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守东京
——宗泽


　　宗泽，字汝霖，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生于 1059 年，卒于 1128 年。是我国宋朝时期著名的抗金将领。
　　1091 年，宗泽考中进士，由于他在考试的时候，大胆正直地指出当时朝 政的弊端和黑暗，受到主考官的厌恶，结果只录取于末甲（第三甲），萎派 做大名府馆陶（今河北馆陶）的县尉。以后，还做了衢州（今浙江衢县）龙 游令，晋州（今山西晋城）赵城令，知莱州（今山东掖县）掖县、登州（今 山东蓬莱）通判等地方官，无论他在哪里就任，他都把所管辖的地方治理得 很好，深受老百姓的爱戴。
　　1126 年，金人围攻北守都城东京（开封，也称汴京），宋徽宗传位给钦 宗，南逃镇江。宗泽被保荐担任正少卿的官职，应召到汴京，当时已经是 67 岁高龄了。他见钦宗时，慷慨地谈论当时的形势，坚决主张抗金。随后，他 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斗志昂扬地投入东京保卫战，英勇抗击金兵。
　　8 月，宋钦宗任命宗泽为和议使，出使金营。宗泽向钦宗说：“用和议 这个名字是不妥当的，敌人会当我们非求和不可，不如改名计议使，表示我 们并不是去求和的。”钦宗只好下令改和议使为计议使。宗泽在临出发前， 表示决不屈节求和。一心一意向敌人妥协投降的钦宗，就把他调出东京，调 到磁州（今河北磁县）去做知州。
磁州在金兵侵时，已遭严重破坏。百姓逃亡他乡，府库空虚，防备艰难。
宗泽到后，马上修复被破坏的城墙，制造兵器，召募兵土。不到一个月时间， 在军民的同心协力下，磁州的守卫工作就做好了。所以当金兵第二次南下， 攻陷定州（今河北正定）、派遣数千骑兵攻磁州时，宗泽披甲登城，指挥作 战，命令部下用神臂弓射杀敌人，并开城门追击，斩杀敌人数百，金兵大败， 只好跳离磁州，转向东京逼进。
金兵进逼东京的消息，把钦宗吓昏了，便慌忙派自己的弟弟赵构和副使
王云去金营求和。赵构到了宗泽镇守的磁州，被老百姓在路上拦住，劝他不 要自投罗网，宗泽也竭力劝阻，人民又起来杀死奸臣王云，赵构只好留在磁 州。这时，相州（今河南安阳）的守臣汪伯彦激请赵构去相州。不久，钦宗 任命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汪伯彦和宗泽为副元帅，要他们领兵去救援东 京。但随后又派人通知赵构说，议和正在进行，可望成功，叫他暂停进军。 宗泽竭力提议把兵马向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推进，以解京师之围。可是， 汪伯彦却主张讲和，不愿进兵，还劝赵构要宗泽率兵先出发。宗泽只好单独 率两千名士兵出发，赵构和汪伯彦却逃到东平去了。
　　宗泽率兵到开德（今河南濮阳），连续打了 13 次胜仗。他写信劝赵构号 召各路军队到东京会合，赵构却置之不理。宗泽到了南卫（今河南华东）， 陷入金军的包围圈。面对险恶的形势，宗泽慷慨激昂地对士兵们说：“今天 进是死，退也是死，一定从死里杀出一条生路来！”士兵们听了，大受鼓舞， 人人都拼命作战，以一当百，杀死了好几千人，金兵大败，后退了数十里， 宗泽预料，敌人不甘心失败，获胜后立即转移。果然金军连夜赶来反击，却 扑了一座空营，大感惊奇，从这一仗里，充分表现了宗泽作战的勇敢果断。 由于投降派的卖国政策，1127 年金军攻陷东京，二帝（徽宗、钦宗）被
　　
俘，宗泽主张出兵据金兵归路，迎还二帝。构构为争取得到帝位，却命令“移 师近都”、“按甲观变”。
　　赵构即帝位（宋高宗）后，为当时形势和舆论所迫，不得不起用主张坚 决抗战的李纲。李纲任宰相后即推荐已经 69 岁的宗泽任开封府尹兼东京留 守。宗泽来到开封后，一面巡视各处，出示安民，诛除地痞、恶棍，肃清敌 人奸细；一面依靠人民的力量，召募义军守城；并根据城外的地形，立坚壁
24 所，沿着河岸筑起连珠寨，以加强防御，把开封布置得象铜墙铁壁一样。 宗泽还团结两河及陕西义军，共同对金兵作战。这样，宗泽一时拥兵达百万 以上。还经常进行操练，士气很高。粮草的积累也很充足，并在战斗中屡败 敌军。开封经过他的整顿，十分坚固。从此，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将，更为广 大人民所崇敬。敌人也闻名而丧胆。
　　宗泽对于抗击金兵、恢复故土的事业抱有极大的希望，他曾多次向高宗 上奏，陈说恢复大计，并劝高宗回开封主持抗金斗争。但是，昏庸已极的赵 构，始终不准宗泽出兵北伐，还罢免了李纲的宰相职务，让投降派黄潜善、 汪伯彦掌握了朝中大权。于是，宗泽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
　　1127 年冬，金统治者分兵三路进攻山东、河南和陕西。进攻河南的中路 军遭到宗泽的英勇反击，其他两路也都受到各地义军的沉重打击，吃了败仗 的各路金兵，纷纷撤退。
金军撤退的时候，正是南宋反攻、收复失地的好机会。宗泽召集部下，
要大家做好渡河的准备。还联合各地的义军，准备利用夏天敌人马瘦的时候， 进行全面反攻。宗泽还上奏赵构，要他回开封，组织全国力量打击敌人。但 是，在扬州过着荒淫无耻生活的赵构，不但不支持宗泽的抗金斗争，反而加 以破坏。他怕宗泽联结义军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就派了一个叫郭仲荀的去开 封做副将，监视宗泽的活动。宗泽眼看朝廷如此腐败，北伐的机会错过，满 腔爱国热情得不到支持，觉得十分痛心和愤怒，终于忧愤成疾，背上生了疽， 竟于建炎二年（1128）七月初一逝世了。他病重期间，部下一些将领去看望 他，宗泽还鼓励他们说：“只要你们能消灭敌人，我虽死无恨了。”将领们 听了，都感到得纷纷落泪。宗泽睡在病床上，常念看唐朝诗人杜甫的名句“出 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来表明自己未竟之志。这位可敬的抗金 老将临终前对自己的家事一句不问，只是连喊三声“渡河”而死！
宗泽死后，南宋朝廷派“酷而无谋”的杜充去做东京留守。杜充到开封
后，废除了宗泽的一切措施，义军首领们非常失望纷纷散去。不久，金军前 来进攻，杜充弃城南逃，开封终于被金军占领了。
　　抗金老将宗泽的这种热爱祖国、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

壮志未酬 死不瞑目
——辛弃疾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历城人。他是我国南宋时期一位极 其坚定的抗金志士和爱国词人。
　　1127 年，金军消灭了北宋王朝以后，又连续不断地发兵南侵，进攻南守 王朝。辛弃疾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民族矛盾极其尖锐激烈的历史时期。他一 生中，始终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坚持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抗战路线。
　　
但由于投降派不断诽谤他、打击他、排挤他，使他在 1181 年被罢官，闲居长
达 20 年。然而，投降派的迫害，始终未能磨灭他的抗战意志，也丝毫不能动 摇他的爱国立场。晚年，辛弃疾被南宋王朝重新起用后，他仍以饱满的热情 和顽强的斗志，为实现北伐、统一全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204 年春，朝廷正式任命辛弃疾为镇江知府。他精神抖擞地带着下属来 到镇江。然而，在镇江府任上只有一年，就被弹劾降了官。弹劾的理由仅仅 是因为他荐举的一个叫张瑛的人有不法行为。这样一来，辛弃疾在镇江的各 项抗战措施，便又一次遭到半途而废的命运。次年六月，辛弃疾刚刚改任隆 兴（今江西省南昌市）知府不久，朝廷上又有人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 身上，使他被罢掉了所有的官职。辛弃疾怀着满腔愤懑，回到了故居。
　　1206 年夏，南宋王朝正式下令北伐。结果是“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迫于前线失利的压力，加上投降派的花言巧语，南宋统治者秘密派人到敌营 去议和。金统治者向南宋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除了要求割让两淮，增加 岁币，犒赏金兵 1 千万两银子以外，还指名要索取南宋太师韩佗胄的脑袋。 这样的条件南宋当然不能接受。于是决定停止议和，重新整师北伐。为 了挽救当时岌岌可危的局面，宋廷不但恢复了辛弃疾的各项官职，还任命他 为枢密院（主管军事机密、边防等事务的最高国务机关）的官员，要他火速
赶到京城临安，商议军国大事。
　　前线溃败的消息，给了辛弃疾最沉重的打击，他觉得自己的希望完全破 灭了。68 岁的辛弃疾再也经受不住这个最后的打击，终于得了重病。他深深 地感到身体的衰弱，恐怕不久于人世了。人生都有一死，但是壮志未酬、中 原未复，他是死不瞑目的。
朝廷派的使者来到了辛弃疾的家中，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猛然从病床上
爬起来，急不可待地问使者：“朝廷有圣旨吗？” 使者说道：“北伐失利，金人议和的条件十分苛刻。朝廷决定重整旗鼓，
同金人决一死战，特任命您为枢密院都承旨，请立即入朝商议大事，挽救目
前的危局。”辛弃疾毫不犹豫地说：“好，我马上启程！”使者望了望辛弃 疾，只见他满面红光，精神焕发，一点病容也看不见了。
辛弃疾把老妻范氏叫到跟前，一连声催促道：“赶快给我收拾行装，我
马上就要入朝，快！快！”范氏正要问个究竟，只见辛弃疾面色陡然变得苍 白，一头昏倒在地。在病榻上，他还手持宝剑，连呼“杀贼”。
开禧三年（1207 年）九月十日，抗金志士和爱国词人辛弃疾，满怀着忧
愤，与世长辞了！但他一生的抗金爱国活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留下
的 600 多首词章，也是祖国文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保卫京城 大败瓦刺
——于谦


