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个中国娃娃




　　走出法兰克福机场，迎面而来一对操美国英语的黑人夫妇，牵着个两 三岁的小女孩。
　　黑人的小孩特别可爱，眼前这个小把戏也不例外：皮肤黑漆发亮，眼 睛很大，黑白分明的瞳孔中透着清纯的稚气。鬈曲油亮的辫子在头顶上一晃
一晃的。 正要擦身而过，瞥见小女孩一手紧紧搂在前胸的洋娃娃；啊，是个黑
娃娃！黑漆发亮的脸，黑漆发亮的头发，绣花的袖子里伸出黑漆发亮的小手。 从来没见过黑的洋娃娃，所以稍稍吃了一惊。小女孩回眸望了我一眼，
娇爱地微笑了一下，逐渐远去。我开始领悟到自己的吃惊包含了多少愚昧：
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孩子，为什么要玩金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娃 娃？小孩抱娃娃，往往是一种自我的投射，黑孩子玩黑娃娃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却吃了一惊。
　　如果看见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孩子玩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 黑发黑眼睛的娃娃，我是不是也要觉得讶异呢？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中
国娃娃。站在玻璃柜上穿罗戴玉的王昭君或舞姿娉婷的美女，都是僵硬而易 损的，只供观赏；让孩子抱在怀里又亲又咬又揉搓的，都是“洋”娃娃，蓝 色的眼睛一眨一眨的。
　　嘿，这是个国际多元化的世界，玩外国娃娃没什么不对。我也同意， 可是，如果只是国际多元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没有黑人娃娃、印第安
娃娃、埃及娃娃，而是清一色的白种娃娃？再说，在开拓到外国娃娃之前， 总要先有自己的娃娃。黑发黄肤的小女孩在“家家酒”中扮演妈妈，她爱抚 的“婴儿”却跟自己一点也不像，不免令人沉思：中国的娃娃到哪里去了？ 现代的中国人认为西方人比较漂亮，我们对自己的认可也变成深目、隆鼻、
丰乳、长腿的追求。以少女为对象的杂志，每一页都是金发的模特儿。我们
的孩子上美术课，信手画出来的人像，一个一个赫然是西方人的脸型。把这 些迹象整合起来观察，中国孩子抱“洋”娃娃的现象。就不是那么单纯了。 有一回在台北市坐计程车。长得横眉竖目的司机闷声不响，很严肃的 神情，猛然一个大转弯，他却失声大叫：“你看，你看，街角那四只??”
声音里充满兴奋。
　　四只什么？狗吗？我转头探看，看不见什么。司机继续说：“哇，有够 大只！又那么黑，暗时睹到会惊死人！”他指的，原来是四个正在等红绿灯 的黑人。
　　种族歧视绝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的大汉民族要搞起歧视来，比 谁都不差。不同的是，以前，我们自认是最优秀的民族，异族非番即蛮。现
在，我们接纳了白种人的世界观：先进的白人高高在上，肤色越深，层次越 低。中国人自己，就在白黑两极之间。
　　对于白人，我们或者谄媚，或者排斥；对于黑人，那位计程车司机的 心态相当典型。
对于肤色与自己不相上下的其他亚洲人，我们没有兴趣——有谁谈印
尼的文学？有谁注意印度的发展？但是，一旦西方人开始“炒”印尼文学，

或印度的发展，我们马上就会跟进。你相信吗？美国的黑人也是经过许多年 的挣扎，才赢得今天还不算十分坚强的民族自尊。有思考力的黑人经过无数 的反省、质疑、追求，才发出“黑就是美”的呐喊；是这声觉醒的呐喊，使 法兰克福机场的那个黑女孩手里拥抱着一个和自己一样黑的黑娃娃。中国在 西方的阴影下生活了很久，但是今天的台湾似乎已经开始有足够的知识与智 慧去抗拒这个巨大的阴影：对于现行价值观的重新检阅、反省，应该是建立 民族自尊的第一步。
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中国娃娃吧！




清道夫的秩序




　　清道夫有一年冬天，清晨五点，我们的车子在漫天冰雪中小心地摸索， 赶往法兰克福机场。
　　落了一晚的雪，清晨才停，整个世界一片蒙蒙的灰白。松树支撑着厚 厚一层白雪，沉甸甸地低垂下来，用僵硬的冰手抹抹结霜的玻璃，看得清楚
一点。古老的小镇在雪的覆盖下沉睡。人行道上却有一个孤单的人正在铲雪； 很用劲的，弯腰铲起一把雪，抛在小路的两边，一铲又一铲，他的鼻子前一 股白气。
　　这么早就起来工作了？我想着。他的脚前是几寸高的白雪，他的脚后 却是一段干净的路面，窄窄的，刚好让一个人走路。
　　绿灯亮了，我们的车子就沿着他背后已经铲过的小路前进；一直到远 离了小镇，进入了荒野，再回头，我突然醒悟到那条铲过的人行道有多么长， 从红绿灯处一直绵延到小镇与荒野的交界。一铲又一铲的白雪，那么，我不 禁问自己：那个人从几点钟开始工作的呢？这个铲雪的人，用中国话来说，
是个“清道夫”。没有人要求他提早三个小时上工，但是昨晚落了一场大雪，
他如果不三更半夜就开始铲雪，第二天清晨上班的人们、上学的小孩，就必 须在极深的雪中跋涉。
清晨六点，他已经清出了很长的一条干净的小路。他有什么样的社会
地位？他有多高的收入？是什么信念使他在天寒地冻的凌晨时刻做他分外的 苦工？或者，他认为他只是在尽力把分内的工作做得完美？
　秩序 高速公路上堵车。大概又是车祸。讲究秩序与条理的德国人在公路上
却追求自由放任；因为没有时速限制，一辆比一辆开得快，赛车似的，但是 一撞，也就一辆撞进一辆。
一两百公里的速度下肇成的车祸，不是死亡就是严重的残废。
　　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动，慢得令人不耐，但是没有任何车子脱队超前。 近乎平行的交流道上也塞满了车，也是一寸一寸地移动。二十分钟之后，我 们的车熬到了与交流道交会的路口，我才猛然发觉这两条路上的车子是怎么 样一寸一寸移动的：在交口的地方，主线前进一辆，交流道接着吐进一辆，
然后又轮到主线的车，然后是交流道的车??像拉练似地缝合，左一辆、右
一辆、左一辆、右一辆，而后所有的车都开始奔驰起来。

　　这样的社会秩序来自一种群体的默契。不需要警察的监视，不需要罚 规的恐吓，不需要红绿灯的指示，每一个人都遵守着同一个“你先我后”的 原则，而这又是非常简单的原则：秩序，是唯——能使大家都获得应有利益 的方法。
　　很简单的原则，很基本的默契，但是这种个人与群体的默契从什么时 候开始有的呢？罢视巴伐利亚匹兹堡的一万四千个居民决定“罢视”；整整 一星期不打开电视。镇公所安排了露天音乐会、爬山、晚会等等，让人们消 遣。
　　这有什么了不起吗？有。首先，小镇居民表现了对大众文化反省批判 的能力；电视，就许多方面来说，和尼古丁、酒精、大麻烟一样控制人的心 智。更难得的，是居民竟然能够将这种批判诉诸行动，集体来封锁电视。当 一个人抱怨电视节目水准低落、他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个人，当一万四千个 人起而“罢视”，就变成电视企业不敢轻视的力量，这个力量因而保障了渺 小的个人，给予他尊严。
台湾的电视观众在咒骂之余，有没有这一万四千个人的果决呢？


想念草地郎




　　如果闭着靥眼睛让天方夜谭的神毯带你飞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就在市 集中让你降落；睁开眼，你如何分辨这究竟是个已开发先进国，还是个所谓 的“开发中”国家？很简单，你说。先看房屋建筑。如果是光洁照人的高楼 大厦，屋与屋之间有雅致的绿地庭园，这大概是先进国。再看道路，如果路 面铺得密实平整，人行道上每几步就有株树，每个街角都有街灯，这大概是 先进国。在路上跑的东西，如果大多是四个轮子的车辆，在十字路口凭着交 通标志整齐地来来往往，这大概是个先进国。
　　相反的，如果映入眼帘的是草篷木桩搭凑起来的住屋，道路上一步一 个水坑，泥泞满地，路上挤满了二、三、四个轮子拼凑而成的交通工具，牛 羊猪马与骆驼在人与车之间穿梭，牛鸣与喇叭震得耳根发麻：这，当然是个 “开发中”国家。
　　但是这些表象的指标不可靠。你可以凑巧降落在香蕉共和国国王的官 邸前面；国王以救济灾民为名目向联合国借了两亿美元，用这两亿美元在你
面前建了一整排光洁照人的高楼大厦，铺了一条宽大平坦的柏油路，从他家 门口直达飞机场，方便他在政变时顺利出国。制服英挺的警察站在路中心指 挥交通，猪马牛羊若闯入这个区域格杀勿论。你，很容易被骗的。
　　所以你开始观察细节。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如 果你撑着伞溜达，一阵，发觉裤角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
虽滑却不积水，表示地下排水系统与都市计划配合得相当密切，这大概是个 先进国家。如果一场大雨使你全身泞泥，汽车轮子陷在路坑里，积水盈尺， 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是个“开 发中”国家——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
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你要等一场大雨才看出真面目来。
那么，如果香蕉共和国也添了下水道呢？你如何分辨先进与不先进？

