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讨论了由美国协助发展“满洲”的计划。罗斯福也向唐表示，美国希望 能够对中国的维新有所帮助。他从稳定亚洲和世界力量均势的需要，阐明美 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只要中国仍处于软弱地位，东亚就会成为一个角 逐的场所——这种斗争将比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给局势带来更大的危险。但 是，唐绍仪并不满足于只得到口头上的支持，他曾希望美国支持中国在“满 洲”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支持并未实现，1908 年，中国的全部希望都在 现实的权势面前落空了。罗斯福钦佩在中国出现的新的民族精神，但是他不 准备为了中国的民族愿望去向日本挑战。1910 年，他写道：鉴于中国的软弱， 美国和中国结盟将一无所获，只会增加额外负担。他相信一个强大的中国是 符合世界利益的，但在他的时代不存在这种局面，他宁愿不要这个包袱，以 免滥用美国的力量。尽管罗斯福对美国的使命夸夸其谈，他并不幻想去实现 一种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他也没有那种救世主式的冲动，甚至拿美国的安 全和利益去为中国冒风险。当唐绍仪在华盛顿等待时，罗脱和日本大使高平 小五郎交换了备忘录。这正象征着罗斯福政府对东亚的基本态度。
（三）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曾成功地运用了以夷制夷的策略，但是到 19 世纪， 虽遭到一连串的失败仍未动摇他们的信心，也未能使他们把这个策略重新审 度一下。在 20 世纪初，他们本来可以有极少的选择余地，但是事实表明，就 连这一点选择他们也没有去尝试。中国人没有根据指望日本人控制下的“满 洲”会比在俄国控制下对他们更有利，在日俄于 1907 年达成和解前，中国在 外交上没有任何动作，只是希望从日俄两国的旧嫌中得到好处。当这个迫切 的希望幻灭后，中国在德国的怂恿甚至推动下，又回到早先想利用美国在“满 洲”为中国出力的念头上来。英国人成功地运用孤立德国的策略，使德国人 日益感到担心，便推出在东亚成立一个德-美-中协约国的宏大计划。但是， 把中国的软弱和德国的野心结合在一起，对罗斯福并无吸引力。由加利福尼 亚的反日鼓动造成连续几个月的日美关系紧张，使罗斯福决意不让东亚的问 题再加剧这一危机。实际上，如果需要的话，他将乐于牺牲美国在中国微不 足道的利益以安抚日本。不论是否有德国的合作，他都不愿卷入“满洲”事 务，那样做只能解释为代表中国在这个地区进行干预，而“满洲”对日本具 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国人在努力过程中，并非没有美国朋友。上海的美国人担心日本和俄
国有潜在力量的活动会挖他们的墙脚，损害他们在中国和“满洲”的利益。
1907 年、美国国防部长塔夫脱（W.H.Taft）访问上海，他感到美国有必要对 日本人威胁到在华美侨的经济利益采取反对立场。在“满洲”，美国驻奉天 总领事司戴德（W.StraiRht）与中国官吏密谋利用美国资本来反对日本。在 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威尔逊（H.Wilson）同意司戴德对日本的敌视态度，另 外一些人则对日本在“满洲”侵犯中国主权以及有关日本在“满洲”给本国 侨民的货物以优待等的情况报告关切。
　　但是，罗斯福并不认为美国人在“满洲”和中国本土总共那点利益能与 国家根本利益相比。日本在东亚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而美国则不是。只要 能确实证明哪里在排斥美国货，美国政府就继续对触犯它的国家提出抗议， 不论是日本，还是其他国家。鉴于贸易本身的重要性有限，所以，这种抗议 永远不会达到促成危机的程度。关于在“满洲”开发铁路问题，罗斯福的看 法和司戴德等人不同，他认为美国如屈服于中国的诱惑，必将侵犯日本的利
　　
益——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根本利益。对美国来说，它在这个地区的利 益有限，它的实力也有限，加以它在西太平洋易受攻击，如按塔夫脱、司戴 德的主张采取行动不啻为走向灾难的不必要的一步。
　　当德国人、中国人和司戴德进行策划之际，罗斯福和罗脱正准备结束日 美危机，这是美国东亚政策的主要目标。当唐绍仪在侧厅等候时，罗脱和日 本大使交换照会，说明美国的亚洲政策是寻求对日友好，并坚持美国在中国 及“满洲”经商应享受平等待遇。此外美国从未提出其他要求。日本帝国主 义进入“满洲”，中国主权受到侵犯，美国只表示遗憾，正如对其他大国的 侵犯也表示遗憾一样。但不论美国多么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行政权的 神圣，它从来不情愿用自己的武装去干预各国对中国的压迫。1908 年罗脱- 高平协议也没有就这些问题提出新的政策。
（四）
　　1909 年，塔夫脱出任美国总统。作为罗斯福亲自选定的继承人，日本人 和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他将遵循罗斯福为他制定的路线。但在宣誓就职后几个 月内，便已十分清楚，塔夫脱决意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塔夫脱的亚洲政 策一反过去的做法，他积极地把美国的经济利益推进到空前绝后的程度。这 是塔夫脱政策的一部分。他 的政策是，大力扩充美国在全世界的贸易和投资。 和过去罗斯福政府的政策相对照，塔夫脱政策在亚洲更令人瞩目，尤其是他 乐于面对日本的势力，坚决推进美国的利益。
美国对华、对日政策的新方针基本上是塔夫脱制定的。塔夫脱曾任菲律
宾总督，并在任国防部长期间访问过亚洲。他担心日本在东亚的意图，但是 并没有同时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感到害怕。因此，他认为罗斯福姑息日本，情 愿把美国在华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以换取日本的好感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他 的看法正与司戴德和亨廷顿、威尔逊的看法巧合。司戴德已出任远东司司长， 威尔逊被提升为第一助理国务卿。
美国历届总统也和各国领导人一样，经常关注于如何发展本国的经济，
通常搞扩大贸易。塔夫脱个人相信在中国本土和“满洲”扩充市场存在着潜 力。和他的国务卿诺克斯（P.Knox），以及司戴德、威尔逊等人意见一致， 他也认为，美国在东亚的政治目的是取得以主权国家中国为基础的稳定的力 量均势，而这一目的可以利用经济手段，通过“金元外交”来实现。他们都 相信，在追求美国本身的利益时，也帮助了中国。塔夫脱认为，美中两国的 利益是一致的。
塔夫脱政府东亚政策的中心是，承认美国对华贸易的成就大小取决于在
中国的投资多少。塔夫脱和他的顾问们相信，只要能使美国资本挤进中国市 场，就能打破日本人的控制，同时为扩充美国贸易提供方便。早些时候，罗 脱曾一度企图把投资机会均等包括在“门户开放”的概念之内，但是列强各 国一般的理解是，“门户开放”只包含贸易。不管如何理解、塔夫脱政府强 调美国要恪守其“传统的”“历史性”的政策，坚持说“门户开放”将确保 美国在全中国有均等投资机会，不必考虑势力范围。虽然美国金融界总的说 来对在中国投资并不热心，他们宁愿在其他地区获得更有利机会，但是塔夫 脱还是很快地得到银行界的支持。
　　1909 年初，由于爆发了反袁世凯的政变，中国内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 袁世凯及其亲信唐绍仪已不可能继续从事在“满洲”争取美国支持的活动， 但是，北京政府继续设法利用美国，可能也包括英国，以求共同抵抗日本及
　　
俄国。中国外交部的领导人一致赞成“美国在“满洲”的积极干预”⑦。如 果中国独立自主，那么时机已经成熟，正好采取塔夫脱政府所期待的那种外 交攻势。使美中双方都感到遗憾的是，中国自主的程度甚微。
　　1909 年夏，美国人开始大力向中国的投资市场渗透。最初塔夫脱想从清 朝政府为修建粤汉铁路而发行债券中为美国银行家争取到份额，但未能成 功。后来，塔夫脱以个人名义致电醇亲王，敦促他同意给美国资本家同等的 一份债券，并说明他“个人极力关心把美国资本用于中国的发展，使之造福 于中国”⑧。但是这位在他侄儿褪褓时期出任中国摄政王的亲王不敢得罪已 从他手中勒索到筑路权的欧洲列强。醇亲王虽和他的顾问们一样热衷于取得 美国的援助，但是，他们不能答应美国的要求，直到美国得到了英、法和德 国银行团的默许。这些银行团都有本国政府为后盾。塔夫脱政府对北京施加 压力是找错了对象，以致在欧洲人勉强同意接受美国银行团前，差不多耗费 了一年时间。这件事只能在中国造成一个新的危机来废除此项协议。
