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我们谈到了严于律己的问题，这一章自然应该探讨宽以待人了。 一年多前，高中三年级的女学生 N 找到我，请我帮忙去给她的班主任说 好话。N 为人正直，待人有礼，学习成绩也不错，是个典型的好学生，但当 她申请住校时，班主任老师却没有同意。我找到她的班主任，他告诉我，N 的性格一向比较内向，平时不太爱和同学交往，又没有住校的经验，恐怕她 适应不了集体宿舍的生活。我说，正因为她没有集体生活的经验，才应该给 她一个锻炼的机会，以此培养她这方面的能力。班主任说，马上就要高考了，
这样做弄不好反而会影响她复习功课。这件事后来便不了了之。 不幸的是，上了大学之后，N 在中学时期“潜伏”的问题还是暴露出来
了。大学生规定要住校，她们宿舍住了六个同学，不是一个班，也不是一个 系，年龄最大的是一个自费的进修生，三十多岁，课余在外面做生意，从穿 衣打扮到审美情趣，从生活习惯到人际交往，都和包括 N 在内的其他五个同 学大不相同。别的同学尽管对这个大姐看不惯，但基本上还过得去，没有发 生公开的龃龉。但 N 就不一样，她住在大姐的下铺，受她的影响最大，对她 的意见也最大，渐渐地连大姐的一言一行她都反感。终于有一天，大姐不小

心将钱包从床上掉下来，刚好砸在 N 的肩膀上，N 骂了她一句，两人随之爆 发争吵，继而动手打了一架。
　　事情弄大了，N 一气之下从学校搬回家。后来她父母去学校，找到系里 领导和那个大姐，经过多方面的接触和妥协，再反复做 N 的工作，最近她才 又回到学校，听说这以后再也没有和别人（包括那个大姐）发生类似的矛盾 冲突了。
　　当时，N 在中学时的班主任曾请我也去给她做工作，我主要和她讨论了 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思想认识的角度看，我们不能期望每个人都和我们完全一样。N 从小受到父母的严格要求和管束，养成了纯正单一、嫉恶如仇的性格，生活 中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杂质。她看不惯大姐的言行，其实是从一件小事开始的。 开学不久，学校有个同学的母亲得了尿毒症，团委发动全校师生捐款，绝大 多数同学都捐了，尽管每人不过捐出一二十元钱，但终究是一片心意，而且 积少成多，对那个同学的母亲肯定是有帮助的。但大姐却一分钱也没捐，还 说了“这年头，谁也帮不了谁，没钱治病就该倒霉”之类的风凉话。
　　的确，在我们周围，由于所受教育不同、所处环境不同等等原因，总有 一些人的思想认识水平一时达不到我们希望的程度，比如 N 同室的那个大 姐，至少在助人为乐这一点上，实在有些不像话。但是，我们首先只能承认 现实，承认他们这样做、这样想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在这个基础上，第二 步，我们才可以寻找适当的机会，尽可能采取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和他们 交流，表示对他们那种态度的看法，对他们提出改进的希望，而不应该也没 有必要像 N 对大姐那样，一开始就把他们打入另册，视为异端，使得自己不 大可能心平气和地帮助和敦促他们提高思想认识水平。
第二，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我们也不能期望每个人都和我们完全一样。
现代社会纷繁复杂，多彩多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多样化，每个社 会成员都有权利在自身条件和客观环境许可的前提下，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 生活方式。这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相比，应该说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那种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生活模式，那些旨在将人们的生活限制得死气沉 沉的陈腐的信条，肯定都不是现代人愿意重新遵循和遵守的。我们在保持自 己“看得惯”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可以“看不惯”别人的生活方式，也可以 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发表我们的看法，但是只要它们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 妨碍他人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的正常秩序，我们就有理由对此保持起码的尊 重，而没有权利横加干涉。N 同室的大姐穿戴讲究，交际广泛，细细分析起 来，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因为她和 N 她们不同，不是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 而是有过将近十年工作经历的进修生，肯定会在参加学校的正常学习的同 时，还与以前的交际圈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这一点，N 她们如果充分认识到 了，是应该能够给予理解的。
　　第三，从人与人相互间的关系的角度看，我们同样不能期望自己绝对不 受到来自他人和周围环境的任何影响或干扰。几个人同住一间宿舍，就像一 群人同乘一辆公共汽车一样，相互之间总是难免磕磕碰碰。如果发生了这样 的磕碰，双方都既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应该本着解决问题的 态度，采取必要的沟通、互动和合作措施，以求妥善、圆满地化干戈为玉帛。 只要双方都有这种宽宏大量的立场，除非是极个别的无法交流和协商的情 况，一般都是能够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的。
　　
　　允许他人的思想暂时“落后”（同时有责任帮助他们进步），允许他人 “自得其乐”，允许他人在自己的身边“鼾睡”，这就是宽以待人的含义。 表达的勇气


　　当你欣喜若狂的时候，你用欢呼来表达；当你悲痛欲绝的时候，你用眼 泪来表达；当你怒发冲冠的时候，你用拍遍栏杆、仰天长啸来表达；当你静 默沉思的时候，你用闲庭信步、面壁独立来表达。
　　表达，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共同语言；表达，传递着我们和世界之间的 各种信息；表达，成了我们向自己和世界证明自己的一种方式。
　　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表达，犹如我们每天都在呼吸空气。婴儿呱呱落地的 第一声啼哭，让我们体会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天然的表达欲望。从同窗好友 那水汪汪的大眼睛中，我们阅读到了一种纯真的交流，一种如山泉一般清澈 的表达；从年轻母亲那温柔的脉脉眼波里，我们品味到了无与伦比的甜蜜， 那是人生中最真挚、最动人的表达；从年迈父亲那沟壑纵横的憔悴面庞上， 我们感受到了岁月的沧桑，那是世界上最成熟、最深厚的表达。
　　表达是人人生而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除非有特别的原因、在特别的 时候，我们一般都不会、也不应该放弃这种权利。只有通过表达，我们才能 逐步提高学习能力、沟通能力、理解能力和获取信息的能力，才能打下坚实 的知识基础，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只有通过表达，我们才能逐步学会了解社 会，认识社会，参与社会，才能让社会也了解我们，容纳我们，给我们提供 施展才能和不断发展的机会。
我认识一个初二的同学，天赋很高，对音乐、美术的感悟能力很强，同
时他还尊敬师长，遵守纪律，可以说是一个有着很多优点的好学生。但是他 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太内向，太孤僻。课堂上他从不主动举手发言，老师 点到他的名字，他才勉强站起来，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说不出一句完整的 话。课下他很少和同学一起谈笑、活动，几乎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一 边。他的父母很着急，不知道采取什么办法才能使他活跃起来。还是班主任 老师帮着出了主意，让他每天都负责在街上给家里买一份晚报、三袋牛奶。 由于他每天都必须向报摊主人说“请来一份晚报”，又向小卖部主人说“请 来三袋牛奶”，久而久之，他渐渐能够大胆地、完整地、声音宏亮地向任何 一个人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再加上父母、老师的不断鼓励，以及班干部的有 意识的帮助，他终于走出了孤独，成了一个比较积极、乐观、开朗的学生。 从这个同学的变化可以看出，表达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勇气。表达能力 强，表达的勇气就充分，反过来，表达的勇气很充分，也能提高表达的能力。
　　1991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河南省登封市登封山村一个名叫郜建红的小学 生，在电视上看到世界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民族纠纷，尤其是有两个国家正在 激烈交战的场面，便对爸爸妈妈说：我想给外国的总统、主席、国王们写信， 让他们都来劝告打仗的国家坐下来和平谈判，也好让那些流血伤亡没饭吃的 小朋友能像我们一样过和平生活。她的想法得到了父母的赞许和鼓励，于是 她就利用课余时间，开始给外国元首们写信，并请父母和老师帮忙查到这些 国家政府的地址，陆续把信寄了出去。她在给日本首相的信中这么写道—— “您是首相，所以这话对您说：二战期间，日本侵略我国，欠下了很大的血 债，日本应尊重历史，并应反省。令人生气的是，日本一些阁员竟不止一次 否认侵略。我以一个中国山村少女的名义，希望日本正视历史。只有这样，
　　
才能共同建设世界和平。” 不到三四年的功夫，小建红一共收到了新加坡、比利时、瑞典、荷兰、
卢旺达、瑞士、圭亚那、美国、印度等 13 个国家元首的回信，有的还特意给 她寄来了一些珍贵的小礼物。美国前总统布什在给小建红的信中，称她是一 位“和平的小使者”，并随信寄来了他和夫人身着便装、笑咪咪地站在风光 绮丽的海滨公园的照片；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一世寄给小建红的是一本漂亮的 邮集，并附上了他和夫人漫步在绿草如茵的大自然中的生活照；新加坡总统 黄金辉在复信中真诚地向小建红发出了邀请，希望她能在学习期间成为他的 嘉宾；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给小建红寄来了由他亲笔签名的邮票，并高 度赞扬她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出色的贡献”，称她是世界儿童学习的榜样?? 所有这些，表明世界很多国家的元首和重要政治活动学都高度重视郜建红同 学的建议，更表明他们十分赞赏她这种敢于向世界表达自己的良好愿望与向 往的和平勇气。
　　郜建红同学的事迹是特殊的，同时又是普通的。我们向她学习，并不是 都要像她那样给世界各国元首写信，而是学习她年龄虽小却志向远大，学习 她关心社会，关心世界，勤奋学习，敏于思考，勇于表达。这种表达的勇气 体现了她内心深处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体现了她严格要求自己，自觉追 求进步，渴望尽快成长，早日为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作贡献的优秀品质。 得相信点什么


