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也，当仍而未改。逮后来胥就国时，或即沿此不得会稽郡矣。江都易王时 代，曾兼有会稽郡否，今已不可详知。江都易王之立，“治故吴国”，故吴都 广陵，则江都王亦都广陵。王先谦依此以为江都兼有会稽之证，乃误以“治 故吴国”为“治吴”或“都吴”耳。汉志会稽郡下云，“景帝四年属江都”， 广陵下云，“江都易王非广陵厉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吴。”显相矛盾， 未知孰是。考江都王建自杀国除在元狩二年，而建元三年即有会稽守，见严 助传，则江都王或未尝有会稽郡，或先有而后失之耳。西汉诸王国境变化不 常，时而益封，时而削地，时而自请归之汉廷，今不可一一考证得之。要之， 江都国广陵国皆不得以为从来但为江北国，皆一度兼得会稽郡，即钱塘江流 域，其踪迹今犹可寻也。
　　广陵国非以江北为限，已如上文所述，然广陵国之号既始于元狩六年， 枚乘又为文景时人，在其前不应预知，岂《七发》固为后人所作。抑此语为 后人所改耶？曰，不然，以所治之邑名其郡国者，汉世之通习也。吴王濞之 国治广陵，不治吴，则王濞之国在世俗称谓中，应曰广陵，不曰吴。作吴者 策府之官号，作广陵者民间之习语。请举例以说之：终西汉之世，未尝有吴 郡，会稽郡治吴，郡不名吴也。汉志会稽郡下云，“高帝六年，为荆国，十 二年，更名吴”，此谓王濞之国为荆之更名，非谓会稽郡。王濞之国与会稽 郡，大小固绝非一事。汉志广陵下云，“江都易王非，广陵厉王胥，皆都此， 并得彰郡而不得吴。”此处之吴，指会稽郡言，故与彰郡为对。然汉固未尝 有吴郡，是直以吴名会稽郡，即以会稽郡所治邑名会稽郡矣。例一也。《枚 乘传》曰，“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弘农置郡在武帝元鼎四年，景帝时已 有弘农都尉者，汉初弘农当属河南郡，盖为河南郡都尉而治弘农（钱大昕说）。 河南都尉治弘农，即称弘农都尉，是又以治所名都尉之官也，例二也。刘濞 之国，策名曰吴，然既都广陵不都吴，则民间自以称之曰广陵为便。《越绝 书》二，“高皇帝更封兄子濞为吴王，治广陵，并有吴。立二十一年，东渡 之吴，十日，还去。”《越绝书》为东汉会稽人袁康吴平所作，见杨慎丹铅录， 其书稽古多不可据，而记会稽郡事则为亲见亲闻，其称吴王“治广陵，并有 吴”者，可征当时人心中固以濞为广陵王，兼制吴地，国既在广陵，国即称 广陵矣。综是以观，王濞之国称广陵者，当时之通称也。枚乘著书称“广陵 之曲江”者，依时俗也。元狩六年封胥为广陵王者，昔日民间之通称，今升 为官府之策名者也。其称曲江必曰“广陵之曲江”者，明曲江在广陵所隶境 内，犹曰“楚之云梦吴之具区”也。知“广陵”为王濞国之俗称，则“广陵 之曲江”一词之解，当从其易，不必求其难矣。阎百诗《潜丘札记》三，论 此事，与今此论有同处，然阎说无证，仅一假设，故为钱晓徵所议。今不引 举，读者幸参看焉。
　　然则与其执“广陵之曲江”一词以疑《七发》为非枚乘作，毋宁执此 以证其为枚乘作耳。
—— 选自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1934
年 3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谁是《齐物论》之作者？



一　述题

今本《庄子》，为向秀郭象所编定者，计有《内篇》七，《外篇》十五，
《杂篇》十一。按，内外杂之分，一凭主观，既无逻辑为之差别，又无遗说 为之依据，可谓注者之私识，无关庄生一书之弘旨。读者如不局促于西晋二 君之藩篱，斯不当据为典要。即如《齐物》一篇，在庄书中独显异采，以文 词论，徘徊幽忽，不似他篇之昭朗翱翔也。
　　以思想论，决然无主，不似他篇之睥睨众家也。再以标题言之，《庄子》 一书中，此篇之外无以论名者，自慎到荀卿吕不韦之前，亦不闻以论名篇，
则此篇之可疑滋甚，此题之待证孔殷。无惑乎自北宋人发挥批评精神，此事 遂为经籍批评学中一问题。
　　疑此篇名者自王安石始，（王说引见后代人书，原文今不可考见。）而 王应麟等畅其说。《困学纪闻》（卷十）云：《齐物论》，非欲齐物也，盖谓物
论之难齐也。是非毁誉，一付于物，而我无与焉，则物论齐矣。邵子诗谓“齐
物到头争”，恐误。张文潜曰，“庄周患夫彼是之无穷而物论之不齐也，而托 之于天籁。”（下略）（按，今本《柯山集》不载此语。）又，钱大昕《养新录》 十九云：王伯厚谓《庄子·齐物论》，云云。（同上文所引，不重录。）按， 左思《蜀都赋》，“万物可齐于一朝”，刘渊林注云，“庄子有齐物之论。”刘
琨《答卢谌书》云，“远慕老庄之齐物。”《文心雕龙·论说篇》云，“庄周齐
物，以论为名。”是六朝人已误以齐物两字连续，唐人多取齐物两字为名， 其误不始康节也。
究竟谁误谁不误，今可考定，而本书作者亦可借此推求焉。
二　今本《庄子》为向郭所定与古本大不同 欲解此题，宜先究今本《庄子》为何如书。《世说新语·文学》章云：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
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 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 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 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又《晋书·向秀传》云：向秀??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 历世方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
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
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又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序录》云：然庄生宏才命世，辞趣华深，
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后人增足，渐失其真。 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奕》《意修》之首，《危言》
《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汉书·艺文志》《庄子》五
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

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 唯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 据此，《庄子》一书后来以郭注为定本。前此诸家虽崔撰注二十七篇，
向秀注二十六篇，司马彪注五十二篇，并著录于《释文》。向秀注二十卷，（原 注，“今阙。”）司马彪注十六卷，（原注，“本二十一卷，今阙”。）并著录于 隋志。崔向司马三家亦并著录于两唐书志，然《崇文总目》即已不载，陈振 孙谓“向义今不传”，知先郭诸家均亡于唐世，或唐宋之际矣。今以现存各 家庄子注对勘，不特篇卷无殊，即文字之差异亦复至少，知郭注既为定本， 诸家从此沦没。今固不能见庄书面目于郭本之前，类书等所引《庄子》有在 今本外者，必由唐人犹见司马本之故。（《御览》编于宋初，然实抄旧有类书。） 然郭本实删定本也。《释文》序录所引郭子玄语不见今本《庄子》注，意者 当为《庄子》注后序，或郭氏他文，今不可考。此文谓“凡诸巧杂十分有三”， 是郭氏本对司马氏本所删除者，十居其三。按释文叙录载司马本五十二篇（汉 志同），郭本三十三篇，郭本正当司马本百分之六十三余，与郭氏删芟什三 之数相合。所谓“《阏奕》《意修》之首，《危言》（或系《厄言》之误）《游 凫》《子胥》之篇”，今皆不可见，是皆删之矣。且向郭二氏实魏晋玄风之中 坚，文辞清华，思致玄邈，而考订之学，则非所论也。故上之不如汉儒之质 拙，虽欲改窜而不能掩其迹。下之不如宋世朴学诸贤，如朱熹蔡沈王应麟， 疑古辩伪可得其正。乃竟指挥由心，率尔编定，其失多矣。恐向郭之本不特 篇章有选择，即词句亦有所删改耳。
又按《史记》庄子列传云： 庄子者??其学无所不阏，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
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
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按，《亢桑》， 及《庚桑》当并是空桑之转。
张守节《正义》以为《亢桑子》即今本《庚桑楚》，张守节生当司马本
未亡时，此说当不误。其《畏累虚》一名，则司马贞《索隐》云，“按、《庄 子·畏累虚》，篇名也。”是太史公所特为标举者，亦有为向郭所删落者矣。
《庄子》一书，诚非尽庄子所著，然内外杂之分既不可据，向郭又非考定之 才，其所去取，自是凭一家之爱憎而已。
今更进而论《齐物论》一篇之思想。齐物一篇，所论者甚多曲折，其
文词又复张皇幽眇，诚不可以一言归纳之。然郭注颇得其要旨，其言曰：夫 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恶人，物莫不皆然，故是非虽异，而彼我均也。
　　此《天下》篇谓慎到“舍是与非”也。《天下》篇所云“决然无主，趣 物而不两”者，齐物反覆言之，盈数百言，以多方作喻，其归则“至于莫之 是莫之非而已矣”。
　　“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而“辩也者有不见也”，正《天下》篇所谓 “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也。”《齐物论》更详申其义曰，“是不是，然不然。
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 亦无辩。”“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至于“弃知去己”之义，《齐物论》 中啮缺问乎王倪一节，所释最为明白，所谓“弃知”，并己之不知亦不知， 并物果无知否亦不知。所谓去己，则罔两与景皆无所谓己，人之所美，则“鱼
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者也。凡此相同之点，无待列举。
细以《天下》篇所述彭蒙慎到田骈所持义与《齐物论》比勘，自当觉

