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疆域远远没有到达山海关。文天祥兵败被擒，押解到北京，在兵马 司监狱被牢牢地囚禁起来，看来也不可能来到姜女庙中凭吊，似乎不可能是 他的作品。但是这两句话却道出了历史的真实。孟姜女的“贞”是忠于丈夫， 一心不二之贞，是人民群众的最高道德标准。这个“名相烈士合为一传”的 文天祥对孟姜女的赞颂，和后来清朝的那个喜欢舞文弄墨到处留题的乾隆皇 帝在姜女庙里的题诗：“千古无心夸节义，一身有死为纲常”，有着截然不 同的涵义。
　　请看，在寒风彻骨滴水成冰的北国严冬之中，孟姜女，一个闺中少妇， 离乡背井，远行万里，来到燕山的海边，想在百万筑城的民工当中找到自己 的丈夫，把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寒衣送到丈夫的手里，穿到丈夫的身上。这 是何等的深情厚义！何等的艰苦卓绝！这是我们中国具有悠久传统的善良、 忠实、坚强的妇女的光辉形象。中国远远不止一个孟姜女。古往今来，直到 如今，有着不知多少这样可敬可爱的孟姜女。就说这一个孟姜女吧，精诚所 至金石为开，她哭倒了长城，滴血认出了丈夫，在继续来临的灾难当中，机 智地应付着那个残暴贪婪、荒淫无道的皇帝，最后纵身跳进了茫茫的大海， 给人间留下了永恒的忠贞和正义。人们说，那块大石头上印有姜女望夫的足 迹，望夫石后面的一块平台是她的梳妆台。就在这一片青松翠柏交相掩映的 小山顶上，人们砌了一百零八蹬又高又陡的石台阶，建造了馨香万代的孟姜 女庙。如今在庙里的前殿，孟姜女淡妆素服，双眉紧锁，满面愁容，怅望南 海。在她视线的前方，在一望无际的滔滔渤海之中，有两块礁石矗立海面， 高似碑碣矮似坟。古老相传，这是姜女的坟墓。姜女坟四周皆水，入冬石上 结冰，滑不能登，只有飞雁翔集其上，这就是有名的“姜坟雁阵”。就连天 上的禽鸟也关心着她，守护着她。
在长城脚下，渤海边上凭吊孟姜女庙，不能不使我联想到晴光万里的今
天。三千年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人民受尽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人民受到 的苦难实在是太多了，太多了??看来假如我能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走完大 西北直到嘉峪关的长城的话，我将不会再作第二次的长途跋涉了；但是我想 到的，想说的却是想不完、说不完的。因为这里不仅仅只是过去曾经起过实 战作用，而现在成为举世瞩目宏伟壮丽无与伦比的旅游胜地的万里长城，不 仅仅只是一座伟大的建筑；而是这里面有人，有着令人永远难忘的人的活动。 它使你深思，给你启发，能使你终生低徊不尽。
　　在登上长城的时候，虽算不得产生了什么思古之幽情，却总不免想到在 过去的两千多年当中，在这城墙上下曾经发生过几千百次的生死鏖战。刀光 剑影，流矢横飞之中有多少血肉之躯尸横城下，教那些春闺梦里的征人永远 成为埋葬在这里的磷磷白骨。“九里山前摆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折 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不用说刀枪和折戟，在所经之处墙头 墙角寻个遍，哪怕连个箭簇也没有找到。真是说不出的失望，只怪我来得太 迟了。
　　从角山下面，从没有人的足印的山下攀上几座山顶的长城敌楼，然后再 一步步走下山来的时候，公社生产队的社员们说：“我们爬上去都嫌累的慌。 你们，还有这么上了年纪的老头，哪儿来的这么大的精神？上去干什么？”
　　
　　真的，上去干什么呢？这却难以回答。现在我以这首即兴的小诗来作答 吧：


万里晴霄照眼明， 吴郎头白上长城； 孟姜李凤今何在？ 天末风来百感生。


　　来到居庸关就会想到或听人提到李凤姐，就会看到她的遗迹或感到她至 今存在的影响。她也是无人不知的另一个年轻的无辜受害的女人，是另一个 性质、另一种意境的传奇。人家说她没有做娘娘的福气，所以只是在“望京 石”上远远望到了北京，而终于进不了北京，而默默地死去。但我不这样看。 我认为这个可怜的女人是被人暗算了；居庸关留有她的纤秀的脚印，也流过 她伤心的眼泪；梅龙镇上的“闲游戏耍”使她受骗上当成了那另一个风流浪 子的坏蛋皇帝的牺牲品。她是又一个屈死的冤魂。她的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应 当重新编写。
　　由于思绪烦乱，我本来是要写一篇游记的，却写成了这样一篇不成格局 的零星断想。在登上长城时，我不免想到了一位伟大的诗人所写的“不到长 城非好汉”的名句。但到了长城，我这个“好汉”却感到了莫名的惭愧。诚 然爬上长城付出了我很大的努力，出了一身汗，但是当年有千千万万英雄的 劳动者却在这样的深山大谷、悬崖绝壁上造成了这一万二千七百里的长城 呵！一块大石就得有几百斤几千斤吧？光荣永远应当归于劳动的人民。就是 喊三百声“万岁”，也表达不了对这些无名英雄的同情和崇敬。他们才真正 是中国的脊梁和民族的骄傲！

1979 年 7 月

《枕下诗》自序


　　50 多年以前，我在读小学的时候，老祖母教我读唐诗。每天下课回家， 祖母就逼着我把她指定的一首或两、三首诗读 20 遍。她在桌上放一叠共 20 枚铜板（当时市面上使用的货币），读一遍移开一枚，20 枚铜板完全移到另 一边，便是全部都读完了，才准许给我活动的自由。那时读过的唐诗，虽然 年深日久，却至今大都记得。
　　因此我很喜欢这种最精炼的、美化了的、却又包含了最丰富感情的文学 形式；因之也就特别崇拜和羡慕诗人。这主要的原因是我不会写诗，十几二 十岁左右的年纪时，我曾试着写过一些旧体诗词和新体诗；但都写不好，不 成样子，拿不出手，对自己很失望。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我已经 50 岁了。革命一开始，虽然不 知道为了什么原因，理所当然地我难逃作为“黑帮”的命运。这样，我度过 了名叫“隔离审查”的 5 年劳动生涯。和那些不计其数的被残酷迫害致死的 同志们相比，这也许是最轻微的迫害了。受过这样待遇的人所在即是，司空 见惯，毫不足怪，因此不值一说。提到劳动，我素来也不反对，甚至是热爱 劳动的。但是对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们的那种以劳动作为惩罚、折磨、 发泄的手段，我则是十分抵触，十分反感。回想这五年的经历，真是终身难 忘：前一段在机关里被拘留，后一段转移到干校。难得的是我有一个相依为 命的伙伴——我素来十分尊敬的前辈戏剧理论家张庚同志，我们两个人是受 到特殊待遇的人物：不准回家。别人都有一些规定的假期和行动之自由，惟 独我们两人被剥夺了这一切权利，连通信权也没有。甚至连问一问“为什么 这样”的权利也没有。??后来，大概是到了 1973 年左右吧，又逐渐放宽， 乃至可以请假回家了。为什么又给了自由？也不明白。
身体没有自由了，但是人总是会思想的，头脑里的活动却是任何力量、
任何暴君无法剥夺的一种自由。作为一个几十年来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我们 最大的弱点乃是再也改造不了的那种爱动笔杆的习惯，心有所思定要形诸笔 墨，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因此我在这几年里学作旧体诗，因为它短小 精练，易于发抒一时一地的感情。虽然它又要讲究格律，有点束手束脚，但 在必要时也可以不必管它。在这里旧体诗使我找到一些消磨时间、消除烦恼 的乐趣。当然，用这几十个字来捕捉这瞬息即逝的思想感情也很不容易，有 时一首小诗几天几夜也写不成，甚至一字无成，那也只有自叹低能了。
社会地位被剥夺，也失去了和家人亲友见面的权利。但是有个家还是被
承认的，因此就该有权抒发思家之感情，这就是我为什么写这种题材的诗最 多的原因。对家庭、亲人的怀念是永恒的主题；在那个可怕又可憎的环境里， 应该说，这是一种最温柔敦厚的题材了。自然有些诗超出了这个范围，也在 所难免。
　　唐代诗人高适“50 而学诗”，在“50 岁”这一点上，我找到了一个学习 的典范；然而他“每一篇出为时称颂”，这一条我就只有望尘莫及了。就是 由于缺乏幼功，我的诗还是不像样子，现在选出的 70 首诗只能作为请老师鉴 定的一份不及格的作业吧。
　　一场漫长的、恐怖的梦魇终于过去了。能够看到今天的天日重光，山河 明丽，真是使人振奋，教人高兴。但是却不由地回想起那些受气受难的日子， 那时写这些小诗也只能是一种秘密活动，是见不得人的，写完只能藏在枕头
　　
底下，因此命名为《枕下诗》。以后，我得集中力量写剧本，心里的怨气和 委屈没有什么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诗好写了。