　　一位中学校长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小男孩爬到餐桌上玩，他 父亲叫他下来。他见四周无东西可踏，便说，我不下来。父亲说，你跳下来， 我接着你。儿子于是欢笑着往下一跳，不料这时父亲伸出的手突然收了回去， 于是他重重地跌在地上，嚎啕大哭。待儿子哭毕，父亲正式告诫他：这是给 你一个教训——记住从今以后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
听了这个故事，我很受震动。也许这个父亲对儿子的教育方式显得有些
极端，但却十分真实地反映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情绪和社会心态。我们很 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每当要出远门的时候，总有亲朋或同事出于好意提醒 你，“千万别相信陌生人，不要让人给骗了。”应该承认，这种提醒并不是 多余的，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起这样的事实：某机关干部在火车上以 低价买下美元，结果却是假币，形同废纸；某女研究生被人以合伙做生意赚 大钱为名拐卖到穷山沟??再不用说大街上“托儿”、“掉包”之类的拙劣 把戏了。这些骗局不知上演了多少年，但至今仍不断有人上当受骗。看来人 们纷纷提高警惕，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实在是很有必要的。
　　然而我还是不免担心，假如有朝一日，“不轻易相信任何人”真的成了 普遍的现实，谁对谁都要多个心眼，谁对谁也不全说真话，夫妻之间、父子 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都无法建立起真诚 的信任和友谊，那我们看到的便只会是如下一幅世相图：乘客担心司机要故 意制造交通事故，顾客惟恐饭店厨师在酒食中投毒，患者怀疑医生要置自己 于死地，诉讼一方怀疑自己的律师在为对方办事，游客不相信导游，行人不 相信警察??于是我们有关生活、工作、学习的所有活动将统统无法进行， 我们每个人都无异于置身在“狼群”之中。这样一个社会将是多么的可怕！ 担心归担心，我相信社会绝不至于发展到这一地步。事实上，至少从欧 洲启蒙时代开始，以法国学者卢梭（1712—1778 年）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就反
　　
复证明，人类社会是建立在各种契约的基础之上，这些契约要求人们遵守关 于财产保护、社会公德、公共秩序、统治秩序等“游戏规则”的道德和法律。 这些契约的核心就是信任——只有从内心里相信它，才能自觉地遵守它；只 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相信、遵守这些契约，并致力于完善它、健全它，社 会的运作与发展才能一步步趋向良性和健康；而正因为在某些人、某些地方 存在着怀疑和抗拒，执行契约时才需要某种程度的强制性力量。从这个意义 上讲，我们每个人在参与社会的过程中，先入为主地怀疑别人有时也许无伤 大雅，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如何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相信别人，以及如何 用实际行动换来别人的相信，有时甚至要为此承担因轻信他人而遭受蒙骗的 风险。
　　俄国作家契诃夫（1809—1852 年）有一篇小说，讲述了一个看起来十分 荒唐的事：一个小城里住着一位医术高超、道德高尚的医师，“就连强盗和 疯子都对他抱有好感”。不想有一天他被人杀死在峡谷里，凶手很快被抓获； 但是人们怎么也无法相信，竟然会有人卑鄙到去杀害医师的地步，最后法官 似乎神志失常了，宣布凶手无罪释放：“他没有罪！我不能设想，世界上居 然有人敢于杀害我们的朋友和医师！人不能堕落得这么深！”针对这个小城 里人们的这种对他人（哪怕已经被证明是凶手）的无条件的信任，小说结尾 写道：“这种信心会在我们心中培养宽宏大量的感情，永远促使我们热爱和 尊敬每个人。”这个小说中的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但它以典型的、夸张的手 法，突出强调了作者对人的灵魂深处的良知充满的信心，并号召人们都树立 起这种信心，因而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
与此类似，一向乐于助人，并曾经因此受骗的中国作家梁晓声，也是以
无条件地相信人（包括陌生人）著称。他有一句名言：“我不喜欢从来没有 上过当受过骗的人！”我理解梁晓声的意思，因为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当的人， 肯定是一个从来不肯轻易相信他人的人，多半也是一个从来没有帮助过别人 的人。这种人极其聪明，惯于自我防范，每时每刻都对别人充满了高度警惕， 因此骗子很难有先取信于他再使他受骗的机会。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人同时 也会因为对人不信任而不敢与他人合作，最终必然处于十分孤立的境地。
相信别人，并不是提倡无论好坏，一概坚信不疑，有求必应，更不是鼓
励那种明知是骗局却欣欣然自投罗网的无谓牺牲；相信别人，本质上是一种 自信，是一种乐于助人、随时准备参与公众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姿态，进而言 之是对人类社会中真、善、美的信心，是对光明、幸福和希望的坚定信仰。 让我们记住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小说《白痴》中主人 公梅思金公爵的一句话——
总得相信什么！总得相信谁！
干点什么（一）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1828—1910）在其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这 样写道：“上帝赐与了岁月，上帝赐与了力量；岁月与力量都贡献给了劳动， 而报酬就在劳动本身。”
　　事实上以托尔斯泰的贵族出身，他根本用不着靠劳动来换取生活资料和 生存条件，但他之所以如此推崇劳动，是因为他看到了劳动在培养人的完美 天性方面，有着比“养家糊口”的目的重要得多的意义。
我国著名作家老舍（1899—1966）的儿子舒乙先生曾回忆说，老舍每天

