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觉醒了的中国》等 223～227 页。
② 《觉醒了的中国》第 319～321 页。

的医院和其他亚洲国家、中东、拉美、非洲的医院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别。”
③

作者还谈到了中国消灭血吸虫病的情况。他写道：“几个世纪以来，这
种骇人听闻的热带寄生虫传染病一直是中国南方的一大灾难。”他引述英国 人梅格雷斯的报告说：“血吸虫病在 12 个重要的产粮省份流行。??这种疾 病对产粮区的 1，100 万人民造成了生理上和经济上的危害。??从理论上 说，控制这种疾病似乎是容易的，但是做起来却极端困难，因为这需要特殊 的组织工作，需要受到这种疾病威胁的人们全力以赴的合作。中国人在这两 方面都获得了成功。”作者写道：“根据我在华南从卫生官员们那里获得的 材料，到 1960 年夏天，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①

（四）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 中国人民的历史的结束，人民从此成为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在巨大胜 利的鼓舞下，全国各族人民革命热情极为高涨，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作者在书中用大量篇幅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 第一，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分析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突出成就
的原因时，作者写道：“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用他们的心身
和精力，作出了这一切巨大的努力。??美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是中国 人民受到恐吓和洗脑，被迫参加国家工业化的工作；说是一小批权欲熏心的 共产党领导人缠住了不情愿、不满的人民，并驱使他们违背自己的意愿。” 作者在该书前言中写道：“只要在中国呆几个小时，谁都会感到这里有一种 简直可以摸得着的勃勃生气和强烈的乐观情绪。我在中国人民的身上看到了 欢乐和信心，这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作者引证访问过中国的英国人门 德尔松的话说：“技术的基础不但是机器，而且是人：人是有感情的，人们 对于某项规划的态度，可以是怀着敌意的，或者是漠不关心，也可以是满腔 热情的??对于西方的工人，工业化总是带着奴役和剥削的意味。工业革命 给人留下了惨痛的经验。但是，对中国人就不一样了。??当中国人谈论解 放的时候，他们说的确实就是这个意思，即从半个世纪的恶梦中解放出 来。??观看他们工作的情形，谁都会为他们的热忱所感动。”作者在几个 城市参观了一些工厂，他写道：“许多工人的脸上流露出一种聚精会神的神 情。每个人的都专心致志的干活，那种认真的表情就像是刚刚学会了某种新 技术的学生。”①
第二，知识分子对国家充满热情。作者写道：“西方人普遍认为，新政 权底下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一定是痛苦不堪的。”“即使表面上拥护北京政权， 暗地里一定是反对它。”作者写道：“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觉。我和好几个知 识分子谈过话，??我相信他们对政府的拥护是出自真心，而不是假装 的。??从根本上说，他们对这个政府是满腔热情的，他们所列举的拥护政 府的理由也是真挚的。”作者引用加拿大人威尔逊博士的访华报告说：“来



③ 《觉醒了的中国》第 321 页。
① 《觉醒了的中国》第 323，325 页。
① 《觉醒了的中国》第 101，前言，102、76 页。

自旧社会、旧高等院校的许多科学家，现在都很活跃。”②
　　第三，儿童、青少年和老人幸福欢乐。作者在儿童节期间到北京中山公 园参观。他写道：好多儿童在做游戏、跳舞、欢笑，对表演的节目，又是叫 好，又是鼓掌，场面之热烈令人惊讶。他说：这里的孩子们确实玩得很痛快。 外国访问者每到一处，总有十几个孩子站起来抢着给让坐。这好象也是娱乐 的一部分。”作者采访了一个幼儿园。他写道：情况介绍中也同样充满着无 限的乐观情绪以及那种完成当前的任务就能获得人类幸福的信念。作者还对 一些学校进行了访问。他写道：“我访问过的小学里都充满了活跃、欢乐的 气氛。孩子们和老师们都显得心情舒畅。”在访问北京大学时，作者感到： “学生们的表情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鲜明的印象，这是 快乐的人们所特有的表情。??人们朝气蓬勃，热情洋溢。①作者在东北参观 时，到过一个敬老院。他写道：“一般说来，看到风烛残年的老人总是令人 沮丧的，但这里却不然。我们看老人们下棋，最老的 90 岁。他们看上去是一 群快活的老头子。”
　　第四，社会风气良好。作者在中国访问期间，深深感到人们之间的团结 友爱，讲礼貌，已蔚然成风。作者特别对不收小费没有碰上小偷这些好风气 感到很惊奇。作者本人在访华期间经常把钱或贵重物品落在旅馆里，但都没 有丢过。作者还引用一位外交官夫人的话说：“中国是她到过的能把珠宝首 饰随便放在梳妆台上而不用担心丢失的唯一国家。”对于发生这种变化的原 因，作者引用他的翻译的话予以解释：“我不认为发生这些变化是由于法律 的缘故。法律并不能使人转变。??人们内在的变化才是小偷小摸很少的原 因——这个变化本身就是革命，这就是革命的意义，这就是革命给我们带来 的变化。”②


四、中国留学生、华侨享盛誉


　　中华民族不仅以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引为骄傲，本世纪以来，遍布 世界各国的中国留学生，“海外华人”也显示出中华民族惊人的智慧，非凡 的才干，令外国人刮目相看。
据统计，目前海外华人分布在全球 120 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达 3000
万人，在世界经济、科技领域中有重要的地位。华侨和华人中的高级知识分 子主要集中在美国、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美国的 100 万华人中 具有大学以上的文化教育程度者占 46.5％，有 8 万多人是教授专家。如果说 美国科技的发展以登上月球为标志，而参加登月工程的华人就有 1400 人之 多。占阿波罗登月工程高级工程师的 1/3。美国著名大学中的 1/3 的系主任、 美国机械工程学会中的一半以上的分会主席，以及美国最大的电子计算机垄 断企业国际通用机器公司的高级工程师不少人是华人。而 800 名高级科技人 员中 55％是华人。在美国有一句流行的话：美国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
美国人的智慧在华人的脑袋里。