其互为注脚耳。 儒家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非儒者务反是，以为物本齐也，
乃有妄人儒墨者，自以为圣智，立是非，辩人我，于是乎不齐矣。以不齐齐
其齐也，不齐，犹《庄子》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齐物论》一篇， 在《庄子》三十三篇中，“块然独处，廓然独居。”文词既绝与他篇不同，思 想亦不类。今以《天下》篇庄子所以自述者为准，知《逍遥》《秋水》诸篇 最为庄子之本旨，所谓“外死生无终始者”《外篇》《杂篇》所载转多胜义。
《齐物论》者，犹不免以齐为心，以齐喻齐，不若以非齐喻齐也，如是安得
“上与造物者游”乎？故《齐物论》虽能“与物輓转”，而《庄子》犹以为 “慎到田骈不知道”。
　　《齐物论》词句与《庄子》他篇偶同者，一见于《庚桑楚》，再见于《寓 言》，皆抄袭齐物，无关旨要，盖后人敷衍成文者，此不足为齐物属于庄子
著书之证，适足为《齐物论》混入庄学颇早之证。时至汉初，反儒墨用古之
义及其认真之态度者，几皆托庇于黄老，于是乎《庄子》中甚多篇颇似为五 千言作注脚者，而庄老之分乃不易见。慎到之学，当至战国末而微，以儒墨 为对，自觉其近于庄氏，其混入亦复近情。今幸犹存《天下》篇，可据以探 其异源耳。
《庄子》之学，在汉仅附《老子》而行，至魏晋则转以《老子》释《庄
子》。吾尝以为老学凡三变，而阴阳养生神仙术数之比附者不与焉。其一曰 关老，其义流行于战国末，乃道术之一派，如《天下》篇所述者是也。其二 曰黄老，其义流行于盛汉，乃用世之学，君相南面之术也。其三曰庄老，其 义流行于魏晋，乃与时俯仰之见解，衰代聪明自私之人之避世术也。（干宝
《晋纪》总论，“学者以庄老为宗”，明庄学比老学在当时更居前列，魏晋玄
谈，实以老释庄耳。）庄书虽称《老子》，并非老学，《天下》篇所论者可证。 时至汉初，九流相混，庄义难行于盛时，遂成《老子》之附庸。太史公所见， 乃当时之景象，一如班志叙墨家所释贵俭，兼爱，尚贤，明鬼，非命，尚同 诸义，皆汉代墨者之义，非战国时墨学之真。自庄书之要义观之，此为庄学
之衰微，然庄书正恐缘此而不失耳。在一派学术衰杀之日，其名犹盛，其理
则识之者少，一切相干不相干者，从此附入，亦事理之恒然。人皆知《庄子》 之名，而不识《庄子》之实，他家名稍逊者，若与庄义相邻，在无别择之时 人观之，即为《庄子》书矣。然则汉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其中正可有 他家书之混入，汉晋名贤无以识别之也。
三　《齐物论》作者为慎到 今日考订古籍，仅可有《庄子》一书之问题，不可有庄子一人之问题。
仅可以一篇为单位，不可以一书为单位。古者诸子著书，自吕刘诸家之外，
多以篇为单位，集众篇以为一书者，后人之作为，每非著者及生可见之事。 功出后死之人，或竟远隔数代，不能起古人而言之，即不能辨何者为原书， 何者后录矣。庄子事迹，可考者少，其曾游稷下否，今不可断言（其不游稷 下为章氏太炎臆说）。其真终身不仕否，今无术证明（见《史记》）。今日可 得议而不辩者，只庄书之思想系统耳。
欲明此事不可不立一标准，标准惟何，《天下》篇所论者是也。《庄子》
《内篇》七，固为魏晋名贤所重，然太史公所重者，乃在《渔父》《盗跖》《胠

箧》。此由魏晋玄风，逍遥为胜。盛汉百家，老氏为先。各从其时，不关庄 书之本。《天下》篇虽未必为庄生自作，然所举六派十一家恰与《荀子·非 十二子》篇，《天论》篇末，《吕氏·不二》篇，及《孟子》所论者，大体相 合，明其所述者为战国末诸子之形态，非如刘安司马谈所说为汉人之见识也。 此《天下》篇早成之外证也。关老一派，慎到田骈一派，自后人观之，若不 易分，而庄老之混，不特汉儒多作此想，即庄书本身亦每现此象。然五千文 具在，不同《厄言》，道德义可据，无关《逍遥》。今庄书多篇竟若混同之水， 而《天下》篇所示，乃为泾渭未合之上游，从此可知《天下》篇所示者，庄 生之元意，虽《胠箧》《盗跖》，亦为后起之书矣。此《天下》篇早成之内证 也。持《天下》篇为准，以别关老与庄氏，即可出《齐物论》于庄书矣。《天 下》篇述慎到田骈之方术曰：公而不当（崔本作党），易而无私，决而无主， 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志，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 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 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
　　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徧，教则不至，道则无遗 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 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 下之大圣。椎拍輓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 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 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 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 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桀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道，而至死 人之理，适得怪焉。
　　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 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风亦然，恶可而言。常反人不见观，而不免于鲩（輓） 断。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 乎皆尝有闻者也。
据此文，则慎到著书，曾以齐物一篇为首也。所谓“马”者，谓首章，
犹《国语》云“以那为首”。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慎到，赵人， 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 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据此文，则慎到著书，以论名篇其数凡十二也。合此两事，知《齐物 论》者，慎到所著十二论之首篇也。
　　《齐物论》一篇中，仅末段见庄子名，然此段陈义乃与前文相反。此 段中有云，“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前文乃云，“分也者，有不分也。”试取 古卷子本看其款式，卷尾最易为传写者追加，此段之来源正当如是。
　　此篇除末节外，分作数章，皆为对语。最先最长之一章为南郭子綦与 颜成子游之对语，此两人皆无可考。据下文南郭子綦名丘，颜成子游名偃，
字子游。夫师名丘，而徒名偃，更字子游，俨然影射孔子与言偃。战国时， 孔子与言偃，在儒家中最知名，荀子所谓，“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也。 今乃仿其名号，改其主义，以为论议，甚矣慎到之吊诡，稷下先生之好事也！

