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

致家长和老师


　　从学习能力的培养来看，应试教育重在培养学生考试得高分的能力，素 质教育则是重在培养那些能使学生受益终生的多方面的能力和素质，包括学 习兴趣，好奇心，探索欲，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判 断力、想像力等等。具体地看，在中小学阶段，素质教育涉及到帮助学生培 养自己活动的能力，确定所学教材中本质内容的能力，从书本和其他各种信 息来源中迅速找到对自己有意义的内容的能力等等。
　　以往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重，主要是学校教育太注重机械记忆训练，总 是习惯于给学生留大量的重复性强的作业，并刻意要求学生记忆背诵大量的 死知识。我们中国的学校一贯以传授书本知识为传统，而很少关注如何培养 和发展学生解决问题的智慧和本领，更少关注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在诸多能力中，创造能力的启蒙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如何在初等教育 中启发和培养学生的这种能力则是我国中小学教育的新课题。从现有的研究 结果来看，创造力的启蒙首先是培养学生好问的习惯，发展好奇心；其次是 鼓励学生的新奇念头、别出新裁的言行和丰富的想像力；第三是避免学生产 生迷信权威的想法，提高独立思维和判断水平；第四是鼓励学生建立自信， 勇于尝试，勇于探索新的认识途径。不难发现，要做到这几点，必然要求教 师在教学中多倾听、多观察及保持沉默，这显然是与我国课堂教学的一贯做 法相背离的，另外，也是与我国历来的课堂纪律要求、传统的教学方法以及 考试方式相矛盾的。实际上，我们所沿袭的一些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
是与培养学生创造力相对立的。
　　如果以素质教育这一准绳来衡量现在学校的课堂教学，需要改革的内容 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在主科的教学当中。其中，包括教材的改革，教学方 法的改革以及课程安排的改革。具体地看，最需要改革的内容有：“一言堂”、 “满堂灌”式的传统教学方式；抑制学生思维和想象自由发挥的传统课堂纪 律；以课本为学校全部学习内容的传统教学目标；划分少数学科为主科并以 主科成绩评价学生优劣的传统的学科等级观念；以单一的考试成绩分数评价 学生学习成绩的传统的考试评价标准。
我国当今的学校教育，从课堂教学方式到学校的校纪管理方式都是在全
面地、彻底地把孩子的兴奋域尽可能地降低，使他们尽可能地少说、少笑、 少动。其中，对“动”的控制不仅仅是指身体四肢上的少运动，而且还包括 精神情绪上的少冲动。总之，要将个人丰富的心理欲求尽量压缩到最低程度。 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易于管理，但实质上，则是反映和表达了我们传统文 化所认可的“好孩子”的形象或标准。
　　无论对于学习新知识，还是对于培养创造能力，好奇心都是一个必备的 基本条件。而好奇心的具体心理表现就是情绪的高强度兴奋，也正是由于高 度的兴奋才使个体具备了高强的心理能量，从而能够调动大脑的高速运转， 并使之集中于一点。因此，能快速达到兴奋并有着较宽广的兴奋范围的孩子 必然有着较强的接受能力、较灵敏的反应能力以及较快捷的思维转换能力。 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是，刻苦用功学习，能获得很优秀的学习成绩， 但是创造力差。深究而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上一代在驯化下一代时过 多地压抑了孩子的兴奋度，由此断绝了好奇心生成的心理能量之源，导致了
创造欲低下，遂使创造力成了无本之木而无从培养。

　　素质教育的根本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譬如发展学生的业余音乐素养，这 听起来无疑是符合素质教育内涵的。但是，当“特长”可以“加分”，特长 生可以进好学校的规则一宣布，家长们迫使自己的孩子在完成学业之外，又 刻苦地学习“琴业”并忙于“考级”时，“特长”的培养已不再属于以培养 文化素养为目标的素质教育，而演变为以升学为目标的典型的应试教育。
　　同样，取消了百分制是否就意味着孩子们彻底摆脱了压力？这是很值得 怀疑的。譬如，在北京的某小学，老师以前向学生们宣布，95 分以下算不及 格，结果得了 94 分的孩子还会痛苦不堪。现在老师又宣布，作业得不了“优 A”的学生要把作业重新做一遍，结果已得到“优”的孩子还是忧心忡忡。看 来，教师的观念不改变，百分制的弊病在等级制里同样会出现。由此，对于 诸如取消百分制等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措施，我们不能乐观得太早了。如果学 校教师原有的应试教育的观念没有真正被素质教育的观念所取代，在改革后 的新制度中照样可以使应试教育的观念畅通无阻。毫无疑问，任何形式的改 革都将面临着“换汤不换药”的结局。
　　素质教育首先向教师的自身素质提出了高要求。教师的教学能力不仅体 现在知识的传播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如何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判断、思维 的能力以及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上。教师必须站得高、看得远，随时准备接 受最新知识和新的教学方法，并能不断充实和调整学生的知识结构。另外， 教师要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自己必须首先具备创造精神，而富有创造精神 的教师应当是乐于在教学中从事创造性的研究活动，并能随机应变，寻找恰 当的教学方法。总之，教师必须具备相当的素质和能力，否则，学生的素质 教育和能力培养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目前的素质教育最首要的不是如 何在学生中开展，而是如何在学校的校长、教师以及学生的家长中开展，作 为教育者必须首先从根本观念上向素质教育转轨，否则，应试教育会以新的 形式在素质教育的招牌下继续起主导作用。
孩子在素质教育方面的成与败，家长也有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今天的
家长，常常是让孩子除了学习，其他事都不用学也不用做。相当多的家长认 为，学习能力以外的其他能力待孩子考上大学以后再注意培养也不迟，而考 大学是头等重要的事，因其涉及到孩子将来的求职与就业。显然，这是一种 非常短视的观点。因为，高分低能的学生，无论是在目前的学校生活还是在 今后的社会生活中，都会遇到比别人更多的来自环境适应、人际交往、生活 自理等诸多的生活问题和心理问题，使他们更易于陷入生存困境和心理危机 之中。
　　从家庭生活和家务劳动的角度来看，家长在帮助孩子发展生活能力、增 长生存智慧及创意性思维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当然，家庭中的素 质教育同样需要家长素质的提高和教育观念的转变先行一步。家长需要注意 的内容主要包括：为了培养孩子对各种不佳环境的适应能力，家长不要给予 孩子过多过细的照顾，要留有余地，即给孩子留有发展自身潜力的余地；为 了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家长不要过多地帮助和替代孩子做事，要提供 机会，即给孩子提供发展自立能力的机会；为了培养孩子应对变化的办事能 力，家长要适时适量地分配孩子干一些家务活，要创造条件，以使孩子有机 会经历困难，从而增长克服困难、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总之，对于孩子， 应当让他们尽可能地学会做所有的家务活，并给他们适当的机会来独立处理 一些家庭事务。
　　
　　从目前来看，我国的家庭养育观念和学校教育方式都有待于朝着有利于 孩子全面发展的方向改进。为了使我们的孩子能适应未来的社会，创意性思 维的培养应当在今天的教育观念中占据突出的地位，而生存能力这一人类生 活的基本能力在当今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乃至社会教育中则需要给予新的 认识并加以强调。

