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爱国名人

留芳千古 永垂不朽
——喻培伦


　　在广州东北部，矗立着一座庄严肃穆的大型墓碑，安息在那里的就是 80 年前黄花岗起义中殉难的七十二烈士。他们为推翻黑暗腐朽的清王朝，拯救 危难之中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英勇壮举，催人泪下，感人肺腑； 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愧是革命的先驱，他们为中国的民主革 命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朽篇章。大型墓碑七十二烈士的名字中，被列 为墓碑之首的是为争取祖国的光明前途而英勇献身的民主革命者、炸弹大王 喻培伦烈士。
　　喻培伦是四川内江人，1886 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自幼聪明好 学，敏捷过人。6 岁入私塾，塾师常给他讲历史故事，历史上的屈原、岳飞、 文天祥、洪秀全等爱国人物，是他崇拜的偶像，喻培伦从小立志为当一个爱 国英雄而奋斗。
　　1900 年，喻培伦年满 15 岁时，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了。义和团 运动虽然在帝国主义及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夭折了，但义和团可歌可泣的英 雄事迹却在喻培伦的故乡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八国联军的大肆入侵，卖国 的《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受到如此耻辱，有热血、有爱国之心的炎黄子 孙都感到似刀绞一样疼痛。这一切不能不给少年时代的喻培伦以极大的震 动。他当时曾刻一枚印章，自署“世界恶少年”，表示对这个世界的不满， 他厌恶封建的科举制度，喜欢机械、金石、雕刻和书画一类的技术。
20 世纪初的清王朝统治越发没落腐朽，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任人宰割，满
目疮痍。怎样才使中国富强，走上光明之路，刚刚步入青年时期的喻培伦在 苦苦地探求着。
1905 年，喻培伦兄弟俩怀着“实业救国”的愿望远渡重洋，留学日本。
当时发生这样一件事，使他永生难忘。船到汉口，兄弟俩上岸游览，不知不 觉闯入英祖界。一个印度巡捕气势汹汹的拦住他，不准前进，喻培伦气愤地 质问：“这是中国的土地，为什么不许中国人游玩？”蛮横的印度巡捕举手 就打，由于喻培伦生来瘦弱，被印度人推下江堤，差点滚入长江。他第一次 感到半殖民地人民的屈辱，悲痛万分。后来，回忆起此事，他说：“这比挖 我的祖坟还伤心。”
喻培伦年底到达东京，先考入警察学校，第二年又考入经纬学校，
1997 年又改入大阪高等工业预备学校学习理科。他一次又一次的转学，恨不 得把日本的一切先进技术统统搬到中国去，来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挨 打的现状，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之路。他废寝忘食地学习物理、化学、工业 分析、外语等课程，空余时间他就到大阪、神户、东京、横滨等地的日本工 厂进行考察，设计许多办厂方案，想借此振兴实业，抵御外侮。由于当时清 政府的黑暗腐朽，他的“实业救国”的愿望竟化为泡影。
　　1907 年，弟弟喻培棣告诉哥哥，自己加入了同盟会。正在为“实业救国” 未能达到愿望而心灰意懒的喻培伦，了解到同盟会的纲领，心中豁然开朗， 对救国前途充满希望，懂得了只有革命，推翻黑暗统治，才能扫清办实业的 一切障碍，实现自己的夙愿，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1908 年夏，喻培伦在东 京经吴玉章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决心走革命救国的道路。为了革命斗争需 要，他转行考入干叶医学校药科，潜心研究制造炸弹的方法。在一次试验中，
　　
不慎引起爆炸，警察闻声赶来，他急中生智，从容向警察出示医校学生证明， 以作化学试验为托词遮掩过去。喻培伦的手脸被炸伤，医治后左手残废，然 而他没有丝毫退缩，继续进行研究。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发现一种安全而又 威力强大的炸弹。从此同志们都称他是“炸弹大王”，称他的炸弹制法为“喻 氏法”。
　　1908 年前后，同盟会组织的许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失败，一部分血气方 刚的青年醉心于个人恐怖活动，主张谋刺清朝官吏，进行报复，以振革命党 人士气。喻培伦赞同并积极参加。
　　1909 年夏，革命党得到消息，两江总督端方调任北洋大臣，估计会从汉 口经过，准备在端方北上途中把他杀掉。喻培伦在革命党人的协助下，选定 汉口北面刘家庙车站，埋好烈性炸弹，但是狡猾的端方却偷偷从上海乘轮船 走海路北上，谋杀端方，未能如愿。
　　同年秋，同盟会又决定暗杀摄政王载沣。他们在载沣必经的路上埋上一 颗大炸弹，不料被发现，清吏请美日专家鉴定，美国人见这枚炸弹爆炸威力 之大，设计之高明，均达世界先进水平，断定不是中国人制造。日本人根据 炸弹外壳有明显的车削痕迹，肯定又是附近加工的。于是清吏按这一线索进 行搜捕，黄复生被捕，喻培伦预先去了日本，才幸免此祸。
谋杀摄政王的失败，并没有使喻培伦气馁。他从日本赴香港，在同盟会
的领导下，在九龙城设立了暗杀机关，一面设法营救黄复生等革命党人出狱， 一方面继续进行暗杀活动。
1911 年春，同盟会要在广东发动一次规模最大的武装起义，黄兴召喻培
伦前往，专门负责供应炸弹。在广州甘家巷一处秘密机关，喻培伦不顾身残 体弱，和同志们一道，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共赶制出 1000 多颗炸弹。
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后，统筹部决定在 4 月 23 日发动起义，但由于种种
原因，起义一再改期，后又定于 4 月 27 日。起义前一天，由于清军戒备加强， 形势非常紧张，指挥起义的领导人黄兴想推迟日期，喻培伦坚决主张按期起 义，他说：“举义诚知必死。然死国，义也。吾人不肯死，谁肯死者？国事 将不可挽矣！”在喻培伦的劝说下，黄兴同意了 4 月 27 日起义。
起义前，大家考虑到他是革命队伍中不可多得的科学工作者，再加左手
已废，行动不便，让他留下来。他回答：“学固不能磨灭，非我死可以亡之。 如果临阵退怯，人格何在？”
1911 年 4 月 27 日下午，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领队伍冲向两广总督衙
署，铁骨铮铮的喻培伦臂缠白巾，胸前挂着一筐炸弹，奔在最前边投掷，成 为开路先锋。他首先炸开了总督衙门的后墙，爆炸有浓烟还没有散去，他已 抢先冲进去。后来他又率领队伍准备攻打观音山的督练公所，走到莲塘街与 清兵相遇。喻培伦一马当先登上房顶，居高临下，向清军投掷炸弹，炸得清 军人仰马翻，鬼哭狼嚎，纷纷后退。喻培伦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为众先 驱，殊死拼搏，从傍晚到深夜，表现出了无比顽强的英雄气概。这时清军大 批援兵赶来，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力竭，喻培伦身受重伤而被清军所俘。 受审时，清军还不知道这位身残志坚的英雄是谁。喻培伦为避免连累同 志，隐匿真实姓名，自称王光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问。他却大讲制造炸弹 的情况和革命道理。在敌人面前，他坚贞不屈，誓死如归，慷慨激昂地说： “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表现出了一个革命党人的高尚气节。

壮烈就义时，年仅 25 岁。
　　1912 年 2 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追赠喻培伦为“大将 军”，并指令在他的家乡内江修建“喻大将军祠”，供后人悼念瞻仰。当年 曾和喻培伦一起战斗的吴玉章同志，在《辛亥革命》一书中高度赞扬喻培伦 “不愧是留芳千古，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平生慷慨班都护 万里间关马伏波
——蔡锷


