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据说大富豪罗斯齐尔德①在 1848 年法国发生革命的时候，看见他的财产 有点危险，便想出了下面的方法：他说：“我完全承认我的财产是靠了别的 无数的人帮忙积蓄起来的；可是倘使把我的财产分配给那么多的欧洲人，每 个人也不过得着四个先令。好罢，无论谁要向我讨还这四个先令，我随时都 可以拿给他。”
　　这个大富豪把话说了以后，他仍旧逍遥自在地在弗兰克福的大街上散 步。偶尔有三四个过路的人向他要他们的四先令，他冷笑地把钱给了他们。 他的计策果然成功了。罗斯齐尔德一家至今仍旧保持着他们的财产。
　　那些狡猾的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想法，他们说：“呵！充公！我也晓得这 是什么意思。你们把所有的大衣堆在一处让各人自由取用，并且把那些最好 的抢去就是了。”
　　这种取笑的话其实并没有根据，并且也是错误的。我们所希望的并不是 把大衣拿来这样地分配，虽然我们也可以说就是这样的办法，对于那些冻着 的人也有一点好处。我们并不想把罗斯齐尔德的财产拿来这样地分配。我们 预备做的是把社会上一切事物安排得十分合宜，使得这世界中的每个人都有 学到一种有用的职业，而且还能够熟习这种职业的机会，其次是应该让他自 由地做事，不必要得到什么主人的允许，也不必把他的生产的大部分送给地 主和资本家。至于罗斯齐尔德或范德贝尔特①诸人的财产，只合供我们组织这 种共同生产制度的需用罢了。
在将来农人耕田不必再拿他的出产品的一半献给地主的时候，在那改良
土地使收获丰饶的机器可以由耕田人自由使用的时候，在工场内工人不再为 独占者利用，而得尽力为社会制造物品的时候，——那时我们可以看见劳动 者有充足的衣服穿了，有充足的饮食吃了；而罗斯齐尔德和其他的掠夺者却 早已不存在了。
在那个时候，也没有人为着那点少得只值他的生产的小部分的工钱而出
卖他的劳力了。 反对我们的主张的人会说：“这固然很好，然而罗斯齐尔德这类人也可
以从外国跑进来的。譬如一个人在中国积了亿万的财富，然后跑到你们中间
来，你们又有什么法子阻止他呢？你们又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他雇用仆人和 工钱劳动者——不许他掠夺他们，利用他们的劳力来发财呢？
“你们不能使全世界同时发生革命。那么，你们不是要在边境上设立税 关，检查一切行人，并且没收他身边所带的金钱么？——无政府主义的警察 向着旅客放枪——这真是奇观呢！”
这种议论根本就有一个大错误。发这种议论的人完全没有考究过有钱人



① Rothschild 一姓在十九世纪欧洲银行界中占着极大的势力，是一个豪富的犹大的家族。这里指的是 James
de Rothschild（1792—1868），他创办巴黎银行。 1822 年他任奥匈驻巴黎总领事，给路易·腓力普的政府 帮过大忙。——译者
① 范德贝尔特一家（Vander bilts）是美国的富豪。父亲 Cornelius（1794-1877）是一个著名的财政家。长孙
Cornelius（1843—1899） 又是一个有名的企业家，曾任几个铁路公司的总经理。——译者

的财产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要是他们稍为想一下，他们便可以知道这些财产 是从贫民的穷苦中来的。没有穷人的地方，也就没有掠夺穷人以自肥的富翁。 我们看看中世纪，那是大富豪勃兴的时期。
　　一个封建的领主占领了一块肥沃的土地。然而这块土地上没有居民的时 候，这个领主仍还不是富有的。他的土地对于他并没有什么贡献；好象他有 着月球里的一个地方一样。
　　我们这个领主怎样去发财呢？他去寻找农夫——寻找那些贫穷的农夫！ 假若每一个农夫都有一块土地，不必缴纳什么租税，并且还有耕种上所 必需的器具和资本，那么，谁肯去耕种领主的土地呢？各人都去照顾他自己 的去了。然而世界上却还有许多贫穷的人。他们是受了战争，洪水和瘟疫的 摧残以后才变成贫困的。他们没有耕田的马，也没有锄头（在中世纪铁价异
常昂贵，而驮马更值价）。 那些贫民无日不想努力改善他们的情形。不用说有一天他们在路上，在
领主的地方看见了一块牌子，用他们所能够了解的符号写着：那些愿意在这 境内居住的劳动者，可以得到器具和材料来建造房屋，耕种田地，并且一部 分的土地在一定的年限以内，得免纳租税。这年限是用许许多多的十字符号 来表示的，那些农夫能够了解这些十字的意思。
这样，那许多贫民便来到领主的土地上住下来。他们修道路，排沼泽，
建村落。过了九年或十年，领主便开始向他们征税了。再过了五年，他又要 增加他们的租税了。随后领主又把地租增加到两倍，那些农夫只有服从，因 为到处都是一样，他们不能够在外面找到较好的地方。后来领主们又制造出 了法律，靠着这法律的力量，农夫们的贫困就渐渐地变成了领主们的财源。 掠夺农民的不仅是领主，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的掠夺者也跑到乡村里来了。农 夫的困苦增加一倍，他们的数目也增加一倍。
这便是中世纪内富豪勃兴的情形。我们再看现在的情形还不是和从前一
样么？假使农夫们都有着可以自由耕种不纳租税的上地，那么，谁还愿意出 五十镑的金钱去哀求“大人老爷们”赏给一小块土地呢？那地租差不多占了 他的出产的三分之一，他们还肯担负么？难道他们还愿意实行那“折半制度” 把他的收获的一半献给地主么？
然而他们自己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只要他们能够靠着耕种土地肥饱地
主来维持自己的贫穷的生活，那么，无论何种条件，他们都肯承认。 目前的情形也恰和中世纪的情形一样，农夫的贫困便是土地所有主的财
富的泉源。
　　　　　　　　　　　　　　Ⅱ 地主的财富是从农夫的贫困得来的，资本家的财富也何尝不是从这同样
的财源得来！ 例如一个中产阶级的市民，他有二万镑的财产。自然他每年可以用去二
千镑，在目前这样奢侈的社会里这简直是一笔很小很小的数目。然而到了第 十年年尾他便一钱莫名了。所以他如果是一个注重实际利益的人，他便把他 的财产放着不用，另外去找一点小小的常年进款。
　　这在现社会中是很容易的事，因为城里或村里，都住满了那些连一个月 甚或两星期中间的生活都不能够维持的劳动者。这位先生便开办了一所工
　　
厂。倘使他在外面有一种“能干”的声誉，那么银行又会另外借二万镑给他； 他有了这四万镑，便可以雇用二百五十个工人了①。
　　倘使这附近的人的每日生活部不成问题，既不必忱虑面包缺乏，而日常 必需的物品也颇充足，那么，谁还愿意把他的每日可以出产值一克郎（法文 本作五、六法郎）以上的物品的时间，用来替资本家作工，去换取每日半个 克郎（法文本作三法郎）的工钱呢？
　　不幸——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都市的贫民窟中和附近的各村镇内 部住满了极可怜的贫民；他们的小孩终日叫喊着要吃页包。所以在工厂还未 设备完善的时候，他们便连忙去报名了。一个只要雇用一百人的地方，至少 也有三百人围在工厂的门前。要是厂主有普通的办事才干，在他的机械动转 以后，一年中间他便可以从他所雇用的每个工人身上获得四千镑的净利。
　　这样，他便可以积起小小的财产了，要是他选择了一种更有利的事业， 并且自己又有办事的才干，他便可以把他所掠夺的人的数目增加一倍，同时 他的收入也会增加一倍的。
　　于是他便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物。他便可以请其他的重要人物——地方上 的巨头以及府厅、官衙、警察局的官僚先生们来赴他的宴会。他用他所有的 金钱，又可以“和别人的金钱结婚”，骗进更多的金钱来，渐渐地他又可以 为他的儿孙取得有利的地位。后来他又得着政府的保护和特许，不过政府要 他出点钱供给军队或警察；他的金钱又生出更多的金钱来：后来发生战争， 甚或战争的谣言，或者从事证券交易所的投机事业，这些都是他抢钱的大机 会。
美国大财产的十分之九都是那种得着国家帮助的大规模的欺骗的结果
（如亨利·乔治①在他的社会问题一书中所说的）。在欧洲各国（无论是君主 国，或民主国）中的财产的十分之九，也是由这同样的原因生出来的。要成 一个大富豪，并没有两条路可走。
致富的秘诀是这样：去找饥饿穷苦的人，每天给他们半克郎（法文本作
三法郎），叫他们做出值五先令（法文本作十法郎）的物品；用这种方法把 钱积蓄起来，然后再靠着国家的帮助做些大的投机事业，使得金钱不断地增 加。
我们也不必来说那些小的财产，经济学家以为这是由于先见和节俭而积
起来的，其实我们知道积蓄起来的金钱若不用去掠夺贫民，这样的积蓄绝对 不会生利的。
我们就拿一个鞋匠为例，他靠自己的工作获得很多的钱，他又有许多主
顾；他又能拼命地节省，每天可以存起十八便士乃至两先今；一个月可以存 到两镑。
　　假定这个鞋匠并不患病，他虽然拼命节省，每天却不肯饿着肚皮；又假 定他不结婚，他没有儿女；他也不会患肺病死掉；假定一切情形都和你们所 想的一样！
好，就这样，他到了五十岁也不能够存到八百镑！在他不能够做工的时 候，他要靠这笔款子来支持他的残年，他是不能够的。这确实不是积蓄财产