最好的办法是去办件事情。你来自天方夜谭，算是外国人入境居留，所以到 户政机关、警察局、外交部几个衙门去跑一趟。如果你发觉柜台前排队的人 很少，柜台后办事的人很和气，办事的手续很简单，两个小时就办好了所有 的证件，这，大概是个先进国。倒过来，如果人多得你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每个窗口都挤着一团冒热气的人肉，每个人都努力把手肘往外顶着，像一只 蚱蜢，保护自己眼前一点点地盘；如果好不容易你喘着气到达了窗口，里面 的人翻翻白眼说：“天方夜谭来的到一号窗口去！”而你刚刚才从一号窗口过 来；如果在填了两个小时表格，黏了二十张两时半身脱帽照片、跑了三个衙 门之后，你发觉你所领的证件有效期只有两个月，六十天之后又要从头来 起??对，这八成是个不怎么先进的“开发中”国家。
　　如果你惧怕办手续的炼狱，比较轻松的，你可以搭一趟公共汽车，最 好是那种来往于城市与乡间的客运。车次频繁，人人有座位，当然是一个迹 象，但是仔细端详车中的人??如果乘客大多衣装整齐，彼此见面时或点头、 或握手、或微笑，交谈时轻声细语，让座给老弱妇孺??不管是大学教授或 是农夫、杂货店的小厮或是美容店洗发的小姐，个个都那样彬彬有礼，看不 出阶级的差别来，这，大概也是个先进国。
　　我每天早晨搭车到苏黎世的市中心，每天早晨在车里面对的就是这样 一群看不出阶级的、彬彬有礼的人——我发觉自己对他们有说不出的厌倦， 厌倦他们有教养的微笑、有教养的低声说话、有教养地说“对不起”、“谢谢”、 “再见”。我渴望见到一个不知“教养”为何物的草地郎，赤着粗大的脚， 拎着一个花布包袱，腋下挟着一只咯咯挣扎的肥母鸡；看到街上的熟人忙不 迭地伸出半个身子快活地大声叫唤，笑的时候，露出闪亮亮的金牙；打了哈 欠之后，一歪头就呼呼大睡，发出很没有教养的鼾声。
　　如果在一车彬彬有礼的人群中你发觉几十个这样的草地郎，那个国度 大概就不是所谓的先进国了。他所暗示的是城乡的距离——经济上、教育上、 生活水准上的种种差异。
　　我对草地郎的眷恋，是一种罗曼蒂克的念旧情怀，与现实有很大的矛 盾。要保有这样的乡土人物，意味着保有他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意味着
保有泥泞的道路、积水的市区、拥挤的衙门、浪费生命的繁文缛节。而落后， 真正生活在其中，就一点也不罗曼蒂克。
人所要追求的，应该是一个高度开发却又不失人的原始气息的社会吧？
是不是只有天方夜谭里才有呢？


番薯




　　洋葱、花菜、胡萝卜、青椒??一篮一篮蔬菜水洗过的青翠。我拎起 一个沾了土的番薯，心里一阵喜悦：十个月大的孩子今天将吃他生命中第一 口番薯，世界上有这么多甜美的东西等着他一件一件去发现，真好——“你 们怎么处理番薯的？”有人在背后问我。
　　是个五十几岁的妇人，带着谦和的微笑。不等我回答，又继续说：“我 只会放在水里煮一煮．你们东方人一定有比较高明的吃法??”也许，但是
我这个东方人只会把番薯丢在水里煮一煮。实话实说，她显得相当失望。

　　站在人行道上，苏黎世的阳光，到了十一月居然还是暖暖的。手里拎 着一只番薯，跟这个妇人说话。
“我是以色列人，在苏黎世住二十几年了。不，我不喜欢瑞士！”不喜欢
这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国度？为什么？“工业高度的发展，环境都被破坏了， 你看，树也被砍了，草原上盖房子，大自然愈缩愈小??”她抱怨着，我心 里在说：妇人，你简直人在福中不知福，在瑞士说环境污染？我看到的湖， 清得可以数水中的水草石头，雪白的天鹅、黑色的野鸭在雾中若隐若现，栗
子落进湖里几声滴答。我看到一里又一里的草原，草原边有郁郁的森林，林
中有潮湿长着果莓的小径。苹果树扎根在草坡上，熟透的红苹果滚下坡来， 被花白的乳牛蹄子踩碎。
牛脖子上的铃铛在风里叮当叮当传得老远。 而她在抱怨大自然的破坏？“我比较向往你们中国；人与大自然和谐
的共存，尊敬大自然，体认人的渺小??”我忍不住笑起来。又是一个向往
东方文明的西方人！她大概在书店里买了两本封面优雅的介绍东方哲学的 书，用空灵的画与空灵的文字谈禅家、说老庄。她怎么不知道哲学与现实生 活的距离呢？或者曾经有个中国人热切地告诉她，中国是如何如何地与天地 为一体，她显然不知道洞庭湖三十年来缩小了一半，也不知道这五年来，中
国大陆的森林面积每年减少两千多万亩，更不知道台湾的人日日在呼吸污染
的空气，在几近“死亡”的河流中捕捉含金属的鱼；山林缺少水土保持，年 年闹水灾??“我也不喜欢瑞士人的物质主义，一心一意只是钱、钱、钱。 有了钱要赚更多的钱，有了大房子要买更大的房子。他们根本忘记了如何简 单地去生活。你们中国人就不会这么功利，你们比较讲究精神性灵上的追求，
对不对？”对不对？望着她热切的眼睛，我尴尬着不知说什么好。
　“而且，在瑞士，人的心很冷，人与人的距离很远。每个人都守着自己 美丽的房子、昂贵的汽车、漂亮的花园，可是人与人之间没有温情，房子越 大，人越寂寞。你们中国人很讲感情的，不是吗？”“是的。”我很肯定地回 答，她开心地笑了。可是，我没有办法对她解释中国人与瑞士人一个重要的 不同：中国人对“自己人”讲感情、重道义，对陌生人却可以轻易践踏。挤 车时用肘把别人推开、停车时堵住别人的车子、垃圾倒在别人的墙角下，害 的都是不认识的陌生人。一旦是“自己人”，他却会热情地给你各种优待， 让你不排队可以买到票，使你不挂号可以看医生，不交钱可以成会员等等。
瑞士人或许对“自己人”非常冷漠，但他们对“陌生人”却显得相当“温情”； 我若牵着幼儿的手出去，一副“妇孺状”，一路上不断有人帮我开门、关门、 提菜篮、推婴儿车；连公共汽车都会在开动之后又特别为我停下来。
　“住上几年你就会知道，”妇人握着我的手道别，“瑞士实在不可爱！你 一定会想念中国的。”我已经在想念中国了，可是我想念的中国不是她包装 精美的东方幻想国，而是一个一身病痛但生命力强韧的地方。
拎着番薯回家，要放在水里煮一煮。




