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的时候，有位教力学的老师在讲授第一堂课时有一段令我记忆深 刻的开场白。他说，高水平的老师教给学生的主要不是知识，而是学习方法， 其道理就犹如给一个长途旅行者若干片面包不如给他一杆猎枪，因为面包总 有一天是要吃完的，而有了猎枪则能随时捕获到各种充饥的猎物。
　　这段比喻对如今的学生已经毫不新鲜了，而且现在还有了在语言上对比 更恰当的一些比喻，如“鱼”与“钓杆”。然而，在那至理名言并不流行的 年代，力学老师的这段教诲使我茅塞顿开。
　　我们中国的学校教育给了学生们很多现成的知识，让他们储存在大脑 里，用的时候就拿出来，很多老师就是这样教导学生的：知识装在你的大脑 里，那就是你自己的东西了，需要的时候用起来很方便。这就是我们的传统 教育观和传统的思维，并代表了我们中国人对学习知识、使用知识的基本认 识。这种认识当然很实用，只是有点短视。因为学生们接受的现成的知识不 仅仅是现成的食物，而且还是熟食，无需再加工，这些食物日子久了会馊、 会变质，即使有永远不会过期的食物，也总会有食物吃完饿肚子的那一天。 所以，从长远看，我们的孩子应当学会的是觅食的本领和加工食物的技能。 我们的教育应当使学生们在掌握一定的现成知识之外，还懂得如何寻找工具 以及寻找什么样的合适工具去猎取为自己所需的知识或信息，同时要懂得如 何分检、合成、提取、加工信息。
如果没有“面包”与“猎枪”的对比性比喻，学习方法很容易被理解为
吸收具体知识的技巧。然而，具有“猎枪”性质的学习方法并不是与吸收知 识等位的一种辅助工具，而是高于知识接收的一种学习战略。这里不仅包括 了如何有效地学习知识，而且还包括，在众多未吸收的知识类型中如何判断 和选择自己应学的知识，在自己已经学习的知识中如何进行是否继续学习的 取舍，以及如何评价各类知识与自己所应具备的知识结构之间的关系等等。 我的中小学是在文革中度过的，这段时期对于学生来说，最大的特点就 是没有书可读，想读书就只有通过各种途径向有书的人借。由于所借到的每 一本书都是来之不易的，所以，根本不存在内容的选择，那时我无论借到什 么样的书都如获至宝并记笔记以避免遗忘。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衡量自己吸 收知识的程度就是以借到书的数量作尺度的，至于书的内容是否有读的价值 则不存在考虑的余地。而到如今，书已多得根本读不过来了，于是“选择”
成了必需的，选择的能力问题便也随之突显出来。
　　从认知习惯上看，我们中国人往往是比较重视知识在量上的累积，注重 大脑储备知识的能力，注重对知识本身的拥有和占有，所以我们往往对“取” 知识很在行而对“舍”知识却不仅外行还十分陌生，同时，我们对于学习方 法和学习战略也常常缺乏足够的思考。
　　毫无疑问，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好枪法的“猎手”，而不是吃完了面包就 无“技”可施的人。但是，走在求学道路上的学生们主要还是依靠“面包” 来生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路不太远（考上大学就是目的地），有够吃 又现成的面包，谁还去苦心学打猎？又如路上没有猎物（考试就考死知识）， 有枪也没用。另外，缺乏经验丰富的老猎手，想学打猎也无处学。
　　学习方法比具体知识抽象，所以，就不如具体知识易于学习。同时，学 习方法也不像具体知识那样一目了然并可以在量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或衡量，
　　
所以，学习方法的效果缺乏直观性。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来自目前教育体制 上的缺陷，这造成了学生们必须依靠死知识来得到学业与职业上的保障，而 不能使自己成为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
　　值得指出的是，在信息爆炸的当今社会，积累知识的盲目性比以往有着 更大的危害，同时，有效驾驭知识的能力则显得格外重要。

发明家与书橱


　　我有个中学同学，他的动手能力特别强，经常搞一些小发明、小制作， 是个爱迪生式的人物。当年上中学时，他就自己制作了各种各样的无线电小 产品，包括自己组装电视机，要知道，那时我国可是一个没有电视的年代。 我当时非常佩服他，认为他是班里最聪明、最了不起的学生。可是令我不解 的是，他每次考试成绩都不好，还经常不及格。考大学时，他连考了两年都 未能考上他所喜爱的理工科，最后不得已改考了他并不喜欢的文科。毕业后， 他弃文从理，还是从事于他所爱好且擅长的电子行业，他的同事中当然不乏 理工科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可这些人尽管比他多了四、五年的专业训练，却 没有一个能在业务上胜过他的。
这个事例引起我认真地反思我们的教育。我过去曾认为这位同学应该训
练和发展自己的考试能力，这样他就相当完美了。现在想来，他要是像别人 那样发展了应付考试的能力，那么，他本身原有的创造能力就会消失殆尽。 毫无疑问，现行的学校教育所要求的学业能力与实际工作所要求的创造能力 之间存在着相悖的地方。
日本的有关研究发现，要具备较强的学业能力需要有三个条件：在一定
范围内擅长思考；大脑反映较快；小心谨慎不犯错误。而要具备较强的创造 能力也需要三个条件：不局限于原有的框框，敢于突破旧框框；不惜花费时 间进行深思熟虑；不怕犯错误。经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这两项能力的必备 条件居然是相对立的。也就是说，具有较强独创性的人在现行考试制度、教 育制度下不可能成为优等生，而擅长得高分的优等生却很少具备创造性。
观察现实生活中的周围人，我发现日本人的这一研究结论确有一定的可
信性。
　　我有个很熟悉的朋友，他是个博闻强记的人。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很佩 服他，因为他像个活百科全书，真可谓上通天文、下通地理，数、理、化、 天、地、生，无所不知，甚至于哪座山有多高，哪条河有多长，他也能一个 数都不差地说到小数点后两位。不用问，他考试总得高分，考大学也是一考 就中全国名校。从现行学校教育承认的程度来看，他无疑是个高智商的人才。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他的佩服感逐渐消失，因为，我发现了在 他博学背后的平庸。正像他认的生僻字远远超过了我，却写不出比我漂亮的 文章一样，尽管他知识的储备量很大，却没有在任何一方有所发展。另外， 他的知识都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即没有通过自己的分析、综合、整理，而只 是把知识原封不动地从书里搬进了自己的大脑。确切地说，他只是一个书橱， 即一个装书的柜子而已。最致命的是，他的思想保守，思维僵化，无论大事 小事，只要没有做过的事，他总是先考虑各种导致失败的可能因素，为自己 的裹足不前找借口。所以，他不仅是一个不敢“做”的人，甚至是一个不敢 “想”的人。这种类型的人无疑是应试教育典型的产品，遗憾的是，应试教
　　
育的正品往往是生活与工作中的次品。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博学”是能干以及干“大事”的基础。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把大脑只是当书橱用的人，只能把书上的东西照搬进大脑， 需要的时候再照搬出大脑。另外，当大脑充斥着已成定论的各类知识时，有 限的大脑空间以及太多的既成框架都必然导致对接收新东西的排斥，因此， “书橱”式的博学者必然是思维保守的人。固定的观念和饱学多读往往是创 造精神的最大杀手，实际上，阻碍创新的常常不是未知的东西，而是已知的 东西。随着知识的增多，人们逐渐适应和习惯了现有规范的约束，并下意识 地按照现有规范的思路去思考问题，由此，已知的东西便构成了阻滞创造力 发挥的障碍，“书橱”类型的人正是因墨守成规而终将一事无成。
　　按照我国传统的观点，搞发明、创造首先应系统地积累前人的知识，在 建立了完整的知识结构并有了雄厚的基础之后，再进行创新活动。前辈总是 这样教导我们，听起来也很符合逻辑。但是，面对知识爆炸的现代社会，这 种先积累后创造的传统创造程序显然是难以奏效的。当今世界，知识产品的 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在有限的精力和有限的时间里所能掌握的数量。知 识老化、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使人们常常处于疲于追赶的状态。如果我们一 定要先成为旧有知识领域的专家，再成为新知识领域的创造者，那么，最终 恐怕只能充当一下知识的存储器了。因此，新的创造程序应当是，创造与积 累同步进行，在创造中有针对性地学习，并在创造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传统的创造程序是将积累与创造截然分成互不关联的两个阶段，从而致 使很多人的创造力在漫长的积累岁月中逐渐消逝。为了及早开拓和利用我们 的创造力，必须将积累与创造这两个阶段合二为一，使积累与创造成为一个
互补、合作的完整系统。
　　另外，创造并非意味着不着边际的异想天开，恰恰相反，任何创造活动 不是毫无模仿痕迹的凭空出新，也就是说，独创与模仿并不是对立的。曾有 西方人断言日本人是世界上最没有创造性的民族，但事实表明，日本人并不 缺乏创造力，只是他们的创造是始于模仿。
模仿有三种类型，其一是“单纯模仿”，即原封不动地将样本仿制出来；
其二是“提炼模仿”，即将样本中于己有用的内容选学出来；其三是“综合 模仿”，即对多种样本进行比较、分析，最后综合产生出符合既定目标的新 产品。不难看出，这三种类型的模仿对思维能力的要求是逐级提高的。
每一个成熟的“样本”，都有着自身特有的结构、功能、制作特点及设
计思想。“单纯模仿”只能学到样本的外在结构和功能；“提炼模仿”可通 过在同类功能的样本中寻找借鉴，而学到原样本的制作特点和设计思想；“综 合模仿”则可在优化组合的基础上产生联想，然后推陈出新。随着模仿级别 的提高，模仿与独创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在综合模仿阶段，如果最终的综 合物全然不同于每个参考样本，则意味着已跨出了模仿的界限而走进了独创 的大门。
　　显然，从模仿是可以走向独创的，但独创并不是模仿的必然结果。要走 通这条路，首先，应具备强烈的创新意识，这样才可能对所有含有启示意义 的线索具有较强的感受力；其次，要有敏锐的判断力，能够在众多启示中找 到可导致创新的正确线索；第三，必须具备灵活多变的思维方法，从而使创 新设想得以成立。
总之，没有创新意识的人，无论积累多少知识，大脑也只能当个书橱用；

