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松的相互关系方面，两个人共同分享的建议包含一种政治意义；这个问题 将用一个特殊的章节加以阐述。当然把诺贝尔奖授给世界上不同文学的抱 负，难免在某个具体情况下带有政治的作用；这个问题也独自占一章。
　　我们把问题进一步局限在战后时期。1～4 章已经间接地介绍了一些过去 通常的做法。这里我们仅仅回忆一下维尔森怎么样从处理托尔斯泰开始，把 他的“公正”与按他对遗嘱的解释所规定的看法协调起来。人们在使用一种 评选方法时，国家、王权和祭坛有权免受批评，这自然是有政治含义，但它 并不因此就一定要有外交政治意图。罗伯特·J·克列门茨在 1965 年 12 月 4 日《星期日周报》上一篇题为《诺贝尔奖是政治性的吗？》的文章中，说授 予比昂松文学奖是为了“缓和与挪威的紧张关系”也是缺乏根据的。相反，
1903 年的声明强调，文学院“自然不愿意也不应该用某种政治观点来理解这 位诗人的资格，而是仅仅根据对这位被推荐者的诗歌创作的价值观点来决定 自己的行动方法”。G·拉姆尼写的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1983 年 10 号《研 究》）把获奖的决定纳入商业政治方面；把授予法国人三次诺贝尔文学奖解 释为一种回报，法国的市场对于瑞典“实现工业化项目是必不可少的”，这 纯粹是谬论。这类想法在文学院的考虑过程中从未出现过。
　　在颜尔纳任主席期间，人们继续保留了保守主义基本观点，但是不像第 一个 10 年那样表现得特别固执。这位主席认为整体的西方文化遗产比某一个 单独国家人民的贡献要大很多很多，在他任职期间，保守主义对民族主义观 点的颂扬大大减少。另一方面，一种新的政治色彩通过一种纲领而诞生，这 种纲领竭力避免通过挑选获奖者而把世界上“业已存在的仇恨引到自己国家 身上”。对于提出交战国候选人问题所表现的审慎态度，自然也是一种政治 观点。这两种政治现象都从属于“公正”的意志。
在维尔森经常发表讲话的时代，大体上保留了保守主义的评价；人们不
应该期望在文学院内所有的人都会对布尔什维克持一样的客观态度——相 反，颜尔纳对火炬社①成员 A·弗朗斯持反对态度，批评他以“自己和平主义 的激情滑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边缘”。然而，1922 年对贝纳文特所作的无辜 的评价表明，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这个时期强烈介入政治的候选人：“他毫 不宣传，他的艺术有着严格的客观性??”有强烈的政治立场就被认为不合 格，因为它首先违反要求自由的意图。这一标准可能是早期政治评价中最强 烈的特征。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驳斥像忠于国际联盟就会被授予诺贝尔 奖之类的说法，这是不负责的想象；1923 年授予叶芝诺贝尔奖，被说成是因 为爱尔兰接受与伦敦签定边界协定并寻求加入国际联盟；而 1924 年莱蒙特获 奖，是因为波兰同意日内瓦关于平分西里西亚（拉姆尼语）的决定。这类夸 张的论断既违反瑞典文学院独立于国家的实际宗旨，也违反它的政策和习惯 做法。在多数情况下，这类说法纯粹是对历史知识缺乏起码的了解——克列 门茨就是这样，他说当 1936 年评奖委员会接受由法西斯主义控制的意大利学 士院的建议时，文学院对此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怀疑，其结果是，皮兰德娄领 取诺贝尔奖的时候，“他从未谴责过的罗马黑衣军团正在轰炸埃塞俄比亚的 平民”；这个说法有一点小错误，皮兰德娄早在 1934 年就获奖了，墨索里尼 则在很久以前就上台了（材料里也没有发现什么被忽视的政治怀疑）。
从政治角度看，前 40 年最为引起争议的要算 1939 年秋天授予西兰帕诺



① 国际左派社会主义团体，建于 1919 年，主要由知识分子和学生组成。

贝尔奖那次。像前边提到的那样，人们经常把这类事情视为出于政治原因所 作的决定。人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把诺贝尔奖授予“在文学上完全微不足道的” 西兰帕，因此把此举看成是苏联对芬兰的威胁造成的。厄斯特林在回忆这段 历史时支持这类猜测：
　　　如果文学院在作出决定时有意无意受到时局的影响，受到芬兰公众正在进行的反对 波的尼亚湾对岸那个超级大国的威胁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的影响，那将不会使人感到奇怪。 对此事的反应在时间上有些误差。西兰帕 11 月 10 日被选中，11 月 30
日苏联才发动进攻。但是威胁在此之前就出现了，最初是 10 月 8 日新闻界透 露出前一段时间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当时未公布的俄国的要求在 11 月被几 家报纸准确地报道出来：在芬兰湾入口处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并大幅度地调整 卡列尔斯卡角的边界；由于公布芬兰撤出（11 月 10 日）和“进一步加强” 战备（12 月 10 日）的消息，局势开始恶化。受政治影响的想法在很大程度 上是这样产生的。然而真正的原因是在另外的方面。
　　西兰帕不是讨论中的新人选。自 1930 年以来他一直在提议的范围内。 哈尔斯特罗姆一连写了七次关于他的业务报告，此人对西兰帕有相对保留： “一位能把眼睛捕捉到的事物描写出来的受人喜爱的大师，但实际上没有真 正的叙述技巧和描写人物的才能。”（1935）然而文学院内有一股支持给芬 兰文学诺贝尔奖的势力，希望用 1917 年评奖委员会提出的共同分享奖金的那 类办法来处理。第一推动力是海顿斯塔姆，他于 1935 年 11 月 10 日写信给哈 尔斯特罗姆，主张当年的文学奖应由西兰帕和芬兰一瑞典语作家雅尔·赫默 尔共享。对这一设想正式进行了讨论，但是未取得多数。如我们所看到的那 样，1939 年出现了分裂。早在 9 月 21 日评奖委员会的声明中就已表明：人 们没有取得统一意见。有两位院士支持维辛雅，两位支持黑塞，一位支持佛 兰芒语小说家 S·斯特勒弗尔斯。专业报告强调过去对西兰帕的反对意见， 但同时也介绍说评奖委员会的“一部分成员”给予他较高的评价，而在其他 院士中有一定的支持。然而在绝大多数人中“还没有通过”，评奖委员会认 为“目前”还不能支持这项建议。在文学院其他院士中推崇西兰帕的人不满 意这个停止不前的立场；很明显，当 10 月 26 日人们进行初次投票时，这部 分固执的人支持将斯特勒弗尔斯——只有一个支持者——换成西兰帕。在第 一轮中——人们正大张旗鼓地报道对芬兰的威胁——出席会议的 12 名院士 中有 7 人希望推迟颁发文学奖。只有到第二轮的时候，人们才决定颁发，其
中 3 人赞成给西兰帕，同时以厄斯特林和西维尔茨为首的 5 人赞成给黑塞。
如果人们分析一下结果就可以看到，只要人们坚持当年颁发文学奖，西兰帕 就胜利了。人们可以准确地把形势分析出来，即对问题多的黑塞的支持已经 充分调动起来。他不会取得多数，有 3 票支持他，西兰帕居第二位，同时出 现了互易位置，支持赫伊津哈的几个散票反对黑塞而转向支持西兰帕。加上 前边提到的 3 票——和一贯支持者海顿斯塔姆的 1 票，共有 9 票，胜利的路 打开了。授奖决定首先是对黑塞犹豫不决的态度所造成的选举结果。俄国的 威胁丝毫没有出现在文件或书信里。这一点自然不排除：在 1939 年 10 月和
11 月以及整个 30 年代讨论候选人时，对芬兰的同情影响了很多院士。然而， 最可信的政治特征则体现在人们同意评选中立国家的三位公民，这是 1914 年中立政策的回声，以及尽管在那样的国际形势下，人们最后还是决定颁发 文学奖。
然而只有到战后时期——冷战时期——诺贝尔文学奖中的政治色彩才

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它涉及的不是 40 年代后期授予“开拓者”的文学 奖。这一危机时期发生在 1953—1958 年，在这些年月里，曾把文学奖授予丘 吉尔和帕斯捷尔纳克，在内部第一次讨论了肖洛霍夫获奖的可能性，并谈了 对庞德的看法。1965 年授予肖洛霍夫文学奖更是火上加油。从 1970—1971 年索尔仁尼琴和聂鲁达获奖到 1980 年米沃什和 1984 年塞费尔特获奖，不时 地出现对文学奖传统的政治特征的评论。达格·哈马舍尔德 50 年代后期讲的 关于“半政治的评价”的一些话，可以使人得知他对 1955 年一两次决定的不 安和反对，当时他第一次参加评选工作，在此之前他更多的是参与一些事而 不是直接工作：“丘吉尔—海明威—肖洛霍夫：瑞典文学院是外交部的一个 文学委员会吗？”让我们先说丘吉尔获奖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这是一场外 交游戏？众所周知，自 1946 年以来他一直被提名，在此之前他把权力交给了 选举获胜的工党。从 1948 年厄斯特林致历史学家和文学院院士尼尔斯·安隆 德的信可以看出，后者被委托起草关于两位被提名的英国“历史学家”丘吉 尔和特里维廉的专业报告。安隆德对提名丘吉尔的建议是怎么样“感兴趣”， 从后来在作出决定之前致他的一封信里可以看清；同时厄斯特林请他（作为 一个历史学家）致颂词，如果评奖委员会的建议被通过的话——很可能强调 他自己的参与是有限的（这项任务最后落到西维尔茨身上）。他暗示，在文 学院里第一次讨论的时候也有“相当多的反对意见”。人们没有细说它们， 但它们的性质一目了然。自 1951 年起丘吉尔重新担任首相——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的常胜将军。然而推迟让他获奖还有一个政治上的考虑。对丘吉尔的 候选进行了多年的讨论以后，他才在 1953 年获奖，这意味着人们希望与他在 战争中的贡献拉开一段距离，以便使公众明白，他获得的是文学奖。从多方 面的反应来看，这样做是徒劳的。
毫无疑问，评奖委员会和文学院认为丘吉尔作出了杰出的文学贡献。在
安隆德的眼中，丘吉尔首先作为演说家而获奖；他的历史著作可能不仅仅达 到了获奖要求，还成了他讲演技巧的可靠基础。同样的东西在西维尔茨谈到 获奖者作品时，便有了特殊的重要性：
　　　明快、准确、富有感情和充满活力，是丘吉尔成熟的演说技巧。那里有联接历史进 程的力量。拿破仑宣言因其简明扼要而一时传为佳话，而丘吉尔在自由和人类价值处于生 死攸关的时候所发出的号召，则以完全另外的方式扣人心弦。他以伟大的演说为自己树立 了生命永恒的纪念碑。
　　这几行字生动地体现了西维尔茨怎么样描写了“一个也有摇西赛罗①笔 杆天赋的凯撒”的形象。问题是，这位凯撒怎么样在战后八年一下子就从西 赛罗式的散文中消失了，联接“历史进程”和“在自由和人类的价值处于生 死攸关的时刻”发出呼吁的力量，怎么转眼之间就能被遗忘在伟大的演说技 巧中。除此之外，丘吉尔 1953 年任英国首相，他还是冷战世界中居主要大国 地位的英国的首相；还有合适与否的问题也很棘手。这类评选结果在很大程 度上是否在戏弄文学院的政治独立性，也很值得怀疑。不管怎么说，人们得 出了一个有名的结论：在以后的年代里，有政府地位的候选人——A·马尔罗
和 L·桑戈尔——不时地被从讨论中勾掉，这都是为人熟知的例子。 哈马舍尔德对 1954 年授予海明威诺贝尔奖是有政治特色的责难则是不



