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人们才宣布评奖委员会以满意的心情欢呼终于有机会“用诺贝尔文学奖 使伟大的、文学异常活跃的南美语言区获得人们的关注”。可悲的是，人们 不承认委内瑞拉作家 R·布兰科-丰博纳“在非西班牙语世界的眼中，是一位 足以填补代表空缺的重要作家”。
授予米斯特拉尔诺贝尔奖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次突破。众所周知，她
是 1940 年在拉丁美洲受到高度赞扬的候选人。当 1945 年夏天获奖候选人瓦 莱里去世的时候，用厄斯特林 8 月 2 日致哈尔斯特罗姆信中的话说，米斯特 拉尔获得了“新机会”：“考虑到要对我们忽视的拉丁美洲做个姿态，我对 此不持反对意见。”但这不仅仅是把诺贝尔奖第一次送到世界这个部分的荣 誉。由哈尔斯特罗姆执笔的 1940 年的评奖委员会专业报告，还进一步表达了 “理解和欣赏”拉丁美洲大陆陌生文学的愿望（原则上的保留态度应该可以 引用，因为关于此事的想法由于引用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报告而变得众所周 知；此处只是旧事重提）。现实的用意则在于语言的形式，哈尔斯特罗姆极 力想“透过翻译的薄纱”显示原著：
　　　即使对没有充分掌握西班牙语因而不能准确辨别出语言的和谐、而只能朦胧地猜出 理解诗歌美非常重要的联想的人，即使对他，通过逐行对比原文和译文也差不多能作出合 理的评价。 但是努力的范围超过了语言方面的翻译问题，它还关系到“感情生活中
的差异，特别是与我们表达诗歌的传统手段的不同”：“人们应该养成找出
异国特点中真正杰出之处的习惯。”真正有抱负的读者，既要追求“出自女 诗人内心充满朝气、几乎缺乏相互联系的盲目的语言”，也要追求“在声音 背后的人类本性和引人入胜的个性，这种个性因其赤裸裸的忏悔勇气和直来 直去的诗风，在本国就像启示录一样”。从这些话里，人们再次感觉到要理 解“文学作品被创作的含义”的愿望，现在是要把视野扩展到欧洲之外。
结果出现了在主要方面类似舍克对 C·德·奥利维拉的评价——人们不
能因为不符合自己的传统而提出反对意见，这样才能公正地对待异国范围内 出现的天才诗歌：
　　　如果说她还没有在所有的方面达到我们外国人在诗歌中追求的东西的话，如果思想 内容对我们来说显得还不够深刻和新鲜的话，这些都不能成为评价的关键因素；假如我们 能够找到真挚和纯洁的感情，就会毫无困难地看到，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在亚洲地区，要找到相应的人选则比较困难。直到 30 年代，要找到高 水平的人选仍然很麻烦。在为数不多的候选人当中，拉达克里希南是其中的 一位。由于哲学家 H·拉松语调积极的报告，1933 年评奖委员会成员对此表 现出“活跃的兴趣”，但是像通常一样，“对在哲学领域里颁发诺贝尔文学 奖是否合适表现了相同原则的犹豫”。随后几年这种兴趣也冷淡下来。在 30 年代后期，人们提出过不同类型的亚洲国家的有锋芒的候选人，但一般都成 了过眼烟云，几项极好的建议表现出整个制度中致命的弱点。在狭窄的西方 以外的地区，人们无法保证有合格的推荐人。亲手进行调查研究的想法还是 遥远的事。比如人们仍然停留在准备“因为受到西方世界赞赏”而提出中国 新文学创作的阶段，即使这样也仅仅指“有美学意义和引人的作品”。人们 可以像赛尔玛·拉格洛夫 1940 年考虑赛珍珠推荐的那位中国人——林语堂—
—那样，不过完全无法使人相信。人们从亚洲问题专家斯文·赫定①那里得到



① 瑞典著名探险家，曾到我国新疆等地考察，著有《通过亚洲腹地的旅行》等。

过某些帮助。但是仅此而已。 最近几十年出现了另外一些情况。从中国、日本和印度以及阿拉伯世界
的不同地区提出了一些建议，以完全不同于 30 年代的方式代表了各自的文 学。早在 60 年代前期，人们就在日本文学领域里考虑 1958 年首先由赛珍珠 提出的谷崎润一郎，日本文学院等提出的西胁顺三郎，日本笔会等提出的川 端康成和美国方面提出的三岛由纪夫。1980 年隆德克维斯特在一次答记者问 时说，现在也有了来自黑非洲的提名。当问到最近几年有无可能出现一位黑 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时，他回答说“有可能”。在另一个场合他提到，他 自己推荐的候选人是 L·S·桑戈尔，他也介绍和翻译过此人的作品。
　　1985 年 5 月 3 日《亚洲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推选制度也有不尽人意之 处，该文章综述了对亚洲地区采取忽视态度的常见的批评。文章列举了经常 提到的候选人——日本的井上靖，中国的巴金，印度尼西亚杰出的作家 P·A·多埃，印度长篇小说艺术代表人物 R·K·纳拉扬。于伦斯坦就此问题 回答记者时说，对亚洲作家的提名仍然不是很多；他补充说，特别困难的是， 即使在专家中也缺乏统一意见，另一个问题是，对于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背 景和完全不同的文学目的的作家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在西方对这些提名） 也缺乏译本。这位记者穷追不舍，得知不少国家有权提出建议的机构放过了 提出候选人的机会。中国笔会主席巴金就说，他得到过提候选人的邀请，但 是没有回答。在其他国家，笔会也白白放过机会。比如与泰国笔会肯定每年 都有联系，但是他们对此没有反应。泰国笔会主席尼拉万·炳通就不是很确 切地知道，他的国家是否有作家被推荐为候选人：
　　　在泰国，就翻译文学作品而言，我们没有做多少事情。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语言 对它们作出判断，事实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某一部作品真有资格，因此我们没有认真对待这 件事。
这段话清楚地表现了多次阻碍有意义的候选人被提名的失败主义。 推选系统的缺陷已经增加了文学院本身的责任。最近一个时期，评奖委
员会成员和文学院的院士在比过去大得多的范围内使用自己的推荐权利。评
奖委员会还要求专家们对前一个时期没有注意到的文学写出报告，一方面把 可能获奖的作品纳入他们的文学和文化框架内，另一方面对语言塑造的有声 和联想的特征提出看法。这里说的扩大视野的追求也反映在刊登在文学院杂 志《艺术》上的材料里。在视野之外的阿拉伯文学，就发表在 1984 年该杂志 的第一期，其中介绍和翻译了阿多尼斯（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默罕 默德·狄布和塔哈尔·本·杰隆。也有类似的两期介绍中国和印度文学。
　　关于怎么样利用专业知识保证推荐出异国和难于看懂的文学中合格代 表的问题，人们从已经公布的选中川端康成的背景材料中可略知一二。这些 材料也向人们提供了把国际上关于诺贝尔奖的种种神话与进行各种努力的现 实进行对比的良好机会。前者通过伊尔文·华莱士的嘴说出：“一位瑞典官 员飞往东京做了一次实地调查。”我们从提出建议到最后作出决定的长达七 年之久的过程中看清了后者。第一次调查是 1961 年委托给一位瑞典评论家， 他通过阅读川端康成的几部作品的德、法、英译本而对作家推崇备至。授奖 的理由是根据这方面的三位专家的专业报告写成的，他们是哈佛大学教授 H·s·希伯特（他把谷崎和川端引入世界文坛），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 D·基 涅（也给很高评价；在川端和三岛由纪夫之间作选择的时候，愿意让年长者 先上）和日本学者伊藤整（认为三岛离世以后，川端是唯一能代表日本文学
　　
的人）。在这样的基础上，文学院能够——通过自己阅读川端作品的翻译本
——谨慎地作出决定：把文学奖第一次授予欧洲语言之外的作家。 然而人们也渴望文学院内部有足够的语言和文学能力。就英、德和法语
而言，人们用不着愁什么。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在院士当中也有足够的能力， 必要的话普洛旺斯语也还行。在多数情况下院士们自己的翻译起重大作用， 古尔贝里就翻译了加·米斯特拉尔和塞菲里斯，厄斯特林翻译了夸西莫多和 蒙塔莱。这自然不妨碍人们不断从文学院之外获取介绍欧洲大语种文学部分 的专业报告。就斯拉夫语来说，外来的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在某些时 期文学院里有专家，H·颜尔纳就是。早些时候，人们把一些专家请到诺贝尔 学会里去工作，开始有 A·延森，尔后有 A·卡尔格伦。在诺贝尔奖金产生以 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学院里一直有一批东方学者，1928 年以前是小泰格纳 尔，1948—1974 年是 H·S·尼贝里。比如 1967 年埃及作家 T·侯赛因被提 名时，人们手头就已掌握关于他的材料。此外，人们在中国文学方面依靠一 位中国通 B·卡尔格伦。①
　　然而应该说，没有一位专家能主动承担起这项全球性的任务。近一个时 期文学院多次把主动索取更多的情况与意在使诺贝尔奖日益广泛的含义联系 起来。1968 年选进 A·隆德克维斯特，使文学院有了全国最优秀的介绍外国 文学的人，特别是在介绍富有生机的西班牙语文学方面。从两个不大的数据， 人们可以看出他在扩大寻找候选人视野方面的作用。1962 年 3 月 26 日他在
《斯德哥尔摩报》发表了第一篇介绍帕特里克·怀特创作生涯的文章，开头
是这样写的：
　　　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瑞典评论家或出版家注意过帕特里克·怀特。然而他确实 是一位少见的、受人欢迎的叙事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令人羡慕的心理学家和风格派作家。
　　12 年以后，是隆德克维斯特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怀特致颂词，这是他参与 此事的突出标志。西班牙语领域的优势由于多了 K·安隆德而得到进一步加 强，此后他作为西班牙语教授参加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工作；1983 年他进而被 选为文学院院士，1984 年成为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成员。当 1985 年汉学教授 和翻译家 G·马尔姆奎斯特①被选入文学院的时候，人们确信，他是一位西方 世界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专家，同时他个人与其他东方文学的专家保持 着密切关系。
由于专家的支持——或远或近——使观察、寻觅和对候选人的价值作出
最初的判断提供了可能，但是这些都不能代替作为最后作出决定基础的个人 研究。对于稀有语种文学，人们依靠译文。多年来这些考虑一直是各种讲话 的主题之一。20 年代的文学评奖委员会对 K·帕拉马斯犹豫不决，主要是因 为对原文的遣词造句难以作出判断。1931 年人们对于布宁的创作明确表示： “奖励那些用原文创作的作品。”即使那样，人们也很难理解他的同胞们赋 予他的“杰出的风格”，不过现在只好相信“侨居地和本国高深的俄语判断”。 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工作。人们在 1933 年舍克的 一次讲话中似乎看到了一条重要出路，他决定让人把 c·德·奥利维拉的一 部作品翻译出来。我们在 1984 年于伦斯坦的一篇文章中也看到了文学院“自 己请别人搞翻译”的可能性。他补充说：“一般来说，翻译一位诗人的作品



