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美国人




　　在昨晚的奥地利电视上，瘦削的华德翰总统感情激动地说：“我的良心 是清白的；美国的决定使我觉得不可理解，也很难过。”令华德翰“难过” 的，是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正式将他列入“黑名单”，不许他以个人身分进入 美国领土；这份“黑名单”上总共大约有四万个名字，包括罪犯、共产党、 传染病患等等。一九七九年以前，有些从前的纳粹隐名埋姓地在美国定居下 来，成为公民。一九七九年，在犹太势力强大的纽约有议员提议将过去的纳 粹也列入黑名单的范围。
　　提议通过之后，不少已经在美国住了三四十年的公民被搜捕出来，解 送以色列当战犯审判。
　　两年前，犹太组织开始搜集华德翰的资料，指控他是当年谋杀犹太人 的帮凶，要求美国政府将他列入黑名单。美国司法部终于在这两天正式宣布 华德翰有“罪嫌”，不准进入美国。消息公布之后，美国新闻界，包括《纽
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发出一片赞美的声音，宣称美国再度向世界证
明了它是个道德的巨人。 西方人四十年来对纳粹的围捕牵涉到人对“罪与罚”的道德观，其中
的难题与矛盾我在《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一文中触及。华德翰事件所暴
露无疑的，是美国朝野那分“我来审判你”的狂妄自大，与“大鱼吃小鱼” 的丑陋现实。
　　首先看看小国奥地利的屈辱。美国人说华德翰有“嫌疑”，曾经荣任联 合国秘书长的华德翰，身为一国总统，忙不迭地就赶快搜集自己的各种资料 寄往美国，努力地向美国人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美国人是法官，他是嫌疑 犯，而结果呢？美国人说，华德翰所呈交的资料不足以证明他无罪，因此判
他“有罪”，昭告于全世界，而这位奥国总统至今唯一的回击，是激动地说：
我是清白的，我很难过，我不了解是怎么回事！ 如果指控华德翰的不是美国，而是和奥地利一样只有几百万人的小国
尼泊尔呢？大概谁也不会理睬。美国知道自己权大势大，一点都不心虚地扮
演着判官的角色，而被审判的又恰巧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什么分量的奥 国。如果不是华德翰，而换了撒切尔夫人或西德的科尔总理，美国敢那么跋 扈吗？华德翰究竟有没有罪当然是整个问题的核心，可是自命为法官的美国 自始自终不曾斩钉截铁地说他有罪。司法部长米斯强调：“我们并未说他有
罪，只是说他有‘嫌疑’。”“罪”与“嫌疑”之间差距何止千里？更奇怪的 是，司法部决定将华德翰列入黑名单，理由是华德翰所提反证不足以表示他 的清白。在美国一般的法令中，判决一个人有罪的先决条件是指控者提出被 告犯罪的确实证据，而不是相反的要求被告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清白。也就 是说，在司法部能提出斩钉截铁的罪状之前，华德翰必须以清白视之。这个 一贯的尊重人权的原则在这个案件中却受到令人难解的漠视。
　　美国报纸社论一片称颂之声，赞美美国的高度道德精神。《华盛顿邮 报》说：“有人指称华德翰事件只不过再度显示美国犹太政治势力之庞大， 对华德翰的指控其实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希望外人对美国的了解不仅于此。
　　
美国的道德立场经常有人说是毫无理由的，譬如智利、韩国、苏联等等，在 华德翰事件中，里根政府其实发扬光大了美国最美好的传统精神。”（转载于
《国际先锋论坛报》，四月二十九日）社论作者的意思可以用一句话翻译：“我
们美国人的道德标准之高是许多国家无法了解的。”以智利、韩国、苏联为 例来表示美国道德的高超，作者所流露的自满自恋情绪令人惊异，对里根的 赞美更不是时候；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要问：那么美国对伊朗的军售与对尼 加拉瓜的干涉又算哪门子道德立场呢？自认道德上高人一等的自满与自大，
付诸行动就是所谓的“替天行道”了。里根之所以会把偷鸡摸狗弄来的钱拿
去送给反政府的尼加拉瓜游击队，也无非是这种垄断道德的自满感在引导。 尼加拉瓜政府倾左，所以是“坏人”；美国的责任在“捍卫世界民主和平”， 所以要打击“坏人”，所以要用军火去支持游击队颠覆尼国政府。这是一个 “高超”的“道德立场”，他在“替天行道”，因为是替“天”行道，所以里
根执意漠视国会通过不准援尼的法令，也漠视尼国游击队用美国的枪屠杀妇
女及婴儿的酷行。他赞美尼国游击队“道德高超，和美国的立国先贤一样”。 道德，好像是美国人独家拥有的私产。当其他国家起纷争时，占有道德的美 国就觉得自己有仲裁的权利，为他人决定谁有道德、谁没有道德，里根显然 认为美国人比尼国人更清楚尼加拉瓜需要什么样的政府。
与华德翰事件的同时，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小人物在美国受捕，警察七
手八脚地把嘶喊、挣扎的利那斯架上飞机，送往苏联去接受死刑。利那斯在 美国住了几十年，苏联的法庭认为在二次大战他曾是集中营的军官，判了他 死刑，美国因此剥夺了利那斯的居美权利，递解出境。
　　事件本身并不稀奇，七九以来，美国司法部已经处置了许多有纳粹记 录的人。值得注意的又是新闻界的反应。反对解送利那斯的人说，苏联的法
律不比美国的法律，后者尊重人权。把利那斯送到苏联去“正法”等于肯定 苏联的法律。赞同递解利那斯的人说，哈，美国再度表现了它的道德感，又 除掉了一名纳粹！《纽约时报》的社论强调美国是“解救全世界，使之幸免 于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递解利那斯是美国道德勇气的象征。
仔细分析一下，反对者的理由，是美国法律站在道德、人权的一边，
苏联法律则相反。赞成者的理由，是美国人站在正义、卫道的一边，拯救全 世界。不论反对或赞成，归根究底，都同样一个意识：美国是道德的天平、 正义的化身。
　　美国人一向把自己看作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英雄；矛盾的是，如果他那 种自以为独霸真理、垄断道德的骄满发展过度，美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法
西斯罢了。



德国，在历史的网中




　　4 月中旬，以色列总统何索到西德访问。自以色列立国以来，这是第一 次。何索站在广大的墓园中，眼前是青草如茵。42 年前，他站在同样的地 方，面对着尸身未干的犹太同胞，横七竖八地扔在土坑里。42 年后，立在 德国总统 Weizsacker 的身旁，他沉重地对着墓碑说：“以以色列之名，我再
　　
度发誓：我们绝对不会遗忘你们。”虽然何索一直称西德为以色列的“密友”， 两国的经济关系也相当密切，犹太人没有丝毫让“死者已矣”的意思，更别 提对德国人的原谅。里根总统到西德 Bitburg 墓园去献花，受到犹太人激烈 地抨击，因为在同一个墓园里葬着几个德国纳粹士兵。二次大战间血腥腥的 罪行，对犹太人而言，不是一个会让时间淹灭的历史，而是传家之宝，戒慎 恐惧的，一代一代要传下去，深深刻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心灵上。
　　四十几年来，德国人又怎么面对自己血腥的过去呢？“我的父亲是纳 粹党党员，”艾瑞卡回忆着，“但是他从来不谈那段历史。在餐桌上，话题一 碰到被屠杀的犹太人，他就走开，或者完全沉默。”艾瑞卡今年 50 岁，家乡 在莱比锡，却在瑞士住了廿年，是苏黎世市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因为他逃避这个题目，所以到他死我都不知道究竟他觉得自己有没有 罪；犹太人整体被屠杀的故事他当时是否知道？我也不清楚。”“我想我父亲 是知道的！”开书店的乌拉说，“虽然他也向来不说过去。”乌拉是个相当典 型的德国“绿人”；反核、反战、反污染；支持女权运动、消费者运动、东 西德的沟通。“避免战争发生只有一个办法，”她强调着，“就是我们先把武 器放下，如果每个人都拒绝当兵的话，这世界根本不会有战争。”有一天， 就在她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乌拉的父亲突然激动地问她：“你知道拒绝当 兵的结果吗？”惊愕的乌拉听着父亲谈起过去：“那些不愿意接受命令的就 被拖到树林里去枪毙了，你懂吗？你敢违抗规定吗？”“那是在父亲去世之 前不久。他显得很难过，我大概刺痛了他本来保护得好好的心；可是，我也 因此得知，父亲显然并不是无辜的，他显然当时就知道纳粹在屠害犹太人， 只是他没有勇气反抗??”今年 55 岁的斯杜克是西德 Springer 通讯社的资 深记者。40 年代，他是个骄傲的“小纳粹”，穿着制服，踏着正步高唱爱国 歌曲，满脑子“救德国”的理想。只是个 10 岁的孩子，与童伴玩的游戏却 是军事部署，如何打败敌国。德国投降，伙伴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把 捡来的枪枝弹药偷偷埋在树林里，伤心地发誓，“将来要重建祖国！”“纳粹 的真面目，历史的真象，我们过了好几年才开始了解。”斯杜克抽着烟，看 着烟圈慢慢地扩散，深思着说：“我认为德国人罪孽很深，不可原谅。”“可
是 40 年过去了，你要一个民族背负罪孽背到哪一年呢？难道德国人要永远 活在罪恶感里，一代又一代？”反问的是汤玛斯，30 代沟来。战后才出生 的汤玛斯问一个许多年轻人开始问的问题：“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 生，为什么要求我去继续忏悔赎罪？更何况，纳粹的罪行其实也并非那么举 世无双的。俄国人的古拉格岛、中国人的文化大革命、中南半岛的种族迫害， 都是一样的血腥——”“不对，不对！”斯杜克用谴责的眼光瞪着年轻的汤玛 斯，火辣辣地说：“你所举的例子都是零星的、散漫的、没有计划的杀人与 迫害。跟纳粹不能比，希特勒那种有理论基础、计划严密、讲究效率地消灭 整个种族的作法，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比任何别的例子都要残酷??”斯杜 克猛摇头，重重地说：“罪不可赦，罪不可赦！”斯杜克与汤玛斯所争执的正
是 80 年代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焦点：德国往哪里去？罪恶感的包袱能 不能卸下？德国人不是个逃避现实的民族。从 12 年的纳粹恶梦中醒过来之 后，知识分子无时不在进行对历史的搜寻、检讨、批判。身历浩劫的人（不 只是犹太人，德国老百姓本身其实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譬如艾瑞卡与乌 拉的父亲，固然对恶梦避之不谈，知识分子却以刮骨疗伤的态度面对丑恶的 历史。几十年来，西德的报纸与杂志随时随地都有关于纳粹的文章：希特勒