烧死一只大螃蟹

　　来到雾气浮动的湖边，对岸的白桦树林浓雾覆盖，整个都不见了。隐 隐约约中似乎有一个白点破雾而来，无声的，渐行渐近，向湖滨飘来。
从浓雾里冒出来的，原来是一只天鹅，一身雪白丰润的羽毛，上了岸
来，用黑色的眼珠瞄了我们一眼；修长优美的脖子往后一伸，将粉红色的嘴 巴塞进翅膀羽毛里，像盖了被子一样；这只天鹅，两只蹼插进沙里，就在湖 边打起盹来。
　　十个月大的儿子满脸惊诧，圆圆的眼睛一眨都不眨地瞪着这个比自己 还高大的会动的东西；好像呼吸都停止了，然后用肥肥的手指着在打磕睡的
天鹅，回头对我说：“妈妈，鸡！”我点点头，说：“对，鸡！”小小的脑袋， 认得出眼前这个东西有一对翅膀、两只脚、一身毛，而把它归类为“鸡”， 实在已经是不得了的大智慧，我不需要急着纠正他；反正天鹅也只是一种鹅， 鹅，也不过是比较优雅的鸡吧？！我不急，因为这个湖会一直在那，每天清
晨在雾中醒来；这只天鹅，也会一直在那，涉水而来，在沙上小睡。我可以
每天牵着孩子的手来看天鹅。 台北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到新动物园去“课外教学”。记者报导说，孩子
们恣意玩弄小动物，追逐孔雀、丢石头等等，缺少爱生观念，呼吁学校加强 教育。我不禁叹息：在一个不爱生的社会里，你要学校怎么教导孩子爱生呢？
最早的记忆，是邻家毛毛的母狗生了一窝小狗，就生在畚箕里头。我们几个
小萝卜头兴奋地挤去观看，皱皱软软的乳狗还闭着眼睛，努力地在吸母狗的 奶头；那一向凶悍的母狗居然温柔得像蜜糖似的，伸着舌头舐怀里的小把戏。 我们每几个小时就摸进去偷看一下。
　　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毛毛的父亲正在诅咒；母狗讨厌，老是生狗仔。 他用手把乳狗狠狠地从母狗奶头上扯下来，一手一只，像丢石头一样，往高
高的墙外扔出去。扔了一只又一只。我们跑到墙外去找，石头堆上几条摔烂 了的小狗，血肉模糊的。
有一天，家里开杂货店的女孩兴高采烈地在教室里讲故事：“有一只
猫，好肥哦，常到我家来偷吃鱼；我们每次拿扫把打他，都被它逃跑。昨天 晚上，我阿爸把它抓到了，四只脚用麻绳绑起来，然后塞进饲料袋里面??” 女孩儿眼睛发亮，尤其得意她得到了我们所有的注意：“然后我阿母和我和 我弟妹四个人，一人抓着麻袋的一角，把猫按在地上，那猫咪呜咪呜叫个不
停——然后我阿爸用力坐下去，坐在猫身上——就像这样——”她从桌上跳 下来表演，翘着屁股，重重地摔坐在椅子上，把全班的小孩都逗笑了。
“那只猫，没坐几下，就没声音了??”长大一点，去参观同学家的养
猪场。同学的父亲，一脸慈眉善目，很热情地为我们作课外教学：这是肉猪， 这是公猪，这是母猪。到了母猪寮，一笼一笼的初生小猪正叽呱叽呱地吸奶， 庞大的母猪心满意足地横躺着。主人指着一笼猪，说：“这十四个小猪昨天 半夜才出生——啊，这个有病！”他捡起一个瘸脚的仔猪，皱着眉端详了一
刻，然后高高举起来，用尽全身力气把那只小猪往水泥地上摔去；我匆匆跑
出去，不敢再往地上看。不是因为我怕看死猪，而是因为那只小猪并没有被 摔死，只是拖着流出来的肚肠在地上抽搐、蠕动，慢慢地在血水中爬。
　　高中的时候，有位国文老师；正讲课间，摇摇晃晃踱进来一只老黄狗， 气定神闲地就在窗边趴了下来。同学们捂着嘴笑。捧着《论语》的老师一面
念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面走向黄狗，到了它身边，对准狗的肚子，
狠狠地一脚踢过去，狗哀叫一声，跳起来，冲出教室。

　　三年前回国，欢天喜地地赶到夜市，想享受一下人挤人的热闹。活的 蛇，钩在架子上，小贩拿着一把闪闪发光的刀，插入蛇的喉咙，丝地一声划 下，沿着蛇的身体，把肉与皮剥开。剥了皮的蛇，还是活的，钩在架子上蠕 动。
　　蛇贩的旁边，是卖烤虾的。担子上几个大字：“生猛活虾，活烤活吃。” 炭火烧得红通通的，连铁丝架子都烫得发红。小贩捞起几只正在游泳的草虾， 放在火上，扑滋扑滋，好像触了电一样，虾在火网上颤动，不一会儿，透明 带点青绿的虾也变得和火一样红了。
　　笼子里关着一只小猴子，满眼惊惧地看着围观的人群，细细的手紧抓 着铁栏杆。一个小孩仰头对他的母亲说：“妈妈，他跟人长得好像哦！”话没 说完，一个嘴上叼着烟的少年郎抽出嘴里的烟，用烧红的一头伸进笼里去烧 猴子的屁股，小猴子痛得吱吱叫，惊慌地想躲，可是笼子太小，他只能在原 地打转，一手捂着被烧痛的地方，很像个跌了一跤的小男孩。
旁观的人轰出一阵笑声。 在淡水的海边游泳。几个年轻的男女在沙滩上嬉戏，大概是专科的学
生吧！女孩子娇娇地笑着说：“你好残忍哟！你要下地狱呢！”我突然发觉了 他们在做什么：男孩子抓到一只螃蟹，丢在一个纸杯子里，然后点燃打火机，
把杯子烧起来；四个男女围坐在沙滩上，快乐地看着一只螃蟹在火里挣扎，
慢慢地死亡。 我的心很痛，走过去对他们说：“这只螃蟹是属于这个海滩，属于大家
的，你们怎么可以破坏？”年轻人讪讪的，觉得没趣。正在找另一只螃蟹的
女孩假装在玩水。我匆匆收拾了东西，匆匆地离开了海滩。不，我没有说出 百分之一我想对他们说的话。我想说：螃蟹也是这个地球村的原住民，如果 他不曾妨碍你的生存，你就没有资格剥夺他的生存权利。
　　我想说：“弱肉强食”或许是生物界的常态。人吃牛羊猪狗草虾螃蟹； 但是“大地反扑”也是自然界的常态，强食者的滥杀滥捕最后要造成自己的 枯竭。我想说：你只是地球村的过客，住了你的一生就要离开，换下一代来 生活，你没有权利烧死一只螃蟹。如果人人到了海滩都去烧死一只螃蟹，那 么我的孩子，当他到海边嬉戏的时候，就没有螃蟹可看；在清浅的水中发现 一只横行的螃蟹，是在地球村中成长的快乐。你，没有权利剥夺我的孩子的 快乐。
　　可是这些话，我都没有说；我觉得无力。这些年轻人是怎么成长的呢？ 难道不是和我一样，从稚嫩的年龄开始，看着小狗被抛出墙外，看着小猪被 摔得肚破肠流，听着杀猫的故事，闻着烟蒂烧燃猴毛的焦味？他们不是那样 长大的吗？不管课本里怎么写，如果整个社会给他们看的是人对生物的肆 虐，沾沾自喜、毫无罪恶感的肆虐，谁能要求他们了解“爱生”呢？“爱生” 的观念从哪里开始呢？淡水的街上有一条年幼的小狗；知道他年幼，因为幼 狗的眼神里有一种特别的稚气。
　　这只个狗只有两条腿，两条前腿。后腿，被摩托车压断了。每天早上， 市场附近人群熙来攘往，买菜的人挑精捡肥。在人腿与狗腿之间，这只小狗 寻寻觅觅找东西吃，找水喝。
它用两只前腿撑着整个身体，半爬半跳，一瘸一瘸地拖过淡水的街道。 在苏黎世家附近的公园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鸟；翅膀折断了，躺在草
地上，圆圆的黑眼望着天空。孩子蹲下去，摸摸鸟毛，研究了好一会儿，回

过头说：“妈妈，鸡！”我把小麻雀拾起来，轻轻放在孩子肥肥的手掌中，让 他感觉鸟体的温热，对他说：“我们带他到池塘那边去。”池塘那边有个小小 的房子，房子的一角有两扇小小的窗，一扇写着：“请将死鸟置此，我们会 处理。”另一扇写着：“请将受伤的鸟放在篮子里，我们会为它疗伤。”篮子 里有些脱落的羽毛。我让孩子把鸟放进篮子；他放得很慢，很小心，眼睛里 透着无限的惊奇与欢喜。



斜坡




　　巴黎的地下铁道举世闻名；我推着婴儿车来到一个入口，却呆住了。 狭窄的入口只容许一个瘦瘦的人挤过去，何况中间横着三条棍子，怎么折腾 也不可能将婴儿车推过去。
　　巴黎没有作母亲的吗？好不容易来了别的过客．一前一后把婴儿车抬 了过去。坐了一段车之后，走到出口，出口竟然是由一杠一杠钢铁棒组成的
旋转门，这一回，即使把婴儿车抬起来也出不去了。
　　我常常在想究竟“先进”是什么意思。钱吗？产油国家钱多得很，骆 驼旁边就是宾士车，但没有人认为他们“先进”。人才吗？印度有太多的受 过高等专业教育的人才，但是他们的社会无法吸收。尖端科技吗？连巴基斯 坦都有造原子弹的能力。民主政治吗？也不见得，印度是相当民主的??那
么，是钱、人才、科技、民主等等条件的总合吗？这样说又太模糊笼统，说
了等于没说。 一手抱着扭来扭去的孩子，一手拉拉扯扯把提袋、大衣、雨伞全部从
婴儿车卸下来，一件一件往身上挂，再手忙脚乱地把车子折叠起来，全副装
备地挤进栅栏，还要担心孩子的手脚不被夹在旋转杠中。 上到路面来，在飘落的雪片中再把车子撑起，又是哀求又是恐吓地把
该子放进车里，准备过街；我发觉铺高的人行道与车道交接之处没有作成斜 坡，造成将近一尺高的落差。
扶着婴儿车站在这个“悬崖”之前，如果继续往前推，很可能把孩子
像畚箕倒垃圾一样“倒”到雪地里去———离开高贵却很“凶险”的巴黎， 回到静谧的苏黎世，我想我为“先进”找到了一个必要的条件，正巧是中国 人说的，“富而有礼”。这“礼”，不仅只是鞠躬握手寒喧的表面，而是一种 “民胞物与”观念的付诸于具体。
　　从火车站的地下层上到路面，有电梯可乘，专门供婴儿车与残障者的 轮椅使用。所有的人行道与车道的交接之处都铺成斜坡，接着黄色的斑马线 道，婴儿车顺利地滑过，失明的人也不需要害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机场和车站的盥洗室里有特别为残障人设计的厕所与洗手台，有让母 亲为婴儿换尿布的平台。（在戴高乐机场的盥洗室中，作母亲的我只有两个 选择，一是把孩子光光地放在冰凉的地上，要不就只有把他放在马桶盖上—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巴黎人！）在苏黎世的住宅区，你也不可能走上两 条街还看不见一个儿童的小天地：就在房子与房子之间，一小块青草地上，
一个秋千、一个跷跷板、一堆沙。许多垃圾箱上涂着儿童画：猪、狗、猴子、