1979 年 9 月

三十年书怀


　　1972 年的夏天，我在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劳动。那时“文化大革命” 已经进入第七年，干校学员的绝大多数都早已得到自由，即是逢到节假日可 以回到北京的家里休息几天，甚至很有些人杳如黄鹤一去不返了。但是在我 们所属的这一连里还留着两个从来不准回家、和家人通信还要受班长和排长 检查的人。这两个被视为危险人物如江洋大盗者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素来 尊敬的——那时可谁也不尊敬他——书生气十足的前辈戏剧史家、理论家的 张庚同志。因为张庚是“走资派”，我是“大右派”。
　　我们这两个“派”，不仅没有旁人那样的自由，连学习和劳动都和“革 命同志”分开了。那时“革命同志”不爱干脏活，而把脏活都交给了我们这 两个老头儿。首先是掏厕所（包括女厕所）和拾粪，再如喂猪??我们觉得 这样也好，对“革命同志”敬而远之，也免得招他们生气；正也是由于不和 他们搅在一起，从而也得到了一种相对的自由。于是，我在那时就自己学习 作旧体诗，原因是这种最简练的文学形式易于表达一时一地的抒情。后来我 把那时做的诗收集在一起，定名为《枕下诗草》，因为诗成之后只能藏在枕 下之故。偶尔我也把做成的诗念给张庚听听。有时他听了很开心，也有时他 警告我说：“不可以做这种诗。”张老是正直、忠厚和可靠的朋友，他从来 不曾像某些人惯做的那样，把这种情况向任何“领导”汇报过，假如他这样 做，可能我会受到惩罚而他会得到好处的。我们两人同命运、共患难，经常 在被关锁住的小屋深院里一灯相对，谈古论今；并没有订过什么攻守同盟， 却谁也没有卖友求荣。我至今还在感激和珍视我们这一段长达八年之久的难 得的友谊。当然，我没有把我的习作全部都念给张庚同志听，对朋友还留了 一手，我也至今还感到抱歉和惭愧。
说以上这些干什么呢？我是为了引用下面一首七绝：


帝笑皆非十五年，风风雨雨奈何天； 张公吃酒李公醉，君子云何防未然？


　　要申明一下，诗中“张公”显然不是指的张庚同志。这一句典出于宋·程 大昌《演繁露》，是武则天时代的一句民间流传的谶谣，以其生动而形象， 按我们写戏的本行来说，具有动作性，故移用之。至于“十五年”，则是从
1957 年算起，到 1972 年正是 15 年也。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虽然今天的新式织机已经不用梭了），如今已是 建国 30 周年了，若从 1957 年起算的话就该是 22 年了。由于 1957 年对我有 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习惯于总是以它为纪年，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我知其 为过而苦于不能改之。
　　古今中外，常常把人生做两种譬喻，一种说人生如梦，另一种说人生如 戏，这两种譬喻都譬得很好，梦是短促的，戏也是短促的；人之一生同永恒 的时间相比也是十分短促的。但是从 1949 年建国之初活到今天的中年以上的 人，都会感觉到这个 30 年过的可又未免实在太快了些。对我说来，就是从
1957 年到 1976 年这 19 年，一事无成头发就白了。更何况玉石俱焚，血肉模 糊，多少好同志、好朋友、好人含冤而死，惨不忍闻??到现在我们也弄不 清是为了什么缘故，从中外历史上也找不到类此的先例。

　　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们在今天还活着的人确也享有一种前人 所未有过的幸福。因为前人从未有过、后人也不大可能有的一种奇特的生活 经历，那么巧让我们赶上了。
　　由于一些难以索解的政治歇斯底里引起了 9 亿人口的神经错乱，一个小 小的、十分卑鄙下贱的“四人帮”竟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自相残杀和大破坏。 破坏是全面的、彻底的、无所不至的。之所以还留下了今天得以收拾残局、 重整河山的力量，依我看来，那只是由于我们的祖国人口众多，家底特厚， 民心不死以及老一辈和新一辈的真正的革命家还没有被诛尽杀绝之故。而 且，多行不义必自毙也是一条自然的规律。
　　我从 20 岁开始以学习写剧本为自己的终生职业，盖全出于个人的爱好， 而后来却以种种客观的原因，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写自己的文章了。特别是
1957 年和 1966 年这两场灾祸使我不得不两度辍笔。我这么说，并无丝毫怨 怼之心。在很长的岁月中，我和许多同志一样，从开荒、种地、收割、挖土、 烧砖、盖房、筑路、装车、搬运，以至喂猪、喂鸡、掏粪、拾粪、挑水、和 泥??的劳动之中得到生活的真趣。从来不以为苦，也可以说是以苦为乐； 其中最大的乐趣乃是可以不动脑筋，随遇而安。那时候，不动脑筋最好；动 脑筋的话，一切也都得不出答案，徒然教人伤心，惹人生气，而这种气是生 不得的。所以我曾经借用记忆不全的陆放翁诗足成四句，是：


日长如岁闲亦倦，事大于天睡便休； 学得装聋装哑法，也无欢喜也无愁。


　　即便在 1957 年被错打右派，度日和作人都十分艰难的年月，我也没有忘 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职责，对人对事从不袖手旁观。“装聋装哑”原来只是 在万恶的旧社会里看破红尘的厌世者的消极处世的手段，万想不到在我们最 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竟有过这样一段圆滑遁世、愧对人民的生活态度， 现在想来还自觉十分可耻。至于说到“这种气生不得”，在这里不妨试举一 例。还是就编剧来说吧，关于编剧方法，据说是江青这样的败类发明了一种 叫做“三结合”的高明方式，即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 术”。这个可怜的作家原来是一个既无思想又无生活的家伙，更可怕的是那 个唯一留给他的“技术”又偏偏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因之是反动的，因之 跨过一步就会变成反革命。所谓群众，实际是个空的，哪一家群众有你所需 要的那种生活？又有哪一家群众对你那样的戏感觉兴趣？那时候编出来的戏 不是常要通过组织或是动员才有人去看吗？至于这个有思想的领导有个什么 思想？群众的眼睛倒是雪亮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落得遗臭万年，这也 是自然的规律。
　　戏剧之成为一种艺术形式，起源甚早。远在公历纪元前 5 世纪，希腊的 悲喜剧就是完整的高级艺术了。在我们的祖国虽然晚得多，但也早在宋代就 形成了杂剧的形式。戏剧艺术和其它的艺术相比，从来都是更为人民群众热 烈喜爱的艺术；只有在这一段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的日子里，最为观众喜爱 的戏剧竟变成了被人厌弃、招人笑骂的东西。仅从这一点看来，我深为自己 和像我这样十年来被目为“黑帮”或反动的什么什么的人们感到庆幸。在那 乌云蔽日、浊浪翻天的黑暗年月，我们被剥夺了写作权利，却因此得保清白， 没有受到那个令人作呕的帮气污染。同时对那些不是出于自觉而是受到强
　　
制、不得不奉命写作的作家们的处境理应寄予同情。而现在居然还有把在解 放了思想、实事求是的情况下写出的，为广大读者、观众所热烈欢迎的作品 詈之为“缺德”的手持大棒者，受毒受害竟至如此，这才叫惨绝人寰！
　　如今，噩梦已经醒转，丑剧已经收场。衷心地感激党中央粉碎了这个万 恶的“四人帮”，从而使建国 30 年后的今天，祖国的天空澄澈如洗，祖国的 大地上百卉争妍。使我们这些编戏的、演戏的得以在从未有过的广阔天地里 纵横驰骋。尽管还有些劫后余烬没有熄灭，砖头瓦块有待清除，但是瞻望前 途，一片光明。寡妇孤儿应当擦干眼泪，灰心丧气者应当恢复信心，受屈蒙 冤者应当奋起斗争！生活在产生过无私无畏的民族英雄张志新的国度里，为 广大人民群众尊重的文艺工作者，假如现在心中还存有什么“余悸”的话， 那才真是可耻和可悲了。
　　惟一使人惋惜的是年华虚度，浪掷了黄金岁月。然而不应忘记，即使如 此，还是付出多么巨大的血和泪的代价才换来今天的团结和安定呵！我以无 限感激之情祝贺我们的共和国结束了那个颠倒黑白、自欺欺人的时代，进入 了实事求是，用实践检验真理的科学时代。