① 四万镑，法文本作五十万法郎；二百五十个工人，法文本作五百个。——译者
① HenryGeorge （1839—1890），美国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土地单一税”运动在美国的主倡者，反对土 地私有制度最力，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进步与贫困》（PrO-gressandPoverty.1879）。——译者

的方法。然而假使这个鞋匠每次存了几个便士，便立刻拿去存在储蓄银行里。 储蓄银行又把这笔款子借给资本家，那些资本家恰恰要“雇用劳动者”，这 就是说要掠夺贫民。一方面这个鞋匠又收了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做徒弟，这 个穷人还以为要是五年以后他的孩子学成了手艺能够自谋生活，他自己便是 很幸福的。
　　同时这个鞋匠也没有因为雇了徒弟便受到损失。假若他的生意忙，他便 要收第二个徒弟，后来又收第三个。渐渐地他又雇了两三个工人来——这自 然也是贫民，他们每天做出值五先令的东西，然而只得到半克郎的工钱，便 非常感激了。倘使这个鞋匠“运气好”，这就是说倘使他是一个很机敏又很 卑鄙的人，他每天便可以从工人和徒弟的身上掠取一镑的钱，这还要超过他 自己生产的东西的价值。他便能够扩充他的事业。渐渐地他就成了富翁了。 他不感到生活必需品的缺乏了，也不必为日用的衣食而劳动了。他还要把他 的小小的财产留给他的子孙。这便是人们常说的“经济致富，勤俭持家。” 其实不过是掠夺贫民罢了。
　　至于商业，似乎是在这规则以外的。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从中 国买了茶叶运到法国，在他的本钱之外，获得百分之三十的利益。他并没有 掠夺过什么人。”
其实这情形仍还是一样的。要是这个商人把茶包放在背上自己运过来，
倒很好。在中世纪初叶通行的外国贸易方法确实是这样的，所以那时富人的 财产并没有象现在这样多。中世纪的商人长途跋涉，冒险航海，所得的金钱 却是很少，并且这微小的金钱也很不容易得到；他们并不是为着金钱的缘故 才来做这种事情；他们爱旅行爱冒险的心还要胜过他们的爱金钱的心。
到了现在，方法更简单了。只要有点资本的商人，他想致富。也不必离
开他的桌子。他只向代理人打个电报说要买一百吨茶叶，便行了。货物装上 了船，在几个星期以内便可以运到，倘使这是帆船，在三个月以内也可以运 到。他的茶叶和船都是保了险的，所以在中途也不怕发生危险事情；他费去 了四千镑的资本，可以得到五六千镑以上的钱；要是他不贩卖新奇货物做投 机事业（成功时可得两倍的利，失败时一文也不会剩下），他那五六千镑是 靠得住的了。
然而，他怎样能够看见那些甘愿飘洋过海，往来中国，忍耐苦痛的贱役，
为着微少的工钱就置生命于不顾的水手呢？他又怎样能够看见那些为饥寒所 迫，图少许工资，来替他上货卸货的苦力呢？那些都是又饿又冷的穷人。试 走到海港地方去，并且走进码头上的小饭馆小酒店去看看那些来求餬口的 人。他们在天一明便群集在码头的入口，希望能够在船上找点工作做。再看 那些水手有时几星期或者几个月得不到工作，一旦被雇去航行远洋，他们还 以为是异常幸福的事。他们一生大概以船为家，长久在海上生活，他们住的 船也是常常改换的，他们到后来终于葬身于渺渺波涛之中。
　　你们再到他们的家里，就可看见他们的妻子儿女穿着褴褛的衣服，他们 不知道怎样活下去，只有等着丈夫和父亲归来。你们看见这种情形，那么， 你们的疑问总可以得到解答罢。
　　这类的例子是很多的，由你们随意去选罢，你们去考察一切财产的起源， 不问大小，不问是由商业、金融、工业、土地得来的。你们一定会发见，富 人的财富总是从贫民的穷困中生出来的。这便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不怕罗斯 齐尔德搬进来居住的理由。假若社会中的各个分子都知道只要做了三四小时
　　
的生产劳动以后，谁也有权利享受文明所带来的一切快乐，并且还有权利享 受科学艺术所贡献与人类的更深的娱乐的泉源（只要去研究科学和艺术便可 以得到），他们绝对不会为着微少的工钱，出卖他们的体力了。那时绝对没 有人愿意为着增加罗斯齐尔德的财富，去替他做工了。他的金币不过是许多 金属的碎片而已，他可以拿来做别的用，然而要用它来增加他的财富，却是 断乎不行。
　　这样答复了上面的反对论，同时也把充公的范围表示出来了。凡是能够 使人（不管是金融家，工业主或地主）垄断他人劳力的产物的一切东西部应 该充公。我们的方式是简单而易了解的。
　　我们并不想剥取任何人的大衣，我们只想给劳动者以他们所需要的东 西，他们常常因为缺乏这些东西的缘故，便不得不坠人掠夺者的陷阱里面； 我们还要尽我们的全力来使任何人都不会感到缺乏什么，使任何人都不会为 着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儿女的缘故，不得不出卖他的腕力。总之，这样的事， 在将来是不会再发生的了。
　　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充公的意义；这也就是在革命时期中我们应该尽的责 任；我们知道这革命的到来，并不是一二百年后的事，在最近的将来，革命 便要来了。
　　　　　　　　　　　　　　Ⅲ 无政府主义的大体观念和充公的特殊思想在一般具有独立性格的人以及
那些不把游荡当作最上理想的人们中间，得到了很多的共鸣，而且还比我们
所想象的多得多。我们的朋友常常警告我们说：“你们也不可以走得大远了！ 人类不能在一天里面便改变过来的。你们所说的充公和无政府的计划不可做 得很急，否则，便有不能得到永久效果的危险。”
然而我们对千充公的忧虑正与这个意见相反。我们是恐怕充公不能尽量
地做去；恐怕实行的规模大小，以致不能继续长久。我们怕的是把革命的热 情半途抑压下去，使革命自身中途挫折，不能彻底做去；这样的办法，既不 能讨好任何人，并且还会生出可怕的社会混乱，阻止了社会的常态的活动， 完全把生气丧失了——这种不彻底的办法只足以激起一般人的不平，并且一 定会帮助反动势力的复兴。
实在，在近代国家中，已经建立了许久的各种关系是不能够部分地改革
的。现在的经济组织正象是许多车轮之中又包含着车轮那样——这种机关是 异常复杂，并且互相综错的，倘使不搅乱全体，只求一部分的改良，这是一 定做不到的。当我们着手把一些东西充公的时候，我们便可以立刻了解这种 道理的。
　　我们姑且假定在某一国内已经实行了一部分的有限制的充公。例如，象 从前就有人提倡过许多次的，只把大地主的财产收归社会所有，工厂则完全 不管（如亨利·乔治所主张的）；或者是在某一城内，房产已归公社管理， 而其他的一切物品仍归私人所有；又或在一个工业中心地，工厂已收归公有， 但土地仍让私人领有着。
　　在这些情形里仍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这便是工业组织之可怕的瓦解， 无法依照新方针来改革工业组织。工业和金融完全阻滞了；甚至要回复到正 义的第一原则也不能够；而社会也不能保持其全体的和谐。
　　
　　假若农业脱离了大地主的束缚，而工业仍旧是资本家，商人和银行的奴 隶，那么，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出来。现在的农人所苦的，不仅是要纳地租给 地主，而且还要受着那四面八方来的现社会情形的压迫。他也会受到商人的 掠夺，那个商人拿了一把锄头要他出半克郎买去，其实就造成这把锄头所费 的劳力算来，它的价值还不到六便士（法文本作十五个苏）呢！国家也向他 征税了；国家没有那一群可怖的官僚阶级是不能够存在的，而且还要维持耗 费极大的军队，因为各国商人不断地竞争市场，有一天会因为亚洲或非洲的 某一部分地方的掠夺事件，起了一点小纠纷，结果便引起一场大战。
　　而且农人因乡村人口的减少也要受苦的；乡村中的青年受了那些制造奢 侈品的资本家的暂时增高的工钱的诱惑，或者受着活跃的都市生活的引诱， 群集到大都市来。还有工业的人为的保护，外国的工业的掠夺，证券交易的 流行，改良土地和生产机械的困难等等，——这一切的作用砚今都是不利于 农业的。总之，农夫所苦的，不仅是地租，而且是整个基础在掠夺上面的复 杂的现社会情形。因此纵使土地的充公实行了，各人得自由耕种田地，使土 壤得尽量发展，得到最大的收获，而且又不纳地租，然而事实上农业也只能 享着一时的繁盛（其实这是极不可靠的，没有这样的事），后来一定要退到 现在这样的惨状的。一切又非从新开始不可，并且还增加了许多困难。
就工业而论，道理也是一样。把工厂交给工人，如前面所说，把土地收
归农人共有一样。厂主虽然没有了，然而仍旧让地主私有土地，银行家私有 金钱，商人私有交易所；一面又使那一群依靠工人的劳力而生活的游民和几 千百个中间人以及那个养着无数官吏的国家继续存在下去——这样一来，工 业自然会陷于停顿。在多数贫苦农民中间，实在找不出工业制造品的主顾来。 工人自己没有原料；又因为通商的阻止和工业遍于世界的缘故，他们的制造 品不能输出；制造者便觉得不能够竞争下去了，于是无数的劳动者又被驱逐 到街上来。这些迫于饥寒的工人便不得不在几个正要预备来掠夺他们的阴谋 家面前低头了。他们只要得着允许他们做工的保证，甚至恢复了旧的奴隶制， 他们也承认的。
或者，更进一步，把地主也驱逐了，工厂与制造所自然仍归工人管理；
可是经手买卖的中间人依然存在；他们便要来榨取制造者的生产物，并且还 要在大的商业中心地做谷类、面粉、肉类、杂货等等的投机贸易。生产物的 交易一旦停止了，大的都市（如巴黎）缺乏了面包，而同时大的制造业中心 地所出产的奢侈品又找不到买主（如里昂的丝绸没有人要了），——这时反 革命便会立刻发生。于是杀戮相踵，不及掩埋，都市村落也会被枪林弹雨扫 荡净尽。而政敌的处刑和放逐的事，更是不断地发生，恰如 1815 年①、1848 年和 1871 年法国的三次革命的情形一样。
　　文明社会中的一切事物是互相综错的；不去变更全体只来改良一部分， 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攻击私有财产的时候，不论是工业的或土地的， 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我们应该攻击到全体。革命的真正成功便靠着这一点。 而且，纵使我们自己希望只实现一部分的充公便算了事，然而那时我们 会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神圣的财产权”的原理动摇了以后，无论什么理 论学说都不能够救它了。这一个地方的田野奴隶，那一个地方的工业奴隶，
都要起来推翻私有财产，这是不能阻止的。



