士像商业界一样促成麦金利政府在这一背景下制定新的对华 政策。正如教会曾经支持美国帝国主义扩大地盘，以传播基督教新教，传教 士们也支持美国在中国采取新的主动行动以进一步满足他们在中国的权益。 在海·约翰备忘录发表后的几个月里，并没有出现导致中国政府和中国 社会现代化的改革。不错，这十年当中最有前途的改良运动已于 1898 年被粉
　　
碎，当时美国正和西班牙作战。在儒家学者康有为领导下，一些知识分子和 官员曾向皇帝提出一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政策上进行全面改革的计 划。但是即使有皇帝的支持也不足以抵挡某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种改革 太激进了。这些人聚集在慈禧太后的周围，成功地制止了这场改良运动，皇 帝被监禁，康有为的六位最亲密的支持者被判处死刑。1899 年，美国提出倡 议时，慈禧正坚定地控制着局势，现代化的前景暗淡。此外，慈禧和她的追 随者赞成遍布在整个中国北方的排外运动。当义和团这个秘密社团带头领导 这一运动，要把外国人逐出中国时，破坏教会财产时，杀害中国基督教徒的 事件不断增加。
　　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一致要求中国政府制止反对传教士和暴徒的罪行， 但未奏效。虽然，有时朝廷也屈服于压力把触犯西方的官吏撤换掉，但慈禧 决心要采取主动。义和团在山东和山西取得成功给人们带来信心，认为从此 可以把外国的影响从中国永远清除出去。中国已经忍无可忍了——所有洋人 都该死，将会一劳永逸地结束帝国主义的控制和颠覆。除了据说义和团能施 魔法外，慈禧还以现代武装配备了清朝军队。她召义和团进京，命令他们将 外国人斩尽杀绝，包括整个外交使团。1900 年 6 月，德国公使被一名中国士 兵杀害，同时，清朝和列强宣战。霎时间，东交民巷变为一个设防筑垒的要 塞，不停地遭到攻击并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约有两个月，世界上大部分公 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西方以及日本军队的进程上，他们从沿海一路杀过来， 试图进入北京救援一部分被义和团围困的男女老少。美国公使康格
（E.H.Conger）呆在被包围的东交民巷，几个月前，他曾怂恿出动美国军舰，
他坚决认为除了显示武力没有其他办法能使中国人动摇。在义和团这场浩劫 中，数百名传教士和数千名中国教徒被拷打、屠杀，此后，许多传教士尽管 有他们的宗教约束，也同意康格公使的结论。
同西班牙开战把美国士兵送到了东亚，而美帝国的责任和镇压菲律宾叛
乱则要求这些士兵继续留在亚洲。鉴于美国外交人员、商人和传教士的生命 在中国受到威胁，麦金利政府既有人力物力也有意志来保护其侨民及其利 益。在最后打败义和团使东交民巷解围的军队中有几千美国人。但是，早在 他们抵达北京之前，海·约翰又发了第二轮照会。
（八）
　　当中国和各国开战时，海约翰意识到，美国想使中国免于崩溃的希望已 岌岌可危。各国自我克制的可能性顿时渺茫了。清廷为了保住王朝与一些秘 密社团联合，孤注一掷地把一切不满情绪引导到排外运动中来以避免形成通 常的反对满清王朝的运动。鉴于军事的需要，和亟需一支远征军来为北京的 外国人解围，列强各国，特别是俄国似乎都需要找个借口以进一步侵占中国 的主权。一旦外国军队踏上中国土地，再让他们回去也许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样也许就很难保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
　　1900 年 7 月，海约翰在征询柔克义、贺壁理和罗脱（E.Root）的意见后， 又发了一份通报，在这个文件中，他表示对保全中国主权的重要性问题应给 予关注——即保全中国“领土和行政管理权的统一”。更有意义的是，他指 出中国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当时实际上只是由地方当局掌权和执 政。只要这些地方政权能在他们的管辖区内维持和平，就应承认他们代表中 国人民。从这一根据出发，麦金利政府着手同控制着南方和中原各省的高级 中国官吏李鸿章和张之洞建立联系，对他们想把战争限制在中国北部的企图
　　
给予了强有力的外交支持。李鸿章、张之洞，及其他有势力的中国官吏镇压 了义和团运动，保护了外国人及其财产。作为报答，美国成功地打消了列强 要把抵抗义和团的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其他地区的动议。中美合作的一个结 果是，有可能不顾事实地坚持说：义和团的行动是自发的，它不仅与列强各 国敌对也造中国政府的反。这样就能把战争的区域和强度限制在一定范围之 内，从而阻止中国被瓜分。美国所要扮演的正是柔克义为之设计的角色—— 远东权力均势的操纵者。