1979 年 11 月

革命的作家和战士——夏衍同志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人们看 见了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家都非常尊敬的前辈作家夏衍同志。经过一场血肉 横飞的弥天浩劫之后重新见到他老人家，大家都会感到十分高兴！但是高兴 当中又难免黯然神伤，当看见夏衍同志手扶拐杖拖着艰难的步履，甚至有时 还需要旁人搀着才好行走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本单位的“革命同志”把我隔离起来， 三天一批，五天一斗，其余的时间除去强迫劳动，就是写“检查”、交代“问 题”，接受外调和写外调材料等等??一切事情只要想开了都没什么了不起， 把劳动当作身体锻炼，把挨骂当作听狼嚎犬吠，很快就都能适应起来。但是 对于某一些“革命同志”年纪轻轻这么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总觉得难以理解。 有一次一位经常“提审”我、叱责我的年轻人十分疲倦地对着我打了一个呵 欠，说：“我们干革命这么辛苦！你倒好，逍遥自在，写个材料都不认真， 敷衍了事！你要干什么？”另一次，一个来外调的“革命造反派”伸手打了 我一拳，说：“你是反革命！我，革命派。”
　　这位“革命派”乃是来外调夏衍同志的。在那一段时期，报纸上批夏衍， 数不清的外调都是调夏衍，不得不使我强烈地惦念着夏衍同志。可以想象他 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接着就想到他多年的胃溃疡，还有十分严重的皮肤 炎症和他那瘦弱的身躯??我是一个被隔离、连家属都不能见到的人，不可 能知道丝毫关于夏衍同志的情况，我只徒然地想着他现在什么地方？他怎么 样了？??直到 9 年以后，即是 1975 年的夏天，我才知道，就在我一直不安 地想念着他的时候，他正被关在黑牢里，被这些“革命造反派”打成右腿骨 折；连医院都没有送，任其自行愈合，至今右腿比左腿短了一寸半，成为残 废。年轻人对一个同反动派出生入死战斗半生、又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了 巨大的精神财富的可尊敬的前辈干的竟是这样的“革命”！作了“四人帮”、 尤其是江青的鹰犬，被反革命当枪使！还有比这更悲惨、更痛心、更可耻的 事情吗？
从 1966 年开始，到 1975 年上半年，夏衍同志整整被监禁了 9 年。直到
沈丹华同志来通知我说：“爸爸已经接回家来。”我看到他虽然更加瘦弱疲 倦，但却依然谈笑自若，神智清明，不失当年的敏锐时才放下心来，我一句 也没有问过他这九年当中受苦受难的景况，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把这一段 惨绝人寰的遭遇看作是 20 世纪人类的耻辱。后来夏衍同志曾经对我说过，有 许许多多外国朋友询问他经受九年监禁虐待的情况，他一概不予置答。我认 为这是由于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不用说他还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不允许他讲述这样的耻辱和黑暗，在这个噩梦终于结束了的时候，我们只能 向前看。
　　除去右腿残废之外，夏衍同志的眼睛几乎接近失明的程度，几步之外便 看不清楚，只能依靠听觉来识别亲人和朋友，写一个便条都十分吃力。这 9 年折磨的后果，实在教人看了心疼。在我又一次去看望夏衍同志时，我写了 一首诗送给他，那是在 1975 年的 7 月间：



损目折肢事可伤，

曾经百战斗魔王； 龄同世纪功如寿， 谤溢江河罪满墙；


九载黑牢哀永夜， 一月秦城见日光； 冲寒松柏添新翠， 赢来欢喜过重阳。

要做一点注解的是“龄同世纪”，夏衍同志是世纪同龄人，1975 年他是
75 岁，而 1980 年就 80 岁了。结句的“重阳”是他的生日，1980 年的重阳节 是他诞生的 80 周年。
　　1975 年的夏天是小平同志主持工作的时期，政治局面稍有转机，但是“四 人帮”的魔影仍是憧憧可怖！人们惊魂未定，随时仍有大难临头的感觉。夏 衍同志看完我的诗便把它撕掉，说：“不要给别人看见了。”直到 1978 年底，
《诗刊》发表这首诗的时候，还不敢让我标明是写给谁的，而只说是给“一 位遭受‘四人帮’迫害的老文艺战士”云云。事实证明，真理的复苏在我们 的社会里还是多么费劲呵！
除了这个黑暗的 10 年迫害，夏衍同志在整整半个世纪当中，无论在文
学、戏剧、电影，以至新闻、政论的领域里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当之无愧 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的称号。和他打交道的是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反动派和 践踏我们祖国达八年之久的残暴的日本军阀占领军。面对强敌，他英勇顽强 而又灵活机智，在 1936 年蒋介石大肆逮捕地下党、危机四伏的上海，夏衍同 志是极少数逃脱追捕安然转移者之一。从而使后来由于西安事变，蒋介石被 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形成又一次的国共合作之后，当时奉命捕捉夏衍同 志的国民党特工头子只是由于他的猎获对象的居然漏网，出于钦佩的动机而 要求与夏衍同志见面引以为荣。
我开始进入写作生涯是 1937 年，但我拜见夏衍同志时已是 1942 年了。
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在评价一个作家学者的时候，常以道德、文章并论，而 “道德”是列于“文章”之前的。将近四十年的交往中，夏衍同志的文章为 世人有目共睹，他的水平、影响和成就都不是任何诋毁所能贬低或伤害得了 的，这用不着由我再作任何的赞美。这里为世人所不尽知的是夏衍同志作为 一个革命家、一个为人尊敬的表率的光芒。我们的文艺界，尤其是戏剧、电 影界，由于职业的特征，从来就是个矛盾重重的是非之地。而在我的亲身经 历中，在难以避免的大小矛盾产生的时候，夏公常常是片言解纷；甚至于高 层人物发生了难以解决的家庭纠纷时他也是最好的排除困难者。能够做到这 一点，是由于夏衍同志的品行高尚、生活严肃，正直、诚恳；他不仅处事公 平，而且关心人，待人亲切，主持正义，因而得到人们的高度信任和尊敬。 再要提到的是夏衍同志的工作态度、工作方法和工作效率。40 年代的大 部分时间，在重庆，在上海，在香港，我都有幸与夏衍同志在一起，他的工 作效率是惊人的，他编报纸，写社论，写杂文；承包每天都要写一篇或几篇 文章的专栏，写话剧剧本，领导左翼的文艺运动。除去上面提过的为集体和 个人排难解纷，还要应付反动派的纠缠和迫害。在国统区工作，对付反动当 局要软硬兼施：照当时的习惯说法叫做“打太极拳”，夏衍同志是对反动派