而有创新意识的人，即使是模仿，也能推陈出新，有着意外的发现。

灵感的分量


　　有位朋友为某出版社策划了一本文图并茂的儿童读物，他负责文字部 分，然后找人根据文字内容配画。最终的结果显然很成功，书的印数不少， 销量也很可观，这肯定是与他的总体策划新颖独特、文字富于童趣有着必然 的直接关系。但是，在付稿费的时候，出版社以他的劳动付出有限为由，没 有按事先的约定付策划稿酬，而只是按字数付了很少的文字稿酬。于是他大 感不公，认为他为出版社生产了剩余价值，他的劳动中不仅包含着有形的文 字，更重要的是包含着无形的智慧，出版社之所以能从这本书中赚钱，正是 靠着他的劳动与智慧，而出版社却剥削了他的剩余价值。
　　我很为这位朋友抱不平，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单纯的文字写作同总体 策划的工作量的确不能相提并论。策划中所涉及到的初期创意、总体设想以 及全书的结构设计都完整地体现着策划者的个性与独创性，这无疑是意味着 较高层次的智慧，也的确是为出版社创造价值的根本所在，而智慧的“无形”， 却使人们有意无意地将其忽略掉。
爱迪生那句名言“成功意味着百分之一的灵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人们已习以为常地将其用作“勤奋是成功的第一要素”的佐证。这似乎是无 可怀疑的，既然汗水占据着成功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的“量”，其勤奋的重要 性自是不可低估的。然而，如果我们不从“量”的角度而从“质”的角度来 分析，所下的结论便会大为不同。试想，在洒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之后， 若没那百分之一的灵感，则仍旧是与成功无缘，这足以显示出“灵感”的“量” 虽少，“质”却极高，它与勤奋的比值几乎是以一抵百。
在此，笔者并无意贬低“勤奋”在成功中的应有地位，谁也无法否认“灵
感”是以“勤奋”作为基础的这一事实，正像成功缺不了那百分之一的灵感 一样，也同样缺不了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只是由于我们中国人不太在意 “无形”的智慧，而常常无视“灵感”的独特作用，故有必要在此加以提示。 前不久，在一次笔会上，笔者高度评价了某报所载的某篇文章其观点的 新颖性。当场就有某报记者表示，那样的观点不算什么，他只是没写，否则 也同样能写出来。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浅薄语言我们在很多场合、从很多人 的口中都可以听到，可以说这是人们对他人创造之物的一种极普遍的心理反 应，而这种心理现象却反映出人们对“创造”的无知。从生活实际来看，别 人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的确会常常感到那是并不难以创造的，只是我 们没想到。然而，创造的价值就在于意想不到之中，创造的本意就是使某种 新观念、新设想从无到有。因此，对于那些无论事后看起来是多么简单的道 理、观点、设想，只要我们事前想不到，就必须折服于那拥有发明权的第一
人。
　　灵感之类的智慧产物之所以受到忽视，不仅仅是因其运作的过程“无形” 而难以直观看到，同时也是因其运作的结果在构成有形之物后，易于被人们 想当然地视作平常之物，而看不到个人的独创性在其中起到的支撑作用。另 外，精神产品难以评价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人们在按劳付酬时，对那些伴随着汗水和勤奋的各种辛劳、苦劳，都不 仅看得清也算得清，而对于那些交织着灵感和智慧的各种脑力劳作，则不仅
　　
是看不清也算不清。于是，从经济收入来看，便导致了如今的现实，即写书 的不如编书的，编书的不如出书的，出书的不如卖书的。类似的现象在各行 各业中都很常见，总之，越是需要创造性的劳动其收入却反而越少。客观地 说，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形成崇尚知识性劳动、崇尚创造之风的阶 段。
　　面对现实，也许我们会感到很无奈，因为灵感与智慧的分量尽管于成功 是很重的，但又的确是不易衡量的，这需要我们对知识与创造的内涵有足够 的了解。
　　有位在国内从事钢琴教学工作的赴美访问学者，当他在纽约的一家私人 杂货店购物时，在漫不经心的闲聊中为那位有心让自己的孩子学钢琴的华裔 店主详细介绍了钢琴初学者的入门诀窍以及如何巩固和提高弹琴技艺。结果 当他拿着买的东西要付款时，店主却不收他的钱，说：“刚才你给我上了一 堂钢琴课，对我的启发很大。你付出了劳动，我受了益，当然要付报酬，你 选的物品，就权当我应给你的报酬??”
　　这个故事显示了美国人对知识性劳动的重视，他们以付酬的形式来表达 对别人提供的知识技能的尊重。这使我联想到国内的相反情况，譬如，各报 刊记者往往在人物采访之后根据采访对象的言论写一篇采访录，稿酬则是记 者自己独拿。实际上，这是很不合理的，因为文章虽然是记者写的，但是思 路、观点等基本内容是被采访对象提供的，这份劳动理应得到报酬。又譬如， 某社会调查机构花了人力、物力搞了一项大型问卷调查，然后写了一份调查 报告投稿某报。该报认为原稿的可读性不强，于是让报社记者在原始数据的 基础上重新写了一篇，并以稿酬是发给写作者为由而没给那家调查机构一分 钱。在此，该报社显然是无偿占有了别人的劳动，无偿占有了别人靠脑力劳 动和体力劳动共同获得的有价信息。
在我国，无论是体现独创性的灵感或智慧，还是体现一般知识价值的思
路、观点、信息，都没有合法的渠道获得其应有的报酬，而最为遗憾的还是， 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且视而不见。尽管我们总是把“尊重知识”的口号叫得很 响，但由于不懂得知识的内涵，而致使不尊重知识的行为随处可见。

寻找自己的最佳位置


　　在某次搞社会调查时，无意中遇到了一位十几年未见的老同学，得知他 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挪地方，始终在某部委做行政工作，按他的话说是十几年 如一日地做一名小公务员。我想他一定是喜欢这工作，却不料他说他根本不 喜欢。问他既不喜欢何不换个喜欢的工作干干，他苦恼地回答，至今还没发 现有什么自己真正喜欢的职业。这位老同学在大学是学中文的，可他声称这 一生最讨厌爬格子，当年报考中文是因为仅中文有希望考上，他毕业后既不 想搞文字工作也不想教书，于是靠关系进了机关。他告诉我，他这辈子恐怕 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干什么以及适合于干什么。我则从心底里替他感 到悲哀，一个人居然大半辈子都在被动地生活而从未经历过主动的自我选 择。
　　人们最初的职业常常并不是最适合自己的，除了一些客观原因使得我们 不得已而为之外，也有主观上的原因，即自己也搞不清到底干什么更合适。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由于父母习惯于包办孩子的一切，所以，我们从小就
　　
缺乏自我选择的机会，久而久之便逐渐丧失了自我选择的能力。很多人升学 报什么专业、选哪所学校，以及毕业后在哪里就职都是由父母决定的，对于 这些人来说，生活中的每一步都不是通过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意志而迈出的。 据某城市对待业者的择业意愿调查，发现青年人的择业方向主要是家长的意 愿，完全靠自己确定择业方向者仅占待业者总数的 0.6％。看来，在选择职 业方面的茫然无措，对于中国的青年人来说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有位不相识的外地大学生看到我在某刊发表的某篇文章后给我写了封 信，倾诉了他由所学的专业和所喜好的职业之间的矛盾而带来的苦恼。我给 他回了一封不长不短的信，中心思想就是劝他少说、少想、多做，利用课余 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以验证自己是否真喜欢以及自己是否适宜或是否胜 任相应的工作，争取在毕业前通过社会实践搞清自己的职业倾向。
　　我们中国的年轻人缺乏一种“行不行，试试看”的尝试精神，“想”得 永远比“做”得多。另外，确立职业目标的年龄也非常晚，这是因为中国的 孩子不像西方的孩子那样从小就在课余打各种零工，因而中国人不像西方人 那样在达到求职就业年龄之前就已初步具备了熟悉各种职业特点和自己能力 特点的社会实践经验，这就造成了我们在选择职业时不可避免的盲目性。
　　尝试各种职业以便确立自己真正的职业兴趣是要付出时间代价的，如果 再带有盲目性，这时间的跨度会更大。有位老朋友的职业经历挺有典型性， 也颇有些戏剧性，值得在此一叙。
这位老兄在吃了几年“大锅饭”后，决心出来多挣些钱。想自己一知识
分子挣钱还是应以文字为本，于是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然后四处张贴广告， 承揽打字业务，他把我划在他的关系网里，让我帮他招揽英文打字的活儿。 可还没等我帮出成果来，他已把英文打字机换成了名片印刷机，然后又找我 帮他招揽印名片的活儿。等我刚招呼了几位同学的同学上他那儿去印名片， 他已把名片印刷机卖了，正伙同几个哥们儿在办印刷厂，又找我帮他招揽出 书的活儿，等我把自己的书稿整理好了找他去印，他却告诉我他已离开了印 刷厂，正在为某合资企业推销产品。由于他不再干与文字有关的活儿了，于 是把我这个书生从他的关系网里划掉了，所以我很长时间不知他的音信。前 不久在街头偶遇，得知他在这其间又连换了两家公司，不过始终在干推销。 我猜想，“推销”一定是他最终找到的自己最喜欢也最适合的工作了，却不 料他说，没什么可喜欢的，仅仅是挣钱而已。后来我了解到，他既不喜欢推 销也不太擅长推销，钱挣得也仅够平均水平。总之，折腾来折腾去，他还是 没有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而此时他已过了不惑之年。
　　考虑到社会的变化和就业市场的变化，要想早早地确立一劳永逸的职业 方向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尽早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和能力所长，以及 尽可能多地参与了解社会的各种活动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尽早做出准确的职业选择，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 可能高效率地利用有限的青春时光。
　　我们中国人从小就接受理解他人的训练，但是却很少花时间，花精力来 了解自己，所以，当我们精到于揣测他人心思的同时，却并不清楚自己的需 要、自己的渴望、自己的欲求、自己的爱好、自己的擅长、自己的能力，在 职业选择上的盲目性所表明的恰恰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应占据 的适当位置。
各种才能显现的时间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数理方面的才能表现得比较

