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使民主建设遭受严重破坏。这是我国社会主义 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教训。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改革政治 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采取切实稳妥的步骤，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标志着民主制度建设新时期的到来。
　　当然，我们的各项民主制度还不够完善、成熟，同宪法的要求、人民的 期望还有一定的距离，在实际工作中还有一些薄弱环节和种种不尽如人意之 处。因此，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我 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必须着眼于实效，着眼于调动基层和群 众的积极性，致力于基本制度的完善。主要是：为了使人民真正享有各项民 主权利，今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的各项职能将继续完善，立法工 作和法律监督将进一步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要密切与群众联系。同时全 国“人大”特别是它的常委会的组织建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 各专门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都将得到加强和完善；逐步使国家大 政方针和群众生活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经常化。进一步发挥民主 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要理顺党和行政组织同群 众团体的关系，使各种群众团体能够按照各自的特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健全选举制度。继续依法坚持差额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完善 候选人的介绍办法。除继续坚持按地区选举的制度外，可以辅之以按界别选 举和其他方式产生部分代表的办法；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 建立人民申诉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同时依法制止 滥用权利和自由的行为；建立劳动仲裁制度，积极推进公共福利事业的社会 化，等等。总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 我们只能依据历史和现实的规定性，去努力工作，创造条件，循序渐进。
经过了 40 多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
指导，继承民族文化中有关的积极因素，结合中国的国情，致力于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建设。并且，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全国人民不断总结历史经验 和教训，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健康发展。特别是中 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肯定中国 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社会 主义民主集中制政治制度的成果，开辟了我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广阔道路。中 国的政治制度必将伴随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发挥其重要作用，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第四章 法律思想和制度


　　中华民族、华夏大地号称礼仪之邦，儒家以德治国的思想在中华民族历 史上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排除法律思想和制度在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第一节 古代、近代法治思想


　　法治思想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上层建筑。中华民族历史悠 久，法治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伴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更替和文化的发展，古 代法治思想经历了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适应的各
　　
种形态。
一、先秦法治思想
　　夏商奴隶主贵族给自己的统治蒙上一层神圣的灵光，宣扬“王权神授” 和“代天行罚”的神权思想。所谓：“有夏服（受）天命”①；夏禹“致孝乎 鬼神”②。
　　到了商代，神权思想进一步发展。殷商奴隶主宣称上帝是他们的祖先， 商王是秉承上帝旨意统治奴隶的。夏启在讨伐有扈氏时宣称：“今予惟恭行 天之罚。”西周奴隶主阶级总结了夏商奴隶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经验、教训， 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比较系统的“礼治” 思想。冀图国运长由于其阶级本质所决定，是不可能真正做到宽以待民的。 “成康之治”后，西周即开始走下坡路，穆王时颁布了“吕刑”。西周统治 者有一套相当完备具有明显血缘色彩的宗法等级制度，分别嫡庶、大宗小宗。 宗子享有宗主权，亲亲、尊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变革时期。新兴地 主阶级积极主张反映地主阶级意志的成文法，彻底改变由奴隶主贵族垄断法 律的局面，力图冲破“礼治”的束缚，实行“法治”。这一历史时期，在法 律思想上最先活跃起来的是管仲、子产、邓析等人。变法定律的李悝主张“尽 地力之教”，推行“平籴法”，以促进经济发展；李悝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 制度，把禄位赐给对国家有功的人；为了从法律上保证变法的实施，李悝“撰 次诸国法”，制定了《法经》。成为秦以后法律的蓝本。公元前 356 年和公 元前 350 年，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两次进行变法，实行奖励耕战、 富国强兵的政治路线和法治思想，颁行了垦草令、开阡陌令、分户令、军奖 令等。在重刑方面，主张以杀去杀，以刑去刑，轻罪重罚；在法律制度上， 改法为律，使犯罪与刑罚两者相结合。此后，中国封建法典概称为律。商鞅 变法，影响深远。
韩非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他主张“法不阿贵”、“重刑少赏”。作为
荀子的学生，他认为人性好利，少有“自善之民”，治国需“远仁义，去智 能，服之以法”；并主张“法、术、势”相结合，实施统治；法显于外，以 一政令，罚奸平乱；术藏于胸，以御君臣；有权有势，以行法术。“抱法”、 “行术”、“处势”相辅以为用。这一套理论为秦始皇所采用，对统一六国， 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起了重大作用。
二、封建专制时期的法治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前 221 年，秦始 皇兼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君主制的中央集权国家。 秦朝以战国时期形成的法家思想作为立国制法的理论基础，用“法治”和重 刑主义的原则，初步建立了封建法律制度，排斥先秦儒家的“礼治”思想， 形成了庞杂的严酷的刑罚体系。
公元前 206 年，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君主专制 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时期，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较之秦代更加发展 和扩大。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 思想的正统地位。在“霸王道杂之”的思想支配下，以礼入刑，引经决狱，



