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传说中的强盗，常使被劫者卧铁床上，比床长者斩去过长的部分，比床短者与床拉齐。
① 希腊神话中两个长生不老、凶猛强悍的女妖怪，危害过往墨西拿海峡的船舶。

家写过多少作品。
　　在美文学领域以外的候选人当中，当年还有路德维希·克拉格斯。下边 的话可以证明艺术风格的高质量：语言“与严格的客观事实相结合，一种激 情、力量和吸引力在这个领域中确实是少见的”。在这方面克拉格斯“极为 符合必不可少的要求”，在人们评选柏格森的时候，“这些方面起过很大的 作用”。在这位候选人朝气蓬勃的问题上——调查人哈尔斯特罗姆明显缺乏 这方面的知识——报告在作了几行介绍以后就以保留态度止笔：
　　　人们担心，他的主张不会在当代引起强烈的思想潮流，而它的消极方面可能变成真 正的派别。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人类能够返老还童，幸福的人类也不会重现于生活的舞台。 更确切地说，要增加的那种不幸和混乱的人类在我们时代已经够多的了。看来这一点不符 合诺贝尔奖的精神。 西班牙语言和文学家梅嫩德斯·皮达尔遇到了完全不同的同情，1931 年
以来他一直被提名。对于这位当代西班牙文学的“光辉代表”来说，授予“真 正的美文学”的原则性限制从第一年开始对文学院的立场就有决定性意义， 而且一直未变。
　　如果 30 年代仅仅意味着前一个时期的各种倾向的延伸和激化，那确实 令人吃惊。其实战后完全不同的评价在一些方面已经表现出来。授予皮兰德 娄和奥尼尔文学奖就是如此——特别是围绕候选人赫尔曼·黑塞进行的讨 论。皮兰德娄在 1934 年因为“对戏剧和舞台艺术进行大胆和机敏的创新”而 获奖，这一授奖理由从 40 年代后期起一直贯穿厄斯特林时代。这些话在哈尔 斯特罗姆的专业报告中有些后退，就像评奖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的那样，人们 在讨论那些优秀的和最有个性的戏剧时“不是没有批评，但是可以肯定，作 品中包含着为了革新舞台世界而作出的巨大与独立的努力”。有一种反对意 见认为，作品的思想“总是围绕着自我个性和综合的问题转，但是不可否认， 这个问题是深刻和有意义的，问题的处理也显得思想丰富、敏锐，笔法多变”。 “包含着很多天才作品在内的戏剧创作，从整体上看有着少见的特性、轻松、 直率和欢乐”：“作家在欢乐中写出的作品给人以愉快的印象，而没有冥思 苦想和艰辛。”老戏剧家哈尔斯特罗姆了解皮兰德娄的特征——而舍克则把 他贬为“优秀的模仿者”，他的作品“将很快被人遗忘”。皮兰德娄确实是 一位革新家，《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以充满幻想和冲破现实主义的方法 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后世的欧洲剧坛。1934 年的文学奖是 30 年代的评奖委 员会作出的唯一值得称颂的贡献。多亏皮兰德娄有一种“明快”，这次占主 导地位的“公众要能理解”的标准没有拒绝承认他是一位革新家。
　　1936 年授予尤金·奥尼尔诺贝尔奖则不是评奖委员会的杰作。当评奖委 员会连续两次调查也没有把奥尼尔列为候选人时，是舍克促使评奖委员会改 变了自己的初衷。主 要论据包括在 1934 年的报告中。文学院采取观望态度基 于一份专业报告，主要内容可综合如下：“这种多方实验和非常引人入胜的 作品提供了相当多的艺术上有趣的东西，但是几乎没有一部作品从头至尾是 完全成熟的。”奥尼尔的戏剧实验完全没有得到像皮兰德娄那样的理解，人 们不把“增加舞台效果看作是必不可少的戏剧上的主要和合法的手段”，而 是把它看成“对这种艺术形式的扭曲”，然而这位作家对此只需负“部分责 任”，“总的责任要由整个不安于现状和只追求一时争取观众的戏剧界负， 在我们当代已无法发展一种较为紧凑、固定和受人欢迎的文化”，在最后这 几个字中人们隐约看到了“伟大的风格”的理想主义——在奥尼尔的作品中
　　
不存在。奥尼尔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因为“追求时代潮流所允许的更高的目标” 而拥有受人尊敬的地位。人们在《哀悼》中看到了他的“作家严肃性”和“激 情”，然而只是前两部分有着“完美的特征”。很多其他作品“有时候甚至 给人一种沮丧的印象”。
　　舍克部分地赞同这些反对意见：奥尼尔“毋庸置疑缺乏文化，甚至他最 好的作品也有使人忧虑的美学缺陷”：“但是他有着巨大的诗的力量。《哀 悼》的前两部分笼罩着一种强烈的悲剧气氛，很少有现代作家能达到如此的 水平。”对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分削弱了人的印象的责备也是针对其楷模奥 瑞斯忒亚的。再有，《安娜·克里斯蒂》的第一场“光彩夺目”——“就是 斯特林堡也不可能写得更好——短小的幻想剧《琼斯皇帝》仅有一点诗意”。 “只有一位真正的诗人才能创作出”这些作品，“首先是依靠这种纯粹诗的 力量而不是依靠较大的天才，避免了错误，依靠较大的天才是不可能取得这 些成绩的”。以这种说法争取了文学院，1934 年获奖不行，最好是 1936 年。 然而不同于皮兰德娄的是，人们要抬举的不是戏剧革新家，而是“最伟大的 诗的力量”。
　　很多在当时较为大胆的作家出现在 30 年代的报告里。1938 年出了个 A·赫胥黎；自从他“承认不合理的道德力量对人类价值的存在必不可少”以 来，他确实“被算作理想主义的完美代言人”，但是人们仍然怀疑，他在对 一切精神生活提出离经叛道的冲击以后是否“真正带来了丰硕的成果”。
人们 1938 年把小说《早班》看作是“恰皮克整个创作中最成熟的作品”，
摆脱了他平时追求效果和表面的思想追求”，“在深入、严肃描述普遍的人 类社会问题上，确实需要奋斗的思想”已经成熟：“小说体现的理想看来是 无可争议的。”为了能够判断作品是否真的达到了“足够明确的思想和有力 量塑造具有自己思想的能力”，人们仍然要等待把作品译成“某种通用的语 言”，评判暂时仍靠专业报告。如我们所知，人们一直没有机会进行重新考 察——1938 年也是恰皮克逝世那年。
新潮派作家中最有趣的名字是被托马斯·曼提名为候选人的赫尔曼·黑
塞。1931 年我们看到此事的开头。尽管人格无比高尚，又具有“少见的完美 风格和语言大师的风格”，黑塞在两个方面还是显得不足。他的“极为明显 和强烈的理想倾向陷入了很难与奖金设立者的目的互相协调的完美的伦理无 政府主义之中”。他也没有创作出“足够丰富并在生活的描写方面足够完美 的小说作品”。后一种责备的含义明确地表现在哈尔斯特罗姆的专业报告中：
　　　他的叙述天才很少能创造人物形象，缺乏戏剧性想象和紧凑，也没有能力依靠对话 本身突出人物的个性。他的特点是富有音乐感和浪漫，在外在事实的描写方面，只有风景 的描写富有表现力，显得明快而固定，而人吸引他的仅仅是灵魂，其中他那关于人的混乱 的综合体的基本观点本身并没有促成明显的特征。
　　人们寻求的还是一种没有棱角的人物刻画形式。黑塞新的分裂的人物形 象带有表现主义风格，可与歌德的古典主义和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相媲美。 这就要求很雄辩和敏感的分析，以克服对《荒原浪》作者的反对。众所周知， 黑塞重新出现在 1938 年和 1939 年的候选人名单中，前一年选中赛珍珠，后 一年选中弗·西兰帕。新书出版以后，他被承认在同时代诗人当中有“很高 的天赋”，然而还不能称为“有确实伟大水平的诗人”，1939 年人们是这样 说的。这一年厄斯特林把福格尔克维斯特争取到自己的保留态度一边来，不 仅仅注重近期的诗歌——“在当今德语中能够找到最优秀的作品——而且还
　　
强调《荒原狼》问世的时期，在这部作品中黑塞表现出一位有着创新精神和 大胆追求的艺术家，对于那个时代的惆怅所作的动情的解释，以及富有魔力 的表现”。他巧妙地强调，作家怎么样在“现代的各种矛盾中”仍然保留了 与“优秀的德国传统的联系”。在他最后一部散文作品《追忆篇》中，叙事 技巧已经达到“平稳的完美和对古典主义效果的纯正看法”——这个理由可 以引起文学院内残留的古典主义理想的共鸣。针对反对黑塞的德国观点，人 们补充说小说《悲剧》是他“艺术上忠于理想的美好证明”。但是反对派从 当时的政治局面中也得到了支持。世界大战爆发不久，这位瑞士公民和优秀 的人道主义者有了一种特殊的地位：
　　　如果现在把诺贝尔奖授予一位优秀的德语作家，他有定居权的国家属于文化中立地 区，那么就不需要原则性的思考。这样一项奖励还会获得一种特殊的权利，本质上属于非 政治性的作家赫尔曼·黑塞，同样是一位虽然受到排挤但仍然存在的人道主义的名符其实 而且富有同情心的特别代表人物。 从对那位有着创新精神和大胆追求的艺术家的评价中，人们可以看到厄
斯特林的战后政策的端倪。但是促进革新的时机还不成熟，对黑塞道德和美 学的片面理解实际上仍然存在。一位评奖委员会成员即 H·哈马舍尔德干脆 说，他不可能促成把诺贝尔奖授予像黑塞这样具有破坏性和病态的作家。黑 塞——西兰帕的排列实际上变成了对 30 年代文学院的最后一次考核。人们认 为，1939 年的诺贝尔奖是政治产物。这个问题我们下边还要遇到。此外，我 们可以证实，芬兰人获奖是一幅复杂图景的产物，文学院在 10 月 26 日要对 三个候选人表态，除黑塞和西兰帕以外，还有荷兰人道主义者约翰·赫伊津 哈。根据现在可以找到的一份常务秘书的报告——在第 7 章里这方面的情况 较多——黑塞得两张无保留票，一张是厄斯特林的，另一张是西维尔茨的， 另外还有三位院士把他排在第一位，把西兰帕排在第二位。在那个时刻，有 这个票数的候选人就是得票最高的了；我们后来才清楚，按选举逻辑得出的 这个有利局面是一个幻觉。这是黑塞渴望得到的最高限度的支持，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会再高了。犹豫的势力过于强大。实际上，文学院在黑塞问题上的 犹豫为 1939 年西兰帕获奖开辟了道路。这是决意奖励具有“雅俗共赏”作品 的那个 10 年的最后一幕。
『开拓者』5
　　战后出现了与上一个时期的评奖政策相当彻底的决裂。1945 年选中的 加·米斯特拉尔实际并不属于这个新时期。从 1940 年起拉丁美洲各个角落送 来了大量建议，如果没有一切颁奖都要由政府决定这一措施的话，她本来当 年就能获奖。这次授奖的意义不在于总算选了一位诗人，而在于人们打破了 欧洲和北美的界线，这是自 1913 年泰戈尔获奖以来的第一次。
　　但是事情的发展远不止此。1948 年选中托·艾略特的评奖理由给文学院 吹进了新风：“表彰他作为开拓者在当今诗歌领域里作出的卓越贡献。”这 是一个创新者辈出的伟大时代。标准并非全新。皮兰德娄“因为对戏剧和舞 台艺术的大胆和机敏的创新”而获 1934 年诺贝尔奖。但是更确切地说，这是 在朝“普遍意义”方向发展的评选过程里强化这个规定的一个例外。另一次 类似的评价出现于 1944 年，这一年把奖金授予过去在文学院里遭受强烈反对 的约·延森：“他把少见的力量和丰富的想象与广泛的知识、大胆、创新的 艺术风格结合起来。”大胆的艺术风格仅仅是整体中的一个因素，但是由此 可以看出一种新的评价基础正在建立起来。
　　
　　关键的一词“开拓者”首先与 1941 年以来担任文学院常务秘书的厄斯 特林联在一起，从 1947 年开始他在诺贝尔评奖委员会里执笔起草报告，在长 达四分之一世纪里是这个工作小组的一个重要声音。他的特征明显地表现在 与上一个时期决裂的新的诺贝尔奖金政策里，推选了大胆和有创新精神的作 品。在一系列的这类作家中，最早有黑塞、纪德、艾略特和福克纳。强调这 条路线的自然还有很多人——下边很快就要介绍——但是把最近几十年称作 厄斯特林时代并非过分。
　　1945 年可以说是分水岭。这一年的获奖者本来应该是 P·瓦莱里——如 果他在这一年的 7 月不逝世的话。在这次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出乎意料的 打击之后，人们甚至考虑过给这位逝世的作家颁发诺贝尔奖，不过后来同意 了厄斯特林的意见，即这类奖不会受到人们欢迎，“人们会把它看作‘马后 炮’，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此时的文学院已经不同于 30 年代，当时拒绝给 “孤高和晦涩的作品”授奖。在新的院士中还有雅尔马尔·古尔贝里、帕尔·拉 格奎斯特和古斯塔夫·赫尔斯特罗姆·评奖委员会里除了哈尔斯特罗姆、厄 斯特林、雅尔马尔·哈马舍尔德和布克以外，如今又增加了西尔维茨。众所 周知，是厄斯特林、西尔维茨和布克促成把瓦莱里列为候选人，后者个人的 评价已经公之于众：瓦莱里的诗歌贡献是“那么富有创造性和意义”，散文 作品是“那么富有思想性和辉煌”，获奖是理所当然的。人们用这些话使反 对孤高的坚冰开始破碎。当时文学院里美文学作家的生气勃勃的特征对促进 艺术更新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已经看到，早在 1939 年西尔维茨就站在厄斯 特林一边支持黑塞，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赫尔斯特罗姆成了福克纳获奖的推动 力量，而古尔贝里多次为过去被当作后娘生的诗歌鸣锣开道。厄斯特林后来 曾强调，这些坚强的作家代表对战后新的评奖政策有着多么的重要性。
瓦莱里作为试金石的作用被另一位有着象征主义—现代主义传统的晦
涩作家托·艾略特所继承，此人 1945 年首次被厄斯特林提名为候选人。哈尔 斯特罗姆写了一个否定的报告，被人引用以后才被外界知道，他承认，在那 些复杂的联想当中既有美丽的篇章，也有深刻的思想，但是因为过于细琐和 晦涩，因而作了否定的评价。这是 30 年代对瓦莱里评价的死灰复燃。
艾略特还要在幕后等一段时间才能出台。在此期间其他两位有争议的候
选人被提了出来，即赫尔曼·黑塞和安德烈·纪德。前者在 30 年代因为“伦 理无政府主义”和“缺乏人物刻画”而受到责备。对于参与厄斯特林的介绍 活动的人来说，从 1932 年介绍《荒原狼》，解释《大海的音调》，到 1944 年评论《玻璃球游戏》，是谁在指导黑塞躲过各种反对意见而最后获得公认，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针对“只不过是给疯子看的”观点，厄斯特林为《荒 原狼）写了序言，称这部作品为“最大胆的灵魂实验”，这一点再次表明他 是大胆革新艺术的崇拜者和严肃、坚定的说服者。厄斯特林后期高明的证词 体现在诺贝尔奖颂词当中；像往常那样，他把秘密报告中的获奖理由公之于 众。颂词说“黑塞是一位优秀的、富有战斗性的人”，“在悲剧的时代他成 功地保留了真正人道主义的鲜明个性”。同时他是一位“在属于欧洲中立保 护区的一个国家里有定居权”的作家——这在战后不久是有力的论据。①但是 从长远观点看，更有意义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厄斯特林说，黑塞的“来自个 人危机时期的越来越大胆的书，有着幻想小说《荒原狼》中最伟大的材料”。