（一）“三钱”享誉海外



② 《觉醒了的中国》第 358、35、92 页。
① 《觉醒了的中国》第 226，235 页。


在旧中国，许多仁人志士为探求中国强盛的道路，有的抛头颅、洒热血；
有的辗转他乡，出洋留学。如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力学家钱伟长、核物 理学家钱三强，就是这样的有志之士。
　　钱学森 1935 年留学美国，先在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学习，翌年获硕士学 位。后转到加利福届亚理工学院继续深造，成为美国“超音速飞行之父”、 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的研究生。3 年后获博士学位。1937 年
至 1939 年在加利福利亚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工作。不久被推荐为美国空军 科学顾问组成员。1943 年 11 月，钱学森和马利纳合作，提出了一份《远程 火箭的评论和初步分析的研究报告》，报告中提出了 3 种火箭导弹的设计思 想。1945 年，他随卡门去德国考察 V—2 火箭研制情况。1947 年任马萨诸塞 理工学院教授，次年被选为全美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1949 年回加利福尼亚 理工学院任教授，并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1950 年受美国政府移民 局的无端迫害，吊销了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逮捕、拘留、限制、监视长
达 5 年之久。1955 年 9 月 17 日返回中国，先在中国科学院任力学研究所所 长，后到国防部工作。1986 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钱学森在世界航空科学史上影响很大，是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 他在这一领域大显身手，是航空技术还处于黑暗时期的 30 年代。
1935 年，24 岁的钱学森，靠自己的节俭和清华大学的国外补助金来到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一年后，他取得硕士学位，又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做了冯·卡 门的研究生。冯·卡门是美国“超音速飞行之父”。在学习和研究中，钱学 森除经常与冯·卡门一块研究数学问题外，还抓住点滴时间如饥似渴地攻读 一些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理论，有时每天要学习工作十几个小时。入院不久， 他就参加了火箭研究小组，当时火箭技术在人类航空技术史上，还是一片未 开垦的处女地。钱学森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投入研究不久，他就与马利纳 联合发表了《探空火箭飞行分析》的论文，找到了一些飞行计算问题的解答。
3 年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钱学森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博士学位，并被留
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当时他的声望仅在冯·卡门之下。 不久，美国军方委托钱学森进行一项重大的军事研究。于是他怀着一颗
狂热而兴奋的科学之心，和马利纳一起投入了用火箭发动机推进导弹的研究
课题。他们提出的报告和冯·卡门的备忘录，倍受美国军方赞赏，并完整地 接受了他们的计划。美国空军曾高度赞扬钱学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做出了重大贡献。
　　钱学森的名字和他的老师冯·卡门联系在一起，从（冯·卡门）得意门 生到亲密无间的合作者，共同在人类的航空科学与火箭技术的研究上，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1941 年钱学森与卡门合作，解决了圆柱薄克结构在轴向压力 作用 F 的大挠度失稳的问题，从而解释了以前理论计算与实际结果的差距问 题。他们创造了“卡门——钱公式”。1949 年钱学森发表的关于核火箭技术 的论文至今仍被信奉为该领域经典，卡门称赞他是“火箭技术领域的一位最 伟大的天才”。1948 年钱学森被选为全美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1950 年 2 月钱学森在纽约发表了时速一万英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的火箭理 论”，成为轰动全美的新闻人物。
　　正当功名成就之时，一个念头在钱学森的心中形成，那就是回祖国去， 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直返大陆困难重重，他先要到香港。但他从英
　　
国领事馆得知，签证困难。 1950 年 8 月 21 日，钱学森飞抵华盛顿，造访 美国海军军部次长金希尔，当金希尔问他为什么回大陆时，他非常坦率地说： “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不愿意制造武器杀害我的同胞，这是这么回事。”钱 学森刚离开五角大楼海军次长的办公室，金希尔就跳了起来：“我宁可把这 家伙枪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他无论如何能抵得上 3 师至 5 师兵力。” 然而，钱学森没有屈服，几经周折，终于在 1955 年 10 月 8 日上午 1
时 25 分，钱学森一家乘火车离开尖沙嘴经罗湖踏上祖国的大陆。 回国后，他倾心于祖国的国防事业，著有《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
讲义》、《星际航行概论》等近 200 万字的学术专著，发表航空科技论文 20 余篇，为开创和发展我国国防现代化技术，培养研究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 受到国家表彰。
　　钱伟长是一位在力学方面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早在加拿大留学期间， 他提出薄壳理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在国际上称为“钱伟长方程”。通俗 点讲，在“钱伟长方程”问世以前，世界力学界在处理有关椭圆形壳体、圆 形壳体、锥形壳体、球形壳体、简形壳体等物体时，一种壳体就要用一个方 程。而后，处理这些物体壳体时，用“钱伟长方程”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一年，他才 28 岁。此后，他又研究出簿板大挠度问题的摄动法方法，在世 界上第一次成功地用系统摄动法处理非线性方程，被称为“钱伟长法”。此 外，还由奇异的摄动法提出边界层理论，受到了国际同行的极大重视。在广 义变分原理方面，取得的成果也较多。另外，还编著了《傅氏级数之和》大 表，包括一万个三角级数。
1935 年，钱伟长大学毕业，1940 年考取了用中英“庚子赔款”招收的留
学生，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继续深造。于 1942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美 国，投在世界著名力学家、航空工程学家冯·卡门的门下。被聘为由冯·卡 门出任所长的喷射推进研究所研究员。接连获得了重大成果，成了冯·卡门 的得力助手，薪金也一增再增。
在海外的成功不会改变钱伟长报国的一颗赤子之心，他在 1946 年向
冯·卡门提出回国要求，对方以为他嫌薪金少，许诺再给他增加。 钱伟长在冯·卡门心目中有重要地位，但钱伟长想的是报效祖国。冯·卡
门善意地告诉钱伟长：“中国还很穷，科学事业非常落后，没有资料，没有
设备。回国后对研究工作、对前途是很不利的。”而钱伟长却说：“国家很 穷，科学也不发达，正因为这样它才需要人才。”但冯·卡门怎么也不放他 回国。后来钱伟长不得不以回国探望亲人的名义提出回国要求，冯·卡门只 好同意，并让他把夫人和孩子一块都带来。
　　为了不引起冯·卡门等人的怀疑，钱伟长离开美国时什么东西都没带， 只随身携带了一些重要资料，便悄悄登上了一条驶向中国上海的货轮。
　　不是他不愿意享受美国富裕的生活，也不是他执意要欺骗他的老师，而 是他对祖国母亲爱得太深了！
　　钱伟长一回到祖国，就来到母校——清华大学。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北 平，他这个教授几乎要靠借债来维持生活，可他还是几次拒绝了美国方面要 他重新回去的聘请。
　　全国解放后，钱伟长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 究所副所长等职务。他是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及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力 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文信息研究会理事长；并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全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还是波兰科学院院士，美国数学学会及美国航 空工程学学会员。
钱三强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
　　1937 年，24 岁的钱三强怀着振兴祖国的愿望，前往法国留学，踏上了研 究核物理的征途。
　　来到法国，进了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做了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学生。 两位老师对深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十分同情，不仅交给他知识宝库的金钥匙， 同时还教给他做人的道理。钱三强身在异国他乡，一方面努力进行学习和研 究工作，另一方面热情关心和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正义事业。
　　国外有优越的研究条件，加上钱三强超凡的才华，个人事业的成功指日 可待，但随着中国解放战争的连连胜利，钱三强越来越思念自己的祖国，越 来越强烈地感到应该为未来光明中国的原子能科学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 量。在旅法党支部的支持下，钱三强准备及早回国。临行，居里夫妇交给钱 三强一份双双签名的鉴定书，其中写道：“??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近 十年来，在我们领导下的这一代的科学人员中，钱三强是最优秀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三强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学部 及我国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的组建，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 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中国科学 院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 等。
钱三强热爱祖国，艰辛开拓，毕生致力于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特别是
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和“两弹”的研制，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科学 院学部的建立和发展，为培养、吸引人才，为国际学术交流，做出了卓越贡 献。