① 《尚书·召诰》。
② 《论语·泰伯》。

开始了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过程。到了东汉，据《魏书·刑罚志》说：“后 汉二百年，律章无大增减”。可见，东汉法律思想与西汉基本相同。
　　这一时期的法律思想家，主要有西汉的贾谊。他极力主张确立封建社会 等级制度，主张实行“礼法结合”的两手统治术，倡导先用礼仪教化，而后 再用刑罚。并维护“刑不上大夫”的法律思想。后来，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 发展了贾谊的思想，认为要加强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就必须加强对人民的 思想统治，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发展了“三 纲五常”的理论，主张“大德而小刑”，强调礼乐教化的作用，推《春秋》 决狱，“论心定罪”。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面对长期尖锐、复杂的阶级 斗争和民族斗争，各国统治集团都很重视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这一时期的法律思想家曹操，主张治定“礼为首”，拨乱“刑为先”， 坚持“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举用贤才，奖赏战功。诸葛亮十分重视法 治，而且执法如山，赏罚分明，以身作则。他主张“科教严明”、“上下有
节”、“集思广益，刚柔并存”。另外他的军法思想也很严明。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隋唐，已进入鼎盛时期。与当时封建政治经济发展
状况相适应的封建立法渐趋成熟、完备，礼法结合已用法典形式固定下来， 引经断狱大大减少，封建法制进一步加强。同时，隋唐的法律思想也发展到 一个新的阶段：一是在立法上主张“法贵简当”、“删削繁苛”，“尽除苛 惨之法”；二是在司法上强调“守文定罪”、“以公执律”、“恤刑慎杀”， 尤其对死刑更是持审慎态度；三是在执法上重视整饬吏治，实行“兼听”、 “纳谏”，“唯才是与”的政策；四是在刑礼关系上，主张“礼法迭相为用”， 本着“礼律两不失”的原则解决司法上的特殊法律问题；五是反对恢复肉刑 和复仇杀人的法律规定。唐朝法律制度是我国封建法制高度发展的产物，不 仅为宋元明清立法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当时亚洲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形成 有着重要的影响。
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韩愈，希望通过肯定“圣王之道”来强化封
建主义的上层建筑。韩愈的法律思想以“道统论”为理论根据，提出圣人制 “礼乐刑政”的国家和法的起源论，把封建专制国家和法律制度及伦理道德 等抽象化为“道”，赋予“道”神圣不可侵犯性。他主张“礼法并用”，“德 礼为先”，其法律思想贯穿一条维护“道统”的主线。
辽、宋、金、元时期，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相应的，法治思想从内容到形式都比前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两宋统治者大 肆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将其作为奴役人民的思想桎梏，妄图用 玄妙深奥的思辨哲学掩盖其封建法律的实质。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主 张重刑和恢复肉刑的思想也有所抬头。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 中原后，加紧封建立法，加强对汉人的限制和压迫。另一方面，一些开明的 政治家则极力提倡执行汉法，实行新的治国方针，促进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 联系，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
　　北宋的包拯，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法律主张。坚持“于国有利，于民有 害”的立法原则；坚持以民为本，健全法制，严格依法办事，维护法律的严 肃性。主张并实行赏罚分明，执法公平，精选官吏，防止冤狱；提倡“治平 之世，罕用刑法”的宽简政策。
　　王安石则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扭转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向宋神 宗提出“变风俗，立法度”的主张。他说：“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
　　
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他还注意解决刑津执行存在的问题， 提出“臣以为有司仪罪，惟当守法”的主张。为任贤使能，王安石推行和加 强吏治，改革旧的官僚机构和任官制度。他的变法思想，在当时有很大的进 步意义。
　　明时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晚期。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统治，从地方到中央 在行政机构上进行改置，严禁外戚和宦官专权，严惩贪官污吏，创造了多种 “会审”断狱的方法。不仅用法律，而且用法外之刑加以惩治，并建立了特 务组织，大兴“诏狱”。自英宗以后，政治、司法腐败不堪。但是，由于资 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明末三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提出 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君臣共治”、“许庶人议政”等带有民主主义 特点的政治法律主张。
　　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狂飙中灭亡后，清朝统治者采取缓和阶级矛盾和民 族矛盾的措施。康熙皇帝在法律思想上提出了安民心、清吏治、“弼教化民” 的主张，有力地促进了清朝大一统的统治。雍正时在法律上采取高压恐怖政 策，大兴文字狱，摧残科学文化事业。到了嘉、道年间，阶级矛盾日益恶化， 清王朝开始走向衰败。1840 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终结。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法治思想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 家。清政府在实行“新政”的幌子下，仿照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 进行了一系列的“立宪”立法活动，使中国固有的封建法律制度发生了变化。 鸦片战争时期，从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一批改革派思想家如龚自珍、 魏源等人。在法律思想方面，他们宣传“变法图强”，抨击封建统治者摧残 和扼杀人才，主张选用贤才作为“执法之人”；号召禁止鸦片，对违犯者严
惩不贷。魏源还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它揭开了民 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农民领袖和思 想家。他的法律思想主要是：“斩邪留正解民悬”，主张“人无私财，一切 归圣库”；提倡“男女平等”，制定了一系列的妇女政策、法令。19 世纪七 八十年代，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形成了资产 阶级改良运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是这一运动的主要代表人 物。“戊戌变法”的目的主要在于“救亡图存”。他们吸收了孟德斯鸠的“三 权分立”思想，打着“孔子改制”的招牌，要求设议院、开国会、定变法， 以实行“群主立宪”。这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封建顽固势力的镇压下失 败了。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法律思想主要特点是，揭露和批判封 建专制主义法制的残暴和罪恶；宣传和提倡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精神；鼓励 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强调保障民权，反对个人独裁；吸 收祖国传统文化精华并参照欧美立法经验，初步形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法治 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孙中山，1905 年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
—中国同盟会，鲜明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的政治纲领。同时，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孙中山即 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发布一系列告示，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鞭挞，向全国

人民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政策。在批判专制、野蛮的封建法制的同时，孙中 山提出了“五权分立”的宪法思想，即把国家的宪法，分作立法、司法、行 政、弹劾、考试五个权，每个权都是独立的。这些具有民主资产阶级主义色 彩的思想，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无情批判和否定，是对世界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精华有选择的吸取。这在 20 世纪前 1/4 世纪的中国，不仅 在政治思想上，同时也在法律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孙中山晚年毅然决 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使其提倡的三民主 义具有了新的革命性。因此，孙中山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法律思想上，都 堪称伟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先行者。

第二节 古代、近代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是调整某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法律制度的总和 就是法。
一、先秦法律制度
　　夏王朝是奴隶制国家的初建阶段，原始的“习俗”、“传统”被继承和 改造成习惯法。史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东汉郑玄注曰：“夏刑有大 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①据说夏代刑法总共有 3 千之数， 统称“禹刑”。《左传》又云：“汤有乱政，而作汤刑。”商汤吸取夏朝腐 败导致国亡的教训，建国之初就制定了“官刑”，以惩治和纠正流行于统治 阶级之中的恶风劣习。西周的宗法制决定了西周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和特 征，即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嫡长子继承、庶子（诸子）分封的族制系统，规 定天子世世相传，百世不迁。
西周寓刑于礼，规定了五礼，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按天
子、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级作了严格规定，恪守而不能僭越。西周制 三典，刑邦国。刑新邦用轻典，刑平邦用中典，刑乱邦用重典。并以野刑、 军刑、乡刑、官刑、国刑等五刑纠万民，维国纲。此外，周天子颁布的诰、 誓、典以到先王遣训，都具有法的性质。周穆王时大司寇吕侯制《吕刑》凡
3 章 952 字，为我国最早的言刑专著。其中关于赎刑的规定，具有减少大辟
和宫刑，扩大“金作赎刑”适用范围的意义。春秋时郑国子产作刑书于鼎， 为早期成文法。前 513 年，晋国范宣子制刑书，后由赵鞅铸之于鼎。
七国争雄时，韩国制《刑符》，楚国制《宪令》，魏国制《魏宪》，齐
国制《七法》，赵国制《国律》，秦国制《秦律》。公元前 445 年，魏文王 即位，任李悝为相，他“撰次诸国法”，制定了《法经》六篇，分盗法、贼 法、囚法、捕法、杂律、具法等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
二、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律制度
秦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的封建国家。公元前 213 年，秦相李斯 集六国法律，“明法度，定律令”，颁行全国，条文严密，为汉律的基础。 汉代法律是在沿革损益李悝《法经》、秦律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汉 律的制定，主要在汉高祖和武帝两代。刘邦即位，由萧何在法经六篇的基础 上，增加户、兴、厩三篇，称《九章律》。在高祖和惠帝年间，叔承通制定 傍章 18 篇。西汉武帝时，张汤制定了《越宫律》27 篇，赵禹著《朝律》6