孔雀，守着荡秋千、玩沙厮闹的小孩。 大型的百货店往往有个幼儿乐园，免费的，让来采购的父母放心去采
购，孩子也玩得痛快。乐园中并不是随便摆一些无意义的电动玩具让孩子过
一过瘾；它依年龄而隔间：大一点的，有电视童话节目可看，不看电视的可 以看童书画报。小一点的玩益智的组合积木，用蜡笔画画；还不会走路的小 把戏，就在地毯上玩会叫的小狗熊。
　　儿童与残障者都是弱者，没有办法主宰一个社会的走向；他们不得不 仰靠主宰社会的人——到目前为止，多半仍是身心健全的大男人们——来为
他们设想。没有财富的社会即使有心为弱者设想，能做到的大概没有几件， 更何况若是饥寒交迫，连设想的“有心”都不太可能。有过“易子而食”经 验的中国人说得一针见血：“衣食足而后知荣辱”。
　　有财富的社会，如果在心灵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还没 有扩及到对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个落后的社会。它的国民所得被用在扩充
军备、制造原子弹等等毁灭人的途径，而且往往有极堂皇的借口；不会用在 社会中“弱者”的身上：建电梯、筑人行道斜坡、设儿童乐园。
　　当我的婴儿车不必停在人行道的“悬崖”上，而能安全顺遂地滑过街 心时，我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富而有礼”的社会中。它有钱为每一条人行
道建斜坡，但是更重要的，设计道路的人在灯下制图时，会想到他的社会中
有年轻的母亲推着稚嫩的幼儿、有失明的人拄着问路的手杖、有弯腰驼背的 老者蹒跚而行??为了这些人，他做出一个小小的斜坡来。这个斜坡，是一 份同情，一份礼让，一份包容。
　　只是一个小小的斜坡罢了！但是，台湾距离真正的“富而有礼”还有 多远呢？


打开二二八的“黑盒子”




　“你是外省人？”白头发的陈教授问我，我不经心地点点头，却也感觉 到他表情的复杂。
离开台湾之后，三十几年不曾回去探过亲。对于我这么一个“什么都
不知道”的新留学生，他一方面想特别地关照，因为我也是中国人，一方面， 又有着排解不开的憎恨——我是个外省人。而做了一世异乡人的他，忘不了 二二八事件的回忆。
他的伤痛与仇恨，很深。我对二二八的无知，也很彻底。 一九三九年，一万五千个波兰人在俄国兵士的枪口下被推进一节一节
发臭的火车，开往荒野中的劳工营。忧心盼望的妻子儿女在半年之中还收到 几封来信。到了第二年的五月，突然音讯杳然。两年之后，德国人在卡定河
边的森林里挖出四千三百廿一具尸体，这些波兰人的尸体。 俄国政府说这些人是德国人杀的，但提不出任何证据。波兰的老百姓
却斩钉截铁地认为，毫无疑问，是俄国人干的。但是波兰，身为苏联的附属 国，是不敢说话的。他们的政府不允许历史学者去研究这段大屠杀的公案。
也没有人敢问：那没有尸体的一万个人又遭到了什么结局？历史，不分中外，
都是政权的工具。六十年代的赫鲁晓夫曾经对当时的波兰领袖哥穆尔卡建

议：设立一个特别调查团，由俄国与波兰的历史学者组成，共同去发掘卡定 河的冤案。哥穆尔卡却推诿了。为什么？哥穆尔卡本身的政治力量依靠当时 波兰人的爱国情绪，对俄国人越恨，爱国情绪就煽得越热，对他的政权就越 有利。解开了卡定河的历史公案，很可能也就淡化了波兰人的恨俄情绪，对 他个人的政治策略有损。
　　掩藏历史真相是为了巩固政权，然而打开历史真相却也有它的政治企 图。以革新、开放作号召的戈尔巴乔夫现在希望重新调查波俄两国之间从前 所忌讳的历史案件。苏联政府体认到，波兰百姓对俄国的憎恶与那些不明不 白的冤案很有关系。冤案未结，仇恨永远埋在心里。不如开诚布公地发掘真 相，然后才有可能“让过去的过去”。戈尔巴乔夫要让历史出头，当然是想 化解政治上潜伏的危机。
　　与企图掩饰历史的执政者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策略站在公理 的一边——一万五千个人的命运悲剧，要有个交代，死者的亲人仍旧在痛苦 的回忆中惘然地等待，辛活的波兰人对自己不幸的同胞也有告慰亡魂的责 任。历史的“黑盒子”打开之后，波兰人的仇俄情绪可能合理地化解，如戈 尔巴乔夫所希望，却也可能更加深血债血还的愤慨，如许多波兰人猜测。但 是即使公开真相之后戈尔巴乔夫无法达到淡化仇恨的目的，他仍旧会有两重 收获；第一重，大屠杀的真相大白之后，波兰人即使无法原谅，却因为罪案 的水落石出，他的仇恨会有固定的对象，有一定的程度。在历史得不到昭白， 公理得不到伸张时，他的仇恨必然是隐藏的、臆测的，因此往往是夸大而且 扩张的。第二重收获，戈尔巴乔夫会受到将来历史的肯定，因为他肯定历史。 台湾的二二八事件，现在总算有人敢公开谈了。俞国华说，政府其实 从来不曾禁止过对二二八历史的研究。言外之意，四十年来人们不敢谈这个 事件只是个误会！就好像台湾其实根本没有“报禁”这回事，也是误会而已。 好吧，让我们相信俞院长的话，就开始深入研究二二八吧！事实上，为了对 历史表示绝对的尊重，对冤枉牺牲的同胞表示遗憾，对牺牲者的亲人后代表 示负责，政府何不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由各界所尊重信服的历史学家组成， 客观而深入地去研究二二八事件，再公诸社会？一个敢面对历史、肯定历史
的执政者，才可能被历史肯定。



台湾素描




回到一年不见的台湾，解严后的台湾。 之一
中正机场的海关人员翻着我行李箱中的书：丛维熙的《断桥》、谌容的
小说集、冯骥才的《三寸金莲》??。他面无表情地说：“这些书不能带进 去！”“为什么？不是解严了吗？”他犹豫了一下，出了个点子：“那你把封 里、封底撕掉好了。”好吧，撕掉一、两页还可以忍受，检查人员却在我另 一个箱子里摸到更多的书。他摇摇头，把新闻局的人员找了来。
也是年轻人。把莫言的小说翻来翻去，想在书里找出几句宣扬共产主
义的句子，以便冠冕堂皇的没收，找不到，就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我干脆把