　　海约翰的照会里说，美国的政策乃是为了列强的利益。他既不要求他们 承担义务、也没有进行威胁。虽然美国在东亚的利益要求向中国和菲律宾派 遣必须的武装力量，但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也还没有达到值得动用相当 规模的武力致使任何大国受威胁的程度。美国反对进一步肢解中国，它向参 与国际讨伐救援北京的列强建议采取自我克制的策略。像在 1899 年一样，
1900 年各大国也准备至少是暂时同意美国的策略，他们并非怕美国，或是崇 拜美国提出的原则，而是海约翰提出的办法从根本上说是明智的。各大国可 以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时机进一步满足其帝国主义野心。
　　美国取得的实力地位部分由于它的部队参加了解救北京的联军。假如美 国准备在亚洲大陆保持这种军事姿态，也许能对中国和列强的谈判结果施加 相当的影响。如果美国部队从中国撤退，就会失去达成和平解决和保护、甚 至扩大美国利益的机会。
在国内，麦金利政府感到选民对政府的要求模糊不清。那里对困在北京
的美国人的安全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因此参加援兵得到一致赞同。与前十年 的情绪一脉相承，在中国有利益的传教士和商人继续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政府 在解决问题上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同时也有持相反的意见的信号。反抗帝 国主义的运动很强大，政府要考虑菲律宾方面的军事需要。在中国卷入任何 比救援更激烈的敌对行动，其目的也不那么人道主义，可能在美国人民中激 起后果不堪设想的消极反应。此外，国家为军事行动消耗的资源几乎可以肯 定会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确实，军方已经急于从中国撤退以执行其在菲律 宾的使命。总之，政府认识到公众对中国的关心是肤浅的，既不够广泛，也 不够深刻，因此，不足以为政府决定参与亚洲大陆的强权政治提供所需的民 意支持。海约翰和麦金利还明白，美国虽有必要关心东亚的权力均势，而且 在那里有实际的经济利益和人道主义利益，但是这些都不值得以战争去获 得。
在如何处理义和团的具体问题上，美国人的意见形成一种模式，后来得
到重复。那些有经验的“中国通”包括传教士们都坚持要求采取坚定的政策， 他们警告说，中国人会把宽容视为软弱。他们在和中国官吏接触当中时常发 生摩擦，因而使他们不容易从感情上抱有幻想。他们并不爱中国，而是珍惜 中国给他们提供的机会——改造这个“愚昧的”国家，完成基督教使命，或 赚钱的机会。他们有明确的任务要完成，不愿迁就在美国国内出现的那种对 中国人表示怜爱的同情心。不与中国事务牵涉的美国人报复心较小，更为小 心谨慎避免卷入其他大国的帝国主义阴谋。不管是关心外交政策的普通公 民、国会议员还是政府成员，他们都好像更支持根据美国的不干预原则所制 定的政策，这些政策也符合一个新出现的概念，即美国是中国的保护人。人 们对某一特定局势的细节越无知，就越容易按照老概念作出反应。
由于没有明确的民意倾向，麦金利政府选择不撤回军队的做法，北京解

围后，让美国部队不离开北京只脱离盟军的统率，他们曾在盟军的统率下由 沿海杀进北京城。美国没有向东亚增派部队，还从中国撤走一部分军队。但 是美军在东亚的存在证明美国继续对这个地区表示关切。由于海约翰仍希望 有一个稳定的中国，美国在谈判中反对一切可能削弱中国的建议。一旦中国 崩溃并被瓜分，美国就要面临一个不愉快的任务：在中国各地保护自己的权 益，而它的对手则远比中国人难对付。此外，这场角逐的不可知的后果很可 能就从毁灭中国所造成的真空中开始，这将比现存的不稳定均势具有更大的 威胁性。
　　停战议定书经过一番争论后于 1901 年 9 月签字，争论的内容是战争赔偿 的数额以及如何分配这笔从中国榨取的赔款。列强最后就一笔很大的数额达 成一致意见，总金额相当于三亿多美元，美国约分得二千五百万美元。降去 这笔巨大的财政负担外，中国还被迫给予它的侵略者在北京和沿海之间驻军 的权利。这是保护在华北的外国人的一项新措施，同时也是中国的软弱的新 标记。但是中国的边界保持原样，完整无损。