① 《左传·昭公六年》。

篇，合为 60 篇，其余不属正律者，不可胜计。 魏晋南北朝是封建割据的大分裂时期，门阀士族大地主掌握政权，为维
护其统治，立法频繁。由是，推动了封建律学的进一步发展。三国时期，曹 魏在汉律基础上增加篇章，调整条目，制有《魏律》18 篇。晋武帝命贾充、 杜预等以汉、魏律为基础，制定《晋律》，共 20 篇，620 条。条文简约，体 例严谨，礼律并用。《晋律》前后施行 237 年。在《晋律》颁布的同时，由 张斐、杜预加以注释，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基本 沿用《晋律》。北朝自拓跋珪始至孝文帝时，制定了《北魏律》共 20 篇，广 泛吸收汉晋以来的律学成果，取精用宏，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东魏制定《麟趾格》，西魏的法典有《大统式》，格、式出现，是封建法律 形式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北齐在《晋律》和《魏律》基础上，用了 13 年的时间制成《北齐律》，凡 12 篇、949 条，“法令明审，科条简要”，成 为隋、唐律的蓝本。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全盛时期。隋文帝于开皇元年命高颖、 郑泽、杨素、斐政等修订刑津，“上采魏、晋旧律，下至齐梁，沿革重轻， 取其折衷”，“取适于时”。至开皇三年，《开皇律》成。它在内容上和篇 章体例上都有所创新。在内容上，确定封建制五刑，刑名排列由重至轻；确 定十恶、八议、官当等；在体例上，“科条简要”，共 500 条，门篇，“疏 而不失”，为《唐律》所宗；在司法上，逐级上诉，死刑实行三复奏而后决。 唐代的法典主要有四部，即《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唐 六律》。其法律形式有律、令、格、式四种。律是刑法，令是制度，格是政 府组织，式是各机关的单行法规。初，唐高祖命斐寂等益损隋《开皇律》， 撰定《武德律》，于武德七年颁行，这是唐朝开国后的第一部法典。唐太宗 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就《开皇律》，“削繁去蠹，变重为轻”， 定《贞观律》，共 500 条，21 卷。唐高宗永徽二年颁行《永徽律》，共 12 篇，500 条。三年又因“律学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再命长 孙无忌等对律文逐条逐句进行详细的疏证解释，称为《律疏》，四年颁行， 与律文具有同等效力。《唐律》分为名例律、卫制律、职制律、户婚律、厩 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断狱律等 12 篇，
共 30 卷。《唐律》的编制体例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律疏结合，礼法并举。
唐玄宗开元时期撰《唐六典》，是大型的行政法典。 宋代封建皇权高度集中，法津制度以敕代律，且刑罚严苛。宋太祖建隆
四年在唐律令格式和五代《大周刑统》的基础上修订成《宋刑统》，300 卷，
12 篇，502 条。《宋刑统》以律为主，附以敕、令、格、式。宋代的刑罚有 凌迟、黥刑、流放并加杖刺面列于军籍。刑罚分答、杖、徒、流、死五种， 对贼盗罪加重处罚。除死刑外，其他刑罚均可以折杖减刑。
　　元代建国前后一度沿用金律。其后颁布的主要法典有《至元新格》、《至 大条格》、《大元通制》、《元典章》、《经世大典》等。《大元通制》和
《元典章》是元代法典的代表。元代法律制度具有明显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歧 视的特点，规定了僧道的特权，对蒙古人特别优待。量刑失之平等。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正月频行的律令中，令有 145 条，律有 285 条。同年， 命大臣及刑官讲解《唐律》，6 年刊定律令宪纲，又命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
《大明律》，篇目一准于唐，7 年颁行。9 年始至 30 年，明太祖颁行《大明 律》，共 30 卷，460 条，内容有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宾律、刑律、

工律。洪武 18 年还编制《大诰》。《大诰》多法外之刑，在处刑上不分罪行 轻重，不问首从，一律从严惩处。明孝宗弘治 13 年颁行《问刑条例》，用律 文以外的判例或事例，作为判案的依据。
　　清朝的法典主要有《大清律例》，律例并用，以例为主。此外，还有《大 清会典》、《则例》和《事例》；以及适用于少数民族的单行法律。《大清 律例》以明律为基准，“斟酌损益”，“参以国制”，有满汉两种文字，乾
隆 5 年定名，共 436 条。《大清会典》共有 5 部，即《康熙会典》、《雍正 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和《光绪会典》。《大清会典》是我 国封建国家统治史上较为完整的行政法典。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
　　1908 年 8 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计 22 条，是我国宪法史 上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其正文规定了“君上大权”，附录部分规定了《臣 民权利义务》。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清政府又颁布第二个宪法性 文件——《十九信条》，缩小了皇帝的权力，扩大国会和内阁的权力，但仍 顽固坚持维护君主权力不放。
　　1911 年 11 月，集合在武昌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各省代表，通过了《临 时政府组织大纲》。作为组建中央临时政府的法律依据，带有临时宪法性质 的政府组织法，其内容是确定临时政府为总统制共和政府，政府机关实行三 权分立的原则。1912 年 2 月，孙中山被迫向袁世凯交出革命政权，辞去大总 统职务。为了限制和防止袁世凯倒行逆施，于 3 月 11 日由孙中山在南京公布 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我国法制史上唯一的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宪 法性的文件，具有重大意义，是中国资产阶级宪政运动的宝贵结晶。

第三节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创立自己的法律，加 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一、社会主义法的特征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社会主义法产生的前提条件。法是同国家政权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法的确立必须以阶级统治的确立为前提。无产阶级在掌握国 家政权的同时，即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而成为法。
社会主义法是在摧毁旧的剥削制度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
命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同时，也必须彻底废除旧传统，并在彻底摧毁旧法 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法。这是社会主义法产生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 中国要废除一切代表反动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在 批判地借鉴历史上正确的法律思想和某些具体律令的基础上制定和颁布保护 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的法律制度。
　　社会主义法是工人阶级及其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的反映，它 的创立绝不像一切剥削阶级法那样，由少数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闭门炮制，社 会主义法创建的全过程都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参与下进行的，力求充 分、正确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它来自人民，为了人民。
二、社会主义法的作用
　　社会主义法是对敌专政的锐利武器。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护社会 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法必须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专政，镇压一切叛国和反
　　
革命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敌对分子。同时，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 民群众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 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犯罪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社会主义法是保护人民的重要手段。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敌人实行专政和 对人民实行民主的结合。社会主义国家在对敌实行专政的同时，必须对人民 实行民主，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因此，社会主义法充分体现了保护人民 的重要作用。一是社会主义法确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赋予人民在政治、 经济、文化、人身等各方面的民主自由权利，而且赋予人民同一切侵犯其民 主自由权利的行为作斗争的权利和手段，同时还规定了保证这些民主自由权 利得以真正实现的物质条件；二是社会主义法通过惩罚犯罪制裁违法，保护 人民；三是社会主义法通过调整、解决人民内部纠纷，保护人民。
　　社会主义法是组织经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重要工具。首先， 社会主义法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有力杠杆。其次，社会主义法是保护公共 财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强大武器。再次，社会主义法是促进社 会主义经济发展、保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重要手段。最后，社 会主义法在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保障和促进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促 进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法是教育人民的必要手段。社会主义法规定了一切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和全体公民应该遵循的行为规则；对人民内部的违法犯罪分子，以教 育为主。制裁是手段，是对违法犯罪者本人和其他人实施的一种教育措施； 通过实施和宣传社会主义法律，对违法进行了制裁，对少数不稳定分子起到 了警戒作用，也提高了公民的法律意识。
社会主义法对防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领土安全和世界和平起着重要作
用。同时，社会主义法还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三、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主义法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严格依法办事的制度，其基本要求就 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四个方面是一 个整体，相互联系，不容偏废。有法可依，就是指立法，即制定法律和其他 法规作为准则。这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本前提。有法必依。这是指守法 和执法。这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是要 求干部、群众都要严格地执行法律遵守法律，不论是谁，只要触犯法律，就 应当依法惩处，不允许有逍遥法外的“特殊公民”。同时，一切执法机关和 执法人员，必须严格地依法办事，执法如山，公正无私。否则，也将受到法 律的制裁。
　　社会主义民主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制度。具体讲，社会主义民主或 人民民主，就是全体人民在共同享有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形式的所有权、支配 权的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类 型的民主。其主要表现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 是供绝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区别于、优越于资产阶级民 主的首要标志；社会主义民主是内容十分广泛的民主，包括政治生活、经济 生活、文化生活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公民的 权利和自由，不仅在法律上有广泛的规定，而且在事实上有物质的保障。
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民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相互依

存，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社 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弘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才能巩固安定团结地进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基础；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有效地防止阴谋家的反革命复辟活 动，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第五章 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最高凝聚或深层内涵。 换句话说，思维方式是一切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那么，什么是思维 方式，什么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此，目前还停留在歧义繁多的认识水平 上。我们认为，所谓思维方式，是指思维主体在思维括动时的取向、原则和 程序。思维方式具有相对稳定性，并具有时代的、地域的、群体的（如民族、 社会阶层）特征。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的一直影响到中 国当代社会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思维取向、原则和程序。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居重要地位。