① M ·T·西赛罗（公元前 106— 公元前 43）：罗马政治家、律师、古典学者和作家，以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
名垂史册，有多部著作流传后世。

公正的，他对 S·赛朗德尔说的 R·弗罗斯特①应该获奖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 倒是不可理解的。海明威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1952 年的杰作《老人与海》 使他成为当时的候选人。在声明、往来信件和其他材料中，我没有发现在 1954 年决定背后有任何政治观点的迹象。带着作为那个时代真正风格创造者之一 的特征，海明威在一系列受到厄斯特林时代的文学院颂扬的开拓者当中，自 然占有自己的位置。
哈马舍尔德对 1955 年评选形势所作的描写比较有意思：
　　　我将投票反对肖洛霍夫，不仅仅基于美学的原因和不言而喻地反对施加压力的企 图，而是因为出于这样的政治原因，在今天给苏联一项诺贝尔奖对我来说不是一项好主 意。
　　分量很重的“施加压力的企图”不应该解释为苏联通过某种合理的途径 对一项正常的建议提出看法（这里绝对不是核实赫鲁晓夫说的消息；他的所 谓建议是要求在靠近 1965 年度评选诺贝尔奖的时间里获得一个位置）。5 月 有了一个推荐材料，在艺术评价上比哈马舍尔德所推荐的要高得多，在解冻 的年代，他把这项推荐理解为带有政治性的。这件事在 1955 年没有再往下发 展。在 12 月最后确定候选人时，肖洛霍夫并不属于那些被重视的名字。在这 位刚刚当选但不知道详情的哈马舍尔德的这段讲话中有一个重点，即他在这 段讲话中要像文学院那样保护自己的独立性。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原因， 他除了对“在今天给苏联一项诺贝尔奖”在文学评价方面持否定态度以外， 他还采取了政治立场。
在 1955 年评选获奖者时，在另外的形式上显示出政治敏感性——但仍
然以一位共产党作家为主角。当拉克斯内斯当选的时候，法国和美国的一些 评论家认为这次评选结果与俄国新的领导人在日内瓦表现出有益的缓和政策 有关。谢尔·斯特罗姆贝里早就指出这种指责毫无根据。法国《快报》对这 项文学奖的前途幸灾乐祸，怀疑这项奖金将变成有益于局部平衡的纯粹政治 姿态，而《人道报》则对文学、共产主义事业与和平的庄重时刻感到欣慰。 实际情况是，这项决定丝毫不包括对作家政治观点的赞扬。相反——像厄斯 特林在 10 月 27 日广播讲话中说的那样——人们对作家时刻介入社会与政治 问题表示了保留态度，担心有时候强烈的介人会变成他作品中的艺术障碍。 我们似乎感受到一位老的文学院院士对有这种倾向的作家的反应。但是现在 的反对意见是，“客观”并没有处在危险中，而是“作家的马克思主义的信 念在很多情况下会导致不合时宜的观念，从而动摇和破坏对现实的看法，不 管这种观点是怎么样地真诚”。
然而在敏感的 50 年代，人们也讨论了一个有着相反政治色彩的候选人
——埃兹拉·庞德，他作为精神病患者被关起来，以免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从现在可以接触到的一些往来信件看，他是 1955 年被重新提名的，推荐人向 当时把“开拓性意义”作为指导方针的瑞典文学院发出了呼吁。然而对于这 件事，厄斯特林有所保留，这一点表现在 1959 年 9 月 21 日他为《斯德哥尔 摩报》写的文章《关于埃兹拉·庞德》中。他认为庞德“在自己的时代与其 说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诗人，不如说是一位形式革新者和富于启示性的人 物”。1955 年人们面对他后来的作品《诗章》仍然犹豫不决，作品中“因使 用大量的汉字而绝对无法理解”。这些话是哈马舍尔德为调查这件事给厄斯



① R·弗罗斯特（1874—1963）：美国诗人，主要诗集有《少年的意志》（1913）和《波士顿以北》（1914）。

特林的报告中说的。他的评价是，这项诺贝尔奖很容易“被理解为应付外界 的压力”和围绕庞德的问题造成一种有害的“报道感染力”。他提醒人们， 庞德“在某些方面是一位精神病患者”，从这点出发，人们不得不写出关于 这次评奖的一项最奇怪、最有疑问的声明。他的意思是，人们“应该看得远 一点儿，首先应该集中精力使（庞德）获得自由，尔后将他作为一个自由的 人来看他的发展”。文学院接受这一推荐——在一个特殊的观点上也接受了。 厄斯特林在 1959 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这件事，他说“哈马舍尔德带着瑞典 文学院的正式任务在司法当局作了对庞德有利的巨大贡献”。刚刚引用过的 那封信正好表明，哈马舍尔德怎么样施展了自己的战略，在与国务院的朋友 取得联系以及奥登与其圈子内熟人的影响下使庞德获得自由；当对人们想使 他以形式上认罪来换取自由和流亡。
　　然而关键一点既不是他文学上的保留态度，也不是他在精神病院的封 闭，而是他介入法西斯活动而使他处于当时的境地。厄斯特林在 1959 年发表 的一篇《论埃兹拉·庞德一书》的文章中提到：庞德在意大利电台攻击盟国 领导人，颂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应该是他们的领导，欢呼对东欧的犹太人进 行大规模屠杀，并且威胁说美国的犹太人也将步他们的后尘。这一点也使他 后来的作品《诗章》受到怀疑；“罪恶的魔鬼四处伸头探脑”。哈马舍尔德
在 1959 年致帕尔·拉格奎斯特的一封信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
　　　我不反对把诺贝尔奖授予一位精神失常的作家，如果存在这种获奖条件。但是庞德 的可怕之处是，在条件和内涵方面，他的反犹主义同德国的反犹主义和美国南方各州的种 族歧视同出一辙。我把这点看作是非人的反应，不应该向其颁发这一重点是为了奖励那些 “富有理想倾向”贡献的文学奖。我不知道这几个字的确切含义，但是我无论如何知道什 么事情绝对违背常理。
　　人们可能会认为，50 年代的保守主义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但事实 并非如此。诗人、评论家卡尔·文贝里在 1979 年与隆德克维斯特的辩论中提 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文学院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敢无视庞德的法西 斯主义错误而授予他诺贝尔奖——这是文学院的一个弱点。后来他又提出授 予塞利纳①诺贝尔奖是否是一个耻辱：“一位作家的个人政治是一个会随着他 的历史时代而消亡的错误。??连最没有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因为巴尔 扎克是一个反动恶棍而否定他。”隆德克维斯特不能同意文贝里“表明激进 的自由思想”。他“看不出庞德和塞利纳的作品中有限的贡献能超过由精神 病和罪恶所造成的劣迹”。
“富有理想倾向”这一标准在多大程度上在其他政治敏感的思考中起了
作用，这是很难知道的，起码从现有的材料中无法知道。人们最好能掌握一 种方法，用这种方法了解这个词的基本精神是有意义的——就像后世人们理 解的那样——如果人们在围绕活动于集权社会的作家的多次讨论中能选择一 种现实的提法的话。文学院对自己提出的要有“独立性”的要求，在一定意 义上扩展到了人们要评选的候选人身上，而不是要求此人要有“公正”的立 场；在战后授予拉克斯内斯、夸西莫多、萨特、阿斯图里亚斯、索尔仁尼琴、 聂鲁达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诺贝尔奖时，人们是怎么样远远地离开过去对“公 正”的要求。相反，人们在多种场合欢呼艺术家对集权的独立性。在候选人



① 塞利纳·路易斯-费尔迪南德（1894—1961）：法国作家，反犹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与纳粹主
义合作。