的起落，迫害的远因、近因、方法、后果，犹太牺牲者的个案，德国的民族 性，道德问题等等。政府的努力也不落后：阿登纳 Adenauer 总统给犹太人 发补偿金；布朗德在华沙的犹太纪念碑前谦卑地下跪；从前的集中营变成博 物馆，把德国的罪行赤裸裸的公诸于世。
　　把自己的丑处暴露出来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极大的诚意与勇气。 战后日本对中国人的态度，相形之下就显得虚弱，而台湾政府对中国近代史 的遮遮掩掩（譬如对二二八事件的躲闪），都是不敢正视历史、不敢面对自 己的表现。
　　经过 40 年不断的反省自责，80 年代的德国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去年 一整年中，西德最受尊重的先进派刊物 DieZeit（周报）刊载了广受瞩目的 德国历史学者之间的争论。
　　主题就是：在希特勒帝国已经消失了 45 年之后，德国是否仍旧应该继 续活在那 12 年纳粹的阴影中？柏林的 Nolte 教授认为德国人没有必要把自
己看作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怪兽，俄国人的古拉格与纳粹的集中营是一样的暴 行。西德具领袖地位的历史学家哈贝马斯 Habermas 立刻提出严厉的反驳， 指责诺特为德国人洗罪，意图重建德国人的团结心与爱国心；这两种“心” 是像希特勒那样的集权者鼓吹的口号，“一朝被蛇咬”的今日德国对这两种
“心”非常的戒慎恐惧。
　　两篇文章引起一场笔仗。赞成 Nolte 的，强调德国在纳粹之前已有绵 长的历史与成就，不必被那短暂的 12 年的包袱压死。赞成 Habermas 的，认 为把包袱挪开，就有重蹈覆辙的危险。
　　这场辩论并不只是象牙塔中一群秃了头的学者之间的脑力游戏，因为 他们所争辩的题目正是每一个德国知识分子所思考的问题，与当前政治也有
着紧密的关联。Habermas 等人认为把纳粹罪行与斯大林的俄国等量齐观来 减轻德国人的罪恶感，从而重建德国人的国家观念，等于把历史送给科尔这 样的执政者去巩固他的权力。
　　科尔一再地强调他是西德第一位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总理——因此 他与纳粹的过去，和年轻的汤玛斯一样，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他固然也不时
提醒德国人要记取教训，但他显然希望从阴影中走出来。相对于当年布朗德 对犹太人的亡魂下跪，今日的科尔在德国阵亡的士兵墓前献花。
在国际舞台上，一度摧毁倒地的德国现在又成为众人瞩目的主角之一。
在民族自信心缓缓疗伤复元的过程之中，德国人对自己的处境与未来方向保 持高度的敏感；尤其夹在苏联与美国的对峙之间，它似乎试图找出一条自主 的、属于德国的路来。要找出这样一条路来，德国人必须先弄清楚“我究竟 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科尔对历史的“新”态度或许可以给许多“新生代”
的德国人一个“新”的自我认识，这，就成为他的政治资本。 哈贝马斯等历史学家发出警告的目的也在于此：历史，不可以成为政
治的工具，即使一点点也不可以。




泰国来的？

　　来欧洲之前，就听说了欧洲人如何看重服装仪容的整洁规矩；颜色要 求协调，布料讲究品质。对美国人的随便、邋遢，欧洲人是嗤之以鼻的。
我早就打定了主意：以前怎么穿，现在还是怎么穿，运动鞋又轻又软
又舒服，可以使我健步如飞。牛仔裤又粗又耐脏，可以使我坐立自如。带着 一个一岁多的小孩，牛仔裤上有点番茄汁、水彩、墨水、泥土，还有孩子的 鼻涕。
　　孩子蹲在沙堆里玩，我就坐在草地上看书。一旁的瑞士人问我：“您是 泰国人吗？”我看他一眼，那么天真和善的蓝眼睛！可是我知道他为什么猜
我是泰国人。翻开报纸的小广告，到处都是亚洲女郎的小照片：“美丽温柔 泰国女子，与你作伴，永不变心??”每星期都有满座的七四七班机，载着 欧洲的男人直达曼谷，成千上万的亚洲女人等着送上自己的肉体，换取金钱。 许多女人随着寻欢的机会来到了德国与瑞士。
“您是泰国人吗？”不管走到哪儿，碰到的都是这句话，和蔼的态度、
礼貌的声调，所掩藏的是他对我的评价：或许又是一个卖春的亚洲女人，不 过身边跟着一个孩子，大概从良了。
　“不是，我是台湾来的中国人。”“哦，”他思索一下，寻找对台湾女人的 印象，“那您是个护士吗？”我的地位升了几级。七十年代，有许多台湾与
韩国的护士来德、瑞工作，继而定居。
　“不，我在大学里教书。”“哦！”他怀疑地应了一声，低头看看我糊着番 茄汁、水彩、墨水、鼻涕，带一点香蕉味的牛仔裤。
我站起来，走到沙堆去和孩子玩。
　　不，我没有必要对这个长着蓝眼睛的人解释：我不是一个从良的妓女， 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我是所谓的“博士”、“教授”、“作家”，一般人以为 很了不起的头衔。
　　我也没办法开导他；喂，木头，亚洲也有不卖春的年轻女子。开导了 他一个，还有千千百百个其他蓝眼睛、天真和善的人要问一样的问题。我哪 有那个工夫。
许多人会说，这是欧洲人的种族歧视，我应该生气的。
　　我不认为这是种族歧视。一个对亚洲毫无认识的瑞士人，当他所遇见 的一百个亚洲人都是泰国人时，他猜测那第一百零一个也是个“泰国人”， 只是很简单的推论。当他所遇见、听见的一百个亚洲妇女中，有六十个是妓 女，那么他猜测第一百零一个也是妓女，不见得表示他有歧视，只是“以此
类推”罢了。
　“以此类推”的假设，不只限于自觉优越的欧洲人。中国人也一样。对 于台湾人而言，任何西方人都是“美国人”——欧洲人可不愿意被看作美国 人，加拿大人更不情愿。
　　在中国商家的眼中，西方人也是有钱人，价钱要推高一点。兼家教赚 取生活费的穷学生就苦不堪言。中国人也常说西人缺乏贞节观念，见一个爱
一个，始乱终弃。所以中国的父母不愿意子女与外人结婚，尽管对方也许是 个比许多中国人还要保守的犹太人或是天主教徒。中国人也常鄙视西方人没 有家庭伦常，却不知道家庭对一个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一个口快的中国人很可能问一个陌生的西方人：“你是美国人？很 有钱？离过很多次婚？父母在养老院？看来你还得付房租？”而事实上，他
可能是瑞士深山里养牛的农夫，过着勤俭的生活，与父母妻子同住一张屋顶