　　于谦，字廷益，生于 1398 年，死于 1457 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明代政治家，杰出的爱国英雄。一生中政绩颇多。抵抗蒙古瓦刺的进攻，保 卫北京城，是他一生最大的历史功绩。
　　明朝前期，居住在蒙古高原的蒙古族瓦刺部逐渐强大起来。瓦刺统治者 经常率兵越过长城，向南骚扰明朝边境，掠夺人口和财物。1449 年，瓦刺首 领也先带领大军南下，攻打明朝北方重镇大同，来势十分凶猛。明英宗没有
　　
做好充分的准备，轻信宦官王振的话，不顾于谦等人的反对，亲自带兵迎战， 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刺骑兵包围，全军覆没，明英宗被俘。这就是历史上“土 木堡之变”。
　　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明朝廷一片混乱，文臣武将惊慌失措。王振 的党羽、大官僚徐有贞主张迁都南逃。这样一来。北京城内更加人心惶惶， 军心动摇。当时守城明军不及 10 万，瓦刺首领也先挟持英宗为人质，一路夺 关而入，直压京师。北京形势，危在旦夕。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以国家安危 为己任的于谦，挺身而出，愤怒地斥责徐有贞说：“主张南逃的应当杀头！ 京城是天下的根本，怎么可以随便放弃？如果撤离京师，国家必亡。北宋南 渡的历史教训，切不可忘记！”于谦的主张，立即得到广大军民的拥护和支 持，主战派战胜了逃跑派，于谦被皇太后任命为兵部尚书，负责保卫京城。 于谦当了兵部尚书之后，立即采取了许多果断的措施来保卫北京。
　　首先奏请皇太后任命英宗弟朱祁钰为帝，是为代帝，以安定民心。为了 加强北京的防御力量，于谦从全国各地调来军队，同时派人到河北、山西、 河南、山东等地招募壮士，充实国防力量。还命令诸边守臣做好防务工作， 又命令工部尽快修缮器甲，赶造了几万副盔甲和大批武器。此外，于谦还把 北京城外居民迁入城内，对敌人实行坚壁清野政策。于谦还积极训练军队， 作好战斗准备。经过整顿和训练，部队的士气高昂，战斗力大为加强。于谦 派遣将领，率领军队分别镇守北京各城门。他自己也披甲戴盔，亲自率领总 兵石亨、副总兵范广和武兴，镇守在镇德门外。并下令把北京的 9 个城门一 齐关上，表示不打败敌人，决不回城的决心。
英宗正统十一年（1449 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带领瓦刺军主力，挟持着
英宗皇帝，来势汹汹地进犯北京城，来到北京的西直门外。当天于谦就命将 领高礼、毛福寿带兵迎敌，双方在彰仪门土城的北面展开激战，明军旗开得 胜，歼灭敌军几百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当天夜里，于 谦又派军主动偷袭敌营，又打死许多瓦刺军，夺回被抢去的 1 千多个老百姓。 也先连吃两次败仗之后，便假装向明朝求和，阴谋在和谈中抓住于谦和石亨。 也先对明军说：“你们的皇帝英宗来了，为什么还不派人出来迎接？只要你 们派个大臣出来讲和，我们就放回你们的皇帝。”代宗帝听了信以为真，就 派人去问于谦怎么办？于谦说：“这完全是敌人的阴谋诡计，决不可信。现 在除了坚决抵抗之外，别无他路可走。”于谦为了戮穿敌人的阴谋，派人告 诉也先说：你们来打北京，目的就是为了我们亡国，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保卫国家，皇帝是次要的。况且如今我们已经有新的皇帝了。也先讲和 的阴谋破产后，更加恼火。13 日清晨就派出 1 万多骑兵向德胜门进犯。于谦 先派石亨率领一部分精兵埋伏在德胜门城外的民房里，又派都督范广带领神 机营（即火枪营）随后接应。然后派一小队骑兵去向敌人挑战。瓦刺军见后 便毫不在意地冲杀上来，明军骑兵佯装战败逃走，把敌人引到城边。石亨见 敌人已进入圈套，立即发出号令，埋伏的明军突然冲杀出来，范广带领的神 机营士兵用火枪向敌人轰击，敌人乱成一团。明军大砍大杀，敌人 1 万多骑 兵几乎全部覆没，连也先的弟弟索罗也被炮火打死了。
　　也先不甘心失败，又派军队进攻西直门。防守的都督孙镗立即领兵迎战， 打死了敌军先锋。但敌人越来越多，孙镗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不 久，石亨领援军赶到西直门，瓦刺军看到形势不妙，只好狼狈撤军。
十月十四日，明军乘胜发起攻击。于谦派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率军到

彰仪门外和瓦刺军作战。明军先用火枪轰敌，接着弓刀队冲上去大杀大砍， 把敌人杀得东奔西跑，死伤累累。但是，不久大批敌兵又冲上来，武兴中箭 牺牲，明军退到土城附近。彰仪门外的老百姓看见瓦刺军杀了过来，十分愤 怒，他们爬在屋顶上用砖瓦石头向敌人投掷，并呐喊为明军助威。正在战斗 最紧张的时刻，于谦派来了援军。敌人看到明朝援军来，便仓皇逃走。西直 门之战又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经过 5 天的激烈战斗，瓦刺军伤亡惨重。十五日夜里，也先带着残兵败 将向北逃走。于谦令石亨带兵追击，在霸州（今河北霸县）又打了一个大胜 仗，夺回被敌人掳走的 1 万多个老百姓，并活捉敌人的军官 48 人。至此，于 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北京保卫战后，于谦继续提高警惕，做好防务工作，同时，又采取其他 措施，进一步巩固了明朝的边防，屡次击败了也先的进攻。在瓦刺军屡战屡 败之后，景泰元年（1450 年）八月，也先不得不向明朝乞和，并答应释放英 宗。于谦顾全大局，劝代宗同意议和，并派人把英宗接回北京，居皇城南宫， 称为太上皇。
　　然而，英宗回京之后，明朝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愈演愈烈。大 宦官曹吉样与石亨、徐有贞等人，暗中勾结英宗，打击和排挤于谦，伺机搞 宫廷政变，夺取皇位。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英宗乘代宗病重，重 新登级，史称“南宫复辟”。当天，于谦被捕下狱。过了几天，开庭审判， 结果竟以“谋逆罪”判处死刑。二十二日早晨，于谦惨遭杀害，死时已 60 高龄。曹吉祥等人还抄了他的家，结果“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
于谦被杀害，“行路嗟叹，天下冤之”！凡是有正义感的朝臣无不为之
哭祭。他被害之后，其遗体被人暗中收殓，到第二年才由他的女婿运回故乡， 葬于杭州西湖边上的三台山。人们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英雄，把他在北京的住 宅修建为“于忠肃公祠”（在北京东单西裱褙胡同路北）。每年春秋两季， 都有不少人去祭祀。于谦抵抗瓦刺，保卫北京城的历史功绩，永远值得人们 怀念。

（王庆革）



四、呕心沥血 秉笔修史


巍巍青山，滔滔江河?? 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以自己的智慧和双手，
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汇成了源远流长的辉煌的民族历史。正是这丰厚的民族 文化根基，孕育了许许多多杰出的历史学家，他们筚路蓝缕，发凡起例，以 如椽大笔，追寻着历史的脚步。他们秉笔实录的浩然正气，不仅成为我国史 学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司马迁、班固、刘 知几、司马光等人，都是卓有建树的杰出史家。

受辱腐刑 幽而发愤
——司马迁

　　一提起史家和史书，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史记》和它的作者——司马迁。 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 135 年（一说前 145 年）出生在夏阳（今陕西 韩城县）龙门一个史学世家里，卒年不详。他的祖先曾“世典周史”，他的 父亲是汉室专管文史星历的太史令，熟悉历史，精于先秦诸子。司马迁幼承 家学，10 岁始诵古文，后随其父到长安学习经史。20 岁那年，他“南游江淮， 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沉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 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汉书·司马迁传》）司 马迁这次长途跋涉，并非是公子王孙的闲情逸致，而是他父亲有意安排他遍 访胜迹、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增长见识，这对司马迁后来编写《史记》是 大有裨益的。后来，司马迁做了郎中，经常奉使出访，足迹几遍全国。其间 更无丝毫懈怠，继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为以后编修《史记》准备了大
量宝贵的素材。 司马谈在注意对司马迁培养的同时，自己也立志仿《春秋》撰写一部完
整的史书，只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殒”。临终前对司马迁再三叮咛，司马迁 含泪立下了撰写国史的誓言。
　　司马谈死后 3 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这使他更有机会大量接触汉室宫 廷所藏图书，从先秦史学的深厚根基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又与自己多年的 广博见闻融汇贯通，终于在其睿智的脑海中，构画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社会 发展的图画，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决心将先父的遗愿尽早化为现实。 公元前 104 年，司马迁着手进行《史记》的创作，从此开始了民族历史长河 中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伟大壮举。
然而，由理想通往现实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司马迁为实现自己的远
大理想忍受了肉体的痛苦和心灵的磨难，以至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孟子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
其体肤，??”（《孟子·告子下》）。司马迁正是如此。他继承父志，私
家修史，难处可想而知。他虽做过太史令，为皇帝近臣，但却无实权，而他 又忠于职守，只有在公务暇余方能著书立说，其中之甘苦在史籍中虽未见片 言只语，但是，当我们了解《史记》宏大的规模，对此是不难想象的。如果 说司马迁殚精竭虑、笔耕不辍的精神令我们赞叹不已的话，那么他忍辱负重、 幽而发愤的毅力和勇气更令人肃然起敬。
公元前 98 年，也就是司马迁开始《史记》创作的第 7 个年头，是年他
42 岁，正可谓雄心勃勃、踌躇满志之时，巨大的不幸却突然降临。这一年， 李陵征战匈奴，战败投降。当时朝中诸官都极尽谄媚之能事，对李陵落井下 石。司马迁与李陵相交不深，但鉴于李陵孤军深入，外无救兵，投降匈奴实 属万不得已这一事实，更主要的是他看不惯士大夫们拍马屁的丑恶嘴脸，据 理为李陵辩护。由此而激怒了汉武帝，被下狱而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 正因为司马迁太熟悉历史了，他深知“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 景监见，赵良寒心”等史事中所显现的坎坷境遇，从而忍受了比常人更大的 痛苦，以至事隔四、五年后，在致友人益州刺史任安的书信中，司马迁愤慨 地写道：“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汉书·司马迁传》）。他 认为被处以宫刑已苦不堪言，而担任中书令本身也是奇耻大辱（因中书令一 职均由阉者担任），在信中还列举了人生十大不幸，认为处以宫刑是人生最 大的不幸。突遭飞天横祸，忍受如此屈辱，是什么力量支持司马迁勇敢地活 下去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