四　前章所持论之旁证

　　慎到之学见引于晚周诸子者，皆与前说吻合。兹列举如下。（荀子·非 十二子》篇云：
尚法而无法，不循（从王念孙改）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
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 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
　　又《天论》篇：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 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
宋子有见于小，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
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
　　《吕览·不二》篇：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 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高注：“贵齐，齐生死等古今也。”）今按，所谓尚法 者，解见下章。所谓“不循而好作”者，仅谓其著书陈义，自我作古，是泛 语，未能据以审断慎子思想。其谓“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者，疑
谓在上位者，一任所凭之势以为治，无待乎辩贤与不肖，正如《韩非子·难 势》篇所引慎到语“无以是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齐物之思 想，若以之应用于人事，自必去是非，泯贤愚，而专用势。“上则取听于上” 者，指似于居上者当取其力其自身所凭之势，“下则取从于俗”者，既不辩 是非，等而齐之，自可顺俗为治。所谓“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者，但据本文 颇不可解，观下文云，“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则易解矣。由《荀子》 观之，慎子不能探本追源，以定是非，乃杂然并陈，以为万物皆可皆不可， 群众对此，犹治丝而棼之，何所适从？故曰，“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 也。
后者，众说之比肩，先者，原始之一贯也。 上文所释，诚非唯一可能之解。吾在此处所祈求辩证者，仅谓《荀子》
此语与齐物，论为慎子义之一说不相违悖，非谓其相互证明，此中分际，不
敢逾越。《慎子》书既号称十二论，齐物之外至少犹有十一篇，齐物固为道 体之言，此外必有用世之论。以齐物之道论，自可有“无所归宿”之人事论， 用势而不尚贤之政治论耳。
　　至于《吕览》所载，乃大可为吾解《齐物论》之证。陈骈即田骈（见 汉志），田骈即与慎子同道齐名之人，庄荀论此一派，皆以二者并举。此语 中所谓柔，仁，廉，清，虚，皆指抽象之德，不关政治之用，则所谓齐者， 当亦如是。高诱注以贵齐为“齐生死，等古今”，不以为齐贵贱，甚得其旨。 田骈既贵齐，慎到亦必贵齐，贵齐之义，正托于《齐物论》以传于今耳。
五　论今本《慎子》不足据 如此解《齐物论》，吾深觉其涣然冰释矣。然有一类事实，表面与吾说
不合者，即汉志著录《慎子》四十二篇在法家，而今本《慎子》思想与《齐 物论》既不相干，文词更绝不类，是也。
　　求解此谜，并非难事。由《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所 示，慎到田骈乃一派之学，今汉志以田子二十五篇列之道家，《慎子》四十 二篇列之法家，明二子之后世，学有变化矣。战国诸子，相反相生一传之后，
本师之名号未改，此学之内容乃变，是以读其书者不可不论其世也。据《史
记·秦始皇本纪》太子扶苏语，孔子为神仙方士所宗，据《非十二子》篇，

子思孟子造为五行，据汉志语，墨以养三老五更为兼爱，以顺四时而行为非 命。此岂所以论其朔耶？凡此持论者，皆据当时所见言之，既不可以为探本 之谈，亦不便以为伪造之证。慎到田骈，在始本为一家之学，《天下》篇所 著者其道论也。其用世之旨，政治之论如何，虽可略窥其端，究不能详考其 说，惟既以绝是非摒知虑为说，自易流为任势尚法之学。意者十二论中先开 其端，其弟子所记乃衍而畅之。道家之流为法家，本自然之势也。（汉志所 谓道家者，虽以五千文为宗，实乃关尹老聃，慎到田骈，庄周列御寇之总名。） 凡此慎田二子之支流，邻于法家引于韩非者，正是荀子所谓“尚法而无法”， 汉志所以列四十二篇于法家者也。犹之自《文子》以降引《老子》言多出五 千文之外者，因当时五千文之外，复有托名老子之传记，其书后世不传耳。 且学风之变，动于时尚，成于利禄之途。在慎子田子时，世变未至其极，大 国犹可安居，稷下先生开第康庄之衢，不治而议论，穷年清谈，块然可以为 生。下逮战国末，交争之风更炽，利国之要求尤著，承师说者，自不能不迁 竞时尚，以写新书，而资啖饭，于是解《老子》者，为申韩张目，承慎到者， 助法家扬波矣。儒墨在汉皆曾如此承变，慎学在战国未容亦不免耳。然则韩 吕所引，慎子后世书也。果汉志著录之四十二篇不绝，吾说当得直接证明。 今幸道家犹著录《田子》二十五篇，高注以为“齐生死、等古今”，此中得 其消息矣。（凡此所论详见拙著《变化的诸子》，未刊。）至于今本《慎子》， 不足深论。今行世著者二本，慎懋赏本最多，亦最不可据，其《内篇》已杂 采群书，《外篇》乃纯系伪造，世有定评。守山阁本最谨严，然实辑佚之书， 校以《群书治要》，多出者甚少，是此书之全佚久矣。凡此佚文，当在四十 二篇中，吾所谓后世宗慎子者所写录也。
1936 年 5 月 6 日
　　附记：余之蓄此说也，几近十年矣，人事鞅掌，东西南北，每思写出， 而逡巡不果。
本年 5 月 2 日，余与李济董作宾梁思永诸先生聚谈一室，涉及此书，
乃发愤曰，“今晚回家写成。”于是尽二夜之力，成此一文。 此文写成后，同事陈钝先生为我抄录，因举《国学论文索引第三编》
所刊山东大学励学社所刊之《励学》中王先进一文，名《庄子考证》，子目 有《齐物论之作者问题》一项示余。适研究所无此书，立函山东大学索之。 越一周，董作宾先生谓有此书，取而读之，知王先进先生所持之论与余说全 合，即谓《齐物论》为慎到作，以《天下》篇为证也。（《励学》自题出版于
1933 年 12 月，惟首页有赵校长序，题 1 月 10 日，故知此书出版期当在 1934
年 1 月，或其后。）余之初为人道此说也，始于 1927 年春，在中山大学教书 时。1928 年春，访胡适先生于其沪寓，谈中国古代哲学史之再版重写，因 及此事。适之先生甚喜此说，勉以速写，哲学史再版时当引入也。其后适之 先生见辄催之，如是二年之久，直至其返居北平之后，犹以为言。此外余又
向同好者道之，如顾颉刚，冯友兰，罗膺中，罗莘田，丁山，容元胎及其他
甚多友人同事，皆习闻吾说。在北大授中国古代文学史课，亦每为诸生言之。 其将此说写布者，则为顾颉刚先生。顾先生于所著《从吕氏春秋推测 老子之成书年代》一文中云：（载于《史学年报》第四期，1932 年 6 月出版 并转载于《古史辨》第四册，1933 年 3 月出版。）关于慎到，傅斯年先生有
一很重要的发见。他觉得《天下》篇中所云“弃知去己”，“舍是与非”，“块
不失道”等义均与《庄子·齐物论》相合，而“齐万物以为首”一语，简直

把《齐物论》的篇名也揭了出来了。 这是四年前他在谈话中所发表的。那时容肇祖先生亦举一证以证成之。
他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慎到，赵人??著十二论’，齐物名
‘论’，即是十二篇之一。”他们的见解都是极精确的。 按，王先进君文，未注明写于何时，然《励学》出版，既在《史学年
报》第四期及《古史辨》第四期之后，再按以编者之“编后”，王君必预读 顾文无疑：因“编后”引王君来信，自称“其材料是本诸黄方刚《老子年代
之考证》一段，在《古史辨）第四册三五七—八页，和罗根泽《老子及老子
书的年代》一段，同书四四九页”。《古史辨》第四册刊于 1933 年 3 月，而 王文自谓用其材料，则其写彼一文，必不在 1933 年之前可知也。
　　《古史辨》第四册既为王君自认所熟读，所依据，而王君发挥《齐物 论》为慎到书之一义，竟全不引同书中顾先生论此事之原文！然此亦不足深
论也。
　　　　　　同年月 19 日 此意蓄之十年，以为不移之论，一旦写成，转觉可疑。《庄子·杂篇》
中与《齐物论》之思想相应者甚多，不可以为偶合，然则《齐物论》之思想 与庄生后学者相混久矣，《天下》篇所论，仅见其始耳。甚矣治学之宜毋意
毋必也。
—— 选自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四分（193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谁是《后出师表》之作者？