都坚持写作，“与其说是爱好、兴趣、习惯，不如说是规矩”，“不管脑子 里有没有灵感，有没有诗兴，必须伏案，必须硬写。”
　　老舍先生才华横溢扬，著作等身，堪称文学天才，不料在天才的背后， 还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奋，这一“内幕”也许要让不少文学爱好者望而却步。 其实，在真正的文学巨匠和艺术大师那里，这样的勤奋是屡见不鲜的，诚如 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所言，“大作家们的生活是特别的 没有滋味。他们完全蒸发在自己的书本里，一点什么都不留给生活。”
　　美术家韩美林在自己工作室的墙上贴了一副对联：“英雄笑忍寒天，上 牙打下牙；好汉不怕茹饥，前心贴后心。”他还对学生讲，一个真正的男子 汉，你得忍无可忍的再再忍，难舍难分的再再舍。
　　寒冷，饥饿，忍耐，割舍??这些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考验，不只是在战 争年代或困难时期才会遇到。有人形容某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杯茶，一 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那是在“休闲”，不能叫做劳动。真正的劳动， 哪怕只是为了完成一项普通的任务，有时也需要付出非凡的心血。
　　十多年前，电视节目主持人赵忠祥曾有一段从屏幕上消失的经历，“当 时的境遇与艰难，现在回想起来，就像船正划得好好的，突然不知什么原因 落水一般。”他回忆说，“我不甘心消沉，也不甘心就此销声匿迹。我就像 一条游在海里的鲨鱼??由于没有鳔就必须一个劲儿游，否则会因为没有浮 力而下沉。”
我十分欣赏赵忠祥的这个比喻，它反映了一种对于生存危机的深刻警惕
——如果不努力，不一个劲儿地游，那么就没有足够的浮力，就要落后，就 要下沉。这种危机，小而言之是个体的求生本能，大而言之，则是对整个人 类生存状况的忧虑。
以上列举的中外名人的言行，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关于劳动的一些深刻理
解和感受。在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时候，我们懂得了一个被人类社会发展实践 证明了的真理：人类通过劳动从猿进化到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当然，我 们也看到，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出现了剥削阶级，他们不劳而获，坐 享其成，劳动不再是他们生活中的必须，而变成了他们的身外之物。不过， 也正是由于这些剥削阶级远离了劳动，从而使他们无论是肌体还是精神都不 可避免地开始退化、萎缩，进而导致他们所在阶级的群体性腐败、没落，最 终不得不相继退出历史舞台。
今天，我们每个社会成员，无论所在的环境、所受的教育、所处的地位
等等因素有多么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人人都再也不能“不劳而 获”，人人都没有权靠剥削他人而生活。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通过 正常的途径，发挥我们在长期学习和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才干，认认真真地、 实实在在地“干点什么”。具体来说，这“干点什么”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 义：
　　第一，为了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存条件。我们常说的就业，指的就 是通过从事某种职业来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比依靠任何 一个别的什么人来得有骨气，何况在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总是能依靠到别的 什么人。
　　第二，为了个人自我发展、不断提高的需要。劳动需要一定的技艺，劳 动是一个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的过程。通过劳动，我们既能够熟悉 技艺，还能够增长技艺，并创造性地发挥技艺，提高综合能力。人都是不断
　　
追求进步的，这种进步只有在身体力行的劳动中才能获得。 第三，劳动还是我们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的需要。我们的生活环境、学
习环境和劳动环境，都是千千万万人共同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我们在享受这 些社会环境的同时，自然有责任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去为已经具有了 一定基础的社会文明成果添砖加瓦，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曾经听到一首歌，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歌中唱道：“你是不是像 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歌手张雨生那尖利中略带 压抑、激越中满载悲凉的声音，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是的，我们都 应该在太阳底下默默地工作，因为我们要吃饭，要发展，要承担为他人、为 社会服务的一份责任。
干点什么（二）


　　在上一篇中，我们谈了人人都应该“干点什么”，因为我们要吃饭，要 发展，要承担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的一份责任。在这一篇里，我想着重谈谈 “干点什么”的另一种含义。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这样两种人。第一种人目光犀利，言辞激烈， 习惯于评判世道人心，嘴皮子上说得头头是道，但是一旦要他拿出实际行动 来，他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主动退缩到一边“谦虚”去了。这种人，人们称 之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是恰如其分的。
第二种人，他们也有思想，有见解，也发牢骚，有时甚至比第一种人还
要极端。但是，他们一边说，一边做，或者先暂时不说，而是默默地去做， 做好之后，再结合事实，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去发言。这时候，事实胜过雄 辩，他们的意见不消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的确，在我们周围，推而广之，我们整个社会，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
难或弊端，而且这些困难或弊端肯定在短时间内不会自动消失；进而言之， 即便我们比较好地克服了这些困难或弊端，也完全有可能出现新的困难或弊 端。可以说，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完美无缺、一尘不染的 社会来。所以，我们有责任对现今的社会保持一种批评的态度，目的在于正 确认识、及时发现并最终解决社会问题。只要我们抱这种态度，那么无论在 表现形式上显得多么幼稚或极端，多么让人无法接受，但都要比那些“两耳 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麻木不仁者，或者自认为看破了红尘，整 天悲天悯人、无所事事的人要负责得多。
不妨举一个例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在一定范围内的流
动成为必然的趋势。大批民工涌入城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社会 问题。民工进入城市之后，肯定要给城市的环境卫生乃至社会治安等等方面 带来一定影响。于是，不少城里人开始对民工产生了抱怨情绪，有的甚至从 心底里产生反感，以至歧视他们，却少有人想到应该为改变这些不尽如人意 的状况作点什么。
　　终于，一群行动者的身影出现了，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当北 师大哲学系的学生以民工问题为课题开始进行社会调查，并在暑假到民工的 一个主要来源地安徽省，对民工情况以及他们对家乡经济发展起到的积极作 用进行实地考察时，他们自觉地产生了关心民工的感情，萌发了要为民工做 些有益的事情的愿望。针对在调查中了解到的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缺乏 法规、法律观念等问题，作为未来的教育工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感
　　
到有责任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在民工中开展义务教育活动。 于是，一个以强化民工的公民意识，帮助他们继续学习文化知识，加快
他们向城市生活的转化过程，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为目的的“民工培训班” 开办起来了。经过同学们的认真准备和艰苦努力，民工培训班取得了令人满 意的社会效果，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民工们的广泛欢迎和赞许。另一方面， 大学生们在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同时，也获得了可贵的社会实践 经验，对他们磨练个人能力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鲁迅先生曾描绘过这样一种心态：“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 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 苦人，否则便需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 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 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这个比喻很能说明问题。“大 作为”易，“小作为”难，因为前者往往只需在嘴上说说，或者像“坐在菩 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那样装装样子，而用不着脱下自己唯一的 一件棉袄。可是“大作为”尽管“大”到号称要普度众生的地步，却对眼前 的一个具体的将要冻死的众生无动于衷，那么这“大”到底有什么价值呢？ 而“小作为”虽然“小”，却可以置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于不顾，去给这个垂 死的苦人以最为迫切的帮助。两相比较，到底谁“大”谁“小”，不是一目 了然了吗？
我们现在说要“干点什么”，一般还不会遇到要么看着眼前一个苦人被
冻死，要么冒着自己被冻死的危险去救助他这样极端的两难选择。我们通常 面临的情形是，只要我们稍稍作出一些努力，有时甚至只是举手之劳，就可 以给他人以实实在在的帮助，可以为他们解决一些他们自身无能为力的困 难。大学生给民工办培训班，并不会影响他们自己的正常学业，却能迅速使 民工们的面貌焕然一新；社会各界给“希望工程”捐款，尽管用不着每个人 都捐出巨资（也没有这种可能），但积少成多，却能使千千万万不幸失学的 儿童重返校园。从我做起，从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干点什么，再干点 什么，众人的责任和力量汇集在一起，就能够干出远比“坐在菩提树下冥想 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伟大得多的“大作为”来。
现身说法