下，认为离婚、堕胎都是违逆人伦的大罪。 把我当作泰国来的妓女或台湾来的护士，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以偏
概全。以偏慨全是人的通性。现在到香港及台湾帮佣的菲律宾妇女相当多；
一位菲律宾女教授走在街上都有中国人问：“你是不是在找工作？我们需要 一个佣人??”
※※※ “好可爱！”老妇人停下脚来，微笑地看着孩子用胖胖的小手堆沙。孩
子转过脸来，给她一个微笑，露出稀稀疏疏的细小牙齿。
“来，给你买玩具：”她打开皮包，掏出五法郎的大铜板，放在小手里。 我赶忙笑说：“不要不要，会把孩子宠坏了。”老妇人的样子非常典型；
染成金黄色的头发，枯燥得像烧过的草原，虽然梳得整齐。 浮肿苍白的脸表示她有病，粗糙的大手表示她工作吃力。她很可能又
是一个死了丈夫，没有儿女的孤单老妇，依靠微薄的养老金生活（我是否也
在以偏概全呢？）五块法郎并不是太小的数目。 可是她很坚持。让孩子收下之后，她很满足地蹒跚离去。 接二连三地有陌生的瑞士人把钱给我“好可爱”的小孩；我突然领悟
了过来：这一回，我不是泰国的妓女，不是台湾的护士，恐怕是越南的难民 了。
　　越南赤化之后，瑞士收容了近九千名的中南半岛难民——大部分是中 国人。然而八○年以来，锡兰的难民开始涌入，使瑞士人兴起了前所未有的 恐慌，排外、憎外的情绪渐渐传播开来。政府开始立法阻挡难民的渗入，主 张“人道精神第一”的声音渐渐变小。
但是显然这是个令瑞士人非常为难的道德问题，瑞士的传播媒体上每
天都有关于难民的报导与讨论。 老妇人显然是动了慈悲心肠，给我们这对“难民”母子几块钱，买点
难得的玩具给孩子玩。
　　对以后的老妇人，我该怎么做呢？拒绝她的赠予，对她说：“老太大， 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们不是难民；您以偏概全了。”这样说，我大概表 现了我的尊严，同时给她“机会教育”上了一课。但是，我是不是伤害了一 个人性中很高贵的品质——同情心？尤其在排外情绪逐渐滋长的国度里，而
瑞士又真有那么多难民，他们不正需要老妇人那样的同情者来支持他们吗？ 会不会因为我的拒绝，这些难民失去了一个支持者？我还可以以另外一个理 由拒绝她，对她说：“你之所以给孩子钱，表现你的同情心，只不过使你觉 得站在给予的地位，自己因此高人一等。同情心只不过是优越感的掩饰罢了， 你用五块钱来买优越感的满足！”这样说，也许显出我对人性的透视，但是 破坏更大；如果对于一个最简单的同情的动作，都赋以最卑鄙、最低下的动 机，人类的道德架构就整个垮了。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轻轻松松地让“可爱”的孩子接下钱，轻轻松松 地对老妇人说：“别让他下次碰到你；他会要十块”呢？这么说，老妇人快 快乐乐地走了。她下回碰到真正的难民，还会笑眯眯地又掏出几块钱来给小 宝宝；全民投票的时候，她或许会投帮助难民的票。四千多个锡兰的难民之 所以尚未被瑞士政府强押出境，就是因为许多妇女的反对。
可是，收了她的钱，岂不加深了她对亚洲人“以偏概全”的刻板印象？
她岂不更加认定了亚洲人都是需要同情、需要帮助的“弱者”？我如何给她

“机会教育”，改变她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呢？
※※※ 一个聪明的办法是换掉我邋遢的牛仔裤，穿昂贵优雅的衣裙，举止庄
重，表情严肃，使任何人一望就有敬畏的感觉，就不会有人问“泰国来的”？ 或者施舍钱了。
　　但是我有个一岁半的小伙伴，他的番茄汁、水彩、墨水、香蕉皮、泥， 以及一手的鼻涕，都需要有个地方去。我不能不穿这条牛仔裤，也不能不盘
腿坐在沙堆里。




瑞士人




市长 一上车，就看见他在大声地和司机说话。
　　大概有六十多岁了吧？他一头银发，梳得光洁照人。眼睛陷在松皱的 皮肤里，老是淌着水，像生病的狗。他很瘦弱，一脚跛着，走路一蹬一蹬的。
上下车时，总是大声地与人问好，还要守在车门，指挥别人的上下，吆喝一 两声。
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瑞士人惯于安静，又何况这是个阴沉寒冷的冬
晨，每个人都带点微愠的表情缩在大衣的领子里。只有他，比手划脚、兴高 采烈地在讲述一件事情，有时候，笑得呛了，得捧着肚子、前仰后合地笑着。 下了车，他站在路边，进行阅兵。川流不息的人群从他身边流过，妇 女买菜的篮子碰着他的大衣，他很庄重而优雅地行举手礼，热情地致意：“孩
子们，晨安！”他说他是苏黎世的市长。 银行小职员
火车站里有个小小的银行，我去把马克换成瑞士法郎。
　　坐在柜台里的中年男人正在数钱，手敏捷地翻转着钞票，嘴迅速地念 着数目，用瑞语念，和德语稍微有点出入。
把钱交给瑞士顾客，下面一个红头发的女人拿着一叠西班牙钞票，以
西班牙语要求换钱。职员微笑着取过钱，用西班牙语和顾客交谈、数钱、欢 迎她再来。
　　下一个顾客讲意大利语，拿了一叠里拉。职员像唱歌一样，嘀哩哒啦 说着流利的意语，用意语数着钞票，一十二十三十四十?轮到我了，他顿了 一会，等着我先开腔，以便决定他该用那一种语言应对。我说了德语，他如 释重负地，用标准德语开始数钞票。
转身离去时，听见他正愉快地以英语问候下一名顾客“早安”??
外籍劳工 在票亭边，突然有人碰我的手肘。是个一看就知道是个工人的男子，
在寒天里只穿着单薄的夹克，显得人更畏缩。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口音很浊。 我下意识地退开一步，戒备地望着他憔悴的瘦脸；是个外籍劳工，他
想向我要什么？他伸着粗大的手掌，掌心中有几个钱币。渐渐的，我听懂了
他破碎的德语：“钱，买票，怎么丢？”我拾起他掌心中的钱币，分门别类

的丢进机器里，车票“卡”一声蹦了出来。 他鞠了个躬，很谦和地道谢，离去。 我想着自己早先对他的猜疑与戒心，心里很不舒服。 汉学家
　　胜雅里是瑞士少数几个懂汉学的专家之一。他是个法律博士，也是德 国大学的中文博士。我想向他请教一些有关瑞士文学与语言的问题。一年前 打电话给他，问他几时有空，可以碰个面，电话那头传来他慢条斯理的声音： “碰面很好。等我学期结束之后，我就有时间了。应该在三月吧！”打电话 的时候是十月，距离三月还有半年！这瑞士人是怎么回事？最喜欢取笑瑞士 人的一个朋友为了释谜，告诉我一个瑞士人的故事：有一对住在山里的瑞士 夫妇生了个儿子，健康活泼，就是沉默寡言，到了四足岁还不曾说过一个字。 父母等呀等的，开始有点焦急了。有一天早上，作妈妈的给儿子倒了 杯牛奶，儿子呷了一口，撇了嘴说：“这奶酸了。”妈妈大吃一惊，手里的盘 子摔破在地上。她奔过去抱着儿子，满面喜悦的泪水，说：“孩子，你原来 会说话呀！为什么这些年来竞不说话呢？”儿子大不以为然地回答：“到今 早为止，牛奶都还可以嘛！”朋友说：“这个故事的教训是：瑞士人是极迟钝 的，要以绝对耐心对待。”过了半年，胜雅里和我约定在“迟迟咖啡屋”会
面。
　　这个小小的咖啡屋大概总共只有五张桌子，前门观后门。特别选这个 小地方，为的是方便胜雅里认出我来；自然应该由他来认出我，既然我是突 出的少数民族。
　　我准十点到达，坐下，左边坐着两个女人，右边坐着一个高大的金发 男人，各人喝着各人的咖啡。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十五分钟眼看
要过去了，隔座的男人突然礼貌地说：“请问您是不是——”啊！我当然就 是！在东方人极少极少的苏黎世城里，在约好的时间十点整，在约好的地方 “迟迟咖啡屋”，会同时有两个东方女子踏进门来吗？那是何等微小的概率。 您居然等了十五分钟才相认？我们肩并肩地静坐了十五分钟！
愉快地谈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说：“几时您应该到我们家来吃个晚饭—
—”话没说完我就后悔了，果不其然，瑞士先生慢条斯理地打开记事本子， 慢慢地说：“让我瞧瞧——对，明年七月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吃晚饭??”七 月，那个时候，地球是否还运转着、太阳是否仍旧由东边升起，我都不能确 定呢！
我由衷地羡慕起笃定的瑞士人来。