① 世界大战期间瑞典文学院不向交战国的作家授奖，仅向中立国的作家授奖。

还应该补充一句，他表示的看法也有回顾的意思。在一两年后回忆诺贝尔奖 的作品里，他曾抱怨易卜生从未获奖，因此“诺贝尔的光荣榜上将永远缺少 一位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先行者的名字”。厄斯特林的抱负正是要使文学 界伟大的开拓者都榜上有名。
　　这一观点在 1947 年选中安德烈·纪德时并非同样明确。“如今被人们 非常普遍地视为法国最伟大的文学名字”的纪德，曾经是一位“极有争议的 人，起初他站在制造思想混乱者的最前列”，说明授奖理由的诺贝尔奖颂词 是这样说的，这个颂词有着厄斯特林在小范围内阐述过的理由。然而，现在 的问题不是要想方设法使这位在诸多方面具有挑战性的作家通过可能设在前 进道路上的偏见。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更重要的是强调与这位《伪币制造者》 的作者有联系的革新——在内部审查的时候，有时候把他当作普罗秋斯①“顽 强地做着使正负两极相撞迸发出火花的试验”，有时候把他当作从“燃烧的 窝中飞出来的凤凰，在高空飞来飞去”，但首先是从延及几代人、看来至今 仍未穷尽的影响中脱颖而出的新人新观点。人们暗示，有着一大批追随者的 这位孜孜不倦的试验家是厄斯特林急于奖励的开拓者之一。
　　1946—1947 年仍然相当不清楚的信号到 1948 年面对艾略特时已经成了 明文。同时厄斯特林对“这位有着现代诗歌特征的开拓者”的颂扬也巧妙地 解决了孤高和通俗之间的矛盾，这是 30 年代的瑞典文学院碰到的极为困难的 问题：艾略特“逐步从极为孤高和有意识的孤立中摆脱出来，有着极为广泛 的影响”；他的诗歌“像锋利的金刚石划破我们这代人的意识”。厄斯特林 引用艾略特自己的论点：合成文化中的诗歌肯定是难懂的。特别有意思的是， 除了艾略特“伟大的诗歌实验”《荒原》以外，他的讲话同时还提出了一部 “在现代文学中比任何其他作品都引起轰动的开拓性作品、爱尔兰人乔伊斯 的《尤利西斯》”。通过回忆上一个时期最大的、至今仍无法挽回的疏忽， 厄斯特林把 1948 年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颂饲，与同《荒原》“在思想与结 构上”都有着“亲密血缘”的一部开拓性作品联系起来。
但是目的远不止此。厄斯特林回忆了正好是 25 年前的那个时刻，当时
叶芝处在相同的位置：“现在把这个荣誉授予您——世界诗歌漫长历史中的 一个新时期的主导者和代言人。”以主导者的形象所体现的诗歌新时期是现 代主义时期，首次出现在诺贝尔奖金评选活动中。这一变化在讲话的开头就 体现出来了。很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是“寻求与人民的意识自然相联系并为 达到这个目的或多或少地使用唾手可得的手段的一种文学代表人物”。艾略 特是“一种背叛”，是选择了进入我们这代人意识的那条狭窄和孤高道路的 作家。《荒原》作者实际上是间接指向整个伟大的象征主义一现代主义传统， 它从马拉梅一直延续到后世。
　　第二年的奖金——一直到 1950 年才颁发——授予有着同等意义的散文 作家。威廉·福克纳，此人对后世散文艺术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对法国新小 说和拉丁美洲富有魔力的现实主义的影响还没有显露出来。
1950 年的文学院对此一无所知。但是通过对一位伟大的实验者下的赌注 预示了这种发展。负责写专业报告的哈尔斯特罗姆在颂词中综合了自己的观 点，他一方面强调，作为深刻的心理学家，福克纳在目前在世的盎格鲁撒克 逊小说家中是“无与伦比的大师”，没有一位同事有他“那样丰富的想象力