① 这里似乎应该作 1793 年。——译者

　　假若一个大都市（如巴黎）单把住宅和工厂充公，那么同时对于银行家 以从前公债的利息这个名义向公社征收二百万镑税款的事，势必加以拒绝。 这个大都市又不得不和农业地方接触，它的影响一定会使农人脱去地主的束 缚。并且为着使市民容易得到食物和工作的缘故，特别为着防止粮食糜费的 缘故，铁道也应该收归公有。还要防备那些收买谷粮的投机者，不可象 1793 年巴黎公社①那样吃了那种人的亏，所以物品的贮藏和生产物的分配这些事，
非 由都市自己办理不可。 然而有些社会主义者还要想建立一种区别出来。他们说：“自然哪，土
地、矿山、工厂非充公不可；这些东西是生产工具，看做公共财产是正当的， 但是消费品（食物、衣服、住宅等）则应该视作私有财产。”
　　这个微妙的区别其实还不及一般人的常识高明。我们不是那些住在森林 中靠树枝避荫的蒙昧人。文明人是离不开屋顶、居室、火炉、卧床的。不错， 卧床、居室、房屋确实是那般不生产的人的懒惰的家庭。至于劳动者的温暖 而又明亮的居室，不过是他的生产器械，恰与其他的器具、机械一样。这居 室便是他积蓄明日工作所需要的体力的地方。劳动者的休息，好象是机械的 每日修缮一样。
　　这样的议论，应用到食物上去更易了解。那些建立上述充公的区别的所 谓经济学家恐怕也不得不承认机械中燃烧的煤与原料本身一样，皆是生产上 的必需。同样，没有食物，人的机械也就不能够动作；然则，我们怎么能够 把食物一项从生产者所不可缺少的物品中除去呢？这是宗教的玄学之遗物 吗？富豪的盛馔诚然是过于奢侈的东西；然而劳动者的食物不过是生产的一 部分，恰与蒸汽机中所烧的煤一样。
说到衣服，这种道理仍是一样。我们并不是新几内亚的蒙昧人。要是那
些在生产品与消费品中间定下区别的经济学家自己奉行着新几内亚蒙昧人的 风俗习惯，那么，他们的反对论我们还可以了解。那些一个字都不会写，身 上也不穿衬衫的人，便没有资格来判别衬衫和笔两样东西的区别。倘使我们 现社会中的太太们所穿的华丽衣服应该算在奢侈品之列，然而许多麻布的， 棉布的，毛织的衣服却是生产者生活上的必需品。他们做工时穿的衬衫和裤 子以及工作完毕后穿的短衣，都是他们不能离开的东西，恰如铁锤之于铁砧 一样。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然而民众心目中的革命却是这样。当他们把政府
推倒以后，他们最先便要找寻他们的相当的住所，充分的食物和衣服的确实 保证——并不必付什么租税给资本家。
民众是不会错的。民众的手段还要比那些在生产工具与消费品中间划出 许多区别的经济学家的手段更合于科学，民众知道这革命的出发点。他们要 建立名实相符真正合于科学的唯一经济科学的基础，使经济学值得称为“人 类欲求及其满足的经济方法之研究”的科学。









① 这是巴黎的地方自治机关，在法国大革命中渐渐成了指导革命运动的一个巨大力量。1871 年的巴黎公社，
则是劳动者的革命政府。——译者

第五章 食物
　　　　　　　　　　　　　　Ⅰ 假使将来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则不仅它的目的，连它的方法也是和从前
的一切暴动不同。要达到新的目的便需要新的方法。 近百年来法国的三大民众运动，虽然在许多点上互有差异，它们却有着
一个共同现象。 每次人民都努力来颠覆旧的制度，为着这个主张，他们耗费了他们的心
血。然而在担负了剧烈的战争之后，便湮没无闻了。那些多少有点诚实的人 又聚集起来成立一个政府，企图建设新的制度：如 1793 年的共和国，1848 年的劳动，1871 年的自由公社。这个政府浸染着雅各宾派的思想，故以讨论 政治问题为第一要务，象政治机构的改造，行政的刷新，国家与教会之分离
（即政教分离），以及公民自由权等都是它极重视的问题。诚然，当时有工 人俱乐部来监视新政府人员的行动，并常以工人的意见来督责他们。然而便 是在这些俱乐部中，不问他们的首须属于中产阶级或劳动阶级，中产阶级的 思想却总是占着最大的势力。他们长久地讨论政治问题，反把面包问题忘记 了。
在那样的时期中伟大的思想，震动全世界的思想发生了。许多动人的话
语被说出来，经过一世纪以上的时问，还激动着我们的心。然而平民仍还蜷 伏在陋巷里挨饿。
在革命开始的则候，工业不免要停顿——生产物的流通受着阻碍了，资
本也隐藏起来了。那些主人（雇主）在此时并无所恐惧，纵然他们不做投机 事业来掠夺他们周围的贫苦人，他们还可以靠着赚取利息金来生活。至于工 钱劳动者，他们简直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穷乏不时在敲着他们的房门。
饥馑遍于国内——这样的饥馑便在旧制度下面也是很少见的。
　　“吉隆特党人①使我们饥饿呀！”这是 1793 年的劳动者阵营中的呼声， 因此吉隆特党人便被送上断头台去了，政权完全落在“山岳党”②和公社的手 中。公社实在热心研究面包问题，它曾勇敢地努力来养活全巴黎的人。在里 昂，福协和柯罗·德尔布瓦③建立了城市的谷仓，然而要充实这些谷仓所费的 款项常常不够。市议会曾努力想收集谷物；私藏面粉的烘面包人也被处死刑 了，可是平民仍还缺少面包。
于是他们转而攻击王党的谋叛人，归咎于他们。一天杀了十二个或十五
个，——仆婢和公爵夫人都一样地被杀了，特别仆婢被杀的很多，因为公爵 夫人们都已逃到柯布林兹④去了。纵使每天杀掉一百个公爵，子爵，情形还是



