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了。
　　然后，凌子风把一包“人丹”交给患者，交待他一天吃一包，然后像 模像样地走人了。
　　过了几天，这位侍卫长的病也果真好了。好客的侍卫长说什么也要留 凌子风等人吃饭，于是，凌子风带着张仃一行人在王府美美地吃上了一顿。
凌子风得了一个“蒙古大夫”的雅号。 凌子风等一干人组织的抗日演剧团在草原上的活动，也渐渐地引起了
当地国民党党部的注意。于是，他们布置了宪兵队的特务准备抓人。当时国
民党驻榆林地区的司令长官石岩华是一位中间人物，是他将国民党宪兵特务 要抓人的消息通知凌子风他们，还给了他们每人一笔去延安的钱！
去延安，是凌子风人生道路的一个重大转折。 他的文艺活动在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反法西斯的大潮流中，更加活跃
了。
　　凌子风到达延安不久，就与进步女作家丁玲一起组织了“战地服务团”， 凌子风在这个团里任编导委员长，与丁玲一起上前线慰问八路军的官兵们。 在晋察冀地区慰问期间，凌子风被吕正操看中，执意要留他在部队里从事文 艺工作。
22、将聂司令员本人演得活灵活现
　　在凌子风看来，吕正操是一位性格开朗、善于言谈的共产党高级将领。 他与凌子风十分投缘，常常让通讯员把凌子风从被窝中叫去与他一起聊天， 他们一谈有时就是通宵达旦的———他们几乎无所不谈，从普希金谈到巴尔 扎克；从莎士比亚谈到罗曼·罗兰??吕正操还常常送一条烟给凌子风作为
“慰劳”。
有一天，吕正操问凌子风：“你们能演什么戏？” “你想看什么呢？”凌子风反问道。 “《日出》怎么样？”
“行，没问题。” 就这样，一出气势不凡的名剧《日出》，居然在一个荒凉偏僻的小山庄
隆重地演出了。整个舞台和道具都是临时搭建的，也只能是因地制宜了。由 于设备简陋，换布景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因此，整出戏演了个通宵，一直到 天亮才结束，人山人海的军民观众兴致勃勃地一直到戏演完还是意犹未尽。
《日出》的演出成功，给凌子风增加了信心。 在晋察冀分区，凌子风为边区的军民先后排了话剧《不死的老人》、《菱
姑》、《反正》、《人间地狱》、《祖国三部曲》和苏联话剧《母亲》等。 凌子风在这些话剧的演出中，总是一个多面手，常常是编剧、导演、
演员兼美工。 他学什么像什么，学一行，像一行。有一次，他在苏联话剧《母亲》
中饰演一个俄国青年，聂荣臻司令员也去看了他的演出，演出结束之后，聂
荣臻找到了凌子风，拍着他的肩膀说：“哎呀，你怎么演得那么像外国人， 真像，真像！”
　　在那个时候，凌子风还编过一个独幕话剧，名叫《哈娜寇》，获得了晋 察冀边区的“鲁迅文学奖”。
还有一次，凌子风将聂司令员本人演得活灵活现的，居然把日夜与聂
荣臻生活、战斗在一起的吕正操也给蒙住了。

　　那是一个万人活报剧，编导者给这个活报剧起了个名字：《跟着聂司令 前进》，这活报剧的演出地点就在大山沟里。而这出活报剧的组织者以及主 角的扮演者正是凌子风本人。他饰演的聂司令员穿着军装骑在一匹高头大马 上，且用“油鼻灰”把自己化妆得活脱脱地像聂荣臻司令员。
　　一支浩浩荡荡的军民队伍从山沟野地里开了过来，领头的正是骑在高 头大马上的司令员。
“老聂！”有人朝大马上的聂司令员叫了一声。 叫老聂者，正是老聂的老战友吕正操。
大马走近了，吕正操纳闷了：“你？你是谁呀？” “我是凌子风。”凌子风这才有礼貌地跳下大马。 “啊呀，我以为是老聂呢，你怎么演得这么像啊！”吕正操称赞道。 凌子风这下子却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23、连人带马一下子掉进了几丈深的井里
　　1941 年，凌子风活跃在晋察冀敌后根据地，作为一名抗日文艺战士， 除了日常的演出外，还要对付敌人的干扰。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冷之夜，日寇分 11 路围攻晋察冀边区冀中军区 司令部。
消息很快地传到了凌子风所在的剧社。敌情就是命令。火线剧社，火
速行动！火线剧社的演员们火速整理好行装，搭上道具、服装、布景等，与 大队人马一齐向滹沱河方向转移。
大队人马上路了，可是凌子风却一时走不了，因为，剧社里的一位作
曲同志正在发疟疾，正需要送他去附近的村庄里去坚壁一下。作为剧社社长 的凌子风，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大雪依然夹着狂风肆虐着，数里之外，一片白茫芒?? 凌子风飞身上马。战情急，战友病，凌子风心急如焚，只是一个心思
朝着前方的村庄飞奔。
突然，“轰”的一声，凌子风连人带马一下子掉进了几丈深的井里——
—原来，由于连绵不断的大雪，这井口早被茫茫的雪覆盖了。 一瞬时，人、马、泥、石、雪，像地震，像雪崩，一齐滚到了井底。 临近死亡，生灵的求生愿望更加迫切，无论是人还是马。 此时此刻，那匹跟随凌子风走南闯北的马，变得空前的疯狂与激烈起
来，井水淹没了马与人，马匹仰着脖子长鸣，四只马蹄拼命地在井里踩踏着， 强悍的马将凌子风踩到了井底，凌子风也是拼命地挣扎着，他拉着马腿朝上
攀着、攀着，可是当他的头一露出水面，又被粗壮的马匹挤到了水底??这 短短几分钟的生死搏斗，却似乎经历了几个月、几年的漫长光景。
“完了，我这下子可要死了！”凌子风想到了死。
“凌社长，凌社长！”忽然，井上传来了声音，这是他的战友们来救他了。 忙乱中，他的战友从腿上解下绑带，从井口上丢了下来。但这绑带又
能起什么作用？凌子风这么一个大个儿，加上浑身上下被井水浸湿了的棉 衣，少说也得有二百来斤重，这细细的绑带拉不了凌子风。
“绳子，要绳子！”凌子风对着井口大叫着。 很快地，一条长长的绳子从井口上甩了下来。
凌子风用胳膊揽过绳子，用牙咬住，便叫井上的人往上拉。
“不行，牙要被拉掉的。”