　　1909 年 6 月，司戴德从国务院离职，出任作为美国政策工具的银行团的 代表。他先到伦敦，与欧洲银行界会晤，提出美国的要求，然后又去奉天， 这是他早期和唐绍仪进行交易的地方。他在奉天找到唐绍仪的继任锡良，此 人是一个保守派，但是同样对美国资助开发铁路感兴趣。正当唐绍仪和中国 维新派希望利用司戴德和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E.H.Harriman）对抗日本及 俄国在“满洲”的势力时，锡良筹划了一个方案，由美国银行团出资修筑一 条从锦州到瑷珲横贯“满洲”的铁路。中国人认为，英国如也能加入此计划， 他的处境会更好一些。中国由于已不可能在“满洲”重申其主权，又担心日 本和俄国兼并富饶的东三省，遂想使其他大国也在这个地区得到，一些好处。 以便于利用他们的实力阻止某些软弱的中国单独难以阻止的事态发生。十月 份，中国官吏在“满洲”和司戴德签署一项协定，由美国银行团出资兴建锦 缓铁路。
对醇亲王和在北京的其他执政者来说，这个新的协定也带来了熟知的窘
境。此项协定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令人满意的，但将激怒日本和俄国。美国如 不愿抵制来自这方面的压力，中国势必难以行动。尽管在“满洲”的官吏一 再敦促早日批准此协定，北京政府还是要等美闰政府的答复。
塔人脱政府没有力锦理铁路协定向北京、东京和圣彼得堡施加外交上的
压力，倒是对“满洲”展开一个更广泛的攻势，提出一项诺克斯“中立化” 计划。诺克斯建议把“满洲”时铁路全部中立化或国际化。塔夫脱显然相信 俄国人可能乐于让其他国家来承担他们在中东铁路上的某些亏损。他希望得 到英、法和德国的支持，以此来孤立日本。假如此计划能实现，假如日本被 迫放弃对南满铁路的控制，它对南满的控制也就随之告终，于是在“满洲”， 中国主权受到的威胁会大为减少。美国资本流入这一地区将增加贸易的机 会，从而提高商人和投资者的利润。此外，还将使帝国主义遭受沉重打击， 使中国人民得到最大的帮助，这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但是他像许多美梦一样， 在旭日升起的时候消失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大强了，它在世界权力均 势中的地位太牢固了，同时，它抵御美国的制胜策略的决心也是坚持不懈的。 与其说把俄国和日本离间开，不如说诺克斯的外交反而把它们拉到一起了， 它们以明显相似的措词拒绝了诺克斯计划。诺克斯曾希望从英国得到支持也 未实现。英国珍视它和日本的同盟远胜于关心从“满洲”中立化可能获得的 好处或塔夫脱政府的好意。同样，法国人站在它们的盟友俄国一边，而德国

为担心在欧洲受包围已够伤脑筋，它不准备为中国的主权或美国的投资机会 向世界挑战，特别是在它们前些年遭到失败以后，诺克斯曾建议以锦瑷铁路 代替铁路中立化计划，但是，锦瑷铁路也未成为现实。
附表二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1905—1919）
　　（a）1905 年及 1906 年的统计数字明显反映了美国在日俄战争期间的收 获。
　　塔夫脱的外交攻势不仅使在中国有利益的列强不安，也使西奥多·罗斯 福不安。罗斯福向他的儿子悲叹“可怜的塔夫脱”的无能，说塔夫脱不了解 一项成功的对日政策应包含哪些内容。到 12 月份，他写信并拜访了塔夫脱， 警告他说，日本可能成为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包括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在 内。他提醒塔夫脱，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利益是生死攸关的，而美国在那里的 利益，特别是在“满洲”“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 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⑨。他认为政府关于美中两国利益一致的臆断简 直是发了疯，他还争辩说，在“满洲”向日本挑战需要巨大的军事力量，相 当于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结合在一起的实力。
　　罗斯福把辩论推进一步，为国务卿诺克斯的道义感所不能接受。罗斯福 认为，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用武力达到其目 的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只要其他国家愿意让美国人在中国寻 求有限的利益，要求机会均等的备忘录就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当前，日本 如拒绝美国人以传统机会，靠口头争辩毫无意义，但是美国除辩论一场外， 并不具备和日本进行更严厉的较量的实力。鉴于它涉及重要利害关系，罗斯 福坚持认为，强行推行这种政策是错误的，最好是放弃对机会均等的兴趣和 要求。
诺克斯在起草给塔夫脱的复信中问道：“日本人为什么要比当前拥有“满
洲”的中国更需要“满洲”？”⑩对诺克斯、塔夫脱和司戴德，或许还有各 地的好心人来说，中国有权控制它的领土与资源。塔夫脱政府认为，中国的 愿望值得美国给以支持。从这一设想出发，塔夫脱认为，应支持中国的民族 愿望，美国反对日本，不仅符合美国理想，也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塔夫脱 被罗斯福触怒，不仅因为罗斯福甘心容忍日本帝国主义，还由于他甘心放弃 “我们对中国的历史性政策”。于是，诺克斯为美国在华有限的利益，以及 东亚力量均势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增加一项与美国人切身有关的新内容，即： 保留“我们对中国的历史性政策”。反对的意见认为，这种政策已经过时， 当时制定这项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本来就无足轻重，但诺克斯对这些意见听 不进去，对他来说，继续保留这项政策只能是为保留而保留。在放弃“门户 开放”政策和继续为之战斗之间，诺克斯及其拥护者继续探索其他可供选择 的方案。
　　有一个可能性塔夫脱政府并未认真考虑，即与日本合作以让日本逐步放 弃帝国主义立场，达到改善美国人的投资机会和使中国实现维新的目的。但 是，日本的实力以及欧洲对日本实力的承认使美国没有其他选择。假如美国 人希望增加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假如他们希望帮助中国维新并阻止日本 对中国的掠夺，就只有通过与日本合作的途径。同时美国要参与对中国的经 济开发只有挤人国际银行团，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合作才有可能。但是，从
1911 年 5 月开始的这种合作不可能是针对日本的。大约在国际银行团接纳美 国一年以后，日本和俄国也被吸收进来。不论美国人想以何种方式改善日本

帝国主义（也包含欧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都只能通过和各帝国主义 国家并肩合作才能实现。但是，这样做有危险，使美国不但不能改造帝国主 义各国，而是更有效地加入了掠夺者的同盟。对为从外国控制下解放中国而 斗争的中国人来说，列强各国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联合阵线。在 1911 年和
1912 年，当中国人民奋起挣脱清王朝和外国的双重统治时，他们发现塔夫脱 政府迟迟不肯承认新生的共和国，直到国际银行团的伙伴准备行动时美国才 予承认。那时，美国对其他列强的攻势已告结束。
　　尽管塔夫脱政府的东亚外交政策更富进取性，但是如果认为塔夫脱及其 助手比前几届政府把美国在华利益看得更重要，将是一种误解。美国政策的 新方针不是基于对美国在华利益的重要性有新的估计，而是基于未能认识美 国的实力是有限度的——在于未能认识到在国家的海外需要中应区别轻重缓 急。塔夫脱要求行使美国在华“权利”，并非因为这些“权利”本身很重要， 而是因为美国拥有这些权利。同样，诺克斯坚持要求列强尊重中国的主权， 也不是由于这样做对美国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中国有此权利。塔夫脱政府 过分相信美元和想像中的道义优越地位相结合所能产生的威力，因此，不能 很快认识到，当另一大国为追求本身生死攸关的利益（不论正确还是错误） 而无视美国理论上的权利和并不重要的利益时，必须谨慎地迈步。对权力的 现实性是通过经验来认识的，罗斯福未能把这种认识灌输给他的继承人。很 不幸，也不能把这些教训传给塔夫脱以后的民主党人。一种能得到多数美国 人认可的，和日本势力共处的方案尚有待实现。