早，而一些依赖社会经历的才能就必然表现得比较晚，如社会交往的才能、 人文方面的才能等等。另外，人们的学习兴趣与工作兴趣之间是有差别的， 譬如喜欢学习数学并不一定就喜欢从事数学研究工作。同样，能够做的事不 一定是有兴趣做的事。总之，确立自己的职业兴趣所在往往是在进行了一系 列的尝试之后。而且，当我们有了一定的经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还 会重新评价原有的兴趣乃至确立新的职业意向。
　　一个人若要客观地了解自己、评价自己，首先必须有足够多的、能够用 来观察自己的实践机会，而这恰恰是我们中国人在学生时代最最缺乏的生活 内容。因此，我们现在的青年学生应当吸取上辈人的教训，积极地参加到各 种展示自己多方面能力的实践活动中去，以提高了解自己的能力，同时积累 必要的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

认识自我与评价他人


　　某日，有位外地来京出差的小伙子，不知从哪儿搞到的电话号码，一个 电话打进我的家中，说是看了某学术刊物上所载的我的某篇论文，想与我切 磋一番，并提出希望面见。我当即表示，非常欢迎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只是 如今大家都很忙，如果电话里能说清就不必见面了。不料小伙子大为不满， 情绪激愤地对我说：“你会后悔的，因为你错过了结识一位伟大人物的机会！” 他用了很多华而不实却宏大惊人的语言来形容自己的伟大之处，但又没什么 具体内容，令我不免开始有点怀疑他精神有问题，经询问知道他 26 岁，毕业 于某医科大学，现在某医院工作。心想他既然在医院里当大夫，恐怕不会有 什么大问题，医院总不至于让一个精神有毛病的人给病人开药方吧。
其实，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无非是有点自大狂，仔细想想，周围也不乏此
类人。有的人在社会上还挺有身份，其他方面都没什么不正常，只是自夸时 有点病态化的过度，而问题的实质就是不能客观地认识自己。
中国人的精力都集中在理解他人和猜度他人上，于是对“自我”便难免
缺乏了解，结果有的人很自卑，而有的人却很自负，甚至是自负到自大狂的 地步。另外，有的人表面上很自信，喜欢自吹，自我感觉似乎很好，但对别 人的评语却非常敏感，稍有不佳评价就感到难以承受。这种人实际上还是缺 乏自信，也正是因为不自信才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而其内心深处却是十分 自卑的，即以表面的自信来掩饰深层的自卑。
从总体来看，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的，故对别人的评价就不
可能不重视，结果是，我们常常在有意无意中依赖他人的评价来认识自己乃 至评价自己，而自我认识能力差的人则完全用别人的评价来勾画自我形象。 由于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阶段，从不同的人那儿会得到不同的评价，所以 我们往往会因此而处于对“自我”的困惑之中并难以构成稳定的自我评价。 从评价他人来看，尽管中国人把绝大多数精力都放在处理人际关系上， 但在看待别人、分析别人和判断别人时准确率却也并不很高，主要是因为缺 乏评判的客观性，而且在主观化之外，还非常的定型化，即习惯于以固定的 框架来认识他人、评价他人，不注意变迁因素，更不注意相互矛盾、相互对
立的内容在同一个人身上共存的可能性。 人的自我是个多面体，对立面的共存是常见现象，如有的人平时很马虎，
但在某些场合、某些条件下却异常认真仔细；又如有的人看上去很乐观，在

众人面前总是欢声笑语，但内心深处却非常忧郁，并很悲观地看待生活中的 一切。
　　实际上，每个人几乎都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人与人差别仅仅在矛盾的 程度上。然而，多数中国人还是习惯于把个体看成是一个没有冲突的、和谐 的统一体，即基本特征始终如一地、无断裂地发展，一旦发现人物的基本特 征出现断裂或反向发展，人们就会觉得不可思议。譬如，一个人一向很大方， 突然有一次很小气，或一直很和善的人，突然恶语伤人，都会使周围的人产 生震惊感、意外感乃至陌生感，并把这一切解释为是这个人以往的刻意掩饰 而今日终于真相毕露，于是便从一种定型转向了另一种定型。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来自他人的定型化评价常常使我们有意无意地调整 自己在与他人交往中的自我形象，即我们会下意识地使自己在对方眼中的形 象尽量符合其原有的评价，而不管这一形象是否与我们自己的真实形象相 符。于是，我们会发现，当我们每天面对着互不相同的众多他人时，我们都 是在自然而然地展现着互有差异的众多的“自我”形象。
　　人的自我同时具有分裂性与综合性，有的人综合性倾向强一些，主要的 性格特征就比较明显，在此，有些与主要性格特征相矛盾的内容或被掩饰， 或被压抑而显现不出来，于是在外表上看就显得富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然而， 有的人是把各种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特征都展现出来，于是，自我的分裂 性就显得很突出，结果就易于给旁人以怪异感。另外，有的人有意无意地将 自己的不同性格特征，特别是相互对立的特征有选择地展现给不同类型的 人，其基点是以让别人易于接受自己的方式来展现自己。于是，必然导致一 个结果，即不同的人会对同一个人得出不同的评价，甚至是天壤之别的相反 评价。
人的性格是具有二重性的，即两种对立性格特征的共存，这使人的自我
形象也呈多重性并充满矛盾。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种现象在相当多的人 身上很不明显，其原因主要包括：个体有意无意地维护自我的主流形象；受 到他人评价的影响而有框架地限定了自我认识的范围。
我们中国人在认识自我方面远不如在理解、评价他人方面下功夫，但恰
恰是因为自我认识的水平有限而限定了理解他人的准确性以及评价他人的正 确性。也就是说，当我们有意提高理解他人的能力时，应首先提高我们的自 我认识、自我评价的能力。
近来，“情商”的概念从西方传入我国，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有人提出，
成功需要 70％的“情商”和 30％的“智商”，从而把“情商”抬到了相当的 高度。按照畅销书《情绪智力》一书的作者、美国心理学博士丹尼尔·葛尔 曼的概括，“情商”主要包括五个方面：认识自身的情绪；妥善管理情绪； 自我激励；认知他人的情绪；人际关系的管理。在此，“情商”的核心内容 是“情绪”，并分为对自身情绪的认识与管理，以及对他人情绪的了解、与 他人相处的技能。
　　其实，“情商”是与以“智力”为核心的“智商”一样，只侧重了自我 认识的一个侧面，对于成功来说，其影响作用仍然是有限的。自我认识的范 围应当包括智力、情绪、性格等各个方面，因而管理自我、认识他人的能力 就不只限于某一个侧面。然而，针对“智商”而提出的“情商”概念，其最 大的积极意义在于，把成功的要素从狭窄的智力领域扩展到自我认识领域乃 至人际关系领域。
　　
　　成功也并不意味着分门别类地妥善管理好自身的智力、情绪、性格，以 及与他人的关系，而是合理安排、有效组合自身的各种基本条件，这无疑已 构成了一个复杂的自我管理系统。由此，成功是与较高的自我管理能力紧密 相关的，而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或智力、或情绪、或性格的某单项 指标是否高超，而是取决于各单项之间的合理组合乃至最佳匹配。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某些基本的自身条件是较难变动的，如纯智力因素， 但认识自身的智力特点、性格特点及情绪特点并加以妥善管理的能力却是可 以经努力而不断提高的，而一个有较高自我管理能力的人，不仅能够较合理 有效地安排各项人生任务，而且在客观理解他人、摆正自己与他人之间位置 方面也有着天然的优势，于是便在自身与环境、主观与客观这两大方面都实 现了基本条件的最佳利用，从而大大提高了做各项事务的成功率。
　　总而言之，正确地认识自己和客观地评价他人是每个人处理各种社会生 活问题的基本能力，其中，自我认识能力又占据着更为重要的位置，这一能 力的高低常常决定了我们自身诸如智力等类的基本能力是低水平发挥，还是 正常发挥乃至超水平发挥。