① 即瑞典已故著名汉学家高本汉。
① 即马悦然。

比翻译一位散文作家的作品所要求的字数要有限得多。”在相当多的情况下， 这类为数不多的翻译作品——18 名读者——在文学院近来的工作中起很重 要的作用。
　　即使在这个较为有利的范围内，深入了解陌生的文化阶层的问题也一直 存在。对于反复出现的这个问题，A·隆德克维斯特曾采取一个在世界范围内 引起反响的立场。他在 1977 年 10 月 12 日刊于《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诺 贝尔奖为谁？》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提出的理由是，“提醒人们 注意那些没有被人充分重视，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值得被人重视的贡献”是诺 贝尔奖的任务；他认为，“那些在语言方面和民族方面较小的文学领域，一 直因其异常广泛的当代文学难以获得青睐而受到痛苦的折磨”。他继续说：
　　　那些拥有大的语种、但难以读懂的文学构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文学 院忽视了亚洲、非洲和其他遥远地区的文学，因而经常受到责难。不过我怀疑：那些地区 至今到底有多少可取的东西。从各种迹象判断，那里的文学（有某些例外，特别是日本） 还没有达到在自己特定范围以外有真正意义的发达水平（包括艺术、心理和语言）。 诺贝尔奖现在仍然是一种西方的奖，自然不可能以西方的角度以外的评
价颁发。这一点本身是遗憾的，我当然希望那些遥远地区的文学能够赶上大 步在前的西方文学，以便能够完全加入全球性文化大军的行列。
隆德克维斯特在 1980 年 11 月 23 日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再
三重复的这些观点，自然遭到了第三世界的尖锐批评，特别是印度官方。但 是这不仅仅是一个从外交观点看值得讨论的手段问题，即使就事论事，也可 以就隆德克维斯特鼓吹的文学领域里的关于发达的思想提出疑问：是西方大 步在前而亚洲非洲要赶上吗？就欧洲地区的文学而言，这种看法也是奇怪的
——从哪一种意义上讲，20 世纪的作家比索福克勒斯，但丁、莎士比亚和托
尔斯泰有更高的“发达水平”？再从亚洲的文学角度看：从哪一点上能看出 西方的传统文学超过了有着唐诗和《红楼梦》，还有菲尔多西①、鲁米②、和 哈菲兹③的亚洲文学？
隆德克维斯特提出自己的想法是为了回答责难瑞典文学院忽视亚非文
学的问题。同时关系到他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的观点，他被问及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怎么样看待有着完全陌生文化国家里的文学价值，如中国 和印度，他回答说他不相信“原始的文化”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然 而他的讲话没有代表性；它们明显地不同于从哈尔斯特罗姆、舍克到于伦斯 坦所做的深思熟虑的自我实验。引用于伦斯坦下列的话大概能够最好地抓住 传统中的灵魂：“重要的是我们要置身于我们所要寻找并公正对待的作家的 文学和文化环境——它们构成作家的基础。”
然而隆德克维斯特的讲话也不符合应该表现出谦虚态度的通常做法。只 有日本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赶上大步在前的西方的思想，也有悖于厄斯特林 关于川端康成的权威性讲话。更确切地说，获奖者代表了极力抵制西方影响 的文化觉醒；在他表现情欲插曲的时候，出现了一系列微小、充满神秘色彩 的语句，“经常使欧洲小说家的技巧相形见绌”。对川端康成致的颂词中用 的这些话，抓住了挑选 1968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精神。这些话同时意味着否



① 菲尔多西（940—1020），波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诗人，著有史诗《王书》等。
② 鲁米（1207—1273），即莫拉维，波斯诗人，苏菲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③ 哈菲兹（1326—1389），波斯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他的诗歌语言简朴，并有格言般的措词。

定竞争者三岛——此人有着突出的按欧洲方法获取灵感的特征。
　　通过 1986 年选中索因卡和 1988 年选中纳·马哈福兹，欧洲中心主义政 策的形象才大大改变。在相距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欧美文化圈子以外的两个 人获奖，人们自然会提出文学院在 80 年代后期的方针是否有了戏剧性变化这 个问题。变化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富有戏剧性。早在 1984 年于伦斯坦就表达了业已存在的抱负，即达到“全球分布”。但是实现这样 的抱负得假以时日，第一批成果也用了几年时间。要真正放开手脚，进而包 容整个变化万千的领域，自然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扩大评选范围的政策不是要按照黄祖谕开的药方办 理，他是主张首先注意不熟悉的语方领域，而后再从中挑出最优秀的候选人。 这样就意味着诺贝尔奖金的政治化。相反，人们力求在这方面扩大视野，在 正常的决定过程中，对比与用我们相近语言创作的候选人，这次考虑一名优 秀的尼日利亚戏剧家和诗人，下次考虑一名埃及小说家——这一切要在文学 的基础上。在同一地区提出一个以上的候选人，与这种提法并不矛盾；关于 某种文学形式的候选人的建议，可能在评选委员会或文学院内引起同一范围 内的相反的建议。
　　在最后决定不同的候选人时，新的标准起了很大作用。1988 年评选工作 结束不久，A·隆德克维斯特的轻率举动泄露了天机；他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说， 他自己“有另外一位阿拉伯作家作为候选人——阿杜尼斯”（12 月 4 日《哥 德堡报》）。提出马哈福兹和阿杜尼斯两个名字，对内行人的含义是很明确 的：人们要在阿拉伯文学的两个开拓者之间作出选择，更确切地说，要在阿 拉伯小说艺术中伟大的先行者和近期阿拉伯诗歌的革新者之间作出选择，文 学院支持那位富有叙事性技巧的著名小说家，而隆德克维斯特更了解那位年 轻的更孤高的诗歌创新者。除了这两种情况所强调的新标准“开拓者”外， “实用主义”的评选基础也起了一定作用。马哈福兹诚然不是什么无名之辈
——他的十几部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其中有英文和法文——但是他的读者
阶层在阿拉伯地区之外是相当有限的，可以预料到，这样一项奖金就是给一 大批潜在的读者一个信号，同时也意味着公平地承认一种丰富的、但没有获 得国际影响的当代文学。归根结底，这类标准只是作品艺术力量强大感受的 一种补充，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但问题一直是，扩大注意的范围必须要理解创作的文化特征，尽可能克
服自己的偏见。于伦斯坦的颂词与他两年前谈到的任务是一致的，即置身于 构成你“要寻找和公正对待的作家的基础”的环境中去。联系到索因卡描述 他在尼日利亚一个小村庄度过的童年，他勾勒出需要理解的文化背景：
　　　人们遇到这样一个世界，那里的树精、幽灵、魔鬼和古老的非洲传统是生动的现实。 人们还会遇到一个复杂的植根于久远、流传于口头的非洲高雅文化。这种童年的描写构成 了索因卡文学作品的基础——一种亲身经历与丰富和复合的非洲文化传统紧密相连。 于伦斯坦注意到，索因卡的戏剧为了适应语言和表情的塑造，而与非洲
的素材和形式保持着特殊的联系。同时也强调作家“非常熟悉西方文学—— 从希腊悲剧作家到贝凯特和布莱希特”；这一点有助于创造授奖理由中说的 广阔的文化视野。但是这种介绍以其特有的方式强调索因卡最初的环境。与 隆德克维斯特说的“赶上”“大步在前”的西方文学相反，于伦斯坦赞赏这 种戏剧的天才性非洲起源，它“植根于一种综合文化，这种文化有着生动、 富有艺术灵感传统，的丰富宝库”。这一点更好地证实了后来竭力把获奖对