书都摊开来。
　“这是画册，山水画，准备送给国内画家观摩的。山水就是山水。这是 小说，因为我准备写小说批评。这是一本《九十年代》，因为里头有我自己 的文章??”年轻人很犹豫：“法令规定不准带入，我们是依法行事——”“可 是你要知道那个法令是错的。它不应该剥夺人民求知的权利。更何况，已经 解严，张贤亮与阿城、沈从文的作品都在台北出版了，你还不许我带大陆作 品进去？”年轻人陷在法与理之间的泥沼中，最后没收了一本《九十年代》， “意思意思”。
之二 坐进冷气飕飕的计程车里。西门町青少年族类的音乐敲着猛烈的节拍。
幼稚的歌喉喊出来的仿佛是什么“年轻就是不要留白”之类的歌词，努力的 重复又重复。
一首歌完了，播报员轻笑一声，用圆熟的国语说：“刚刚这首歌充满了
青春的气息，对，年轻就是不要留白。青年朋友们，好好把握您美丽的青春 吧。刚刚在南京东路与敦化北路口的示威游行队伍已经解散。下面请继续听 现在最流行的‘吻你的头发”。
薄薄的女音嗲嗲地唱起来。
“什么游行，你知道吗？”我问司机。 司机摇摇头，“不知道，没兴趣。”“为什么没兴趣？这一年政局的突变
你觉得怎么样？”司机猛地一个急转弯，抢在一辆大公车前。漫不经心的说：
“变不变，都一样。国民党是这样，民进党作主以后也会同款。我只是国中 毕业，没有什么知识，他们在吵什么、争什么，我实在不知道。像我们这种 人，只求平安，一家大小有饭吃、有房子住，小孩能上学就好。谁作官其实 都不要紧??”
之三 金华国中的礼堂。没有冷气。一千多人坐在位子上搧手里的扇子。有
些人索性坐在窗台上，一边擦汗，一边抖动湿透的白衬衫。 外省老兵有一个典型：白色的短袖衬衫，深色的西裤。衬衫是半透明
的化学质料，看得见里头贴身穿的汗衫背心；西裤，也是什么廉价“龙”的， 穿久了，有一点皱。脸上，刻着风霜岁月的皱纹，但绝不是一张庄稼人的脸。 庄稼人的脸橡黄牛犁过的黑土，虽有日晒风吹的超糙艰苦，却总透着一种单 纯、实在的力感。老兵的脸，肤色不那么深，皱纹不那么粗，但是透着一股
郁闷，与眉宇间无依、认命的苦感，像和面一样，揉出一张脸来。
　　台上的演讲人正在用刻意压扁成金属似的声音慷慨激昂的说：“你看看 中正纪念堂有多么壮观！老总统伟大，可是他再伟大也没有你们老兵流血流 汗来得伟大——”台下一阵热哄哄的掌声。老兵不断的拿手帕擦脸上的汗， 有时候也分不清是在擦汗还是在拭泪。
“国大代表做了什么事？”政治人物继续喊着，“他们躺在床上打葡萄糖
针，一个月薪水八万，你们为国民党作牛作马，牺牲奉献，国民党给了你什 么？授田证究竟值几毛钱？”身边的老兵侧头看看我，伸出大拇指说：“这 个人讲得好！讲得好！”实在热得透不过气来，我钻出人群，站到走廊上。 “这么年轻的小姐怎么会来这里？”一个搧着扇子的老兵开口说话，一
口四川音。
“我有兴趣呀！”我笑着说。

　“小姐你别笑！”老兵似乎觉得我的笑太轻薄了，正色的说，“你们太年 轻了，不知道。我们是少年兵，在军队里吃尽了苦。退伍的时候，给我两百 块钱要我‘自谋生活’。
　　我领到两百块，有的人还要倒贴，因为丢了军毯皮带什么。两百块啊！ 小姐，你知不知道，人家国民党的官养条狗，那条狗一天也不只吃两百块哦！” “你现在做什么职业？”“开计程车呀！我已经六十五岁了，你总不能要我 到了七十岁还在台北开车吧？”“我们要去游行——”站在角落吃便当的老 兵突然大声对着我说，挥舞着手里的筷子：“就走到总统家门口去——”“总 统家在哪里？”“在大直呀！我们带便当去，吃喝拉撤都在他家门口??” 离开会场，拦下一辆车，司机又是一张老兵的脸谱。
　“老乡，你怎么没去参加自谋生活老兵抗议大会呢？”湖南腔很重的司 机，背显得很驼，很瘦。带着谴责的口气说：“小姐为什么去听那个？国家 对我们有恩德，政府照顾我们，给我什么，我接受。
　　不给我什么，我认命。抗议做什么？这些人都是被民进党利用啦！小 姐不可以相信他们的话。”
之四 路上碰见记者，扛着照相机，喘着气，惊魂未定的样子。
“不得了！《台湾日报》被砸了！一群人冲进去，三四层楼，一层一层的
砸，文件、电话、桌椅，一片混乱??我差点挨揍??”“究竟为什么？”“《台 湾日报》属于军方。前几天刊出一篇文章，说龙山寺老人协会的老人，被民 进党用一人一千块收买了去参加街头抗议。这些老人气不过，就去找《台湾 日报》理论，但一发不可收拾??你等着看晚间新闻吧！”晚间新闻。朋友
家的伯父伯母、叔叔、婶婶一大伙人，边吃西瓜边看电视。荧光幕上现出《台
湾日报》社内满地的文件，倾倒的桌椅、扯断的电话线。播报员以极富权威 感与客观性的职业声音解说“暴民”如何如何固顾法纪、受民进党的煽动， 而作出危害社会大众的可耻事情。暴动的起因，一字不提。
　　伯母丢下西瓜，激动地说：“台湾真的要完蛋了。你看，民进党这么无 法无天，得寸进尺，简直是??政府怎么不把这些坏人都关起来呢？”“对
呀？对呀！”一嘴金牙的婶婶也愤慨起来：“他们可以打报社，也可以打到我 家来呀！他们是不是要打死外省人呢？”电视记者继续说：“??这些暴徒， 政府有决心要绳之以法??”。
记于一九八七年八月


视大奖·必藐之

—— 与马悦然谈诺贝尔文学奖 每年的十月前后，总有中国人在问：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不会颁给
中国作家？即使不是十月，诺贝尔奖这个透着金光的大苹果也常常挂在中国
作家的眼前。有人指责瑞典人没有眼光，不懂得欣赏中国文学；有人批判自 己的文学，说中国作品根本就还不够资格得这个世界大奖。大陆的诗人北岛 就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还得十年、二十年之后才可能成熟到获得诺贝尔奖 的地步。
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闪着金光的大苹果，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负责
评选文学奖的，是十八位瑞典学院的院士。十八位之中有一位汉学家，马悦

然教授。去年他受邀参加在上海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由北京 的中国作协主办。会议期间，马悦然成为中国作家的焦点：冲动的人向他抗 议中国作家受到忽视，深沉的人对他下特别的“功夫”，为将来铺路。马氏 去年在台湾受《联合报》访问时，记者所提的重心问题也就是那么一个：中 国作家哪年哪月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不管是台湾或大陆，好像整个大中国的文艺界都在热切地追求一个伟 大的目标：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奖，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 先让我们看看它产生的过程。在每年二月一日之前，推荐信必须交抵
瑞典学院；大学文学系主任、各国笔会、历任诺贝尔奖得主等等，都有推荐 资格。十八位评审中的五人小组立即开始初选，从通常的一百五十个到两百
个的候选作家之中挑选五位到十位的作家进入决审。十八位评审——一半是
瑞典的作家，一位律师，其他是文学教授或评论家——从五月开始作“功课”， 九月开始讨论与辩论，十月的某一个星期四向世界公布他们最后的决定。
　“为什么是十八位？九票对九票，怎么办？”“本来是十七位，但在瑞典 语中，‘十七’的发音不但难听，而且跟诅咒的话音似，所以决定要十八位。
我们从来没碰过九对九的情况，如果真碰上了，就要抽签决定。”抽签？那
岂不表示一个诺贝尔奖有百分之五十是运气。语言，是最难克服的问题。 一个以西藏文或某种非洲偏僻方言创作的作家，有多大的机会让西方
读者注意到他的存在？作品不翻译成英德法等所谓“主要”语言，这些作家，
不管如何优秀，都不太有得奖的可能。相反的，一个以英文创作的作家，只 要他写得好，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成为世界瞩目的明星。十八位评审当然也 了解语言的重要。除了母语瑞典文之外，每人都懂英法德三种文字，其次， 有的人懂东欧语言，有的人通西班牙、意大利文，有的人懂中文。但是，这
样的分布仍旧不能解决语言的障碍。
　“我们能够倚赖的，只有翻译。在已有译本的情况下，译本的好与坏影 响很大。在上海开会时我曾经说过：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的中国作品简直是 谋杀中国文学，坏得令人反胃。在没有译本的情况下，我们就得倚赖专家， 往往得由瑞典学院特别聘人翻译。
　　这就费时费力。我们需要两三年的研读时间。通常，一个得奖的作家 都是在两三年前就受到推荐的。不过倚赖专家，也不可靠。譬如讨论一位中 国作家，你或许必须读夏志清的评论，但是夏志清的评论又有许多偏颇，他 往往以西方文学的标准来论断中国文学。
　　于是你必须参看另一个人的评论，而另一个人又有另一个人的偏 颇??”翻译，究竟能不能够代表原作？这是个问题，尤其在诗的领域里。 弃原作而就翻译，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就在这个妥 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即使语言隔阂不成问题，文学品味又必然构成另一 个难题。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一个习惯于欧美文 学表现方式的人，如何接受像印度、波斯、或中国那样截然不同的文学传统？ 他学会了“接受”之后，又能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优 劣”？“我不赞成用西方的一套价值观去论断中国文学。譬如说，以现代西 方小说的尺度来量中国章回小说，有人会说后者太松散、不成结构，所以是 缺点。事实上，章回的表现技巧是中国文学里的一个传统；你必须接受这个
　　
传统。我翻译《水浒传》时，就特别突出它口传叙述的手法。这是中国文学 的一个特色，不能看作缺点。”接受一个异国的文体或许还不是真正的困难 所在。真正的困难还在于价值观的应用。
　　譬如许多当代的大陆小说，用西方现代小说的角度来看，简直伤感滥 情得不忍卒读。谈妇女问题的小说，譬如谌容的几本，与西方发展了多年的 女性小说比较之下，就显得极其粗糙幼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说：滥情， 是那个社会现阶段的特色，必须接受、认可，或者说：避免滥倩幼稚是一个 绝对的、放诸四海皆准的文学尺度，中国文学也不例外？对异国文学的包容， 与对艺术原则的坚持，两者之间势必要有一条线，但是谁划得出这条线来？ 对异国文学的“包容”，有时候，会变味成为我所称“观光客文学”评论， 就是说，西方人对自己领域内的文学，坚持以艺术原则去批评，对中国文学， 却舍艺术而追求异国情调、中国味道。
　“滥情在当代中国作品中是很普遍。戴厚英的《人啊人》里对爱情的描 述，就很幼稚，她最重要的主题是人道主义，但从头到尾不曾解释人道主义 是个什么东西。还好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写。有个叫李锐的，他对性的描述很 冷、很客观，高行健的小说也好得不得了。他的东西，当然背景、人物，都 是中国的，但是没有一点所谓‘中国味道’，外国人完全可以心领神会。你
所说西方人观光文学的观值观，确实存在。譬如刘宾雁和张辛欣的作品，那
是报导——新闻记者的报导，很有趣，值得读，但不是文学。诺贝尔文学奖 有时候也会给错了人，譬如当年给赛珍珠，动机大概就是追求中国的异国情 调。
　　事实上她只有那本《大地》写得不错，其他都是垃圾。”“你对台湾文 学注意吗？”“跟大陆作品比起来，台湾作品的语言显得文雅、老式。两边
作家对性的描写，都还很害羞，半遮半掩的——瑞典有很优秀的色情文学。 我满欣赏向阳和余光中的诗，至于你的文章中所提关于台湾作家受忽视的情 况，我觉得台湾政府应该可以做点什么。台湾不是很有钱吗？成立专职机构 把台湾的文学作品翻译出来，向世界介绍嘛！但是绝对要翻译得好，不能像
北京外文出版社一样。”“在你的心目中，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什么东西？”“它
就是十八个瑞典人给的一个文学奖，仅此而已。它不是一个世界文学奖！”
※※※ 在与马教授两个多小时愉快而频有启发性的谈话之中，自始至终我没
有问那一个问题：中国作家什么时候会得诺贝尔奖？因为中国人得不得诺贝 尔文学奖，在我看来，根本不重要。
　　由于语言是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文化的鸿沟极难跨越，由于艺术 价值观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于政治经济的势力导引一切，一个具实质 意义的“世界文学奖”是不存在、不能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十八个学 有素养的瑞典人，在他们的有限能力之内，所能决定的一个文学奖。世界上
大部分的优秀作家没有得这个奖——或因为僧多粥少，或因为这十八个人视
野不及。而得到这个奖的作家之中，有些会受到长久历史的肯定，许多，也 受到历史的淘汰。把这个奖当作一个世界文学奖，而对它的评审委员作种种 求全的要求，对这十八个人完全不公平，也是对这个奖的严重误解。
　　但是，中国人欲得诺贝尔文学奖超乎寻常的急切当然也透露出一个讯 息：中国人特别需要西方的肯定来肯定自己。这一点，大概是很多人不愿意
承认但不得不承认的。我们的作家，必须跃过了汉学家的龙门，才能身价百