　“叫你拉，你就拉！”在这节骨眼上，凌子风也顾不上这么多了，他大声 骂着。
井上的人一齐用力，把两百来斤重的凌子风从井下拉了上来。
　　浑身上下湿透的凌子风，一出井，便被冻成冰板一般，他的战友们一 齐将他湿透了的衣裤扒了下来，凌子风一丝不挂地冻在冰天雪地里，他们很 快给凌子风换上了干衣裤。
一条命给保住了。
　　　　　　　　　24、他们在张家口宣布结婚了 在延安鲁艺，凌子风与石联星订婚了，不久，凌子风奉命去了张家口。 他此行的任务是去办华北联合大学艺术学院。 紧随着而去的是石联星———很快地，他们在张家口宣布结婚了。结
婚仪式简朴而庄重；气氛热烈而愉快。 主婚人是鲁艺的院长周扬。结婚仪式上来了不少人：沙可夫、艾青等
学院的一大帮教师，好不热闹，他们还在一家饭店里吃了一顿。据说还是公 家掏的钱呐！
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凌子风处在新婚的欢悦之中。 石联星带来了一个四岁的女儿，名叫梅子———系石联星和她的前夫、
一位红军的参谋长所生。朱德是红军的总司令，石联星的第一次婚礼是与朱
德、康克清的婚礼同时举行的。 凌子风非常喜爱孩子，他视梅子为自己的掌上明珠，他拆了自己的军
大衣替梅子做兜兜、做裤子、做棉袄，梅子的羊皮大衣也是凌子风自己动手
剪裁、缝制的。行军的时候，凌子风还为女儿找了一匹小马驹，总是跟着他 的坐骑后面。
这一对父女的坐骑是行军中的一道风景线。
　　石联星，大凌子风 3 岁。1932 年赴江西瑞金，先后在列宁师范学校、 红军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任教，并参加红军俱乐部、工农剧社。1937 年 后在抗敌演剧八队、二队、新中国剧社演出话剧《家破人亡》、《妇女三部曲》、
《国家至上》、《大地回春》、《大雷雨》等。1945 年赴延安，在鲁艺戏剧系、
延安电影制片厂工作，后在华北联大戏剧系任教。1949 年在东北电影制片 厂主演《赵一曼》，于 1950 年获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演员奖。后转 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任教。1956 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训练班学习。1959 年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曾导演过《渔人之家》、《红岩》等剧。
石联星的经历，完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的
经历；在艺术上她是一个好演员，她的成名作《赵一曼》，在一代青少年观 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她与凌子风的个人感情方面，却不大协调，性格合不来。 石联星去世后，她的骨灰被放进了八宝山。在石联星病重的时候，是
凌子风为她在国内找了最好的医生，但最终因她的不治之症，好医生也无法
挽回她的生命。在她临终的时候，石联星在凌子风的耳边说了两句话：听党 的话，养好孩子！
　　在大理石骨灰盒上，是凌子风一笔一划地刻上了“石联星”三个字， 表达了凌子风对自己几十年的妻子的亲情。
25、接受了拍摄毛泽东照片的任务
在延安，中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位生气勃勃、精力旺盛的人。

　　毛泽东大凌子风整整二十岁。作为前线摄影队队长的凌子风有资格向 中共的最高首长报告前线的情况，有资格给当时中共的最高首长们拍摄照 片。
当时的中央首脑们都是住在山沟沟的窑洞里的。 在拍《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时候，有一天是休息天，凌子风和妻子石
联星，还有女儿梅子，从住地延安北门外的“小便沟”去杨家岭看望毛泽东。 那一天，毛泽东还留他全家吃了饭，毛泽东和凌子风围着火盆，坐在窑洞里
的矮凳上，和凌子风谈了好长时间。
　　1947 年 8 月的一天，凌子风接受了中央给他的拍摄毛泽东照片的任务。 抗战结束了，中国革命进入了民族解放战争时期。那时的中央指挥部在延安 地区的佳县的朱官寨。
　　为了拍成毛泽东的照片，凌子风和门岗商量好，只要是白天，毛泽东 一俟走出窑洞，请他朝凌子风住的院子里，丢一块石子过来，这是信号。凌
子风就跑出来给毛泽东拍照。 那天，小石子丢了过来，凌子风即刻跑去给毛泽东拍照。 毛泽东见凌子风给他拍照，就问他：“凌子风同志，你怎么不演戏了？” 毛泽东曾看过凌子风演的话剧《眼光放远一点》和《前线》，凌子风分
别在里面演“老大”和“戈尔洛夫”。
凌子风答道：“戏还是要演的，目前拍照是工作需要。” 毛泽东见凌子风对着他不停在拍，就说：“拍一张就行了，拍那么多做
什么？”
凌子风说：“我的技术不行，多拍一点可以选择好的。” 他指着照相机说：“这照相也是满有学问的呢！”拍照时，毛泽东还不
断地问他照相机的构造。 在延安，凌子风为毛泽东拍了不少珍贵的照片，其中有一张著名的《毛
泽东在窑洞前看地图》，就是凌子风拍的。
　　在凌子风的记忆中，还有一次他趁中央首长外出散步的时候，跟着去 拍照。
毛泽东看着山上因干旱不长的谷子对凌子风说： “你看，庄稼不好，谷子都退化了，像草??” 在山包上，毛泽东又问凌子风：“你知道包谷有多少个名字？” 接着，凌子风和毛泽东一起掰着手指点数起来：包谷、老玉米、棒子、
珍珠米、玉蜀黍??
　　毛泽东指着山下的一条小河说：“这条小河叫织女河，一定会有个故事 的，凌子风同志，你知道不知道？”
凌子风说他不知道。毛泽东说，要问问老乡，他们一定知道。 在凌子风的记忆中，毛泽东爱吃南瓜，而且不放什么佐料，他说南瓜
本身是甜的，不需要放什么。
　　凌子风说他离开延安以后，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毛泽东。他为毛泽东 拍的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都收进了新闻纪录片《红旗漫卷西风》中去了。
　　　　　26、新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得影片大奖的作品 似乎是阴差阳错，凌子风是从学习美术、雕刻起家，最后却干上了导
演这一行，而且在导演艺术领域成了中国电影界的一员大家。诚然，和他的
众多杰出的电影作品相比，他在美术、雕刻方面的作品，几乎是微不足道，

