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行“法制”，确保变法的顺利进行，进一步巩固变法成果，李悝 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司法镇压方面的经验，制定和颁布了《法经》。 这是我国古代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
　　《法经》编制的指导思想和篇目的设置是“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 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应为囚）《捕》二 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 其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
（《晋书·刑法志》）”
　　《法经》现存六篇：“盗”、“贼”、“囚”、“捕”、“杂”、“具” 六法可见这是一部以刑法为主体的，旨在维护统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和等 级制度的封建法典，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暴力工具。但《法经》保留了大 量的奴隶制残余，是我国封建法律初级阶级的产物。《法经》以言辞论罪， 从现在史料上看尚属首次。这在当时是为了变法的需要和加强思想上的统 一，表明我国封建法网的渐趋严密化。但它在历史上产生很坏影响。从秦朝 “焚书坑儒”，到清代“文字狱”，封建统治者无不从思想上对人民、知识 分子加强控制，造成长期的思想、文化禁锢。这是其不容否认的消极作用。
《法经》集春秋末叶以来各国立法之大成，成为秦汉封建立法的楷模。 李俚在魏国大胆进行社会改革。他劝农桑、平物价、举贤能、行“法治”，
使魏国经济迅速发展，地主政权日趋巩固。一跃而成为战国初年的强国。


勇于改革的北魏皇帝


——元 宏


元宏，又名拓跋宏。鲜卑族，生于 467 年，卒于 499 年。 他是北魏著名的孝文帝，471—499 年在位。作为我们历史上一位以改革
著称的杰出皇帝，他的改革，对我国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融合及多民 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北魏是由鲜卑族的拓跋部建立的，拓跋部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北端东麓 一带，过着游牧生活。东汉时，部落南移，逐渐进入匈奴故地。西晋末年， 其首领曾建立了代国，376 年在前秦王苻坚的征服下，各部落离散，代国瓦 解。淝水之战后，拓跋乘前秦瓦解之际，于 386 年重建代国，同年改国号 为“魏”，史称“北魏”，后来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439 年北魏太武 帝统一了黄河流域，使长期纷斗不息的北方地区重新获得安定。
　　北魏统治前期，社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首先是民族矛盾，在北魏 军事性统治和掠夺上、氐、羌、匈奴等族都曾先后在各地纷起反抗；其次是 拓跋部向南迁移、征服的过程中，由于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其封建化日 益加深，而一部分贵族酋长为了保存他们已取得的利益，竭力反对北魏的中
　　
央集权化，这就成为北魏继续发展的障碍；再次是北魏政权向人民征取的赋 役十分苛重，以致“民不垦殖，田亩多荒”，“闾里空虚、民多流散”，显 然影响着北魏封建统治的稳定。正是在这种形势下，471 年孝文帝拓跋宏继 承了皇位，早年，政事由其祖母太皇太后冯氏主持。为巩固统治，解决社会 矛盾，他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相继颁行均田令、新租调制和三长制。这 是中国历史上有代表性的、由君王发起和亲自主持的一次改革。
实行俸禄制度以整顿吏治 孝文帝以前，北魏官吏都不给俸禄，一切给养开支，均由有关部门自筹
应办，官府没有征敛常法，轻重多少全由长官自定，这实际上是放纵官吏贪 污和掠夺，造成吏治腐败和人民痛苦。为了克服这个弊病，整顿吏治，缓和 阶级矛盾，在汉族地主的建议下，孝文帝于 484 年颁布了官吏按品给俸的制 度，规定在民户常赋之外，每户增收帛 3 匹、粟 2 石 9 斗，充作官吏俸禄之 用。与此相适应，又制订了官吏贪污犯赃满帛 1 匹者处死的法令，对胆敢以 身试法的官吏加以严惩，从而限制了官吏的贪污和掠夺。使北魏的吏治有所 澄清。
实行均田制、三长制以增加政府收入和加强对地方的管理。 北魏前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一些北方大族为了自保，常自建
坞堡，纠集乡部，招纳和荫庇大量民户，一些生计无着落的农民，只得隶属 于这些强宗豪强之下，成为部曲、奴婢。他们平时生产，战时集合作战。这 种情况大大不利于政府对地方的管理和国家的赋税收入，因为一方面使民间 普遍地形成了 30 家或 50 家为 1 户，甚至“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大族形 态；另一方面，使广大的贫苦人民脱离了政府的户籍，皆无官役，这必然使 政府的收入减少（因为北魏征税是按户征收的）。针对上述情况，孝文帝先 后于 485 年、486 年颁布了均田制和三长制。
　　均田制规定，把政府直接控制的土地（基本上是无主荒地）分配给农民， 其标准是：每个年在 15 岁以上的男子给耕地 40 亩，女子 20 亩（休耕的加倍）。 这部分耕地叫露田，不准买卖，年老或死亡时交还国家，由政府分配给新进 的丁口；产蚕桑的地方，每个男人另给桑田 20 调，规定种桑、枣，该部分土 地死后不交还国家；产麻的地方，每年男子给地 10 亩，女子 5 亩，“麻田” 同“露田”一样要交还国家。与此相适应，政府规定了受田农民对封建国家 的负担，受田的农民（一夫一妻）要向国家纳租粟 2 石，纳帛（或布）1 匹， 此外还得服摇役、兵役。另外，为了照顾地主阶级的利益，均田制还规定， 地主拥有奴隶和耕牛也可以受田。奴婢受田与“良人”（农民）相同，耕牛 每头受田 30 亩（限在 4 头之内）。官员们按品位的高低也给予一定数量的田 地，作为在职时的生活费用（官员所受的田地，不得买卖或转让，只能在离 职时转交给下任）。通过这些规定不难看出，孝文帝实行的均田制的实质是 在不触动地主阶级基本利益的前提下，把更多的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 把他们由强宗豪族的部曲变成了封建国家的佃户，以保证封建国家的租调收
　　
入和力役的征收。但均田制的推行在当时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首先，农民 有一定数量的可耕土地，租调相对固定和减轻，农民的生产条件有所改善。 这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均田制实行以后，北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比较 稳定，开垦荒地增多，使西晋末年以来被战乱破坏的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 展起来；其次，许多少数民族人民也成为均田户，对巩固他们的定居的农业 生活和进一步封建化起了积极作用。
　　随着均田令的颁布，孝文帝对全国户籍的整顿工作也加强了。他根据汉 族地主李冲的建议，于 486 年颁布实行三长制的法令，规定在乡间设立基层 组织，5 家为邻，立一领长；5 邻为里，立一里长；5 里为党，立一党长。邻、 里、党三长逐级统辖，其职责是检查户口有无隐漏不实，协助政府贯彻均田 令和征取税徭役。三长制确立后，使北魏的基层统治机构完备起来，加强了 政府对人民的控制，有利于国家的管理、中央集权的加强。
迁都洛阳以加强同汉族大地主的联合 北魏自定都城以后，经过近百年的时间，随着形势的变化，平城作为都
城已越来越不适应。就经济方面来说，平城土地贫瘠且交通不便，在人口日 益增加的情况下粮食常发生困难；就军事方面来说，平城地处边境，时常受 北方柔然族的威胁，统治黄河流域南部又显得有点鞭长难及；政治上，由于 各族人民不断地反抗，北魏统治者迫切要求同汉族大地主进一步合作。因此， 他们需要进一步消除民族界线，实行汉化政策。但在鲜卑贵族集中的平城， 推行汉化政策的阻力是很大的。基于这些原因，孝文帝决定将都城迁中原洛 阳。439 年，孝文帝以南伐的名义，率 20 万大军南下，行至洛阳后，他假装 继续南下，群臣跪在马前劝阻。他利用群臣不愿南伐的心理，宣布定都洛阳， 次年正式迁都洛阳。迁都后大大有利于同汉族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从而为 进一步实行汉化政策奠定了基础。
实行汉化政策以加速鲜卑族封建化的过程 北魏前期，拓跋贵族较多地保存着鲜卑族的旧俗，这对于加强中原地区
的统治、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消除鲜卑族和汉族的民族隔阂是不利的。因 此，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颁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一）改官制。迁都后， 依照魏晋南朝的制度，将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推广到鲜卑贵族中。（二）禁 胡服、断北语。迁都的同一年，孝文帝下令一律改穿汉服，以汉语为唯一通 行语言。（三）改姓氏。497 年孝文帝下令把鲜卑族的复姓改为汉姓，如拓 跋氏改称元氏，独孤氏改称刘氏，步六孤改称陆氏等等，同时，现定随迁洛 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河南洛阳为原籍。另外，孝文帝还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 鼓励他们与汉人互婚。为此，孝文帝还亲自给宗室取汉女，在朝廷下赐群臣 以汉人“冠服，并现定做官的如违犯法令要受到降爵黜官的处罚。
　　上述汉化政策的推行，不仅加速了鲜卑族同汉族的融合，而且加速了北 方各族共同封建化的进程，促进厂各族的大融合，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 发展。
　　
　　同历史上其他改革一样，孝文帝改革同样也遭到保守势 JJ 的反对和抵 制。但孝文帝并未因此而动摇，对反对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如：496 年 太子元恂在保守势力的纵恿下企图逃回平城发动叛乱，孝文帝发觉后，对太 子处以死刑。同年冬，镇北大将元思誉等在平城发动兵变被平服，从而保证 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孝文帝元宏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放乔本民族的旧俗，冲破层层障碍， 毅然进行改革，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一位 杰出的政治家。