　　余羁旅渝城，行箧中史籍仅存《三国志》一部。《文史杂志》编者卢逮 曾先生征文于余，不特考证之文无从着手，即泛论之词亦难下笔。盖引书而 不检原书，不可示人也。
促之不已，姑乞灵于《三国志》以塞责，读者谅之。
世传诸葛孔明《后出师表》，末有句云： “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此真忠臣谋国之典型，足以仪训百世者也！然其下又云： “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是则可怪矣。夫葛公出师，北向秦陇，固争其必胜者也。先定南中，
而后北进，内整军民，外联胡越，而后举事，将以为成算可操也。时后主朝 中，不无滋疑之人，以为以一州之地未可败大敌者，故《前出师表》中谆谆 命之，其辞云：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愿陛下托
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帝之灵。” 此之自信为何如？其昭示其自信者又何如？“谨慎”者作此言，其有
把握又何如？大凡负荷世业之人，决非认前途为漆黑之辈，事出无奈，无精
打采，自不信矣，何以信人？信以成功，疑以招败，古今通例也。若葛公以 为当时之力未足以克敌，则当益储实力，以待来年，决不漫然出兵，又漫然 作此语。若葛公以为当时之力足以克敌，此言更何为者？历观建立世功者， 必有其见识，亦必有其自信，人以为冒险，彼知其必克，今观后出师表，全
篇充满文人做事之心理，若果决而实忧疑，若奋发而实不振，其文辞固与《前 出师表》断然两途，其用思尤嫌冰炭。今试问《后出师表》之言为谁发之？ 为将士欤？此足以隳三军之气勇者也。为朝臣欤？则朝臣已有贪苟安者矣， 此固葛相力求克服之者，岂容反而助之？为后主欤？则后主庸君，原无庙算， 葛公谆谆然命之者，“亲贤臣，远小人??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亦宜自谋， 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也，岂容滋长其疑于大计乎？《后 出师表》之六不解，虽不可曰“败北主义”，终不免于“不必胜”论，求之 于史，颇似殷浩庚亮之心境，即桓玄子亦劣不至此，更安所论于我汉家三炎 之危相哉？
　　故世人于此文疑之久矣，而信者亦不乏人。其疑之者，以为此文与葛 公他文皆不类，心境亦不同，而赵云卒年尤与史不合也。其信之者，爱其文 辞，谅其居心之苦，且觉其称道时事与当时情景适合也。身边无一书可查， 亦不必查，《三国志》一书之资料足以证之矣。余于辩章两造之前，先察此 文之出处。
此表之来源裴松之云：“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
——选自《文史杂志》第一卷第八期（1941 年 7 月 16 日重庆出版）。



理学之地位


　　理学者，世以名宋元明之新儒学，其中程朱一派，后人认为宋学之正 统者也。正统之右不一家，而永嘉之派最露文华，正统之左不一人，而陆王 之派最能名世。陆王之派，世所谓心学也，其前则有上蔡，渊源程门，其后 则有泰州龙溪，肆为狂荡，公认为野禅矣。程朱深谈性理，以为“如有物焉， 得于天而具于心”，（戴震讥词）然其立说实为内外二本，其教则兼“尊德性” 与“道问学”，尤以后者为重，故心学对朱氏备致不满之词，王文成竟以朱 子为其学问才气著作所累，复妄造朱子晚年悔悟之说（见《传习录》）。
　　然则清代汉学家自戴震以降攻击理学者，其最大对象应为心学，不应 为程朱。然戴氏之舍去陆王力诋程朱则亦有故。王学在明亡后已为世人所共 厌弃，程朱之学在新朝仍为官学之正宗，王学虽与清代汉学家义极端相反， 然宗派式微，可以存而不论，朱学虽在两端之间，既为一时上下所宗，故辩 难之对象在于此也。虽然，理学心学果于周汉儒学中无所本源，如戴氏所说 者欤？凡言德义事理自内发者，皆心学之一式也。今如寻绎自《孟子》迨《易 系》《乐记》《中庸》诸书之说，则知心学之原，上溯孟氏，而《乐记》《中 庸》之陈义亦无可能。
夫性理之学，为得为失，非本文所论，然戴氏既斥程朱矣，孟子以及
《易系》《乐记》《中庸》之作者，又岂能免乎？如必求其“罪人斯得”，则 “作俑”者孟子耳。有孟子，而后有《乐记》《中庸》之内本论，有《乐记》
《中庸》之内本论，而后有李翱、有陆王、有二程，虽或青出于蓝，冰寒于
水，其为一线上之发展则无疑也。孟子以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 乐莫大焉。”又以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 知也。”又以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操则存，舍则亡， 凡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又以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又以为“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凡此类者不悉引）凡此
皆明言仁义自内而发，天理自心而出，以染外而沦落，不以务外而进德，其 纯然为心学，陆王比之差近，虽高谈性理之程朱犹不及此，程叔子以为孟子 不可学者此也。戴氏名其书曰《孟子字义疏证》，乃无一语涉及《孟子》字 义，复全将《孟子》之思想史上地位认错，所攻击者，正是《孟子》之传，
犹去《孟子》之泰甚者也，不亦慎乎？设为程朱性气之论寻其本根，不可不
先探汉儒学之源。自孟子创心学之宗，汉儒不能不受其影响，今以书缺有间， 踪迹难详，然其纲略犹可证也。《乐记》云，（按《乐记》为汉儒之作，可以 其抄袭《荀子》诸书为证。）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 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
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
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夫理者，以其本义言之，固所谓“分理，肌理，腠理，文理，条理”
也。（参看《孟子字义疏证》第一条）然表德之词皆起于表质，抽象之词皆 原于具体，以语学之则律论之，不能因理字有此实义遂不能更为玄义。（玄
字之本义亦为细微，然《老子》书中之玄字，则不能但以细微为训。）既曰
天理，且对人欲为言，则其必为抽象之训，而超于分理条理之训矣。必为“以