也称不上有什么传世的作品留下来。但是，人们不会忘记他在中国现代革命 史上，在雕刻方面却有了一件可以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作品———这就 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第一枚毛泽东的像章。
　　中共“七大”是在中国革命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召开的。会议召开前 夕，解放区各根据地的机关团体、部队、学校都在积极地准备向党的“七大” 献礼。凌子风也在想用一件有意义的礼物向党的“七大”献礼，最后他决定 用自己的才智，向“七大”献一枚毛泽东的像章———在中国，当时还没有 毛泽东的像章呢。
　　凌子风雕刻的毛泽东像章，是用苹果刀在砚台上刻制的。底稿刻在砚 台上之后，第二天，他上街买来了锡制香炉，将锡熔化后将它灌注进翻砂模 具里，结果成功地翻制出了第一批毛泽东的像章。这批像章送给“七大”主 席团成员每人一个。
中国第一枚毛泽东像章在“七大”的出现，引起了与会者们强烈的兴
趣，周恩来还亲自找到凌子风，请凌子风将他的底稿拿出来给他看看，他反 复观看，爱不释手，问他能不能给他。凌子风当场将底稿送给了周恩来。
　　1945 年，凌子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组织上的分配，凌子风在解 放前夕，更多地接触了电影。
周恩来与陆定一找他，要他组织西北电影工学队赴东北电影制片厂（即
现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去学习电影艺术。于是，凌子风着手组织陈 默、钟敬之、成荫、苏云等一干人，由凌子风牵头准备奔赴东北。
一干人到了石家庄，凌子风的妻子石联星却临产了。无奈，他就留在
石家庄工作了。
　　凌子风的第一部电影《中华儿女》，拍摄于 1949 年。拍摄完成时，中 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了，因此，它也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故事片。 这部片子是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中华儿女》原名叫《八女投 江》，是一个著名的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故事。它发生在 1931 年。 这个故事对经历过战争年代的凌子风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他了解战
争的残酷性，也了解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更了解中国人民宁死不做亡国奴的
英雄气概。 凌子风在影片中，用实景拍摄（村庄燃烧、真枪实弹等等），更增添了
故事的真实性与艺术的感染力。因此，当影片完成在全国上映时，受到了全
国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影片获得了 1950 年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以及 文化部 1949— 1950 年优秀影片二等奖。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得影片大奖的作品，为初创的新中国电 影事业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
　　　　　　　27、决定拍现实生活题材的《红旗谱》 五十年代初，战争的硝烟还刚刚从人们的身边飘荡过去，而在边远地
区和沿海的小岛上，枪炮声还不时地传进人们的耳鼓中来?? 这几年里，他马不停蹄地拍摄了《中华儿女》、《深山里的菊花》、《光
荣人家》、《春风吹到诺敏河》等影片，但他的心里很想拍一些更具浪漫色彩 的神话故事，在那些民间传说中的浪漫的爱情故事中，去想象、去发挥他的
长期由于战争风云而难以施展的浪漫主义的天性。
那个时候，他很想拍《阿诗玛》、《孔雀公主》，为了将他拍摄神话故事

的理想付诸实现，他四次去云南体验生活，还请了著名诗人公刘编写了文学 剧本。但是紧接着在全国性的反右斗争中，公刘被打成了右派，拍电影之事 也只得搁浅。
他又想到了重操旧业，想重新拿起画笔当一名画家。 当时的河北有一家艺术师范学院，凌子风就想到那里去。另一方面，
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多，但片子的任务少，他想到了河北电影厂去拍 片的机会肯定要比在北京的机会多。于是，他应邀去了河北电影制片厂。
当时的河北，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正在走红的当儿，凌子风也
很喜欢这部厚实的小说，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是大革命前后，发生在我国农村 的阶级斗争，反映了广大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生活，对于 凌子风来说都是非常的熟悉，因为他是从那个社会来的，他从 1938 年到 1943 年就是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农村，在这块土地上斗争、学习、生活。
神话故事拍不成，于是，他就决定拍摄现实生活题材的《红旗谱》。
　　《红旗谱》是凌子风从事电影以来，第一部改自于长篇小说的影片。 小说的容量大，改编有一定的难度，对凌子风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当时他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这样说：“小说《红旗谱》是一部大作品，内容 非常丰富，该舍弃什么，该保留什么，确是一件难下手的事。电影要两个小
时把事情讲完，这对我是一次考验。我选小说中的朱老忠作为主线，在这条
主线上来作取舍。和他有关系的就保留，没关系的就删掉，精益求精。电影 较之兄弟艺术作品更要求高度的概括、集中，经过改编的东西，会出现某些 地方接不上茬，这就需要重新组织结构。另外，根据电影的需要要有补充， 补充进来的东西，又必须是小说里的人物的东西，使人看了相信它是原小说
中的，这就要既忠于原著，又要忠于观众与读者。”
　　电影的改编，更是电影导演的再创作。这一再创作的过程，也是非常 艰难与复杂的。
《红旗谱》的拍摄，前前后后经历了两年时间，这体现了凌子风的精
心。
28、成了普普通通的修车工 六十年代初，凌子风完成了他的精心之作《红旗谱》，从电影艺术的角
度，从社会反映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结果。这给凌子风坚实地从
事电影事业陡增了百倍的信心。
　　《红旗谱》的成功同时也给了凌子风以启示，这就是：对于电影创作 来说，只有精心才能出好作品。五十年代，他拍了几部影片，除了《中华儿 女》有些社会影响外，其他的几部作品却影响寥寥。如果说，在凌子风初上 银幕时，只是想多拍几部影片，作为“作业”，作为“练习簿”，那么，从《红
旗谱》始，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飞跃。他要努力多拍几部好影片出来。 从《红旗谱》以后的五六年时间内，他一直在寻找好的题材，寻找着
在银幕上再次突破的机会。
　　可惜，“天不随人愿”。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 革命”却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展开了。这场“革命”的规模 之大、波及面之广，令凌子风始料未及。
　“文化大革命”中，凌子风先被关在“牛棚”里，每天重复着那些繁重 的体力劳动的活儿：运煤、拔草、掏粪坑??
后来，造反派准许凌子风可以回家去住了，可以暂时不住在“牛棚”

