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道德楷模

忠贞爱国篇

包胥复楚哭秦庭


　　我国自西周灭亡，即进入东周春秋时代。当时，在中原大地南面的江汉 平原一带有一个楚国，它的先祖熊绎被西周成王封于楚蛮（在今湖北西北部 一带），故国号曰“楚”，或曰“荆”。他“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 莽”，艰苦创业。后经武、文、成、庄等十数代约二百余年的惨淡经营，到 平、昭时代，即成为奄有西起巴蜀、东至苏皖、南自湘沅、北达豫南等大片 土地的南方大国。但平王却昏庸无道，听信费无极的谗言，枉杀太子太傅伍 奢及其长子伍尚，这就迫使其次子伍员（即伍子胥）东逃至吴，并发誓要向 楚国进行报复。
　　吴国在今江苏苏州一带，是崛起于东南地区的一个强国。它与楚国为了 争夺地盘，曾不断发生冲突。于是吴王阖闾便任伍员为将，率兵伐楚，并直 捣郢都（在今湖北江陵）。这时平王已死，昭王即仓惶外逃，成了无国之君。 伍员乃掘墓鞭尸，以报杀父之仇。
　　当年伍员逃亡时，曾遇到他的挚友楚大夫申包胥。伍员对包胥说：“我 一定要倾覆楚国，以报此仇！”包胥对他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但一听他说 要倾覆楚国，就辞严义正地回答说：“你若一定要倾覆楚国，那我就一定要 把它复兴起来！望你好自为之。”伍员破楚入郢，包胥逃至山中。当他听说 伍员掘墓鞭尸时，就派人对伍员的行为严加责备，说他“其以甚乎”，太过 分了，而且是“无天道之极”。于是就奉昭王之命，“赢粮潜行”，步行七 天七夜，不顾一切艰难险阻，入秦求救。秦国是在今陕西中西部一带的西部 强国。时秦哀公在位，闻包胥来告，觉得事关重大，有些迟疑，说：“寡人 知道了，你暂且去馆舍休息，我们商议商议再告诉你。”包胥说：“寡君现 在正越在草莽，百姓散离，没有安居之处，我作臣子的，哪能自讨安逸！” 于是就“立依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终于为他 的这种忠贞爱国行为所感动。于是就命子满、子虎率战车五百乘（有说千乘、 卒万人）救楚攻吴。吴军大败。
吴军败走之后，昭王即返回郢都，并拟大赏复国有功的包胥，但包胥却
说：“我为君也，非为身也”，意思是说我为了楚国，并不是为了我自己。 这就是包胥复楚的故事。包胥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而不惜牺牲个人一切 的朴素爱国主义精神和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曾感动着世世代代的华夏子
孙。正是： 包胥复楚标青史，一片丹心照后人。

赶走“红毛人”的郑成功


　　“台湾土地我国有。”这是当年民族英雄郑成功警告荷兰殖民者的话。 荷兰是 17 世纪最富于侵略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被称为“世界海上马 车夫”。它于 1624 年（即明天启初年）进入台湾后，一方面强征役夫大修城 堡，同时又以各种名目大肆搜刮民财，掠夺当地的黄金、鹿皮、丝绸、食糖 和瓷器，并强迫居民学习荷兰语和《圣经》，以进行文化奴役。台湾人民忍 无可忍，起来反抗，他们就“剿灭无孑遗”。有名的郭怀一起义失败后，就
　　
曾被他们屠杀了 1800 人。他们甚至用火枪攻打和平村庄，并把村民赶入碉 堡，进行集体屠杀。这种暴行就连他们的驻台长官宋克·马了也说是“基督 文明的耻辱”。
台湾人民期待着祖国的拯救。这个救星终于出现了，他就是郑成功。 郑成功，生于 1624 年，原籍为福建泉州南安，是明末海上武装集团首领
之一郑芝龙之子，原名森，后赐姓朱，改名成功，并被封为御前中军都尉， 所以又号“国姓爷”。清兵入关，并南下汀州，芝龙迎降。但郑成功却选择 了与之不同的道路。他坚贞不屈，退到金门，并又夺取厦门，继续抵抗。经 过训练准备，他又率兵 10 万，自崇明入江北伐，直抵南京，后败而退居厦门。 这时他看到清王朝的统一已成定局，而自己又势单力孤，于是就决定渡海复
台。
　　1661 年春（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率大军 2.5 万人，分乘船舰二百余 号，从金门出发，经澎湖到达鹿耳门外。恰值月初大潮，水涨丈余，于是大 小战船得以鱼贯入港，并迅速控制了赤嵌与热兰遮（今台南市附近的赤嵌楼 和安平）附近海面，把荷军围困在这个相互隔绝的两个据点里。荷军急派战
船 4 只前来迎战，被郑成功用“火船”战术将其旗舰引爆，沉入海底，其他
3 艘也受创逃跑，赤嵌收复。 荷水军在赤嵌惨败，同时，进攻北线尾岛的陆军也只有 1/3 的人生还。
就在郑成功水陆两路大获全胜的情况下，荷军头目揆一急忙派人前来交涉。
郑成功向他严正表示：“土地我固有，当还我。”揆一拒绝投降，郑成功即 下令紧缩包围圈，并将 24 门大炮对准热兰遮城。这时，驻爪哇的荷军闻讯， 前来救援，也被击溃。就在这种无力困守而又外援断绝的情况下，揆一终于 被迫同意交出所有城堡、武器、物资，所剩下的残兵败卒乘 8 条船只退出台 湾。至此，台湾又重归祖国怀抱，荷兰殖民者经营了 38 年的殖民大厦就这样 崩塌了。
郑成功不但赶走了荷兰“红毛人”，而且又设置行政机构，对台湾进行
治理和开发，称赤嵌为东都明京，设承天府，下辖天兴、万年二县，分管南 北两路，在澎湖也设安抚司，并颁布条例，允许文武官员圈占土地，大力提 倡军垦，寓兵于农，而且下令“收沿海之残民，移之东土，开辟草莱，以相 助耕种”。在郑成功的号召、支持和保护下，“闽、浙居民附舟师来归，烟 火相接，开辟芜土，尽为膏腴”，使台湾开始呈现出“野无旷土，军有余粮” 的崭新面貌。
为了永久纪念郑成功这位不朽的民族英雄，在台湾和厦门等地建起了祠
堂。1961 年，在厦门举行的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纪念大会上，郭沫若曾 赋诗一首：“台湾自古属中华，汉族、高山是一家。岂许腥膻蒙社稷，不容 蟊贼毁桑麻。千秋大业驱荷虏，一代英雄赐姓爷。”这充分表达了华夏儿女 对英雄的崇敬和对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