为如有物焉”，而非但谓散在万物之别异矣。故程朱之用理字，与《乐记》 相较，虽词有繁简，义无殊也。（郑氏注“天理”云，“理犹性也”，康成汉 儒戴氏所淑，亦未以理为“分理”也）夫曰不能反躬则天理灭，明天理之在 内也。
　　以为人生而静天之性，人化物者灭天理、明义理之皆具于心，而非可 散在外物中求之者也。《乐记》所言，明明以天理属之内，亦以修道之功夫
（所谓反躬）属之内也。
　　《中庸》云，（按《中庸》一篇非一时所作，其首尾常为汉儒手笔，说 见前。）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夫喜怒哀乐之未发，是何物乎？未有物焉，何所谓中乎？设若《中庸》 云，“发而皆中节谓之中”，乃无内学之嫌疑，今乃高标中义于喜怒哀乐未发
之前，其“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下视宋儒为何如乎？心学色彩如此浓厚，
程叔子不取也，更未尝以为天地位万物育于此也。《遗书记》其答门人云： 苏季明问：“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于喜怒哀乐 未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才发便谓之和，不可谓之中也。” 又问，“吕学士言，当求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如何？”曰，“若言存养于喜
怒哀乐未发之前则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不可。”又问，“学
者于喜怒哀乐发时，固当勉强裁抑，于未发之前，当如何用功？”曰，“于 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养便是。涵养久，则喜怒哀乐发自中 节。”曰，“当中之时，耳无闻目无见否？”曰，“虽耳无闻目无见，然见闻 之理在始得。贤且说静时如何？”曰，“谓之无物则不可，然自有知觉处。”
曰，“既有知却觉是动也，怎生言静？人说‘复’其见天地之心，皆以为至
静能见天地之心，非也。‘复’之卦下面一画，便是动也。安得谓之静？” 或曰，“莫是于动上求静否？固是，曰，最难，释氏多定言，圣人便言止。 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之类是也。易之‘艮’言止之义曰，艮其止， 止其所也。
人多不能止。盖人，万物皆备，遇事时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
才见得这事重便有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不出来也。”或曰，“先生于喜 怒哀乐未发之前，下动字，下静字？”曰，“谓之静则可，然静中须有物始 得，这里便是难处，学者莫若且先理会得敬，能敬则知此矣。”或曰，“敬何 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言，“*尝患思虑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
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诚之本也。须是习，习能专一时便
好。不拘思虑与应事，皆要求一。”此段最足表示程子之立点，程子虽非专 主以物为学者，然其以心为学之分际则远不如《中庸》此说为重，盖《中庸》 在心学道路上走百步，程子又退回五十步也。程子此言，明明觉得《中庸》 之说不妥，似解释之，实修正之。彼固以为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无中之可求，
其用功处广言之，则平日涵养，狭言之则主敬致一，此与今日所谓“心理卫
生”者微相近，绝非心本之学，尤绝非侈谈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者，所可奉为 宗也。
　　《中庸》章末极言诚。所谓诚，固《孟子》所谓反身而诚之训，然《中 庸》言之侈甚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自诚明，
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 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 参矣。
　　《中庸》成书远在《孟子》之后，其首尾大畅玄风，虽兼采外物内我 两派之说，终以内我派之立点为上风，是盖由于孟子之后，反对之说有力， 而汉儒好混合两极端以为系统也。其曰“诚者天之道”，犹云上乘也，曰“诚 之者人之道”，犹云下乘也。曰“诚则明明则诚”，犹云殊途而同归也，曰“自 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亦示上下床之别也。其曰，“天下之至诚”也， 由己性以及人性，由人性以及物性，其自内而外之涂术可知矣。故如以此言 论宋儒，则程叔子朱文公之学皆“自明诚谓之教”者也。
此义可于朱子《补大学格物章》识之。 朱子之《补大学格物章》，宋代以来经学中之大问题也。自今日思之，
朱子所补似非作《大学》者之本心。然程朱之言远于心学而近于物学，比《孟
子》《乐记》《中庸》更可免于戴氏之讥者，转可于错误中见之。《大学》原 文云，“??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 意诚??。”郑注云，“格来也。物犹事也。
　　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想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 此解虽若上下文义不贯通，然实是格字之正训，《诗》所谓“神之格思”，《书》
所谓“格于上下”，皆此训也。格又以正为训，《论语》所谓“有耻且格”，《孟 子》所谓“格其君心之非”皆谓能正之也。从前一义，则格物应为致物，从 后一义，则格物应为感物（王文成所用即此说）。若朱子所补者，周汉遗籍 中无此一训。上文有“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一言，
似朱子所补皆敷陈此义者，然此语与格字不相涉，《大学》作者心中所谓格
物究竟与此语有涉否，未可知也。汉儒著论好铺陈，一如其作词赋，后人以 逻辑之严义格之，自有不易解处。程朱致误之由来在于此。朱子将此语移之 下方，复补其说云：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间尝窃取 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
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 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 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试看格物致知在《大学》之道之系统中居诚意正心之前，即等于谓是 修道之发轨，朱子将此根本之地说得如此，则准以王学称心学之例，朱学称
“物学”自无不可。（朱子之究心训诂，名物，礼数，一如清代朴学家，“物 学”之采色极重。朱子门人及其支裔诚多舍此但讲性命者。然东发深宁竟为 清代朴学之远祖。此不磨之事实也。清代朴学家之最大贡献，语学耳［兼训 诂音声］，至于经学中之大题，每得自宋儒，伪《古文尚书》其一也，其对
于《诗经》一书之理解乃远不如宋人。五十年后，人之量衡两大部经解者，
或觉其可传者，未必如通志堂之多也。）朱子如此解格物，自非《孟子》之 正传，聪明之王文成岂肯将其放过？（见《传习录》。）然而朱子之误释古籍， 正由其乐乎“即物而穷其理”，而非求涂路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也。清 代朴学家之立场，岂非去朱子为近，去孟子为远乎？程朱之学兼受陆王及戴
氏之正面攻击者，为其二层性说。是说也，按之《孟子》之义，诚相去远矣，
若求其思想史上之地位，则是绝伟大之贡献，上承孔子而详其说，下括诸子

而避其矛盾。盖程朱一派之宗教观及道德论皆以此点为之基也。程伯子曰：
（《遗书》卷一）“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 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
　　有自幼而恶，是气禀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盖 “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说性， 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谓继之者善也者，犹水流 而就下也皆水流也，有流而至海，终无所污，此何烦人力之为也？有流而未
远固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有所浊，有浊之多者，有浊之少者，清浊虽不
同，然不可以浊者不为水也。如此则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 故用力敏勇则疾清，用力缓怠则迟清，及其清也，则却只是元初水也。
亦不是将清来换却浊，亦不是取出浊来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则性善之谓也。 故不是善与恶在性中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此理，天命也。顺而循之，则
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则教也。
自天命以至于教，我无加损焉，此舜有天下而不与焉者也。 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才则有善有不善，
性则无不善。 朱子于此义复发明之云：（《语类》四）
孟子言性。只说得本然底，论才亦然。荀子只见得不好底，杨子又见
得半上半下底。 韩子所言却是说得稍近。盖荀杨说既不是，韩子看来，端的见有如此
不同，故有三品之说，然惜其言之不尽，少得一个气字耳。程子曰，“论性
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盖谓此也。 孟子未尝说气质之性，程子论性，所以用功于名教者，以其发明气质
之性也。以气质论，则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释矣。退之言性亦好，亦不知气 质之性耳。
道夫问，气质之说始于何人？曰，此起于张程。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
有补于后学，读之使人深有感于张程，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如韩退之原性 中说三品，说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说是气质之性耳，性那里有三品来？孟子 说性善，但说得本源处，下面却不曾说得气质之性，所以亦费分疏。请子说 性恶，与善恶混。使张程之说早出，则这许多说话自不用纷争。故张程之说
立，则诸子之说泯矣。因举横渠“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 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举明道云，“论性不论气，不备， 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且如只说个仁义礼智是性，世间却有生 出来便无状底是如何？只是气禀如此。若不论那气，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 不备。若只论气禀，这个善，这个恶，却不论那一原处只是这个道理，又却 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会得后，都无人说这道理。
　　此程朱是说也，合孟轲韩愈以为论，旁参汉晋之性情二元说，以求适 于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者也。孟子者，宗 教的意气甚强大，宗教的形迹至微弱之思想家也。惟其宗教的意气甚强大， 故抹杀一切功利论，凡事尽以其所信为是非善恶者为断。惟其宗教家形迹至 微弱，故不明明以善归之天，而明明以善归之人，义内之辨，所以异于墨子 之“义自天性”者也。故孟子之性善说，谓人之生质本善也，孟子之所谓才
（例如“非才之罪也”之才字），亦可谓情（例如“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 之情字），皆性之别称也。当时生性二词未全然分划，孟子偶用比性（生）