　　去年 10 月 28 日，“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齐凯利、“京港优秀伤健青 年”丁铁军、山东农村姑娘杨晓霞等一批经过康复训练后走向新生的患者， 在中国康复中心举行了座谈会，感谢康复医学使他们重返社会，并用自己的 切身感受通过新闻界向社会宣传康复训练这一医学新概念。
　　齐凯利、丁铁军、杨晓霞等都算得上是新闻人物。齐凯利本是一名运动 员，1993 年初在一次训练中不慎受伤导致高位截瘫，当年 4 月进入博爱医院 接受康复治疗，逐渐熟练地掌握了翻身、起坐、轮椅、挂双拐步行的技能， 并在同年 9 月出院后继续学业，第二年参加远南运动会，荣获女子花剑金牌、 重剑银牌。大学毕业后，经过各界努力，她被中国兵器工业部信息中心录用。 齐凯利认为，正是在博爱医院的康复训练为自己回归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丁铁军自幼患大脑性瘫痪，经过接受康复训练治疗，不但使他的生活自 理能力和工作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通过心理治疗和自身感受，加深了
　　
对残疾人问题的认识。他刻苦研修康复理论，创办了面向全国残疾人的爱康 残疾人社区康复中心，以电话、书信、面谈等多种形式，为 28 个省市的残疾 人解惑释疑，提供寻医问药、康复指导等各种服务。在中国康复中心，丁铁 军说：“我的人生是到这个中心以后才真正开始的，到了这里我才明白残疾 与残废的区别。”
　　杨晓霞两年前在北京治疗“怪病”，得到了全国各地群众的热心资助。 为了治好她的病，她的右前臂绝大部分被截肢。去年 8 月至 10 月间，中国康 复中心承担了她的后期康复和假肢设计、安装工作，采用运动疗法和水疗训 练使她逐步恢复了全身体能，并加强了左手功能的训练和右前臂残端疤痕皮 肤及游离植皮后的皮肤耐磨训练，目前她可以利用假肢从事一般性家务劳 动，还可以骑车上学。
　　经过齐凯利等人的“现身说法”和中国康复中心专家的“实物讲解”， 与会者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康复训练这一医学概念的基本内容：通过物理疗法
（含运动疗法和理疗）、作业疗法、语言疗法、心理治疗、中医疗法、问题 疗法（含水疗）等康复手段，使创伤性截瘫、脑血管意外后偏瘫、大脑性瘫 痪、截肢和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的身心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提高、恢 复和重建，增强他们参与社会、完善自我的信心和能力。据介绍，中国康复 事业现有的发展水平，能够使相当一部分患者的身心功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恢 复，但包括患者在内的许多人都对此很不了解，使得一些符合治疗条件的患 者痛失康复机会，十分可惜，因此，康复训练需要大力宣传。将齐凯利、丁 铁军、杨晓霞等新闻人物作为活生生的例子请上台来“现身说法”，明显地 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摘抄刊登在《北京青年报》上的这篇报道，实在是
忍不住要向读者朋友推荐齐凯利等人实践的“现身说法”的行为。中国有个 成语叫“讳疾忌医”，说的是那种以患病为耻因而拒绝求医治疗的人。这种 人中最典型的要数春秋时期的蔡桓公。名医扁鹊主动上门给他诊断治疗，但 他多次将扁鹊拒于门外，终于不治而亡。自古以来，像蔡桓公这样讳疾忌医 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总以为患上某种疾病，或者很不光彩，或者很不吉利， 最起码也羞于以自己那副病容示人，所以他们总是很忌讳别人谈论或注意他 们的病情，更不用说要请他们像齐凯利、丁铁军、杨晓霞那样公开现身说法， 以推广医学新观念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齐凯利等人的行为，不但体现了他 们非凡的勇气，更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社会责任感。
在这方面，外国人的忌讳似乎没有传统的中国人那样多。 1994 年 11 月
5 日，83 岁的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向公众发布的一封书面信件中说，他患上了 老年性痴呆症，尽管他现在感觉很好，但他和他的夫人南希还是决定向美国 公众透露此事，其目的在于告诫人们更加注意预防这种疾病。同时，受里根 委托，他的医生也发表声明，强调老年性痴呆症的严重性，称它是一种被目 前医学界认为不可治愈的进行性神经紊乱疾病，是美国人的第四大死因，特 别提醒人们要严加注意。1996 年初，阿根廷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戒毒运 动，在梅内姆总统的敦促下，著名球星马拉多纳决定“现身说法”，运用自 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积极投身这场运动。他公开接受媒体的访问，痛述自 己吸毒的经历，劝说世人特别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切勿染上吸毒恶习。他说， 戒毒难，公开承认自己吸毒更难。但为了年轻一代的未来，他不惜毁掉自己 的名声。他的这番痛心疾首的谈话在阿根廷和欧洲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年

轻人从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远离毒品的教育。 由康复、疾病和不良习气推而广之，生活中需要我们“现身说法”的地
方其实还有很多：如果我们曾经有过挫折，走过弯路，不妨把我们的教训告 诉别人，以使他们不致重蹈我们的覆辙；如果我们通过自己的探索和努力， 获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也不妨拿出来与他人共同分享，以使他们能和我们 一样走得更快，做得更好??
较真的意义


　　“较真”这个词，现在从一些人嘴里说出来，似乎多少含有些贬义了。 比如你听见人们议论，“××这人真没劲，老爱较真”，那意思是说，×× 这人太认真，死心眼儿，不会变通，一条道走到黑，肯定办不成什么事。的 确，现在不少人讲究“难得糊涂”，主张什么事都不要太较真，多少都得留 点余地，给自己和别人一点面子、一个台阶，兔得大家伤了和气。
　　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一个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组合体，其中不同人 群之间、不同个体之间、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或多或少总会出现一些意见 分歧，甚至产生较大的利益冲突。在这些问题面前，各方面如果能够通过沟 通、谈判，彼此形成默契，达成妥协，这是最好的结果，原则上我们也都希 望出现这样的结果，而不愿意看到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导致局面不可 收拾。因此，学会必要的变通、妥协，以使各方面都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 可以说是一个现代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在进行必要的变通、妥协、让步的时候，绝
不应当采取无原则的退却、忍让、放弃的态度，不能一味回避矛盾，刻意追 求“糊涂”，怕得罪人，做好好先生，甚至将自己的利益拱手送人，客观上 使得那些采取不正当手段或非法途径牟取利益者白捡便宜。在该较真的时候 不较真，该争取的地方不争取，其实并不是无私、谦虚、豁达大度，而是是 非标准模糊、缺乏个人权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生活中需要我们较真的场合其实是很多的——
　　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应当和小商贩、大商家较真。这几年来，全国各地 陆续出现了几起“一元钱官司”，很是引人注目。如北京某厂起诉另一家工 厂商标侵权，索赔人民币一元；南京三家厂商起诉另一家批发市场不正当竞 争，索赔人民币一元；福建某市一名法律工作者起诉该市邮电局管理不善及 下属两个电话亭多收电话费，索赔人民币一元二角。这些事件引起了一些人 的议论：费老半天劲打一场官司，原来只为了一两块钱，这样的“较真”是 否有点太不值了？
　　的确，如果单从得失比较的角度来看，这种官司多半都是得不偿失的（人 为制造广告效应者除外），这就有点像为退一双价值 5 块钱的袜子，而花上
20 块钱打“的”去一趟商场，即便退货成功，事实上已经蒙受了远远超过所 得值的损失一样。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我们大多数人都这样较真，才能形成 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小而言之，可以促使商家以后不敢再拿顾客不当 回事儿，大而言之，则可以逐步为从根本上、从制度上保护消费者权益—— 比如说，如果以后有关法律作出规定，顾客退换商品来往的车费一律由商家 承担，你当初这 20 元“的”票就没有白花，许许多多和你一样爱较真的人的 功夫也就没有白费。
现代社会的广泛联系和高度开放，决定了我们再也不能像古人那样“鸡