倍。这种情况的荒谬可以在比较之下暴露出来，试问，中国也有许多专门研 究美国文学的“美学家”！美国有什么作家会寄望藉由中国的“美学家”来 肯定他自己的价值？有什么德国作家在乎台湾哪个德文教授对他的评价？汉 学家中有良有莠，有像马悦然那样以平常心寻找真正优秀的中国文学的人， 也有一些程度很低、盲目胡言的人，也有一些以私利出发、专门挑选文学易 销品的人。这也不稀奇，任何艺术行业中都有良莠之分。但是当代中国作家， 如果缺少基本的自持自尊，把西方汉学家当作评鉴人，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 中国民族文学努力的大目标、大远景，这样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呢？这样 的民族又是什么样的民族呢？今年，在恭喜布洛斯基得奖之余，我想，两岸 的中国作家应该有更重要的问题要去面对。



桃色之外




　　穿着雪白制服的年老侍者在车厢里巡回，一排一排地询问：“还要咖啡 吗？”这是一节餐车，火车从米兰出发，开往苏黎世，不断地穿过阿尔卑斯 山的山洞。
　　一个看起来历经沧桑的妇人，操着意大利音浓厚的英语，和对座一对 美国老夫妇聊天。话题从米兰的时装、纽约的珠宝、巴黎的咖啡店，转到美 国的政治。德州来的老先生刚刚说完他们在罗马的豪华旅馆有些什么缺点， 现在正在说：“卡特对他老婆不忠实。
　　总统是要为人楷模的，他不配当总统。”他顿了一下，带点骄傲地说： “对我们美国人而言，婚姻贞洁是极重要的。”“你们到底是选总统还是选教 皇？”妇人很不客气地说，“我实在搞不懂你们美国人！卡特跟谁睡觉和他 能不能处理内政、外交，究竟有什么关系？你们要‘乖孩子’来当总统，卡 特不是个乖孩子？他可是个蠢得不得了的总统。”
※※※ 卡特事件使我再度注意到美国人价值观的混乱与矛盾。促使卡特下台
的中心因素是性，而性，在高喊了几十年性革命的美国，仍旧有点肮脏下流
的味道，必须与“干净”、“正常”的日常生活严密地隔开。所以在一般的杂 志画报，或电视荧幕上，绝对看不到裸像，连小孩的光屁股裸露也属禁忌（这 一点，和台湾倒是相像）。当邮局要出一套以圣母玛丽亚为画面的邮票时， 许多美国人极力地反对，原因是玛丽亚哺乳的乳房露了出来，有伤风化。到
海边游泳，在沙滩换泳装是违法的，就是用大毛巾遮着身体，躲躲闪闪地换 也不可以。
“光明”的表面所禁止的，却在阴暗的角落繁殖。录影带与小电影里的
性极尽想象的可能，性杂志把女人、男人的肉体都反复利用尽了之后，扩及 小孩的肉体、残障人、变性人、侏儒的肉体??一般的海滩上连换衣服都有 害善良风俗，却冒出特殊的海滩，譬如纽约的火岛，同性恋的男人就在太阳 照晒的沙滩上赤裸裸地性交。
相形之下，西欧人对性的态度就比较自然，至少，他们不把人的裸体
看作罪恶。一般的家庭杂志中随时可看见全裸的年轻母亲和光着身子的幼儿

洗澡戏水的画面。海滩上、游泳池畔，到处是裸着上身晒太阳的男男女女。 洗三温暖的人不分男女，面对面一丝不挂，也没有人觉得伤害了什么风俗。 西欧人对美国人有多种的成见，认为美国人对性的态度上像个“伪君子”是 最常听见的批评，却有它的道理在。
　　卡特当然不是为了单纯的性行为而失势的，他受到美国人的唾弃，是 因为他对妻子不忠，有了“婚外”性行为。历届的美国总统大多有婚外“情” 暂且不提，美国人对婚姻的看法相当自我矛盾。一方面，在清教徒的道德驱 使之下，他们强调礼教对个人的约束——“汝不可与人通奸”，另一方面， 个人主义的熏陶又鼓励一个人打破格局、摆脱束缚，尽一切力量追求个人的 自由与幸福。一般的现代美国人都认为离婚要比痛苦地厮守好，等于在表示， 个人的自由与幸福比道德规范来得重要。
　　然而卡特又为什么受到千夫所指呢？谁知道他与妻子的感情如何？谁 知道他与第三者的感情是否真情？或许他正迈往离婚的路上，或许他正在设 法解决感情的困境。既然任何人都有与妻子失和的可能，既然任何人都有追 求幸福功权利，既然离婚也可能是个美德，怎么卡特就不属于这个“任何人”， 没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华盛顿邮报》记者指着卡特的鼻子逼问：“你 是否曾与人通奸？”记者代表了美国人摆脱不掉的清教徒的心态：道德窠臼 至上。
　　和火车中的意大利妇女一样，许多人在问：为什么美国人把卡特的私 事与他的竞选公事扯在一起？事实上，美国人对总统一向是公私不分的。一 个男人被选上了总统，照理说，他的妻子可能是个白痴也可能是个天才，但 人民选举的不是她，她的政治权力和街上任何一个欧巴桑的政治权力一样， 不多一分。但是美国总统不一样，他入了宫，家里的鸡和狗都升天成了仙。 妻子马上担当大任，罗斯福时代的艾莲诺像个垂廉问政的太后，南茜里根也 大权在握，决定白宫官员的去留。
　　让妻子问政掌权，固然是总统本人公私不分，美国老百姓其实也相当 鼓励这种作法。
他们把随着男人进宫的妻子封为“第一夫人”，无形中宣扬“以夫为贵”
的观念。许多美国小女孩的梦想，除了要做“美国小姐”以外，就是要作“第 一夫人”，却不说自己要当总统（毕竟美国还是没有女总统）。如果作“美国 小姐”是以色取胜，作“第一夫人”又是以什么取胜呢？把一个女人封为“第 一夫人”而爱之宠之骄纵之，其实是对那个女人的侮辱。她原来可以是一个
律师，或教授，或记者，甚至于一个全心全意的母亲，她可以凭她一己的努
力而被称为一个出色的律师、教授、记者、母亲。但是美国的社会漠视她本 身的条件，径自称她为“第一夫人”，不管是第一或尾巴，“夫人”就是“夫 人”，某某人的妻子。
　　她的价值，因此完全附着于另一个人身上。既然她附着于总统身上， 她当然也就含糊笼统地变成国事的一部分，成为“嫁”出来的总统。
　　美国人把候选人的家庭私生活扯进公事来，大概也是因为心里明白， 除了自己“选”过来的总统之外，也得考虑那个“嫁”过来的裙带总统吧！
※※※ 记者躲在暗巷中侦察别人卧房的私生活，“下流”大概是最好的辞汇。
卡特出事之后，有美国议员受到震撼，出来公开宣布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他
估计“自首”之后，就不会受记者的暗算了。美国的政治人物为什么如此屈