第一节 传统思维方式的土壤


　　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思维方式产生于不同的文 化母体。那么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是在怎样的文化母体中形成和发展的呢？
一、传统思维方式形成的历史条件
　　第一，半封闭的温带大陆型社会地理环境所产生的“隔绝机制”，形成 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所特有的“自我中心”的思维视野，使得中国人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把黄河、扬子江滋润的那片土地视为真正的“域内”，而把其 它地区称为未化的“方外”。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代中国人的视野在不 断开阔，其“九洲”观和“天下”观在不断扩展，但直到 19 世纪中叶以前， 中国人一直把自己的国度视为世界的主体。从孟子讲“吾闻用夏变夷者，未 闻变于夷者也”，到清代士大夫的“中体西用”论，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 论，所反映出的正是这种自我封闭的思维视野。
第二，两千年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
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这就 是说，以农立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文化母体的这一特征，使得中 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经验的而非先验的，直觉的而非思辨的特点。从某种意 义上说，古代中国人崇尚中庸、和谐，少走极端，着眼于现存和人事，不太 关心来世和人事以外的自然的思想，都与文化母体的这一特征有关。
　　第三，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明显的宗法、血缘特征，传统文化是宗法、礼 教的文化。致使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隔绝机制”被加强了，正所谓“非我 族类，其心必异”。更重要的是，宗法文化传统还促使传统思维方式对传统 极其尊重。在精神活动中讲“正统”，在思想学术上讲“道统”，在文学上 讲“文统”，在艺术流派乃至于手工业行会中讲“家传”、“师承”等等， 这造成了古代中国人向后看的思维习惯和守成倾向，从而抑制了进取和创新 精神。“言必称尧舜”，是古代中国人立论的模式，“法古”、“尊先王”
　　
是政治家们的口头禅。即使那些改革志士，也不得不在“复兴”的旗号下， 去革除当世之弊。
　　第四，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也有 重要影响。
二、传统思维方式发展演变的过程 商周时期奠定了思维方式的基本发展方向。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一个历史跨度大、涉及范围广的问题。我们今天所
承继下来的传统思维方式，主要是封建时代的遗存，但追根溯源，至少在商 周时期就基本确定了它的发展方向。很早以来，农业就是占代中国经济生活 的主要内容。血缘家族关系的长期保存和延续，华夏中原地区统一的民族国 家的较早形成，中国古代社会的这些基本方面，是古代思维方式孕育和形成 的深厚土壤。以象形为主要制作手段的古代文字，体现殷周氏族奴隶制度严 格规范的“礼”，表现先民情感生活的“乐”，这些古代人们思维活动的主 要工具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形式，既是古代思维方式初步形成的表现，同时又 对人们的思维发展起着重大的制约作用。所有这些方面，作为基本不变的因 素，绵延于几千年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规定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发展的总趋 势。
春秋战国时代思维方式的正式形成和迅速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具有互补关系的儒道两家，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的理论基 础，确定了古代理论思维的基本框架。这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动时 期，与此相适应，在思想界诸子蜂起，各树一帜，百家争鸣，思想活跃。人 们理论思维活动所展开的具体方式，也呈现出多方面多角度的相互比较、相 互对峙、相互交织和相互吸收的局面。其思想代表人物如孔丘、墨翟、孟轲、 老子、庄周等等，他们的思维头脑面向整个世界、社会、人生展开，思考了 哲学和诸种科学问题，提出了具有深刻思辨性的一系列哲学范畴和命题，探 索了思维规律，产生了关于思维规律的最初科学（如墨子、名辨和后期墨家 的逻辑思想）。先秦诸子百家满腹经纶，能言善辩，思想机智而又深刻。朴 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方法已运用得较为纯熟。同时，当时的思想家信守 的思维的指导思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究治世之道，提供富国 强兵之术。因此，思维方式中格外重视自身经验，思维主体的色彩浓郁。思 维活动中总是把人的感受、经验乃至主张外推，通过取象对比，由人及物， 再去解释自然和社会的各种现象。思维流程上不计较思维本身的形式，没有 预先设定一个思维必须遵循的形式逻辑，而是倾心注意思维内容本身的内在 逻辑，根据内容的需要上下纵横，八方驰骋，展开丰富的思维活动。思维习 惯是从世界或事物的整体出发，以整体综合的思维把握见长。综上所述，可 见这时期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也就构成了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方面。
两晋至明朝中叶思维方式的推崇理性和视野的广阔性。 两晋至明朝中叶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并达到鼎盛的
阶段，其间创造了可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思维方式上，由理学作了 理论总结，从内容到形式，从原则到方法，形成一套系统程式。与同时期的 欧洲中世纪相比，中国的思维方式比较推崇理性，欧洲宗教神学通过信仰对 人头脑进行控制。中国人重实际、实用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对宗教持一种鲁 迅所说的“狡猾”的实用态度，不是人为神服务，而是神为人服务，并不断 地对宗教迷信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中国思维方式的思维视野也很广阔。它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统摄天下万物于思维之中。从抽象思维看，其哲学理 论思维的内容既广且深，抽象思辨的能力很强，形成了诸多学派和各自不同 的理论体系。如王弼的“贵无论”、郭象的“崇有论”、范缜的“神灭论”、 柳宗元的“天人相分论”、二程和朱熹的“理一元论”、陆九渊“心即理” 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陈亮和叶适的唯物主义功利思想等等。
　　明末至鸦片战争时期思维方式的保守性、抗变性与变法改制思潮的对 立。
　　欧洲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和工业革命，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思维方 式中也融进了一系列新观念，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理智，产生了深刻的历史 性变革。而同时期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也发展到了极端，其传统思维方式以 其顽强的保守性和抗变性，仍在旧有的老路上沿进，缺乏断裂与飞跃。那些 正统的封建士大夫们以中国是“声教迄于四海”的天下中心的“以尊临卑” 心态，看待周围的世界及其变化，顽固地认为“天理人情终古不变”，所有 治国平天下的良策都早已被中国的圣贤穷尽了。再也没有新东西需要人们思 索和认识。相应的思维方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主要表现在：思维活动中 充斥陈腐观念，思维流程日趋保守和僵化；思维活动局限于“正统”框架之 内，趋向求同而怯于立异；思维活动缺乏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基础， 具有直观性和模糊性。这一时期，王夫之对中国哲学进行了总结。而颜元的 倡实学重功用，龚自珍、魏源的启蒙思潮，改良派的变法改制思想给思想界 注入了新的活力，但终究无力回天。直到“五四”运动之后，才开始有了新 的转机。