象视为属于“全世界创作”的精神。 这里引用多纳尔德·基恩一篇文章中的几句话作为关于川端康成作品的
补充：通过诺贝尔奖，日本的长篇小说艺术——世界最古老的——如今与“世 界创作潮流”汇成一体了。具有这种特征的统一进程有别于人们所持的要使 诺贝尔文学奖具有全球性前途第三世界就必须赶上西方的愿望。

『相当合理的打分』10
这里没有多余的篇幅为瑞典文学院处理诺贝尔奖的工作列一张清单—
—对其功与过进行比较。我的这部作品只能对评选的过程作个历史的回顾。 然而在结尾时考察一下国际上对于过去评奖情况的反应可能是有意义的。最 有趣的大概不是新闻媒介的即兴反应。战后时期很多地方，主要是美国和法 国做的较为概括的评价更有分量。
　　最精彩的是署名为 W·F·拉蒙特的调查，刊登在 1951 年的《外国书目》 上。以刊登在 1949 年《矿工》上的 I·华莱士的挑衅性文章《爆炸性的诺贝 尔奖》为出发点，他在大约 350 位美文学家中作了一次国际性征询，一方面 征询获奖者中哪些人是名符其实，另一方面征询在疏漏者中哪些人有资格获 奖。其中一个结论是，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获奖者被认为是成功的，剩下的不 成功。这是“相当合理的打分”，厄斯特林在一次评论中这样说。
在拉蒙特文章出台的同一年，人们又以“诺贝尔奖有何不当之处？”为
题作了一次调查，征询一批国际比较文学家的意见。一般的评价与 350 个被 征询者的回答大体一样：“我认为，一般来说文学奖颁发得不错”（C·布尔 尼奥克斯）。H·伯鲁古特认为，有不随波逐流品德的瑞典文学院，在评选当 中从整体上看比某些国家的文学院要令人满意得多，它有改正自己的美德。 在这方面，它挽回了法兰西学士院和龚古尔文学院对纪德的不公正态度。
1959 年法国提出几次重要意见，一个是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对他的同
胞、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调查，刊登在《费加罗文学》上，论点是瑞 典文学院宠爱参与文学。还有阿莱因·博斯奎特在《战斗》上提出的尖锐批 评，题目是“诺贝尔奖过时了”。后者最后提出了一项不由分说的建议：建 立一项国际文学奖，由 15 名最高级的作家组成，这样一个机构“要比斯德哥 尔摩那些无名之辈能更加了解时代的敏感性”；在这些“无可争辩”的评判 人当中，有从萨特、肖洛霍夫到博尔赫斯和林德格伦等人。有了作为历史讽 刺的这份名单以后，人们并没有偃旗息鼓。对这个问题余兴未消的《外国书 目》，紧接着在 1967 年炮制了一次诺贝尔奖学术讨论会。出于对文学奖和它 的国际性价值的积极完整的考虑，讨论会最后形成几项建设性建议，后面会 谈到。这家杂志强烈的兴趣中的一个特征是迫不及待，人们从 1969 年建立的 诺伊施塔特奖就会知道这种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这项奖金由一个人数不多 的国际作家评奖委员会颁发，试图实现从瑞典文学院打听来的意图。
　　在差不多这次学术讨论会召开的同时，多纳尔德·弗莱明在文章《诺贝 尔的功与过》（1966 年《大西洋》218 期）中对诺贝尔奖所有方面进行了评 价，这次调查在调子上比刚才提到的专家们的调查还要粗鲁得多。然而一个 最尖刻的看法还要算后来刊登在 1984 年 9 月 30 日《纽约时报》的每周书目 上的乔治·斯泰纳尔的文章《诺贝尔奖，一个丑闻》；由很多国家的报纸进 行转载的这篇文章鼓吹诺贝尔奖“过大于功”的论调。语调较为平和的审查 是由一次新的研讨会进行的，它是由《今日世界文学》（《国际书目》现在
　　
的名称）组织的；由于这次研讨会才产生了这次审查。迎合这种论调的最后 还有一系列影响不大的刊物，其中有《华盛顿邮报》、《晚报》、《星期日 泰晤士报》和《亚洲周刊》。关于这个问题下边再讲。然而大部分内容无需 赘述，因为主要论点都包括在前边提到的那些精心筹划的文章里。
　　前面的观点立即招致对这些不同立场的批评。对整个时期一概而论是站 不住脚的，比如斯泰纳尔漫无边际地谈论“政治、美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保守 主义、半官方和因袭的普遍模式”。不可能存在固定的“普遍模式”。这种 批评对维尔森时代是正确的，但对厄斯特林时代这种批评就成了风马牛不相 及的东西。我的这次调查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每一个时期都有其不同的特征 和标准。让我们逐一进行分析，对总共 85 年的文学奖评选活动一个时期一个 时期地调查。
　　对第一个时期即维尔森时期的评价是刻薄的。人们普遍认为 S·普吕多 姆、米斯特拉尔、埃切加赖、奥伊肯和海泽获奖实在大勉强。评奖委员会对 海泽的颂扬被称作该组织最严重的误解之一；把他评价为歌德之后最伟大的 德国诗人和现代心理学小说创始人，表现了对尼采以来的文学发展一无所知
（狄奥多尔·西奥尔柯夫斯基）。此外，人们一般认为，比昂松应该让位给 易卜生，托尔斯泰、左拉和斯特林堡自然应该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 般说来，人们对蒙森、卡尔杜齐和赛尔玛·拉格洛夫的名字不是提出批评， 就是没有多少热情。对一系列历史学家持保留态度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杰出贡 献不是在美文学领域里。
授予吉卜林诺贝尔文学奖，是维尔森时代的文学院唯一获得公众赞许的
决定。在国际审查文学院的评奖活动中，本来容易忽略的名字如今时髦起来， 这是由于情趣要求的历史性变化而产生的一种现象。人们总是准备使自己一 时的观点成为永恒的真理。实际上，1951 年 350 人的委员会认为吉卜林不合 格，而 1967 年的评判者看到他的股票在上涨，相信他的最终价码由于奥登指 出的原因——吉卜林写得很辉煌——而高起来；1984 年他真的成了被公认的 人物之一。帐目记录的相对性可能招致两笔帐，梅特林克就属于这个问题。 一方面他被誉为对象征主义戏剧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另一方面他被认为对我 们这代人来说并无多大意义（G·J·巴伯利特）。创作了《侵略者》和《盲 人》的这位作家在现代戏剧的演进过程中确实占有重要位置，这一点在授奖 决定里对于智慧的评价起了决定性作用；另一些评判者则认为梅特林克倒退 了。就弗·米斯特拉尔而言，人们并没有想到这种倒退。从历史的感受看， 人们有必要区分他在获奖时受到公众赞扬的地位与后来《弥洛依》转化为一 种普洛旺斯语再生的文学现象，后者主要是因为人们对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 感兴趣形成的。换句话说，对诺贝尔奖评选工作的评价，要区别从它当时的 看法出发作出决定的合理性成分，与从我们的决定和在我们手里已经过时的 结果出发作出判断中的成功性和远见性。
　　我试图在第 1 章里帮助人们对遗嘱中难于理解的字句作历史性的解释。 维尔森从保守的唯心主义出发，对遗嘱人愿望的解释阻碍了第一个 10 年中最 明显的奖金颁发——应该授予托尔斯泰。当时的尺度，由于结构本身的原因， 有利于比昂松而牺牲了易卜生。亵渎神明者和自由主义者斯特林堡——权势 和文学院不可调和的敌人——绝对没有获奖的可能。斯宾塞、左拉和哈代也 因种种原因没有达到“富有理想”倾向的要求而失败，亨利·詹姆斯因为没 有达到歌德要求的非完美性而名落孙山。维尔森的有色眼镜唯一看准了的一
　　
位至今仍保持着（确切地说是后来得到的）国际荣誉地位的伟人是吉卜林， 人们还称赞了他的实际存在以外的长处。后世得出的牵强附会的评价也许有 一定的道理。然而最刻薄的批评来自有着相同的历史视野的人们，他们表达 了斯特林堡和列维尔亭的批评，即文学院缺乏对这项任务的敏感性。
　　以后的一个时期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分数给得很不平衡。开头是不错 的。G·豪普特曼对后世来说“是 20 世纪文学界名符其实的杰出人物”。这 位《织工》和《下沉的钟》的作者对德国戏剧进行了革命性改革，在他的同 胞中只有布莱希特对国际戏剧与他有着同等重大的影响；此外，1912 年在德 国剧坛上初出茅庐的豪普特曼还未凝结成自己的流派（锡尔科夫斯基语）。 同样，在部分后世的评论中，泰戈尔也被认为是一个恰当的入选。在期刊评 论中人们一般都忽略他；他经常被视为有些逊色。然而他在自己国家的文学 中保持着地位，在 1967 年的学术讨论会上一位作家曾说，如果硬要从亚洲和 非洲挑选一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我就挑泰戈尔（A·H·卡特语）。此外我 们在最近出的企鹅丛书中，也看到了恢复名誉的尝试。
　　巴贝里特对大战期间第一位获奖者罗曼·罗兰作了典型的区分：1915 年 罗曼·罗兰被认为最符合诺贝尔本人和他的遗嘱执行人的意图；如今罗曼·罗 兰雄辩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被视为陈旧（只有苏联例外，他在那里 长期被认为是最杰出的法国作家）。问题比较多的是施皮特勒，1967 年他被 人认为是一架昔日的恐龙化石，而 1984 年变成了被文学院所重视的为数不多 的发现物之一。更刻薄的批评则是针对斯堪的纳维亚的获奖人数偏多。几乎 在所有人的心目中，海顿斯塔姆的得分都是最低的。在 1917 年一对丹麦获奖 者当中，吉勒鲁普一向被视为低等，而彭托皮丹得了一个经典作家的称号。 最后这句话还是一位斯堪的纳维亚人（R·沃夫勒斯）的评价；公共实践医生 总是比较小气①——人们不禁自问，他们是否真的了解这位《天国》的作者？ 唯一获得好名声的北欧人是汉姆生，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他成了整个斯堪 的纳维亚一长串名单中的伟大人物。
前边的看法已经部分地说明了这个结果。好的开头是维尔森时代之后解
冻的结果。豪普特曼的作品被从毒草的标签中解放出来，海顿斯塔姆把鲜为 人知但与之灵犀相通的泰戈尔介绍给国际公众。给 G·勃兰兑斯授奖的倡议 在文学院内没有征集到足够的多数票。在尔后的年代里成绩甚微，这一点首 先与文学的中立政策有关。人们从大大缩小的建议中尽可能挑选不会引起争 议的候选人。遭人非议的人数过多的斯堪的纳维亚获奖者，是这种评选过程 中政治条件的直接结果。
　　1921—1929 年的很多获奖者得到了后世的好评。法朗士、叶芝，肖伯纳 和曼都属于 1951 年调查中的合格者，并且都出现在 1984 年公认的名单中。 只有 1967 年的评判者认为法朗士属于第二流的作家。而在巴贝里特的眼中， 柏格森也属于领导人物：他和萨特倡导了影响当代文明的伟大运动中的两个
（其他的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对于叶芝和曼的获奖，人们 强调指出：作家的一部分重要作品是获得殊荣以后创作的。
其他四项奖——授予贝纳文特、莱蒙特、黛莱达和温塞特——后世的评 论也有较多的保留。然而选中贝纳文特比选中埃切加赖“不算不成功”；这