① LesGirondlns 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中革命党内的温和派，是稳健的共和主义者，南部议员大部隶属此派，以
法国南部的吉隆重特省（Gironde）得名，后失势，主要党人皆被处死刑。——译者
② 山岳党人，是当时的左派革命党，领袖是马拉、丹东、罗伯斯比尔等，因为在议会中的座位最高，故被 称为山岳党人。——译者
③ J.Fouché（1759—1820），山岳党议员。J.M.CollotD’herbois （1750—1796），公安委员会委员。——译
者
④ Coblentz 或 Koblentz’，普鲁士的莱茵省分。这个德国小城当时成了王党的阴谋的中心。大批逃亡的贵族 都住在这里。——译者

一样地无望。 穷困只有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工钱劳动者没有工钱是不能生活的，然而
他们偏偏又得不到工钱。纵然横尸千万，对于他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因而人民渐渐觉得厌倦了。反动派向劳动者说：“你们所夸耀的革命，
不过如斯而已。你们不是比以前更穷困么？”富豪们渐渐鼓起勇气，从隐匿 的地方出来了。在饥饿的群众前，夸耀他们的奢侈。他们穿得象花花公子一 样，向劳动者说道：“来！这蠢笨的把戏已经够了！你们从革命究竟得到些 什么？”
　　革命党人心灰气沮，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后来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主 张又归于失败，于是退到陋室里去等待灭亡的到来。
　　反动又得着胜利了。它完成了反革命的政变，革命已经死了，它只有去 践踏革命的尸骸而已。
　　白色恐怖①开始了。血流得象河一般，断头机没有一刻休息的时候，牢狱 里关满了囚人；同时官爵位阶又恢复旧制，象从前一样地狂欢摆阔，夸耀于 世。
　　这样的景象是我们一切革命的标本，在 1848 年巴黎的劳动者为着共和政 体，忍受了“三个月的饥饿”。到了他们力竭的时候，他们还在 6 月里作最 后一次不顾危险的努力——这努力是被淹没在血泊之中的。在 1871 年，巴黎 公社因为缺乏战士而消灭了。公社空讲国家与教会分离的方法，而把供给人 民的面包的问题忽略了。到了后来，它才动手解决这个问题，却又太迟了。 所以后来在巴黎，风流都雅的淑女和阔气的绅士居然可以踢开同盟的市民， 叫他们为着微少的工资出卖生命，而他们“上等人”，这时却在时髦的酒店 饭馆中饱食逸居地过日子。
到后来公社知道了自己的错误，开放公共食堂，可惜又太迟了。日子已
经过去了。凡尔赛的军队已经占了城垒。“面包，革命所需要的是面包！” 别人要发夸大的宣言，穿金边的制服，喋喋于政治自由——让他们去罢！ 但是我们自己要努力，使从革命的开始到最后的一比在争自由的各地方 内，没有一个男子会缺乏面包；没有一个女子同她的饥饿的同伴集在面包店 的门前，希望遇着偶然的慈善，得到一小片粗恶的面包；没有一个小孩子会
因食物的缺乏而变成瘦弱。
　　中产阶级的思想常常侈说那些“伟大的原理”——其实不如说是大谎话。 至于人民的思想，却是使万人都得着面包。当那些中产阶级以及染受了 中产阶级思想的工人们在“谈天处”赞美他们的修辞学，“实际家”正在滔 滔不绝地讨论政府的形式的时候，我们（所谓“乌托邦的梦想家”）却不得
不考虑每日面包的问题。 我们可以大胆宣言：每个人都有取得面包的权利，我们的社会里的面包
已经很多了，足以供给万人取用了；我们的革命要以“万人的面包”作口号， 才能够得着胜利的。

Ⅱ




① 俄国及西欧革命党所用的恐怖手段，即暗杀手段，谓之赤色恐怖，而政府官吏的杀戮政策则称为自色恐
怖。——日译者

　　大家都说我们是梦想家。诚然，正因为我们是梦想家，所以我们相信革 命应该，并且它也能够确实地保证万人的衣食住，——这种思想是中产阶级 的市民（不论他是属于什么党派）极不喜欢的。因为他们很知道要是人民的 饥饿得到了满足，他们便不容易使人民服从了。
　　我们始终坚持着我们的主张：革命的民众应该得着面包：面包问题应该 放在其他一切问题的前面讨论。假若革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目标，那么，它 便会走上正路，得到良好的结果；因为要解决面包问题，我们必定要依据平 等的原理，除此而外更无其他的解决方法。
　　将来的革命——恰如 1848 年的革命一样———定会在工业的大恐慌中 爆发的。近五十年未世事沸腾，并且只有日趋险恶。万事都向着这方面进行
——新的国民又加入了国际贸易，来争夺世界市场，战争和租税也不断地增 加。国债，明日之不安，以及遍世界的大规模的殖民计划，件件都是向着那 条路进行的。
　　现在欧洲有数百万的失业工人。一旦革命爆发了，象火药点上火一般， 蔓延地燃烧起来，失业工人的数目更要加多，要是在欧洲或美国一旦发生了 革命的战斗，失业工人的数目立刻会加到两倍之多。我们究竟怎样来供给他 们的面包呢？
那些白称为“实际家”的人，对于这个问题有无切实的具体研究，我们
不知道。我们只晓得他们要维持工钱制度，所以我们对于他们所可期待的， 不过组织“国民工场”和“官营事业”，把它当作养活失业者的一个方法而 已。
国民工场开设于 1789 年及 1793 年；在 1848 年也用过同样的方法；拿破
仑三世居然以官营事业使巴黎无产阶级满意了十八年（这使巴黎至今还负债 八千万镑和每人名下平均三四镑的市政税）①；这种“驯野兽”的绝妙方法， 在罗马以及四千年前的埃及都是惯用的；古代的专制君主常把他吃剩下的东 西分一小块给人民，因而乘机提起鞭子来敲打他们——因为这些缘故，自然 那些“实际的”人物要袭用这种方法来把工钱制度维持到永久。我们既然还 能够使用有名的古埃及法老王的方法，那么为什么还要费我们的脑筋去想别 的呢？
假若革命被误引到这条路上去，那么，一定会得到失败的结果。
　　1848 年 2 月 27 日巴黎国民工场开办时，巴黎的失业者仅有八千人，两 星期后竟增加到四万九千人。不多时就会增加到十万人，并且从各地方来的 人还不算在内。
　　但是在当时法国的工商业所雇用的人数仅及今日人数的一半。我们还知 道革命时期中工业与贸易最感苦痛的便是一般的骚动，我们只就那些直接或 间接依赖输出业的劳动者，以及那般从事生产少数中产阶级消费的奢侈品的 劳动者的数量上想一想，即可理解的。
在欧洲发生一次革命时，至少大半的工厂和制造所都要停顿的。于是几 百万的劳动者和他们的家族便被逐到街上来了。我们的“实际家”要用国家 的救济事业来免除这种惨状；这就是说创设新工业拿工作给失业者做。