完美与缺陷美


　　某日从电视里看到，一位记者正在采访一个普通家庭，主要是涉及家庭 教育问题。采访的结束语来自这个家庭的小孩，一个四年级的男孩，他说： “尽管我还没有达到十全十美，但我要争取做个十全十美的人。”这句话在 我看来，可以称得上是顶天立地的豪言壮语，因为“十全十美”就意味着没 有缺点、不犯错误，不要说一个小孩子，即使是一个比较理性化、比较完善 的成年人要做到“十全十美”又谈何容易？
中国人算得上是完美主义者，无论做什么事都希望能尽量完美，甚至是
好上加好。在我搞的一项问卷调查中，有关家长“对孩子做任何事的要求” 一问，71.38％家长回答“尽量完美”，还有 9.67％的家长的回答是“好上 加好”。即超过 80％的家长在要求孩子方面是追求完美的。可以说，“尽善 尽美”是中国人做人的最终目标。
仔细观察现实，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求“完美”实际上是不给“缺陷”
留有任何余地，即认为“错误”犯得越少越好，最好是不要犯任何错误，人 则是越完美越好，最好是不要有任何“缺陷”。这里涉及到我们对“错误” 的认识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人多认为，“错误”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只有坏 作用而没有好作用，或“错误”对一个人的发展只有负功能而没有正功能。 其实，在人世间，人们是注定要与“错误”相伴而与“完美”相去甚远 的。首先是人们不可能十全十美，因为“错误”是贯穿于任何认识过程的必 然产物，是限于人的认识能力而无法排除的客观现实。其次是人们不必十全
十美，因为“错误”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失败的感受。 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实际上，同样也可以说，“错误是创造
之母”。无论是在科学研究、各项事业的发展以及具体的生活中，犯错误、 走弯路都不仅是件坏事也同时是件好事，特别是对激发创造力来说更是如 此。因为，人们在出现错误、面对失败时，将不可避免地尝试各种可行的方 法以摆脱困境，这个过程也将必然伴随着诸多新思绪的迸发，而在许多新想 法新意念的激烈竞争中，创造性的思维过程必然得到极大的促进。

　　从我们今天的教育来看，求完美的教育就是一种不许犯错误的教育。从 孩子上小学一年级起，成年人，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就要求所有的孩子都要 考试得“百分”，甚至是”双百”，真可谓百分之百地求完美。在学习以外 的其他方面则要听大人的话，不能有自己的想法。特别是，要守纪律，不许 淘气。在如此“规矩”的规范下培养出来的孩子，思维的广度、灵活性、创 造欲以及求新求异的能力都很难有正常的发展。
　　“不犯错误”似乎是意味着没走弯路而有可能直达成功，然而，“没走 弯路”也意味着失去了接触更广泛的事物、开拓更多条道路的机会。也就是 说，“不犯错误”本身倒成了一种缺陷，即谨小慎微地防范错误将使个体深 限于狭小的固定框架里而缺乏拓展思路、广阔认识新世界的可能。
　　如果我们要求一个孩子完美而不犯错误，那么，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本 身就是一种缺陷，显然不利于孩子开发自身的全部潜能。如果要求一个科技 工作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那么，他的科研项目很难有所突破与创新。如果 要求每一个人都完美无缺，那么，这个世界肯定会显得非常单调、乏味。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有的人长得一表人才，举止得体，说话 有分寸，但你和他在一起就是觉得没意思，连聊天都没丝毫兴致。这些人往 往从小接受了不出“格”的规范训练，身上所有不整齐的“枝杈”都给修剪 掉了，于是便失去了个性所独具的风采和神韵，变得干巴、枯燥，没有生机， 没有活力，故很不吸引人。客观地说，在人物性格上的确存在着“缺陷美”， 即在实际生活中，那些性格有“缺陷”而绝对不属于十全十美的人反而显得 更具有内在的魅力，也更具有吸引力。
求完美的习性使我们中国人做事比较小心谨慎，生怕出错，因此，必然
导致保守、胆小等性格特征的形成。从思维类型上看，求完美的人不敢想也 想不到在常规范围之处去寻求新思路，因而与新创意、新设想便总是无缘， 于是便缺乏创新能力。从性格类型上看，求完美的人比较讲究社交规范，因 而与风趣、幽默是不大相干的，于是便缺乏个人魅力。
总之，求完美的结果容易导致死板，包括思维的死板和性情的死板，同
时，也容易阻滞“活”的内容生成，包括灵活的思维方式、活跃的性格特征 等等。看来，不苛求完美，不怕犯错误，同时善于在错误与缺陷中寻求新发 现不失为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观。

人性评价的困境


　　前不久，媒体曾大肆报道过一则新闻，某正在监狱里服刑的犯人，在假 释回家探亲期间，因奋不顾身下河救落水的儿童而不幸溺水身亡，其父母在 悲痛万分之时没提别的要求，只是声泪俱下地恳求组织上能为他们死去的儿 子授予“烈士”的称号以便换下那令全家人蒙羞受辱的“犯人”称号。显然， 这是一道具有高难度的伦理难题。
　　这位具备犯人与英雄双重身份的人，年仅 24 岁，入狱的原因是出于仗义 帮哥儿们打群架且致人重伤，受伤者后因抢救无效而死亡。据监狱管理人员 介绍，该小伙子在狱中始终表现不错，由此受到减刑、假释、表扬等多种形 式的嘉奖，平日他也一向爱帮助人，故救人之举并非偶然。我们中国人历来 是讲究“盖棺定论”的，而此例中的主人公却在盖棺之后难以定论。其中之 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被他所救的那个孩子的父母及亲属来说，他无疑是
　　
大德大善的救命恩人，是舍己救人的英雄；而对于被他打伤致死的那个青年 的父母及亲属来说，他又显然是伤残人命的有罪之人。面对如此不可调和的 矛盾定论，作为其他非当事人的旁观者，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在想，这件事若放在西方社会恐怕不会出现如此这般的评价困境，因 为在西方，昔日的社会名流、英雄人物即使因犯法而入狱，其崇拜者之众多 也丝毫不减当年。这其中的差异主要在于东西方人在理解人性和评价人性的 不同方式上。一般来说，西方人注重分阶段、分层次地评价一个人的功与过， 东方人则注重人性发展的连贯性。
　　中国人看人是比较固定化的，俗话说，“三岁看老”，三岁的性情就能 定终生了，更不要说一个成年人的人品如何被定型化。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 人物性格都是前后连贯统一的，双重性格或多重性格的人物几乎是看不到 的。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常常是采取“三七开”的方式，但是，对于那 些是处在舆论评价为善恶两个极端的历史人物则多是采取百分之百的否定或 百分之百的肯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相互间的看法也常常是没有伸缩变化 的余地，即人们习惯于用一个现成的固定框架来套一个人的所有言行，这种 一成不变的思维方式、判断方式在解释复杂变化的人性时则难免会陷入矛盾 的评价困境之中。
在现实中，中国人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都认为被推崇为英雄的人
物应当是完美无瑕的，而且是整整一生都完美。由于我们是把英雄作为理想 化的楷模来仿效，故容不得英雄身上有丝毫污点存在，或者说，我们认为经 不起推敲的人是难以作为榜样的。
从理论上讲，中国人一般认为，人性发展具有连续性，正所谓“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无论好人还是坏人都是长期的德性日积月累的结果，意 即好人就是长期行善的产物，而坏人则是长期作恶的产物。这种绝对化的观 点，显然无法解释善恶共存的复杂的人性现象。其实，对普通人来说，善恶 共存现象并不是表现在极善与极恶之间，而多是在中小善与中小“误”之间。 这里的“误”即错误、失误等大大小小的过失。
我们不敢说世界上就没有十全十美的至善者，但这肯定是极少数，就犹
如健康的肌体也会时有小病侵扰一样，完善的人也会时有小误出现。这样的 道理，其实任何普通人都懂。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敬英雄实际上不是在 敬人，而是在敬“神”。我们是把英雄作为一种完美无缺的做人标准，作为 衡量我们自己行为的参照尺度，而尺子是必须精确、万万不能有误的。这里 所显现的误区是，一个人做了好事以后，我们总是提倡向这个“人”学习， 包括这个人的一生，而不是集中学习这个人具体的好行为。
　　实际上，英雄人物被神化的具体过程是人为的，而有删改的宣传使大众 看到的英雄则是失真的。记得当年我小的时候，只知道雷锋叔叔是世界上最 勤俭的人，他穿很旧很破的衣服，因为在展览中看到了他那补丁落补丁的袜 子，却不知道雷锋叔叔也有呢子裤、有夹克衫、有英纳格手表。在当时我的 心目中，雷锋叔叔除了做好事不会干别的也没时间干别的，殊不知雷锋叔叔 是个爱唱歌、爱跳舞、生活上很有情趣的人。正是缺乏真实性的媒体宣传， 拉开了英雄人物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并致使人们将英雄这一整体都冠以超 现实的形象。于是，来自普通人的英雄一旦被列入对外宣传的英雄榜，便被 罩以“神圣无瑕”的光辉。
其实，当我们用辩证的、阶段性的、层次化的思维方式去评价人时，就