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进而发出“人固有一死，或 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的千古名言，而且自比于“西伯拘 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是秋》”，立志做重于泰山之人。由此，我们 不难看出，正是以修国史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才使他从逆境中奋起，而且 表露出强烈的自信心。
　　为李陵辩护而受受凌辱，使司马迁更进一步认清了统治者的昏聩。司马 迁敢于直言的勇气不仅丝毫未减，而且化作一腔感愤之情溶于他的著作中 去，从而使文章更加深沉雄健，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食粮。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三国以后才专以《史记》称之。《史记》 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上下 3，000 年的历史，
共 130 篇，526，500 字，分为纪、表、书、世家、列传 5 部分，又以本纪和 列传为主体，因此称《史记》为一部纪传体通史。纪、表、书、世家、列传 等等虽散见于先秦诸种史籍中，但将他们综合运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赋 予它们更强的生命力，却是司马迁的一个创举。诚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 “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 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 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 也。”（赵翼《廿二史札记》）
当然，《史记》之所以成为传统史学的楷模，并不仅仅在于其优秀之编
纂方法，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深邃的洞察力和秉笔直书 的正气而使该书所蕴涵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司马迁使史学从经学的藩篱中摆脱出来，开拓了历史研究的广阔 领域。我国史学虽有悠久的历史，然而，在司马迁以前，历史被看作是为统 治者追功述德的工具，记载范围很狭窄。而《史记》则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丰 富多彩有大千世界，有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领域。从人物上看， 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地位卑微的游侠、屠夫；就事物而论，上自天文，下至 地理，无所不包。既有为少数民族立传的《匈奴列传》和《西南夷列传》； 也有为经济作传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从而被后人誉为百科全书式
的通史。
　　第二，司马迁摆脱了神学的束缚，以变化的眼光观察分析历史人物、历 史事件。武帝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派，大谈阴阳五行、天人感 应，构造了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公然宣称“天不变，道亦不变”。 司马迁奋然而起，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对势力 显赫的公着派无疑是当头棒喝。正因为司马迁坚信天在变道亦在变，所以能 把历史人物的活动置于社会变革的大潮中予以评说，从而使得出的结论更贴 近客观事实。这突出地表现在对陈涉的评价上。陈涉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领 袖，被历代统治者诬为盗贼，而司马迁认为秦的暴政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 秦亡已是历史的必然。陈涉揭竿而起，是反秦的英雄，因而把陈涉列于世家。 司马迁虽未能达到为农民起义领袖树碑立传的认识高度，却表现出卓然超群 的胆识。
　　第三，司马迁在论述中十分重视社会经济关系的作用，不仅设有经济史 专篇，而且在《货殖列传》中，提到经济发展有其本身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不是强硬的行政命令所能干预的，进一步论述人的道德观念是跟人的经济地 位密切相关的。这些论述虽显得不十分明确，但在当时能够达到这样的认识
　　
高度，对一个封建史家来说已属难能可贵了。 与《史记》宏大的规模竞相辉映，其思想内容也是博大精深的，绝非上
述三点所能涵概。不仅如此，《史记》在文学上的贡献也是巨大的，无怪乎 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秉笔修史，不仅表现在敢于对当朝皇帝汉武帝崇信方术，欲求长 生不老的所作所为进行批判所表现出的“勇议汉非”的勇气。而更重要的是 他精于考据，一定一句、一时一地，决不马虎，力求还历史的原貌。如他对 商王帝系的记载经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订，错误很少。再者，司马迁有进步的 思想和立场。如果说，在众多传统史家中不为时屈、勇议时非者并不止司马 迁一人的话，那么，司马迁那种高屋建瓴的史识却一直是其后千余年众家所
难以企及的高峰。

悲欢离合 瑕不掩瑜
——班固


　　东汉时期，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继司马迁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史学家—— 班固。
班固，字孟坚，公元 32 年生于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元 92 年
受窦宪牵连死于狱中。班固的父亲班彪才高学博。“专心史籍之间”（《后 汉书·班固传》）。对《史记》问世以后诸家所著续作均不满意，“于是采 其旧事，旁贯异闻”（《史通·古今正史》），仿《史记》作《后传》65 篇。 父亲谢世后，年仅 23 岁的班固有志完成父业，但认为《后传》太简，于是“探 撰前继，缀集所闻”，开始编修《汉书》，没想到由此而酿成一段悲欢离合 的经历。起初班固私修史书，有人上书明帝，告他私撰国史，班固因此被捕 下狱，全部书稿被抄。班固的弟弟班超恐哥哥发生意外，赶赴京师，上书明 帝述说原委，明帝看过书稿后，极为赏识班固的卓异才能，非但没有怪罪， 反而委任他做兰台令史，令他继续编写《汉书》。后又迁升为郎、典校秘书。 因兰台为当时皇家藏书之所，所以班固有饱览皇室藏书之便等良好的著书条 件，于是精心修史凡 20 余载。公元 92 年，外戚窦宪失势，班固曾依附于他 而显赫一时，因此受牵连而入狱，同年死于狱中。此时，凝聚着几十年心血 的《汉书》尚未完成，班固便在花甲之年，带着终生遗恨离开了人世间。所 幸的是，班固的妹妹班昭继承哥哥未竟的事业，完成《八表》的编写，同郡 学者马续又代著《天文志》，终于使《汉书》成为一部完整的史书，其中凝 聚着两代人几十年的心血。所以赵翼不无感慨地写道：《汉书》“凡经四人 物，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赵翼《廿二史札记》）。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全书由纪、表、志、传 4 个部分 组成，共 100 篇，其中包括 12 帝纪、8 表、10 志、70 列传。记载了从汉高 祖元年（公元前） 206 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公元 23 年）共 230 年的历史。
　　《汉书》虽没有《史记》贯通古今，以展 3，000 年历史变迁的恢宏气势， 但述西汉一代历史却集博洽和精深于一体。这正是班固善于利用前人的研究 成果特别是师法司马迁之《史记》，并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完善的必然结果。
　　《汉书》在继承以纪传为主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又创断代史的体例， 从而为其后列朝正史纷纷效仿。确如章学诚所云：“迁史不可定法，固书因
　　
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章学诚《史学通义》） 在编写《汉书》时，班固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 并世家于列传，形成纪、表、志、传的编纂模式，从而整齐了纪传体的体例， 避免了司马迁在途事上往往一人事迹分见数篇，前后屡出，“甚多疏略，或 有抵牾”（《汉书·司马迁传》），使人有首尾难稽之感的弊端。就是汉书 中关于武帝以前的 4 帝纪、6 表、3 志、40 传凡 53 篇，虽多是增删《史记》 原文而成，但班固并非一仍其旧，而是按他的原则进行加工、补充，有些还 改得相当出色。班固在史学上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对史书体例的改进和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汉书》对西汉一代的政治经 济制度、社会文化生活诸方面的记载比《史记》更详细、更完备，特别是改
《史记》 8 书并加以扩充而撰成的 10 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涉及古代政 治制度史、经济史、法律史、水利工程史、艺术史、目录学与学术流源诸方 面。如《艺文志》著录了西汉官府藏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总目。
　　总之，《汉书》“文赡而事详”，是研究古代历史，特别是汉代历史的 重要的参考资料，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名著。或许因为司马迁和班固生活时代 相序，或许因为两人在史学上的重大贡献，后人总爱将他们二人进行比较而 加以评论。或抑马扬班，或抑班扬马，总不免失之偏颇。而赵翼认为司马迁 是“无所因而特创”，班固为“有所本而求精”（赵翼《廿二史札记》）， 确为精当的评价。
当然，我们在肯定《汉书》在传统史学上的贡献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它
的局限与不足。 诚如上述，班固出狱后奉旨撰写《汉书》，有良好的著书条件，真可谓
天赐良机，然而正是这良机却使本为私修的《汉书》成为“官史”。又因为
班固热衷于功名利禄，投靠外戚窦宪，并曾以中护军身份随窦宪出征匈奴， 在故里也仗势欺人之恶名。这些对他撰写《汉书》都有消极影响。
班固一方面赞誉《史记》“不虚美，不隐恶”，并继承秉笔直书的传统，
在《佞幸传》、《外戚传》等篇章中，对朝廷的昏聩、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 斗争、黑暗腐败都做了某些如实的揭露。另一方面对司马迁无情地鞭挞封建 统治者的贪婪暴虐大不以为然。他站在儒家思想的正统立场上，制造“汉绍 尧统，自当继尧”的无稽之谈，为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寻找历史根据，突出地 描绘了西汉统一王朝的富庶景象，为统治者纪功铭德，使历史蒙上了一层神 秘的色彩。
班固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印记，但班固的良史之才并
没有被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时代需要所完全湮没，而且相对于《汉书》的巨 大成就而言，其不足只是白玉微瑕。正因为《汉书》在中国传统史学上的地 位，班固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千余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