字更具体之各词以喻其说，故或曰才，或曰情，其实皆性（生）之一面而互 立也。以为兼具善恶，与“性之本”“皆善”者不同，诚不可以为即是孟子 之正传，朱子于此点亦未尝讳言之。然则程朱之“性之本”果何物乎？程朱 之“性之本”，盖所谓“天命之谓性”也。程朱学之宗教的色彩虽与古儒家 大致相同，即属于全神论的宗教观，而非活灵活现之鬼神论，然比之孟子， 宗教之气息为重矣。（程朱之主敬即为其宗教的工夫。）故程朱之天亦有颇异 于孟子之天者也。孟子之天，孟子未尝质言其为全仁也。且明言其“未欲平 治天下”，而使其不遇鲁侯也，程朱之天则全仁也，全理也，故天命之性， 必为全善者也。（详见《语类》卷四。）然则程朱复为善之一物立其大本于天， 而名之曰“本性”，又曰，“性即理也”。在此点上，程朱之立场恰当墨孟之 中途，不过墨子言之极具体，程子言之极抽象耳。且墨子未尝以义字连贯天 人，程朱则以理字连贯天人物。（墨子虽言义自天出，人应以天志为志，然 其口气是命令的，所指示为应然的，未尝言天人一贯之理，如程朱之说理字 也。）故程朱之言“理”，性与天道皆在其中，而为“天命之谓性”一语作一 抽象名词以代表之也。
　　既连贯天人于一义之中矣，则道德之本基当立于是，故程朱以为本性 善。此一本性虽与孟子所言性不尽为一物，其为道德立本则一，其自别于释 道者亦在此也（参看程朱辟佛诸说）。
　　然而性善之说，如孟子之兼括才质而言者，究竟不易说通。孟子之性 善说恰似卢梭之生民自由论，事实上绝不如此，惟一经有大才气者说之，遂 为思想史上绝大之动荡力，教育之基础观点受其影响，后人虽以为不妥者， 有时亦不能不迁就之也。韩文公即不安于性善说者最有力之一人，其三品说 实等于说性不同耳。此所谓性，绝无天道论在其中，而是专以才质为讨论对 象者也。扬雄之“善恶混”说，亦自有其道理，盖善恶多不易断言，而人之 一生发展恒不定也。程朱综合诸说，作为气质之性，于是孟子性善说之不易 说圆处，扬韩诸子说之错综处，皆得其条理。朱子以为张程此说出则“诸子 之说泯”，此之谓也。
　　戴震以为气质之性说与孟子不合，是固然矣，然孟子固已与孔子大相 违异，而张程此说，转与孔子为近。孔子之词短，张程之论详，故张程之论 果皆合于孔子相近不移之用心否，今无从考知，然张程之立此说，固欲综合 诸子，求其全通，调合孔孟，求无少违，移孟子之性说，于天道上，而努力 为孔子之“性相近习相远”说，“上智下愚不移”说寻其详解，斯固集儒家
诸子之大成，而为儒家天人论造其最高峰矣。过此以往，逃禅纂道则有之矣，
再有所发明则未有也。故戴氏以程朱与孟子不合，诚为事实，设若此为罪过， 则戴氏与程朱惟均，若其以此说归之儒家思想直接发展之系统外，则全抹杀 汉代儒家之著作且不知程朱之说乃努力就孔子说作引申者也。
　　（按程朱与孟子之关系甚微妙。所有孟子道统之论，利义之辨，及其 “儒者气象”，皆程朱不能不奉为正宗者。然孟子宗教气少，程朱宗教气较
多，故其性论因而不同。此处程朱说根本与孟子不同，然程朱犹力作迁就之 姿势，故朱子注孟子，遇性善论时，便多所发挥，似推阐而实修正，内违异 而外迁就，或问亦然。两者治学之方亦大不同，若程朱之格物说，决非孟子 所能许，或为荀子所乐闻，此非本书所能详论，姑志大意于此。）
—— 选自《读书通讯》半月刊第六十一期（1943 年 3 月 1 日重庆中国
文化服务社版）。原收入《性命古训辨证》。



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


（与顾颉刚书中的一节） 这篇文章我非常的爱读，当时即连着看了好几遍。我信这篇文章实在
很有刺激性，就是说，很刺激我们从这些在欧洲虽已是经常，而在中国却尚 未尝有人去切实的弄过的新观点，新方术，去研究中国历史。又很提醒我们
这些地方。但这篇文章的功绩，在此时却只是限于这个胎形，看来像是有后 文，我们却不能承认其中证求的事实为成立。而且这种方法也不是可以全不 待讨论的。丁先生的文章我只看见过《中国与哲嗣学》的下半篇，和这篇， 和“科玄之战”的文章。从科玄之战的文章看来（特别是后一篇），可以知
道作者思想的坚实分析力，在中国现在实在希有，决非对手方面的人物所能
当，而他这一些文章，都给我一个显然的印观，就是，丁君在求学问的线路 上，很受了 SirFrancisCalton，Prof．KarlPearson 一派的影响，而去试着 用统计方法于各种事物上，包括着人文科学。这实在是件好事。我们且于丁 先生的施用上，仔仔细细看一下子。
（点一）拿现在的省为单位去分割一部“二十四朝之史”（从曾毅先生
的名词）中的人物，不能说没有毛病。把现在省拿来作单位，去分割元明清 三朝的人物是大略可以的；拿省作单位去分割前此而上的人，反而把当时人 物在当时地理上的分配之真正 Perspec— tive 零乱啦。略举一两个例，汉时 三辅三河七郡合来成一个司隶校尉部区，三辅是京畿，而三河每可说是京畿 文物之别府，文物最高的地方。这实在是一个单位。而若拿现在省划分，使 得三辅与当年的边塞为一单位，三河大部分与汝汉为一单位，小部分与雁门 代郡为一单位，便把当时人物照当时地理（就是说郡国）分配的样子失啦。 丁先生的表是个英语文法在汉语中分配的表，而从此推论到“即如前汉的都
城在陕西，而陕西所出的人物，还抵不上江苏，更不必说山东河南了。”仿 佛像是几百或千年后北京划得与东蒙车臣汗沙漠同区，统名蓟苏北部，有历 史家曰：“蓟北是千年建都之地，而所出人物，反不及今一中部，更不必说 大部了。”这话可以行吗？假如我们不拿现在的省为单位，而拿当年的郡国 为单位，恐怕这话就不这样了。东汉于郡上有了州，说起来容易些。东汉的 陕西所以人物少者，因为当时的陕西（司隶校尉）的大部分精华在省外，而 省内有些与当时的陕西毫无相干的地方。（朔方迤南，当时边塞，不属畿辅。） 江苏的人物所以多者，也正以当时的江北老把江南的分数带着提高。不然， 吴郡自身在西汉恐怕也不过和东汉样的。况且今之省域，不即合于当时的国 界。所以这表中直隶甘肃之在北宋（燕云十六州已属契丹，甘肃已属夏）， 河南安徽江苏之在南宋（交界区）??等，都是困难的物事。又如把南宋的 中国和现在列省中的中国为一般的排对比，自然事实上出入很多。
　　但既不用一贯的百分单位，比起来，又怎么办？我回答说，我根本上 不赞成这个表。
　　如果制一个表，必须比这个详细的多。不在当年“中国”的境内的即 不应一般待遇去百分，而当年国界省界也要注明。或者把省分为数部（如今
道区），比起来可以不太妨碍；当时区划也不妨碍一统一体的比较。余详下
文。

　　（点二）丁君从他所造的表中推比了许多事实和现象，但这些事实和 现象和这个表中的数目字，严格说起，多毫无有直接的关系，这些推比也但 是些预期 Anticipations 而已。换句话说，这些推比的事件多是我们时常所 想及，如建都的关系，都城外更有文化中心一种事实，地方与“龙兴”的关 系，物质与文物，殖民同避乱的影响??等等，都是我们读起历史来便引想 到的题目。但我们对于这些题目，有意思而有的意思无界略，总而言之，都 是些多多少少模糊着待考的意思。现在丁先生这表中的数目字，也并不能给 我们这些待考的意思一判然的决定。这些意思与这些间的关系，只是联想， 不相决定的“因数”。这类，看起来像很科学的，而实在是“预期”之件， 颇有危险。
　　（点三）第一表所以不见得能得好成就者，因为包罗太宽大，立意上 太普遍，而强从一个无从分析的表中去分析事实。至于第二表，却是一件极 好的作品，这一表之所以成功，正因为题目是有限而一定，不如上一表一样。 这个表中的意思，也或者可以有斟酌的地方。鼎甲数虽然不受省分的制限， 但恐怕也不能说是完全自由竞争的结果，尤其不见得鼎甲是能代表文化。我 很疑心有下列二种分数在其中有贡献。
　（一）考试官与投考者乡族的关系。如考官中多是昔年的鼎甲，恐 偏于其同乡的趋势。（典试不密书。）
　　（二）考殿试竟成了一种专门的技术，如某一地方最便宜于殿试所 需要的各种质素，则这一地方所出之科甲为多，然我们却不能竟拿他科甲的 数目为文化最高的数目。此两点均可于我们贵县在清朝多出状元一件事实中 证明。但如果明朝不如清朝在考试上之腐败，则此层即不成问题了。不过我
们看来，明朝晚年士林中，那种讲师生门第交游等等一切的净恶习惯，恐怕
好不到那里去。言归正传，这一个表却是把他所要证明的东西之一件证明了， 就是下一个消极证，官定的各省科举额，不足代表各省的程度，不过分数上 尚有斟酌呵！
　　（点四）丁先生谓在两汉的时代，中国文化分布的不平均，后渐平均， 到了明朝至平均，这恐怕也是因为拿着现在的单位去比量才有这个现象。浙
江之在西汉，犹之乎今之吉林，恐尚不及，福建等省，则等于黑龙江阿山道 之间。所以在后汉，广东贵州云南奉天“都是零”。与其说是文化不平均， 毋宁谓为这些地方之为中国，意义上尚不尽完全。如果我们做一个中华民国 时代的表，势必至于外蒙西藏（康省除外）青清下面加零，吉黑三特别区，
新疆阿山贵州下面加一个很小的分数，其相貌或与汉朝差不多。至于在各种
意义上，完全为中国之地方，如关洛汝汉淮泗及沿着黄河的郡国，细比起来， 其平均或不平均，恐与今之各省之平均相等。是则丁君所谓古不平均今平均， 又一幻境也。
　　总而言之，这事实与其谓为当年文化之不平均，毋宁谓是现在的中国 大得多了。
　　把上列几点约起来，我对于这篇文章的一个一般的印象，是觉着把统 计方法应用在历史一类的研究上尤其要仔细。普通说起，凡是分布上凌迟出 入的事实，都可应用统计方法，而这样分布上凌迟出入的事实，几乎是可研 究的事实之大部分。但统计方法的收效，也以他所施用的材料之性质为断。
统计方法最收效的地方，是天文。岂特如此，我们竟可说天文是统计学的产
生地。因为统计方法之理论，几乎都是从天文学中造端，而近代统计学方法