　　在中国近代史册里，记载着一位杰出的军事家、爱国主义者、护国将领 的名字，这位护国英雄就是在人们心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蔡锷。他在领导云南 的反清武装起义和发起、领导反袁护国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及杰出的 才能，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少年神童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波，1882 年生于湖南邵阳的亲睦 乡。父亲蔡政、母亲及兄妹，皆以农为业，家境简陋清贫。为了维持生活， 父亲兼以裁缝为业，经常到邵阳之西的武冈、洞口一带为人缝纫，后全家迁 居武冈县西之三门王家板桥。蔡锷自幼聪颖，富于幻想。他 6 岁进私塾，10 岁读完了“四书”“五经”，能写出比较流畅的文章，因而有“神童”之称。 在湘西，还流传着蔡锷童年时期勤奋好学的佳话。他白天帮助家人到田野耕 作，晚上独自点上油灯，常常读书到深夜。他怕家里人担心他的健康，便瞒 着父亲，在灯碟里盛满油，深夜诵读，油尽始睡。蔡锷家贫，购书困难，他 听到哪家亲友有藏书，虽在数十里之外，也要翻山越岭去借。他读书喜欢亲 手抄录，笔记精华，成诵在心，因而理解较深，能融会贯通。然而，家境的 贫困，使蔡锷在 12 岁时不得不终止读书。同乡名士樊锥爱其才，免费将蔡锷 收为弟子。樊锥是清末湖南的著名维新志士，对蔡锷童年的思想影响很大。 因而蔡锷的学业进步很快。13 岁时应院试，因为生得瘦小，由父亲扛在肩上 挤进考场。督学江标很赏识他的文章，补为县学生（秀才）。蔡锷 14 岁时又 应岁试，名列一等。15 岁跟随樊锥参加乡试，考入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新式 学堂——长沙时务学堂。时务学堂是在维新运动中应运而生的，变法活动的 急先锋谭嗣同任学堂学监，崭露头角的梁启超任总教习。在时务学堂，蔡锷 受变法思想的影响很深，也为梁启超大力鼓吹维新理论所感动。蔡锷“在堂 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在这里，他与梁启超结 下师生、同志之谊。
1898 年 9 月，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因遭到以慈禧为代表
的反动势力的镇压而失败，谭嗣同等 6 人殉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 湖南时务学堂被强令解散。变法的失败，梁启超、谭嗣同两位教师的一逃一 死，给少年蔡锷的刺激很大。这时，湖南巡抚陈宝箴考送出国留学生，应试
者 5000 余人，蔡锷以第二名入选，也因变法失败而不能成行。后他去武昌两 湖书院求学，又因其是时务学堂旧生而被拒绝。1899 年夏，蔡锷考入南洋公 学，其时正值暑假，他在上海举目无亲，幸遇在南洋公学任教的原长沙时务 学堂教习李逸群，特许蔡锷先住宿学校。7 月，蔡锷在上海等待入南洋公学 时，梁启超自日本来函相招，又得到唐才常的资助，遂东渡日本求学。

投笔从戎


　　蔡锷到日本后不久，进入大同高等学校学习日语，研究政治、哲学，并 实习普通学科。在这里学习期间，他以孟博、奋翮生的笔名，投稿于梁启超
　　
办的《清议报》；稍后，考入横滨东亚商业学校，与刘百刚、吴禄贞创办“励 志会”；后又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 年秋，唐才常领导自立军准备在汉口发动武装起义，蔡锷与 11 名 同学随唐才常回国参加。后事机泄漏，唐才常等师友多数被杀。唐才常以为 蔡锷年幼，不能担负重任，起义前半个月，派他联络革命同志黄泽生。黄泽 生以为此次起义不易成功，料事必败，有志青年同时牺牲为可惜，便把蔡锷 留在自己家中，不让赴难，蔡锷才得幸免。经此次事变，蔡锷改“艮寅”为 “锷”，表示自己投笔从戎的决心。
　　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蔡锷重返日本横滨，与戢翼堐、王亮畴、沈 虬斋、杨圃堂等创办《国民报》，宣传民族主义。同年，以私费入陆军成城 学校，学费以译著自给。这时，梁启超在横滨出版《新民从报》，蔡锷以奋 翮生、锥击生的笔名积极写稿，其中《军国民篇》就是刊登于《新民从报》 上的重要著作。
　　《军国民篇》是蔡锷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文章首先指出，现在我们的国 家已经贫弱到了极点，如果再不以坚强尚武的精神唤起国民，中华民族就要 真的灭亡了。《军国民篇》还分析了中国缺乏军国民主义的 8 条原因，论述 了军国民的要素，强调要给国民以军事教育、军事训练等，以达到富国强兵 的目的。在《军国民篇》中蔡锷还抽象地提出了“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冶国 魂”的问题。在蔡锷看来，“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 子。其于国民之关系也，如战阵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之指南针，发枪炮之照 星，如星辰之北斗。”而中国国魂则是“欲于四千年汉族历史中，搜索一吾 种绝无仅有的特色，以认为吾族之国魂，盖杳乎其不可得矣！”
在辛亥革命前，国魂问题的提出，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发展到正规的资
产阶级民主阶段的一个表征，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达到了新的 水平，蔡锷把“军国民”与“国魂”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提倡具有民主 内容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1901 年，蔡锷又写了《致湖南士绅书》，文章以很大篇幅叙述了日本由
于改革而强盛的历史过程，指出中国今天的现实是“一切授人以包办，任人 以奴肉”，而统治者们却“日日酣嬉”。他幻想、希望和要求湖南的当权士 绅们能够向日本学习，集巨款、开译局，进行改革。蔡锷认为，“只要湖南 一变，则中国随之矣，”他这封给湖南巡抚及当地土绅的信，请其力行新政， 以为各省倡，在我国东南地区颇有影响。
蔡锷在留学日本期间，虽然年幼，却比较活跃。1901 年与杨笃生、梁鼎
甫等旅日湘人创立湖南编译社及游学编译社，又倡议创立留学会馆，并在成 城学校内设立校友会，以联络感情、交换学识，继而湖南、浙江之部分留日 学生“秘密结社，歃血为盟，以倾倒清廷”。后又与黄兴等人组织义勇队（即 国民教育会）。1902 年，蔡锷毕业于陆军成城学校。8 月，以候补生投日本 仙台骑兵第二联队为入伍生；11 月，与蒋百里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 期，不久便补为官费生。1903 年 11 月，蔡锷毕业于东京士官学校。在 100 多名毕业生中，蒋百里毕业成绩名列第一，蔡锷名列第五，被誉为“穷于资 而富于学”。蔡、蒋二人与张孝准同时毕业，有“中国士官三杰”之称。蔡 锷结束了留日生涯，于 1904 年初返回祖国。
　　由于蔡锷曾致书湖南巡抚赵尔巽及当地士绅，请其力行新政，不各省倡， 故在东南封疆大吏中，他的声望很高。江西巡抚夏时在蔡锷归国后，首先聘
　　
请他担任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后为材官学校总教习及监督。1904 年
12 月，蔡锷因编译社事务亟须结束，乃辞职去日本，末了事务处理完毕，他 便返回湖南绍阳省亲。
　　1905 年初，湖南巡抚端方聘请蔡锷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 堂教官。8 月，广西巡抚李经羲又聘蔡锷为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 又兼随营学堂总理官。蔡锷便带领雷飙、谭道源等 10 名学生赴桂就任。后来， 这些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为蔡锷领导辛亥云南起义和反袁护国战争的得力 助手。蔡锷相继又兼新练常备军总教练官、巡抚部院总参谋官；他还曾在广 西创办测绘学堂，自任堂长；创办广西陆军小学，自任总办，以雷飙为监督。 广西陆军小学共办 4 期；先后毕业学生数百人。李宗仁、白崇禧等后来名噪 一时的人物，就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
　　蔡锷创办的陆小为官费学堂。这所学校对学生要求严格，办事认真。李 宗仁考上了陆小第二期，可是仅因报到时迟到了 10 分钟，就取消了他的入学 资格，直到李宗仁次年考入第三期，才得以入学。由于广西陆小的教官多是 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故训练摹仿日本方式，十分认真。教官们 身着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脚穿长筒皮靴，腰间佩带明亮的指挥刀，威 风凛凛。李宗仁曾回亿说：“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更 是对他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 30 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 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 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 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 掠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1906 年秋，清政府在河南彰德举行新军秋操演习，袁世凯以全国练兵处
会办大臣名义主持演习。蔡锷奉令观操，并派为秋操演习的中央评判官，雷 飙为随员。秋操演习完毕，蔡锷又赴北京考察军事机构，即而返回广西。1910 年，他在广西还担任了兵备处总办（后改为参议官）、新编常备军第一标标 统、龙州讲武堂监督、广州混成协协统、学兵营长、督练公所三处（参谋、 兵备、教练）及干部学堂总办等职。
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在南方与革命党人的接触，蔡锷在广西任职期
间，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原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与梁启超在思想上产 生了很大分歧。蔡锷更倾向革命，他力图与革命派保持联系，对革命党人的 活动，常给以同情和支持。1907 年，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和赵声在镇南关发动 反清武装起义前夕，曾改名换姓，密访蔡锷，有所计谋。可见蔡锷与革命派 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910 年 11 月，蔡锷应云贵总督李经羲电召，送母回湖南老家，遂赴云 南任职。