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不可能完全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 只读圣贤书”，事实上，社会状况如何，社会风气怎样，从本质上讲，都和 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切身权益息息相关，所以，我们都有责任作出实实 在在的努力，来关心我们周围的人和事，特别要和那些妨碍集体事业健康发 展，危害社会正常秩序的人和事较真，不这样做，这些人和事在妨碍集体、 危害社会的同时，也必然要损害我们自己的权益；即便是从一己之私利的角 度讲，我们也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较真。
　　前几年，山东省诸城市在推行股份制的过程中，企业职工的主人翁意识 得到了很大提高。有两个故事最能说明问题：一家公司在举行换牌仪式时， 领导准备向来宾赠送纪念品，被旁边一名正在修理电灯的电工听见了，他上 前质问领导：“你们刚才在研究什么？花股东的钱送礼，跟我们这些股东商 量了吗？”这礼物便没有送成。另一家公司的董事长想更换一辆更高级的轿 车，股东们知道了，前去表示反对意见：“你现在那辆车坐着就挺好，别再 买了！”这车就没有买成。这两件事的典型之处在于：因为是实行股份制， 企业的整体利益与每个股东的利益紧密相关，而企业的整体利益又受企业领 导的管理水平和决策水平的制约。如果这些领导任意花钱，贪图享受，势必 要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所以，每一个职工，也就是每一个股东，都 “不得不”格外关心企业的整体利益，也就是格外关心领导的管理和决策行 动。如果出现与企业的发展目标不相符的现象，他们就有权利对制度化的途 径进行质询，进而加以制止。
总之，一个人，一个单位，如果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抱着认真负责
的态度，“一元钱官司”就值得打，打“的”去退货就一点也不可笑，当面 让领导“下不了台”有时也不碍事，算不上什么冒失的举动。这就是较真的 意义。相反，一个人，一个单位，或者甘心坐视自己的“蝇头小利”被剥夺， 或者不愿站出来当“出头鸟”，那肯定不会产生“较真”的勇气，也就不能 真正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进而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
活着才能斗争


　　标题中的“斗争”一词，请不要理解为以前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阶级 斗争”。我们曾经有过“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时候，斗来 斗去，结果把几亿人斗得精疲力竭，把国家斗到了崩溃的边缘。新时期开始 以后，我们果断地屏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主要目标转移 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方向上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再需要斗争的态度和行动了？不是的。 在现阶段，尽管我们周围并不是处处都有阶级敌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我 们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虚假、邪恶、丑陋的现象。这些与我 们的建设和发展目标格格不入的东西，不但妨碍了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 有时还对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我们仍然有必要、有责任 向这些现象开展坚持不懈的斗争。
　　这种斗争当然不再采取当年那种阶级斗争的方式，而具有了一些新的方 式和内容。对我们未成年人而言，这种斗争不应当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 也不是一呼百应、快刀斩乱麻，而主要是“重在参与”，参加到成年人的队 伍中，与他们组成“联合战线”，从侧面去对他们的行动进行配合、协助、 补充。道理很简单，我们毕竟还是未成年人，还没有能力承担起社会的主要
　　
责任，社会不应该也没有理由要求我们现在就去冲锋陷阵，去作出无谓的牺 牲。我们还需要在长期实践斗争的过程中一边学习，一边增长才干，全面提 高素质，为日后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成为斗争的主力军做准备。
　　然而，遗憾的是，有少数同学由于对我们在这种斗争中所处的位置把握 不够准确，也由于对一些虚假、邪恶、丑陋现象的消极影响估计过于严重， 没有看到由我们的父母、学校、各级政府机关及社会舆论等构成的坚强后盾， 从而失去了通过学习和实践继续完善自己，最终战胜假、恶、丑现象的信心， 逐步变得悲观、沮丧、失望，进而自我放纵，自甘堕落，甚至在极度绝望的 情绪中走向自我毁灭，酿成无可挽回的悲剧。
　　去年，湖北省某医科大学有一个名叫胡志勇的优秀大学生，在一家医院 实习时，对“现在社会风气败坏，医生见死不救，学到的知识没用，理想被 玷污”等等触目惊心的现象深为不满，觉得无法适应，忍无可忍，当他回家 向身为县纪委副书记的父亲反映，并希望得到父亲的解释和引导时，父亲也 许因为当时太忙，只说了一句“看不惯慢慢习惯”，便走开了。胡志勇于是 感到灰心丧气，进而对整个社会感到绝望，愤而自杀身亡。
　　我只能说，胡志勇死得太冤，死得太可惜。我们的环境又一次淘汰了一 个正直善良的人。对他的死，他所在的大学，他所在实习的医院，以及他的 家长（特别是他的父亲），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胡志勇耳闻了社会上 的种种腐败风气，目睹了医生见死不救等不道德现象而困惑不已、痛心疾首 的时候，他多么需要学校的老师、医院的大夫和父母的理解和关怀啊！但是 他们或者根本视而不见，或者对此只是轻描淡写，他们的疏忽和冷漠无疑是 造成胡志勇夭折的一个原因。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胡志勇本来可以通过自己 力所能及的工作来逐渐影响、带动他人，以实际行动参加到对社会丑恶现象 的斗争中去（比如投诉、检举医生的违法违纪行为），但他却过分夸大了社 会丑恶现象的危险程度，没有看到我们正在向这些不良习气展开卓有成效的 斗争，没有正确认识到青年学生在这种斗争中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说得更 “严重”一点，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在这种斗争中承担 的责任。他走得太轻率了。
胡志勇洞察到了社会上的种种灰暗面之后，没有习以为常，更没有欣欣
然与之同流合污，而是对此深恶痛绝，必欲去之而后快，这种明辨是非的能 力和嫉恶如仇、从善如流的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也正是我们与各种丑 恶现象展开斗争的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我们还必须 看到，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种矛盾解决了，会出现另一种新的矛盾， 一种丑恶现象被克服了，会产生另一种新的丑恶现象。因此，我们向丑恶现 象发起的斗争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取得决定性的胜 利；我们在取得一个胜利之后，还必须着眼于下一场斗争，争取下一个胜利， 而不能抱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胡志勇大学即将毕业，已经跨进了成年人 的行列，尚且因为没有能够充分估计到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而酿成悲剧， 作为未成年人的中小学生，就更有必要事先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斗争的目标只有一个：革故鼎新，激浊扬清，铲除邪恶，扶持正义；斗 争的形式却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对未成年人来讲，只要我们努力学习，不 断进步，积极参加有益的社会实践，不放过每一个弘扬正气、抵制不良风气 的机会，本身就是一种斗争；只要我们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关心、培养下 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希望。活着才能斗争，活着才有希望。
　　
“告密”无罪


