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1990 年 10 月 31 日－1995 年 2 月 6 日）原名沈端轩。浙江杭州人。1914 年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1919 年编辑《新浙江潮》。1920 年以公费 留学日本，进福冈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1927 年归国，7 月在上海加入中国 共产党。1930 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为执行委员。抗战期间，在上海、 广州、桂林、香港主编《救亡日报》、《华商报》、《南侨日报》和重庆参 加《新华日报》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译有高尔基
《母亲》等；写有报告文学《包身工》；话剧剧本《赛金花》、《秋瑾传》、
《上海屋檐下》、《心防》、《愁城记》、《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 等；编写电影剧本《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和《祝福》、
《林家铺子》、《我的一家》、《考验》等。还著有《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 题》、《电影论文集》和回忆录《懒寻旧梦录》等。

总 序


我们深信：开卷有益。 我们深信：读书可以怡然自娱。
因此，我们愿意提倡读书，愿意在书界打杂，愿意编辑出版这套丛书。 现代生活节奏的日益加紧，使人们更关心休闲的生活，要求提高休闲的 质量。休闲本来是各有所爱、各得其所的事。看电影，守荧屏，兜马路，逛 商场，上公园，走亲戚，几个朋友围打扑克，三五知己相聚喝茶，黑白子斗 智，保龄球强身，都无所不可，当然，也可以在卧室兼书房的斗室里，或在 小小的亭子间辟成的书斋里，坐拥书城，自得其乐。如能邀集志趣相投的朋
友，在书斋里高谈阔论，交流阅读见解，更是高雅而赏心的乐事。 在休闲的时间里，人们大都喜欢读短小的文字，这或许是近年小品散文
走俏的原因之一。读书随笔是小品散文的一种，是一种较自由的文体，可容 的内容也比较广阔。它可以写入书事，可以侧重写人，可以侧重写事，也可 以侧重写书；它可以是读书札记，诸如史料考证，版本书话，钩沉辑扶，掌 故琐记，乃至一段古文的释义，一条注文的纠错，一篇膺品的辨伪，都无所 不可；它也可以是读书随想，可以接近于书评，也可以接近于鉴赏，也可以 接近于创作谈，乃至于接近社会文化现象的短论。至于写作谋篇，更无拘束， 既可以是文章，也可以是日记、书信、访谈记录；既可以笔致凝重，也可以 下笔轻松，既可以生动活泼，也可以严肃老到；既可以絮絮如谈家常，也可 机智而妙语连珠。
我们不大赞成把读书分成求知和求趣两类，好像一种是为“致用”而读
书，一种是为“趣味”而读书。其实，在读书生活中，常常是求知中得趣， 自娱中得识，两者总是相辅相成，不大可能分离而对立。我们也不赞成指定 某种书“你一定要读”，如有异议，就唠唠叨叨地讥笑人家不懂“书趣”。 其实，真正该被讥笑的是谁呢？读书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各行其道的事，何 必强人所不愿？人家爱吃蹄胖，你非让人吃排骨，岂非傻事！
本丛书所辑内容广阔甚或驳杂，写法多样且各有风格，但各书也有共
性，那就都是读书随笔或准读书随笔。我们相信：它们会受到读者的广泛欢 迎。
我们——参与编辑、出版本丛书的同志们，是爱书的一群。我们愿意以
书会友，以书为友。我们愿意为书的事业竭尽绵力！



主 编
1996 年夏于沪西

风雨故人情

巨星永放光芒——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周年


　　今年三月五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诞辰八十周年。在今天，正 当华主席率领我们开始新的长征，正当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 国政协胜利举行的时刻，要是他能和我们在一起，这将是多么高兴的事啊！ 他离开我们两年了，可是，当我们看到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一件件鼓舞人 心的喜事的时候，我耳边仿佛听到我们总理爽朗的笑声。
凝视着周总理的遗像，心事如潮，想起了几十年的往事。 早在二十年代，我就熟悉和仰慕周恩来这个响亮而伟大的名字，可是得
到机会能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则是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那时，上海快 沦陷了，我正打算留在那个当时被叫做孤岛的城市，可是总理给我的任务却 是到广州去办报。他说：“你的工作是办报和做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我在上海十年，主要是搞文艺和电影，对这两项新的任务，不自禁地面有难 色。总理笑了，“你开始搞电影的时候，不也是外行么？干着千着也就懂了， 会了。”当时，我参加革命虽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但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竟 是那样的幼稚无知，连统一战线工作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也不很了解。总 理耐心地给我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指示我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 期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党要求你去做宣传和统战这两项重要的工 作。困难不要怕，困难会使你得到锻炼。
一九三八年初，我到广州复刊了《救亡日报》，在当时的环境下，工作
中经常会碰到许多难于掌握的问题。四月下旬，我带了许多自己认为很难处 理的问题，到武汉去向周总理请示。在一个初夏的闷热的下午，总理和我谈 了近四个小时，他详细地问了报社的情况，报纸的销数，以及读者、文化界 和国民党方面对这张报纸的看法和态度之后，问我：“你们的报销八千份， 占广州各报总销数的百分之几？”我一时答不上来。他说，当然，问题不单 在销数，而在于读者敢不敢看你们的报和欢不欢喜看你们的报。你不是说和 国民党有点关系的人不肯给你们写文章么？这就是一个问题。这张报纸是以 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一点就规定了你们的办报 方针。办成像国民党的报纸一样当然不行，办得像《新华日报》一样也不合 适。办成《中央日报》一样，人家不要看。办成像《新华日报》一样，有些 人就不敢看了。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 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欢喜看的报纸。你要好好学习邹 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 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事隔四十年了，但 这一段话我是毕生难忘的教诲。
　　我在广州、桂林、香港工作了四年。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香港沦陷，翌年四月我到了重庆。当我向总理汇报了香港沦陷时文化界人士 分批安全撤离的情况后，他特别关心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的安全和健康。 当他知道了邹韬奋已经决定要去华东解放区时，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当然 我们不能勉强他，可是我还是希望他能留在国统区工作的。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这一段时期内。我们党同国民 党顽固派的斗争特别尖锐而复杂。身负南方局、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重庆办 事处重责的周总理的辛劳，是不难想象的。他每天废寝忘食地工作。我不止 一次看到他和民主党派人士或国际友人谈话到午夜甚至黎明，不会抽烟的
　　
他，有时也点上一支烟来振作精神。尽管这样，他还是挤出时间和文化、艺 术、新闻、教育界的朋友保持经常的联系。当时，到曾家岩和红岩来和总理 见面是有困难的，对有些人甚至是有危险的，为此，总理常常在天官府郭沫 若同志的家里邀请一些党和非党的朋友举行茶会或便餐，参加这种集会的 人，少则三五人，多则二十余人，名单都是总理亲自拟定的。有一次，总理 到郭宅的时候，发现漏邀了一个人，便对我和另一个负责通知的人进行了批 评：你们该知道中国的一句古话，“一人向隅，举坐为之不欢”吧，在你们， 可能认为这只是无意的疏忽，是件小事，可是在对方，也许会认为这是对他 的有意的疏远，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政治斗争微妙复杂 的时候。说完，他就派车去把这位朋友接来，并亲自对他表示了歉意。总理 待人接物的周到细致，事无大小，坚决而正确地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统一 战线政策，这样的例子是多不胜举的。特别使我永志不忘的是，有一次重庆 民主党派和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为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疯狂反共，调动军队 进攻边区，决定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这件事是民盟和无党派人士发起，总理 同意了的。一天晚上，当负责协助这一签名运动的党内干部向总理汇报的时 候，对一个平时和我们很接近的人表示不愿签名，讲了一些不满和带讥俏性 的话。总理严肃地站起来说，这样讲不对，和非党人士交朋友，希望或要求 他们做一件事，不能凭主观，首先要替对方想一想，你以为签一个名很简单， 在对方看来可能是一件关系到他的职业、生活和安全的大事。要求别人表态， 一定要替对方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强加于人不行，人家不愿而加以嘲讽，那 就是思想、作风上的错误。接着，总理又耐心地对“设身处地”这四个字作 了详尽的阐述。他说，任何一件事，都要先想一想对方的处境。你能做到的， 他不一定能做到，你能勉强他吗？强加于人，就只会丢掉朋友，甚至把他推 到反对我们的方面去。他着重指出：不能以党员的标准去要求非党人士。非 党人士又有各种不同的处境。毛主席要求我们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 孤立反共顽固势力，这是党的基本政策。当然，在原则问题上，在关系到党 和人民利益的问题上，我们是一丝一毫也不能迁就的。对中间势力的错误思 想，我们也要对他们进行批评和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和批评也不同于党内的 斗争和批评，要以净友的身份耐心地帮助他们进步。这次汇报本来是预计一 小时可以谈完的，但结果是继续了两个多小时，总理的态度很严肃，批评很 尖锐，但在离开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受到启发，像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总理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是举党皆知、举世皆知的。可是，在路
线问题上，原则问题上，他却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有一个突出的例子： 一九四六年在南京，当国共谈判濒于破裂，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 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背着中央代表团、背着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向马歇尔 提出了一个极端不利于我党我军的所谓“调处”方案。当局总理看了这个“民 主人士”交来的文件之后，平时总是春风满面的总理，在他浓眉下的那双锐 眼发出了忿怒的光芒，指着那个背信弃义的“朋友”大声他说：“过去人家 说你是伪君子，今天我说你是真小人！”这时，总理不仅生气了，而且可以 说是暴怒了。他说，你们爱怎么做，那是你们的自由，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不 会受骗的。可是，当这个人钠响地承认了错误，和另一个年迈的民主党派负 责人匆忙地赶到马歇尔总部去撤回这个“方案”时，人们看到总理的眼眶里 是带着激动的泪水的。这是他个人的一时的激怒吗？不，这是他坚决执行毛 主席以斗争求团结这一伟大策略的具体表现。正因为这一怒而保持了我党和