人道难为




4 月 5 日，瑞士全民投票表决政府是否应设法阻挡太多的难民涌入瑞士。 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投赞成票，反对者却大声指责瑞士违背了立国的人
道精神。
　　1956968 民——大多是中国人，漂流海上。美国只收年轻力壮、具生产 力的难民，瑞士却特别容纳孤寡残障，欢迎近 9000 名难民到瑞士定居。
　　
1986 共 10 个人，与穆兀瑞一起绝食抗议，要求政府改变主意。 以红十字组织驰名世界的瑞士，一般以自己的人道主义为荣。多年来
不断地接纳难民，比较贫困的邻国百姓又不断地渗透进来打工赚钱，今天的
瑞士已经有百分之—卜五的人口是外国人，也就是说，在六百万瑞士人中， 每六人就有一个外国人。在苏黎世坐一趟电车，随时可以听见各国的语言。 瑞士是个极小的国家，又极度缺乏自然资源，整个国家的财富主要依 赖观光、精密工业，以及银行业，换句话说，大多是脑力的经营。眼看着外
国人越来越多，瑞士人心里的不安全感也越来越深。这种想保护自己的不安
全感与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形成一个两难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在执法中表现出 来。1980 年以来，有五千名来自锡兰的 Tamil 申请庇护。六年以来，政府 只处理了将近 2500 个案子，而真正获得政治庇护的，不到 100 人。
　　去年夏天，国会通过了一个新的难民法案，给予政府权力在必要时阻 止任何难民进入瑞士国境，同时把考核难民身份的职权下放给地方政府。这
个法案立即引起社会的注意。反对人士很快地诉诺行动。在瑞士，任何政府 的决定人民都有否决权。短短的几个月中，反对人士收集了六千个签名，要 求对新法案由全民投票表决。
　　4 五之比，赞成限制外人入境。”结果却出乎意料：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的人肯定新法案，而且投票率是百分之四十二，比一般要高，显示瑞士人对
“外人入侵”这个问题有高度的关切。 这样一面倒的投票结果，明白地表现了瑞士人对外人不欢迎的态度，
这种态度当然其来有自。
　　一方面，瑞士人觉得外国难民坐享其成是不公平的。“我们的政府，用 纳税人的钱，辅助难民，供吃供住不说，还加零用金，”一个投赞成票的苏 黎世人说，“但是瑞士自己的穷人——瑞士不是没有穷人，住在山里养牛的 那些农人，生活很清苦的。他们辛辛苦苦从早做到晚就赚那么一点点钱，跑
来瑞士的难民不必工作就有我们的政府养他们——这当然不公平。”当瑞士 人发觉来自锡兰的难民把瑞士发给的福利金寄回锡兰给亲人时，这种“不公 平”感就更深了。“用我们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养他一村子的亲戚？”一个 花店老板很不高兴地说。
　　文化差异也往往造成冲突。一个去投票的家庭主妇抱怨着说：“你看我 们楼下的南斯拉夫人，一家人到半夜十二点还哗啦哗啦地制造噪音，小孩子 蹦来蹦去，他们烧的菜也有个奇怪的味道，有时候从早上八点就开始烧莱， 好几个小时整栋公寓气味弥漫，窗子关了都挡不住那个奇怪的气味。”有洁 癖、爱安静、中规中矩的瑞士人如何与爱热闹、讲人情、散漫不羁的南欧人 和平相处？文化的差距造成沟通的困难，缺乏沟通了解，憎恶猜忌油然而生。 国会之所以在此时制定新法案，也无非是看准了瑞士百姓的排外情绪，投选 民所好而制。
　　然而反对的声浪却也很大。瑞士四大党之一的社会民主党、天主教及 基督教组织、慈善机构，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等等，一直在设法抵制新法令的 通过。甚至有一个瑞士人组成的地下组织，取名“庇护所”，冒着犯法的危 险专门收容即将被驱逐出境的难民。
　　这些组织指责瑞士人违反了人道精神，“自私”、“排外”。他们指出， 瑞士人排外表面上是经济理由，骨子里其实是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早期的难
民之所以获得收容，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来自南欧，仍属白种人。现在涌进的

乃是亚洲人及非洲人，肤色较深，所以受到排斥。一些专栏评论者认为今年 四月五日的反难民投票结果与去年瑞士人全民投票反对瑞士加入联合国有相 同的涵义：瑞士人有自我中心、自我封闭的心态。
　　这些主张宽容难民的组织，虽然显然只占少数，却也能发挥相当大的 影响力。四千多锡兰难民就是由于这些组织的坚持而得以躲避了被递解出境 的命运，暂时留在瑞士境内。加入违法的“庇护所”组织的老百姓高达九千 余人。与穆兀瑞一起绝食抗议的瑞士人戏剧性地代表了与瑞士“恐外”心理 相反的声音。
　　瑞士所面临的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两难。1859 年，当欧洲、美洲、 亚洲仍旧在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屠杀时，小小的瑞士已经组织了红十字会，超 越种族、超越国籍、超越文化的，救济全世界受难的人——只要他是“人”， 而且在难中，都是援助的对象。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并且付诸实际行动， 使瑞士的国旗（红底，白十字：是红十字会旗的反映）成为人道精神的象征。 许多瑞士人因此坚持对难民敞开大门。然而，现实是冷酷的。70 年代，每 年大约有 1000 名难民进入瑞士，在 1986 年，这个数目变成 8546 人。而今 年，平均每个月就有 1000 人申请庇护。21000 多个案件仍旧在等待之中。 涌入的第三世界难民之中，有的确实受到政治迫害，一旦递解回国，马上有 生命危险。有的，却只是受贫苦所驱，希望在瑞士谋取较好的物质条件。真 正的政治难民与只是“找出路”的难民如何区分？而小如麻雀的瑞士又如何 能吸收一天比一天多的难民？主管难民事务的官员叹息着说：“我们解决不 了第三世界的问题！”人道精神？还是自我庇护？在第三世界是生死存亡的 问题，在瑞士，却是个道义问题；后者，并不比前者简单。



猫川幼儿园




　　一场细细的春雨，把隔宿的雪都溶掉了，空气里透着熏熏的早春气息。 在幼儿园门口，三个大人牵着六个小孩，一人牵两个，手握得紧紧的，正从 院子里出来。
“我们去散步。”三岁的小女孩很兴奋地抢着说，脸颊红通通的。
※※※
　　这个坐落于苏黎世北区“猫川”的幼儿园，是栋三层楼高的古典欧洲 建筑，四十年前就由当地的教会提供作幼儿园。四十个孩子分成三组，两个 月大到两岁为一组，两岁到三岁为一组，三岁到六岁为一组，分别占三个楼 次。年龄较大，活动量较大的一群，当然放在底层，往院子里冲的时候不需
要下楼来，吵到别的幼儿。
　“名单上虽然有四十个孩子，事实上每天只有三十个孩子同时在，因为 有些孩子不是每天来的。”安琪说。她是“园长”，一个廿八岁、成熟、美丽 的女性。
　“我们有十二位幼教人员在照顾这三十个孩子，平均起来一人带二点五 个孩子。而事实上的分配是，婴儿组（○－二岁）比较需要照顾，所以有三
个大人陪着四个小孩，而儿童组（三－六岁）就有三个人带十五个孩子。”

这些幼教人员全是年轻的女性。在瑞士的学制里，初中毕业之后，必须先实 习两年才能进幼教学校。两年的实习中，她必须在妇产科里照顾初生婴儿， 或者在有幼儿的家庭里打工，或者在幼儿园里实地工作学习。有了两年的实 际经验之后，而且年满十八岁，她才可以开始就读幼教学校，而所谓“就读”， 也不是中国人观念中的成天地上课听讲作笔记考试等等，而是一星期四天的 “实验”——在与学校建教合作的幼儿园里工作；一天上课，研读幼儿心理 及护理等等。两年之后毕业，就成为正式的幼教人员。
　　瑞士最受尊崇的教育家卑斯塔娄契（Pestalozzi 一七四六－一八二七） 的口号是：“头脑、心灵、手”；他的理论奠定了今日瑞士的教育方向。从他 们幼教人员的训练中看得出来，瑞士人对动“手”——实际经验——的重视 绝对不亚于他们对理论知识的吸收。事实上，读十本有关幼儿的书是不是比 得上与一个幼儿实地地朝夕相处呢？“这些幼教人员都有基本的医学常识，
会量体温、看脸色等等。”安琪一面说，一面接过一个孩子，开始为他换尿
布。孩子“哇”一声哭了．她递过去一个铃铛让孩子抓着玩。 每个星期一，特约医师会到园里来，楼上楼下走一遭，看看有没有孩
子发烧、咳嗽。 平时，医师与急诊医院的号码就列在电话旁边，以便随时联络。每一
层楼都有一个小小的医疗箱，装着碘酒、红药水、纱布。
　“孩子真生病的时候，”安琪说，“我们就请父母留他在家，要不然，他 会传染给其他的孩子。”角落里突然传来一阵笑声。一岁半金发的姬若双手 环拥着一岁的华安，很亲热地接吻起来，两个孩子显然第一次发现这种好玩 游戏，旁边的大人又乐得不可开支，姬若吻得很起劲。
※※※
“你们的经济情况怎么样？”“每年都不够！”安琪摇摇头。 苏黎世政府每年补助十七万法郎克（约三百万元台币），孩子的父母也
要缴钱；在这里，瑞士的社会主义精神表露无遗。苏黎世政府给幼儿园一个
收费标准，薪水收入越低的家庭，缴费越低。月入不足两千法郎克（约台币 二万余元，在瑞士算是很艰苦了）的家庭，送孩子到幼儿园的费用是一个月 一百二十法郎克，而月入超过四千者，每月收费六百四十法郎克，是前者的 五倍。贫富间的距离就由这些小措施来拉近。
　“有这两笔收入，我们还是入不敷出。”’“那怎么办呢？”“节省呀！譬 如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厨师，给孩子们做饭吃，有一个洗衣妇来洗衣服、消 毒尿布；但是没有清洁工，全楼上下都是幼教人员和我每天自己擦洗、整理。 假日里，我们也烤些苹果饼，作些手工艺，在市集日卖出，赚点钱补贴。”“你 们对自己的薪水满意吗？”“以前很低，所以大家工作士气也低。”安琪手里 在编篮子，华安抱着一只花花绿绿毛茸茸的大鸟随着音乐在笨拙地旋转。我 看得分了心，没听见安琪说什么。
　“我说，”她重复着，“我们现在对薪水很满意了。我是年资最深的，每 月有三千五百法郎克，初初进来的幼教人员起薪是两千四。”“这个工资相对 于你的付出，你觉得公平吗？”我问她。我知道一个女秘书的月薪大约也是 三干五百左右。
　　她点点头，说：“我们每年还有四到五个星期的休假，不错了。”“男人 可不可以当幼教人员？”“可以是可以，幼教学校有少数男生，但是，”她思
索了一下，“他们都不会变成幼教人员。”“为什么？”“对男人而言，一个月