轻议前哲 志在创新
——刘知几


　　中国传统史学经由先秦时期萌芽，两汉时期的初步发展，到隋唐时已取 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有唐一代，承隋设史局之遗风，加强对修史的控制， 使设局修史成为制度，更是成绩斐然，二十四史中就有八书为唐初撰成即是 一例。对唐以前丰富的史籍和众多的史家进行总结、评判，已成为史学发展
　　
的时代要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独当此任，集多年心血，撰成我国第一部史 学理论专著——《史通》。此书一出，标志着我国传统史学由纪实向理论发 展，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刘知几，字子玄，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公元 661 年，卒于 721 年。刘知几小时即与其兄俱以诗才闻名乡里，而且好读书犹喜广泛涉猎，不 拘泥于一家之说，开阔了视野。20 岁那年考中进士，当时“官爵僭滥而法网 严密，士类竟为趋进而多陷刑戮”（《旧唐书·刘子玄传》），刘知几便作
《思慎赋》以刺时政。当时的苏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见后感叹道：“陆机 豪士所不及也。”正因为这种不为传统所惑的求知方法和勇议时非的叛逆性 格，才使他的著作中洋溢着可贵的批判精神，当然也注定他官场失意、仕途 多舛。
　　刘知几在武则天长安年间，历任左史和凤阁舍人等职，兼修国史不辍。 他担任史官期间，一直“守兹介直、不附奸回”（《史通·忤时》）。但史 馆记武后事多有溢美之辞，刘知几“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 不听”（《旧唐书·刘子玄传》），因此倍感压抑。唐中宗景龙初年再转太 子中允，又一次入史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但 是由于他与当朝宰相、史馆监修肖至忠意见相左，也为其他史臣因嫉其才能 而有所不容，所以愤然离开史馆，并致书肖至忠，痛陈史馆之弊端，又一次 显出他不为时屈的品格。
刘知几离开史馆，并不仅仅因为官场失意，更重要的是他崇拜私修，欲
独自发挥自己的才能。在《交通·辨职》中写道：“昔丘明之修《传》也， 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诸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 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 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 成其一家，独断而已。”刘知几在此自比于孔丘、左丘明、马司迁等，足见 其志高远。于是开始撰修《史通》一书，并于景龙 4 年（公元 710 年）完稿。 “自幼及长，述作不倦，朝有论著，必居其职。”——《旧唐书·刘子 玄传》曾这样评价刘知几，可见刘知几一生著术甚丰，而《史通》一书则代
表他在史学上的最高水平。
　　《史通》全书共 20 卷，分为内、外篇各 10 卷，共 23 篇。书中既分析史 书源流、体例和编纂方法，也阐述史馆建置、沿革和评价史书得失。
从《史通》所评史籍看，范围很广。既有历代正史，即编年和纪传体史
书，对其他“绩述”也多所涉及，并专设《杂述》篇，共列偏记、小录、逸 事、别事等 10 种。即使对不被一般史家所看重的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和 王劭的《齐志》也备加赞誉。特别是对儒家经典著作《春秋》和《论语》等 的批判，更表现出他不同于流俗的史识。在《惑经》篇中指出，因《春秋》 为本国讳，为贤者讳，从而导致“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在叙事上也“巨 细不均，繁省失中”。在《疑古》篇中也指出了《尚书》和《论语》有悖于 史实的地方，认为“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告诫人们不要轻信。这样，就 剥去了儒家经典神圣的外衣，而把它们与其他史籍等同看待。
　　如所周知，自西汉儒学独尊地位确立后，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尊孔崇儒 视为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儒家经典也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有唐一代， 自然也不例外。可贵的是，刘知几已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此书多讥 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史通·自叙》），但却逆流而
　　
上，标新立异，敢于对儒家经典著作提出非议，这需要何等的勇气来承受时 俗的非难啊！
　　对于唐代以前的史籍，刘知几追根溯源，分别流品，归纳为六家：“一 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 家”。并指出唐以前的史籍主要编纂形式为左传和汉书二家，其他四家则不 可“祖述”。因此，又特设《二体》篇，着重对汉书和左传二家进行评论， 指出编年、纪传作为正史二体，“考兹胜负，互有得失”，“各行其美”， 并行于世，并进而对世家、列传、志、表等诸篇也加以评判。刘知几六家和 二体的归纳是有见地的，而且详略得体，简繁适中。当然其评论也有错误之 处，如重断代而轻通史，反对设《艺文志》、《天文志》等，因推崇班固， 对司马迁也难免有过激之辞。
　　刘知几正是以批判的精神、以发展的眼光、以渊博的学识在对众家史籍 得失进行评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正确的史学主张和见解，这突出表现在 史才三长论的提出。
　　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载，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 才少的原因，刘知几回答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 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 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苦公输， 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也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 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
在这段对话中，刘知几的史学思想表露无遗。从中国史学的发展看，无
论对哪一史书的品评都离不开才、学、识三点，但有的史家抓其一点而不能 顾及其他；有的虽三者都有所涉及，但论述不深。而只有刘知几博采众家之 长，独树一帜，对才、学、识三者综合运用并阐明三者之间的关系，真可谓 前无古人。
在才、学、识三者中，刘知几最重史识，强调撰史要以秉笔实录为贵，
并在《史通》一书中专设《直书》篇，指出“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 兰催玉折，不为瓦砾长存。”对历史上不畏权贵、秉笔修史者大加褒扬，推 崇备至。对文过饰非、任意褒贬，曲意奉迎者大加口诛笔伐，斥之为“记言 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表现出对曲笔诬书者的深恶痛绝。
刘知几的史学思想，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对其后
的史学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从而也确立了刘知几在传统史学中举足轻重的 地位。

以古鉴今 经世致用
——司马光


　　北守时期的马马光，既是一位颇有政绩的政治家，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 史学家。一生中既有宦海的沉浮，又有著述的艰辛。而且他一生中的主要著 作都与他的政治生涯息息相关，有的著述本身就是为施展其政治抱负而作。 如他主持编修的著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以济世之心而探求济世之术的尝 试。因此，离开了他的政治活动，我们就元法全面地了解司马光在史学上的 贡献。
司马光，字君实，祖籍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生于 1019 年，卒于

1086 年。1019 年随其做官的父亲生于河南光州，故取单名“光”，后随其父 到处漂泊，到过浙江、四川广元等地。生活虽游移不定，但司马光的父亲非 常注意对他的培养。16 岁时，司马光就随其父诵读诗书，相传他的父亲曾为 他用圆木做了一个枕头。因圆木易动，不能睡稳，故曰“警枕”，司马光一 旦惊醒，便挑灯夜读。父亲的苦心不仅使司马光学识大长，更重要的是由此 而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两点都是司马光以后踏入仕途和著书立说所不 可缺少的。
　　20 岁那年，司马光中进士甲科，后做过多年地方官，并为葬父而闲居故 里。虽环境有变，但他没有丝毫懈怠，坚持读书，直到 1061 年被提升为起居 舍人、同知谏院，生活才开始安定起来。司马光做了谏官以后，屡奏表章以 评时政，方辞甚切，提出许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措施， 但终不为英宗所采纳，难以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但忠诚可嘉的司马光“常 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览，遂为《通志》八卷以献”（《宋史·司马光传》）。
《通志》仿效《左传》，以年为经，叙战国与秦朝事。
　　《通志》呈给英宗后，“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阅，续其书”，此事发生 在治平三年（1066 年）。从此，司马光可以专设史局，自选史臣，且有遍览 宫廷藏书和政府供应笔札等良好的撰书条件，开始了《资治通鉴》这部宏篇 巨制的编写。
司马光清楚地知道，要编这样大部头的著作，“私家力薄，无由可成”，
因此邀集范祖禹、刘恕、刘攽作他的助手。范祖禹精于唐史，编写唐五代部 分；刘恕编写魏晋南北朝部分；刘攽则负责周秦两汉部分的编写。这三个都 是名重一时的历史学家，而司马光又能根据各自特长进行合理分工，这就保 证了《资治通鉴》一书能有相当高的质量。
就在司马光开始编写《资治通鉴》的第二年，即 1068 年，宋神宗以王安
石为相，推行变法，司马光与王安石虽曾为好友，但在变法与否和怎样变法 方面与王安石存在严重的分歧，因而成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领袖。 王安石新法既行，司马光受到排挤，政治上失意，被罢了翰林学士之职，并
于 1070 年到永兴年（今西安）任地方官，后又出任西京御史台，居住洛阳
15 年。御史台为有名无权的荣誉差使，这样，司马光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主持 和参与《资治通鉴》一书的编写。离开京师，居住洛阳，无疑是在政治上对 司马光的一次沉重打击，但对于《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的问世却是一件 幸事。
在留居洛阳期间，司马光已是人生暮年，且身体赢弱多病。元丰五年（1082
年），司马光“忽得语涩病、疑且死，豫作遗表置卧内”（《宋史·司马光 传》）。即使如此，司马光及其助手常常闭门谢客，而且“日力不足，继之 以夜”，披阅众多史籍，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修撰不已。
历时 19 载，在 1084 年完成了《资治通鉴》一书的编修。司马光考虑到
《资治通鉴》一书卷帙浩繁，阅读多有不便，又编写了 30 卷的《资治通鉴目 录》。止目录仿《史记》年表体例，年代列于上，所载历史事件在《资治通 鉴》一书中的卷数列于下，使读者便于循览。此外，曾编有 30 卷的《资治通 鉴考异》，说明编书时对材料的考订和取舍。这两本书成为充分了解《资治 通鉴》一书的史学成就所必不可缺少的资料。
　　成书两年之后，即在 1086 年，司马光与世长辞了。故人虽逝去，功业存 千秋。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 元前 403）三家分晋到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 959）共 1，362 年的历史，凡
294 卷。 经东汉荀悦编《汉纪》以后，我国传统史学的编年体史书均断代为史，
而司马光则编写了一部编年体通史，融汇古今、上下贯通、气势磅礴，堪为 史家典范。
　　《资治通鉴》一书虽有编年体体例，但却吸收了纪传体的优点，每记一 历史事件，必详细交待其前因后果以及相应制度的沿革，避免了记流水帐的 弊端。这样，对历史事件的了解既有时间性，又有完整性。
　　在史料的选择上，《资治通鉴》一书也是既网罗宏富，又取舍精审。除 历代正史上，又广采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等。每论一事，往往用 三、四种资料相互徵发。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先列《长编》、著《考 异》，在确保资料的系统化前提下，先考订真伪然后择优选取，然后着手《资 治通鉴》的编写。《资治通鉴考异》一书，除说明在众多史料中存此去彼的 原因外，还保留了许多亡佚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史家修史，旨在从历史事件中寻找得失，从而做到以古方今，这不能不 说是我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之一。但明确提出以此为目的而修史，并在此原则 指导下进行选材和编纂者，恐只有司马光一人。在编《资治通鉴》一书时， 司马光曾说：“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 为法，恶可为诫者，为编年一书。”（《进通鉴表》）当然，《资治通鉴》 一书对经济、文化方面则涉及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鉴于《资治通鉴》的成就，不仅后代史家纷纷效仿，而且出现了许多专
治《通鉴》的专家，形成“通鉴学”。后人也把司马光与司马迁相提并论， 誉为中国历史上的“两司马”，以褒扬司马光为中国史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迟延璋）