民主党派的团结，正因为这一怒而使民主党派内部的正气得到了伸张。 周总理经常教导我们，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力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人，来壮大自己，孤立敌人；而要团结，就必须按照团结——批评——团 结的公式。总理是最善于团结人的，他团结了干部，团结了民主党派，团结 了知识分子，团结了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团结了世界五大洲的许多朋友。 任何和总理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感到总理对他们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的 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是他又很敏锐地察觉到对方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而及时 地对他们进行善意的批评。这是一种真正的为了达到更好的团结而进行的批 评。
　　万恶的“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对毛主席亲自制定而由周总理忠实执行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千方百计地进 行诬蔑、打击和破坏。他们残酷地迫害革命干部、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 国外归侨??可是我们的党是强大的。在他们恶贯满盈、天怒人怨的时候，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把这批不齿于人类的叛徒、 特务永远地、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三月五日这个为八亿人民衷心牢记 的纪念日，正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政协胜利召开，全国 各族人民喜气洋洋的日子，周总理为之尽瘁～生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重新 得到了贯彻执行。
两年前，在总理离开我们的时候，不少外国报刊都用了“巨星陨落”这
一类标题。但是我认为这颗巨星是永远不会陨落的。如日月经天，他将继续 发出光芒，指引和鼓舞八亿人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华主席为首的党 中央领导下，万众一心，向着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978 年 3 月

周总理对演剧队的关怀——关于演剧队的一些史实


　　今年三月五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八十诞辰，在这时候，所有在总理 直接领导下工作过来的人，谁都会心潮澎湃，追想起总理对我们这些人的亲 切关怀和细致而又严格的教育。前几天，从电视中看了北京电影学院演出的
《最后一幕》，很受感动，抗敌演剧队的建成、壮大，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 下工作、斗争的历史，正和周总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和抚育 青年文艺工作者的一个光辉的范例。
　　抗敌演剧队在国民党统治区艰苦奋斗了十多年，可是他们却被万恶的“四 人帮”诬陷迫害了十多年，不少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在迫害中牺 牲了，不少队员和他们的家属都在精呻上，肉体上受到了残酷的摧残。但是， 这一长达十年的冤案，终于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得到了昭雪。是 非黑白，是不容混淆的，我认为有必要说明一下周总理领导和关怀抗战演剧 队的一些史实。
抗敌演剧队是怎样成长和战斗过来的呢？ 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之前，上海文化艺术界和广大的爱国青年纷纷要求
组织演剧队、歌咏队、服务队等，到前线去参加抗日宣传工作。经过党组织 讨论，同年九月，得到当时刚刚建立起来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同意，组织 了十二个“救亡演剧队”（它的全名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救亡演剧队）。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是在“西安事变”后开始筹备，到一九三七年夏郭沫若 同志回到上海后正式成立的一个文化艺术界的统一战线组织。由于当时是第 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因此这个协会有一些国民党和与国民党有关的人参加， 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员是党领导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和民主同盟的前身救国 会领导下的爱国青年。我参加了这些演剧队的筹备、建队的讨论，并和一些 演剧队的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但由于当时我已经担任了以郭沫若同志为 社长的《救亡日报》的工作，因此具体的筹备建队工作主要由原左翼戏剧界 联盟党团负责人于伶同志负责。这十二个队从十月开始就陆续离开上海，奔 赴前线。
上海沦陷后，我于一九三七年底奉命离开上海到广州，进行《救亡日报》
的复刊工作。这些演剧队在江、浙、皖、鄂一带工作，到一九三八年，陆续 到达武汉。在这一段时间内，这些演剧队都是通过留在上海的于伶同志与上 海党组织保持联系的。
我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到武汉，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救亡日报》的工
作。第二天，总理约我在昙花林第三厅谈话，问起救亡演剧队组成前后的情 况，并说这些演剧队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办会组织的民间团体，所以，在国民 党区域活动不仅经费上有因难，在演出上也遇到不少麻烦。有一个队因为唱 了一首反“摩擦”的歌，就几乎被迫解散。现在已经有了第三厅，所以我和 郭泞若等同志商量后，打算把这些演剧队改组为第三厅直属的抗敌演剧队。 总理说，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国共两党都有庄严的责任，可是 国民党对抗敌宣传消极怠工，那么这分工作只能由我们担负起来了。让这些 演剧队有一块“政治部第三厅”的招牌，用他们的钱，演我门的戏，唱我们 的歌，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接着，我又从杜国库、冯乃超等同志了解到，这些演剧队从上海到武汉 的途中，又吸收了许多新的成员，各队队长也有了改动（原来的队长中，一
　　
些人已经参加了第三厅的工作，一些人已经去了解放区）。各队的队长绝大 多数是党员，由非党员担任队长的队里面，也有党员参加，各队都已建立了 秘密的党的支部或者小组。我离开武汉的时候，周总理要我和到广东工作的 各队保持联系，同年九月，八路军广州办事处通知我，这些救亡演剧队已正 式列入三厅的编制，改名为“抗敌演剧队”。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我和《救亡日报》同人在战火纷飞口离开广 州，于同年十一月到达桂林，筹办《救亡日报》桂林版复刊。当时郭沫若同 志和第三厅已经转移到长沙，我就于十一月十日从桂林到长沙，向周总理和 郭沫若同志请示《救亡日报》今后的工作方针。当时长沙的情况已经极端混 乱，十一日我向周总理和郭沫若同志汇报了广州失守后《救亡日报》的情况。 由于协两夭，岳阳失守，长沙震动，周总理工作很忙，约我第二天下午 四时 到水风井第三厅再谈。可是这一天，就是长沙大火的日子，因此我到水风井 的时候，总理就来不及谈《救亡日报》的事了。指示说，《救亡日报》的事， 到桂林后再给你联系，现在先交你两个任务：第一，给你一辆汽车，由你和 孙师毅、马彦祥护送于立群等同志到桂林，然后，立即自筹经费，赶快恢复
《救亡日报》，建立宣传据点；第二，目前战事紧张，散在各地的演剧队不 可能和三厅保持联系了，在桂林的《救亡日报》是一个公开合法的报纸，在 今后一段时间内，由你和各演剧队保持联系，我已通知各演剧队，有必要时 到桂林和你联系，你能解决的就帮他们解决，不能解决的，通过桂林八路军 办事处向南方局请示。这时第三厅已经开始撤退，临别时，总理再一次和我 说，这两件事归你负责。下午六时左右，我在暮色膝眈中匆忙地离开长沙。 当晚，汽车到下摄司的时候，长沙就发生了大火。当时，沿途车辆、伤兵， 难民拥挤。我们好不容易到十八（或十九）日才到达衡阳，这时候才知道周 恩来同志已经从衡山赶回长沙，并指定由洪深同志率领各演剧队日夜兼程赶 回长沙，担任大火后的救护和善后工作。事后洪深同志告诉我，在长沙大火 之后，演剧队的一切活动都由周总理亲自领导，从方针政策、具体行动、对 国民党人员的既有团结又有斗争的策略，一直到队员们的生活细节，总理都 作了细致周密的指示，并逐日进行了检查、汇报。
一九二九年秋，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各地的演剧队都受到了
严重的压迫，许多队有被迫加入国民党的危险。大队队长吕复曾于九、十月 间到桂林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我请示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李克农同志，李 克农同志在八路军桂林力事处听取了吕复同志的情况汇报，并对吕复同志传 达了南方辰的指示。主要内容是演剧队当前的主要任务还是长期隐蔽，保全 实力，团结一切要求进步和爱国的人，反对国民党的顽固分子。各地情况不 同，必须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国民党内也有不同派别，余汉谋与张 发奎不同，李宗仁和白崇橹也不完全一样，所以应该利用这些矛盾保全自己。 要广交朋友，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但一定要坚持原则，不演一出反共戏，不 唱一支反共歌，又要谨慎小心，不要冲动急躁，不要自己戴上红帽子。如有 遇到被强迫入党时，可拖则拖，拖不下去的时候，可以集体加入，但有三点 必须注意：一、必须向全队讲清楚，使大家有个思想准备，取得队内的意见 一致；二、个别队员坚决不愿参加和已被国民党监视有危险的人，应设法保 护他们安全离队；三、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弄假成真”。之后，我从吕复 同志详细了解了各队情况，并要他想方设法让各队队长了解南方局的指示。 此后，在这一年冬，李克农同志曾和我说，周恩来同志曾两次电询过东南各