打太极拳的能手。编报纸写文章，具有文学家的感情、哲学家的渊博、科学 家的条理和政治家的胸怀，命题为文，见景生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组 织缜密，说理谨严；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应该说，他在各方面的成就都 是第一流的。这方面，夏衍同志特别体现了他独特的科学求实的精神，他从 不浪费精力与时间；从事极为繁重的工作，做出大量的成果而永远表现为精 力充沛、头脑清醒，这都是很少人能够做到的。这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从长期 的生活实践当中艰苦奋斗才能达到的境界。
　　1947 年内战再起，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加紧迫害，大批文化界人士从上 海向香港转移。1948 年夏衍同志在主编香港的党报《华商报》，在香港却也 不是安全的。有一次夏衍同志匆匆来到我家，告诉我，由于连贯同志遭到港 英当局的搜查，他已经不能回到自己的住处。第二天我到九龙山林道夏衍同 志的住处和其它几处先作了一番观察，他才离开我家。但这种情况比起他在 上海国统区工作时，每天回家乘坐公共汽车，经常要多乘几站才下车，然后 绕几个弯才回家去，以避开特务的盯梢要好得多了。
　　这使我联想到在全国解放以后发生在夏衍同志身上的一件轶事。1951 年，夏衍同志在上海担任华东局宣传部和上海文化局的领导工作，但多次来 北京开会，也曾多次到我家来小坐。每次来时，身边总跟着一位带枪的警卫 员老苗，老苗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北方人，是一个很朴实忠厚的同志。首长带 警卫员当是组织规定的保卫制度，无可非议；但是夏衍同志对此是不习惯的
——我也看不习惯——因此他说笑话自嘲为“男起解”。在这以后不久，夏
衍同志又一次来我家时，我们惊讶他为什么这一天显得特别轻松愉快，原来 他是一个人来的。“老苗怎么今天没有跟着？”
“过马路的时候，我趁着人乱，把‘尾巴’给甩掉了。”我们都笑起来，
夏衍同志笑得像一个刚离开严师管束的孩子。把忠实的警卫员譬做“尾巴” 之被甩掉也许不太合适，但是据常理推测，在旧社会的龙潭虎穴中尚且从容 来去的地下党的英雄，到了革命胜利以后的解放了的自由国土里，反而需要 一个带枪的人随侍在侧寸步不离地“保卫”着，岂不是很难理解的吗？
自然也有这样的同志：当年叱咤风云，纵横南北，孤胆作战，无役不与；
而现在没有侍从、警卫便觉不够排场，不够威风，离了汽车便寸步难行。显 然那天夏衍同志是连汽车也没有坐的。这件事不“揭发”便罢，揭发了也许 他会受到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的批评？但这件事对我说来印象深刻，我 觉得这是夏衍同志具有民主作风和对新社会的秩序安定，在政治上信心十足 的表现。
　　另一方面，今天说来，又是夏衍同志反对特权的表现。什么是特权？就 是和群众生活待遇的悬殊。群众是革命的基础，是革命胜利的保证；革命领 袖和群众说来是水乳交融，患难与共，利害一致的。脱离群众，高居于群众 之上，是真正的革命家不会允许的。
　　1957 年同样在《剧本》月刊上我写过关于夏衍同志的一篇文章，题为《作 家和战士》。其中我写到过上面的这件事，但是被编辑同志删去了。为什么 删去？大概是怕夏衍同志担上个自由主义的名声吧？在这里我绝对不是向保 卫制度提出挑战，而是本着“言者无罪”的原则，提一下自己不一定正确的 看法，并且愿意接受批评。
　　夏衍同志并不具备一副十分健康的身体，但是他顶住了“四人帮”的残 酷非人的虐待，经受了最沉重的考验，又回到了我们中间。这是文艺界，尤
　　
其是戏剧界和电影界的幸福。即使在 80 高龄，损目折肢，又加上他所负担的 沉重的对外文化交流的本职工作，但我见到他还在热情地全力以赴地对年轻 一代剧本作者给以辅导和帮助；并且看到这些年轻作者在讲述这些感人事迹 时流下的激动泪水。在四次文代会的闭幕词中，他说：“过了 10 月，我已是
80 岁的人了，这次代表大会，可能是我所能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这句 话听起来使人心酸，但我们相信这绝不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这一篇闭 幕词条理清晰，说理透彻，逻辑性强，充满着革命者的激情，力透纸背，精 彩不减当年。更由于他破除了 30 年来“往往把‘百家争鸣’实际上只归结为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争鸣”的迷信，旗帜鲜明地提出“实践证明，这两 家之外的封建主义这一家，却一直在顽固地妨碍着我国社会的前进”。更明 确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主义，如家长制、特殊化、一言堂、裙带风、官 僚主义等等”，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使群情振奋，使我们亲切地听到了为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英明正确的今天的党中央的声音。
　　尽管对夏衍同志有 38 年追随之雅，而由于我自己的幼稚，只能是“仰之 弥高”，难以体会到他的深度和广度；只能凭我肤浅的理解来说一说他是一 个什么样的革命者和自命为“革命派”的根本不同之处，以及如何永远是我 学习的楷模。这一个夜晚的时间连自己的这点仰慕之情也难说尽，只衷心地
祝 80 高龄的夏衍同志健康和长寿。

1979 年除夕凌晨 5 时

《中国艺术家辞典》序


　　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是不可能无所不求，无所不知的。于是工具 书就成了我们不可离之须臾的良师益友。可惜的是这样的师友太少了。就以 当代人物专门辞典来说，过去还很少见。解放初期，百端待举，无暇顾及。 多年政治运动连绵，风云变幻不定，昨是今非，今非昨是，为人立传也就成 了讳莫大焉的禁区。1976 年 10 月之后，气象一新，坚冰打破，专业人物辞 典相继问世了。
　　1981 年出版的《中国艺术家辞典》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我看到这本 书的时候，以旧有惯例推想，大概不外收录了梅兰芳、徐悲鸿、聂耳等已作 古的戏剧、电影、绘画、音乐的大师巨匠的小传。然而当我翻阅目录的时候， 却出乎意外地看到，原来还收录了曲艺、杂技艺术家。这些在旧社会撂地、 闯码头，以卖艺糊口，与乞丐同流，现在仍为个别人所鄙视的艺人，也堂堂 入典了。这篇翻案文章做得好，应当标这个新，立这个异，破一破千百年的 传统观念。这应当说是编者和出版者的胆识。
　　过去我们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活人不能入典。未曾盖棺如何论定呀？ 将来他再犯了错误如何处理呀？艺术上还没完全成熟呀??无穷的顾虑，拒 活人于典外。即令盖棺以后，也必须是第一流艺术家、学者才有入典进书的 殊荣。而几亿人中有成就的万千艺术家，尤其是民间艺人、地方戏演员，一 旦去世，声名也就埋没随百草，逐渐湮没无闻，甚至后来除一个乡土艺名之 外，连他的姓氏、名讳都无从查考。数年之后，就会有人向你提出这样的问 题：某某是男是女啊？是哪一朝的人啊？每每遇到这种天真的发问，我总感 到一种对亡故艺术家的无限惆怅。翻翻历史，几乎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的文苑 传、文艺传、方伎传等。青史一页，记下了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而 今天我们不是应该作得更多更好些吗？趁艺术家还健在，材料比较容易收 集、查证的时候，何妨为他们写上一笔呢。何必一定要到身后，再去访故旧、 翻资料，来一番事倍功半的考证工夫呢。《中国艺术家辞典》收录的大多是 健在的艺术家，有的还是风华正茂，目前活跃于艺坛的好角。辞典的编者、 出版者办了一件好事，这是应当为当代艺术家们庆幸的。
《中国艺术家辞典》已经出了现代部分第一、二分册。看来还要出几本。
由现在的两册推算，将来这部辞典恐怕要收录到两三千人。谁说中国的“家” 少呢？看，不是人才济济、争奇斗艳吗！面对这样的艺术大军，不禁使人油 然而生一种爱国之情和民族的自豪感。进而又使我联想到一种传统看法：好 像不到胡子一把，皱纹纵横，鬓毛已衰的年岁是不能称家道师的。老师在上 称曰“家”，弟子在下只能称“者”、“员”。自然科学界似乎还好些，因 为成就造诣是可以上“天平”见“斤两”的。社会科学、艺术却比较难，所 以资历也往往更压人。国外年轻的“家”们比比皆是，而独于我们却成了凤 毛麟角的珍品。自然科学不了解，至于艺术家，外国的就硬是比我们量多质 高吗？实在不敢苟同。何况有些艺术又是我国独有的“土特产”呢。要振奋 民族精神，就不能妄自菲薄，作茧自缚。在这方面《中国艺术家辞典》敢于 解放思想，放宽尺度，不拘一格网人才，作了可贵的尝试。
　　这部辞书 1981 年一年之内就出了两本，按目前出版周期看，成书之快， 也是难能可贵的。能够做到这点的原因之一是，编写者不挂什么显赫的招牌， 志同道合者三五，埋头苦干地工作，人少，扯皮的事少。又是艺术界的“局
　　
外人”，宗派的嫌疑与成见也少，不需为搞平衡学而旷费时日。按材料收集 完备之先后入书，不以名气之大小顺序入座。这样就避免了一人挡道，万夫 莫进的弊病，必然加快了编写，出版的速度。当然，快就容易出纰漏，是局 外人就难免不知情，何况又涉及到这么多门类、这么多人物，因之鲁鱼亥豕， 错误不当之处是不能为编者曲讳的。
　　学走路就要摔跤，尝试就难免有失误。即令这是一个稚弱的婴儿，但总 算有了一个呱呱坠地的生命。我期待着后天的调养，使之得以健康成长，功 德更加完满。