① 希腊神话中可以变成各种人物的预卜海神，但千方百计逃避来访者。

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另一方面指出他“永不停歇的革新”：“几乎找 不到出自他手的两部小说使用相同的技巧。”“除了乔伊斯在某种程度上可 能高于他以外”，作家成了“我们这个世纪中小说艺术的最伟大的实验者”。 他“纯熟的语言知识”加强了他革新的决心。人们可能把他在新盎格鲁撒克 逊小说创作中所掌握的来自不同的语言因素与不同风格时期的丰富的英语语 言遗产——从伊丽莎白时代的用语风格到美国南部各州黑人所使用的简单但 富有表现力的语汇——也看作是他相同实验的欲望。得到文学院同意的对“实 验者”的评价如今己无必要把伟大与“开拓者”等同起来。对于福克纳，人 们还未来得及回顾，而关于艾略特，人们手中已有答案。但是像上一年度的 诺贝尔奖一样，这一年的奖金是着眼于一种文学力量中心，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有理由等待从这个中心出现巨大的革新影响。
　　毫无疑问，对“开拓者”的这种赞赏与其他评价相矛盾。战后时期的通 常做法于很大程度上在伟大的开拓者和自成体系的“大师”之间，在更大范 围内处于枢纽地位的作家与完全遵循传统并创作了伟大作品因而自成一体的 作家之间，打着选择的烙印。对这两者考虑的相互关系在获奖者名单的构成 上可以直接看到。在艾略特、福克纳等一系列获奖名字之后，有四个自成体 系的大师。对丘吉尔的评价主要强调他在历史和自传创作方面的“杰作”， 对罗素、拉格奎斯特和莫里亚克的授奖则被看作出于近似的角度。1951 年授 奖理由有些新的特征：拉格奎斯特“因为艺术魅力和深刻的独立性”而获奖， “他以此在作品中寻觅人类永恒的问题的答案”。“艺术魅力”——这个词 在以后年代对莫里亚克的评价中变化成“艺术激情”——是一直与“开拓” 一词竞争的主要创作标准。当然也可以把开拓者称为大师。1954 年海明威“因 为充满魅力并在当代小说艺术中创立了大师风格”而获诺贝尔奖，“最明显 地体现在《老人与海》中”。
对授奖理由所进行的这类有限的讨论已经表明，人们对“开拓者”这个
概念可能进行狭隘的解释。这一点不仅关系到像艾略特这样有国际声望的诗 人，而且在评价时还可以强调作家在自己本国或者本民族语言范围内对后世 的巨大意义。1955 年和 1956 年的两项奖金先后授予两位这类作家——拉克 斯内斯，“他的诗情画意般的描写，革新了伟大的冰岛小说艺术”；希门内 斯，“他的诗歌创作在西班牙语中开创了精神高尚、艺术纯洁的典范”。对 于后者，在古尔贝里的颂词中突出了“典范“个伺。希门内斯最初在舞台上 “并非是大胆的革新家”，但是“扫尽昔日旧作和带有形式改革特征”的后 期的希门内斯，对西班牙语诗歌有着巨大的意义：
　　　R·阿尔维蒂，J·纪廉，P·萨利纳斯和其他在西班牙后期诗歌史上写下名字的人 都是他的门徒；加西亚·洛尔卡和以加·米斯特拉尔为首的拉丁美洲诗人都属于这个行列。 这个讲话表明，古尔贝里也可以算作赋予“革新者”的角色决定性意义
的人。但是其他人在这个时期也经常使用“开拓性意义”和“先锋者”这两 个概念；在他们当中有达格·哈马舍尔德和埃文德·约翰逊。对于希门内斯， 厄斯特林表现得很冷淡；他更看重文学史家皮达尔。
　　在“开拓者”与自成体系的“大师们”之间的摇摆在整个战后时期继续 存在；就后一个阶层而言，人们经常在评价中用“力量”或“强化”这些词 来强调自成体系的大师们的光彩强度。与“对当代产生广泛影响”的萨特不 同，与“同用小说和戏剧的新形式刻画现实人类的贫困、潦倒的贝凯特不同， 与代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西班牙语诗歌传统进行巨大革新的 v·阿莱克桑
　　
德雷不同，Ⅰ·安德里奇则是“以叙述的魅力刻画了选自本国历史的主题和 经历”而受到奖励，肖洛霍夫“以其艺术的力量和忠实在顿河史诗中刻画了 俄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历史时期”而受到称赞，索尔仁尼琴所以获得诺贝尔 奖是因为他“以伦理的力量继承了俄国文学中不可取代的传统”，而艾·巴·辛 格所以受到人们赞扬，是因为他“以植根于波兰—犹太人的文化传统的富有 激情的叙述技巧，再现了普遍的人类条件”。这批“开拓者”主宰着 1940—
1960 年这段时间，开头是黑塞、纪德、艾略特和福克纳，后来有帕斯捷尔纳 克、夸西莫多和佩斯。人们也从这个观点看待帕斯捷尔纳克，厄斯特林在 1958
年 10 月 23 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把他称为“有着现代灵感的开拓者”和俄语 的革新者。纵观全局可以这样说，自从现代诗歌、小说和戏剧的伟大革新得 到公认以后，诺贝尔奖金的评选标准的意义在逐渐缩小。现代主义的传统已 经逐步建立起来，因此没有理由再强调巴勃罗·聂鲁达、哈里·马丁逊和切·米 沃什的各自的先锋派特征。他们不属于现代主义的历史时期，而是属于现代 主义的丰收时期。
　　1964 年人们提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新潮流代表人物，从当时的观点看， 两个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卡尔·朗纳尔·基耶洛夫在 10 月 9 日致埃里 克·林德格伦的信中说：“萨特和奥登之间的优缺点最后总是要算的。”授 奖的理由可能还会说萨特有广泛的影响；这封信在谈到他的优点时还说，文 字“似乎预示着他创作生涯中的一个新的、富有朝气的时期”。关于他的不 足之处，信中说，“与其说他是一个真正创造性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个辩论 家”。厄斯特林在 10 月 22 日的广播讲话中说：在“现实主义”的戏剧形式 中，“信条始终是主要的”。用另外的话说，萨特是一个哲学流派代表人物， 而不是皮兰德娄或福克纳式的开拓者。反之，人们把奥登看作是文学革新者。 关于他的优点，基耶洛夫继续说，“与其他两位（萨特和肖洛霍夫）不同， 他还是这个世纪文学形式的创造者”（同样，“他的杂文也证明了他有非凡 的敏锐性和创造性”）。他的不足之处是，“他的创作高峰期已经过去相当 长的时间了”。考虑到诺贝尔奖金应该在不同国家之间分配（关于这一点第
9 章讲得比较详细）这个因素，整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唯一一个特别明
显的理由是，在（战后）相隔很短的时间内五次诺贝尔奖都给了一个国家”。 人们发现了这个明显的理由。用基耶洛夫的话说，10 月 21 日“在两个主要 候选人中选中的那个”几天以后谢绝领奖。
我们逐渐看清楚了一种代沟。早在厄斯特林推行新的政策的头 10 年，
达格·哈马舍尔德在对选中丘吉尔、海明威和拉克斯内斯的反应中惊呼：“啊， 如果人们能表现出一点勇气就好了！”对他来说，对佩斯的态度是代沟的试 金石：厄斯特林“似乎欣赏青年作家”，对手斯坦·塞兰德最多可以接受《远 征记》，而他自己从《流亡》开始什么都喜欢。不同的评价包含着很大的不 公正；哈马舍尔德自然看不到我们用后世的眼光从各种材料中看到的厄斯特 林的作用。但是他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授予革新者诺贝尔奖的要求将逐
步由新的一代完成，而昔日评奖标准的维护者则抱怀疑态度。 实际上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战后头 10 年里并没有完全放弃标志着 20 和
30 年代评奖委员会特征的对孤高作品的原则性保留态度。一连串难懂的诗人
——希门内斯，帕斯捷尔纳克和佩斯等——也不是没有问题。对于要求授予 先锋者诺贝尔奖和对难懂诗歌原则性的保留态度，在厄斯特林身上表现得极 为矛盾。夸西莫多很接近这种理想，厄斯特林在讲话中把他看作是“一位现