重九起义


　　1911 年初，蔡锷来到云南。7 月，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旅 长），兼任“云南讲武堂”教官。蔡锷曾对人讲过：中国如欲强大，就必须 起码打败一个入侵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这也就是他的办军宗旨。蔡锷所在的 十九镇两协，不仅士兵素质好，器械新置、武器精良，而且在军队中弥漫着 革命情绪。军官中，同盟会员及受革命影响的士官生很多。而在全国革命大
　　
潮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第十九镇下级军官中的同盟会员的态度更显激进，活 动也比较频繁。革命形势和新军中的革命气氛不能不影响到具有正义感和爱 国民主思想的蔡锷，他虽然从未流露出对清廷的不满之意，但他却暗中和同 盟会保持着联系，对当时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第七十三标三 营见习排长、同盟会员黄毓英曾会见蔡锷，述说革命酝酿情况，要求蔡锷对 革命活动有所表示，蔡锷当即告诫说：“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 同情和支持。”
　　1911 年 8 月，“川路事起，同盟会机关部通告约期起事。”革命党人加 快了革命步伐。10 月 10 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风声所播，全国震动。接 着湖南响应武昌起义，川黔动摇，云南的革命党人也积极行动起来。10 月 19 日，云南同盟会员唐继尧、刘存厚、殷承絜、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在 刘存厚家里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酝酿响应武昌起义之事，决定联络“稳慎 周祥，可与谋革命之人员”的蔡锷，接着蔡锷参加了云南同盟会员唐继尧等 人举行的第二，三、四、五次秘密会议。在第二次秘密会议上决定“联络官 兵，期与可靠之官长逐层组织小团体，且与歃血为盟，以坚其信用，而为有 把握之举动。”同时要预备子弹，以备急需。在第三次秘密会议上，由刘存 厚、谢汝翼、韩凤楼分别报告各部工作进展情况。第四次秘密会议上，蔡锷 及与会者歃血为盟。由殷承在白纸上书写“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 天人共殛”16 个字，书毕，火化调于酒中，分饮之以结同心。在 10 月 28 日 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决定于 10 月 30 日（农历九月初九日）深夜 12 时发 动起义，并推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这次秘密会议对各部作战计划作了 严密的部署。
绝壁荒山九月寒，
风尖如刃月如丸。 军中夜半披衣起， 热血填胸睡不安。
会罢，蔡锷回到设在昆明的“云南讲武堂”，低吟新作的诗句，不知疲
倦地翻阅着堆满办公室四周的文化、地图和书报，起义日期临近了，负此大 任的司令官此时此刻再也压抑不住胸中的激情。
10 月 29 日，蔡锷赶往巫家坝，与七十四标及炮标各营管带的革命同志
商议落实起义计划。10 月 30 日下午 7 时，蔡锷以夜间演习为辞，下令各队 司务长做饭，8 时，又令军需长李和声发给士兵枪弹，以作起义的准备。蔡 锷还在七十四标标本部召集刘存厚、雷飙、刘云峰等人开会，对起义部署作 了具体安排，颁布了军令。但会议尚未结束，只见昆明城内大火冲天，情况 发生了意外的变化。
　　原来，10 月 30 日晚 8 时余，昆明北校场七十三标第三营李鸿祥所部排 长黄毓英等派兵抬子弹，作起义准备，被值日队官追究，情绪激昂的士兵开 枪打死了北洋派军官唐元良和另外几个反动军官，于是起义提前 3 个多小时 由基层发动起来。李根源等立即率领七十三标起义官兵攻破北门，进攻五华 山和军械局，于是发生了“火光冲天”的战斗。
　　蔡锷见形势发生变化，知北校场义军提前行动，便当机立断，传令鸣号， 集合步、炮两标官长到七十四标标本部前，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说：“满 清专制数百年，纪纲不振，政以贿成，四万万同胞如坐涂炭。现在武昌首义， 四处响应，皆欲报除专制，复我民权，我辈军人何莫非国民一分子？与其被
　　
疑缴械，徒手待戮，何如持此利器，同起义军，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 山河，兴我汉室为愈耶！果能如此，诚汉族之荣、军界之光也！”步、炮两 标官兵三呼“革命军万岁”，以示赞成。全体起义将士不约而同地拔出匕首， 刷地一下，把象征屈从于清朝的辫子割掉，一面面写着“汉”字的赤帜霎时 竖了起来。蔡锷下令整队，出发攻城，以七十四标二营并炮队第一营为一纵 队，往攻督署：七十四标一宫、炮队二营为另一纵队，占领五华山，进攻军 械局；炮队第三营占领东、南两门。蔡锷亲自率领起义军迅速向城内推进。 途中遇到奉命阻击的马标，蔡锷争取其中立，又迫使南门外的巡防营归顺起 义军。他率七十四标和炮标进城，与七十三标配合，发动了强大的攻势。重 九之夜，昆明战斗异常激烈，义军官兵不怕牺牲，浴血奋战，令人可歌可泣。 第二天黎明，朱德（当时升任七十四标二营所属连长）带的一队（连）士兵 与另一队士兵一起，在炮火的掩护下，翻过高墙，攻入了云南总督衙门。第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总参议靳云鹏化装出逃。士兵们把伪装成苫力 的云南总督李经羲从床底下拖出来，挥刀将其辫子割掉，把他押到蔡锷的指 挥部，他见指挥这次起义的竟是平时最赏识的蔡锷，当场吓得昏厥过去。这 次云南武装起义，宣告胜利。因起事时间为农历重阳节，故又称之为“重九 起义”。
10 月 1 日，起义军按计划在五华山成立“大汉云南都督府”，推蔡锷为
军都督。蔡锷执政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宣布了定国名为“中 华国”，定国体为民主共和、民族平等、革命新政治、保障民权等 7 条纲领。 他任用年轻的有志之士代替贪污腐败的县知事，在军队中也重视提拔青年军 官，财政方面大力提倡节约。尤应一提的是蔡锷曾两次带头裁减薪金。由于 云南全省安定，加上蔡锷采取一系列措施，1912 年，云南财政不仅没有发生 赤字，反而节余近 20 万元。这在云南财政史上是罕见的。在教育、实业、交 通等方面蔡锷也都力行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辛亥响应武昌起义后建 立的各省政权中，云南都督府是比较有权威的。蔡锷当时也是满怀信心的， 他这时期写的两首诗，足以反映出他的这种心情。
其一
双塔峥嵘拥翠华，腾空红日射朝霞； 遥看杰阁层楼处，五色旗飞识汉家。 其二 东风吹彻万家烟，迎面湖光欲接天； 千载功名尘与土，碧鸡金马自年年。
　　蔡锷并没有将视野局限在云南，“重九起义”胜利后，他在云南改革的 同时，不派出滇军援川、援黔、援藏。辛亥云南起义是全国辛亥革命的组成 部分，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光荣记录。曾亲自参加援川远征的朱德赋 诗赞颂蔡锷，摘其中三首：
其一 云南起义是重阳，下定决心援武昌； 经过多时诸运动，成功一夕庆开场。 其二 靳逃钟死人称快，举出都督是蔡锷。 五华山上树红旗，出师两路援川鄂。 其三