（五）
　　给罗斯福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国的觉醒在 1905 年以后加快继续发展。在中 国崛起的新势力同时从几个渠道并进，每股势力都为实现一个现代民族国 家，在其边界内行使主权而努力。清王朝为大势所趋，坚决地朝制宪政府迈 进，作为维持其天命的唯一希望。但是朝廷动作太慢，连康有为等人也难以 满意。康有为是个流亡的儒家改良主义者，他的追求仅限于成立一个君主立 宪政府。不过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已不在斗争的前列。在孙中山领导下，掀起 一个革命运动，坚决驱逐清廷，建立共和政府，并实行土地改革。这些动乱 势力和“恢复主权”运动汇合在一起进一步削弱了摇摇欲坠的清朝政权。
孙中山和他的友人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发动革命的努力，但是都失败了，
包括 1911 年 4 月轰动一时的广州起义的失败。约在同时，国际银行团各国， 包括美国在内，压中国政府接受修筑粤汉铁路的贷款，使“恢复主权”运动 受到意外的挫折。由于民族主义的和财政的原因，作为中国关心铁路财政的 中心四川省发生广泛的动乱。在 10 月份，四川的绥靖工作正在进行中，武昌 爆发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从中国的南方扩散开来，仅几个月内，清朝的一 代统治便告结束。
在革命初期，朝廷召回袁世凯，命他统离效忠于清朝的部队。度过差不
多 3 年不甘心的引退之后，袁世凯利用新时机重整旗鼓建立和巩固自己的势 力。他利用由他创建的、现代化的北洋军打败了武汉周围的反动势力，然后 停火，让叛军去摧毁中国南方的清朝驻军。在中国北方建立了自己的首脑地 位之后，袁世凯派唐绍仪去南方和伍廷芳代表的起义领袖谈判。迅速达成建 立共和政府的协议；要求清朝皇帝退位；孙中山急速由美国回国，被选为中 国的临时大总统。
虽然革命已明显取得胜利，它公认的领袖已当选总统，但事实上真正的

权力还在袁世凯手中。没有袁的支持，中华民国的前途是暗淡的。孙中山充 分认识到政权的现实状况，在清朝正式退位后 3 天便辞去了总统职务，让袁 世凯即位。唐绍仪出任总理，几位孙中山的主要拥护者同意人阁，虽然最重 要的国防部和内政部均由袁的两个亲信把持。另一个不祥之兆是，袁世凯没 有履行协议把政府迁往距革命领导力量的中心较近的南京。在袁世凯就职后 几周内，就出现第一次宪法危机，袁和他长期共事的朋友唐绍仪，在处理财 政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袁不顾总理所作的努力，随意和国际银行团达成互相 抵触的安排。由于袁继续推翻总理及其内阁作出的各项决定，内阁于 1912
年 6 月总辞职。中国建立民主政府的最初试验面临着失败。
　　1912 年秋天，当袁世凯继续和国际银行团进行谈判时，孙中山的革命党 改组为一个议会政党——国民党。虽然孙仍然是名义上的党的领袖，他对议 会政治不感兴趣，他接受袁世凯任命负责开发铁路的工作。国民党的实际领 导人是宋教仁，他领导该党在 1912 年到 1913 年的国民选举中取得压倒优势 的胜利。袁世凯不能容忍宋教仁的领导和国民党的显著实力，1913 年 3 月， 袁世凯策划将宋教仁暗杀。也在同年 3 月，伍德罗·威尔逊（w.Wilson）就 任美国总统。
（六） 在威尔逊任总统的第一年，他在掌握美国对华政策上不像罗斯福那么注
重强权政治，也比塔大脱较少考虑到华尔街。他从教会方面了解到中国正向
现代化迈进，他决定向中国提供美国无私的援助。他了解欧洲和日本帝国主 义在中国扮演的角色，如果他不能改造那些帝国主义的话，他可以便美国同 他们的政策划清界限。
威尔逊政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由美国参加六国银行团的成员提出来
的：新政府是否愿让美国银行团继续参加六国银行团？如果政府愿意并保证 给予支持的话，美国银行家准备继续其业务。否则在其他地方正出现更有价 值的投资机会。在对这个问题作决定时，威尔逊既不和国务院的官员商量， 也不征求国际银行团其他成员国的意见。威尔逊和他的国务卿布赖恩
（W.J.Bryan）不信任崇尚黩武政治的罗斯福政府和金元外交的塔夫脱政府留
下来的官僚。威尔逊等对帝国主义者持敌视态度，不愿接受那些仍专心致志 于旧世界的旧政策的人提出的建议。他们认为，向一个更好的世界前进，是 不能靠帝国主义和贪婪的才智的。他们甚至认为天真或无知都能提供更好的 希望——于是威尔逊和布赖恩使他们的政策罩上了天真和无知的外衣，甚至 也没有和中国人商量就这样起步前进了。
　　布赖恩无需任何人指点便知道，卷入垄断活动的银行家们会使中国受损 害。布赖恩以毕生精力抨击“利润”，他是懂得这些的。威尔逊内阁的其他 成员认为面对中国的新路线，需要制定新政策。他们反对给中国的援助要以 向列强各国的金融家承担义务为条件。商业部长表示担心美国退出国际银行 团可能危及对华贸易，但是，别人似乎都不关心经济问题；威尔逊内阁中也 无人考虑，美国退出会在美国和国际银行团其他成员国的关系上，以及美国 在东亚的地位上造成什么影响。据说威尔逊“确信我们不能要求银行家托拉 斯集团贷款，我们必须以其他更好的办法帮助中国”（11）。威尔逊事先不 通知列强各国，甚至也不通知国务院的有关官员就通知新闻界，美国政府已 不再支持参加国际银行团的美国银行团。
威尔逊后来解释说，他感到：“帮助中国的愿望如此强烈，所以我宁可

为援助这个国家犯方针上的错误。”“如果继续留在国际银行团，美国除在 中国扩充势力外，别无所获，而且会丧失海·约翰国务卿在义和团暴乱后提 出‘门户开放’政策时美国所保持的值得自豪的地位。”（12）虽然威尔逊 把海约翰 1900 年当时的目的解释错了，他自己的政府却因清除了和华尔街的 联系而显示出他的利他主义倾向。现在美国立足于更高的道德基础上，可以 责备帝国主义分子了。至于在中国，新的秩序即将建立。
　　助理国务卿亨廷顿·威尔逊在愤怒的抗议中辞职，他既反对伍德罗·威 尔逊总统退出国际银行团的决定，也不同意威尔逊以满不在乎的骑士风度做 出和发表这一决定的做法。日本政府以类似理由提出抗议，但是威尔逊总统 并不怀疑他的路线在根本上是明智的，也是正义的。威尔逊得到袁世凯的赞 许。但是，袁世凯如指望威尔逊的决定会给他带来比较慷慨的美国贷款，在 他有生之年是等不到了。另一方面，他若以美国承认他的政权为满足的话， 不久即将实现。
　　在作出关于国际银行团的决定后一星期，威尔逊通知内阁，他已决定承 认中华民国。有人建议美国应像塔夫脱政府时期一样，和列强各国一致行动， 但威尔逊愿领先在单边基础上承认中华民国。他把美国意图通知各国使节， 向他们提供一个和美国合作的机会，但是却拒绝受各国政府决定的约束。威 尔逊的内阁为他崇高的道德宗旨而振奋，但是列强各国尤其是日本不以为 然。日本政府试图使威尔逊注意到以下事实：中华民国正处于内战的边缘， 袁世凯篡夺政权，孙中山及国民党正对袁世凯自命为总统展开声讨并准备进 行战斗。此刻承认中国政府“实际上等于做了有利于袁先生的事”（13）当 内阁讨论此建议时，有人提出“一个杰出的中国佬”宋教仁，刚被暗杀，而 袁大总统与此案有牵连。但是威尔逊对这些不同的意见并未认真考虑。新共 和国的议会将召开第一次会议。威尔逊以承认共和国作为对中国这一实验的 良好祝愿，这与威尔逊因反对墨西哥的胡尔塔（Huerta）政权而对它采取“观 望等待”的策略是十分明显的对照。一个月后，中国爆发了内战，国民党由 于无法以议会手段制约袁世凯被迫走上战场。
尽管威尔逊对中国采取友好亲善的政策，但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上成效
不大。问题不在于美国的政策，虽然有些美国人夸大其作用，但是它对中国 的发展方向不可能有很大的影响。问题出自中国内部的动乱，虽然发生了革 命，但中国传统的社会并没有剧烈的改变。共和国的创立未能激起中国群众 的民族主义观念。更糟的是，大部分有领寻才能的人更热衷于满足个人的政 治野心，而不是领导中国人进入新时代。袁世凯首先蔑视议会，然后宣布国 民党非法，并把它排斥在议会之外。1914 年 1 月，袁索性解散议会，在其后 的两年里，他主要为复辟当皇帝准备条件。袁世凯从国际银行团（当时美国 银行团已退出）获得一笔贷款，得以粉碎 1913 年国民党领导的一次叛乱，但 是他却无法压制在他自己军队中萌发的政治欲望。袁世凯的副官们利用一切 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作为协助他镇压反对帝制的在野党的代价。1915 年到
