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收在本书中的都是我的小文章，大抵是文史小品之类。一部分发表过， 一部分是新写的，一部分则是旧稿新改，重新写过的。
　　那是很久以前了。《光明日报》文艺版有一个栏目，名叫“说文谈史”。 有关编辑约我连续为这个栏目写点什么，我欣然从命，于是，就写开了。后 来，《团结报》约我主持一个专栏，我也欣然从命了。
　　我之所以“欣然”，那是我对小文章有一点偏爱。它虽然“小”，不起 眼，但是，麻雀虽小，无妨飞天。它可记事，可议论，可抒情，可考证；大 文章能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它也能完成。而且，由于它“小”，因此，庄言 之可，谐言之可，亦庄亦谐言之亦可。作者有挥洒自如，信笔写来之乐；读 者无阅读八股套腔，头昏脑胀之苦。这是两利两便的事，何乐而不为哉！
　　“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小文章要小中见大，其实并不易写。一 篇好的文史小品，除了要有思想，有知识，有资料，有掌故之外，而且还要 有文采、有情致，甚至于还要有意境。谋篇布局，俱见匠心；造语遣词，才 情毕现。以为它小，就觉得它好写，其实是一种误解。苏州有个网师园，地 不过数亩，然而，亭台楼阁，假山小池，布置得曲曲折折，玲珑有致。我相 信，它的设计者是费过心思的。
小文会速朽吗？不一定。相反，千古以来传诵的名文倒常常是小文。以
人们熟悉的《古文观止》为例，其中何尝有“大文”、“长文”！ 话说回来，我虽然偏爱小文，但是，这些年来，我的岗位规定了我只能
以主要精力去写“大文”、“长文”，以至“大书”、“长书”，小文写得
并不多，而且，由于才力不逮，读书不多，这些小文也写得并不满意。所以， 当这本书有机会奉献到读者面前时，我是既高兴，又惭愧的。
我年轻时喜欢文学，在大学里读的是“文学专门化”，没想到经历诸多
坎坷之后，却弄起了历史，横生斜长起来，所以，这本集子就命名为《横生 斜长集》了。
作者
1998 年 2 月 16 日于北京东厂胡同 1 号，电脑之前

谈史篇

“天王圣明”与杨继盛之死


　　韩愈这个人，很有点道学家的气味。例如，他写过一首诗，题为《拘幽 操》，是以周文王的口气写的。诗云：“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肃肃兮听不 闻声。朝不见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呜呼臣罪当 诛兮，天王圣明。”史载，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时，曾鼓琴作歌，以 解忧愁，韩愈的这首诗就是揣想当时情景所拟作的歌词。按说，纣是昏君， 文王是大圣人，纣囚禁了文王，当然是冤狱无疑。文王总该有点牢骚吧？然 而没有，仍然念念不忘“天王圣明”，自认“臣罪当诛”，完全符合道学家 的伦理准则：“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所以，无怪乎北宋的程颐、南 宋的朱熹都大夸韩愈这首诗写得好，说是：“通文王意中事，前后之人，道 不到此。”
　　我想起了明朝的杨继盛，也就是杨椒山。今天的读者对此人可能感到陌 生，但在明朝中叶，那是鼎鼎大名的。话说那时正值嘉靖皇帝当朝，权相严 嵩当国，杨继盛在上皇帝书中，弹劾严嵩有十大罪、五大奸，要求皇帝除此 “内贼”，重则按律论处，轻则勒令退休。但是，严嵩圣眷正隆，皇帝看了 奏章之后，不但不去触动严嵩一根汗毛，反而将杨继盛投到狱里，下令“杖 之百”。明代的廷杖是一种对官吏的酷刑。轻则残废，重则送命，很可怕的。 执行之前，一位同情者给杨继盛送来一块蟒蛇胆，要他和酒服下。杨继盛却 说：“本人自己有胆，要蛇胆何用！”打完之后，杨继盛真是应了旧小说中 的两句话：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直到半夜，才苏醒过来。杨继盛大概有点 治疗杖刑的知识，懂得必须将腐血放出来。但是狱中既无医生，也没有刀子， 杨继盛便打碎茶盅，将碎片扎入体内放血。一直扎了五六十个窟窿，流出了 十数碗血，神智才清楚了。过了一些时候，左腿溃肿，杨继盛又亲自操刀， 将腐肉一一割去。狱卒在旁看得心惊胆颤，感叹说：“当年关公刮骨疗毒， 还要靠别人，不能像老爷这样自割！”确实，杨继盛很勇敢。我想今天的读 者大概也会为之感叹的。
但是，杨继盛其人的思想却并不值得感叹。他在狱中有一首《苦阴雨》
诗道：“扪胸问心心转迷，仰面呼天天不语。混宇宙兮不分，霭烟雾兮氤氲。 西风起兮天霁，挂远树兮夕曛。聚还散兮暮云平，晦复明兮日初晴，何时回 怒兮天王圣明？”这位杨继盛无疑是读过韩愈的《拘幽操》的，所以他记得 “天王圣明”这一名句。尽管杨继盛挨了刻骨铭心的一百杖，然而，还是希 望嘉靖皇帝有朝一日，回怒作喜，将他释放出狱。不幸的是，嘉靖皇帝并不 “圣明”，下诏将他“弃市”。临刑之前，杨继盛又写了两首诗：“浩气还 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天王自圣明，制度高千 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古人作诗，主张“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可见有点怨气是不妨事的。 然而，杨继盛的诗却一丁点儿怨气也没有，还在表示，要在死后报答“圣明” 的“天王”，这自然是可以使封建统治者放心，并且高兴的。所以嘉靖皇帝 虽然杀了杨继盛，继位的隆庆皇帝则下令嘉奖，封他为中顺大夫、太常寺少 卿，并且给了一个谥号：忠愍。到了清朝，顺治皇帝不仅专门写了一篇《表 忠录论》，表彰杨继盛可以“与龙逢、比干先后合辙”，而且坦率地承认， 他喜欢杨继盛临刑前的两首诗，“不胜三叹”。
韩愈的思想到近代才受到了挑战，柳亚子早年诗云：“臣罪当诛缘底事？

昌黎误尽读书人。”这是在明确地批判韩愈的《拘幽操》了。其实，韩愈所 “误”的何止是杨继盛一类的“读书人”。旧时奴才每逢主子发怒时总有一 句口头禅，叫做“小的该死”，这不正是“臣罪当诛”的普及版吗？所以尽 管我知道，韩愈提倡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但是，感情上总有点儿 不大喜欢他。