可以避免因人性的复杂合成性而陷入矛盾的困境；而当我们以普通人的心态 去理解真实中的英雄人物时，将会找到一个更接近于实际生活的学习榜样。

代际间的错位


　　在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节目里，有一期题为“父母眼中的孝子”， 台上的特约嘉宾分为中年和老年两代人。讨论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老 年人希望成年子女能多回家看望父母并多同父母一起交流；而中年人则希望 老年父母能体谅子女的生活负担而不要有过多的依赖性要求。在此，两代人 都希望对方能体谅自己，同时也流露了相互的不满。
　　同样是在“实话实说”节目里，还曾播出过另一台涉及代际关系的节目： “今日怎样做父母——学会关心”。当时，现场观众里有一位女学生对当今 的一代父母提出了一个既尖锐又很有水平的问题：父母只关心孩子的物质生 活而非精神生活，对“心”不关心就不是真正的关心。孩子们提出“关心的 含义是什么”这样一个非常实质性的问题，而原有的讨论主题“学会关心” 则可具体化为“学会关心什么”，从而使这场讨论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 很可惜，讨论的高潮因为主持人缺乏问题意识而未能形成，主持人没有抓住 这个能导致热烈讨论、能深化主题的问题来组织现场讨论。
两代人对“关心”的认识是有差异的，尽管父母们认为他们对儿女的关
心是“身”、“心”兼顾的，实际表现出来的却是以“身”为重，而且他们 希望儿女们也能以嘘寒问暖的方式来关心父母；年轻的一辈则认为关心应以 “心”为重，两代人应以谈心、交心的方式表示相互间的关心。看来，显示 在“关心”的具体内容上的这种差异，成为两代人相互错位的焦点。
代沟的基础是不同代人之间的年龄差，然而，在一个家庭中，两代人的
年龄差是恒定不变的，可代沟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一般来说，未成年的少 年子女与青壮年父母之间的冲突主要体现在有强烈独立意识的子女对父母过 度限制的反抗；已成年的青年子女与中老年父母的冲突则主要体现在生活方 式、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中年子女与老年父母的冲突主要体现在父母对子女 的情感需求增加与子女陪伴父母的时间有限这一矛盾上。由此，代沟的实质 是反映在年龄差背后的不同代人之间的多重差异，诸如生理差异、心理差异、 生活经历的差异、思维模式的差异、社会角色的差异等等。
有位母亲抱怨，她本人有哮喘病，一犯病就咳嗽不止，每逢此时，她那
17 岁的女儿非但不体贴关心病中的妈妈，还嫌妈妈制造了噪音，影响了她的 学习，并责问母亲为何不忍着不咳。不同代人生理上的差异虽是明摆着的却 是人们易于忽略的。青少年由生理发育而带来的心理困惑和情感突变常常不 为其父母所注意，同样，中老年父母由身体衰老而带来的身体不适、心理异 常乃至情感依赖化也往往不为其子女所知晓。不同的身体条件、生理背景是 构成不同代人心理差异和情感差异的一个基本因素，也是构成不同代人相互 理解发生困难的一个基本障碍。
　　社会角色的差异致使不同代人的生活中心和生活的注重点大为不同。以 学校生活为主的青少年，生活的中心是学校，最关注的是与学校背景有关的 事件，最易受影响的是同龄群体。以社会生活为主的成年人，生活中心是单 位和社会，更关注于单位里的事情和社会事件，考虑问题易于从社会生存角 度出发。以家庭生活为主的老年人，生活的中心是家庭，最关注的是家庭成
　　
员的身体健康和相互关系，对家庭的亲情需求最大。生活重心的不同使不同 代人有着不同的生活兴趣和不同的生活关切点，以及时间、精力的重点分配 的不同。
　　生活经历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不同代人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 人们思考问题的基本方式和判断事物的基本标准，是伴随着具体的生活经历 而逐渐形成的，因而不同代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同 时代的烙印。从小看着电视长大的这一代青少年与他们那听着无线电广播长 大的父母们相比，在看待事物的方式方法上必然是存在差异的。同样，在文 革中度过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中年人与他们那在大跃进中度过青年时代的父母 相比，在理解问题的角度上也必然是有出入的。
　　显而易见，代际间存在着多方面的错位，当中年父母们从长远的社会生 存角度来筹划和安排其子女的学业和职业时，他们的青少年子女们正热衷于 自己的业余爱好和自我追求而没兴趣理解父母的实际考虑乃至合乎逻辑的大 道理；当老年父母们淡化了人世间的沉浮而将目光收回到家庭中时，他们的 成年子女们正在外面忙着各种功名利禄而没功夫回家。
　　青年人对外部世界总是充满了好奇和渴望，他们一心要挣脱父母的束 缚，从家庭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老年人在社会上闯荡了一生，走累了也走厌 了，希望从喧嚣的世界退回到宁静的家庭里去。中年人则总是最繁忙的一代， 他们在社会舞台和家庭舞台上都是主角，经常会面临内外交困的处境，同时 也常受到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夹击。
代际间的错位是一种客观现实，同时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代与代之间如
果没有这差异，没有变迁，人类也就不会有进步。我们以往习惯于视代际差 异的存在为代际冲突的根源而趋向于力图弥补和消灭这一差异，其实这是徒 劳的。我们需要做的应当是，接受代际差异的存在，从差异中了解社会的变 迁，从差异中了解与自己不同代的人的基本特征，从差异中调整自己以便更 恰当地适应社会。另外，从缓解代际矛盾和代际冲突来看，对于我们中国人 来说，保持代与代之间的相对距离和相对独立性是至关重要的。