忧国忧民 矢志革新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是我国中唐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生于 773 年， 卒于 819 年。祖籍河东（今山西运城解州镇），故人们也称其为柳河东。晚 年他被贬谪在柳州，又死在柳州，所以人们也叫他柳柳州。
　　柳宗元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但他一生的主要政治 活动，是在贞元、元和时期。这一时期，唐代社会经过“安史之乱”兵革的 摧残，唐朝由所谓的“盛世”，已走向衰落，灾荒、战乱时期。统治阶级为 维护其腐败的政权，对劳动人民进行更加残酷的掠增和压迫，使阶级矛盾进 一步尖锐柳宗元于德宗贞元九年举进士，十四年中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 贞元十七年（801 年）调任兰田县尉。两年后，被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 这个官职，具有监察一般官僚的权柄，而且可以监督各路军队，到地方检查 工作。并且民事、军事、财政，都有权过问。从职权来看，并不小于御史， 这也为他后来参加永贞革新创造了政治条件。
　　中唐以来，朝政腐败，人民处境更加痛苦，阶级矛盾激化。“安史之乱” 以后，宦官专权日甚。从唐玄宗重用高力士起，宦官权力渐增，他们把兵权 牢牢抓在自己手中，特别是掌握了京城卫戍部队——禁军的兵权，飞扬跋扈， 废立皇帝，任免大臣，而且天下诸道节度使处都派宦官担任监军使。这些人 不懂兵法，不会作战用兵。再者，宦官和一般的官僚地主一样，侵夺土地， 霸占民田。
　　此外，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党派争斗愈演愈烈。思想领域，佛教神学泛滥。 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部分忧国忧民的进步人士，如王叔文企图通过 革新活动，兴利除弊。柳宗元也参与了当时的永贞革新活动。
柳宗元任监察御史里行期间和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结下友谊。王叔文为 东宫太子李诵侍读，政治上具有一定的革新思想。而太子李诵也确实深感当 时宦官的权柄太大，因而对王叔文等人的政见非常赏识。柳宗元、刘禹锡等 人与王叔文、王 等政见相同，并且逐渐形成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
　　
势力。他们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裂，反对藩镇割据，反对 宦官专横和大士族大官僚的俸禄特权。永贞元年（805 年），德宗去世，顺 宗李诵继位，王叔文、柳宗元等趁机进行改革。这时王叔文、王提升为翰 林学士，王叔文兼盐铁副使。以韦执谊为宰相。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刘禹 锡为屯田员外郎，共计划革新事宜。
　　永贞革新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中央集权，抑制藩镇割据势力。二是打 击宦官势力。罢去掠夺、侵扰人民的宫市和王坊小使，结果“人情大悦”。 又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十几人俸钱。这些都是抑制宦官势 力措施。更主要的是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兵权，这是提高封建中央权力，打 击宦官专横的关键。可惜夺取兵权的计划失败了。三是明赏罚，执行“任人 唯贤”路线。处置了一批专横残暴，腐朽守旧的官僚。老百姓听到后很高兴， “市里欢呼。”四为停止苛征，缓和剥削。规定两税正税外，“不得擅有诸 色榷税；赏贡外，不得别进物钱”。于是，将“羡余”、“月进”、“进奉” 等一概免去，并免除百姓积欠的课税租赋。此外，还放出宫女 3 百，教坊女
乐 6 百人还家，停止了一些不急不务。 永贞革新的这些措施。打击了当时的藩镇割据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
复古的封建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但是大士族大官僚和割据势力，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他们拥立太子李
纯为帝，幽禁顺宗。革新派的人都被贬、被杀。王叔文被贬后不久又被杀害。 王死于贬所。柳宗元、刘禹锡、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 均被贬为边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这次革新运动在激烈的斗争 中失败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先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后又 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在被贬的生活环境里，虽然精神苦闷，但并 没有动摇他的政治理想，他不止一次地宣称：“道苟直，虽死不可乱也。”
（《与韩愈论史官》书）“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 久寿书》）他深刻观察社会现实，从事创作。无论是充满唯物主义思想的政 治哲学论文，还是“褒贬讽谕”之说的散文；深刻雄辩的议论文；精严生动 的传记文；警策隽永的寓言；情景交融的游记等，无不立足于宣传进步思想， 揭露政治黑暗，反映人民的疾苦。在哲学上，他认为世界万物由“元气”产 生，“东西南北，其极无方”（《天对》）。否认在“元气”之上还有最高 主宰（神）。“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主张天人不相预。在 社会历史观上，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发展，“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封 建论》）。在《送薛存义序》一文中，提出了“官为民役”的观点。在《封 建论》中，柳宗元把总结历史经济和现实的思想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通 过揭露分封制的种种弊端，借以猛烈抨击腐朽跨扈的藩镇割据势力，表现了 鲜明的战斗性。《捕蛇者说》用对话的叙述方式，深刻地揭露了重赋比毒蛇 更毒，苛政猛于虎的主题，描绘了一幅横征暴敛下的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 现实悲惨图画，既揭露了中唐时期政治的腐败，又体现了柳宗元忧国忧国的

悲愤心情，深切希望好皇帝和清明官吏能改革弊政恩泽人民。 柳宗元从永贞元年（805 年）被贬，到元和十四年（819 年）整整 14 个
年头。长期的贬谪生活，精神上物质上阶段的磨难，使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 坏。元和十四年（819 年）十月五日含冤长逝，年仅 47 岁。生活在封建社会 中的柳宗元，尽管他的思想和行动都带有那个社会的印记，但在我国的思想 史和文学史上，却永远闪耀着光辉。