（二）登上诺贝尔领奖台


　　登上诺贝尔奖领奖台，是世界各国科学家广泛关注并梦寐以求的夙愿。 海外华侨能赢得此项殊荣，表明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为中华民族争了光。 如杨振宁、李政道、丁肇等，就是这样一些举世闻名的科学家。
杨振宁和李政道一起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从而使基本粒子的
研究获得了重大突破，共同获得 1957 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金。 费米（E·Fermi）曾经说道：“杨振宁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
他跟中国古代著名学者不求闻达的态度一样。能够结识他，深引以为荣。若 说他是我的学生，诚愧不敢当。当我们一块儿共同研究学术时，我经常意识 到他是一位悟性极高、确能举一反三的科学家。在普林斯顿近代物理研究院 的许多专家中，我最赏识杨振宁博士那种不怕难，在解决问题时那样坚定持 重和沉静的态度。这乃是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人应该学习的。”
　　1937 年～1945 年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从 霸占东北三省开始，吞并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中国大半国土相继 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西迁，在云南省昆明市组成西南联合 大学。杨振宁在西南联合大学就学，并结识了李政道。两人志同道合，都喜 爱理论物理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于 1946 年两人都考取了公费出国留 学生，一起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
　　
　　当时，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已取得美国国籍，正担任芝加哥大学核子研 究所所长。费米曾经在 1938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个 原子反应堆的设计人。杨振宁一心想跟随费米从事研究，曾在 1945 年底抵纽 约时，直接去哥伦比亚大学求见费米，但费米正从事绝密研究，已不在那里。 由于他不断的追求，终于在 1946 年 1 月听到了费米的讲课。但费米因从事“高 度保密的研究”而不能指导杨振宁写学位论文，杨振宁从他不擅长的实验物 理学转向他擅长的理论物理学，后来于 1948 年获博士学位，并在芝加哥大学 任讲师。1949 年他又去普林斯顿大学，1955 年开始担任该校教授。
　　杨振宁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领域很广，他主要的兴趣则集中在两个方 面：统计力学和对称原理。这可以从他的 3 篇学位论文的题目中看出来。学 士论文是《群论和分子光谱》，硕士论文是《有序——无序变换对统计理论 的贡献》，博士论文是《关于核反应和相符测量中的角分布》。他是一个多 产理论家，在美国《物理评论》、《近代物理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 文。
　　1956 年 6 月 22 日，美国杂志《物理评论》的编辑接到一份稿件，是一 篇很短的论文，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是否是守恒的？ 还提出了几种实验方法，以便从实验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作者是普林斯顿高 级学术研究院的杨振宁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
当时，宇称守恒原理似乎已经彻底的证实，理论工作者历来毫无怀疑地
把这条原理应用于基本粒子的研究。人们熟悉，左手和右手是对称的；物体 经过平面镜成像后，右变为左，左变为右，也是左右对称的，这是空间的左 右对称性。不仅如此，力学现象、电磁现象也都具有左右对称性。量子力学 的定律也是左右对称的。总之，凡是现实世界上的一种运动，只要它的镜像 中的运动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实现，那么，这种运动就称为宇称守恒的（或“左 右对称”的），这是和空间左右对称性相对应的守恒定律。为了表达它，较 方便的方法是空间变换。其中，把物体或物体过程用一组新的坐标来表述， 这组坐标正好方向相反。这种坐标变换叫宇称变换，这种变换相当于在平面 镜反射后再平行于平面镜作 180°角的旋转。如果将坐标系反置后，物理过 程的进行完全与未反置的坐标中的相同。那么就称宇称是守恒的。否则，宇 称在那个物理过程中不守恒。
1954～1956 年间，在研究 K 介子衰变时，出现了所谓“O—τ之谜”。
杨振宁和李政道就是因此而烦恼的首批人员之一，他们开始怀疑，是否被科 学界久已承认且深信不疑的宇称守恒原理有问题？ 1956 年春天，他们查阅 了大量关于基本粒子的实验材料，并进行了分析，想严格地寻找支持宇称守 恒的资料。他们发现，有许多资料是支持宇称在许多不同物理过程中守恒的， 但在所谓的“弱相互作用”的那些过程中，却没有任何迹象能证明宇称是守 恒的。于是他们在 1956 年夏天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实验室物理学家来确定这 个问题。
　　他们提出了几种实验的方法，最后采用的方案是用放性钻 60 涂敷在冷却 盐晶体的表面上，与晶体表面平等且离这表面约一英寸远处，有一层涂敷在 玻璃真空室内壁上的有机化合物蒽。当钴核发射电子时，每个电子打到蒽上 会发现微小的闪光，固定在低温设备顶部的光电探测器便进行计数。为了要 使钴核自旋方向取得一致，在完成去磁致冷后，有一螺线管套到低温瓶上， 在螺线管中通几安培电流，产生竖直方向的磁场，在这个外加磁场中，由于
　　
钴原子有很强的内部磁场，因此取得在外磁场方向中的一致取向。取向磁场 与原来的致冷磁场互相垂直，前者对致冷晶体无加热作用。
　　这个实验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吴健雄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标准局 做的。实验结果表明，放射性钴 60 放出的β粒子大多朝一个方向发射。这证 实了一直被物理学界推崇为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不是一个自然界的 普遍基本定律。在弱相互作用中，它并不成立。由于这一高难度实验获得成 功，不仅使吴健雄在 1957 年晋升为教授，也使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人共同获得
195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同年早些时间他们还共同获得爱因斯坦物理学 奖。
　　后来，在π介子衰变、μ子衰变和 A°超子衰变中，再次证实了宇称不 守恒。
　　从 1965 年起，杨振宁担任州立纽约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 所长。
　　李政道由于和杨振宁一起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从而使基本粒 子研究获得重大突破，共同获得 195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李政道曾经说过：“一个人做研究工作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不必用太多 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别人已做过的工作，只要了解他在干什么，他的弱点是什 么就够了。而需要知道的是目前已有的先进科学方法，重要的是要了解哪些 是科学的重点。这些重点中又有哪些是他人还不清楚的，还有严重问题的。 要下决心走自己的路，向还没有开辟的领域进军，这才能做出开创性的工 作。”李政道和杨振宁所做出的关于现代物理学基本观念的修正，是卓越的 开创性的成果。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曾赞扬他说：“这位青年学者的辉煌成 就，证明人类高度的智慧阶层中，东方人和西方人具有完全相同的创造能 力。”
1950 年，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白
矮星含氢量》。1950 年～1951 年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讲 师。1951 年～1953 年间，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执教。当李政道在 1953 年 离开普林斯顿时，院长奥本海默说道：“??看到他离开，我们十分不舍。 他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有才华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在统计力学、核物理学 和基本粒子物理学中的成就使他成为世界知名人物，他的研究呈现出一种鲜 明、灵活的独特风格。”
奥本海默对年仅 27 岁的李政道的评价并非是一种过奖之词。李政道自从
来到普林斯顿之后，立即与杨振宁合作，在统计力学和核物理学家方面解决 了一些较为突出和十分复杂的问题，因而迅速成为一个相当有名望的理论物 理学家。
　　1953 年，哥伦比亚大学聘请李政道为助理教授，不久晋升为副教授，随 即担任教授，当时他年仅 29 岁，是这所大学中最年轻的教授。他到哥伦比亚 大学后，通过互访和电话联系，与杨振宁保持合作。1953 年，物理学家为“O
—τ之谜”苦恼的时候，他们两人决定为解开这个谜而努力。在分析了大量 实验材料之后，于 1956 年夏提出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假设。
　　在当时，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李政道在诺贝尔获奖演讲中说道： “科学的发展总是在我们的旧宇宙观念和我们对新事物的观察之间的交互影 响有时或许会在我们已经熟视无睹的现象中发现完全出乎意料的事物。”
假设被提出来了。验证这个假说的几种方法也被他们提出来了。要从实

验上验证这个假设，却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而完成这个重任的是一位实验 物理学界的女杰——中国血统的吴健雄（实验情况前面已经介绍过）。
这一实验的成功，使李政道和杨振宁在 1957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1958 年 3 人同获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物理学博士称号。 李政道和杨振宁推翻宇称守恒定律之后，拉比在 1957 年评论道：“就某
种意义来说，在这个基础上，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结构被砸碎了；而我们根 本不知道，再怎样把这些碎片凑在一起，拼出原来的图案。”但是，随着宇 称守恒的取消，李政道和杨振宁的理论导致爱因斯坦所没有达到的概括物 质、能量和宇宙全部规律的统一场论的研究。
　　李政道多次来华讲学、探亲，介绍科学研究新成果，为中国的现代化建 设贡献力量。
　　丁肇中也是海外华人中的知名人士，他由于和伯顿·里希特各自独立发 现一种新型的 J/ψ粒子，而共同获得 1976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国外科学技术界评论说，丁肇中是最有实验能力、最善于观察现象的第 一流实验物理学家。美国《自然》杂志还评论说，丁肇中所从事的工作是沟 通中美两国科技交流的一座桥梁。
　　丁肇中在 1959 年获得物理学和数学两个学士学位，1960 年获得硕士学 位。接着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物理研究所当研究生，1962 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 位。
1963 年，丁肇中以博士和福特基金会会员的身份前往设在瑞士日内瓦的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工作，在柯可尼的指导下用质子同步加速器进行研究。柯 可尼对实验工作的严格与耐心对丁肇中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这段日子以及 后来再到日内瓦工作期间，丁肇中的典型生活情况是，一早起来在自取食堂 里吃饭，然后一整天留在实验室里，直到夜里离开实验室，驱车 10 分钟回到 他的公寓房间睡觉。
1971 年，丁肇中带领他的研究小组回到美国，开始在布鲁克海汶国家实
验室进行实验，他们用了一台 33 吉电子伏特的同步加速器来寻找长寿命的、 质量相当于 1.5～5.5 吉电子伏特能量的中性粒子。当时认为，如果这种粒子 存在，那么它会衰变为电子——正电子对，它们的能量会在母粒子的质能上 达最大值。为了做到这一点，探测设备的灵敏度必须达到能在 106～108 个相 类似而又无意义的事件中选出一个有意义的事件来。为了减少不需要的背景 粒子，整个仪器用一万吨水泥和一万磅硼砂皂制成的廉价中子遮体屏蔽起 来。经过将近 3 年的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在 1974 年 8 月第一次觉察到这种 新粒子存在的迹象，他们在分析：
P+Be→e-+e++X
　　过程中的电子对体系的质量分布时，发现在 3.1 吉电子伏特附近有峰 值，说明发现了一种新的粒子，其质量约为质子的 3 倍。由于丁肇中的小心 谨慎，他们当时没有公布这一发现。1974 年 11 月 10 日，丁肇中到美国西海 岸出席斯坦福大学的的一次会议时，得到该校加速器实验室里希特小组也刚 好独立地发现了同一现象，并已将新粒子名为ψ粒子，于是丁肇中立即通知 他的助手发表他们的发现，并将新粒子命名为 J 粒子。其实在 7 月份，斯坦 福大学也已得到有关数据，只是因检修机器而推迟了重新核对的工作。因此 J/ψ粒子几乎是同时被发现的。
J/ψ粒子的发现，很快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这一发现在物理学上的重