土部万里归故土


　　土尔扈特是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的四部之一，原游牧于新疆塔城西北的 额什尔努拉一带。为了避免与日益强大的准噶尔部的纷争和对其屈从而保持 自己的独立性，同时，也为了避免来自沙俄的不断侵扰而过和平安定的生活， 大约在 17 世纪初（明万历末），即开始向西南方向徐徐转移，并越过哈萨克
　　
草原和乌拉尔河，于 1630 年左右到达当时沙俄势力还没有控制的伏尔加河下 游。这个水草丛生的地方，在土尔扈特人看来，自然是极好的牧场，但他们 很快就发现，这里却不是他们理想中的乐园，因为他们面临的是正疯狂向外 扩张并妄图称霸全球的沙皇彼得一世的征服和奴役，而且当他们刚刚定居下 来时，这种奴役就开始了。
　　沙皇先是对他们发动武装进攻，但遭到坚决抵抗。于是，就采取软的办 法，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去苛剥他们，并向他们强行征兵，去为其扩张政 策服务。与此同时，沙俄又从精神上奴役他们，妄图迫使他们由笃信黄教（即 喇嘛教）改信天主教（即东正教）。但这一切都没有使土尔扈特人屈服。他 们公开向沙俄宣布：“土地和水是佛的！”“永远不当谁的奴隶！”“永远 不怕任何人！”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反对压迫剥削和酷爱和平 自由的仇良传统。
　　土尔扈特人远在异邦并倍受欺凌，就更加心系故国，思念骨肉同胞。他 们与厄鲁特各部之间仍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与清政府也时有来往。自 顺治到乾隆的近百十年间，他们曾数次派专使，甚至经过两年多的跋涉才到 达北京，向朝廷入贡。这使康熙皇帝深受感动，当即颁发“圣训”以“嘉其 诚”。他们请求去西藏、青海“熬茶礼佛”，清政府也一一应允并加以护送。 他们与祖国的这种联系，使他们更加相信，他们与祖国大家庭的其他成员“想 起初必系同源”，并“公开声称厌恶俄国”。他们还通过使臣向乾隆帝表示： “非大皇帝有令，安肯自为人臣仆！”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虽远在异邦，但 始终认定自己仍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并对祖国寄以深切的怀念和向往。这 也就是他们日后重返祖国的思想基础。
1761 年，17 岁的渥巴锡继承汗位。这时正值沙俄卡德琳二世统治时期。
这个女皇对土尔扈特人的压迫剥削比彼得一世更为野蛮残暴。她在对土耳其 发动大规模战争中，强征土尔扈特人充当炮灰，致使伤亡达七八万人，而且 又规定“16 岁以上者尽行出兵”，妄图借此对土尔扈特“暗行歼灭”。可怕 的灭族之灾使整个部族“众皆汹惧”。于是，1770 年，26 岁的渥巴锡即下令 集结各部，并于 1771 年初举行武装起义，在“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 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的悲壮誓言声中，开始了中外历史亘古罕见的返 回祖国的艰苦征程。
他们在渥巴锡的率领下，首先焚烧了木制宫殿，接着，无数村落也烧起
了熊熊烈火。他们愤怒地杀死沙俄外交官和苛剥他们的商人，丢弃一切不能 带走的东西，沿途打退了沙俄追兵的多次拦截，忍受着巨大的战斗伤亡、疾 病和饥饿，行程万余里，终于于该年六七月间抵达伊犁河附近的卡伦他木哈 一带，挣脱了沙俄的魔掌，回到祖国的怀抱。他们到达伊犁时，只剩下出发
时 3 万 3 千户约 16 万 9 千多人的一半。 祖国对土尔扈特部的归来表现了最真挚的欢迎。乾隆帝除命驻伊犁、张
家口及西安等地的官员立即调集大批物资前去进行安置和救济之外，还亲降 “谕旨”，命渥巴锡等去承德朝觐，并予封赏，而且还亲自撰写碑文《土尔 扈特全部归顺记》，以为永久纪念。西北地区各兄弟民族，也纷纷捐献牲畜、 口粮、衣物，帮助修建寺庙和教他们种植技术，使他们很快就“安居得所” 下来。

忧乐天下篇

忧国运屈子沉江


每逢阴历五月初五，我们就会想起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屈原，名平，约生于公元前 340 年左右的楚国秭归县。这时的楚国，经
过十余君长达二三百年的经营和不断扩张，已成为雄踞中国中南大部的唯一 “超级大国”了。如果楚国能同当时最富裕的齐国联合，共同抗秦，那么秦 国的连衡政策就会受到有效的抑制，而这是符合楚国的长远利益的。但遗憾 的是，当时在位的楚怀王没有这种见识。这就不但使楚国从强大开始走向衰 落，而且也注定了屈原的悲剧命运。
　　屈原由于“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所以在开始时还受到怀王的信用， 被任为左徒。但靳尚和子兰之徒却“心害其能”，在怀王面前诋毁他，而怀 王也竟听信谗言，“怒逐屈原”，并把他降为三闾大夫，排斥于决策集团之 外，让他出使到齐国。
　　不久，秦欲伐齐，秦惠王就派张仪来楚，离间齐、楚关系，说楚若能与 齐断交，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怀王既不察张仪之诈，又想贪图近利， 于是就答应与齐断交，而且还自鸣得意地说他不用一兵一卒就得了六百里土 地，实可庆幸。这时，屈原虽反对这种做法，却无力改变这种木已成舟的局 面了。
怀王一面绝齐，一面派人随张仪去秦受地。但张仪却翻脸不认账，说：
“我答应的是六里，谁说是六百里？”使者回报怀王，怀王才知上当受骗， 于是大怒，出兵伐秦，结果却被打得大败。
楚怀王虽内惑于郑袖而外欺于张仪，但他并未幡然悔悟，反而一头扎到
秦国的怀抱。这时，秦惠王死，昭王即位，并与楚订了黄棘（今河南新野） 之盟。于是，主张联齐抗秦的屈原，就被流放汉北。他虽身不在朝堂，但仍 日夜心系楚国和怀王，因而创作了千古名篇《离骚》。
在流放汉北的几年里，楚国又出了许多事，而最大的一件，就是怀王三
十年，秦昭王约他去武关相会，重修旧约。这时，屈原到郢都，劝怀王不要 去，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但怀王却听信子兰的话，决定前去。结 果，一到武关就被伏兵挟持至秦，不久，就客死在那里。
秦王的背信弃义，奸小的作威作福，国家蒙受的凌辱，尤其怀王的可悲
下场，无不强烈地震撼着诗人屈原的心弦。他的《招魂》就是为悼念怀王而 作。这里，他寄托了对怀王的哀思，同时也抒发了对怂恿怀王入秦的人的嫉 恨。
　　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子兰为令尹，这就使屈原难逃被彻底抛弃的命 运了。顷襄王即位不久，即听子兰之谗，将屈原逐出国门。屈原到处行吟， 先后创作了《哀郢》、《涉江》和《怀沙》等不朽名作 20 余篇，寄托了对祖 国和个人不幸遭遇的无尽哀思，记述了他被迫离开祖国的依依不舍心情。他 虽遭谗谄，但对国家却仍怀着“深固难徒”的爱。对黑暗污浊社会，他表示 了极大的愤慨，而对苦难深重的广大百姓，他则放声悲歌：“长太息以掩涕 兮，哀民生之多艰！”
　　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顷襄王东逃。这时，眼泪已经流干、 希望之火已经熄灭的屈原，便最后告别了他苦难的祖国，怀着无限的哀愁和
　　
悲愤，自投汨罗江而死，时在阴历五月初五。 屈原虽死，但他光明磊落的道德人格，他对国家和人民深沉而执著的爱，
却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照耀人间。