　　倘若美国阻止瓜分中国的努力失败，麦金利政府已作好准备要求从这个 瓜上为美国人分得小小的一块。特别是华盛顿的海军人士曾经对政府施加压 力，要求占一块中国领土建立加煤站。由于不相信有建立这种基地的必要， 海约翰没有理会。直到义和团事件发生后，对他的压力也格外加强了。拒绝 这种占有中国领土的要求容易使政府受到指责在保护海外侨民工作中缺乏警 惕性——因为政府否定了海军为执行其使命所必需的加煤站。因此，1900 年
12 月，海约翰表面上作了一些勉强的努力，提出占有福建省三沙湾的要求。
但刚遇到挫折就退下阵来。幸而中国已向日本作过永不把福建领土割让给第 三国的承诺，所以，此事并不伤美国的面子。假如没有更容易的方法来满足 美国的利益，无论是海·约翰还是麦金利原则上都不反对向中国提出领土要 求。在海·约翰 1899 年和 1900 年发表的备忘录中除提出要保全中国的主权 外，并没有采取牺牲自身利益的克制政策。
（九）
　　麦金利于 1901 年被暗杀后，由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总统，但远东政策仍 由海·约翰掌握，直到 1904 年爆发日俄战争为止。在这几年中，本来就很有 限的远东利益几乎全部消失了。传统的对国内事务的专注，取代了 90 年代的 对外扩张情绪。对海·约翰及其他仍参与中国事务的人来说，这些年并不令 人满意。由于对华贸易锐减，美国的物质利益损失严重。这个地区的均势受 到俄国冒险主义的威胁，美国和俄国的关系趋于紧张。但是对那些比较容易 满足的人来说，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终于认识到他过去的愚蠢，甚至连慈禧 也准备认真地从事改革。
　　这几年里，中美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以俄国为第三家的三角游戏，中国则 力图操纵俄国和美国以实现他本身的利益。在义和团失败后，俄国要取得整 个“满洲”实际控制权的意图已昭然若揭，而“满洲”是美国商人，特别是 棉纺品出口商的重要市场，向中国出口棉纺织品的百分之九十是销往“满洲” 的。这些商人通过美国亚洲协会和商业报刊表示担心俄国占领“满洲”将使 他们的市场处于现实的和潜在的危险之中。他们说得对。俄国毫不犹豫地排 斥其他大国的侨民，要么就一点也不尊重中国维护它在东北各省的主权的要
求。
俄美冲突植根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向往，以及对中国北方特别是“满洲”

的贸易前景的正当关切。如果在“满洲”没有这些经济利益，看来美国就不 会持续不断地积极反对俄国侵占“满洲”。罗斯福起初不很关心，他认为俄 国扩充到中国会对中国人有利。以他通常为帝国主义辩护的一贯态度，罗斯 福争辩说，当一个“文明大国”以“实现野蛮主义为代价”而求得扩张时， 会使全世界受益。他承认，如果多了解一些美国在贸易上的需要，他也许会 改变想法。但他却写道：“正如土耳其斯坦曾由于俄国的入侵而受益，我想 中国也将如此。”⑥当然，罗斯福和其他人接受了这一观点，即东亚的权力 均势对美国有战略上的利害关系，但显然还不是那种至关紧要的利害关系。 “满洲”发生的事件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俄国人和日本人的安全，但在 20 世纪 初很少会有美国人相信他们自己的安全濒临危险。
　　鉴于美国在“满洲”的利益有限，海·约翰和罗斯福只限于从俄国人那 里得到给美国贸易以公平待遇的保证。但对日本人来说，俄国入侵这个地区 给他们带来更加现实的威胁，其所引起的关切已达到要以兵戎相见的程度。 早在 1901 年，日本人曾探听海约翰对采取日美联合行动的意见。但是，海约 翰直率地回答，美国不准备单独或与其他国家联合以武力来实现在中国的目 标。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力量只用于保护美国国民的生命和保卫属于美国的领 土。
日本人决意要阻止俄国的推进，不久就和英国结成同盟。并于 1902 年以
条约形式确立了英日合作关系。他们通力合作阻挠俄国侵占“满洲”，并使 中国加强决心去抵制沙皇部下提出的种种要求。不久，海约翰便清楚地看到， 当俄国正对来自英日两国更为危险的挑战感到忧虑时，可乘俄国之危加大美 国的压力。在不结盟、不承担任何义务的情况下，美国与俄国的敌人勾结， 企图利用他们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
作为保障美国在华利益的一项措施，海约翰于 1902 年开始谈判订立新的
中美商约。在谈判过程中，俄国在“满洲”的行动使他感到有必要提出在东 北各省开放两个新口岸。由于怕刺激俄国，中国表示犹豫。俄国在了解到这 一情况后，便不遗余力地逼迫中国拒绝美国的要求，并以在“满洲”保留驻 军和进一步使用武力相要挟。虽然俄国人可能考虑到开辟新口岸会危及在它 控制“满洲”情况下俄国贸易所独具的优越竞争地位，但是他们主要关心的 是战略上的利害关系。如果对美国开放新口岸，列强各国都将根据他们条约 中的最惠国条款也提出增加口岸，在俄国人眼前出现了日本人成群结队涌进 东北城市的幻景，这将给俄国驻军带来极大的安全问题。