① 1904 年巴黎的市债共 2，266，579，100 法郎，为这债务的课税共有 121，000，000 法郎。——奢者（英
文本）

　　蒲鲁东①在五十余年前便已指出来对于财产的最小的攻击也可以使那基 于私人企业和工钱劳动上面的社会组织完全瓦解，这是很明显的。社会本身 更握着生产的全部，并且不得不把它改造过来，使它适应人民全体的需要， 然而这不是一天两天甚或一个月所能完成的事：要改造生产组织，当然要花 费许多日子；但是在此时期中，儿百万的人将失去了生活方法。那么怎样办 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实际的解决只有一个——即是向着那个正等待着我们的 大事业大胆地迈进；我们不要去弥补那个被我们自身弄得快要溃灭的时势， 却应该努力改造生产，将它建立在新的基础上面。
　　因此，为了要实际行动，据我们看来，应该由人民直接起来把革命地方 的食物收归自己管理：对于一切物品加以精密计算，一点东西也不要浪费， 那么，靠着此等积蓄起来的财源的帮助，所有的人都能够安然渡过难关了。 在这个时期中，应该一方面和工厂劳动者约定给他们供给原料，保障他们的 衣食住，要他们做工来供给人民的需要，我们不要忘记当法国织出绸缎来装 饰德国银行家夫人，俄国皇后及散德维齿群岛女王的时候，当巴黎制造出精 美的装饰品和玩具供给全世界富豪使用的时候，三分之二的法国农民甚至没 有明亮的洋灯和近代农业上必需的器械。象现在许多不毛的土地都应该竭力 地利用，使之尽量发展；瘠土应当使其肥沃；即便是肥土，在现在的制度下 尚不能发挥其固有生产力的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在将来也应该用集约农 法来耕种培养，如对于菜园和花圃的办法一样。除此而外，再无其他的实际 解决方法了；不问我们对它有什么好恶，时势所趋是要使它实现的。
　　　　　　　　　　　　　　Ⅲ 现代资本制度的最显著的特质便是工钱制度，我对这制度可以简单他说
明一下：
　　假定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有着必要的资本，开设了某项工业；他设 法把原料供给与工厂或制造所，规定生产的方法，付给一定的工钱与雇工， 而掠取其剩余价值（或利益）；他说，这种利益是来报酬他的经营事业的劳 力，保证他所冒的危险，并且准备补偿对于货物市价的变动的。借着这种口 实，他便占有了这种利益。
现在垄断着资本的人为着维持这种制度起见，多少也会有一点让步；例
如，要分配一部分的利益给工人，或者宁肯创出一种计算工钱的滑尽，使物 价涨高时，工钱也随之增高。简言之，他们为着要依旧支配工业而且获得其 最初的利益起见，便不得不忍受一点牺牲。
　　据我们所知，集产主义虽然主张把现社会秩序大大地变革一下，但是并 不废除工钱制度，对于劳动者，只不过拿国家（这即是说全国的或一个地方 的某种形式的代议政府）来代替个人的雇主罢了。在集产制度之下，国家的 或地方的议员，以及委员官吏等支配着工业。他们手里握着使用生产的剩余
（说是为着万人的利益）的权利。并且集产主义又在通常的体力劳动者和熟 习一种技术的人二者中间划出一个极微妙而又极大的区别。不熟练的劳动在



① P.J.Proudhon（1809—1865），法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曾被人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他的最有名的
著作是”什么是财产？”（Qu’estCequelapropriete?1840）。——译者

集产主义者的眼中看来，不过是简单的劳动，而职工、机械师、工程师、科 学家等等的工作，便是马克思所说的复杂的劳动，而且可以得着高的工钱。 然而无论体力劳动者也好，职工也好，纺织工人也好，科学家也好，都是国 家的工钱奴隶——至于近来常说的“都是官吏，”不过是说来装饰门面罢了。 那么，将来的革命对于人类的大贡献只是使任何形式的工钱制度不能继 续存在，实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便是消灭工钱奴隶制度的利器，这是唯一
的解决方法。 纵使我们承认在繁荣和平的时代渐次实施的集产主义的改革是可能的
（实则在这样情形之下，究竟能实现与否还是疑问），然而在革命的时期， 当数百万饥饿者的需要同着第一次的诉诸武力的呼声一齐发生的时候，这却 是不可能的了。政治革命不必动摇工业的基础，而人民争取财产的革命必然 会使生产和交易麻痹停滞。国库里的数百万公款还不够支付几百万失业者的 工钱。
　　我们也不能够过于坚执着这一点。新基础上的工业的改造（我们要指出 这个问题是异常重大）不是在几天之内便可以成就的。而另一方面人民也不 能够忍受数年的饥饿，去为那些维持工钱制度的理论家尽力。为着渡过这种 危急时期起见，他们便会要求他们平常在那样情形中所常要求的：物品共有
——即分配粮食。
　　空讲忍耐是没有用的，人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要是食物不收归共有， 那么，他们便要去抢劫面包店。
假若这时人民还没有充分的力量去对付他们面前的一切，他们就会被枪
毙。为了要实行集产主义，无论付什么代价，都必须要把“秩序”维持起来。
——秩序，训练，服从呵！资本家不久便会明白，当人民被那些自称为革命 家的人枪毙的时候，革命本身会渐渐成了群众的眼中钉，于是资本家便会来 援助那些秩序的防卫者——纵然这些人是集产主义者也不要紧。依这样的行 动方法，资本家后来又会想出扑灭集产主义者的方法。倘使照这样“秩序便 恢复了，”其结果也是容易预料的。那些“秩序”的拥护者不以枪毙“凶徒” 为满足，还要找出“乱民的巨魁”。他们重新设立裁判所，雇用刽子手，把 最热心的革命党人送上断头台去。1793 年的悲剧又会重演出来。
我们不要忘记在前世纪反动就是这样地得着胜利的。最初埃怕尔派①和
“疯狂者”②被杀了——米涅③记着当时的争斗，还称这些人为“无政府主义 者”。④随后丹东派⑤也上了断头台；当罗伯斯比尔一派把这些革命党人杀死



① 所谓埃伯尔派（Hebertistes ）是指埃伯尔（J.R.Hebert,1757—1794）和他的同志们，（埃伯尔是巴黎公社
的副检查官，又是当时最激烈的最通俗的报纸 PereDucbesne 的主笔。）他们是法国大革命中的左派革命党。 他们领导着巴黎公社，拥护民众的利益，攻击旧势力、旧制度和右倾的政党。他们在 1794 年 3 月 24 日被 处死刑。——译者
② ”疯狂者”（LesEnrages）即雅各宾党中的极端派。——译者
③ E·-A·-M.Migfnet 是法国历史家，著有《法国革命史》（Histoire de laRe -volutionFrancaise，1824）等书。
——译者
④ 当时吉隆特党人布里索（J.P.Brissot,1754—1793）把激烈的革命者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属于一 党派，他们散布于全法国。——译者
⑤ 丹东派（Dantonistes ）是丹东（G.J.Danton,1759—1794）和他的友人（如 C.Desmoulins,Phelippeaux 等）。 丹东是山岳党的三大领袖之一，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后来渐渐右倾，1794 年 4 月 5 日他和他的友人德木

后，他们自己也被逼迫着走上断头台。因此人民渐渐对流血感到了厌倦，又 看见革命已归失败，便灰心短气，低头束手任反动派作恶。
　　所以我们说，假若“秩序恢复了，”社会民主党便要绞杀无政府主义者 了；费边派⑥也要杀戮社会民主党人了，再等到费边派被反动派杀戮的时候， 革命便归于消灭了。
　　然而一切事实都使我们确信人民的推动力是十分充足，可以成就伟大的 事业；并且当革命爆发的时候，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思想会得到胜利。这并不 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思想，这是人民自己送到我们的耳里来的，当人们渐渐地 明白其他的解决方法都是不可能的时候，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数目便愈见加 多。
　　假使人民的推动力是十分坚强，那么一切事情都会转向着一个完全不同 的方向进行。暴动的都市的民众不再采用第一天抢劫面包店，第二天便受饿 的方法了。他们要占领仓库和家盲市场——其实，还要占领一切的粮食贮藏 所和食物。那些好意的男女市民都会自动地团结起来，组织志愿队，把各仓 库，各店铺的物品统计起来，作一个大概的目录。
　　假使这样的革命在法国（即是说在巴黎）爆发了，那么，在二十四小时 以内，公社便应该知道巴黎现在还不曾知道的一切（它虽有着统计委员会也 无用处）以及它在 1871 年的围城中所不曾知道的——即巴黎所有的粮食的数 量。在四十八小时以后便应该有数百万本表册印刷出来，把可以取用的食物 的数量计算得十分精密，并且还把贮藏的地方和分配方法等等记载得异常清 楚。
各里、各街、各区都组织了志愿队（粮食志愿队），各队员互相联络，
协同劳动，进行得很有顺序。只要雅各宾党的枪刺不在半途来妨害他们，只 要那些自命为“科学的”理论家不插进来胡闹，结果总是很好的。那些理论 家只要他们没有威权，没有势力，便让他们随便表示他们的糊涂的理论也是 无妨的。那种可赞叹的团结心是民众固有的，特别在法国国民的各社会阶层 中此种团结尤其发达，然而少有机会来发挥实行；即如在象巴黎那样的大都 市，在革命的当中，便会发起自由劳动者的大规模的同业公会，预备来把必 需的食物供给与一切的人。
让民众去自由行动，在十天以内供给食物的方法一定会整顿到很可赞叹
的地步。只有那些不曾见过人民勤苦工作的人，只有那些一生埋没在文书堆 里的人，才会疑惑这种说法。说起那个“伟大的被误解者”（即人民）的组 织的天才，这在巴黎的巷战时代，或在伦敦般坞大罢工的时候①（当时还要养 活五十万的饥饿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凡是当时在巴黎或伦敦曾身历其 境的人，会告诉你们说，他们的团结力和那般官吏的愚妄无能比起来不知要 超过若干倍。
纵使我们会因此受到两星期或一个月的某种程度的不便和混乱，也没有 什么要紧。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人民，和他们从前的情形比较起来，总算有一 点改善的地方。并且在革命时期，一面热心讨论时事，一面吃东西，虽是一