两三千块根本不能养家，所以他们必须再进修，成为管理级人才，赚高一点 的薪水。”“那么，安琪，你能不能告诉我，在瑞士，有哪一种‘男人’的工 作是起薪两千四的？”安琪侧着头想了半天，一旁陪孩子画画的安妮也帮着 想，半晌，两个人都摇摇头：“没有这么低薪的男人工作——只有不懂德语 的外国人可能拿这种薪水。”瑞士，比西德更甚，是“外国人”向往的家园。 瑞士人本身不太愿意做的粗工，对于来自意大利、南斯拉夫、西班牙、土耳 其的人却是赚钱养家的美好机会，六百万瑞士居民中有一百多万是外国人， 比例相当高。
　　但是幼教人员薪资低还反映了瑞士重男轻女的传统价值观。到目前为 止，男女同工不同酬仍旧是个普遍的现象，尤其在工厂中。一方面，雇主认 为男人气力大，作粗工总是应该多得一点报酬；另一方面，男人仍是一家之 主，必须负担家计，抚养一家大小，所以薪资应该比女人高。
“换句话说，”我问安琪，“当雇主付给你两千四的月薪时，他就已经算
好这是一笔付给‘女人’的、不足以养家的钱，算定你既然是个女人，就必 然有个男人可以依靠，这个男人会赚足够的钱来养你，是不是这样的呢？” “对，可以这么说。”“那么，这个制度岂不是在先天上就认定了女人是男人 的依赖者？”“没错，不公平也在这里，”安妮抱着姬若过来说话，“譬如我
的姊姊，离婚了，自己抚养两个小孩。在工厂里做工的薪资就比做同样工作
的男人一个月少个五百块，事实上她不但没有男人可以依靠，两个孩子还要 依靠她??”
※※※
安妮把孩子放下时，我注意到她圆满的肚子。 “生产之后，还继续工作吗？”我问她。 “不了，母亲是孩子最好的照顾，我出来工作，孩子就失去了最完美的
成长环境，我就对不起他。”“所以你不愿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安妮摇摇 头，安琪也说：“再好的幼儿园也赶不上自己母亲的脚边。在这里，我非常 希望为孩子们制造‘家’的气氛，譬如说，建立一对一的关系，搂着一个孩
子在角落里好好陪他看一本书、讲一个故事、教他唱一支歌。可是做不到，
因为别的孩子会跑过来拉你、抢你——越是身为幼教人员，越是深刻地体会， 母亲是不可取代的。”猫川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全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性。 她们对自己的未来非常的清楚：工作三五年之后，与一个心爱的人结婚，生 一个心爱的孩子．然后辞去工作，一心一意地扶持丈夫、照顾孩子。苏黎世
街头到处都是年轻的母亲推着儿车晒太阳的镜头。
　“孩子稍大一点之后，如果想再回头工作，还会有机会吗？”“机会不 大。”安琪已经编完了一个篮子，被华安用肥肥的小手捞了过去。
　　从此成为“家庭主妇”，她们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惜。“一个家庭， 需要一个专职的母亲。”就这么简单：流行时尚所讲究的，是个人才智的登
峰造极，是以个人理想为终点的追求。猫川这几位幼教人员却似乎一点都不
受流行时尚影响——家庭，仍旧是女人的义务，也是她特有的权利。
※※※ “政府机构管不管你们？”“管？”安琪似乎不太能理解这个词的意
思。
　“我是说，监管幼儿园的品质。在美国，有些私立的养老院，老人在里 头饿死了好久都没有人知道。在瑞士，这样的事情可不可能发生？幼儿园的
　　
品质由什么来控制？”“苏黎世市政府大概每二四年来看一次账目，并不管 品质。基本上，没有什么监管的机构。可是你说的美国的例子在这里不太可 能产生。首先幼儿园就不是一个营利的地方，其次，孩子们若受到虐待，父 母们马上会有反应。再其次，不是对孩子们特别有爱心的人，根本就不会成 为幼教人员。这是个良心、爱心的工作——好像不需要什么外在的监管嘛： 我们明明知道，孩子数目越少，他所得到的照顾越周全，我们就不多收人， 品质自然就维持了。”一个大人带两个半孩子，猫川幼儿园就一直维持着这 个比例，而维持这个比例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要求把孩子送来的父母 多得不得了。大概十个孩子中，猫川只能收一个。那么这选中的一个是凭什 么标准呢？“第一优先给单身的妈妈———没结婚的，守了寡，或者离了婚 的。这样的女性受迫于环境，不得不出去工作赚钱，我们就为她照顾孩子。 “第二优先是给外国人——不懂德语的外国人，或者异国通婚、母亲不 讲德语的家庭，我们就收，希望给孩子一个学习德语的环境，免得他将来进
幼稚园或小学。不懂德语，会受别的孩子的排挤，成为受欺负的第二代。
　“至于纯瑞士家庭、有父有母的，我们就少收了。在那样的家庭里，通 常母亲‘应该’抚养孩子，如果母亲坚持要外出工作，他们就只好另外请专 人带孩子了。”下午六点，姬若的母亲铁青着脸一阵风似地卷了进来。上了 一天班，又赶着来接孩子，她显得劳累而紧张。
　“我根本没结婚，”她一面帮姬若穿大衣、系鞋带，一面说，“安东尼没 等姬若出生就走了，现在他所负的责任就是每月五十法郎克，刚好够我买一 张火车月票。还好有猫川幼儿园，要不然，姬若和我只好靠救济金生活了。” 姬若快乐地搂着妈妈的脖子，摇着小手跟每个人说再见。
“孩子虽小，敏感得很，”安琪等他们走了才说，“你别看姬若还不到两
岁，她却很知道她来这里的原因和华安不一样。华安轻松地来，华安妈妈还 和他玩几分钟之后才离开，他来这里是为了有其他小朋友跟他一块玩，可以 学讲德语，下午妈妈来接他回去，天气好的时候，早早就接走，到外面去玩。 姬若知道她是非来不可，因为妈妈要出去赚钱养她，她不来这里，妈妈就不
能赚钱，事态严重。所以小小姬若就不那么轻松愉快??”
※※※ 一个五岁大的男孩，长了一脸雀斑，探进头来问：“丹尼有没有来这
里？”这该是幼稚园大班的孩子了。我想起台湾的幼稚园竞争着教孩子英语、
算术等等“才艺”的事情。问安琪他们的幼稚园“教”些什么？“我们的孩 子没那么‘早熟’。一个三岁多的孩子，我们大概教她怎么样自己穿衣服。 四五岁的教他怎么样系鞋带。基本上，幼儿园是因材施教的。如果安德烈的 手指运作特别笨拙，我们就跟他玩玩具做的穿针引线的游戏，让他练习手指
操作。汉斯如果特别躁气，蹦来蹦去一分钟都坐不住，幼教人员大概就陪他 坐下来描一张画，让他定定心。
“有一个中国女孩，听说是上海来的，不会一句德语。我们一方面跟她
多说话，一方面教她玩几种瑞士小孩最喜欢玩的游戏；她只要会了这几种游 戏，就可以马上和其他小孩玩在一块，不至于因语言而觉得孤立。她才来一 个多月，现在已经和别的孩子玩得很好了。
　“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点；幼教人员看准了他的特点 而去亲近他、启发他。幼稚园是一个‘玩’的地方，不是‘教’的地方，就
是启发，也要从‘玩’中得来。”

※※※ 猫川幼儿园在瑞士德语区是个相当典型的幼儿园，它有设备、有专业
人员、有品质，最重要的，整个幼儿园的运作有工作人员的爱心与责任感为
基础。当然，幼儿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幼教人员的待遇偏低（虽然她们没 有怨尤），以及妇女在就业与家庭之间的抉择等等。
　　反观台湾的幼儿教育，单看一项报导——百分之九十的台北市幼儿园 都不合格——就令人忧心不已。瑞士的孩子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照顾？台湾
的孩子们呢？瑞士大部分的妇女仍旧留在家中作母亲——喂母奶、带孩子到
草原上翻滚、教孩子唱歌。少数的孩子上幼儿园，也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保姆 看护。台湾的妇女，尤其年轻的一代，大多放弃了母亲的专职——不喂母奶， 孩子交给保姆。而所谓保姆，多半只是一个有时间的妇人，丝毫没有对幼儿 教养的专业知识，爱心更不可知。
台湾的年轻、受高等教育的妇女为了工作而忽略母职当然是一个残酷
而迫不得己的抉择。如果社会能够建立起母假制度，让职业妇女休假一年去 照顾幼儿，或者容许她在孩子四五岁之后重新进入工作的市场，她就不需要 把孩子交给不称职的保姆，苦苦地抓住不敢放手的工作。
　　如果台湾的社会做不到“给我们的孩子他自己的母亲”，那么它至少也 应该“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好的保姆”，一个好的幼儿园：有安全的设备、家
的气氛、专业的保姆、启发性的、快乐、活泼的环境。在我们高谈什么同步 辐射器、中文电脑、世界大同之前，是不是应该先照顾好我们家中那个有胖 胖的小手的孩子？