夹在美国的要求及俄国的威胁双重压力之间，中国绝望地试图把局势向
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扭转。李鸿章已去世，19 世纪伟大的清朝官吏中，只剩下 一个张之洞。在前驻美公使伍廷芳的协助下，张之洞成功地使袁世凯认识到 开放“满洲”口岸的价值。袁世凯是出现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强有力的人物， 对朝廷有很大的影响。他对张、伍两人的支持便足以使他们的计划得以试行。 这些中国官吏对涉及到的贸易问题不感兴趣而是企图通过把其他大国，特别 是美国、英国和日本拉进来与俄国抗衡，使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得以保全。 中国人再次利用对一切外国人都平等对待的概念，目的在于使他们互相攻 击。
　　中国同意开放新口岸以前，在华盛顿对俄国的愤怒日增。罗斯福私下发 出一些好战的喊叫，宣称如能获得公众支持，他将以武力解决问题。海·约 翰对俄国公使威胁诱骗兼施，甚至警告说，如果俄国不停止干涉中美谈判的
　　
行动，美国将派军队参加英国和日本的联盟。罗斯福说，美国无意阻挠俄国 对“满洲”实行政治控制，但他坚持“我们所要求的只是我们正在增长的巨 额贸易不被中断，并要求俄国信守庄严诺言??我们一直承认俄国对“满洲” 的特殊地位。”⑦
　　在 1903 年 7 月，罗斯福通知海·约翰说，他不反对让俄国人知道，他已 完全被激怒而且不准备作出让步。在这个月晚些时候，他又写信提醒海·约 翰说：“我希望在“满洲”我认为我们的人民所能容忍我干到哪一步，就要 干到哪一步。即使我们确知法国和德国不会参加进来，对俄国采取‘极端’ 手段，我也在所不惜！”⑧
　　直到俄国人了解到美国人并不坚持在通商口岸取得租界权，俄国和美国 的紧张关系才有缓和。认为可以让美国获得新口岸而不必同时允许日本侵入 他们认为是自己势力范围的地区，于是俄国人撤回了对拟议中的中美条约的 异议。就此，中国人声明，只要俄国一撤出军队，就立刻开放新口岸，以利 用美国人迫使俄国撤军。但美国人拒绝考虑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使中国的传 统策略再次遭到失败。美国人坚持不管俄国人是否部署有军队都要马上开放 新口岸，中国被迫让步。
　　虽然俄国继续在“满洲”制造麻烦，排斥美国的贸易，侵犯中国的主权， 但是美国和俄国之间的危机已经度过了。海·约翰继续抗议俄国的政策，而 日本政府则认定，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日本人对俄国拒绝在新开放口 岸设租界区感到恼怒，压俄国摊牌，俄国拒绝让步。沙皇政府对日本的力量 和决心估计不足，对把欧洲结盟的办法移到亚洲事务上的效果作了错误的判 断；或许是希望一场光荣的战争能够阻止革命。1904 年 2 月，日本人对俄国 的拖延和搪塞已感到厌烦，突袭了停泊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此举正合罗斯 福和其他感到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受到帝俄威胁的美国人的心愿。罗斯福写 道，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日本人“正在于对我们有利的事”。
（十）
　　到 19 世纪末，当美国已利用它巨大的能量并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强国以 后，某些美国领导人及美国人民中的许多人都希望看到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 国来行动。在 1898 年，被西班牙在古巴的政策惹恼，美国打败了西班牙，解 放了古巴。同时侵吞了几块西班牙的殖民地，其中最著名的是菲律宾群岛。 就这样，美国成为亚洲地区的强国，现在它既己登场，发表一个声明阐述美 国的政策是合宜的。但是，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无论就一般而言或是在中国的 实际来说，都没有什么新发展。海·约翰的声明被称为“门户开放”备忘录， 它是美国卷人中国事务一百多年来自然积累的产物。通过这许多年，美国得 出结论：它在中国的利益，包括经济的、文化的和战略上的利益都是在保全 大清帝国存在的情况下得到最大满足。列强各国多数都持这种观点，至少在
