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帝国主义列强的任意宰割，更重要的是为了摆脱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势力的 控制，亲掌朝政，改变自己有名无实的处境，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某些主张与 光绪帝的意图不谋而合，又鉴于当时“帝党”集团力量微弱，改良派也就成 为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开展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 由此可见，在维新变法的指导思想、去向和目的这些关键问题上，光绪帝与 改良派之间存着严重的分歧。
　　下面再简要谈一下改良派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 瓜分，才加速了中国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正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是 一场爱国运动，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倾向才显而易见。康有为在《强学会 叙》中曾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耽，处四强邻之中而 为中国，岌岌哉！”号召变法维新。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赶走帝国主义，挽 救民族危亡。但是，在整个维新运动中，改良派始终没有敢于正面提出彻底 反对外来侵略的主张，而只希望通过变法以自强，然后通过谈判来修订不平 等条约。这显然是空想。在整个改良过程中一直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希望 中国的维新变法能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如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是亲俄 的；而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和沙俄争夺在华的霸权，曾表示愿意帮助 中国的维新变法。岂不知西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对变法的支持，只是在寻找 他们掠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一旦改良运动的失败已成定局，维新派向他 们求援时，他们便原形毕露了。
第四，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广泛接触南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后，其思想
意识上就抛弃了传统的儒家思想。但是，就在他们为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进 行宣传的时候，却又不得不把封建正统思想的祖师爷——孔子作为挡箭牌， 这在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这本书中，康有为把孔子尊奉为“托古改制”的祖师爷，宣称《六经》
全是孔子所作，其中所记载的有关尧舜的盛德大业，都是孔子假托古人的言 化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的。而自己的变法主张是孔子思想的继承和 发展。显然，康有为是有意利用孔子的权戚来为变法寻找历史根据，以减轻 变法的阻力。这在封建专制思想阴云笼罩的当时，不失为一种巧妙的斗争策 略，而这也恰恰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不可能完全彻底地从千余年来一 直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窠臼中脱胎而出。
综上所述，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局限性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对本国封建统
治者和帝国主义的妥协以及由此而在变法维新中所表现出的不彻底性。 当然，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所表现出的局限性，绝非一种偶然的历史
现象，而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弱点和当时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这 也正是这场运动必然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
　　首先，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来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诞生、成长起来的，它主要是由封建官僚、 地主及买办商人转化而来，只有小部分是由市民阶层分化出来的那些采用机 器生产的手工场场主上升而来的。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像西方资产阶 级那样独立地，自由自在地发展，只能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 缝中缓慢而艰难地行进，所以缺少本阶级的独立意识。这就决定了他们同外 国帝国主义及本国封建势力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革命性与软弱、妥协性集于一身，正表明特殊历史条件和环境在他们身上 打下的深深烙印。
　　
　　其次，封建顽固势力的过分强大与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
　　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它根深蒂固地植于人们的思 想中，并不是一朝一夕即能废除的。当时，在清政府内部，以慈禧为首的“后 党”集团正是这种专制制度的利益既得者和极力维护者，他们把持着朝中一 切大权。在整个变法运动中，他们百般阻挠、恶毒攻击、伺机破坏。一些投 机分子在维新运动高潮时混迹于其中，当运动出现波折时又釜底抽薪；地方 上，除湖南巡府陈宝箴尚能支持、参与变法外，其他的或坚决反对拒不执行 光绪帝的新政诏令，或见风使舵，最后仍破坏镇压维新运动。
　　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虽然表面支持变法，但光绪本身是一个傀儡， 自己尚处在朝不保夕地地位，其追随者更是自不待言，因此，光绪皇帝所颁 布的一系列变法诏令，遭到顽固派自上而下的反对，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总之，光绪皇帝的支持并无损于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所处的主宰地 位。
　　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虽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 由于它无论在产品销售和原料收购方面，都遭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巨大压 力，还要受本国封建势力的严重束缚，所以发展速度缓慢，经济力量薄弱， 阶级力量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弱小。到 1898 年，近代民族资本工商业只有 100 家，资本总额为 1781 万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比例，而在国民经济 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之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先驱者 们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小圈子里，这不仅失去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是在民族资产阶级本已弱小的阶级力量中，参与 变法者也不在多数。因此，改良运动的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当然，变法维新运动中一些具体措施的失误，如没能争取军队的支持，
在全国尚未形成变革大气候的情况下急于求成等，也应当视为导致这场运动 失败的不利因素。

中国近代史上的教育救国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时帝国主 义列强横行霸道，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勾结帝 国主义残酷压榨中国人民。国家日益贫弱，社会战乱不已，民族灾难深重， 人民饥寒交迫。中国人民进行过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斗争，都失败了；多少仁 人志士苦苦求索，寻找解救中国的出路。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总会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应运而生。自鸦片战争以 后，大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拥有 文化知识，有条件了解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状，有较强的思辨能力，这决定 了他们比较敏锐，对社会的时弊往往他们最先觉察，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 运往往最为关切。因此，他们身上的优患意识和励精图治的观念也往往格外 深刻。这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面对灾难的祖国，利用自身的优势，想通过教育 救国的方式，来救国救民。
　　
地方阶级改革派的代表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