被卷入——支持或反对——的处境下，这种论据在共产主义国家范围内形成 了光辉的榜样。让我们从这一点出发，考察一下 1958 年授予帕斯捷尔纳克、
1965 年授予肖洛霍夫和 1970 年授予索尔仁尼琴有争议的诺贝尔奖的情况。 就帕斯捷尔纳克而言，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日瓦戈医生》上是很自然 的。这本书首先由意大利的菲尔特利纳利出版公司于 1957 年发行，尔后整个 西方世界都有了译本；在苏联，作者自 1954 年以来一直试图印刷这部作品， 众所周知最后没有成功。但是早在 1946—1950 年，帕斯捷尔纳克每年都被提 名，当时人们称他为俄国优秀的诗人之一。当第二年由侨居国外的斯拉夫语 言学家安东·卡尔格伦为他写专业报告时，他的地位被强调为最杰出的俄国 象征派诗人。同时人们指出，这位在自己的诗作中有很少的俄罗斯风格和更 多的西方风格的苏联作家是极为孤高的。也就是说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作为正 式候选人和居于前列的地位——“在当代诗歌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这是 获奖的主要原因。在与院士们赞同的评奖委员会的声明很接近的电台讲话 中，厄斯特林也称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有着现代灵感的开拓者”和诗歌语 言的开拓者。从政治角度看，电台讲话中的用语更有意义，昔日的帕斯捷尔 纳克是“一位我行我素的个人主义者，在苏联从未扮演过公开角色”，在他 隐居的年代里，他的“艺术独立性”似乎得到某种尊重，当时，他在苏联境
外越来越被人公认为“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当厄斯特林在评价《日瓦戈医生》的时候，艺术家要有“独立性”的思 想又一次抬头，他称该书是一部“超脱所有政治党派界线的作品，更确切地 说是反政治的和完全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也可以说该作品通过自己纯 洁和高尚的精神，在不同寻常的程度上满足了人们最初对诺贝尔文学奖提出 的要求。”人们希望在这些提法中看到使评选含义非政治化的关注。然而对 国际公众来说，这不是外交问题。通过使用这些表示帕斯捷尔纳克强烈艺术 独立性的用语，厄斯特林公开了文学院围绕自己的决定所搜集到的内部评 价。这种道德的独立性是怎么样同时与评奖理由所指出的文学要求——“伟 大的俄国小说传统”——结合起来，明显地表现在厄斯特林的讲话中：“作 为时代的文献，这部小说可以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媲美，而作为 艺术作品，这部小说也可以与这位伟大的先行者的不少作品争高低。”
厄斯特林介绍的重点是让人们意识到政治复杂性，并冲淡帕斯捷尔纳克
作为批评者的形象：“这里应该强调，作家没有说谴责或抗议。他没有批评 革命，但可能批评了革命的追随者和奉承者??”然而也没有迹象表明，文 学院里的人们预示到了苏联方面会作出激烈的反应，或者帕斯捷尔纳克的处 境会变得更加危险。人们似乎认为，《日瓦戈医生》不能在苏联出版只是暂 时现象。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位生平描写者盖伊·德·马拉克，自认为了解到 了瑞典文学院通过葛罗米柯和杜勒斯分别征询了苏联和美国政府的意见，这 些猜测不仅仅违背诺贝尔奖精神和通常的做法；它也揭示了文学院好像事先 就估计到了这项决定所带来的后果。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诺贝尔奖在表决的 时刻并没有这种性质。这项奖是赞扬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诗人和一位具有高 尚的人道主义和托尔斯泰式的纯洁的小说家。人们远没有把他看作是苏联制 度的批评者，而是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伟大的艺术独立性，人们谨防政治误 解。
1965 年轮到肖洛霍夫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把这次评选看作是政治性的—
—人们根据上一年萨特的推荐试图创造平衡；他的观点是，在当前形势下诺

贝尔奖要么只授予西方集团的作家，要么授予东方集团的离经叛道者。实际 上自 1947 年以来，肖洛霍夫一直是帕斯捷尔纳克强大的竞争者。然而业务专 家安东·卡尔格伦推崇后者，一方面是因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贡献，另一 方面是他散文中的心理素质，使人觉得很像西方的革新者普鲁斯特。这个顺 序在文学院内也得到响应。然而候选人肖洛霍夫落选了，给俄国一项新的诺 贝尔奖只是需要等一段时间。1964 年他输给了萨特本人，这是个讽刺。在表 决的时候，基耶洛夫认为他自己是唯一更喜欢他的人。第二年，那个时刻来 临了。在初评时他就报告说，13 票中有 8 票选肖洛霍夫。厄斯特林在讲话中 稍微涉及了一点儿推迟的原因。《静静的顿河》获奖中稍微迟了一点儿”， 他补充说，“不过把当今最优秀的名字之一加到诺贝尔文学奖名单中去是不 迟的”。
　　当最后作出决定的时候，人们是否作了可能的政治考虑，现在要得出结 论材料太少，即使这些材料可以引用也不行。但是从我们这里摆出的观点看， 厄斯特林的讲话是出色的。他用几个字就避开了肖洛霍夫后期的创作，因为 在这个时期，他在斯大林的苏联扮演着文学花瓶的角色。然而他却很自然地 把话转向他的伟大作品《静静的顿河》，强调小说在那个时候出版是“一个 大胆的举动，同时在这个时刻也意味着解决了个人的良心问题”。材料所包 含的“有争议的方面”与史诗一致，它的四部分拖了很长时间才出齐——1928
—1940 年，苏联评论界长期用党派政治观点看待这部作品，为肖洛霍夫介入
哥萨克人反对新的权贵的起义，以及他力求客观解释和保护这一不屈不挠的 民族所具有的勇敢的独立意志而深感不安。厄斯特林强调肖洛霍夫为理解这 次反对那种制度而举行的起义所作的不同看法的贡献，语气中包含着与选中 一位党阀的文学院进行的微妙辩论。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强调放进一个更大 的实施原则里，它就会有更重要的含义，选中帕斯捷尔纳克也属于这个范围， 给一位受虐待的作家授奖，尔后又给一位党的文学宠儿授奖，这就不仅仅是 平衡的问题。当厄斯特林强调肖洛霍夫大胆地选中从党的观点来看非常棘手 的题材时，它实际上是赋予他政治独立性，这一点在带有政治含义的时候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而对于其后期作品一带而过可以这样解释——这一时 期的作品与顿河哥萨克史诗相比不仅意义不大，也表现出作家并没有太多的 宝贵独立性。授奖的理由仅仅局限在肖洛霍夫的有着丰富内涵的顿河史诗。 选中索尔仁尼琴在很多地方被看成是国内外的新闻舆论施加压力的结 果。斯特罗姆贝里谈到了 1970 年瑞典笔会在自己的建议中所解释的指挥得协 调一致的瑞典新闻界掀起的这场运动。但是他否认选中一位获奖人是当年心 血来潮，而认为是较长时间思考的结果。然而更不着边际的是苏联的反应。
《文学报》1970 年 10 月 14 日不仅谴责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一般地屈服于国际 新闻界的压力，甚至自以为是地指出一家起了特殊作用的俄国流亡者刊物。 基耶洛夫在第二天答辩中提醒人们，有那么多的组织被鼓励提出候选人的建 议，还不用说报纸和世界不同地区对新闻界的辩论和各种舆论所表达的关 注，它们一般都在评选决定之前进行，对此《文学报》从未反映过，而不少 其他国家的报纸却作了大量报道。苏联方面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强调这次评选 的政治含义，塔斯社播发的作家协会（正好在前一年它开除了索尔仁尼琴） 的一项声明中说：
　　　人们不能不表示遗憾。瑞典文学院使自己卷入了一场无价值的闹剧，它于文学的精 神价值和传统毫无用途，而是由蛊惑人心的政治思考所杜撰的（10 月 9 日）。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参加文学院工作的隆德克维斯特也强调授予索 尔仁尼琴诺贝尔奖有政治含义——但是现在想到了这样一项诺贝尔奖“会有 政治作用”。然而在处理过程中，不论是评奖委员会还是文学院，在 1970 年都没有预料到苏联方面的激烈反应和加给这项评选如此强烈的政治含义。 在诺贝尔评奖活动中，人们自然应该注意一项奖金可能带来的后果，特别在 这种情况下带来的后果。其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评奖委员会和文学 院通过不同的渠道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即在目前情况下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 尔奖，不会招致帕斯捷尔纳克获奖后造成的悲剧冲突。人们也有充分的理由 看到局势中的积极方面。索尔仁尼琴本人还是平安无事的。萨哈罗夫等俄国 科学家致克里姆林宫的公开信在国外发表以后，并没有对发起人造成迫害。 还传说尤里·达尼尔①将获释。人们同时也有理由相信，苏联当局在肖洛霍夫 获得诺贝尔奖金以后，不会用同样的严厉眼光看待对索尔仁尼琴的奖励。在 文学院讨论的时候，有一种理智的判断：授予此人奖金诚然不会受到俄国掌 权者的称赞，但也不会招来干预。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注重这项评选活动政 治后果的这类判断是不正确的。
　　获奖理由是，索尔仁尼琴以“伦理的力量”“完全遵循俄国文学真正传 统”。这是一个有着伟大独立性的道德家，也是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 贡献的继承者。在颂词中基耶洛夫巧妙地抓住《真理报》对《伊万·达尼索 维奇一生中的一天》的反应作依据。《真理报》声称在肖洛霍夫的小说技巧 中有着“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正是借助对这种“寓于思想中的”力量的 赞赏，借助于“有时赞成寓于思想中的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的小说技巧”的 同时，这家报纸在反应中表达了作家深刻的人道主义，这正好与我们不谋而 合：
　　　当我们读到这篇优秀的小说，并感受到记忆中光明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感觉到心在 痛苦地收缩？这是因为它深刻的人造主义，是因为人总是人，在堕落的时候也是如此。
　　基耶洛夫确信，索尔仁尼琴告诉了我们“个人不可剥夺的价值”。在这 个观点指导下，他也以细腻的艺术观点引进了索尔仁尼琴所谓的通用方法， 即作者的“复调乐曲”：
　　　索尔仁尼琴本人曾经强调过他的复调乐曲的含义：每一个人都是主人公，每一次情 节与他有关时都是这样。这比作曲技巧更复杂，这是一种忏悔。在描写的焦点上只有存在 中的人类——人类自己，在自己的同类中拥有同等权利，是包含在千千万万命运中的一 种。这是硬壳中的全部人道主义，因为核心是人类之爱。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落到了这 种人道主义的一位宣讲者身上。
　　基耶洛夫的话毫无疑问道出了文学院作出决定的中心。同时他很清楚， 在这种特定情况下，一个作家身上所具有的这种道德态度包含着怎样的政治 因素；关于索尔仁尼琴向我们讲的“个人不可剥夺的价值”，他说：
　　　不管在何处侵犯这种价值，也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或使用何种手段，他的话都是一种 谴责，同时是一句充满胜利感的安慰的话：只有使别人堕落的人才是唯一真正要堕落的 人。我们可以打开罗盘，看看是否对。 索尔仁尼琴的人道主义变成了对个人价值侵犯的“谴责”——这是它必
然的政治后果。加一点儿外交辞令就可以把来自作家周围环境的看法推而广 之；这些话关系到“罗盘的转动”。然而我认为，基耶洛夫仔细斟酌的措词