解开神童现象之谜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发现一个令人困惑不解而又普遍存在的现象，即“神 童”往往在少儿时期很“神”，因其掌握的知识远远超过了同龄孩子，但是 成年后多趋于平常。譬如，韩国当年的神童金雄镐，曾一度名闻世界，他两 岁就已会读写 2500 个汉字，10 岁时智商高达 210。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金雄镐越来越趋于平常。他参加 1979 年的高考，成绩在 2763 名录取者中仅 位居第 2420 名，1990 年时又有报道称，27 岁的金雄镐已是一名极为普通的 青年。
　　最为世人所熟知的神童应首推曾在 19 世纪轰动整个欧洲的法国神童卡 尔·威特。我们国人一提神童也总是把卡尔·威特排居榜首。经老威特的早 期教育，小威特两岁半识字，6 岁学外语，9 岁考上莱比锡大学。此时，他已 能自如地用德、法、意、英、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会话及阅读，同时擅长 数学并通晓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等多门学科。他 14 岁获哲学博士 学位，16 岁时又获法学博士学位。不言而喻，小威特的学业成就是相当辉煌 的。他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龄比一般人至少提前了十年。然而，非常遗憾的是， 这位学业出众的神童后来的业绩并不出众。自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他始终在 柏林大学教授法学，虽然通晓多门学科，却从未在任一学科做出过独创性的 建树。
在我们的周围也不难发现，很多在学校里始终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出
了校门、参加工作以后却不再有突出的成绩，对此，人们往往评价为“高分 低能”，并认为这是个人只追求分数、不注意培养实际能力的结果。实际上， “高分低能”现象是当今学校教育重智力提高、轻创造能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就是说，这些学校里的高才生只是具备了较高的、适用于学习知识的智力 水平，而创造力水平并不比常人高，甚或还不如常人，故尽管可使学业成绩 出众，却难以使事业成就出众。同样，很多神童仅仅是学业智商高，而创造 力平平，这使他们在研究工作和学术生涯中显得很平常。
　　“智商”一词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但人们一般所指的智商其实只是学习 知识时所显示出来的学习能力，可谓之“学业智商”，当个体仅仅是在学校 学习时，人们常常是用“学业智商”来衡量他的能力水平；然而，随着个体 结束学业、进入研究领域，学业智商则显然已不适用于作为综合能力水平的 评价标准，此时取而代之的是“创造力”。因此，智力和创造力二者对个体 能力的评价作用在学业与事业的连接点处出现逆转。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创造力”是比“高智商”还要智慧的词，即认为 只有绝顶聪明、智商极高的人才会具有创造力。然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却 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即表明智力与创造力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国外 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高创造力组”的平均智商低于“高智力组”的平均 智商，甚至略低于在高校学习的人口的平均智商。这说明，创造力的培养只
　　
需要平均智商，即平均智商的人就可以被培养成为有创造能力的人才，而高 智商的人却不见得富有创造力。一般来说，学习能力强总是与积累的知识多 分不开，但并不是知识越多创造能力就越强，有时完备的知识容易导致先入 为主，反而不易于产生创造性的发现，这就意味着，学业有成者事业未必有 所成。
　　学习能力，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学习能力，主要需要的是严谨的、条理性 较强的集中型思维方式；创造能力则需要的是非严谨的、非条理的发散型思 维方式。个体在学习活动中，目标是明确的，思维是规则的，所需的知识范 围是有界限的，个性品质所起的作用是不突出的；而在创造活动中，目标是 未知的，从何处突破、如何突破都是事先难以预测的，思维则呈不规则化， 所需的知识范围界限模糊，经验知识的分量加大，个性的色彩十分浓厚。学 习能力强的人往往属于博学型，知识掌握得既全面且系统，表现出总体知识 水平比较优越；创造力强的人往往属于专长型，所掌握的知识并不一定丰厚， 常常集中在与专长有关的方面。概括地说，学习能力主要是体现在如何快速 达到前人的水平，判断学习能力的标准则是达到纪录；创造能力主要体现在 如何超过前人的水平，判断创造能力的标准是突破纪录。
　　脑科学的研究发现，人脑的左右两半球在功能上有着高度的专门化，左 脑擅长于言语和逻辑思维，是处理言语、进行抽象逻辑思维、集中思维、分 析思维的中心，具有连续性、有序性、分析性等机能；而右脑则擅长于形象 思维，是处理表象、进行具体思维、发散思维、直觉思维的中枢，具有不连 续性、弥漫性、整体性等机能。左右脑在创造性活动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右 脑靠无意识的直觉产生顿悟，左脑则先要为顿悟的形成准备资料、提供信息， 尔后将所顿悟的内容进行理性的验证，并用概念化、逻辑化的言语形式表达 出来。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即是以非言语的思维来产生一些新奇的想法，而以 言语思维来对这些想法进行验证。
在中国的学校里，音乐、体育、美术之类的课程是名副其实的副科，不
受重视，一到考试前夕，这些副科就被公然挤掉，即使不在考试时期，副科 被主科占用也是极为常见的。同时，中国的学校对动手操作性强的课程也同 样是极为忽视的，很多实验课的设置常常是名存实亡。可惜的是，这些被轻 视的副科对开发学生的右脑潜能是极为有利的，而那些被重视的主科，如语 文、地理、历史、外语及数、理、化等课程则都是以左脑为主的课程，所以， 从学校教育的历史及现状来看，中国人是重左脑轻右脑的。
目前的教育重视发挥左脑的作用，偏重于逻辑和语言的训练，但是具有
严密结构的逻辑和语言对那种寻求创造性突破的具有灵活性的思维来说是不 相适宜的。许多神童的“神”只是表现在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即左脑的功 能上，离开学校的学习生活之后，昔日的神童因在研究工作中的表现不突出， 不再“神”了，人们对此在惋惜中常感到困惑和不理解。其实，这种神童现 象正是重左脑轻右脑教育的必然产物。
　　由于左脑的“成绩”能够用言语表达出来，所以人们便不可避免地去追 求由左脑掌管的那些逻辑性和言语性的智力训练，而训练的结果通过学习成 绩表现出来，并成为人们评价神童的标准。然而，尽管教育注重左脑的训练， 并以左脑工作的成绩为学习优劣的衡量标准，但是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是必须 由右脑承担的。而左脑的训练在不断提高左脑能力的同时，一方面因减少了 训练右脑的机会而导致了右脑的不发展，另一方面因某些左脑的训练直接有
　　
悖于右脑的训练而降低了右脑的能力。心理学的实验表明，直觉思维明显地 与学院成绩不相关。可以说，当左脑型的人在学校教育中变得越来越博学的 时候，其直觉也越来越少。当一个人已形成了非常顽固的使用言语思维的习 惯时，他便已失去了使用右脑非言语思维的能力。所以，按传统教育培养和 训练出来的神童往往只是左脑优势的神童，其成就只能体现在学习知识和积 累知识上。神童长大之后之所以不神了，是因为从小就没有进行过右脑训练， 或者是过度的左脑训练抑制了右脑的发展，而要在研究工作中取得突破性的 成就，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来自左脑提供的学习能力而是来自右脑提供的创 造能力。一个人能否取得创造性的成就，主要取决于他在直觉方面能获得多 大程度的意外发现，这却是神童们以往的训练不大可能具备的能力。不言而 喻，多数神童只是左脑的神童，他们的右脑很普通，有的甚至还不如常人。 如此，我们便很容易地看到了一种矛盾，即人们实际上是用左脑的标准 来评价学生在校的学习能力，而用右脑的标准来评价成人之后的工作能力，
人们是在无意识中使用了双重标准，是出于对左右脑功能分化的不了解。 从神童现象我们也发现了当今教育的弊端，我们极力挖掘的是左脑的潜
能，培养的是学习型的人才，而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创造型的人才。创造性的 活动需要左右脑的共同参与，单方向的发展左脑或右脑都难以达到创造的目 的。鉴于当今教育重左脑轻右脑的倾向，需要强调右脑的训练，特别应指出 的是左脑的过度发展会抑制右脑的发展，因此，科学而有效的智力训练应是 使左右脑的发展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夺冠”还是“参与”


　　前不久，我在电视里看到一组镜头，观后甚为感叹。这是在北京举行的 一场中外儿童国际象棋比赛，参赛者是来自许多国家的孩子。面对比赛的结 果，中外孩子的态度差异极大。外国的孩子重在参与，不管输赢都很高兴。 只见他们个个都是笑逐颜开、喜气洋洋的样子。而中国的孩子则重在输赢， 输了就哭且哭得悲痛欲绝，犹如世界末日来临一般。
孩子的行为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各国教育的特征。中国人是求完美的，
习惯于要求孩子们做事有始有终并力争出类拔萃，要学琴就要考级，要画画 就要获奖，要学棋就要夺冠，总之，对学习的结果和外在的奖励非常注重。 我们很多成人恰恰没有意识到，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说，学习的过程比学习 的结果更重要，而孩子的心理误区则正是作为教育者的成人误导的结果。
　　记得当年我的儿子上幼儿园时，有一日，老师在周末留了家庭作业，要 求孩子们用树叶贴两幅画，儿子兴冲冲地去公园拣树叶，回家后又是设计画 面、又是剪贴树叶，忙完了后将成果给我看。我很惊讶于他的制作，因为其 水平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料，更欣赏于他从始至终都自己动手动脑的独立精 神，于是猛夸了他一顿，他也十分得意。可是第二天，他一从幼儿园回来就 委屈的大哭，埋怨我没有帮他忙，说所有的小朋友都由家长帮忙了，有些孩 子的树叶贴画水平特别高，受到老师的表扬，还被展览出来。儿子的眼泪和 他在这件事中受到的负性教育使我深感悲哀。我向他灌输了我的价值观：自 己动手做的作品，水平再低也是好的；别人帮忙做的作品，水平再高也是不 好的。
次日，我专程赶到幼儿园看展品，果然，所展的几幅贴画都技艺高超，

不要说五六岁的孩子绝然做不出，就是我等缺少艺术细胞的家长也没那份儿 能耐。我忍不住对孩子的老师说，小孩子还是自己动手为好，老师却深表异 议：孩子太小，没有家长的帮忙就做不出这么好的作品，我们鼓励家长和孩 子一起制作。老师的一席话使我大为困惑，小孩子动手制作的目的到底是什 么？训练孩子的能力怎么变成训练家长了？
　　重“结果”轻“过程”是我们国人普遍存在的思维方式。成人们习惯于 教导年幼的下一代把注意力集中在力争奖赏的最终结果上，而不是靠自己的 力量在各项活动中锻炼自己的各种能力。我们习惯于促使孩子们用最终的结 果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横向比较，而很少鼓励孩子们用活动的过程进行自己的 过去与现在的纵向比较。这使我们的孩子在缺乏“重在参与”的精神的同时， 还表现出追求上的狭隘性。由于所追求的仅仅是获奖名次，一旦未果便难以 承受。何况，获奖名次永远是有限的，于是便注定了大多数人都是失败者。 尽管我们成人总是忘不了在事后提醒孩子们提高心理承受力，却常常忘 了在事前引导孩子们注意“过程”带来的种种收获和快乐。可想而知，当我 们把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到“夺冠”的“结果”上时，则很难避免他们在非理 想结果出现时产生心理失衡。因此，深究而论，成人的重“结果”轻“过程”
的思维方式是导致孩子心理承受力差的一个潜在的客观因素。 我国中学生在近年来的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中总能获得不少奖牌，使
我国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学科奥赛的强国。但是，通过与国外孩子的比较，我
国的参赛者都深感在心理素质方面与国外孩子的差距。当他们看到国外的孩 子在整个参赛过程中的潇洒表现：竞赛中的平和心态、流利地讲几种语言、 自如地演奏钢琴、津津有味地参观博物馆??都发出了自叹不如的感慨。相 比较，外国的孩子多是以培养兴趣、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为目的来参加奥赛， 而我们中国孩子参赛的目的则只有一个，即拿金牌。由于是为了夺冠而参赛， 所以，就不可能有平和的心态，也不可能有潇洒自如的表现。
一旦孩子们陷入到“夺冠”的误区中，他们的体验必然是痛苦多于欢乐，
挫折感多于成功感，焦虑不安多于平和潇洒。正是这种意识上的“错位”使 他们体验不到“参与”本身的快感，而视野上的“狭窄”也使他们看不到参 与过程中的众多收获。
重“结果”轻“过程”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本末倒置的结果，即原本是
培养孩子的手段却成了最终的目的。在这种狭隘的追求下，孩子的心胸也必 然狭隘，同时能力培养的范围也被大大缩小，而形成新发现、新想法、新的 求知兴趣的机会就大大降低。
　　值得指出的是，当我们把“结果”看得高于一切的时候，我们便忽视了 很多重要的东西，包括在“过程”中所能掌握的各种技能、学到的广泛知识、 训练的多种思维能力、伴随着的各类心理体验以及一些难以预料的新发现。 而如果我们的教育者能把目光放在“过程”上，我们的孩子则会有更良好的 心理素质、更全面的能力、更开阔的视野、更灵活的创造性。