① 北欧的读者对北欧作家写的作品很了解，因而评价很高，而其他地区的读者可以阅读各国作家的作品，
他们对北欧作家的评价刻薄得多。

是一个相当大的投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捞回本钱（杜兰和尼米兹语）。 被遗忘的莱蒙特 1951 年刚刚获得及格分；1967 年罗伯特·弗拉齐只是对授 奖理由中指出的作品《农民》的评价比较高，并补充说，很多波兰人更喜欢 斯蒂凡·热罗姆斯基。温塞特也属于 1951 年考察中合格者之列；1967 年对 她的评价仅限于《克里斯亭·拉夫兰斯达尔》这部作品。实际上在被评论的 四个人中，只有黛莱达一个人被彻底否定，此人早在 1951 年已被排除在合格 者之外。
　　20 年代至少有一半的评奖结果是成功的，考虑到当时的标准，这一点使 人感到有些意外。赞扬“伟大风格”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似乎没有能力理 解在一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另一个文学流派的重大贡献。最后的结果不是特 别有限，这与当时人们对琢磨不定的“富有理想”的标准给予较为宽厚的理 解有关。多亏舍克对遗嘱的标志作了“宽厚的人道主义”解释，法朗士和肖 伯纳获奖的道路才得以开通。从肖伯纳的情况我们看到：为了公正地对待一 种新的、大胆的戏剧艺术，除了伟大戏剧所具有的较严格的标准以外，人们 扩大了自己的理解范围。当 1929 年人们赞扬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 并默认《魔山》的时候，这种应变能力的变化是明显的。后世的评论界已经 不出所料地听到了人们的抱怨，抱怨当时的文学背离了 19 世纪现实主义的标 准道路和文学院千方百计制止在青年文学后起之秀中搞实验性文学的暗流的 决心（锡尔科夫斯基语）。这种具有强硬色彩决心的材料现在还不能出示， 但是可以说，这与在艺术形象、特别是在“伟大的风格”标准之外，把易懂 作为主要试金石的新追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人们衡量时用的尺度是
19 世纪现实主义，这是真的。但是尺度的确切性质比尺度本身更具有挑战性
——这条准绳曾否定了托尔斯泰。
　　1930—1939 年，这个时期的评奖工作要差一些。人们一般认为辛·路易 斯还不错。他的 20 年代的小说被视为与时代的联系过紧，但也红极一时—— 不过相当明显，1930 年人们选错了人；与路易斯相反，德莱塞则随着时光的 流逝越来越受人欢迎（斯皮列尔语）。高尔斯华绥和赛珍珠早就被 1951 年审 查委员会排除在合格者之外。布宁和马丹·杜伽尔在所有档次上都不合格。 酒兰帕也始终没有找到辩护人。研究斯堪的纳维亚文学的人给予卡尔费尔德 一定的地位。人们针对他的批评不是指他的贡献，而是指斯堪的纳维亚人中 获奖者过多。
人们连续看到两个优秀的获奖者，1934 年的皮兰德娄和 1936 年的奥尼
尔。前者在死后几十年中仍然是现代戏剧中的决定性力量、存在主义戏剧先 行者和荒诞派戏剧的先驱（奥尔加·拉古萨语）。后者作为美国新戏剧领袖 的声誉诚然出现在 40 年代新批判主义时期，但是《漫长的施行》是转折点， 一系列研究都证实了他在现代戏剧史上的突出地位；1920—1950 年是美国戏 剧中的“奥尼尔时代”。上边提到过的斯皮列尔还把奥尼尔与后来的三位美 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略特、福克纳和海明威视为“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评 选得百分之百正确”。
　　这个时期之所以得分不高，与当时奉行的旨在选择那些使广大公众都能 读懂的作品的政策有关；以此为目标，就不可能公正地对待当时富有创造生 的文学作品。这个框架给了两个人应有的地位。老资格的戏剧家哈尔斯特罗 姆在皮兰德娄身上看到了“更新舞台世界的杰出而富有独立意识的尝试”。 反之奥尼尔并不“完全符合”评奖委员会的心意；对此持不同意见的舍克成
　　
功地说服了文学院，使它相信在《悲悼》的作者身上有着巨大的诗的力量。 严重的问题是，相当多中等水平的获奖者掩盖了同样多的疏漏者。安东 尼奥·马查多或乌纳穆诺比贝纳文特更有资格获奖；弗吉尼亚·沃尔夫比赛 珍珠更有资格获奖等等。总的来说，针对这点的批评大体上是合理的；如我 们看到的那样，两次世界大战中间时期的文学院，完全没有指导自己行动和 评价西方世界文学中最富有生命之时期所需要的正确尺度。人们所作的评论
在不少方面是非历史性的，很多情况纯属无知妄说。 一大批伟大的作家，在两次世界大战的中间时期从诺贝尔奖金评选人的
眼皮底下漏过，人们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能力——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的优秀 品德大大超过由既定的原则衡量所造成的不足之处：哈代、瓦莱里、克洛岱 尔、圣·乔治、冯·霍夫曼斯塔尔、黑塞（过了一个时期以后才获奖）、乌 纳穆诺、高尔基和弗洛伊德（在授奖理由中排除了他对《魔山》的影响）。 被疏漏的名单上的作家在不同的审查中所得褒贬不一，在很多方面大相 径庭。霍夫曼斯塔尔在 1951 年获得很大支持，他的全集在锡尔科夫斯基的述 评中居于当时绝大多数作品之上，但是在 1984 年斯坦纳列的被疏漏者名单上 却没有他的名字。1967 年克洛岱尔还是“一桩带有争议的事情”——他在宗 教诗歌中表现的伟大思想被看成是“教条主义的陈词滥调”（巴贝里特语）
——而 1984 年他的戏剧作品却被捧到与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作品一样的
高度（斯坦纳语）。在这种情况下，非历史性的观点很容易渗透到评选当中 去。很可能就是这种变化，影响了后来反复提出的给约瑟夫·康拉德诺贝尔 奖的要求。此人从未被正式提名；关于他的作品确实有意义的观点很可能是 因为提得过晚，以致在盎格鲁萨克逊方面有资格提建议的很多人中没有一个 人及时作出反应。
就 J·乔伊斯而言——最严重而又经常被指出的被疏漏的人物之一——
我们看到，由于不断年轻化而在文学院内部发生了观察问题角度的变化。他 也从未被提名；至少他的伟大从来没有引起英语地区有资格提出建议的人的 注意。在歌颂高尔斯华绥和赛珍珠的 30 年代的文学院里，乔伊斯获奖是不可 想象的。反之，他很有可能在厄斯特林时代获得诺贝尔奖，如果他能活到那 个时候的话。1948 年厄斯特林在对艾略特致颂词时说，与《荒原》“同年出 现的另一部在现代文学中能引起更大轰动的开创性作品，就是爱尔兰人乔伊 斯有口皆碑的《尤里西斯》”。这是有可能导致在 40 年代后期获诺贝尔文学 奖的评价。
在很多其他情况下，人们没有时间或者根本没有理论可能进行详尽了
解。在目前时期的种种遗憾中，除了已经提到的人以外，人们可以举出各类 调查中的另一些人：普鲁斯特、卡夫卡、里尔克、穆西尔、卡瓦菲斯、D·H·劳 伦斯、曼德施塔姆、加西亚·洛尔卡和佩索阿，这无疑是一个有损文学院荣 誉的名单——如果他们有权获奖的话就应该这样排列。在 1951 年评审委员会 的名单上有卡夫卡的名字，但不占优势。在 1984 年斯坦纳的名单上，他成了 受指责的最严重疏漏例子之一，这样一个人物在名单上的存在，超过了我们 对文学和人类的意义的理解。卡夫卡 1924 年去世时，还没有成为我们所了解 的伟大人物；《宫殿》、《诉讼》和《美国》是死后出版的。如锡尔科夫斯 基指出的那样，由于只有少数短篇小说于生前问世，他几乎没有被人注意。 卡瓦菲斯和佩索阿也是如此，他们的作品都是死后出版的。曼德施塔姆的实 力主要体现在未出版的诗歌中。这些诗歌是他的夫人在他流放西伯利亚去世