1895 年以前如此。由外国控制的势力范围内中国的主权受到损害或将要受到 损害时，美国便要求对所有国家的货物都一视同仁，以为这样会有利于美国 的出口贸易。在 20 世纪最初几年里，当某一个大国决定在侵犯中国的主权的 同时，排斥美国货时，美国就要表示反对。但无论是海·约翰，还是他任职 时的任保一位总统，都对美国在中国，或总体来说在东亚的利益所能推进的 程度不抱幻想。这些利益早已存在了，而且有可能发展得更大，但终归不属 于那种关系重大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值得给予外交上的支持，但不值得为 之冒和一个大国交战的风险。

　　美国作为在亚洲的一个强国跨入 20 世纪。不论商人、传教士把他们在中 国的活动看得多么重要，但美国国内有许多更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所以美 国人民和政府都不可能把注意力长期集中在亚洲事务上，而一些狭隘思想较 少的人显然认为欧洲问题更为重要。
原书注释
　　① ImmanueIC.Y.Hsü 著 China'sEntrancelntotheFamilyofNations ， Cambridge 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 年版，第 270 页。
　　②Rockhill 致 A.Hippisley（1894 年 10 月 30 日）转引自 M.B.Young 著 RhetoriofEmpire，Cambridge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8 年版，第 22 页。
　　③ R.w.Leopold 著 GrowthofAntericanForeignPolicy ， NewYorkAlfredA.Knopfl962 年版，第 212 页。
④伍廷芳致 J.Hay（1894 年 9 月 12 日），美国国务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UnitedStates，华盛顿 1901 年版，第 214 页。以后引用此来源悉称 “ForeignRelations”。
　　⑤Olney 致美驻华公使 C.Denby（ 1895 年 9 月 19 日）转引自 RhetoricofEmpire。第 81 页。
⑥Roosevelt 致 G.F.Becker（1901 年 7 月 8 日），引自 E.E.Morrison
等人所编 LettersofTheodoreRoosevelt（八卷集），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11954，Ⅲ，第 112 页。以后引用此来源悉称“Letters”。
⑦Roosevelt 致 A.Shaw（1903 年 6 月 22 日）“Letters”Ⅲ（497—498）
⑧Roosevelt 致 J.Hay（1903 年 7 月 29 日）“Letters”Ⅲ，第 52 页。

第三章 在旭日的映照下
　　　　　　　　　　　　　（一） 罗斯福看到日本可能在东亚成为美国利益的劲敌，而且是一个比俄国还
难对付的敌手，因此，他对日本 1904 年的军事胜利怀有的喜悦心情也实在有 限。他警告说，凡在这个地区有利益的列强都必须“分享利益，分担忧虑、 具有双重负担”，而日本则只有“单独的利益、单独的忧虑和一重负担”①。 他感到日本取得胜利，将意味着有朝一日美日之间发生战争。但是，他相信 只要对日本持尊重态度，日美冲突还是可以避免的。他欢呼日本对俄国在“满 洲”的垄断展开了攻势。因为他知道，即使日本取胜，对美国利益的损害也 不会比当前更甚。随着战争的发展，他表示希望俄国至少能作为亚洲的一个 强国生存下来，以钳制日本，使日本把注意力集中在亚洲大陆上。如果俄国 的力量能保持在足以从表面上维持“满洲”力量均势的程度，日本就不大可 能觊觎菲律宾而很可能为列强在这个地区经商提供良好的机会。同时，日本 获得一个不完全的胜利可使中国有较大希望保持它在“满洲”和华北的主权。 在罗斯福的余生之年及其后多年内，如何与日本势力共处的问题一直使负责 制定美国东亚政策的人感到苦恼。
尽管罗斯福一直忙于国内问题，但是他对国际政治的兴趣，使他密切注
视着欧洲事务。只在在危机时刻他才关注亚洲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由美国 种族主义造成的日美关系中的危机。当罗斯福任总统时，中国并未成为日美 关系中的一个严重的问题。确实这样，无论罗斯福的朋友亚当斯和马汉言论 如何；也不管他本人早期的一些想法如何，罗斯福作为总统既认为美国在中 国没有重大利益，就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去注意中国问题。