贾长沙忧国伤世


　　西汉初年，在中州大地上出了个才士兼政论家贾谊。他生于公元前 201 年，洛阳（即今河南洛阳）人。弱冠，即以能诵诗著文而称誉郡中。文帝闻 之，乃召为博士。朝臣中不但最为年轻，而且能“通诸家书”。所以“每诏 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而贾谊却能完满答对。文帝很满意，即又升为 太中大夫。他又根据汉兴 20 多年的情况和经验，提出改正朔、易服色、制法 度、兴礼制等主张，但文帝却“不用其议”；不但如此，还让他离开都城去 担任长沙王太傅。使这个年轻人“意不自得”，郁郁不乐。在渡湘水赴任的 路上，他作了《离骚赋》，看上去是在哀悼屈原的不幸遭遇，而实际上则是 “自谕”。数年之后，又拜文帝少子梁怀王太傅。不久，梁王坠马死，谊自 伤为傅无状，常常哭泣，岁余，也死，年仅 33 岁。
　　这就是贾谊短暂的一生。虽然这是个平凡无奇的一生，他既无运筹帷幄 之才，又无搴（qiān）旗执馘（guó）之功，但他却在当时朝野上下齐声歌颂 清平世界的包围声中，怀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政治责任感，“数上疏陈 政事，多所欲匡建”。
众所周知，汉初实行的是黄老之治，也就是道家的“无为”之治，经过
二三十年的与民休息，至文帝之世，“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 有不便，辄弛以利民”，而且又“通关梁、去肉刑、恤孤寡、赐长者”，确 实出现了一派升平气象。到景帝末，更是经济繁荣、府库充实，甚至钱串烂 朽，无法计算，粮仓也因库满而露天堆放，所以史称“文景之治”。但即使 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也潜存有许多危机。在外部，匈奴日益强盛，而且不断 侵扰边郡，上党、云中烽烟不断；在内部，最大的问题是诸王僭越，此起彼 伏。淮南、济北虽为逆诛，吴、楚跋扈之迹也见端倪。其他如制度疏阔、礼 仪废弛等，都可以说是国家的隐忧。如果看不到这些，那就是愚昧；如果看 到这样而隐瞒不说，一味地歌功颂德，那就是阿谀。而贾谊却不但清醒地看 到了这些危机，而且还“痛哭”、“流涕”地把它们一一都摆到皇帝面前。 这既需要有对国家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同时更需要有不怕丢官、坐牢和杀头 的勇气。他的《过秦论》和《治安策》等不朽名篇正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政 治品质。这里，他公开宣称：“进言者皆日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 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接着，他就根据事实，列出“可为痛哭者一”， “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他最担心也最反对的是诸侯王跋 扈，而坚决维护中央的集中统一。他把这种诸王跋扈局面称之谓最可痛哭的 “病症”，并明确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事实 证明，这种主张是正确的。但可惜，已经晚了。这时，吴王濞（bì）已相当 骄慢，但文帝对他却仍一味地采取“自然无为”的放任政策，致使在文帝死后 不久就爆发了对王朝来说具有翻天覆地之势的吴楚七国之乱。在对匈奴的问 题上，他反对姑息纵容，主张威德并重，积极抑而制之，也体现了维护国家 尊严的朴素爱国主义精神。其他又如禁奢靡、倡礼仪、定经制、重德教等， 也都是切中时弊的主张。这些主张，正如一些史家所说“使时见用，功化必

盛”。但遗憾的是，这些主张却大都没有被采用。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周 勃、灌婴等一帮老臣，没有把这个年轻娃娃放在眼里，嫌他“年少初学，专 欲擅权，纷乱诸事”，这是可能的；而且果真如此，文帝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但这不是决定的因素，否则，诸老将先后去职或去世，事态为何仍然依旧呢？ 决定因素是在文帝身上。汉自高帝赞许陆贾《新语》崇尚“无为而治”开始， 至吕氏，已是“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文帝更是“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 术”。而贾谊所主张的却都是带有浓重儒家色彩的积极有为措施，都是和黄 老“无为”之治不合拍的。贾谊是一个由黄老道家思想向儒家思想过渡的代 表性人物。他既有道家思想，也有儒家思想。他的那些主张的提出，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黄老之治的局限性和儒道互补的必要性，而这些主张的不被采 纳，则说明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这一点，自然是贾谊所不能理解的。所以， 我们不能因未采纳这些主张而苛责文帝，也不能因这些主张未被采纳而怀疑 其正确性及其道德价值。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品质和光明磊落的道德人格，永 远被人们所敬仰。

范文正忧乐天下


　　我国古代的儒学道德风尚，自因魏晋玄学的滋炽，而中途“断裂”之后， 经隋唐而至五代，由于兵连祸结，凌弱暴寡，域内板荡，各思苟存，致使“三 纲五常之道废，而先王制度文章扫地以尽”。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中国伦理史 上的这一黑暗时期，把人们重新置于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之下。 而这种统治，在意识形态上需要有儒学的保证和配合，这就从客观上为儒学 的复兴提出了要求。而范仲淹正是处于这个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之一。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初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生于公元 989
年。两岁失父，母贫无依，改嫁朱姓，改姓朱，名说。后举进土，乃迎母归 养，并复本姓，更名仲淹。历太宗、真宗、仁宗三朝，自天章阁待制，而龙 图阁直学士，而陕西四路安抚使，参知政事，1052 年去世，谥“文正”。在 他从政的三四十年间，为国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堪称一代贤相，但更难得的 则是他的高风亮节。
据史载，他幼年家贫，勤苦向学，落落有志操，以重振儒学、革励士风
　自任。为秀才时，就常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且 “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他不但有着这样可贵的道德情操，而且毕生都自觉地去践履。
　　公元 1038 年（仁宗宝元初），西夏元昊叛宋，称兵寇边，延、环（今陕 西延安与甘肃环县、庆阳）告急。仲淹乃忧天下之所忧“自请行”。西夏乃 羌人所建政权，他去到陕西后，改变了原来的某些简单作法，一方面改建州 兵，整修砦（zhài 同寨）堡，加强训练，同时又大兴营田，听民互市，以通 有无，并招还流亡，使“羌汉之民，相踵归业”。此外，他又与羌人订立盟 约，要求汉羌一体遵行。“诸羌皆受命”。而且凡“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 疑。”所以羌人也不轻易犯边扰民。不但如此，而且羌人对他还颇见“亲爱”， 称他叫“龙图老子”，有些地方还为他建立“生祠”。他去世的时候，竟有 “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公元 1043 年（仁宗庆历初），范仲淹自西北调回，任参知政事，与富弼 共同主持了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这时，建国已有七八十年，在此期
　　
间，经济文化虽已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社会也相对安定，但因承平日久， 纪纲弛坏，吏贪民怨，危机四伏，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则既难长治久安， 也无力应付来自西北和北面的日益增长的民族压力。虽然他也深知“久安之 弊，非朝夕可革”，但不革更不行。于是他又急国家之急，不顾个人的成败 荣辱，决心担起改革重任，向仁宗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就是有名的 “天章阁十对”。在他所提的改革措施中，除“厚农桑”、“减徭役”之外， 大都集中于吏治方面。他主张根据“经世济用”的真才实学而不是根据荫恩 关系来选拔人才，按照政绩而不是按照年资来决定升降，同时主张坚决惩治 贪污和撤除无能的官吏。他的主张切中时弊，也蕴含着对广大百姓的同情。 虽然“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倖（xìng）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 平”，但他的这些改革措施，由于触犯了某些保守派官僚及其门生故吏的利 益，而很快就被搁置了起来，范仲淹也被罢去参知政事，谪迁外郡，从此离 开了京城。
　　1046 年（庆历六年），他应谪守巴陵的朋友滕子京之请，写了一篇千古 传诵的《岳阳楼记》。按常情推测，一个是谪居，一个是左迁，二人应是猩 猩惜猩猩，牢骚怨气必充塞字里行间，但范仲淹却根本没把个人的进退荣辱 放在心上。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显示了一般士人所少有的极其豁达 坦荡而宽广的胸怀。他也有“忧”，但他忧的却不是自己，而是天下、是国 家和百姓。你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 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邪？其必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欤（yǔ）！”这就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道德遗产。它将激励着我们 每一个人去自觉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并为之奉献个人的一切。
　　
勤政廉政篇