　　鸦片战争的结果，加强了社会危机。残酷的现实，使比较开明的有爱国 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更加不满，对封建制度产生了某些疑 虑，也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优于中国封建制度，其中一些人要求改变现状。 于是，从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些主张改革社会、抵抗外侮的改革派，龚自 珍、林则徐、魏源等人即其重要代表。他们是中国近代最早主张向西方学习 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近代放眼看世界的第一批有识之士。他们提出了内修 政治、富国强兵、外御强敌，反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进步主张，并抨击封 建主义的传统教育，反对空疏无实的“理学”，主张“经世致用”，提倡学 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批评八股取士制度，要求广开言路，选拔兴邦治国的实 用人才。这都对以后的维新变法运动产生很大影响。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对传统的封建教育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认 为，清末盛行的空谈心性专事考据的传统封建教育造成了“士不知耻，百官 无能”的局面，因而要求改变这种教育。龚自珍明确指出：“一代之治，即 一代之学。”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变化，儒学不应该再成为唯一独尊的思想， 教育也不应再以儒经为主要学习内容，而应该学习“经世致用”的新知识。 魏源更明确地指出，空疏无用的“理学’，“上不足致国用，外不足靖疆围， 下不足苏民困”，是毫无价值的。他特别指责当时偏重训诂、考据，脱离实 际的学风，主张学术研究应从当今实际出发。在魏源看来，鸦片战争所以失 败，关键在于内政不修，而内政不修的根由则在于缺乏经邦治国的人才。他 认为“人才进则军政修”。所以，应该选拔和任用有实学能治国的人才。他 说：“官无不才，则国为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 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搜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士无虚伍。如是何 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他理想的人才，必须革虚就实，能够“以实事程 实功，以实功程实事”。也就是说，无论在军事、外交、理财、实业各方面， 都要有实际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他要求改变当时官场和知识界的“人心之 寐”和“人才之虚”的弊病。
在抨击传统教育的同时，他们也批判了八股取士的科学制度。龚自珍指
出：“今世科场之文，万啄相同，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访问刻本，如 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所 选取的人，多是一些对于治国安邦大事一窍不通，一旦国难临头，会像鸠、 燕一样飞逃。然而，一旦混入官场，却又一味追求享受，作威作福。这种制 度，不仅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实为“摧锄天下人才”。龚自珍对清朝封建 专制制度下所出现的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表示强烈的不满，他认为当时的社 会是“日之将夕”，处于“大乱”将起的“衰世”。并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 七言绝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 格降人才！”
　　地方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不仅研究本国的历史和现状，而且还研究 世界的形势和“四学”，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改革封建传统教育。林则徐 在同侵略者斗争中，深深体会到资本主义列强科学技术发达和军事技术先 进。他主张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利用他们的先进技术去战胜他们，即所谓 “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了了解敌情，他在广州设立翻译馆，翻译外国书籍
　　
和报纸，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并购买新闻报纸”。他把翻译 的有关西方的历史、地理、政治等材料，编成《四洲志》草稿。这是中国近 代介绍西方情况最早的一部著作。
　　魏源主张向西方学习，讽刺那些盲目排外、目光短浅的保守主义者为井 底之蛙，“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他驳斥称西方科学技术为“奇 技淫巧”的谬论，强调学习西方的重要意义。他说：“欲制外夷者必先自悉 情始。”又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他 编写《海国图志》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 以制夷而作。”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是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早期代表人物，开中国 人民向西方学习的先河，成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先驱。他们企图通过科学 文化教育来挽救“日之将夕”的清王朝。但是，尽管他们思想中带有一些资 本主义的倾向，但就整体来说，还是封建主义的。然而，也应该看到：他们 要求改革封建弊政，建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尝试、反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 独立、振兴中华的愿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改造传统教育的主张，都 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太平天国的教育救国


　　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以及外国侵略势力所造成的灾 难，激起了人民群众走上反抗的道路。鸦片战争后 10 年左右的时间，爆发了 震撼世界的太平天国革命，并定都南京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随后，进行了 多方面的改革。在教育方面，确定了新的方针政策，改革了教育内容，建立 了相应的制度，把教育作为推动革命，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
天京事变后，洪仁玕总理朝政，他向洪秀全提出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
—《资政新篇》，建议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项制度 和政策，把中国建议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教育方面他提出了几方面 的设想：
第一，《资政新篇》提出，改革内政首先应该注意对人的教育，即改变
人的思想面貌和道德行为。他针对当时存在分散、离心的倾向，指出“兄弟 不和外人欺，国人不和外帮欺”，反对“结党联盟”，强调要“自大至小， 由上而下，权归于一”。要求领导者“亲身以倡之，真心以践之”，以改变 当时存在的“骄奢之习”，就是用新的道德观念来教育人民，规范人民的行 动，改造人的精神面貌。
　　第二，《资政新篇》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改变当时“不 务实学，专事浮文”的落后的教育状况。主张用“火船、火车、钟表、电火 表、寒暑表、风雨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近代科学 成就，去“开人之蒙蔽以慰其心”，“以个人之智慧以善其行”，企图把近 代科学技术知识引进学校。
　　第三，《资政新篇》提出，建立新的教育机构，改革旧教育制度，提出 “文以纪实”，“言贵从心”的主张，反对封建贵族式的“古典之言”，提 倡“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的浅明文体；奖励人民开设“学馆”，以教 育青年一代；设“士民公会”，以兴办教育；建立“跛盲聋哑院”，“教以 鼓乐书数杂技，不致为废人”；办“鳏寡孤独院”，“生则教以诗书各法，
　　
死则怜而葬之。”并且主张“凡外国人技艺精巧”者，在不干涉中国内政的 条件下，准许传授科学知识，“教导我民”。1860 年容闳（1828～1912 年） 向洪仁玕建议：一、建立武备学校；二、建设海军学校；三、颁定各级学校 制度；四、设立各种实业学校。深得洪仁玕的赞赏。
　　洪仁玕的这些建议，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 的客观要求，因此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超过 了同时代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不仅重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吸收外国 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若干有关政策。他提出 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主张，对后人具有启迪的作用。由此可见，太平天国 后期是企图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业建立新的教育体系的。但是由于新的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尚未形成，客观上缺乏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再加上戎马 倥偬，没有力量致力教育建设，所以，许多主张没有实行。