里了，那时候他的家也被造反派给占了，老婆与孩子也没有和他住在一起， 于是，他就住到母亲那里去，一个月十二元的生活费。这十二元的生活费怎 么过日子？他和母亲只有靠省吃俭用，吃酱菜、吃窝窝头来艰难度日。
　　在那些日子里，他天天跑到北京西四牌楼大街边一个修自行车的车铺 里去，他和那里的修车老师傅们早就成了老朋友，他到那里帮着他们一起修 车（这一行是凌子风的拿手好戏），车铺里的老师傅们没等到他来，就早早 地买好了猪头肉，买好了酒，等他来一起吃。
从早到晚，凌子风成了西四牌楼大街边车铺里的一员普普通通的修车
工、老师傅。 凌子风也有一手好手艺，他也没白吃工人们的猪头肉，他帮他们修车
也十分在行，一天下来修十多辆车没问题。有一次，来了一辆摩托车，他帮 着折腾了好半天，终于给弄好了，给车铺挣了十来元钱，工人师傅们也很高
兴。他们也知道凌子风一个月才十二元的生活费，吃饭从来也不要他掏一分
钱，每天晚上还要请他上馆子喝酒，那时，他们去得最多的是西四的“沙锅 居”和“同和居”。
那些远离了牛棚的日子，凌子风从内心里感到舒畅。 他傻傻地想：如果说，有一天他不干电影这一行了，他就来干修车这
一行。就在这里，在这他熟悉的北京大街上，在西四牌楼这一带，有他童年
的影子，有他少年时期的笑声；也有他姥姥、奶奶生活的影子。这北京城， 这老街，是能够养活他的，他的日子是会很好过的———对于这一点，凌子 风十分自信。
　　　　　　　　29、终于有了再次释放能量的机会 凌子风从“牛棚”出来不久，就与其他演员、导演们一起去了“五七”
干校———位于北京大兴县黄村的天堂河农场。在天堂河农场，一呆就是长 长的五年！离开干校后，又回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感 到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因为回到厂里以后，他也并没有自由。每天依然要 到厂里去画圈“报到”，还要常接受厂里导演室支部的批判。除此之外，就
是每天一张报纸，从头看到尾，感到十分无聊。
　　一天，他终于鼓起勇气向领导提出了要求工作的请求。他总算有运气， 当时上面正有一部引进的翻译片的任务交给北影。于是厂里把译制《瓦尔特 保卫萨拉热窝》的任务交给了老导演凌子风。
　　闲了这么多年的凌子风终于有了再次释放能量的机会，他整天泡在影 片的译制过程中，熟悉影片的故事、人物对口型、指导年轻人??像过去他
拍摄自己的许多影片一样，他倾其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不分白天黑夜，常 常是忘了吃饭和休息的时间。他是十分珍惜这么一个工作的机会———这个 机会不是每一个导演都能得到的。
　　影片导演完成了，而他的名字却不能出现在银幕上。当然导演的报酬 也不可能有的。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工作完了，凌子风又回到了那一间要填写 “到”的房子里去了。又是一张报纸，从头到尾地看；又是开不完的会：检 讨、批判；批判、检讨??
　　他想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要他去拍片，他会像以往一样，不管是什么片， 他喜欢还是不喜欢，是好本子还是不太好的本子，只要是片子，他都会去拍。
他要工作，他要重新获得人的“尊严”与“自由”。

　　他像申请获得《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工作一样，又抱着试一试的 态度，向导演室的负责人提出：我能不能拍片？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上面的 回答是：可以。
　　这一下，凌子风又来劲了。他试着到处去寻觅本子。正巧，他的一位 朋友与李四光的女儿合写了一部电影剧本《李四光》。
　　李四光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说实在的，科学家的领域，凌子风并 不熟悉，但凌子风想从那一间受禁锢、受窒息的屋子里逃出来，重新过一种
“人”（不要说艺术家）的生活，所以他是很看重《李四光》这个本子的。
他称《李四光》是他的“救命的本子”，而拍摄完成的电影《李四光》，则是 他的“解放片”。
　　他开始从令他厌恶的那间屋子里走了出来。他走进了李四光的家里， 和李四光的女儿一起讨论剧本；看李四光一生的照片，开始熟悉李四光从学
生时代起，到他做共和国部长的生活历程；他带着他的副手重新走进了大自
然，离开北京，到外省去采景；他又开始走进了演员们的中间，重新操起物 色电影中角色的旧业??
　　总之，拿凌子风自己的话说，他又“活”了，又成了“人”了，又做 起了“艺术家”的梦了———他重新获得了人的尊严与自由。
30、不同寻常的“寻人启事”
　　经过十年“文革”的经历，凌子风在思想上也有了一些变化。他过去 一系列的急功近利式的创作，已与他近期的思考不相吻合了。他如果再要从 事真正意义上的创作的话，就决计不能再走旧式的老路了，他决定从老舍的 小说中寻找他的新的创作素材。
这就是《骆驼祥子》。祥子由谁来演？这位祥子要有典型的北方人的特
点：朴实、憨厚；而且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这样的一位角色，一时在凌子 风的心目中还没有一个谱。男主角的选择好坏，这对未来的影片的成败，有 着密切的关系。
干脆向社会公开征聘。凌子风想出了这一绝招。 于是一份公开的“寻人启事”，通过《北京晚报》向全国发出了：
寻人———
“骆驼祥子”你在哪里？ 老舍先生的名著早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在十几个国家都有《骆驼祥子》
的译本。最近北影厂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同志已经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并 筹备把这部具有北京特色的、描写二十年代人力车夫遭遇的故事拍摄成宽银
幕黑白故事片。 为拍好这部影片必须物色一名骆驼祥子的扮演者。导演希望祥子的外
貌类似照片中的祥子：身高在一点七六米左右，年龄在二十一二岁为宜，体 格健壮有力，性格憨厚寡言。目前导演、副导演为了寻找理想的祥子正走访
各文艺团体，希望通过各种渠道的热心者的推荐，最终能寻找到理想的扮演
者，早日投入摄制。适合于这种情况的同志，或者哪位同志发现周围有这样 的同志，可到北影厂找凌子风同志或李唐同志联系。
　　这一不同寻常的“寻人启事”，在报上公布以后，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 反响。在前后一百多天的寻人日子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足足有一千多封。
有毛遂自荐的，也有替别人推荐的。
更有不少年轻人径直跑到了北影厂凌子风的家里找凌子风。有一天，