西门豹兴利除弊


　　我国古代有很多地方官，他们虽无赫赫功勋，但却勤政爱民，勤勤恳恳 为百姓办实事，同样博得后人的尊敬。西门豹就是其中的一个。
　　西门豹，复姓西门，名豹，战国初魏人。西门豹之时，魏君为文侯，他 是个有为的君主。西门豹乃大夫翟璜所荐，文侯用为邺令。邺在今河北临漳 县境。
　　西门豹一到任，发现城里“空无一人”，便立即“会长老，问之民所疾 苦”。长老说：百姓最苦的是“河伯娶妻”。那时，民间有谣传说：漳河每 年泛滥是由于河神发怒，所以要为之娶妻，否则，它一发怒，百姓的生命财 产就保不住了。西门豹一听，觉得事情有些奇巧，就详细询问实情。长老说： “县里掌教化的‘三老’和县衙的大小差吏们‘常岁赋敛百姓’，得钱数百 万，其中二三十万都用在为河伯娶妻上。剩下的都让那些巫婆们拿回家去了。 百姓‘以故贫’。”西门豹又问媳妇是从哪里来的？长者回答道：“巫婆‘行 视小家女子好者’，就说‘当为河伯妇’，即婢娶。所以，谁家有好女，害 怕巫婆为河伯娶去，都纷纷远逃，‘以故城中空无人’。”“那么，怎么娶 法呢？”西门豹问。长老说：“先将新妇沐浴净身，穿上绣有各种花纹的彩 绸衣裳，再在河边修建一个‘斋宫’，让新妇坐在红绸帐里。到了嫁日，就 将各种嫁妆连同床席一起浮在水上，让新妇坐在上边，随水飘流，‘行数十 里乃没’。这就算婚礼完成了。”西门豹听了，心里琢磨了一会儿，说：“等 到下次为河伯娶妻，三老、巫祝和父老百姓都去河上送女的时候，希望对我 说一声，我也去河上送女。”大家都说：“好”。
到了送女的这一天，西门豹果真去了，并同那些三老、贵族、官吏、地
方豪绅以及百姓父老等共约两三千人，都会聚在河边。大巫是年已 70 的老太 婆，身穿彩绸单衣，后面站着十来个小巫。西门豹说：“把河伯的新妇带上 来，让我看看漂亮不漂亮？”说着，左右便把新妇带到他面前。西门豹一看， 便对大家说：“这个女子不好，让大巫去报告河伯，就说我们要为他挑选一 个更好的，后天送来。”说着，便让卒吏把大巫投入河中。过了一会儿，西 门豹说：“大巫太磨蹭，下去这么久了，还没回音，弟子们下去一个催催。” 说着就把一个小巫投入河中。这样接连投了三个。西门豹又说：“这些巫婆 都是女的，说不清事情的原由，让三老下去说吧。”于是又把三老投入河中。 又过了一会儿，西门豹看看旁边的豪绅、长吏说：“巫婆和三老都没有回音， 怎么办呢？”这些豪绅和长吏都大惊失色，纷纷跪倒，连连叩头，面如死灰。 西门豹说：“看来，河伯是要把客人留住一些时候了。诸位请起，都回去吧！” 于是吏民大为惊恐，从此以后，谁也不敢再提为河伯娶妻的事了。
　　西门豹不但雷厉风行地为民除害，正风敦俗，而且又发动民工开了 12 条水渠，引漳河灌溉农田。故其为邺令，名闻无下，泽被后世，被人称之为 “贤大夫”。

“召父”、“杜母”福万民

过去，人们大多称州县一级的地方官叫“父母官”，不过，在那个“十

官九贪”的社会里，真正能配得上这个称号的委实不多。正因为不多，所以 才显得格外难得，格外值得尊敬。汉代的召（shào）信臣和东汉的杜诗就是 这类难得人物中的佼佼者；不但如此，“父母官”这一美称也正是从他们被 称为“召父”、“杜母”开始的呢。
　　召信臣是西汉末年元帝时人，字翁卿，寿春（即今安徽寿县）人，初任 谷（gǔ）阳（在今安徽灵璧县西南）及上蔡（即今河南上蔡县）长，“其治 视民如子”。后征为谏议大夫，升任南阳（即今河南南阳）太守。据史书记 载，他对南阳的治理，是遵循这样一条“八字方针”的，“为民兴利，务在 富之”。“为民兴利”，在古循吏中虽不乏人，但把“务在富之”作为治理 目标，大力推行富民政策，并做出突出成效，却是不多见的。
　　南阳地处平原，有淯水（即白河）与潦河（即古梅溪）自西北而纵贯其 境百余里，两岸土地肥沃，一望无际，河水依冈环注，随地可渠。但水流迅 急，且多沙易淤。故境内陂堰名天下，其实难久而易废。召信臣到任后，即 “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即“堤堰”，“阏”读 yān）凡 数处，以广灌”。而且使灌溉面积逐年扩大，“多至三万顷”，这样一来， “民得利，畜积有余”。为了防止百姓争水滋事，他还作了“均水约束，并 刻石立于田边”，而且对那些不事田作的游手好闲者，更“辄斥罢之”。同 时，他又禁止婚丧喜事铺张浪费，自己又事事以身作则，躬劝农耕，出入阡 陌”，甚至吃住都在“离乡亭”中，“稀有安居时”。这样，他在南阳数年， “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 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这就是“召父”的事迹及此称呼的由来。
“召父”之后不久，南阳百姓就又迎来了一位叫杜诗的太守。这位太守，
字君公，是河内汲（即今河南汲县）人，东汉初曾任成皋（是今河南荥（xǐ ng）阳县，即有名的虎牢）令和汝南（即今汝南县）都尉，所在“称治”。 后即升任南阳太守。他治南阳，一是提倡俭约，“省爱民役”：二是“造作 水排，铸为农器”，这样，“用力少，见功多”；三是“修治陂池，广开土 田”；四是“诛暴立威”。对那些贪赃枉法、横行乡里的豪绅长吏以及那些 打家劫舍的土匪流氓实行严厉打击，为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治 安环境。这样治理的结果，“郡内比室殷足”，使南阳成了“小天府”。著 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在《南都赋》中有几句话描写其家乡南阳由于召、 杜兴修水利之功而出现的农业繁荣景象说：“沟浍（kuài，田间排水渠）脉 连，堤塍（chéng，田埂）相輑（qún，连接）。??冬稌（tú，稻）夏穱（zh ō，麦），随时代熟。”南阳百姓深蒙其福。把他们二人并称为“前有召父， 后有杜母”，并立祠纪念。
　　这两个“父母官”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但却没为自己置备一点家产。 杜诗临终时甚至“贫困无田宅，丧无所归”。但他们泽被万民，德流后世， 他们勤政爱民和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却永远为后人所仰慕。

杨震公廉诫“四知”