阿敏




　　没有人注意角落里那两个人。他们一身武装，背着短机关枪，两手放 在随时准备射击的部位。天晚了，疲惫的旅客意兴阑珊地走向登机口。两名 瑞士守卫的眼睛像隐藏的探照灯、不动声色地巡视整个机场大厅。
　　这班瑞航飞机自马德里起飞，稍停苏黎世，终点是瑞典的斯得哥尔摩。 飞机在航道上滑行，一辆草绿色的坦克车像幽灵一样冒出来，在五十公尺以 外护航，直到飞机起飞了，才掉过头去。
机舱内却有热哄哄的气氛。粉腮媚眼的空中小姐捧着一篮巧克力糖让
客人取用。巧克力糖用金澄澄的锡纸包着，拿在手上闪闪发光，像一枚硕大 的金币。空中小姐又优雅地递给每个人一本瑞航杂志。杂志的纸质光滑柔腻， 触手有绸缎的感觉。免税商品的广告美得令人怦然心动：“这五盎司的香水。 带给你一秋的气氛。”图片中是满山的红叶，红叶丛中一栋美丽的房子。
实在是很晚了。又是短短的飞行，我尽量避免给邻座搭讪的机会。避
免目光的接触。 所以当邻座的男人为我开了头上的灯时，我只是淡淡地说了声“谢谢”，
低着眼帘，不去看他一眼。 可是低垂着眼帘，仍旧看见了他的手，他巨大的手，粗糙的皮肤上长
着坚硬的茧，是一双在风中雨中烈阳下用力的手。很久没就近看过这样的手
了，尤其在这昂贵的、飘着咖啡浓香的客舱里。

　　忍不住看看他的脸，黑发浓眉之下，一双清澈的黑眼。我说：“你一定 很饿了！”我的餐盘还没有完全打开，他已经从主食吃到甜点、面包、乳酪、 饼干，像卡通里的白兔啃红萝卜，一样一样咔嚓进入嘴里，一样一样吃掉。 他有点难为情地笑了，笑起来的眼睛竟然透着儿童般的稚气。“中午没 吃饭，”他说，“现在当然吃得特别痛快。”我一时冲动，想把自己的晚餐也 给他，又忍了下来，这是哪门子妇人之仁，莫名其妙。阿敏，来自德黑兰的
阿敏，却打开了话匣子。
　“你可以说我是逃出来的。在西班牙作了一年事。不逃出来会怎么样？ 我想，没有什么好下场吧！我家在两年之中死了三个人。哥哥被枪杀了，妹 妹还不到廿岁，被关到牢里，说她在学校里批评柯梅尼。有一天爸爸接到通 知，要他到监狱里去认尸，对，认领妹妹的尸体。怎么死的，不知道。她没 有穿衣服，只是用一块白布卷起来，一身都是小刀刮的伤口——爸爸当天晚
上心脏病发作，就死了。
　　剩下我跟妈妈，妈妈要我走，无论如何要走——”“先生，您要来点红 酒吗？”“我是德黑兰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毕业之后当翻译。那个时候读了 赛珍珠的《大地》，很感动，觉得中国人和波斯人一样，古老的民族特别苦 难，有一种特别的忧伤。南美的马奎斯也是一样，他写的《百年孤寂》——
啊，你看过伊朗的作品吗？”我摇摇头。
　“我们有个很着名的诗人。海非兹，大概是最好的波斯诗人了，我到瑞 典之后想办法寄一本给你好不好？你知道，我们都是亚洲人呢，吃米饭的民 族，彼此了解应该比欧洲人容易一点??”我写着自己的地址，麦克风的声 音盖住了阿敏的声音：“我们现在飞越汉堡，您的左前方是丹麦，有前方就 是瑞典，此刻的高度是三万公尺??”“为什么要离开西班牙呢？南方人不 是比较温情吗？”想象中北国的瑞典应当是冰天雪地的，如何善待一个吃米 饭的亚洲人呢？“因为听说瑞典比较容易谋生，你知道，”阿敏似乎在自言 自语，说话给自己细听，“我不能再用妈妈的钱。打仗打了这么多年，吃的
东西都快不够了。她到黑市去买美金偷寄给我，要用宫价十二倍的价钱，她 没有钱。”机舱里红灯亮了，旅客熟稔地开始系安全带，快要降落了。我心 一动，问他：“你说你在瑞典有伊朗朋友？他们会来机场接你吗？”阿敏潇 洒地摊开手说：“不会，他们不知道我要来。”“那么抵达瑞典时。已经是半 夜十二点，你会去找他们吗？机场进城还要四十分钟路呢！”阿敏沉默了， 我也沉默着。
　　怎么又是一个道德难题？反正我自己也要进城，为什么不邀阿敏坐我 的计程车？他不会有钱住旅馆的，我又何尝不能为他付一个晚上的旅馆费？ 他即便有钱，也该省下来应付往后艰难的岁月，在满目疮痍的德黑兰城里， 还有一个他双目失明的老母亲——是的，我可以请他坐我的车，与我落宿同 一家旅店，第二天清早，还可以请他吃一顿欧洲早餐，然后我去办我的事，
他去找他的朋友——“夫人，”空中小姐温婉的声音从后座传来。“您刚刚买
的钻圈手表要不要我们用礼盒包装？”可是，阿敏只是阿敏吗？我想起手执 机枪的守卫，还有那辆幽灵似的坦克车，他们在猎狩的，不就是躲在暗处的 中东恐怖分子？我怎么知道阿敏究竟是谁呢？“当然了，”买了钻表的女人 说，“那是给我媳妇的见面礼，请你们包装漂亮一点。”飞机降落了，机轮碰
触瑞典的土地。窗外灯火辉煌，在沉沉的黑夜中显得雍容华贵。
又是一个没有战乱、国富民安的社会！

　　阿敏的侧影清晰地显在窗玻璃上，顶着一头浓密蓬松的黑发，他用手 在揉眼睛。我凝视着窗里的人，轻声说：“我们一起走吧！”但只是对着窗里 的人说。
　　阿敏已经起身拿下行李，把我的挂在我肩上。“我们一起走吧”那句话 还让我闷在嘴里，说出来的，却是，“又要检查护照了！”阿敏很勉强地笑了 一下。出机门的行列开始移动，我默默安慰自己：没关系，等过了海关，到 了机场外面，我还可以决定要不要请他同行。我还有机会。
我们一前一后地踏进明亮的机场大厅，墙壁上挂着巨幅的广告：“欧陆
大饭店让您享用精美的海陆大餐”，“我们给您十八世纪皇宫式的休憩情 调”??一转弯，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挡在面前，用极熟练的手势亮了一下 他的证件，好整以暇地对阿敏说：“先生，请你给我看一下你的护照！”还没 有回过神来，阿敏已经被两个便衣警察一左一右地挟进了一个小房间。隔着
玻璃门，他突然回身望着远远站着的我，挥挥手，无声地说了“再见”。
　　人潮从我身边不耐地流过，我提着行李，迟钝地凝望着那扇空空的玻 璃门，那句想说未说的一句话还哽在喉里。



人的味道




　　伦敦机场，往以色列的航道前。一个男人拥吻着他同居的女友，隔着 她隆起的肚子。
　　他亲爱的拍拍她腹部，说：“一路小心！”通过检查关口时，以色列的 人员却在这怀孕的妇人行装里发现了一枚炸弹。
为了从犹太人的手里争回巴勒斯坦的土地，这个年轻的阿拉伯人愿意
让自己的爱人，还有爱人腹中自己的骨肉，与飞机共同炸毁，达到“恐怖” 救国的使命。
　　在搭乘以航之前，我们已有心理准备：机场的安全检查大概会极端的 严格繁复，要有耐心。
真正的检查，却出乎意料的平常，与到一般其他国家没有两样。不同
的是多了一道“面谈”的过程，面对微笑的安全人员不厌其烦的旁敲侧击： 为什么去以色列？那儿有没有朋友？你的职业为何？到了以色列住哪？去 哪？多久？以色列的飞机、汽车、超级市场里，经常有巴游恐怖分子埋伏的 炸弹，造成生命的损失与心理的恐惧。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以色列当局
很可以以“安全”为藉口，用各种手段严格管制人民的行动及旅客的进出。 记得几年前从台北飞往高雄，在台北登机之前排队受检，翻箱倒筐之外，连 衣服口袋都要翻出来看，状极狼狈。以航虽然有“每一只箱子里都可能有个 炸弹”的恐惧，却以精密仪器和训练有素的“面谈”技巧来保住旅客的尊严。 候机室中，按捺不住的幼儿开始骚动起来。先是在椅子爬上爬下，接 着在走道追来跑去，大声的欢呼嘶喊。父母一旁看着，希望孩子们现在玩得
筋疲力竭，在飞机里面可以给大家安静。 一转眼，几个孩子已经出了候机室，在警卫的腿间玩躲猫猫。全副武
装的警卫们微笑的看着几个幼儿在检查的仪器与“禁止出入”的牌子间跌跌