年龄与人生安排


　　我 30 岁那年，读研究生还没毕业，在我母亲看来，求学即使不是什么耻 辱的事，但到了而立之年，我还只是一个靠奖学金度日的学生却不是一件值 得夸耀的事。我的一位老年亲属甚至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唉呀！你这是读 老学啊！”无疑，当时的我在老辈人的心目中就犹如科举时代的老童生。在 实际生活中，中国人往往是依据年龄与人生安排的对应性，来作为判断一个 人的生活是否正常、是否符合社会习俗的基本标准。
　　对于中国人来说，每一个年龄都对应着相应的人生任务，每个年龄阶段 都要达到一定的人生目标，正如古人言：“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 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不逾拒。”古人按年龄做的人生安排至 今影响着我们。在求学的年龄要以学为主，而一旦过了而立之年，甚至不惑 之年却还在忙于求学而不是立业时，则容易被周围的人视作不正常。
　　年龄与人生安排的严格对应性造成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比较刻板的。 不知有多少人为了符合固定的生活模式而刻意扭曲自己、勉强自己，从而导 致了一生的不幸。年龄与学业的严格对应性则造成了中国人仅仅在青少年时
　　
致于学，教育被限定在人生的一个特定阶段中，正如俗话所说，“三十不学 艺”。由此，中国人在求知方面是很有惰性的，如果没有外力的促动，如求 职的需要或本职工作的需要，离开学校的人是没继续学习的动力的。至于中 老年人，则更不会再学习新东西，而且不仅如此，过了青年期的人们甚至是 羞于学、耻于学习新东西，结果只能是靠年少时学得的老本“混”度后半生。 这是造成我国人力资源的利用率低、社会进展缓慢的一个潜在因素。
　　年龄与人生安排的严格对应，不仅仅反映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人生价 值观，而且也反映出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在此，人生被阶段化了，人成了生 活模式的奴隶，其结果必然是导致代与代之间的进化速度慢，社会变迁则必 然要面临着强大的滞后力量。
　　在现代社会，科技发展迅速，人们知识老化的的周期也越来越短，因此， 职业变换和职业培训变得越来越普遍，终生教育的概念开始引起人们的注 意，这对人们原有的仅少时志于学的传统观念是个极大的冲击。特别是近期， 无论是青年人还是中年人都在待业、求职的过程中开始意识到，学习新知识、 新技能并没有随着学校生活的结束而结束。一般来说，人们在学校里的学习 动力往往是来自升学的需要、家庭的要求以及获取文凭的愿望，而进入社会 以后，学习的动力来自求职的需要、工作的要求以及获取生存技能的愿望。 毫无疑问，习惯于定阶段学习的中国人在适应新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将逐 渐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概念，即学习是贯穿终生、贯穿各个年龄段的人生任务。 学习与教育的阶段化，主要是人们认为，只有儿童和青少年学习比较容 易，成年后的学习能力逐渐衰退。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人的学习能力 的顶点是在 25～29 岁，30～50 岁是平稳的高原期，50 岁以后开始下降，60 岁时相当于 20 岁的 90％。这就是说，30～60 岁的学习能力并不比 20 岁左右
时差多少，这比人们以往对中老年人的学习能力的估计要高得多。
　　记得当年，在大学里学基础课时，年纪轻的同学明显的占优势，成绩好 的多是那些从高中直接考入大学的“应届生”。然而，一进入专业课的学习， 名列前茅者都换成了岁数大的“老三届”，由于他们多在工厂干过，有着大 量的实践经验，故在学习需要较多感性知识的专业课时就比别的同学要得心 应手。
一般来说，数理学科对人的纯智力水平要求较高，而对其他方面能力的
要求相对较低。相比之下，工科需要较强的实践能力，如动手能力及实际操 作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是同参与必要的实践活动分不开的。文科则需要较 强的阅读理解能力以及人文思考能力，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广泛阅读，而且需 要有相应的生活体验。总之，数理学科由于其学习对象是易于定性定量的物 质世界中的自然现象，学习内容多是理解和接受前人的现成知识，答案也基 本固定且单一，故数理学科对人的学习能力的要求比较单一，对人的理解能 力的要求也比较单纯，而其他学科所要求的能力则呈多样化，虽然也要求纯 智力方面的能力，但所占的比重相对小一些，特别是人文学科，往往对主体 的情感体验、社会经历有所要求，而这些内容积累的多少又常常是与经历时 间的长短成正比的。因此，人们在学习不同的学科时，年龄优势是相对的。 对于理科，人越年轻学起来越容易；对于工科，实践经验越多学起来越容易； 对于文科，思想越成熟学起来越容易。
　　从现实来看，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学习与教育的终生化应该成为对传统 人生安排的一大修正。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一方面，要注意通过不断学习
　　
来更新头脑、更新知识、更新技能、更新观念，另一方面，则不要因一时的 考试失败、求学中断而认定学习阶段的结束。
　　我的一位同事，最近考上了博士研究生，她已过了不惑之年。最令我感 叹的是，她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按照社会上通行的说法，就是“没有学历”。 待我得知了她的生活经历之后，发现其中很有些人生的启示。
　　高中毕业后，她在同龄人或下乡务农或进厂务工的时候，很幸运地入故 宫学满文，然后翻译清史的资料。此时，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周围的人都认为 她运气好。可是，高考恢复之时，按国家的规定，因她所从事的工作而不允 许考大学。看着不少昔日务农、务工的老同学都上了大学，这时的她觉得自 己真是倒霉透了。几年后，出国潮风起，在别人既苦读外语又荡尽钱财却还 是出不了国时，她被德国的满学研究机构邀请去讲学，她再一次沾了学满学 的光。可是，由于没有学历，她在德国的 4 年只是工作而未能圆了上学的梦， 因为按德国的规定，她没有资格读研究生，于是她只好回国求发展。回国后， 她马上加入了考博的热潮，在别人均因外语不及格而纷纷落榜时，她却因拥 有熟练的德语和稀有的满语而榜上有名。不难发现，在她的生活历程中，同 是“学满文”这个生活经历，却使她在不同的时期里获得了“好运”与“坏 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安排。
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仔细观察周围的人以及我们自己的人生
经历，也的确是如此。“得”与“失”，“福”与“祸”的意义永远是相对 的。因此，大可不必为一时的得失或得意忘形，或意志消沉。对于学生来说， 中考、高考的失利也许是最大、最直接的失败，然而，如果我们具备了终生 教育的学习观念，并拥有了包含相对意义的得失价值观，我们就一定能够度 过这一关卡，并以此作为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生存能力与智慧


　　生存能力是一个人在社会上正常生活的最基本的能力。然而，这一能力 已成为目前中国孩子最为缺乏的能力。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孩子的生存能 力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记得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在小学低年级时就会 做一家人的饭菜了，而现在的许多中学生，甚至上到高中毕业，却还不会为 自己做一顿诸如煮挂面、炒鸡蛋之类的最简单的午饭，更不用说一些比较复 杂的饭菜。至于不会用手洗衣服、不会缝扣子的孩子则更是大有人在。
以前的孩子可不是这样的。回想起文革中的“野营拉练”，当时的中学
生和一部分小学六年级的孩子都参加了这一历时一个月的行军活动，孩子们 的年龄在 11～16 岁之间。要说条件还是相当艰苦的，首先是走山路，要不断 爬山，比不得走平坦的大马路；其次是要负重，要背上自己的行装，比不得 空手行军。当时正逢冬季，每个孩子除了要带必备的洗换衣物、脸盆及各种 必备的生活日用品外，还要带棉被，所以，每个人的行装都是很大的背包。 那年我上初一，身高只有一米五，背上背包后，从身后根本看不到脑袋。记 得出发前，母亲为我准备行装时真是左右为难，被子带薄了怕冻着，带厚了 又怕背不动。
　　仔细想想过去颇为感叹，同样是孩子，可那年月的孩子比现在的孩子要 能吃苦也能干得多，每日天不亮就起床，长途行军至黄昏，然后留宿山乡。 我们这些来自城里的孩子都是自己上井台挑水、围着火灶烧柴点火做饭。值
　　
得一提的是，男孩子们的做饭手艺一点不比女孩子们差，不仅能裹腹，而且 还能像女孩子们那样尽“原料”之可能做出各种花样来。那时候，不会做饭 的孩子是极少数，不像现在，会做饭的孩子倒成了珍品。
　　从生活能力来看，现在的孩子的确不如以前的孩子能干，而孩子不能干 的原因除了生活条件好了，家务的手工劳动逐渐被机械化和电气化替代了以 外，主要还是家长和孩子自己不重视这方面能力的培养。中国的家长们多认 为，学龄前的孩子太小不能干家务，上了学的孩子要以学习为主不应干家务。 所以，孩子们的生活能力便无从培养。
在一项中日比较问卷调查中发现，日本的孩子每日参加家务劳动的人数
占 30.9％，而中国的孩子只有 14.4％；日本的孩子干得最多的家务劳动是“烧 饭、吃饭前后的帮助”，而中国的孩子干得最多的家务只是“整理自己的房 间和物品”。其实，确切地说，“整理自己的房间和物品”只能算生活自理 能力，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务劳动。
　　家长不让孩子做家务，主要还是为了保证孩子的学习。然而，人的生存 毕竟是首要的，生活能力太低终究会对学业产生负性影响。我的邻居家有个
15 岁的男孩，非常聪明，曾多次获市级数学竞赛的冠、亚军，由此被某全国 重点大学看中，打算破格录取，可他和他的家长都决定放弃，问及原因却非 常简单，只因该男孩完全没有生活自理能力，无法应付大学的独立生活。其 实，中国的大学都有食堂和宿舍，食宿这两大基本的生活问题已无需自理， 大学生最大的生活问题也无非就是洗洗自己的衣服，整理一下自己的内务而 已。遗憾的是，这个孩子不能独立生活并不仅仅是不会洗衣、做饭，他实在 是连最基本的日常起居也没有独立料理的自信。究其实质，最关键的还是缺 乏统筹安排自己生活的能力，在此不仅包括处理生活事务的一般能力，而且 包括对各类具体问题做出决定的决策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由此 不难发现，生存能力不仅包括那些能延续生命的具体生活能力，而且也包括 那些能保证学习与工作正常进行的基本社会能力。
中国的成人习惯于将孩子干家务仅仅与劳动观念相连，而“观念”是不
一定非要具备的。其实，从事像洗衣、做饭之类的家务劳动，首先培养的是 生活能力，这是一个人生存的必备能力。除此之外，对于少年儿童来说，家 务劳动还具有多方面的益智功能，如操作洗衣机可以懂得一些洗衣机的基本 原理；买菜可以提高心算能力；做饭可以学得一些生活常识和科学常识。特 别应指出的是，当孩子在了解了各种蔬菜的品种和市场价格后，并根据家庭 成员的喜好而做出购买决定的同时，以及当孩子在安排一顿饭并完成炒菜做 饭的一系列步骤的同时，也是在培养和训练判断能力、决策能力、运筹能力， 这些能力无论对科学研究工作还是对组织管理工作都是极为重要的基本能 力。
　　很多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都非常感慨地发现，到国外后最感缺乏的能力 不是学习能力，甚至不是外语能力，而是一向不大为中国人所注意的生活能 力和决策能力。中国的父母总是代替孩子做出各种决策，小到选择食品、衣 物，大到选择学校、专业、职业，乃至择偶。从小缺乏决策能力训练的中国 人到了美国这种充满选择机会的环境，往往会出现不知如何做出决定，不知 如何做出选择的心理恐慌。与西方的学生相比，中国学生的考试成绩总能名 列前茅，可是一旦到了由自己选题做论文或独立做研究的阶段，中国学生的 优势就不复存在了。在猜题和揣摩老师意图的训练中长大的中国学生，一旦
　　
处于没有限定、可以独立自主做出决定的自由状态，反而不知该干什么了。 我们中国的孩子所缺乏的一系列能力，有一个核心根源，即太缺乏实践。 我们的孩子，不仅在家里是只读书不动手做事，在学校里，也是动脑多而动 手少，有关实验操作、模型制作等课程都极为有限。其实，很多说起来似乎 是很抽象的能力都是源于各种实践性的活动，即解决问题的智慧是来自于解 决问题的具体过程，而决策能力则是从大大小小的选择过程中逐渐锻炼出来
的。
　　以前的孩子之所以能干，是因为以前的父母没有代劳的习惯，而孩子们 也没有依赖的习惯。另外，由于当时的生活条件所限，实际生活中到处都是 困难，需要孩子们随时随地不断地动脑、动手去解决。譬如最最基本的吃饭、 做饭问题，那时没有煤气灶，都是用烧煤块或煤球的炉子做饭，要保证炉子 不灭是要有技巧的，而一旦炉子灭了，如何把炉火重新烧起来仍然需要技巧。 回想起当年的孩子们的厨艺，我至今仍感叹不已。作为南方人的后代，我在 做面食方面是很无能的，所以，我当时非常佩服那些出自北方家庭的孩子， 他们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个个都做得一手好面食，像包子、饺子、馒头、 窝头、花卷、馅饼，真是无所不能。想起来也觉得滑稽，如今有很多单位里 的厨师说是有三级乃至二级厨师证书，可那制作面点的水平还不如当年我所 认识的那些只有十来岁的普普通通的男女孩子。
过去的孩子对生活中的困难是习以为常的，他们总能坦然地面对困难并
想方设法地解决困难。日久天长积累了经验，便有了智慧的基础，以后则愈 发不怕困难，也 愈发有能力解决困难。而现在的孩子一面临困难就非常畏难， 他们也实在想不出应对的办法，于是便总是等着父母来帮忙，结果是永远没 经验，永远没办法，也就永远不能自信地面对困难。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 环，由于当今的孩子缺乏实践性的活动，缺乏来自亲身参与而获得的经验， 所以，他们便普遍地缺乏一种综合性的智慧。这种智慧包括坦然地面对困难， 冷静地分析情况，果断地判断得失，巧妙地设想解决办法，从容地实施对策， 失败后再适时调整策略并毫不气馁地进行新的尝试。
概括地说，生存能力体现为对艰苦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面临困难时摆脱
困境的能力。从实际考虑，通过家庭日常生活来培养孩子的生存能力，可以 说是最简便易行的途径，其过程可分为 4 个阶段：对于婴儿，主要是培养孩 子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家长不要给予孩子过多过细的照顾，要留有余地，即 给孩子留有发展自身能力的余地；对于幼儿，主要是培养生活自理能力，家 长不要过多地帮助和替代孩子做事，要提供机会，即给孩子提供发展自立能 力的机会；对于学龄期的儿童，主要是培养家务劳动的能力，家长要适时适 量地分配孩子干一些家务活，要创造条件，使孩子有机会经历困难，从而增 长克服困难、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于青少年的孩子，则应当让他们尽可 能地学会做所有的家务话，并给他们适当的机会独立处理一些家庭事务。
　　总之，中国人的养育观念和养育方式都有待于朝着有利于孩子性格发展 的方向改进，而生存能力这一人类生活的基本能力在当今的家庭教育、学校 教育乃至社会教育中都需要给予新的认识与加强。