　　中国古代的“清官”，有以勤政爱民著称，也有以公廉正直著称，而在 这方面，杨震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杨震是东汉中晚期弘农华阴（即今陕西华阴县）人，字伯起。其先祖事 汉有功。哀、平之世，其父治《欧阳尚书》，隐居教授，王莽数征不就，光
　　
武即位，嘉其高节。这样的家庭环境，再加上光武帝的重振儒学，就为少年 杨震日后成长为“关西孔子”提供了良好的道德环境。
　　他“少好学”，“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而且不谋名利，唯“道”是 修，客居于湖（在今河南灵宝县境），“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年至五十， 大将军邓骘（zhì）“闻其贤”，乃征为“茂才”。后即升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 他去东莱（在今山东掖县）赴任，路过昌邑（在今山东金乡县）时，发生这 样一件事，就是他以前所举荐的荆州茂才王密正好任昌邑县令，听说故人来 了，就去谒见他。到了夜晚，又怀揣 10 斤铜币送给杨震。杨震说：“我这个 老朋友了解你，你怎么不了解我这个老朋友呢？”王密说：“现在是夜晚， 没有别人知道。”杨震严肃地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何谓无知？” 王密只好带着礼金惭愧地退了出去。这就是杨震诫“四知”的故事原委。
　　他公正廉直，不是表现在口头上，而是表现在实际行动上；不是表现在 一件孤立的事情上，而是贯穿着他的一生。后不久，他又调任涿郡（在今河 北省涿县）太守，也同样“不受私谒（请托）”，一切都公事公办。而且在 他的管教下，他的子孙们也是“蔬食步行”，形成了公廉俭朴的家风。一些 亲戚朋友劝他“开产业”，即置备些家产，他却说：“让后世能被称为‘清 白吏子孙’——把这个留给他们，不是更好吗？”
由于他秉性正直，为政清廉，后来又升为太尉，位列“三公”。此时安
帝在位，帝舅大鸿胪（lú）耿宝私荐中常侍（宦官）李闰之兄给杨震，杨震 不从。耿宝就亲自来见杨震，并说：“李常侍乃‘国家所重’，想请您为他的兄 长安排个官职，你看着办。我只不过是来转达上边的意图罢了。”杨震回答道： “如果朝廷想让‘三府’（由太尉、司徒、司空建立的官署）辟召，那就应该由 主管人事的尚书省正式行文，而不应直接来找我。”耿宝碰了一鼻子灰，乃 “大 恨而去”。同时，皇后兄执金吾阎显也来向杨震举荐自己的亲友，都同样遭到 杨震的拒绝。
不久，邓太后死去，皇帝孱（xī）弱昏庸，乳母王圣不但串通宦官李闰、
樊丰等将邓骘谪贬外郡，致使其绝食而死，而且更纵子“传（串）通奸贿”、 “倾摇朝廷”。对这帮奸小的倒行逆施，身为朝廷重臣的杨震无不“切谏”， “无所顾忌”。但越是这样，就越是遭到他们的“侧目愤怨”，只是由于他 是“名儒”，未敢轻易加害。不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借口总是会找到 的。这时，适逢一个名叫赵腾的人诣阙上书，指陈得失，安帝闻之大怒，说 腾“罔上不道”，收考诏狱。杨震乃上疏救之，望能“全腾之命，以诱刍荛
（ráo）舆人之言”。但赵腾竟被“伏尸都市”。接着，樊丰等人又趁安帝东
逃，“竞修第宅”。杨震乃命部掾（yuàn）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真委，结果 发现樊丰等“所诈下诏书”。樊丰等“惶怖”，乃与大将军耿宝共谮杨震“自 赵腾死后，深用怨怼（duì，怨恨）”并说他是“邓氏故吏，有恚（huì恼，怒） 恨之心”，于是乃收其太尉印绶，并称“有诏遣归本郡”。杨震乃慷慨谓其诸子 门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词，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bì） 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亡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 形，勿归冢次，勿设祭祠”。遂服毒自尽，借以表达对朝廷内佞臣乱政的抗议 和自身的贞正清白。
　　杨震虽被邪恶势力迫害致死，但他公廉正直的高尚品德却赢得世世代代 的尊敬。
　　
清正爱民包待制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 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这首诗，仔细品来，不能算是上 乘之作，但它清正严毅之气却溢于言表。你知道它的作者是谁？他虽不在唐 宋名家之列，但却是“童稚妇女皆知其名”的“包待制”——包拯。
　　说“童稚妇女皆知其名”，不但在当时是如此，即使是现在，在中原地 区的广大农村，说他妇孺皆知，也不算夸张。不过，民间所了解的包拯，大 多是经过艺术加工了的，脸谱化了的，他的一些事迹也多是根据传说虚构的。 这些故事虽也都反映了他铁面无私和清正爱民的性格特点，但毕竟不是历史 事实。那么，历史上的包拯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包拯（999—1062），字希仁，北宋初期卢州合肥（即今安徽合肥）人， 仁宗天圣五年进士，历任御史中丞，知端州（在今广东肇庆市），后擢天章 阁待制，知谏院，除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礼部尚书，谥“孝肃”，故也称 “包龙图”、“包待制”、“包孝肃公”。
　　他生活于北宋统一后不久的仁宗时代。这时，虽国内承平，但政府机构 臃肿，吏治废弛，官吏贪暴，豪吏横行，赋税繁重，百姓不堪其苦，再加上 北方契丹的威胁日益严重，民族矛盾也日益加剧。总之，在承平的背后，也 隐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故有识之士多要求改革，包拯也是其中的一员。不 过，对当时的政治，他从宏观上虽也提出过一些富于建设性的意见，但他的 注意力却主要是在吏治上，尤其是在政风上。
首先，他从自己做起，以身作则，实行廉政。他知端州时，因该地产砚，
闻名天下，前守纳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但包拯却下令制者“才足 贡数”，而且“岁满不持一砚归”，当时，朝中权贵串通奸贿，异常横暴， 内外臣僚稍有得罪，即辄为罢黜。唯包拯不怕得罪，直道而行。他知开封时， “中官势族”不顾百姓疾苦，在惠民河上私修亭园台榭，致使“河塞不通”， 包拯乃下令“悉毁去”。
他很清楚，那些权贵们之所以敢于横行不法，其根子是在朝廷那里。所
以，他除了在自己职权范围之内尽量加以抑制之外，还屡次上书，请罢一切 “内降曲恩”，如有陈乞，必须“依公执奏，毋得阿徇”。当时有个皇亲叫 张尧佐，功德无称，但却“宣徽、节度使并以与之”，包拯就冒着得罪朝廷 而丢官杀头的危险，一再奏请“罢之”，致使“贵戚宦官为之敛手”。
对权贵势族如此，对那些“蔽善而背公，卖直而嫁祸”，“以势利相轧，
苟得无耻”的贪官污吏，包拯更不容情。当时有个名叫王逵的转运使，“苛 政暴敛，诛求财利，肆行威福，吏民无告”，但朝廷却予以回护，包拯竟不 顾这些而一连上了七本，把他罢黜。三司使张方平，因私买民户，也没逃过 他的弹劾。所以朝廷内外，“闻者皆惮之”。
　　他对权贵势族、贪官污吏虽铁面无情，是名副其实的“阎罗包老”，“笑 比黄河清”。但对下民百姓，却是一副菩萨心肠。史传也说他“恶吏苛刻， 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他深知“民者，国之本也，财用 所出，安危所系”，所以他坚决主张“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jǐn）”， 以保证其起码的生存条件。凡他所知州郡，前任所征“率课”或“折变”， 总之，一切除正赋之外的摊派，无论是“十数万”或“数十万”，“悉奏罢 之”，“以安海内生灵”。尤其对于赈灾，他都以救灾如救火的心情来进行
　　
处理。当时江淮一带曾水旱连年，“老弱转死沟壑，少壮沦为盗贼”，“民 心愁苦，深可矜悯”，他接连上书，要求朝廷马上“体量安抚”，“凡配籴
（dí）及诸般科率，一切止绝”，并且立即“将义仓米速行赈给，以济贫民，不 得失所”，以“释疲民倒垂之急”。而对于那些“州县上下，互相蒙蔽，不 以上闻”的“庸吏”，尤其那些趁火打劫的“脏吏”，要严厉惩治，“不得 宽假”。正由于他“视民如子”，所以，他看来虽很威严，但老百姓却感到 很亲切，并称叫他“老包”。
　　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对公家之利，他既能做到一尘不染，而于干 请，无论故人亲党，也“一皆绝之”。他知卢州时，由于卢州是乡里，一些 亲朋旧友多乘势侵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包拯照样“挞之”。他不但以清正 爱民要求自己，而且也以此要求他的后代子孙。他有一条“家训”说：“后 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 吾志，非吾子孙！”正是由于他具有这样崇高的政治德操，所以直到今日， 我们仍能不时地听到人们呼唤着他的名字。
　　
革新图强篇

子产除弊兴“谤政”