　　　　　　　愚昧焉能抗敌


鸦片战争时期有几则故事，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谈。 其一为杨芳大摆马桶阵。那是 1841 年春，道光皇帝派杨芳为参赞大臣，
随靖逆将军奕山赴广州，防剿英国侵略军。说起这位杨芳，原是清朝嘉庆、 道光年间的一位名将，在镇压川、楚白莲教及河南天理教起义中，屡立战功， 官也从把总一直升到提督，成为省一级的高级将领。当他初到广东之际，人 们耳闻他过去的事迹，“所到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不想在他进入 广州之后，却突发奇论，说是：我在实地，夷在海上，风波摇荡，然而夷炮 却能经常打中我，我炮却不能打中夷，肯定夷人有邪术。于是传令保甲大量 收集妇女使用的马桶，载在木筏上，派一副将率领，自己带兵埋伏在岸上。 约定当侵略军来犯时，一声炮响，所有木筏一字排开，马桶口一齐指向敌人， 他自己则从旁抄出夹击。令下之后，保甲当然照办，副将也遵命布阵。其结 果当然可想而知。
　　其二为宋国经驱遣面具兵出战。侵略军打到浙江了，杭、嘉、湖地区的 行政长官、道台宋国经想以奇兵制胜。他想到了宋朝名将狄青披发、戴铜面 具作战的前例，便派人向市上购买纸糊面具数百个，召募了 342 个乡勇，装 成鬼怪，在衙门内昼夜演习。操练纯熟之后，再派都司一人、千总一人率领 这支“特种部队”出战。那天是个大白天，三百四十多个乡勇，人人带着假 面具，“跳舞而前”。其结果，当然也可想而知。
其三为奕经据签语决定反攻时间。奕经是道光皇帝的侄子，位居吏部尚
书。1841 年 10 月，道光皇帝任命他为扬威将军，带兵驰赴浙江，反攻英军。 途经杭州时，在关帝庙求得一签，签语中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 平安”之句。奕经大喜，决定以“虎”制敌。按旧时说法，寅属虎，于是奕 经便选择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时作为反攻之期。这样便把时间定 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1842 年 3 月 10 日）夜四更，共四虎。为了 增加一“虎”，奕经又特命生年属虎的安义总兵段永福统率西路兵马。根据 这样的原则确定的反攻，其结果当然更可想而知。
上述三事，第一事见于梁廷柟《夷氛闻记》与佚名的《夷匪犯境闻见录》，
第二事、第三事见于贝青乔的《咄咄吟》，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之作，所述 自当可信。特别是《咄咄吟》，它的作者原是苏州的一介书生，激于爱国义 愤自动投到奕经麾下，“始命入宁波城侦探夷情，继命监造火器，寻又带领 乡勇派赴前敌，终命帮办文案”，“内外机密，十能言之七八”，因此，他 的著述就更加可靠。
　　鸦片战争中，堂堂的“天朝上国”居然败在“蕞尔岛夷”的手下，人们 读了这三段故事，也许可以恍然于其原因了。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历来重道轻器，把人伦、义理看得高于一切，视科学 为雕虫小技，再加上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上上下下形成了一种异乎寻常 的昏庸和愚昧。龚自珍曾经慨叹，当时不仅没有才相、才史、才将、才士、 才民、才工、才商，甚至连才偷、才盗也没有。杨芳、宋国经、奕经的事例 虽是个别的，但又是有代表性的。其他人的知识水平并不见得比他们高明多 少。官僚如此，百姓们又何尝相反。以后来的义和团为例，相信一道灵符下 肚便可以刀枪不入，其实和杨芳的马桶阵之类并无多大差距。
愚昧不能抗敌，自然也不能兴邦裕民。中国要奋飞，就必须于铲除旧制

度根基的同时，铲除滋生于这一土壤上的形形色色的愚昧。“五四”时期的 先驱者于呼喊民主之外，又呼喊科学；今之国家领导人既提倡决策的民主化， 又提倡科学化，都实在是对症的良方。

　太平天国的“太阳”


偶翻史书，发现太平天国竟也有一位“太阳”，那就是洪秀全。 据说，那是在 1837 年，洪秀全应试失败，正是十分落魄的时候，忽然造
梦上天，见到“天父上主皇上帝”，蒙赐金玺、金剑，封为“太平天子”， 醒来时，“太阳照身”，于是，吟诗一首：
乌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 身照金乌灭尽消，天将天兵都辅佐。
这里，洪秀全还只是“身照金乌”，金乌者，太阳也。但不久，洪秀全就逐 渐与“太阳”合二而一了。他的《真日诗》云：
五百年临真日忠，那般爝火敢争光？ 高悬碧落烟云卷，远照尘寰鬼蜮藏。 东北西南群献曝，蛮夷戎狄尽倾阳。 重轮赫赫遮星月，独擅贞盟耀万方。
战国时，孟老夫子有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说法，此诗则称“五百年临 真日出”，这个“真日”，普照大千，光焰万丈，它温暖“东北西南”，倾 倒“蛮夷戎狄”。“真日”指谁，诗中没有明言，但洪秀全以之自喻是无疑 的。果然，这一层意思很快就点明了。他另有一诗云：
爷立永约现天虹，天虹弯弯似把弓。 弯弯一点是洪日，朕是日头故姓洪。
这里，洪秀全干脆自称：“朕是日头”，把自己等同于太阳了。 太平天国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虽夫妇不得自由同宿，违者处以极刑。
当然，领袖们是不在此限的。洪秀全的《多妻诏》规定：东王、西王十一妻，
南王、豫王六妻，高级官员三妻，中级官员二妻。至于他自己有多少老婆， 恐怕最精明的历史家也考证不清，据《洪大泉自述》，洪秀全“有三十六个 女人”。据幼天王自述，“他有八十八个母后”。这么多后妃集中在一起， 管理教育自然是个大问题。于是洪秀全又以“天父”的名义作诗晓谕：
一心对日是娘娘，心不对日罪难当。 果然心正邪难入，万载千秋配天王。 狗子一条肠，就是真娘娘。 若是多鬼计，何能配太阳？ 晓照本心是娘娘，不照本心罪难当。 不照本心就是鬼，速照本心对太阳。 草木接日得菲芳，臣下接日得荣光。 智者踊跃接为福，因何草不接太阳？
这里的“太阳”都是洪秀全自称。诗中，洪秀全要求他的后妃们“一心对日”， 不搞“鬼计”。此类《天父诗》共五百首，其中四百多首都是对后妃的“诗 教”。它们细致地规定了服侍天王的各种要求，以致娘娘们的姿势、声调、 眼神、头颈、口形、动作等，都有明确的阐述，如：
悠然定叠莫慌忙，细气娇声配太阳。 月亮不同星宿伴，各炼长久做娘娘。
这是在告诫“娘娘”们行动文雅，谈吐柔媚了。蒙昧社会里不会有近代文明。 洪秀全自称“太阳”，以之作为号召群众，推翻清政府的手段，对此，不应 过多地非议，但用以管理他的“娘娘”，则实在蒙昧之至。

　　在太平天国时代，并不只是洪秀全自称“太阳”，别人也是这么称呼他 的。某次，杨秀清审问叛徒，其词为“皇上帝有无所不知之能，又知得日头 能照得普天下，今天父皇上帝在此，尔主天王日头又在此。”可见，在杨秀 清的嘴里，天王和“日头”已经紧密相连而不可分。
　　古书上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又说：“圣王在上，则日光明而 五色备。”还说：“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像。”可见，在我们民族的古 老文献中，太阳从来是和“王”、“君”一类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现象出 现于封建社会，自无足怪。洪秀全虽然是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但他是小生 产者的代表。小生产者总是皇权主义者，他自称“太阳”，也无足怪。然而， 在号称“史无前例”的年代，“红太阳”，“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一类 呼声响彻神州大地，这倒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天朝田亩制度》与“割尾巴”

不知怎的，近来读《天朝田亩制度》，常常想起那些年头的“割尾巴”。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 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 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 饱暖也。”这是我们的史学著作竞相引用的名言，一向被认为是农民革命的 伟大理想。这诚然是不错的。对于缺少土地、啼饥号寒的广大被剥削、被压 迫的农民来说，无异是向他们展示了一个诱人的美丽的天堂，会激励他们去 推翻现存的只给他们带来贫穷和痛苦的社会。但是，未来社会果真是那么诱 人吗？《天朝田亩制度》接着写道：“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 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
　　这就是说，每家都束缚在土地上，除种地外，还要植桑、养蚕、缝衣， 可以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家家只养母， 不养公，如何交配、繁殖？不能交配、繁殖，如何能生生不已地养下去？第 二，如果有一家想多养几只鸡、几头猪怎么办？对于第一个问题，《天朝田 亩制度》没有回答，笔者无从揣想；那第二个问题倒是好解决的。《天朝田 亩制度》接着说：“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 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苧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 这里说得很清楚，每家只能留足自己的使用部分，其超额部分，则要无偿“平 调”，“归国库”了。自然，你要是多养了一只鸡、一头猪，也是要“归国 库”的。这就是为什么会使笔者想起那些年头的“割尾巴”的原因。虽属比 拟不伦，但总不是匪夷所思吧？
史书上说，太平天国地区，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太平军所到之处，地
主不是被杀，就是逃亡，无地、少地的农民也就有了土地，自然积极生产。 然而史书上又说：《天朝田亩制度》似乎从未实行过，因为它根本行不通。 先不论它那烦琐的平分土地的办法，即以规定每家“五母鸡，二母彘”而论， 也不足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不足以造成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动 不动就“余则归国库”，谁还肯多干呢？
太平天国以“处处平匀”相标榜，它之所以规定“余则归国库”，看来
也是为了保证“处处平匀”，不致于造成贫富分化的“不匀”现象。但是， “处处平匀”从来都只是一种幻想，即使在太平天国也没有严格实行过。就 拿吃肉来说吧，太平天国规定：天王每日给肉十斤（天哪！我不知道洪秀全 的肚子如何吃得下），依次递减，至总制（相当于知府），每日半斤，总制 以下则不给肉。至于鱼，有材料说，只有诸王才可食用。所以，凡是平均主 义盛行的地方，总是伴生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同时也伴生着普遍的贫穷和匮 乏。