大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存在着第 4 种夸克，即“粲” 夸克。从夸克模型看，J/ψ粒子是由粲夸克和反粲夸克组成的强子。以前， 人们认为所有已知强子都可有 3 种夸克：上夸克、下夸克、奇异克以及它们 的反粒子以各种形式组成。
　　丁肇中和里希特发现了 J/ψ粒子的卓越成就支持了当今的弱相互作用 理论，他们两人分获 1976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这一年度的诺贝尔奖又一 次挑起了如 1974 年给赖尔和休伊授奖的同样问题。对于强调个人授奖的规 定，引起了曾经共同参与这项研究的许多人员的报怨。美国《科学新闻》评 论说：“参加实验工作的有好几十人，却只有两个头头分获了奖金。这会使 大实验组织的领导人员受到越来越棘手的来自下属的挑战。”
　　1979 年，在德国汉堡，丁肇中领导他的小组又找到胶子，这是量子色动 理论的一种重要证明，为统一强相互作用奠定了基础。
　　丁肇中已成为当代第一流的实验物理学家。他主持的德国汉堡电子回旋 加速器研究小组，首先接纳了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家 到西方工作。他每次到中国讲课，听众都是数以千计。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汉 堡工作，同时又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他说：“在汉堡，我 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对于我的小组，我尽量挑选那些也喜欢刻 苦工作的人。”

（三）在世界上赢得赞誉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进入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科学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成 果近乎爆炸式增长。我国的科技工作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如捆绑 式运载火箭的发射成功、人造卫星的发射与回收、电子对撞机的研制和使用 等等。相当一部分科技成果已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不仅如此，一些在 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大学生、知识分子留学海外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为 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修瑞娟、倪以信、侯义斌就是这样一些有作 为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修瑞娟是世界著名的女科学家，“海涛式灌注修式理论”的女主人，其
科技成果在 1983 年就震惊了欧美发达国家。她现在任国际微循环联盟第一副 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医学科学院 微循环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文化 交流中心理事等职。
　　微循环是指人体血液循环中，继大、中、小血管之后微血管的血液循环。 微血管是纵横交错，结成网络的生命的长河，是一个奇妙的人体微观世界。 也正是这个世界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过去称人死亡，皆因大脑坏死或心脏 停止跳动所致，而其原因连世界上微循环研究的权威也提不出更令人信服的 科学的见解。在这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正是我国的中年女科学家修瑞娟。 她开始接触这个世界，探索其奥秘的时候还是一个不满 30 岁的普通科研
人员。
　　1965 年，一次罕见的暴发型流脑袭击北京。即时，修瑞娟刚从莫斯科第 二医学院以“特优”成绩毕业，她随中国科学院一个神经介质组踏进了北京 友谊医学院的儿科病房，每天坚持 24 小时对患儿甲皱微循环进行观察。不知 过去了多少不眠之夜，她终于发现了一个从前医学界从未注意到的问题：当
　　
患儿病情危重时，显微镜下竟找不到一支微血管绊，她断定儿童死亡的主要 原因，是脑部微循环障碍导致的中枢缺血缺氧，在世界上首先找到了流脑患 者微血管自律运动的类型和规律。不久，一种治疗流脑可以扩张血管和抑制 血管痉挛的特效药物“山莨菪碱”问世了。它可以使微血管管绊中的血流由 静止变流动，流速由慢变快，大大改善治疗效果，使脑流患者病死率由原来
的 66.9％下降到 12.4％。
　　1981 年，修瑞娟被邀请到美国进修，在密苏里大学微循环研究所工作， 她每天都要紧张地工作 9 个小时以上，在两年间，完成了 20 项研究，其中
12 项创立新项目。她在研究中发现，人体微循环不像大循环那样只是简单地 灌溉式灌注，它有自身的节律运动，这种节律运动就像大海里的波涛一样， 一波接着一波。而对组织和器官的最后一波，才是最有力的。就像海涛翻起 的白沫一样。这一发现极有临床意义，一个人如果发生急性脑缺血或心脏缺 血，一旦注入能改善这些障碍的血管活性物质。血液就会像海涛一样，被突 发性冲击而激活。在研究中，她把微循环实验中获得的微循环理论上升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用大量确凿的数据，证明了这一假设，假设的证实无异于投 下了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国际医学界。她打开了人类生命的“绿色之门”。
由于修瑞娟艰苦的努力，成果不断出现，声望也日益增高。
　　1982 年 3 月，修瑞娟领导撰写的论文《山莨菪碱抑制栓素合成，抑制粒 细胞聚集，抑制血小板聚集》，在美国最权威的医学杂志《JAMA》上公布了。 同年 4 月，美国的第 28 届微循环年会在南方城市奥尔良举行。修瑞娟作为微 循环新星被邀出度，并作了题为《大脑定位横切后微循环对血中氧分压增高 的反应性》的学术报告，受到赞许。 1983 年 4 月，修瑞娟又在第 29 届微循环年会上宣读了《关于微血管自律运动的长期检测》的论文。
1983 年，在前西德举行的一次国际微循环专题讨论中，她的发现，即海
涛式灌注理论被命名为“修氏理论”。这标志着中国微循环的研究走在了世 界的前列。
1983 年初夏，各国微循环研究的大师们聚集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城，准备
成立国际微循环研究所。发给各国的备忘录上这样写道：研究所的 5 位发起 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享有最高权威。他们是：
一、修瑞娟教授（中国）
二、格罗斯教授（美国） 三、阿尔福斯博士（瑞典） 四、梅斯梅尔教授（联邦德国） 五、英泰格里里亚特教授（美国）
　　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在乌普萨拉上空，修瑞娟被一致推选为研究所的领 导人之一。
　　1984～1985 年间，在英国、法国、前西德、美国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 修瑞娟陆续提交 14 篇论文，她的微循环研究的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科学家 们由此预言，微循环的研究将对今后医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些现在难 以治愈的心绞痛、心肌梗塞、脑血栓、脉管炎、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糖尿 病以及癌症等，也极有可能在微循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由于她的成功，在美期间，美国许多公司以高薪聘请她留美工作。其中， 一家公司聘她一周工作 3 天，年薪 8 万美元；一家公司聘她一周工作两天， 年薪 6 万美元；一家公司聘她一周工作半天，年薪 4 万美元，合计一共 18
　　
万美元。但她却没有贪图美国漂亮舒适的洋房，也没被 18 万元美金所诱惑， 也不为美国的工作环境所动心，而毅然决然地拒聘，回到了祖国。她说：“科 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祖国养育了我，为祖国服务是我的天职。我的 事业在我的祖国，金钱不是我的追求，我要回到我的祖国去，我要让我的科 研成果出在自己的国土上，把中国的微循环机构完善起来，使它永远超出美 国水平。”
　　现在，成名以后的修瑞娟并没有居功自傲，而是以更加旺盛的斗志，百 倍的努力，继续为人类的幸福，为祖国的医学科学事业，在奋斗在拼搏。
　　工学女博士倪以信也是海内外享有盛名的人物，她 1988 年被提升为教 授，1990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1 年 1 月，她获得了 国家教委“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学位获得者”奖状，并在授奖仪式上发言，向 国家汇报了她自己的成长过程和体会。1991 年，在“三八”妇女节参加了“巾 帼演讲团”，并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的称号。
　　1985 年 8 月，倪以信被国家教委选派去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电机系进 修。刚去不久，指导教师福阿德教授便安排她在专题讲座上介绍她在国内的 博士论文及研究工作，倪以信讲了一个多小时，并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 受到了教授们的好评。他们很快就让她开始了研究工作并采纳了她提出的方 案，还委托她带一名硕士生，并为研究生举办“直流输电”系列讲座。一年 后，倪以信被学校聘为访问副教授，继续工作一年。这一年她参加的科研项 目是由美国电力研究院资助的项目，总投资约为 100 万美元。这个项目中的 一个重要课题是在用直接法对电力系统作动态安全分析中计算发电机励磁系 统的作用。这个课题在 70 年代末，美国能源部曾支持一家公司进行过，但最 后的研究报告认为：目前还不能解决此问题。1986 年 10 月，倪以信接受这 一课题时心里很紧张，一是课题难度大，许多“权威”解决不了的问题她能 解决吗？二是时间紧，她 1987 年 7 月底要回国，总共只有 9 个来月的时间； 三是工作量惊人，要从物理概念、数学模型、计算机编程、调试直到用实际 民网检验，由她一个人独完成；四是压力大，如果完不成，别人会对中国培 养的博士生的能力、水平产生看法。而且在美国不像在中国，除了她的那位 教授外几乎无人可一起讨论。
倪以信接受这个课题后，花了很大精力。详细地阅读和分析了已有的文
献资料及科研报告，特别是原始数据，反复比较、思考，并逐一地核实他人 的一些初步结论，看看是否真有道理。当她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教授，并提出 初步解决方案时，教授充分地肯定“路子对头”。但方案的实施却不顺利， 虽然物理概念清楚了，但过程中须作一个假定来简化计算，试了五、六种方 案都不理想。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以及荣誉感给了她用之不竭的力量。在一个 时期里倪以信每天工作 11 到 12 个小时，吃饭、走路甚至晚上上了床都在思 考。通过不断的尝试、分析、比较，终于得到了一个较好的方案，试验了一 批新数据都得到了较满意的结果。教授高兴逢人便讲他有两个“明星”，并 请倪以信去吃饭。但倪以信并没有满足当时的结果，一是误差值还不十分理 想；二是数值计算的可靠性还较差；三是软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所以她要求带一名硕士生，把数值方法加以改进，一面改善方案，并同时实 现软件系统化。当时倪以信还要用英语教一门每周 4 学时的本科生课程，还 担任衣阿华州立大学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联谊会负责人。1987 年 5 月倪以信 把该课题试验阶段的软件全部移交给加拿大方面的科研人员。从 1986 年 10