忆曾率队到宜宾，高举红旗援兄弟。 前军到达自流井，已报成都敌肃清。

脱身归滇


　　1912 年，北洋军阀袁世凯夺取了辛亥革命成果，窃据了临时大总统职 位。1913 年 7 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举兵讨袁。革命党人电约蔡锷 同时起事，蔡锷对袁世凯报有幻想，不愿轻举。讨袁失败后，一些革命党人 投奔滇军，蔡锷爱才心切，加以委用，却遭到袁世凯的猜忌。袁世凯写信给 蔡锷，调他赴京。蔡锷于 1913 年 10 月到京，袁世凯多方笼络，加以“昭威 将军”头衔，还将“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大元 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议”等一个又一个 要职委任于他，表现上看这些职务都很高，但并无实权。袁世凯企图用高官 厚禄和繁忙的事务锁住这位威名远扬的军事家。开始，蔡锷忠于职守，兢兢 业业，打算在京干一番事业。他发奋编著，组织翻译军事、经界方面的书籍， 短期内完成了《军事计划》、《中国历代经界纪要》等书。可是蔡锷的积极 性没有维持多久，就被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和卖国行径所扑灭，才知道上了袁 世凯的当。1915 年 5 月，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竟卖国求荣，接受了日本灭 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蔡锷怒不可遏，他在参议院慷慨陈词，情绪激昂地 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说，力主拒绝“二十一条”，下最后作战的决心。接 着又制定秘密作战计划上书袁世凯。袁世凯感到蔡锷是他当日本卵翼下儿皇 帝的障碍，于是，派出侦探对其严加监视，把蔡锷变相软禁起来。袁世凯封 建专制的倒行逆施，使蔡锷对其所抱的幻想被铁的事实所粉碎。逐渐产生好 武装讨袁的念头。
当时，全国除云南、贵州等省外，大都是北洋军阀控制的地盘。蔡锷要
想起兵讨袁，必须回到云南，依靠原来的旧部，然而蔡锷在京受到袁世凯的 严密监视，回云南是十分困难的。
1915 年 8 月，“筹安会”在京成立，袁世凯准备登基当皇帝。就在“筹
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天，即 8 月 15 日，蔡锷从北京搭乘晚车去天津，同梁 启超等人商议讨袁计划。为了不使别人察觉，他们把房内的灯火熄灭，低声 细语地商谈了一夜。在讨论中，他们感到袁世凯势大，自己力量不足，但还 是决心发动起义，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当时蔡锷十分肯定地说：“眼看 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 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 据，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 4 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他谋划云南在袁称帝后立 即宣布独立，贵州、广西相继响应，然后，以云贵的力量攻四川，以广西的 力量攻广东。此后，蔡锷常去天津与梁启超密商讨袁大计。正是在这一时期， 一向生活作风严谨的蔡锷也涉足京中八大胡同妓院，寻花问柳、狎妓作乐起 来。他假装富商，与京都名奴小凤仙搞得如胶似漆，留连忘返。小凤仙是一 个孤高多才、富有爱国心的艺妓。她看出了蔡锷寻欢作乐外表掩饰下深藏的 忧国忧民之心，有意帮他脱身。小凤仙公开与蔡锷结成生死至交，引起了满 城风流传闻。蔡锷被世人称为“风流将军”，他借此更常去八大胡同妓院， 暗中却利用八大胡同作为秘密机关接洽地。他索性用重金购买别墅，日夜监

工修葺，宣称将“金屋藏娇”。他挥金如土，大量购置名人字画、古玩金石。 但袁世凯并未因此对放弃对蔡锷的戒备之心，他指使爪牙拿一份拥护帝制的 “题名录”试探蔡锷，蔡锷毫不犹豫地写了“赞成”二字，并主动地代表云 南全省军界上“劝进书”。在这些烟幕的掩护下，蔡锷常带着小凤仙去天津 会见梁启超。他与京、津反袁势力频繁联络，与西南军政人士密电往返，被 袁世凯探出了蛛丝马迹。袁世凯立即派爪牙闯入蔡宅，翻箱倒柜，检查电报、 函件连一张小纸片也不放过，结果一无所获，对此，蔡锷愤然责问、抗议， 袁世凯只得用枪毙几个肇事者塘塞过去。
　　京城不能再逗留了，蔡锷决定秘密逃出北京。蔡锷的母亲、蔡锷的夫人 及子女都在袁世凯的眼皮底下，无异于人质。初冬一天深夜，蔡锷与夫人密 商脱身之计。蔡夫人深明大义，她说：“我不会唱新剧，做不来假戏，若中 途被人窥出破绽，岂不误了救国大计？”蔡锷说：“此计也不得已。不然， 只能坐以待毙。”蔡夫人忍辱负重，含泪答应“唱”一出“新剧”。第二天， 蔡府闹翻了。蔡夫人一反常态，骂蔡锷迷恋妓院，有辱门风，不治家业抛弃 骨肉。蔡锷气愤不过，拔拳撕打。蔡夫人一气之下把价值重金的古玩、瓷器、 镜屏等砸得粉碎。待蔡锷友人及邻居闻讯赶来相劝，两人已伤痕累累，满地 是器皿碎屑。经调解，蔡锷愿出赡养费数万，与夫人离婚。蔡母表示不满儿 子沉迷酒色，也舍不得孙儿，与蔡夫人及子女一起，当即收拾行李，嚎啕出 门，离开了京城。第二天，京城各报绘声绘色地报道了“风流将军”的离婚 秘闻及其“启事”。袁岂凯知道了这件事以后，略微松了口气，说：“松坡 家事尚不得了，何暇问国事！”但他对蔡锷的监视，却丝毫没有放松。
10 月 11 日，蔡锷化了装，乘坐一辆骡车，从西便门出城，直奔天津医
院。经医生“诊断”，患了第二期肺病，病势严重！这时袁世凯的侦探尾随 而来“探病”，拿了医生的诊断书，立即报告了主子。12 月初，养病的蔡锷 换上和服，改扮成日本人，乘日商“山东丸”东渡日本。蔡锷到了日本，致 书袁世凯，内称：“家庭变起，郁结忧虑，至患喉痛、失眠之症，欲请假赴 日就医，又恐公不我许，故微行至津东渡。”蔡锷还预先写好十几封信，排 好日程，说他今天游什么山，明天玩什么水，嘱咐友人隔日付邮寄给袁世凯。 就这样，一面继续迷惑袁世凯，一成乘船经上海转台湾、香港，在越南境内 乘车进入云南。蔡锷途经滇越路的蒙自，遭袁世凯布置的侦探阻击，幸亏蔡 锷智勇双全，才免遭毒手。经历了千辛万苦，他终于在 12 月 19 日抵达昆明。 消息传到京城，袁世凯恼怒得捶胸顿足：“我一生骗人，不意今日被蔡锷所 骗！”