1981 年 3 月

怀念老舍先生


　　老舍先生是不世的天才，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现代的中国作家中，他 的作品风格独具，超群出众。他是杰出的语言大师，也是幽默讽刺的大师。 他的小说、散文使人发笑，同时发人深省。他使人发笑，但并不尖酸刻薄， 相反却和他的为人一样：温柔敦厚，和蔼可亲。爱逗人笑的人是最善良的人。 老舍先生从 1924 年他 25 岁时，在英国开始写小说，不久便以小说名家。
　　到 1939 年，即是在 15 年之后，他 40 岁时开始写剧本；照他后来自己说 的，致力于写剧本的理由之一，乃是由于写剧本比起写小说来，字较少，见 效快。这是由于他爱人如己，嫉恶如仇，对社会上、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好事、 坏事，都有一种遏止不住必须予以宣扬表彰或予以批评谴责的愿望——这里 面，讴歌好人好事占比例的多数。尤其是在全国解放以后，老舍先生一刻也 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的作家的神圣职责。
　　从 1939 年开始，迄 1966 年悲惨死去的 27 年当中，老舍先生勤奋写作， 除小说、散文、诗歌、曲艺之外，他写了近 40 个剧本，包括京剧、歌剧、曲 剧和更多的话剧。由于写得快，数量多，每个剧本的成就自有高低。在这些 剧本当中，人所共知，成就最高的是《龙须沟》和《茶馆》两个，尤其《茶 馆》一剧，是老舍先生剧本的杰作中之杰作。在先生生时，《茶馆》在北京 和天津等地公演，万人空巷，赢得举国观众的喝彩。在 1980 年，十年浩劫之 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重演本剧，北京城“九城轰动”，再一次焕发老舍的 声光。而 1981 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飞渡重洋，在西德、法国、 瑞士演出，使欧洲大陆的广大观众口服心降，叹为观止，誉为“远东的戏剧 奇迹”。
老舍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里，赢得祖国亿万读者和观众的倾心爱
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他得到异国人士的热烈崇拜的程度却是我们不尽 知道、也难以想象的。他的小说、剧本早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的版本在海外流 传，我也多次见到过国外友人津津乐道和专心研究老舍的作品。其中最使我 惊奇的是法国学者保罗·巴蒂在 1980 年春天专程来到中国，他的目的就是沿 着老舍生前的足迹，要把老舍一生在自己的广大国土上生活过的、工作过的， 或是流连、路过的地方都走一遍。他兴致勃勃地去了许多省市，看到他走完 最后一站的四川，结束了这一段长途旅行时那种欢慰喜悦的神情实在教人感 动。这就是老舍的魅力，他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住了中国人，也吸住了外 国人！
　　老舍先生幼年丧父——他的父亲是晚清的一名旗兵，死于保卫皇城的八 国联军之役，死时情况无人知晓。那时的老舍只有两岁，和他的哥哥、姐姐 一共五个孩子就在坚强的寡母含辛茹苦的抚养之下长大。因此，在他的童年 时代，朝夕相处的就只能是大杂院、贫民窟的穷人。缺吃少穿的苦难生活使 老舍从小养成一副悲天悯人的侠骨柔肠，自然成为下层社会受苦人的知心 人。老舍先生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或是剧本，他所着力刻画的人物绝大多数 都是忠厚朴实的劳动人民。他了解穷苦人，同情他们，热爱他们，因此他又 是穷苦人的代言人。
　　老舍先生生于忧患，前半生历尽坎坷，几乎是不幸接连着不幸。但却正 是由于他久处逆境，必须在不停歇的反抗和奋斗中才能求得生存的权利，从 而锻炼出顽强不屈的性格。具体的表现就是一贯以乐观主义的精神来迎接和
　　
克服苦难，随时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观察生活，分析社会。多么大的艰难 困苦也不致伤害他，更不能摧毁他。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正是以一种苦中作 乐的劲头来处理和安排他剧本中的情节和人物，用喜剧的形式来写悲剧；使 他的广大读者和观众在欣赏老舍的作品时随时感觉到：在欢笑之中含有辛酸 的泪水。这就是老舍，就是这位喜剧大师不流于肤浅而益显其深刻的地方。 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老舍最可贵的又一个方面就是他的爱国主义精 神。生活在今天的中年以上的人们，都不会忘记我们积弱的祖国一个世纪以 来如何受当年的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践踏的情景。对老舍说来，他的切身感受 乃是国恨家仇。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在贫穷饥饿线上长大的，在这样的艰 难时日里他奋发图强，学习十分刻苦。他在北京师范学校接受“高等”教育， 只是由于这是个不收学费的学校；他 25 岁去英国也是为饥躯而担任一个教英 国人中国文学和北京话的教席。所有这些辛酸遭遇都促使他日益坚定形成一 个信念，就是渴望祖国的复兴强盛。对自己亲爱的祖国，他具有无限的依恋 之情。对我们的事业，在任何困难的景况里，也都表现为信心十足，具有强 烈的自豪感。1946 年他应邀赴美国讲学，那年 6 月我在上海收到他从美国的
一封来信，谈到关于我国话剧的问题，信上说： “??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是在演技上，已具有了很高的成就。
自然，我们还有很多缺陷，但是假若我们能有美国那样的物质条件，与言论
自由，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 这是他在美国看了十多次各种形式的戏剧演出之后得出的结论；要我转
告戏剧界的朋友们不要妄自菲薄，应当继续努力。他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更多
地表现在抗日战争时期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上，他竭尽心力勤奋工作，这个巨大的动力主要来自他自幼养成的对侵略者 的无比憎恨，渴望在抗战胜利之后会出现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不幸 的是在抗战结束之后，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腐败使他十分失望。但终于在 3 年之后，全中国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老舍先生梦寐以求、渴望了半生的独立 自主的幸福国家实现了。1949 年的秋天，他在美国应党和国家的召唤，怀着 满心惊喜回到祖国。又过了四年之后，在 1953 年的冬天参加第三届赴朝鲜慰 问团的日子里，在朝鲜一处山村大雪纷飞之夜的一间小木屋里，我和老舍先 生围着一盆炭火深夜倾谈时，先生还对我讲到他当年在美国收到北京的电报 时的那种“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 喜欲狂??”的欢乐心情。
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在全国解放之后，老舍先生为什么总是那样兴
高采烈、激情满怀。他对共产党、对人民政府衷心崇敬，无限感激；他眼睛 看的和耳朵听的是说不尽的好人好事。所有这些，他都按捺不住，非说出来 不可，就更多地采取了剧本的形式给描绘出来。为什么解放前他主要是写小 说，而解放后他写得最多的则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剧本就容易理解了。
　　在任何时候，生活里总是有种种不同看法的人。为了答复那些敌视新社 会的人，老舍宣称自己是歌颂共产党的功德的“歌德派”。他答复国外人士 指责他不敢写他要写的作品，作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时，说，“假若我是应声 虫，我看哪，他们大概是胡涂虫。应声吗？应党之声，应人民之声，应革命 之声，有什么不好呢？胡涂虫不肯如此应声，因为胡涂，不辨好歹啊！??” 事实上他有许多剧本，像他自己所说，如《茶馆》、《女店员》、《全家福》 都是为响应党的号召而写的。
　　
　　老舍先生是这样全心全意地、旗帜鲜明地、深深地、深深地热爱党、热 爱祖国、热爱新社会的。
　　我是老舍先生的晚辈，是先生的一个年轻的读者。我在十四五岁时读先 生的第一部作品是《赵子曰》，我至今还记得约近半个世纪以前读到书上： “贼亮贼亮的门环??”以及“八大锤，锤八大，大八锤，整整锤了一夜??” 等等那些地道京白时，所得到的愉快享受，但却还不能理解书上悲惨结局的 涵义。待我有幸结识老舍先生的时候，已是在抗战时期 1938 年的西南大后方 了。那时先生从武汉撤退来到重庆，也在那时开始话剧剧本的写作；而我也 是以话剧写作的同行身份结识先生的，虽然我的年纪只有 21 岁。我现在回 想，大概我是以重庆话剧作者当中少有的一口地道北京话而引起先生的注意 的。从头一次见面，我这个北京学生就感觉到，我和老舍先生之间有一种特 殊的乡土感情，先生和我是忘年之交。
　　全国解放以后的北京，就像一座万紫千红的大花园；而人们就像一群群 在花间采蜜的工蜂，各有所事，昼夜奔忙；有时匆匆见到，却又匆匆离去， 很少聚谈的机会。但是我终于得到过一次和老舍先生的朝夕相处，就是前面 提到的 1953 年朝鲜战场刚刚停战之后，我和先生一起参加了第三届赴朝慰问 团，而又都隶属于中央直属的第一总分团。在劫后创痍满目的朝鲜进行了约 为半个月的慰问活动之后，老舍先生来找我，邀我同他一起离开慰问团去到 志愿军连队生活一个时期，原因是他计划写一部关于志愿军抗美援朝事迹的 小说。我当时很高兴地答应了他，高兴的是能得到一次和尊敬的长者一起生 活，一起下连队学习的机会。记得当时便和先生同到志愿军司令部去拜见慰 问团总团长贺龙同志，贺老总热情祝愿老舍先生的小说创作成功，并且对我 的写作寄托希望。这也是我仅有的一次和素所尊敬的贺龙元帅的亲切交谈。 遗憾的是在朝鲜和老舍一起生活的时间不长，不久之后我便由于工作任 务的急切安排奉召回到北京去了。临行时老舍先生要我把一把指甲刀和几件 内衣裤留给他，他带的衣服不够，而他准备在志愿军连队里作较长时间的生 活体验。即使在这样短促的几天相处里，我也体会到老舍先生热爱国家、人 民和热爱生活的一片赤忱。他深情地对我讲述自己的生活，他的爱憎，他对 家庭和亲人的感情，他对祖国未来的美好前景的无限向往??常常和我谈到 深夜。就在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夜晚，在我的小屋里长谈他从美国回归祖国的 欢快之情，以及他也具有的不能避免的苦闷??我们正在向火盆里添炭的时 候，忽听到轻轻的叩门声，这样大雪纷飞的朝鲜深山里，谁会深夜来访呢？ 我从木榻上跳下来去开门，很奇怪，没有人！但是有什么在触动我的腿？低 头看时，原来是一只纯白色的山羊。老舍先生呵呵笑着说：“啊！外头是太 冷啦！你是要找个背风的暖和地方吧？我给你挪挪窝儿。我让你，我让 你??”于是他披上了皮大衣，我送他回了他的住处。朝鲜雪满山中的几天
欢聚，留给我的是永世难忘的美好记忆。 老舍先生在志愿军的连队里住了大约五个月，写了一部报告文学式的小
说《无名高地有了名》，记述的是著名的老秃山战役。而我却没有写什么， 既辜负了老舍先生的热爱，也无以对贺龙元帅的厚望。更加使我折服的是， 在这之前，老舍先生和人民军队是从来也没有什么联系的，对部队的生活、 对战争也是生疏的。然而在深入连队五个月之后，就写出了感人肺腑的描述 战争的小说，若不是基于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忠于世界和平和伟大的国际主 义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