代诗歌的革新者”——带有植根于古典主义传统的自然亲切感——但是同时 又把他看作是一位“不可阻挡地冲破封闭形式并富有人类激情的作家，而他 在一开始则受制于这种封闭形式”。他用后边引用的这些话公开了评奖委员 会的观点。
　　厄斯特林的矛盾心理从对 1960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圣·琼·佩斯的态度 上可以看出。众所周知，达格·哈马舍尔德是这次获奖的推动力。他以文学 奖历史上少见的激情和执著，年复一年地争取对自己路线的支持者——立足 于对佩斯作品意义的精心准备的观点——这一切如今通过研究保存在皇家图 书馆里的往来信件可以得到证实。隆德大学图书馆里的一组书信可以作为补 充。在那里还可以证实他为了核查和润色林德格伦的翻译所从事的令人惊异 的工作。但是众所周知，他也翻译了自己所崇拜的对象的作品，并写出了作 为评审根据的 1955 年的出色专业报告（主要脉络已为世人所知）。从我们的 观点来看，特别使人感兴趣的是，这位一直与生存问题格斗的作家怎么会被 描写成既是伟大诗歌传统的“革新者”和“保持者”，又类似摆脱了一切清 规戒律的超现实主义，并符合法国古典主义的诗歌传统。这一传统由波德莱 尔、兰波、马拉梅直到克洛岱尔等人发扬光大。这是一种巧妙的论点，既承 认佩斯作为“形式革新家”的作用，又暗示可以把他歌颂为“在世者”中法 国传统的“最优秀的代表者”。（哈马舍尔德在 1956 年致厄斯特林的一封信 里提到了克洛岱和瓦莱里痛失获奖机会，如今怎么还能重蹈覆辙呢？）
厄斯特林在讲话中强调了这些方面。佩斯最后得到的评价是“现代诗歌
最杰出的指路人之一”，同时被称作“完善了法国文学院中的一条伟大的路 线，特别是来自其古典主义作家的高尚传统”。这次在厄斯特林对指路人的 特别赞扬中，也有着矛盾的特征。晦涩对他来说是达到前后统一赞扬的障碍。 像哈马舍尔德几年前明确说过的那样：佩斯是“不折不扣的“过于孤高’的 诗人”。厄斯特林也认为，佩斯在叙事诗中“不厌其烦地使用的形象语言”， “由于诗人要求读者聚精会神而显得絮叨”。这个讲话同时也表明，厄斯特 林怎么样试图克服自己的原则性犹豫心理。这“实际”上关系到“有着高度 特性、语言上和思想上都很复杂的作品，但是它们的大师绝对不是这个含义 上的孤高或孤芳自赏”；相反，这个声音“是要反映从整体上看有着多重性 和连续性的人类，反映人类本身的永恒的创造性”。我们要用同样的方法来 理解不受社会“反应”左右和不接触“普遍人类”的高雅诗人，这种“孤高 和距离是我们时代具有伟大抱负作品的一种生活现象”。佩斯以“自己表面 的隔绝和经常晦涩难懂的象征，最后变成了给当时带来普遍意义的诗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 30 年代对缺乏公众积极响应的晦涩诗歌的批 评死灰复燃，而首当其冲的人就成了伟大文学先驱的代表人物。但是，我们 同时也看到厄斯特林怎么样用指路人这句话克服自己的犹豫心理。然而这个 标准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1967 年又出现了另一个指路人，即“魔幻现实主 义”的第一部伟大作品《玛雅人》的作者。像《法兰克福汇报》指出的那样， 授予阿斯图里亚斯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承认这部伊比里亚—美洲小说的国际 意义。但是用评奖委员会的话说，这种小说艺术不仅仅植根于“民间特征和 印第安传统”。像厄斯特林在讲话中强调的那样，阿斯图里亚斯“完全摆脱 了昔日小说技巧程式”；早年受“欧洲现代主义影响”，后来作家在怒不可 遏的文笔中表现了与“法国超现实主义有一种明显的亲缘关系”。同时，在 厄斯特林介绍情况时存在一种微妙情况，它使人相信，他不同于那些为使阿

斯图里亚斯获奖而不遗余力的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紧接着这个时期之后出 现的新一代作家。
　　佩斯获奖九年以后，评奖基础“开拓者”又面临着一次更为麻烦的考验。 从厄斯特林这一年未致颂词来看——这是极为引人注目的——贝凯特确实是 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从基耶洛夫的讲话看——他的讲话有很大一部分针对的 是，有一种思想认为：既然诺贝尔文学奖旨在奖励“富有理想”倾向的作品， 那么贝凯特的黑色观点根本没有资格获奖——对获奖者的批评很可能意味着 “富有理想”的要求最后一次在讨论中占重要地位。“悲观主义思想和创作 的启示奇迹是可以起作用的”，基耶洛夫说。他指出了人类真正价值的深刻 感受，“不管怎么说”，他在贝凯特的黑色观点中发现了“内在的净化和充 满生命的力量”：
　　　它包含着一种仁爱，这种仁爱在丑恶的东西里陷得越深，被人理解得也就越深，它 包含一种必须使痛苦达到终极的绝望，以便发现，同情是没有极限的。贝凯特的作品正是 从这种立场和毁灭的边缘出发的，它就像是整个人类的哀求，对陷入困境者的解放和对苦 难者的安慰，听起来就像是它的沉闷的小调。 然而最初撰写的历史使基耶洛夫扮演了一个极不寻常的角色；斯特罗姆
贝里说他以令人信服的辩才把文学院争取到自己一边。在这个问题上，史学 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评奖委员会的其他院士早已经公开发表了与基耶 洛夫一样的看法，阿图尔·隆德克维斯特就在一篇杂文中说，贝凯特的毁灭 神话“通过纯粹的对比力量”获得了“创世神话的特点”，虚无也“以某种 方式？变成了“解脱和激励”，L·于伦斯坦在议事录上活灵活现地写道：“贝 凯特当然是乐观主义者——他揭示了依然存在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他把一切 能除去的东西都除去了，而生命并没有消失??”在文学院的其他院士中也 不乏对贝凯特持此种积极看法的人。
　　　如果说基耶洛夫的讲话使人意识到对贝凯特的黑色观点还有不同意见的话，那么它 也同时显示出，从一种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它与厄斯特林还有一致的地方：贝凯特是“小 说艺术和戏剧的新的表达方式的开拓者”。这就表明人们继续遵循厄斯特林的主要路线。
　　但是 1969 年的评选也显露了已经发生在文学院内的年轻化倾向，主要 标志是：基耶洛夫 1964 年被选为常务秘书，1970 年春天成为文学奖评选委 员会主席。厄斯特林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主动精神自然完全转向了以 基耶洛夫（1961 年入选）、于伦斯坦（1966 年入选）、隆德克维斯特（1968 年入选）和埃德费尔特（1969 年入选）为代表的少壮派。然而评选标准的连 续性是引人注目的。现在已经不是基耶洛夫一个人独唱“开拓者”。在其他 院士中，特别是隆德克维斯特已经成了这种观点的代言人。1962 年——在他 自己坐到第 18 号交椅前六年——他曾攻击文学院授予斯坦贝克文学奖是它 最大失误之一，理由是：
　　如果人们特别注意一下长篇小说的革新，斯坦贝克马上就会黯然失色， 从而形成对处于中心地位作家的有利局面，如达雷尔、贝凯特和 C·西蒙。
　　对于 1970 年把诺贝尔奖授予索尔仁尼琴，从当时的观点出发隆德克维 斯特属于怀疑派。1983 年他曾为 C·西蒙辩解，说他比戈尔丁有更大的影响 和意义；他把“福克纳的传统发展为新的法国小说，影响了后来的整个拉丁 美洲文学”。
　　当然在这个阶段支持厄斯特林的“开拓者”格言的不仅仅是基耶洛夫和 隆德克维斯特。很多院士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示了类似的方向。于伦斯坦则
　　
支持另外一种评价标准，在下一章我们将仔细研究一下。
　　隆德克维斯特 1983 年的轻率举动使由于高度评价革新派而造成的心照 不宣的紧张关系明朗化。在他看来，有着西蒙这种关键作用的人毫无疑问要 比本身是个“好作家”的人档次高得多。我们且不管这个“好”字究竟有什 么含义。这里要说的是战后一直要在开拓者和稳健派“大师”之间作出选择。 一些人主张必要的革新，另一些人则依靠个人的激情，他们以此来理解自己 的存在、自己的经验和题材，并给它们注入自己的灵魂，而人们对究竟选择 谁犹豫不决——这种困难明显地表现在 70 年代的材料里。
　　不过我们在同一个基耶洛夫的矛盾中也看到了这一点。在他为贝凯特辩 护时，强调开拓性贡献。但是他在讲到伯尔时，又朝另一个方向倾斜。人们 在授奖理由中说，此人在“德国文学中起着革新的作用”。然而从我们讲的 情况看，对这种特点的解释有被曲解的危险，因而作些评论是合适的。基耶 洛夫粗线条地勾画了伯尔的贡献——德国的饥饿年代，废墟中的生存和独栽 的窒息手段——暗示了新一代作家、思想家和哲学家所面临的创造德国新奇 迹的任务：
　　　德国文学领域里的革新（伯尔的贡献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贡献本身也是重要的一部 分）不是一次形式实验：快要淹死的人不会采用蝶泳的姿势。这是一个从毁灭中新生的问 题，是重新唤起生命的问题，是遭到雷击注定灭绝的庄稼重新破土而出、开花、结果并给 整个世界带来快乐和仁爱的问题。这正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要授予自己奖金的对象。 这里讲的“革新”有别于“开拓者”的革新。它更接近于实验派人物 G·格
拉斯在德国文学中所代表的后期风格。里边特别提到诺贝尔的意图，从而表
明他更像在第三帝国的废墟上进行道德复兴的代表人物。 C·西蒙作为开路先锋的角色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从 60 年代起他一直是
处于突出地位的候选人，直到在 1985 年的评选中获得多数票。（法国报刊曾
断言，法国文学之所以长时间未获诺贝尔奖是对 1964 年萨特采取“污辱”行 动的报复。在各种资料中没有任何材料能支持这种推测——文学院不会考虑 这些歪门邪道。我们大概不应该忽视，基耶洛夫在讲话中说，1969 年的诺贝 尔奖是授予“双语”作家的；贝凯特也是一位法国作家。）在于伦斯坦的讲 话中，西蒙变成了“新小说”的代表人物，这种小说“打破了通常小说艺术 的清规戒律，一部小说就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历史，它以纵观和相互联系的方 式在时代中驰骋”。当西蒙被说成是以深刻的时代意识把诗人与画家的创作 结合起来的时候，获奖的理由包括了革新。生动的部分显示了把过去与现时 放在同一画面上的并存的特征。或者用于伦斯坦的话说：
　　　一张画面上，各种东西同时并存。各种事情接踵而来，川流不息，这是因为观察者 创造性的参与意识像一条红线把前后的事件串联起来。 这些话道出了西蒙使用的一种方法，对后世的小说艺术有着巨大的意
义。同时诗人的“创作重点”上升到在作品中随心所欲的语言创新，于伦斯 坦把它称作“由文字、过程和环境组成的细密而又有魔力的织物，它千变万 化，以不同于现实主义规定的时空连续性逻辑把各个部分粘合起来”，在这 种艺术中，“语言开始独立生活”。强调诗人的作用，使人想起了西蒙的长 篇小说属于有着浓缩的联想和闪着迷梦之光的作品，它们在当代革新小说艺 术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与诗歌而不是与叙述的特征有着更为亲密的血缘关 系。
讲话中有一段表现了一种保留：在反映战争和描写性欲时，西蒙的作品