跳起来抓机遇


　　刚听说一位老同学考英国某校的留学生，笔试顺利通过，分数还挺高， 挫败了众多竞争者，可是面试时意外地败北。所谓意外，是他周围的人十分 意外，而我对此却并无意外之感。这位老同学属内秀型人才，性格内向、不
　　
善言谈，无论是体态外貌还是举止谈吐都显示不出机敏的内涵，所以在面试 中，他不太容易给别人留下满意的印象。实际上，面试失败的例子在实际生 活中是极为常见的，这不仅反映在求学中，还更多地反映在求职中。
　　就平均水平而论，我们中国人是属于“敏于行而讷于言”的民族。当然， 这种民族性的形成主要的还是源自我国特有的儿童早期的社会化训练。一般 来说，中国人对自我表达能力的训练是不重视的，在语言训练方面，对于学 龄前的孩子，总是以背诵歌谣和诗歌为主，对于学龄期的孩子，则以背诵课 文和概述他人观点为主。总之，整个语言训练过程都没有为如何完整有效地 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留下足够的位置。所以，中国的孩子往往不能清晰、流 畅地表达自己的所想、所思，与此同时，从大脑思维到口头语言之间的转换 常常出现障碍。
　　在中小学阶段，甚至大学阶段，由于学校采取的是老师讲、学生听的“一 言堂”式的教学法，同时又缺乏各种形式的讨论会、辩论会，所以，中国的 孩子在整个求学期都非常缺乏自我表达的训练机会，由此而导致了我们的演 说能力普遍低下，这也直接导致了很多人害怕在众人面前讲话，一旦需要面 对较多的人发言，就会出现由心理障碍带来的诸如脸红心跳、紧张慌乱甚至 两腿哆嗦、语无伦次的局面。
另外，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是“言多必失”、“少说为佳”，因而寡言常
受到社会的认可，有言道“沉默是金”，而“夸夸其谈”则总被视作不妥的 行为表现。概观而论，正是忽视自我表达的语言训练方面的社会化和沉稳处 世的价值观，使我们中国人在推销自己时有着天然的弱势，而许多机遇却恰 恰是由于这一弱势的存在才丧失的。
“机遇总是落在有准备的人头上”，这句名言本身并没有错，只是我们
的理解常常有误。首先是对“准备”的理解太狭窄，似乎“准备”仅仅意味 着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具备。其实，“准备”中还包含有“抓”机遇的本 领，而这一本领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大到适应社会的能力，中到语言表达能 力，小到面部表情的表现力等等诸多方面。
另外，我们对“机遇”与“准备”的关系也往往缺乏恰当的理解。很多
人似乎觉得，机遇像箭一样专门射向有准备的人，或者是，只要做好了准备， 自有那机遇送上前。其实，有准备仅仅意味着在碰到机遇时不会失去机会， 而机遇却并不会特意落在有准备的人头上。在此，不仅抓机遇的本领与有知 识的准备不是一回事，而且具备抓机遇的基本素质与具备抓机遇的具体技术 也不是一回事。譬如，有的人虽然总体素质不错，但只是被动地坐等机遇的 降临，于是等来机遇的次数就不如那些会跳起来去抓机遇的人多，因为跳起 来抓的机遇常常是原本飞向别处仅路过于此的“过路客”。这就是说，懂得 主动抓机遇的人比起坐等机遇的人将同机遇有着更大的缘分。
　　在实际生活中，对于每一个体来说，有机遇却没准备的情况是常见的。 如看中了某份工作去应征，却因不具备人家的技能要求而落选；同样，有准 备却没机遇的情况也不少见，如自信具备某项专才却屡屡怀才不遇。一般来 说，专业训练、知识储备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多不会忽视，而对于 那些诸如自我表达能力、自我推销能力之类的社会技能，人们却只是在当今 面临各种职业选择的面试中才刚刚注意到其重要性。
　　“不善言辞”是中国人的普遍特点，这是受到传统文化推崇的性格特征。 在学校，老师也是希望学生少说多听，所以，一个人如果语言表达能力不强，
　　
在学生时代不但不是一个缺点，还常常是个优点。但是，在现代社会，很多 职业都对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如导游、节目主持人、 律师、商贸洽谈、公关部门等等，语言表达能力无疑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必备 的生存能力。
　　在我过去的同学中，不乏聪明智慧者，他们出国留学、读博士、进博士 后流动站。可这些人工作后，能力平平，使人难生敬佩之心。令我深感佩服 的却是一个没上过正规大学的女同学，我对她的佩服甚至始于上小学的孩童 时代。当时的一般孩子，包括我自己，没有讲稿就不会在众人面前讲话，或 者是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或者是不会组织语言而说出一些词不达意的话，而 独有这位女生能无需任何准备，也不在乎有多么众多的听众，洋洋洒洒，口 若悬河。她在同学和老师的眼里永远不在聪慧者之列，可她的能干则是谁也 不能否认的。她从小学至高中，不仅是班级里的干部，还是学校的干部，她 的组织能力由于她那出色的表达能力而显得十分出众。由于家庭经济困难， 不能同时供两个孩子上大学，作为姐姐的她放弃了考大专，而把机会留给了 妹妹。后来，她利用业余时间读了大学，在重学历的社会中，她靠着自己的 能力，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干到了某大型国企单位的高层领导。有一次，在电 视里，我很偶然地看到了她，电视画面里的她正在众人面前讲演，还是像当 年一样自信、坦然、能言善辩。我想，善言词这个能力无疑使她受用终生， 她的机遇也与她的这项能力密切相关。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社会的职业流动大大加快，各种各样的机会似乎
多了起来，然而，与此同时，社会对人的整体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结 果我们发现，当我们面对逐渐增多的机遇时，却常常遗憾于自己因缺乏捕捉 机遇的能力而错过了机遇。已使我们开始注意的是，从目前的社会发展现状 来看，社会对人的素质的要求与以往传统的社会化训练及学校教育的目标之 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无疑会成为今后整个社会教育改革的一种契机， 同时也成为每个人自我校正、自我完善的契机。