　　三年前，有一大一小两起案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引发我思考了 关于“告密”的问题。
　　先说那起小案。一天清晨，住在北京市崇文区远方宾馆的一名李姓旅客， 向同屋的王姓旅客推销“金佛像”、“金元宝”，并口口声声说是“祖传之 宝”。王某发觉其中有诈，便及时通知了宾馆服务员。服务员又急忙把情况 告诉了宾馆经理石某。这时，李某已经提着装有“祖传之宝”的皮箱溜出了 宾馆，石某紧追不舍，尾随他上了 120 路公共汽车，并悄悄向司机通报了情 况。司机将车开到巡警岗亭前停下来，石某协助巡警将犯罪嫌疑人李某缉拿 归案。经查，李某系南方某省农民，此次来京本想以行骗发一笔大财，不料 “出师不利”，骗局刚刚开场，便露出马脚，栽了跟头。
　　在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中，旅客王某无疑起了极为重要作用。他本人已经 识破了骗子的伎俩，不会上当受骗了，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多管闲事”， 及时戳穿其骗术，中止其诈骗行为。另外，宾馆经理石某，显然也是一个爱 管“闲事”的人。在骗子已经离开、“祸水”已经外流的情况下，他仍然不 依不饶，跟踪追击，直到骗子无路可逃，束手就擒才罢休。可以肯定，从王 某到服务员，从石某到司机，直到巡警，只要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 或职业敏感稍稍差劲一点，骗子李某就完全可能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溜之大 吉，再易地行骗，给社会和他人造成损失和损害。
再说另一起轰动全国的大案——“长城”公司非法集资案。“长城”公
司利用高出银行利率几倍的回报率为诱饵，骗取了成千上万个单位和个人的 几十亿元人民币，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影响。其实，“长城”公司的诈骗 行为，并不是无人觉察的，早在案发前三年，公司“总裁”沈太福就曾前往 南方某市，以伪造银行资信证明、工商营业执照和国家有关部委文件的方式， 试图骗取当地的一笔巨款，但该市经济合作局等部门一眼识破了他的骗术， 果断地停止了与他的业务合作。此后，另有一些警惕性较高的单位和个人， 也曾成功地抵制了沈太福的阴谋，从而避免了相当数额的损失。但是，和所 有骗子一样，沈太福深谙“打一枪换一眼”的骗术。在一个地方碰了壁，在 另一些地方却侥幸得逞了；在一些人那里被撕破了画皮，在另一些人那里却 蒙混过关了。直至最后，他欲壑难填，胃口越来越大，把持“长城”公司， 大肆非法集资，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把这两起案件结合起来看，得出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李某和沈太福，
一个是小打小闹的“小字辈”，一个是日进斗金的大“总裁”，从“档次” 上看，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但两人本质上都属于骗子之列。李某和沈太福行 骗之初，分别都碰了一鼻子灰，所不同的是，李某在王某、石某等人的穷追 猛打之下很快完蛋了，他行骗的第一次也就成了最后一次；而沈太福则“幸 运”多了，他的第一次（以及以后的若干次）失利，似乎并没有给他的“事 业”带来多大影响，并没有使他像李某那样，被追得东躲西藏，狼狈不堪。 究其原因，那些识破了沈太福的骗术的单位和个人，大多仅仅满足于自我保 护，使自己免于受骗，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向有关部门检举他的欺骗行为， 或向社会公开戳穿他的骗术，以此告诫众多的不知情者提高警惕，让那些尚 且蒙在鼓中的人及时警醒。试想，假如当时的明眼人都能像王某那样，不满 足于自己不上当受骗，而是以戳穿骗子的阴谋为己任，那么沈太福肯定早就

原形毕露了，又何至于如此大规模、长时间地呼风唤雨、为患作祟呢？ 现在重新提起这两起案件，是想说明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告密”不
但是无罪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这里说的“告密”，不是指那种专门费尽 心思刺探“情报”，打听别人隐私，再偷偷摸摸地向老师和领导汇报的行为， 而是指像那起小案中的旅客王某和宾馆经理石某那样，一旦发现了不法分子 的不法企图或不法行为，不但要善于保护自己不受侵害和损失（如王某不买 李某的“祖传之宝”，石某机智地寻求司机和巡警的帮助），而且更重要的 是要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及时把情况向有关责任机关和职能部门报告，以使 他们能迅速掌握不法分子的动向，最终制止不法分子的非法行为，最大限度 地保护社会和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我们要洁身自好，自己管好自己，这是一个基本的 前提，也是一件相对比较容易的事；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明白，别人不一定明白，我们明白了，可能少走弯路，可以避免上 当受骗，蒙受损失，他人不明白，就可能走弯路，被人坑蒙拐骗，遭受不必 要的损失。所以，我们自己明白了，不会上当受骗了，还要力求让他人也明 白，也和我们一样不受损失。为此，我们还应该管一管他们的“闲事”，应 该及时向他人、向有关部门“告密”，使得那些已经或正在试图骗人、害人 的不法分子的阴谋彻底破产。
“告状”有理


　　“告状”与“告密”有所不同。“告密”的事大多和自己关系不大，正 像我们在《“告密”无罪》一文中看到的，骗子李某的骗局被旅客王某识破， 王某自己不会受骗了。因此客观地讲，李某的骗术和王某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只不过王某出于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要出来管这件“闲事”，才去向宾 馆服务员“告密”的。“告状”则不同，所告的事多少都和自己有关，所以 我说，“告状”有理。
1994 年 10 月的一个晚上，北京海淀区明光中学高三学生李鹏，在上完
晚自习后回家的途中，再一次受到校外不法分子王某的挑衅和威胁时，他“精 神高度紧张??急得脑子一片空白，拔出随身携带的刀子在黑暗中乱划，直 到王倒在了地上，才住了手”。这样，在歹徒王×进了太平间的同时，在很 多人看来“是个见义勇为的英雄”的中学生李鹏也因“防卫过当”而进了拘 留所。
中学生李鹏的悲剧，是当前一些中小学生长期遭受校园“恶少”和校外
不法分子侵害事件中的一个典型。这种事几年前就存在了，现在看来情况并 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据最新消息报道，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查处了一起初 中学生之间敲诈勒索的案件，三名作案学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多次向 二十多名同学勒索现金一千多元。令人惊讶的是，作案学生的作案手段异常 嚣张，其中一名学生，上学时随身携带一张帐单，上面开列着十几个同学的 姓名，以及准备向他们索要现金的数额，少者三五元，多者五六十元，以便 照单“收帐”。他们敲诈的方式很简单，或者说“借”，或者干脆以“不给 就打”相威胁。而受害学生的表现同样令人惊讶，他们在被劫时沉默无言， 被劫后不敢向老师和家长反映；更为可悲的是，当公安机关开始查处此案， 班主任和学校领导两次动员他们揭发检举，并保证为检举人保密后，这二十 多名学生仍然无一人敢于揭发，其理由是“害怕报复”。

　　“害怕报复”，中学生李鹏当初也由于这个原因，才“既没有向老师、 学校及有关部门反映，也没有寻求父母的帮助”，而是“把沉重的包袱背在 自己稚嫩的肩上”。所以，中学生李鹏和他的同学们这种因害怕报复而自甘 默默忍受的态度，在客观上使得以王某为首的一伙社会闲散人员受到“鼓 舞”。他们经常到明光中学拦劫学生，索要钱物，发展到强迫低年级学生去 他家干活（搬东西，洗衣服，给他按摩等等），甚至非法拘禁“抗税”的学 生，虽经公安机关多次将他拘留，“但他屡教不改，每次出来反而更加猖狂”， 完全堕落成了为害一方的恶霸。可以说，这些专以欺侮中小学生为能事的校 园“恶少”和校外不法分子之所以能够如此明目张胆，肆无忌惮，除了学校 管理不善、公安机关打击不力之外，受害学生的逆来顺受也在无形中助长了 他们的嚣张气焰——他们就是认准了受害学生害怕报复，不敢向老师和家长 “告状”，只会想办法弄到钱来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才一次又一次地动用 这种威胁恫吓外带虚张声势的恶劣手段，并且不止一次地达到了目的。惟其 如此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从表面上看，受害学生之所有有害怕报复的心理，是因为片面夸大了校 园“恶少”和校外不法分子的力量，同时担心父母、老师、学校以及公安机 关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能力去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其实，这种“长敌 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的确，父母和老师们都 有自己的工作，不可能每天都护送学生上下学，但学生在校内和校外受欺侮 的事，他们如果知道了，必然十分重视和着急，肯定要及时向学校反映，向 公安机关报案，而学校和公安机关肯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对校园“恶少”和 校外不法分子进行教育和打击，而绝不会置学生的生命危险于不顾，放任他 们作威作福，妨碍一方的治安。事实上，对每一个在校的学生，包括那些看 起来不可一世的“恶少”，学校都有足够的能力给予教育和处分，不会拿他 们没有办法（要是连学校也管不了，也自有公安机关给予管教）；同样，对 校外的不法分子，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等部门也是有足够的力量予以查处和 惩治的，他们拥有的人力、装备和经验，绝不可能连一两个街头小混混也奈 何不了。
另一方面，我们在受到侵害时进行力所能及的抵制和反抗，事后及时向
家长、老师并通过他们向学校和公安机关“告状”，还是一种对自己、对同 学、对社会负责的表现。如果我们都像某些同学那样一味忍受下去，甚至在 老师和领导面前也不敢检举揭发，其结果必然是把校园“恶少”的行为“掩 护”在家长和学校的注意范围之外，也把校外不法分子的行为“掩护”在公 安机关的打击范围之外，客观上为学校查处校园“恶少”，为公安机关打击 不法分子制造了困难。也就是说，我们不但助长了这种恶人的嚣张气焰，还 掩护了他们的不法行径，使得他们既逃脱了纪律和法律的制裁，还有可能继 续为非作歹，这样的结果，难道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
　　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也为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我们应当勇敢地“告 状”，要坚信邪不压正。
　　　　　　　　　　我要渐渐长大