之立基柱者 Quetelet 自身是比利时的钦天监，这正因为天文学上的数目， 我们用来做统计学的比较的，总是单元（Homogenous），而所用数目，多半 是由我们所限定的标准造出的。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数目有管辖之可能。 几乎到了生物学的事实上，就不这样便宜，虽然这些数目还是由我们定的标 准所出产，然而事实的性质已远不如天文事实之单元，实在是些复元的
（Heterogeneous）。至于历史现象，我们不能使他再回来，去量一下子，又 是极复元的物事，故如不从小地方细细推求比论，而以一个样子定好如当代 欧美都市统计表一般的形状，加上，恐怕有点疏误。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 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 我不赞成这个以现在省为二千年历史的总单位，去百分国土大小很不相等的 各时的人，正是因为这表太整齐，这表里面的事实却是太不整齐。
研究历史要时时存着统计的观念，因为历史事实都是聚象事实（mass
－facts）。然而直接用起统计方法来，可须小心着，因为历史上所存的数目 多是不大适用的。
　　假如丁君把这一个大表变散为小点去研究，恐怕收效比现在多得多。 现在略举几个提议——
　　（一）以当年的州郡为单位，去求方里数目，户口数目，财赋数目三 件之互相比例。
　　假如能画成地图，以比例率之轻重为颜色上之浅深，或者其分配上更 可提醒些事。
（三）把世族（姑假定有二人同出一家同有传者即为世族，更于其
以年代分类）按州郡列一个表，再把非世族之人物照州郡之分配者和他 一比，恐怕使我们显然见得文化低的地方多非世族，文化高的地方多世 族。（母系有可考者即列，如杨恽为司马子长外孙之类。）
　　（四）把历代的世族比较一下，比较他们在人物中的百分数目，在 类职业文官武将文学等的分配比较，或者更有些事实可得到。此时没有 根据，但人们免不了泛着去想由东汉至唐，世家之渐重，实在是当时社 会组织上很大的一个象征。宋后世族衰，是一个社会组织上很大的变化， 这三件正是偶然想起，其实中国历史上可用数目表图研究的题目很多。 Richter 拿字数统计去定 Plato 语之先后，何况历史上的实呢。但总以从 有界画的题目做去，似乎才妥当。 我可以把上文总结起来，说：丁君这一种方法，将来仔细设施起来， 定收很好的效果，不过他这文（特别是第一表）却但是一个大辂的椎轮，我 们不取这篇文章所得的结果，因为他们不是结果；但取这篇文章的提议，因 为他有将来。
　　至于他论唐朝与外族的一段，完全和我的意思一样。汉唐决不能合作 一个直线去论，我曾于《中国历史分期的研究》详细说过。这篇文章大约是 民国七年春天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错字连篇。原稿我仿佛交给你了。是 么？我在这篇文章用所谓“元经”的话。
　　谓陈亡是“晋宋齐梁陈亡，中国亡”。永嘉南渡前为“第一中国”。南 渡后失其故地，而尚有第一中国之半，犹一线也。隋唐两代实是以五胡拓拔 为原始，合着有踏践的剩余再造的。所以唐朝文物习惯从南朝，而生活的精 神反截然和南朝两样。这个第二中国，固然在文化上仍是因袭第一中国，然 一要部分亦以苻秦拓拔为根据。（苻秦拓拔都有中国以外的领土，又恰恰这
　　
个时候是西域文化最高的时候，故即无人种变化，亦甚能使文化历史入一新 期。）大野三百年一统后（这个一统之为一统，也和我们五族共和之为共和 一样），大乱上一回，生出了一个文化最细密的宋朝。在许多地方上，宋朝 是中国文化最高点。这第二中国与第一中国之为一线，不是甚深的现象。其 内容上所谓南北朝之纷乱，决不等于三国唐季，而实是一个民族再造的局面， 恐怕这个时期是历史上最大的关节了。汉朝盛时只是中国的，唐朝盛时颇有 点世界的意味。这固然也由于汉朝接触的外国除西域很小的一部分外都蛮 夷，而唐朝所接触恰在西域和阿拉伯文化最盛期，但要不是自身民族上起了 变化，就是说等于社会组织和生活的趋向上起了变化，这外来的影响究竟不 容易济事。梁陈的“冢中枯骨”局面是不能使民族的生命继续下的。或者殷 周之际，中国的大启文化，也有点种族关系正未可知。要之中国历史与中国 人种之关系是很可研究的。
　　〔按：此书写于 1924 年 1 月 2 月间，丁氏原文载在《努力周刊》。颉 刚记。〕
—— 选自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十期（1927 年广州出版）。
　　