凌子风的家门口一阵子的门铃声，老导演出外一开门，一位小伙子口中叫道： “祥子来也！”一边冲进门来，凌子风大吃一惊。少顷，小伙子便又是唱又 是跳地表演给凌子风看，反复说自己怎么会表演，爱好电影事业等等。当然， 这位“自说自话”的小伙子最终也没有能演上祥子。
　　在登报征询“祥子”的日子里，北京电影制片厂一时成为“祥子”的 集中地，各色人等都跑到厂里来了：厂长办公室、党委、工会，甚至连财务 科都成了来人们的征询之地。正常的工作也几乎被打乱了。
31、拉了近一个月的洋车
　　凌子风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副导演在厂大门口放一张桌子，上面拉一 条横幅，作为“祥子登记处”。副导演及接待人员每天都要接待不少来自北 京及全国各地的青年同志，有的还是全家来送“祥子”的。他们表示，只要 他们的儿子能演上祥子，全家愿意参加剧组的义务服务。
尽管来登记的人不少，但令人中意的却一直没有出现。
三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始终无人中的。祥子，祥子，你在哪里？ 这时候，有人向凌子风导演推荐了电影学院表演系三年级的学生张丰
毅，来人向凌导推荐说，此位学生外貌酷似报纸上的那位祥子，而且他本人 学的正是表演，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凌子风于是约来人去找张丰毅。不巧，张丰毅正被香港凤凰电影公司
借去拍一部武打片《塞外夺宝》，拍片中不小心受了伤。与医院联系后说， 没问题，小张的伤可在一个月后痊愈。
一个月后，张丰毅来到了北京，剧组立马找来给他试片。化妆师马上
给小张理了一个光头。凌导对他说，你能不能把衣服脱了？ 张丰毅毫不犹豫地说：“行！”一下子将身上的衣服给脱了，一个光着
膀子的憨厚的小伙子站立在大伙的面前。 剧组的同仁们乐了。凌子风暗暗叫好。 接着就是试片。样片出来了，挺不错。凌子风告诉副导演，让他给张
丰毅量体裁衣，祥子就是他了！凌子风给祥子上的第一课，就是让他在北影 大院里学拉洋车。
　　张丰毅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演员，也能吃苦。他每天拉着一部洋车， 在北影厂的大门口“接客”。无论是谁，只要肯坐他的车，他都愿意为大家 效劳。他是在熟悉旧中国拉洋车人的感受。他也知道凌子风是一位一丝不苟 的导演，拉洋车不在行决计不让他上镜头的。
就这样，在电影开拍之前，张丰毅在电影厂的门口足足拉了近一个月
的洋车。为了试试张丰毅的“功夫”，凌子风亲自去坐了他的车，给他纠正 了一些动作，凌子风在旧北京是拉过洋车的，他是在年轻的时候以这种把式 混过饭吃，算得上是一个行家。
　　一个老行家试试新手的功夫，算是考试。张丰毅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 人，经过一番“考察”，“老车夫”终于给“新车夫”下了通行证。
　　张丰毅在拍《骆驼祥子》的时候，还是一名电影学院的三年级学生， 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在中国的影坛上，他也算得上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明星了。 回过头去看看过去的脚印，应该说《驼骆祥子》这部片子是张丰毅从影以来 的一部力作，也为他以后奠定在中国新时期影坛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2、还特地为她介绍了一位北京鼓书艺人
一个好导演，可以培植一个好演员；一部好影片，也可以出一名好演

员。对于斯琴高娃来说，凌子风就是这样一个好导演；同样，《骆驼祥子》 对于她来说，也是一部好影片。一个好导演，一部好影片，成就了斯琴高娃 这样的一位好演员。反过来说，一个好演员，也会令一部影片增色。
“虎妞”之选的难度，在影片的筹备期间，也不亚于“祥子”之选。 在“虎妞”认定斯琴高娃之前，凌子风并不认识她。还是在拍摄《骆
驼祥子》前三年，凌子风的一位弹钢琴的朋友介绍过斯琴高娃，说她是一位 蒙古族的演员，能歌善舞，颇有天赋。再者，凌子风在李俊导演的《归心似
箭》中见过她的表演。斯琴高娃的玉贞确实令影界人士刮目相看。
　　就此寥寥印象，对于斯琴高娃的表演究竟如何，凌子风并没有多少把 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斯琴高娃是一位好演员，而且在中国新时期的青年 演员群中，是一位名列前茅的佼佼者。
　　凌子风的音乐朋友给了他一大摞斯琴高娃的照片。作为导演的凌子风 于是就从这位女性的角度，来比照他的未来影片中女主人公。慢慢的，虎妞
与斯琴高娃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凌子风开始给斯琴高娃介绍老北京；还特地为她介绍了一位北京鼓书
艺人，教她京话、京腔，给她讲老北京的过去与北京人的生活习性。斯琴高 娃的悟性很高，她也很是好学。
“她极认真学，刻苦练，而且在她身上有一种惊人的天赋，聪明，善于
捕捉角色需要的东西??蒙古人的性格，使她在创造人物时放得开，有真情， 这都是一个表演艺术家十分可贵的素质。”凌子风对笔者这样评价斯琴高娃。 凌子风之所以认定斯琴高娃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演员，还在于她作为 一名职业演员有很强的可塑性。一个好演员一定不只具有本色特征，只会表
演只符合她（他）本身性格的角色，而一定能够展现多种角色的人物性格，
而斯琴高娃就是具备了这样条件的一名出色的演员。 因此，斯琴高娃的第一个出色的银幕形象：玉贞的善良、温柔，十分
富有女人味，丝毫没有减少凌子风对斯琴高娃去完成另一个银幕形象虎妞的
信心。相反，他从斯琴高娃的表演中，也从她的素日为人的性格中，认为， 她是能够胜任虎妞这一角色的。
　　事实证明，斯琴高娃扮演的玉贞与虎妞，成了她整个银幕形象的两个 性格各异的高峰。而虎妞则几乎成了斯琴高娃的另一个善意的代名词，是她 所塑造的所有银幕形象中最为成功与出色的。
　　电影《骆驼祥子》，对男女演员来说，是一块表演艺术上的丰碑；同样， 对导演凌子风来说，也是一块个人创作史上的丰碑。中国电影界给了《骆驼
祥子》以最高的荣誉。
　　在 1983 年度的“金鸡奖”的评审会上，它获得了最多（三项）奖项： 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最佳道具奖。
33、晚年之恋的故事说起来有点浪漫 凌子风年上七旬，他的创作力越发旺盛。这位被电影界美誉为“凌疯
子”与“拼命三郎”的人，连连获得中国电影界的最高奖。继《骆驼祥子》 后，凌子风又拍了《边城》，真是好片迭出，好评如潮。正当他的事业向着 他的顶峰攀登的时候，他的个人生活也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他的发妻石联星去世了，孩子们又长大成人，成了家，也不在一起生 活。
他成了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人世界”。