有两个女孩子的事迹，一直令我十分感动。 一个叫祝颖，是原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祝文清的女儿，算得上一个“高
干子女”。可是她从不在同学面前炫耀自己的家庭背景，而是始终以一个普

通学生的身份，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和同学友好相处。她父亲每天上下班 有专车接送，小车每天从学校门口经过，她若要搭车上学、回家只是抬脚之 劳，却每天坚持挤公共汽车。祝颖的妈妈病了十年，不能像一般母亲那样照 顾女儿，于是生活上的很多事情，比如四季交替时添减衣服，伤风感冒时服 用药品，以及平时的洗洗刷刷，缝缝补补，都需要祝颖自己去干。
　　这些还不是最特殊的。祝颖的父亲长期贪赃枉法，无止境地追求奢侈的 生活享受。祝颖不止一次地提醒他：爸爸，你这样下去是要出事的！每一次， 父亲都粗暴地打断她的话说：你小孩懂什么？祝颖没有办法，加上母亲不幸 去世，父亲组建了新家，贪污腐败行为越演越烈，她实在无力扭转这种情况， 只好与外公外婆住在一起。父亲被捕后，断了生活来源，后母又不肯承担抚 养义务，一家三口仅靠外公的 280 元退休金过日子，生活一下变得非常艰 难。
　　小祝颖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倒，她安慰外婆说：我们吃的方面苦一点吧， 牛奶不要订了，肉少买点，吃蔬菜好了，熬上几年，等我工作了就好了。为 了完成钢琴六级考试（不能功亏一篑），她拿出了自己的压岁钱，先支付几 个月学费再说。接着，她又干起了教别的小朋友学钢琴的活，赚来的钱用来 继续交学费。没钱买衣服，就整理一下母亲的遗物，能穿就穿??
另一个女孩叫李根，是长春市铁路二小五年级的学生。她的经历可以说
是许多成年人都不曾有过的：父亲患严重的肺病，一侧肺部全部坏死，失去 了说话能力；因用大量的抗菌药物，导致耳聋，长期卧病在床；家里没有经 济收入，母亲忍受不了这残酷的家庭困境，终于离家出走。就这样，年仅 12 岁的李根勇敢地承担起艰难生活赋予的重大责任——
她和父亲借住在亲戚家来的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每天早上五点钟，李根
就起床给父亲擦洗，打针，准备早餐、午餐，把药放在床头。在学校，别的 同学中午都能吃上营养丰富的可口的饭菜，李根的午餐只是一勺饭加几条咸 菜。下午四点钟放学后，她还要到药房去给父亲买药，左手提书包，右手拿 药，转上两趟车才能赶回家。晚上，她还有一项特别的功课：和父亲用笔在 纸上交谈，以排遣父亲心中的烦闷。到了晚上十点钟，家务事忙完了，李根 才开始做作业。睡觉前，她还要准备一根绳子，一头系在自己的脚上，另一 头系在父亲的手臂上，好让父亲早上把自己“叫”醒??
祝颖和李根的家庭遭遇是十分特殊的。和她们不一样，我们很多同学都
生活在幸福美满的家庭里，父母和其他长辈对我们关怀备至，我们不希望也 没有必要去经历她们那样的困难。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必要向她 们学习，从她们的思想和行为中获得一些积极向上的力量。我们至少能够在 以下三个方面做很多事情：
　　第一，养成自己动手的习惯，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有很多事情，从我 们呱呱坠地时起，仿佛天经地义地应该由父母给我们做，比如穿衣服，冲牛 奶，收拾书包，整理书桌、铺床叠被，换洗衣服，等等。其实，随着年龄的 长大，这些事无一例外都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完成，而且并不见得会比父母做 得差。我认识一个很聪明的男孩子，长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都上高中一 年级了，还不会削苹果，不会剥鸡蛋皮，被同学们传为笑谈。
　　第二，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自觉分担父母的一些劳动，给他们一些理 解和安慰。如果说像穿衣服、削苹果、剥鸡蛋皮这样的事情还只是为了培养 我们的动手能力的话，那么，收拾屋子，做饭，买菜，招待客人，陪父母去
　　
户外散步，不随便乱花钱，等等，这些并不需要付出太多心血的事情，与祝 颖特别是与李根所做的事情比起来，不过是举手之劳，但它们同样可以使我 们的父母感到欣慰，感到他们的儿女确实是在一天天长大。
　　第三，和父母和睦相处，平等相待，互相帮助。父母也是凡人，他们难 免也有这样那样的疏忽或过失，有时甚至显得不近人情，做一些令我们委屈、 伤心的事。这时候，尤其需要我们主动去理解他们，关心他们，用我们的孝 心和爱意去换取他们的笑容。特别地，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当父母的言行出 现失误甚至是重大错误的时候，我们应该本着对自己也是对父母负责的态 度，像祝颖那样，及时地提醒他们，甚至警告他们，做出最大的努力来纠正 他们的错误。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仅仅是以一个后辈的身份，而更是以一个 明辨是非的、充满责任感的小公民的资格，去帮助和挽救我们的父母。
无论我们生活在怎样的家庭里，我们都要渐渐长大。
善待“老人言”