对中国不关心，不仅由于某些更紧急的事务压力比较大，也由于美国在
中国的经济利益减少了。19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棉纺织品曾在中国华北和“满 洲”畅销一时，到 20 世纪的前十年，贸易锐减。这部分来自俄国的政治压力 和接踵而来的日本政治压力，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兴趣减 弱了。有些政治家经常想唤起人们对中国市场的期望，也有一些企业家、外 交官和冒险家仍沉湎于昔日的美梦，但一般地说，美国出口贸易商无意保住 或扩大他们的那份生意。美国投资者更喜欢从其他地方得到比较有把握的利 润。虽然有些人写文章可能提出娓娓动听的理由证明中国是一个有潜力的财 富来源，但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人知之更深。他们日益看到中国的老百姓没 有购买力，而且在若干年内也不大可能出现有意义的购买力。他们也发现中 国内地没有建成交通体系，缺乏运输条件。也许更有重要意义的是 90 年代的 经济恐慌已经过去，此刻美国的经济体系重新恢复了信心。虽然从未放弃对 海外市场的追求，但是，已不那么狂热了，而是更具理性地去物色那些异国 特色不太突出的地方。至于那些还在中国继续开拓的商人，很可能是些最不 听取领事官员劝告的人。他们向中国出口的是对中国人用处不大，甚至毫无 用处的货物。他们包装也很差。美国人不像他们的竞争对手英国和日本商人， 在中国设有代理人。他们也不提供信贷方便和推销机构。总之，对中国贸易 的不关心和无能造成美国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减少了。
　　在俄国的扩张受到日本牵制的情况下，在义和团失败后的最近几年里， 看不到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罗斯福对东亚力量均势和它与美国安全的关系
　　
保持关怀，就其关心的程度来看，中国已不再具有重要性。相反，罗斯福不 难发现，英日联盟的存在，和后来日俄两国的和解，使力量均势转为对日本 有利——和日本保持良好关系应该成为他的亚洲政策的中心。美国在中国的 利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都不值得去冒触犯日本的风险。由于加利福 尼亚州对日本人的虐待造成日美关系紧张，其严重性已使罗斯福无法对亚洲 大陆上的日本人再施压力。简单地说，如果不是中国人自己去刺激美国的感 官唤起美国的注意，中国很可能被遗忘了。
（二） 罗斯福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藐视，是因为中国未能保卫自己，抵抗帝国主
义。和他所佩服的日本人不同，中国人似乎在落后的社会状态仍自得其乐。 他怀疑中国人能否“文明化”，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他为中国人明显地缺 乏爱国主义而震惊。罗斯福看不起中国人并非因为他们是东方人，而是由于 他认为中国人永远不会焕发出民族精神，只知满足于过去的光荣。
　　罗斯福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清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 改革，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使逐步维新有了希望。另外，有许多事实表明， 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正在增长，在通商口岸表现尤为突出。此时，对外国人 统治中国的义愤，比义和团狂热的排外来得老练，以更成熟的形式表达出来。 地方士绅、学生、新闻记者和商人开始关切中国主权在各个领域所受到的损 害并要求废止列强从中国攫取的种种特权。他们对中国人在美国所受的非人 待遇日益敏感，并对导致 1904 年永远驱逐中国移民的国会辩论及其实施感到 愤怒。当他们眼看日本在“满洲”不断地打击俄国，便也感到自己大有希望。 一个亚洲国家打败了欧洲的主要大国，不到半世纪以前，一个和中国一样落 后的国家已经迅速现代化变成了强国。那么，中国的情况或许还不是无可救 药的。
在中国广大民众中，具有这种民族觉醒的中国人还只是一小部分。但是，