1916 年的冬天，在袁世凯就要成为洪宪皇帝的前几个月，各省的军人相继宣 告独立，孙中山加强了讨袁的宣传鼓动工作，袁世凯的部下逼他放弃做皇帝 的美梦并交出大部分权力。6 月份袁世凯逝世，最后一个有名无实的全国政 府也和他一起告终。军阀时代开始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地方主义再次 获得胜利。
中国所以不能更迅速地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

素，中国除需要有开明进步的领导外，还需要有资本，而资本必须来自海外。 威尔逊决定不支持美国参加国际银行团之后，欧洲各国都随即于 1914 年卷入 战争，只剩下日本作为中国取得经济援助的主要来源。而日本人和美国人不 同，他们不相信一个强大的现代中国符合他们的利益。日本人每一次向中国 投入资本都着限于扩大和加强它在亚洲大陆上的帝国地位。尽管可以对银行 团中的华尔街金融家不抱好感，但是他们参与国际银行团尤其在 1914 年以 后，可能会对日本人远富于掠夺性的企图起到限制作用。作为威尔逊反对帝 国主义撤出了美国银行团本出于善意，却留下一个最危险的帝国主义不受约 束地控制着中国极为需要的经济援助，造成对中国的损害。在这一点上，日 本人很快就用行动让威尔逊明白。威尔逊从现实经验中获得了教训，倒也值 得称道。
（七） 当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日本人根据英日联盟的协定，迅速地蚕食了
德国在东亚的权益，包括山东的德国特权在内。日本在山东扩充自己的势力， 它对山东的控制程度事实上超过了德国人以前所干的。中国人不反对德国人 离开，但是，他们不会对中国北方出现了更多的日本军队而高兴。但日本对 所得的权益并不满足。几个月后，在 1915 年 1 月，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 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共分成五号。日本要求中国确认它在 山东取得的利益。和在“满洲”侵犯中国主权的既成事实，并使之合法化。 它还要求在“满洲”和华中获得新的特权。另外，要中国承诺，不允许任何 大国占领或租借中国沿海的港口、海湾或岛屿。在二十一条第五号中，日本 人要求，任何外国资本进入福建必须事先征求日本的意见，它还要求获得额 外筑路权，要求中国至少一半军火必须从日本购买。更危及中国主权的条款 是，要求中国接受日本“顾问”参与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事务，并共同 负责全国各主要地区的公安警务工作。日本人很清楚地看到，欧洲的大战使 它在亚洲有隙可乘，所以它要求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时机。
在日本人的压力下，中国势孤力单，它不可能指望得到欧洲列强的支援，
再次转向美国，希望利用美国牵制日本。在日本人占有德国人在山东的特权 之前，中国曾试图让美国从德国人手中取得胶州的租界权，以归还中国。当 日本人制定二十一条时，曾警告中国要保守秘密，但中国再次把必要的情况 泄露给同情中国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Reinsch）。在这件事了结前，中 国也许是第一次（但绝非最后一次）得到愿为中国效劳的美国传教士的帮助。 美国传教士致电华盛顿，请求美国政府出席中日两国的谈判以为中国人主持 公道。拍发电报及随后由美联社以新闻报道形式予以发表的一切费用由中国 政府承担。
　　美国对中国的困境最初作出的反应可能会使罗斯福高兴。当芮恩施转达 了中国请求在山东问题上给予援助的信息后，当时任国务院顾问的兰辛
（R.Lansing）要求向中国人保证“美国人的友谊是真诚的”，美国将尽力而 为，通过和平方式帮助中国。“但是”，他接着说：“国务院意识到如果为 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使美国在国际上陷入窘境，那将是极端唐·吉诃德式的 蠢行（14）”。不久以后，兰辛建议作一个罗斯福式的交易，美国将默认日 本帝国主义在山东和“满洲”的存在，交换条件是，日本停止抱怨美国的土 地使用权立法，并以“满洲”代替美国作为适合日本移民的目的地。在兰辛 看来，美国在华利益只限于商业上的，只要日本保证给美国货物平等待遇，

就满足了“门户开放”政策的要求。但是，国务院其他官员对美国在东亚的 利益提出更广泛的概念。
　　有些人相信，中国一旦现代化，关于中国市场的神话就将变为现实。远 东司司长威廉斯（E.E.Williams）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争辩说，尽管美国在 日本现有的商业利益比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大，但是，要制定一项有远见的政 策，必须以这一假设为基础——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他 要求美国敦促日本缓和对中国的压力，同时，扩大美国的援助，以帮助中国 建立一个内部秩序井然，对外有能力保卫自己免遭威胁的现代国家。他像柔 克义一样，坚持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美国的强大屏障。威廉斯坚持自己的 看法，认为一个富于进取性的新中国的亚洲政策可以使美国的理想和美国人 民的利益都得到满足。1915 年，与其说是兰辛，不如说是威廉斯提出的方针 最合威尔逊的心意。
　　当芮恩施把日本人的要求报告给美国政府时，威尔逊正忙于处理由欧战 引起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德国的潜水艇技术造成的问题。由于美国在亚洲的 利益并不重要，所以亚洲事件不能和他所专注的大西洋战争中的重大问题竞 争。芮恩施与其说是美国驻华公使，不如说他的行动更像是中国的律师，在 他的一再催促下，布赖恩颁布了威尔逊政府最初的政策声明。虽然布赖恩重 申美国对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贸易利益均沾的原则表示关切，但是，他似乎承 认了日本对山东、“满洲”和蒙古所提要求的合法性，他声称是地理上的邻 近造成日本和那些地区的“特殊关系”。中国人希望美国能进一步阻止日本， 但布赖恩表示美国无意在中日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中采取立场。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芮恩施都没有放弃由美国进行干预的希望，芮恩施向
国务院反映，日本人正在把美国的漠不关心态度作为大棒压中国人屈服。他 们认为，美国已抛弃了中国，芮恩施的一些电报和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性质 的分析，特别是涉及第五号的情报，迫使威尔逊亲自掌握美国的外交。在四 月中旬，威尔逊通知布赖恩，他希望“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采取积极 主动，以显示我们是中国主权的维护者”（15）。威尔逊表面上没有明指布 赖恩已向日本作出的让步，但他警告说，美国不打算放弃它在中国的任何权 益，也不要求中国人接受别人侵犯它的主权。
美国外交政策的前后矛盾使日本人感到混淆不清，不过他们知道，现在
日本正面临美国的反对。此外，当举世得知二十一条第五号的内容以后，连 日本的盟友，大不列颠也提出了抗议。但日本人了解，欧洲仍不可能积极地 出来反对，而美国人在中国的利益有限。当日本加紧对中国的控制时，美国 除表示不悦外，不大可能有更大的动作。二十一条的第五号暂时搁置。但日 本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以武力要挟中国马上接受二十一条的其他条款。中 国人外援无望，便于收到通牒的第二天作出让步。布赖恩就此发表声明说， 美国将不承认任何侵犯美国条约利益、中国主权、并损害“门户开放”政策 的协定。这个声明对中国毫无帮助，只起到刺激日本人的作用。它是美国是 “中国主权的维护者”的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神话以越来越执拗的 势头发展着。
　　在中日就二十一条进行谈判期间及其后，美国政府又开始采取另外一种 做法，后来成为威尔逊在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工具。威尔逊虽已拒 绝支持美国银行团参加国际银行团，认为它参与垄断活动不利于中国，但他 表示愿支持美国投资者的愿望，相信他们的活动能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更良好
　　