五、志坚业精 光耀华夏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生动感人的小说、戏 剧，精妙的哲理和自然科学理论，巧夺天工的技艺??出现了许许多多令人 叹服的文化巨子，堪称志坚业精、光耀华夏。

创二仪 测天地 德高识广
——张衡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召县南）人，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 家、文学家。生于公元 78 年，卒于 139 年。其祖父官至太守，至张衡家境败 落，时需亲友接济度日。张衡少年时就富有求知欲望，十六、七岁就曾游历 长安、洛阳一带，观赏山川之险，考察物产风俗、世态人情，游览名胜古迹。 在京都洛阳，他结识了东汉儒学大师，文学家马融和书法家崔瑗。
公元 100 年，张衡由洛阳返回家乡，做南阳主簿，掌管文书工作。108

年辞职在家，直到 111 年才入京做尚书台衙门里的郎中，负责起草文书。115 年任太史令，掌管天时、星、历。121 年调任公车司马令，负责保卫皇宫， 通达内外奏章等。126 年任太史令，136 年被排挤出京，任河间相。
　　张衡任南阳主簿时，曾一度潜心于文学创作。他感于统治阶级的奢侈堕 落，作《二京赋》描述洛阳和长安两座都城的繁华，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抨击了那些过着荒淫奢侈生活的官僚贵族。
　　张衡担任太史令的时间前后达 14 年之久。在这期间，他精心研究天文 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创造了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和测定 地震的地动仪，还第一次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浑天仪的主体是个空心 大铜球，球面上刻布着满天星宿，故又被称为“天球仪”。天球外绕着好几 个铜圈，它们分别代表地平、赤道、黄道等。张衡又给这架浑天仪安上了自 动装置，那是根据古代计时器的铜壶滴漏原理，用水力推动那个天球，使天 球的转动与地球自转的速度恰好相等，这就再现了天象的最基本的变化。有 了这架仪器，坐在屋中就可以看到星空的变化。后代的天文学家就根据张衡 造的水运浑天仪的原理，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
　　张衡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大地上地震频繁的岁月。自张衡 12 岁时起， 到他 62 岁逝世后的一年，在这半个世纪中发生了 53 次地震。人们在频繁的 天灾面前束手无策。社会上迷信流行，皇帝和臣民都在祈祷、叹息。55 岁的 张衡经长期研究，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探测地震的仪器——地动仪。地动仪 形如一个酒坛，内部装着机关，四周按 8 个方向装有 8 个龙头，口内含着一 个铜球，每个龙头下又放了个张口望天的铜蛤蟆。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正 对着这个方向的龙嘴便会自动张开，铜球就落入下面铜蛤蟆的口中，发出地 震的警报。永和三年（138 年）二月初三，一个铜球落下，但洛阳并没有感 觉到有地震。许多人议论纷纷，怀疑它是否准确。过了几天，离洛阳 1 千多 里的陇西地方有人骑着马来报告说，那一天在那里发生了地震。于是，大家 都很惊叹地动仪的精确。这架精密的仪器是 132 年发明的，比欧洲创造的地 震仪要早 1，700 年。本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科学家们根据零星记载，运用 现代科学知识，弄清了张衡制造的地动仪所应用的原理，并复制出一个地动 仪的模型，陈列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汉史馆里。
张衡不仅精通天象，穷究大地，他还制作了“相风铜鸟”、“记里鼓车”
等仪器。相风铜鸟与 12 世纪欧洲创造的候风鸡相仿，是世界上最早的候风 仪。记里鼓车的原理则开了现代汽车里程表构造原理的先河。
张衡将他对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写成一部书叫《灵宪》。灵指神灵，这里
指天象。宪是法则，即天象法则的意思。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 浑天说和宇宙无限的思想。他还科学地解释了日蚀与月蚀以及月亮盈缺的成 因，指出月亮自身不会发光，它反射的是阳光。同时，他还绘制了中国第一 张星图，指出在中国地带可见的星有 2，500 颗。现在天文学家证明，夜空中 肉眼可见的星总计约有 6，000 颗，而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可见的星则不过 2，
500 颗左右。这使人不得不赞叹这位天文学家观察星象的精心和准确。 张衡作为一个科学家，一生勤学不倦，他的好友崔瑗称赞他：“敏而好
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他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兴趣和顽强钻研的精神， “约己博艺，无坚不钻”；谦虚谨慎、虚怀若谷，“虽才高于世而无以骄尚 之情。”
张衡一生傲骨凛然，是一个有高风亮节的科学家。他不慕虚荣、淡于名

利、洁身自好，不肯与那些过着骄奢淫逸生活的达官贵人同流合污。有人请 他出来做官，他也不去。与当时的“谶纬”之徒相对应，他认为“图谶虚妄， 非圣人之法”。分析批判了“谶纬”的虚伪，指出其中牵强附会的解说自相 矛盾，要求皇帝“收藏图谶，一禁绝之。”鲜明地表示了自己反对“谶纬” 邪说的坚定态度。由于张衡的不合作态度，虽然他对科学事业有重大贡献， 但不被重用，而且时常受贵戚和宦官的忌恨、陷害。晚年倍受“天下流弊” 压抑之苦，他有改变黑暗现实的愿望，然而却无法实现，心情抑郁，于永和 四年（139 年）与世长辞。张衡的贡献为世人所肯定，他在天文学上的成就 尤著，月球上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环形山，宇宙间也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星。 为了纪念他，1956 年河南省南阳县重修了他的坟暮和读书台，暮前立起一块 石碑。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碑上题词：“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 史上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敬仰。”

目尽毫厘 心穷筹策
——祖冲之

祖冲之，字文远，范阳遒（今河北省涞水县北）人。生于 429 年，卒于
500 年。是我国南北朝时代南朝的一位伟大科学家。据史籍记载，祖冲之的 家庭好几代都在朝廷掌管历法。他的曾祖父祖台之爱好文学，写过一部叫《志 怪》的小说；他的祖父祖昌，具有一些科学技术知识，曾在刘宋朝廷里担任 过大匠卿。大匠卿是负责营造的官吏，主持建筑工程。祖冲之生长在这样的 家庭里，使他从小就有了接触科学技术的机会，并为他以后从事学习和研究 提供了条件。祖冲之从 461 年起，开始在刘宋朝廷里当一名小宦，历任南徐 州《今山东南部、江苏西部和安徽部分》从事史，司徒府的公府参军等职， 还做过娄县令，谒者仆射。到了萧齐王朝，祖冲之调任长水校尉。这是他平 生最高的官阶，相当于四品官。
从青少年时代起，祖冲之就开始钻研科学技术，他对于自然科学和文学、
哲学都有广泛的兴趣，特别是对天文、数学和机械制造，更有强烈的爱好和 深入的钻研，由于他勤奋好学，二十几岁就有了博学的名气，被刘宋统治者 孝武帝请到了当时政府学术部门“华林学省”。在这里“搜练古今，博采沈 奥”。阅读了前人关于天文、数学等方面的浩繁著述，但又不“虚推古人”。 不盲目接受，而是经常“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进 行精细的测量和仔细的推算，敢于推翻前人的错误结论。例如《汉书》中提 到的《黄帝历》、《欠顼历》、《夏历》、《殷历》、《周历》和《鲁历》6 种古代历法，在以后的几百年间被人们认为是古代黄帝、颛顼、夏、殷、周 和鲁先后所采用的历法。祖冲之深入地研究了这 6 种历法，指出历法的形成 不会那么早，不过是后人假托前人的伪作而已。
　　祖冲之步入仕途以后，从不放松科学研究。他以极顽强的毅力，用简陋 的仪器成年累月地观测天文，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如制订历法需要测 量日影的长度，他坚持了全年测量日影，持续 10 年以上。长期的天文观测为 他的历法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得他能在 33 岁的那年便提出了那个时代 最好的历法——《大明历》。比以前的古历都精确得多。在《大明历》里， 祖冲之应用了东晋天文学家虞喜首次发现的岁差原理，计算出一回归年是
365.24281481 日。同近代科学测量的结果比较，一年只差 50 秒。他又测出