很久以后抢救和转移的。 也有另外一种情况，作品的出版与作家的逝世只隔很短的时间，从而失
去获奖的可能性。1919 年《追忆逝水年华》的第二部发表，普鲁斯特在同年
9 月因获得龚古尔奖而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此后不到三年他就去世了里尔 克的《祈祷书》在他逝世三年前即 1923 年才发表。加西亚·洛尔卡从 1933 年到 1936 年出版了《血的婚礼》、《叶尔玛》和《贝尔纳德·阿瓦尔的家》； 最后一年也是作者遇害的那一年，而《诗人在纽约》直到 1940 年才出版。厄 斯特林在回答对疏漏普鲁斯特、加西亚·洛尔卡和辛格提出的批评时，曾指 出这种短暂的间隔：“即使有最广泛的文学情报网，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也无 能为力。”
　　D·H·劳伦斯和穆西尔作品的诞生与他们逝世相隔的时间并非一样短 暂。前者直到 20 年代才取得国际性突破，而作家到 1930 年就去世了（另一 件事是，如果 30 年代的文学院对这位有争议人物的整体性具有眼光就好 了）。《没有个性的男人》的前几部分诚然在 30 年代初就发表了，但是直到 穆西尔的全集（1952—1957）出版，他的意义才在一小部分专家之外显示出 来，这时候他早已不在人世（1942 年逝世）。如锡尔科夫斯基指出的那样， 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他属于“自我封闭型”的作家。还要补充一句，在表面严 肃的名单上，没有一个候选人曾引起自己国家的有资格提出建议的人们的注 意。换句话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文学院，对于一系列最麻烦的责难问心 无愧。这一点并不妨碍人们说：30 年代的评奖委员会在丰富多彩的文学资源 面前，表现得像个可怜的残疾人。
战后的瑞典文学院，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满足了各种严厉批评的愿望。在
1966 年“功与过”的评价中，弗莱明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获奖者—— 包括纪德、艾略特、福克纳、莫里亚克、海明威、加缪、帕斯捷尔纳克和萨 特——构成在世的最优秀的作家的比例，可能高于以往任何时期。这个评价 与后来的评价有很多共同点。在评价美国的获奖时，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样， 斯皮列尔把授予艾略特、福克纳和海明威诺贝尔奖算作百分之百正确。特别 有意义的是他的这个论点：“1949 年的诺贝尔奖导致我重读一次，从而揭示 出一个全新的福克纳：看来诺贝尔奖有着促进公正地承认一位伟大作家的明 显效果。”他这样说。
1967 年对法国诺贝尔奖进行调查的评论家把佩斯也划进这个名单，此人
在法国评论家中曾引起狂热的崇拜，在讲英语的国家中，人们在他获奖之前 就已视之为自己这代人中最伟大的在世诗人。战后颁发的诺贝尔奖，看来给 绝大多数公众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就法语的候选人而言，优秀的获奖者占多 数。德语区的评论家——锡尔科夫斯基——把黑塞的名字也加进了优秀者的 行列；他的同代人对此有所保留，我们下面再谈。
　　就战后前 21 年而言，金色的名单上还应该加上希门内斯的名字——其 作品的生命力至少部分地与西班牙语一样长（杜兰和尼米兹语）——而夸西 莫多则被后世划进文学院“新发现”之列（斯坦纳语）。
　　弗莱明在一个措词严谨的评论中认为，由于要从过去被忽略的国家中评 选获奖文学的决心日益增强，获奖者名单中必然要鱼目混珠。各国的文学专 家不同意这个观点。选中拉克斯内斯，“看来非常合理”，这位昔日默默无 闻的作家被译成 25 种语言（沃夫勒斯语），而安德里奇成了“无可争辩的选 择”（弗拉齐语），阿格农被称作“最伟大的哈西德主义诗人”（希尔伯施
　　
拉格语）。塞菲里斯被后世公认为伟大的名字之一（斯坦纳语）。 对奥伊肯和海泽这类获奖者的误解，这个时期没有被指出。后世对不少
获奖者评价不高。延森被称作民族天才，但不是国际性的作家（沃夫勒斯语）。 就米斯特拉尔而言，她的国际声誉时高时低，但总的来说，人们承认 1945 年的选择是个明智的决定。她在西班牙文学中毕竟有可靠的地位（杜兰和尼 米兹语）。拉格奎斯特使舆论一分为二——一方面是来自法国的高度赞扬； 另一方面是来自美国的对他的天启式高雅的怀疑（沃夫勒斯语）。人们对丘 吉尔获奖的评价也很低——“布伦尼姆的空话：昔日文学的精心翻版”（霍 华特语）——肖洛霍夫——天才但无多大价值（菲力普夫语）。对斯坦贝克 的反差极大的作品评价过早；1984 年的看法是刻薄的：诺贝尔向大家展示的 几乎都是皇帝的新装（托马斯·R·埃德华兹语）。最后还有对奈丽·萨克斯 的奖励——十几位用德语创作的优秀诗人之一，但不是代表性人物——应该 是诺贝尔和平奖（锡尔科夫斯基语）；在评论中，对北欧获奖人数过多的愤 怒总是发泄到一个瑞典作家身上。
　　厄斯特林时代所强调的“开拓者”，在很多积极的评价中获得公认。人 们（如弗莱明）注意到获奖名单上有很大一部分是优秀作家，但是没有想到 背景——文学院院士的年轻化和目标的改变。锡尔科夫斯基认为，文学院之 所以选中黑塞，就像选中托马斯·曼一样，似乎反映了昔日的价值和风格。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无意识地划清了阶段分界线。选中黑塞的文学院有别于 选中曼的文学院，黑塞中选的理由之一是大胆地革新了长篇小说。如我们看 到的那样，这种新的风格也被语言领域里的创新者效仿；希门内斯获奖是采 用这一原则的结果。提倡和高度评价创新精神逐渐过渡到较年轻一代，尽管 有些变调。同时我们也似乎看到，像厄斯特林这样的元老怎么样试图扩大自 己的理解，使之包括有较大孤高特征的创新者——如受到很多年轻人喜爱的 佩斯。
1986 年——我这部著作用瑞典文出版并被译成法文的那年——我发现
有一点抱怨的理由是正确的，即我们在战后最近一半时间里没有进行我们在
《国际书目》里遇到的这种审查。这家杂志的编辑 I·伊瓦斯克自己说“提 出了这项建议”，并在 1988 年《今日世界文学》春季号中安排了另一次“诺 贝尔文学奖的研讨会”，其目的是审查“1967—1987 被选中者和被疏漏者”。 这个时期的绝大部分获奖者都在“伟大、公认的名字”中占有一席之地，如 贝凯特、索尔仁尼琴和蒙塔莱，米沃什和卡内蒂这“两个重要新发现”也属 于这个行列（斯坦纳语）。在后来调查中给予几位重要作家的崇高地位，他 们获奖前就已拥有，如聂鲁达——按照弗莱明等人的观点，他是用西班牙语 创作的最伟大的在世诗人，而罗曼·雅可伯松则把塞费尔特称之为最伟大的 在世的诗人；国际上对 1984 年的授奖反应带有尊敬的色彩，但没有过如此的 评价。在很多地方，人们在授奖以前就已经把加西亚·马尔克斯划到当代经 典作家的行列中去了。1988 年的研讨会对最近 20 年的评选工作表示了某种 赞扬。w·普拉特认为文学院“工作做得不错”，但是就英语文学而言没有给 予特别的激情——审查的标题冠以“疏漏的大师们”。他是对照叶芝、肖伯 纳、奥尼尔、艾略特、福克纳和海明威一连串获奖者——20 世纪英语主流文 学中杰出的诺贝尔桂冠得主——来看近 20 年的具体做法。他认为“有人可能 希望再加进一些获奖者，如斯坦贝克、萨·贝凯特和索尔·贝娄，但是他们 与前六位相比值得讨论。普拉特可能选 E·庞德、w·H·奥登，R·P·华伦