服于媒体的操纵？自然是因为他的政治生命倚赖媒体的塑造，可以促成他也 可以颠覆他。这就是功利思想了。不为功利计算，政治人物就应该有保护自 己人格的勇气。当一个记者问：“你是否与人通奸？你做爱时采取什么姿 势？”有格的政治人物可以回答：“滚你娘个蛋！GoToHell！”美国的记者以 “人民有知的权利”为盾牌，有时候使出宵小的手段揭人隐私，固然是不道 德的，新闻记者若是畏惧权势，明知黑暗而不去揭发，又何尝是道德呢？与 美国记者背道而驰的，大概是中国的记者。在中国大陆，有哪个记者敢去追 踪、揭发一个当权派高官的“隐私”呢？即使在已经大为开放的台湾，如果 听说有什么中央要员、政治新星，是个关起门来把老婆吊起来毒打的男人， 有没有记者敢问他：“你是不是个虐待妻子的人？”本来男女关系只是男欢 女爱，各取所需，但虐待妻子却是违背人权、违反法律的事。新闻记者不敢 去挖掘，或许比美国记者的挖掘过分更不道德。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




　　六十七岁的老麦在克里夫兰住了四十年。从汽车厂退休下来，他就只 管在院子里种花，偶尔带着一条老狗上街走走。孩子们都长大了，各自独立， 只有老伴在家里烤烤蛋糕、烧烧菜。提到老麦夫妇，邻居会说：“啊，那对 和气的老人！”有一天，老麦突然被逮捕了。以色列专门追猎纳粹的政府部 门说老麦在二次大战中是煤气房的管理工人，要求美国政府引渡到以色列当 战犯审判。美国照办，所以老麦就不见了，离开了他住了四十年的家。
　　不但以色列有专门搜索纳粹的机构，美国也有。只要是四十年前和纳 粹有过关系的，不论是遁逃南美的丛林或改名换姓匿居欧亚，天涯海角都会 被搜出来，关进监狱中，面临审判。这种“冤有头、债有主”找纳粹讨还血 债的行为，不只是以色列犹太人的国家大事，也是欧美各国，尤其是巨无霸 的美国，所热切资助的。华德翰竞选奥国总统时，犹太人提出严重抗议与警 告，指控他是一名纳粹，引起国际注目。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一个 毕生为犹太人作见证的作家。这种种迹象都显示以色列国家虽小，犹太人的 “血债”却近乎“匹夫有责”，人人都得热切关怀。
　　犹太人在西方舞台上声音特别大，当然有许多原因。原因之一：犹太 人财大势大；尤其在美国，不论是新闻、政治或经济，都有举足轻重的控制 分量。原因之二：犹太人是弱者；没有其他民族（至少在西方人的观念里） 受过那么多的苦难。原因之三：西方人有罪恶感；多少犹太人的苦难是西方 人所造成的。
以色列出动的每一次逮捕，西方的报纸都要发出胜利的欢呼；又一个
纳粹头子在南美被捕！以色列的发言人讲话像“正义之声”。同时刊出这万 恶不赦的罪人的照片：啊，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皮肤皱得像干橘皮， 竟是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眼睛里一片衰老的茫然。虽说四十年过去了，他们 怎能逃得了岁月的审判呢？指挥大军作战的将军落网了。幕后作计划的参谋
落网了。俯案写文书、贴布告的秘书落网了。还有，当年才廿出头的煤气房
管理工人——老麦，也落网了。老麦爱焙蛋糕的老伴紧紧拥抱着老麦的照片，

面对新闻记者，哭着说：“他没罪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以文明、成熟 自诩的西方列强，很笃定地帮助以色列万里寻仇，连“始作俑者”的德国也 闷声不响，表示默默地赞同。猎捕四十年前的纳粹似乎是文明国之间的国际 公法，不容置疑。作为一个与犹太人毫无瓜葛、不怀歉疚的中国人冷眼旁观， 却觉得这个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现象，与我所了解的人性有很大的冲突。 我所怀疑的，不仅在于惩罚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在一 般的法律中，三十年前所犯的错误是不必追究的。三十年的流水光阴中，年 幼的长成，年长的凋谢，大概也绰绰足够使受伤的痊愈、作恶的忏悔。三十 年，大概也足够使埋藏罪孽的泥土，抽长出新生的希望。可是犹太宗教着重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四十年的旧恨一如昨日的新仇。这笔血海深仇， 哪管八十岁或者九十岁，只要一口游丝气还在，就是惩罚的对象。这是一本
人生字典，里面独缺“宽恕”的辞汇。 我想问的，倒不在于为什么在同一时候遭受极大残害的中国人，不曾
像犹太人一样成为捕猎战犯的债主？没有听说过美国或是法国帮助中国人， 在东亚的丛林中搜索当年的日本将军、日本参谋、日本秘书。更没听说过美 国将一个已经入籍美国四十年的公民引渡到中国受审，因为他曾经在南京大 屠杀的日军营中担任厨师，或者守仓库的管理员。
我想问的，倒也不在于这奇怪的双重标准，不在于人们对这双重标准
的视而不见。 最令我不安的，毋宁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人，究竟可以为他自己的
行为负责到哪一个程度？一个刽子手的责任，在看准了头颈的分寸，一刀霍
下，让鲜血喷起，人头落地。被杀的人究竟有罪或者冤枉，不是刽子手的事 情。甚至于即使他明明知道眼前跪着的人其实无辜，也没有人会指责刽子手 为凶手。我们可以说，刽子手只是奉命行事，做一天和尚当然就得撞一天钟。 应该负责的，是判官；或者，是那个不健全的审判制度；再抽象一点，我们
不妨这么说，错在那个封建的社会。 一个政府发言人的责任，在对准了舆论界，将早已作好决定的政府立
场转达给民众。
　　而作成决定的政府是否在撒谎、欺骗，不是发言人的责任。甚至于即 使他分明知道由自己嘴里讲出来的话是谎言，有悖他自己的良知判断，也不 会有人指责发言人为欺骗者。
　　他只是执行任务罢了。应该负责的，是那个存心欺骗的政府；或者说， 是那个无法防御欺骗的、不完美的政府制度。
　　要渺小的个人负起责任是不公平的，个人只是“制度”这巨大机器中 一个看都看不见的螺丝钉，机器在制造杀人的武器还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 丝钉的责任。
　　可是，也有人认为人有充分的自主权，作不作螺丝钉都是自由意志的 选择。既然是自由选择，个人就必须为他所作的选择担负后果。刽子手若明
知冤命，而又不舍刀他去，那么他就成为凶手之一，因为他默许冤死的存在； 而默许，就是促成。发言人如果明知自己在传播谎言，而不挂冠求去，那么 他就成为有罪的欺骗者，因为他容忍谎言；而容忍，就是制造。
　　里根为了打击卡扎菲，编造了一些假的新闻，由白宫发言人对世界宣 布。谎言揭穿之后，国务卿的助理发言人 BernardKalb 面对满室新闻记者，
当场辞职。“当工作与良知相抵触时，”六十四岁的 Kalb 说，“我只能选择其