第二节 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西方开放性思维方式相比，有其自身的明显特点。 对此，国内学者作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探讨。如张岱年指出中国传统思维方 式有整体思维、对待思维、直觉思维、模糊思维等特征；牟钟鉴认为中国传 统思维方式是整体和谐式、直感悟发式、兼两取中式；汪建认为中国传统思 维方式的特点是“万物一体，大化流行”；蒙培元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概括 为：经验综合型的主体意向性思维，就其基本模式和方法而言，是经验综合 型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就其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的直觉、 意向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总之，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特点的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认 为，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整体性
　　中国传统思维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把天、地、人看作 统一的整体，以“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哲学 家处理问题，总是“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以便“上因天时， 下尽地财，中用人力”，使万事万物各得其所。君主执政施教，也是“仰取 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使天地人“贯而参通之”。从整体考 虑问题，而不执著于一偏。整体观念表现于政治领域，便是个人、家庭、国 家不可分割的情感；在文化领域，表现为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宽容精神； 在军事领域，表现为“全军为上，破军次之”的战略思想；在伦理领域，表 现为顾全大局，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以维护整体利益的价值取
　　
向；在艺术领域，如传统的建筑则注重对称、平衡、统一的布局，强调平面 构造的完整和向平面发展，以宽广为特征，其大众建筑——四合院，就是典 型。
　　当代学者蒙培元指出：传统思维中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不是自然机 械论或因果论，而是有机生成论和目的论（并非西方那样的神学目的论）， 即不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架自动机，而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个互相对应 的有机整体。人和自然界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 体结构中，二者具有同构性，可以互相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在传 统思维中，儒道两家都主张“天人合一”，道家倾向于把人自然化，儒家倾 向于把自然人化，但他们都认为，人和自然界是一气相通、一理相通的。老 子的“四大”，《易传》的“三才之道”，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早期表现。而 董仲舒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天人感应论，则提出了更加系统更加完备的整体 模式，对后来的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理学家的宇宙模式和“天人一理”， “天人一气”的“天地万物一体说”，正是这种整体性思维的进一步发展。 但这种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思维，并不是以认识自然为目的，而是以 实现真善美合一的整体境界为最终目的，例如，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中，自 然的山水、真实的人物等真实形象并不是表现的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一个 符号，重要的是它所表现、象征的“道”。
息息相通的“万物一体”论，也是中国古代整体观中最具特色的。万物
何以成为一体？这并不是由于某种纯粹形式或相对万物的组织化、形式化， 而是因这宇宙万物无不以天道、天理为最高本体，无不禀受天道天理而息息 相通。天道、天理统摄万物，主宰化生。它又是万物自身之性，存在于万物 之中。“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朱熹）。因此，宇宙万物之间， 人与万物之间，不存在绝对界限，而是相互映现，相互感应、相互贯通，相 互联系成为一体。整体体现部分，部分映现整体、包含整体，部分即是整体。 人与草木瓦石的区别，不在于形体或具体属性的不同，而在于人应该并能够 自觉体认天道、效天法地，从而具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达到与天地 万物一体的境界。
与西方古代、近代哲人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偏重于从相互关联的角度对
整体关系的理解，这更接近系统论式的思维方法。这种古朴整体性系统思维 不仅使中国古代在社会政治、伦理、美学等方面发展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 而且在社会管理、农业生产、军事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尤其是中医药学的成就更令人瞩目。但由于它否定了具体事物的独立实体地 位，忽视了对质料结构、能量转换和具体属性的切实研究，分析方法的发育 极不充分，这种整体性系统思维就不可能超出古朴的浑沌整体性的界限，不 能发展成为真正的科学的系统论思维方式。
二、直觉性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明显的直觉色彩。直觉是一个近代的名词，在古代 称之为“玄览”或“体”（“体认”、“体会”之体）。中国古代哲学家在 认识事物、分析现象、建构体系时，往往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出发，凭直觉办 事。传统的“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途径，是通过对内心世界的自我反 省、道德境界的自我提升，证悟人之善性，在主体的精神领域内完成天人合 一的任务。宋儒对“一旦豁然贯通”的追求和体认，就是一种典型的直觉思 维。
　　
　　直觉性思维的特点是整体性、直接性、非逻辑性、非时间性和自发性。 它不是以概念分析和判断推理为特点的逻辑思维，而是靠灵感，即直觉和顿 悟把握事物的非逻辑思维。这当然不是说，它不运用逻辑思维，而是说，它 不是自觉地或有意识地运用逻辑思维，而是把直觉作为认识本质、本体的主 要方式。
　　道家最先提出了直觉思维的问题。“道”无形无名，玄之又玄，是不能 用名言、概念所认识的，只能靠直观或体悟。庄子的“心斋”、“坐忘”， 就是提倡“唯道集虚”、“同于大通”的超理性直觉。道家的反逻辑主义是 明显的。儒家虽然提倡“学思”、“慎思”、“类推”、“思通”，在一定 程度上运用了逻辑思维，但其“一以贯之”、“下学而上达”、“反身而试”， 也有直觉思维的成分。
　　禅宗吸收了庄子和玄学的方法，并与佛性本体论相结合，提出“不立文 字”、“直指人心”的顿悟法，把直觉思维发展到了极点。它强调霎那间的 非逻辑的直接解悟，主张排除一切思虑和语言，取消一切概念性认识，以“无 念为宗”、无思为思，在超时空非逻辑的精神状态下实现超越，进入本体境 界。
　　理学家以“太极”为本体，包含了宇宙人生的一切真理，不管这个本体 被说成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实际上都是先验的。对这个本体的认识，也是 通过直觉顿悟实现的。理学家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都很强调“思” 的作用，但最后都要经过顿悟这个环节，才能完成心理合一、天理合一的整 体认识。
总之，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求简捷而少推理，靠灵感而非逻辑，重直觉
而轻论证，这种直觉性思维是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大特点。它的长处是以经验 为参照，从总体上把握对象，有时能体验、证悟出逻辑思维所不能揭示的意 境。缺点是不够严密，对对象的认识含糊而不明晰，其结论具有很大的或然 性，其整体上也有一定的神秘性。
三、意向性
　　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家的人“与天地参”以及 “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等，都是从主体自身出发而又回到 主体自身的意向性思维。它不是把自然界对象化而是把自然界人化或把人自 然化，不是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进行反思，而是在经验直观的基础上直接反 回到自身。其思维定势是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超越了自我，便 实现了“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传统思维中，儒家把社会伦理内在化，说成先验的道德人性。道家重视 自然，但主张在自我体验、直觉中实现“天人合一”。理学实现了儒道合一， 把伦理道德超越化，变成了自然本体。他们都主张自我认识、自我直觉、自 我超越，通过意向性思维，“创造”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都和情感 体验分不开。传统思维的特点，是把认识和情感融合在一起，知、情、意处 在合一未分化的状态。其中，情感因素起重要作用。
　　这里所谓情感，主要是从主体需要、态度和评价而言的。以儒家为代表 的传统思维，一贯很重视喜怒哀乐（如所谓“七情”）等情感需要，并由此 产生好恶等情感态度，进而产生善恶、美丑等等评价。这些也就影响了思维 的整个进程和方向，使之变成了主体意向性活动。这种基于情感需要而形成 的意向性思维，所要解决的是价值选择问题而不是真假问题，是意义问题而
　　
不是事实问题。 先秦墨家和名家，或者是经验论的，或者是唯理论的，他们都强调思维
的认知功能而很少情感色彩，即不是以情感需要和评价，而是以事实和真假 为其基本特征。但真正对后世发生影响而被普遍接受的是儒道两家的思维方 式。
四、辩证性
　　传统思维的辩证性起源较早，孔子提出了“叩其两端”，即考察问题的 两个方面；老子强调“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即对立面的相互依 存与相互转化；《周易》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的精湛命题，即两个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相互推移；张载提出“两”与“一” 的概念；二程提出“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的对立普遍性。后来，朱 熹、王夫之等都有关于辩证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到近代，“相反相成”、“物 极必反”已经成为一般人的常识了。这就是中国传统辩证思想的具体表现。 它在古代世界辩证性思维发展史上不仅有突出的地位，而且有自己的系统和 特色。其要点有三：
　　一是强调整体各部分的和谐与统一。中国人从整体直观出发，不是对于 整体各部分进行分析或像西方传统哲学那样追求事物的本原，而是着眼于已 经经验到的事物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在处理这种关系时，又侧重于寻求不同 方面的和谐统一。如两周之际，史伯就以经验论证了矛盾的不同方面只有达 到和谐与统一，才能产生出对于人有益的效果。这种强调和谐统一的思想到 春秋战国时期，在儒家的“致中和”学说，在墨家的“兼爱”、“非攻”学 说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儒家经典《中庸》里，孔子的“和为贵”和“致 中和”的思想，被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高度。从此以后， 随着儒学地位的升高，致中和的特征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也愈益突出。中 国传统的科学、艺术等领域，无不显示出这种特征。例如，中国传统的气功 学，就是说明这一特征的范例。按照气功学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人本身是由 元气贯通的统一体，而且人与外部世界也是这样的统一体。另如中国的传统 绘画讲究“气韵生动”，其依据也是这种整体和谐统一的思想。总之，在中 国人看来，事物整体各部分的和谐统一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只有把握住这种 和谐统一才能把握住事物的存在与生命。
二是着眼于对立互补、有别有序的阴阳交感的矛盾观。“一阴一阳之谓
道”、“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历来重视事物的 矛盾关系，视阴阳交感交易为宇宙的根本规律。但对事物的矛盾关系，他们 所强调的是相承相应、相比相得、相通相合的互补关系。阴阳两极相济为用， 各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在阴阳对立之中，互补双方又不是等价的平 等关系，存在着严格的“有别”、“有序”的等级秩序。
　　三是注重事物的变化及其重复的规律性。这是从经验的角度和重视经验 积累的结果。正是在经验的观察积累中，中国人不仅时时注意到事物的变化， 而且逐渐发现了种种变化复重的规律性：王朝的兴衰，代代如此；人的生、 老、病、死，人人如此；日月盈虚，昼夜交替，四季往复，如此等等。从《周 易》开始，历代的史书、典籍都从不同的角度记载、总结着中国人从经验中 得到的各种交易及其重复的规律性。
　　传统思维方式的辨证法，凝聚着人们在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长期斗争 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智慧，它所提供的辩证思维的经验和教训，有着值
　　
得我们认真对待的东西。
五、经学性
　　中国古代哲学家往往以“代圣贤立言”为标榜，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 因循守旧，缺乏创新。孔子“述而不作”和孟子“言必称三代”的实践，就 是经学态度的表现。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开 始了“经学时代”。所谓“经学”，就是以解释经典为主要任务，以经典的 是非为是非，以经典内容的范围为学术应当固守的范围。
　　各个时代各种形态的经学都有较为一致而稳定的思维方式，谓之“经学 思维方式”。当代学者王文亮认为经学思维方式的主要内涵是：（1）溯源思 维法。经学的任务在于注解和研究古典著作，因而经学家们逐渐形成了这样 一种思维定势：要衡量确定一种理论或原则是否属于真理，必须回到古代的 经典著作中去寻找是非的答案，其价值尺度是“子曰诗云”、“古已有之”。
（2）权威论证法。在经学的思维中，权威等于真理，权威是论证和判定所有 理论是否属于真理的最高标准。（3）永恒原则。“经学宜述古而不宜标新”。 经学家的思维能动性只能表现在从不同角度证明经典权威的神圣性和永恒 性。（4）道德意识。经学家特别注重命题概念、解经方法的继承和延续以及 学派的继承与延续。总之，经学思维方式的核心和实质是注重继承而不是力 求创新。
经学思维方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中国历史上的文化
思想、道德观念、心理意识、价值观念等，都留下了经学思维方式的痕迹。 同时，经学思维方式还以更为潜在的作用方式影响着当代中国当代人的思维 和行为。如政治领域中的官僚主义，社会生活中的权威性格、保守意识，学 术研究中的权威论证，民族心理中的拒变惰性等。因而，彻底批判经学思维 方式，培养和鼓励创新精神，乃是当代面临的重要文化问题。