月到 1987 年 5 月，前后 8 个月把这个课题完成了。在加拿大美国电力研究院 主持召开了这个项目的研究交流会，会上倪以信作了 1 个小时的报告，受到 各方面的好评。当会上加拿大专家们得知她 7 月底就要回国时，开玩笑地对 她的教授说：“这下你的兵马少了 50％。”因为他们可以从倪以信的汇报中 知道她挑了多重的担子。
　　在美国的两年中，倪以信不仅教了两学期本科生课程，还带了两名硕士 研究生，完成了 7 篇论文（或研究报告），应邀作了“直流输电”系列讲座 和三个专题讲座。由于在美国工作期间较好地完成了教学和科研任务，在对 方为倪以信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副校长代表学校向她颁发了“名誉学者和顾 问”的奖状，他说这是衣阿华州立大学成立 100 多年第一次给国外学者以这 样的荣誉。宴会上，电机系主任幽默地说：“自从倪以信博士来到我们系， 我感到我们系的教职员都变得勤快了。”福阿德教授则含着眼泪说：“倪博 士说她到美国是来向我们学习的，但我们却从她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倪以信在美国时，有一次去加拿大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对方的一个科研 组负责人暗示可以提供工作；另一次她的教授助手希望倪以信留在美国，工 作由他联系；最后一次是教授试探性地问她是否再延长在美国工作 1 年，报 酬优惠。对此，倪以信都婉言谢绝了。倪以信说：“我的事业在中国，中国 的现代化归根结底要靠一大批脚踏实地在祖国大地上耕耘的人去一步步实 现。党和人民把自己培养成具有博士水平的知识分子，自己理应多承担责任， 多作贡献。如果醉心于个人的成名成家，贪图安逸享受，就辜负了党和人民 的期望和培养。”她还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更新是很快的，决不能吃老 本，要不断前进，跟上科学技术的前进步伐。”
侯义斌，作为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后第一批研究生，以其全优的成绩获得
西安交通大学的工学硕士学位后，又于 1983 年 8 月考取了世界银行贷款名 额，来到了荷兰爱因霍芬技术大学电机系攻读博士学位。进校第一天便受到 冷遇。原来，一些科技较发达国家的大学，对于中国的学生质量和水平都是 持怀疑态度的，所以教授要他写一份大学 1 年级的计算机基础概念的知识报 告。这分明是说：你能达到这个水准，我就承认你中国的硕士学位，承认你 够讲师的水平。所以，这不是一般的测试，它关系到西安交通大学这个中国 重点大学的国际声望，并关系到中国人的荣誉！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侯义 斌想，国家借钱送自己出国深造，我绝不能给祖国丢脸。于是，他仅用了一 个晚上就写出了一份从计算机组成与结构，到当前国际研究的发展趋向，再 到他个人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的报告，洋洋洒洒 20 多页稿纸，远远超出教授 所要求的水平。第二天一早便交给了教授，教授看后为之震动，连声说：“不 简单，中国人不简单！”侯义斌初战告捷，为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国人争了光！ 随之，教授又给了侯义斌一个研究课题，这便是第二次对他的考验。侯 义斌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充分显示了 他的知识水平和研究能力。因此，教授便顺利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博士资格申 请。随后便是 4 个月数次的考核，于 1984 年 2 月荷兰教育部行文批准他为正
式博士生。 在做博士研究课题时，侯义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几乎是每个
月出 1 篇报告，当他把一份份报告分别递给校内 6 位教授审阅时，他们无一 不对侯义斌的研究成果感到惊讶。他的导师逢人便夸：“侯义斌研究速度之 快是惊人的！”

　　侯义斌几乎每天都要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 12 个小时以上，回到宿舍还要 看书查资料。饭顾不得到食堂去吃，全靠牛奶面包。由于侯义斌的辛勤努力， 仅用了两年 9 个月的时间就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完成了荷兰学位法规 定的 4 年制博士论文研究，获得了工学博士学位。这是在爱因霍芬技术大学 没有先例的，就是在荷兰博士生中也是极少见的。因而，荷兰 3 家报刊先后
4 次报道了这一消息，在荷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当地华侨中更是反响非 凡。在授学位那天，他们纷纷赶到学校参加了侯义斌的授学位仪式。其中有 一位老太太是宋太龄主席的朋友，她是坐着轮椅来参加这个仪式的，老太太 在为他献花时激动地说：“你在这里得到博士学位，给我们华侨争了口气， 我们都为你高兴！”侯义斌不仅为中国人争了光，而且以他渊博的学识在国 际上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争得了荣誉。
　　根据导师的要求及西安交通大学的安排，侯义斌取得博士学位后，继续 在那里做博士后的研究。这时他更加努力了，除了指导一名博士继续从事他 的博士论文课题研究外，他还对专用集成电路、设计自动化以及人工智能等 进行了研究。更令人振奋的是，这期间侯义斌在国际上创立了“系统全分解 理论”；创建并证明了一个新的代数系统——三方元代数系统；先后出版了 一部英文专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他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同行中引起了强烈 反响，认为他的成果对于工业界有很大的价值，成果被用于“PHILIPS”和荷 兰政府的一些大项目中去，一些西欧教授也因此而建起了相应的课题研究小 组。
侯义斌用他的工作实绩向荷兰人展示了中国培养的硕士生水平。因此，
荷兰教科部和爱因霍芬技术大学决定：凡是西安交通大学派去的硕士毕业 生，一律免去博士资格考试，立即享有荷兰博士生的待遇（享有工资）。这 个特殊待遇，在荷兰和中国各高等学校中都是唯一的。
侯义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以优
厚的物质条件竞争科技人才，一向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惯用的手段之 一。此时侯义斌已成了他们竞争的对象。
荷兰一位从事设计自动化的人找到侯义斌，邀请侯义斌到他那里去工
作，并许愿：只要侯义斌一到任，马上送他到美国参加一个合作项目。侯义 斌不加任何思索，当场回绝。不久，美国参加一个合作项目。侯义斌不加任 何思索，当场回绝。不久，美国 IBM 公司在瑞士研究所的两位博士又找到侯 义斌，请他到他们的研究所去工作，并进一步劝他说：“你们的国家那么穷， 实验条件又差，你如果回国，对你的研究和生活都是不利的。”但是侯义斌 不为所动。 1987 年 6 月，侯义斌圆满地完成了博士后研究，提前返回祖
国。
　　1990 年 4 月，侯义斌到美国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并受国家教委委托 在美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在这期间（4 月 11 日），美国总统布什发布 了一道行政命令：给持有中国护照的所有中国人以合法居留和合法工作等权 利。侯义斌的朋友从加拿大给他打电话要他留在美国。美国加州一位教授也 劝他留下，并说：“如果留下来做我的博士后，可以得到 4 万美元的年薪。” 美国一家公司的经理找到侯义斌以 6 万美元的年薪相许。然而，侯义斌并没 有为此而动心。考察结束后，按期返回了祖国。
　　为了祖国经济的发展，为了闯出一条以科研促开发，以开发养科研的新 路，侯义斌义无反顾地拼搏着。
　　