① 尤里·达尼尔为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

在开始和短时间内，其方法都对评奖决定有益。人们奖励一位伟大的人道主 义作家，他的道德立场在一个人道价值受到侵犯的社会里有了政治含义。然 而，诺贝尔奖是把这种人道主义而不是把对某种固定的政治制度的批评放到 中心位置。
　　第二年的获奖者聂鲁达由于写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文章而带来相反 的政治问题。隆德克维斯特在 1971 年 3 月 7 日《每日新闻》发表的一篇介绍 文章很有典型性，他介绍聂鲁达“自责不是无缘无故的，他热衷于政治”—
—他“被幻想搞得眼花缭乱”，“过分的希望使其误入歧途”。两首试验性 诗歌——《插曲》和《世界末日》——连同文章勾画出他与斯大林的距离。 隆德克维斯特似乎想竭力压低作家作品中的政治内容。“长期以来??一直 是一位政治诗歌领域中的先行者”的聂鲁达没有一页“最成功的作品”与政 治有关：
　　　更确切地说，他是一种牺牲品，这是他以自己内在的天赋包括本性、本源和具体的 事物为代价换来的。他的诗歌想象力惊人地深刻。首先在这些方面他是个天才。 基耶洛夫在对聂鲁达致颂词时也稍微强调了此人与斯大林的不同：
　　　暴行的领土看来不止存在于一个方向，而聂鲁达以一个感到受骗上当的人所具有的 愤怒看待它。四处摆放的“留着胡子、穿着高筒靴的塑像”——昔日的偶像，现在越来越 显得残酷无情，他把在行动方法和服饰方面非常一致的两位元首形象简洁地称之为大胡子 和小胡子①。 强调这些方面自然基于一种抱负，即要使自己挑选的候选人和获奖者免
于来自右的方面的不合时宜的批评，使人们对挑选的目标有一种较为平衡的
看法。但最重要的是作家的独立性。一位宣布自己忠于一个权力极大的独裁 者（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的作家，缺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独立性中的最 重要特征——精神独立性。
这一想法也反映在对博尔赫斯的处理。在 1979 年与文页里进行讨论的
时候，隆德克维斯特提到了他将阻止授予博尔赫斯诺贝尔奖的传闻，因为此 人“曾表示感激独裁者皮诺切克和维德拉，认为他们比任何其他人都更积极 地保卫了西方文化”：
　　　我无意混淆政治与文学的界线，不管对博尔赫斯还是对里特索斯。我曾翻译和介绍 过博尔赫斯，我对他怀有很高的敬意，特别是他作为诗人。但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局限性， 发现他被过分地美化了。就他的政治摇摆性而言，他正朝法西斯方向发展。按我的想法， 由于伦理和人道主义的因素，他不适合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众所周知，博尔赫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确实应该受到隆德克维斯特从政 治角度进行的这种批评，人们对此提出了疑义。我们总还知道，博尔赫斯后 来多次与南美洲的独裁者们采取疏远的态度。隆德克维斯特的意见也并不代 表文学院的观点。然而重要的是，他比任何人都反对把一个拉丁美洲的候选 人排除在外，只是用这样的方法表示了认识上的差距。
围绕文学奖的政治空谈再次出现的一个特征是：地理和年代学方面的短 视。对卷入国内政治事物的批评，经常带有民族自我中心的特征。在海因利 希·伯尔和帕特里克·怀特的问题上就是如此。在西德，对 1972 年的文学奖 在某些阶层引起愤怒，人们把此举看作是在德国的各派较量中支持勃兰特和 社会民主党。在文学院的保存完好的讨论材料中没有发现一丝一毫这方面的



① 指斯大林和希特勒。

看法。确切地说，人们是谈论最广义上的文化政治观点。基耶洛夫对伯尔致 的感人的颂词中捕捉到很多这方面的情况——此人在纳粹主义失败以后的德 国精神生活复活中的地位；“人道主义美学”的倡导人是符合诺贝尔精神的 人物。
　　授予怀特诺贝尔奖也被理解为国内讨论中的一次发言。在澳大利亚，人 们把这次授奖看作是对新组成的工党政府进步文化政策的国际性承认。这是 凭空想象，就像说卷入德国党派之争的想法一样。在 1973 年的授奖中，唯一 可能表现出政治含义的是使诺贝尔奖在更广泛的国际范围里传播的意愿，也 就是说，提醒人们注意一个新的文学大陆的愿望。
　　上边提到的批评家对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文化政策的承认，在报告、往来 书信和围绕候选人的讨论中没有找到任何根据。1977 年授予阿莱克桑德雷是 想与西班牙政权打交道的说法同样没有根据，就像说 1979 年选中埃利蒂斯是 对希腊新的民主的一种赞扬一样。对后两次评奖所持的更有意义的政治观 点，是由阿尔伯特和里索斯共享诺贝尔文学奖，以消除政治偏向；这个问题 将在下一章提到。
　　另一种短视是年代学的问题：人们从一种极为狭窄的时间概念出发，因 而造成政治看法的误解。对米沃什获奖的讨论就相当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情 况。人们从很多方面提出这个问题，如《每日镜报》反复提出：“米沃什获 奖是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把波兰作为样板（1980 年 10 月 10 日）？然而法朗 索斯·邦迪在 10 月 15 日的《世界周报》披露说，在格旦斯克事件和选出一 位波兰教皇之前，米沃什对知情者来说是最可靠的候选人。据说阿图尔·隆 德克维斯特在 1980 年 11 月 23 日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证实了这个 年代学问题，记者问他，他是否确实坚持评选结果不受波兰罢工的影响：米 沃什被列入黑名单已经 3～4 年了，5 月被列入重点名单——在罢工前很久。 隆德克维斯特说，这件事使几个人犹豫，但是他补充说，因为这些事就否决 米沃什也是不可能的。
在东方集团，人们把授予米沃什诺贝尔奖看作是一种坚定的政治态度。
在《文学报》眼中，米沃什是“一个中等水平的诗人，极端的反共分子”， 此人获奖“正是因为他的反共立场”。特别对于有机会参加处理这个问题的 人来说，这种指责是荒谬的。授奖理由说，米沃什是一位“以不屈不挠的明 确观点描绘了人在充满强烈冲突的世界里怎样受到蹂躏”的作家。这是一种 套语，更确切的含义是强调人类所处的生存状况——以当时的国防紧张局势 为背景。于伦斯坦的讲话，与他作为评奖委员会成员的讲话相近，也强调了 流放有比政治更广的含义。对陌生人米沃什而言，“外面世界的流亡”实际 上“反映了一种心理或纯粹适用于整个人类的宗教流亡”。借助于《宣教者 或曰帕斯卡尔的激情》，他试图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漂泊异乡：“磨 难，痛苦，对立——既是自愿又是强迫的流落是我们生存条件的正确含义。” 人类生存条件——这是一位凯尔克郭德①的最优秀弟子在这里提出的一位当 代伟大作家的生存状况问题。同时这种看法也构成了诺贝尔文学奖所要求的 人道主义的传统。从这种观点出发，这样写米沃什的政治离经叛道是很重要 的（经过回忆冷战期间斯大林主义方向中政治气候的变化）：“米沃什毫不 妥协地要求艺术真实（英语译成‘独立性’——译者注）和人类的自由，这