第三节 传统思维方式与现时代


　　历史上任何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都只能属于自己的时代。中国传统的思 维方式也不例外，它既包含启迪民族智慧的永恒酵母，又包括影响民族发展 的惰性因素。在人类进行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将如何对待传统思维方式？
一、传统思维方式的历史价值与不足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不仅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特点和风格，形成了 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例如整体思维，无论其阴阳五 行说，还是“天人合一”的思想，都给中国传统文化各领域提供了宏伟的框 架和出色的特点。正是这种整体观，为中国在 14 世纪之前长期保持世界强大 帝国地位以及在各个文化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了维 护一个大国的长期稳定和统一，没有这样博大的整体胸襟是不可思议的。在 辩证思维中，强调整体各部分的和谐与统一，对于中国各方面也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首先，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这种思想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 定和良好的秩序，有利于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从而使中国人能创造出世 界史上最发达的封建文化。其次，就中国人的素质而言，这种强调和谐与统 一的思想，还有利于培养中国人的组织协调能力，从而使中国人擅长于组织 与协调人的关系。再如直觉思维、意象思维，不仅在伦理学、美学和艺术领 域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可见，传统
　　
思维方式在创造持久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发挥过十分积极的作用。而 且，仅就其独特性来说，就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表明了人类思维 发展的多种可能道路和智慧的多种类型。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优点之所在也正是它的缺点之所在，它毕竟是前科 学的直观性思维，而不是建立在近代工业社会及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思维。 况且，它本身又存在着思维机制发育不足的先天性缺陷。从传统思维的心理 基础来看，血缘宗法文化抑制了民族思维主客体意识的分化，强化了朴素有 机自然观在传统思维活动中的支配地位，阻碍了思维模式向精确化的转换。 比如说，传统的整体观虽然宏伟迷人，但却模糊不清，给人以似是而非或似 非而是的满足，因而这种整体观使中国人长时期满足于统一大的外表，阻碍 了社会内容的更新。同时，由于过分地强调整体的重要性，总是只有家族、 国家观念，以至压抑了人们个性的发展。这种笼统模糊的整体观，还易于在 经验科学上不求甚解，有碍于科学的发展。从传统思维的形式化素质来看， 自然经济和社会大一统结构，阻碍了民族理论思维和科学体系的发展，阻碍 了民族思维逻辑推证传统的形成和稳定思维模式的建构。比如说，理论、实 践与技术应用三者间的相互作用，是近代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文艺复兴后， 西方科学技术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其理论、实践与技术三者之间的联 系越来越密切，循环机制日益健全。相反，近代中国并未形成理论、实践、 技术三足鼎立的循环结构。中国传统科学重应用而轻基础，带有个体经验和 直观的模糊色彩，缺乏可证伪性的演绎公理化体系。总起来看，由于中国特 定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使民族思维机制发育不足的缺陷，变成 一种历史惰性，妨碍了精确思维方式的转换，导致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和民 族思维发展脱节于人类文明发展潮头的状态。
二、辩证地对待传统思维方式
　　中华民族以自身的才智孕育和发展了自己绚丽多姿的传统文化。富于辩 证的、直观综合的模糊化思维方式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古代思维的活性、弹 性。但这种思维方式毕竟又是长期以来狭隘、封闭、保守的经济、政治的产 物。从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 命，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生活的舞台发生着急剧而令人眩目的变 化，相反，人民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却不甚明显。当前，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第 三次浪潮拍击下震醒、崛起的中国，正意欲以改革和现代化挣脱旧的封闭模 式，建设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开放性文化体系。思维方式作 为民族文化体系的深层结构，对于新文化体系的建立产生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也就是说，民族新文化体系的建立，首先决定于传统思维方式的转变和 更新。
　　那么，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加批判地保存祖先留下的“国 粹”，固守传统的思维方式，重弹“体用”、“本未”的老调，重蹈“人惟 求旧，器惟求新”的复辙吗？这样中华民族崛起的宏愿将被历史无情地嘲弄， 变成一幅令人辛酸的漫画。重复西方思维方式演进的轨迹吗？历史的时空则 不能倒流。我们认为，在全面地、一成不变地保持民族传统的固有思维方式 既不可能，盲目追随外来思维方式又不可取的情况下，切实可行的途径，应 该是辩证地看待中西方思维方式的有机结合。因为任何一种思维方式，都是 一定时代的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都具有某种合理性，同时也都具有某种局 限性，从纵向来看，后起的思维方式，并不能全盘否定、推翻先在的思维方
　　
式。从横向来看，不同地域的思维方式，在整个人类思维发展中，都只是一 个方面或一个侧面。比如，人们通常认为中国传统思维重直觉，西方传统思 维重逻辑。其实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哪一 方面都不可或缺。对立的或不同的思维方式互补的情形是常见和必要的。正 是各种不同思维方式的结合和互补，开辟了人类科学思维的道路。因此，对 待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也不能自以 为是“世界精神文明的中心”，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比西方思维方式高明 得多。比较现实的态度是，以开放的心态容纳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使 中国思维方式迅速地由传统形态走向现代形态。