五、外国人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于 1978 年底召开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 的路子上已走过十多个年头。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无论同自己的历史 纵向比较，还是和同一时期世界上发达国家横向比较都是非常快的。80 年代 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成绩越来越受到世界 上的关注。世界进步舆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道路正确，步子稳妥，成绩显 著，前景乐观。泰国听众颂·沃拉篷在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来信中说：“我 曾多次到中国访问，亲眼目睹了中国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发生的翻天 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为全球人民关注的中心。”

（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成功的”


　　中国实行的的改革开放政策，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社会 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会发生僵化，阻碍生产力发展。解决的办法不 是靠剧烈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而是靠社会主义改革。通过改革解放生产 力，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因而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 而是“和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①共产党人领 导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我们一度受“左”的思想干扰， 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 这种体制与生产力的发展的要求愈来愈不相适应。弊端越来越明显，在社会 主义的实践中，我们认识到，不改革这种僵化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 主义就不能发展，本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就失去活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也就成了空话。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决定进行改革，实施对外开放政策。 实现了一个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对此，罗马尼亚《晨报》 副总编米哈伊·米尔卡说：“在使中国停滞不前的灾难‘文化大革命’以后， 中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在政治特别是在经济上改变其战略的必要性。”“中 国领导人从自身的错误以及东欧国家 60～70 年代改革尝试的失败中吸取了 教训，表现了坚韧不拔和务实的精神。他们逐步抛弃了几十年来，一直禁锢 其政治和经济思想的旧观念。”②10 多年来，由于我们贯彻执行了包括改革 开放在内的路线、方针、政策，把经济建设提到了中心位置，中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进入了历史新阶段，短短十多年，综合国力、 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对外贸易关系迅速扩大，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一部分人摆脱贫困走向温饱，更多的人越过温饱线奔向小康；一部分人已经 “先富起来，许多人正在富起来，更多的人则争先恐后地加入致富的行列。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民从实践中切身感受到，改革开放确确实实是一条 富国强民之路，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奥地利商会秘书长施图姆福尔
1992 年 1 月 23 日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的发展和取得的成绩表明，中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43 页。
②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 1992 年版第 52 页。

所选择的道路即改革开放的政策是成功的。”①比利时比中经贸委员会主席享 利·李德尔汉先生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是成功的，中国走的路是对 的。”②
　　改革是以农村为突破口的。米哈伊·米尔卡说，“在中国，改革是从‘下 边’开始的，首先从农村发起，之后再推广到其它领域”。菲律宾《世界日 报》载文指出：“民以食为天，一个国家不管有多么好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理 想，只要是经济没有搞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政治就不会稳定，任何改革 也就不会成功。由于历史的教训，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人民的温饱问题，但 不明了中国国情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却要求将人权与民主问题作为优先问题 来解决。中国不听他们的话，结果成功了。苏联听了他们的话，结果失败了。”
③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 1991 年 9 月在苏哈萨克讲话时指出，“1979 年中国很 明智地先推行了农业改革??他们成功地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使他们不必 依赖外援生存。农业改革的成功为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 础，也为他们成功地创立了在沿海地区以自己经济为基础的企业。”④因此， 德国记者彼得·赛德利茨撰文指出，相对来说，“中国经济成功和苏联失败 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执行农业政策的各不相同，这就是造成差别的原因所在”。 他说，“中国的每一块土地都得到充分利用，中国人对其田地精耕细作，因 为这关系到各自家庭的利益。”⑤菲律宾《世界日报》载文指出“中国当年改 革当年见效，人民不但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且立即受到改革之惠。”
城市经济改革继农村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 80 年代中期展
开。“政府在完善农村改革，取得几年的经验之后，又开始了更加繁重、复 杂的城市经济改革任务。城市改革也采用了农村改革中的许多原则”。美国 的朱克曼这样说。①城市的百万家企业是中国生产力的集中代表，他们本当是 生机盎然的，但一度被统得过死，管得过严，铁饭碗和大锅饭的管理体制捆 住了手脚，无法起跑，更难起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场具有深远意 义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了。
在开放方面，中国逐步开放了 14 个沿海城市，建立了 4 个经济特区，3
个三角地带并把海南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还于 1990 年宣布建立上海浦 东经济开发区。对此，新加坡议员白振华评论说：“中国经济特区的改革计 划，是中国政府很有远见和务实的政策决定，这对中国长远的经济改革方向 和发展来说，是很有利的，也是很好的。”②墨西哥的曼努力埃尔·门德斯也 认为：“中国改革在对外开放方面是成功的，这为其带来了大量的外国投资， 并开创了使用先进的现代化技术和企业管理方式的生产过程。”③
尼日利亚专家阿巴·阿多·丹塔戈先生于 1988 年 5 月来华，担任中 国国际广播电台对西非地区豪萨语的广播工作。在阿巴先生聘期满回国前



① 1992 年 1 月 19 日《人民日报》。
② 1991 年 9 月 29 日《人民日报》”
③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52、9 页。
④ 1991 年 7 月 29 日《人民日报》。
⑤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11～12 页。
①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44 页。
②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88 页。
③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79 页。

夕，记者采访了他。谈及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他 说，你到商场购物，可以看到商品丰富，市场繁荣，购销两旺的情景。你在 大街上行走，人们的穿着打扮特别是新潮男女的新潮服装使你感到人民生活 水平在日益提高，中国作为有 11 亿人口的世界大国，能够成功地解决吃饭、 穿衣问题已经够了不起了，而且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 成就，真是举世瞩目。“这些事实说明，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 国情的，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在世界范 围内的影响是深的。”中国的成就使第三世界国家感到欢欣和鼓舞，同时为 非洲各国人民振兴民族提供了宝贵经验。话题由浅入深，阿巴·阿多·丹塔 戈先生说，中国虽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但中国领导人的政治眼光敏锐，根据 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不失时机地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大胆调整经济结 构，实行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已经取得了载入史册的成果，尤其可贵的是，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而且注意将改革开放纳 入社会主义轨道。从而避免了国家财政被少数人所占有，防止社会两极分化， 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带来实惠。??得到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同 时，改革开放的成功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极大提高。当今世界上发生重大事 情，人们总是愿意听一听中国的看法和主张。”①
由以上论述不难看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成功的，中国走的路是对
的。
　　关于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外也有很高的评价，前苏联历史学 博士库利克说：“为了坚持在约 42 年前中国作出的社会主义选择，中国领导 人不是求助于意识形态教条和死守某种理论的呆板形式，而是把重点放在现 实可能性和本国发展的要求上，并结合了本国的具体历史经验。”①此外，他 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方面，中国从资本主义国家中 借用来的一切东西都服从于达到社会主义目标，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不允许 改革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用一切办法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西方许多专家、 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用资本主义的经验建设社会主义。”
我国实施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是正确的，它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得到了飞跃性发展。罗马尼亚《真理报》副总编维·瑟勒杰安和记者尼·朱 利塔鲁撰文指出，当您看到中国十来年的时间内发生的巨大变化时，如果您 再对它固执偏见，“若不是愚蠢的，也是令人遗憾的。”②达沃斯世界经济
论坛主席施瓦布也明确地说：‘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学习中国改革的经验，
中国是世界成功改革的榜样。”③

（二）“引人注目的飞跃”


到 1992 年，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已走过 13 个 年头了。13 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它给国家带来 的活力，给社会带来的变化，给人民带来的利益却是巨大的。到 1990 年，中 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 17686 亿元，国民收入达到 14429 亿元，自 1979 年以