保皇会的“妙语妙事”


　　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过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流亡海外时期的文献，觉 得很有些“妙语妙事”，可以介绍给读者。
　　俗话说：“江山好改，本性难移。”历史上有一流人，形成了某种立场、 观点之后，就很难改变。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梁启超把维新的全部希望寄 托在光绪皇帝身上；变法失败后，仍然纹丝不变，把扶助光绪皇帝复位作为 头等重要的政纲。为此，他们大造舆论，把光绪皇帝说成是中国历史上几千 年才一见的“天纵之资”。所谓“天纵之资”，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天才 了。
　　在康、梁看来，光绪不做皇帝，中国就要亡国，光绪一做皇帝，中国就 要成为头等强国。光绪皇帝的才能可谓大矣哉！神矣哉！要问什么是个人迷 信的话，此即一例。
1899 年 7 月，康有为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全称“保救大清皇帝会”。
8 月 4 日，适逢光绪皇帝生日，康有为率领侨胞在中华会馆庆祝。那场面， 据描写是：“烛设辉煌，箫鼓铿锵，冠裳璀璨，龙牌在上，龙旗在顶”，一 群人或长袍，或短衣，一律“拳跪起伏，九叩首”。康有为因为感情冲动， 竟至于嚎啕起来。当然，那时有不少加拿大人在旁看热闹，康有为以为他们 也很感动，居然记载说：“西人左右视，皆以为未之见云。”
这以后，保皇会逐渐发展到中美、南美、檀香山等一百四十余个城市，
会员据说有数百万之多。该会逐渐形成了一套仪式和规条。其内容据记载是： “会所奉万岁圣牌，会众悬皇上圣像，圣寿则张灯结彩而恭祝，旬日则召众 议事而齐来。会所之室，尊奉万寿之牌，会员之衣，人悬圣主之像。”一处 说是“万岁圣牌”，一处说是“万寿之牌”，两相比勘，推想起来，不外是 一块牌子，写上“恭祝今上大清皇帝万岁万万岁”，或“恭祝今上大清皇帝 万寿无疆”之类的语句。至于“人悬圣主之像”，笔者因对徽章史素无研究， 不知道保皇会员胸前所挂的是个什么样的东西。铜质乎？铁质乎？圆形乎？ 星形乎？三角形乎？还有，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光绪皇帝的 “御容”是怎样制作上去的？这些问题，均不得而知。国内文物部门倘有收 藏，那是亟愿一观的。
至于会议程序，檀香山保皇会有一次会议是这样开的：
　　“先生（指梁启超——笔者）率同志一齐起立，恭祝皇帝万寿，齐声喝 彩三声，声震全市；次祝康先生到处平安，又喝彩如前。”不仅要祝“皇帝 万寿”，而且要祝康先生“平安”，还要“齐声喝彩三声”。笔者读了这段 记载，想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场面，不禁哑然失笑。历史是何等相 似呀！当年，“四人帮”之流以扫四旧、立四新相号召，口口声声指责别人 为“保皇派”，然而，他们所立的“新”呢，不过是康、梁保皇会的余唾而 已。
　　历史有着巨大的堕性。霉腐的封建陈渣有时会包裹着华丽的装潢，仿佛 是什么代表时代趋向的新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读点历史，长长见识，还是 很有必要的。
　　
梁启超游美国而梦俄罗斯


　　1903 年 2 月至 10 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逛了一趟美国。这一 逛不打紧，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大变化。
　　戊戌维新之前，梁启超就暗中向往共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 海外，向往共和之情更常常溢于言表。但是，他一到美国，这个他不久前歌 颂过的“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时，却大大失望了。
在美国，梁启超见到了城市的壮丽，工农业的繁盛，见到了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出现的“怪物”——托拉斯，见到了美国的“平民政治”、“地 方自治”，见到了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他也见到了纽约的贫民窟， 见到了美国的“党派之私”和“选举之弊”，还见到了华侨社会的种种缺点， 于是，他得出了结论，共和不适用于中国。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写道： “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 适何！”他甚至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共和。”
　　早在 1899 年，梁启超就介绍过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从美 国回到日本不久，梁启超又读到了德国人波伦哈克的著作——《国家论》。 这两位洋人，都攻击共和制度，梁启超觉得找到了理论根据，于是决定与共 和制告别。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写道：
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熟意 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 何乐哉！
梁启超的文章一向以“笔锋常带感情”著称，写着写着，他不禁哭将起来： 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 沱。吾见吾之亲友者而或将亦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而遂颠倒失恋不
　　　肯与君别者，吾涕滂沱。 梁启超大概哭得很伤心，所以一连写了三句“吾涕滂沱”，又写了一句“吾 与汝长别矣”，以示其悲感之深。其后，他忽然觉得有人可能会问，那末中 国今后怎么办，是不是以“君主立宪”为追求对象，于是，他接着写道：
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 罗斯者也。
原来，他与共和、民主告别之后，梦寐以求的对象是俄罗斯——沙皇专制主 义的俄罗斯。1906 年，他干脆大谈“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 提倡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了。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梁启超一度领导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成为许 多年轻人的偶像，但是，自从他发表“游美国而梦俄罗斯”的言论以后，他 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
　　1904 年 4 月，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位年轻人，读了梁启超上述 关于伯伦知理学说的文章后，写了三首诗寄给他，其一云：
新相知乐敢嫌迟，醉倒共和却未痴。君涕滂沱分别时，正余情爱最浓时。
——《读任公所作伯伦知理学说题诗三章即以寄赠》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南社发起人，自号江南快剑的高旭（天梅）。
　　《楚辞》云：“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高旭的这首诗， 前两句明确表示，“共和”是自己的“新相知”，心虽沉醉，却是理智的清 醒选择；后两句以调侃的语气讽刺梁启超：你涕泪滂沱地和“共和”告别，
　　
而我却正在与“共和”热恋，情爱浓烈。高旭原来是《新民丛报》热心的作 者和读者，这以后就明确地和保皇派分手了。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分手是 正确的。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像梁启超这样“游美国而梦俄罗斯”，因不满于西 方文化、西方民主而转回东方文化和专制主义的颇不乏人。他们不了解，当 时的西方民主主义文化远胜于东方的专制主义文化。历史的任务应该是吸收 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的一切优良部分，超越它，克服它的局限和弊端，而不是 笼统地拒绝它，往回走。
　　
邹容自贬《革命军》