洋务运动的教育革命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中国处于强敌环伺，民族危亡的危险局 面。中国紧紧关闭的封建大门已经洞开。所谓“华夷混一局势已成”，闭关 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封建统 治阶级内部一些官僚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被迫认真对待中国胜败存亡的问题。以曾国藩（1811～1872 年）、李鸿章
（1823～1901 年）、左宗棠（1812～1885 年）、张之洞（1837～1909 年）
等为代表的政治集团，为了维持清朝的封建统治，提倡所谓“自强”“求富” 的洋务活动，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某些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 枝节性的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这种活动史称洋务运动。
在洋务运动中，教育活动是重要方面。洋务派主张兴“西学”，提倡“新
教育”，以培养洋务人才。洋务派认为，当时“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 无所恃。”要想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 根本”，“当务之急”。为了培养洋务人才，他们提出，一、变通“考试功 令”。李鸿章说：“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养人才之道。”二、设立“洋 学局”，学习近代科学技术。他们认为，“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所以应 该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他们本着“变器不通道”的原则，在“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指导下，提倡“西学”学习西人所擅长的“测算之 术，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以及“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而且认为 “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士所及。”所以仿 照西方学校在上海、天津等相继办起了新式学校。洋务派的“新教育”主要 有两个方面：
第一、创建新型学校 洋务派建立的新型学校有外国语学校、工业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鸦片
战争以来，清政府在外交活动中，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所受损失极大，为 了改变这种状况，急需培养中国的翻译人员。这是清政府决定建立外国语学 校的主要原因。外国语教育当时叫方言教育。主要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 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洋务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 中看到，中国的军备武装远不及西方先进，他们主张：“师其所长，夺其所 恃”，改变那种“制于人而不思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的懦夫思想。他们所

说的“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就是购买和制造轮船、枪炮，从而建立制造 军火的兵工厂，如上海机器制造厂，福建马尾造船厂。为了培养技术人员， 在工厂里附设了工业技术学校。洋务派认为，要想“靖内患，御外侮，非讲 求兵制不可”，“整顿陆营则内患不作，整顿水师则外寇不兴。”从这里可 以看出，洋务派军事教育的目的，既有“靖内患”镇压人民革命的一面，也 有“御外寇”，反对外国侵略的一面。但由于种种原因，结果是“攘内”有 功，“制夷”无力。
　　上述各类新型学校的建立，是中国新教育的萌芽，是资本主义教育制度 在中国实施的先声，为中国以后建立新学制奠定了初步基础，也是有一定影 响和历史意义的。
第二、留学教育 留学教育是洋务派“新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认为，要熟悉西方
情况，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只在国内办学还不够，需要到外国去耳闻目见。 曾国藩、李鸿章于同治十一年上书清廷，奏请派“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 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的聪颖子弟去美国留学。按照他们的计划，自 1872 年至 1875 年每年派 30 名幼童出国，4 年共 120 名，15 年后逐年回国。学习 的科目主要是军政、船政、步操、制造。我国著名的工程师詹天佑就是这一 批留学生中的一员。这是中国近代派留学生的开始。
1881 年，留美学生监督吴子登以学生沾染洋气，“他日纵能学成回国，
非将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为理由，几乎将全部学生召回，留下继 续学习的仅 10 人而已。
光绪二年沈葆桢、李鸿章又请求派学生到欧洲留学。他们在《闽广学生
出洋学习析》中提出：“清于闽广前后堂选派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制造驾驶 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按照规划派 30 名学生出国，去法国学造船， 去英国学驾驶，学习 3 年，期满回国任用。
洋务派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培养办洋力的人才，用以巩固清朝的统治，
但出乎封建统治者的意料，除出现少数洋奴外，大多数成为爱国的知识分子。 综上所述，洋务派的“新教育”自同文馆建立以来，虽然创办了一些新 型学校，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校系统，所有学校也都是半新半旧的过渡形
式，只能称作“新教育”的萌芽。虽有影响，但成效不大。
　　洋务派的教育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特权，培养洋务人才。本质上是封 建性的，并带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烙印，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然而，从 整个中国教育史发展过程来看，洋务派的教育改革，在封建教育制度上打开 了一个缺口，第一次建立了新型学校，第一次将“西学”付诸教育实践，培 养了中国第一代科学技术人才，这些都起过积极作用，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 位。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中国近代教育中，“中学”与“西学”的问题，自鸦片战争开始就提 出来了，而且贯穿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政 治派别对“西学”的理解、教学的内容和教学的目的各不相同罢了。
　　洋务派认为，凡一切封建主义的典章制度、伦理思想， 都属于“中学” 的范畴，凡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西文”、“西艺”，即为“西学”。
　　
正如严复所指出的，洋务派只知道“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洋务派把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教育的纲领和指导思想。
　　张之洞（1837～1909 年），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阐 述者。自中法战争以后，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他办了许多洋务事业，既 办枪炮厂、铁政局，又办布厂、纱厂、丝厂，而且也办了许多“洋学堂”。
1907 年至 1909 年在中央任职兼管学部，主持全国教育工作。清末的教育改 革，特别是 1903 年的《奏定学堂章程》的制定，是在他直接参加下完成的， 对清末教育有一定影响。
　　在《劝学篇》中，张之洞系统地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 他认为，当时新派提倡“西学”反对“中学”，旧派反对“西学”只要“中 学”，两者都有片面性。“旧者因噎废食，新者歧多而详；旧者不知通，新 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度之本；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在 他看来，只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才是不偏不倚的正确思想。这里所说 的“旧者”是指封建顽固派，“新者”是指资产阶级改良派。张之洞以为， 应该以“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事事”。若如此，既可改变旧者的“不知通”， 又可以纠正新者的“不知本”。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教育上影响很大。洋务派所谓的“中学为体” 就是以封建伦理思想、中国的经史之学作为一切学问的根本。所以，学生应 该首先从经史子集中学到“圣人之心”，“圣人之行”。然后，才可以学习 对于封建统治有用的“西学”。张之洞说：“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 国先圣先师立教之言，考史以识我中国历史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 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我 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他认为，假如只讲“西学”，“不先以中 学固其根底，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 者矣。”在为体的“中学”里他特别强调“明纲”，即以三纲五常封建伦理 道德，去教育学生和人民，把“明纲”看作是“五伦之要五行之源”，甚至 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因此，他主 张把“忠孝”作为各级学校立学的根本，并且以“夫妻之纲”反对维新派提 倡的男女平等的教育思想，说“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 以“君臣之纲”，反对维新运动要求的有限民权，说“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 说，不可行也。”甚至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 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由此可见，洋务派的“中学为体”的本质是维护封建 专制的统治秩序。
　　洋务派的“西学为用”就是在尊孔读经坚守礼教、维护封建专制的前提 下，教学一点西方的语言文字、法制规章和为半殖民地工业服务的自然科学 知识。张之洞把这些归纳为“西艺”和“西政”，其条目为：“学校、地理、 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 电，西艺也。”他们的“西学”不包括那些动摇封建统治的资产阶段民主自 由的政治学说。
　　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文化的混合体。它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 益，也体现了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需要，为在中国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 提供了理论根据。
但是，也应该承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