的作用。威尔逊仍不愿让美国在中国人一旦拖欠贷款时充当收款人的角色。 但是，可能投资的人将得到保证，政府将支持他们的权益，不让任何国家企 图垄断对中国的贷款。最初，威尔逊只不过是关心如何扩大美国的经济利益， 他像前任和后来的历届总统一样，欣然承担这一职责。他逐渐想利用经济手 段即美国金融家的投资作为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方法。到 1916 年，有两家美 国银行在芮恩施和威尔逊的支持下贷款给中国。威尔逊清楚地看到，在世界 大战期间，只有日本和美国有能力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必需的财政援助。在没 有美国与之竞争的情况下，日本实际上已经不受任何牵制地树立了控制中国 财政的霸权。日本人可以支配贷款的条件，勒索一个又一个特权，不断地蚕 食中国的主权。
　　当美国介入欧洲大战后，芮恩施要中国人和美国协同对德国作战，从而 可以直接得到美国政府的援助。由于不能充分调起动私人投资者的兴趣，他 要求政府给中国必要的贷款。但威尔逊并不准备让政府充当他认为本应由私 人投资者扮演的角色。不过芮恩施还是使他认识到以经济手段保全中国的独 立是必要的。威尔逊放下架子找到参加过国际银行团的美国银行家，要求他 们帮助，并答应他们的条件，准备公开宣布，在政府倡议下，将建立新的国 际银行团，并发放新的贷款。他进一步同意，如果中国拖欠贷款不还，美国 政府将帮助银行家们讨债。不论在旁观者看来是好还是坏，这就是“金元外 交”——用美国资本为美国在东亚的外交目的服务。
芮恩施并不喜欢建立新的国际银行团，担心会破日本人把持，但威尔逊
认为别无他法。鉴于日本人已取得一定程度的霸权，在表面上与日本人合作 对美国参与中国的发展是必要的，同时，美国的参与被视为保全中国主权不 可缺少的因素。日本人只有在合作经营的格局内才同意美国资本流入中国， 按芮恩施的理解，因日本人意欲操纵。日本人希望把美国人拖进他们为中国 人设计的体系，而威尔逊则想把日本人拖进他为中国人设计的体系。在凡尔 赛，威尔逊作进一步努力想使列强各国附和他对中国前途的看法，这个看法 是建立在列强间合作，和列强与中国间保持互利的伙伴关系的基础上的。
威尔逊的努力与芮恩施在北京的活动相结合，美国对二十一条表示不满
后所发动的明显经济攻势，以及介人欧战确保美国在和平会议上取得一席位 置，这些都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忧虑。1917 年夏，由石井菊次郎率领的日本代 表团前往美国去摸底，想要知道威尔逊的目的，以及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 接受日本的观点，即日本在中国有权处于特殊地位。石井和国务卿兰辛的会 谈说明在他们之间很少有共同意见。不过，两位外交官交换了备忘录，在含 糊其辞的外交辞令中，掩盖着两国间的分歧。在备忘录中，兰辛承认由于日 本的地理位置，允许它在中国有“特殊利益”，但是在和石井会谈中，他明 确地否认“特殊”一同包含有“超乎一切”的意思。在另外一份直到 30 年代 才公开的秘密议定书里，日本和美国一起保证不利用大战之机在中国谋求有 损于友好国家现有权益的特权。对威尔逊来说，此协议是同时代表中国和美 国利益的一大成就，但是，它并没有使中国人安心。相反，日本人通过一次 成功的瓦解中国人士气的努力，使许多中国领导人相信兰辛-石井协定事实上 是美国默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存在的证据——承认日本的“特殊利益” 就意味着允许日本在中国具有“超乎一切的利益”。
　　关于北京这种失望情绪，芮恩施于 1919 年 3 月通报说：“在中国高级官 员中出现了一种看穿美国虚伪态度的强烈倾向”⑩。但是他注意到在人民群
　　
众中，对一切美国事物都满怀热情，对美国赢得战争中的功绩有评价极高的 倾向，而且，对威尔逊发表支持国家自主权的声明感到鼓舞。同时，也有一 种意见，认为美国的行动与其冠冕堂皇的辞令不尽相符。芮恩施认为：中国 人并不相信，美国会认为中国的重要性值得“以武力强制实行”“门户开放” 政策。中国官吏得出结论：“美国的许诺多于兑现”。于是，芮恩施及其中 国朋友对威尔逊凡尔赛的行动翘首以待。
　　在巴黎和会上，由于威尔逊想使中国摆脱主权上的束缚，美中两国的代 表团在会上密切合作。虽然中国梦寐以求的是彻底抹去其半殖民地地位的一 切标记，但是他们特别关心收回德国以前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的主权。中国正 是为了这些目的才与各战胜国结盟，于是提出要求恢复中国对山东的全部主 权作为最起码的要求。但是日本已和它的欧洲盟友签订了秘密条约，他们有 义务支持日本获得已被它占有的德国特权。另外，中国在 1915 年接受了日本 提出的二十一条，在该条约中议定，处理德国权益应遵从德日双方的协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希望以及威尔逊代表中国所进行的努力双双落空。当 日本以宁肯退出巴黎和会也不让步相要挟时，威尔逊接受了日本的立场。
　　威尔逊决定在山东问题上向日本让步，成为他在巴黎所作的决定中最受 谴责的一个。不仅是中国人，甚至美国代表团中的部分重要成员，包括兰辛 国务卿在内都感到愤慨。在中国，学生们处于持续的激愤之中，由此开始了 被称为“五四运动”的活动。在美国，反对山东决定使一些有影响的自由主 义者站到洛奇（H.C.Lodge）一边反对凡尔赛和约。但是，对威尔逊来说，他 没有其他的选择。国际联盟似乎是向提供世界生活在和平环境中，取得有秩 序的进步的唯一希望。假如没有日本或其他列强参加，这个联盟只不过是一 个残缺的组织。假如条约中含有不公正成分（威尔逊认为是这样），联盟会 加以修正。特别对中国来说，未来的唯一希望是把自己的问题国际化，以免 和日本或其他掠夺成性的大国直接遭遇。在国际联盟的范围内，中国和列强 的冲突可以通过和平、公正的方式得到解决。按威尔逊的想法，中国的利益 以及美国在东亚的权益都需要日本参加到这一新的国际组织中来，以使日本 脱离帝国主义，加入可为人接受的和平竞争。这样对中国和其他列强都有利。 所以威尔逊在较小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以免日本退出巴黎和会。美国后来未能 加入国际联盟，推迟了威尔逊为之努力的大国在中国的合作，但 1922 年在华 盛顿会议上签订了九国公约，成为向威尔逊的目标迈进的重要步骤。
（八）
　　要求针对在东亚崛起的日本霸权调整美国政策的前三位美国总统都对中 国民族主义者的愿望持同情态度，但他们对美国如何在东亚发挥作用观点并 不一致。罗斯福最敏锐地考虑到美国的实力是有限的，同时，他对美国在华 利益（现在的，和将来的）的重要性作了最低的估计。加上他当时面临的美 国排斥日侨的争端，他的有限实力和有限利益的观念导致对日本采取姑息政 策。罗斯福虽然并未放弃美国在华的经济利益，但他绝不支持中国抵制日本。 塔夫脱政府推出更富进取性的东亚政策，希望扩大美国在华经济利益， 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他认定中美两国利益是一致的。塔夫脱相信，中 国也倾向于同意，扩大美国在“满洲”的权益将有利于中国。但是，塔夫脱 和诺克斯很快发现，日本人已十分牢固地盘踞在“满洲”，而且得到自第一 次大战前夕发展起来的结盟组织的有力保护。这一切证明，美国只有与日本 合作才能扩大它的权益。于是，在塔夫脱任期的最后几个月，由他的政府发
　　
起的美国投资集团加入了六国银行团，成为日本的伙伴。 伍德罗·威尔逊的民主党政府反对美国加入国际银行团，也反对美国和
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合作。在全力为美国利益服务方面，威尔逊并不比他的 前任差。但是，他认为美国人民还有一个更大的使命，就是帮助中国人民实 现独立和现代化的愿望。威尔逊逐渐认识到光有“正义”是不能取胜的，而 美国有限的权益及实力使美国不能单枪匹马地支持中国抵制日本。他寻求建 立一个国际组织，既能为中国，也能为全世界效力，这是美国单独做不到的。 威尔逊在东亚的失败不过是更大的悲剧——美国未能参加国际联盟的一部 分。
原书注释
①Roosevelt 致 S.Rice（1904 年 3 月 19 日）“Letters”Ⅲ，（260）
②Roosevelt 致 T.C.Friedlander（1905 年 11 月 23 日）“Letters”Ⅱ，
（90—91）。
③Roosevelt 致 J.P.Morgan（1905 年 7 月 18 日）“Letters”Ⅲ，
（12781279）。
　　④T.Roosevelt，StatePapersasGovernorandPresident（1899—1909）， 纽约 1925 年版，第 376—377 页。
⑤Roosevelt 致 E.Root（1907 年 9 月 26 日）“Letters”Ⅲ，第 809 页。
⑥引自 TheAwakeningofChina，Outlook，XC（1908），第 665—667 页。