护国袁讨


　　数月来，比真枪实弹更惊心动魂的智斗，加上万里辗转跋涉的辛劳，长 期的喉头结核，使蔡锷本来削瘦的身体，更加赢弱。当朱德再一次看到这位 叱咤风云的将军时，只见他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眼还闪闪发光，声音很 微弱，必须极留心才能听得清。蔡锷虽发音困难，但“思想却一如既往，锋 利得象宝剑。”
　　蔡锷回到云南，不顾虚弱病重的身体，不及休养，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起 义准备工作。他统一了各派力量，并说服了老部下、云南将军唐继尧参加起 义。蔡锷抵昆明的前 6 天（12 月 13 日），袁世凯已宣布接受帝制，反袁起
　　
义便刻不容缓了。蔡锷于 12 月 20 日、22 日召开了两天紧急会议，决定先礼 后兵。23 日，以云南都督与巡按使的名义，通电袁世凯，现令其取消帝制， 诛除祸首，并限他 24 小时内答复。袁世凯假装糊涂，电询此电真伪。蔡锷不 与袁世凯周旋，于 25 日在昆明护国寺宣告云南独立，组成维护共和政体、反 对复辟帝制的“护国军”，向全国各省通电讨袁。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 令，出发四川，进图湘、鄂；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出发广西，进图粤、 赣；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护国寺首倡“护国”的消息一传出， 昆明各界人民顿时欢声雷动，全市游行，高呼“打倒袁世凯”，“拥护共和” 的口号，在群众箪食壶浆的欢送下，护国军庄严出师。
　　袁世凯获悉云南独立和护国军大举向四川进攻的消息，十分惊慌，立即 任命曹琨为总司令，张敬尧为第二路军司令，率兵入川，企图阻止护国军的 进攻。
讨袁战争开始时，云南仅有兵力 2．2 万人。蔡锷率领的 4 个梯团，不过
3130 人，且大部是二等以下的兵。而四川驻扎的，是袁世凯最精锐的部队， 粮饷充足，仅川南就有 4 个师。袁世凯陆续派出不下 8.2 万人，双方兵力十 分悬殊。蔡锷清醒地估计了敌我情势，在军事指挥上，注重山地战、近战， 发挥士气优势，以少胜多。他对胜利充满信心，指出：“弥月来周游万里， 细察各处情形，多为始愿所不及。综言之，人心团结，气象发皇。”
1916 年 2 月，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宣布反袁独立，率 5000 人马与蔡
锷主力部队汇合，决战川南 4 个师（约 2 万人）于纳溪、永宁（今叙永）、 沪州一带。这就是著名的“叙沪之战”。从 2 月初到 3 月中旬的 40 多天里， 纳溪三易其手，叙府得而复失，这是迄 1916 年中国自从用枪炮作战以来最激 烈的一次战役。总司令蔡锷虽身患重病，却身先士卒，在纳溪第一线指挥作 战。出师时带的粮饷和弹药用完了，兵士伤亡惨重，蔡锷一封封电报，向留 守云南的唐继尧告急求援。但唐继尧反袁的目的，并非“护国”，而是在于 保存云南实力，竟无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补充和支援。由于子弹告罄，迎战 最悍顽的第七师时，虽然稳操胜券，却不能一鼓作气加以全歼，眼看着被打 垮的敌人从手中逃走。怎不令总司令蔡锷怅然长叹！
尽管战局几乎陷入绝境，蔡锷并没有丧失信心，他用自己的榜样力量鼓
起士气，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作战。他每日睡觉不到 3 小时，吃的饭一半米 一半砂硬吞。士兵们在主帅的革命精神感染下，虽然衣衫褴褛，半饥不饱， 但没有一个人想退却，在极艰难的沪州前线坚持下来了。将士的同仇敌忾， 激起了蔡锷的澎湃诗情，他不禁挥毫赋诗：
蜀道崎岖也可行，人心奸险最难平。 挥刀杀贼男儿事，指日观兵白旁城。
　　3 月 15 日，广西宣告反袁独立，打乱了袁世凯阻击护国军的作战部署。 形势好转，四川前线的护国军大为振奋，立即转入反攻。3 月 17 日，蔡锷再 次下令进攻，不到几天就攻占了江安、南溪等县。北洋军在护国军的打击下， 死伤惨重，全线崩溃。这时，全国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袁运动，袁世凯在各 派反对势力的压力下，被迫于 3 月 22 日宣布撤消帝制，并委派徐世昌、黎元 洪等与护国军谈判。蔡锷表示：要么袁世凯退位而安天下，要么将护国战争 打下去，二者必居其一。3 月 31 日，蔡锷同意停战要求之后，广东、浙江、 陕西等省相继宣告独立。袁世凯的一些心腹，如四川的陈宦、湖南的汤芗铭 也纷纷宣布与袁世凯脱离关系。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凯做完了皇帝梦，在
　　
一片唾骂声中一命呜乎。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民政长。在
四川半年多的艰苦转战，使蔡锷的喉病恶化，声带嘶哑。部下要他静心养病， 他地却用微弱的的声音说：“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现在做的事，可能会决 定西南乃至全国的命运，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在床上休养不到两周， 蔡锷便坚持去成都赴任。到任后，喉间肿痛更甚，饮食难以下咽，伴以连续 高烧，医生诊断他的喉头结核已至晚期，只有去上海或日本的专科医院冶疗， 方有治愈希望。这位拼死征战的将军，这才离开他眷恋的战场，搁下他建设 四川的规划，于 9 月赴日本就医。
　　1916 年 11 月 8 日凌晨 4 时，蔡锷困积劳病重，不幸病逝于东京福冈医 院，时年仅 34 岁。
　　孙中山先生对蔡锷的品德和功业作了极高的评价，为他亲笔书写了挽 联：
平生慷慨班都护， 万里间关马伏波。
　　孙中山先生比蔡锷为投笔从戎的班超和功在东汉的马援。1917 年 4 月， 蔡锷的遗体运回故乡湖南，在隆重的仪式中，葬于长沙岳麓山。
　　
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师
——冯如