信息时代的人才观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在谈中美教育比较时指出，美国的教育比

较重视启发式，中国的教育则比较重视灌输式。他认为两国的教育各有优劣， 应该相互取长补短。谈到各自的短处，他认为美国的教育太放任，结果美国 的孩子不懂得吸收前人的经验；而中国的教育太约束，结果中国的孩子知识 面窄且胆子太小，总觉得书本上的知识是天经地义的，不敢随便怀疑。总之， 美国的学生有自主意识、独创精神，但他们是创新有余、积累不足；而中国 的学生是基础扎实、善于吸收前人的知识，而却是积累有余、创新不足。
　　我国的学校教育，无论是中小学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太注重记忆，总 认为学习就是吸收知识，而把知识都记在脑子里就是真正学到了东西。这种 传统的教学方法在各级学校里都占据着统治地位，积累和学习前人留下的知 识遗产则成为中国学校教育的全部内容。
　　从数学课程来看，中国的难度要远远高于美国，中国学生的数学能力要 远远强于美国。因此，各种各样的学科考试、竞赛，美国学生都不是中国学 生的对手。然而，尽管拿奥林匹克数理化学科竞赛的奖牌美国人比不过中国 人，但拿诺贝尔科学奖的奖金，中国人则远比不上美国人。根本的原因是， 美国人是讲究实用的，学校教育明确是为了培养创造型的人才以便生产创造 性的产品。美国人的数学是不太行，可是数学工作自有计算机来干，在这方 面，机器比人要能干得多。重效率的美国人是用大脑来思维、创新的，而不 是统计数据和贮存知识的。
美国教育的智慧之处在于，训练学生学会运用人类已创造出的各种工具
来代替人脑工作，包括列式计算、统计数据、储备知识、查询资料，美国人 把信息的搜集整理工作交给机器去做，自己的大脑则集中精力进行信息的重 组、再造乃至创新。这样就高效能地利用了人的脑资源。
考试与竞赛是突出展现中国人才华的地方，在国际各种学科的考试竞赛
中得奖也的确需要相当的智慧，但这种智慧与创造发明新事物所需的智慧是 大不相同的。中国的教育不管最初的目的何在，其实际的效果是以考试、比 赛夺冠为终极目标的。而以闭卷笔试为主要形式的考试，实际上考的是人脑 在记忆储备的基础上组合信息、提取信息的能力，在此，记忆力必然是首当 其冲的，没有足够的记忆储备，其他组合、提取步骤都将无法实施。于是， 完全放弃大脑的记忆储备功能的美国人当然无法与中国人相比。另外，考试 的思维过程很近似于下棋，赛手要熟记尽可能多的棋谱，然后灵活运用于赛 场；考生则要背尽可能多的公式，然后灵活运用于考场。正像高明的棋手是 因为具备了高明的棋艺一样，考场的高手是因其具备了高明的应试技艺。究 其实质，我们的教育实际上是培养了具备一流的应试技艺、能在智力游戏比 赛中取胜的赛手。
　　正像棋艺能上一定档次的人永远是少数一样，在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 中获金牌的学生也永远是少数，尽管这是一种很值得骄傲的技艺，但并不是 每个人都值得掌握的技艺。我们教育的误区恰恰就在于，把所有的学生都推 向了那只需要极少数人展现才华的发展方向。
　　面对信息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大脑，今天我们该怎样合理地利用大脑 的各种功能，这是每个希望提高大脑工作效率的人必须思考的问题。
　　人类不具备鸟类的飞行能力，但能设计和制造出飞机、火箭、人造卫星， 结果比鸟飞得更高；人类的奔跑速度也远不及许多动物，但人能设计并制造 出汽车、火车，结果比动物跑得更快。如今人类设计的计算机，其运算速度 和信息存储量，都使人脑望尘莫及。人类正是利用大脑的思维能力、创新能
　　
力，使自己原本有限的各项肌体能力都得到了延伸和发展。 有了计算机做信息的存储器和计算器，人类不用忙于积累知识和计算数
据，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做什么？首先是选择信息，当信息多得成灾时， 信息的分检将成为必然，即挑选出于己有用的信息；其次是综合分析信息并 分类，即将有用的信息进行分类组合；第三是信息加工，包括对信息的合成、 重组、改变、加进想像成分等等。总之，大脑在卸掉了繁重的记忆任务后， 主要的工作就是思考、分析、加工信息。
　　当今的信息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教育应该采取怎 样的对策。总的来说，我国的学校教育对“基础”的强调已过分到不合时宜 的地步。基础的东西是要重视，但也要有一定的限度，从现代社会的发展现 状来看，我国的各级学校教育都应当将用于基础知识积累和相应的基本功训 练的时间、精力拿出一部分来用于扩展知识面和发展实用技能。我们的教育 应当使学生们在掌握一定的现成知识之外，还懂得如何寻找工具以及寻找什 么样的合适工具去猎取为自己所需的知识或信息，同时要懂得如何分检、合 成、提取、加工日益膨胀的信息。
　　遗憾的是，我们的学校教育始终停留在给孩子们灌输现成的知识的阶 段，我们的教育者总是鼓励学生们将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尽可能多地储存进 大脑。可是面对无限的知识总体，装进脑子里的知识永远是极为有限的，更 何况还存在着知识的老化与过时。另外，人的记忆能力是有限的，今天记的 知识，也许明天就忘了，何况你即使记下几本书，图书馆里还有成千上万的 书在等着你。因此，在大脑里装几本书的“复印”件，不如装一张图书分类 检索卡片。
我国的学生总是学得很累、很苦，可他们的功夫都是下在很无谓的地方。
学生们要没完没了地演算习题，这些题是计算机轻而易举地算出来的。老师 们还要求学生们一点错都不许出，要得高分，最好是一百分。可是，人脑的 准确性就是比不过电脑。学生们还要背许多资料，那些资料在教科书、工具 书、词典里，想用的话，查起来很方便，何必要占据大脑有限的空间？
如果大脑只是盛装各种现成的知识，开始时会有充实感甚至爆炸感，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知识有的因老化而过时作废了，有的则因长期不用而 遗忘，此时的大脑则必然会出现空空如也的景象。
我们中国人对“背功”高超的人是非常敬佩的，像背圆周率小数点后一
百多位，也就是咱们中国人才会津津乐道于此毫无实际意义的记忆功夫。我 国还有人热衷于速算法，经过训练后与计算器比赛。这也是毫无意义的事， 人脑即使速度和准确性上可以与机器一比高低，可哪个人能像机器那样永不 休息地长期作战呢？
　　传统的教学方法在我国的教育领域里仍然占据着主要地位，即要求学生 掌握教材里的知识，理解它、记住它，并通过现成的方法反复做习题而熟悉 它。如此训练出来的学生，不可能具备抓住新问题、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见 解的能力，也不可能具备良好的判断力、表现力、创造力，更不可能具备打 破旧概念、原理、经验而独辟蹊径、标新立异的勇气。另外，当今的学校课 程是按照惯性从以往继承下来的，所以我们教给学生的往往是过去需要的东 西，而不是现在乃至将来需要的东西。
　　注重记忆、背诵是中国教育的传统，死记硬背则是中国人学习的基本方 法。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这样的教学方式还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到了计算
　　
机飞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教育只是一种无用功，使我们的大脑没能有效地加 以利用。
　　现代的学校教育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为学生提供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因 为，那种知识很快就会过时。应该提供给学生的是一些基本方法的训练，使 学生可以由此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办法，并在他们的终生训练中起到重 要的指导作用，这对他们一生的工作和学习都是极为有益的。总之，今天的 学校不仅要教给学生信息，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掌握信息的方法。
　　作为学生，我们该怎样面对未来，即怎样在学生时代培养适合于未来社 会的能力，这是涉及到我们今后怎样生存的大问题。从目前的社会发展趋势 来看，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学会适应信息社会。在此，除了培养基本的读、 写、算技能外，还应当具备对学习新知识的好奇心、探索欲，对事物主动思 考的质疑能力，解决问题的运筹能力，以及学会从无限的知识系统中提炼出 自己所学的知识，即善于使用信息系统和提炼信息，这些能力无论是对继续 求学还是将来就业都是必需的。另外，社会需要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需要具 备各种各样才智的人，因此，我们应当在学生时代尽可能多地发现和训练自 己的各种才干，以便走向社会以后有向各种方向发展的可能。
　　在信息时代，个人的力量越来越渺小，单靠个人能力来解决重大科研问 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此，时代要求人们还需要有组织能力和协作能力， 更多的成果依靠的是“集体大脑”，而“人才”将以一种集合体的方式体现 出来。
论及人才，总难以避免“专”与“博”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古代的
人才是以通才为主，近代的人才是以专才取胜，而现代的人才则是在专才基 础上的通才。毫无疑问，具备实用的专门的技艺是立足社会之本，然而，今 天的学校已无法给予学生一门终生有用的技艺，因此，通才与专才并举是现 代教育的必然，也是我们自身完善发展的必然。