叱咤风云的改革家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因封荆国公，故又称王荆公。 生于 1021 年，卒于 1086 年，江西临川人。出身中小地主家庭，父亲王益是 个历任多年州县行政职务的下级官吏，社会地位不太高。仁宗庆历二年（1042 年），王安石中进士，先后做过州县官吏。神州熙宁年间（1068—1077 年） 两次为宰相，推行新法，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由于王安石长期担任地方官，因而比较了解各地的风俗、人情、政治经 济状况，人民的生活等情况。早在做地方官时他就开始了社会改革的尝试。 庆历七年（1047 年），他风尘仆仆，来到东海之滨的鄞县（今浙江宁波）充 任知县，他目睹这里的百姓穷困状况后，立即考察农田水利和生产受到破坏 的情况，组织和带领县吏参加生产和水利情况的考察队，摸清情况后立即动 员百姓兴修水利。考虑到当地渔民春汛出海捕鱼而青黄不接的困难，王安石 还低息贷谷于民，解决了渔民春荒的困难。3 年的治鄞，使生产与生活的面 貌有所改观，也使王安石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声望。这是他推行社会改革的第 一步尝试。嘉二年（1057 年）王安石任常州知州，到任后，他又锐意改革。 说服富绅出钱集资，开挖运河，兴修水利。
　　嘉五年（1060 年），王安石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这是个掌管财政 预决算收支的要缺。他要在国家政治中心来施展推行变法的政治抱负。是年 五月，王安石万言上书，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北宋当时的内外形 势、朝廷时弊等问题作了相当深刻的论析，并提出了改革的方向和任务，是 熙宁变法的前导。然而，“万言书”对于年老而又生性懦弱的仁宗，已是心 有余而力不足了，他没有能力支持继范仲淹改革之后的又一场新的变法运
动。
　　治平四年（1067 年），英宗逝世，20 岁的神宗继位。他在做太子时就已 读过王安石的“万言书”等政论文章，对王安石的见解非常赞赏。熙宁元年
（1068 年），王安石被授以翰林学士称号，应诏见皇帝对策。这次谈话深深 打动了居安不思危的神宗，坚定了这位年轻皇帝改革的信念。事后王安石上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深刻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内外矛盾、社会弊端

等问题，切中了要害。宋神宗感到要想挽救北宋统治的危机，依靠因循守旧 的元老重臣是不行了。于是，熙宁二年（1069 年）便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
（即副相），兼新建立的制定与实施新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副主管，开始 了一场新的社会改革。王安石认为“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理财无方。 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抑兼并”，“发富室之藏”，“损有余以补不足”，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也就是用限制豪族大地主某些利益的办法， 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从而发展生产，实现变法“富国强兵”的总方针、总 目标。从熙宁二年（1069 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新法，主要有以下 几种：
　　熙宁二年（1069 年），颁布均输法。宋政府在淮浙江湖等六路设发运使， 征购这一带的物质供应京城。过去征收这些物质，不论各地收成好坏，不能 变动。投机商人控制市场，从中牟取暴利，盘剥人民。均输法则要求发运使 根据“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在物价较低、路程较近的地区采购京 城需用的物质。均输法主要是控制豪商富室对物质和特价的垄断、操纵。新 法实施的结果，京城的物质供应和东南地区的生产情况有了较好的配合，百 姓的负担也有所减轻。
　　熙宁二年（1069 年）九月，王安石制订并颁布了青苗法。在每年的阴历 正月和五、六月，由各州县官府根据户等高低贷钱给农户，随夏秋二税归还。 推行青苗法的目的，是使农民从私人高利贷的束缚下摆脱出来，解决农民青 黄不接时的困难。这是王安石抑兼并的一种手段。
　　熙宁二年门（1069 年）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兴修水利、清 查荒地，制定治理河道规划。凡水利工程均由当地民户按户等出钱出工筹办， 不足部分，国家给以青苗贷款。新法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各地兴建了水 利工程 1 万多处，灌溉田地 3600 多万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熙宁三年（1070 年）十二月，颁布免役法。各州县每年计算用于募役的 钱数并按五等户别摊派到原来服役的民户。原不服差役的官户、女户、单丁 户、寺观户也一律减半出助役钱。免役法把过去的职役改为由政府募役。新 法的执行，使封建国家非但保证了役的征调，同时还增加了“助役钱”的收 入。
　　熙宁五年（1072 年）三月，王安石颁布了市易法。建立统辖全国的都市 易司，地方分设市易司、务，朝廷拨钱为本钱，供收购货物和商贩贷款之用。 当市场上某种物质供过于求时，即由市易司、务收购起来；当某种物质供不 应求时，即将该货贷与商贩运往各地出售。这样就防止了豪商的囤积居奇， 牟取暴利。
　　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颁布方田均税法。以四边各 1 千步为一方，对 耕种的土地进行丈量，而后根据土地的多少和土地等级规定各户不同的税 额。推行方田均税法，旨在限制兼并和改善小农之处境，使田多税少的富豪 地主不能隐匿逃税，田少地差的农民减轻了负担。
　　
　　王安石很鲜明地是从小地主立场来反对豪族大地主集团的，是从巩固封 建统治这一前提出发进行变法的。但是，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使豪强地主兼 并土地和高利贷的盘剥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这在客观上使农民的负担有所 减轻，自耕农从事生产的条件有所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 展，这种对历史的进步作用是应当肯定的。
　　正因为新法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某些利益，因而在新法推 行的过程中，遭到了保守派旧官僚的激烈反对。顽固保守派的代表司马光说： “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大官僚文彦博也说“祖宗 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他们用儒家的正统观点极力攻击新法。 对保守派的攻击，王安石没有畏惧，而是坚决进行反驳。他提出“天变 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认为“天道尚变”，人亦应“顺天而 效之”，因势变法。为了推进变法，同豪族土大地主集团的保守思想进行斗 争，他提出“新学”作为他的新法的理论根据。他在斗争中没有动摇，仍坚
持变法，决心革新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积习。 保守派见攻击新法不能得逞，便造谣中伤，攻击陷害王安石本人。司马
光攻击王安石“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人之心”。谏官吕诲骂王安石“大奸似 忠，大佞似信”。参知政事唐介攻击王安石“必扰天下。”熙宁七年（1074 年）春，河北等地旱情严重，加上豪绅地主的剥削，灾民食不果腹，流离失 所。保守派把破产的灾民画成《流民图》，送给神宗看，说这是新法造成的， 是新法招致天怒人怨。在朝内外保守派的攻击之下，宋神宗也怀疑起新法来， 对王安石也渐渐不信任了。熙宁七年（1074 年）四月，神宗于呈下求言诏， 司马光乃上书罢新法，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只好辞去宰相职务，到地方上 去当官，虽 然次年二月神宗下诏复相，但王安石已无能力将变法推行下去了。 由于君臣疑怨日深，不久第二次被罢相。王安石离任后，司马光等保守 派又掌握了政权。元丰八年（1085 年）神宗死后，新法被全部废除，次年四
月这位北宋著名的改革家、政治家、文学家与世长辞。
（崔衍东 杨贵杰 郭克俭 马学灵）