省的演剧队的情况。我也曾通过各种途径和在湖南、广西、广东的演剧队联 系，了解他们的情况，并把这些情况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
　　一九四一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因为桂系的白崇穗是这一反革命 事件的主谋者之一，因此在桂林也掀起了反共高潮。这时，在《救亡日报》 因为拒登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的诬陷新四军的消息而遭到了当天报纸全部被扣 的事件之后，周总理通过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通知我立即离开桂林赴香港， 和从重庆撤退的文化工作者合作，建立对外宣传据点。我离开桂林时，请李 克农同志电告周总理，我离开桂林以后如何与各演剧队联系，请予指示。我 到香港后不久，就接到周总理的回电，内容是今后在白区的演剧队，可与重 庆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冯乃超同志联系，假如有人到香港的话，也可与他们 接触，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我记得演剧八队的刘斐章同志曾到香港和我 联系过一次。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经过澳门、台山回到桂 林。在桂林，又向新中国剧社的杜宣、严恭等同志了解了一下大后方各演剧 队的情况。一九四二年四月间，我到了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香港文化界人士由廖承志同志领导下，分途撤出的情况以后，又把 我在桂林了解到的演剧队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周恩来同志对各演剧队在极 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下来，不演一个反动戏，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表示 非常高兴。接着，当于伶、宋之的等同志从香港回到重庆之后，周恩来同志 又亲自指示，要组织一个话剧团，使在重庆的话剧工作者有演出的机会，同 时也可以吸收一些到重庆的演剧队的成员参加。
从一九四二年到抗战胜利的三年时间内，周总理还是继续通过文化工作
委员会和散处各地的演剧队保持联系，并不止一次地亲自接见到重庆来请示 的演剧队同志。甚至当我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奉命赴上海恢复《救亡日报》 时，在临行前的深夜，周总理还派专人带口信给我，指示我到上海后立即告 知刘晓、刘长胜同志，要他们迅速通知东南各地的演剧队：抗战胜利了，但 斗争还没有结束，要求他们不要忙于“复员”，一定要坚持下来，等候党中 央的统一安排。
以上事实说明，从救亡演剧队到抗敌演剧队一直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
导和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和战斗过来的。他们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地区 内坚持战斗，宣传党的团结、抗日、进步的方针的轻骑队，是党在国统区的 一支重要的战斗队伍，而绝不是“四人帮”诬蔑的所谓“反革命别动队”。 我对演剧队的工作做过一段时期的联系工作（主要是在东南地区），因此， 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深感到根据亲身经历的史实， 说明事实真相，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是我政治上和道义 上的责任。