南等被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译者
⑥ 费边派（Fabians）指隶属英国社会主义研究团体费边协会（FabianSociety，1884 年戌立）的社会主义者； 萧伯纳，韦伯夫妇等都是这派的领袖。——译者
① 这次大罢工发生于 1889 年，劳动者是得到胜利的。——译者

片面包，一块干酪，吃起来却分外鲜美。 无论什么时候，在目前迫切的需要之下，自然发生出来的制度，总比那
些顽固的理论家坐在衙门里或古书堆中，发明出来的东西好得多。
　　　　　　　　　　　　　　ⅠV 大都市的人民为时势所迫便会起来占领一切的粮食，最初占领目前最急
需的东西，然后渐次把其他的物品收归公有，使全体市民的需要得以满足。 这事的实行当然愈快愈好。实行愈快，惨苦愈少，纷争也愈少。
　　然而社会应该基础在什么东西上面，才能够使一切的人都得到他们对于 食物应得的部分呢？这便是我们最先遇到的问题。
　　我们回答道，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方法。要公平地建设共产制度， 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方法才能够满足我们的正义的本能，它同时又是实 际的。这就是欧洲农民公社采用的制度。
　　例如一个农民公社，不论它在什么地方，甚至在法国，虽然那里的雅各 宾党曾用全力来摧残公社的习俗也不要紧，假若公社有森林和杂木林，那么， 只要在树木很好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随他自己的需要来取用，要是他的邻 人们不来干涉他，便不会有什么妨碍。至于时常缺乏的乔木，他们便不得不 慎重分配。
共有牧场地的情形也是一样；在十分充足而且有余的时候，无论各户家
畜在牧场上的消费量若干，无论在牧场上食草的牲畜有若干头，都是毫无限 制的，只要东西不缺乏，则饲养地面并不分开，刍草也不分配，所有的瑞士 公社以及法德两国的大多数，只要有共有牧场地，必定实行这种制度。
在东欧诸国凡有大树林，又有很多的土地的地方，农夫们可以随其需要，
任意砍伐林木，又可自由耕种各人所必需的土地，各人对于树木及土地应有 的部分，可以无限制地取用，但是当材木或上地缺乏的时候，象现在俄国所 发生的一样，那么，材木和土地便依照各户的需要而分配。①
总之，这制度是这样的：如果社会所有的物品是很丰富的，则各人可以
自由取用，没有定额，也没有限制，然而那些稀少的和常常缺乏的物品，便 要平均分配。在欧洲的三万五千万居民中，至今还有二万万人仍然实行这种 自然的共产制度。
还有一件我们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在各大都市中，至少也有一件物品
是依照这种制度来分配的，这种物品异常丰富，这便是自来水，它可以自由 供给与各用户取用，并不加以限制。
　　只要供给不会有缺乏之虞，自来水公司便决不限制各用户的消费量。任 凭各人自由取用。然而当天旱，水的供给有不足之虞时，自来水公司便会在 报纸上刊出一段短短的广告，使市民知道这事，市民也就会减少水的消费量， 避免胡乱耗费。
但是倘使真正缺乏水的时候，又应该怎么办呢？除了定量供给而外，更 无其他的方法，这办法是很自然的，就常识来说，也是很正当的。1871 年巴 黎两次被围的时候，①就实行这种办法。



① 参看《互助论》第七章。——译者
① 第一次的围城时期是从 1870 年 9 月到 1871 年 1 月，这是在普法战争中，法军大败，法皇拿破仑三世被

　　要指出这种定量分配制度怎样实行，要证明这种办法是很公平的，并且 还要比现在的状态公平得多，用不着作出许多表来，也用不着详细说明。什 么表，什么详细的叙述，既不能说服中产阶级的人，也不能诱惑那些感染了 中产阶级的偏见的某一些劳动者，他们把民众看作暴徒，以为政府一旦不来 支配一切事情，那些野蛮的暴徒立刻就会互相吞噬了。现在只有那些不曾看 见人民依照自己的发意而决断而行动的人，也许会暂时怀疑一旦群众做了时 局的主人，究竟他们能否依据极严正的公道与平等来把物品定量地分配给一 切的人。
　　假使你去参加民众的集会，发表意见，说凡是美味（如野鸟之类）都应 该贮藏起来专给游荡的贵族食用，黑面包则应该拿给医院里的病人吃，那么， 你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叱骂。然而你只管在这民众的集会或在十字街头和市场 等地方去演说：极精美的食品应该留给病人和弱者——特别是病人——取 用；假使全城内只有五支鹧鸪和一箱西班牙产的葡萄酒，那么，便应该完全 留给病人和病后未复元的人取用；病人以后还有小孩，假使牛乳、山羊乳不 够全体市民食用，则应该为小孩们留起来；假使社会陷于非常穷困的时候， 连最后的一片肉也应该留给小孩和老年人吃，壮年人吃的只有黑面包。
　　总之，你再说，倘使某种消费品缺乏，不得不平均分配的时候，那么， 感觉最大需要的人，便可得到最多的量。你要是这时说了，你一定会得到大 众的同意。
一生饱食的人决不能了解这个道理，但人民却能够了解，并且也常常了
解。便是奢侈家庭的小孩倘若被抛在街头，日与民众接触，他也会渐渐了解 这个道理的。
那些理论家——他们把兵士的制度和兵营的食堂当作文明的东西——自
然主张开办国立厨房分配“斯巴达汤”①。他们说要是这类的大厨房设立起来 了，各人无论何时都可到那里去得着定量的汤、面包和野菜。因此在燃料和 食物二者的经济上所得的利益是很显然的。
我们并不疑惑此等利益。我们深知人类已经实现了燃料与劳动的经济，
他们依着这种重要的经济方针（如废除各家自用的手臼、手磨、面包炉等） 已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很能明白，与其一百家人各自烧火，不如同时在 一处煮好一百家的肉汤更经济。此外我们也知道马铃薯的煮法有许多种，不 过用一口大锅同时把一百家人需要的马铃薯煮起来，也是一样地好。
其实菜蔬的烹调法随各个厨子和管家妇的手艺而差异，这也是我们知道
的；然而把一百磅马铃薯放在一处煮熟，然后各人再依自己喜欢的方法去烹 调，也没有什么不便。而且以同样的肉作材料，可以作出一百种不同的汤来 适合一百种不同的口味。
这些事实，我们也都知道，但是我们仍然主张对于那个愿意自己烧火、 做菜的管家妇，谁都没有权利强迫她到公共厨房去拿已经做好的马铃薯。特 别我们希望各个人或同他的家族用餐，或和他的友人共食，或者甚至跑到餐



擒以后。当时巴黎在共和党人甘必大（L·Gambetta, 1838 一 1882）领导之下，组织国防政府，继续抵抗普
军。巴黎被围了四个月后才投降。第二次围城是在同年 5 月，这便是巴黎公杜的斗争。巴黎被围了几个星 朗后，终于在 5 月 22 日被国民议会的军队攻入。巴黎公社覆亡于血泊之中。——译者
① 古希腊，斯巴达男子不在家中与妻子同席，而在外面公共聚餐。他们没有多的好菜，每天吃的大概相同。 他们最嗜好的是一种浓汤，又称为黑汤。他们贫富同桌，吃同样饮食。——译者