　　邹容的《革命军》，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最杰出的政论著作。它以热烈 奔放的语言讴歌革命，呼唤“中华共和国”，号召人民奋起斗争，推翻清王 朝的专制统治，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反动统治者畏惧之极， 革命党人则视为最好的革命教科书。1903 年 12 月，孙中山在《复某友人函》 中称赞此书：“感动皆〔甚〕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第二年，他在美国 旧金山一次就印了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南洋各地。1906 年，他又致函同 盟会新加坡分会负责人张永福，要他照河内所印版式从速翻印分派，认为“必 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据统计，该书在辛亥时期共翻印二十余次， 总印数在一百万册以上，大概是那个时期书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了。
　　然而，在《革命军》出版之后，邹容本人对它的评价并不很高。那时， 他正因此书被囚，在上海的法庭上，他和清政府聘请的律师古柏之间有这样 一段对话：
邹容：因披阅各西国诸书，即作《革命军》书，底稿放在行李内，今年四五月间，请假来 沪，在马路上看见卖日报人手内持有《革命军》书出售，我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亦不知其书 价若干。
古柏：书中意思，尔现在仍记得否？ 邹容：不然。现在，我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今天下人无甚贫富，至前作之《革命军》
已弃而不问。市上所售被人所窃，将来至东京时，尚须查究。 古柏：知《革命军》书不好，何不废弃？既被人窃印出售，何不出而禁止？ 邹容：既非巡捕房，又非上海县，实无此势力能禁止人收书出售。 古柏：当尔作此书时，是否心怀叵测？ 邹容：不然。现在我心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耳。
在这一场对话里，邹容声言书稿“被窃”、“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显然 出于对清政府斗争的需要；但是他表示：《革命军》已“弃而不问”，“心 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则反映了邹容的思想又登上了一个新高度。
20 世纪初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部分敏感的中国
革命党人看到了这一现象，不愿中国重蹈覆辙，开始追求和向往社会主义。 当时，报刊上出现了一批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上海滩上也出现了几种介绍 社会主义的译本，例如《近代社会主义》、《社会党》、《近世社会主义评 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对社会主义 的介绍往往使用中国传统的语言——“平均”或“均平”。孙中山在《复某 友人函》中就曾宣布：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他批评欧美 “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的现象，认为“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为平均 而设”，“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时必有大冲突，以趋跻于平均”。邹容所 说的“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令天下人无甚贫富”，和孙中山所表达的 思想完全一致，它表现了这位年轻的革命家对新的救国、救世道路的探求， 较之《革命军》所单纯鼓吹的独立、自由、平等、共和等理想，自然又前进 了一步。
值得指出的是，邹容声称“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是在 1903 年 12
月 4 日，而孙中山的《复某友人函》则作于同年 12 月 17 日，比较起来，邹 容还要早几天。遗憾的是，邹容很快就瘐死狱中，没有能将它写出来，否则， 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又会出现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了。

反对取缔规则与杨度避难


　　1905 年 12 月 8 日，日本宇都宫市千手町一家名为手冢屋的旅舍接待了 一位中国客人，他自称江苏省苏州府常熟县人，名王礼钧，30 岁。这位客人 除每天买几种东京出版的报纸仔细阅读外，足不出户。不久，受到日本调查 人员的注意，经盘问，这位客人不得不承认他的真实姓名是杨度。就是后来 劝袁世凯当皇帝，而后又奇迹般地成了共产党员的杨度。
　　杨度于 1902 年离开故乡湘潭，赴日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同 年归国。次年参加清政府经济特科考试，被录取为第一等第二名。不久，再 度赴日，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1904 年当选为中国留学生总会副干事 长，随后又升为干事长，成了鼎鼎大名的留日学生领袖。他为什么要改名换 姓，躲到东京以外的一家旅馆里去呢？
　　原来，留日学生至 1905 年已增至 8000 人，革命倾向日趋强烈。为了讨 好清政府，日本政府力谋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管束。这年 4 月，文部省就曾 训令各有关学校校长，声称清国人在本邦留学者愈来愈多，其中可能有人议 论本国政治，举动不当，担任教养清国留学生之职者必须深刻注意此点，使 彼等不失学生本分。9 月，日本报纸盛传文部省将公布《清、韩学生取缔规 则》。“取缔”，日语，意为管束。当时，朝鲜已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杨度 为此曾多次代表留学生会见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声明“决不与韩人同等， 受此特别之法”。10 月初，日本文部省声明，取缔规则一事，纯系讹传。但 不料 11 月 2 日，文部省突然颁布《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 对中国留学生提出了种种限制。例如，第一条规定，各公私立学校接受清国 人入学时，必须有清国公使馆介绍书；第四条规定，各公私立学校在许可清 国学生转学、退学时，必须有清国公使馆的承认书；第九条规定，各公私立 学校对清国人的寄宿舍及属于学校监督的旅馆，要进行管束；第十条规定， 各公私立学校对清国人曾在他校以性行不良之故被命退学者，不得复令入 学，等等。这样，留学生就不能自由入学、转学、退学，不能自由选择宿舍， 而学校则可任意以“性行不良”为名，斥退中国学生，剥夺其留学权利。《规 程》颁布后，激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随之掀起。
11 月 27 日，留日学生决议上书杨枢，详细罗列理由，要求取消《规程》
中的第九、第十两条。《公禀》指出：这两条“范围极广，界限未明，将来 施行之际，吾国学生必有因此而受不利益之影响者”。领衔的是杨度和副干 事长范源濂，联署的有庶务干事张继，学务干事蒋方震，书记干事林长民、 刘思复，调查干事吴永珊（玉章）、邓家彦，各省分会干事长康宝忠、张耀 曾、章士钊等。12 月初，学生情绪更为激烈。路矿速成学堂学生提议，《规 程》有辱国体，应全部取消，建议于 3 日在留学生会馆开代表会，与杨度同 至公使馆请愿，至期，杨度不到。次日，弘文学院学生倡议罢课。随之，激 进学生如秋瑾、宋教仁等，进而要求全体罢学归国，不再在日本求学受辱。 杨度只主张取消《规程》的第九、第十两条，不赞成全部取消，更不赞成罢 课、归国等行为。6 日，在留学生会馆集会时，杨度声称：《规程》并非束 缚特别苛酷的条例，其中颇有合理部分，进行这种胡闹式的反抗运动恐不妥 当。杨度的发言遭到与会学生的强烈反对，指责他是“日本政府的间谍”， 学生们高呼：揍他！揍他！幸赖留学生总会学务干事周家彦等人劝说，杨度 才得以幸免。但这次会议仍推举杨度为代表，命他会见杨枢，迫令杨枢和日

本文部省交涉，废除《规程》。 7 日，杨度曾和各省分会代表 15 人同至公 使馆。事后即被裹胁。当时报纸记载说：“杨稍主持重，急激派疾之益甚， 以威力强迫之，使加入□□会，摔之以行，闻凡一日夜不得食、不得息云。 未几避去，至今不知所之。”人们怎么也想不到他已经改名换姓，躲到外地 去了。
在调查人员的盘问下，杨度写过一份笔答，今存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仆实性〔姓〕名杨度，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此次学生纷扰，欲将文部省规则全部取消， 仆最为反对。诸学生恨仆反对，有持刀枪，有〈欲〉杀仆并杀杨公使者。杨公使与仆皆不能挽救，
　　且同盟休校之事及全体归国之事，皆仆所反对。今避众人之凶恶，故暂避于此。 从这份材料不难看出，当时的“急激”派已经“急激”到了何种程度，它扭 曲地反映出留日学生中正在燃烧的斗争烈火和爱国热情。

托尔斯泰
　　　　　　《致一个中国人的信》

晚年的托尔斯泰特别关心中国，反对中国“西化”。
　　1906 年，辜鸿铭通过俄国驻上海总领事寄给托尔斯泰两本他自己用英文 写的书，一本题为《尊王篇》，一本题为《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 战争道义上的原因》。当年 9 至 10 月间，托尔斯泰写了复信，题为《致一个 中国人的信》。该信先后发表在德文《新自由报》、法文《欧罗巴邮报》、 日文《大阪每日新闻》上。信中，托尔斯泰谴责了侵略中国，“躬为兽行” 的西方列强，表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倾慕之情，同时也对中国今后的道路发 表了意见。他说：“支那近岁中，浮躁之伦，以新党自标，以为改革支那， 不外仿行西法。有言建代议政体者，有言兴陆海军者，有言振西法之商工业 者。众议纷嚣，如蜩如螗。此非惟浅拙之谈也，抑亦至愚之解。以予所知于 支那者论之，此制实与支那民族大相驰背。今举法制、军制、工业诸大端， 惟西人之是效，不过使支那农业生活丧失于一旦耳。”托尔斯泰指出：西方 的所谓“代议政体”，不过是使一切权力由“少数强权”（君主、贵族）移 于“多数强权”（议员）之手。中国人民“断不宜取法西人”，应该“保守 农业生活，信从儒、释、道三教，则祸患自消”。
托尔斯泰此信在欧洲发表时，似乎没有引起多大反响；而当 1907 年初在
日本发表时，却立刻引起中国革命党人的注意。宋教仁认为此信所言“支那 人不可学欧洲人之武装及代议政治”等，“亦有至理”。另一个革命党人张 继则准备把它翻译出来，登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上。宋教仁赞成张 继的这一想法，并自任翻译。他说干就干，第二天就译出了第一节，“大抵 痛诋欧洲人之残忍、鄙利、暴戾，而谓支那人有沉静、忍耐之德”云云。但 是后来，《民报》只发表了托尔斯泰的肖像，题为《俄国之新圣杜尔斯兑》； 直到 1907 年 11 月，它才发表在由何震出面而实际上由刘师培主持的《天义 报》上。一共发表了两次，第一次是节译；到了 1908 年春，又发表了全译的 一部分；与此同时，则出版了单行本。有的学者认为，该信 1911 年在上海《东 方》杂志上刊出时，它才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是不确切的。
《天义报》是一份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它的编者当时正认为，中国“西
化”将威胁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活，只有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 才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因此，对托尔斯泰的信极为重视，每次发表时 都加了按语。第一次的按语说：“此书之意，在于使中国人民不复仿行西法， 其言最为沉切。至其要归，则在中国实行无政府。”第二次的按语说：“俄 托尔斯德《致中国人书》，其大旨在于使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无政府主义，不 可效泰西代议政体，较之巴枯宁之昌破坏，苦鲁巴金（指克鲁泡特金——笔 者）之言共产，虽有殊异，然其重农数端，则固中国人民所当遵守者也。” 托尔斯泰晚年，俄国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农村正在经受资本的残 酷洗劫，农民面临破产和丧失土地的危险。与巨大的财政资本、大规模的工 商业出现的同时，贫困、饥饿、野蛮、卖淫以及梅毒等“原始积累时代”的 一切灾难也就随之降临。托尔斯泰反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以“最深沉 的感情和最强烈的愤怒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不断的揭露”，自然，他也不愿意 中国走上同样的道路。《致一个中国人的信》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写作的。 这一时期，托尔斯泰还给日本《报知新闻》写过一封信。在该信中，托尔斯