　　凌子风的这“一人世界”并没有持续很久，一年多后，他的“一人世 界”，又变成了“两人世界”———一个小凌子风二十四岁的中年女子韩兰 芳，在凌子风最为孤独的时候来到他的身边。
这一段晚年之恋的故事说起来有点浪漫，这也许是人们常说的天意吧。 他们两人的最早相识，就是在北影厂的工作室。 那个时候，凌子风在做影片《骆驼祥子》的后期制作；而韩兰芳也在
北影厂的工作室里做她的影片《精变》的后期制作。
　　韩兰芳生于 1941 年，山东青岛人，早年毕业于山东师院外文系，与凌 子风相识的时候，她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任编剧、导演。这位文静的中年女 子长得清秀，身材颀长，白皙的瓜子脸上，常常挂着甜甜的笑容，你看着她 的形象，并与她作着交谈，令人时时会想起她的家乡青岛。
　　韩兰芳不幸的是中年丧夫，几乎与凌子风同时，她也成了“一人世界”， 身边还有一位可爱的四岁小女菲菲。
韩兰芳与她的爱人同在中国新闻社工作，他们俩当时正在拍摄一部以
《聊斋》的故事改编的电影《精变》，不幸的是，正当电影拍摄到一半的时 候，她的爱人却不幸猝死。
所留下的拍摄任务全都压在韩兰芳一个女子身上。 困难与压力可想而知。
　　《精变》的后期制作就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工作室里，正在这个时候， 凌子风也在做他的新片的后期制作。
几乎是每天，凌子风总可以在剪辑室里看到臂挽黑纱的母女俩。
　　母亲在里面做片子，女儿在外边的走廊上玩；母亲几乎是噙着悲痛的 泪水，咬紧着牙关在完成着她和她的丈夫用心血凝成的作品。而女儿却一点 也不知道家中发生了什么事，她像成了一个无人照看的孩子。
　　凌子风是一个喜欢孩子的老人，他每天看到这一位可爱的小女孩在玩 耍，常去逗她玩。时间长了，小菲菲也喜欢上了这一位长着“八字”胡子的 老伯伯。这一老一小谁也不会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会结成亲密无间 的父女关系。
　　　　　　　　34、最能融化一颗已经冷却了的心 凌子风是一位具有同情心的艺术家，他十分同情这位女导演所经历的
不幸的遭遇，也感动于这位女导演不寻常的毅力与事业心。
　　从同情到感动，也从同情渐渐地发展成爱情。“爱情是事业的合流”。 凌子风在对韩兰芳的爱情关系发展上，也是遵循着他对爱情的一贯的主张。
而最终能打动韩兰芳心的，也是凌子风对她的事业的支持。 韩兰芳的《精变》终于完成了。她和她的丈夫用生命换来的作品终于
要与大家见面了，这对韩兰芳来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 那天，在北影厂的小放映间里坐满了来自于中国电影界的领导与各路
专家们。与往常一样先看片子，小放映间里的空气，对韩兰芳来说，像静止
了一般，她几乎听得见自己的心在跳。 影片放完了，小放映间的灯亮了。韩兰芳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在
等待着专家与领导们的“审判”。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谁也没有出来打头炮。也许是在古装片有所
创新的问题上，大家一时也吃不准该说些什么。
静场，难堪的静场。

　　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这种难堪的静场是十分可怕的。批评，不怕。激 烈的争论对一部片子来说，也许对创作者更为有利。但是，冷场，意味着什 么呢？
韩兰芳的脸开始发烫了，她有点坐立不安了??
　“我来说！”一个洪亮的声音打破了小放映间的沉寂。人们不约而同地转 过身去。
　　只见凌子风慢悠悠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人们自然是熟悉他的——— 凌子风具有丰富的电影工作经验与卓著的创作成就，无疑，他的发言将会有
一定的权威性。 凌子风从《精变》的样式、艺术上追求与探索，作了充分的肯定，同
时，他以他在这些天中的所见所闻，对韩兰芳在创作中的坚韧不拔的精神， 作了动情的赞扬。
凌子风的发言，就像是在平静的湖面上瞬时掀起了波澜，座谈会的空
气顿时变得活跃起来。 韩兰芳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她感激凌子风对她的爱人以及整
个创作组辛勤劳动的肯定；也感激凌子风给《精变》的座谈会带来了福音。 艺术上的知音、支撑，最能融化一颗已经冷却了的心。
韩兰芳对早已熟知大名的凌子风增添了新的敬意。
　　韩兰芳的影片通过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凌子风的妻子石联星同志 住在医院里，韩兰芳去医院看望了石大姐，向她表示了凌子风对她事业支持 的感激之情，也衷心祝愿石大姐早日康复出院。
但是，石联星此时患的是绝症。不久，她告别了人世。 岁月的页码，一下子翻过了五个春秋。
石联星去世了，凌子风的人生旅程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凌子风晚年丧妻，韩兰芳中年丧夫，天底下又多了两个孤独的人。两
颗孤独的心也从此开始靠拢??
　　　　　　　35、便使出了迅雷不及掩耳的“追”势 凌子风丧妻之后，在他的众多的朋友圈中，不乏为他找新的配偶的、
热心的牵线搭桥之人。在这些众多的“红娘”中，还有部长夫人。被介绍的 女子中，多是有身份、有知识之人。
也有不少主动追求大导演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一位是年轻的法国文
化商人；也有香港的女老板。还有一些女子都向凌子风表示过爱慕之情——
—尽管此时的凌子风已年近七十，但是，爱情似乎并不以年龄为限的。 对于这些追求者，凌子风均没有动心，他以一颗平常的心静而待之。 一个倾心于事业的人，钱，在他的生命天平上并不占有主要的位置。 相反，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寻找在艺术上、精神上的共鸣点，则是比什么
都重要。 在他看来，在他周围众多的女子中，韩兰芳无疑是他理想中合适的人
选，她有强烈的事业心且有顽强的毅力。他意识到：韩兰芳不仅可以成为他 晚年理想的伴侣，还可以成为他在事业上的有力的助手与合作者。
　　方向一旦确定，凌子风便使出了迅雷不及掩耳的“追”势。他逢人便 说他爱上中国新闻社的编剧韩兰芳。在北京，在上海，在电影界，在他的朋
友圈中，不少人都不约而同地知道了凌子风的“新恋”消息。而且目标指向
十分明确。