馆里去吃，都有他的自由。 大的公共厨房会发达起来代替那些现在毒害世人的餐馆。现在巴黎的主
妇已经可以从屠户那里取得做汤的材料，随自己的意思来烹调了，伦敦的管 家妇也知道把肉和苹果饼等食品放在面包店里去烧，只须付很少的钱便可以 节省时间和燃料了。并且在公共厨房（将来的公共面包店）设立起来的时候， 人们得以烹调食物，并且没有受骗和食毒的危险，那时各人从公共厨房里取 到炉上做好的食品，再依自己的口味烹调起来，这会成为大众的习惯。
　　然而如果定要把这个制成严厉的规则，规定各人必须带着已经做好的食 品回家，这样思想一定会被近代的人嫌厌，他们会把这个思想当作和那寺院 兵营的思想——即宗教教育（压制与迷信）造成的偏曲的头脑里所生出来的 不健全的思想——同样的东西。
　　什么样的人才有可以从公社取得食物的权利呢？这是我们必须自问的问 题。各都市会自己答复这个问题，并且我们相信这解答是受着正义的感情指 导的。要是劳动还没有改组，混乱的时期也没有终止，人们也无法分别出懒 惰的寄生者和真正被迫失业的劳动者的时候，必须的食物便应该毫无差别地 分给所有的人。那些反对民众和新秩序的人自己便会急急地逃开的。但是据 我们看来，那些豁达大度而且没有复仇性的民众对于共同留在新社会的人不 问是胜者，败者，一样地把他们的面包分给这些人。受到这种思想的鼓动， 对于革命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并且当工作回复，事业重兴的时候，昨天的敌 人今天会在同一个工厂里接膝做工。在劳动自由的社会中，懒惰者是不足为 害的。
批评家立刻会说：“然而粮食在一个月以内便要缺乏的。”
　　“那就更好，”这便是我们的回答。其实，我们可以证明出来自有史以 来人民能够有十分充足的食物享用，这还是第一次。至于怎样才能够得到新 的粮食的供给，这个方法我们会在下面来讨论。
V 在社会革命时期中，一个城市能够以什么方法来供给食物呢？我们要答
复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很明白，所采取的方法是要靠着各省区及邻近各国的
革命的性质来决定的。假若全国或者全欧洲的人民一齐起来完成了社会革 命，开始便实行完全的共产主义，那么，我们的处置便是很简单的了；然而 倘使只是欧洲的三两个地方试行社会革命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采取另一种 方法。那时候的情形会把方法指示给我们。
　　这样，我们在采取何种措置以前，便应该先看清楚欧洲的形势。我们并 不想来预言什么，但我们可以预料革命会采取什么样的道路；至少革命的主 要特点是什么，也应该预先知道的。
　　假若全欧洲同时爆发了革命，到处都实行充公，所有的人都被共产主义 的原理激动了，这自然是我们很希望的事。象这种普遍的大暴动一定会使我 们现世纪的工作变为异常简单的。
　　然而一切的兆候都足以使我们相信这样的大暴动是不会实现的。革命将 要波及于全欧洲，这件事是无可疑惑的。假使欧洲大陆的四大首都——巴黎
（法京）、维也纳（奥京）、布鲁塞（比京）、柏林（德京）——中间有一 个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政府，其他的三个就会在几星期以内起来响应，这是

差不多靠得住的。而且各半岛，甚至伦敦和圣彼得堡①在最短期间也会接踵而 起。然而革命在各处所表现出来的是否同一性质，这确实还是一个疑问。
　　诚然，将来无论何处都要实行大规模的充公，而且如果欧洲的某一个大 国实行了这种政策，其他各国一定会受到影响，这是确实的；然而革命的开 始便会表现出地方性的差异，革命的进行在各国也是不同的。在 1789—1793 年之间，法国农民费了四年之力，才得摆脱对于封建领主权利的赔偿的负担， 中产阶级费了四年之力，才得颠覆了王权。我们须把这个记在心里，再来观 察革命渐渐地自然发展。假使我们看见革命的进行有时不免迟缓，我们也不 必垂头丧气。无论如何，在最初欧洲各国的革命是否都有显明的社会主义的 性质，这还是疑问。我们要记着德国至今还是在做实现联邦帝国的梦。德国 的进步的各党派还在梦想实现一个象 1848 年法国的雅各宾的共和国和路 易·布朗的“劳动组织”；同时，在另一方面，法国平民却很热烈地要求一 个自由的公社，无论共产主义的公社也好，其他的公社也好，但总要是自由
的。
　　将来的革命发生的时候，即便是德国也要比 1793 年法国的行动更要进步 些，这在道理上也可以相信得过。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是比十七世纪的英国 革命①更进一步的；法国人民在一击之下，便把王室、地主、贵族等的权力消 灭了，而英国尚保留着此等权力以至于今日。然而倘使德国将来比较 1793 年的法国更进一步，而且会做出更大的事业，那么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促成 此次革命发生的思想会是 1848 年的思想；而鼓励俄国革命的思想也许会是
1789 年和 1848 年的思想的结合。
　　我们虽然不把这种预料看得过分的重要，但我们也可以得着下面的结 论：欧洲各国的革命各有一个不同的性质；就是关于财富的社会化一点，也 不是到处一样的。
难道真如人们常说的，做运动的先锋的国民有和留在后方踌躇不前的国
民调整步调的必要么？我们必须等着一切文明国内共产主义革命的时机成熟 么？当然不能这样做！纵然我们愿意这样做，也是不能够的。历史不能等待 立在后面的人。
并且，我们还不相信在任何国家内，革命是一举或一瞬间就可以成功的，
如某一些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一般。②假若法国的六个大都市——巴黎、里 昂、马赛、里尔、圣德田、波尔多（Bordeaux）——中间的一个宣布成立了 公社，其他的五个皆会起而仿效的，还有许多小城市也会照这样做，这是靠 得住的。于是各种矿山区和工业中心地也必急速和“所有主”、“雇主”脱 离，由劳动者自身组织成自由团体。
然而许多乡村地方还没有进步到那一点。公社已经革命化，而乡村却依 旧抱着观望的态度，还在个人主义的组织之下过活。可是农民因为没有公差



① 又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后改称列宁格勒。——译者
① 指推翻国王查理一世的革命，查理一世在 1649 年被判处死刑。——译者
② 最有害的谬说莫过于论及柏林 3 月 18 日革命之肤浅的社会主义小册子中所宣传的“一日的革命”，以 为这“一日的革命”已使普鲁士成立了代议制的政治，其艾这是极错误的，我们已经看见这谬说在 1905 至
1907 年间在俄国所造成的弊害了，事实是这样，普鲁士直到 1871 年才和现在（1913 年）的俄罗斯一样有 些叫做“宪法”那样的纸片，然而并没有代议制的政府。在 1870 年以前国务大臣可以随意提出任何预算案， 国民不得过问。——著者（英文本）