月亮环行地球一周（交点月）的时间是 27.21223 日，同近代科学测量比较， 相差还不到一秒。他还改革了置闰方法，以往 19 年置 7 闰，这样每 200 年比 实际多出一日，造成历法同天象不合。他采用 391 年置 144 闰的方法，使之 更符合天象实际。这些，在天文历法上，都是重大的改革和进步。
　　祖冲之不但精通天文、历法，他也是一位闻名于世的伟大的数学家。他 著有《缀术》和《九章术义注》。《缀术》是祖冲之将其研究成果总泄而写 成的一部著作，是我国唐朝和中世纪朝鲜、日本的学校教科书，可惜这部书 早已失传了。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把前人对圆周率的研究大大 地向前推进了一步。祖冲之采用东晋数学家刘徽创造的“割圆术”的科学方 法，经过精心推求，最后算出圆周率是在 3.1415926 和 3.1415927 之间，他 采用两个分数表示圆周率的数据：一个是比较精确的，称为“密率”355／113， 另一个是“约率” 22／7。他把圆周率的数值推算到小数点后 7 位数字，而 欧洲的数学家一直到他死后 1 千多年才算出密率 355／113 来。因此，日本数 学家三上义夫曾建议把密率 355／113 称为“祖率”，来纪念这位中国的大数 学家。
　　除了上述重大成就外，祖冲之在物理学，尤其对机械制造也有重大贡献。 魏国马钧制成的指南车，在晋朝的战乱中丧失了。478 年，祖冲之应皇宫禁 军头目萧道成的请求，重造了一辆指南车。这辆车是铜铸的，经实验证明， 这辆指南车造得非常好，随便车子怎么拐弯，车子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祖 冲之在地方做官时，看到农民舂米、磨粉很费力，便发明了利用水力转动石 磨的水碓磨，用机械代替人力，以减轻劳动强度。这种水碓磨在我国农村现 在还使用。祖冲之对水陆交通工具也有研究和发明，他设计制造过一种船只， 在建康城南的新亭江中试航，能日行一百多里，被称为“千里船”。
祖冲之的晚年，还研究文学、音乐等，著有小说《述异记》10 卷。他精
通“钟律”。还著有《安边论》，主张开屯田，广农殖。 祖冲之研究天文、历法、数学、机构制造等取得卓越成就，在我国乃至
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居重要地位。