兴趣是最大的能源库


　　在我搞的一项问卷调查中，有一问是“什么样的人最有发展前途？”结 果超过 80％的人认为，智力水平高、聪明的人最有发展前途。这表明绝大多 数人都是将智力作为一个人成功的第一要素。从大众媒介也不难发现，对于 成功者，媒体在宣传报道中总忘不了去挖掘出主人公少时乃至儿时的聪慧之 处，以证明其先天的智力不凡。
　　除了先天的智力之外，中国人对“毅力”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一个人 作出了某方面的成就，如果没有出众的智慧，媒体便总忘不了宣传其百折不 挠的毅力。俗话说，勤能补拙。简短的四个字表达了中国人对成功要素的高 度概括：一要聪慧，二要勤奋。鉴于高智力者少且多属先天能力范畴，于是 人们对勤奋、毅力的强调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相比较，中国人对“兴趣”的评价却很低，人们普遍认为“兴趣”即使 对成功有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难发现，舆论对一个人成功的最普遍 的解释就是，先天的智力加上后天的毅力，而“兴趣”在成功里是没有地位 的。人们在归纳一个人成功的诸因素时，“兴趣”总是被遗忘的内容。然而， “兴趣”对成功的实际作用却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的想像，这是一个值得引
　　
起我们充分注意乃至重点强调的心理力量。 “毅力”和“兴趣”对个体来说虽同为内在的力量，其来源却大不相同。
“毅力”受辖于“超我”，是一种靠外在目的支配的内在力量，故需要调动 相当大的心理能量来维系，所以“毅力”的生成和持续都是较困难的，这就 是具备强大毅力的人不多的缘故。“兴趣”则受辖于“本我”，是一种带有 自然和原始色彩的内在力量，其本身就有着强烈的冲动性以及急待满足的驱 动性。所以，“兴趣”对完成一项工作或任务来说，比“毅力”有着更大的 爆发力和推动作用。然而，“兴趣”正因其源头在人的心理内部欲求，所以 断了源就没有能量了，而“毅力”因源头在人的外在心理欲求，可不断从外 输入能量，故“毅力”比“兴趣”有着较大的持续下去的可能性，这就是人 们重视培养“毅力”、忽视培养“兴趣”的根本所在。不过，值得我们国人 特别注意的是，当“兴趣”处于持续不断的状态时，“兴趣”对成功的贡献 要远远胜过“毅力”。
　　我从电视里看到一段令人回味的镜头，当某学部委员接受记者的采访时 曾提到，他现在招的研究生同以往大不一样。以前，他总是注意招那些刻苦、 用功的学生，以为这样的学生才能做出学问。可后来他发现，这类学生用功 的目的不在学问本身，他们一有机会就改行、跳槽，白费了老师的一片心血。 所以，如今他比较注意招那些虽然看上去并不是很用功，但对所学专业是真 有兴趣的学生，这类学生因出于兴趣爱好而学习，故日后很少有改行的，他 们往往终生热爱本专业并因此而必有所成。这位学部委员的亲身感受告诉了 我们一个基本道理，即能使学问持之以恒做下去的人并不是刻苦用功学的 人，证明其先天的智力不凡。
除了先天的智力之外，中国人对“毅力”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一个人
作出了某方面的成就，如果没有出众的智慧，媒体便总忘不了宣传其百折不 挠的毅力。俗话说，勤能补拙。简短的四个字表达了中国人对成功要素的高 度概括：一要聪慧，二要勤奋。鉴于高智力者少且多属先天能力范畴，于是 人们对勤奋、毅力的强调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相比较，中国人对“兴趣”的评价却很低，人们普遍认为“兴趣”即使
对成功有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难发现，舆论对一个人成功的最普遍 的解释就是，先天的智力加上后天的毅力，而“兴趣”在成功里是没有地位 的。人们在归纳一个人成功的诸因素时，“兴趣”总是被遗忘的内容。然而， “兴趣”对成功的实际作用却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的想像，这是一个值得引 起我们充分注意乃至重点强调的心理力量。
　　“毅力”和“兴趣”对个体来说虽同为内在的力量，其来源却大不相同。 “毅力”受辖于“超我”，是一种靠外在目的支配的内在力量，故需要调动 相当大的心理能量来维系，所以“毅力”的生成和持续都是较困难的，这就 是具备强大毅力的人不多的缘故。“兴趣”则受辖于“本我”，而是怀着极 大兴趣学的人。这显然与我们以往的观念不大一致，其中的道理却并不难理 解。
　　无独有偶，一位心理学的女教授也有与这位学部委员同样的见解，她在 录取前来报考的研究生时，勾掉了分数最高的学生而录取了分数略低的第二 名。当别人发出疑问时，她说，以前她总是挑选那些得分最高，看起来也最 埋头苦学的学生，认为这些学生是因为热爱本学科才会如此努力而取得了优 异的成绩。但许多年过去之后，她发现，这类学生努力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
　　
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追求知识是为了给自身带来各种优裕与好处。一旦目的 达到了，他们对科学本身的挚爱就会渐渐淡漠，并代之以新的优化生存状态 的努力。因此，这样的学生作为学业继承者来说就不是最好的人选。如今她 发现，真正热爱本学科并富有潜质的学生往往是这样一种类型，他们看上去 很悠闲，甚至有点懒散，而且不太虚心，对导师的指导和批评总是有保留地 接受，但是失败的时候难得气馁，辉煌的时候也显不出异样的高兴，正所谓 荣辱不惊。这类学生也许是边玩边走，却是兴趣盎然地、始终如一地朝着既 定目标不停地走。这位女教授的话也表达了一个核心观点，即“兴趣”是走 向成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证明其先天的智力不凡。 除了先天的智力之外，中国人对“毅力”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一个人
作出了某方面的成就，如果没有出众的智慧，媒体便总忘不了宣传其百折不 挠的毅力。俗话说，勤能补拙。简短的四个字表达了中国人对成功要素的高 度概括：一要聪慧，二要勤奋。鉴于高智力者少且多属先天能力范畴，于是 人们对勤奋、毅力的强调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相比较，中国人对“兴趣”的评价却很低，人们普遍认为“兴趣”即使 对成功有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难发现，舆论对一个人成功的最普遍 的解释就是，先天的智力加上后天的毅力，而“兴趣”在成功里是没有地位 的。人们在归纳一个人成功的诸因素时，“兴趣”总是被遗忘的内容。然而， “兴趣”对成功的实际作用却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的想像，这是一个值得引 起我们充分注意乃至重点强调的心理力量。
“毅力”和“兴趣”对个体来说虽同为内在的力量，其来源却大不相同。
“毅力”受辖于“超我”，是一种靠外在目的支配的内在力量，故需要调动 相当大的心理能量来维系，所以“毅力”的生成和持续都是较困难的，这就 是具备强大毅力的人不多的缘故。“兴趣”则受辖于“本我”，
靠“兴趣”来完成一项工作同靠“毅力”来完成一项工作相比，最大的
区别就是前者是乐在其中而后者是苦在其中。凡是做乐在其中的事时，人们 是不知疲倦的，正所谓“乐此不疲”，所以，当人们从事有兴趣的事情时， 精神状况必然振奋而工作效率也必然很高。另外，人们对于自己感兴趣的问 题总是乐于思考的，或者说，只有感兴趣的问题才能引发出持续的思考，而 长久的思考是难题突破的基本前提。因此，兴趣实际上是创造之母。
我们是个崇尚吃苦的民族，人们普遍认为成功是与吃苦耐劳不可分割
的，而对乐在其中、乐此不疲的现象却感到不可思议。所以，人们对兴趣在 成功中起的作用几乎是视而不见的，更不可能将兴趣与成功直接划等号。中 国人重“毅力”轻“兴趣”，究其实质主要是，注重外界对自我的约束力量 而轻视自我本身的天然驱力；注意到理性的控制力而看不见感性的冲击力； 善于靠强制自我来达成目的而不善于靠挖掘自我潜力来开发自身；善于发现 和利用外部能量而不善于发现和利用自身的内部潜能。由此，我们往往是劳 神费力地、从无到有地培养“毅力”去学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以及勉强自 己在不感兴趣的方面争取成功，却不懂得开发出现成的“兴趣”来实现自己 真正渴望的人生价值。
　　在没兴趣的条件下完全靠毅力来做成一件事，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然 而，在兴趣的驱使下去做任何即使是有一定难度的事情，每个一般智力的普 通人都不难做到。实际上，“兴趣”是人的自身潜能，挖掘出来将是一个巨
　　
大的能源库。具体地说，“兴趣”能使一个人轻松愉快地掌握某种知识，同 时得心应手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因此，当我们在自怨智力有限、毅力欠佳而 与成功无缘时，不妨重新观察一下自己的兴趣所在并加以有效利用，而一个 人如果能以自己持续性的兴趣为支点，那画出的圆肯定很圆满。