泰批评当时的日本，“凡百事业，悉以欧人为模范”。他认为，即使中国像 日本一样，全盘“输入欧人之制度”，也不可能驱逐那些入侵中国的“欧人”， 其结果只能使中国人民“所处之地位，亦渐次而趋于困难”。他不了解，中 国人只有走现代化的求富求强之道，才能摆脱贫穷，避免落后挨打。他也不 了解，对于西方文明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可以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取 那善果，避那恶果”（孙中山语）。
　　托尔斯泰既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又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 他的观点充满着矛盾，既是深刻的，又是保守和反动的。就其无情地批判资 本主义剥削，揭露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一面来说，是深刻的；就其企图 永恒保持东方农业社会和儒、释、道等“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鼓吹“勿 以暴力抗恶”来说，是保守和反动的。这两方面，在他的《致一个中国人的 信》里，都有所表现。《民报》之所以没有刊出这封信，其原因大概就在于 此！
　　
章太炎为何要砸 拿破仑与华盛顿的头


　　读者也许以为本文是在讲一则关公战秦琼式的故事。拿破仑，法国人； 华盛顿，美国人。他们与章太炎之间国籍不同，生活年代也差得很多，可谓 风马牛不相及。章太炎咋会要砸他们的头呢？
谓予不信，有文为证。
　　那是在 1907 年，章太炎正在日本东京编《民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 做《官制索隐》，本来是研究中国古代的职官制度的，然而，作者的笔锋突 然一转，写道：“藉令死者有知，当操金椎以趋冢墓，下见拿破仑、华盛顿， 则敲其头矣！”请看，这里写得明明白白，足证笔者没有瞎编。中国旧俗一 向以扰人丘墓为极大的不道，然而，章太炎却不管这一套，他要到拿破仑与 华盛顿的坟墓里去“敲”，也就是砸，而且是用“金椎”，金者，铁也，分 量不会很轻。看来，章太炎对这两位历史人物很有点愤懑之气呢！
　　几年之前，章太炎可不是这样儿。那是在 1903 年，他正和康有为辩论中 国革命问题，把拿破仑与华盛顿二人简直捧上了天，称之为“魁梧绝特之彦”， 称之为“二圣”，甚至誉之为“极点”。康有为认为，中国一时产生不出华 盛顿这样的人物来，因此不能革命。章太炎同意这一看法的前半部，但他表 示：“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 华盛顿、拿破仑者耶！”显然，在章太炎那时的眼中，拿破仑、华盛顿这样 的洋圣人，要比尧、舜这样的国产圣人高明。
真是世事茫茫，浮云苍狗。几年之间，拿破仑、华盛顿的身价就大起大
落，从九天跌入了九渊。这种变化并不止发生在章太炎身上，柳亚子 1907 年有诗云：“华、拿竖子何须说？”把华盛顿、拿破仑称为“竖子”，也是 很不敬的。
鸦片战争中，中国人被西方打败，于是转而学西方。开始学船坚炮利与
声、光、化、电，后来学民权与立宪，再后来学民主与革命。到了 1903 年， 民主与革命的调子高唱入云，拿破仑、华盛顿这两位资产阶级革命的鼻祖也 就成了“极点”。其后是大批人出洋，章太炎本人也于 1905 年到了正在学习 西方的日本。一看，不对了，所谓民主，不过是富人的民主，而且充斥着各 式各样的怪事和丑闻。于是，失望、愤懑之情油然而生，拿破仑与华盛顿的 身价也就随之暴跌。在《官制索隐》中，章太炎激烈地指责西方的选举制度， 认为所谓“代议士”（议员），大都耗资巨万，靠钻营入选，与中国的“行 贿得官”并无两样。他说：民主立宪，世人都以美、法两国为榜样，但现在 法国的政治，全靠贿赂，美国人也要通过行贿才能致身显贵，实在“猥贱” 得很。其所以幻想手持“金椎”，以拿破仑、华盛顿的头作为挞伐对象者， 盖为此也。章太炎这个人爱冲动，又不懂得历史主义，其幼稚、偏激之处， 读者谅之！
那末中国怎么办？ 章太炎想来想去，觉得西方民主的脓疮是议会，于是惨淡经营，洋洋洒
洒地写了一篇《代议然否论》，主张“代议”必不可行，议员决不可选，同 时提出了一个从多方面“恢廓民权，限制元首”的方案。例如，提高法官的 权力，不论是总统，还是百官，有了过失，或者溺职受贿，法官都可以“征 之”、“逮之”、“治之”；倘若法官执法不公，老百姓可以要求“学官”

集中一批法学家来共同处治法官，等等。然而，不知道是章太炎觉得这个方 案未必可行，还是因为对中国历史过于有感情了，他有时又觉得，中国的封 建专制制度也并不坏，开元、贞观年间，中国不也治理得很好吗？于是，他 又表示：“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甚至说：“今之专制，直刑罚 不中为害，它犹少病。”这就又转而肯定封建专制主义了。
章太炎的矛盾反映了近代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困惑。他们失望于西方民 主模式，而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只能向后看。然而，向后看又是没有出路的。 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专制走向民主，而不是从民主复归专制。

金刚实为平刚


　　1907 年 10 月 25 日，在东京的中国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之间，有过一次武 斗。其经过是：政闻社在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梁启超在保镖的护持下登台 演说：“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正在此际，革命党 人一声喊打，400 多人蜂拥而上，吓得梁启超从楼梯上掉到地下。关于参加 这次武斗的革命党人，据章太炎的《政闻社大会破坏状》一文记载，有张继、 金刚、陶成章等。其中，金刚表现最为突出。当张继跃上讲台时，有一个政 闻社员抓起茶几迎拒，“金刚自后搤其肩”，持茶几的好汉无法动弹，张继 得以上台，欢声雷动。
　　这位金刚是谁呢？遍查留学生名录，不得其人。前阅汪东所撰《张继墓 志铭》中云：“（保皇党）大会徒众于锦辉馆，示欲与同盟抗。公厕其中。 其魁梁启超方登台，公奋起大呼，跃而上，贵筑平刚从之，击启超堕台下。”
（《国史馆馆刊》一卷二号）据此，可知金刚实为平刚。 平刚，字少璜，贵州贵筑人。时任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