中之一。”选择了良知的发言人，显然拒绝作一枚随着机器运转的螺丝钉。 相当能代表十九世纪美国浪漫思想的梭罗，对渺小的个人有着更高的要求。 一八四六年，美国与墨西哥打仗，当一个美国士兵把刺刀戳进墨西哥士兵胸 膛的时候，他很可以说：对不起了，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的政府贪图你 的土地，挑起战事，造成你的枉死，但杀你实在不是我个人的责任。
　　梭罗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对抗政府已作的决定，但是，他显然觉得个 人对一场不讲公理的战争有负责的必要，他选择了拒绝缴税，表示拒绝作一 枚被动的螺丝钉。对一个挥舞着刀、冲进墨西哥领土的美国士兵，梭罗等于 在说：世界上没有“奉命行事”这回事。当工作任务与个人良知冲突的时候， 你或者选择良知，即刻辞职退伍，后果也许是饿死；或者接受命令执行任务， 那么你就是个凶手，没有自欺的余地。不管选择是什么，责任都在于个人。 当然，天真而浪漫的梭罗说，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度自觉，拒绝作个不 负责任的螺丝钉，那么那场不讲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巨大的悲剧之所以 发生，都只因为个人没有认清人的自主权，随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灾
难。
　　没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为无罪的借口，因为人唯一所该奉的 “命”是自己的良知。
犹太人天罗地网，万里寻仇的狂热行为就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以
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实践；第二，就是犹太人也深信人可以，而且必须完 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实际策划消灭犹太人的将领固然要血债血还，只是执 行命令的军官也难逃其咎；受雇于纳粹的秘书、技工、管理员，更是帮凶。 二十来岁的老麦，没受过太多教育，作为一个管理员，他每天的杂务之一，
或许就是打开煤气开关，一板一眼把上司交待下来的工作做好。你可以说他
是个奉公守法、克尽职守的工人。可是，他打开煤气的那个小工作，达成的 效果是一屋子惨死的老弱妇孺；换句话说，老麦是个奉公守法的刽子手。犹 太人在四十年后要制裁他，等于是制裁他缺乏自觉，不曾作一个拒绝奉命的 小子。上了贼船，为什么不跳海离开？不跳海，就是贼。
“不跳海，就是贼”的赏罚原则对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
一个人上了“贼船”要认得出这是艘“贼船”；也就是说，人要有“众人皆 醉我独醒”的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气。认 清贼船之后，即使不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杀了，或者放火烧船起义，至少要 拒绝同流合行，毅然决然地跳船。
经过两次大战的现代人，其实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
地受到操纵与蒙骗，一次又一次被带到毁灭边缘。所以，已经有人开始睁开 眼睛检视船行的方向。西方的反核战运动就是一种自觉运动，一向被动的人 反过来希望主动地决定自己的未来，不让所谓“领导人”或狂热的群众牵着 鼻子走。台湾近年来开始蓬勃的民主运动与反污染热潮，也代表一种觉醒与
反抗，人试图塑造自己的命运，如果缺少这种觉醒与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
己的愚昧中灭顶了。 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
的人有这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 能生长在一个极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
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
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

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玩于股掌之间。在中国文革的狂热中， 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热浪中，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 人，你要泥人怎么样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的真伪呢？确实有些人， 在举国欢呼：“嗨，希特勒”的时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隐藏在爱国狂热背后 的危机，目击是非价值的颠倒，弃德国而去。这些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 大多数的人，即使动了疑心，也没有能力作独立的判断。一个当过红卫兵的 人告诉我：“当时我们冲进教室把老师拖出来打得鼻青眼肿，逼他下跪，我 心里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所以我 也定了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潮流，是 人对自己较高的道德期许，一种理想的追求。
　　我想，老麦的逮捕之所以令我不安，是因为我发觉犹太人其实把觉醒 与反抗这种高度的道德期许，当作审判人之有罪或无罪的基本条件。有谁经 得起这样的审判呢？譬如说，仁民爱物是一种道德理想，我们希望每个人都 能努力以赴，可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不到仁民爱物的标准而判他十年徒 刑；仁民爱物是一个道德的上限，必须当他碰到下限——譬如杀人——的时 候，你才能惩罚他。误上了贼船的人，我们希望他有所觉醒，在“工作与良 知”之间毅然有所抉择，跳海也在所不惜，但这又是一个道德的期许，不是 判罪的标准。把上限的道德期许拿来作为判罪惩处的下限标准，岂不失之太 苛乎？人，没有那么干净吧？今天，如果发生了核子大战，五十年后，万一 有人要追究责任，那么今日受雇于核厂的守卫该不该判刑呢？现在正在读核 子研究所，即将成为工程师的学生该不该判刑呢？在国防部处理文书的打字 小姐该不该受审呢？负责修护核厂的工人该不该受审呢？明明知道核战的危 机却不曾参加过反核运动的我，该不该被逮捕呢？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 世上没有无罪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年近七十岁的老麦要面 对审判？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残酷暴行不应该只是犹太人的事，就好像日本人 对中国人的残虐不能够只是中国人的事。“地球村”里的人要依赖彼此的正 义感来绵延生命。我们教导下一代，也期勉这一代，要时时觉醒暴力的存在， 诉诸良知；但是在人普遍的做到这一步之前（或许他永远做不到），惩罚做 不到的少数人，这是不公正的报仇行为。经历过二次大战那样悲惨的教训， 人所学到的不该只是报仇而已吧？！
　　我问一个德国大学教师：“德国人对猎捕纳粹的事没有讨论吗？没有意 见吗？”他沉吟了一下，说：“老一代的，心里觉得罪孽深重，在犹太人面 前抬不起头来，所以沉默。年轻一代的，渐渐开始想反抗这种沉默的罪恶感， 他们觉得那个时候还没出生，为什么我要觉得有罪？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公 开的讨论，再过几年大概会有一种新的检讨跟反应吧？：“怀着罪恶感与羞 耻心的德国人，把他们犯罪的痕迹像博物馆一样保存起来。在有名的集中营 “大壕”（Dachau）里，铁丝网、煤气房、监牢，狰狞地立着，一如恐怖的 往昔。德军用赤裸裸的犹太人作实验品的照片，一张张为人的兽性作见证， 德国人是希望不要忘记自己的丑陋而重蹈覆撤。对血淋淋的历史，西方人的 口号是：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犹太人不只没有遗忘，似乎也无心原谅。
中国人呢？


思想栏杆




耶鲁大学换了校长。新校长在就职演说中对政府提出警告：执政者不
能够把自己看作民众的思想保姆，认为民众是婴儿，需要思想的喂哺、灌输。 校园中思想的自由独立尤其不可以侵犯??在一个自诩为民主自由堡垒的国 度里，它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还有必要说这样的话？在耶鲁校长演讲的同时， 一个叫玛格丽特·兰道的女作家正在与美国政府打官司。
原来是美国籍的兰道放弃美国国籍，变成墨西哥公民。美国政府要将
她驱逐出境。检察官的起诉书指控兰道“说谎”：兰道的文章说卡斯楚是个 “英明”的领袖，说南美的共党是“英雄”??这些言论与美国总统对局势 的解释相反。总统的说法是“事实”，与“事实”相反的言论就是混淆视听 的谎言??显然美国的言论自由也是围了栏杆的自由。栏杆所圈的范围或许
比许多国家大一点，但是思想的栏杆还是存在，保护圈里的婴儿，怕他爬出
来。耶鲁校长显然不怎么喜欢这些栏杆。 以法令来控制言论还算是有形的栅栏；看得见，所以有人为它打官司，
有大学校长加以批判。无形的栅栏却在静悄悄中进行潜移默化的任务。看看 USATODAY 的一段新闻报导：“全球犹太组织将奥地利总统华德翰与纳粹杀害
犹太人有关的新证据交给大法官米斯，并且附言：‘公诸世界——美国不欢
迎纳粹！’犹太组织所搜得的文件中，有些是纳粹传单，上面有华德翰的签 名：传单一例：把犹太人干了，过来吧！
华德翰的发言人说，这些指控没有根据，因为华德翰当年地位不足以
签署文件。??即使法务部把华德翰列入纳粹名单而不许他入境，他仍旧可 以利用他的外交身分进入美国。
华德翰承认他曾经是纳粹情报人员，但否认与战时暴行有关连。 犹太人却已搜集许多文件显示华德翰与几千个希腊及南斯拉夫犹太人
的被杀有关。”前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华德翰是否当年真的与纳粹暴行有关，
只有天知道。几个月前当他竞选奥国总统时，犹太人嚣声指控，说他不够资 格当总统，却使奥国老百姓恶心之余，反而支持华德翰。这一篇应该是不偏 不倚的新闻报导，却隐藏着强烈的偏倚。一开头，就出现了“证据”这个字 眼；指控的一方说是证据，就算证据了吗？记者显然完全采用了控方的论点。
一个没有偏差的用字应该是“资料”，不是“证据”。 这篇报导的重点，也有些特意的安排。华德翰的反驳只有极小的一段，
犹太人的指控却以比较渲染刺激的文字来表现；“把犹太人干了！”是很抢眼
的句子。 最后，文章中也不自觉地流露了美国人的“上国”心态；即使对方贵
为奥地利一国之首，进入美国仍旧是一种恩赐。基本上，文章的结论是：我 们想剥夺他来美国的权利，作为惩罚；可是这家伙有办法，还是钻得进来。
一个渺小的个人的文字，一旦成为铅印，就罩上了一层“权威”的外
衣，以新闻为媒体，就更加上了“客观”的金冠。几百万人读这篇报导，几 百万人中有多少人会注意意识形态的诱导而有所警惕？你见过养猪的人如何 把几十只肥猪引导到同一个出口吗？只要用栏杆围出一条长长的窄路，连到 出口，猪就会一只一只排队走向你要它走的地方。无形的思想栏杆，也是如
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