第六章 弘扬民族文化、振兴中华民族 第一节 以炎黄子孙为荣

　　中国人喜欢自称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即使是侨居海外的华侨、已经入 了外国籍的华人，也常常因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感到自豪。这究竟为什么呢？ 原来中国古书上记载过这样一个美妙的传说：黄帝和炎帝是中国远古时 代两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黄帝姬姓，号称轩辕，又号有熊氏。他那双勤劳 和智慧的手，不仅发明了房屋、舟车和弓箭，还砸磨玉石作为兵器，进行了 远战；他不仅会驯养家畜，还叫仓颉创造了文字，对中国早期的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的创造，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就连黄帝的妻子嫘祖，也是个非常了 不起的妇女。她发明了养蚕缫丝，教人用丝织帛做衣，被人们尊称为“先蚕 娘娘”。炎帝姜姓，号神农氏，他发明了耒，教人从事农业，生产粮食， 解决吃饭问题；他百草，识别药用植物，给人治疗疾病。这一传说告诉我 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很早就在神州大地上生息蕃衍。他们以自己的辛勤劳 动和智慧，创造了促使社会进步和丰富生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翻开了 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第一章。因此，世世代代生活和劳动的中华儿女，才无不
感到骄傲和自豪。 不过，以炎黄子孙为荣的原由是多方面的，尤其是这个优秀的民族的子
孙们用自己勤劳智慧的双手所创造的灿烂文化。
　　中华民族历来以悠久的历史著称于世。据说早在遥远的年代就已经有原 始人类生存、蕃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了。到现在为止，考古工作者在我国境 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最早的是距今约 170 万年左右的元以谋人。这说明中 国民族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 170 万年前。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由 多民族组成的统一体。就其中的汉族而言，它的公认的祖先夏族，就是由传 说中远古时代的黄帝部族进入中原地带，融合了夷族、黎族、苗族等许多部 族后形成的。就是从夏朝、商朝算起，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也绵延了 4000 余年之久。世界各国人民不仅对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表示钦佩，尤其对中华 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所表现出的永不衰竭的生命力，惊叹不已。的确， 在自己悠久的发展史上，中华民族曾经历了多少历史风雨，战胜过多少内忧 外患和艰难险阻。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中国曾一再陷入内 部四分五裂的局面，但它都能一次又一次重新恢复统一。特别是鸦片战争后 的近代，内有军阀割据混战，外有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日本帝国主义甚至一 度占领了我国的半壁河山，中华民族的命运真是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但是，
　　
中华民族却能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最终把侵略势力驱逐出中国，使 自己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民 族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有足够的生命力，能在 5000 年悠久的历史和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出如此永不落幕的文明话剧。我们怎能不以自己是 炎黄子孙而感到光荣和自豪呢！
　　中华民族不仅以自己悠久的历史为世人所叹服，而且，还以自己的灿烂 文化著称于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里，涌现过像屈原、李白、杜甫这样 伟大的诗人，他们璀璨的诗篇，不仅在中国脍炙人口，而且令世界友人为之 倾倒；涌现过像老子、孔子、庄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精妙的哲理，至 今孕育着中国人的智慧；涌现过像祖冲之、张衡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的 伟大发现曾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涌现过像扁鹊、华佗、李时珍这样伟大的 医学家，他们精湛的技术为世人所叹服；涌现过像秦始皇、唐太宗、成吉思 汗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他们的文治武功，不仅令后人敬仰，有的甚至影响了 当时的世界；涌现过像孙武、孙膑这样伟大的军事家，他们的智慧至今仍为 国内外军事家提供出奇制胜的谋略。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四大发 明，更是举世皆知。像万里长城、布达拉宫等构思巧妙的建筑艺术，那就不 仅是中国人的自豪，而且是整个文明人类的光荣了。
的确，我们伟大的祖国，不仅有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而且山河壮
丽、幅员辽阔，犹如一位巨人，巍然挺立在世界的东方。在她 960 万平方公 里的国土上，镶嵌着许许多多的锦秀山峦，奔腾着无数条大江大河，蕴藏着 丰富的矿产资源；还有那漫长的海岸线和优良的港湾，辽阔的海域和星罗棋 布的岛屿，生活在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祥和的国度里的炎黄子孙，怎能不 感到骄傲和自豪呢？
诚然，我们的记忆中，有圆明园的火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
南京大屠杀的残景。但我们的记忆中也有勇赴国难的豪言，视死如归的英雄。 而今，中华民族已经告别了令人感到耻辱的一段历史，以国家主人、自己命 运主人的身份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而努力工作着，成为当今世界舞台上不 可忽视的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在短短
的 40 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仅从高科技领域而言，原子能的利用，人
造卫星的升空，超导的研究，还有银河亿次计算机和“结晶牛胰岛素”等等， 这一切表明，中华民族不仅有辉煌灿烂的历史，而且也一定能用他们自己的 双手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

第二节 海外华人令人侧目


　　中华民族不仅以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引为骄傲，以 40 年社会主义建 设的成就引为自豪，而且，当今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也显示出中华 民族惊人的智慧、非凡的才干。
　　资料表明，海外华人分布在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总人数约达 3000 万人。他们在世界经济、科技领域中有重要地位。
　　从经济力量上来说，据估算当今海外华人可以动员的资金多达二三千亿 美元。许多华人被称为世界之“王”。如电脑大王王安（美国），世界船王 包玉刚（香港），亚洲糖王郭鹤年（马来西亚），珍珠大王郑旺（日本）， 饼干大王周子敬，玻璃大王陈家和（新加坡），椰油大王吕希宗（菲律宾），
　　
钢铁大王潭仲英（美国）、旅游大王陆国权（美国），领带大王曾宪梓（泰 国），人造革大王田家柄（香港），金融大王胡汉辉（香港），珠宝大王郑 裕彤（香港），地产大王李嘉诚（香港），橡胶大王李光前（新加坡）等。 在科技领域，海外华人令人刮目相看。华人中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多 集中在美国、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美国的 100 万华人中具有大 学以上教育程度者占 46.5％，有 8 万多人是教授和专家。据统计，美国著名 大学中 1/3 的系主任是华人。阿波罗登月工程中 1/3 的高级工程师是华人。 参加这一工作的华人总数达 1400 人之多。美国最大的电子计算机垄断企业国 际商业机器公司（IBM）高级工程师中的 1/3 是华人。而 800 名高级科学人员
中 55％是华人。美国著名华人企业家王嘉廉、蔡至勇、王安和刘立，被《商 业周刊》“企业精英”特刊列名美国一千家最大企业的负责人中。王嘉廉是 美国国际电脑公司总裁，该公司以生产软体电脑主机系统为主。王安是王安 公司的缔造者，被称之为“电脑大王”。迄今为止，有 3 名美籍华人获得诺 贝尔物理奖金，他们是纽约州立大学斯托尼布鲁克分校的杨振宁，哥伦比亚 大学的李政道，麻省理工学院的丁肇中。在高能物理研究中，著名科学家杨 振宁、李政道与华裔女科学家、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吴健雄的友好合作在科学 界传为佳话。另外，数学家陈省身担任国际数学会和美国数学学会副会长； 高锟是美国光导纤维通讯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贝聿铭、林同炎是美国著名的 建筑界权威。在美国中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话：美国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 美国人的智慧在华人的脑袋里。