都表现了对“暴力、伤害和攻击的偏执”。与对使人垮掉的痛苦和自私的冲 动这两者的描写形成“鲜明对比的特征”是——
　　　关心和信任，对责任和义务的献身以及对去世和在世亲戚的团结。特别引人注目的 是，这种献身精神的生长和萌芽与人类自身权欲与高傲的进取没有联系。 这里又出现了丰富的艺术内涵：
　　　我们首先看到了在语言和记忆中生长、创造和旺盛的生命力，通过文字和故事，今 昔的事情又复活了，有灵魂有生命、对它们来说我们似乎不是主人而是工具。 “语言”和“记忆”——由此我们又回到了“诗人”和“画家”的革新
创作在“深化了的时间意识的名义下”互相合作的领域。 在一贯受到赞扬的开拓者中，评论家们指出一个明显的麻烦缺口：缺少
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先驱。（达达派也被提到，但是这次历险是短暂的， 至少法国那个支派很快就被超现实主义取代。）就表现主义而言，人们很容 易成为想当然的牺牲品。这派的大师——像诗人乔治·海默和乔治·特拉克 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就已经去世。（这一点并没有能够阻止一位 评论家请求给后者授予诺贝尔奖。）剩下的人不是强有力的候选人，如 G·贝 恩和 T·多伊布勒尔，前者在 1956 年夏天逝世以前曾被讨论过，后者早在 1928 年就被否定；没有人提到他们俩，这属于大的疏漏。评奖委员会对多伊布勒 尔诗歌所提的反对意见——“神秘、朦胧和晦涩”——使我们想起，不可能 指望当时的瑞典文学院能够理解现代主义的作品。然而表现主义的遗产被年 轻一代诗人 P·策兰和奈丽·萨克斯继承；如果这代人能向有着另外一种敏 感性的文学院呼吁就好了。厄斯特林可能认为萨克斯在思想上植根于表现主 义的传统，1966 年他向她致颂词时说，她的象征性语言“把灵感方面的现代 主义似的大胆与古老圣诗的回音结合起来”。这一特征实际上可以算到真正 表现主义的唯一重要女诗人艾尔赛·拉斯克-许勒身上（1945 年逝世）。顺
便加一句，厄斯特林本人并不相信奈丽·萨克斯有这种资格。
在超现实主义问题上我们看得比较明显，后一代作家怎么样受到奖励—
—现在他们明显地排在老的、正统的先锋派之前。聂鲁达 1971 年获得诺贝尔 奖，他的作品曾被人们理解为超现实主义的。几年前隆德克维斯特则把他看 成与法国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并驾齐驱；在聂鲁达的《对不变化人的尝试》 和查拉的《近似的人》中的标题“与笔法一样相似”。但解释很有区别—— 隆德克维斯特在一篇杂文中说，“这里涉及的评价问题是，人们能否把聂鲁 达看作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同样，基耶洛夫在为 1971 年的获奖者致的颂词 中一方面认为 V·阿莱克桑德雷在他的圈子里是最接近新理论的人，另一方 面又认为以他为首的“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给了法国超现实主义从未有过的 伟大诗人。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人们对诗歌创作方法的解释而导致推迟 授奖。针对自动写作，诗人提出了“创作意识”。基耶洛夫又回到了他对埃 利蒂斯致颂词的思想。人们最明显地在他身上看到了希腊诗歌新的伟大时期 的含义：超现实主义和被继承下来的神话之间有趣的汇合。基耶洛夫把诗人 关于超现实主义的话看作是向一个垂死的世界“最后一次输氧”，他坚定地 说，他从来不是超现实主义派别的信徒：超现实主义“帮助”过埃利蒂斯的 创作，但是不同于“由连锁反应而带来的滔滔机遇的自动写作”。其实不论 是聂鲁达还是阿莱克桑德雷和埃利蒂斯，都属于有着超现实灵感的第二代作 家——就像勃勒东本人一样——他们放弃了死板的自动主义而使用新的自由 联想和深奥的隐喻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表达自己的目的。文学院的立场意

味着，人们对变化后的超现实主义的成果的评价高于这个派别的正统时期。 同样先锋派诗歌在战后时期也得到了公认。30 年代的评选方法不给象征 主义或者现代主义诗歌任何地位，甚至根本不考虑诗歌。新时期的诺贝尔文 学奖获得者的名单上本来想把瓦莱里列在榜首。由于他的逝世便由加·米斯 特拉尔、几年后则由作品更加孤高的艾略特代表诗歌。战后诺贝尔文学奖在 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奖励了一批既难懂又光彩夺目的诗人，他们统统 属于在上一个时期被责怪为“孤芳自赏”的伟大的现代主义传统。如果说还 有一定矛盾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同时看到，人们在想方设法克服。然而潮 流的变化更加广泛。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连同文学院——站在完全不同于 过去的立场上，准备倾听不同的意见，给开路人合法的承认，强调孤高但必 须是杰出的创作。这种“强调”对广大公众来说陌生但是重要的作品的思想，
在后一个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下一章将阐述这一思想。
6『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


　　在 70 年代，人们对伟大的创新者的重视转向另一种抱负，即提出了从 “功能”或“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进行评选活动的问题，这一考虑源于作 家和研究人员的质量高低无法互相比较的情况。在讨论诺贝尔奖的时候就遇 到这个问题：“不论是文学奖还是其他类别的奖，都不是要奖给这个授奖领 域里最优秀者的奖金。”这段话是 L·于伦斯坦说的，他在 1984 年 6 月 24 日的《哥德堡邮报》上对华裔撰稿人黄祖谕①的批评所作的深思熟虑的答辩中 又重复了这个观点。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以后——这个例子是：“一位无线 电物理学领域里的宇宙学家，怎么可以和半导体领域里的电子输送专家进行 客观比较呢？”或者“但丁与塞万提斯相比谁最好？”——于伦斯坦对此提 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工作道德：
　　　这就要发现那些优秀的和值得授奖的人——以历史的眼光来做这件事，要意识到， 后世可能认为应该用别的办法来做。那些值得授予诺贝尔奖的人当中，有些人可能获得了
——希望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当之无愧，他们或他们的贡献与他们的位置名符其实—— 另外一些应该获奖的人则没有得到。在这种情况下，对人们能做什么和希望做什么作实用 主义的考虑不是件坏事。 然而这种“实用主义的考虑”并没有停留在人们能做什么上；首先人们
必须根据质量的高低不可相比的条件，制定一个人们应该做什么的纲领。对
诺贝尔遗嘱作了这种新解释的人——这正是问题的所在——第一个就是于伦 斯坦。这个解释主要体现在 1969 年和 1971 年的两项原则声明中，他阐述的 观点一开始只是少数人的观点。
这种表达意见的论坛恰恰始于 1969 年。这一年的奖金决定授予贝凯特， 但是在评选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像往常那样的复杂性，当时很难写出能代表 大多数评奖委员会成员意见的统一的报告。因此人们把所有的意见都寄给文 学院院士。这次带有临时性的做法被证明是非常明智的，这种反映评奖委员 会意见的特殊介绍方式成了永久性的，它给文学院的其他院士提供了比对评 奖委员会那个小范围内互相对立的观点采取立场的更好的可能性。1970 年在 基耶洛夫领导下进行的这项改革，可以说是把要讨论的问题中的很大一部分