四、富国强兵 社稷为重


　　富国才能安民，强兵方能保国，故古人云“治国者，以富国强兵也。” “富国强兵”是古代许多爱国名人的共识，也是他们毕生所追求的理想。


运筹自如 称为武库


——杜 预


　　西晋时期，曾出现过一位名叫杜预的著名军事家，由于他博学多才、精 通典籍，长于谋略、通晓兵法，无论治国理财、指挥作战，还是修订历法、 阐释律令，都多有建树，因此，时人誉之为“杜武库”。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生于公元 222 年，卒
于 284 年。杜预出身世宦之家，名门望族。曹魏时曾任参相府军事，西晋时 任度支尚书、司隶校尉等职，因其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才华出众，官至镇南 大将军，为西晋政权的稳固及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杜预外表平常、相貌一般，作为将帅，却不善骑射，自谓“武非其功”
（《晋书·杜预传》，下同）。因而他不属于冲锋陷阵一类的骁勇猛帅，而 是以运筹帷幄、料敌制胜而闻名于世。故每议军国大事，他都能在其他将帅 之先。史载：“凡所兴造，必考度有终，鲜有败事。”
　　泰始六年（公元 270 年），晋武帝司马炎任命杜预为安西军司、秦州刺 史，协助安西将军石鉴出兵陇古（今甘肃、青海部分地区），退敌安边。当 时，鲜卑族首领拓跋树机能乘着草肥马壮屡犯边境、骚扰边民。石鉴兵至塞 外，急欲进攻。杜预审时度势，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认为晋军孤军深入， 军粮匮乏，而且是远道而来，兵疲马乏，如若仓猝出兵，必败于“乘胜马肥” 的敌人之手。于是急忙上书石鉴，陈述了自己“五不可、四不须”的意见， 主张“待机出兵”，反对立即开战。石鉴因与杜预有隔阂，便想乘机报复， 于是一边上奏皇帝说杜预贪生怕死、贻误战机，一边出兵进攻，结果大败。 “陇右之事，率如预策”。后来又有匈奴右贤王刘猛举兵作乱，杜预立即上 书晋武帝陈述平叛方略，主张“立田籍，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不须劳 师远征。晋武帝采用杜预之策，果然烽火平息，边民安居乐业。
　　咸宁四年（公元 278 年），杜预继羊枯任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大将军， 策划灭吴方略。杜预上任后，出镇襄阳，“缮甲兵，耀威武，乃简精锐”。 当时孙吴以张政为西陵督，杜预桃选精兵奇袭吴军，大获全胜。张政亦为名 将，据要险之地，认为自己在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偷袭，难以启齿上报，便不 以所丧之实奏于吴帝孙皓。杜预认为这是一个离间吴国君臣关系的好机会， 便将俘获的吴军将士悉数送还吴国，还给孙皓写了一封信。孙皓一见，果然 大怒，立即撤换张政，削弱了吴军的守备力量，为晋军突破吴西线防御创造
　　
了良机。 咸宁五年，东吴边防松弛、内政腐败，而晋军兵精气盛，大举征伐，统
一国家的时机已经成熟。杜预三次上书晋武帝，促其早日伐吴，以免贻误战 机。是年冬，在杜预的再三敦促下，晋武帝终于下令代吴。杜预在指挥灭吴 战争中，不仅善于根据天时、地利及敌我双方的形势，捕捉克敌制胜的战机； 而且在作战用兵上，极其重视运用计谋，出奇制胜。当时，晋国发兵 20 万， 分六路向东吴发动全面进攻。杜预亲率一路自襄阳南下江陵（今湖北江陵）。 针对吴国大将各自为守的状况，杜预采用攻敌要害的作战方针，先陈兵江陵 城下、围而不攻，以断绝上游吴军的退路和下游吴军的西进，动摇其整个西 部防御。在攻打江陵的战法上，杜预又灵活地先以轻兵奇袭江陵上游的乐乡
（今湖北松滋东北）生擒乐乡守将孙歆，拔除江陵的犄角，然后挥军猛攻江 陵，斩守将都督伍延，一举攻克江陵。这时上游晋军王得以东进，击杀吴 水军都督陆景，吴军失去西线统帅，整个荆州地区的防线完全崩溃。一时间， 沅江、湘江以南，直至交、广（今越南北部及广西、广东）各州郡都望风归
降。
　　平定长江上游后，晋军中有人提出，东吴已建国百年，根基较深、不宜 拔除，时值春天发水多病季节，应罢兵休战，待来年征讨为宜。杜预从军事 全面出发，认为“缓兵势必功亏一篑”，指出“我兵威已振，尤如破竹，数 节以后，其余皆可迎刃而解”，力主趁势直下江东。在作战指挥上，杜预根 据吴国失守荆州后，孙皓重点对付北面陆上作战，而建业（今江苏南京）水 面防御空虚的情况，命王顺流直取吴都。咸宁六年（公元 280 年）三月王
　率军进抵牛渚（今安徽当涂西北），一时兵甲满江、威势很大。孙皓临时 拼凑 2 万人抵抗，未及出战就已溃散了。王水师浩浩荡荡进至建业，孙皓 被迫出城请降，吴国灭亡，晋实现了统一大业。
杜预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家和学者。 杜预为官不久，曾和车骑将军等人一起制定律令。他认为制定法律法令，
是告诉人们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因此，文字应简捷明了，案例应寻 常所见。为使律令的内容容易被一般人了解和掌握，他又为之详细注解。完 成后深受皇上嘉许，随即颂诏天下。
　　泰始年间，杜预受诏为黜陟使，负责考核升降官吏。他根据自己为官多 年的体会，建议实行官吏考核选拔制，即由国家任命考核官，各考所统官吏， 官吏为官一年，优者为上第，劣者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6 年过后， “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这种考核政绩、选拔官吏的 制度，对于清明国家政治，加强行政管理具有积极意义。
　　孟津（今河南孟津）一带河水湍急，而历代皆以摆渡行人运货，常有覆 没之虞。杜预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这一建议刚提出，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有人说，孟津地属殷周右都，历代圣贤不做的事，现在怎么能做呢？杜预反 驳说，造舟为梁，乃为民造福之事。遂执意建桥。
　　
　　咸宁四年秋，连日暴雨成灾，蝗虫蜂起，庄稼深受其害，难民四处逃散 就食。杜预多次上疏备陈农要，就灾民生活、治灾措施、恢复生产等作了安 排。此外，他还就边地形势，提出了排新田、兴平仓，定谷价，较盐运，制 课调等内以得国外以救边者凡 50 余条，皆为皇帝所采纳。
　　咸宁六年灭吴后，杜预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于是勤于讲武，修立 泮宫（讲武学 9 堂），在江汉、沿海一带置军屯营，分据要害之地，以固维 持之势。又修筑水利设施，溉田万顷。南方荆蛮之地古无通途，杜预便开扬 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筑通一条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的水上 通道。南方有首民谣说：“所世无叛由桂翁，孰识智名与勇功。”
　　杜预为人接交待物，恭而有礼；问无所隐，诲人不倦。敏于行而慎于言。 晚年从不居功自傲，而是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 谱策，为之《释例》，备成一家之学。当时人王济善相马、又爱马；和峤喜 聚敛，杜预便戏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晋武帝听了，对杜预说：“卿 有何癖？”回答：“臣有《左传》癖。”《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一部历代 学者推崇的学术著作，一直流传至今。