　　1909 年 9 月 22 日，在美国旧金山奥克兰机场的上空，有一位青年驾驶 着自行设计和制造的飞机，翱翔了 2600 多英尺后安全降落。次日，《加利福 尼亚美国人民报》上出现了一条醒目的标题：“华人的航空技术超过西方。” 此事曾在欧美国家引起很大的震动，赞叹和羡慕之声亦随之四起。这位为中 华民族争得光荣的青年，就是旅美华人冯如，那时他年仅 26 岁，正值青春年 华之时。
　　冯如（1883—1912），原名九如，号鼎三，1883 年 12 月 15 日出生于广 东省思平县牛江区杏圃村。父亲务农，家境贫苦，冯如有 4 个哥哥，但都先 后夭折。家里只剩下他一个男孩，故父母爱之甚切。
　　冯如从小就很聪明，读书的时候，经常名列前茅，深得教师的喜爱。他 喜欢自己动手，模仿近代机械的式样制造一些模型。例如用火柴盒制作轮船 等物，做得很用心，模型也非常的逼真，常常博得乡人的称赞。
　　长到 12 岁时，由于生活所迫，冯如由一位表亲带往海外谋生。小小的年 纪就离开故土乡人，远涉重洋，飘泊到美国旧金山。抵达美国后，人地生疏， 幸好那里的华侨多，在他们的热情帮助下，冯如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耶酥教 会当勤杂工和机械工。
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低下，华侨普遍遭到歧视和种种的剥削，冯如的生
活非常艰苦，但他并没有向环境屈服，白天做完工作后，晚上还坚持到夜校 补习英语，这样过了一个时期，他的英语有了相当的基础。
冯如看到当时美国的制造业发达，就立志苦学工程技术，他曾经对人说：
“国家要富强，必须工业发展，而工业之中，尤以机器的制造最为重要。今 天中国贫穷落后，要帮助祖国工业的发展。必须学习机器的制造技术。但是 当时旧金山所在的加利福尼亚洲，是美国排华较激烈的一个地区，冯如找不 到适当的机会学习这方面的工艺。
1906 年，他几经周折，才托人介绍到美国东部的纽约，进了工厂做工。
从此他一面做工，一面学习，孜孜不倦地刻苦地钻研了几年，掌握了不少的 机械制造技术，在机械学和电学方面，都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他除了熟练地 通晓当时的 30 几种机械的原理和制造技术外，还独出心裁地制作了两种新式 的机器——抽水机和打桩机，受到人们欢迎，得到普遍采用。特别是他制成 的无线电电报机，能发能收，效能灵敏准确。当时无线通讯问世还不太久， 他就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很难得的。
　　1904 年，冯如从纽约回到旧金山，一些华侨青年慕名前来向他学习，他 就收了广东同乡朱竹泉、朱兆槐和司徒碧等为徒，热心传授技术。这时（1903） 离美国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已有 3 年，各国虽然不乏研究飞机制造和飞行技术 的人，但总的来说，整个航空技术尚处于襁褓阶段，大家都在摸索之中。冯 如预见到飞机的军事价值，就萌发了制造飞机的念头。当时正值日本和帝俄 为争夺在华利益发生战争结束不久，冯如目睹帝国主义蹂躏祖国东北的领 土，同胞遭殃，愤慨万分。他对同伴说：“日俄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太大 了。”当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竞相争斗的时期，飞机是国防不可缺少 的武器，他的功效比军舰大，耗资数百万元去制造一艘军舰，不如用这钱制 造几百架飞机。假如中国能有千百架飞机，分守各个港口要塞，就足以防御
　　
列强的侵略了。为此，他曾誓言：“我听说兵器中最厉害的莫过于飞机，誓 必身为之竭，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无宁死。”他下定决心，要 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制造飞机。
　　冯如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不久他带领徒弟潜心钻研飞机制造及飞行技 术。他们踏遍旧金山的图书馆和书店，收集有关的滑翔、飞行技术，以及飞 机、滑翔机结构资料，并且先研制飞机的模型。要从模型制飞机，进行飞行 试验，必须有一笔相当的资金，冯如自己是拿不出这一笔钱的，幸好旧金山 是华侨聚集的地方。冯如带着飞机的模型，到侨胞之中，宣传制造飞机抗击 列强侵略的重要，平日华侨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压迫，爱国之心早已蕴藏胸中， 听到制造飞机可以救国，都纷纷出钱支持。于是冯如在侨胞们的帮助之下， 组建了一个“广东机器制造公司”，招集股本，初步筹集到约 1000 美元的资 金，准备制造飞机。
　　在广东制造机器公司的招优股简章里规定，这个公司要在美国以东的奥 克兰市设立一个制造厂，制造两架飞机，待飞机飞行成功以后，再扩大招集 股本，迁回祖国，择地设厂，或者兼造各种机器。这个公司由冯如担任总机 器师。
　　1907 年，冯如在华侨资助之下，在奥克兰租厂开工，开始制造飞机。次 年，制出第一架飞机，运往达林可市的麦园试飞，但没有成功。正在这个时 候，冯如在奥克兰的工厂又失火被焚，所有的设备都付之一炬。冯如受到双 重打击，但并不灰心，他立即因陋就简地在麦园就地支起棚屋，继续制造， 又遭到多次失败。
冯如等人在每次失败后总是细心地分析失败的原因，再接再厉。经过好
几次大改进，1909 年 2 月，又制出一架新机。冯如兴致勃勃地进行试飞，但 只上升了几丈高，忽然失控坠地撞毁，幸好人未受伤。
这时，原来凑集起来的资金已经耗费十之八九。股东们见飞机屡次失败，
逐渐失去了信心，不愿再投资本。同时，冯如的父母也因思子心切，万里投 书，催他回国，他在此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刻，不愿事业半途而废，毅然宣称： “飞机不成，誓不返国。”
冯如拿出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学徒们节衣缩食，凑出最后的一点钱作为
制造飞机的费用，并特别注意研究飞机在飞行中的平衡和操纵的问题。有一 次，他偶看到一只老鹰自由翱翔，他细心地注意它的飞行姿态和两翼伸展的 情况。回来以后，又向领居借白鸽一只，仔细地用尺测量了它的身躯和两翼 的长度，计算了二者间的比例，从这里得到了启发。他 兴奋地对学徒说：“这 下飞机有成功地希望了。”于是他进一步改进了飞机的设计，并加紧制造。 冯如等人经过二、三年的刻苦钻研和顽强劳动，经过大小十几次的修改， 终于制成了一架真机翼、方向舵、螺旋桨和内燃机等大小零部件全都是由自 己制造的莱特式飞机。1909 年 2 月 22 日，冯如满怀信心驾驶这架飞机，顺 利地升入旧金山奥克兰机场的天空，展翼翱翔了 804．7 米，然后安全地降落 到地面。这是海外的炎黄子孙第一次驾驶着自制的飞机所作的成功的试飞。 它的航程比美国莱特兄弟 1903 年首次试飞的 259．7 米超出两倍。在海外奔 走革命的孙中山先生这时正好在美国，也到场参观了试飞表演，他对冯如的 成功及其奋发图强的精神表示称赞和鼓励。他紧握冯如的手感慨地说：“吾 国大有人矣！”他为海外华侨有这样的人才感到高兴。次日，《加利福尼亚 美国人民报》即以“华人的航空技术超过西方”为题，报道了冯如这次的试

飞经过和今后改进飞机的计划。 冯如受到这样的鼓舞，股东们也继续投资支持，于是他又不断地改进飞
机的结构，使其性能逐渐提高。1910 年，经过 10 多次试飞，飞机的性能又 逐渐提高了不少。正好这年 10 月国际飞行协会在旧金山举行飞行竞赛大会， 冯如带着自己设计和制造的新飞机参加比赛。以比赛中，他的飞机的飞行高 度达 210 米，速度每小时达 105 公里，沿着海湾飞的距离约 32 公里，一举夺 得桂冠。前往参加的华侨无不感到扬眉吐气，他们围在冯如的周围，久久不 肯离去。美国报纸和华侨各报一时竞相载文，予以好评，国际飞机协会发给 冯如优等证书。冯如再次为华侨，也为中华民族早期世界航空史上赢得了声
誉。
　　冯如制造飞机成功以后，誉满海外。美国有人想用重金聘请他教授飞机 技术，为美国效力。但是冯如一直想把自己的技术献给祖国，不愿在国外成 名立业。他说：“我不能忘记祖国。我衷心地希望把自己菲薄的才能贡献给 祖国。”于是他谢绝了美国人的邀请，决计返回祖国。
　　1911 年 3 月 22 日，冯如带领他的三名助手（朱竹泉、朱兆槐、司徒碧） 坐船回到了阔别 16 年的家乡。冯如回国的时候带回两架自己制造的飞机， 其中的一架翼展为 8．9 米，弦长 1．37 米，使用功率为 30 马力的汽油发动 机，螺旋桨的转速为每分钟 1200 转，另一架则装有功率为 75 马力的发动 机。4 月 8 日（“黄花岗起义”前 19 天），冯如则自家乡探亲来到广州，就 赶到市郊燕塘试演飞行。此事不仅在广州，就是在全国也都是件新鲜事儿。 广州全城，万人空巷，不论清朝官吏还是老百姓都去观看。
不久，冯如将在国外筹建的广东机器制造公司迁回祖国，在广州郊区择
地设厂，从事机器和飞机的制造，并将这个公司改名为“广东飞行器公司”。 这个公司的合约写明它的宗旨是为了“壮国体，挽利权”。这是我国以私人 资本创办的第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公司迁回国后，制造飞机的物质条件较差， 但冯如就地取材，使用我国盛产的木、竹等材料进行制造，克服了材料的困 难，为航空事业开辟一条取材的新途径。
这年 10 月，武昌起义，各地纷纷宣告独立，拥护共和，响应推翻清王朝。
11 月 9 日，广州光复。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冯如认清自己前进的方向，毅然 参加广东革命军，被任命为陆军飞机长。冯如立即出来组织北伐飞机侦察队， 准备献身于革命事业。后来因为“南北统一”，这个计划也就没有实现。
1912 年 8 月，冯如为了提倡飞机制造，在人民群众中普及航空知识，呈
请广东革命军政府批准于 25 日上午 11 时，在广州市郊燕塘举行飞行表演。 这一天，天气晴朗，闻讯来参观的人很多。冯如头戴装着风镜的飞行帽，脚 蹬一双长筒靴。起飞以前，他先向来宾们详细地介绍了飞机制经过和飞机性 能等情况，接着就驾机凌空而起，朝东朝方向飞去。飞机越飞越高。距离也 飞过了大约 5 公里。飞行中，飞行操纵灵活，翱翔自如，沿途观者人头攒动 掌声不绝。但是，冯如驾驶的这架飞机自从运回国内后，在燕塘已闲置了一 年多，有些机件已经生锈。冯如想让飞机飞的更高一些操纵时用力过猛，机 身急剧上升，头高尾低，失去平衡，动荡得很厉害，终于失控下坠。掉到地 面以后，冯如的头、胸、股各部都受了重伤。红十字会紧急抢救，但由于药 品的不足，这天又适逢星期日，陆军医生外出，终于赶治不及。临终前冯如 嘱咐他的助手们：‘我死了以后，他们不要为这件事故而丧失前进的信心。 要知道，飞行中的牺牲总是难免的??”