① 黄祖谕祖籍河南，解放前移居国外，曾在瑞典哥德堡大学讲授中文。他在一篇文章中批评瑞典文学院有
“欧洲文学中心主义”，不重视中国和其他欧美以外国家的文学。

推到了文学院本身。
　　这种新方法就创造了笔战的论坛，就像于伦斯坦 1969 年和 1970 年做的 那样，从此有关授奖政策的不同观点的旷日持久的讨论可以在比口头交换意 见更加深刻和固定的形式中进行。于伦斯坦对当时提出的各种候选人的立 场，这里当然不便介绍，但是对很多具体问题的原则性意见还是可以引用的， 因为他在不同的场合已经公开讲过了。
　　一种观点是诺贝尔的“对奖金任务的功能性立场”——“捐赠人的愿望 是把奖金授予处于一生中富有创造性阶段的人，以便他的活动得以继续并受 益于奖金”。于伦斯坦提到了批评要求给已经不再作贡献的人荣誉的意见， 他总结说：
诺贝尔奖不是一种荣誉——那样的话容易变得保守和不顺应时代和未来的潮流—
—而是一种投资或赌注（这样做当然意味着有一定的风险），用于仍然可以被促进的创作， 促进获奖者或者促进他作品中为保卫当时的文学生活所创造的方向或所作出的努力，促进 “文学战线”（与“研究战线”通用）中的读者和其他作家。
　　这种功能性观点出现在 1971 年根据遗嘱人愿望中的“两个目标”写出 的声明里：“对获奖者的质量要求和对奖金的益处要求。”关于第一个目标， “在众多不可相比的作家中指出最优秀的要求”必须予以否定；“在有着自 己的看法、国标和专长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方面，成绩的大小无法比 较”。对质量要求的“非戏剧性”观点引向了第二个标准——“要求奖金有 一种益处的功能”。在这个观点中我们又发现了“一项被奖励的贡献的时间 性”条件——最初的要求是这样解释的，即贡献须在上一年作出。然而在我 们看来更重要的是于伦斯坦根据遗嘱证明人的材料所作的讲话，他说根据诺 贝尔反复的解释，授奖的目的“不仅仅奖励已经作出的贡献，而且要为以后 的作品和进一步发展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有希望的开端创造良好的可能 性”：
　　　按一种狭义的解释，就是要支持获奖的科学家或作家有希望的开端。按广义的解 释，人们与其说应该重视人不如说应该重视“作品”，也要注意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有前途、 多产、创新和守信用的精神，不管由谁或由哪些人尔后发扬光大或从中得益。就科学的贡 献及其意义以及对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自己的领域——技术创新所作的评价而言，这种观 点是不言自明的——即使在美文学领域里，自然也可以经常作出类似的评价。
　　自从“这些和类似的聪明思想”提供了一些普遍的带有实用主义特征的 原则以后，于伦斯坦提出了旨在说明诺贝尔奖之建设性任务的问题：
　　　被提名的诺贝尔奖候选人当中，哪些人写出了很好的作品，从而使读者和作者从这 些受到金钱和荣誉促进以及受到青睐的作品中得到益处？不是最优秀的——在没有统一 标准的情况下无法评出最优秀的——只是优秀的。不是转瞬即逝——而是仍然有生命力、 有希望的，还可以从奖金中得到好处的。可以在很多方面利用给予一部文学作品的奖金—
—比如一位有创新精神的作家借助它可以继续创新；一种被忽视、但成果丰富的文学种类 由此得到重视和支持；没有受到人们足够重视的语言或文化领域以及人类的其他要求和事 业由于它们的美文学作品受到诺贝尔奖金的支持而得到促进。 这种对诺贝尔奖作用的“实用主义”的看法，出于强调给创新者益处的
最终意愿的解释。从另一种观点看，它集中体现了作为作家和医学家的于伦 斯坦的思想；换句话说是要把它放到富有思想的情况下去考虑，就像他本人

的作品那样，把 C·S·皮尔斯①的实用主义和自然科学当成最重要的因素。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文学历史上独一无二，特别在当时的圈子内不缺乏志同 道合者。
　　人们可以在颜尔纳 1903 年 12 月 26 日致泰格纳尔举荐赛尔玛·拉格洛 夫的一封信中看到早期“实用主义的考虑”的表现；在强调她的“富有理想” 的倾向以后，他补充说：
　　　进而言之，诺贝尔奖恰好对她的创作有巨大的意义。她需要获得一种有完全保障的 地位，以便不再写那些浅显的故事和圣诞节小报上的文章。诺贝尔明确说过，他的奖金就 是要支持继续下去的活动。最好在作家年富力强的时候获奖，以便得到鼓励，尽管我在原 则上并不反对奖励仍然可以做些事情的有成就的老作家。 这就是于伦斯坦把支持有希望作家本身称之为“狭义的解释”的理由。
但是颜尔纳把这一点与可望把注意力集中于在国际上仍然名气不大的作品上 结合起来：
　　　??文学院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主动从众多的作家中选出一位加以突出，这样做 远比拿着钱袋子跟在一位已经公正地获得了“世界声誉”的汉子后边增加他的遗产更为有 价值。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一种更为临时性的实用主义观点也属于这种重要的 抱负：文学院通过承认赛尔玛·拉格洛夫“有力地加强了自己在国内的地位”。
1903 年的这一招并非完全孤立；颜尔纳在 1908 年 10 月 13 日致维尔森
的一封信中以同样的论点促成了奥伊肯的中选：
　　　由此可以指出，我们不怕承担独立地选出一位合格获奖者所要承担的责任，我们不 认为我们应该坐等，直到我们能够手拿证书和金钱去嘉奖一位早已获得公认的驰名世界的 作家。
　　在赛尔玛·拉格洛夫和斯温伯恩僵持不下的形势下，颜尔纳确实通过了 自己的候选人，但这并不是实用主义思想的一次成功的开端。对他来说他并 不想前后一致地执行下去。当有一天轮到他自己写评奖委员会的报告时——
如 1914 年——他仍然把着眼点放在“那些蜚声文坛的作家”。
　　较成功地表现了“突出”一种不出名的创作的抱负体现在海顿斯塔姆身 上，如我们过去看到的那样，此人 1913 年这样力荐泰戈尔：“第一次，从长 远的观点来看也许是最后一次，我们有幸发现一个伟大的名字，在它还没有 在报纸的栏目中反反复复出现多年以前。”这个思想有着新闻记者所追求的 头家新闻的强烈特征。“如果我们能办到，就没有必要等到第二年，坐看时 间流逝”。在 1927 年 8 月 28 日致哈尔斯特罗姆的一封信中，海顿斯塔姆毫 不迟疑地表示了从轻车熟路之外去发现人才的愿望；他在信中又谈到了一位 诗人，希腊候选人 K·帕拉马斯：
　　　如果我们能再次从常规的熟路之外和在一个很少被人涉足的语言领域里找到一个 创作伟人的话，就太有意思了，疏漏过去将是另一次不公正。我觉得我们就置身于这种宝 物前面。
几年以后这一思想又出现在与海顿斯塔姆过往甚密的 F·伯克身上，他 认为“如果瑞典文学院在世界面前指出一位伟大的作家（这里就是指保罗·恩 斯特），那是伟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值得称赞的”。当他否定当年的候选人



① C·S·皮尔斯（1839—1914）：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他在数学、逻辑学、哲学和很多其他领域内都作出过
杰出的贡献。