匡扶社稷 详练物务


——李吉甫


　　唐代中期，曾有一位使国家“戎备完辑”、藩镇惮威、百姓称颂的宰相， 他就是“匡扶社稷，详练物务”（《旧唐书·李吉甫传》）的李吉甫。
李吉甫，字弘宪，唐赵郡赞皇县（今河北赞皇县）人，生于 758 年，卒
于 814 年。李吉甫好学能文，知识渊博， 27 岁为太常博士，后久任外官， 曾任忠州、彬州和饶州刺史。宪宗元和二年入为宰相，三年九月出为淮南节 度使，六年正月再入为相。李吉甫为政多年，两度入相，在唐代历史上是个 很有影响的人物。
　　爱怜百姓，匡扶社稷。李吉甫在做外官期间，曾滞留江淮十余年，详备 民间疾苦，因而把百姓得失、社稷安危摆在国家决策的重要位置。早在淮南 节度使任上，他发现属地水利失修、旱涝为害，便组织当地民工在高邮（今 江苏高邮）筑富人、固本塘，可灌溉田地上万顷；又根据一些漕渠不能蓄水 的情况，筑平津堰以“防不足，泄有余”，江淮百姓深受其惠。有一年江淮 遇大旱，浙东、浙西尤甚，田畴荒废、民生难继，但是一些地方官却不为上 报，使得民不得恤、饿殍遍野。李吉甫得知后，立即上书皇帝，及时遣使分 道赈贷，方解灾民燃眉之急。
　　元和六年，李吉甫再度入相，他认为国家贫弱、百姓日困的原因，一是 官吏不精、流品庞杂，“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税”；二是商贩、佛寺，杂 人科役者人数多；再加上常备军 80 万人，使得“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
　　
待衣食之七、八。”遂向宪宗建议应裁减政府官吏，平制不纳税的佛寺发展。 他说，汉初置郡不过 60，而今列州 300，县 14OO，以邑设州，以乡分县，官 吏哪有不增之理。在李吉甫的主持之下，前后减省了冗官 800 名，吏 1400 名；并收回长安周围佛寺祠田入官，接济贫下无生的百姓。
　　元和七年，京兆尹元义方奏请为“稚年夭枉”的永昌公主盖祠堂。这种 事前朝有例，德宗时曾经为义阳、义章两公主修建过祠堂 120 间，费钱数万。 宪宗于是同意以旧制一半的费用修建永昌公主祠堂。李吉甫听说后，认为这 件事既不合古礼又浪费钱财，力谏宪宗收回成命。他对宪宗说，小公主去世， 皇上当然是很悲痛的；但皇上以减旧制之半费用修建祠堂之事臣以为不可。 因为祠堂之设，礼典无文；德宗皇帝的做法，当时人议论就很多。过去汉章 帝时，打算为光武帝、明帝陵墓各起邑屋，东平王刘苍上疏反对。东平王是 光武帝刘秀的爱子、明帝刘庄的弟弟，贤王之心哪里能惜费于父兄呢？人君 当然要慎重从事。宪宗一听，恍然大悟，随即说，我以为只是费点钱财，所 以只考虑酌减一些用费。阅览爱卿所陈，方知无据。并决定收回成命。同时 要求李吉甫以后遇到此类事，但“勤匡正，无谓朕不能行也。”
　　力削藩镇，以保社稷。宪宗嗣位时，征拜李吉甫为考功郎中，旋召入翰 林学士，转中书舍人。时藩镇割据已从“尾大不掉”发展至公开与中央政府 作对、甚至叛乱滋事的地步。因此，如何对付藩镇，能否有效地抑制藩镇势 力，成为宪宗面临的首要问题。不久。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叛乱，李吉甫坚决 支持宪宗武力诛讨，并积极参与策划讨平之计。根据刘辟兵力部署情况，李 吉甫密请广征江淮之师，由三陕路入川，以分刘辟之兵力，继而一举讨平。 史称“刘辟平，吉甫谋居多。”
　　元和二年李吉甫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职），又策划讨 平镇海节度使李琦叛乱。当时，如何对待李琦叛乱，意见不一，为李琦游说 的人也很多，宪宗一时拿不定主意。李吉甫说，李琦不过是个庸才，他手下 的人多是亡命群盗，没有什么斗志，讨之必克，终于使得“帝意决”。后果 果如其言，李琦为部将所杀，叛乱之军全部归降朝廷。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 据是个心腹大患，尤其德宗后帝姑息优容藩镇，助长了骄兵悍将的气势，有 的藩镇终身不易地方，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俨然是个“独立王国”。李吉 甫为相 1 年多，便采取措施改换了 36 个藩镇，大大削弱了藩镇势力。元和六 年再任宰相对，又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听命朝廷，由于田弘正忠诚朝廷，“魏 人乐卿（田弘正）之政，四领畏卿（田弘正）之威”。宪宗皇帝很高兴，称 田弘正为“朕之长城。”
　　著录图表，造福社稷。李吉甫为官期间，感于秦楚之际汉高祖攻下咸阳 后，将军们争趣府库、掠夺败物，只有萧何收取秦丞相御史图籍，因而得出 山川关隘险要、户口物资虚实，终于佐汉胜楚、取得天下。认为“成当今之 务，树将来之务，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而“审户口之半耗，辨州域之 疆理”，又为编撰地志的主要内容。因此，他以贞观十三年（公元 639 年）
　　
大簿规划的十道为纲领，配合当时的 47 镇，每镇一图一志，分镇记载府、州 与属县的等级，户、乡的数目，四至八至的方里，开元、元和的贡赋以及沿 革，山川、盐铁、垦田、军事设施，兵马配备等项，凡 42 卷，其中图和志
40 卷，目录两卷。图的部分在北守时佚失，现虽仍称《元和郡县图志》乃习 惯称呼。
　　《元和郡县图志》的体例，和初唐李泰《括地志》相同，是正史地理志 的补充，为后来的《太平寰字记》等书开创了先例。李吉甫反对以往重古略 今，传疑失实的地理书，着重于“兵饷山川，攻守利害”方面。这种适用的 见解，使《图志》不仅成为唐代一本风格独特的地理名著，也是我国现存最 早又较完整的地方总志。
　　此外，李吉甫还曾辑录两汉、魏晋、周隋故事，记成败得失为《六代纪 略》30 卷，著有《十道图》10 卷，《古今地名》3 卷，《删水经》10 卷，又 录当代户、赋、兵籍为《元和国计簿》10 卷，均为珍贵的历史、地理著作， 惜散佚未传后世。