冯如牺牲时仅仅 29 岁。
　　9 月 24 日，广东各界人士在冯如坠机牺牲的地方召开了追悼大会，以表 达对这位中国飞行先驱的悼念。广东革命军政府决定按“从优照少将阵例” 给冯如以挽恤。孙中山先生特别嘱咐将冯如安葬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左 侧，让这位爱国华侨科学家的忠魂，永远伴随着革命党人的英灵，教育子孙 后代。
　　
中国铁路应修自中国
——詹天佑


　　从北京通往内蒙古的铁路，经过八达岭的青龙桥车站时可以看到巍然屹 立着的铜像。铜像的面容沉毅而安祥，目光眺望远方象征中华民族雄伟气魄 的万里长城。他就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1861 年，詹天佑出生在广东南海（今广州）一个没落茶商的家庭。他小 时候正是清朝开始兴办洋务的时代。1870 年，洋务派官僚曾国藩为了培养洋 务人才，计划招收一批幼童，用官费送往美国留学。消息传来，福建、广东 一带家境不太好的人家，都送孩子去应考。詹天佑考中了，1872 年和其他孩 子共 30 人，动身前往美国。
　　詹天佑 12 岁到美国，一住 10 年，由小学而中学，最后从耶鲁大学土木 工程学系毕业。他学得刻苦，成绩相当好，毕业时数学考试得了第一名。
　　1881 年，詹天佑学成回国。轮船乘风破浪在大海里航行，他倚着栏杆， 仰望翱翔的海鸥扑击海浪的雄姿。他的心飞得更远，早已飞回了太平洋彼岸 的祖国。在 10 年留学生活中，他目睹美国烟囱林立的工厂，四通八达的铁路、 公路，对比之下，深深感到祖国的落后。他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发奋地学 习科学技术，正是为了学成一身技艺，好回来报效祖国。
詹天佑和他的同学回到中国时，曾国藩已死，掌握清朝军事，外交大权
的，是另一个洋务派官僚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打着“自强”、“新政” 的幌子，虽然也办电报、电灯、轮船、铁路，但他更关心的是买军火，办海 军，扩充自己的实力。因此，詹天佑到天津北洋大臣衙门报到后，却被派去 福州船政局水师学堂，学海船驾驶。
在国外学习土木建筑的詹天佑，现在要改行学海船驾驶，几年的功夫白
费了，感到很是伤心。但他还是去了，而且学得很用功，一年以后以第一名 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福建海军军舰上当驾驶官。1884 年，他还参加过中法 海战。福建海军在中法战争中被打垮。詹天佑转到天津、福州、广州各处海 陆军学堂去教书。
詹天佑回国后，就这样度过了 7 年。1887 年，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
中国铁路公司在天津成立，准备修筑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他得到老同学的 推荐，到公司当上了一名工程师。为祖国兴修铁路，改变南船北马的落后交 通状况，是他多年的愿望。这时，他的心情激动不已。
中国铁路公司的资金 100 万银两，是从英国汇丰银行借来的，因此这个
公司受到英国的控制，总工程师是英国人金达。詹天佑被派去指挥塘沽、天 津之间的铺轨工程。他只用了 80 天时间，就完成任务，初步表现出才能。
　　1888 年 9 月 5 日，唐山、天津铁路全线通车后，李鸿章决定把它继续展 修，西到通州（今北京附近的通县），东出山海关，称为“关内外铁路”。 金达妒忌詹天佑的才能，故意把他留在天津公司里，不让他去工地。1890 年，铁路向东修筑到滦河河岸时，遇到了困难。滦河涨水时，水流湍急，很 难打桩。金达先后请了英国的、日本的、德国的工程师来承担，都一一失败
了。眼看交工期限将到，最后他不得已才决定把詹天佑招来。 詹天佑仔细分析了外国工程师用过的的办法，研究了滦河河床的地质，
又认真作了测量和调查。最后决定改换地点，采用中国传统的造桥方法，配 合必要的机械，终于把桥桩打了下去，顺利完成了滦河大桥工程，使那些自

命不凡的外国工程师感到惊讶。
　　1894 年，铁路筑出山海关，向东北延伸。正当这时，甲午战争爆发，关 内外铁路工程被迫停顿下来。詹天佑怀着十分痛苦的心情，每天坐着压道车 到各地巡查。他热爱每一寸铁路，每一座桥梁，简直把它们当成了自己的儿 女。
　　《马关条约》签订后，铁路得以继续修建。但 1899 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 八国联军开到中国进行镇压。他们杀人放火，还强占铁路运兵，关内外铁路 又被英国军队占领。直到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清朝政府和帝国主义签订 了《辛丑条约》，英国军队才从关内外铁路撤退。但是，英国强迫清朝政府 承认，这条铁路在必要时得替英国运兵，铁路的财政和人事也要受他们支配。 詹天佑这才明白，外国侵略者抢着要在中国修筑铁路的原因所在。
　　1900 年以后，中国人提出了自己修筑铁路的要求，清朝政府也设立了“铁 路矿务总局”，准备拨用关内外铁路的一部分余利，来兴建从北京通往张家 口的京张铁路。
　　因为关内外铁路是向英国人借钱修筑的，英国这时就提出，新修京张铁 路，必须聘用英国工程师。帝俄公使立刻抗议，说根据过去签订的条约，中 国长城以北的铁路，不能由第三国承修，新路只能由俄国人包修。两国为此 相持不下，争吵了一年多，最后才达成协议，如果中国用本国的经费和工程 师兴修京张铁路，“两国可以不必帮助”。他们以为这样一来京张铁路必然 无法动工，即使动工也定会中途失败，将不得不向他们求援。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决定由中国人自己来承担兴修京张铁路的任务。
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一些外国人听了，公开讥讽说：“建筑这条铁路的中 国工程师，怕还没出世呢！”
1905 年，詹天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带领工程技术人员着手勘测线
路。他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从北京到张家口，全程 200 多公里，中间横亘 着崇山峻岭。最高的关沟地带，共有 20 多公里，包括居庸关、青龙桥、八达 岭，一处比一处高，以八达岭为最高峰。这一带尽是悬崖峭壁，坡度极陡。 詹天佑背上标杆、经纬仪，骑着毛驴，翻山越岭，夜以继日地奔走在深 山野地。塞外常是风沙满天，吹得人睁不开眼，稍一不慎就会率进万丈深谷。 詹天佑先后勘测了三条线路，为了寻找一条最好的线路，他来回奔走，白天 测量，晚上在帐逢中就着灯火绘图，一遍又一遍地复勘定线。他常提醒助手 们说：“诸位可曾想到，你们肩上的责任多么重大！”他还告诫年青人：“工 程技术第一要求精密，不能有一点含糊草率，‘大概’、‘差不多’这类字 眼，是不允许出自我们工程技术人员之口的！”他的认真负责精神，鼓舞着
人们同心协力，精神百倍地工作。
　　12 月中旬，工程开始了。随着工程的进展，困难也迎面而来：由于缺乏 机械、轻轨，一切工作都靠人力；沿途许多皇亲贵族的墓地，大都不让通过， 得向权门奔走呼吁；英国汇丰银行有时还故意拖延工款，使经费接济不上?? 詹天佑若心焦虑，排除万难，一寸一寸地把工程推向前进。铁路筑过南 口以后，共有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处隧道，总长度 1645 米。 这是全部工程成败的关键。詹天佑下定了决心，一天不打通居庸关、八达岭
的隧道，就一天不回北京。 居庸关山高岩厚，施工十分困难。为了加快开凿进度，詹天佑采取以南
北两端向中心对凿的方法。但是，人力凿山，进度很慢，詹天佑又大胆地提