　　⑦Robertlrick 奢 TheChinchow-AigunRailroadandtheKnoxNeutrali- zationPlaninChingDiplomacy，Harvard Paperson China，XⅢ第 89 页。
⑧“Foreign Relations”，1909 年第 178 页。
⑨Roosevelt 致 Taft（1910 年 12 月 22 日）“Letters”Ⅳ第 190 页。
　　⑩引自 HenryF.Pringle 著 LifeandTimesofWilliamHowardTaft（二卷 集），Hamden，ArchonBooks，1964（再版）Ⅱ，第 685—686 页。
（11）引 E.DavidCronon 编 CabinetDianiesofJosepheusDaniels，1913
—1921，Lincoln，Nebraska 大学出版社，1963 版，第 8 页。
（12）同前书，第 17 页。
（13）“ForeignRelations”，1913，第 109 页。
（14）“ForeignRelations”1914Supplement 第 189—190 页。
　　（15）Wilson 致 Bryan（1915 年 4 月 14 日），引自 ArthurLink 著 Wilson。 Princeton，Princeton 大学出版社 1960，Ⅲ，（294）。
（16）“ForeignRelations”1919，（282）。

第四章 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反应
　　　　　　　　　　　　　（一） 在袁世凯的势力崩溃以后的最初几年里，军界人物连续占据着中国的主
要舞台。他们为窃取中国的最高权力，各自在寻求必要的联盟。当一部分军 阀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时，另一部分人则为控制在广州的反对派政府和 孙中山展开争夺。同时，在南北军阀之间为夺取全中国的控制权，时常发生 战争。日本人则乘混乱之机巩固了他们的地位，加强了对已被承认的北京政 府的掌握。
　　早在 1917 年 1 月，芮恩施就报告说，在中国，反对政府屈从于日本的不 满情绪正在增长。他提醒兰辛，中国很可能再次爆发革命，并可能出现一个 旨在摆脱反动的清朝官吏和保皇派，各方面参加的新中国运动。1918 年的偶 发事件验证了芮恩施的预言，当时以归国留学生为先导，学生们开始组织起 来反对日本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一学生运动力图发动公众舆论来反对日 本的控制。中国知识分子目睹中国因内乱和分裂而不能动员起来全力抵抗外 来压迫，日益感到焦虑。不满和失望情绪在增长，在各大学尤为突出。此时， 山东问题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恢复山东主权被视为对政府抗日决心的一个 考验，它也考验着中国有无决心抵挡大有淹没全国之势的帝国主义浪潮。当 威尔逊和其他战胜国的领导人在巴黎开会决定新世界的模式之际，中国人烦 躁不安地等待着。
1919 年 4 月间，北京一直谣传日本人对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进行了
干扰。很快，许多抗日团体组织起来，并计划举行示威游行以动员全国，此 时传来了巴黎和会已决定把山东交给日本的消息。从北京五月四日的示威游 行开始，全中国成千上万的学生走上街头，采取了暴力行动反对政府中有亲 日嫌疑的人员，并有效地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当运动激烈地展开后，芮恩施 报告说：“人民的激愤有如一场风暴席卷全国，自从外国和中国有交往以来， 这是前所未有的。”他形容“公众舆论己发动起来，活跃而有明确目标”， 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新发展”①。在把中国的“一盘散沙”凝聚成强大的 民族力量的过程中，中国学生已成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芮恩施辞了职， 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议。此时在湖南，年轻的毛泽东在他有记载的第一次对 美国的批评中，对威尔逊的失败进行了抨击。
在中国的外国人社会，面对这一有效的群众运动，面对广泛的爱国主义
及公众的觉悟程度，不禁目瞪口呆。许多美国人，包括商人、海军军官和访 华的哲学家杜威（Dewey）对中国的觉醒都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中国知识分子 第一次表现出彻底改造中国文明的愿望。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要现代化， 就必须摧毁传统的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和文化的变革正与美国长期以来 的想法一致，只有通过“文明化”、西方化和现代化方能实现这些变革。这 次政治上的排外活动以抵制日货为中心，因而加强了美国人的一种设想，认 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总是针对日本和欧洲帝国主义的，永远不会针对美国。美 国人没有意识到美国在中国的卷入是帝国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还认为中国人 对美国的看法和美国人自己的看法一样，即“美国是中国主权的维护者”， 所以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表现感到高兴。另外，学生们正致力于结束在袁世凯 死后使中国陷入混乱的内江，以恢复法律和秩序，美国人认为这两者对中国

的进步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这个由学生发起的运动得以成功，全世界就可望 看到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中国，它有能力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而且 对美国友好。总之，美国人期望中国强大独立，以实现美国商人、传教士和 外交人士的夙愿。因此，美国人对“五四运动”满怀热情。
　　虽然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深表同情，但是对中国的关心本身还 是微小的。1919 年到 1920 年间，当中国学生最活跃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 正回过头来关注着战前遗留的国内问题。那些关心海外事务的人则陷入批准 凡尔赛条约而进行的斗争。在美国政府内部，在参议院中的论战，为保全国 际联盟所进行的不顾一切的努力，耗费了伍德罗·威尔逊的日趋衰退的全部 精力，在国际关系方面，再没有其他问题能与威尔逊失败的悲剧相比。但是 必须记住，即使是在山东问题上的妥协（它造成威尔逊的失败），也只是作 为违背民族自决原则被提出来，而不认为是对中国的出卖。于是，中国第一 次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争论问题——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关心，而是单 纯为了捍卫一个抽象的原则。
　　新的哈定（Harding）政府很快解决了美国批准凡尔赛条约的问题，并加 入了国际联盟，但是它也面临人民的要求——要求美国跨开大步领导世界走 向持久的和平。哈丁及其有才干的国务卿休斯（Hughes）也不能摆脱在紧张 的日美关系中所蕴藏的危险，这是威尔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留下的遗产。 哈丁政府面对国内要求削减军备的强大压力，而日本海军的建设看来又要求 美国制定巨大的造船计划为美国的安全提供保证，休斯领会到，解除他的困 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和日本达成一项协议，结束这场刚开始的海军竞赛。休斯 也相当敏锐地看到，军事竞赛不是孤立的，它和许多问题都有关系，特别是 英日联盟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问题以及东亚力量均势等问题。因此， 他接受英国建议召开一个由美国作为发起人的会议。与会国将包括所有在西 太平洋地区有利益的国家，也包括中国，但苏联除外。于是 1921 年和 1922 年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这次会议并非出于响应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是 响应美国的要求——不必进行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而在国联之外获得安全保