　　子产是春秋时郑国的一位具有高尚品德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是郑国第 七代君穆公之孙，子国之子，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因公子之子称公孙， 故也称公孙侨；又因他居于东里，故也称东里子产。简公时为卿，执国政， 定公八年（前 522 年）卒。郑人其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 我死乎！民将安归”孔子闻其死，也为之流涕，称他为“古之遗爱”——即 说他有古仁者之遗风。这种现象在当时是不多见的。为什么他能受到如此的 敬爱呢？
　　首先，郑国在今河南省新郑县，是个小国，地处晋、楚两强之间，而晋、 楚又争霸不已，稍有得罪，不是这个来讨伐，就是那个来问罪。前此，晋、 楚连续三次大战都与郑国有关。所以，郑国被夹在中间，关系是很难处的。 但子产却能不卑不亢，左右周旋，使郑相安无事达 20 余年之久。这的确是很 难得的。
　　其次，郑国虽是小国，但自庄公以来，历经昭、厉、灵、襄，直至僖、 简诸君，贵族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几乎没有停息过，连子产的父亲子国也死 于内争。即使在他为卿之后，也是“上下不亲，父子不和”，“诸公子争宠 相杀，又欲杀子产”。但他却能秉公义，捐私憾，尊贤能，怀以仁爱，晓以 礼让。他的模范行为，即使是敌对派系也为之倾服，说：“子产仁人，郑所 以存者子产也。”
但他的最可贵和最难得之处，还在为了郑国的生存和发展——用他自己
的说话，就是为了“救世”，为了“利社稷”，而实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 改革，以兴利除弊。据史载，这里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作封洫（xù，沟）和作“丘赋”。作封洫，就是划定田界沟渠，禁止
恣意侵占。丘，是古代划分田地和区域的单位，也是一种社会基层组织的名 称。古有“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之说，故丘为十六井。赋，即 赋税，而在兵农合一的古代则主要是指军赋。所以丘赋即国家统一按丘征赋， 不准额外横加摊派。显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一些不法贵族的肆意掠夺， 从而相对减轻了农民的痛苦。
二、存“乡校”。乡校是一种民间文化教育团体。这里的人经常议论执
政的得失，当然对当权者会有所批评，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阴暗面会有所揭 发。于是大夫然明就主张毁去，省得惹是生非。但子产却说：“何为？夫人 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pǐ，坏）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 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充分表现了他对民意的尊重和一个开 明政治家的风度。这使然明听了，也充满着敬意地说：“小人实不才，若果 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孔子听说这事以后，也说：“人谓子产不仁，吾不 信也。”
　　三、兴“参辟”，铸“刑书”。兴“参辟”，就是制定三种刑律、“参” 通“三”；“辟”即法。三种刑律，指夏、商、周三代据犯罪程度不同而定 的三种惩治办法。铸“刑书”，就是把这种刑律条文铸在青铜鼎上，以昭示 全国上下一律遵行。虽然，他的这一举措，其实质目的仍是为了维持其统治 秩序，但却自此“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对那些无法无天肆意妄为的不
　　
法贵族来说，毕竟也是一种限制，而对老百姓来说，也总会多少减少一些非 法折磨的痛苦。
　　改革的结果又怎样呢？当时流传有这样的话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 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若）死，谁其嗣之？”又有材料说他“为相 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gǔ，卖）。 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 而治。”
　　不过这个成果是来之不易的，因为任何改革都会遇到阻力，子产也不例 外。例如当他作丘赋之初，就遇到一些人的毁谤。他们诅咒子产说：“其父 死于路，已为虿（chài，蝎子）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铸刑书时， 竟遭到他很敬重的老朋友晋著名贤大夫叔向的反对。叔向特此致函子产，表 示异议，并且用“国之将亡，必多制”的难听话来责难他。但他却大义凛然 地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礼义不愆（qīan，失），何恤（xù，顾 惜）于人言？吾不迁矣”又说“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多么坚定 的改革意志和阔广的政治胸怀啊。而这正是他之所以能博得后人敬重的根本 原因所在。

商君变法强西秦


　　商君（约前 390 至 338 年）本是战国时卫人，名鞅，姓公孙氏，食邑于 商（在今陕西商、洛一带），故也称商君、卫鞅、公孙鞅。他是我国历史上 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但他的改革却不在卫国，而在秦国。卫国本来就是一个 姬姓小国，在今河南淇县，入战国后，因三晋强大而沦为附庸，独保濮河一 带地区，所以根本不能有所作为。而秦国，虽雍处“西鄙”（在今陕西凤翔、 宝鸡一带），但自穆公以来，“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成为“五 霸”之一。后虽为三晋所逼，丢了一些土地，但至孝公，则又想“修穆公之 业，东复侵地”，乃“下令国中求贤”，重振雄风。这对商鞅来说，自然是 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他就西向入秦。孝公与语，“数日不倦”。且“不自 知膝之前于席”。但朝中的一些保守派老臣如甘龙、杜挚等却表示反对，说 什么“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对这种论调，商鞅铿锵有力地回答说：“治 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 非，而循礼者不足多??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于是，孝公曰：“善。” 乃定变法之令：
　　一、整户籍，行运坐，“令民为什伍”，即令五家为“伍”，十家为“什”， 各家相互纠察，一家作奸犯法，别家必需揭发，否则“腰斩”，而“告奸者 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
　　二、励农耕。凡“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即免除徭役；但若弃 本逐末或游手好闲而致贫的人，就连同妻子儿女一起没入官府去充当奴隶。 为了防止劳动生产中的互相依赖，而提高效率和自主性，他又提出奖励分居， 并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借其赋”。
　　三、奖军功。无论何人，凡有军功者，都以其功之大小“受上爵”。但 若没有军功，即使是王公贵戚，也“不得为属籍”——即革除他的爵秩，并 “以差次名田宅，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这就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后不久，孝公自雍东迁咸阳，商鞅又进行

第二次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并承认个人新开土地的私有权；归并乡 邑为大县，并设令、丞，以消除领主制的残余影响；“平斗、桶（斛）、权、 衡、丈、尺”，即统一度量衡；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革除戎狄旧俗。 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秦国不但实力增强，而且文明程度也大大提高。 据史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 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而商鞅也从左庶长而升为大良造。他的变法 破坏了旧的领主制，使秦国成为一个以地主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主义强 国。虽然它还只是一个雏型，但它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为以后统一全
国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种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商鞅本人却遭到极其悲惨的结局。 由于他的改革触犯了一些皇宗贵戚的利益，所以一开始就遭到太子及其
傅公子虔等人的反对。他们依仗其特殊身份地位，根本没把商鞅放在眼里而 接连“犯约”。商鞅为了新法的贯彻执行也依法予以惩治。这些人自然是“怨 望”不已。公元前 338 年，孝公死，太子立，即惠文王，公子虔之徒即诬告 商鞅“欲反”，并采取极其残忍的手段将他“车裂”，而且又灭绝了他的全 家，来对他进行报复。但这些人的倒行逆施虽可逞快意于一时，却不能阻挡 历史车轮的转动。商鞅在秦国的改革措施，除后来停止对商贾和游士的排斥 之外，其余大都保留了下来，并在其后来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中继续发挥作 用。商鞅虽不幸惨死在保守派手中，但他的历史功绩是永远也磨灭不了的， 他的革新图强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富强，为人类社会的文明 进步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武灵王胡服骑射


　　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有为君主，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赵肃 侯之子，公元前 325 至前 299 年在位。
赵国原是从春秋时晋国分化出来的，在今河北邯郸一带。时置战国中期，
“七雄”并立，各思自强。赵国受秦、魏、齐等国的威胁交迫于外，且又与 胡、狄杂处，每相侵扰，在这种情况下，除改革自强之外，别无出路。所以， 武灵王的改革，并非出于个人的偏爱，而实为形势所迫。不过，他把改革服 饰装束作为当务之急，却别树一枝，而且也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因为这时的 战争，已不同于春秋时代。战车已退居次要地位，骑兵已日益成为战胜攻取 的决定性力量。若仍伺守宽衣博带的传统服制，就很难与强敌争胜。所以， 他就决意“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并得到大臣楼缓与肥义的支持。但是，以 他叔父公子成为代表的保守派贵族却“皆不欲”。说什么中国乃“贤圣之所 教”、“仁义之所施”、“《诗》、《书》礼义之所用”，既为“远方之所 观赴”，更为“蛮夷之所义行”，如此文明发达，又何必“舍此而袭远方之 服，变古之教”呢？还是“如故法便”，否则就是“离中国”。对这种封闭 保守的论调，武灵王进行了词严义正的驳斥：
　　他理直气壮地说：“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 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反古未可非， 而循礼未足多”。他更以形象譬喻来阐明法古不足以制今之理，说：“以书 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这样，他就从指导思想上 破除了泥古迷古的倾向，为变易古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依据。
　　
　　他认为从服制本身来看。所谓“服”，是为了“便用”的，“礼”是为 了“便事”的，“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果可以利其国，不一 其用；果可以便其理，不同其礼”。
　　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他变服之意，并非为了“养欲而乐志”，而是为 了“备燕、三胡（指林胡、楼烦与东胡）、秦、韩之边”，是为了“近可以 便上党（即今山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他曾发誓说：“虽 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而今却有人阻挠变服，这不是“顺中 国之俗而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以忘镐事之丑”吗？在他的坚持之下， 公子成等虽心中不服，但也不得不表示“听命”。于是，“遂胡服招骑射”， 并连续攻打中山而灭之，继而又“攘地北至燕、代（今河北中西部一带）， 西至云中、九原（在今内蒙古包头一带），且“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 基本达到了他的既定目标。
　　但是，正在这时，他却因废立问题，而招致杀身之祸。他原以长子章为 太子，使田不礼为相，后又废之，而立王子何，使肥义为相，是为惠文王。 而自称主父，居沙丘（在今河北钜鹿县东北）。公子章不服，遂与田不礼召 王，并杀肥义。公子成乃起兵拒难，公子章败，往走主父。于是公子成乃围 沙丘宫，杀章与田不礼，并围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雀） 谷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
武灵王虽遭惨死，但他勇于改革的精神财永垂青史而为后人所敬仰。