① S·凯尔克郭德（1813—1855）：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使他无法与当局合作。”毫不妥协的独立性和坚持人的价值——这是诺贝尔 文学奖要求的品德，符合遗嘱精神——一次又一次地寻求与伟大的艺术相结 合。这些评价也经常与东方集团的文学观点发生冲突。强调作家如何解释人 类的窘境，从而强调他作为独立性的授奖原因，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美 学观点出发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决不是什么隐瞒政治意图。
　　最后讲一讲 1984 年授予雅鲁斯拉夫·塞费尔特诺贝尔奖的问题。评选 结果一公布，马上引起各种新闻媒介的思考，这是不是对作家的祖国的政权 的一种政治警告。于伦斯坦否认这类谣传有任何根据，他补充说，任何一项 人类活动都可以从政治角度来看待它——不过文学院首先关心的是文学性。 但他的讲话自然无法阻止来自各个方面关于评选有政治含义的结论。作家、 塞费尔特作品翻译家哈里·耶尔沃在 10 月 12 日的《南瑞典日报》发表的文 章中又提到了一个思想，认为授予塞费尔特诺贝尔奖——
　　　大大超越了他个人的意义，这意味着贬低他作为诗人的价值：这是第一次奖给一位 捷克作家诺贝尔奖，而发生的时间恰恰是捷克作家和人民需要鼓励的时候。 同样，《劳动报》把这次评选看作是“对处于窒息状态的捷克斯洛代克
文学的一种支持：“因此瑞典文学院评选结果变成了一种政治举动。” 随着消息的发表，人们在评论文章中似乎发现了某种支持。比利时《晚
报》就转载了于伦斯坦这样的话，即人们可以对每一部文学作品和人类活动
作出“政治判断”，并补充说文学院的院士们并没有忽视这一点，他们是这 样写的：
　　　是人类创造了社会。国家是为人民而存在，不是相反。塞费尔特的生活观有无政府 主义的特征——这是对宰割人类生存可能性、把这种可能性降低到某种意识形态机器上的 齿轮或者用这样或那样的宣传粉饰制约他们的一切行为的抗议。对于那些未亲身经历在一 个政治强制性政权下的压抑的人来说，比如生活在我们瑞典的人，对于此事可能并不感到 气愤。但是塞费尔特一直感到气愤。他的充满感情色彩的诗曾经是并且现在也是政治行 为。
　　这家报纸认为，这段话构成了对塞费尔特作品的“政治评价”。这是一 种误解。评论文章强调写布拉格和女人的作品“曾经是并且现在也是”“一 种政治举动”，而且以某种形式在发展，如果人们仔细观察的话。这是介绍 塞费尔特的生平和作品，包括引人注目的政治观点，但不是对贡献的政治评 价。同样，人们在评选之前自然意识到塞费尔特作品中的政治方面，但这不 是人们作出决定的根据。于伦斯坦强调得完全正确：文学院的决定首先考虑 的是文学方面。但是这次评选不可避免会有政治“作用”。人们自然意识到 这种后果，但是出于文学方面的原因，人们仍然选中了塞费尔特；只有从这 个有限意义上讲，这才是一个政治决定。但是不能因此便说这项决定有政治 “意图”。
　　就像刚才说的米沃什的问题一样，只要仔细阅读就会发现，个性是远比 现实的政治立场更为重要的部分。在塞费尔特身上也存在“对一切宰割人类 生存可能性行动的抗议”，存在对“创作和文化自由”的不屈不挠的“捍卫” 以及对“一个没有强迫和剥削的新世界”的呼唤。这和刚刚提到的诺贝尔奖 所要求的人道主义的传统是紧密相连的。在政治范围内可以把这个传统的各 种设想看作是鲜明的立场，但是把评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主要根据看作是 艺术家的独立性则更为合理，不过也不能由此把叛逆者的角色、捍卫人的价 值及其实际后果视为问题的核心。
　　
　　“首先是文学的评价”自然不会妨碍次要的评价，这一点慢慢在评选过 程中显露出来。辛格—米沃什—卡内蒂—塞费尔特这一连串的名字就体现了 这种情况。当选中塞费尔特的时候，人们第一眼就可以看到一家报纸的标题： “瑞典文学院在赞扬中欧”。进而写道：这次评选结果可以“看作是对中欧 的赞扬——用米兰·昆德拉在一篇人们经常谈论的杂文中的话说——由于我 们拒绝接受把欧洲永远分为东方和西方，从而使中欧免于被人遗忘”。这不 是一个由政治决定的领域或者在东西方较量中走第三条道路的问题。这里关 系到的是一位有着高度个人独立性的作家发出的声音：古老的文化有可能被 压迫者消灭，或者面临着继续存在的巨大威胁——因此他以痛苦的经验保卫 基本的人类价值。换句话说，在被扭曲的中欧出现了一批有着与诺贝尔文学 奖所要求的人道主义传统相一致的生活观的作家。然而这个评选过程只是反 映了一部分实情。诺贝尔奖不是授予生活观的。归根到底，它既不着眼于文 化的根，也不着眼于此事的内容；它关系到那种不寻常的艺术力量，以及用 这种力量去塑造人类的经验。
　　在协商过程中，对天性的评价远远超过对当今政治的考虑，这一点一直 延续到 1987 年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文学院常务秘书 S·阿伦在对 J·布罗 茨基的颂词中，对他作品中的“政治冲突”只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问题 被提升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水平上：人的责任是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过一 种被他人的标准或模式规定的生活。”讲话多次把生存的目标置于政治分析 之上。对布罗茨基来说，俄国和盎格鲁撒克逊之间的冲突不是在政治概念方 面而是在全人类的和艺术方面的。阿伦反映了布罗茨基的见解，即掌握两种 语言的能力“就像坐在存在主义的山顶上，能够看到两面的坡，看到人性的 两种发展趋势，他补充说：
　　　东西方不同的背景使他获得了极为丰富的题材和多角度的视野。借助作家对过去不 同时代文化的敏锐目光，他形成了完美的历史观。
　　选中一位最初在美国流亡、被公认为当代伟大的诗人之一的苏联持不同 政见者，有着文学院自然意识不到的政治意义。为了急于避免在这一点上的 误解，常务秘书强调了评选的全人类的和文学的含义。这次强调作家的“独 立性”，也是为了消除政治色彩——“试探性的、内部限制的流亡”。但首 先是作品的质量具有交响诗中“巨大的快乐”。人们再次强调：在塑造人类 的生活态度中，完整的艺术力量是决定性的。
平分诺贝尔奖：『内在的共性』8