　　曾经听到一个中学生抱怨说：“我们老师真是有病，老是给我们讲他小 时候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儿。什么一枝铅笔用一年还没用完啦，每天中 午都是馒头就咸菜外加一杯白开水啦，晚上回家还要到医院照看生病的父亲 啦，每天都要给你唠叨一遍，简直烦透了！他根本就是嫉妒我们今天的幸福 生活。”
我细细琢磨了这名中学生的话，觉得虽然不乏偏激，但确实是值得我们
注意的。长期以来，我们有的成年人习惯于没完没了地告诫年轻人，要“不 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要“吃水不忘挖井人”，要“多纵向比，你们现 在比我们那时幸福多了”，等等，时间一长，年轻人难免感到厌烦，乏味， 甚至说不定会产生一种怀疑：他们这是干嘛？是不是要我们也过他们“那时 候”那种“饥寒交迫”的生活？
但是在这里，我想反过来和年轻的同学们探讨一下：我们应该采取一种
什么样的态度，来听取成年人特别是老年人讲的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 儿”？
中国有句俗语，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聆听老人之言应该说
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所谓“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有愆”（语出《尚书·秦 誓》，意为“君主决策之前，如果能向国内的年长者征求意见，就能避免决 策失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夸张一点地说，和我们年轻人比起来，老 年人走过的桥比我们走过的路多，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饭多，在阅历、经 验和智慧上显然有其无可替代的优势。这些道理，我们这些“嘴上没毛，办 事不牢”的小青年很少有切身体会，我们常常自以为是，根本不把老人言当 回事儿，直到吃了大亏，才幡然醒悟。更有甚者，即便碰得头破血流，仍然 固执己见，非得等到自己也成了老人，才有所反省，于是又将“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的教训变成“老人言”传之后世，正如东晋诗人陶渊明（365
或 372 或 376—427 年）在《杂诗十二首》中描绘的那样，“昔闻长老言，掩 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从前听到年纪大的人的劝告，总是 掩上耳朵，觉得讨厌，没想到过了五十年之后，自己忽然也有了和老人相似 的一些经历，才知道当年他们说的有道理）。
　　所以，无论“老人言”在我们听来是多么的不入耳，多么令人厌烦，或 者我们想当然地觉得老人们的心态如何不正常，是不是在“嫉妒”我们，我
　　
们都有必要认认真真地听一听他们的话，想一想他们的话中可能包含的一些 道理，看自己能否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换句话说，我们在听取“老人 言”的时候，没有必要在乎他们的年龄、身份、资格和态度，而只需注意吸 取他们的建议、劝告、“说教”中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有利的合理成 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话是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话说得是否 有道理，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如果是真理，是至理名言，我们就应该无 条件地听取。特别是，当这些话是从一个有着相当高的威望和丰富的人生经 验的老年人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更有必要认真听取，仔细琢磨，而 不应该断然拒绝，讳疾忌医，“掩耳每不喜”，那样做，只会使自己变得一 意孤行，不利于进步。
　　事实上，并不是每个老人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成天只会絮絮叨叨地说 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只会神经兮兮地对我们年轻人横挑鼻子竖挑眼，相 反，至少在我接触到的“老人言”中，有很多其实是非常开朗、非常富有建 设性的意见，对年轻人充满了理解和支持的。著名老作家巴金，著作等身， 名扬天下，是文化界的国宝级人物，按理说，他是最有资格整天虎着脸去训 斥我们年轻人，因而也最容易引起我们反感的人了，但是恰恰相反，在年轻 人面前，巴金老人的态度十分年轻，让年轻人觉得可亲可敬，毫无厌烦、乏 味之感。
有一次，巴金先生作了一段关于出版事业的“忆苦思甜”，之后话锋一
转：“我羡慕今天还在这个岗位上勤奋工作的同志，他们生活在新的时代， 他们有很好的工作条件，??寒风吹得木屋颤摇、在一盏煤油灯下看校样的 日子永远不会再来了！丢掉全部书物仓皇逃命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来了！他们 不可能懂得我过去的甘苦，也不需要懂得我过去的甘苦。我那个时代早已结 束了。”又有一次，他认识了一名青年作家，他这样评价她：“她脑子里并 没有资历、地位、名望等等东西，我在她的眼里也不过是一个小老头子。这 是新一代作家，他们昂着头走上文学的道路，要坐上自己应有的席位??可 能有人觉得他们‘不懂得礼貌’，看他们来势汹汹，仿佛逼着我们让路。然 而说句实话，我喜欢他们，由他们接班我放心。‘接班’二字用在这里并不 恰当，绝不是我们带着他们、扶着他们缓步前进；应当是他们推开我们，把 我们甩在后面。”
我们的一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上一代人、上上一代人手中继
承过来的。我们的责任是经过自己的劳动和奋斗，推陈出新，发扬光大。这 需要充分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也需要认真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 避免走他们走过的弯路。所以，“老人言”尽管不必全听，但不可不听。当 然，我们也有必要采取某种适当的方式，对那些惯于唠叨而不讲求实际效果 的老年人说一句心里话：我们已经明白了您的意思，您不用每天都这样翻来 覆去地讲，看我们的实际行动吧。
知识就是责任


　　1997 年 4 月 9 日，北京月新大厦施工工地地下室防水卷材突然起火。刚 好路过现场的北京市第 33 中学高一学生徐宏源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地先拨
119 报火警；在发觉现场车多人密的情况下，为防止消防车受阻，他立即向 交警通报火情，使现场附近的交通及时得到控制；同时，他找到工地筹建处 甲方索要图纸，协助消防队指挥员了解工地布局，争取了救火时间。此外，

他还在现场有条不紊地参与指挥救助烧伤人员的行动。 在整个救火过程中，作为一个年仅 17 岁的中学生，徐宏源表现了与他的
年龄很不相称的成熟、果断和稳重，令人刮目相看，更令人万分惊讶：他是 如何具备这些连成人在危急时刻都难以运用和发挥出来的应变能力的？他的 救火知识和急救护理知识究竟是从哪里学来的？
　　徐宏源介绍说，最初我闻到呛人的烟味，回头看到浓烟从工地上冒出来。 根据在学校红十字会里学到的应急抢险知识，我迅速进行了实地观察，很快 判断现场火势不小，所以我首先便想到拨打 119 火警电话，请求消防队的帮 助。不巧的是，火灾发生在下班交通高峰期，工地又靠近交通枢纽地段，这 样等到消防车来了，也会由于交通堵塞而影响扑救大火的速度。再者，周围 一些民工见火势较大，也很慌张，一时无法叙述工地周围的地形，如果有一 张示意图，便可以为救火争取时间。我想到一般工地都有工程筹建处，于是 便赶快找到他们要了一张工地布局图，希望能对消防队员及时了解现场的地 形有帮助。
　　据了解，徐宏源同学在上小学时，就加入了学校的红十字会，上中学后， 成了学校红十字会的学生理事。平时，他和同学们一道，认真学到了许多紧 急救护知识和基本的医学常识。用徐宏源的话说，学习一些教科书以外的知 识，多接触社会，能够培养和提高我们分析问题的能力??显然，在这起成 功地扑救火灾和救助烧伤人员的行动中，徐宏源之所以能够反应敏捷，指挥 若定，与他所掌握的紧急救火和救助知识是分不开的。
徐宏源才 17 岁，是未成年人，按照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
人都不得动员未成年人参加救火、救灾、抗洪、抢险等有一定危险性的活动。 我们都还记得，在前些年，一些地方出现过赖宁式的英雄少年，他们不顾自 己年少体弱，在万般危急的紧要关头，敢于挺身而出，知难而上，为挽救国 家财产，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这种奋不顾 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千千万万青少年努力学习、奉献社会 的热情。
但是，人们很快认识到，像赖宁那样小小年纪就为救火、抢险慷慨捐躯，
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我们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是社会建设的后备军， 主要任务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参与力所能及的社会实践，而不应该参加救 火、抢险这样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技能以及高度的体能付出，或者需要冒着 生命危险才能完成的活动，以免由于我们知识、技能、经验和体力等方面的 不足，影响或耽误这些活动的顺利进行，甚至使我们自己在这种活动中丧失 生命。所以，国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禁止未成人参加救火、抢险等危险性 大的活动，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这并不是说，未成年人在火灾、火险等紧急情况发生后，就只能 无所作为了。徐宏源同学在参与扑灭大火和紧急救助伤员过程的行动，就极 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的参与并不盲目，并不是仅仅凭着一股见义勇为的激 情，大喊一声就冲向火海，不顾生命危险乱扑乱打，而是沉着冷静地判断火 势，迅速报警，为交通警察控制现场秩序提供信息，并协助消防队分析掌握 地形，参与指挥救助伤员??在整个过程中，他充分运用了自己所学的知识， 既保证了救火和救助活动的顺利进行，也有效地保证了自身的安全。对此， 他自己有很深的体会。他说，如果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都能学习一些生 活中常用的急救抢险知识，那么遇险时损失就会减轻；相反，如果缺乏这方
　　
面的知识，不但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也会在客观上给急救抢险造成麻烦， 比如火灾发生后，人群的围观会堵塞消防车的救援，不利于救火。从这个意 义上讲，徐宏源尽管是一个未成年人，但他的救火并没有“违法”，因为他 完全具备了在当时那种特定情况下一个成年人所能具有的知识和理智——当 然，由于体力等方面的原因，他即使参加救火，也不应该像消防员那样冲锋 在前，他更应该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注意自我保护。可以设想，假如每个未 成年人都能像徐宏源同学那样成熟和具有救灾专业知识（当然这是不可能 的），法律也就没有必要严禁他们参加救火了。
　　徐宏源说：并不是我聪明，知识其实更重要。这使我想起英国哲学家培 根（1561——1626）的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的确，在徐宏源那里，有 了这样的知识，一个人，哪怕还只是个未成年人，也就有了足够的力量，来 为社会、为他人尽自己的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