永远难忘的教诲


　　周恩来同志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今年 3 月 5 日，是他 91 岁冥诞。 尽管他离开我们已经 13 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言传身教，却一直牢 记在我的心头。
　　从 1937 年到 1966 年，我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了三十年。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做的主要是新闻和统战工作。建国初期和 1955 年以后， 我先后在华东局和文化部工作，分管的是电影和外事。由于我在香港和重庆 曾和廖承志、乔冠华等同志参与过一些涉外工作，开国初期，我曾被任命为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但因陈毅同志不同意我离开上海，我一直没有到任，所 以我从事外事工作主要是在文化部的十年。我记得很清楚，就在 1955 年 7 月，我到文化部报到前夕，恩来同志约我到西华厅他的办公室谈话。他对我 说：电影你干过多年了，我没有大多的意见要说，只希望你团结解放区和大 后方的电影工作者，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多拍一些好的影片。但外事工作， 你就得从头学起，不能掉以轻心。他着重讲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三勤”—
—勤学、勤业、勤交朋友。工作的范围扩大了，要学的东西更多了，要懂的 业务更广了，要交的朋友更多、也更复杂了，要学一点外国的历史地理、政 治经济，要严守外事纪律，同时要学一点外交艺术。从广义上说，外交也是 一种统战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但不能忘记内外有别。第二是外事工作“授 权不多”，不能越权，更不能越轨。你开始做外事工作，一定要小心谨慎， 在对外活动中，脱口而出讲错一句话，考虑不周而做错一件小事，也可能造 成严重的后果。这一次谈了三个多小时，给我上了启蒙的一课，也是终生难 忘的教诲。临别的时候，他又说：你先了解一下文化部有没有胜任的翻译力 量，要有俄、英、日三种能口译和笔译的人才。在文化部当翻译，单懂生活 语言是不够的，还要懂文化方面的专业用语，假如力量不足，给国务院打报 告，尽可能给你们补充。他说，沈部长（雁冰）懂英语，胡愈之副部长懂法 语，请你转告他们，假如翻译译错了，或者翻译得不恰当，要立即纠正。我 们有许多同志不懂外语，常常因为翻译出差错而闹笑话，这看来像是一个技 术性问题，可是技术性的差错会造成政治上的失误，这一点一定要抓紧。
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政治、军事、文化、
思想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他把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延伸到外交领域，创建 了一种以独立自主为基本立场，顺应新的国际形势，以和平共处为目标的， 崭新的总体外交政策。他从新中国的国情出发，对战后世界的各种纷繁复杂 的矛盾，如对战争与和平，对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对过去、现在和将来， 对政府外交与民间交往，对原则性与灵活性，对主动与被动，对必然与偶然， 等等，总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与评估，经过审慎细致的调 查研究，然后作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切实可行的决策。立足本国，纵观 世界，立足今天，展望未来，又不能割断历史，不考虑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对已建交的国家要以政府外交为主，民间外交为辅，对未建交的国家，则民 间先行，“以民促官”。一切外交活动即要坚持原则，在适当时机又要当机 立断，灵活运用。
　　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和实践，用现在的流行话来说，是一种全方位、多 层次的总体外交政策。以 1950 年的朝鲜战争为例。当时，美国是世界上的第 一强国，是国际宪兵。它还纠集了十几个国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气势汹
　　
汹地冲破三八线，直逼我们边境。而我们则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上百孔千疮，百废待举。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应该说 我们是被迫应战的，国是弱国，兵是疲兵（一方面又是哀兵）。可是美国军 队已经打到鸭绿江边，还在东北投了细菌弹。我们先是提出警告：“不能置 之不理”，警告无效，“退避三舍”到了东北边境，那就只能是“来而不往 非礼也”了。我们的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这是摆脱被动， 争取主动，可以说这一举是完全出于美国的意料之外的。我们不怕牺牲，英 勇奋战，终于在上甘岭战役之后，把美军赶过三八线，迫使他们要求停战谈 判。我记得李克农、乔冠华同志到板门店去谈判之前，恩来同志对他们作了 全面的指示之后，引用了一句古话：“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前 一句话的意思是该做的就应该做，义无返顾，后一句的意思是该停的时候就 应该适可而“止”。周总理指出：抗美，是保家卫国，是“当行”的爱国主 义的正义战争；援朝，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当侵 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得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 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新中国的建设。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这是周总理 在外交上的一贯思想。我还记得日内瓦会议之后，恩来同志在外事口作过一 次报告，会后在少数人的交谈中，恩来同志颇有感慨他说：日内瓦会议本来 可以不必花这么多的时间的。相持不下，问题在于美苏两国外交部长的思想 僵化。莫洛托夫对什么问题都用一个“不”字来对付，美国人提一个方案， 他说“不”，英国人出来打圆场，他也说“不”。一切都不，那就没有会谈 和对话的必要了。
这样的例子很多。建国初期，日本政府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尽管 1952
年帆足计和高良富等来华，开始了民间贸易，但是障碍很多，进展不大。当 时恩来同志教导我们，对日本既要正视六十年但也要考虑两千年。从甲午战 争算起，日本侵略我们达六十年，中国受到了无可估计的损害。但日本和我 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从汉唐以来就有悠久的友好交往，日本人从人生哲学、 经济文化、到生活习惯，和中国都有切割不断的联系和影响。所以在当前情 况下，和日本打交道，太迁就不行，太勉强也不行。太迁就他，中国老百姓 不答应，大勉强了，日本政府也办不到。所以周恩来同志提出了“瞻前顾后， 日积月累，水到渠成”的方针，就是先从文化，体育，贸易做起，开辟和扩 大各种民间渠道，广交朋友，以民促官，汇细流成江河，一旦瓜熟蒂落，争 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到建交的目的。
恩来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准
则，建国初期，由于帝国主义顽强地采取反共、反苏和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 摇篮中的反华政策，我们被迫“一边倒”了一段时期。当时的政务院和各部 都请来了许多苏联顾问，绝大部分顾问也帮助我们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恩 来同志当时指示我们，要尊重外国顾问，要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但是他们 懂业务，不一定了解中国的实际，所以在原则问题上还是要独立自主。我到 文化部工作之前，总理就对我说，据说文化部的年度工作计划，上报国务院 的文件等都要先经总顾问的审签，这是不合适的。我们没有经验，可以请顾 问提意见，但不能由他们作主，这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问题。后来中国戏剧学 院的一位顾问主张改革京剧，反对脸谱和挂髯口，发生了所谓挂胡子还是贴 胡子的问题，京剧界意见很大，总理知道后就纠正了这种做法。他说，这位 专家是搞活剧的，他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说来提高我们的话剧水平，我

们应该听他的，但他对京剧不了解，不应该让外国的外行来“改造”我们的 传统艺术。
　　1956—1957 年文化部接待了许多苏联、东欧各国和日本的文化代表团和 艺术演出团队。按惯例，我们总是事先拟好一份接待计划，向总理办公室报 告，有时还提出希望总理接见。这是例行公事，我认为总理日理万机，不可 能会亲自批阅的。可是完全出乎意外，恩来同志不止一次对我们的接待计划 提出严肃的批评“他有时亲笔在接待计划上一条一条地批注，提出他要了解 的问题；有时甚至深夜打电话要我和接待单位的负责人（如文联各协会）向 他当面汇报。记得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第一次访华，对于我们上 报的接待计划，恩来同志就要我和阳翰笙去谈了两个多小时。恩来同志第一 句就说，你们要我会见，那就得让我知道这个代表团的具体情况。你们这个 计划也未免写得太简略了，团长只写了职务和年龄，过去的经历、专业，是 作家还是评论家？有没有到过中国？哪一县市的人？全是空白。中国文艺界 有京派、海派，日本也有关西、关东学派之分。你们随便写一个报告，很轻 松，你们主动，使我这个要会见他们的人就陷于被动了。他指着那份划了红 铅笔和问号的文件说，“团员皆文化界知名人士”，太笼统了。团员一共几 位？是美术家还是音乐家？中日还没有建交，得不到使领馆的帮助，你们可 能也不了解，那么，为什么不问问廖承志、孙平化呢？为什么不问问西园寺 公一呢？这是 1956 年的事，对我说来既是受了一次批评，又是受了一次教 育。会见过恩来同志的外宾都说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种魅力除了他的才 华和丰富的经验之外，也和他在会见之前有针对性的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分 不开的。恩来同志会见外宾不仅要了解对方的政治思想倾向，还会问到对方 的籍贯、健康、家庭情况，乃至个人的性格和趣味。在会见中岛健藏的时候， 廖承志说了一句他是日本有名的集邮家，会后恩来同志就对我说，你不是也 欢喜集邮吗，你可以把你的邮集请他看看，再送他一套新中国的邮票，这比 送什么礼品都会更让他高兴的。这样的事例多不胜举。我从一篇文章中看到， 在田中角荣访华的宴会上，恩来同志让乐队演奏了一首田中家乡的民谣，田 中感动得几乎流了眼泪。这就是恩来同志的外交艺术。
五十年代中期，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
人对外宾讲话就常常只讲成绩不讲困难。当时有过一个宣传口径，叫“桃李 不言，下自成溪”，恩来同志对一个出国代表团说：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要你 们对外国人讲真话，要谦虚，不要夸大已取得的成绩，更不要讲空话大话。 成绩要讲，缺点错误和困难也要讲。中国还很穷，很落后，这一点你们不讲， 外国人也会知道，可能他们知道得比我们还要多，所以“不言”就太消极了。 一问三不知不行，简单地用“无可奉告”来回答也不对。和外宾谈话一要坦 率，二要实事求是，三要沉得住气——就是听到不入耳之言，或者挖苦我们 的话也不要生气。文化代表团不同于党政代表团，文化艺术界的对外来往， 主要目的是广交朋友，增进理解。他说，我在你们的接待计划或报告中经常 看到某某来宾思想进步，对华友好，或者某某来宾思想保守，有反共情绪之 类的话，这种非此即彼，不是红的就是白的，不是进步的就是反动的划分是 不科学的。人的思想和政治倾向不这样简单，而且是可以变的，我们的工作 做得好，不进步的可以变为进步，对我不友好的可以变成友好；工作做得不 好，伤了他们的感情，就是对我们友好的人，也会变得不友好。从总体来看， 真正亲华的和真正反华的总是少数，大多数是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而想到