　　与政治麻烦紧密相连的是平分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当 G·毕林 1902 年 强调授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政治方面的问题时，在文学院里有不少人对这 个思想——让易卜生和比昂松共享诺贝尔奖——抱有同感。确切地说，政治 重点是在瑞典—挪威联盟危机时“对挪威友好”的奖励性质，但是平分的建 议本身也包含一种政治因素。这样一种让步是想表明在评价方面有某些保 留：“没有人会怀疑文学院喜欢易卜生后期的作品，也不会有人怀疑它能接 受比昂松的政治活动（即对瑞典的愤怒）。”后来，当评论家 B·霍尔姆奎 斯特提出 1977 年度的诺贝尔奖应该由阿莱克桑德雷和 R·阿尔伯特共享的时 候，人们也发现类似的细微的政治思考。让前者独享，“势必以特殊的政治 方式使人理解为在牺牲反对派的情况下奖赏西班牙的所谓内部乔迁”。两年 以后，霍尔姆奎斯特以近似的论点强调 1979 年度的诺贝尔奖应由埃利蒂斯和
　　
J·里兹索斯共享。
　　通过分享达到政治公正的特殊情况，出现在埃及作家 Y·伊迪利斯的一 个思想中；通过与一位瑞典前政党领袖的从各个方面判断都是一次方向不明 的谈话之后，1984 年他放风说，他将乐意与一位以色列作家共享诺贝尔奖！ 好一个贝京—萨达特和平奖的翻板！文学奖成了一种政治展览！他们真的想 共享诺贝尔奖吗？不，他们肯定不想那样做。但是围绕共享诺贝尔文学奖，
在 70 年代如火如茶展开的讨论——经常强调某种政治目的——包含着对条 件评价和习惯做法的很多误解。现在该对这个问题作些评论了。
　　平分诺贝尔奖的问题一开始就带来麻烦。毕林和文学院里的很多人提出 的对挪威让步的主张，在维尔森任主席的 1902 年和 1903 年的评奖委员会报 告中都遭到拒绝；1903 年的报告介绍了前一年进行的“活跃的讨论”，而本 年度的情况只包含着“某种暗示”：
　　　然而最后评奖委员会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不管易卜生在文学院最后表决时能否 取得多数——平分很容易被误解，因为被提出的两位作家都很重要，而他们每个人只能得 到一半。
　　毕林和评奖委员会内持反对意见的人的共同想法是，半份文学奖能传达 对他们目前创作有保留的信息。然而，类似的想法并不存在于第一次平分奖 金的背景中，那次是 1904 年由弗·米斯特拉尔和埃切加赖-埃萨吉雷共享。 当有人提出文学院院士尼布罗姆错译了米列欧的作品时，评奖委员会早已经 一致决定提米斯特拉尔为候选人。维尔森在一封信中表示：担心公众可能把 这次翻译看作是文学院事先安排的，担心读者——特别是国王——可能对决 定感到惊奇；从这类纯粹内部的考虑出发，他希望推翻这个建议而同意埃切 加赖。在表决前夕他只得到 12 票中的 6 张赞成票，平分成了僵持状态下的一 种让步：
　　　尽管我原则上不同意平分，然而我相信，在当前的形势下，这种出路是正确的，一 方面可以清除由尼布罗姆的错译所造成的当前的不愉快，如同颜尔纳强调的那样，另一方 面可以满足米斯特拉尔和埃切加赖的崇拜者。
　　从这个令人沮丧的过程中无法得到原则性论点。然而，1904 年的解决办 法却为后来怀疑平分诺贝尔奖的思想提供了依据，外交官 C·毕尔特在 1917
年 10 月 28 日致卡尔费尔德的一封信中，就讲了这种情况。他多次听到西班
牙人抱怨，他们没有一位同胞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时候他“反问，埃切 加赖不是得了诺贝尔奖了吗？回答总是这样的：‘没有，只得了半个’”。 他的观点是——从他作为瑞典驻罗马使节的角度——平分“在获奖者中造成 了两种人”：“我们坚信半个诺贝尔奖像整个诺贝尔奖一样光荣，很遗憾这 一点并没有能影响公众由感情所造成的相反的观点”。平分“实际上是属于 政治生活的某种让步”；“或者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深入考察各种候选人的代 表性，或者不愿意使两个差不多同样坚定的选举派别取得一致意见”。毕尔 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首先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原因，应该避免这条出路， 它比较简单，但对我们的威信来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这封信反映了个人对不少文学院院士根据 1919 年报告决定平分诺贝尔 奖问题所表示“严重关切”的声音。另一个十分讨厌平分诺贝尔奖的人是赛 尔玛·拉格洛夫。一个再次提到的原因是，“多次出现平分诺贝尔奖，肯定 会逐渐降低诺贝尔奖的理想价值”，这是 1905 年评奖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的。 当泰格纳尔等人恰好在这一年建议在两个波兰人 E·奥热什科娃和 H·显克维
　　
奇之间平分的时候，也把这种情况介绍为是“一种例外”。有趣的是，这里 第一次提出的论点后来竟变得很有活力。“以比过去米斯特拉尔和埃切加赖 平分诺贝尔奖更为亲密的方式，把两位波兰作家连在一起，不仅仅通过民族 的纽带，还有创作上更为亲密的联系”。同时，泰格纳尔也同意普遍的保留 态度，因为他发现“当这些特殊的平分诺贝尔奖的情况成双成对地接踵而来 的时候，获奖者受到人们相当善意的注意”：这是“由于仅仅获得半个诺贝 尔奖而使荣誉减少的情况不太明显，如果它马上就波及或者刚刚波及到具有 世界声誉的其他作家的话”。
　　平分诺贝尔奖意味着降低荣誉的思想，表现在本世纪头十年的几次讨论 中。1912 年当人们要在 G·豪普特曼、K·舍恩黑尔和 C·施皮特勒之间作选 择的时候，大多数评奖委员会的成员都认为前者应该单独获奖。如果文学院 决定平分诺贝尔奖，人们强调应该使舍恩黑尔和施皮特勒成为一对，因为人 们认为半份诺贝尔奖不足以表彰豪普特曼，此人的创作力比其他两个人加起 来还要高，他“已经对着或正在对着更广泛的公众讲话”。与此一脉相承的 思考过程也出现在海顿斯塔姆和卡尔费尔德 1917 年 10 月的往来信件中，后 者支持丹麦方面的建议：“如果勃兰兑斯不能获奖——在文学院里他最多能
得 2～3 票——应该在吉勒鲁普和彭托皮丹之间平分。”海顿斯塔姆认为，平 分会“减轻对勃兰兑斯支持的印象”。如前边所指出的那样，这项措施细微 地表明，需要两个作家才能抵得上这位“不中彩的评论家”。
当时的瑞典文学院既担心平分诺贝尔奖会降低威信，又得按总纲的第 4
条即“每一部作品都被认为可以单独获奖”进行实际评价。人们在犹豫。关 于这一点，1914 年的评奖委员会报告显得相当有说服力：
　　　也可能有反对意见，平分到每个获奖者身上的奖金数额减少了，因而削弱了人们宣 称的所谓“世界性奖金”的意义，不管总纲怎么样强调两部获奖的作品“每一部都应该被 认为有同等的资格”。人们有理由强调，授奖本身的意义决不能根据奖金的数额来衡量， 不管面对的公众是多是寡，也不管是否被公认为“世界性奖金”，而是要根据诺贝尔基金 会规定的目的和它的荣誉来衡量，平分也是如此，尽管是两个人得到了巨额的奖金，而由 此带来的荣誉可以使两个杰出的个人力量投入到为人类服务中去，然而事实表明：无法找 到一部唯一能衡量他们两人的巨著。
　　尽管遗嘱有明确的质量要求，尽管有诺贝尔奖的意义不取决于数量的多 寡这一论点，当找不到一部唯一相应的“巨著”时，最后的授奖理由还是以 平分的办法进行调和。这正是人们担心出现的所谓“两种人”，豪普特曼放 在天平的一边，而舍恩黑尔和施皮特勒在另一边，吉勒鲁普和彭托皮丹合起 来才与勃兰兑斯等量。
　　如同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文学中立政策里看到的那样，在这个 时期对平分诺贝尔奖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芬兰候选人 J·阿霍和卡 塔罗尼区的竞争者 A·奎梅拉在 1917 年和 1919 年都被讨论过，人们采取了 有这样含义的立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得在使用这个国家过去的文化 语言创作的作家之前获奖，这段话是 1919 年说的。与一位使用比较老的文化 语言创作的作家共享诺贝尔奖，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避免伤害脆弱的民族感 情的出路。在 30 年代，人们考虑在西兰帕和一位芬兰籍的瑞典作家之间共享 诺贝尔奖的时候，也有过这个想法。
　　1917 年丹麦人获得诺贝尔奖以后，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人们不再采用平分 诺贝尔文学奖的办法，尽管这个想法不时地冒出来，如厄斯特林 1930 年就曾
　　
主张由德莱塞和路易斯平分。正是厄斯特林在一篇文章中对 50 年代仍然采取 这个谨慎措施的原因作了很好的总结，他这篇文章评论了 W·拉蒙特发表在
《国外图书目录》中的文章《诺贝尔文学奖》（俄克拉荷马，1951；关于这 篇文章，在最后一章将详细讲）。此人借助于有 350 名专家的国际评审团的 支持，成功地搞到了半个世纪以来 150 个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人的名单， 并得出结论说，每一项诺贝尔文学奖应由三个人共享，还指出这也是诺贝尔 科学奖的习惯做法。厄斯特林在 1951 年 5 月 2 日的《斯德哥尔摩报》上提出 不同看法：
　　　但是这里存在着很大的原则性区别，科学奖有时候必须共享，完全是因为很多科学 家从事同一种工作，因此荣誉归功于一个人显然不合理。反之，文学杰作的诞生从来不是 靠集体工作。 然而人们的意思是，再使用平分的办法会给文学奖的状况带来什么后
果：
　　　由文学奖获得者——每年 3～4 个人——从事这类集体创作肯定是一条降低文学奖 威信的道路，并使整个事业变得可有可无，在俄克拉荷马或其他地方也不会由此引起辩 论。
早在一年前，厄斯特林就在《文学奖》一文中以更大的原则性权威肯定
了通常的做法；他强调彭托皮丹在后世看来比吉勒鲁普更有分量： 牵强附会地进行这类比较，就是平分诺贝尔文学奖诸多弊端之一；尽管
文学院后来避免使用这类考虑方法。对公众的观点来说，它可能不仅会使奖
金数额而且还会使荣誉本身的价值减少一半。 往来信件表明，文学院里有很多人抱有同感。D·哈马舍尔德在 1955 年
9 月 22 日的一封信中就表示反对“平分诺贝尔奖”——经常会有这样的印象，
“两个加起来变得连一个也不如”。他披露了建议的内容：《冰岛人》，《拉 克斯纳斯夫妇》，一个月以后合起来给他们诺贝尔奖就不现实了。
坚持了 50 年以后，文学院又搞了两次平分诺贝尔奖，相隔仅几年，第
一次是 1966 年，由约·阿格农和奈丽·萨克斯共享。现在可以搞到的往来信 件显示出某种犹豫。翻译萨克斯作品的 E·林德格伦坚信自己的事业，早在
1965 年，他就把萨克斯排在仅次于阿斯图里亚斯之后的单独获奖者的位置上