　　1957 年的一场席卷知识界的政治运动使我一家遭了大难。在大大小小难 以数计的批判斗争会上，许多过去的同志好友纷纷上台批判我，老舍先生亦 是其中的一个。但这我完全理解，怎么能够少了他呢？这些众多的发言由于 每个人的不同性格和品质而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我从老舍过去少见到的疾言 厉色又夹杂他惯有的幽默讽刺中，却又感到一些异常的温暖。我想告诉他： “我会经得住风雨，也会接受帮助；我没有失去信心，我还会好好地活下去。” 但是我当时没有办法告诉他。
　　在我远戍北荒的时刻，长者对我的友谊得到了验证。留在北京的妻子来 信，告诉我老舍先生对她表示了热情的关怀；向她细致地了解我的生活和身 体的状况。告诉她，困难只应该是暂时的，终会成为过去。并且叫妻子多给 我写信，还说：“写信也是学文化，像作文一样，多写，一天写一篇，让祖 光看了高兴??”
　　到今天，妻子被迫害离开了舞台，她从一个没有文化的民间艺人成了一 个回忆录作家。我想，很大的程度是受了老舍先生指引和启发的结果。
　　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妻子曾经向一家画店出售了我的一批藏画。三年 之后我回家知道了这件事情，善良的妻子向我道歉，认为自己做了错事，没 有保住这些我喜爱的字画；反而是我去安慰她，表示这是身外之物，不要再 提它。但就在这时候，老舍先生意外地出现，把他从画店里买来的一幅白石 老人的彩墨玉兰花送还给我。当我问及他用了多少钱买到的这幅名画时，先 生说：“不要问这些。对不起你的是我没有能够把凤霞卖掉的画全都给你买 回来。”看！他反而说对不起我！
中国人有一个老辈留下的优良传统，叫做“点水之恩，涌泉相报”，老
舍先生对朋友岂止是点水的恩情！而我已经不可能对老舍先生有任何的报答 了！若是有，也只有于事无补的感恩的泪水。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公元四五世纪间，曾有过一百三十多年的号称“五
胡乱华”的时期。一千五百年之后，到 20 世纪的后叶又发生了一次可以叫做 “四人乱华”的十年浩劫，伟大的爱国主义的天才作家老舍先生在这场史无 前例的“内乱”初期死于非命。
1966 年 8 月下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然爆发的时候，老舍和许
多善良的人一样，怀着认真改造自己的急迫心情正在北京文联办公室里开 会，参加政治学习；突然被一帮发了疯一样狂暴的愚人绑架到国子监的大院 里，和一些北京的著名作家、艺术家在一起，被强迫跪在地上，遭到一顿骇 人听闻的污辱和毒打。直到当天的深夜，才被又是伤心又是害怕的舒师母胡 絜青夫人接回家来。老舍先生满面血污，遍体鳞伤。
　　第二天上午，老舍拿着一卷亲自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出了门，就再也没有 回来。直到又一天夜晚十时才被家人发现他的尸体仰卧在北京西城的太平湖 岸。他离开人间的那天，是 1966 年 8 月 24 日。
　　和他的死于八国联军之难的父亲一样，老舍和他所热爱的祖国告别的时 候，身旁没有一个亲人。他究竟是如何死的？没有人知道。因为当时不可能， 也不许检验尸体。甚至送到八宝山火葬场去火化时，也不允许留骨灰。甚至 不让亲人跟进去。甚至要求再看死者一眼也不许??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才华绝代， 义薄云天；善良厚道，襟怀坦荡；表里如一，是非分明；勇敢、乐观、劳动 人民的忠实朋友，为祖国争得极大荣誉的老舍先生的悲惨逝世，是祖国文化
　　
艺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因为他的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还远远没有完成， 没有一个人能代替他的工作。
　　在老舍先生的杰作《茶馆》一剧中，作者借剧中人之口，说：“我爱咱 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呻吟宛转于横暴统治之下 的善良老百姓的悲惨哀鸣！当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得不到解答的。老舍的悲 剧也正在于他死的时候不知道为何而死？他是这样地“爱咱们的国呀！”
　　老舍的悲剧又在于他死得太早。他可能是中国的作家群中在这场无比荒 谬又惨绝人寰的“内乱”中的头一个死难者。他不仅没有见到“四人帮”的 覆亡，连“四人帮”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见过。
　　今天的美好现实，这部《老舍剧作全集》的出版作了确切的说明。对于 作家老舍，祖国是爱他的，人民是爱他的，党是爱他的，乃至于全世界的人 民都是爱他的。如果九泉之下老舍有知，他提出的问题应该是得到解答了。 老舍的光辉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对我们现在还 活着的人，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老舍的死难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值得作为千秋
万世如何对待有才华的诗人的永远的教训。