并设计一项新的政策时，他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的论点；诺贝尔奖“应该完成 一项任务”：
　　　高尔斯华绥是一位受人欢迎并有着世界声誉的大人物，他的通俗易懂的系列长篇小 说广为流传。授予他诺贝尔奖不会有丝毫的意义，不管是对他自己还是对文学事业。瑞典 文学院出于自然的原因经常奖励那些成绩卓著的世界性作家，特别是流传极广的长篇小说 的作者受益匪浅。如果把奖金授予一位重要而有特性、但受到世俗的世界声誉冷落并不见 诸报端的作家，我会更满意。出于这种观点，我认为，没有任何其他诺贝尔奖比授予泰戈 尔、施皮特勒和叶芝的那几次更能给瑞典文学院带来荣誉。 然而，用这种方法“指出”一位“置身市场之外”的重要作家的思想，
对 30 年代的常规做法来说是陌生的。因此在战后最初的年代里又出现了实用 主义的思想。在《诺贝尔及其奖金》（1950）一丈中，厄斯特林提到了一个 时期里诺贝尔奖的“纯粹的实惠”问题，当时一位国际知名作家的收入远远 超过通常的数额。他说，“对这种商品化表示反感应该是合理的，如果将来 诺贝尔奖经常给那些没有从市场上获得好处、也不愿为此折腰的作家就好 了”：
　　　只有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才有可能接近诺贝尔的意愿，资助那些为生计而苦斗因 此使抱负受阻的梦幻者。从长远观点看，这样做对消除目前它的点缀性作用是有益的，尽 管国内外的公开意见似乎对颁奖中这种纯甜蜜方面越来越满意，其程度出乎人的预料之外
——广大公众实际上不喜欢让他们不熟悉的名字一鸣惊人。
　　从这段话里人们可以看出，上边提到的各种实用主义的解释怀疑诺贝尔 奖的荣誉性，也可以看出他们欲以诺贝尔的真正精神赋予奖金一种促进作用 这一愿望。然而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种实惠的观点可以分为两层解释。厄 斯特林指出了狭义的含义，即人们支持毫不妥协但本人经济拮据的作家。广 义的解释也扩大到包括“一种被忽视、但成果丰富的文学种类”或者一种“没 有受到人们足够重视的语言或文化领域”还未进入视野。
实际上厄斯特林早在几年前就曾试验过这种类似的讲究实际的看待事
物的方法，1945 年夏天瓦莱里不幸逝世，在后来的讨论中，他提出了其他的 可能性。在否定了 J·罗曼的长篇小说系列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贡献和一种带 有“模棱两可”的文艺头衔的资料汇编以后，他在 1945 年 8 月 10 日致哈尔 斯特罗姆的一封信中写道：
就描写人物而言，我更看重魏菲尔，但是对他而言，诺贝尔奖目前没有什么意义—
—奖金大约相当于一个胶卷的钱。今年我也不把黑塞提名为候选人，但无论如何他可能是 一个有资格的目标——是具有真正浪漫主义和非商业性特征的最后残存的诗人中的一 位。
　　当第二年厄斯特林重新推荐黑塞并引导他获得 1946 年诺贝尔奖的时 候，他的“非商业性”特征已经形成。这封信让我们注意到一种相当自然的 情况——注重大胆创新与实用主义的考虑并举。实际上很多孤高的作家获奖 都是出于这种观点，而当时“功能性”思想还未形成原则宣言。
　　然而持这种观点的并非厄斯特林一人。1952—1962 年的 10 年当中评奖 委员会的成员多次发表特别谈话，其中 S·西维尔茨 1954 年就提出了一个实 用主义的观点。为了不与对各种观点必须保密的规定相纠缠，可以把他最有 特征的原则作这样的介绍：西维尔茨随着岁月的流逝产生了一种感觉，“我 们过于拘泥世界声誉而忽视默默无闻的贡献”。他特别强调鼓励“较窄的文 化阶层”，他提倡文学院通过评选确确实实为候选人“做些事情”。六年以
　　
后这一观点发生了变化；西维尔茨这时候认为，文学院“应该到普通而广大 的文化阶层之外去觅寻，应该给文学的老路以外的人授奖”。然而他脑子里 早想好了一个名字——建议特别强调“这次”。他长期形成的人们忽视默默 无闻的伟大人物的感觉和诺贝尔奖应该“做些事情”的愿望是为了达到更好 的平衡，而不是彻底革新政策。属于这类人的还有达格·哈马舍尔德。他在 看了 1955 年的候选人名单后认为，他应该“摆脱那些马上就可以成为书市畅 销者的伟大作家们”，而转向马尔罗和佩斯；他反对人们冒着让佩斯步克洛 岱尔和瓦莱里后尘在未获奖前先入坟墓的危险，同时反对人们“亦步亦趋地 跟在芸芸读者阶层的后面”。
　　对诺贝尔奖的类似的实用主义观点表现在战后初期一系列获奖者评选 上。除了闻名世界的开拓者艾略特和海明威以及著名的追随者莫里亚克以 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知名度有限的诗人，如希门内斯、夸西莫多和佩斯。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可以把地区性的伟大人物算到里边去，他们只是因为获 得一项诺贝尔文学奖而有了世界范围内的读者，如拉克斯内斯和安德里奇。 选中这类作家，用厄斯特林的话说，能使“不了解他们名字”的国际读者大 吃一惊，但是可以“满足未获得市场好处而他们又不愿为此而折腰的作家”。 把歌颂“开拓者”与实用主义的关照结合起来的最好例子是希门内斯。 各种评选标准的结合也体现在 1971 年的宣言当中。诺贝尔奖应该对“阅读的 和写作的‘人类’”都有利。关于在已经完成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前途远 大、多产、创新和信守诺言”的话对于后者即“写作的”特别重要。指路者 对在战后时期经常被提到获奖讨论会上来的年轻同事是特别有利的，自然这
些指路者也包括在实用主义的公式里。
　　70 年代后期的文学院有不少院士对被疏漏的那部分作家怀有同情，对此 抱有同感的克努特·阿隆德在 1978 年 10 月 25 日的《瑞典日报》上发表的关 于辛格的文章中作了某些暗示：
　　　有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一项诺贝尔奖把人们的眼睛引向被疏漏的作品。从今年的 评选在瑞典引起很大惊奇来看，存在着使诺贝尔奖能够服从于这个目的的良好可能性—— 颁发奖金的机构对此并不陌生。
　　从发表在 1977 年 10 月 12 日《瑞典日报》上的文章《诺贝尔奖给谁？》 中的几个字便可以看出阿图尔·隆德克维斯特赞同这个观点：诺贝尔奖的“真 正任务是，把注意力引向不特别引人注目、但将在更高程度上服务于这个目 的的贡献”。两年以后，他在介绍埃利蒂斯时又重复了这个思想。他等待着 选中一位对大多数人来说都陌生的作家，并提出高声抗议，他争辩说：
　　　发现新的并把注意力引向某些可能值得了解的东西，难道理由还不充分吗？作这样 的发现实际上应该被看作奖金颁发者的义务的一部分，而不应该把他们定为高居“人民” 头上而活动在稀薄空气中的精英。（1979 年 10 月 19 日《瑞典日报》） 由此看来，隆德克维斯特与“把注意力引向”对大多数人陌生的作家的
思想是一致的。然而人们不应该过快地想到“发现新东西”这几个字，创新 的思想在隆德克维斯特的眼里是一种决定性的标准，而实用主义的观点是为 了使鲜为人知的指路人免受来自市场销售最好的作家的压力。我们再次看 到，这一原则如何与另一个原则协调起来，不过如今是在有着隆德克维斯特 特征的衡量中协调的。
　　由于隆德克维斯特的实用主义观点重新出现在 1977—1979 年报刊上引 人注目的讨论稿中，这一观点恰好与他的名字联系起来了。从简略的历史角
　　
度来看，情况较为复杂。在海顿斯塔姆、伯克、厄斯特林和西维尔茨的讲话 和以实用主义精神进行的多次评选露出苗头以后，于伦斯坦的宣言为一个新 的做法奠定了基础。那种一开始仅仅表现为个别院士的意见，很快就用于对 多方面的评价。实用主义观点的突破，就是 1978 年令人惊异地选中鲜为人知 的艾·巴·辛格。这次评选和紧接着的三次评选——即辛格、埃利蒂斯、米 沃什和卡内蒂——以自己的方式使之与 1946—1950 年推出的“开拓者”一样 引人注目。
当然，实用主义的评价早在几年前就起作用了，只不过不占主导地位。
1969 年的评选就与同时发展起来的这个纲领相一致。贝凯特的创作仍然处在 发展中，作品的意义在那个时期的文学中很明显。在对贝凯特的黑色观点产 生分歧的情况下，支持厄斯特林指路人观点的年轻派像我们过去看到的那 样，还是看到了从完全的衰退中出现的生机，以及在小说和舞台上使用新的 表现手法的这位“开拓者”的激情。
　　突出一种创作或一个文学领域的抱负，在这些年颁发的其他几次奖金问 题上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如 1971 年授予巴勃罗·聂鲁达和 1973 年授予帕·怀 特，这两项奖都符合指出“一项鲜为人知的语言或文化领域”的愿望。澳大 利亚就是一块不引人注目的大陆，过去授予南美洲的两次诺贝尔奖与这个世 界地区所能表现出来的蓬勃发展的丰富文学也不成比例。此外，这两种情况 都关系到创作活动十分活跃的作家，他们都有新的作品即将问世。一种更为 特殊的动机似乎在 1976 年的评选中起了很大作用。就像第 8 章将介绍的那 样，人们用使很多人大吃一惊的方式，把阿莱克桑德雷排在阿尔贝蒂之前。 属于对前者有利的论点有，此人在困难的年代里是青年一代的聚合的中心， 因此对诗歌在西班牙的复苏有着独特的意义。这项诺贝尔奖在这里把注意力 集中在一项重要的、但是从文学的观点来看容易疏漏的贡献上。
1978 年作为突破年，也是一次公开介绍细节的精心选择的机会。当宣布
这一年的评选结果时，于伦斯坦当着记者的面强调，文学院的任务就是“突 出重要作家和促进他们作品的传播”。对重要但鲜为人知的作品所作的这种 贡献同时与文化生活的商品化相联系：如果诺贝尔奖能够抗衡商业化倾向， 它就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对各种具体情况的立场很难介绍。这类问题的原则性观点在报告和纪要
中没有留下蛛丝马迹。作为最好的材料来源的诺贝尔奖金颁发仪式上的讲 话，也没有直接提供这类问题的信息——对获奖者的颂词也不是说明诺贝尔 奖怎么样帮助一种被疏漏的贡献重见天日的媒介。然而像于伦斯坦对加西 亚·马尔克斯的颂词一样，人们可以间接获得很明确的授奖理由。开头是这 样说的：“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能说瑞典文学 院突出了某个无名的作家。”在很快地介绍了那种无与伦比的叙述天才和卓 越的语言艺术以后，于伦斯坦又接着开头那句话说：“也不能说，某个无名 的文学大陆或地区今天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带来了诺贝尔奖。”长期以来拉 丁美洲文学有着少见的活跃，“在当代的文化生活中已经争得令人瞩目的角 色”。通过这些授奖理由，加西亚·马尔克斯将有别于最近几次作为“突出” 没有名的作家或被疏漏的文学地区而获奖的背景。
　　国际新闻评论界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也清楚地了解 这项政策的执行情况。1979 年 10 月 12 日，在公布当年的获奖者之前不久，
《世界报》就发表了一篇关于诺贝尔奖的内容拘谨的文章，作者弗朗索瓦·瓦