会写作文能带来好运


　　一位相识不久的女记者给我打电话，说她那正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读了 我的一篇关于打蟑螂的散文，爱不释手，反复读了许多遍，几近背熟，并对 文章的作者非常崇拜，很想求教一下如何写作文。对此，我原本并无热情， 觉得对阅读面狭窄的小学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听得这位做母亲的夸赞其 女儿如何大量阅读，连莎士比亚全集都读了，这才积极起来，生怕挫伤了一 个小文学爱好者的积极性。
　　电话打来，小女孩说的第一句话立刻打消了我的原计划——谈写作技 巧，因为她的开场白是：“您小的时候害怕写作文吗？”
　　我是实话实说，“不但不怕，还十分喜欢”。从电话线里传来的声音立 刻变了调，她似乎觉得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了，我也同时知道了，她是千 百万怕写作文的孩子之一。
怕写作文的孩子总是大多数，爱写作文的孩子则总是极少数。现在的孩
子如此，以前的孩子也一样。我记得，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全班四十多名 学生里只有三个人表示喜欢写作文。
我说自己当年如何喜欢写作文，这话不假，但是仔细分析起来，有很多
时代背景的因素在起作用。说实话，如果让我今天做中小学生，恐怕也会成 为不爱写作文的学生大军中的一员。
我的中小学几乎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由于那时的学生多是只上学、
不上课，所以，整个小学阶段，我没有写过一篇作文。当我完成老师布置的 第一篇作文时，我已上了初中二年级。而从高一的第二学期起，老师就没再 布置过作文。也就是说，我在整个中小学阶段只写了两年半的作文。
上中学的时候，我喜欢数理化，不喜欢语文。那时的语文教材里充满着
政治说教，令人难以忍受。当年之所以能在不喜欢语文的同时却喜欢写作文， 并没有太多的主观因素，仅仅是因为语文老师的作文审美标准和我的文风很 相符，使我的作文总能得到全班最高的评价而成为范文。确切地说，那时的 我喜欢写作文仅仅是因为不用费力气也能得高分。
　　文革期间是文风很差的年代，绝大多数同学都深受其害，写作文时照着 各种报纸大抄特抄，而且喜欢堆砌形容词，结果作文总是写得像老太太的裹 脚布——又臭又长。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她喜欢简洁明 快的文字。我记得她给我的一篇极短的作文的评语只有两个字：“凝炼”， 当即令那些字数超过我五六倍，甚至十几倍的同学很不服气。其实，在文字 审美的倾向上，我原本与别的同学没什么两样，只是后来看到鲁迅先生的一 段忠告，即如果只有写短篇的素材就不要写成中篇甚至长篇，遂有了以“短” 为美的写作观念。另外，曾看到某位大师的告诫，即在可用可不用的情形下， 不要使用形容词，遂有了建立朴实文风的概念。
　　尽管文革期间的文风不正，但由于没有升学考试，所以，学生们不需要 操练应试作文，老师们也可以摆脱八股式的作文评价标准而尽情地按自己的
　　
作文审美标准来向学生提要求，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非常偶然的幸运。 其实，老师对作文的要求是因“时”而异的，我记得当年我母亲，作为一个 小学的高级教师，在指点正在上小学的我姐姐写作文时，一再强调要多读课 外书，并为女儿借了大量的各种课外书；到了今天，当她辅导我的外甥写作 文时，却鼓动孙儿多看范文，并为他买了大量的“作文精选”之类的范文书。 在此，我并无意贬损范文，不是说被称作“范文”的作文写得不好，而 是觉得大多数的范文写得太“规范”了。为应试而写的作文，大都有着八股 式的文章结构，高、大、全的思想意境，似曾相识的遣词造句，结果难免给 人以矫揉造作之感。孩子们自己的语言其实很丰富，也很生动，可一写作文 总喜欢或拿腔作调，或原封不动、鹦鹉学舌般地抄别人。记得前不久，电视 里播一个关于素质教育的新闻调查片，其中有一段内容是某中学生在课堂上 念自己写的作文，这无疑是范文了。可我一听，这位中学生正读的那几句居 然是某畅销杂志上转载的一篇文章里的精彩段落，这杂志偏偏就在我手头，
翻开一看，一字不差。 抄成人达到发表水平的既成之作，对于中学生来说，这的确是投入少、
产出大的便宜事，只要抄得巧妙，那埋头于作业本堆中而无暇看大量刊物的 语文老师是较难发现的。但是，靠抄袭的方式来写作文，对提高自身的写作 水平却只能是有害而无益。
写作文的重要性是无需赘言的，每个学生都知道这是中考、高考必过的
关卡。然而，绝大多数学生还只是把写作能力视作应试能力，似乎考完大学， 写作能力就算完成历史使命了。其实，写作能力是一种生存能力。对于立志 从文的人来说，写作能力无疑是挣钱的本钱；对于立志搞研究的人来说，论 文的质量依赖于写作能力；在机关里工作的人，更是每日公文写作不断?? 说写作能力是一种生存能力，的确是我的肺腑之言，作为一个理工科毕 业的学生，在我的生存出现困境的时候，帮我摆脱困境的不是数学能力，也
不是物理能力，甚至不是工程设计能力，却偏偏是写作能力。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地处京郊的一家研究所工作。工作两年后，按 国家规定可以报考研究生，但该单位领导竟制定了“不许考研”的土政策， 在几经争取无效之后，有意考研的我不得不决定调动工作。开始，我只是谨 慎地选择专业对口的工作单位，在历尽了不被录用的处境之后，才偶然从某 个应聘单位的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他们单位本来是打算要我的，可是一到我 所在的单位去外调，听得的言词都是关于我如何地调皮捣蛋，于是就不敢要 了。一旦知道了内情，我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极为糟糕的，到如此地步想不 走都不行了，而暗中的绊儿又使我走不出去。所以，我改变了求职的原定方 针，不再考虑专业、工作性质，只要对方肯要我就行。
　　从报纸上得知某家报社招聘记者编辑，迫于生计，我没有多想就前往应 聘。这是我应聘的诸单位中，离我的专业差得最远的职业，我当时甚至不知 道校对是干什么的，更不知道报纸的基本运作程序，至于记者编辑的具体工 作内容也搞不大清楚，这次应聘于我仅仅是碰运气而已，并没有抱多大的希 望，何况仅招数人，却有二百多人报名应聘。
　　这家报社招聘考试的形式是闭卷笔试且分两部分，其一是报纸编辑的基 础知识，其二是写一篇命题作文。显然，前者是可以临阵磨枪的，而后者则 只有靠平时的写作能力了。那篇作文的题目是“改行之际”，因为前来应聘 的人中几乎没有学新闻的，像我这种理工背景的人倒非常多。
　　
　　我的故事的结局很圆满，也就是说，我被录用了。后来我得知，是作为 主考官的报社主编看中了我的作文，被列为第一。尤其令我感激不尽的是， 当报社派人去我当时的单位外调并带回了一连串可怕的评语时，这位主编找 我面谈了一次，然后，认定我正是他想要的人才而不是什么捣蛋鬼，故力排 众议，不改初衷。
　　我进报社后，主编告诉我，考生的所有作文考卷都是由他审阅的，令他 最不满意的是，很多考生作文的第一句话都是“我从小就喜欢语文”，还有 不少人虽没把这句话用作开头，却仍使这句话出现在作文中的其他地方。主 编对这句话显然是深恶痛绝，他一看到这句话，就不再往下看了，因为他认 为，编辑不是文字匠，故当编辑和喜欢语文没有逻辑上的联系。主编对我说， 他看了我的作文的第一句，眼睛就一亮，因为这句话是：“我从小就喜欢做 梦。”
　　其实，我也是歪打正着，因为我从小就不喜欢语文，所以，这句话是无 论如何也不会在我的作文里出现的。另外，当时我对报业的一切都太陌生， 连“编辑是文字匠”这种大众化的概念也丝毫不具备，由此，面对一个几近 一无所知的职业，我只好在朦胧的白日梦中去寻求作文的灵感了。
　　这段经历至今使我感叹万千，在我如困兽一般走投无路时，居然是一篇 作文给我以转机。当然，我很幸运，我碰到的这位主编是在北京的新闻界里 颇有名气的“鬼”才，能得此殊荣，不仅是因他的足智多谋，更是因他那强 烈的创新意识。我想，如果主考官不是他这种类型的主编，而是一个具有与 他极为相反的气质、个性的人，那么，同是一篇作文定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 谈到作文评价的相对性，的确是个难以回避的事实。不同的老师对同一 篇作文会作出截然相反的评价，这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譬如，某年中考 的作文题目是“变了”。有个考生为此写道，他在路边骑车，不小心撞倒一 棵小树苗，本想一走了之，后来还是停下来，扶正了树苗，又将也被人撞倒 的绿化宣传牌重新插好。对于这篇作文，第一位阅卷老师给了最低等的评价， 认为题目是“变了”，而全文却找不到一个“变”字，明显文不对题！但在 复评时，这篇作文被判为优等，理由是，小作者没有单纯地就“变”写“变”，
意蕴深长，是难得的一篇佳作。
　　试想，连受过统一判卷标准训练的判卷老师都有如此相左的作文审美 观，更何况其他人了。所以，一个学生大可不必因一个老师的夸赞，就觉得 自己的作文真是完美之作；也没必要因一个老师的不欣赏，就自卑于自己的 文字风格。当然，有几点原则我认为还是比较普遍适用的基本要求：内容及 文字的逻辑性；自然流畅的表达方式；朴实无华、简洁明快的文风。另外， 鉴于考场上的应试作文与社会工作、职业上的文字写作要求不一样，所以， 作为学生，恐怕要同时发展两种类型的写作能力，这无疑是出于生存上的需 要。
　　对于学生来说，写作能力的培养不仅有利于考试的中榜、求职范围的拓 展等中期和远期目标的实现，而且有利于思维训练这一近期目标的达成。写 作其实就是把自己心中的所想写出来，如果写不出来，说明缺乏思考，如果 写得困难，说明思维不清晰。因此，写作的过程实际上是开展思维、整理思 维、深化思维的思维训练过程，而一定的思维水平是任何人在任何职业中取 得任何成功的基础。
作为一个曾经是爱做数学题胜过爱写作文的人，我想告诉青年学生的

是，无论对立志学文的人，还是立志学理工的人，写作能力都是比数理能力 更基本的生存能力，其基本性不仅在于表面上就能看得清的实用性，更重要 的是其潜在的、不易被看清的对思维水平的调控性。

男女智力类型差异


　　一个正上高一的女孩告诉我，她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各门功课都很拔 尖，不仅是文科，也包括理科。但是，上了高中之后，尽管她的数学、物理 的成绩在女生里依然名列第一，但与男生比起来，似乎连前五名都排不上。 看着那些远不如她用功、学得轻松自如的男生，她感到非常困惑并由此而提 出了一个问题，即女孩子是不是越大越笨了？
　　智力是个综合性很强的复杂概念，我们难以用少数学科的成绩来衡量。 但是，在与自然科学有关的课程中，就平均水平而论，女孩不如男孩的确是 事实。可以说，两性问即便不存在智力水平上的绝对差异，也确实存在着智 力类型上的相对差异。问题是，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源是什么？
　　国外有不少学者从脑生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产生了各种各样 的结论，然而得到公认的、比较统一的观点依然是，男女智力的生理差异即 使存在，与后天形成的社会差异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说，两性间的 智力差异主要来自后天有差异的社会教化与智力训练。
在目前的城市家庭中，由于只生一个，家长对于孩子的智力发展，无论
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表现出同样的高期待，并给予了同等程度的重视。父母们 大都不分性别地为自己的孩子实施了诸如识字、计算、弹琴、绘画等方面的 早期教育，从表面上看，表现在智力开发方面的性别差异似乎是不存在的。 但是实际上，智力训练方面的性别差异不仅存在而且还是很明显的，只是并 不表现在与积累知识有关的正规学习活动中，而是表示在与思维训练有关的 非正规学习活动之中。女孩在数理课程方面不如男孩这一现象虽然是在中学 的课程学习中被发现的，但是这一差距却是在课堂以外拉开的，并且是从幼 儿期就开始形成的。
成人们自孩子一出生起，便有意或无意地按照传统文化的性别角色标准
来有差别地教养不同性别的儿童。为了使孩子的行为能够符合社会公认的性 别行为模式，父母们为男女儿童制定了不同的行为规范，并限定了不同的活 动范围。譬如，家长对女孩比对男孩更强调文静与整洁，由此更易于阻止女 孩去参加那些弄脏衣服弄脏手的室外活动。结果，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当男 孩儿浑身是泥地用手玩沙弄土时，女孩子大都穿着干净漂亮的衣裙站在一旁 观望。成人对男女儿童游戏活动的不同态度促使他们的学习兴趣朝着不同的 方向发展。
　　在实际生活中，男孩子的日常活动确实比女孩子受到的限制少，这使他 们的活动范围较广，与自然物体的交往较多，所以，易于发展对物质世界的 好奇心与探求欲，学习兴趣常常被引向无生命的自然物。女孩子则因家长更 鼓励她们参加室内的、活动量少的、操作性低的游戏活动，使她们对物质世 界的天然兴趣被早早地压抑了下去。比起男孩子，女孩子与成人的交往更多， 加上在语言表达和语言理解上的优势，使她们较男孩更易于理解人际间的关 系，遂更易于将注意力指向人与人的世界，从而对生命的物体更感兴趣。因 此，女生在报考大学时总是倾向于报文科、医科、生物学科，而男生则多倾
　　
向于报数学、物理、工程学科。 活动范围及活动类型上的差异还为男女儿童带来了思维范围与思维类型
的差异。广泛的活动不仅使男孩比女孩具有较广泛的兴趣，较开阔的视野， 还具有了较强的动手能力和较灵活的思维方式。
　　在与物质实体的交往中，必然要涉及操作的方法，不同的方法所产生的 不同结果又必然会引发出一系列的思考，这就是思维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 主动发现问题、独立思考问题，经多次失误后找出解决办法等诸多阶段，最 终起到积累经验、训练思维、提高智力的效果。特别是，由于在任何一种实 际活动中，方法和结论都存在着多重可能性，所以，爱动手的孩子极易从操 作性强的活动中培养出求异思维的能力。显而易见，男孩子从小就有较多的 机会参与操作性强的感知活动，这对他们在后来的学校生活中发展观察能 力、空间想像能力、独立思考能力无疑是个极好的铺垫。
　　语言上的优势使女孩子比男孩子更容易适应以语言讲述为主的课堂教 育，但也使她们更易于只依赖语言这一种形式来接收知识和积累知识。由于 目前的课堂教学和书本大都传授的是现成的知识并提供单一的答案，所以， 当思维的素材仅仅来自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时，诸如求异、反向等复杂的思 维过程便难以产生。从实际效果来看，狭小的活动范围使文静而不爱活动的 女孩丧失了不少智力训练的机会，也直接影响了她们思维的宽广度与深刻 度。
成人采用具有性别差异的教养方式，也使男女儿童在个性心理品质上产
生了很大的差异。譬如，家长更易于要求女孩子听话、顺从，对女孩子的依 赖性也比较容忍，这样使女孩子往往有着较强的从属意向，从而不易建立起 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从属意向也使女孩子对旁人的态度较敏感，所以，女 孩比男孩更容易陷入到虚荣之中。她们常常为了得到人们的赞许而更容易趋 向于追求表面成绩，从而难以产生发展思维能力、探索未知世界的心理需求。 在学校，我们不难发现，女生比男生更看重分数，而对分数、对表面成绩的 过度追求和患得患失无疑使女孩子在拓展知识面方面大受限制。另外，成人 对女孩的容貌和打扮较男孩有着更多的关注与评论，这无疑也影响到女孩子 的心理发展，使她们更易于分心。
综上所述，女孩之所以在进入中学以后不容易在数理方面获得发展，主
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是由于缺乏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从而不具备进行深入学 习的内在动力；其二是由于缺乏有利于向数理方面发展的足够的思维训练， 从而不具备相应的竞争实力；其三是由于缺乏某些学好数理学科所必备的非 智力品质，从而不具备相应的心理素质。
　　值得提出的是，成人们更喜欢用数理方面的能力来判断男女孩子的智 力，却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训练和培养女孩子。因此，这样的智力评判于女孩 子是很不公平的。当然，家长很难做到不带任何性别差异的训练男女儿童， 不仅是由于存在着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是由于存在着很多具体的生理因素和 社会因素。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就能够避免对男女孩子的 智力水平进行盲目、片面地估价评说，从而想出各种切合实际的办法，尽可 能地减小性别差异对男女孩子智力发展的不良影响。对于男生来说，应该有 意地在口头语言及文字语言的表达方面多下些功夫，而对于女生来说，则应 当多参加一些动手操作的活动，并有意地培养自己的求异思维与反向思维能 力。
　　