初始阶段，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主张“西学为用”，强调向西方学习，承 认“西学”的“用”，就是对顽固派仇视新事物的一个否定，而“用”的推 行也不可能不触动万古不变的“体”。所以，最初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从捉倡和维护“西学”方面看，打开了向西方学习为门户，实行教育 的初步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可是到了维新派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改变 君主专制体制时，洋务派这个口号就具有抵抗维新运动的反动作用了。

维新派的教育革命


　　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从官僚、地主和商人中转化出 民族资产阶级，自 70 年代开始出现早期资产阶级改良言义者。中日甲午战争 失败以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开始转变为救亡爱国运动，即康有为、 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是当时中国“向西方寻 求真理的一派人物”。
　　维新运动的领导人认为，中国贫弱的原因在于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所 以，他们把“设学校以培养人才，立报馆以宣传变法，建学会以组织力量， 译西书以介绍西学”，当作救亡之道。
维新运动的领导者认为，“中国受侮数十年”就是由于上下不通，内外
隔绝，而“去塞求通”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设报馆。梁启超说：“阅报者愈 多，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通过报纸的宣传，就能够使“风 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康有为为了以维新思想去影响 王公大臣，于 1895 年 7 月，自己出资创办《中外纪闻报》，这是维新运动最 早的报纸。此外，他们还创办了《国闻报》、《湘学报》、《知新报》、《求 是报》等等，这些报刊在传播新思想，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教 育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维新运动领导人把建学会作为组织人力的重要手段。他们认为欧美各国
所以能称雄于世，就是由于“群心”。梁启超说：“道莫善于群”，“欲振 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他要求全国各地广立学会，这样 才能有实现“雪仇耻”、“修庶政”的可能。在康、梁的影响下，1895 年 8 月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随后，“上海强学会”、“北京保国会”相继 成立。康有为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力陈中国被列强欺凌，濒于瓜分的危 机，号召人们奋起救亡，大声疾呼：“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 权。”接着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学会，成为维新运动的政治团体， 对变法救亡运动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办学堂、开民智，是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内容。维新派指出，要在中国 实现君主立宪，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废除科举，兴办 学校，培养维新人才。他们认为“变化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 校；学校之订，在变科举”。维新派指出，科举制度有“锢智慧”、“坏心 术”、“滋游手”三大祸害，只能“长人虚骄，昏人神智”，培养一些空谈 性命、玩弄词章、抱残守缺、无裨实际，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的“腐儒”和“学 究”。他们痛切指出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为 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他们认为“覆中国，亡中国，必自科举愚民不 学始也”；要使中国富强，就必须改革旧教育，兴办新式学校，学习西方资 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遵通通古今，知时务，学以致用的原则
　　
来培养人才。并强调：“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所以，在维新 运动中，办了一些学校，其中最有名的为“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据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不完全统计，1895 年后的二三年间，各省设立的学 会、学堂、报馆有 51 处，其中学会 24 处，学堂 19 所，报社 8 所。这些学会、 学堂、报馆，在介绍西学，传播维新变法思想，唤起人们起来改革社会方面， 起了重大作用，出现了举国士民“家务言时务，人人读西学”的情景，使人 们开始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维新变法运动进行了思想准备和领 导骨干准备。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活动