撞撞。
　“如果是瑞士人，早就破口大骂了！”隔座的人一口说出我心里的话。中 规中矩的瑞士人不可能容忍孩子“扰乱公共秩序”。在公车上，常看见瑞士 老妇人皱着眉头对年轻的母亲说：“请你的孩子把脚从椅子上放下来！”当我 正觉得后座牙牙学语的孩子稚语可爱的时候，有人很严肃的指责：“请你的 孩子讲话小声点，不要吵人！”人行道上，小孩子兴高采烈的奋力骑着脚踏 车，路过的老人挥舞手臂，大声喊着：“嘿！人行道是走路的，不可以骑车， 到马路上去骑！”一个持枪的以色列士兵弯下身来，在胖嘟嘟的小女孩头上 亲了一下。她正在扯他的裤管。
※※※ 在黑夜中走出特拉维夫的机场，一股骚动的气息像浪潮一样扑过来。
是什么气息与瑞士如此不同？椰树的长叶在风里婆婆。天气热，人的穿着就 显得随便；穿着汗衫的男人脚上趿着凉鞋，着短裤的小孩赤着脚，女人的夏
装裸露着胳膊背脊。出口处人挤成一团，背贴背，伸长了脖子张望亲友，一 脸的盼望与焦躁。小孩子攀在栏杆上，有笑的，有哭的，有钻来钻去的。接 到亲友的人快乐的大声喊叫，热情的拥抱，挡住了后来涌出的人潮；行李推 车在人群里撞来撞去，小孩哭着叫妈妈??空气里透着兴奋、急切、不安。
来接我们的卡碧踢倒了一包垃圾，说：“真要命，垃圾工人罢工，全市
都是垃圾，快要疯了！可是市长说这次绝不跟工人妥协！我看他能撑到什么 时候！”前面车里的人正在笨拙的倒车，卡碧挥舞着手大叫：“喂！再倒就要 撞上啦！”话没说完，已经“碰”一声撞上。卡碧回头说：“笨蛋！”小卡车 停在路上，我们的车过不去。卡碧伸出头去，扯着喉咙：“喂！老兄，你到
底走不走？”那位正在点烟的老兄慢条斯理的点烟、抽烟，卡碧按了按喇叭，
卡车才慢慢让了开来。
※※※ “我已经付了两百契可，你怎么又算进去？”旅馆柜台前，花白头发
的老人很生气的对服务员说话。
“两百契可？付给谁的？”服务员不为所动。
　“一个女人。”“谁？”“我怎么知道是谁。你们昨天是谁守柜台就是谁。 你自己去问——”“有没有收据？没有收据??”我们拎着行李的手放松了， 看样子，这场争执不是两分钟能结柬的事了。
　　清晨，还留恋着温软的枕头，嘈杂的人声越来越嚣张，不得不起身。 从四楼的窗口望出，滨海公路上已是车水马龙，不耐烦的喇叭声此起彼落。
一群光着上身的工人分成两个集团正在吵架，个个脸红脖子粗、喉咙大，可 是没有人动手。不久，来了一个警察，瘦弱而苍白，像个斯文的书生，可是 他三言两语就劝散了群众，不晓得说了什么神奇的话。
※※※ 我们老是迷路。在特拉维夫，找不到往耶路撒冷的标志；在耶路撒冷，
又找不到往伯利罕的指标。指标往往忽隐忽现，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突然 不见了，由你去猜测，而猜测的路又往往是错的。
“请问往耶路撒冷的公路入口在哪里？”卡碧探头出去，大声的问。 大肚子的女人叽哩呱啦比手划脚一番，卡碧听得糊里糊涂，打开车门，
女人坐了进来。
“她说她带我们去，反正她那边也有车可搭??”两个人讲希伯来语，

声音很大，话很多，表情丰富多变。
　“她说她九月临盆，是第三个了??”“她说以色列要完蛋了！阿拉伯人 杀犹太人，犹太人杀阿拉伯人。上星期放火烧阿拉伯人房子的犹太人是她的 邻居??”“她问你们中国是不是也有种族问题？左转还是直走？她问你们 的小孩几岁了？你们是做什么的？瑞士一定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她很向 往??”瑞士确实是个美丽的地方，可是那个美丽地方的人，绝对不会坐进 陌生人的车子里去为他们带路。瑞士人或许会开车让你跟着走一段，但他不 会坐进你车里；距离太近，人的气味会令他坐立不安。
※※※ 市场到了。一个拖着长裙子的老妇人深深的弯下腰，捡拾地上的菜叶，
一把把丢进身边的竹篓。两个荷枪的军人站着聊天，他们卷起袖子，敞开胸 口，露出浓密的毛发挥身冒着热汗。以台湾军人的标准来看，以色列的军人
个个服装不整、行为不检??士兵抽着烟、坐在地上、歪靠在墙上，或者与
女朋友搂抱依偎着过街，到处可见。而他们在战场上的彪悍却又举世闻名。 也许真正在作战状态中的军人反而不会去重视表面上的服装仪容吧！
　　士兵的对面，站着一个一身墨漆的犹太教徒：一顶黑色的高帽，一大 把黑色的胡须，及膝的黑色大衣下露出黑色的裤角、黑鞋。他正弓着腰，散
发“福音”。
　　熙来攘往的人对“福音”却没什么兴趣，眼睛盯的是摊子上红艳艳的 水果蔬菜，卖莱的小贩大多是以色列的“次等公民”——阿拉伯人。一个深 肤大眼、十二三岁的男孩正在叫卖他的摊子——十只嫩黄的小鸡叽叽喳喳叫 着。一个爸爸把十只小鸡装在一个蛋糕盒子里，旁边的孩子兴奋得手足无措。
卖西瓜的汉子高高举着一片鲜红的西瓜，大声喊着：“不好吃包退！”
几个水果贩子开始击节歌唱，一个唱：“我家东西最新鲜”，另一个接着：“我 家东西最便宜——”。
一来一往，有唱也有和，市场里响起一片明快的节奏，压住了鸡鸭的
呱呱声。
　“以前他们唱得更起劲呢！”卡碧摸摸摊子上陈列的三角裤，一边说：“可 是有犹太人批评，说那么大声有失文雅，是不文明的表现，外国人会笑 话??”经过一条窄巷，穿着汗衫的老头子从斑驳的窗口探出半个身子，对 我挥挥手：“喂，你们哪里来的？荷兰吗？”卡碧对我眨眨眼说：“他大概没 见过东方人：荷兰大概是他所能想像最远的地方了。”“上来喝杯咖啡好不
好？”老头用力的招手。
　　我也对他招手，他破旧的窗口摆着一盆红得发亮的天竺葵：“也请我的 丈夫吗？”“你的丈夫不请！”他大声的喊回来。
※※※ 晚上十点了。住宅区的巷子里还有追逐嘻戏的孩子，放纵的脚步，快
乐的嘶喊。公寓里都亮着灯，电视的声音从一家一家敞开的阳台冲到巷子里
来。频道声音大概不能不转到极大，因为隔邻的、对门的、楼上楼下的电视 声形成强大的声网，不开极大就听不见自己的电视。
　“你觉得很吵吗？”卡碧说：“哈，现在已经很好啦！我还小的时候，有 电视的人不多，街坊有电视的人家就把电视放在阳台上，对街播送，大家看。
不看不行，不听更不行。幸好那时候只有一个频道，家家都发出一样的声音。
现在却不成，你得压过别人的声音才听得到自己的。”不晓得从哪里传来歌