举废饬驰 肩劳任怨


——张居正


　　明代中叶以后，官僚机构臃肿，吏治腐败，财政收入窘乏，边备废驰。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也日益尖锐，形成全面危 机。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明王朝的政治已是风雨飘摇，这时候，出现了一 些以天下为己任，“举废饬弛，肩劳任怨”的封建士大夫官僚，张居正就是 其中的一位代表。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生于 1525 年，卒于 1582 年。 张居正自幼聪明过人，15 岁考中秀才，26 岁中进士，46 岁进入内阁，48 岁
到 58 岁任内阁首辅（宰相）。他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爱国者；也是一位坚 定的改革家。针对万历年间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端，他从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明中晚期出现了少有的太平岁月。
　　整顿吏治，改革腐朽政治。张居正认为，嘉靖、隆庆年间政局混乱，其 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十多万官僚或“虚声窃誉”、或“巧宦取容”、或“爱 恶交攻”。他还认为，造成明中叶以后农民起义的原因是明王朝统治腐朽， 所谓“吏不恤民，驱民为盗”。指出，天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 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法制不行，是因为“人不力”的缘故。 为此，张居正整顿吏治，于万历元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办法很简单： 朝廷各衙门分置三本簿籍，一本登记一切公文及计划，留底以备查处；一本 交中央六部的监察机关六科备案，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如未实行，则须申 明理由具奏候旨；一本呈送内阁以备随时考核。在用人上，张居正主张“观
　　
名察实”，认为“天下事岂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济者哉！”有名无实的“名士”， 也应当作“芝兰当路，不得不除。”通过考成法，即根据“功实”，任用官 吏，裁汰了一批“腐儒不达时变”的官僚，为改革计划的实行提供了组织上 的保证。
　　清丈全国土地，推行一条鞭法。在推行考成法后，国家财政开始好转， 所以张居正说：“考成一法，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但是，当 时的赋役制度不能适应封建商品经济渐趋活跃的新变化，因为疯狂兼并土地 的贵族大地主隐瞒土地，或倚仗官绅特权不向国家交纳赋税，把一切负担统 统压在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身上，造成了民不聊生的政治经济危机。对此，张 居正认为，只有使人民“足食”，才能做到“国富兵强”；只有改革赋税负 担，才能使人民“足食”。而要改革赋役负担，减轻民生疾苦，必须从清丈 土地开始。于是，他在万历六年（1578 年）下令对全国各种类型的土地进行 清丈。限 3 年完成。并规定凡是破坏清丈者，要“下诏切责”。清丈结果： 垦田亩数达 7 亿亩，较弘治十五年（1052 年）增加了 28000 万亩，说明把大 地主豪强隐漏的土地清查出来一部分。同时核实了贵族豪绅的税款，减轻了 农民的负担。故张居正说：“清丈之议，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 为不便。”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又实行赋税制度的改革，于万历九 年（1518 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赋役合并， “摊丁入亩”，“按亩征收”，“计亩征银”，按照土地实际占有情况向国 家交纳赋税。一条鞭法虽然不可能彻底执行，但因为它减轻了无地农民的负 担，简化了赋役名目和征收手续，使官吏不易与豪强地主通同作弊扰民，从 而缓和了阶级矛盾，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对于挽救社会危机起到了一定的 积极作用。
　　治理黄河，开发水利。明朝中叶以来，黄河不断决口，不但淹没了人民 的田土房屋，还冲淤运河，阻塞漕运。万历三年（1575 年），黄河、淮河相 继决口，水患严重、修治不力，张居正“不忍坐视民之失所”，决定治理黄 河，为国造福、为民解忧。他不是水利专家，缺乏治河的实际经验，便推荐 水利专家潘季驯总理河漕。潘季驯以科学推算为根据，一反传统方法，提出 “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由于张居正的支持，方案得以实施并 取得成功。于是被淹没的土地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农桑”；而 且畅通了运河，便利了漕运。既减少了人民由于水患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 也对当时国家的财政好转及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改善民族关系，巩固边防。明代最重要的边防是辽东、蓟门、宣化、大 同一带。明初，为了防止蒙古贵族的骚扰。在永乐以后，陆续完成了北方设 立辽东、大同等 9 个军事重镇。面临鞑靼（蒙古族的一支）贵族的骚扰，张 居正力主抵抗。隆庆年间，明政府调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等主持蓟辽防务。 蓟门是京师屏障，乃军事上的要冲，张居正任命戚继光为总兵官，守卫蓟州、 永平、山海关等处。戚继光“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
　　
理盐法”，并修缮长城，增筑空心敌台，全面加强了西北边防的防务。张居 正对戚继光等人的活动，给 以了很大的支持，凡“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 经过数年的努力，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明政府多次击退鞑靼贵族的进攻， 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万历二年（157 年）戚继光一举打败兀良哈朵颜部酋长 董狐狸的入掠并迫使其投降，“终戚继光在镇”，“不敢犯蓟门”。张居正 还积极采取与蒙古族加强联系的政策，接受鞑靼的臣服，开展互市，促进了 蒙汉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发展了生产。使 当时明北部数千里“无烽无惊”，“近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从此， 约有二、三十年间，北地无战事，从而有效地保卫了国防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整顿驿递，严肃学风。明代的交通邮政，主要依靠驿递制度，从北京到 各省干线设有许多驿站，驿站按规定供应出差官吏以马匹、船只及食宿开支， 而这一切负担均由沿线百姓负担。明初对驿递限制很严，非有军事大事，不 许驰驿。这样人民的负担相应轻些。但中晚明年，制度遭到破坏，无论什么 官吏，不管公差私事，都可随意驰驿，而且对驿站敲榨勒索、无所不为。为 整顿驿递，张居正于万历三年作出了严格规定：非公差或军务不许驰驿，即 使是官吏丁忧、起复、调任，也不许驰驿；出差官吏所需“轿杠车马”有一 定限制，超过现定一律“不许应付”；驿站只供应旅途生活必需的“廪粮蔬 菜”和“油烛柴炭”，如果另有科敛，一律追究治罪。为使政令畅通，张居 正以身作则：他儿子嗣修回江陵考试，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命仆人背寿 礼骑驴回乡祝贺；弟弟居敬病回江陵调理，保定巡抚发给驰驿介绍信，张居 正立即谢绝，并去信说自己“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这样做，既
维护了国家制度，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明代地方教育比较发达，府州县皆有学校，各有一定名额的廪膳生员，
这些生员由国家供给米粮鱼肉，一人入学，三人免役。到中晚明以后，增广 生员、附设生员等众多名目出现，生员大增，享受特权，不少人素质很差， 成为横行乡里、包揽词讼的恶霸。张居正认为，国家需要的是富有实干精神 的人才，而不是浮夸之徒。因此他要求认真选择主管学校的官吏，沙汰生员， 肃清学霸，这样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又为地方百姓除了害。
　　总之，张居正的改革在当时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史载改革十年期间， 明王朝的内忧外患基本平息，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太仓所储，足支八年”， 太仆寺积金达 4 百余万，真正做到了“富国强兵”。尽管张居正不是一个十 全十美的圣人，而且曾被皇帝在其死后削爵夺号。但他能顺应民心，锐意改 革，于国于民有利，因而受到了后人的称赞与肯定。作为一代名相，张居正 爱国为民、肩劳任怨、举废饬驰、造福社稷的功绩将永存。


富国必以本业 强国必以正兵


——徐光启



1983 年，上海市徐家汇附近的南丹公园易名为光启公园，公园里一座修
葺一新的墓地，掩映地青松翠竹、绿草繁花之间，墓地前面矗立的墓碑上， 由中国现代著名科学家苏步青手书的“明徐光启之墓”6 个大字显赫夺目。 这是上海市有关部门在徐光启逝世 350 周年之际，为纪念这位中国近代科学 的先驱者、爱国主义的科学家而作出的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徐家汇人。生于 1562 年，卒于 1633 年。 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热烈的爱国者，也是一位著名的清官。
　　作为一位科学家，徐光启给后人留下博大精深的宏篇巨著，诸如我国农 业科学“百科全书”的《农政全书》、贯通中西的大型历书《崇祯历书》、 首次介绍西方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以及许多军事、水利、文学等方面的 著作。这些都已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宝贵财富。其中，《农政全书》是徐光 启毕生的最主要代表作，也是我国古典农业科学史中最完备的一部农业科学 巨著。
　　徐光启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正值明朝统治日益腐败、政治黑暗、 灾荒频仍，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时期。为了拯救国家的贫弱、人民的困苦， 缓和阶级矛盾、抵御外族入侵，维护大明江山，徐光启提出必须继承和发扬 我国古代的“农本”思想。认为农业乃国家之本，“农者生财者也”，多次 上疏陈说“富国必以本业”的政见。他还把自己的号叫做“玄扈”。“玄扈” 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关的灰色雀类，古时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九 扈”。徐光启自称“玄扈先生”，意在重视农业生产，告诉人们在农业生产 活动，他发愤要编撰一本农业百科全书。《农政全书》就是他辛勤劳动的成
果。
　　《农政全书》脱稿于天启六年（1620 年），正式校刻于崇祯十二年（1639 年）。全书分为 12 目、60 卷，共 60 余万字。书中对我国悠久的农业传统如 水利、作物栽培、土壤改良以及田间管理技术等方面，都作了比较详细的总 结。尤其是提出了以积极的措施来防止自然灾害，结合合理施肥以改良土壤， 推广种植南方水稻、甘薯等高产作物以增加粮食产量。这部书在我国农业科 学的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徐光启对前人所著的农书资 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农政全书》中“杂采众家”，为祖国的农学保留 了极其珍贵的资料。为了写好《农政全书》，徐光启广泛涉猎资料，整天“目 不停览，手不停毫”。据统计，徐光启注明引用的书籍就达 225 种之多，还 有部分资料未注明征引来源。所引资料“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 之务”。在内容上，有实用技术也有理论总结；有时期上，有前代也有当代； 在篇幅上，有些是征引片断，有些是抄录全章、全篇乃至全书；在价值上， 不少是罕见的或极罕见的，还有已经佚失的版本。所在这些，在农学史上都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次，徐光启不迷信、不盲目，经过自己亲自试验种植， 纠正了前人的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如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认为种
　　
芜菁的节令应该是七月初种，六月、七月末种都不行。徐光启根据自己的试 验发现：七月种的芜菁，虫害很多，收成甚微；而六月种的芜菁根株稍大， 虫不能伤。因而芜菁应该在六月种。徐光启还亲自尝过许多植物的味道，并 以此判断植物的功用。在《农政全书》中，徐光启记录了草木野菜凡 414 种， 且大多注明了“叶可食”、“实可食”、“根可食”、“花可食”、“茎可 食”，介绍了食用方法。据统计，他亲口尝过的野菜草木达 57 种之多。第三， 注重社会调查，“虚访勤求”，不耻下问。徐光启的儿子徐骥说：“（父） 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问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 必讲究精研，不穷极不已。”徐光启“闻老农言，”记录了蝗虫的生长史； “闻老圃云”，悟出了棉花的种植方法。老农、老圃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 补充书本知识的不足，为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作为一位热烈的爱国者，徐光启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徐 光启早年攻研音律、书法、文学，造诣极深。踏上官途之后，深感国家的衰 败、人民的贫困，于是“悉弃之”，改“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诸策， 旁及工艺、数学，务可施用于世者”。这个方向的改变，是在其“富国足民” 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写《农政全书》，徐光启正是立足于解决人民的生计 和国家的富强。“对农业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 在入仕为官时，他为了拯救贫民荒年之急，“令天下无饿人”，托人从福建 带来甘薯种块，亲自在家乡种植，成功后又大力推广；为了解决江南人民的 繁重赋税，减轻人民的负担，他主张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为了资民生日用， 助国家课利，他又大力提倡广种茶树。也是为了让贫苦人民在荒年灾月能得 到温饱，他亲尝了数十种救荒植物，并在《农政全书》中专门写了“荒政” 篇，记录了数百种救荒植物。徐光启加入天主教，有人认为是单纯的宗教信 仰，其实，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为了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学到更多的 科学知识，介绍给祖国人民，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同意大利传教士 利玛窦一起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是因为他感到数学“无不赖以为 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可以“济时适用”。例如数学与天文气象、测 量和水利、音乐、军事制造、会计、建筑工程、机械力学、舆地测量、医学、 钟表制造等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他说，数学应于天文气象上，“则一切晴 雨水旱，可以约略豫知，修救修备，于民生财计地大有利益”。数学运用于 水利上，“可以测量水利，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 有益民事。”因而他不仅致力于数学研究，还大力提倡人们学习数学。他与 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撰写的《泰西水法》，也是为了学习和运用西方 水利学原理和工程学知识，来达到“富国足民”的目的。徐光启看到农民决 心要创造一种先进的水利器械。当熊三拔为其真诚爱国、爱民所感动，向他 讲授了西方的龙尾车、玉衡车、恒升车等器械之后，他便节衣缩食、反复试 验，成功地仿造出来。如玉衡车“一人用之，可当数人，若以灌畦，约省夫 力五分之四。高地植谷，家有一井，纵令大旱，能救一夫（百亩为夫）之田；
　　
数家共井，亦可无饥饿流亡之患；若资饮食，则童幼一人，足供百家之聚也”
（《农政全书·卷十九》）他撰写《拟上安边御虏疏》等长篇军事论文，也 是苦于倭寇践国土而提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徐光启的家乡上海，是遭 受倭寇扰乱的地方，他青年时代就以天下为己任，“时览兵传”。入翰林院 时，徐光启对国家前途无限关切，“时时窃念国势衰弱，十倍宋季。每为人 言富强之术：富强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努尔哈 赤在东北大败明军，京师震恐，徐光启满怀爱国热忱，痛切陈词，表示自己 “志图报国”的决心，并提出“正兵”的措施，亲自担任兼河南道监察御史， 直接管理练兵事务。在军费拮据、“兵欲哗为乱”的情况下，他倾其所有“捐 俸金四百余两”，表现了他炽热的爱国之心。
　　作为一位著名的清官，徐光启给后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徐光启晚年曾 官至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又兼礼部尚书，相当于间相之职。尽管他职 高位显，生活依然极其简朴，逝世后，“盖棺之日，囊无余资”，“官邸萧 然，敝衣数袭外，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获视含殓，视笥中惟敝衣几袭， 银一两而已”。这就是说，一两银子、几件旧衣服、著述手稿，就是徐光启 留给他家人的全部遗产，就是一位宰相官为宦多年的全部家当。正如有人评 价的那样：“古来执政大臣，廉仁博雅，鲜公之比！”
（许友根）