清政府乞求 日本驱逐孙中山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以日本为基地，建立组织，宣传并策划革命，清政 府如坐针毡，曾多次乞求日本当局驱逐孙中山。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一 份清政府外务部致驻日使馆的电报，全文如下：
外务部来电
（十一月廿四日到）
前年孙汶在日本倡言革命，经本部密嘱杨使，商伊藤公爵协助，由日本政府驱逐出境。现 闻该逆确抵东京，已有三日。值此国家大故，深恐造言生事，复滋煽惑，希即查探踪迹，转商 外部，仍前设法驱逐，以保公安，而敦睦谊。（二十三日）
电文中提到“值此国家大故”，知此电发于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之后， 时在 1908 年 12 月 16 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906 年，孙中山与章炳麟等在日本制订《革命方略》，发布《军政府宣 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等 11 个文件。12 月，同盟会员蔡绍南、魏宗 铨等发动萍浏醴起义。1907 年 2 月，庆亲王奕��致函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 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同时，外务部也密电驻日公使杨枢，要他直接和伊藤 博文商量。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两面政策，既不愿拒绝清政府，也不愿得罪 孙中山，于是，采纳了内田良平的建议，要求孙中山自动离境，并资助了一 笔款子。1907 年 3 月 4 日，孙中山离日，经香港、新加坡，转赴河内。日本 政府即通告清政府，已经“驱逐”云云。本电开头一段所言，即指这一段历 史。
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死去后，革命党人觉得是发动起义的绝好机会，纷纷
摩拳擦掌，跃跃欲动。而清政府则恐慌异常，颇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概。 本电即是在这一情况下打给驻日公使胡惟德的。电文要求胡惟德“查探”孙 中山的“踪迹”，和日本外务省商量，“仍前设法驱逐”。胡惟德接电后， 当然遵命惟谨，于是此电便留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里。
过了一些日子，清政府外务部又打电报给驻日使馆。全文为：


外务部来电
顷密探得孙汶挈同宋、石两人抵大阪，运动极秘。又闻其约梁启超同赴大阪等情。尊处有 无所闻？希即切商日政府协助查禁，并照前议，如果有在大阪运动踪迹，务令出境。电复。外 务部。（二十日）
在不长的时间内，清政府连续两次发电，乞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离境，可 见其所得“恐孙症”之深。可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孙中山正在南洋活动， 并准备远行欧洲，为起义筹措经费，连到日本的打算都没有。所谓“确抵东 京，已有三日”，“挈同宋、石两人抵大阪，运动极秘”云云，纯属子虚。 而且，所谓“约梁启超同赴大阪”云云，也完全不可能。孙中山在 1903 年就 明确指出革命与保皇“事理相反，背道而驰”，怎么会和梁启超携手合作呢？ 上述“密报”，大概是它的饭桶密探们为了邀功而编造的。清政府竟根据这 种“密报”指令其公使和日本政府交涉，其昏庸糊涂程度令人可笑而又可叹。 不过，也应该指出的是，清政府的这种交涉并非徒劳。1910 年 6 月，孙 中山自檀香山赴日本，准备召集同盟会骨干议事。事前曾托东京方面的朋友 向日本政府打通关节，但在横滨上岸时，却仍然被“水上警长”发现，着令

离境。孙中山不得不化名潜赴东京，并于同月 25 日匆匆离日。

刘师培举报章太炎


　　1908 年冬，黄兴接到了刘师培的一封举报信，揭发鼎鼎大名的革命家章 太炎“背叛本党”，其主要内容是：章太炎“无心革命”，想到印度去做和 尚，缺少路费，便致函张之洞，请求资助。信稿夹在书里，为刘师培所见， 章太炎便不再隐瞒，对刘说：“士各有志，同盟会不足与有为，而研习佛教， 亦当今急务。”当时，清政府驻长崎领事卞綍昌是张之洞的女婿，与刘师培 的妻子何震有亲戚关系。章太炎要求何震通过卞綍昌将函件转交张之洞，索 款三万元，二万作为自己赴印的旅费，一万作为刘师培印书的费用，但何震 赴长崎时，卞綍昌已经离任返国。其后，何震回到上海，章太炎又致函何震， 要她与卞綍昌及著名居士杨仁山商量，向两江总督端方谋款。章太炎怕何震 一人办事不牢靠，又令刘师培回国办理。刘、何二人认为此事不易成功，写 信告诉章太炎说：“三万元之款，必不可得，即成亦不过按月支款。”章太 炎不死心，一再作函催促，同时在《民报》上刊登告白，宣称“脑病忽作， 不能用心”，辞去《民报》总编辑人职务，并将该报寄给刘师培，要求经由 卞、杨转示官场。信中，刘师培并附寄章太炎写给他们夫妇的六封信的照片， 声言“观此数函，则太炎背叛本党之迹，显然可睹矣”。
根据有关史料和笔者近年来的研究，刘师培的这封举报信大体属实。1907
年，同盟会东京总部发生严重分裂之后，章太炎确曾一度想去印度做和尚； 为此，他也确曾企图通过刘、何向张之洞和端方谋款。只是，刘师培没有将 这一事件的全部真相和盘托出，而且隐瞒了他写这封信时的真实身份和目的 而已。
大凡激烈得出奇的人堕落起来也常常出奇。刘师培、何震都曾是东京中
国革命党人中风头十足的人物。1907 年春夏，他们忽而宣传孙中山接受日本 政府“贿赂”，要求打倒孙中山，改选同盟会总理，忽而觉得孙中山号召的 民主革命不够彻底，提倡“无政府革命”。但是，也就是在这年冬天，何震 回国和端方拉上了关系；紧接着刘师培也跟着回国，向端方自首。他们给端 方的见面礼之一，就是提供了章太炎与孙中山不和、想去印度做和尚的情报。 在《上端方书》中，刘师培说：
余杭章炳麟少治经学，尤深于《春秋左传》??彼居东京岁余，抑郁不得志、初拟变易《民 报》宗旨，以消弭种族革命（彼所作文词均言佛理，或考古制，无一篇言及排满革命）。嗣对 党时有谤言，故彼即作檄斥孙文，并置身同盟会之外，近且辞《民报》编辑矣。即偶有讲演， 亦系党人迫彼使为，非其志也。今拟往印度为僧，兼求中土未译之经，惟经费拮据，未克骤行。 倘明公赦其既往之愆，开以自新之路，助以薄款，按月支给，则国学得一保存之人，而革命党 中亦失一绩学工文之士。以彼苦身励行，重于言诺，往印之后，决不至于有负明公。
端方见到此信后，当然很高兴。能够将章太炎从革命队伍中拉出来，岂不是 为清王朝立了一大功！不过，此事终于没有办成。其一是章太炎不同意由领 事“按月支给”的办法，要求先付全部费用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他在复 刘师培信中说：“领事按月支款之说，万难允从。一、若按年分摊，则一岁 不过千余元，或仅数百，必不敷用；二、若摊年过久，章甫（指端方——笔 者）去江宁后，事即中寝。三、领事为政府所派，非两江私派，若果迁延抵 赖，亦无如何。”其二是端方不愿意放章太炎到印度去，而要求他在福建鼓 山或浙江普陀出家，以便控制。这一点当然不能为章太炎所接受。
交易没有成功，刘师培夫归于 1908 年春又回到东京。章太炎不了解他们

向端方自首的秘密，仍然友好相处，三人同住在一起，亲密得像一家人。但 是，不过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报》社居住。这 场争吵的原因和经过目前还不能很了然。只知道章太炎在《日华新报》上撰 文揭露了刘氏夫妇，刘氏夫妇则将章太炎的“劣迹及往来书信”汇编成册， 准备公布。其后，刘师培夫妇曾聘请日人漆田增男为律师，准备和章太炎打 官司，为人劝阻后便跑到章太炎寓所，将章痛打了一顿。
　　1908 年 11 月，刘、何二人再次回到上海，旋即出卖了同盟会员张恭。 其间，章太炎曾致书同盟会总部，揭露刘已堕落为“侦探”，而刘师培则反 唇相讥，写信大骂章太炎。为了在革命党中制造猜疑和纠纷，并向当时主持 同盟会东京总部的黄兴等人写了上述举报信。
　　黄兴接信后，与汤增璧、林文等人开会研究，认为章太炎“心神狂乱， 宗旨不定”，决议以后秘密事情“不与商榷”，但同时认为章太炎向端方谋 款，属于“私德”，其性质为“误入歧途”，决定严守秘密，不予宣布，希 望章太炎能有“反省”回头的一日。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革命党人和清政府之间属于对抗性矛盾，章太炎因 同盟会内部矛盾而向清政府的封疆大吏谋款，想去印度做和尚，此举当然是 错误的，但是也还不能视为“叛党”，黄兴的判断和处理大体上是正确的， 有水平的。由于他的理智和冷静，这件事被压下来了。
　　
刘师培举报 章太炎引起的风波