　　有一次，朋友们都聚集在凌子风的家里，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凌子 风的“婚事”，也巧，正在此时，韩兰芳来到了凌子风的家。凌子风毫不含 糊地将韩兰芳当众介绍给大伙，说她就是他的新的“那个”，弄得韩兰芳很 害羞。
而凌子风则在一边哈哈哈地大笑不已，朋友们也乐不可支。 另有一天，一位外地的朋友托人给韩兰芳送来了一包礼品。内中有一
件是给凌子风的，韩兰芳抽空给凌子风送去了。 坐定之后，凌子风望着细汗淋淋的韩兰芳打心眼里喜欢。于是，他大
胆地向韩兰芳提出：“咱们结婚吧！” 对于凌子风的这一突然袭击，韩兰芳一时语塞。虽然，此时的韩兰芳
也从心里喜欢凌子风这样的一位事业型的男子汉，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他 居然会来这么一个“突袭”！
她心里在说：凌子风啊，凌子风，你这个可爱又可亲、有一颗不老的
童心的好老头，你的攻势也实在太猛了些，让我怎么答复你呢？还是让我好 好地回去想一想吧。
36、还是一个劲地大声嚷嚷 第二天，韩兰芳向领导请了一个 20 天的长假，她借口去看外景，实则
是想暂时躲避一下凌子风过于猛烈的爱情攻势。
　　韩兰芳面临着第二次的人生重大选择，她不得不作慎重的考虑。因为， 她的失偶———而且是在事业上非常合拍的爱人，对一个女子来说，打击是 巨大的，一度她曾发誓不再嫁人了，如今，她要改变这一“誓言”，确要作 一番认认真真的、慎重的思量。
她去了上海。在上海，她却同样感受到了凌子风的炽热的“爱”的势
头。
　　一天，韩兰芳去上海电影制片厂，她见了一位老朋友，这位老朋友见 面的第一句话便是：“听说凌子风要结婚了？对象是你们单位的，是吗？” 韩兰芳听了，竟一时无言以对，脸上飘过一阵红云。朋友见状也明白
了几分。
　　韩兰芳又去了重庆。在重庆市组织人事处担任领导工作的凌子风的姐 姐，逢人便把韩兰芳介绍给她的同事们：“这是我的弟媳妇，凌子风的未婚 妻。”又弄得韩兰芳很不好意思。
　　韩兰芳本想出去躲风，不料“风”却越演越烈。看来，这股势头猛烈 的风是躲也躲不了，避也避不开了。
　　请假 20 天，韩兰芳只在外地过了 12 天，便回到了北京———她的心 是被一根无形的爱的丝线牵回来的。而这根线的另一头牵线人，便是凌子风。
韩兰芳回来的那天，凌子风去机场接她。 凌子风是凭着“导演”这张面孔，机场的小姐让他径自进了候机大厅。
自动滑梯载着从重庆飞来的贵客在缓缓地滑行。韩兰芳提着旅行袋从
滑梯上下来，突然，她的眼睛一亮，一位穿着米黄色的大衣，手持鲜花的高 个子男人孤零零地在大厅里迎接她，是他，他来了！
浮现在韩兰芳脑海中的第一个信号便是：“从此，又有人来接我了！” 一股暖流涌向脑门，她的眼睛湿润了??
几天之后，凌子风和韩兰芳双双去街道办事处办理登记结婚的手续。
一进街道办事处的大门，凌子风便大声地嚷开了：“我要结婚了，我要

结婚了，在哪儿登记？” 韩兰芳在一旁用手肘碰碰他：“别嚷，轻点！” 但凌子风还是一个劲地大声嚷嚷。
　　其实，他是用高分贝的叫嚷声来掩饰他自己慌乱的心绪与一颗怦怦乱 跳的心———尽管，他已 70 高龄，但他那颗艺术家的心还年轻??
37、从此开起了“夫妻老婆店”
“爱情是事业的合流。”凌子风再一次实现了年轻时代的誓言。 他与韩兰芳的结合，给他们两人的事业都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对
凌子风而言，他在创作上有了一个好帮手；而对韩兰芳而言，她在创作上则 有了一个好的引路人与一个极好的指导。
　　拿凌子风的戏话说，他从此开起了“夫妻老婆店”。一个搞文字创作， 另一个则依旧做他的导演。
韩兰芳也重新燃起了她的创作的激情，她接连创作了大型电影剧本：
《徐霞客》、《春桃》与《狂》等。这三部作品，除了《徐霞客》因种种原因 尚未搬上电影银幕外，《春桃》与《狂》均由凌子风执导搬上了银幕，而且， 都获得了海内外的一致好评。
　　凌子风是一位性格外向，豁达，爱开玩笑的人，“夫妻老婆店”，即是 他在晚年与爱妻合作的戏称。
　　作为“夫妻老婆店”，凌子风夫妇俩的第一部“开张”的合作戏，是一 部反映我国农村题材的戏，叫《马铁腿外传》。但是，他们合作的第一部电 影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究其原因，拿凌子风的话总结说，由于剧本的基 础较差。朋友们开玩笑说，这部戏是他们的“婚礼急就章”，难免有所闪失。
就像生意场上开店，店刚开张，就要求赚大钱是不太现实的。
　　有人见凌子风夫妇新婚后即在很短的四十几天的时间内拍出了《马铁 腿外传》，都恭贺他俩：“早生贵子！”
而夫妻俩却无不诙谐地称：
“生了一个丑子！”
“夫妻老婆店”第一桩成功的携手，则是他们俩合作的电影《春桃》了。
　　《春桃》是韩兰芳根据许地山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的基础很 是扎实。影片中再由我国两位大牌男女明星姜文与刘晓庆担纲，在导演凌子 风的指挥下，一班子人服从导演的意图安排，把电影《春桃》拍得有声有色， 一举夺得了 1988 年、1989 年的四个大奖：
1988 年度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电影奖；
1989 年第十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同年度的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与最佳女主角奖。
　　《春桃》的成功，使夫妻俩看到了合作的广阔的前景，使刚开张的“夫 妻老婆店”有了起色，有了资本，使他们经营下一部电影《狂》有了信心。
38、他的“狂”劲一发而不可收
　　电影《狂》改编自长篇小说《死水微澜》。《狂》片名原出自编剧、凌 子风的太太韩兰芳。但他们又觉得原小说名对于电影来说又不太合适。那么， 改一个什么名呢？有一天太太突然对凌子风说：“狂，狂怎么样？”
　　老头一听，“狂？好一个狂！狂乱的时代，狂男狂女，你狂，我狂，大 家都狂太好了，正合吾意也！”凌子风说，“那真是一个狂乱的时代呢，中国
闹义和团，义和团刀枪不入，你外国人洋枪洋炮，我都不怕，正是一些个狂