考试模式与知识结构


　　对于学生，考试也许是最有感触的经历，极少数学生说喜欢考试，绝大 多数学生说害怕考试。不管我们怎样看待考试，都将不可避免地在整个学生 时代受其制约。这种制约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分数的制约，更重要的是潜在的 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的制约。
　　考试的本意是为了选拔，考试的初衷是作为判断能力的评价标准，但是， 考试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需要考生从学习内容、学习方法 到思维方式都必须进行全面的应试训练。因此，当今的考试其功能已经远远 超出了单一的评价功能，它已经通过制约教学内容、限定学习方法而决定了 受教育者的思维方式，乃至决定了他们理解外界的认知方式。也就是说，考 试已经通过其固有的考试形式、考试的评分标准而限定了受教育者的知识结 构、思维结构，即确定了一代人的知识类型。
　　如今，随着素质教育的宣传和推行，改革现行考试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现行考试制度的诸多弊病，很多地区、学校采取了减少 考试次数，甚至取消考试的改革措施。然而，需要我们教育界统一认识的是， 考试的选拔、评价功能是不容忽略的，所要改革的只是考试的形式和考试的 内容，尤其是考试的评价标准。
考试的评价标准其实是由教育观决定的，即我们要强调哪些教学内容和
注重培养学生的哪些能力决定了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评价标准去衡量。总结我 国以往的教学状况不难发现我国中小学教育的三大传统，即强调基础知识的 反复训练、重视认真谨慎的学习态度、将课本作为教学与考试的唯一内容和 最大范围。这三大传统的长处不再赘述，在此仅论及对学生的负向影响：① 简单重复式的反复练习，把新奇有趣的知识变成了枯燥乏味的机械训练，使 学生对学习产生厌烦心理，遂导致厌学乃至学习兴趣的全面丧失；②重细节 求完美的考试倾向，把学生的注意力过多地引向枝节问题，驱使学生走向谨 小慎微而忽视了对知识的整体结构的掌握乃至缺乏宏观认识和灵活运用所学 知识的能力；③不出课本范围的考试内容，无形中鼓励了学生死读课本，把 全部的注意力和学习时间都花费在有限的课本知识里，造成了学生求知兴趣 狭窄、阅读范围狭窄、知识范围狭窄的后果。
现在的学生知识面窄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这无疑是现行考试制度的
必然产物。我曾随意调查了一些中小学生，超过 80％的学生除了课本以外其 他书一概不看，回答的原因一是没时间看，二是没兴趣看。不容否认的是， 学生不看课外书无论是“没时间看”还是“没兴趣看”都标示着我们现行教 育的失败。我又查看了一些中小学生的书架，发现上面 90％的书是各种补习 辅导类的习题集和作文范文，而与学校课程无关的书难得见到。
　　说起作文来，孩子们对题目类型和写作模式都非常熟悉。一位刚上小学 四年级的男孩甚至非常具体地告诉我，写什么样的作文需要用什么样的开 头、什么样的结尾以及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令我惊呼八股文的复苏。实际 上，绝大多数孩子都是在没有任何真实感受的情况下，按照标准的写作模式 和配套的遣词用语坐在家中闭门编造作文。对于这种现象的形成，学校的教 师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今，在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中，诸如主题精神、段 落分析、结构安排之类的传统教学法，把生动有趣的文字语言都变成了干巴
　　
巴的八股行文。另外，鼓励学生模仿范文，为应试而练习模式化写作，都是 导致新生代八股文泛滥的根源。由此，值得我们忧虑的是，现行的语文考试 和语文教学实际上是鼓励了不良的文风，无形中也促成了新一代八股式考生 的出现。毫不奇怪的是，由于学生们为了对付考试，只是一味地研习、摹仿 各种作文的范文，因而既缺乏用生动语言表达自己真实感想的能力，更缺乏 通过大量阅读优秀的中外文学作品，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学习与吸收的能 力，所以，当今中小学生的写作能力、阅读能力及对文字的欣赏能力都普遍 较差。
　　从知识结构来看，现在的中小学生有两大缺陷，其一是科普知识缺乏， 因为考试不考这方面的内容，于是，老师和学生都不注意这方面知识的接收 与积累。尽管在小学的课程表里就有“科技课”，但由于属副科，故不仅课 程内容有限、课时有限，而且经常被其他主科挤占。结果学生们虽生活在科 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里，却不仅对各科技领域的前沿知识一无所知， 而且对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科普知识也缺乏应有的了解；其二是实践类的知识 缺乏，我国的各级学校教育都十分注重书本知识，注重培养学生用脑、用眼、 用口而不注重用手，因而，中国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普遍很差。
　　我国中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中的成绩尽管比较突出，但我们的 优势仅仅是在理论考试中，而需要动手能力的实验科目却是中国学生明显的 弱项。譬如，在 1997 年的国际奥赛中，物理学的实验科目满分是 20 分，我 国中学生最高得分仅为 15.5 分，而国外中学生最高得分达 19 分；而化学的 实验科目满分为 40 分，我国中学生最高的才拿到 18 分。我国学生动手能力 差这一现象，不仅仅说明我国学校教育的实验教学薄弱，更重要的是表明我 们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都存在着重大偏差，即忽视实用知识、实用学科以 及实用技能。
在我国，不要说中小学，就是大学，实验类的课程对大多数专业来说都
是考察课，即不进行正规的考试。考试对学生的学习倾向具有明确的导向作 用，这是确定无疑的。当我们的考试只采用一种闭卷笔试的形式时，必然促 使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只适应于这种考试形式的理论知识上，而忽视这种考 试形式无法检验的实践类知识。按照我国传统的教育观念，实验课的地位总 是低于理论课，动手能力的训练总不如动脑能力的训练受到重视。
从思维结构来看，当今中小学生思维的发散性、灵活性及独创性较差。
由于长期致力于揣测、迎合主考意图，学生们擅长于模式化的定型思维，即 擅长于归纳信息并划入现成的模式，然后在既定的框架内思维。这是应试教 育的必然结果。因为，学生们在课堂上、考场上解答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 标准答案可能是什么而不是自己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如此便难以形成独 立思考的习惯，更谈不上培养灵活、开阔、独立自主的思维能力。
　　有关考试的改革正在我国各级学校逐渐开展起来，但科学的考试制度目 前毕竟还是离我们学生太远，所以，意识到现行考试制度对我们学生自身的 多方面限定是极为必要的。一个思维开阔而富有远见的学生，就不会把自己 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到力争考试得高分上，而是花适宜的代价去得适宜的 分数，再用余力来发展自己在考试以外的多方面技能。从培养真才实学以及 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来看，这的确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长远地看，真正有 前途的学生是那些善于在考试的分数与综合能力培养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 人。
　　