　　前文谈到，刘师培举报章太炎“背叛本党”，由于黄兴的理智和冷静， 这件事被压下来了。但是，不到一年，此事就在同盟会内部引起一场轩然大 波。
　　1909 年 9 月，同盟会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陶成章联络李燮和等人起草 了一份《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 “败坏全体名誉”等罪行 3 种 12 项，要求同盟会总部开会讨论，罢免孙中山 的总理职务。当时，孙中山正派汪精卫到东京复刊《民报》，没有让章太炎 与闻其事，章太炎一怒之下，散发了名为《伪〈民报〉检举状》的传单，不 仅攻击复刊的《民报》为“伪”，而且大肆攻击孙中山经济上贪污、政治上 卖国。《检举状》说：“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 扰乱耳。”这下子，乱子就闹大了。
　　《检举状》的作者是在革命党中素负重望的章太炎，它攻击的对象孙中 山则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的旗帜，因此，《检举状》的发布对革命党人的威 信造成了巨大的损失。11 月 6 日，保皇党在新加坡的机关报《南洋总汇新报》 全文刊登了《检举状》，改题为《请看章炳麟宣布孙汶罪状书》，编者以无 限轻蔑的口吻表示：“记者之意，不过欲使华侨知革党之内容，如是如是。” 开始时，黄兴仍然比较冷静，他在《民报》第 26 号上刊登了一份告白， 说明章太炎“好听谗言”，“不计是非”，“不问情伪”，没有采取其他动 作。但是，被《检举状》所激怒，东京的部分党人已经平静不下来了，他们 决定公布刘师培的举报信。1909 年 11 月，举报信以《刘光汉致黄某手简》 为题在神户《日华新报》刊出，该报不仅加了“章炳麟背叛革命党之铁证”
的大字标题，而且加了按语，按语说：
革命党章炳麟到东以来，主持《民报》，颇为该党所欢迎。本报亦以其国学大家，殊器重 之，是以章氏来函，无不为之宣布。初谓章炳麟倡言道德者，必不作欺人语也。顷得革命党刘 光汉（现在北洋总督衙门充当幕友）致该党黄某一函，披阅一过，令人发指。章氏日言道德， 而其个人之道德则如是！呜呼！章氏休矣！己不正而欲正人，一何可笑之甚耶！说者谓章刊“伪
《民报》”传单，为图归国地步。本社已得章炳麟背叛该党之亲笔函六纸，当付手民，刊成铜 版，刊登报端，以告东京学界，毋再以章先生为道德家。
这份按语不仅指责章太炎“叛党”，而且全面否定章太炎的品格，暗示章太 炎将离日返国，投顺清政府，问题被说得比刘师培的“举报”还要严重。这 一时期，黄兴也致函章太炎，责以“晚节不终”，提高了批判调子。
　　11 月下旬，同盟会机关报香港《中国日报》以“东京访函”名义发表《章 炳麟与刘光汉之关系历史》一文，进一步宣称：“章近致书直督幕中刘光汉， 重申前约，愿和好如初。目前刘已派委员到东京，与章交涉革党事，谓端午 帅令其解散革党，事成许以重利，现章已允尽力担任云。”按此文的说法， 章太炎和端方的关系就不只是为了取得做和尚的路费，而是发展为因重利而 出卖革命了。同日，该报又发表《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一文，宣 布章太炎已接受端方委任，担任“常驻东京之侦探员”。该文指责章太炎为 “满洲鹰犬”，是“中国革命党之罪人”。“《民报》之罪人”。这样，章 太炎的问题又进一步升级了。
除了和端方的关系外，章太炎和清朝贵族良弼、铁良的关系也被提出来

了。《公益报》发表的“粤中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指责章太炎“内资竖子良 弼，以夤缘于铁良”，虽然没有透露具体情节，但问题也是够吓人的。
　　章太炎发表《伪（民报）检举状》时，孙中山正在英国。11 月，他到达 美国，得知有关情况，曾要求吴稚晖在巴黎《新世纪》杂志上下一“公评”。
12 月，他得悉《检举状》已在保皇党的报纸上发表。更为恼火，致函吴稚晖 说：“如此则太炎欲破坏党势之心已不留余地，想不日美洲各保党报必有照 登，不可不有以抵之。”为了抵销章太炎《检举状》的不良影响，孙中山要 求吴稚晖将刘师培“发露太炎同谋通奸之笔迹照片”寄给他。其后，这些照 片就经孙中山之手发表在《美洲少年报》上。1910 年 1 月 22 日，吴稚晖在
《新世纪》上选登了章太炎致刘师培夫妇六函中的五函，声称“章炳麟之得 金出卖革命，固有数可稽而有凭可证者”。至此，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问题 就从日本、香港、南洋传到了美洲和欧洲，成为革命党人中的重要新闻。这 大概是当初刘师培写“举报信”时所始料未及的。
　　如前述，章太炎为当和尚而向端方谋款，确是事实，但是，所谓担任“常 驻东京之侦探员”、“得金出卖革命”云云，均属无稽之谈。它可以喧腾一 时，但终究不能取信于人。经过了一段时日之后，它就逐渐沉寂下来了。
　　
刘师培举报 章太炎引起的风波的余波


　　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问题，在 1909 年末至 1910 年初喧腾了一阵子，其 后就沉寂了。不想到了民国初年，旧事重提，再度喧腾起来。
　　首先重提此事的是夏重民。当时，革命党人内部发生建都之争。孙中山、 黄兴等人为了将袁世凯从老巢中调出来，主张建都南京，而章太炎则主张迁 就袁世凯的意见，建都北京。1912 年 2 月 29 日，夏重民以重公为笔名，在 上海《天铎报》发表文章，题为《咄咄侦探，亦有谈国事之资格乎》，该文 说：“奈之何倡都北京、斥都南京者，乃一平日有学无行以十万金充端方侦 探之某社长乎？呜呼！以端方侦探而竟学人谈国事。鹦鹉能言，不离飞鸟； 猩猩能言，不离禽兽。记者多见其不自量也。”这里所说的“某社长”，当 然是指曾经担任过《民报》社长的章太炎。同日，夏重民并在该报发表致旅 津商人崔文藻书，内称：“章某运动当端方侦探亲笔迹，弟等前已拍诸照片， 至今尚存敝处。如公等不信，请来沪一看，方知余言之不谬。”
　　紧接着，《中华民报》于 3 月 5 日发表文章，题为《民国之文妖》，指 责章太炎辛亥革命前在日本“假手于卞綍昌、刘光汉辈，以通款曲于张之洞、 端方，同受虏廷之馈遗”，自此，“冷高人之齿，而寒志士之心。”
继《天铎报》、《中华民报》之后，戴季陶也在《民权报》上著文，由
指责章太炎而发展为大揭章太炎的“老底”，并与《民声日报》、《神州日 报》展开笔战，从而形成了又一次反章热潮。
民国成立后，章太炎对同盟会持反对态度，而对袁世凯印象却相当不坏。
1912 年 3 月，他组建了与同盟会相抗衡的统一党，4 月下旬到达北京，昏头 昏脑地发表了若干攻击孙中山、黄兴的言论，并为袁世凯出了一些主意。5
月 2 日，戴季陶发表文章，指责章太炎“甘心为袁世凯作走狗”。3 日，拥
护章太炎的上海《民声日报》发表文章反驳戴季陶，赞扬章太炎“尽忠民党”， “为民国魁垒耆硕之儒”。4 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刊出《章炳麟之丑 史》一文，该文引录了章太炎致刘师培夫妇六函中的四函，作为章“以万金 出卖革命”的罪证”。5 日，《民声日报》再次发表文章反驳戴季陶。该文 说明章太炎与张之洞、端方等人的关系是：
初，日人有汉字统一会之设，而张之洞亦赞成之。章氏曾为一文，揭诸《民报》，盛致讥 评张氏之意。张氏于文学极自熹，闻章氏非之，思所以自能者，令其婿卞某托刘申叔代达殷勤， 谓每年愿致千金，而章氏多所要索，卞某不敢应，以语端方。端方固惎章甚，以为可以术致章
氏归国后除之。章氏知其狙诈，则愈为谰言相弄。端知章终不可利诱，其事遂寝。该文认为，
《民权报》所发表的章氏四函“并无卖党之证”，“谓章氏以术取清吏之财 则诚有之。夫以术取清吏之财者，革命党中宁止一章氏，要之非穷凶极恶， 罪在不赦者也”。当时，章门弟子黄侃任《民声日报》主笔，此文可能即出 于黄侃之手。
　　为章太炎辩解的还有《神州日报》。5 月 6 日，该报发表《正告同业》 一文，批评戴季陶和《民权报》。该文说：
章炳麟者，实革命之先觉，文学之泰斗也。今某报亦痛骂之，并揭其往昔之隐事，其事之 有无，姑不置辩，而某报犷悍之言，实不免有伤忠厚。
该文并称：“昔之主张革命者，惟一之目的是在革命，小德出入，尽人难免。 戴季陶不理会《民声日报》和《神州日报》的解释与反批评，于 6 日、7