（同时，阿格农在他的眼中是唯一的一个希伯来语现代作家，在伟大的世界 文学中应有他的位置）。厄斯特林有较多的保留：萨克斯的题材“确实伟大”， 但是“历史地看她不能与获奖的（或者没有获奖的！）伟大诗人相比”，他 在致林德格伦的信中这样说。这种犹豫促使讨论转向平分。这也是文学史家 H·奥尔松写信给林德格伦同他讨论“谁”可以与她“共享”的原出发点—— “问题提得很奇怪”——不是考虑阿格农，而是考虑 I·巴施曼、A·阿赫玛 托娃和 E·谢斯特纳尔。
　　平分的指导原则还不清楚，不清楚就要求搞清楚，这是非常重要的。因 为当时有很多其他平分的建议。在刚才引用的 1965 年致评奖委员会主席的一 封信中，一个建议引起了林德格伦的注意：
　　　长期以来，文学院对于给瑞典作家授奖一直持审慎态度。我个人愿意看到一项由 埃·约翰逊和哈里·马丁逊共享的诺贝尔奖。他们确实具有世界性。
　　1967 年最后的评选（即对阿斯图里亚斯的评选）也包括在一项平分的建 议里。在一封信里提到此事的基耶洛夫补充说，在评奖委员会里，支持这项 建议的人把它看作是摆脱困境的出路；“从各方面判断将取得微弱多数”（这
　　
并不妨碍这项建议——人们设想阿斯图里亚斯与一位伟大的同事共享诺贝尔 奖——从现在看是富有远见的）。1974 年实现了约翰逊和马丁逊之间平分诺 贝尔奖的理想。两年以后根据《和平》期刊弗朗西斯科·尤里兹——一位非 常知情的人——的建议，文学院曾经考虑由阿莱克桑德雷与博尔赫斯共享诺 贝尔文学奖的问题。
　　在文学院内部，人们自然意识到：过多采用平分的办法就意味着一种新 的政策，从一种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是有理由的，可以扩大考虑的范围，但同 时也要求扩大理论根据。正是在 1974—1976 年形成了未来的平分诺贝尔奖的 原则。首先体现在作为评奖委员会主席的基耶洛夫 1974 年和 1975 年的两次 讲话里，以及 J·埃德费尔特和 A·隆德克维斯特等人的文章里，尔后是文学 院在 1976 年 1 月 29 日和 22 日经过讨论以后正式作出决定。引起这次辩论的 候选人现在不能公布。原则性观点则不是同样敏感的材料。一方面在于这些 观点只是纯粹解释这些规定，另一方面，它们在一些出版物中已经透露出来 了，因此在这里讲一讲并不触犯保密的规定。整个讨论情况都包括在基耶洛
夫 1976 年的评奖委员会讲话中，他这样总结了一月协商的情况：
　　　不管是评奖委员会自身还是整个文学院都不是因为真正的观点对立才进行这次讨 论的，而是因为需要一个明确的规定，使人们对争吵着要奖的人不会产生糊涂想法。出现 不同意见并不影响出发点，主要是因为一部分人认为共享的办法很合适，甚至认为值得提 倡；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既注意理想又注意物质价值的文学院应该特审慎态度。同时人 们也坚持，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不管是诺贝尔基金会的纲领还是文学院的习惯做法，都 不禁止把奖金分为两部分——然而就文学奖而言反对分为三部分——另一方面在现在的 条件下，即要求注意文学区域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平分是一种出路，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 继续出现平分的情况经常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上述有关共享诺贝尔文学奖的条件，在文学院里是完全一致的：
甲，两个获奖者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单独有资格获奖；乙，他们的作品必须
有一种明确理由说明他们能共享诺贝尔奖的内在同一性。 第一个要求直接来自总纲中刚刚提到的第 4 条：奖金数额可以平分给两
部作品，每一部作品都被认为值得授奖（实际的做法是把一部作品的重要性
扩大到全部作品）。但是总纲的规定是一回事，公众可能的反应则是另外一 回事。基耶洛夫在 1972 年 6 月 5 日的一次原则性评论中这样谈到这个经验：
　　　如我们大家所知，半个诺贝尔奖很容易变成这样的印象，即没有一个获奖者有资格 获得整个诺贝尔奖。只有当情况非常明确地表现出，特别是在文学院外边，两位作家都有 资格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如果一个人得了，另外一个人实际上就会被排除在外，这时候才 采取这条出路。
　　第二个要求——只有在早期看到过——在章程里没有，而是在实际操作 中形成的。能反映这种对平分诺贝尔奖典型看法的是厄斯特林 1966 年对 约·阿格农和奈丽·萨克斯致的颂词。颂词说，这项诺贝尔奖“授予两位杰 出的犹太作家，他们每个人都能反映出当代以色列的情况”：
　　　目的是为了公平地对待两个作出了个人贡献的作家，在这种情况下共享诺贝尔奖有 着特殊的原则：要奖励的属于不同语言领域的两种创作在精神方面是相连的，可以说他们 已经在自己身上以诗的形式表现出了生命力的共同的灵感源泉，并继承了犹太人民的文化 传统。
　　这种深刻的论点不仅对此项不同寻常的措施表现了一种有分寸的外交 辞令，它也显示出厄斯特林对平分诺贝尔奖的原则性保留，但是在这种特殊
　　
情况下只好屈从于充分的理由。强调在精神上相连和共同的根是为了满足 70 年代人们对于共享诺贝尔文学奖进行深入讨论时提出的内在共同性的要求。 如我们看到的那样，1914 年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把平分诺贝尔奖也算进自己 的中立政策中去了，共享诺贝尔奖是“有效地减轻和消除言过其实的措施之 一，在当时的文学界，主要在权力斗争中出现的民族主义潮流很容易也很经 常蜕化成言过其实。目的使双方心平气和的共享办法——这项措施使伊德里 斯冲昏头脑——与后来数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中坚持的精神和通常做法 相比是不可想象的。它们要求两名候选人之间要有某种内在的同一性。
　　然而，1972 年基耶洛夫提出的论点也属于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人得 了（奖），另一个人实际上就会被排除在外”。两年以后出现的情况就是如 此，人们面对的是埃·约翰逊和哈里·马丁逊这两位候选人。把奖金给了其 中一个，另一个势必被排除在外。
　　在以后几十年中出现的有关平分奖金问题的讨论中，主要是两件事有较 大的原则性意义，这两件事在 1977 年和 1979 年的辩论中都提到。辩论中出 现的问题似乎非常重要，不过我们只能把它放在一边。
　　评奖委员会和文学院自然仔细考虑过赫尔姆克维斯特提出的共同分享 的可能性。前一种情况是西班牙第 27 代作家中的一对，他们毫无疑问符合内 在同一性的要求。然而现在人们决定单独给阿莱克桑德雷授奖——用授奖理 由的话说——他“代表两次大战中西班牙语诗歌传统的伟大革新”。究竟在 多大程度上他比其他落选的诗人更高明？评奖委员会里的西班牙语文学专家 K·安隆德在 1977 年 10 月 8 日为《瑞典日报》写的一篇论文化的文章中有所 阐述：
　　　阿莱克桑德雷先于 R·阿尔贝蒂获得对于西班牙语诗歌是一种荣誉的诺贝尔奖，这 可能使很多人感到吃惊。但是对阿莱克桑德雷来说存在很多有利的论点。他并非光彩夺 目，不像他年轻的朋友那样早熟，但是他的重要作品比很早以前就在《天使》中达到顶峰 的阿尔贝蒂更接近现实。阿尔贝蒂的知名度更高，他作词的歌到处被人传唱，但 是阿莱克 桑德雷在感受和发展方面显得更为深刻。很少有至今仍在世的诗人在如此高的程度上完全 有资格既属于现在又属于文学史。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他那代人和以后的文学生活作出如 此大的贡献。他的国家曾经历过将黄金时代投入血泊的厄运，而现在，经过 40 年的间隔 以后又恢复了创作自由。
　　安隆德的文章自然重复了他的报告，并包含着已经存在于讨论中的论 点。有一点对最后决定特别有意义，人们在基那洛夫对阿莱克桑德雷致的颂 词中可以看到，即此人对后世的特殊意义。内战结束时，作家们四处奔逃， 只留下迟钝者，此人仍“惨淡但不间歇”地继续自己的创作，“我们今年怀 着高兴之情歌颂的就是西班牙精神生活中的这个凝聚点和力量源泉”。在另 一点上安隆德和基耶洛夫闭口不谈——政治问题。赫尔姆克维斯特单独给阿 莱克桑德雷授予诺贝尔奖的思想并不是为了奖励留在国内的人而牺牲流亡国 外的抵抗运动，评奖委员会、文学院和它们的专家也完全没有这个想法。重 视留在国内的这位诗人，证明了阿莱克桑德雷对于复兴西班牙语诗歌有着更 大意义的实际情况。
　　赫尔姆克维斯特 1979 年的平分诺贝尔奖的论点有着更为广泛的意义。 引人注目的是，他认为詹尼斯·里特索斯应该与埃利蒂斯共享诺贝尔奖—— 激扬奔放但难于解释的作品与埃利蒂斯的作品的质量相同，视野更广。这个 问题有一种明显的政治含义。里特索斯在西班牙内战中站在红色一方，被资
　　
产阶级的希腊当作麻风病患者对待。赫尔姆克维斯特写道：“平分将会对一 定要到来的希腊和解作出贡献，要达到这一点极为困难。”隆德克维斯特在 非直接排定的顺序中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对平分诺贝尔奖的思想本身并不陌 生：
　　　我深入地读过里特索斯作品的法译本，认为他在最佳状态下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 在最坏的状态下他可能跌为斯大林主义的陈词滥调或闲言碎语。然而不是因为他的政治观 点使我把他排在埃利蒂斯之下。就我个人而言，我仍然希望他能与埃利蒂斯共享诺贝尔 奖。
　　隆德克维斯特没有像赫尔姆克维斯特那样提出平分的政治动机。然而我 们没有看到用诺贝尔奖对民族或其他形式的和解施加影响的思想符合声明过 的要求或通常做法。本世纪头 10 年和 30 年代的文学院曾有过对芬兰文学的 类似建议。战后时期没有过类似的想法。
　　另一个原则问题有更大的意义。赫尔姆克维斯特在讲到埃利蒂斯和里特 索斯时提到 1974 年由埃·约翰逊和哈里·马丁逊共享诺贝尔奖的问题。两三 个像“这样无法比出高低的伟大人物同时在这样一个小国家里进行创作是不 多见的”，文学院“得出了这个最好的结论”。但是这种情况“不是什么瑞 典的特殊情况”；“这种情况在各国屡见不鲜”：
　　　比如要在匈牙利文学里的两位伟大的老诗人 G·伊叶什和 S·维厄列什当中挑选出 一个最好的，那么谁能完成这一任务？或者在波兰人 Z·赫伯特和 T·鲁热维奇之间选出 一个最好的人？
　　都是合格的候选人，在国内被情绪激昂的追随者包围着，他们带着难以 考察的论点让这个或那个他们喜欢的人优先一步??
就其他项目的诺贝尔奖金而言，平分已经不是什么例外，而更接近规
定。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种合乎情理的做法也应该适用于文学奖。 可能从长远观点来看是如此。然而从近期看，实际情况与赫尔姆克维斯
特的愿望相反。下一个被选中的米沃什正好与他的论点相反；同时他自己也
“很难想出其他更好的选择”。尔后几个独获奖的人，从从卡内蒂到塞费尔 特，都没有引起共享诺贝尔奖的呼吁，尽管丰富的拉丁美洲文学本身有理由
在 1982 年获得两个西班牙语的名字。面对着从越来越广地被关注的地区产生
出来的大量文学奖候选人，这个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