和 R·洛维尔，而不是选贝凯特、怀特、贝娄和戈尔丁，其次一如果他遇到 善于思索的文学院内同事对于“未提出讨论的大师们”的激烈反对——就提
出 K·A·波特、J·C·朗逊、M·穆勒和 A·塔特这四个人。然而他同意在更 大的地理和人种范围内挑选，从“用法语写作也不错”①的贝凯特到“第一次 给澳洲大陆一个权威的声音”的怀特。这种看问题的角度确实不多见，特别 对怀特；人们想起此人在哈鲁尔德·布鲁姆身上显示出他是除卡夫卡和普鲁 斯特以外我们世纪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神圣真理的破产》）。
　　审查法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是 J，L·布朗，他认为，“绝大多数法国 的桂冠确定得合理”，尽管有一系列“疏漏的过失”，特别在诗歌领域。他 同意斯坦纳的观点，即绝大部分获奖者实际上到了“晚年而且在事业的后期” 才获奖，发现富有创造性的人物“甚少”，但反对此人对选中佩斯、贝凯特 和西蒙“作为渴望发现新秀的证据”所进行的过分的斥责。与普拉特一样， 布朗也认为近期的诺贝尔奖有好名声。现在想的不是获奖者的质量，而是考 虑文学奖的多样性，文学评价方面越来越有分歧，文学已经被贬为一种文字 形式，他认为“甚至连诺贝尔也失去了某些昔日的魅力”。
　　曾经参加过 1967 年审查的 M·杜兰，这次负责审查西班牙语的获奖情况， 像普拉特一样，他也把近几年西班牙获奖情况与过去作了对比——现在得出 了某种相反的结论。授予埃切加赖和贝纳文特是“浪费”：给加·米斯特拉 尔的桂冠应该给“一个真正的先驱，给 V·维多夫罗或 C·巴列霍”，而文学 院的评价在近期也“作了促进”。选中希门内斯是人们“第一次??发现一 个合格的伊斯帕尼亚①获奖者”：“这次成功以后，这条路的剩余部分似乎相 当容易”。然而在这个阶段的四个获奖者之中——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 阿莱克桑德雷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只有聂鲁达才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人选， “一个伟大的诗人”，“对其他拉丁美洲侍人产生重大影响并使这一地区的 诗歌达到顶峰”。关于阿莱克桑德雷——“一位重要诗人”——杜兰仍然认 为“很难与其相比”。至于这代人中的其他人，如 J·纪廉、R·阿尔维蒂和 D·阿隆索，也值得被承认，但是“就此事而言，不应该授予一个人，而应该 授予一代人”。至于剩下的两位获奖者，情况很复杂。阿斯图里亚斯被承认 有“无可争辩的文学价值”，“他的杰作既是风格的实验，也带有社会性”， 但是授予他诺贝尔奖同时意味着对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的疏漏。对加西亚·马 尔克斯的完美选择，有着更加引人注目的背景。授予被称作“繁荣”的拉丁 美洲文学圈子里的这位首领人物，被看作“一次完美的选择”，瑞典文学院 通过它“在过去的错误中找回了自己”，然而奖励这位相对年轻的作家，却 使“年纪较大的伊斯帕尼亚作家至死也没有得到奖励”。1982 年的瑞典文学 院应该把加西亚·马尔克斯排到“筹集表上”而选中博尔赫斯，“一位真正 的领导者”，“种子作家，重要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不管是加西亚·马尔克 斯还是科塔萨尔（或者其他繁荣派作家）都不比他更重要”。
审查德语获奖作家的人，对于 1972 年选中伯尔和 1981 年选中卡内蒂都 没有异议，两个人“毫无疑问都应该入选”。使他不安的是——考虑到从托 马斯·曼到伯尔中间相隔 43 年——他觉得“瑞典人对德国作家一直不信任”， 他的审查表现在一次讲话中：



① 贝凯特回国后曾当过法语教师。
① 西班牙的拉丁语名。

　　　鉴于众多的德语作家所付出的巨大精力；鉴于他们以热情、丰富和广泛的注意力去 描写过去的幽灵、当今的恐怖和未来的困扰；鉴于他们在创作不朽之作中那常具鲜明特色 的艺术手法日益受到国际上的注意，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和瑞典文学院不能继续长期忽视这 个德语社会，尽管以往那灾难性的历史事件多年来使之与大奖无缘，不然荣获这项荣誉桂 冠的就可能不仅仅是他们中的两个人了。
　　就这个时期日本的情况而言，岩本义雄认为，谷崎润一郎“最有资格获 得诺贝尔奖”。然而此人在 1965 年逝世，在这种情况下，1968 年把诺贝尔 奖授予川端康成是顺理成章的，“一个最合适的选择”。审查者同时显示了 日本人对国际社会的赞扬的疑问：“为什么川端康成在他的作品中是最‘日 本式’的，而在他们的意见中其他日本作家在他们的感染力方面更有世界性 呢？”岩本义雄认为，“孤高”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如我们看到的，这是一 种误解；正好相反，这种很高的评价正是要公平对待不同的文化特征。
　　在 B·林德福斯的非洲概要中，对 1986 年索因卡获奖的观点远不是“对 一个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作的又一位文学大师的”誉美之词，“它 至少向世界表明，这个奖本身不再是一个雅利安人自家的事，不再被欧洲作 家和欧洲的海外犹太人所垄断”。他所抱怨的是，瑞典文学院“尽管冒着风 险去发现新的文学领域”，但是除了欧洲作家们使用的母语以外却连一个字 母也不认识。评论者也很清楚，判断非洲语言文学是何等困难，缺乏权威性 专家，没有传播非洲文学知识的机构。
很遗憾，我们从研讨会的总结中并没有获得对斯拉夫语文学获奖者的评
价（也没有对蒙塔莱的评价）。伊瓦斯克作了最明确的评价，他在引言中说 选中米沃什“明显地比选中塞费尔特更应该得到肯定”。前者“不仅仅是加 冕礼，而是发现了文学主流”。后者被译成各种文字这一点，证实了瑞典文 学院的慧眼。伊瓦斯克还填补了审查希腊文学的空白：
　　　有些人可能对出自希腊现代文学的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持有异议。如果不是 C·P·卡 瓦菲死后名气才增大的话，他本来可以成为第三个候选人。
　　最后有一个审查表现了先知性，即 R·阿伦的文章《阿拉伯文学与诺贝 尔奖》。他“简单的表格上”只有两个名字：马哈福兹和阿杜尼斯——如我 们看到的那样，正是这两个阿拉伯候选人是重点考虑对象——他的论点最后 突出了前者。虽然他赞成诺贝尔奖偏重小说作家的论点，但是也指出下列特 殊情况：
　　　在新的和广泛的想象领域里，阿拉伯文学家在本世纪初做出了巨大努力。在阿拉伯 世界成熟的小说中，纳·马哈福兹作为一个伟大的先驱者，在阿拉伯世界里倍受推崇。
　　这是在决定授奖前几个月的一次讲话中开出的处方，它通常要准备几 年。
这次研讨会相当好地反映了近 20 年国际报刊中极为积极的意见。对总
的情况和 1988 年大会的批评只涉及一些疏漏者。 斯坦纳对美学的保守主义作过一次尖锐的批评：
　　　我们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名单上，无法找到标志着现代主义特征的充满试验性、 形式的革命性和富有战斗精神的运动和语言。没有任何超现实主义者受过奖励，没有任何 最优秀的表现主义者、没有任何来自达达派或荒诞派的富有成果的世界诗人或戏剧家（安 德烈·勃勒东，雨果·巴尔，盖鲁德·斯泰因）获奖。船在颠簸中是不能不动的。 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类批评因时间跨度太大而显得有些偏颇。就前 40
年的习惯做法而言，这种批评包含普遍的真理——人们可能要问“主要表现