格纳说：



再有，诺贝尔奖应该像去年授予辛格那样，对广大公众介绍重要但知名度低的作

家。给那些作品在国际上畅销的作家不是多此一举吗？
要遵循 1978 年评奖原则的看法，也出现在其他很多方面。
　　然而，对 1980 年的获奖者米沃什的反映，最清楚地说明了人们已经理 解了新的信号。斯拉夫语文学专家、《快报》的尼尔斯-沃克·尼尔松看到了 一种迹象：
　　　几年来人们看到了文学院所遵循的路线：人们在寻求那些知名度低、很少露面和不 上广告的人。
毫无疑问，人们已经找到了珍珠。
　　《每日新闻》的本特·赫尔姆克维斯特是瑞典著名评论家之一，他认为 “很难设想会有很多更好的选择”，他用下边这些话赞扬这项原则：
米沃什确实不是什么著名作家。但是正如阿图尔·隆德克维斯特经常强调的那样—
—少奖励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借助这项令人瞩目的奖金广泛介绍那些重要但没人充分注 意的作品，无疑是一种较为理智的使用奖金的办法。
这样的作品就是新获奖者的作品??
　　萨尔曼·拉什迪耶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评论 1981 年的获 奖者卡内蒂的文章《鲜为人知的大师》中，对新型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了相 当好的归纳。结尾对奖金的作用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感谢瑞典文学院， 他远未达到我们文学世界‘谁为博士’的程度。”洛伦佐·蒙多在《震旦报》 上过多地强调传播观点本身（对于疏漏博尔赫斯表示遗憾），他这样强调当 年的评选——
　　　是名符其实的公正评选，没有对公众舆论让步，因此为文学增了光，维护了诺贝尔 奖的公正，像所有的奖一样，它的首要作用是传播了这位重要作家的作品。卡内蒂是一个 作品几乎只在国内流传的作家，尽管他几乎被传为神话??
　　当文学院选中有着好名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戈尔丁以后又把塞费尔 特加进 1978—1981 年获奖者行列时，勒蒙德认为，院士们出色地完成了自己 的任务：把世界舆论引向一位完全体现了自己国家灵魂但在国境之外默默无 闻的作家。
然而实用主义的原则最后变成了难以协调一致的多种原则之一。因此它
难以排除把奖金授予已经知名的大师。于伦斯坦在 1978 年对新闻界发表的一 项声明中说，格拉哈姆·格林这一年被疏漏了。一个类似的思想出现在《瑞 典日报》编辑部的文章中，这家报纸在选中辛格之前作了这样的解释：与其 说文学院试图提高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默默无闻的作家地位，不如说为了进 一步宣传那些早已作了自我介绍的人。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一原则 排除了像格林这样早已在公众中扎根的作家”，“威胁着他的具有同等成就 的同胞多利斯·莱辛。”马克斯·弗里施“也陷入困境”——“而根特·格 拉斯又会怎么样呢”？这个结论可能走得太远，但不能说不正确。实用主义 纲领本身是针对国际威望和一个作家的主要作品早已落后于时代的现象而产 生的。但是这个论点是互相矛盾的众多论点之一，其结果造成在“发现”、 歌颂具有国际威望的“开路先锋”和奖励早已公认的单个作家之间变来变去。 选中马尔克斯、戈尔丁，又选中卡内蒂和赛费尔特，就勾画出了这种伸缩性。 不给“过时者”授奖的思想，与考虑到当时很多作家到了相对高的年龄才开 始显示出作为伟大人物的贡献和对未来的意义的思想要互相平衡。用这样的

方法分析这种实用主义原则就能够理解近年来很多授奖的决定，不过瑞典文 学院的决定仍然保持着不可预知的传统特征。

『政治独立性』7


　　战后时期多次诺贝尔文学奖由于政治原因引起讨论，人们多次回忆起在 冷战的寒星照耀下如何遴选获奖者。诺贝尔文学奖，如同和平奖但有别于自 然科学奖，也涉及到在巨大的坐标系统中有着敏感地位的生活观和价值观。 同时瑞典文学院方面反复声明自己的置身于政治矛盾之外的抱负。用于伦斯 坦的话说，文学院的指导原则是“政治独立性”。
　　对于围绕评选结果而展开的有时候充满火药味的讨论，有人作过一些这 样的解释，即人们在很多方面不十分了解瑞典文学院独立于国家和政府权力 的自治立场。表明不同于东方集团国家的做法在多种场合是必要的，最近一 次是 1984 年《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中讲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 提到的材料，他说是他通过瑞典一位国务委员建议瑞典文学院授予肖洛霍夫 诺贝尔文学奖的。披露这一消息的记者认为，肖洛霍夫后来果真得奖是“诺 贝尔奖历史上最令人不快的插曲”之一。对此于伦斯坦回答说，在文学院的 信件、备忘录和其他文件中没有任何一点材料可以证实赫鲁晓夫的说法。然 而文章的后半部分有更大的内涵：
　　　在共产主义国家中，院所都是政府控制的机构。它们的措施都是表达国家政权的政 治意志。我们瑞典的院所包括瑞典文学院都是私人团体，不受政治控制的自由对它们来说 是生命攸关的。政府也不希望介入文学院或其他诺贝尔奖颁发机构的事情。因为那样做只 会造成政治和外交的复杂性。
　　这种情况在共产主义和集权主义国家是很难理解的，而对瑞典文学院和 其他颁发诺贝尔奖的机构来说，不受政治权力者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给肖 洛霍夫的诺贝尔奖可能是一项好的决定，也可能是一项坏的决定，但是决定 本身与赫鲁晓夫的荣辱无关。
从上述情况看，不可能想象，瑞典文学院会到外交领域活动，以便对一
项评选决定获得有关国家的国家权力方面的支持。帕斯捷尔纳克本人也传播 过类似的谣言，他说 1954 年瑞典文学院曾经对他获奖的问题征求过苏联当局 的意见并争取获得赞同。1981 年于伦斯坦以文学院的名义驳斥这个毫无根据 的谣言：“这类的征求意见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在《每日新闻》的 声明中，他以同样的精神介绍了背景、政治独立性和独立于政治权力的自由。 现在的问题是，在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中保持自治是一回事，一项评选决 定可能带来政治后果则是另外一回事。在什么范围内评奖委员会和文学院所 采取的立场确实会带有政治含义呢？这是一个须从多方面解决的复杂问题。 我们可以把在 70 多年中的三位负责人所作的三次声明作为出发点。第一次是
1902 年 7 月 16 日古特福里德主教在写给维尔森的一封信中强调的一种原 则，建议由易卜生和比昂松共同分享当年的诺贝尔奖；他在开头把自己的想 法与收信人的观点联在一起：
　　　不错，颁发诺贝尔奖不能成为一个国家政治问题。但是它有或者将有政治性的一 面，这同样是不可争议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它有或者因为它的国际性而造成的。文 学院可能完全不考虑政治观点——它所颁发的奖金是一项国际事业，要由国际的报刊杂志 从它们本国的观点出发加以评论。
　　　
　　让我们从瑞典、挪威联盟危机时代的评价进而走向冷战时期达格·哈马 舍尔德讲的一句无可奈何的话。他在 1959 年 10 月 26 日致林德格伦的一封信 中这样写道：作为诺贝尔奖的颁发机构，既无法“达到公平”也无法“达到 完全合理”；“各种建议的提出带有偶然性，半政治的评价与个人的评价交 织在一起带有偶然性。”
　　第三种声音来自 1970 年令人激动的 10 月，当时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 尔奖。在 12 月 10 日接受《晚报》采访时隆德克维斯特认为，院士们关于不 让任何政治阴影掩盖诺贝尔奖的想法是“某种幼稚的观点”：“任何奖金的 效果都带有政治性，如果说不是有意的话。”（不出所料，编辑部加了一个 尖锐的标题：“是政治给了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上边这些话都与关于 文学院保持独立的坚定说法相违背。怎么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 面呢？
　　开始的时候，人们觉得毕林的观点自然是正确的，他认为关于一项像诺 贝尔奖这样的国际奖励有其“政治性一面”。但是后来出现在报刊上的辩论 实际上是另一码事。本来，在这个充满紧张的世界上，给不同国家的文学代 表人物授奖带有政治的一面是很自然的。隆德克维斯特说的各种奖金“其效 果都有政治性”的说法同样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一项评选带有政治意图而 实际政治效果是事先预谋好的，那就耐人寻味了。
毕林立即使事情激化。他不仅谈论授奖的决定不可避免的效果——文学
奖是由国际报刊从各自的立场加以评论的“一种国际事业”，不管文学院怎 么样声称“排除政治观点”。他的讲话很快滑向一种政治意图：
　　　作为一种副产品，虽然不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也不可低估，我把而人分享的建议看 作是对挪威的友好姿态，这种友好姿态可能被认为存在于颁发奖金中，特别是在我们开始 在友谊岛之间游戈的时候，这个举动会产生好的效果。
维尔森的回答包括在他反对易卜生获奖的论点中，但是有其原则性意
义：
　　　相反，我则认为，我们的做法不仅要精明，而且要合理，永远也不能把授奖当作政 治和金钱手段来使用；此外，那样做的结果永远是不肯定的，同时那种处理方法也违反一 个文学法庭的公正。 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声明。这种指导过去评价的公正意志，变成 1914
年宣言的指导原则，该宣言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文学中立政策的基
础。在这里它与遗嘱人“鼓励为整个人类的利益作出美好追求”的愿望结合 起来了；有如此指导方针的奖金决不能被视为“使某个特定的民族受惠”。
14 年以后，我们在舍克围绕高尔基的讲话中读到了政治独立性的明确声明。 他说，他过去建议授予高尔基诺贝尔奖不是着眼于他“是不是布尔什维克”； 文学院应该有“顶住政治舆论的脊梁”。在厄斯特林、基耶洛夫和于伦斯坦 任常务秘书的时代，对政治独立的表达是明确无误的。最典型的例子要算后 者在后期所作的一次讲话，他说，文学院决心保持对一切政治、外交或者其 他非文学考虑的免疫力。
　　问题是，在具体的评价中，这项原则性的政治独立会遇到哪些有意识的 破坏。我们就一系列批评性评价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个决定里有没有次要 的政治意图，我们能不能指出毕林所说的预谋的政治副产品，或者我们至少 可以把它理解为人们选出来要加以排除的政治效果的观点？
有两个问题很快就会分别得到研究。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易卜生和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