在 20 世纪的头十年里，他们已经形成一股被认为是有组织的舆论力量。同 时，他们已能够对地方的或中央的政府官员施加压力，并发起群众运动。1905 年，他们组织了一次联合抵制美国货的持续性民族主义运动，取得了第一次 重大成功。
这次抵制美货行动的组织者们并不是真正反美的。他们想表明自己的认
识——美国的移民政策只反映美国劳工的愿望，并不代表一般美国人。因此， 他们希望能得到其他美国人的支持。此外，抵制美货的人们所关注的是比美 国推行种族主义更重大的问题。种族主义固然可恨，只不过为他们提供一个 发泄义愤的方便目标。他们要为捍卫中国的尊严而干一场。中国人民无法与 日本人在旅顺口采取的行动相比，于是他们准备争取一次不太大的胜利。由 于缺乏打击帝国主义所需的军事力量，他们便充分发挥自己本身的能量，利 用有组织的舆论力量去反对一个看来以武力作出反应的可能性最小的国家。 这种抵制行动从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官方怕有可能导致外国干涉， 再次遭受一番凌辱。但是，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伍廷芳和其他外交部人士都 承认这一人民运动具有作为外交武器的价值。中国政府有道理地确信，美国 不会进行报复。默许并且非正式地支持了抵制美货运动组织者的长期活动。 否则的话，公众的愤慨常有转为反对清朝统治的危险。与此类似，一个要求 废除美国铁路开发公司特许权的宣传运动也在高涨，对这一运动，中国政府
作出正确的估计，认为顺应民众的要求不会导致严重的危险。

　　罗斯福对抵制美货运动的反应是，要求中国政府实行镇压，同时，也设 法减少激起中国人仇美情绪的事端。他感到美国的威望已在中国面临危险， 他不愿看到中国人以不敢施加于英国、日本和俄国人的办法来对付美国商 人。至于在抵制美货运动及其他中国政府本身施加影响的经济问题上，就两 国的直接关系而言，美国如动用武力是可以不受什么约束的。罗斯福早些时 候不敢冒和俄国人冲突的危险，他对日本也很谨慎。但是反对中国，则有现 成的炮舰政策。早在 1905 年反美骚动期间，亚洲舰队就停泊在上海附近，为 美国公使的抗议提供强大的后盾。除去这一美国潜在报复的明证以外，罗斯 福均采用常规的做法，柔克义在北京频繁提出抗议，要求惩办抵制运动的领 袖，并警告中国政府要对美国人遭受的损失负责。虽然中国政府拒绝对抵制 运动承担责任，并驳回对它进行镇压的要求，美国并没有动用现成的军事力 量，也没有以武力相威胁。同样，罗斯福在国内的成就也不大。他既不能压 制国会，也不能压制和加利福尼亚一样把歧视东方人合法化的各州政府。他 个人对中国移民态度是明确的，也是可钦佩的。他接受驱逐中国劳工苦力是 由于他没有力量加以阻止。同时，他尽一切努力使中国商人和留学生受到公 正的待遇。驱逐中国人的法案是一种耻辱——它是对美国理想的嘲笑，但是 它表达了美国民众的意愿而不是罗斯福个人的作用。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 下，他都争辩说，中国人的抱怨是正当的：“毫无疑问，发生抵制美货运动 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民众对这里的中国人的待遇上有缺点”②。当 西海岸的商人因遭受抵制美货的影响而诉苦时，他要求他们支持他的努力： “待人公道、以求公道”。在行政系统，他能够多发挥一些作用，他命令给 各移民机关下达新的指示，警告他们：凡对中国人粗鲁失礼的，就立即解除 其政府职务。
1905 年秋天，抵制美货运动持续了五个月之后，它的生命力消失了。中
国政府害怕反美宣传鼓动会导致暴力，又遭受美国抗议，终于命令镇压抵制 运动。也许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国商人在抵制运动的高潮中曾作出最大的牺 牲，而现在他们开始对这个运动失去兴趣。所以与其说是美国的内外政策， 不如说中国本身的状况才能解释这种变化。
中国人削弱外国在华势力的另一个企图是想恢复铁路的建设和经营权，
一般说，获得开发铁路特权的各公司都得到攫取施工和随后经营铁路的有效 控制权的一些条款，以作为筹集筑路资金的部分代价。脱颖而出的中国民族 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知道，获得外国资本是必要的，但是他们急于摆脱外国人 的控制或至少把它限制在最低限度。在张之洞指导下的废除华美合兴公司筑 路权的行动始于 1904 年，在 1905 年抵制美货运动期间达到了高潮。