出炸开岩石的办法。用炸药开山，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首创，施工进度果然加 快了。隧道越凿越深，凿到几十米时，洞里哗哗地流出泉水来，工人们半身 都浸泡在泥水里。因为没有抽水机，詹天佑从早到晚带头向洞外挑水，和工 人吃住一起，常常半个月不离开工地一步。
居庸关隧道打通了，接着又要开凿八达岭隧道。这个隧道是居庸关隧道
的 3 倍长，这样长的隧道，南北对凿是不容易对准的。为了加快工程进度， 詹天佑又研究出一种凿竖井的开凿方法。即从隧道中点的山顶先凿开一个 洞，直往下凿。凿到应有的深度后，再分开向两头凿去。这样可以有 4 个工 作面同时开凿，也不会凿偏了。工人们的热情都很高，没有多少天，这条全
长 1145 米，在当时世界上还是少有的长隧道终于开凿成功。 两大艰险工程竣工后，其余石佛寺、五桂头两处隧道，也跟着顺利完成。 这时还有最后一道难题有待于解决，就是从南口到八达岭地势太陡，铁
路虽然筑成，火车却上不去。詹天佑在线路上奔走，和工人们商量，向老乡 们请教，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在南口与八达岭之间的青龙桥附近，把铁 路筑成人字形。火车上下坡不必直走，有了个喘息，停步的地方，坡度减小 了，行车的危险也减小了。他又设计了一个特别大的火车头，当火车上山的 时候，先用这车头在后面推，一直推到人字形铁路的顶点，然后转身拉着列 车往上爬，一直爬到山顶。
由于詹天佑认真勘测，精心设计，亲身在工地指挥和参加施工，京张铁
路的工程进展迅速。到 1909 年 7 月 4 日，就全线铺轨完工。工程进行时，许 多外国工程师在一旁冷眼相看，不相信中国人能自己完成这样艰巨的工程。 他们曾嘲讽说詹天佑不自量力，甚至说：“不过白花几个钱罢！”有人还不 怀好意地来工地张望，巴望工程早点失败，好来抢先接手。金达也亲自来过。 现在工程终于顺利竣工了，着实叫他们吃惊不小！
10 月 2 日，在南口举行盛大的通车典礼。这条原计划要用 6 年时间完成
的工程，只用了 4 年，还节省了 28 万两银子的工程费用。詹天佑的这一卓越 成就，确是为中国人争了光。
京张铁路修筑完成后，詹天佑建议再把它向内蒙古延长。但清朝政府这
时已腐败、衰弱到了极点，再也没有力量举办这样大的事业了。 这时，商办的粤汉铁路正在酝酿，詹天佑被聘为总工程师。1910 年，他
南下广东，就任这一职务。到 1919 年 4 月 24 日，他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
一直都在为中国铁路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1922 年，人们在青龙桥车站为詹天佑建立了一座全身铜像，纪念这位爱 国工程师的不朽功绩。
　　
兴实业 办教育 名噪东南
——张謇


　　在中国近代爱国人物谱里，有一位兴实业、办教育、名噪东南的实业家， 他就是张謇。张謇为实现其实业教育救国的理想，曾经筚路蓝缕，顽强奋斗， 充分表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实业家为中国的繁荣富强的苦斗精神和不屈不挠的 英勇气概。

金榜题名 另辟蹊径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清朝咸丰三年（1853 年）出生于一个富农兼小商人家庭，少年时期除就读于私塾外，也曾受过某 些耕作营建方面的训练。张謇自幼聪明喜爱读书，父亲张彭年对他尽力培植， 期望他科举成名，光宗耀祖。年幼的张謇非常理解老人的心情，他发奋图强， 用心学习，十六岁就考中了秀才。1894 年到北京参加礼部会试、殿试，他取 一甲第一名（状元），循例例授翰林院修撰。张謇经 26 年的寒窗之苦，才赢 得了科场中的最高荣誉，按着传统看法，“大魁天下”就是登上了通向封建 大吏的阶梯，如果仕途顺利，不难爬上宰相的高位，荣华富贵，垂手可得。 然而，头名状元的张謇并没有为此感到满足，他却弃官不做，跑去办工厂， 当资本家，成了封建传统的叛逆者。
张謇的做法自然会遭到阵阵讪笑讥讽，因为工商末技，素来为士大夫所
不齿，弃儒经商更视为伦理道德上的堕落，发生这种特殊的现象，在当时情 况之下，对于有救国之心的张謇来说，并非偶然。
自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中国，蚕食鲸吞，瓜分豆
剖，满目疮痍，国难当头。张謇为此深受震惊，对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甚 为不满，每议时事，总是慷慨激昂，有时声泪俱下。
张謇对满清腐朽官吏非常鄙视。他认为当代的“达官巨公”能苟且以保
功名的已属上流，其余的不过是患得患失的鄙夫罢了。两广总督张树声、直 隶总督李鸿章都曾派人聘他入幕，他拒绝了，并以“南不拜张，北不拜李”， “良禽择水而栖”引为自豪。张謇不阿权势的品质曾为仁人志士所赞赏。
外侮日亟、内政腐败、民族危机加深，刺激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发展。
“变法维新”的呼声高涨起来。不少人著书撰文，要求振兴商务、发展实业， 通过学习西方来挽救危局。蓬勃兴起的时代潮流推动着张謇摆脱儒家思想的 拘囿，开始注目西方资本主义。据张謇自己说，从 1886 年会试失败后，就有 了“中国需兴实业，其责任必士大夫先之”的想法。他感到救亡图存，必须 另辟蹊径，从兴办实业入手。但苦于无所凭借，只是在江苏海门农村提倡了 一阵养蚕种桑。
　　张謇名甲天下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结果中国一败涂地。割地、赔款， 又使中国在半殖民地的苦海中进一步沉沦。《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仅帝国 主义的商品倾销如狂潮巨浪，排空而来，而且大量的乘余资本也涌入中国。 在中国的土地上建厂、开矿，“稍有人理，能无痛心”。日本一小国反能战 胜老大之中国，日本何以强，中国何以弱？张謇的结论是振兴实业，革新教 育，才是中国的“救活之道”。他在给翰林院同事的信中说：“愿为小民尽 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
　　
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因此张謇立志“奋志农工”，走一条离经叛道的新 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