1981 年 8 月 10 日 薰沐拜写 注：该文是为《老舍剧作全集》所作的序。

怀念父亲


天降王师壶浆迎，
江东父老望旗旌； 渡江五月惊奇略， 横海千军扫逆鲸； 三载鏖兵除暴政， 万民额手颂新生； 秦皇汉武都陈迹， 从此趋风毛泽东。


　　1949 年春，解放战争接近尾声。由于国民党战犯集团暴露了伪装和平的 真面目，拒绝在已经约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解放大军万帆竞发席卷江 南，一举倾覆了祸国殃民的蒋家王朝。
　　身经满清封建帝制、民国肇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腐朽政权，半世为官 做吏、历尽沧桑、心力交瘁的我的父亲——景洲先生当时五十八岁，一年前 辞去了南京政府的官职，闲居卧病春申江上；却在烽火声中的 5 月 25 日走出 北四川路余庆坊的家门，去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并且满怀激情地写 下了上面的这首七言律诗。
由于老一辈人死亡殆尽，今年高龄八十九岁的母亲身体已经十分衰弱，
兼之极度耳聋，我已很难了解父亲青少年时期的情况了。在与父母亲共同生 活的我的青年时代又没有想到做一些了解父亲上述情况的工作，因此我对自 己父亲的了解也是很不全面的。我只知道父亲生于 1891 年的春天，在他进入 社会之前曾就读于当时的“湖北方言学堂”，这个由张之洞创办的大学堂大 概是中国最早专修外语的高等学校。父亲读的是英文专业，毕业之后他被任 命到现在辽宁省的辽阳县去做一个中学的英文教师。我最初知道父亲的这个 第一个职业是听我的中学国文老师杨晦告诉我的，他是当年辽阳中学我父亲 的学生。
听到杨先生告诉我之后，我才去问过父亲。他在辽阳中学任教一年之后，
和这个学校的校长发生了一场争论，一怒辞职。当时他的很多学生，包括杨 晦在内都曾经极力挽留他，向学校当局提意见，表示要和这个年轻老师同进 退。但是父亲坚决离校，一人来到北京。
那时是什么年代我不清楚，倒溯我的年龄，至少是我出生前的三四年，
应是 1914 年以后，父亲到北京是来投奔他的舅父庄蕴宽先生。我的这位舅公 是一位大人物，科举出身，历任军政要职，以为官严正、不畏权贵著称于世， 并以诗文、书法名家。由于庄的援引，父亲进入了当时的北洋政府，开始了 他一生的宦海生涯。
　　父亲的官运并不亨通，据我回忆中的印象，他工作认真，为人耿直，因 此不免会触犯一些他不喜欢的人，乃至他的上级主管，因此升迁很慢。他在
20 年代做的最高官是京都市政督办公所的坐办，大概是当时的北京市政府的 第三、四号人物，这是我儿时的记忆，也可能是不准确的。到 30 年代后期至
40 年代，曾做过湖北民政方面的官吏，最后担任抗战时期以至日本投降以后 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等职，在旧官场中，始终只是一个幕僚人物。
但父亲本是个不宜做官的人，他热衷的是读书、作诗、写字、绘画、刻

印，并都有所成就。此外他最有兴趣的是收购古玩字画碑帖，他一生工资收 入大部分都送给了古玩铺；我至今记得每年“三节”即端阳节、中秋节、春 节，古玩店伙计来家要帐，在门房里坐了一屋子人，尽管还是客客气气，但 由于要不到钱赖着不走的情景。甚至于有一年我和姐姐、妹妹、弟弟在学年 开学时，竟由于父亲买古董把钱花光负债累累，连我们的学费都交不出来； 只得写信给学校要求缓交，弄得我这小学生都觉得脸上无光。生性温柔善良 的母亲对父亲从来百依百顺，但为此亦不止一次由于婉劝不成而生气、而哭 闹流泪，弄得全家愁云密布，郁郁寡欢；但一家之主的父亲却依旧是家里的 权威，依然大把花钱，从古玩店抱着破烂的古董、字画回家欣赏，毫无悔改 之意。
　　因此，在他一生当中，他感到最有兴趣的莫过于从 1924 年至 1934 年整 整十年当中的故宫博物院的职务。这是中国人民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压迫之 下，一举推翻满清帝制，并将封建王朝的宫殿宝库向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开放， 公诸于世的壮举。在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中国有史以来的奇珍异宝，典章文 物，历代书画篆刻，能工巧匠的稀世杰作。这对父亲说来具有无与伦比的迷 人的魅力，从接收清宫文物的开始他就兴致勃勃地投入工作；开始只是由于 内务部的主管来兼顾故宫博物院的创办工作；后来甚至离开了自己的本职， 以故宫为主要的职务了。但是他不可能预见到，这个故宫博物院，以它本身 具有的特性注定了是一个不祥之地；一贯热情戆直乃至带有几分傻气的父亲 由于客观存在的种种难以预计的情况，如他自己所说，“由于帮助地位以至 身被罗织，名列法网”，跌进了一个不深不浅，十分恼火，而又无可奈何， 哭笑不得的陷阱。
父亲的受冤受害，完全是由于为了他的一个“同患难而观点各异，亲而
不信的总角之交”引起的。从天理人情而言，他的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易寅 村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乃是一个薄情负义的朋友。但是父亲却是一 往情深，至死不渝，由于易的受冤含恨，抑郁弃世，父亲在有生之年一刻也 没有忘记为我们这位易伯伯申雪冤枉。1949 年上海解放之后，父亲为这件事 还给新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写信呼吁。我们尊敬的董老必武同志还亲自登 门来拜会过我的父亲。
为了申雪易寅村的冤案，父亲做了大量的工作，可谓念兹在兹，时刻不
忘。这本《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是他在全国解放前一年辞去国防最高委员 会秘书的职务、和腐朽没落濒临溃灭的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以后，完成写作 的对这所谓“故宫盗宝”冤案的详尽记录。
　　全国解放之后，父亲被任命为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他怀着十分振 奋感激的心情为这个本来可以安居休养的名誉职务热情工作和奔走着，却终 于在一次因公外出时以脑溢血而病倒。他右肢瘫痪，语言困难，但依然不曾 忘记对易案的昭雪；见到无论是生人熟客时，三言两语也要吃力地谈到故宫 往事，家人对此拦也拦不住他。父亲卧病达 8 年之久，1955 年，在他病倒 5 年之后，我接他从上海来北京同住，那时他虽然行动步履十分艰难，却仍用 左手写字作画，吟咏诗词，表现了十分顽强的精神毅力。他一生富有同情心， 忠于友情。1958 年 10 月，在病榻上见报载他的老友郑振铎先生以飞机失事 遇难，痛哭不能遏止，脑血管再度溢血，病情急剧恶化，卧床不起，于次年
5 月 14 日去世。 父亲去世的前一年，我被反右之难，远戍北疆；闻听噩耗，申请返京奔