① 1991 年 8 月 19 日《人民日报》。
①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29 页。
③ 《半月谈》1992 年第 4 期。

来，平均每年递增率分别为 9，7％和 8.4％。罗马尼亚《晨报》副主编米哈 伊·米尔卡指出：“最近 10 年，中国在进步和繁荣的道路上实现了引人注目 的飞跃。”①墨西哥企业家、墨中委员会主席马里奥·阿贝特洛普也称：“中 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令人难以 置信的变化。”②
首先，工农业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工农业是根本。没有工农业的首先发展，就谈不上人民物质生活 水平的提高和政治稳定，也很难谈得上其它各行各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逐步实现了农村改革和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 革，加之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中国的工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此，库利 克称，中国的改革“成功地使工业和农业得到同时发展。在 10 年时间，工农 业总产值增长了 2.3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12.6％，农业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6
％”。③
　　原苏联的库尔巴托夫评论说，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的农村改 革，基本上废除了大型集体经济，把土地分给农民进行个体耕作，在改革中 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他们有权支配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资料。政 府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等措施对改善农民的农业部门的状况卓 有成效，单位面积产量大大增加，劳动生产率急剧上升。特别是最初几年， 各种产品的生产都持稳定上升趋势。 1984 年粮食生产达到 4.07 亿吨， 取得了创世纪的大丰收。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黄朝翰则认为，中国在 改革中采取的包括政府以高的价格购买粮食、开设农村市场，让农民以“好 的价格”出售超产的产品等一系列有利于经济成长的措施，对农业产生了立 竿见影的效果。他说，“不但农作物产量接连几年都持续增长，副产品的生 产也普遍上升。在这段期间内，中国粮食的平均增长率达 3％，比 1.4％的人 口平均增长率多了很多。”①美国《华盛顿邮报》前驻北京记者邵德廉也说， “农村经济成果最引人注目”。
在谈到农村改革时西班牙马德里科技大学教授罗伯托·森特诺指出：“在
10 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这种改革使农业人口的收入增加了 4 倍，并为随后的 放开和发展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德国朋友彼得·赛德利茨也称，农村改 革使农民重新占有了土地，在短暂的时间内向 11 亿人口提供了充足的粮食、 羊毛、棉花和其它农作物，尽管中国只有 15％的土地适于发展农业。日本《朝 日新闻》编委早房长治认为，“在中国农村允许土地私有的政策是相当成功 的。”并举例说，在哈尔滨西面的肇东市，现在的农业总值比实行改革开放 政策前的 1978 年增加了 30％，畜牧业增加了 3. 3 倍，乡镇企业增加了
11. 5 倍，所到之处皆见耕作精细的农田、新盖起的农舍、大型塑料棚等。 并特别指出，“这种生机勃勃的农村景象，在从沿海到内陆的全国各地均可 以看到，尽管在 1991 年全国有 4 千万公顷农田遭到水灾及旱灾，但农业仍获 得了丰收，产量居历史第二位。”



①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53 页。
② 1990 年 11 月 23 日《人民日报》。
③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27 页。
①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107～108、105～106 页。

我国农村的改革成就，也可以从以下的数字中体现出来：从 1980 年到
1990 年，粮食总产量由 32056 万吨增加到 43500 万吨，棉花总产量由 271 万 吨增加到 447 万吨，农业总产值由 1928 亿元增加到 7382 亿元。农村的改革 和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城市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安定团结。新 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黄朝翰认为，中国的收成好，对于占全国人口 80
％的农村地区的繁荣，以及超过 22 万个农村的小型企业的生存，都非常重 要。农业上的优良表现，也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回弹。原苏联 A·普拉托科夫 斯基在苏《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指出，由于农业有了突破，中国改革 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吸收外资、建立合资企业和经济特区也就取得了成 就。
　　法国《费加罗报》文章说：“南方沿海城市发展令人惊奇，像一枚多级 火箭。最早建立的 4 个经济特区 10 年内建立 3000 多家企业。第二级火箭是 特区附近的中等城市，第三级火箭是沿海地区和内地首府。雄心勃勃的上海 领导人要使上海成为中国的新加坡。日《朝日新闻》编委早房长治说：‘大 连市将以日系企业集中投资为支柱在不久的将来努力成为东北地方的发展中 心。拥有 3 个经济特区和两上开发区的广东省在 80 年代末经济力量跃居全国 第一，山东烟台在其西部一块 10 公里的荒地上建成一个低公害的工业区，已
与 30 个国家 155 家公司签订总额 3.5 亿美元的投资合同，目前正为建成一个
36 平方公里的工业区而努力。90 年代，沿海经济将以广东省、上海市和大连 市为中心，其间连着福建省和山东半岛等地区，宛如一个硕大的花环开满鲜 艳夺目的花朵。①法国朋友乔治·苏菲尔撰文认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强国正 在崛起，任何力量似乎都不能够阻止它。”
其次，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马克思 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重视这一点，改革开放中 这一问题尤其得到重视并取得卓有成效的成绩。
到 1990 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已达 714 元，是 1978 年的 4.1 倍，
其中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 3.2 倍，城市居民收入增加了 80％。改革开放，使 越来越多的农民“富”了起来，住上了楼房，房间里有了电视机、洗衣机、 电冰箱。有的甚至有电话、摩托车或小汽车。一些在 70 年代尚未“脱贫”的 农民也告别了祖辈居住的茅屋和“食不饱腹”的处境，迁进了宽敞明亮的新 居，实现了祖祖辈辈朝思暮想的“吃饱”“穿暖”的愿望并有了“吃细粮、 住楼房、看电视、骑‘凤凰’（自行车）”的企求；在城市，职工收入和就 业人数的增加，也使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现在， 就全国总体来看，11 亿人口的绝大多数过上了温饱生活，并有许多地区已经 向小康迈进。对于这一成就，许多外国朋友认为，中国能以占世界 7％的耕 地养活占世界 22％的人口，并且使他们生活得很好，“的确是一个奇迹”。 对于产生这一奇迹的根源，巴西经济学家、《环球报》经济专栏记者卡洛斯 这样认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最直接的成效。 “漫步在北京街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朝鲜首都平壤参 加各国议会联盟年度会议后来华访问的委地瑞拉官员奥·莱帕赫说，“我们 不仅认真观察了行人的穿戴，而且注意了他们的面容表情，我没有见到一人



①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73、60 页。

衣衫破旧，面色苍白，脸上带有明显的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痕迹。而在我们这 些自我标榜的拉美民主国家则随处可见。我们的感觉是：中国商品比较富足， 人们丰衣足食，无忧无虑。”①“1978 年到 1988 年 10 年间，农村人均收入 增长了 4 倍，随着食品的丰富，70 年代 8 亿中国人每天吸收的营养为 1650 卡路里，80 年代 11 亿人每天吸收的营养增加到 2600 卡路里。”美国的朱克 曼用一组数字表明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罗马尼亚《真理报》副总编辑萨拉扬和记者米利塔鲁于 1991 年 11 月应
《人民日报》的邀请来华访问。在他们回国后合写的《对中国不应该有偏见》 的文章中称，中国的改革是活生生的现实，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中国在
10 年时间里取得的飞跃，使人民过上了富足的文明的生活，11 亿人吃得很 好，穿着也很好，而且有多余的粮食供出口。
　　波兰《共和国报》 1992 年 6 月发表了记者斯·格日姆斯基的访华观感。 文章指出，普通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姑娘，衣着都很入时，看来都自信而 满意，文章说，全中国，凡是他们去过的地方，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乡镇，到 处都购销两旺。例如在繁华的上海南京路上，从一清早到晚上 10 点，各大商 场和小店铺都是人群如潮，其景象不亚于巴黎的繁华区。文章对中国人民有 那么多钱感到“不可思议”。对此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詹姆斯·麦 格里戈认为，1978 年开放门户时，中国几乎什么都需要，但他们的人民几乎 什么也买不起，但过了将近 15 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美开乐服装纸样公司 在中国的经销人康德雷尔说：‘人们的口袋里有了钱，便要找东西买。”
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不仅使广大人民达到了“吃饱”、“穿暖”的要求，
而且已开始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了。在饮食上，人们的食品结构已由量的满足 转向了质的提高。鱼虾、家禽越来越多的摆上了人们的餐桌。日本记者荒井 利明说：“虽然各地的情况不同，但在北京等大城市，以谷物为主食的时代 已成为历史，人们对蔬菜、肉类等食品的摄取量在不断增加。”在穿着上， 已由求同转向求异，无论男女老幼都以追求款式新潮、美观舒适的服饰为目 的。而消费的热点则向高档耐用商品集中。“老八件”已进入饱和更新换代 阶段，“新五件”（洗衣机、电风扇、电冰箱、彩电、录音机）的拥有量直 线上升。原苏联历史学博士波尔佳科夫说，10 年期间，除去价格增长因素， 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增长了 80％，而消费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举例 说，不久前，彩电和电冰箱是绝对稀有之物，而现在城市家庭里每百家里就 分别有 52 家和 37 家拥这些物品。并且这种消费现象在人均收入达 630 元的 农村也初见端倪。
　　另据来自联合国的有关资料证实，“七五”期间，我国居民的消费和营 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每人每天食物热值和蛋白质含量均已接近世界平均水 平；人均纤维消费量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每百人电冰箱、电视机拥 有量相当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对此，蒙古总理达·宾巴苏伦访华 后发表评论认为，“占世界人口 1/5 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国经济 的发展具有世界意义。这是全世界人民走向美好生活和稳定以及全世界的繁 荣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再次，改革开放的成就，也表现在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迅速扩大方面。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作