中国来看一看的中间派。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努力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告 诉外国朋友，增进理解，解除疑虑。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待人以诚，不说 空话假话，更不该板起面孔教训别人。
　　恩来同志还一直教导我们，和外宾打交道，一不要强加于人，二不要把 话说死。有一次我们接待一个日本作家代表团，根据日方提议，日程中安排 了要在某地“参拜”一个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万人坑遗址。可是到了 那一天，有几位客人一早就说要逛市场，没有去“参拜”。于是我们在总结 报告中就说这几个人不按双方商定的日程行事，显然是有意避开，不承认中 日战争是侵略战争，还对这几个人定性，说其中一个人在侵华战争中当过“随 军记者”等等。恩来同志看了之后，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对此作了严肃的 批评。他说评价一个人的一言一行，先得设身处地想一想对方的经历和处境， 一个代表团中，每个人的阅历、思想感情都不一样，这个人愿意的，另一个 人可能不愿意，多数人欢喜的，也可能有少数人不欢喜，这种情况，中国人 和外国人都是一样的。像参观万人坑这样的事，除了政治思想之外，还有一 个感情上接受得了和接受不了的问题。不去参观万人坑。不讲“谢罪”或者 “反省”，也不能断定他就是军国主义分子。要知道在日本侵华时期，日本 的征兵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可能比国民党的“拉壮了”还要厉害，至于作家 和新闻记者当随军记者，有的是自愿的，有的则是被强迫、不得已而为之的， 不能用这个来划线。在战争时期，我们不是强调过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 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吗？这个方针在对外交往中也可以通用。他们不去访问 台湾，而来访问新中国，总该算是中间派吧，对中间派就是要团结、要争取， 先要交朋友，然后才能做思想工作。先期定性，非此即彼，不是朋友就是敌 人，不是革命派就是反动派，这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他一再讲要求同存 异，大同中有小异，在大异中有小同，连一点小异也不让人家存，那就不可 能有对话，有外交了。
恩来同志一再告诫我们，在外事活动中，不要一叶障目，看形势不要一
成不变。国际形势和外国的政局是经常起变化的，人的思想也会有波动的。 天下没有一条笔直的道路，曲折和波动是难免的，要看大局，要看大趋势。 把形势估计错了，把话讲死了，那就没有转弯的余地了。六十年代初，经过 冈崎嘉平大和松村谦三的访华，中日民间贸易有了发展，在恩来同志主持下， 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签订了中日民间综合贸易协定（廖高贸易备忘录）。可 是不久，大概是 1964 年吧，池田内阁为了安抚台湾，发生了所谓“吉田书简” 事件，一项早已经日本政府批准了的从日本进口成套设备的协议被取消，一 项造船生产合同也被撕毁。对这件事，连一向被日本人认为“知日派”的廖 承志也被激怒了，可是恩来同志却依旧镇定自若。他说，中国建设要从日本 引进设备和技术，日本是工业产品出口国，不会也不可能放弃中国这个大市 场；中日贸易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加上日本财界——特别是中小企业需要和 中国做买卖，这是一个大趋势，这个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现在，看来免不 了要争论、要吵架了，但是你们不要把这个窗口堵死，不要把话讲绝。这是 高瞻远瞩的预见。事实证明，池田去世之后，出现了亲台的佐藤内阁，但是 中日民间贸易这一渠道并没有堵塞，还是细水长流，日积月累，以民间促政 府，终于在 1972 年实现了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恢复了邦交。
　　“文革”之后，我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日友好协会工作了几年。 我遇到的外国朋友，不论是政界、工商界、文化界，凡是和恩来同志有过交
　　
往的人，都以一种敬佩之情，众口一词地称赞周恩来总理不仅是一位伟大的 政治家、外交家，而且有一种崇高的人格力量和亲切动人的蛙力。有一位冈 崎嘉平太先生和我谈起初次会见恩来同志的情景。他说：我虽则搞过多年的 外贸工作，但对新中国的情况不了解，我最初以为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世界 上的共产党都是一个模样的，可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惊奇地发现他和日 本共产党完全不一样，他是那样的坦率、真诚、机智而又滞洒，我对新中国 的看法一下子就变了。当然，有同样感受的外国朋友很多。字都宫德马说， 我和周恩来总理初次见面，谈了几分钟，就觉得他是我的朋友，可以说是“一 见如故”。印中友好协会会长森德拉尔也对我说过，要是世界上多几个周恩 来那样的政治家，那么世界和平就有希望了。至于在美国，敬佩他的人就更 多了，斯诺、史沫特莱、索尔兹伯里，还有尼克松、基辛格。尼克松访华之 前，恩来同志在接见一个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时，一个长发披肩名叫库恩的美 国大学生突然袭击：“请问总理先生，您对美国的媳皮士有什么看法？”这 一意外的提问，使美国的领队惊呆了。可是恩来同志却和蔼地对他说：“青 年人对现状不满，为了寻找真理，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会用各种不同的形 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年轻时也试探过各种各样的出路??要是 经过自己做了之后，觉得不对了，那就会改变的，你说是吗？”这几句话折 服了这位年轻人，他友好而诚恳地笑了。
恩来同志为祖国、为人民、为党，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地工作了半个多
世纪。他看到了林彪的折乾沉沙，却没有看到，“四人帮”的覆灭和新长征 的开始，可是他的丰功伟绩，他的伟大的人格力量，如日月经天，春风拂地， 教育和滋润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沿着他走过的足迹而奋勇前进。