　　20 世纪初，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范围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的形势 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兴起。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和革命过 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十分重视发挥教育的作用。他们把学校作为传播民主 革命思想阵地，培养及清起义骨干的场所，有些学校实际上成为反清的革命 据点。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时的教育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创办革命报刊，宣传革命思想，开展社会教育，提高群众觉悟 当时许多革命派知识分子感受到国家危亡的严重形势，他们热爱祖国，
立志报国，很快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从 1901 年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日
本和国内出版了大批书报杂志，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和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冯 自由的《辛亥前海内外革命报一览》列举了报刊 67 种，杂志 49 种。影响最 大的有：《民报》、《苏报》、《国民报》、《民呼报》、《中国女报》、
《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游学译编》等，报刊杂志的
出版和发行，对批判封建意识，传播民主思想，起过重大作用，为辛亥革命 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
（二）创建学校，培养革命骨干
　　培养有用人才，挽救国家，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呼声，陈天华在《猛回头》 中说：“中国此时尚不广兴学堂，真是无从救了。”革命派要求建立为资产 阶级革命服务的新型学校，以新的时代精神武装年轻一代，以培养敢于“宣 战君主”“内修战事、外御强邻”的“革命健儿”和“建国之豪杰，流血之 巨子”。
这个时期，革命派积极创办了许多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学校，其中影
响较大的有爱国学社、爱国女校和大通师范学堂等。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 的经验》一文中，谈到了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的活动情况。他说，爱国女校 对学生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教育，“年长而根底较深的学生如周怒涛等，亦 介绍入同盟会，参加秘密小组”。爱国女校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一批妇女骨干 力量，“辛亥革命时，本校学生多有从事于南京之役者。”
　　爱国学社等校的革命活动，使清政府惶恐不安。清政府采取残酷的手段 对爱国学社等校的师生进行镇压，并强行解散了爱国学社，但是反动当局的 镇压，并不能阻挡汹涌澎湃的革命怒潮，各地兴办革命教育之风方兴未艾， 盛极一时。尽管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取得辛亥革命胜利前后进行了多方面的教 育改革，但是，辛亥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无数次教育改革，有过许多人力图教育救国而不 懈的求索。然而历史已经证明，不论地方阶级改革派的教育救国，还是太平
　　
天国的教育救国，不论是洋务运动的教育改革，还是维新派的教育改革，乃 至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救国，都没有为苦难落后的中国找到出路，却越来 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各种“教育救国论”都在中国社会这个 大舞台上登台亮相，同时也在这里受到社会实践的检验和选择。大浪淘沙， 许多西方资产阶级行之有效的教育改革，在中国失灵了；各种小资产阶级的 教育改革、改良主义者的教育改革也遭到无情的抛弃。教育救国在中国近代 史上试验了，但行不通。中国革命必须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出路。