日连续发表《非民声之〈民声报〉》及《正告〈神州报〉》两文答辩。他仍 然坚持原来的观点，宣称：“本报攻击章者，在昔则以图财之故而通清吏， 作奸细，弃革命党，攻击孙中山；在今则主张专制，逢迎袁世凯，诋毁孙、 黄，排斥同盟会，何能谓为小德？”
　　正当双方激烈笔战的时候，袁世凯任命章太炎为国史院长，主修民国史， 于是，又引起了同盟会广东支部的愤慨。该部发表通电说：“章炳麟前乞充 满奴端方侦探，泄漏民党秘密，笔据确凿，尚存本处。今闻拟委国史院长， 如此重大事件，付诸佥壬之手，势必颠倒是非，摇撼万世，誓不承认。”
　　大概是这一类的文章、电报多了，而且都言之凿凿，因此，连章太炎自 己的统一党员也怀疑起来，浙江统一党支部就曾致电章太炎询问，6 月 6 日， 绍兴《越铎日报》刊出了章太炎的复电，电称：
同盟南北诸报语举端方事件，以为攻仆之词，其不值一哂，请为诸君通其原委。仆自抵东 办报，亲戚故旧，音问俱绝。后见同盟会渐趋腐败，愤欲为僧，以求梵文于印度。又与安南、 朝鲜诸学生立亚洲和亲会，闻印度革命党才高志坚，欲裹粮以从之，得所观法。于时假贷俱绝， 惟南皮张孝达有一二日之旧游，后在东京关于文学教育诸事，亦尝遗书献替。张于革命党素无 恶感，不得已告贷焉。其书嘱长崎领事卞某带归，卞即张之婿也。卞回国之后，不敢请通，私 以语端方，遂居为奇货，反嘱卞来告。其言十万金、五万金者，皆凭虚饵人之语。仆亦欲达初 志耳，何论出资者为端为张！
此电承认了为去印度做和尚而向张之洞、端方谋款的事实，也说明了终于不 成的原因：“端方遂欲致之鼓山（福建）、普陀等处，仆遂决意不受。”至 于所谓“侦探”云云，章太炎愤愤地指出：这是“诬人之言”。
章太炎的这封复电，除了在和刘师培的关系上有所隐讳外，关键之点大
体说清楚了，但是，由于《越铎日报》是小地方的报纸，人们普遍没有注意 到这封电报。
1912 年 9 月 28 日，北京《民主报》上又出现了一篇题为《讨民贼章太
炎》的文章，指责章太炎有七条罪状：其一是“充端方侦探，至卖友邀功， 亲笔手札，千金赏酬，久已揭载报章，摄之影片，真凭实据，人所共知”； 其二是“因刘申叔与圣母何震，受端方之运动，每月得其干修二百两”。当
月 12 日，黄兴、陈其美入京，共和党设宴欢迎，邀请章太炎参加，但章太炎
不仅不参加，而且发表《却与黄、陈同宴书》，攻击黄兴、陈其美为“匪目”， 因此，《民主报》便反唇相讥了。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言行，确有若干不妥之处，加以批评是可以的，
但是动辄揭“老底”，扣以一顶“端方侦探”的帽子，也未必妥当。如果说， 在章太炎散发《伪〈民报〉检举状》的时候，把章太炎和端方的关系想得严 重一点，还情有可原；但是，在经历了三四年之后，仍然危言耸听，靠一顶 经不起事实检验的“帽子”来搞臭章太炎，那就真的“有伤忠厚”了。

从“排满革命”到“联满革命”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有个响亮的口号，叫“排满革命”，由于满洲贵族集 团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顽固地拒绝改革，因 此，这一口号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颇有“一言排满，举国同声”之概。 但是，到了辛亥革命前夜，却出现了“联满革命”的主张，其代表作是同盟 会会员刘揆一的《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这是个迄今尚未有人论 及，但却值得大书特书的文件。
　　刘揆一（1878—1950），字霖生，湖南湘潭人。1903 年留学日本。1904 年在长沙与黄兴等共同发起组织华兴会，1907 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任执行 部庶务干事，代行总理职务。1911 年 3 月，因反对俄国侵略伊犁、英国侵占 片马，东京留学生带头掀起反帝救亡运动。在此期间，刘揆一以传单形式散 发了这一文件，原件现存日本外务省档案馆。
　　该文一开始就说明主旨：“吾人欲挽救今日中国瓜分之局，非改革今日 之君主立宪未获奏功，欲改革今日之立宪，非融和汉、满、蒙、回、藏之民 党，亦有缺憾。”接着，该文分析了中国面临的危急形势，认为中国只有实 行共和，才能挽救危亡，与列强并立于世界。该文说：
浸假吾人而能倾倒政府，建立共和国家，则新中国之民气，实足震慑全球，而彼时之德、 美诸国，必可与之联盟，英、法、俄、日之野心，亦必因而退步。
但是，为什么革命党人长期奋斗而不见效果呢？该文认为，其原因之一就在 于“满汉民党种族之见存，未能举国一致”。该文说：
使汉人、满人而各知爱国家、爱种族也，则是现今之君主政治，无论其为专制，为立宪， 皆不足以救危亡，即无论其为满人，为汉人，皆当排去之者也；且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 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知非建立共和政府，满汉种族之意见终不能融 洽也，吾恐汉人虽不革命，满人犹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矣。
刘揆一不是阶级论者，他不懂得阶级分析。但他能将一般“满人”和“满洲 皇族”区分开来，认为汉满两族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满洲皇族”的卖国 政策不仅违背了“汉人”的利益，而且也违背了“满人”的利益，“满人” 应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这不能不是一个相当深刻而正确的 见解。
刘揆一进一步指出，在帝国主义的瓜分危机面前，不仅满汉之间，其他
各族之间也应该团结一致，他说：
满、蒙失，则东北各省不易保全；回、藏失，则西北各省亦难搘捂，是吾人欲保守汉人土 地，尤当以保守满、蒙、回、藏之土地为先务。
他建议，中国各族人民之间广泛展开交流，在此基础上组织一个包含各民族 的革命政党——“汉、满、蒙、回、藏民党会”，共同进行革命。文章说： 为今之计，刻不容缓，先择蒙、回、藏人之有知识者，与吾汉人及满人通其气谊，通其学 业，然后多殖汉人、满人于蒙、回、藏地，以改良其政俗；多移蒙、回、藏人于腹地，以联络 其声援，庶内可倾倒政府，而建设共和国家，外可巩固边疆，而抵抗东西强敌，此予提倡汉满
　　　蒙回藏民党会之大意也。 文章完全没有早期革命党人那种狭隘的种族主义情绪。主张“联满”、“联 蒙”、“联回”、“联藏”，把中国各族人民都看成是推倒清朝政府的革命 力量，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进步，也是这一文献在辛亥革命史上的价值所在。

袁世凯政府 指望的中日“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