五、礼贤任能 慧眼识人


　　举目世界，凡国家、民族的兴盛，无不与人才的使用和发展息息相关。 无论是古代的帝王，还是时下的国家元首，谁能够慧眼识人，礼贤任能，谁 就掌握了主动，有了治国的保证。我国历史上的齐桓公、汉武帝、曹操、李 世民，之所以大有作为，他们慧眼识人、礼贤任能，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 因。


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


——姬 旦


　　姬旦，亦称叔旦，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故称周公、周公旦。是 西周初期著名政治家，周文王第四子。文王虽临终托政于次子姬发（周武王）。 但文王对姬旦极为赏识，是左右手之一。
　　姬旦极力辅佐其兄周武王伐商，多次建立奇功。周武王死后，其子姬诵 即位，是为周成王。因成王年幼，一切当朝政事皆由姬旦定夺，实为摄政王， 主持朝政。周武王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反对，发动叛乱，被姬旦讨平。嗣 后，他加强了对顽民的监督，全面实行封邦建国方针，封区范围先后建置 71 国，并普遍实行井田制，将土地统一规划，巩固和加强了奴隶制国家的经济 基础。后期，他的主要精力是致力于制礼作乐，建立种种典章制度。在整个 从政生涯中，他注重选贤任能，大大巩固了奴隶主的阶级统治。
　　（一）广招人才。姬旦所处的是西周初期进入强盛的时代。在用人方面， 西周王朝建立以后，基本上仍是沿袭了商朝世袭制度的用人方式，广泛推行 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从天子到各 诸侯、卿、士的权位都采用的由嫡长子继承的办法。但由于社会的发展，光 靠这种世袭世卿是不够的。于是姬旦注意在可能的范围内招用天下人才。《孔 子集语》中孔子曰：“犹从周公为天下贵，则以周姓为多，异性为寡也。”
《史记》中《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中说“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周姓五 十五。”周时，“庶邦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周书·武成》），“式商 受命，奄甸万姓（《周书·立政》）这里“多”、“百之五十五”以外，“百 工”、“万姓”就不全是世袭，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招用天下之才。
　　（二）礼贤下士。由于商纣王排斥人才，自我孤立，而失天下，姬旦与 其兄姬昌大力招募人才，收买人心。特别是传说中的姬昌得到姜子牙（吕公 望），委以重任，言听计从，从而大大加强了西周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成为 历史上流传千古的人才佳话。姜子牙与姬旦一起，先是辅佐文王，后又快助 武王，建立了西周大业。据《史记·鲁世家》载周公礼贤下士，甚至一沐三 握发，一饭三吐哺，以迎接招呼客人。
　　
　　（三）明德慎罚。人才，当然要有才，但在用人方面，须更注重于德。 这一点古人早就明了，并从尧舜开始就一直沿袭下来。统治阶级为巩固自身 的阶级地位，十分重视人才“德”的考核，并把“德”作为人才选择的首要 条件。姬旦在用人时反复强调“明德慎罚”，以德为先、为重。而“慎罚”， 这是很可贵的。就是对待被称之为“顽人”的敌人殷人，他也实行所谓的“义 刑义杀”，很得人心。
　　（四）官学教育。我国自奴隶社会建立以后，就开始出现了教育贵族子 弟，以培养后备官吏的制度。这种教育的对象虽仅为贵族子弟，但就其教育 本身来说，是社会的一种进步。这种制度发展到西周，在姬旦还政周成王以 后，便主持以制礼作乐为内容之一的官学教育。他把西周官学分为大学、小 学，设在周天子天畿内的大学称为“辟雍”，设在各诸侯国的大学称为“泮 宫”，比这两类学校档次低的统称为小学。教育的内容，除了礼、乐以外， 还身射、御、书、数，合称“六艺”，其中特别注意“忠”、“孝”，提倡 “尊尊”、“亲亲”，对巩固西周天子的统治地位起了重大作用。