主义者”指谁？没有几个这样的作家活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战后部分时期 而言，对美学上的保守主义的批评则缺乏根据。现代文学领域中的许多开拓 者获得了诺贝尔奖。没有一个荒诞派的世界作家引起世人的注意，这一点对 这个时代来说有些奇怪；贝凯特属于最引人注目的。勃勒东榜上无名是事实
——但不是由于超现实主义造成的。人们直接指出阿莱克桑德雷和埃利蒂斯 是具有超现实主义灵感的诗人，他们有着比这个运动的倡导者更高的价值。 年轻的聂鲁达在隆德克维斯特的介绍中与查拉并驾齐驱。人们没有回避超现 实主义，仅仅在遗产的管理人身上看到了艺术上能站得住脚的结果。
　　战后被疏漏的人名单很长，但是读起来不像过去那个有着从托尔斯泰和 易卜生到瓦莱里和乔伊斯的名单那样令人难过；那些伟大的革新家以完全另 外的方式令世人瞩目。在被疏漏的人名中特别应该指出的有：戏剧界（除年 迈的克洛岱尔以外）的 B·布莱希特；散文界的 A·马尔罗，H·布洛赫，A·莫 拉维亚，V·纳博科夫，G·格林，J·G·波伊斯和 G·格拉斯；诗歌界的 E·庞 德，w·斯蒂文斯，N·卡赞扎基斯，A·阿赫玛托娃，W·H·奥登和 P·策兰。 在后世提出的被疏漏者的名单中，博尔赫斯在很多责备性的文章中都出现 过。不难看出，对 1988 年的人选提出的批评有很多观点是正确的；这次研讨 会特别注重被疏漏的较小的欧洲语言文学，波罗的海国家和葡萄牙的文学 等。特别强调匈牙利语和加泰罗尼亚语诗歌中的诗歌复兴，前者以 G·伊利 叶斯和 S·维厄利斯为主要代表人物，后者以 S·埃斯普利尤和 J·V·福利 克斯为主要代表人物。
庞德的情况在第 7 章就介绍过了。像布莱希特这样一个来自敌对政治阵
营的候选人，在多大程度上经得住自己的主观包袱的压力，人们从来没有试 验过。1950 年他由瑞士方面提为候选人，在开拓者时代他本来应该有较好的 地位。糟糕的是，在他同年 8 月逝世之前，人们还没来得及讨论专家的报告。 时间的因素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影响布洛赫和波伊斯等作家的问题。从我 们的观点看，他们的意义很容易显露出来，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他们的价 值只对少数人是不说自明的。我们知道有推荐权的托马斯·曼曾努力使布洛 赫获奖，此人在 30 年代早期创作了梦游者系列作品之后，又于 1946 年创作 了《维吉尔之死》。但是作家 1950 年就去世了。在此之前只有一小部分人知 道他的伟大。厄斯特林不属于这个部分。诚然曼的杰出的赞美之词引起了他 的兴趣，曼呼吁他对于大胆的创新应给予重视。在 1946 年的书评中，他也承 认把握题材的伟大风格和节奏的气魄，但是对于这种新的文学形式感到陌 生：他认为布洛赫“竭力要把小说、诗歌、哲学和历史搅在一锅里”。对于
伟大结构的尊敬和对于冗长的批评，反映了评奖委员会对作品的看法。 对同时代的少数人来说，波伊斯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位这样的作家，他的
传说和名声仍然属于一种个人崇拜，如 J·贝雷所强调的那样。波伊斯可能 是适应 70 年代形成的实用主义原则的作家；像布洛赫一样，他也有近似卡内 蒂的地位，可惜 1963 年他就逝世了。
　　对疏漏的批评很少考虑到每次评选都挤满了候选人。拉蒙特很希望在 50 年内的 150 个人名中有自己一席。我仅举几个例子说明在讨论中挤来挤去的 情况。我们已经看到，1964 年奥登得到很大同情，但是最后改成萨特。然而 候选人的资格革新了；1967 年基那洛夫在一封信里说，主要争夺战是在阿斯 图里亚斯和奥登或格林之间进行——不过奖金最后落入阿斯图里亚斯之手。 两年之后很多人期望，获奖者应该是马尔罗；当时此人已经离开部长职务，
　　
以自己的“反自传体作品”获得了一种新的权威。但是 1969 年度选中了贝凯 特，第二年选中了索尔仁尼琴，这两个人都属于“公认”的名字。在这种有 着极多选择的情况下，像马尔罗和奥登这些人物，虽然多年名居前列，但都 没有取得足够的票数。
　　在莫拉维亚问题上，文学院内首席意大利文学专家厄斯特林在连续书评 中提出了推迟评选的观点。出发点是可信的。1961 年人们这样说，莫拉维亚 是意大利“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小说天才”。“近几年中，他的永不枯竭的 创作力在战争小说《乔恰拉》中取得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胜利”。但他 60 年代 的作品多次使人失望。《注意》（1965）比过去更加清楚地表明作家的“艺 术技巧和他对不愉快题材的偏爱”分裂了。《愁闷》中的“性欲狂题材”又 以“变化的形式”出现。然而评判家对于“莫拉维亚的巨大天才进入模棱两 可的尝试的奇怪印象，从艺术的考虑似乎超过了道德的考虑”。对于创作了
《乔恰拉》的这位大师的巨大崇拜完全变成了观望。 然而，马尔罗和奥登的名字在新实用主义形成的过程中不时可以看到。
两个人的主要作品都属于较早时期；早在 1964 年评论奥登的时候，基那洛夫 就说，“他的创作高峰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两位作家在公众的心目中都 是已有地位的人物，给他们一笔奖金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个问题在评选 过程中还是起了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的。
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个名字后来经常提到——格林。众所周知，他在
60 和 70 年代的文学院曾有过强大的代言人，但也有坚定的反对者；我们刚 刚看到，1967 年他是主要候选人之一。1980 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候选人 表示异议的隆德克维斯特提出了这样的理由：格林的主要作品都是很久以前 创作的，此外他是早已闻名的作家。对于与隆德克维斯特一样的文学院院士 来说，希望推出富有朝气但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的作家，授予格林诺贝尔奖不 是一件紧迫的事情。
由于这种方法，人们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充分理由获奖的人
被排斥在外。但是并不能阻止很多漏洞，这已成为麻烦问题。战后的获奖者 记录并非仅仅由一系列优秀的革新者构成。它也有继续排斥克洛岱尔的记 录。30 年代他因为孤高的特征而被认为不合格，尔后也从来没有人承认他是 先行者——尽管厄斯特林 1950 年在一篇书评中提到克洛岱尔怎么样与纪德 争当“新一代人的指路者和舆论代言人的角色”，1954 年又提到他是“法国 最伟大的在世诗人”。厄斯特林后来的文章比评奖委员会干巴巴的报告更加 清楚地说明了克洛岱尔被疏瞩的原因：
　　　必须说，克洛岱尔戏剧中的浓厚的宗教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占主导地位，以致经常破 坏人们对美学的欣赏。超自然力和抽象的概念表现出人格的特征，同时借用有着各个时期 和各个国家的素材的象征主义手法，这很难相融，尽管有着严格的宣教形式。生硬堆砌的 句子有着圣诗般的韵律，由此进一步增加了戏剧效果的难度，尽管人们承认，这种奇特的 技巧有时候能创造出宏大而有着高雅诗意的筹台效果。 克洛岱尔正是我们看到的那类“问题的本质”，这一点巴贝里特 1967
年才指出。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只能表示遗憾，就像我们面临的 A·阿赫玛 托娃或 D·策兰一样，他们的伟大现在比他们在世的时候明显多了。
　　后来的批评喜欢针对当选人的地理局限性，《华盛顿邮报》1963 年谈到 了对亚、非、拉作家的疏漏。在随后的 20 年里有三次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拉丁 美洲人——他们是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最近几年至
　　
少有一次授予亚洲人，即川端康成（以色列人阿格农是否计入亚洲，人们拿 不定主意）。然而批评还是有的。当 1981 年一家美国报纸称赞卡内蒂是欧洲 的精华时，文章冠以“欧洲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局限性细分如下：在
85 名获奖人当中有 73 人是欧洲人或流亡的欧洲人。其余的人当中有 7 位美 国人，1 位澳大利亚人，2 位智利人和 1 位危地马拉人，所有的作家都使用某 种较大的欧洲语言创作。仅有的两位亚洲获奖者是印度人泰戈尔和日本人川 端康成。但是从来没有承认过用中文、波斯语、土耳其语、印度尼西亚语、 印地语、朝鲜语、斯瓦西里语或他加禄语创作的作品：为了在未来还保持世 界性奖金的面目，诺贝尔文学奖必须面向全球（1984 年 10 月 20 日《巴尔的 摩太阳报》）。从这些不同的方面出发，人们把批评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地提 高。沙特阿拉伯的《公报》抨击诺贝尔文学奖比例失调，并提醒人们注意很 多亚洲国家有着强烈色彩的文学传统，即使阿拉伯的作家没有达到古代大师 的水平，从这些大师们身上获取灵感的这些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一定会有 值得承认的东西（1984 年 10 月 15 日）。从阿拉伯方面看，这些观点很容易 与偏爱犹太作家的误解联系在一起。巴格达的《观察家》报用“诺贝尔奖的
《犹太复国主义》”标题评论辛格获诺贝尔奖（1978 年 11 月 6 日）。这种 批评以更加新颖和更加富有建设性的形式重新出现在 1988 年的研究会上，到 此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地区存在的不可解决的问题。S·阿马努丁不仅指出 了一些印地语文学被疏漏的问题——如印地语作家尼拉拉和乌尔都语诗人 F·艾哈迈德·法伊兹——而且还指出需要有挑选的基础以及标准版和可靠的 翻译、评论性资料、历史观点等等：“在世界的其他地区，第三世界的作家、 翻译家、学者、教育家和出版家应该亲身参与旨在支持和促进第三世界创作 进步的各项活动。”
在回答黄祖谕的批评时，于伦斯坦毫无保留地承认了对亚非文学所采取
的不公正做法，但同时指出克服这个问题所面临的巨大困难。我们在前面一 章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也看到瑞典文学院为了担当起这个日益迫切的任务 所进行的努力。1986 年授予索因卡和 1988 年授予马哈福兹的诺贝尔奖—— 对两者都做过几年的准备工作——可以被视为把关注的地区扩大到全球范围 这种抱负的结果。
锡尔科夫斯基 1967 年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富有原则性的不同看法，虽然
是针对德语文学说的，但对全世界的文学都有意义。他说那些相信诺贝尔奖
对 20 世纪的德语文学有正确认识的人必须彻底扭转自己的看法。人们可以按 他的愿望办——虽然完全是非历史性的——让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布莱 希特和布洛赫代替蒙森、奥伊肯、海泽和施皮特勒的位置。人们一定会打个 问号：按我们现在的眼光来颁发这些奖金，我们就能透彻地知道它与后世的 看法完全一致？作家过早地去世——如普鲁斯特、卡夫卡、卡瓦菲斯和曼德 施塔姆——就为实现这样的抱负设置了障碍。此外还有一点值得商榷，即锡 尔科夫斯基提出的诺贝尔奖应该授予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的问题。不过“实 用主义的思考”实际上是对这种观点的回答。
　　然而上边讨论的调查——特别是《国际书目》中的调查——也有些属于 建设性意见。我把它们说得详细一些，因为它们反映了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 内文学院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1951 年提出的一个想法，即三人平分一项诺 贝尔奖的问题，在前一章已经提到；它不属于不可讨论的建设性意见。相反， 人们可以这样说，1967 年的诺贝尔学术讨论会的综合报告就属于这种情况，
　　
它采用了“致瑞典文学院呼吁书”的形式。 第一点是：“现在已经到了不要纠缠诺贝尔的理想主义的时候了。”原
因是，一方面遗嘱人说的“富有理想倾向”的真正含义不清楚，另一方面最 好的文学也能最有效地发展人类的意识和思想：
　　　??当文学院把诺贝尔奖不是授予最善意的作家而是授予最优秀的作家时，诺贝尔 执意追求的一个较为美好的世界的愿望将能够实现，尽管这样的作家不一定是善意的。 这次讨论会在会后对富有理想倾向的标准带来的致命效果和总的结果
也提出了看法——如斯皮列尔的看法——诺贝尔奖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奖 励，在获奖的条款上还有促进世界和平的一项。
　　人们多次看到来自法国的一种近似的观点。莫里亚克 1959 年的文章表 达了这样的观点：文学院对参与文学的代表人物一贯采取支持的态度，法朗 士是因为他参加了援救德雷福斯的运动，罗曼·罗兰是因为亲德的和平主义， 纪德和加缪是因为有能力以道德问题激励青年，而仅有艺术成就的非参与性 作家，如瓦莱里和克洛岱尔——可能还有佩斯——则榜上无名，他自己所以 获奖是因为扮演了一个道德家的角色。
　　莫里亚克的这种解释在所有方面都有可纠正的地方。法朗士参与德雷福 斯事件只起这样的作用，即在舍克的论据中排除了作家曾采取怀疑立场的指 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获奖原因是作家明显合乎条件。瓦莱里未获奖的原 因不是缺乏参与，而是他的孤高。但是使人感兴趣的不是这些看法，而是莫 里亚克和很多其他人在 1967 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观点——诺贝尔文学奖不是 一种文学奖励，而是一种广义上的和平奖。
我们对通常的做法进行历史性回顾也是一种矫正。我们已经看到对“富
有理想”这个概念的解释已由 1921 年的新的和更加开明的“宽厚的人道主 义”理解逐渐扩大。在遭到群情激愤的批评即对贝凯特表态以后，有了一个 迟到的、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考察，人们明确表示，即使最悲观的作品—— 被理解为对人类的一种同情——也符合遗嘱的规定。人们没有仅仅把诺贝尔 的愿望抛到一边了事，而是赋予“富有理想”一词更加广义的解释。这正是 后来发生的事情。厄斯特林早在 1950 年的回忆文章中就强调：“在贯彻遗嘱 精神的时候，只有用最大的可能性进行解释才会富有成果。”（界限是不能 像庞德那样带有明显的法西斯主义和排犹主义。）于伦斯坦在关于诺贝尔文 学奖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人们根本不再从“富有理想的倾向”的提法中寻找 “正确的理由”：
　　　人们大体上满足于这样的要求，即杰出和具有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将获得文学奖，从 整体上看，它将促进对人类及其生存条件的了解，努力丰富人类的生活和生存条件。
　　一位 1988 年审查的参加者——他有别于自己的多数同事——看到了这 种变化，他就是 W·普拉特：
　　　??如果人们怀疑在文学奖中对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有偏见，假设这个怀疑确实成 立的话，那么它也会因为授予贝凯特文学奖而烟消云散。因为没有哪个虚无主义者会拥有 像他那么广泛的读者。 普拉特给这位《蝇王》的作者身上补充了悲观主义，对最近 20 年作了
总结：理想主义，不管公开的提法怎么样变来变去，不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 一个要求。这种观点要求某种更新：人们竭力要表现贝凯特描写的世界是符 合遗嘱要求的，不过这种看法确实是正确的。诺贝尔文学奖逐渐变成了完全 不同于“巴黎 1959 地平线”和“俄克拉荷马 1959 地平线”强调的那样。确