历尽艰辛取真经
——玄奘


　　玄奘是唐朝一位高僧。他西游天竺（今印度）取经的故事，至今仍在民 间广泛流传着。
　　玄奘，俗姓陈，名袆，生于 602 年，卒于 664 年。洛州缑氏（今河南偃 师缑乡镇）人。兄弟 4 人，排行第四。13 岁到洛阳出家为僧，法号玄奘，称 三藏法师，俗称唐僧。
　　据后人记述，他的出家，原因有二：一是在婚姻问题上出了一些波折， 受到刺激非常苦恼。二是受其在洛阳净土寺为僧的二哥的影响。当他感到非 常苦闷之时，其二哥便劝其脱离尘缘。
　　他出身于儒学世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文化功底较厚。出家后潜 心研究佛经，进步很快。他开始在洛阳净土寺跟法师学习《摄大乘论》，后 来跋山涉水到陕西、四川等地求教名师，向他们学习了毗昙、摄论、迦通等 经。年龄不足 25 岁的玄奘，其造诣之深，所学之广，已为佛界所知了。后来， 玄奘又离川东下，在荆州讲经。接着，他北上到相州、道州求道学经，大约
　　
在 25 岁时到大觉寺拜道岳高僧为师，跟他学习《俱舍》。 玄奘在研究佛经过程中，对照圣典检查，发现佛经译本多存有差异，令
人莫知所从。他决心西游天竺，到佛教发祥地问师解惑。他的这种念头得到 了几个朋友的支持，于是陈表上奏朝廷，请求出国求经，未被批准。诏书传 下后，同伴们心灰意懒，自行散去，独玄奘毫不动摇，毅然踏上了西行的征 途。
　　贞观元年（627 年）八月，玄奘从长安出发。适有秦州僧人孝达在京学 习，功业完毕准备还乡，玄奘便与孝达同到秦州。接着又与人结伴到兰州。 玄奘到达兰州时，恰遇凉州送官马的人返回，玄奘又随他们来到凉州。凉州 都督李大亮因朝廷明令禁止百姓出蕃，不准西行。当地慧成法师闻知，派弟 子慧琳、道整二人，潜送玄奘西行。他们不能公开露面，昼伏夜行，到达瓜 州。瓜州刺史独孤达热情接待，在瓜州居住月余。凉州刺史发现玄奘西逃， 即发文缉拿。州吏李昌密告玄奘，催其尽早离开。于是玄奘夹杂在一群客商 中，混出玉门关。此后，玄奘孑然孤行于沙漠之中，途中曾 4 晚 5 日无滴水 沾喉，几欲昏死。玄奘以坚强的毅力走出沙漠，来到伊吾。当他走进一座寺 院时，寺中有三个汉僧，其中有一位老者，听说来了位大唐和尚，衣不及带， 跣足出迎，抱着玄奘号哭起来，说道：“没有想到今天在这荒漠之中能够重 见乡人。”
高昌王鞠文泰听说大唐高僧来到伊吾，特地派人远迎玄奘到王城，劝他
留住讲经，不再西行。玄奘再三拒绝。高昌王见软的不行，意欲强力相留。 玄奘一心西游取经，意绝食 4 日，以死自誓。高昌王见法师如此坚定，深深 愧悔，稽首礼谢，并与玄奘结为兄弟。盛情之下，玄奘只得停住一月，讲般 若经。高昌王制送法衣 30 具，以御西土之寒，又赠黄金百两，银钱 3 万，绢
等 500 匹，以备法师往返路途 20 年之资。他还拨给法师 4 个沙弥，以充给侍。
给马 30 匹，手力 25 人。又作书 24 封，通屈支 24 国。 玄奘一行由天山南路横穿新疆，又自葱岭北隅翻越终年积雪的凌山（今
天山穆素尔岭），丁西突厥王城素叶（一说碎叶）见到叶护可汗。可汗盛情
接待，并派人骑马前行，告之所部诸国，递送玄奘法师。当时，大雪山以北
60 余国皆为其部统，所到之处，凡有名僧胜地时，皆令谒见。他们的护送。 为玄奘提供了一些便利。玄奘渡过乌浒水（今中亚阿姆河），然后转向东南， 重登帕米尔高原，通过西突厥的南端要塞——铁门关天险（今阿富汗巴达克 山），路过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于 628 年夏末到达天竺西北部。然后， 他由西向东，游历了一些佛教胜迹，还在克那仆底国（今印度旁遮普邦）调 查了有关中国桃子、梨子传入印度的传说。
　　贞观五年（631 年）末，玄奘终于到达西行的目的地天竺国的那烂陀寺。 当时，这座古寺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当时印度文化的中心。寺里的 住持戒贤是当时印度佛学权威，尤其精通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瑜迦论》。 戒贤当日已一百多岁，本来已不再讲学。他见玄奘不远万里特来求法，特意 收为弟子，用了 15 个月的时间，给玄奘讲解了最难懂的佛经《瑜伽论》、《顺 正理》、《显扬》、《对法》等。玄奘受益匪浅。在戒日王发出敕令召集的 五印度诸国僧众在曲女城的集会中，玄奘用焚文写了一篇论文，作为辩论会 的主题。辩论会持续了 18 天，无一人能驳倒玄奘。玄奘折服了五印度诸国名 僧，被大乘僧众称为“摩诃耶那提婆”，意为“大乘天”；被小乘僧众称为 “杈提婆”，意为“解脱天”。戒日王也赞叹不已，施予玄奘金银 1 万，银
　　
钱 3 万，上氎衣 1 百具。最后，戒日王还恳请玄奘乘坐一头用精美的华幢装 饰了的大象，游行了一圈，并邀请他参加历时 75 天的铎罗耶伽无遮大会。 无遮大会是天竺佛教的盛会，每 5 年举行一次，戒日王特邀玄奘参加， 表示对他的尊敬。大会期间，玄奘受到特别优厚的待遇。戒日王、鸠摩罗王 等常常高兴地与玄奘交谈，玄奘向戒日王介绍了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艺 术以及宗教等多方面的情形，引起戒日王的很大兴趣，表示要亲自来大唐访
问。
　　643 年，玄奘准备回国了。印度的朋友都不愿他离开。戒日王也一再挽 留。可是玄奘深深怀念着祖国，归意已定，戒日王只好答应。动身那天，戒 日王、鸠摩罗王等以及当地人民相饯数十里，洒泪而别。戒日王遣官 4 人护 送法师，令听经诸国发乘递送，直至汉境。
　　贞观十八年（644 年）玄奘到达于阗。他上表唐太宗。太宗下诏降使迎 劳。贞观十九年（645 年）正月二十四日，44 岁的玄奘回到了阔别 18 年的京 城长安，数十万人前来迎接。翌日，在朱雀大街之南举办一次盛大的展览会， 展出了玄类从西域所得如来舍利 150 粒，金檀佛象 7 躯，经论 520 夹 657 部。 时太宗在洛阳，玄奘便到洛阳谒见太宗。太宗发现玄奘“堪公辅之寄”， 劝他还俗，到朝廷担任要职。玄奘婉言谢绝，表示要集中精力翻译经书。太 宗肯定了他的想法。三月初一，玄奘从洛阳回到长安，居于弘福寺，便立即
开始了他的著书和翻译工作。
　　玄奘首先集中精力用了一年的时间，写成了游记性的著作《大唐西域 记》。书中根据他的旅行见闻，记载了他亲自游历的 110 个国家和所闻的 28 个国家的情况。地域包括今天我国的新疆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 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书中详细介绍了当时那些国家的地 理位置、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传说掌故以及人口、城市、物产 等情况。内容丰富，文笔生动，准确可靠。现在它已被译成几国文字，成为 一部世界名著。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上述许多国家的史料大都散失了，而《大 唐西域记》就成为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写完西域游记后，玄奘又集中精力翻译佛经。他先后在弘福寺和兹恩寺
主持翻译工作。后来，还在慈恩寺修建了大雁塔，收藏经书。他主持建立了 专门翻译佛经的“译场”，网罗天下有才干的和尚，帮助他翻译经书。除了 和尚之外，还请了朝廷的官员或名儒参加，负责润色译文。经书译完后，往 往要送给皇上过目。达宗还为之作《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的翻译工作非 常勤奋，他为自己制订了每日进度表，严格执行，直到完成任务才停笔。另 外，他还要念经、礼佛行道，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如经常参见太宗、高宗等。 他“三更暂眠，五更复起”，“专精夙夜，不堕寸阴”，加上他精通梵文， 又有较高的汉文修养，言词明达，传译便巧，如擎一物掌上示人，万言无殊， 所以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玄奘共翻译佛经 75 部 1，335 卷，在质量和数 量上都是古代世界上的一个创举。
　　玄奘是古代世界史上著名的旅行家、杰出的翻译家，是中印人民友谊的 使者，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那种意志坚定、埋头苦干、严于律己、 舍身求法的精神，也是永远值得后人称道和效法的。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生于 701 年，卒于 762 年。祖籍陇西成纪
（今甘肃天水附近）。先世在隋末因罪被流放到西域，他就诞生于西域碎叶。
5 岁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青莲乡，因自号青莲居士。 李白幼年所受的教育和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对他豪放的性格和诗风的形
成有重要影响。幼年除读儒家经籍外，还喜欢文学、奇书和百家杂学。自谓 “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书 怀重寄张相公》），20 岁开始漫游川蜀，曾登峨嵋、青城诸名山。
　　李白在年轻时已有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立志抱效祖国，“奋其智能， 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列元 十四年，李白 26 岁，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离开四川，到各地去漫游，足迹 遍及大江南北，开始了漫游而兼求仕的时期，踪迹所及半中国。他不屑于参 加科举考试，想凭借自己的文才得人推荐。希望虽落空，但他在游历中创作 了大量诗歌，已名扬海内。
　　天宝元年（742 年），李白 42 岁，终因朋友道士吴筠和贺知章等的推荐， 被召入京。“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诗人以为报国立业的时候到了，欣然入京。但 3 年的翰林供奉使李白初步认 识到统治集团的腐朽和现实政治的黑暗，不甘心作唐玄宗的御用文人。他“彷 徨延阙下，叹息光阴逝”，开始写出一些抒发愤懑、抨击现实的诗篇，也使 他招致了权臣们的谗毁。在这种情况下，李白上书请还，离开了长安。
诗人离开长安，并没使他放弃发挥自己才能，为国效拿的理想和“才力
犹可倚，不惭世上雄”（《东武吟》）的豪放乐观的精神，又开始了一个 10 年漫游兼求仕的生活（“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天宝三年春，在洛 阳他遇见了杜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 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他们的会见，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两位诗 人畅游梁园（开封）、济南等地。天宝四年秋，李白和杜甫分手后，又南游 江浙，北涉燕赵，往来齐鲁间，但以游梁宋为最久。安史之乱前的 10 年中， 李白的生活是窘困的，但始终没有丧失乐观和自信，仍认为“天生我材必有 用”。随着天宝年间的政治的日益黑暗，他揭露现实的作品越来越多，反抗 情绪也越来越强烈。不过，游侠和求仙仍是李白诗歌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也 反映了李白自身的矛盾，即出世和入世的矛盾。诗人求仙，表现了他对现实 政治的蔑视，对自由快乐生活的追求，但在求仙过程中又兼求仕，又表明了 他始终如一的拯物济世的热望。这种矛盾对映在他的大量诗歌创作中。
　　天宝十四年（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由宣城避地剡中，后至庐山。 第二年，永王李璘到江陵奉命督师，过庐山，李白出于爱国热情，受邀请参 加幕府。在此间，写下许多诗，表示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和报国的决心。可李 璘暗怀争帝位的野心，不久被消灭，李白也获罪下浔阳狱，以后又被判处长 流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58 岁的李白悲愤无奈，“平生不下泪，于此泣 无穷”（《江夏别宋之悌》）。乾元二年（739 年）幸遇大赦，中途被释。 他经江夏、岳阳又回到浔阳，重游金陵，往来于金陵、宣城间。上元二年（761 年），61 岁的李白依然痴心不改，由当涂北上，想参加郭子仪的军队征讨史 朝义，走到金陵，因病折回。宝应元年（762 年），贫困交加的李白病死在 族叔李阳冰家中，他把诗稿交给李阳冰，请代为编集作序，这一年，李白 62
　　
岁。始葬于采石矶，改葬青山。
　　李白的诗现存 900 多首，这些诗集中体现了诗人一生复杂的思想和经 历，也反映了他生活的时代背景。
　　李白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开元、天宝年间，即盛唐时期。国家的空前繁荣 强大激起了他向往功名事业的雄心，使他接受了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要“济 苍生”、“安社稷”、“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这种追求建立不世功业的强烈愿望，终其一生也未曾消减。直到临死前一年， 李光弼出镇临淮，李白还抱病请缨，思有以报国，写下了《闻李太尉大举秦 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 九韵》。但李白本身是个极其矛盾的诗人，他同样还接受了道家遗世独立的 思想，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一切，同时还深受游侠思想的影响。对于李 白，求仙与求功名并行，而且并无轻重之别。当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被黑暗 的政治现实一次次打碎后，他日益蔑视痛恨昏庸腐朽的幸臣权贵，写了许多 表达自己愤懑和愿望的诗歌，如《行路难》《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 现实生活与他酷受自由、放荡不羁的独特性格相对立，促使他追求神仙世界， 追求幻想中不受任何拘束的一个更广阔更自由的彼岸世界。李白常常寄情山 水、求仙学道，这也为他的诗带来了瞬息万变的丰富的想象，从而写出许多 极为开阔壮美的山水诗。但求仙只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排遣忧愁的手段罢 了，“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透露出了他不得已的 心情，李白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度过了一生。
李白是一个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他采用各种浪漫主义手
法来进行自我表现，并惯于大胆地夸张、借助于惊人的想象，“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他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尤其是屈原诗歌创作的成就，使 他的诗成为屈原以后浪漫主义诗歌新高峰。在诗歌革新上，李白发展了陈子 昂的主张，开一代新风，以致“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以尽”（李 阳冰《＜草堂集＞序》。
1 千多年来，李白被人们称颂为“诗仙”，但他到底不是一个仙人，他
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热爱祖国和人民，同封建权贵和封建社会的一切束缚 和压迫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他的诗歌，错综交织或深或浅地贯穿着这些 思想，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使李白的诗歌在神州大地上得以千古传唱，影 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骚客文人。