评顾颉刚的古史论——试想几篇戴记的时代——孔子与六经——在周
汉方术家的世界中的几个趋向——殷周间的故事——补说（《春秋》与《诗》） 颉刚足下：我这几年到欧洲，除最初一时间外，竟不曾给你信，虽然承你累 次的寄信与著作。
　　所以虽在交情之义激如我们，恐怕你也轻则失望，重则为最正当之怒 了。然而我却没有一天不曾想写信给你过，只是因为我写信的情形受牛顿律 的支配，“与距离之自成方之反转成比例”，所以在柏林朋友尚每每通信以代 懒者之行步，德国以外已少，而家信及国内朋友信竟是稀得极利害，至于使 老母发白。而且我一向懒惰，偶然以刺激而躁动一下子，不久又回复原状态。 我的身体之坏如此，这么一个习惯实有保护的作用救了我一条命。但因此已 使我三年做的事不及一年。我当年读嵇叔夜的信说自己那样懒法，颇不能了 解，现在不特觉得他那样是自然，并且觉得他懒得全不尽致。我日日想他写 信给你而觉得拿起笔来须用举金箍棒之力，故总想“明天罢”。而此明天是 永久不来的明天，明天，明天??至于今天，或者今天不完，以后又是明天， 明天，明天??。这真是下半世的光景！对于爱我的朋友如你，何以为情！ 私事待信末谈，先谈两件《努力周报》上事物。在当时本发愤想写一 大篇寄去参加你们的战论，然而以懒的结果不曾下笔而“努力”下世。我尚 且仍然想着，必然写出寄适之先生交别的报登，窃自比季子挂剑之义，然而 总是心慕者季子，力困若叔夜，至今已把当时如泉涌的意思忘到什七八，文 章是做不成的了，且把尚能记得者寄我颉刚，潦草，不像给我颉刚的信，但 终差好于无字真经。只是请你认此断红上相思之字，幸勿举此遐想以告人耳。 第一件是我对于丁文江先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篇文章的 意见。（以下见本刊第十期《评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文，不复 载。）其二、论颉刚的古史论。三百年中，史学，文籍考订学，得了你这篇 文字，而有“大小总汇”。三百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含括两种学问：一 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这俩以外，也更没有什么更大的东西； 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谬物事，如今文家经世之论等。拿这两样比着看， 量是语文学的成绩较多。这恐怕是从事这类的第一流才力多些，或者也因为 从事这科，不如从事史学文籍考订者所受正统观念限制之多。谈语言学者尽 可谓“亦既觏止”之觏为交媾，“握椒”之汉为房中药。宋大儒，康成玄晦， 如此为之，并不因此而失掉他的为“大儒”。若把“圣帝明王”之“真迹” 布出，马上便是一叛道的人。但这一流比较发达上差少的史学考订学，一遇 到颉刚的手里，便登时现出超过语文学已有的成绩之形势，那么你这个古史 论价值的大还等我说吗！这话何以见得呢？我们可以说道，颉刚以前，史学 考订学中真正全是科学家精神的，只是阎若璩崔述几个人。今文学时或有善 言，然大抵是些浮华之士；又专以门户为见，他所谓假的古文，固大体是假， 他所谓真的今文，亦一般的不得真。所有靠得住的成绩，只是一部《古文尚 书》和一部分的左氏《周官》之惑疑（这也只是提议，未能成就）；而语文 那面竟有无数的获得。但是，这语文学的中央题目是古音，汉学家多半“考 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所以最大的成绩是统计的分类通转，指出符号来，
　　
而指不出实音来。 现在尚有很多的事可作；果然有其人，未尝不可凌孔盫轩而压倒王氏
父子。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累层的造成的中国古史”，可是从你这
发挥之后，大体之结构已备就，没有什么再多的根据物可找。前见《晨报》 上有李玄伯兄一文，谓古史之定夺要待后来之掘地。诚然掘地是最要事，但 不是和你的古史论一个问题。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 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觉，恐怕不能很多。
（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
而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 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这是不能为后来的掘 地所掩的，正因为不在一个题目之下。岂特这样，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 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现存的文书如不清白，后来的工
作如何把他取用。偶然的发现不可期，系统的发掘须待文籍整理后方可使人
知其地望。所以你还是在宝座上安稳的坐下去罢，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 下去。自然有无量题目要仔细处置的，但这都是你这一个中央思想下的布列。 犹之乎我们可以造些动力学的 Theorem，但这根本是 Newton 的。我们可以 研究某种动物或植物至精细，得些贯通的条理，但生物学的根本基石是达尔
文。学科的范围有大小，中国古史学自然比力学或生物学小得多。但他自是
一种独立的，而也有价值的学问。你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 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去年春天和志希从吾诸位谈，他们都是研究史学 的。“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 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
弄史学而幸免此危，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
到这么大！这事原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刚的话，我或者不免生点嫉妒的意 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执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颉刚，我称赞你够了么！请你不要以我这话是朋友的感情；此间熟人
读你文的，几乎都是这意见。此时你应做的事，就是赶快把你这番事业弄成。 我看见的你的文并不全，只是《努力》《读书杂志》九，十，十一，十二， 十四（十三号未见过，十四后也未见过）所登的。我见别处登有你题目，十 四号末又注明未完；且事隔已如此之久，其间你必更有些好见解，希望你把
你印出的文一律寄我一看。看来禹的一个次叙，你已找就了，此外的几个观 念，如尧、舜、神农、黄帝、许由、仓颉等等，都仔细照处理禹的办法处置 他一下子。又如商汤、周文、周公虽然是真的人，但其传说也是历时变的。 龟甲文上成汤并不称成汤，商颂里的武王是个光大商业，而使上帝之“命式 于九围”的，克夏不算重事。周诰里周公说到成汤，便特别注重他的“革夏”， 遂至结论到周之克殷，“于汤有光”的滑稽调上去（此恰如玄晔谀孝陵的话）。 到了孟子的时代想去使齐梁君主听他话，尤其是想使小小滕侯不要短气，便 造了“汤以七十里兴，文王以百里兴”的话头，直接与诗颂矛盾。到了嵇康 之薄汤武，自然心中另是一回事。至于文王周公的转变更多。
　　周公在孔子正名的时代，是建国立制的一个大人物。在孟子息邪说讵 诐行的时代，是位息邪说讵诐行的冢相。在今文时代，可以称王。在王莽时 代，变要居摄。到了六朝时，真个的列爵为五，列卿为六了，他便是孔子的 大哥哥，谢夫人所不满意事之负责任者。
（可惜清朝初年不文，不知“文以诗书”，只知太后下嫁。不然，周公

又成多尔衮；这恐怕反而近似。）这样变法，岂有一条不是以时代为背景。 尤其要紧的，便是一个孔子问题。孔子从《论语》到孔教会翻新了的梁漱溟， 变了真正七十二，而且每每是些剧烈的变化，简直摸不着头脑的。其中更有 些非常滑稽的，例如苏洵是个讼棍，他的六经论中的圣人（自然是孔子和其 他），心术便如讼棍。长素先生要做孔老大，要改制，便做一部《孔子改制 考》；其实《新学伪经考》，便是汉朝的康有为做的。梁漱溟总还勉强是一个 聪明人，只是所习惯的环境大陋了，便挑了一个顶陋的东西来，呼之为“礼 乐”，说是孔家真传：主义是前进不能，后退不许，半空吊着，简直使孔丘 活受罪。这只是略提一二例而已，其实妙文多着哩。如果把孔子问题弄清一 下，除去历史学的兴味外，也可以减掉后来许多梁漱溟，至少也可以使后来 的梁漱溟但为梁漱溟的梁漱溟，不复能为孔家店的梁漱溟。要是把历来的“孔 丘七十二变又变??”写成一本书，从我这不庄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欧洲 教会教条史之可以解兴发噱。从你这庄重的心思看去，便是一个中国思想演 流的反射分析镜，也许得到些中国历来学究的心座（FreudianComplexes） 来，正未可料。
　　你自然先以文书中选择的材料证成这个“累层地”，但这个累层地的观 念大体成后，可以转去分析各个经传子家的成籍。如此，则所得的效果，是 一部总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启后来实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体要的 民间思想流变史，又立一个为后来证订一切古籍的标准。这话是虚吗？然则 我谓他是个“大小总汇”，只有不及，岂是过称吗？大凡科学上一个理论的 价值，决于他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范围广不广，此外恐更没有什 么有形的标准。你这个古史论，是使我们对于周汉的物事一切改观的，是使 汉学的问题件件在他支配之下的，我们可以到处找到他的施作的地域来。前 年我读你文时，心中的意思如涌泉。当时不写下，后来忘了一大半。现在且 把尚未忘完的几条写下。其中好些只是你这论的演绎。
一　试想几篇戴记的时代 大小戴记中，材料之价值不等，时代尤其有参差，但包括一部古儒家
史，实应该从早分析研究一回。我从到欧洲来，未读中国书，旧带的几本早 已丢去。想戴记中最要四篇，《乐记》，《礼运》，《大学》，《中庸》，当可背诵， 思一理之。及一思之，恨《乐记》已不能背。见你文之初，思如涌泉，曾于 一晚想到《大学》《中庸》之分析。
　　后来找到戴记一读，思想未曾改变。又把《礼运》一分量，觉得又有 一番意思。今写如下：《大学》《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 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见孟子时尚没有《大学》一种 完备发育的“身家国天下系统哲学”。
《孟子》只是始提这个思想。换言之，这个思想在孟子时是胎儿，而
在《大学》时已是成人了。可见《孟子》在先，《大学》在后。《大学》老说 平天下，而与孔子孟子不同。
　　孔子时候有孔子时候的平天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桓文之霸 业是也。孟子时候有孟子时候的平天下，所谓“以齐王”是也。列国分立时
之平天下，总是讲究天下定于一，姑无论是“合诸侯，匡天下”，是以公山
弗扰为“东周”，是“以齐王”，总都是些国与国间的关系。然而《大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