　　1898 年，华美合兴公司获得修筑粤汉铁路的筑路权。但在此后六年当 中，该公司主要从事股票投机生意，竟把大部分股权出售给一个比利时辛迪 加，直接违反了不准转让股权的合同规定，张之洞知道后，决心要取消此项 合同。这条铁路万一能由美国人建成，对实现张之洞设想的交通网很有价值， 此交通网是他的维新计划的组成部分。若落入政治背景不明的欧洲人之手， 可能使中国的主权又面临新的危险。鉴于地方士绅从经济上着眼一直反对敷 设铁路的特许权，张之洞便轻而易举地在湖南省掀起要求废止此项筑路权的 运动。
　　1905 年 1 月，摩根（J.P.Morgan）及其同事又从比利时辛迪加手中买回 那部分股权，消除了张之洞原有的顾虑。但此时反对美国筑路权的行动已与
　　
反对美国移民政策的抵制美货运动汇合。对任何想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人来 说，1905 年是极不顺利的一年。张之洞此刻又企图把美国人掌握的股权赎 回。一个支持此项动议的巨大群众运动以武汉为中心展开，人民除以金钱支 持外，还有声援的信件、传单、标语和示威游行。
　　像抵制美货运动一样，经证实，中国政府对这个运动也作出了响应，中 国人起初和一家私人公司签订了筑路合同，现在又直接和摩根谈判，要赎回 筑路权。摩根确信这宗交易能使他本人和股东们获得可观的利润，遂同意出 手。但在成交前，罗斯福得知此事进行了干预。虽然罗斯福向摩根保证，他 关心的“只是愿看到美国的商业利益在东方获得发展”③，但是他的顾虑是， 美国很可能因此丧失尊严而产生广泛的影响。他确信中国人“鄙视软弱胜于 珍惜正义”——他或许还可补充一句：相信所有的国家都会作出同样反应。 罗斯福力劝摩根坚守筑路权不放，并承诺美国政府将做他的后盾。罗斯福令 柔克义在北京向中国当局提出抗议。但是到 8 月底，摩根和罗斯福协商后， 同意撤销此项筑路权。摩根坚持说，他不能因拒绝中国的提议而不顾股东们 的利益。罗斯福只好勉强同意。
　　在这一年结束前，有几个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被杀害，虽然抵制美货运动 已声势大减，运动的领导人也已停止暴力行动，但对美国人的人身攻击有增 无减。罗斯福怕再次出现义和团暴乱，命令加强亚洲舰队，并令国防部制定 可能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幸运的是尚无必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12 月份，在总统每年一度向议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罗斯福把和中国发生纠葛 归咎于美国民众。他坚持认为：“这个国家对待中国人民极不公正，严重侵 犯其权利”。他提醒美国人说，他们曾坚决要求中国人公正地对待他们。他 警告说：“我们如待人不公正就不能得到公正的待遇”④。在直接谈到抵制 运动时，他认为是美国严酷的移民政策激起中国人的愤恨。
1905 年以后罗斯福政府在亚洲最为关注的是，避免和日本发生战争。关
于和中国的较小摩擦几乎已被遗忘。但是，罗斯福并没有忘记中国人那种令 人吃惊的精神面貌。在 1907 年他以自己最富特色的表达方式来赞许中国的民 族主义精神，当时伍廷芳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以前曾赴美就华侨 在美国本土及其新帝国——太平洋领地的处境和美国国务院交换意见，他坚 决而无情地压倒他的谈判对手。伍廷芳是一个讲话声音粗重的民族主义者， 他曾积极投入 1905 年的反美运动。1907 年国务卿罗脱曾问罗斯福，美国能 否接受这种人出任驻美使节。罗斯福回答说：“我强烈地感到，我们不应该 反对伍廷芳。他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中国佬，他一旦得手一定让我们全不得 好死，就是不死日子也不会好过??（但是）我并不反对任何一个中国佬对 我们侮辱中国人时常想到要复仇”⑤。
　　还有一些迹象表明，罗斯福已看出中国人在为维新作出努力。他对此寄 予同情并给以帮助。1907 年，他请求国会授权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以帮助培 训中国人民使之适应新的局面。在罗斯福离开白宫前几个月，他发表了一篇 文章，题为“中国的觉醒”，文章赞扬了中国新的民族精神。他号召美国人 注意中国的种种变化——对西方教育待新的态度，交通实行现代化，工业和 贸易都在增长。他也许过分热情地描绘出一个从古代迷信枷锁中解放出来的 新中国。推动“现实而明智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全中国发展”⑥的动力终于出 现了。
在罗斯福的文章发表后数日，一位杰出的维新派唐绍仪和罗斯福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