革命救国的壮举


　　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但帝国主义并未放松对中 国的侵略。《辛丑条约》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资本输出，进一步控制了 中国的工矿交通，垄断了中国的财政金融。而卖国的清政府却以“量中华之 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大度与宽容，一任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同时也日 益加紧了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苛捐杂税又多又重，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新的民族危机面前，要革命，要改变现状，要谋求发展，要实行民主的呼 声越来越高，这些呼号者，便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
（亦称革命派）。 他们有软弱的地方，也有糊涂的时候，但是他们决然奋起了。是“亟拯
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爱国热情，是危难之中艰苦而顽强的斗争， 造就了他们这一批慷慨悲歌的爱国英雄们。他们雄心勃勃，要“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建立一个“新的、文明的、进步的政府”； 他们组织起义，奔赴战场，英勇献身，显示了不可抗拒的力量??但历经一 次次失败的磨难，无数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果实，竟很快落到窃国 大盗袁世凯手中。他们失败了，他们没有实现“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社会” 的宏愿。中国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他们 也胜利了，革命救国的壮举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 入人心。从此以后，在他们洒下鲜血的这片国土上，任何违反民主的潮流， 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独裁统治的人和集团，都不会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归 于失败。他们的功勋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革命救国思想的传播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是社会政治形势和 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他们救民于水火，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责 任感和爱国热情，使他们毅然走了上革命救国的道路。《辛丑条约》以后，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甚一日， 1902 年以后，《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
《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相继签订，进一步便利
了帝国主义对华经济掠夺，这不仅造成了中国民穷财尽，而且严重压抑了中 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夺 取了中国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还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大权。帝国主 义者争相抢占势力范围，即使边远省份也在他们争夺之中。清政府为了偿还 赔款和外债，解决财政危机，推行“新政”，大兴苛捐杂税，给中国人民带 来了极其沉重的负担，整个社会处在激烈动荡之中。继义和团运动之后，人 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连绵不断。清政府为应付内外交困的局面而讨好帝国主 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列强的卵翼下，维持反动统治。 清政府真正成了“洋人的朝廷”，这时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 盾集中表现在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这种社会政治形势，迅速地把这些资 产阶级革命派推进到爱国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中。
　　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登上政治舞台，便充分表现出了他们高度的爱国热 情。他们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理论，有着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特点。他们的爱国 不再和忠君联系在一起，也不再是忠于某一个封建的朝廷而寄希望于它。他
　　
们认为，爱国必须革命，必须走武装推翻清政府的道路，建立崭新的中华共 和国，他们把爱国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统一起来了。他们就是这样带着资产 阶级改良者所没有的革命理想、革命纲领、革命组织发动了辛亥革命这一救 国壮举。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很重要的原因是得力于这种革 命爱国思想的传播。从 1900 年以后，鼓吹革命的言论开始活跃，随着革命形 势的迅速发展、自 1903 年，革命思潮进入广泛传播阶段，国内知识界和海外 留学生，纷纷创办革命报刊，发行革命书籍，短短二、三年内，出版政治性 刊物有 20 多种。如留学生中的《开智录》、《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
《浙江潮》，上海的《大陆》、《童子世界》，陈范接办的《办报》等倾向 革命的刊物。拒俄运动后，《国民日报》、《觉民》、《女子世界》又相继 问世，同时还有一些宣传革命的书籍，这些书刊大都以宣传爱国思想，揭露 清政府腐朽黑暗和号召“排满革命”为中心内容。
　　在这些书刊里，爱国志士沉痛描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残酷掠夺，以大量 的事实说明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们对中国的时局有着比较清 醒的认识，他们认为“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 号召人民要发扬爱国精神，“身家不足爱，土地财产不足恤，而惟‘爱国’ 二字，为国民无上之天职”。爱国志士还指出，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 中国的工具，希望它能够自强图存，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明确宣布：“欲 立新国乎？则必自亡旧始。”同时他们摒弃了维新派追求的“明治维新”、 “彼得变政的救国模式，转而从“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中寻求自己的 救国理想，认为只有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才是救国之路。
在宣传这些革命思想的革命者中，孙中山可以说是最杰出也是最成熟的
代表了。他首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联合政府”的革命口号， 他已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用暴力推翻清朝统治才能救中国。他在 1904 年的《中 国问题之解决》中说，要“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 “把过时的满清君主的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面对保皇派的进攻，他发表一系列文章进行反击，在《敬告同乡书》中就直 截了当地指出康有为的《最近政见书》的实质，是要人们“不可行革命、不 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梁启超说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不过是一种 骗术。号召人们要“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在《驳保皇报书》中指出保皇 派侈谈的是爱清王朝，而不是“爱国华国”，所以是“非爱国，真害国”。 这些旗帜鲜明的革命民主思想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
　　在传播民主爱国革命思想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和宣传 家，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便是其杰出代表。
　　章炳麟在 1903 年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针对康有为散布的中国人 民“民智未开”，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谬论，指出：“公理之未明，即 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只在推翻清政府，实行民主共 和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独立和自存。
　　邹容在 1903 年发表了脍炙人口的名篇《革命军》，他以满腔热情讴歌革 命，指出：中国人民要想获得民族的独立和社会进步，必须打倒已成为帝国 主义的“奴隶总管”的清王朝。《革命军》在知识界影响很大。
　　陈天华 1903 年写成了《猛回头》、《警世钟》两本宣传革命救国的小册 子。他满怀爱国热情，揭露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
　　
阐发了中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道理。他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必须进行反 清革命，推翻这个“洋人的朝廷”。提出：“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 不能讲勤王。”他号召人民一致起来，“必须苦苦死战，才能救得中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真正成熟，是 1905 年 10 月孙中山在《民报》 发刊词中提出的三民主义，这是对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的概括。民主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 项内容，即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把中国变为民族独立的中国。民权主义 的主要内容是“建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 和国。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为“平均地权”，即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他 们的这一纲领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比较 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体现了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要求，体现了中
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带着强烈的爱国色彩。 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传播革命思想的过程中，革命派与改良派在 1905 年进
行了一场大论战，对传播革命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论战主要是围绕同盟会 提出的三民主义纲领进行的，即：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要不要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改良派无视清政府对外卖 国投降的罪行，竟然宣称“排满”革命是无的放矢，是种族复仇主义。并宣 称革命将招致帝国主义干涉，不但不能救国，反而会导致亡国。革命派严厉 批判了改良派的谬论，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清政府所犯下的罪行，民族革命 是必要的。他们指出：要爱国，就必须进行暴力革命以推翻清王朝，革命才 是救国良药。
革命派在论战中虽然有许多弱点，但论战取得了巨大胜利。他们传播了
革命救国的新的爱国思想，使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主张获得日益广泛的 支持和拥护。
革命派通过积极传播革命救国的爱国新思想，不仅为辛亥革命奠定了一
定的群众基础，而且给这次救国创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导。