①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81 页。

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逐步建立了包括海南在内的 5 个经 济特区、开放了 14 个沿海城市，还于 1990 年宣布建立了上海浦东开发区。 这在扩大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以致在 1990 年，美国的杨克曼赞叹道：“在世界平均零增长（联合国世经组 织统计）的时候，中国大陆出乎举世预测，??外汇储备和外资注入猛增， 对外贸易盈余 100 个亿，对外储备 400 多亿美元，造成了 90 年代世界的一个 令人费解的二律背反现象。”
　　泰国坤通·因泰博士 1991 年 8 月在《号外》周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 实行开放政策的直接成果，是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使各行各业普遍受 益。并指出，1989 年，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以中外合资和外商 独资方式引进外资项目约 1 万项，共计吸收外资 41 亿美元，上述特区出口创 汇额高达 34.81 亿美元。此外，经济特区从内地引入 200 万劳动力，使内地 就业矛盾得到了缓解。经济特区居民的消费水平也明显提高，经济特区和经 济开发区已成为内地发展的示范和桥梁。文章说，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促 使各行各业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开放政策使中国成功地走完了经济现代 化的第一步。
　　在扩大贸易方面，中国遵循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同许多国家和 地区建立贸易关系。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经济部长下村恭民说：“1990 年，中国的出口率增长了 18％以上??进口减少了 31％，作为结果来说，外 汇储备额急速增加，1991 年 3 月已接近 70 亿美元。”①原苏联历史学博士库 利克认为，“中国同西方国家贸易经济合作实际上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对外开放中，既要引进外资补充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又要引进先进 技术促进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罗伯托·森特诺说，对外开放，“使大批 的外商投资者拥向中国，兴办工厂、提供货款和转让技术，他们拥有明确的 谈判对象，明文的规定和做出的决定能够实施。”截止到 1989 年底，中国共 吸收外国在华投资 154 亿美元，兴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已
达 2 万余家。引进了大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从而加强了我国重点项目
和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建设。法国前部长，中国问题专家阿兰·佩雷菲特于
1991 年 11 月在巴黎一次晚餐讨论会上指出，中国的 4 个经济特区和海南特 区，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国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使用中国的劳动力，“对中 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对外开放政策的成效并不仅仅限于作为开放窗口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
城市，而且广泛地表现在全国各省份和地区，彼得·赛德利茨在德国《商报》 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建立的经济特区，早就冲破了原有的特区的界限，向 特区之外的沿海地区、城市和省份发展。”①泰国的坤通·因泰博士也说，开 放政策带来的可喜变化，已由经济特区发展到全国各地，使中国到处呈现了 蒸蒸日上景象。
最后，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的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认为，因中国保持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其国际影响力水涨船高。
东亚哲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吴撷认为，自 1979 年底着重提出了加强民主



①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114 页。
①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14 页。

与法制建设的任务后，“中国在法制建设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文章指出，自 1978 年中国实行教育改革后，在基
础教育、职业教育、语文教学、行政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库利克说，中国在发展自己防御能力方面进展很快，目前中国的武装力
量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现代化飞机、核潜艇。在消减军队人数的同时，坚持 奉行了全军全面现代化的方针。
　　在 1992 年的第 25 届奥运会上，中国以 54 枚金牌的成绩挤入“世界四 强”。对此瑞士《日内瓦论坛报》文章认为：“沉睡的中国醒来了。”
　　总之，改革开放政策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的成就是空前 的。它像一杯神奇的营养液，使中国巨人的躯体活跃起来，睡狮猛醒、巨龙 腾飞。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家从僵滞的发展中走了出来；从贫穷的境地中 走了出来；从封闭的格局中走了出来，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法国朋友安 贝尔说，“中国的变化是地球上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

（三）“中国的前景将是乐观的”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在进步和繁荣的道路上实现了引人注目的 飞跃”，这是举世公认的。90 年代的 10 年，对中国来说更是一个非常关键 的时期，“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经过 10 年文革浩劫和改革开放 13 年来的 反反复复，中国人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认识到，如果再不抓住 机遇发展经济，迅速实现经济起飞，中国的现代化梦想恐怕永无实现之日， 永远不能把贫困落后的帽子抛到太平洋去。”新加坡《联合早报》1992 年 6 月发表夏泰宁的文章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在前苏联和东欧 国家缓过劲来之前，加快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更多 地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使中国经济成为国际经济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 中国就有可能吸引到大批的国际资本，加速经济发展。在 5 到 10 年内实现经 济起飞。”在 90 年代的巨幅画卷中，中国将以怎样的景观展现在人们面前呢？ 对此世界舆论见仁见智，评论纷纷，总体看来，他们大都和比中经贸委员会 主席亨利·李德尔汉先生的看法基本一致，即：“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 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中国应该在这条道路上坚持下去。只要中国能保持 稳定，中国的前景将是乐观的。”①曾任世界银行发言人的弗·活格尔也说， “我觉得，中国人会干得更好。”
从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来看，中国已经具备了加速改革开放的条
件和基础。 从政治保证方面说：美国著名经济发展学家西蒙·库茨内斯在其《现代
经济成长》一书中认为，在经济社会里，要经济成长，最低限度的政治条件 为：一、在经济社会里，有些成员必须要计划将来的发展，所以一定程度的 政治稳定是必要的。二、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有解决各阶 层利益冲突的能力，而且政府必须预先了解、发现这些冲突，并把它对经济 发展的不良影响尽量减少。所以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面对于中国， “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的政治状态无疑为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① 1991 年 9 月 29 日《人民日报》。

　　关于物质基础，原苏联历史学副博士波尔佳科夫说，中国 80 年代的改革 开放已积累了可观的有用资本，总的看来，改革能胜任摆在它面前的任务。 就思想基础而言：改革开放的几年使中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是人民得 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说，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加速改革开放步伐，已成为中共全党、全民共识，全国上下取得了难得的一
致，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
　　至于体制方面，80 年代的改革开放已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格局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将对 90 年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巨大推动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经济将进一步发展。英国著名新闻评 论员威廉里斯·莫格勋爵 1992 年初为英国《独立报》撰文指出，“中国经济 曙光在望。”在未来 50 年中，将与亚洲国家一起，跻身于世界富有国家之列。 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潜力是令人震惊的。”①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
瓦希 1992 年 1 月去日内瓦时说，中国经济发展成绩巨大，中国经济与世界联 系日益广泛，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他说，中国自改革 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有巨大的潜力。世界 各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充满信心。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维诺德·托马斯指出， 中国正值经济改革的大好时光，虽然目前中国还不是经济大国，但从她的潜 力和发展速度来看，她必将在近几年内改变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成为一个 强国。②1991 年底，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今后两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超过 10
％。日本《经济新闻》展望得更远，认为到 2000 年，在亚洲创造最高增长率
的将是中国。法新社援引的一份调查报告中也称，在 90 年代的几年里，中国 的经济增长率将在亚太地区居领先地位。
































① 1992 年 2 月 12 日《人民日报》。
② 1992 年 2 月 10 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