1989 年

　　　　　　　怀 念


浪荡江湖，历五十年，忙忙碌碌，不知老之已至。 五十多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条艰险而曲折的道路。雨雨风
风，千山万水，在坎坷的长途中，有人落荒，有人迷路，而大多数人还是揩 干了身上的血迹，跋涉前行，终于盼到了旭日在东方升起。路是人走出来的， 披荆斩棘，靠的是理想和勇气，而要让年轻并缺乏经验的人们走上正路，则 必须要有党和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
　　今天是 1985 年的除夕，广播中传来了《友谊地久天长》的歌声。这首流 传了两百年的歌，，还是那样激动人心，我想起了几十年来共过患难、共过 欢乐的战友，更想起了一位几十年来教育我们、领导我们的伟大人物——周 恩来同志。想起他，我们的心感到温暖，感到振奋，想起了 1 月 8 日这个黑 暗的日子，我们的心感到酸痛。岁月流逝，他离开我们已经整十年了。
　　我关上了收音机，闭上眼，陷入沉思。想起 1937 年 7 月和他第一次见面， 想起了长沙大火前夕他那种指挥若定的情景，想起了香港沦陷前夕他从重庆 发来的几封急电，想起了 1962 年他在广州对科学家和戏剧家所作的关于中国 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当然，我永远忘记不了雾都重庆的曾家岩、化龙桥。 如仰高山、如沐春雨，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他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一种广博深挚的爱，爱真理、爱祖国、爱人民、爱知识分子——科学家、
作家、演员，爱有一技之长的小人物。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要团结一切可以 园结的人，要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要和那些“刺头”和爱顶撞的人交朋友， 责备和训斥不能解决思想问题，只有交上了朋友，人家才能和你说真话。?? 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这是一种崇高的品质，用这种力量和品质，他团结了 千千万万可以为革命和建设尽力的人。
我——我们这一代人永远忘记不了 1976 年 1 月 8 日这一天，永远忘记不
了在刺骨的寒风中排立在十里长街向他告别的那一情景。这是亿万人民对他 的哀悼，亿万人民对他的出自衷心的爱，这种衷心的爱化成一场烈火，这就 是真正的“化悲痛为力量”。烈火燎原，封建法西斯的妖魔鬼怪的未日就到 来了。
他给我们党——也可以说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树立了一个榜样，留下了
一份取之不尽的精神财产。 我想，怀念他，最重要的是向他学习，即使学习到一点一滴，他也会在
九泉下向你含笑。

1985 年除夕之夜

追念翟秋白同志


　　翟秋白同志在福建长汀就义，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可是他的声音笑貌， 他的一言一行，却还像昨天的事情一样，深深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和秋白同志发生工作关系，记得是在一九三一年的春夏之交，第一次 见面的时候给我介绍的同志并没有说出他的真实姓名，可是几次谈话之后， 彼此心领神会，就知道他是《赤都心史》的作者了。大家都能回想得起，一 九三一年前后正是狂风暴雨的时代，那时候的白色恐怖是异常严重的，在这 样一个时期，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出乎意外的安详。态度很舒坦，布置 工作很细致，这恰恰和同一个时期的某些同志的激昂、焦躁、乃至若干轻率 的态度，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同时，大家也都能回想得起，秋白同志来参 加文化工作的领导，正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正受到了“左”的教条 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可是，在我和他断断续续的近两年的工作接触 中，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他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的心情。日常谈话的时候他是 那样的乐观，那样的“潇洒”，那样的幽默，可是一接触到工作，他又是那 样的生气勃勃，对敌人和旧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具有那样强烈的敌汽和仇 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最经不起打击——特别是来自内部的打击， 而在秋白同志身上，是一点也找不到牢骚、委屈之类的个人主义情绪的痕迹 的。他从来不谈个人的事，不谈过去的事，在任何困难危险的情况之下，他 永远是那样的爽朗、愉快，丝毫没有感情上的阴影。他的这种高度的党性， 高贵的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的那种旺盛的斗志，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在对敌斗争中的高度警惕性，
是在许多日常琐事中可以体会得到的。“一·二八”战争前后，环境险恶， 他搬了几次家，很难有一个安定的写作时间，可是他不仅翻译了大部的著作， 写了许多指导性的论文，并且还利用一小时半小时的时间，写了许多配合当 前斗争的杂文、山歌和“小调”，记得有一次他到爱文义路普益里的我的寓 所来接洽工作，我不在家，他就利用等我的半小时时间，写了一首通俗的山 歌。当我回来的时候，他指着当天报上的一条社会新闻很愉快地和我说：“这 是每天在报上都可以看到的很普。通的新闻，可是，只要改几个字，安排一 下，就是一篇控诉性的文艺作品 。
开会的时候，听旁人发言的时候，他常在小本子上或者纸片上写上一些
奇怪的文字。最初我以为他写的是俄文，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一贯主张的 汉字拉丁化拼音。他说：“这有两种好处，其一是记得快，其二是包打听不 认识。”说着，他禁不住笑了。他笑得那样的悠闲，那样的天真！
　　“一·二八”战争之后，一家电影公司约我、阿英和郑伯奇三人去当编 剧，我把这个问题提到会议上来讨论。有几位同志不赞成，他也迟疑了好久。 他问：“就是你们三个？”我说，他们还打算请几个年青的话剧演员。他忽 然想到另一个问题，说：“我们自己真应该有电影，可是现在还有困难。将 来一定要有。”
　　最后他做了结论：“好吧，不妨试一试。认识一些人，做一些工作，培 养几个干部。不要急于求成，困难是很多的。”停顿了一下之后，他讲了一 句意义深长、使我永远不忘的话：“但是，你们要当心。”
这就是说，要我们提高警惕。 电影是阶级斗争中最犀利的思想武器，敌人决不会让我们轻易地夺取

的，因此，我们的“困难是很多的”。同时，从他的话中，我们也体会到， 当时的所谓电影界，情况是非常复杂的，除出官僚资本已经插手进去之外， 还有商人、流氓以及对我们没有社会经验的新文艺工作者说来是十分危险的 腐化堕落势力。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当心谨慎地开始了夺取电影阵地的工作， 第二年，一九三三年，组成了党在电影界的第一个小组。
　　从仪表，从谈吐，乃至从他日常生活来看，秋白同志是一个典型的“书 生”。常常穿一件灰色的哗叽袍子，平顶头，举止斯文得很，善于欣赏各种 美好的东西，读到一篇好的文章他会反复背诵，逢人介绍，可是，当接触到 工作，接触到理论斗争，他就一变而为一个淬厉无前的勇猛的斗士。他的文 章辛辣锐利，又是娓娓动人而富于说服力的逻辑性。他有几篇短文用化名在 杂志上发表，许多读者都认为是鲁迅的作品。
　　秋白同志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旺盛的斗争性和高度的责任感。 在反对所谓“第三种人”的斗争中，对于胡秋原、苏位这一类人的“理论”， 秋白同志采取了完全“不在话下”的蔑视鄙视的态度，对他们作了无情的、 极其尖锐的揭露与批评，可是同时，对于这种在当时也披上了马克思主义外 衣的反动理论在群众中可能发生的影响，却作了足够的估计。他的文章理路 清楚，例证确切，通俗易懂，就是为了让大多数理论水平不高的读者与能够 看懂。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来解释、宣传和鼓动，我以为这就 是秋白同志的文风的特点。
秋白同志就义已经二十年了，但正如杨之华同志所说，秋白同志并没有
死。纪念他，学习他，继承他的事业，从他的遗著中得到鼓舞和滋养，用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来粉碎思想界、文艺界的敌人，就是我们的责任。