证。
（二）
　　1921 年间，内战继续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进行。孙中山此刻时来运转，在 民族主义的新高涨中，他再次计划以武力统一中国。7 月份，中国共产党在 苏联代表的帮助下正式成立。苏联人也和孙中山及南北两方面的潜在势力举 行过会谈。当国民党与共产党正进行私下会晤，各系军阀互相厮杀之际，世 界其他地方则试图通过北京政权和中国联系。北洋政府受到方兴未艾的民族 主义风暴的冲击也致力于摆脱所谓“不平等条约”的枷锁——条约制度造成 的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于是在 1921 年底，当中国被邀请参加华盛顿会议，各 个派系都认为这是扭转凡尔赛败局的一个机会。
　　中国人民对这项邀请的最初反应非常热心和乐观。从报界的反映可以看 出，中国人对摆脱外国在华势力范围和治外法权，以及关税不自主的状况突 然间萌发出希望。关注此事的公众认为，这次会议将在世人面前指控日本帝 国主义，日本将处于守势。但在会议前夕，有头脑的中国人被一种悲观情绪 所笼罩，他们意识到，国家的分裂、混乱和国库的匮乏将迫使中国代表处于 软弱的谈判地位。孙中山的广州政权拒绝参加联合代表团，当他要求单独派 代表参加会议被拒绝后，便声明对会议作出的决定将不予承认。华盛顿会议
　　
结果如何难以预测，令人忧心忡忡，所以一些非政治性组织也派出观察员列 席会议。但会议的预兆不佳。
　　就美国看来，华盛顿会议*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英日同盟解除了，代之以 美、法、英、日四国互不侵犯公约，但是各缔约国所承担的义务只不过是在 遇到困难时，彼此进行磋商。远使美国人民更满意的是五国条约（除原来的 四国外，再加上意大利）。条约对缔约国各自的海军规模规定了限制，从而 控制了军备竞赛。
　　通过四国公约和五国条约实现了列强各国之间的均势，于是会议便转向 中国问题——关于大国在西太平洋的竞争，以及中国人的愿望。此刻美国国 内的情绪对中国有利，同时，美中两国代表团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在会议开 幕前夕，哈丁派往中国的公使舒尔曼（J.G.Schurman）致电休斯，热情地报 道了自从他 1899 年访华以后在中国出现的爱国主义觉悟，并声称，中国人应 享有关税自主，而且应撤销外国设在中国的邮政局。舒尔曼对中国达到政治 上统一的前景感到悲观，并预测暴力行动还将激化。尽管如此，他还是劝列 强各国耐心地旁观，“唯有中国人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将以中国方式来 解决它。”②
　　在华盛顿与会的美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所关心的既不是中国的发展， 也不是对中国的保护，而是主要关心如何在这个国家进行稳定的竞争。中国， 正如土耳其一样，被视为在列强中引起摩擦和冲突的潜在根源。中国的软弱 对冒险主义者具有诱惑性。大不列颠首先提出一项建议，旨在使其他各国接 受它的公平解决问题的概念。罗脱代表美国发表原则声明，他把“门户开放” 的含义扩大解释为除保持各国经济上的机会均等外，还包括保持中国的领土 完整，企图以此绑住英国和日本的手脚。日本代表在得知英美两国讨论的内 容后，争取会议认可他们在“满洲”和内蒙的“特殊利益”。
美国人坚持贸易和投资机会均等并不使日本人烦恼。他们自信有能力成
功地和美国或其他对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竞争。而美国坚 持要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却使他们一直感到不安。但是，罗脱在和日本代表 私下谈话时，曾向他们保证，他提出的各项原则将不影响日本已据有的权益， 遂使日本人断定，会议拟议中的条约不会牺牲他们的“特殊权益”。英国人 则大方地顺从这个明显的日美协定。
最后，在九国公约中，各缔约国同意不干涉中国的内政，让中国人解决
自己国内的问题，以他们自己确定的速度和方式来统一全国，实现现代化。 这就是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国际化”，缔约国各方同意“尊重中国的 主权、独立以及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于是，朝着威尔逊提出的，与日本 在东亚共处的解决方案迈出了有希望的一步。假如也把苏联包括在内的话， 所有在这个地区有重要利益的国家就都承担了在中国和平竞争而不损害中国 权益的义务。
　　但是，九国公约并没有满足来到华盛顿的中国代表团的希望。假如会议 达成的协议（其中并未规定有关实施的条款）能得到尊重，就不会再发生进 一步侵犯中国主权的事情。在过去的 80 年里，中国被迫放弃了它主权范围内 的大部分权益，这些都未得到恢复和补偿。中国要求自定海关税率，对此， 列强只同意将进口税率增加百分之五，其他留待以后再议。关于废除治外法 权问题，各国也只表示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进行研究。关于从中国领土上撤 出外国军队问题，未作任何安排。
　　
　　尽管休斯不愿由于对日本在“满洲”的地位表示异议而危及太平洋协定， 但是，美国确曾帮助中国使英国和日本答应撤出租界地，包括日本在山东的 重要租界地。在支持中国反对外国势力范围上，美国本身在中国没有势力范 围，所以在理想和切身利益两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对美国分享的一些帝国主 义特权，它就采取比较暧味的态度。到目前为止，美国还不准备让中国人恢 复关税自主；美国在治外法权上的顽固立场也不亚于其他列强。休斯和他的 主要顾问马克谟（J.V.A.MacMurray）愿意等中国人治理好他们自己的内部事 务后再要求美国人放弃在条约制度下所享受的特权地位。
　　任何地方的中国人都对这次谈判及其结果感到失望。孙中山在美国的耳 目马湘（Masoo 译音）谴责中国代表提出的建议是“陈词滥调和空洞无物的 概念”。在谈判过程中，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长为抗议代表团其他成员不肯按 照他认为合宜的态度考虑中国问题而辞职。代表团中几位身份较低的成员也 随之退出。中国的主要代表决定和日本就山东问题举行双边谈判导致国内爆 发了抗议游行，美国的华侨也采取了抗议行动。在上海，有二万人示威表示 他们对华盛顿事态的发展感到愤怒不满。从中国看来，华盛顿会议服务于帝 国主义的目的，为中国做的事则微乎其微。这一观念在莫斯科得到强调，孙 中山的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都在这里参加一个由共产国际发起的“远 东劳工代表大会”。
莫斯科大会总的目的是，在任何有关太平洋地区的协定中维护苏联的权
益，并提醒各列强，在东亚也有苏联的利益。大会明确号召反对华盛顿会议， 并宣称当征服者们在华盛顿分赃时，本大会要为亚洲被掠夺的人民大众代 言。意味深长的是，除对帝国主义进行教条主义的攻击外，有三个人发言（其 中包括第三国际的负责人）批评了孙中山的国民党，据说它是亲美的。在托 洛茨基称美国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堡垒之后，这一指控确实是严重的。但是对 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反对日本和英国极其明显的侵略行动远比分散精力去开 展一场反美运动来得重要。但是，苏联已经警告，它不接受在没有苏联参加 的情况下达成的任何协定。在华盛顿会议以后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中国民 族主义者放弃了寻求美国支持的希望，而转向了莫斯科。
（三）
　　1920 年 3 月，五四运动的激情仍处于高潮，中国收到一份文件，苏联声 明放弃沙皇俄国从中国勒索的全部特权。这文件就是“加拉罕宣言”。在宣 言中，苏维埃政府大约宣布它准备把中东铁路及森林、矿产等全部特权无偿 地归还中国。这一宣言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中国知识分子不管其政治倾向 如何，倾向于认为已看到了新时期的曙光——苏联对帝国主义的猛烈攻击在 他们眼前展现出一个新世界。令人遗憾的是，宣言中的主要内容不再是苏联 政策的一部分。这份宣言发表于 1919 年 7 月，在苏联尚未在内战中得势之前， 到了 1920 年，看来这些共产主义者并不比他们的沙皇前辈更宽宏大量。但 是，苏联否认宣言中文副本的真实性（特别是关于中东铁路部分），中国未 事宣扬，鲜为人知，所以实际上没有缓和它对公众的刺激。不过，俄国人还 是自动作了一些让步，远比其他列强所做的多。