一技之长与多方涉猎


　　从电视里看到了一组报道，是关于一些父母如何为了培养孩子的一技之 长，让孩子学钢琴的事。电视上展现的画面实在令人感叹不已，这些大人和 孩子都破釜沉舟般地全力以赴，很多外地人为了孩子的琴业全家常年驻守北 京，住房和生活条件的艰难是不言自明的。最致命的是，不仅是大人辞了职， 而且孩子也荒废了学业，最后的结果是，孩子连年报考音乐附中或附小却屡 屡失败，孩子的钢琴之路已明显是黯淡无光了，可回去继续上学又肯定已跟 不上同龄孩子的功课，如此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由于付出太大，又断 了其他所有的出路，家长和孩子便只好在明知道学琴之路前景不妙的情况下 仍继续一条道走到黑。这样的结局无疑已表明，只开辟一条生路是一种极不 理智的选择，因为一旦此路不通时，孩子必将面临着缺乏生存技能的危机， 而这显然是与父母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们中国人是比较重视培养一技之长的，作为一种生存技能，一技之长 显然是必需的。确切地说，一技之长是作为生存手段或生存工具以便使个体 自立于社会，这一点是大家容易达到共识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如何为孩 子确定一技之长的方向并具体地加以培养则是一个歧义百生的问题。值得指 出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说，“一技之长”的本意 是，在其他方面与一般人一样的情况下，又有某一方面很突出，而不是在什 么都不如别人的条件下只拥有一种技能。让孩子放弃一切只追求“一技之 长”，实际上是一种孤注一掷的赌博，赌注则是孩子一生的前程，一旦赌输 了，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我曾采访过一些让不愿学琴的孩子继续学琴的家长，发现了造成学琴困
境的一个来自思维方式的根源。实际上，只有少数家长是从一开始就立意让 孩子将来当个音乐大师、走音乐之路，绝大多数家长只是抱着培养孩子的一 种业余爱好、学习一点音乐常识的念头。然而一旦把琴学起来，往往是欲罢 不能，致使物质和精神的投入都越来越大。其原因正如一位琴童的家长所言： “我知道孩子不爱学，但我不能让孩子建立想不学就可以不学的概念。”家 长无疑是想让孩子从小懂得做任何事都要“持之以恒”而不是“半途而废”， 但是，这种“持之以恒”是相当盲目的，以致付出了无谓的代价。
中国人是推崇“持之以恒”并贬斥“半途而废”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
讲究：“要不就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可以说，“持之以恒”作为世 代相传的古训是每一代中国人向后辈传递的不可缺少的内容。然而，由于无 论哪项技能要达到精通都是无止境的，所以“持之以恒”的方针使我们的孩 子在有限的时间里只可能有“一技之长”，而难以“多才多艺”。
　　哈尔滨市曾从市内几十万儿童中选出了十名小明星去俄罗斯访问，这“十 小明星”个个都有一技之长。可是，在两国孩子的联欢会上，我们的小明星 只有四名能登台且孩子也荒废了学业，最后的结果是，孩子连年报考音乐附 中或附小却屡屡失败，孩子的钢琴之路已明显是黯淡无光了，可回去继续上 学又肯定已跟不上同龄孩子的功课，如此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由于付 出太大，又断了其他所有的出路，家长和孩子便只好在明知道学琴之路前景 不妙的情况下仍继续一条道走到黑。这样的结局无疑已表明，只开辟一条生 路是一种极不理智的选择，因为一旦此路不通时，孩子必将面临着缺乏生存
　　
技能的危机，而这显然是与父母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们中国人是比较重视培养一技之长的，作为一种生存技能，一技之长
显然是必需的。确切地说，一技之长是作为生存手段或生存工具以便使个体 自立于社会，这一点是大家容易达到共识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如何为孩 子确定一技之长的方向并具体地加以培养则是一个歧义百生的问题。值得指 出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说，“一技之长”的本意 是，在其他方面与一般人一样的情况下，又有某一方面很突出，而不是在什 么都不如别人的条件下只拥有一种技能。让孩子放弃一切只追求“一技之 长”，实际上是一种孤注一掷的赌博，赌注则是孩子一生的前程，一旦赌输 了，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表演，且对自己“一技”之外的其他项目一概不会。 而俄罗斯的孩子则是一人多能，且招之能上，上之能演。联欢会后，原计划 是举行一场排球赛，可因中方的小明星们根本不会打排球而只好改成大家围 成一个大圈传排球。当排球滚入游泳池里时，我们的小明星们大概是不会游 泳，他们只会大喊：“唉呀，怎么办呀？”而俄罗斯的孩子们却争相跳入池 中将球捞起。
　　在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中，总认为一项技能只有掌握到出类拔萃的程度才 会对人的生存境遇有所帮助，其实，年少时涉猎的各种技能，即使水平极有 限，也会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起到意想不到的正向作用。
我小的时候，父母要求我练书法，我其实毫无兴趣，练得不上心，水平
当然很一般，但比起没练过字的同龄孩子，字还是显得挺不错，于是学校老 师就让我办黑板报。由于办黑板报是个很需要创意的工作，所以很吸引我。 为了把板报办得漂亮，我自己学画画，配插图。至于绘画水平，也是非常的 “业余”。这种板报训练与正规的书法、绘画训练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因而， 尽管在学校里办了六七年的板报，我的字、画水平并没有多少长进。不过， 这种训练却使我对设计版面、配置题图、安排字号等一系列的事宜都非常老
道。
　　中学毕业后，按照当时的形势，多数人都上山下乡，最理想的工作就是 进工厂当工人。由于符合留城政策，我进了某家印刷厂。开始我觉得很兴奋， 认为有了一份好工作，可进厂后一参观，发现自己只喜欢一个车间，就是机 器维修车间，而该车间已宣布人员已够，不招新人，这使我感到极为沮丧。 可是在最后宣布分配名单时，我却意外地听到自己被分配到了维修车间。原 来，在等待分配的几天中，我为工厂办黑板报，作为资深“板报家”，板报 办得自然大大超过该厂原有的水平，结果被事事要强的维修车间主任看中， 特意要了我去为他争光。学生时代的一点小小本领帮我遂了工作上的愿望， 这是我年少时绝对想不到的。
　　这点小技能后来还帮了我一个大忙。大学毕业且工作两年后，我跳槽到 一家报社。一进这家人手不足的报社，就必须独挡一面地采、编、写全套工 作一齐上，不像当今的报社，新手上岗要先实习，并有“师傅”教。当时， 由于我读的是理工科，对办报纸的一切都十分外行，所以，最初真有些茫然 不知所措，只是很快就发现，在报社的一切工作程序中最需要技艺的就是设 计版面，而比起我当年在中学搞的板报设计要简化得多。所以，即使设计报 纸的版面于我是第一次且没人教，但还是干得很得心应手。后来，当我的一 位年轻朋友告诉我，他进一家报社干了两年都没学会版面设计时，我对自己 早年的涉猎和积累的相应经验感到很庆幸。
　　
　　我的体会是，年少时要尽可能地广泛涉猎，且不必有太多功利性考虑， 凭自己兴趣既可，也不必求“甚解”，更不必求出众。经历过的事作为一种 经验，总会在日后或帮你度过难关，或帮你解脱困境，或帮你意外遂宿愿。 在以往缓慢进展的传统社会中，持之以恒地学习和掌握一技之长就足以 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在当今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 的迅猛发展，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对于个体来说，不仅会面临原有的知 识和技能不够用、需要增补新知识和新技能的挑战，而且还会出现原有的知 识过时和原有的技能完全被淘汰、需要更换新职业的困境。面对这样的社会， 一技之长显然是不够的，而限于人的时间精力，要想多“技”且都“长”又 是不太现实的。看来，我们有必要反思传统的思维方式，同时寻找适应现代
社会的高效生存方式。 目前，从国有企业下岗的职工恐怕对具备多重技能有着更深刻的切身体
会，即使是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意识到知识老化和沦为新科盲的 危机。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对我们的生存技能提出了新的要中学毕 业后，按照当时的形势，多数人都上山下乡，最理想的工作就是进工厂当工 人。由于符合留城政策，我进了某家印刷厂。开始我觉得很兴奋，认为有了 一份好工作，可进厂后一参观，发现自己只喜欢一个车间，就是机器维修车 间，而该车间已宣布人员已够，不招新人，这使我感到极为沮丧。可是在最 后宣布分配名单时，我却意外地听到自己被分配到了维修车间。原来，在等 待分配的几天中，我为工厂办黑板报，作为资深“板报家”，板报办得自然 大大超过该厂原有的水平，结果被事事要强的维修车间主任看中，特意要了 我去为他争光。学生时代的一点小小本领帮我遂了工作上的愿望，这是我年 少时绝对想不到的。
这点小技能后来还帮了我一个大忙。大学毕业且工作两年后，我跳槽到
一家报社。一进这家人手不足的报社，就必须独挡一面地采、编、写全套工 作一齐上，不像当今的报社，新手上岗要先实习，并有“师傅”教。当时， 由于我读的是理工科，对办报纸的一切都十分外行，所以，最初真有些茫然 不知所措，只是很快就发现，在报社的一切工作程序中最需要技艺的就是设 计版面，而比起我当年在中学搞的板报设计要简化得多。所以，即使设计报 纸的版面于我是第一次且没人教，但还是干得很得心应求，即需要灵活的转 型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够适应多种职业的基本能力、基本 素质和思维模式。从实际生活中我们也不难看到，那些能快速接受新知识、 掌握新技能、适应新岗位的人是生存自如且大有发展前途的人。
　　要具备灵活的转型能力，知识结构显然不应是单打一式的“一技之长”， 而是广泛领域的多方涉猎，“持之以恒”的指导思想则必然要被“适可而止” 的学习战略所取代。考虑到社会现实，我们在学生时代，广泛涉猎多种学科 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是由于确立自己的真实兴趣需要进行比较与鉴别，另 一方面是由于适应社会工作需要多方面的能力。另外，在进行多方面的尝试 的同时，应当进行有取舍的选择，在此，当然不排除“半途而废”。其实半 途而“止”并非意味着“半途而废”，因为，此时而废的半堵墙常常会成为 彼时而立的整座楼的基础。
　　回溯过去，不知有多少人在“持之以恒”的道路上走向了成功，而展望 今天，在同样的道路上却有不少人已陷入了困境。在此，我们必须意识到， 新的时代需要有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知识结构、新的学习战略以及新的生存
　　
技能，而多方涉猎的“多面手”则永远不会使我们走入绝境。