声，透过麦克风的扩大，像电流一样一波一波传来。
　“吵死了，”卡碧的母亲摇摇头，“吵了三天三夜，好像是暑期什么游乐 会的！”从窗口望出，操场那头似乎有万人攒动，“你瞧，对面那栋公寓就是 我儿子住的，可是从这到那，你相不相信，居然没有路，建筑商互推责任。 我又半身不遂，到对门找儿子还得叫计程车来绕好大一圈，唉！真要命，谈 什么效率哟！”“我写了封很生气的信给特拉维夫市长，”卡碧背靠着窗外的 “铁窗”说话，“他倒是马上就回了信，说下星期要亲自来我家了解情况。”
※※※ 这一张织毯真美。粗糙的纹理，似乎还讲着沙漠与骆驼的故事。褐色
的树干上织出鲜绿的叶子，叶子边飞着彩色的鸟。在方舟中躲水灾的诺亚会 放出一只鸽子，见衔着一枚叶子回来，遂知道水已经退了，让万物重生的泥 土已经冒了出来。织这张毯子的人，是在回忆诺亚的故事吗？“五百块美金，
马上卖给你！”留着小胡子的店长很果断地说。
　　我爱在耶路撒冷的小市场里买一张诺亚的织毯，但是卡碧说过，讲价 是国民义务。
“一百块！”我回价，作出果决的样子，其实心很虚。
　“一百块？”小胡子很痛心，很不可置信的撩起毯子，“这么美丽的东西 才值一百块？”我也要心碎了，是啊，这么美丽的东西，怎么只值一百块，
但是我的脚在往外走。
　“回来回来，拜托拜托，有话好商量嘛！别走别走——”他扯着我的手 臂往里拖，行动敏捷的拉出另一张织毯，也有绿叶与鸟，但颜色比较暗淡。 “这一张卖给你，三百块，只要区区三百块！多给我一毛都不要。”“那 一张，一百块！”我在简化我的语言。在小说的技巧中，语句越短，表示一
个人越果决。
　“小姐，”小胡子很痛苦的闭上眼睛，“你知不知道，织毯工人要吃面包？ 他还有很多个小孩要吃面包？我有五个小孩，我也要吃面包。”他眼睛一亮， 伸出四个指头，“四百？”“一百五。”“三百五？”“一百五。”“两百，两百 就好了。真的，两百我跟我的孩子就有面包吃了。”我叹了一口气，给了他 一百八。扛着我的绿叶与鸟走出狭窄的市场，走进一条石板路，是名叫“耶 稣”的那个犹太人曾经背着十字架、血滴在石板上的那条路。黄昏的太阳把 城墙的影子映在窄窄的路上，一个全身披着黑衣的老妇人坐在阴影中织绣。
※※※ 又是机场。站在干净得发亮的地板上，人们礼貌地低声细语。等候亲
友的人服装整齐、姿态优雅的站着，不露出焦躁的神色，不挤到门口去。与 别人保持相当的距离，以免彼此干扰。接到了亲友，没有人放任的狂喊。只 是拥抱，低声的问好，回到自己的车里再大声谈话。
　　公路上车子稀少，井然有序，没有任何喇叭声、急刹车的尖锐声。停 车付费，全自动化，没有找错钱的可能。
　　转进车库时，我看见人行道上一条大狗，狗的主人正在弯身把地上的 狗屎捡进手中的塑胶袋里。
我又回到了瑞士。 在公园的花径上相遇，瑞士人会与你礼貌地说“早”。在板凳的两头分
别坐下，他会微笑地说：“今天天气不错呀！”你们可以每天在公园相遇，每
天在板凳上说几句话，但是他绝对不会开口请你到他家去。

　　他会亲切的帮你把婴儿车抬进公车里，会把门撑着让你进去，会把位 子让给你坐，但在同车的这一路上，他与你唯一会说的一句话，是“再见！” 他不会问你来自哪里、往哪里去、住在何处、做什么事。碰到一个非常多话 的人，在说“再见”之前他会说一声“今天天气真好。”在信箱里突然出现 一张素雅的讣闻：何年何月何日葬礼在何处举行，地址与我的一样，—显然 是同一栋楼里的人，整栋楼也不过十户人家。可是这死者是谁？我不认识。 发讣闻给我的人，也不知道我是谁。在这美丽的公寓住了一年，邻居 之间唯一的沟通是楼梯间一声匆促的“你好”，面容还没看清楚，人，已经 消失在门的后面。哪一家住了多少人？不知道，因为从来不曾听过吵架、欢 笑、电视、音乐、儿童的追逐声、厨房的炒菜声。整栋楼有侯门深似海的安
静。
　　在和气、礼貌、优雅的“你好”后面，总是透着一丝凉气，人与人之 间冻着冰冷的距离。
　　于是我想起在士兵腿间玩躲猫猫的幼儿，对陌生人毫无间隔坐进车为 我们带路的女人，耶路撒冷那个为“孩子的面包”努力而热切地奋斗的店主、 菜市场中裸着流汗的胸膛击节歌唱的摊贩、比手划脚脸红脖子粗吵架的工 人??人的声音、人的愤怒、人的汗水、人的眼泪，像一个蓄满了水的气球，
而有落地就要炸开的饱满沉重。
人的味道，真好！ 黄昏，来到湖边。向湖心游去，野鸭子的水纹与我拨出的涟漪轻轻吻
合。水草将湖水浸得碧绿，水在肌肤上的感觉，像柔软洁净的丝缎。五百个
人所在的湖畔营区，寂静无声，瑞士人在静默中低声细语，小心翼翼地不去 打扰别人欣赏夕阳湖光的心情。
　　走过住宅间的小巷，听不见任何电视的噪音。清晨，吵醒我的是浓密 的树叶里嘹亮的鸟声。到公园里漫步，花径草坪上不会有垃圾、狗屎、玻璃 碎片。公车的座椅上，不会有嚼过的口香糖、泥鞋印。在人行道上走着，不 会有脚踏车从你身后赶来。骑着脚踏车，不会有行人在前面阻碍。开车的时
候，不会有老兄慢条斯理的点烟，挡住去路。
美丽、安静的环境，真好。
※※※ 可是为什么美丽的环境里总是住着冰冷的人？为什么热情可爱的人总
是造出杂乱吵闹的环境？似乎个性中一定要有那么一股令人冻结的凉气，才 培养得出文明幽雅的环境，可爱的人与可爱的环境，竟是不可兼得了。



一个美国人死了




　　你听过“克林贺夫”这个名字吗？大概没有。但许多欧美人记得这个 名字。三年前，他所搭的一艘游轮被中东暴徒劫持；在剑拔弩张的冲突中， 这位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被枪杀了，尸体丢进了地中海。
在幕后为劫船献计的是阿巴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要员。两个月
前，当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对世界宣布阿拉伯人的和平新立场时，美国记者

尖锐地逼问阿巴斯：“克林贺夫为什么浮尸海上？”阿巴斯，据说，淡淡一 笑，回答：“或许他想游泳吧！”阿巴斯的“冷血”答复使美国人热血沸腾， 媒体竞相报导他这句“草菅人命”的话。
　　他只说了那一句话吗？不只，但大多数报纸自然而然就省掉了他紧接 着的言论。他反问：“以色列可曾对被他们枪杀的巴勒斯坦人表示难过？美 国可曾对格那达的无辜牺牲者表示遗憾？我倒真希望我们牺牲者的名字也能 和克林贺夫一样的出名。你说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瓦斯枪打死的巴勒斯 坦人名？你说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士兵杀死的巴勒斯坦孕妇的名字？记 者楞在那里。
　　他们说不出一个名字来。因为那上百的死者——包括少年、孕妇、婴 儿——都是无名无姓的老百姓；慢着，你说，可是克林贺夫也只是一个寻常 百姓。不错，那要看是谁家的百姓了；克林贺夫是个美国人，他的死，和几 百个巴勒斯坦人的死，不可同日而语。
　　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价格？或许你一点儿也不惊讶，你毕竟是身 历浩劫的中国人。
　　裕仁天皇重病，号称民主国的国民匍匐在地，为皇上圣体祈祷，全国 沉醉在帝国时代“美丽”又“哀愁”的怀旧浸渍之中。
我心里开始微微地紧张：害怕在台湾的报纸上看见刺心的文字。会不
会有中国人用同情的、崇敬的、怀旧的、甚至于“爱戴”的、痛惜的口吻去 描写裕仁之将死？台湾的媒体是否会像日本的媒体一样，派出记者到皇宫前 扎营，报道天皇每天吐血的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你不能说我杞 人忧天。关于神风特攻队的日片到台湾上演时，所有的报纸都刊了醒目的广
告，用最激励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看看那些“英勇”的日本青年，欣赏他们
如何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为国家牺牲犯难；用最动人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体 会那些“健儿”与父母、情人诀别时的痛苦与庄严??这些电影商设计的巨 幅广告，要中国人为“神风特攻队”的英勇去深深地感动。你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所以我心里微微地紧张，害怕见到中国文字，要我准备为日本天皇
之死觉得难过、惋惜。
　　在我正紧张的时候，英国的《太阳报》却大张旗鼓地对裕仁批判起来。 这真是异数。
大部分的西方媒体在裕仁重病之后，都只是“行礼如仪”地报导天皇
吐血的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欧洲人对日本的经济“侵略”非常 在意，步步为营，对裕仁所代表的日本政治侵略历史，却没有多大兴趣，那 毕竟是别人家的事，“与我无关”。
　　《大阳报》用了严厉的言辞指控裕仁的战争责任，强调了日军的暴虐 残酷，陈述了受害者巨大的痛苦。
啊，你惊讶地叫了一声，《太阳报》是在为咱们中国人说话吗？不是。
《太阳报》所指的受害者，不是以千万计的中国百姓，而是以百千计的英国 俘虏。他们，在俘虏营中受到虐待。
　　四十年过去了，西方已不再时兴谈日本的战争责任。一旦谈起时，人 们心中记得的“受害者”竟然是相较之下极其少数的英国百姓。有谁记得那 千万个没有面貌、没有名字、没有声音的中国百姓吗？
※※※
有些中国人是记得的。《中时晚报》副刊就曾经以“我们要求裕仁对中