成功的基本要素


　　刚从报纸上获悉，云南大学入学仅一周的某女生，因从心理到生理都极 不适应新环境而自动退学。我在感叹这学生真无能的同时，也不禁替那望女 成凤的家长感到遗憾。对于众多的中国父母来说，孩子高考的成功，意味着 在生存竞争、求职就业乃至事业有成等方面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事 实表明，学习成绩好、高考成功并不意味着能助人度过生存的大关。
　　以往的应试教育只培养了学生一种能力，就是书本的学习能力。如今的 素质教育，其目的则是要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以我之见，对于现在的青 少年，当务之急的是培养生存能力，其次是培养创意性思维能力。
　　生存能力的范围很广，既包括了逃逸灾难之类的防身自救能力，也包括 了洗衣做饭之类的生活自理能力，还包括了语言表达之类的社会交往能力， 以及应对变迁之类的环境适应能力。在日益信息化的现代社会，生存能力还 包括了信息的提炼和处理能力。
　　生存能力的训练过程实际上是经验的积累过程，同时也是生存智慧的发 展过程。从本质而论，生存能力的发展为良好的思维品质及自信心的发展提 供了客观基础。人们都认为，无论做什么事，自信是成功的基本条件。然而， 自信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自信是在以往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而有
　　
良好的生存能力的人必然是自信的。 在生存智慧的增长过程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会伴随而生，这就是
运筹能力，即有效、合理地统筹安排事物的能力。具体到做某件事则包括： 如何开始，如何结束，如何衔接中间各环节，哪些事情必须分开做，哪些事 情可以同时做，哪些事情可以交替做，以及每一部分所花费的时间、精力的 比例分配等等。这种能力源于实践活动，源于对以往经验规律的综合性运用。 运筹能力是一个对人的终生都极为有益的基本能力，而且对学习任何专业、 从事任何工作的人都十分重要。至于学校里的学生，运筹能力主要涉及对各 科学习的时间分配，对课程内容的总体把握，对未来目标和现今努力的合理 规划等等。
　　思维方式是人们看问题的基本态度，从而统辖着人们的行为，制约着人 们的工作成效。譬如，一个人如果具备的是一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就不可 能同时容纳两种对立的思想观点。又譬如，写作文如果没有具备良好的文字 欣赏水平，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文风，而没有良好的文风，越操练则文字就越 糟糕。我认得一个女孩，她很喜欢写作，可惜的是不会欣赏，她认为美文就 是文字优美，而文字优美就是多使用优美的文字。于是，她平时很注意积累 那些美丽的词汇，并专门抄在一个小本子上，一到写作文时，就把小本上所 有的优美词汇都派上用场。如此练下去，她的作文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中 国有句老话是“勤能补拙”，但如果没有正确的思维导向，“勤”则只能导 致南辕北辙的后果。
传统的思维方式需要我们反思的内容很多，譬如，重横向比较的思维方
式导致了攀比的心理；重结果轻过程的思维方式导致了参与意识差；重整齐 划一、求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压抑自我意识、压抑创造欲望。创意性思维则 意味着一种思维意向，不仅敢于质疑，敢于创新，同时还具有较高的容纳性， 从而能对那些不居于主流地位的观点、思潮、意念给予客观的评价，乃至以 此为基点而生出新的思路。
我们生长在现实社会中，既要意识到一些传统观念和习惯性做法的弊端
而提醒自己不要陷入其中，同时还要融入社会、适应社会，这显然是矛盾的。 而要在这种矛盾中掌握平衡则是一种综合能力，即综合生存能力与创新能 力。这种综合能力意味着，我们既要学会适应环境，又要对所适应的环境抱 有批判意识，这是超越现实环境、提高和发展自己的必由之路。具体到学习 上，学生们既要按学校要求完成课业，又要看到现今教育的众多缺陷，而在 自己的学习安排中进行相应的弥补。具体到人格发展上，我们既要合群又要 有自己的个性。具体到与他人的关系上，我们既要学会合作又要学会竞争。 生活中不遂己愿的事几乎处处都有，成年人也会迫于客观条件而不得不 从事于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学生们则常常要学习某些自己不感兴趣的功 课。怎么把必须学却又感兴趣的课程变得吸引人，这是每个学生都应当掌握
的技能，也是动动脑子就能够学会的技能。 以前我对学外语一直感到既讨厌又痛苦，因为学得特别费劲。曾经学着
别人的样儿背词典，也曾按照老师的要求，阅读一些被认为是应当读而不是 自己有兴趣读的英语读物，其结果是苦不堪言。后来意识到兴趣在学习中的 重要性，于是不再仿效别人的方法，不再死背单词，也不再死读自己不感兴 趣的读物，只是浏览一些令自己感到愉快的随笔、散文，然后有选择地研读 并翻译出来，再拿去发表。这种学习方法是以自己的兴趣与擅长为本，所以，

如今学外语于我已不再是件沉重的苦差事，而变得轻松愉快且其乐无穷。可 以说，在学外语的同时还享受了阅读的快乐，并获得了经济上的收入，可谓 一举多得。以我的体验，我们无论学什么，都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而如何调动自己的积极性，变无趣为有趣，是提高学习质量乃至生存质量的 一种非常实用的技能。
　　要提高生存的质量，则有必要学会在适应自己和适应环境之间寻找平衡 点。其含义是，一方面要调整自己以适应客观环境，另一方面要根据自己的 具体条件来选择适应环境的具体方式。譬如，扬长避短或扬长补短。总之， 适应环境应当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
　　要良好地适应环境，我们的思维则要有足够的灵活性，我们中国人有一 种不喜欢变化的思维习惯，干什么事往往计划性很强，而很少给变化留有余 地。在社会变迁速度加剧的当今社会，遇事如何见“变”不怪，处“变”不 惊，并能迅速修正甚至完全改动原有计划的应变能力，既是一种创意性的思 维能力，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的生存能力。
　　目前在中国，成功的私人企业老板多是文盲或半文盲，而诸多大中专毕 业生在市场经济中，不但难以成气候，而且有不少的人连基本的生存问题都 解决不了，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经营头脑显然与学历的高低不相关， 那些成功的私人企业老板尽管没有学历，却不缺社会智商，不缺经济头脑， 他们往往是敢于冒险、敢于创新且经营方式灵活，能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经营 战略。而具有高学历的大学生们常常是观念僵化，思维定式化，不具备应有 的应变能力。遇事优柔寡断，同时缺乏足够的运筹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以 及经受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结果纵使有文化、有知识也无济于事。成功于 任何一项事业都取决于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综合智慧，而在创意性思维方面 有优势的人，则能超水平发挥原有的智力与能力。
一个人要有所成，需要学习的内容很多，但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也是
非常基本的，这就是：学会生存，学会思维。唯有此，才有可能有所创新和 有所发展；也唯有此，其他的才能或潜能才有可能得得良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