1955 年

从心底里怀念我们的好市长——纪念上海解放三十周年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解放了，被叫做冒 险家的乐园的上海解放了。
　　我们是五月二十六臼从丹阳急行军赶到沪西的。在交通大学被蚊子咬了 一夜以后，第二天清晨，乘坐市内派来的公共汽车进入市区。在沪西一带， 我们看到工厂、民房都没有受到破坏，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发起进攻之 前，陈毅同志曾不止一次下过命令：部队行进，不得践踏庄稼，进攻的时候， 要克服一切困难，不得破坏工厂、民房，乃至教会、庙宇。
　　我早已听过不少关于陈毅同志的故事。在抗战时期，在香港、广州，不 少同志和我谈过他在赣南进行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故事。在重庆，王 若飞同志和我谈过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故事。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 上海，许多从新四军出来的朋友和我谈了数不清的他们那位敬爱的陈军长的 佳话和逸事。但是，我还是在上海解放的前三天，才在丹阳和他第一次见面 的。因此，不论是开会，或是向他汇报工作，我总是问一答一，问二答二， 难免有些拘束。上海解放后一、二天，有一次上午，我到他办公室去，他正 拍着桌子对一位军官大发脾气。他说：入城前的政策教育都忘记了吗？对待 俘虏和起义人员的政策忘完了？当了这么多年兵，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都忘记了？他重重地拍着桌子，大声地叫：两条，立刻办。一是写书面检讨， 二是向那个被你打的旧警察赔礼道歉，等那位军官退出之后，他才坐下来和 我谈话。他说：你们这批文化人，也要进行一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 学习，当然，你们不会拿人家的东西，打人骂人，但是你们这支“文管会” 的队伍中，也有一些第一次进入上海的乡巴佬，因此，特别要教育他们讲话 要和气。上海是一个花花城市，要教育他们“不准调戏妇女”。这一下，紧 张的气氛就消散了。
有一次，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开会后，离开的时候他把我叫住说：你回去，
把这套军服脱下，你这个文化人穿这套衣服有点滑稽。我不懂他的意思，说： 我没有中山装，只有西服和袍子。他说：西服也可以嘛。老刘（指刘长胜同 志）不是穿着西装在市委办公吗？他又说：我要你脱下军装，不单是为了滑 稽的问题，因为你穿了这套服装，使过去和你在一起工作的人对你见外。你 要记住，让这些人永远和从前一样把你当作自己的朋友。这段话不仅对我是 一个很大的启发，而且使我对他的拘束也完全消失了。
大概是六月一日或二日，他要我、姚滨、于伶、黄源和另外几个人去开
会，主要是要我们筹备尽快召开一次全上海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他说：这个 会本来应该在和资本家谈话之前召开的，但也还不大迟。参加的人要包括科 学家、技术人员、学者、教授、作家、演员，还有中、小学教员。人多一点 不要紧。我准备跟他们谈谈党的政策，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政策，让 他们安心工作。所有在上海的代表性人物都要请到。他说，当前最重要的事 是团结。解放区来的党员和地下党的党员的团结，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 结，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的团结，你们这些过去在上海作工作的老地下党， 和解放前在上海工作的新地下党也要团结。在不团结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 去是吃过大亏的，因此特别要注意。“团结”这二个字，要体现在你们开的 那张名单上。第二天，我们商定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名单，他逐行逐业地问， 我们遗漏了的，他都一一加上，名单增加到一百六十多人。

　　经过朋友们的协助，我找到了一份一九四九年六月六日的《解放日报》， 对于这次会议有一条简单的报道。当我看了这条消息中参加者的名单的时 候，感慨万干。因为其中不少人今天已经和我们不在一起了。为此，我想花 费一点篇幅，把这条消息抄录一下：


“上海市政府于五日下午二时假基督教青年会邀集文化界举行座谈会，这是上海解 放后文化界第一次盛大集会，也是上海文化界人士多年盼望的一天，到会的有科学、文化、 教育、新闻、出版、文艺、戏剧、电影、美术、音乐、游艺等各界代表吴有训、周仁、陈 望道、周谷城、潘震亚、罗宗洛、陈鹤琴、茅以升、钟伟成、杨铭功、冯德培、涂羽卿、 曹未风、金仲华、陈石英、徐森玉、周予同、蔡尚思、张孟闻、杨卫玉、冯亦代、杨刚、 李平心、谢仁冰、张大伟、赵超构、浦熙修、王德鹏、张明养、冯雪峰、巴金、郭绍虞、 梅兰芳、周信芳、黄佐临、陈白尘、熊佛西、陈鲤庭、吴蔚云、赵丹、蓝马、石挥、黄宗 英、秦恰、袁雪芬、刘开渠、庞熏琴、张乐平、陈烟桥、陈秋草、周小燕、谭抒真、沈知 白、董天民等一百六十二人。??陈毅市长即在热烈掌声中起立讲话。陈市长首先对在反 动统治下坚持正义斗争的文化界，致以亲切的慰问。继分析目前革命形势及上海解放的重 大历史意义，最后对共产党的文化教育等各种政策，进行了详尽的解释，欢迎文化界人士 团结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


　　在这次会上，陈市长一口气讲了四个钟头，他的话是那样的深刻、具体 而又幽默、风趣。有人说，听了这次报告之后，上海的文化界就成了“陈毅 迷”，我想这不是假话。陈毅市长讲话之后，有许多过去从来不在公共场合 讲话的学者也讲了话，例如去年逝世的吴有训院长，就在这次会上讲了国民 党几次三番要把他送到台湾去，而他终于巧妙地拒绝了的故事。据说还有一 位第一流的外科医生，就是因为听了这一次陈毅市长的报告而下了争取入党 的决心。
上海，不仅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根据地，
国民党也在这个地方经营了几十年之久。因此，尽管我们对于接管上海文教 界已经有了具体的政策，而且由于地下党同志向我们提供的材料，我们对这 方面的情况也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但是接触到具体人事问题）那就的确是 很难以处理的。上海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在政治界，有清末民初的者政 客，有日汪时期脚踏两头船或三头船的人物；在学术界，既有学有专长、专 心做学问的学者，也有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闻人”，因此，当你接管一 个学校、一个报馆??的时候，就有很多很难处理的问题。为了这些问题， 有一天，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和文化局的人，主要是“文化接管委员会”的 同志，去向陈市长请示。他听了我们的汇报之后，就说：你们提的这些认为 难以处理的人，我听来都是有名人物，“知名之士”嘛。这些人，一不限蒋 介石到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这就表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 有爱国心，只要他们没有具体反共行动，都应该用，有的还可以重用。而且 要考虑到他们生活上、学习上、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这件事对我们说来 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也就是凭着这个指示，我们才比较妥善地处理了上海的 接管工作。
　　接管上海文教工作中，文艺团体和游乐场所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上海 本来是一个消费城市，有几十家戏院、电影院、书场、游乐场所，而这些单 位在当时可以说都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因此，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党内外都有
　　
不同意见。有的主张禁一些戏，有的主张把美国电影院一起没收，还有人主 张“杀鸡给猴子看”，在游艺界抓几个明显的反动分子。在这个问题，陈市 长有过一段极其精辟的指示：“上海有几十家戏院、书场和大世界之类的游 艺场所，直接间接依此为生的人大约三十多万。要是硬干，这些人马上就会 发生吃饭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新的节目给人家，多少年来，还只有一出《白 毛女》。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逐步地改，估计真正做到符合 工农兵的要求，需要十年。如果现在就把什么都反掉，痛快是痛快，却会使 三十万人没有饭吃，没有饭吃，人家就会到市政府来请愿。那时候你再跟人 家谈工农兵，人家就会打破你的脑壳。把什么都反掉，批评几句，是容易的， 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逐步地改，就不容易。”我们按照他的指示，采取了比 较稳妥的办法。当时有人问，曲艺界还有少数有血债的人，也还有一些有可 疑的现行活动的人，该怎么办？陈市长很快他说：你们把这些材料如实地写 出来交给我，交政法部门处理。
　　“五四”运动以后，陈毅同志就在北平领导文化工作，又到过法国。他 对话剧、电影、西乐有兴趣。因此，有些他参加的晚会上，我们很少安排戏 曲、民族音乐和杂技等节目。他有一次特别对我们说：你们管文艺领导的人， 一定要心怀宽阔一些，趣味广博一些。譬如，我是四川人，对川剧有兴趣， 但我不能在上海单提倡川剧。这方面你们不要有成见、偏见、个人爱好，要 有群众观点。上海有这么多人欢喜评弹、越剧，你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并 对他们进行帮助。他还不止一次主动提出邀请上海著名的民族音乐家沈知 白、卫仲乐等同志个别谈话，或听他们的演奏。负责领导文艺工作的人，要 对各个剧种均无偏见，这确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为着贯彻他的这个指示， 我曾不止一次进行过剧烈的自我思想斗争。
陈毅同志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元帅，但他又是知识分子真正的贴心人。
他懂得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知道他们对国家、民族所起的作用。他敢 于为长期以来不被重视的知识分子鸣不平。一九人二年广州会议，他讲了“脱 帽加冕”的话，就有不少人反对，一在外办开会后，他对我说：我把在广州 讲的话原原本本地向毛主席作了报告，毛主席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有人不 乐意，可能你讲话中某些地方走了火吧。他很高兴他说：这个问题我不怕。 在上海解放三十周年的日子里，像我这样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近二十 年的人，对于他的回忆是一时写不完的，他对我们的教导和启发也是一时讲 下完的。有一次，我在医院碰到他，他间我：你看什么病？我说：老年性冠 状动脉硬化。他笑着说：恭喜恭喜，我也有心脏病，这是最好的一种病。马 克思一叫，坐上直升飞机就走，是没有苦痛的病。害上癌症之类的病那就麻 烦了。不幸的是，他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我在一本外国杂志上看到一篇论 文，说癌的发展和扩散，和患者的心情大有关系。我想，假如没有林彪、“四 人帮”等搞的所谓“二月逆流”和“外交部夺权”之类的事，那么，他决不 会在一九七二年就离开我们的。那时，我还没有恢复自由，连抚棺一恸的机
会也没有，实在是太可悲了。 在今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新长征日子里，要是我们的好市长
还能和我们在一起，还能领导我们前进，那该多么地高兴啊！全党、全军、 全国人民该多么地高兴啊！