胸有奇才气节高 书坛千古翰墨香
——颜真卿


　　颜真卿，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著名学者颜师古的 五世孙。生于 709 年，卒于 785 年。少年丧父，在母亲的训导下成长，博学 多才、善于辞章，事素孝。
　　他在玄宗开元年间举进士，任醴泉县（今陕西中部）尉，再升为监察御 史，任职于河陇（相当于今陕西中北部，甘肃东南部及内蒙、宁夏的河套地 区）。当时，隶属于河陇的五原地区，有冤狱长时间未得判决，巨当地旱情 严重，人民生活极为困苦。颜真卿到任后，审查卷宗，及时解决了冤案，又 逢天下大雨，缓解了灾情，当地百姓欣喜异常，呼“御史雨”。在任期间， 颜真卿赏罚分明、为政清廉、体恤民情，深受敬爱，后遭宰相杨国忠排挤，
　　
出任平原郡太守。 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图谋反叛已露出苗头，颜真
卿觉察后，便以大雨连绵为借口，加修城墙，深挖城池、集训兵士、招纳贤 才，并积极储备粮米柴草、暗中防备。同时，又每天与宾客泛舟饮酒，以打 消安禄山的猜疑，安禄山果然没有识破。天宝十四年（755 年）安禄山在范 阳举兵叛变，向附近各郡进犯，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都被叛军攻陷。平原镇 因早有防备，加之官兵顽强抗敌，才未被攻破。颜真卿派司兵参军李平快马 进京传报。玄宗始闻叛乱消息时，曾感叹说：“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 待听到李平的禀告，非常高兴，面对左右大臣，夸赞颜真卿行事有谋略。
　　当时，平原之内只有守兵 3 千人，为防不测，颜真卿便广收兵丁，人数 增至万人，任命录事参军李择交作统领，下设五部，严阵以待。颜真卿还在 城西门大飨士兵，慷慨陈辞，官兵为之感动，倍受鼓舞。附近有 5 个郡的太 守也率兵马来归集，士气大振。叛军攻破了东郡，杀死守军将领李憕、卢奕、 蒋清，并派段子光 3 人的头带往守军辖区悬以示众。颜真卿担心官兵因此产 生畏惧心理，便向各位将领说：“这三个人我认识，叛贼用以示众的头颅是 假的。”接着暗中派人杀死了段子光，把三人的头藏了起来。几天后，收敛 祭奠，且设立牌位，颜真卿为之哭泣不已。
为更有力地抗击叛军，颜真卿又派人联络当时任常山太守的堂兄颜杲
卿，接着有 117 个郡的守军共同响应，合兵 20 余万，颜真卿被推举为盟主。 这样使安禄山在黄河以北控制的地区只剩下 6 郡，大大地牵制了叛军，安禄 山因此不敢急于攻击潼关。从而为大唐更好地抗击叛乱赢得了时间。
肃宗时，颜真卿任太子少师，封鲁君公，人称“颜鲁公”。他曾多次上
疏，陈述自己的政见，并对不利于治国的奏议直言驳斥。由此得罪了宰相李 林甫，遭贬谪。后代宗即位，他重新受到重用。任尚书右丞。当时，宰相元 载背着皇上结党营私，非常害怕群臣在皇上面前揭发他，便奏禀皇上说：“群 臣讨论国事，言语中多有谗毁，以后再商议国事时，不如让他们先告诉长官， 长官再告诉宰相，宰相最后作定夺，择要禀于陛下。”颜真卿闻知后，慨然 上疏，陈述自己的看法：“郎官、御史，是陛下的心腹之臣，他们出使天下， 对国事民情细加察访，然后归朝禀告，这样才使陛下得以了解整个国家的真 实情况。如果陛下自我屏蔽，国家如何治理好呢？??我以为，宰相的建议 是自古未曾有过的，即使李林甫、杨国忠也不敢公然这样做。如果陛下不早 日觉悟，渐渐孤立起来，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颜真卿的直言正义，深得 朝廷内外臣民的敬重。但元载却怀恨在心，后来终于找了个借口，谪贬了他。 德宗在位时，李希烈发动叛乱。对颜真卿也心怀忌恨的宰相卢杞向皇上 建议，如果派颜真卿去向李希烈宣告皇上旨意，不必出兵镇压就可以使叛乱 平定，德宗准许了卢杞的荐举。众臣却都大惊失色，他们知道，此去必死无 疑。但颜真卿还是毅然前往。到达李希烈占据的汝州以后，他向李希烈宣告 皇帝谕旨，言辞坚定。李希烈的千余名养子拔刀将颜真卿围住，诸将也纷纷 谩骂不已，意欲杀死他，但颜真卿毫无惧色。李希烈先把颜真卿请入府邸， 企图让他上疏给皇上，替自己开脱罪责，他坚决拒绝，并痛斥李希烈的叛国 行为。李希烈见不能说服颜真卿，便把他囚禁起来，派士兵防守于门外。而 且，李希烈还在院中控了个大坑，以活埋相威胁。但颜真卿仍不动摇，对李 说：“死生自由天命，不必再枉费心机。”颜真卿考虑到自己必定要被杀害， 便写下遗表、墓志、祭文，指着栖身的西墙说：“此处就是我的葬身之地。”

表示自己死而后已的决心。后来，颜真卿多次指责李希烈祸国殃民的罪行， 终于被害。
　　颜真卿坚持操守、忠为国、反对叛乱、刚正不阿的行为和品德，深受人 们的敬仰。后人不以姓名只以鲁公称呼他。由他扶植起来的李正己、田神功 等人，皆以颜真卿为立身行事的楷模，都立下了大功。
　　颜真卿还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他初学褚遂良，再研习张旭笔法，最后 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正楷端庄雄伟、古朴苍劲，行书遒劲郁勃，打破了 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书体，古法为之一变，后人称他的书法为“颜体”。 传世碑刻有《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颜家庙碑》 等；书迹有《自书告身》、《祭侄文稿》等。另外，颜真卿还修过地方志书， 撰有地方志《石柱记》。后人辑有《颜鲁公文集》。
颜真卿志坚业精，光耀华夏，永为后人称道。

济时敢爱死 穷年忧黎元
——杜甫


　　杜甫，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曾祖时迁居巩县（今河南巩 县东）。生于 712 年，卒于 770 年，他家世代“奉儒守官”，祖父杜审言是 武则天时著名诗人，杜甫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学熏陶。
杜甫的青年时期，经济状况较好。20 岁后曾先后在吴、越、齐、赵一带
漫游，和李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时值开元盛世，10 年壮游使杜甫接触到了 祖国的壮丽河山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使其诗歌带着浓厚的浪漫主义倾向，一 首《望岳》流露了诗人的雄心壮志以及对祖国河山的无限热爱。
35 岁以后，诗人困居长安 10 年，才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走上了现
实主义创作的道路。怀济世宏愿，天宝五年（746 年）杜甫到长安谋职，10 年之久无结果。这期间，唐玄宗纵情声色、穷兵黜武，官吏贪污骄横，人民 受到的剥削和侵扰日益严重，安史之乱正在酝酿之中。杜甫的生活逐渐困窘 起来，不得不过着“朝扣富儿门，幕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仕途失意使他 认识到政治的黑暗，深入生活使他体味到人民的痛苦，从而写出了《兵车行》、
《丽人行》、《赴奉先咏怀》、《前出塞》、《后出塞》等优秀的现实主义
作品。
　　天宝十四年（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诗人历尽艰险，遭受种种磨难， 尝到了国破家亡的辛酸。后来他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穿过双方对峙的战 场，奔赴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拜见了唐肃宗，被任命为左 拾遗。不久，因上疏营救房琅触怒肃宗，从此屡遭贬斥。乾元二年（759 年） 春，杜甫由华州往河南旧居探亲，归途中深切体味了人民蒙受战乱的痛苦， 目睹了残酷兵役下人民的悲惨遭遇。这期间他写出了《哀王孙》、《悲陈陶》、
《春望》、《羌村》、《北征》以及“三吏”、“三别”等具有高度人民性 和爱国精神的篇章，这些诗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 峰。
　　乾元二年（759 年）秋天，杜甫弃官携全家由华州经秦州、同谷，漂泊 至尚未遭兵燹的成都，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盖了一座草堂。5 年后，杜甫被 推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称“杜工部”），过了几年比较安 定的生活。永泰元年（765 年），推荐杜甫的严武去世后，杜甫不得不同家
　　
人乘舟东下，“漂泊西南”，在云安羁留半年后到夔州住了近两年。大历三 年（768 年），杜甫起程想北归洛阳，没有成行，在湖北、湖南一带辗转漂 泊。大历五年（770 年）冬，贫困交迫的诗人死在茫茫湘水上的一条破船中， 终年 59 岁。灵柩开始停在岳阳，诗人身后萧条，43 年后，遗体才得以归葬 偃师。从 759 年到 770 年 11 年间，贫困中的杜甫竟写了 1 千多首诗，他创造 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遭 田父泥饮》、《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都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品。
　　杜甫的诗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无论生活何等艰难，前途怎样险恶，他 总是“穷年优黎元，叹息肠内热”（《赵奉先咏怀》），“济时敢爱死，寂 寞壮心惊”（《岁暮》），真正做到了以后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 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诗人所留下的 1，400 余首诗篇，字字句句 渗透着爱国爱民的赤诚。
　　杜甫的个人命运同祖国的命运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热切地注视着时 局的发展变化，其诗涉及国家生活中的军事、外交、内政各方面。读杜诗， 如同欣赏一段段渗透了爱国激情的历史。如《春望》写下了国家危难时诗人 的悲愤：“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新婚别》中不仅写战争给百姓带 来的灾难，同时写了新娘子鼓励丈夫杀敌报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杜甫支持平息安史之乱、阻止外族入侵的正义战争，歌颂广大人民不惜自我 牺牲、保家卫国的精神，可见杜甫由反战到主战态度的转变完全是由国家人 民利益出发的。他痛述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一旦大乱初定，诗人便 欣喜若狂，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 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热爱国家也使杜甫极端憎恨祸国殃民的各种贪官污吏、权臣军阀。他一
生经历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正是唐帝国由兴盛转入衰颓时代，目睹 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和百姓的颠沛流离，愤恨之中写下《兵车行》、《丽 人行》、“三史”、“三别”等许多揭露黑暗的作品。《丽人行》中，杜甫 用极深刻的讽刺口吻描写杨国忠兄妹的奢侈荒淫，表达出他对权贵的憎恶。
《兵车行》则是他对向外侵略、加重人民负担的封建王朝的抗议。在《赴奉
先咏怀》这首不朽的长诗中，他用鲜明的对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有力地揭露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高度的爱国精神，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 一大特色。
人民，是杜甫诗歌中一个永恒的主题。杜诗不仅广泛反映了人民痛苦，
如“三吏”、“三别”、《征夫》、《兵车行》、《岁晏行》等等；而且替 百姓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和愿望：“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洗 兵马》）、“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他赞美劳 动人民勤劳勇敢，如《负薪行》、《最能行》、《遭田父泥饮》等。住在成 都草堂，茅屋被吹破又遭大雨时，他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从自己的 痛苦联想到天下没有茅屋住的贫苦人民，表现了他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他 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已经不再是推己及人， 而是更高一层，“宁苦身以利人”，这是一种何等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古 来有多少人能真正达到这种境界！
杜甫诗歌同样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