王刑公矫世变俗


　　王安石（公元 1021 至 1086 年），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同 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宋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人，字介甫， 号半山，仁宗时进士，神宗时入阁参政，变法革新，曾被封为荆国公，卒谥 “文”，有《临川集》、《王文公文集》传世。
宋至神宗，已近百年，由于五代战乱而被破坏了的北方经济已得到恢复
并有所发展。商业繁荣（由《清明上河图》可见一斑），社会也相对稳定， 儒学传统与文化教育事业，在“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与石介）以及范 仲淹、欧阳修等的倡导下，也已走上恢复和发展的道路。但在这种“承平” 局面的背后，却是危机四伏。辽、夏侵逼，屡为所挫，不得已，只好每年以 数万甚至数十万计的绢、银相“赐”，以求苟安。而在内部，又机构臃肿， 侈靡无度，政治腐败，贪贿成风；官绅勾结，侵夺民田，残酷盘剥，横行乡 里；富商大贾又欺行霸市，上夺朝廷之赋，下与百姓争利，致使财政“年年 亏短”，“兵虚财匮”，“老弱就僵仆”，“市有弃饿婴”。小民无告，便 铤而走险。王小波、李顺起义虽被镇压，但士兵及其他小股农民起义却此起 彼伏，从未间断。故凡有志之士，都莫不以江山社稷为忧。和他同时而稍长 的范仲淹就积极策划了“庆历新政”。这次改新虽因贵族官员的反对而告吹， 但知难而进者也大有人在，那就是王安石。而且，他的“熙宁变法”要比范 仲淹的“新政”更加波澜壮阔，他的态度也比范仲淹更坚决，但阻力也更大， 失败也更惨。
　　王安石自神宗熙宁二年（即 1069 年）入阁参政以后，曾先后推行如下新 法：（1）均输法，即由中央直接掌握贡赋及王室需求，以备统一转输，减少 中转费用及官商盘剥。（2）青苗法，即由官府于年初将钱粮贷给农户，夏收
　　
后六月内还清，以限制富户于青黄不接时高利苛剥贫民。（3）免役法，规定 无论贫富，一律“计产赋钱，募民代役”。（4）市易法，由政府掌握市场供 求，以平抑物价。（5）方田均税法，统一清查土地，并按等级纳税，官绅富 户，概不例外。（6）农田水利法，凡需修水道沟渠，量其工料费用，由大户 出钱，小户出力，如有不足，再向州县贷款。除上述外，又实行保甲法、保 马法、置将法等。同时，在司法及文化教育方面也都实行了一些改革。这个 措施对北宋政权的巩固、吏治的澄清、社会的稳定、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 与对西夏用兵的胜利，乃至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上述新法即严重触犯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所以变法一开始， 就遇到这一阶层的政治代表——保守派官僚的反对，而且这股反对势力又得 到神宗的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皇后的支持。他们对王安石发动了一次又一次 的围攻，说他“背儒崇法”，“变乱天下”，甚至把水旱灾荒和彗星的出现
也说成“天罚”，简直是“罪不容诛”。 对这些“不知变”的反对派的攻击和咒骂，王安石都嗤之以鼻，而且自
认“崇尚商鞅”，并公开宣称：“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 表现了一个改革家一往无前的英勇气概和无比坚强的决心。但可悲的是，神 宗在保守派围攻下的动摇和变法派内部的分裂，经过几次较量，王安石终于 在熙宁九年（1076 年）再次被迫罢相归田，退居江宁（今南京）锤山。元丰 八年（1085 年），神宗“驾崩”，司马光入相，乃悉罢新法。次年，王安石 即忧病而死。自此，北宋王朝即急转直下，等待它的是徽宗与投机家蔡京的 腐朽统治和方腊、梁山英雄的大起义，以及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与灭辽南侵， 等待它的是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
一代改革巨人倒下了，他的新法也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在变法过
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私无我、光明磊落的道德人格，他对国家命运深沉忧虑， 对官商贪暴的憎恶与对贫苦百姓的同情，尤其是对保守势力的蔑视和一往无 前的大无畏精神，以及他毕生“质朴俭素”的生活作风，都将永远留在要求 文明进步的人们心中。

公义无私篇

卫石碏“大义灭亲”


　　“大义灭亲”是一句人所共知的道德成语，其本义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 或挽救国家命运的这一“大义”，而不惜除掉危害国家的亲人。它是古人崇 尚公义的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所谓“公义”，也就是以“公”为“义”—
—以维护群体利益为最高道德准则和最大道德责任。“公”，本指“公家”， 即指公室，指诸侯家族，后来人们才用它来泛指朝廷、官府及其所代表的国 家。于是，皇帝和各级官员便成了“公家”的代表。但由于在那个时代，他 们都是剥削统治阶级，所以他们的“公”，实际上是被扩大了的私；他们提 倡“大公无私”，就其性质目的而言，是旨在号召人们绝对屈从于君父的意 志和无条件地为其剥削利益牺牲自己。正因如此，所以我们才不能把古人的 “大公无私”同我们提倡的大公无私或公而忘私混为一谈。我们所提倡的大 公无私，是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 的群体与个体高度统一和完美结合的道德准则。它作为人类共同美德的最高 表现形式，自然也包含有传统道德中积极合理的成分，二者之间存在有共同 性或近似性。所以，虽然是发生在数千百年以前的事，我们也仍可从中获取 教益。石碏“大义灭亲”的故事就是如此。
石碏（què），是春秋初年卫国的贤大夫。卫国，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姬姓
小国。在今河南淇县朝歌，也就是殷纣王的都城所在地。周武王灭殷之后， 封其少弟康叔于此，是为卫国。后传十余世，至庄公进入东周。庄公娶于陈
（在今河南淮阳县），生太子完；又有宠妾，生公子州吁。州吁恃宠，骄奢
好兵，不遵法度，但庄公却用之将兵。石碏屡谏，劝庄公要对他“教以义方， 弗纳于邪”。并告诫说：“庶子好兵，使将，乱自此起。”但庄公“不听”。石碏 有个儿子叫石厚，与州吁交往甚密，石碏“禁之”，也“不听”
庄公死，太子完立，是谓桓公，绌州吁。州吁乃伙同石厚袭杀桓公而自
立为卫君。 在此情况下，石碏乃致仕告老，不与这种人同流合污。但他虽身在林泉
之下，而心却始终在朝堂之上，并思有以报之。
　　州吁篡位以后，国人不服，于是就让石厚去向其父请教关于安定君位的 办法。石碏沉吟了一会儿，回答说：“要想安定君位，取得国人的拥戴，必 须去朝见周天子，以取得合法地位方可。”石厚问：“怎么才能去朝见周天 子呢？”石碏说：“眼下陈桓公在周天子那里颇吃香，而陈、卫两国又是亲 戚；如果去朝陈国，让陈国去代为请求，一定能成。”石厚听了，就把这个 主意向州吁禀告。州吁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决定和石厚一起去往陈国。石 碏听说他二人要去陈国，乃派使者火速转告陈桓公：“袭杀寡君桓公的凶手 就是州吁和石厚这两个人。敝国是个偏远的小国，而我也老了，不中用了， 故冒请贵国借此机会处置他们为幸。”于是陈国就把他俩拘禁了起来，并请 卫国派人来陈国处置。不久，卫国就派了一个官居右宰而名叫丑的人，在陈 国附近的濮地将州吁杀死。石碏也特派他的家臣到陈国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石厚。
　　这就是“大义灭亲”的本事。《春秋左传》和《史记》等典籍都记载了 这件事，并称石碏是“纯臣”，称这件事叫“大义灭亲”。
　　
2700 多年过去了，石碏的这种公义无私精神仍令今人肃然起敬。