人。”
　　凌子风拍《狂》的时候，已有 75 岁高龄，同行们都佩服他那过于旺盛 的精力和不服老的劲头。许多和他同摄制组的年轻人，都感叹于他的体力： 看外景、爬山、过河，真谓是老当益壮。
　　凌导演本人常在人前夸耀他自己的身体，说是一位医生说的：他是七 十岁的年龄，四十岁的心脏。从精神的角度来看，他确是童心未泯，一颗热 爱电影事业的心一直在热烈地跳动。
在《春桃》获得极大成功的鼓舞下，凌子风的“狂”劲一发而不可收。
1991 年春天，他率领一支庞大的摄制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四川省的合 江地区。
　　凌子风把剧组的男女演员们安顿在城里的招待所里，自己却与夫人一 起住进了条件很差的尧巴镇。
尧巴镇，一个丘陵地带的小镇。千百年来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靠着
山，傍着水，人们在那个十分闭塞的僻远地区生息着、繁衍着，一条小小的 长街，房屋都是古老的明清建筑。凌子风之所以选择这个僻远的地方，正是 因为它古朴的民风。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狂》片才能显示出四川古朴的 地方风味与特色。镇政府为了照顾凌子风的生活，让出了镇里稍为好一些的
房子———信用社的楼上，让他与夫人住，但也是十分艰苦，用水都很不方
便，有时候晚上还停电。但凌子风已经感觉不错了。 有人问他，招待所的条件好多了，为什么不与演员们住在一起？ 凌子风说，住在招待所条件是好多了，但这样不利于拍戏，每天一早
就要往镇上赶，晚上还忙着赶回来，多不方便。住在尧巴，生活条件是差了 好多，但对工作是有利多了。
　　一段时间，凌子风接连几天的工作，看景，选群众演员，累了，身体 不好，他就把氧气瓶带在身边。他不得不常常使用它，以缓解由于年老体弱 带来的身体不适与过度的劳累。夫人韩兰芳，也成了他的生活顾问，一刻也 不离凌子风。
一度，凌子风由于肺气肿，住进了合江的地方医院，摄制组的同仁们
也着实为“老头子”的身体担忧，毕竟是一位 75 岁高龄的人了。可他在医 院里没住上几天，身体稍好一些的时候，又急着要出院了。第二天就直奔外 景地。
合江地区的领导还专门为他派了一名医生，随他一起拍摄。
　　《狂》片摄制完成后，在香港举办了首映式。香港影界的名流，凌子 风的同行好友均出席了盛大的首映式，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39、晚年三梦 凌子风的晚年三梦，是指他梦寐以求想拍的三部片子：《天桥》、《李
白》、《弘一法师》。多年来，他一直在想着这三部片子能够有朝一日化为他 的现实。
　　三梦之中，《天桥》算是排行第一，也是老头做得时间最为长久、用心 良苦的一个梦。随着北京市政建设的扩展，具有民族特色的北京天桥已经荡 然无存，这一自清末以来，一直是民间艺人献艺献技的“杂八地”，早已成 为历史的旧迹。在老北京的心目中，天桥一直是他们的心仪所在，是他们常
常眷念的地方。
凌子风的“天桥”梦，不仅是指拍一部长达五十集的电视片、一部电

影、一部天桥专题片，他还想在北京的市郊重建一个“天桥”。 凌子风梦想重建的天桥，在北京的近郊———靠近北京机场的顺义县
天竺镇。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跑地皮、谈资金、打报告。他理想中的天桥
不是布置式的天桥，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天桥。在这里，将有一万多名职工在 天桥里从事各种各样的行业，有饮食业、有服务业，也有各色各样的艺人?? 在街道上有旧式的有轨电车，有五星、四星级不等的中国四合院式的宾馆。 要让来中国的外国友人，一下飞机就想参观“北京第一镇”，并在那里住下。
当然，他们还可以在那里观看凌子风的作品《天桥》。
　　凌子风说，《天桥》的影片可以向世界各国介绍，文献资料片可以提供 给各国大学的图书馆，以学习天桥历史之用。
　　凌子风晚年的第二梦，是想把我国历史上的大诗人李白搬上银幕。李 白，才华横溢，性格豪爽，凌子风深为崇敬。他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类同李
白，拍李白的传记片也是为了抒发他个人的情怀。
　　想在有生之年完成的第三个梦，则是他渴望将弘一法师李叔同的生平 搬上电影。李叔同是我国清末民初的一个大艺术教育家，早年东渡日本，学 习西洋绘画，他的才华涉及多方面：音乐、戏剧、教育等等。而且，他个人 的历史富有极强烈的传奇色彩。这诸多方面是吸引他想拍李叔同传记片的起
因。
　　凌子风说，如果在他的有生之年，这三个梦能够得以实现，那么，他 这一辈子的电影生涯也可以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凌子风还表示，他将与夫人韩兰芳继续开“夫妻老婆店”，来拍摄这三
部片子，如同成功地拍了《春桃》与《狂》一样。 他对韩兰芳关爱备至。他说韩兰芳是“集传统与现代美德”于一身之
女人，此类女人现在很为稀有了，用老头的话儿说，“绝版”了。 在凌子风的一生中，艺术的高峰是在他的晚年，他的爱情生活，也是
晚年体现得最为完美。在韩兰芳身上，充分实现了他青年时代对于爱情的追
求。“什么是爱情？”正如他在回答父亲的问话时所答的那样：“爱情是事业 的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