爱国革命组织的建立


　　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大力开展革命宣传的同时，还积极建立革命组织，这 些革命组织大都以爱国为宗旨。这些组织一建立就把革命同爱国联系在一起 了。
1894 年 11 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名为“兴中会”的组织，这是我
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的爱国革命组织。在其章程中说：“夫以四百兆苍生 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及以庸奴误国，荼毒 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对中国处境表示深切忧虑，斥责了清统治者 的误国。明确提出立会的宗旨是“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创兴 是会以民志而扶国宗。”表明了孙中山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
　　兴中会成立以后，随着知识界中革命思潮的发展，出现了以知识分子为 主体的革命团体，比较著名的有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
　　1903 年，留日学生在日本组织了一个爱国组织——“拒俄义勇队”，他 们除在日本活动外，还积极派人回国进行革命工作，华兴会便是由被派遣回 湖南活动的黄兴发起组织的，成立于 1904 年 2 月，主要领导是黄兴、陈天华、 宋教仁等。光复会（1904 年冬）是由留日学生龚宝铨等推动的，主持中国教
　　
育会的蔡元培被推为会长。
　　科学补习所是 1904 年 7 月由湖北革命人士刘静庵、吕大森等在武汉成立 的革命团体，主要在军队中开展工作。1904 年前后，各地还陆续成立其他一 些小的革命团体，如上海、福建的学生会，江西的自强会，安徽的武毅会等。 华兴会、光复会及其他革命团体，构成成份很复杂，但领导人和主要成 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团体一般规模比较小，处于秘密状态，还没 有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活动范围也很有限。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 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它们的最高理想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促进了小 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的发展，他们活动的地区也很快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的中心。 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爱国运动的高涨，迫切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政
党领导这次革命。而华兴会、光复会等组织分散活动、力量不够集中，行动 无法统一，日益显得不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这时同盟会便应运而生。
　　1905 年夏天，根据革命形势的要求，孙中山倡议联合兴中会、华兴会、 光复会和其他革命团体，成立统一的革命政党，以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于 是在 1905 年 7 月 30 日，孙中山同黄兴、宋教仁等各革命团体负责人，在东 京集会，决定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8 月 20 日，中国同盟会正式 成立，总部设在东京，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并在国内外许多地方设立支部。 尽管同盟会内部有分歧，思想也复杂，是一个比较分散的联盟，但它的 成立还是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有明确纲领、 有组织机构的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它的成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 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力量日渐壮大，极大地推动了资产阶级爱国热潮及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它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爱国武装起义的发动


　　同盟会成立以后，以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理论上 区分了新旧爱国主义，而且一开始就把革命救国同武装斗争结合在一起。从 兴中会成立后的第二年 10 月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开始，中国资产阶级中越 来越多的人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他们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发动 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斗争，直至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民国。在革 命斗争中，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虽然遭受过无数次的失败，付出了巨大的牺 牲，但他们始终坚持革命救国，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
　　从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起革命组织以后，他们就没有停止过武装起义的 组织和发动，把爱国热情付诸行动。这些起义在 1904 年以前主要是兴中会发 起的 1895 年的广州起义和 1900 年的惠州起义。同盟会成立以后，武装起义 也越来越多，比较著名的有：
1906 年在湘赣两省交界的萍乡、浏阳、醴陵爆发的大规模起义。
　　1907 年 5 月的饶平黄岗起义；6 月惠州七女湖起义；9 月的钦州、廉州 防城起义；12 月的镇南关起义。
1908 年 3 月的钦州马笃山起义；4 月云南河口起义。
1910 年 2 月，广州新军起义。
1911 年 4 月，广州黄花岗起义。 另外还有光复会的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熊成基等于 1907、1908 年发

动的两次起义。 这些武装起义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连遭失败，但革命党人发扬爱国主义
传统，在革命斗争中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献身的精神却是彪炳 史册、永照后世的。
　　在这些爱国志士之中，孙中山是首次提出“振兴中华”的伟大口号的， 他虽然遭到无数次失败和挫折，但勇赴国难、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信念始终未 动摇过。
　　在辛亥革命这次革命救国的壮举中，爱国志士，为“振兴中华”，挽救 民族危亡，矢志不渝地坚持斗争。在一次次的失败面前，他们不气馁；在敌 人的枪林弹雨面前，他们不退缩；在敌人的严刑逼供面前，他们不屈服，充 分表现了他们英勇牺牲、为国捐躯的爱国精神。在这些爱国志士的英雄事迹 中，黄花岗起义的勇士们，尤其显得英雄壮烈。
　　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的一次起义，是革命党人 “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之最后一搏”，是历次起义中准备最充分， 投入的人力物力最多的一次。原想占领广州后，由黄兴、赵声分别率军出湖 南、江西，会师于长江，几经波折，起义终于在 1911 年 4 月 27 日发动了。 起义总指挥黄兴率领百余健儿，由小东营进攻两广总督署。总督张鸣岐逃走， 他们放火烧了督署，转攻督练公所，途中与清兵发生激战。黄兴手足负伤， 仍率队且战且退，直到最后剩下他一个人，才躲入一家商店，忍着剧烈的疼 痛，左右射击，消灭防营七八人后，化装出城。在起义中林觉民随黄兴攻督 署，挥弹当先，直冲署内，腰部中弹倒地，又纵身跃起，杀敌多人，数处受 伤，鲜血淋漓，终于力竭被俘。喻培伦身背一大束炸弹，左手握号筒，右手 执枪，容貌威猛，在战斗中，一人当先，抛掷炸弹，敌人为之披靡。奋战一 昼夜弹尽粮绝，突围被捕，被俘后仍大义凛然，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喻培 伦说：“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李德山就义时豪迈地表示： “大丈夫为国捐躯，分内事也。”饶辅臣烈士被捕后惨遭酷刑，最后英勇牺 牲。事后 72 具烈士尸体被收葬在黄花岗，因此称这次起义为“黄花岗起义”。 其实在这次起义中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远非这些。
在革命救国的壮举中，华侨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为革命捐助了巨额
经费，仅黄花岗之役，就募集了 18 万余元的巨款。许多华侨为革命捐款，不 惜倾家荡产。除了邓荫南、李卓铎外，还有华侨资本家林受之倾家捐助，致 使子女因而成为佣工；谭德栋“为国而毁家”；肖竹琦为了支持黄花岗起义， 也把他的田产全部售出。更可宝贵的是华侨中干苦力的，尽管生活困难，也 倾其一生的积蓄，全部捐献。
　　广大爱国华侨不仅慷慨解囊、资助经费，还有不少人亲临战场，参加武 装起义，把鲜血洒在祖国的土地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三分之一是爱 国华侨。他们有的很早就从事革命工作，如南洋华侨李炳辉，很早加入同盟 会，热心宣传革命，他虽身在国外，“而救国之志，未尝一日去诸怀”，在 黄花岗起义中英勇献身。越南华侨罗联，在黄花岗起义中不幸被捕，临刑前 高呼“中国非革命无以救亡，望后起者努力前进，勿气馁。”
　　中华民族有着优良的爱国传统，中华儿女即使身在天涯海角，孤身漂流 海外，也念念不忘中华民族这块热土。广大华侨的爱国事迹，便是一种见证。 孙中山曾以“华侨有功革命”，“华侨是革命之母”，盛赞海外华侨在革命 中的功绩。
　　