第三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文化


　　文化问题，在经历了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相对沉默以后，在 80 年代初重 新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并在 1986 年前后达到高潮。结合中国的“现代化 建设”问题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中西文化对比是这次“文化热” 的两大主题。其间当然有以“四大发明”、历史悠久”自矜的传统式颂歌； 但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对传统文化、国民性之消极面的审视和批判。多数论者 是从弘扬传统文化、振兴中华民族，实现“四个现代化”大业的动机出发的。 关于“文化热”的起因，有的认为：“就全世界范围看，在文化发展问 题上存在着两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意识’；一是‘全球意识’，二是‘寻 根意识’或叫‘民族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觉和民族独立 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各个民族要求发展自己，就要寻找自己的文化 传统，因而，这种‘寻根意识’也就发展起来。”有的论者认为，随着改革 的深入，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从单纯的技术引进发展到体制
改革，现在已经深入到观念变革——文化变革的层次。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中华民族心理有着深刻的影响，它凝结成中华民族
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它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点之所在，也是 它的缺点之所在。这种特殊的心理特性长期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各个方 面，即使今天在不少方面仍然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态度。
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作用。 人们注意到，印度文化是向后看的，其特征是努力于解脱生活；中国文
化是面向现实、注重现实的，表现为一种现世的人生态度，中国文化传统表 现出明显的入世倾向，认为人生的意义在现世、今世，所谓的“来世”、“天

国”是虚无缥缈的。早在儒家创始人孔子那里，就表现出“不语怪力乱神” 的倾向，表现出对“今生”的关注，这有助于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寻找精神 寄托。
　　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刚健有力、崇德利用”的文化。张 岱年说：“有没有一种一贯的精神，一直存活在中华民族的生命之中；我认 为有，我把它叫做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就是《易传》所说的‘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千百年来，这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已 通过复杂的文化遗传机制，内化为中华民族蕃衍兴旺的基因，成为人们不期 而然的认知倾向和行为取向。
　　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中国传统文化以社会为本位，在价值观念上表 现出道德、社会至上的倾向，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道德责任感。强调 个人对社会的认同和归属。或以己属人，或推己及人，或舍己为人。其要义 在于家庭、氏族、社会的和谐团结，维系既定的社会关系。儒家学派的思想 大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们立图塑造一种完全认同于社会的超越型人格。 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 理想的人生之路，具有积极的进取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怀着达治天下，穷 善其身的念头把他们的主张，抱负践履于社会。
“知行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个问题与“格物致
知”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是密切联系的。在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探索道路以 后，中国哲学事实上已经对“格物致知”给出了科学的解释（颜元），并得 出了“行先知后”，“行重于知”、“知为了行”的知行统一观。而且，如 果能够对“格物致知”，对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给以科学理解的话， 儒家以“格物致知”为起始和必经阶段的“修、齐、治、平”思想正是一条 以实践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的认识路线。用今天的观点看来，儒家的这一命 题强调通过实践获得知识，在亲身实践、获得知识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正 心”、“诚意”），从而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在献身于社会的实践中， 找到人生的价值和全部意义。当我们从这个角度认识和理解的时候，传统文 化中的“格致论”和入世思想就已经不再是少数“圣贤君子”达治天下，穷 善其身的“大人之学”①，而是全体人民在提高文化素质的基础上对我与社会 的关系的深刻体认，是炎黄子孙自立于现代社会的主要所在。
在传统文化中，以儒家思想为代表，非常重视自我修养和优良的、独立
人格的养成。尽管，那种脱离社会实践，闭门读书、片面的“修养”、“内 省”功夫在今天已不足取，但这种严以律己的精神，这种强调“自律”的精 神，这种在自我修养上追求达到崇高的人格境界（“圣”、“君子”）的精 神，这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乃是中华民族 自尊自重，自强自立，长盛不衰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动力。
在长期的蕃衍生息中，中华民族表现出了举世称道的智慧和吃苦耐劳精 神。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在天文 地理、饮食服饰、建筑工艺、医药医术、交通水利、音乐绘画等许多领域一 度居世界领先地位。即使在西方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 也是世界上公认的。在西方科技界、华裔科学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格、道义，轻物欲、功利的倾向，也是有其积极意



① 《大学章句》。

义的。
　　凡此种种，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今天， 必将对现代化建设发生积极的影响。当然，从中华民族的辩证思维的角度论， 事情总是有它的另一面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有对现代化 建设起积极作用的因素、也有起消极作用的因素。比如委身于“功名”轻视 劳动者，轻视劳动的倾向，重伦理道德轻自然、斥技术的倾向；重整体、轻 个体，片面强调人对社会的认同，抑制人的个性、能动性的倾向；平均主义 观念，不为人先不为后的中庸倾向；用种种陈规陋习自我封闭，自我禁锢的 保守性；宗法观念、大一统、人治对民主的窒息，顺民意识；重人格、道义 轻功利、物欲极端化为无视个人需要，空想的理想主义，否定人对物质生活、 物质利益的追求，用空洞的政治、道德说教代替丰富多彩的全部社会生活的 倾向等等，都会对人们产生不利影响。
　　生活在高科技时代的人们必须用审视的目光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扬 弃其陈腐的没有生命力的东西，继承、发扬光大其有生命力的方面，并且要 积极借鉴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

第四节 担负起神圣的历史使命


　　中华民族有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然而，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 帝国主义的铁蹄把中国践踏得遍体麟伤，国家从此日益贫弱，社会战乱不已， 民族灾难深重，人民饥寒交迫。中国的无数仁人志士，虽经苦苦思索、英勇 斗争，但是始终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民主革命的任务 始终没有完成。直到 1949 年 10 月，天安门广场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才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如今它已经历了 40 多个春秋，40 年光辉灿烂 的成就，固然令人欣慰，可是，我们的共和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国际环境和国 内形势利弊交织、前进道路上阴晴相间、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 的关键时期。
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与挑战就是：由于我国原来的经济文化基础
较差，再加上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我国在许多方面的落后状况在短 时期内不可能根本改变，特别是要想赶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还需要经过若 干代人的艰苦奋斗，纵然我国目前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世界第 8 位，但是被 11 亿人口的庞大分母一除，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处于世界的第 100 位。要赶上 发达国家的水平，需要我们炎黄子孙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其次，虽然我国地大物博，拥有全世界现存的几乎所有种类的矿产，其 中不少种类矿产的储量都居于世界各国的前列，但是人均只及世界平均水平
的 32％；一些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有重要制约作用的资源，如水、耕地、能源、 铁矿等，我国人均占有水平不及世界水平的 1/2。
　　再就是，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还有一个认识的过 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有待我们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还很多， 如物价问题、市场秩序问题、城乡差别、平均主义、官僚主义、封建迷信、 人口数量和素质等等。
　　面对这些差距和困难，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悲 观失望，更不能袖手旁观，要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积极踊跃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洪流之中，继承、发扬和光大民族文
　　
化，振兴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