选贤用能 改革图强


——姜小白


　　春秋时期，威振四方的齐国国君齐桓公，豁达大度，任用曾与其敌对的 管仲为相改革国政。他盛精图治、九合诸侯，使齐国一跃成为称雄中原的强 国。
　　齐桓公，姓姜，名小白，前 685 到前 643 年在位为齐国的国君，他的即 位历史上有一段生动的记载。
　　齐在襄公时已相当强盛，灭纪伐卫（今河南濮阳县境内），又征服了鲁 国，几为中原霸主。但好景不长，襄公贪色，滥杀大臣，内乱此起彼伏，弟 弟们恐怕将来招祸，就逃出齐国。二弟公子纠，逃到鲁国，由管仲、召忽任 他的老师；三弟公子小白，避祸奔莒，鲍叔牙任他的老师。前 686 年冬，齐 国发生内乱，襄公被杀，齐国无首。襄公既死，由谁来继承君位呢？齐人准 备接回年长于公子小白的公子纠立为国君，但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策划与高
、国氏二臣的帮助下抢先回到了齐国。途中，公子小白还挨了公子纠的师 傅管仲一箭，箭正好射中小白的腰带钩，小白自知寡不敌众，为了麻痹对方， 他顺势倒下，惨叫装死。管仲被此迷惑，没有追击。小白得以幸免，取得君
位。
　　公子小白继位后，立即派兵抵挡鲁国护送公子纠的部队，结果鲁军大队， 齐军乘胜追击至鲁，要求杀死公子纠、交出管仲。鲁国慑于威力，只好把公 子纠杀死，并交出管仲。桓公本想杀了管仲，以报一箭之仇，后听信了大夫 鲍叔牙的劝谏，欣然接受管仲，并以隆重的礼节任管仲为大夫，命其主持政
　　
务。表现出了齐桓公不记前愆的坦荡胸怀和爱才任贤的用人之道。 管仲接任后，不负桓公之愿望，竭力辅佐桓公，以报不杀之恩。桓公也
如虎添翼，依靠管仲、鲍叔牙、隰朋、高等人修治齐国，整顿内政，全面 地实行了改革。在政治方面，规定士农工商“勿使杂处”，确立“处工，就 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使民不相混杂，相互之间不会受到 影响。在经济方面，除继续维持“井田畴均”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外，对鄙野 出现的大量私田，实行“相地而辞征”的税收政策，即按士质肥瘠征税。还 规定由官吏统一管理山林河泽，并鼓励开矿铸钱，煮海为盐，奖励盐铁，鼓 励贸易。在军事方面，实行“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军政合一制度，即在国内 采用轨（5 家为轨、设轨长）、里（10 轨为里，设有司）、连（4 里为连， 设连长）、乡（10 连为乡，设乡良人）的军事编制，层层节制。春天打猎时， 整顿军队；秋天打猎时练兵习武。这样，不仅密切了兵士之间的关系，使他 们能够团结对敌，而且提高了军事素质，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齐国通过大 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很快收到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效果。这 为齐桓公争夺霸主地位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也表明了他爱惜才能、唯才是用 的道理所在。
　　前 684 年，即管仲到齐的第二年，齐桓公认为国力日强，平定诸侯纷争， 称雄中原的时机已到，在管仲等大臣的协助下，出兵伐鲁，战于长勺（在山 东省境内），被鲁国击败。齐伐鲁虽然受挫，但齐桓公扩张称霸的决心没有 变。故于前 681 年春在北杏（今山东东阿县北）召集宋、陈、蔡、邾等国共 同决定宋国君位，实质上是让与会诸侯推举桓公为首领，承认其霸主地位。 会前通知了 8 个国家，但到会的却只有 4 个。桓公恼羞成怒，决定对鲁、卫、 曹、郑等未参加会盟的诸侯采取行动，迫使其就范。桓公根据管仲的意见， 首先对鲁用兵，鲁军大败。鲁庄公向齐国告饶，与齐在柯地（今山东阳谷东 北）会盟。会盟那天，齐桓公耀武扬威，端坐台上，而鲁庄公则唯唯诺诺站 立台下。正要歃血为盟，突然鲁国大夫曹沫（即曹刿）一手持匕首，一手扯 住齐桓公，声色俱厉地说：“齐鲁要订立盟约可以，但要把你们侵占我们汶 阳的田地交还。”齐桓公没有准备，吓得目瞪口呆，傲气大煞。在管仲示意 下只好答应，曹沫这才放手作罢。
　　“曹沫劫桓”，使桓公在诸侯国面前丢了脸，但桓公能够不违背诺言交 还鲁地，却赢得了诸侯国的信任。在这之后，齐国的力量日益强大，在诸侯 国中的作用更加举足轻重。它先后制服了宋、卫、郑等国。前 679 年，齐、 宋、陈、郑再次会盟于鄄，齐国称霸的局面开始形成。
　　齐桓公降服别国召集会盟，是利用周天子给齐国的特权，打着周天子的 旗号，在“尊王攘夷”的名义下行令诸侯的。他依仗国体强大，联合燕国打 败山戎；又联合宋、曹等国制止了北狄的扰害。“存邢救卫”又为邢、卫两 国筑了新的城邑，使“邢迁如旧，卫国忘亡”，从而保证了这一地区的安定 和经济的发展，使邢、卫更加依附于齐。
　　
　　前 656 年，称霸后的齐国，组成齐、鲁、宋、郑、陈、卫、许、曹等联 军，侵蔡伐楚。蔡军败北，楚军胆颤心惊，不敢应战。楚成王两次派使者与 以齐军为首的诸侯军讲和，桓公只得与楚国在召陵订立盟约：楚国承认了桓 公在中原的霸主地位，这使桓公在中原的霸主地位进一步确立和巩固。
　　前 651 年，齐又召集鲁、宋、卫、郑、许、鲁等国在葵丘会盟，周天子 也派人参加了这次会盟。周襄王为了感谢齐桓公对他的支持，特地派宰孔给 桓公送去祭肉，桓公也借此演出了一场“尊王”闹剧。当宰孔手拜祭肉赐与 桓公时桓公要下阶行拜礼，宰孔忙止住说：“天子说，伯舅年纪大了，加赐 爵位一级，不要下拜。”但桓公听了管仲的进言却对宰孔说：“老天在上， 威严不可违，我小白哪敢贪享王赐，而不尽为臣之职呢？”于是，急忙下阶， 再拜稽首，然后登堂受享。诸侯见此，心里都暗自佩服齐桓公尊王有礼，其 表演令人激动，赢得了人心。这年秋天，齐桓公与各诸侯再次在葵丘结盟。 盟辞说：“凡参加同盟各国，既盟之后要言归于好，不要相互攻击。”强调 了周襄王的禁令：各国间不要堵塞河流，不要囤积粮食，不要废嫡立庶以妾 为妻，不要让妇人参与国事。这是齐桓公最后一次会合诸侯，也是他霸业到 达顶峰的时期，历史上称之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前 642 年冬，齐桓公病死，内部争权随起，国家大乱，齐国的霸主地位 也宣告结束。
　　齐桓公知人善任、治国有方；九合诸侯、称雄中原。但他毕竟是一位君 主专制时代的君主，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他对外扩张、欺凌弱小，对其它诸 侯国肆意讨伐，给别国人民造成灾难，这是他无法解脱的罪责。今天，我们 仍可借鉴他改革之良策，招贤用能之道。


招贤纳士 功标青史


——刘 彻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明君贤相不知凡几，有光辉业绩者更不乏其人。 但像汉武帝那样招贤纳士，广开言路，唯才是用的一代君王还实属少有。人 们常常把秦皇汉武相提并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 制国家，由秦始皇建立，而由汉武帝巩固下来。
　　汉武帝名刘彻，是景帝刘启之次子，生于前 156 年，卒于前 87 年。由 于皇族内争，景帝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3 岁时被封为胶东王的刘彻，6 岁时 一跃而成为太子。前 141 年，16 岁的太子刘彻，已成长为英雄少年，政治上 趋于成熟。景帝破例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冠礼。不幸的是冠礼后不久，48 岁的 景帝“驾崩”未央宫。从此，16 岁的皇帝刘沏，便担当起了治理天下的重任。 开始，由祖母窦太后调理朝政。5 年后太后死去，21 岁的汉武帝亲主朝事。
在位 54 年（至前 87 年），占西汉王朝 1／4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