切地说，一个时期以前的富有理想倾向已经变成了在塑造人类生存条件时带 有的毫不妥协精神的“独立人格”特征的伟大艺术的颂歌。
　　1967 年研讨会呼吁书的第二点确信，在过去散文作品占据很大优势以 后，文学院在挑选获奖者时“将对诗人表现出新的关注”，强调人们将沿着 既定的道路前进。小说作家应该站在第二排等待机会，对美文学以外的作家 应采取更加严格的态度。从上边提到的情况看，很长时间以来，文学院内部 已经出现了类似的观点。30 年代，人们悲观地说很难给诗人以充分的承认。
1971—1980 年，诗人获奖的人数超过了散文作家。总的来看，人们开始以完 全不同于过去的方式谈论平衡。然而，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和文学院从来没有 走到明文规定先是诗人、其次是戏剧家、第三才是小说家的地步。此外，开 得很好的学术讨论会没有注意到，伟大的诗歌可能出现在外表像小说的作品 里。这种观点就出现在一位与会者身上，他称《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出自 诗人之手的小说”。更新了小说传统的其他一系列散文作品——从《荒原狼》 到《百年孤独》——都是诗人的想象在散文作品里的延伸。战后获诺贝尔奖 名单上的大多数小说作家，都属于这种情况。
　　我们已经注意到，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对美文学领 域以外的作家采取了强烈的保留态度。不授予克罗齐等人诺贝尔文学奖的决 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山的。否定评奖委员会的推荐而授予柏格森文学 奖是由文学院作出的决定。随后一段时间，有一种支持美文学领域以外作家 获奖的舆论。1939 年，提名赫伊津哈的少数人支持的一项建议就是如此，该 建议得到赛尔玛·拉格洛夫的支持，她在一封信里说，“历史学家已经受到 很大的忽视”。1950 年授予罗素和 1953 年授予丘吉尔的两次诺贝尔文学奖， 就是为了满足这种愿望。但这是奖励这类人物的最后两次诺贝尔奖。几十年 来，诺贝尔文学奖一直作为美文学奖而存在，尽管文学院没有完全排除奖励 那些在形式和表现方法上具有文学价值的其他作品的可能性。
呼吁书中的下面两点，实际上是一个相同的实用主义思想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意味着，瑞典文学院将更加经常地去做他们已经做得很不错的那 件事：努力去发现大国和常用外交语言领域之外的作家。评审委员能立即认 出人们在其他地方一般无法遇到的十几名斯堪的纳维亚获奖者，这对普通读 者来说是有益的。但是它又称，如果能扩大到承认来自智利、希腊、波兰、 以色列和南斯拉夫，也是有益的。
具有实用主义思想的第二个方面是这样写的：“文学院以犹豫而有很大
保留的态度支持早已成名和受到奖励的作家。”只有当一位年迈的大师一生 的作品都未得到合理的承认时，他才应该受到奖励（或者他属于小语种领 域）：“如果评审委员们在一个作家风华正茂时就已忽略了他，那么就让他 们对他继续忽略下去吧，就像他们对待哈代那样。”排除已成名的大师而着 眼于年轻作家的安排，有可能导致获奖名单上的人 50 年以后比现在的作家逊 色很多，甚至造成更多的失误：
　　　但是是带来较好成果的失误。承认早已成名的作家于任何人都无益。如果错选了一 个来自文化水准不高地区的作家，或者错选了一个富有创新精神但后来失去了光彩的年轻 作家，可能引来争执，引来花样翻新，引来分析，引来新的开始和深入。新的失误可能比 老的失误要有益得多。 去年弗莱明的文章有着相同的精神。除了叶芝以外，可能还有奥尼尔、
加缪和萨特，没有一个作家是在他创作正处于上升阶段时获奖的。仅仅有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