丧而不获批准，因此在那年早春一个大雪满天的夜晚，离家北行拜别父亲就 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那时他口齿不清，没有说话，但却是满脸笑容，留给 我的最后印象是欢喜的，没有悲伤。
　　父亲的个人爱好——收藏以书画为主的古文物，直迄中风病倒以前一直 没有改变。1937 年“七七事变”父亲率领全家仓皇避难入川，万里征途之中 他宁肯将衣物箱笼大量弃置，却精选一部分心爱的书画不辞艰险带在身边， 尤其是他所谓“镇库之宝”的三幅大画：吴道子《西旅贡契图》、吕纪《福 禄图》、黄石斋山水，都是用黄绫包裹的精工装裱，几乎是形影不离地带在 身边，当然，经过这一转徙，文物损失惨重。然而到了四川之后，经过轰炸 和多次搬迁，稍得安居时，他又开始逛古玩店，把旧字旧画、古玩玉器抱回 家来；真是本性难移，顽固至极。待我把他接来北京时，他已经卧床四年， 我和父亲商量，提到鉴于这一批古旧文物今后保管的困难，建议全部捐献给 国家。他不假思索，立即同意，并约请当时主管文物的郑振铎和唐兰同志来 参观鉴定，将所藏二百余件古文物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他高兴地说：“交 给国家，比我自己保管要安全得多了。”父亲一生历经三代政府，有如长夜 行路，历尽坎坷；到他的晚年才找到他最信任的共产党的人民政府。
　　父亲的一生，在我的记忆里，他每日伏案挥毫，或写或画十分勤奋，尽 管这都是他的业余活动。他的著作出版计有：《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
《中国国文法》、话剧《长生殿》、《蜀西北纪行》等。
　　如今感谢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这一部最后遗作《故宫二十五年魅 影录》，实现了他耿耿于怀、对含冤而死的亡友半生未了的心愿。这本书对 当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的经过有详尽、具体的描述，对国民党上层人物承袭过 去封建官场的黑暗腐败、勾心斗角也有细致的刻画，包含有丰富的历史资料。 父亲一生中还写了相当数量的诗词和题画诗，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 的一场浩劫，至今在我身边只剩下从 1946 年以后的一本诗作了。本文开头的 一首七律和这本《魅影录》殿后的三首七绝，即摘自这本题为《风劲草》的
诗集之中。
　　为父亲这本遗作的出版写这篇序文，欣慰之余，勾起对逝世 23 年的父亲 的无限哀思。1937 年我初入世途，任职于当时的国立戏剧学校。因抗日战争 起，迁校于长沙，父亲从武昌寄了一份东北抗日义勇军烈士苗可秀的文字材 料，并写信给我，希望我用这个题材写一个话剧剧本。我以初生之犊的勇气， 按照父亲的嘱咐写了我平生的第一个多幕剧，并从此开始了以写作为自己的 终身事业。现在以这篇短文为父亲的遗作注解，也作为对父亲永远的纪念。

1981 年 11 月于北京 注：该文是为《故宫二十五年魅影》所作的序。

论昼寝


　　读《牡丹亭》，剧中代表封建反动统治者的南安太守杜宝的几句话白突 然刺痛了我一下。杜宝一出场便向丫环春香了解女儿杜丽娘的情况，接着便 立即教训女儿：“你白日眠睡是何道理？假如刺绣余闲，有架上图书，可以 寓目??”对于女儿的白日睡觉“都是你娘亲失教也。”看，杜太守就是这 样严厉批评女儿“昼寝”的。
这使我想到了孔夫子的著名弟子宰予，这个宰予竟以昼寝而名垂千古。
《论语·公冶长》第五：“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 可圬也??’”
　　从孔夫子到汤显祖，根据上面有文字可考的记录，可见我们这个有几千 年文化历史的十亿人口的大国，从古以来就没有昼寝，也即是睡午觉的习惯， 而且坚决反对、严厉谴责或批评睡午觉的。但是现在我们的新社会，午睡不 仅成为习惯，而且几乎成为制度。日日年年，中午的一两个小时，甚或更长 的时间，举国之内一片鼾声。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是少见这样景象的， 何况我们正在振兴中华，发誓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是有人说过，假如选 择某一天的中午，作为敌人向“中国”进攻的时间，将会是大军到处如入无 人之境，因为那是中国人都在睡午觉的时间。
十亿之国，不知是何年养成的习惯，要改变是不容易的。但是我想，考
虑一下如何改变这样一个浪费时间、阻碍我们振兴“祖国”、加速建设事业 的坏习惯应该是必要的。
诗曰：


杜女情多梦里甜， 宰予木朽不能镌； 振兴中土贵实干， 十亿神州尽昼眠。


昔有怀春杜丽娘， 白天当作黑甜乡， 于今举国皆宗杜， 大好光阴都上床。

1982 年 1 月 17 日

不应缺少反批评


　　话剧在抗战时期相当兴旺，拥有广大的观众，宣传抗战，激励人心，团 结人民，起过巨大的作用。那时我们在重庆演戏，几十里外沙坪坝的重庆大 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的大学生们赶来买票看戏，十分踊跃，一出戏一般 都演四个多小时，看完戏没有公共汽车了，就只能步行几十里路回去，回到 学校宿舍的时候已经天亮了。到时候这种情况很平常，而现在却简直难以想 象，绝对不可能了。现在演出超过两个半小时观众就坐不住了。这样一比， 我们现在的话剧对于观众的吸引力是有点差劲了。
　　近年来我走过几个省市，发现话剧的现状大都不好。编演一个新的剧目， 从剧本搞起，一搞就是半年、一年，常常是演三五场就没有观众了。这和过 去没法比。现在话剧市场、观众的优势，大概北京占全国第一位，沈阳、天 津还好，上海都不行。即使是北京，也要看是什么戏。总的来说，今天观众 欣赏的趣味和爱好比较复杂，不像抗战的时候，排出一个戏来总是有人看的。 应当说，今天的观众欣赏水平和过去不同了，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于一般的政 治号召，更不能容忍公式和教条，而是要看到真正的艺术品，看到生活里的 精微部分；同时把自己渗透到剧中，和剧中人一起思考、一起追求，一起寻 找答案??我看，这是一种好现象，它要求我们深刻、提高，是激励我们进 步的动力。
要使话剧艺术得到发展，争取观众，扩大影响，戏剧批评非常重要。批
评包括介绍、推荐、质疑、问难、建议等等。但是长期以来有这么一个现象， 假若某个戏一受到批评，这个戏的生命也就快结束了，不能够再继续演下去 了。不但作者紧张，演出者也紧张，下一步就该作自我批评了，作检查了。 我觉得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间缺了很重要的一环，这就是反批评。长时期以来 就是这么一个公式：批评了，于是被批评的人就该作自我批评了。但是，批 评得对不对呢？是不是被批评的人还有意见呢？会不会批评本身就是错误的 呢？我觉得不该把批评看得那么重，那么权威化，认为一批评就是判决，应 当给被批评的人以解释以至反批评之权。你批评错了，我不同意。这样，我 们的文艺事业就活跃了。我们很少看到反驳批评的文章，大都是一批评之下， 作者始而紧张，然后就灰溜溜了。也许他本来还有个想法，想再写出一个戏 来，现在他就不敢写了。所以这个公式也应当变革一下，甚至于我觉得可以 鼓励反批评，否则我们的文坛就只有沉默下去，至少受批评的人首先沉默了。 现在还有这样的现象，一部作品受了批评，有时是所谓内部批评，不让出了， 于是广大读者就拼命去买这本书。这种现象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消灭，就是批 评公开：自由的批评，自由的反批评，不要神秘化。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风气、习惯有所改变，在某些场合已经有了民主 辩论的空气，在北京这样一些大城市里，作者的自由还是受到尊重的。但是 我们了解到，边远地区，小城小乡镇的各级领导，对戏剧作者和剧团的干涉 还是很厉害的，一些来自基层的作家提供的情况令人吃惊。“文艺这种复杂 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 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都是邓小平同志说 的话。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坛才能活跃起来。
　　
高尚的白杨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