和税官来搅扰他们，他们对革命党也不怀着故意，宁肯利用这新时势来拖延 偿付本地掠夺者的债款。然而他们以实际的热诚（这是一般农民暴动的特质， 我们还记得 1792 年的法国农民的热烈的劳作）竭力耕种土地；既不纳租税， 又不付押款，他们对于土地便自然更加爱惜了。
　　说到其他的国家，革命会到处爆发，不过革命的面目却是不相同的；这 一个国家实行国家社会主义，那一个国家又实行联合制，其细目虽不一致， 但大体上各处多少都采取社会主义的。
　　　　　　　　　　　　　　VⅠ 现在我们再说到那革命的都市，看看那里的市民怎样才能够为他们自己
备办食粮。假若国民全体还没有采行共产主义，他们又怎样能够得着必须的
食品呢？这是应该解决的问题。我们且拿法国的一个大都市——就拿首都巴 黎来说也可以——来说。巴黎每年要消费几千吨的谷类，四十万头牛，三十 万头犊牛，四十万头猪，二百万余头羊，此外还有许多野禽。这个大都会还 要用去二千万磅以上的牛油，二万万个鸡蛋，其他物品的消费也是依着这个 比例的。
巴黎消费的麦粉和谷物都是从美国、俄国、匈牙利、意大利、埃及、印
度等处输入；畜类是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罗马尼亚和俄国等处 输入的；至于杂货，都是从世界各国来的。
我们现在且来考究看巴黎或其他的大都市怎样能够靠着法国内地出产的
食粮来维持，又怎样能够使农人高兴地把这些食物从各地方送来。 在那些信赖“强权”的人看来，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他们起先会建立
强固的中央集权的政府，设置一切强制压迫的机械——警察、军队、断头机
等。这政府会把法国所有的生产物登记下来。然后它把法国划成各个供给区， 命令把指定量的某种食粮于某月某日送到某个地方，在某个车站交付，在那 里又在一定的日期，由一个特别的官吏领收，放在特别的仓库里去。
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他说，这样的解决不仅不会受人欢迎，而且到底完
全不能实行。这才是真正的“乌托邦”！ 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管笔坐在书斋里可以做这样的梦，然而要是他和实际
生活接触一下，那么，便会证明出来这种理想是不可能的了。——1793 年的
事便是一个证据；因为这一类的理论大轻视人类的独立精神。这种举动会引 起普遍的暴动的，会使再有三四个旺代省①出现，并且会引起农村对都市的叛 乱；倘使某一个城市要把这样的制度强迫施行于全国，那么，全法兰西皆会 武装起来反抗这城市的。
　　雅各宾派的乌托邦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我们再看另外有没有适当的组 织方式呢？
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农村地方使大都市受着饥饿，这样杀死了革命。 并且在 1792 至 1793 年中间法国谷物的生产不但未减少，反而增加，这是很 明显的事实，然而农民把地主的土地收归己有，而且得到收获后，却不肯卖 给那些使用纸币的人。他们把产物藏起来等待价格增高，或者等别人用金市




① 法国西部旺代省（Vendée）的农民在 1793—94 年曾激烈地反对革命。——译者

来收买。国民公会①虽然用过最严厉的手段，也没有什么功效；虽以死刑来恐 吓农民，也不能解散其党徒，使他们出售其谷物。国民公会的议员曾毫无顾 忌地把那些不肯拿谷物到市场去卖的人捉来斩首，又把在食粮方面投机的人 毫无容赦地处以死刑。但是无论如何，谷物仍旧不来，使都市的人苦干饥饿。 那么，用什么东西来报酬农夫的辛苦呢？土地债券么？②那是市价天天跌 落的纸片。那是票面印出 500 利弗③而并无真实价值的纸币。一千利弗的纸币
不能买一双长靴；农夫终年劳苦得到一张纸币，连一件衬衣也买不到。 只要这种没有价值的纸币——不管它叫做“土地债券”也好，或叫做“劳
动券”也好——仍还拿给农业生产者作为报酬的时候，情形总是一样的。农 村便把生产物藏起来使都市苦干穷乏，虽象前次那样杀死一些反抗的农夫， 也是没有用的。
　　我们不再用毫无价值的纸币来和农夫的勤劳交易了，我们要拿农夫目前 需要的制造品来和他们交换。他们没有耕田的适当器具，没有避寒的衣服， 没有可以代替灯芯或蜡烛的微光的洋灯和煤油，也没有锹、锄和草镰。在现 社会情形之下农夫连什么东西都没有，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些东西，而 是因为他们在苦斗和穷乏的生活中，一切有用的东西部不能够到他们的身 边；因为他们没有钱来买这些东西。
都市革命后，应该立即着手制造农夫所需要的一切物品，不再去制造那
些富豪的太太小姐们的装饰品了。巴黎的缝纫机也应该制造乡下人的衣服： 做工的衣服和星期日穿的衣服，而不造英、俄等国的贵族和非洲富豪的太太 们穿的高价的晚礼服了。各工厂各制造所也应该立刻从事制造耕作器械、锄 头、草镰等等器具，不必再等英国送这些东西来交换法国的葡萄酒了！
都市也不应该再遣派什么挂着红的或虹色的肩章的监察员到乡下去，命
令农人把生产物拿到这里或那里了；只是派几个亲切的代表到乡里用和睦友 善的样子对乡下人说：“我们要你们的产物，可是你们也可以随便在我们的 仓库和店铺里取用你们需要的东西”。于是粮食便从各地方送来了。农夫只 要把自己要用的食物留起，其余的全送到城市里来，这是自有历史以来的第 一次，他们觉得都市的劳动者是他们的同志——他们的弟兄，而决不是掠夺 者了。
也许有人要告诉我们说，同时需要着工业的完全的变革。当然，在某一
些部门这是不错的；然而在有一些部分便可以很快地改造过来，使衣服、钟 表、家具以及其他现在都市以额外价值售与农夫的简单器械都由农人自由取 用。织工、裁缝、鞋匠、洋铁匠、木匠以及其他许多工匠、技术家等不再制 造奢侈品了，把他们的力量用在有用品和必需品的制造上面，这是很容易的 事。最急需的是一般人的心理应该完全相信这种变革，并且把它视作正义和 进步的行动；而一般人也不会再被某一些理论家的得意的梦想所欺骗了—— 他们认为革命只限于占取工业的利润，而让生产和商业仍旧照现在的样子存 在，其实这样的革命的梦想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我们对于整个问题的意见便是如此。不要再用什么纸片去欺骗农夫——



① 1792 年 9 月屠杀后，立法议会即无形消灭，9 月 20 日一个革命的议会正式成立，即是国民公会
（ConventionNationale）——译者
② Assignat 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中以土地为担保而发的纸币。——译者
③ 利弗（livre），法国古货币名。——译者

纵然那上面印得莫大的金额，也是无用的；我们要用他们土地耕作者必需的 物品去交换他们的生产品。于是土地的产物便可以源源地输到都市里来。假 使不曾做到这样，我们的都市便受着饥饿、反动与失星亦将接踵而至。
VⅠⅠ 我们已经说过，大都市需用的谷物、麦粉、肉类等不仅是从国内各地方
购来的，而且还有些是从国外买来的。各国输进巴黎物品虽有很多的香料、
鸟类以及各种美味，但谷物和肉类也是大宗。 然而革命发生的时候，这些城市应该尽力量所能做到的不去依赖外国。
俄国的小麦，意大利或印度的米，西班牙或匈牙利的葡萄酒等，虽有很多的 出现于西欧市场上，然而并不是因为输出这些物品的各国已经十分有余了， 也不是因为这些东西象牧场上生的蒲公英一样是自然生长的。例如在俄国， 农民每日做十六小时的工，然而为了把小麦输出外国，缴纳地主和国家的租 税的缘故，每年竞要挨饿三个月乃至半年之久。当俄国农村收割好了的时候， 警察便立刻出现了，要是农夫迟纳租税或未把地主的租钱付清，他就随便把 他们的牛马拿去公卖；要避免这个办法，农夫只有含着眼泪承认把谷物卖给 经营输出业的商人。通常农夫都愿意只留下九个月的粮食，把其余的都卖去， 免得别人把他们的牲畜拿去贱价出售。这样，因为要维持生活到第二次收获 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把树皮和草叶拌合在麦粉中吃，在丰年他们只吃三个 月的树皮和草叶就够了，遇着凶年便要吃到六个月之久；同时在伦敦的人， 却用他们（俄国农夫）的小麦做成饼干来吃着玩。
然而革命一旦发生，俄国农夫便会留着很充足的面包预备给他和他的小
孩食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农夫也要照这样做；我们希望印度人照这样的好 例做去，也可以得着利益：要美国的农夫来完全补足欧洲谷物的不足，究竟 也困难。所以要靠他们供给小麦和玉蜀黍以满足一切的缺乏，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的文明是基础在对劣等种族和工业落后国家的
榨取上页的，那么，革命的第一个恩惠，便是威胁这“文明”，使所谓劣等 种族把自己解放出来。
然而这个大恩惠会使输入西欧各大都市的食物供给，现出显著的减少现
象。
　　要预言各地方的事务进行的状况是很困难的。一方面土地的奴隶将乘着 革命的时机伸直他的弯曲的背。他们不再象现在那样，每天做十四、五小时 的工作了，他们只做工七、八小时，其结果自然要减少主要消费物（谷物与 肉类）的生产量。
　　但是在他方面，当农夫知道他们的勤劳不会再被拿去帮助懒惰的富人的 时候，生产额立刻就会增加起来。新区域的土地要开垦出来了，改良的新器 械也要使用了。
米席勒①论及法国大革命时曾经告诉我们说：“当 1792 年法国农夫从地 主手中取回他们垂涎已久的土地时，他们耕种土地的热心和勤恳是从来不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