『为全世界的创作设立的』9
　　长期以来，诺贝尔奖似乎就是一件欧洲范围内的事。诺贝尔的遗嘱指出 了它的国际性，但使用的词语谨慎：“我的明确意思是，奖金的颁发不必考 虑民族的归属，贤者获奖，不论是否为斯堪的纳维亚人。”最后半句话突出 了斯堪的纳维亚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的初级阶段事实也是如此。原则 性讲这种国际性写进了评选条件里。当维尔森讲到瑞典文学院不应该放弃“在 世界文学领域中”的这种有影响的地位时，也显示了较为广阔的眼光。然而， 由赫尔德和歌德时代流传下来的普遍的文学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强调欧 洲。维尔森说的“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任务，就将剥夺欧洲大陆文学中的大 师们获得特别承认的前景”的理由一语道破了天机。1904 年外交家毕尔特在 一封信中提出的“我们先着眼于欧洲”的愿望同样有代表性。
　　1913 年把诺贝尔奖授予泰戈尔的时候，我们看到人们把触角伸向了欧洲 之外。1922 年的报告中有一段重要文字讲到：为全世界丰富多彩的创作设立
　　
的诺贝尔奖有局限于“较小阶层”的危险。然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30 年代，
1930 年路易斯、1934 年奥尼尔和 1938 年赛珍珠获奖使美国登上舞台才有所 改变。1945 年授奖的区域又有新的扩大，H·古尔贝里在致女诗人加·米斯 特拉尔的颂词中把她颂扬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精神皇后”。实际上这项决定 早在五年前就应该作出，只是由于国际环境的关系而无法解决。这样，在欧 洲和北美范围以外仅有的两次诺贝尔文学奖，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边缘时 期颁发的，在两次世界大火熊熊燃烧起来之前或之后。
　　相继给美国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改变基本状 况。直到 1968 年川端康成获奖才使丰富的东亚文化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内， 一种“有着细腻情感的叙述技巧表现了日本特有的个性”。1973 年帕·怀特 获奖的理由——“一种叙述与心理叙述技巧把一块新的世界地区引入文学”
——暗示着一个薪的大陆又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连在一起了。但是欧美文 学圈子之外的少数获奖机会远不能适应人们向文学院提出的日益明显的面向 全球的要求。充满生命力的非洲文学如同阿拉伯世界文学一样，直到最近仍 然被疏漏，印度和中国越来越坚定地要求更合理的获奖地理分布。同时，近 几年在评奖委员会和文学院内部也日益表现出确实应该严肃对待这个问题的 兴趣。L·于伦斯坦 1984 年接受德国杂志《目录》采访时就曾这样说过，在 文学院内，对欧洲以外的作家的注意逐渐增加；我们“尽量使获奖者遍布全 球”。实现这种抱负的第一个目标就是 1986 年授予 W·索因卡诺贝尔奖。
这种新的情况明显地表现在 1984 年《哥德堡邮报》上刊登的作家黄祖
谕和于伦斯坦的论战之中。前者提出了用“稀有”语种创作的作家是否与用 西方语言创作的作家有同等获奖可能性的问题，他用数字说明，用斯堪的纳 维亚语和英语创作的作家与用亚洲语言创作的作家获奖人数的悬殊差别—— “8～10 亿中国人之中有千千万万的作家，但无一人获奖！”——他认为用 “稀有”语种创作的作家如需问鼎诺贝尔奖，“要满足两个同等重要的条件”：
1.他或她必须写出有理想倾向的优秀作品。
　　　2.他或她必须能找到一位具有同等水平的其他作家，此人能将他的作品译成某种通 常的西方语言。 其中考虑到原文的微妙之处可能消失在译文中，黄祖谕最后提出了下列
模式：
　　过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说 30 年，40 年或 50 年，文学院可能认为授予某 一位用“稀有”语言创作的作家是合适的。一旦他们下了这个决心，文学院 的院士们就可以抽出一些时间通过征询各国专家的意见来寻找合适的候选 人。在阅读了这些作家的代表作之后——主要是翻译本——文学院就可以拍 板定案了。
　　于伦斯坦在主要方面同意黄祖谕的观点。从全球的范围进行比较，人们 就产生了“极大不公正的印象”。“很明显，以往的评选有利于欧洲”，但 是欧洲很多较小的语言也榜上无名，“尽管这些地区也显示了很高的文学文 化水平”。同时于伦斯坦也强调，人们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把“纠 正这个问题看成是鼓舞人心和令人激动的”。在谈到文章中提出的几项建议 时，“如起用专家和有意识地满足用‘陌生’语言创作的作家”时，他保证 说人们目前“正是这样工作的”。但是文学院不能同意将这项工作交给专家， 而是强调“必须由他们最后采取独立的立场”，对于欧洲以外的语言——和 “较小”的欧洲其他语言的问题，他们只能依靠翻译来了解。在瑞典，他们
　　
不完全局限于书市提供的翻译著作。文学院自己也可以把翻译书籍的任务交 给翻译家，“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限度的”。打破语言和文字障碍的最好办法 是“促进热门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出版”。
　　但是文学院不能坐等大批优秀的译作送上门来，而是要在现有的条件下 有所作为。困难之处不仅仅在语言方面：
　　　还关系到人们要尽量熟悉的传说、文学和文化环境，它们构成人们要了解和公正对 待的作家的基础。这就要求人们博览群书，以便能够理解来自不同于自己的另一个文化世 界的作家怎么样介入生活和写作。在这方面，人们也要求在置身局外的专家和最后拍板的 人之间进行合作。
　　　最后——人们必须能够判断业务专家的优劣和知人善用，对于他们专业报告中的正 确程度、公正与否要有自己的看法。这些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不少人爱国主义过强——一 部分人强调个人的好恶——一部分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本国作家年龄阶梯上的位置——还 有一部分人或隐蔽或公开地强调政治观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这方面也会遇到文 化上的差异——年龄的和其他观点，外交观点的思考也有差异，比如中国和日本就不同于 西方。
　　在这篇内容明确无误的文章里，有一个思想在目前情况下有必要强调一 下，即熟悉并能够了解来自另一个遥远的文化世界的作家成为可能的传统和 文化环境以及正确判断来自作家同胞的评价，是极为困难的事。这个问题一 直存在，不过早期不是特别紧迫。1913 年在评奖委员会就出现了对泰戈尔的 观望态度。人们当时想调查的对象之一就是毗湿奴崇拜与由它发展而来的诗 歌之间的关系；只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后，“作出独立的评价才有根据， 才有可能区别泰戈尔宗教神话和诗歌中的本源和传统因素”。此处的关键与 其说是为了搞清候选人的创造性，不如说是为了更多的理解的可能性。海顿 斯塔姆在所有情况下都用在后来一段时间内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实用主义” 的论点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原则性问题此次没有深入讨论。然而 1922 年旧 话重提。在对叶芝和贝纳文特之间作出“困难选择”的时候，人们用模棱两 可的大话来解释这种窘境：
　　　这位爱尔兰人有着绝伦的英国诗歌文化和杰出的美学特征，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有些 孤高，较容易征服我们的感情生活，并引起我们瑞典人和一般来说所有日耳曼人的诗兴， 这是人们在谈论一切艺术欣赏时经常强调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代表与此完全不同流派 的这位西班牙人，理解起来就比较困难了。我们必须时刻说服自己保持评价的客观性，但 是这种客观性在很大程度上总是处于险境。由诺贝尔的同胞负责颁发的、面向世界各种文 学流派而设立的诺贝尔奖，随时有局限于少数阶层的危险，如果我们在作出决定时对于各 个不同民族灵魂的解释稍不留意的话。我们要警惕，在判断对于我们来说较陌生的作品 时，不仅仅根据我们的要求，而是要根据它们的条件和根据我们所能理解的程度，作品在 那种条件下被创作，而那里的传统和文化有助于表现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就我们现在面临 的这两位作家而言，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在自己的地区都有资格代表自己的人民。
　　这些 P·哈尔斯特罗姆以评奖委员会名义讲的话属于不同于 1984 年于伦 斯坦文章的另一个时代。对于前者来说作品是为了反映“人民灵魂特征”， 后者则谈论构成这些作家“基础的传统和文学与文化的环境”。但是两者面 临的问题还是相同的，即总是要尽力去理解陌生事物的“含义，作品怎么样 被创作又怎么样借助于传统文化”。区别在于：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意识有了 更加广阔的地理参照范围和关于背景材料的更大准备，在这里，背景材料是 作出准确判断所要求的，依靠知情者而获得。
　　
1922 年提出的要根据条件和共性对陌生的作品作出判断的想法，又出现
在 1933 年舍克针对葡萄牙人 C·德·奥利维拉的问题所发表的谈话之中。他 认为“刻板地根据我们瑞典的口味评价这位作家的作品是不正确的”，“因 为作家属于世界观和生活观方面都有很大差异的人民”：“我们应该尽量按 照他们的看法理解和评价文学”。被提名的这位候选人不是“欧洲人”，好 像是专注于“纯国内传统”的作家：“她的不少作品对我们来说似乎显得简 单、俗气，不过我想葡萄牙人可能用另外的眼光看待这些作品，比如他们大 概不会欣赏我们的弗吕丁”。在这种具体的情况下，舍克强调 C·德·奥利 维拉的作品《约伯》——“即使非葡萄牙人也必须承认，这部抒情的思想剧 是一部重要的艺术作品”——他建议把这部作品全部译出，当时的瑞典文本 只是作品的一小部分。但是这项具体的措施并不意味着解决了这个原则问 题。在自己的环境里被“另眼”看待的陌生文学仍然是难以克服的挑战。我 们这里再次引用表示“理解和欣赏”与我们有很大差异的民族的文学的愿望。 真正填平鸿沟，把差异很大的、比语言本身意义更为深刻的文学翻译出来， 这对未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工作而言，可能是最困难的任务。
　　引用这一讲话的真正目的，是要根据遗嘱人的愿望把文学奖颁发到世界 各国去。因此，很早以前人们就已注意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应该尽可能广泛 地在不同的国家成功地循环”这个思想。1904 年说的这些话是针对诺贝尔评 奖委员会提出的候选人米斯特拉尔的——1901 年刚刚把文学奖授予普吕多 姆——“因此不应该这么快又使这项奖金落入法国”。人们不否认这种论点 的合理性，但强调米斯特拉尔是“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写作的，因此他获得了 一项新的殊荣”——还指出“考虑到他年事已高”，不宜久拖。当 1908 年评 奖委员会大多数成员都建议授予斯温伯恩诺贝尔奖的时候，最后还是遇到了 这一原则问题。这次人们没有忽略可能的反对意见，即文学院刚刚在去年把 文学奖授给一位英国人，而文学奖具有应该在不同文化的人民中间循环的机 会均等的原则。在承认这类循环原则合理的同时，人们强调，“在条件成熟 的时候，实际上不存在近期内把文学奖授予同一个国家的障碍，即使连续也 可以”。然而斯温伯恩还是失去了获奖的机会，上述连续获奖的原则未经受 住考验。在以后的年代里，人们连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两个人接连获奖的建议 也没再提过。1922 年出现的情况更带有典型性，当时人们在叶芝和贝纳文特 之间“很难作出选择”，最后选中后者，主要考虑到刚刚提到的“诺贝尔奖 的地理分布的缺口”。这种想法不时地出现在以后的年代里。1964 年基耶洛 夫在一封信里把萨特与奥登作比较时，其中就引用这条理由反对前者，“一 连串的法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仅在战后就有四名”；反过来为奥登辩护， “英国的美文学已经被遗忘在角落里”。另一个例子是 1972 年授予伯尔诺贝 尔文学奖，这是万不得已而为之——自 1929 年以来德国没有获得过一项诺贝 尔文学奖。
　　然而这种循环长时间局限在欧洲。1922 年对获奖者分布不平衡的忧虑仅 仅使获奖者的范围发展到英国和西班牙。1913 年授予泰戈尔文学奖，只是在 扩大范围的姿态下为这种欧洲的局限性作了小小的点缀。这项建议来自英国 皇家文学学会的一名会员，而不是来自印度方面，授奖的决定基于《吉檀迦 利》的英译本，而不是根据其他作品的东方语言知识（评奖委员会的一位成
员 E·泰格纳尔能阅读孟加拉文的泰戈尔作品。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们 使用了他这方面的知识）。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印象存在很长时间。直到 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