三晋义士不济私


　　人道晋人尚“公义”，此话虽不尽然，但在春秋时代也确实是一种比较 突出的道德现象。今以晋襄公时代两个不太知名的人物狼曋（xhěn）和臾骈
（pián）为例，来看看他们在处理公私关系时是怎样做到“公”字当头的。 先说狼曋。
　　晋国（在今山西一带）与秦国（在今陕西一带）本是姻亲，两国的关系 本来是很好的。公元前 628 年，晋文公卒，襄公即位，两国失和。次年，秦 穆公就派兵攻打晋国。这时，晋国正在服丧期间，将士个个奋勇，在今河南 洛宁、陕县一带的淆（xiáo ）地把秦军打得大败。淆战时，晋襄公的车右（即 位于战车右边的武士）原叫莱驹。开仗的第二天，襄公把抓到的俘虏交由莱 驹把他们杀掉。俘虏大声呼叫，莱驹受惊，不慎将戈失落地上。这时，正在 一旁战斗的狼曋赶快过来将俘虏杀死，并帮助莱驹追上襄公的战车。于是， 襄公就让狼曋当了车右。就在这一年，晋又与狄人战于箕（在今山西蒲城东 北）。但主帅先轸却罢黜狼曋，而用了续简伯（即狐鞫居）。狼曋心中自然 不平。他的朋友说：“胡不死”——何不以死相争？狼曋说：“我还没有找 到我死的地方。”这位朋友又说：“我与女（汝）为难”——我和你一起发 难，去把先轸杀掉。狼曋说“《周志》有这样的话：‘勇则（若）害上，不 登于明堂。’死若不合道义，这不叫做勇敢；为国家效力，才叫勇敢。我因 勇敢而当了车右，今被罢黜，说明上司可能还不了解我；如果上司真不了解 我，确认为我不够勇敢，那么，罢黜我也是理所应当的。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这件事就搁了下来。
秦于淆败之后，仅隔一年，即公元前 625 年又举兵伐晋，并与晋战于彭
衙（在今陕西白水县东北）。双方排好阵势以后，狼曋就率领所部奋勇冲向 敌人。晋军主力尾随其后，遂大败秦军，狼曋也壮烈死于疆场。史家称狼曋 不以私怨而犯上，不以勇敢而作乱，但却勇于为国牺牲，“可谓君子矣”！
这就是狼曋忍私全大义的故事。下面再说臾骈。
　　前面提到箕之役，先轸立续简伯为车右，这个续简伯原是晋文公的贤大 夫狐偃之子狐射姑即贾季的族人。后因襄公卒，贾季与大夫阳处父在立新君 的问题上意见不合，而使续简伯杀了阳处父。这时，赵盾（赵襄之子）执政， 杀了续简伯，于是贾季就只身逃到狄人那里去了。贾季逃亡之后，赵盾让一 位叫臾骈的大夫将贾季的妻儿送去。而臾骈曾于文公时代在夷地（今地阙） 阅兵时受过贾季的戮辱。于是，这时亲近臾骈的人都主张趁此机会将贾季的 妻儿杀掉来进行报复。但臾骈却说：“不可。我听说古书有这样的话：‘无 论恩怨，都不应连及后人’，这是‘忠之道也’。赵老夫子既对贾季表示礼 遇，而我却因他的宠信而借机报怨，恐怕不可以吧！借他人之宠以报私怨， 这不是勇；为消除自己的私怨而加深别人对自己的仇恨，这不是智；因报私 怨而损公义，这不是忠。没有这三条，我用什么去侍奉赵盾他老人家呢？” 于是就把贾季的妻儿及生活用品和财物一一备齐，亲自率人护卫，一直送到 边境上。
　　他们两人虽然都不是赫赫有名的英雄豪杰，事迹也并不那么惊心动魄， 但他们却在自己平凡的生活实践中体现了古人义不济私的古朴美德，从而永
　　
垂青史。


祁奚为国举贤才


　　荐贤举能，在我国古代，尤其在科举制度实行之前，是非常受重视的， 因为它不但关涉到被举荐者品德的高下及政治的清浊，也关涉到对举荐者自 身品德的臧否。这首先要看他是否能真的出以公心，是否真为国家的前途命 运着想而不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在历史上，为国举贤者多矣，如鲍叔之 荐管仲，虞丘子之荐孙叔敖，以及萧何之举曹参等，都无不传为佳话。但祁 奚的事迹却是最有代表性，而且影响也最大，流传也最广。
　　祁奚是春秋中期晋悼公的贤大夫，任中军尉，中军径为羊舌职。当他告 老退休的时候，悼公向他征求关于接班人的意见。他说：“解狐可。”悼公 惊异地问道：“解狐不是你的仇家吗？”祁奚回答说：“主公您问的是谁可 以接我的班来担任中军尉，而不是问谁是我的仇家。”悼公一听，觉得有理， 就答应了。但还没有公布，解狐却死了。于是悼公又问他：“谁可？”祁奚 说：“祁午可。”悼公听了，又惊异地问道：“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 奚说：“主公您问的是谁可以继任中军尉，而不是问谁是我的儿子。”悼公 问他何以举荐自己的儿子，祁奚就坦诚地说：“择臣莫如君，择子莫如父。 祁午在幼年时，婉顺而好学，长大以后，沉静而敬业，有直质而无流心，非 礼不动，非义不举。若临大事，则可以贤于臣。故荐所能，吾君择焉。”于 是，悼公便任祁午为中军尉。而这时，羊舌职也死了，悼公又向他征询关于 接替中军佐这一职位的意见，祁奚说：“羊舌赤（即职之长子伯华）可。” 于是悼公便任羊舌赤为中军佐。史书在记述了他的这段轶事之后，说他“称 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阿党营私）；举其偏（指其佐），不为党。” 不计亲仇，唯“善”是举，可谓“至公”矣。而事实也证明他所举荐的这两 个人都是贤才，被称为“诸侯之选”——即可佐君主以成霸业的人。他们对 悼公的中兴都起了积极作用。
这件事以后，又过了些年。羊舌赤的二弟羊舌肸（xī，即晋平公时的贤
大夫叔向），因另外两个弟弟叔鱼和叔罴有罪被株连入狱。别人都劝叔向托 人向执政韩起韩宣子请求开脱。叔向自知无罪，心甚坦然地说：“祁大夫（时 已告老退休，为公族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他老人家是德行正直 的人，难道会袖手旁观，不管我的事吗”？正如叔向所料，祁奚果然去见了 韩宣子，说叔向“谋而鲜（少）过，惠训不倦”，是“社稷之固”——国家 赖以稳定的柱石。像他这样的人，“犹将十世宥（yòu，宽恕）之，以劝能者”， 而不要“壹不免其身而弃社稷”——不要因为一件事就把他置于死地而不顾 国家的安危。宣子听了很同意，于是就立即和他同车去见平公（悼公子）说 明原委，终于使叔向得到赦免。但祁奚却始终也没有去见叔向，因为他这样 做完全是出于公心，是为国家保存贤才，而不是为了个人；叔向也深知这一 点，所以被赦免之后，也没去见祁奚表示个人的感激之情。
举才唯善，处事唯公，“不偏不党，王道荡荡”，祁奚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