　　从 1920 年到 1922 年，苏联代理人和中国知识界、政界的主要人物建立 起联系。最重要的是，这种情况的发展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和孙中山 密切了关系。1922 年夏，陈炯明的叛变迫使孙中山逃到上海，由于缺乏军事 力量的支持，他一度在中国政治中失去影响。在孙到上海后，苏联使节越飞
　　
（AdolfJoffe）抵达北京，他和孙中山通了几次信后便去上海与孙会谈。 早些时候，孙中山一直面向日本和西方，特别是向美国寻求指导和帮助，
但收获极小。在 1911 年革命后的年代里，孙中山在美国政府的心目中身份大 落。芮恩施、兰辛和威尔逊对孙中山的才智和他的主义都持怀疑态度。来自 中国的报告说明，甚至孙自己的同志也为他的行为、谋划和自高自大而感到 难堪。美国公使舒尔曼尽管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深表同情，起初对孙中山的广 州政府印象很好，在他 1922 年的报告中，也提到有头脑的中外人士已不再支 持孙中山。舒尔曼个人认为孙“不可能成为一个可靠的政治家”③。他估计 孙的影响在消失。几个星期后，孙中山被赶出广州，证明舒尔曼的评价是正 确的。在华盛顿的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重视孙中山，因为他反抗己被各国 承认的北洋政府，被自己的支持者逐出广州，又被怀疑搞了些非原则的活动。 此后，孙中山就转向俄国人寻求他急需的支持。
　　1923 年 1 月，当孙中山和越飞在上海进行协商时，宣布了按苏联共产党 的总路线改组国民党，为国共合作及联合苏联打下了基础。在一份概括了协 议内容的联合声明中，孙中山和越飞表明，苏联将给国民党援助，同时接受 孙的论断：中国的国情不适合发展共产主义。不久以后，孙中山时运好转， 得以重返广州，忠实于他的部队已重新取得对广州的控制。
作为孙中山和俄国人合作的一个项目，1923 年 8 月，一个由蒋介石率领
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则派鲍罗廷（M.Borodin）到广州。当时列宁 已病危，蒋介石花了三个月在莫斯科与其他苏联领导人会谈并考察苏联红军 的体制。蒋介石回国后出任新创办的黄埔军校校长，这是一所培养国民党军 官的学校。鲍罗廷在广州担任孙中山的顾问，并帮助孙把国民党办得更接近 苏联共产党的模式。此外，鲍罗廷还创办了一所政治干部学校，为孙中山的 追随者提供急需的教育和发动群众。1924 年，苏联通过与北洋政府达成一项 协议，放弃某些“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以此讨好中国的民族主义者。 不顾以上形势的发展，以及国共两党为准备新的革命建立群众基础成绩 斐然；不顾北伐的准备工作正在明显地进行着——从广州北上以武力统一中 国，这是孙中山的伟大理想，美国及其他华盛顿会议签字国仍然反应迟钝地 对条约制度的特权——被痛恨的帝国主义的象征——死抱住不放。而且，美 国显然没有认识到，孙中山的行动和军阀是有区别的。1923 年秋，孙中山要 求分享关税余额，美国军舰和其他列强的舰队联合示威，以挫败孙中山的意
图。确实，中国共产党指控美国策划了这次示威。
　　舒尔曼认识到孙中山的新实力，并提醒柯立芝（Coolidge）总统，孙中 山可能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力量”，但是他低估了孙和苏联的联系，没有 认真看待他的未经证实的布尔什维克倾向。舒尔曼仍然对孙中山持极端的批 判态度。他认为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冷酷无情，他形容孙中山是“前 国务卿布赖恩和炽热的纽约东区（贫民区）社会主义者的混合物”④。如果 说舒尔曼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前景持怀疑态度，有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共产主 义运动的外交官却不这么看。驻广州的副领事休斯顿（J.Huston）给即将接 替舒尔曼职务的马克谟写信说，俄国已改变了对远东的策略，他们不再兜售 马克思主义改造工业社会的万灵药，而代之以在中国推行排外主义。他们着 手于比较易行的工作，启发“中国普通的民族主义者认识到中国一切苦难都 是吸血的帝国主义国家造成的”⑤。美国仍然拒绝对中国提出的修改条约作 任何让步。
　　
　　从 1922 年到 1925 年，舒尔曼在北京，马克谟在华盛顿，主要掌握着美 国的对华政策。只要中国还是美国不太重视的地区，只要中国的事态尚不足 以把美国的注意力从国内事务和不太远的海外问题上吸引过来，例如墨西哥 问题，一位公使和一位助理国务卿便可决定政策。舒尔曼在中国多年，因此， 他的看法与马克谟长期来持有的观点比较接近，即对中国让步（特别是废除 治外法权），必须等中国恢复秩序后再说。舒尔曼虽然“绝对地反对”外国 干预，他却要美国坚持在中国的条约权利。他知道中国越来越不甘心承认这 些“权利”，但是他不曾想到这样一种局面：中国拒绝履行其条约义务将迫 使美国在进行干预和放弃在中国的权利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在 1924 年，他只 是提请列强各国履行他们自己的诺言，召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关税问题。
　　1925 年 5 月，当马克谟准备动身去中国时，他对中国的立场更是缺少同 情。他声称；除去中国，其他各国都遵守华盛顿条约的原则，但是谁也没有 预料到这一协定可能被中国人损害的程度。马克谟认为中国新爆发的民族主 义运动是受苏联煽动的。他形容中国人已变得“非常自作主张，却不太清楚 其主张的意义。”⑥
　　1925 年初，孙中山就去世了。在继承人问题尚未确定前，5 月 30 日，在 日本人控制的一家纺织厂里发生反抗日本人的罢工，这一偶发事件导致五卅 运动——反帝、排外情绪的大爆发，这一自发行动由上海扩散到全国的城市， 最后甚至波及到农村。事件发生后不久，马克谟来到中国，正如他早些时候 谈到的，民族主义的狂热正在这个国家里燃烧。他仍然反对向中国让步，在 中国做到履行其条约义务之前，不能考虑修改条约问题。他提醒华盛顿说， 如果作出让步将“鼓励不负责任的精神，近来，甚至连最清醒的中国人也受 各种布尔什维克和幼稚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传染上不负责任的态度。”⑦美国 政府正式拒绝单方面放弃美国人享有的任何特权，但表示愿参加一个国际会 议来讨论这些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人，或其他民族主义者看来，美国的态度显然是在耍阴谋。
共产党人断定，美国人知道他们在中国的利益相对说来是有限的，而日本和 英国不大可能附和美国的建议。中国指控美国人用伪善的手法“欺骗中国民 众，并在中国推行其垄断商业资本的贪欲”（译文）⑧。如果美国人真正同 情中国的要求，他们本可效仿苏联的做法，但是美国还不愿做到这一步。
鉴于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有限，美国人在中国的利益也很有限；所以美
国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之后的几年里没有做到给中国民族主义者以积极的支 持。即使能在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美国也没有去做，何况 不干涉中国内政是办不到的。很明显，美国对孙中山以及对中国的民族主义 要求作出的反应是不适当的。尽管多年观察证明，德国人在世界大战后被剥 夺了条约特权，在没有特权的情况下却照样在中国发挥作用，但美国还是拒 绝让步。从根本上说，美国政府中的负责官员，特别是马克谟不能领会中国 人对象征着镣铐的不平等条约的强烈憎恨，也不了解其重要意义。美国想在 同一个理性和法律的框子里处理具有高度感情色彩的争端。可是理性和法律 只反映平等国家的关系特点，这些国家在传统上享受平等待遇和国内的安 定。美国政府却坚持要求中国遵守条约义务。美国不仅认识到中国需要现代 化，还要促进这个过程，但是它要求中国有良好秩序，似乎不知道中国社会 的陈年积垢不用剑是刮不掉的。无益地死扣法律条文，顽固地强调秩序，两 者结合形成了美国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