“比较”的纵横差异


　　在北京的一些中小学里有不少外国人的子女就学，由于文化上的差异， 外国学生的家长同中国教师在教育观及教育方式上常常出现很大的分歧乃至 激烈的争辩。其中较突出的差异表现在，对学生的要求是使用单一标准统一 要求，还是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别而区别对待。外国学生的家长常常特别不满 中国教师用横向比较的方式要求所有学生都达到同一标准，并认为这种做法 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他们向中国的教师表示，自己的孩子根本没必要与别的 孩子进行比较，只要与自己的过去比有进步就足矣。面对如何评价孩子，中 国人与西方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评价方式。
　　在西方，教师尽量避免对孩子进行横向比较式的评价，对学生往往是既 不表扬也不批评，其理由是，批评了这个孩子会刺激他本人，表扬了这个孩 子会刺激别的孩子。这种有关评价的观念与我们中国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 尤其是表扬一个孩子就意味着伤害其他孩子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人很少具备 的。
有位中国学者去美国访问时，某天在饭馆里吃饭，同桌共餐的众人中有
两个小女孩，其中一个长得特别漂亮，以至于这位中国学者情不自禁地出语 夸赞。不料，另一位长得难看的女孩的母亲对他的这一行为提出了郑重的批 评，指出他当着两个孩子的面夸赞其中一个，实际上是伤害了另一个孩子的 自尊心。这位母亲的话使他懂得了一个他以前从未留意过的道理，也使他为 自己的虽无意却是不妥的行为深感惭愧。事后，这位中国学者还得知，这位 母亲并不是孩子的生母而只是养母，从而更钦佩这位美国母亲尊重孩子人格 的教育思想。
在中国的学校里，批评和表扬是教师最经常运用的教育工具。与西方教
师注意学生自身的纵向发展而避免对学生进行相互横向比较的作法正相反， 中国的教师最喜欢采用横向比较法，即利用小红花、小红旗等方式鼓励孩子 们竞赛，看谁表现得好。在中国，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当纠正孩子的不良 行为时常常是采取表扬其他孩子、以其他孩子作榜样的方式。所以，中国人 从小就学会用外在的、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特别是通过与他人的 横向比较来评价自己。
东西方人反映在比较评价上的纵横差异，其根本点还是在认识集体意志
与个体差异的关系上。中国人强调个人服从集体，在中国的学校，主要是以 整齐划一的集体活动为主，个体被要求与集体保持一致，如果出现不一致则 需调整自己的行为。在此，中国人强调群体意识而不是个体差异，甚至于不 认为存在着个体差异，因而学校总是用统一标准要求所有学生。中国的教师 对表现欠佳的学生最常用的批评语就是：“别人都能做好，你为什么就做不 好？”实际上，个体差异的存在是个不容否认的社会现实，中国学校的教师 对学生个体差异的否定态度其实质是否定这种差异存在的合理性，于是，要 采取各种措施以期消除差异。
　　相比较，西方人不仅承认而且非常强调个体差异，教师们总是根据不同 孩子的不同个性与能力安排不同的活动并作出不同的要求。西方的教育属于 个人中心型，其主要的特征就是重视个性、突出个人。西方的教师之所以有
　　
差别地对待学生，其目的是为了使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个 体。具有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实行的是不考虑个体差异的平均主义教育，其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每个孩子都能成为与他人保持一致的群体成员。
　　中外不同的教育观和教育方式根源于不同的文化。中国人注重个人与群 体的关系，不习惯于脱离群体，包括因出众而独立于群体。于是，与他人保 持一致便成为规范自己行为的依据及动力。由此，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横向比 较就是通过与大众化形象的比较来了解自己的位置和调整自己的行为。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理想的现代教育应当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包括东 西方教育观及教育方式的融合。我们当然没有权利要求西方人吸收东方文 化，但我们自己应当能够明智地意识到吸取西方文化精华的益处。仅就学校 的教育方法而论，横向比较式的评价法的确有着明显的弊病，首先，无视客 观存在的个体差异本身就是一种不科学的评价态度；其次，绝对化的横向比 较使个体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长处与短处，不利于学会采取扬长避短的生存 策略；第三，注重与他人比较必然会导致攀比心理定势的形成，这是造成众 多心理失衡的根源。
　　其实，绝对的纵向比较是不存在的，在由人群的相互合作构成的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作为客观现实已构成了自然比较，因而，对横向比较的强 调必然是一种过度导向。对于个人来说，我们无力改变中国人的这种横向比 较的思维习惯，但是，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弊端，可使我们在思考问题的 时候避免步入这方面的误区，从而能够正确地把握自己。作为学生，作为孩 子，我们难免被老师和家长用作横向比较的对象，但是，如何不受这种思维 方式的影响，如何摆脱传统思维习惯的制约，却是我们自己能够调控的。这 将意味着我们既要正视现实，又要超越以往；既要理解横向比较的客观存在 性，又要学生在比较中选择合适的参照物。

求同与求异


　　有位编辑把他十分欣赏的某作者的文章给我看，而我却不以为然，于是 他大叹：文人相轻！而我对他所下的这个结论还是不以为然，既然吃饭可以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并没有人认为这是食人相轻，为何文章就不能各有所好 呢。其实，不仅仅是文章，其他诸如择友、择业、择偶??事事都存在着因 人而异的口味。这原本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我们却常常对这些差异的存在感 到不舒服，确切地说，是对与己不同的异议感到不舒服。
　　从思维习惯上看，我们中国人倾向于求同而非求异。平时经常可以看到， 原本是一般性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可往往是争着论着就演变为人身攻 击，最后竟至反目为仇。其根本原因是，习惯于求同的中国人忍受不了由异 己、异议带来的心理压力，致使争议极易导致争吵乃至失去应有的理智。另 外，中国人一般不相信与持不同观点的人能和平共处，更不用说友好相处， 所以，人们对持异己观点者往往总是有着本能的排斥心理。
　　在国外，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即一个学生在求学于老师并追随于 老师数载之后，会因发现先师理论之不足而另立门户、另树理论流派，甚至 于同老师对着干。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很多学科的理论发展史实际上就是 学生反对老师的历史，而这种“徒弟”对“师傅”的“叛逆”则恰恰是学科 向前发展的动力。但是在我们中国，这种“叛逆”现象是很少见的。常见的
　　
倒是，老师因学生不同于自己的观点，而不让学生的论文通过。 中国的高等教育，包括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都实行的是“严进宽出”
的政策，即以严格得近乎苛刻的入学考试来把好学生的质量关，到学习期满， 只要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论文符合指导教师的要求，就都可以毕业。在此， 学生的毕业论文无论写得多平庸，只要没有违背导师的地方，就绝对不会影 响毕业。但是，学生如果违背导师的意愿且固执己见，那么，即使论文中的 观点富有创建性，只要过不了导师这一关，就别想正常毕业。因此，中国的 学生是不能也不敢背离老师的，同时也必然是难于超越老师的。
　　中国的考试制度可谓最完美的求同训练，它促使大家都朝着一个共同的 标准答案努力。这种趋同化的学校教育使中国的学生练就了寻找标准答案的 硬功夫。所以，在各种有统一答案的国际比赛中，我们中国学生总是技高一 筹、出类拔萃。然而，一旦超出了具体的框架、具体的限定，一旦面临“求 异”性的活动，如写出有独到见解的论文、提出富有创建性的观点、搞出有 突破性的研究与发明等等，中国的学生就不行了。因为，长期的求同训练使 我们的学生已经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独创能力了。
　　求同与求异的不同文化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美国的小学生独自在 图书馆利用计算机查找有关资料、并综合使用这些资料来写作诸如“怎样看 待人类文化”之类的作文时，我们中国的博士生考生还在专业理论卷子上做 着需要死记硬背并有着统一答案的填空题。实质上，学生能力上的缺陷反映 的是教育体制上的缺陷。目前导师制的研究生考试形式，驱使学生致力于摸 清导师的观点、思想，以便尽力迎和导师，而不是独立思考。由于最能圆满 迎和导师的人往往是其徒子徒孙，即本校学生，因此，中国的大学总是近亲 繁殖的最佳场所，于是便形成了一代更比一代差的状况。
在中国，文科类考试的论述题居然也有标准答案，即限定了论述的范围，
需包含的要点少则七八条，多则一二十条，少一条就扣相应的分数，所论述 的部分甭管答得多有创建性，没答出足够多的要点就别想得高分。毫无疑问， 这种“求全”式的“求同”必然是高精度的“求同”，这种高精度的“求同” 在现有考试制度的鼓励下已把重复前人的工作推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为了 达到这个高度，学生们必须精通于他人之他论，而倘若所记所背确属高论， 背记一番也算值得，但多数考试内容并无记忆储备的价值。
求同化教育的结果是思维僵化，从小接受的求同训练使学生们逐渐失去
了主动思考的能力。由此，我们的学校教育便培养了一大批出口成章但均引 他人语，挥笔成文且皆摘他人言的录音机式的“人才”。“求同”限定了答 案，同时也就限定了思维。答案是确定的，结论是前人已有的，这里不需要 我们自己的思考，只需要重复已有的定论，而停留在重复水平是永远不会有 创新的。
　　求同化的教育体系培养了求同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也会影响到 我们的人际交往活动。正是由于我们中国人不习惯于差异的存在，因而很难 容下别人的不同意见，更不会从对立面的观点中吸取有益的内容。
　　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人的创造力，越来越需要多样化带来的活力。为此， 我们有必要改变原有的求同化的思维方式，逐渐习惯于差异的存在，并能意 识到差异所带来的多样化与丰富化，进而学会在差异中发现启示，在差异中 发现反向思维，以及在差异中发现创新的突破口。
　　
“面包”与“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