革命的胜利和最终失败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的革命士兵一夜间取得了起义的胜利，为清朝 统治敲响了丧钟。
　　1910 年前后，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活动以及资产 阶级收回利权的运动，都进一步开展起来，全国的革命形势更加高涨。1911 年的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使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同盟会的一些领导人看 到起义的良机已经到来，都主张由革命力量较充实的武汉方面首先发动起 义。这时活跃在湖北新军中有两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 他们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影响下，组成了统一领导机构，并准备在 10
月 6 日起义，后又改为 10 月 11 日。10 日晚，工程兵第八营的士兵首先发难， 打响了推翻帝制的第一枪，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局，随后而起的革命党人纷纷 赶到，公推守楚望台的左队队官吴兆麟为总指挥，马上分路向督署进攻，11 日上午全部占领武昌，下午成立军政府，12 日占领汉口，13 日占领汉阳。武 汉三镇，全入革命军之手。这次起义是在主要领导人蒋翊武、孙武等不在的 情况下发动的，如果没有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的宣传、组织工作和前赴后继的 斗争，没有革命士兵的爱国热情，是不会有武昌起义的胜利的。
武昌起义后，各省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在 10 月、11 月间，全国 22 个省
有 17 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成立了军政府，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形成我 国近代史上第三次革命浪潮。11 月，上海人民起义，12 月，革命军克复南京， 革命重心由武汉移动到长江下游。这时多年奔走革命，在人民心中有很高威 望的孙中山先生从美国回到上海，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 年元 旦，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不久成立了参议 院，并在仅有的 3 个月中，颁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 时约法》。
辛亥革命打破了帝国主义利用清政府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梦想，因此
帝国主义异常惊慌，他们非常仇视中国人民的革命行动。起义后，他们尽力 支持清政府，希图维持其反动统治。但革命迅速发展，他们阻挡不住，便假 装“中立”，寻找机会伺机破坏。终于找到了反动军阀袁世凯可以作为新走 狗，以代替清政府充当他们统治中国的工具。在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压迫以及 袁世凯的压力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妥协退让。12 月南北双方和谈，南方政府 同意：只要袁世凯逼迫清朝皇帝退让，自己宣布赞成共和，就可以把政权让 给他。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帝退位。2 月 15 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 位，临时参议院马上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 月 10 日，袁世凯在北京宣 布就任临时大总统职位。这个帝国主义的走狗，终于实现了他篡夺辛亥革命 果实的阴谋。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就 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的来说，革命是以失败而告终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没有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他 屡战屡败，旋仆旋起，为挽救中国的危亡而进行的辛亥革命的救国壮举，却 充分展示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意志。从某一种意义上说他们 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次壮举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首先，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结束了中国两千 多年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君主制度，广泛地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使民主主义
　　
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从此，民主共和观念开始深入人心，谁再想复辟， 恢复专制制度，都会被群起而攻之。袁世凯、张勋等小丑们不是都被赶下台 了吗？虽然辛亥革命建立的政权仅具民主形式，甚至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 民主相差很远，但却不可否认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个重大变化。
　　其次，辛亥革命不只推翻了一个封建专制政权，而是推翻了一个帝国主 义走狗的反动政权，因而这一革命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打击。毛泽东同志 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民所以要革清政府的命，是因为 清朝皇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的清政府一贯奉行“宁赠友邦，勿予家 奴”的反动政策，这次壮举推翻了清政府统治，自然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东 方各国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也有着积极影响。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次革命中，坚持着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武 昌起义的胜利和建立临时政府后的妥协退让，从正反两方面告诉我们，对付 任何反动势力，不靠武装革命是难以取得真正胜利的。这条经验对后来中国 的革命是极为宝贵的。
　　第四，它还在经济上为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 4 有利因素，南 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法令，起到了推进和保护民族工商 业的作用。
这次革命救国壮举的伟大历史意义还在于它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历
史教训。 第一，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要爱国、要
救国，不但不应对它抱有任何幻想，还应针锋相对地对它展开斗争。孙中山
先生后来认识到了这一点。 第二，辛亥革命的发动者们，没有发动群众，尤其是农民。更没有解决
农民的切身问题——土地问题，因而得不到农民的支持，缺乏力量，因而救
国乏力。孙先生日后也认识到了“必须唤起群众”。 第三，这次革命的失败，还证明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
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要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
才能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此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中国 人民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 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