1979 年 5 月

纪念潘汉年


　　二十六年的沉冤，终于平反昭雪了！这是值得我们引为鉴戒的历史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谓“潘汉年案件”在没有家属提出申诉的 情况下，经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历时一年五个月的认真复审，详细研究了 原始资料，核对了中央档案馆和有关部门的历史记载、来往电报和大量的人 证物证，得出的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同志是“内好”的结论，完全是 诬陷不实之词。党中央于今年 9 月 1 日，也正是伟大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开幕的日子发出通知，正式为潘汉年同志恢复名誉。这是我们党一贯 坚持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方针的胜利。这一决定再一次证明，我们党是伟
大、光荣、正确的。
　　潘汉年同志，江苏宜兴人，生于 1906 年，青少年时期就受到十月革命和 “五四”运动的影响，1923 年参加进步文艺运动，1924 年加入郭沫若、成仿 吾等同志领导的“创造社”，同年主编《洪水》等进步刊物，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南昌、武汉等地任《革命军日报》总编 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他回到上海，参加了“创造社”同人编辑的文艺杂 志《All》①和主编了《幻洲》。
1928 年，他调到党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联络统战工
作。
　　1924 年，他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时期我认识了他，但在二十年代后期， 尽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上了年纪的人都会知道，
1927 年到 1929 年冬，上海进步文艺界之间发生过一场剧烈的论战。不少现
代文学史研究家都简单地把这场论战说成是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先生及文 学研究会之间的论争，其实，这之间也还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以及创 造社的内部分裂。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这场文艺论争开始的时候， 正是工农红军在闽赣粤一带战事紧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央同“陈托取消派” 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因此，文艺问题还徘不上党的主要议事日程。所以在我 记忆中，这场论争开始的时候，党没有进行干预和加强领导。直到 1929 年夏 秋之交，在上海闸北区的一次支部会上，洪灵菲才告诉我们，说党中央已经 决定，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共同对敌”。这样，在中宣 部的领导下，潘汉年同志写了第一篇缓和这场论争的文章。这就是 1929 年
10 月 15 日发表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的《文艺通信》。正和这之后一
大段时期一样，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一直是一 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因此潘汉年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写了下面这一段话：


“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村，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一切 的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 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还引用了李初梨同志发表在《创造月刊》二卷六期上的《普 罗列搭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的几句话来作结语，初梨的文章也是一个明显的转 变：“??普罗列搭利亚文学的作家，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放在他的批判的



① 当时“创造社”出版部的地址是宝山路三德里 All 号，所以他们就用“All”作为刊物的名字。

诅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人，同时亦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绅”。


　　与此同时，潘汉年同志代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包括创造社、太阳社、冯 雪峰、我以及党外的郑伯奇同志等在内的座谈会，这是 1929 年 10 月中旬在 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馆楼上召开的。潘汉年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央对这场论 争的意见，认为主要的错误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和 茅盾的批评（茅盾当时还在日本，但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从枯岭到东京》 也批评得很厉害），同时还对自己的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也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推定了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十二个人，作为“左联” 的筹备工作人员。当郑伯奇问“鲁迅会不会同意参加”时，汉年同志说，中 央已经有人和他谈过，他同意参加并赞同“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名字。这个 十二个人的筹备会，每周召开一次，都由潘汉年同志主持，筹备会的任务是 起草一个“左联”纲领，并分头征集会员，和拟出一个发起人名单。
　　1980 年 3 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举行“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不少同志写了纪念和回忆文章，但是由于“潘汉年案件”正在开始复查，所 以大部分文章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领导筹备“左 联”工作的是闸北区街道支部，这是不符事实的。从 1929 年 9 月起，散在闸 北区各街道支部的文艺工作者的大部分人都已集中到“左联”筹备小组，而 这个小组，从开始到“左联”、“社联”、“剧联”成立，一直是由潘汉年 同志领导的。他是党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第一任 书记，这一点，现今还健在的王学文、李一氓、李初梨、阳翰笙、冯乃超等 同志都会记得很清楚的。
从 1929 年秋到 1931 年夏，上海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汉年同志在这个情
况下出生入死，写了不少文章（如 1930 年 2 月 10 日发表在《拓荒者》一卷 二期上的《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等），做了大量工作，如支持郑伯奇、 冯乃超、沈叶沉等组织了“上海艺术剧社”，出版了许多进步杂志。由于他 的机智精干，受到领导上的重视，从 1930 年起，他还担负了“保卫自由反帝 大同盟”和国际互济会等方面的工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革 命军总政治部工作过，所以他有许多当时的上层社会关系。有一次他去找杨 杏佛，我问他什么时候认识的，他笑着说：“老交情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 前夕准备召开的上海市民大会，十五名主席团中，就有他的名字。”
1931 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他在当时“文总”的机关（南京路
王兴记木器店楼上）向“文委”所属各联的党员作了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 这之后，冯雪峰同志接替了他的“文委”书记职务。我有半年多没有和他见 面。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 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祖界的薛华立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 给一位五十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 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 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 这位者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 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 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前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 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 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